作者：简军波  来源：浪花中的光

(一)

最近，美国放松了欧洲和俄罗斯共同开发的“北溪”II号油气管道项目。拜登政府的白宫说要减除在这个问题上对相关公司的制裁。但隔天财政部表示保留对俄罗斯公司的制裁。

这是否意味美国中央政府不同机构对俄罗斯立场存在差异?不是，而是意味美国政府在处理俄罗斯和欧洲问题上的犹疑和其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境。

从美国的角度而言，它当下的根本性任务是遏制中国崛起，故而美中之争是场生死搏斗，中国的崛起意味美国失去这个世界，而不只是失去中国，意味它固有霸权的丧失和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更迭，以及失去它100多年来所标榜的征服世界成为“山巅之城”的“天定民运”。为此，它将在未来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断中国继续崛起。

为此，美国将用最主要精力用来恶化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将中国困在太平洋西岸动弹不得，将中国自身资本、商品留在国内市场上，将我国对外开放渠道一个一个阻绝，使西方的高科技、其他地区的投资和商品止步于中国国境线之外，并利用中国与邻邦纠纷制造周边地区动荡，恶化发展环境。这是它目前使用和将要使用的策略。

为了全力对付我国发展，美国必须减少对其他地区的关注，减轻所谓“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包括减少对中东地区的军事投入及要求欧盟在防务上自我保护的更大义务。

但欧盟并不是美国随意揉捏的面团，它有自己的想法。为了控制欧盟和欧洲国家听从华盛顿的调遣，美国人只有将欧盟捆绑在一个利益链条上才可以做到。而这个链条的开端就是俄罗斯威胁。

(二)

显然，“北溪”II号不仅不能将俄欧分开，反而会将俄欧利益更深刻地捆绑在一起。即使不从地缘政治角度而从经济利益来看，美国也对此极不乐见。美国的页岩油气价格持续下跌，如果不能多出口，对其相关产业资本家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在波兰和克罗地亚等的LNG终端有的已经建成有的仍在建设，目的就是能够将过剩的页岩气液化再输入到欧洲，欧洲能够得到能源，美国能够获得钞票，欧洲还能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只可惜美国这个液化天然气死贵死贵。

美国为破坏俄欧能源联系下了很多功夫，比如它费尽心机打掉过“南溪”管道。但欧洲人需要能源，如果不能有稳定的俄罗斯天然气，欧洲人所标榜的绿色发展甚至可能就是镜花水月。德国默克尔政府在“福岛核电事故”后吓得放弃了所有核电项目，欧盟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包括像法国、西班牙这些煤炭大户弃用火电，挪威等国减少来自北大西洋里的石油消耗，这些国家的能源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进口。欧盟甚至还试图以自我标榜的“绿色模范生”身份收取别的国家的碳税，自己不努力，谁理它这些幺蛾子?

在破坏俄欧关系问题上，美国只有下狠功夫。最主要的手段是“北约”东扩，最倒霉的国家就被美国利用的那些国家，比如乌克兰。一定程度上，美国这些年下来还是成功离间了俄欧关系，经过乌克兰问题、克里米亚问题、所谓俄罗斯给反对派政客“投毒”事件等，将欧美捆绑在一起，或者说将俄欧关系撕开了一道一道大口子。

这样，在欧洲方向上，美国通过树立俄罗斯威胁和离间俄欧关系来掌控欧洲，让欧盟及其成员形成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以至于在对华政策上追随美国的指挥棒，比如包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以引发针对我国核心利益的挑战。

(三)

但是，美国不能用劲太狠。

一方面，它在离间俄欧关系时，也同时分化了欧盟。欧盟的许多中东欧成员国对美国越来越死心塌地，但西欧国家在外交上毕竟更为成熟，有自身独特的国家利益，不能事事顺遂美国的心意。这种分化欧盟，对欧盟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将会让欧盟力量减弱，从而不能在国际社会发出更强有力的欧洲呼声，而这一呼声大体与美国一致。但更主要的是，一个分裂的欧洲或欧盟不能更好地对付俄罗斯。

原本离间俄欧关系是为了让俄罗斯成为威胁欧盟的持久力量，让欧盟牢牢抱住美国的大腿，不至于成长起来成为美国霸权(比如形成对美元)的强力威胁。但离间太成功的话，会让欧盟失去内部团结，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内部各国对俄利益十分不同。俄欧关系越是紧张，欧盟内部的利益纠纷也越激烈，以至于欧盟难以成为一股美国可以倚重的更重要国际力量，甚至会促使欧盟对美国的反扑，比如强化“战略自主”。这是美国所不乐意看到的。

另一方面，过分离间俄欧关系，会严重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这意味着俄罗斯没有办法保持西部的战略缓冲空间，要么会激发其更为激烈的对抗，形成对欧洲更为严峻的军事威胁和地缘对抗，包括在欧盟的邻邦做一些破坏稳定的事情，诸如曾在黑山干过的“未遂政变”等。

而尤其重要的是，过分离间俄欧关系，会让俄罗斯更加重视往中东地区投射力量及加强中国的关系。如果美国对俄罗斯西部的挤压到一定程度，不排除俄罗斯和中国准结盟。中俄联手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是一个噩梦。

(四)

是故，美国的对欧政策和对俄政策必须保持适度的平衡，既要挑起俄欧矛盾以便将欧洲控制于股掌之中，但又不能太过火以至于让俄罗斯和中国走得太近，并在中东地区冒险挑拨出危险的中东地区新的地缘政治游戏。

但这种平衡它并不能很好地掌握，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欧盟都具有自身利益和能动性，而不是美国的傀儡。即使美国是玩弄地缘政治平衡的高手，那么一方面能稳住俄罗斯不让它彻底倒向中国的怀抱，另一方面又能让欧盟忌惮俄罗斯威胁而与美国走在一起，那么美国还是有一个担心：被刺激出来的俄罗斯对欧洲的真实威胁谁来抵挡?

美国人本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欧洲人去自己抵挡这一威胁，自己可以腾出手来全心全意遏制中国。但当欧盟一旦要独自面对俄罗斯威胁时，它就会希望脱离北约的控制，而不只是出出钱，防务开支超越GDP的2%这么简单了事。一个美国不再有能力或意愿关照的欧盟将会在政治发出有别于美国的声音，诸如“北约脑死亡”之类的声音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将如何面对?如果面对一个三心二意的欧盟，美国能全心全意对付中国的能力就要打折扣。

(五)

除了离间俄欧关系(假设它能成功的话)，以便腾出手集中对付中国之外，那么美国能否让俄欧关系和好，甚至让俄罗斯加入欧盟，使西方不再成为美国人顾虑，以更全心地对付中国。这有可能吗?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没有这种可能，一旦美国发现俄欧关系变得融洽，那么它越是不能再掌控欧盟，更不用说影响俄罗斯了。因为俄罗斯的存在是北约存在的必要前提，没有俄罗斯的威胁就没有北约，没有北约，就不会有跨大西洋关系同盟，没有跨大西洋关系同盟，就没有美国霸权，没有美国霸权……这是要它命了。俄罗斯在美国霸权的逻辑里是它不断续命的催化剂。这是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美国也是俄罗斯地缘政治上的死结。

无论如何，美俄矛盾或者是中美矛盾，都来自于美国的偏执，对于其所谓“霸权”的执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舍弃“霸权”观念，它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福祉，也能给美利坚民族积下大德。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决定了美国不能成“佛”，也就决定了美国不会放弃称王称霸的战略目标，不会放弃以所有可能办法打压中国的企图，不会将俄罗斯看做有益于欧洲的力量，也不会将欧洲看做世界上重要的一极政治力量。

总之，美国不能过分挤压俄欧关系，也不能不挤压俄欧关系，它在如何处理中国、俄罗斯、欧盟和中东彼此之间关系的问题上，面临着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在折中、反复、犹疑的过程中眼睁睁看着中国不断崛起。这就是它永远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局之一，也是它心绪难平，壮志难酬的“阿喀琉斯之踵”。

何况，它自己内部已经一团糟。命运一方面由人，一方面天定，要服气。

作者简介：

简军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中国驻克罗地亚外交官。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盟政治与对外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等，发表中英文论文50余篇，著作《权力的限度：冷战后美国霸权合法性问题研究》、《中国对欧投资：基于政治与制度的分析》、《非洲事务与中欧关系》等多部。曾以学者身份访问杜伦大学、奥尔堡大学、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等。

来源时间：2021/5/30   发布时间：2021/5/30

旧文章ID：25097

作者：  来源：同济战略派

沃尔特·克尔(Walter Kerr)：Starling Strategy的顾问，也是前美国外交官、多边银行顾问和技术企业家。

玛雅·古兹达尔(Maya Guzdar)：Starling Strategy的顾问，斯坦福大学的在读学生，之前曾在美国“国家安全行动”计划以及爱沙尼亚和中国的非营利部门工作。

美国总统拜登提议增加68亿美元的美国国际事务支出，其中包括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管理着美国一半以上的对外援助工作)提供10%的资金支持。近期证实，美国国际开发署新任负责人萨曼莎·鲍尔对该机构的未来具有强烈的愿景，可能会期望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可是，如果美国政府希望这项投资真正获得回报，那么就需要改变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商业模式——根据美国国务院总检察长的说法，这种模式一直在为糟糕的表现买单。一份2019年的报告调查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最近三年的支出，发现该机构有43%的外援项目仅仅实现了预期目标的一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出如此低效，是因为该机构每年需要在全球支付超过200亿美元的各种外援项目，但却又非常依赖于向庞大的政府承包商提供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例如在2017财年，美国国际开发署60%的资金，只分配给了25个相关组织。为了自我修复，美国国际开发署需要进行“采购复兴”(procurement renaissance)。它必须打破对低率的大型政府承包商的依赖，增加按结果付费的援助计划，并通过相关举措使位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小企业和当地组织能够更加容易地与世界上最大的开发机构(即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商业合作。应当说，小型组织远比大型承包商要灵活，而且受援国当地的组织非常熟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并与良性的结果导向有着更为直接的利害关系。

但不足为奇的是：大型承包商会阻止改革，并通过创建衍生性的小型企业和当地组织来赢得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合同奖励——这些合同原本致力于使更多的组织能够参与到竞争中来。尽管大型公司经常吸引当地公司和小型组织加入它们的提案，并且作为“投标糖果”来赢得美国国际开发署合同官员的好感，但是根据我们对超过35个从事国际发展工作的创新性小型组织所进行的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大型承包商在获得援助奖励后便会剔除对于这些组织的工作承诺。提高透明度可以确保当地组织和中小企业得到适当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可以要求大型政府合同的中标者公开承诺给予小型组织的奖励百分比以及实际支付的金额。事实上，美国国际开发署没有系统地跟踪大型承包商如何与他们的次级伙伴进行合作——但如果你不能加以衡量，也就无法予以管理。通过作为财政代理人的组织(例如大型慈善基金会)来支付合同，也可以大大促动规模较小的或位于低收入国家的组织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合作。这样的基金会不会因为从事相关工作而获得经济利益，但却有适合的系统来吸纳大量的资金，并且转包给最有能力完成相关工作的主体。

美国国际开发署还需要改变其奖励结构。当前，该机构几乎完全依赖于“成本补偿”的方法，主要按工作小时数支付奖励(“屁股钉在座位上”的模式)。这会促使大型承包商拖延项目周期，在相关项目中大量安插自己的员工，并且经常重复做无用功(例如反复开发软件程序)。如果项目进展不佳，这些承包商也无需承担任何后果。根据美国国务院总检察长对2014-2016年间授予项目的审核，尽管有35项援助的承包商未能达到预期结果，但美国国际开发署仍然平均支付了激励项目97%的款项。在其中一个案例中，美国国际开发署向承包商支付了合同预估价值的103.9%，但该承包商却仅仅交付了预期成果的14.3%。相反，美国国家开发署应当更多地使用固定价格的奖励方法：一方面，这些奖励是根据结果达成的里程碑来支付的;另一方面，小型组织更容易遵守这种体系，因为它们不需要习惯性的回应官方统计的要求。美国国防部等许多政府机构及其大型基金会通常会使用固定价格奖励方法，或者使用成本补偿法与固定价格法的混合模式来激励良好的绩效。但在美国国际开发署2019财年分配的115亿美元援助款项中，只有5800万美元是使用固定价格框架来分配的。最后，美国国际开发署需要让小型组织和受援国当地的组织更容易直接与其开展合作。我们的调查发现，在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的中小企业中，有80%“经常”或“有时”决定放弃非常合适的与USAID进行商业合作的机会。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公司决定完全避开美国国际开发署，而倾向于同更加灵活的慈善基金会合作。

当然，美国国际开发署知道这些问题，并且尝试了不同的模式以缓解合作的障碍，包括减少申请激励项目所需的文书工作，并且去除一些作为USAID守门人的大承包商。例如，前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拉吉夫·沙阿和首席创新官毛拉·奥尼尔共同创建了“发展创新”风险投资计划。在最初建立时，该计划的提案流程接受基本概念的说明，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则会在收到说明后的三周内做出回应，并在六周之内为相关项目提供资金。同样的，拉吉夫·沙阿领导创设的“拯救生命”计划(由盖茨基金会和加拿大重大挑战基金会等组织共同资助)向此前从未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的创新组织提供资金。这一计划提供最高数百万美元的小型激励项目，以便当地的小型组织可以无须通过大型公司而有效地进行管理。重要的是，上述两个计划都倾向于根据成果的里程碑来进行支付。美国国际开发署最近还推出了“新伙伴关系倡议”，该倡议是在特朗普政府前行政长官马克·格林的领导下成立的。自2019年以来，它已经为该机构认定的“全新的和未被充分利用的”合作伙伴提供了大约4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在过去五年中从美国国际开发署获得资金少于2500万美元的组织。在“新伙伴关系倡议”中，规模较小的或位于低收入国家的组织也可以获得资金来建立财务管理等系统，以便在未来接收与管理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更大金额的激励项目。

然而，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了改变其业务方式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许多组织都对其持怀疑态度，并且认为这些都是反复的老生常谈。诸如“发展创新项目”“拯救生命”以及“新伙伴关系倡议”等计划都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例外创造，而非常规操作——美国国际开发署更加倾向于恢复过去的坏习惯。2021年1月，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总统疟疾倡议”宣布拨款3000多万美元投资数据使用，以更好地在非洲控制和消除疟疾，但是没有一个非洲本地的实体被列为美国承包商的七个主要次级合作伙伴之一。美国国际开发署还通过遗留下来的大型承包商发放了许多“新伙伴关系倡议”项目，并让大公司重新负责决定小型组织在何时何地可以得到多少奖励。现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新任负责人有机会做出改变。大型官僚组织倾向于激励官员的合规偏好而非绩效偏好。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拥有了改进所需要的权限和工具。但是，只有当其领导人坚持要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并接受随之而来的风险时，这个机构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破坏、不断增多的移民抵达美国边境、西方民主国家的整体倒退以及全球健康风险日益威胁到美国国内，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目标也将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所以，为了真正实现拜登政府所暗示的那种改变，鲍尔不仅应当重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用途，还需要高度关注资金的支付方式。

文章来源：USAID’s Big Contracts Don’t Pay Off,《外交政策》网站 2021年5月18日

【翻译】刘笑阳

来源时间：2021/5/30   发布时间：2021/5/30

旧文章ID：25096

作者：陈文玲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新中国在成立后，经历了四个阶段的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时代走向工业经济时代，然后走向工业经济的中后期，现在正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从赶超战略发展到创造比较优势战略，再到大国竞争战略和全面超越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升级。

中国现在被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目前我们处于一个怎样的国际大环境中?面临怎样的国际创新趋势?走在我们前面的发达国家在进行怎样的顶层设计?在科技创新、科技政策方面都有哪些独到优势?

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们的总量上去了，但经济发展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差距还很大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在这几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中，中国均落伍了。新加坡战略家马凯硕指出，中国现在的民族复兴是回归历史本位，中国在几千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人类的前面，但是近三百年中国落伍了，特别是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面落伍了。现在我们正在和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二战结束的时候，七个工业发达国家GDP的总量占到全球的80%，美国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总量就占到全球的50%，贸易总量占到全球的30%，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了所有国家的前列，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的动能，这也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急起直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十八大之后进一步加速，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产值达到了世界的30%，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现在美国制造业产值在世界上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15%以下，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国内GDP的比重，从二战时期的70%下降到了11%。

现在中国制造业规模足够大，普遍采用的说法就是41个大类、207个中类、606个小类一应俱全。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们的总量上去了，但经济发展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差距还很大。现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推出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战略。

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主轴，科技战可能是拜登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主轴

美国从2008年就出台了《美国竞争法案》，2009年出台了《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的国家战略，2011年推出了新版的《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2019年推出了《2019年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规划》。拜登政府强化了美国科技创新，和中国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应该竞争的领域竞争，在必须对抗的领域对抗。环境、气候方面在进行合作，美国总统特使克里来到中国进行气候谈判。应该竞争和对抗的领域，对美国来说则集中在科技领域而非贸易领域。贸易战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主轴，科技战可能是拜登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主轴。

拜登政府在与中国的科技战当中，主要采取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比如在半导体芯片方面提出5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就包括这笔钱。美国发布了756页的AI报告，明确提出要在AI基础研究方面占领世界制高点，创造起码超过中国两代的先进科学技术，人工智能时代要想保卫美国，必须赢得同中国的技术竞赛，这个报告在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全票通过。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美国两党对中国科技进步的遏制与打击，已经达到高度的一致，所以美国所谓该竞争的领域竞争，最重要的是科技竞争，该对抗的领域对抗，最重要的也是科技领域的对抗。

到去年年底，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的企业达到279家，具有科技原始研发能力的大学18家，科研机构近20家。所以，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最主要是聚焦在科技领域，或者是科技上已经超过美国，或者具有潜在超过美国能力的企业，以及具有原始研发能力的大学科研机构。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当中80%以上是民营企业，包括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福建晋华等。可以看到，拜登在科技战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已经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开展很多制裁。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美国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要动用所有战略经济外交工具抗衡中国。这是美国国会两党全票通过的一个重磅法案，也是代表美国的进一步战略转向。美国第一次战略转向是特朗普时期2017年12月18日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把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执政以后，最典型的是在2021年4月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第166届美国国会通过了366项涉华法案，其中一半以上是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对高科技产业进行供应链断链以及禁供的法案。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我们最薄弱的是原始创新，而美国最强的就是原始创新，我们最强的则是应用创新

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处在科技创新最前沿、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目前还走在我们前面的美国对中国不是友好型的，而是遏制型的、围堵型的，从法律到投资到高科技遏制的手段和程度都在加码。

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美国与中国竞争博弈的主轴都是科技领域。欧洲也出台了很多新的措施，比如欧洲建立创新型政府、欧洲研究基础设施路线图的规划、德国工业4.0和升级版的工业5.0战略等。日本也有日本创新2025等，这些都是国家的创新计划。拜登政府提出要在四个领域重构产业，并且在白宫召集了产业链联盟会议，和日本等国讨论如何在四个领域重构产业链。第一个领域是半导体，第二个领域是药品，第三个领域是稀土，第四个领域是高端高能电池，美国提出重构产业链和供应链，最重要的就是切断这四个领域和中国的联系，重构基于盟友和价值观同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把创新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走过了70多年的道路，改革开放的40多年非常值得骄傲，也非常令人振奋，中国的论文发表量是美日欧三个大的板块的总和，中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在加快发展，在这个领域很有可能极大地超越。

总体来看我们的三种创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最薄弱的是原始创新，而美国最强的就是原始创新，我们最强的则是应用创新。要在这种情况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解决我们的科技自立自强问题。

目前中国高端的7纳米以下的芯片95%要依靠进口，高端汽车发动机75%要依靠进口，飞机发动机100%要依靠进口。现在中央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就是要解决这些卡脖子问题，我们面对国际上非常复杂的竞争博弈，如果不能尽快补上短板，将可能中断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这对中国经济将是重大的对冲力量。

因此，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要看到来自国际上的严峻挑战和风险，真正把科技创新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们的国家队、地方队、企业队和每一位研究者，都要为之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

来源时间：2021/5/30   发布时间：2021/5/26

旧文章ID：25095

作者：郑必坚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简介

郑必坚，1932年5月生，四川富顺人，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中共中央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采访组：您曾受中央指派主持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和国情调研，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一谈当时主要从哪几方面着手进行的?“初级”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为什么这么说?

郑必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个重大判断，是基于清醒坚定的科学态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们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最懂得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即深刻指出党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乃是党在“幼年时期”所犯的错误。又比如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才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是，它还不成熟，不完善，还没有抵御和防止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这种严重袭击的准备”。后来到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到了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把“制度的初级阶段”拓展到“社会的初级阶段”，明确指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是在这样反复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决定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我们党全部立论的根据，明确指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进而有系统地阐明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应当说，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之一，又是当时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起点。而这里的一个贯串各方面的无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说得完全一点，就是按照实践标准，按照生产力标准，破除一切离开实践离开生产力而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错误和空想观念，这样来反复地、不断深入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

从十三大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引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领导工作的实践，较之三十多年前是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采访组：作为“中国和平崛起”论题的首位提出者，请您结合自身经历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论题?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西方社会仍然鼓吹“中国威胁论”，说什么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中美很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郑必坚：2002年12月我访问美国，向美国人士介绍党的十六大。在那里，我直接面对美国一些人关于中国的两类看法。一类是认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战略利益，必然会对美国形成威胁。另一类则认为中国将同苏联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面对美国朝野如此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当时我即以“中国和平崛起”来应对——以“和平”应对“中国威胁论”，以“崛起”应对“中国崩溃论”。而在说明党的十六大精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的发展路线时，我更明确提出：“中国将要走出一条同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后兴大国崛起进程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2017年，我在北京同“修昔底德陷阱”论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交谈。他向我说明，他提出“陷阱论”的本意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希望美中之间可以避免那种“陷阱”。我感谢他的好意，同时指出：从当前大国动向来看，归根到底无非三种作为：一是冷战思维，二是局部热战，三是谋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对于前两种作为，中国人第一反对、第二不怕。那一套没有前途，而且中国人也都成功地应对过。中国的抉择是第三种，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发展道路，全方位地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今天当全世界把关注的目光更加聚焦中国，当各方面人们从各自角度出发议论中国快速发展对当今世界是威胁还是机遇，而且“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均有一定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以贯之地以鲜明立场和态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坚定地在改革开放中走和平发展道路。

具体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具有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点。

一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立意。既是泛指需要由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开端，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带有和平崛起鲜明特征的发展阶段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二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在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事情的基础上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

三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布局。就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即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既是对外宣示与承诺，也是自我约束与规范。当然毫无疑问，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加强国防是天经地义。道理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强大国防，不但中国自己很危险，而且这种情况本身就会成为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大局严重动荡的重要因素。

五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不断弘扬自主创新精神并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交汇中，用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手段、文明的形象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说，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优秀文明传统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有益成果，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在内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采访组：当年您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整理执笔人，又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主要负责人，您还参与了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您能谈谈当年亲历的一些难忘的事情吗?

郑必坚：说到邓小平的1992年南方谈话，我以亲身经历而实实在在地感悟到的是：伟大的理论，根源于艰难战斗和深刻反思。

南方谈话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是由于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尤其是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严肃的科学态度，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轻而易举，更没有什么一蹴而就。一句话，是在大变动大风波中应运而生的。

南方谈话，从根本上澄清了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并从而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结果是，打破了西方七国联手对我国的经济制裁，扭转了一时阴霾满天的国际环境，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启动了中国新一轮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南方谈话之后不久，邓小平又在他辉煌一生的最后段落，在1993年伏暑盛夏时节，不去北戴河休假，全身心投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编审工作。我们记忆犹新：他亲自审定每一篇文稿，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细，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现实和长远重大战略意义的经典著作，并且郑重地把它作为“政治交代”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当时邓小平高兴地说：“算完成了一件事”，“这是我的政治交代”。他还在审稿过程中这样说：“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在向他请示用哪一篇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时，他明确回答：“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

1993年，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积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并且号召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努力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随即在全党范围首先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形成了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热潮。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党中央在抓紧领导学习邓小平理论热潮的同时，卓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战略基础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面对新的考验，迈上新的高度。

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发展，反复有力地表明：我们党在新时期启动大变动、新觉醒拥有这样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在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即“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请您谈谈这个“大变局”变在哪里?这期间，我们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抓住哪些机遇?

郑必坚：就让我们从当前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引发的大变动说起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对各国都是一次大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回过头来看，这次新冠大疫，中国先遭难，但是随即出乎举世预料，中国在应对大疫和转向复苏这两大方面，打了举世瞩目的两大胜仗。而且还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挺身而出，同世界共命运。这当然是事实，是天下大势的光明面，而且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天下大势光明面。

但我们同时清醒看到，世界面前有两条路线，两种命运。除了刚刚说到的光明面——中国成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局势头良好之外，还有另一条路线另一种命运，那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华狂热。美国的作为，非但不是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反而是甩锅，是搅乱，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并从而要使正在共同抗疫的世界陷于分裂!对此，我们中国人不怕，但是如果真是被美国搅乱了世界，问题就严重了。

面对这种严重局面，我想再展开一点，多说几句。综观20世纪最后20年和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发展主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六个字——“大变动、新觉醒”。说完全一点，就是“以中国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大变动、新觉醒”和“以世界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动、新觉醒”。这样两方面的“大变动、新觉醒”，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进程。而这个进程，可以说，中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就开始启动了。从那时到现在，不过4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动。

说到这里，我愿提出一个重要情节。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这样说：“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我们不仅要赶上时代，而且要勇于引领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尔后在2018年12月18日，他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对邓小平提出的有名论断加以补充，把“赶上时代”与“引领时代”结合起来，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国国势的跨世纪发展，正好应当作为我国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的“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2019年10月24日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第四届会议上，我在题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开幕讲演中这样说：“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又总是能够在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同时，敏锐把握时代发展，赶上时代以至引领时代。”事到如今，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加上美国严重逆动，但我坚定确信，作为“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赶上时代与引领时代相结合”，肯定能够在曲折前行中愈益发扬光大。一方面，这将大有利于在国际范围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这同时又将大有利于国内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建设事业向更高水平的新跃升。

历史将证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导向之下，在“赶上时代与引领时代”作为“改革目的”的实际推动之下，中国与国际社会协同致力，那就意味着“大变动、新觉醒”的势头能够保持，亚太和世界和平和发展前景向好。反之，如果任由美国霸权反华，恣意妄为，兴风作浪，那可是死路一条!这也可以叫做“两种亚太和世界之命运”吧。

总之，放眼世界，两面大旗。一面是美国的“霸权反华”，另一面是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冷静观察，从容应对，扭转疫情走在前头，恢复生产也走在前头，并且坚持“赶上时代与引领时代相结合”的持续主动作为。而美国却深陷“四大危机”——疫情危机、种族危机、国力衰退危机和不可测国际问题引发的危机。

此时此刻，人们记忆犹新：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西柏坡所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还这样说过：“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事情就是这样，接着“赶考”——迎接新的“大考”。(采访组成员：牟卫民　林振义　陈思 储 峰)

来源时间：2021/5/29   发布时间：2021/5/26

旧文章ID：25091

作者：皇金  来源：末谈国是

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处5月27日发布声明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首次通话。这是继去年8月25日之后,中美经贸领域牵头人的首次进行通话,也是拜登上台后双方经贸团队首次举行接触。

双方声明都很简短,并未透露任何新的信息,主要表达两个意思:第一,彼此认识对方、坦诚沟通;第二,继续保持沟通。

只不过侧重点稍有不同。中方声明提到,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美方声明也提到双方讨论了双边贸易的重要性,称在同刘鹤的坦率沟通中,戴琪提到了拜登政府的指导性原则: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以及尚在审视当中的美中贸易关系。

中方更注重沟通的原则:互相尊重、务实和建设性;美方注重强调贸易政策服务于中产阶级利益,也就是声明所说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同时提到了美方的关切。但即便是关切,也是点到为止,并未详细说明。

总体上,这次通话主要还是双方认识彼此,为下一次沟通做铺垫。因为该说的内容,双方之前在不同场合、不同渠道已经说过,都是一些众所周知的立场表达。

尤其是戴琪方面,从她接受白宫提名、到国会审核、出席听证会以及上任后接受媒体采访,都表达过对美中贸易关系的立场,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策略,即暂时延续和保留对华商品关税,同时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评估和审核。

中方立场也很清楚,就是美国首先要取消加征的对华关税。或者至少调整前任政策,释放开展谈判的善意。这是双方回到谈判桌的前提q。

当然,从双方简短的声明也能看出,彼此分歧依然很大。声明也是点到为止,对于彼此分歧,双方心知肚明。戴琪在声明中尤其提到美方提出了对华关切议题。虽然声明没有具体列明,但大体上指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美国关心的结构性矛盾。

但首次通话无需挑明根深蒂固的分歧议题,开启双向沟通、粉碎外界传言,尤其是涉及到中方团队的假新闻,也是目的之一。

最近美方还传出了防长奥斯汀尝试和中国军方通话“遭拒”的消息。看来,拜登政府正在通过对华接触表达美国立场,以此告诉盟友,美国正在施压北京,并且不会轻易让步。这种沟通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美国军方也希望通过沟通缓解紧张关系,避免误判和擦枪走火。

经贸领域亦然。从目前来看,中美尚无元首会晤的打算。此次戴琪致电中方,开启沟通,也有助于拜登新政府和中国缓解贸易紧张关系。这是中美举行更高层级会晤的前提条件。

另外,根据拜登政府的个性,财长耶伦也是参与方与主导者。毕竟,以美国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经贸和财政政策,耶伦享有更大的话语权。预计她也会和中方经贸团队开展接触。

来源时间：2021/5/27   发布时间：2021/5/27

旧文章ID：25088

作者：张爽，于子文  来源：中评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徐步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他表示,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中美能不能保持良性的竞合关系,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美国能否理性务实看待中国的崛起,致力于同其他大国和平共处;

第二,美国能否丢掉霸权思维,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客观事实;

第三,美国能否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对于拜登政府上台后仍在打“台湾牌”,徐步认为,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一直是核心问题,它涉及中国的完全统一,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任何打“台湾牌”的企图都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任何“台独”行径必将遭到坚决打击。

至于“气候外交”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徐步对中评社表示,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一些进展,说明中美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需求。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不一定会对其他问题的合作很快产生带动效应,但这种合作一定会有利于双方增进互动,累积互信。

今年以来中美在舆论场领域的交锋比较激烈,美国及其盟友不断炒作新疆议题、涉港问题、人/权问题等。徐步对中评社说,我们要把所谓舆论场上中美之间的较量放到中美关系的全局中去看。中美关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非常复杂的关系,涉及政治、经贸、军事、科技、人文及新闻等许多领域。我们要看清舆论斗争的本质,要保持定力。其实,他们嚷嚷的声音越刺耳,越是表明他们内心焦躁、不安、无奈。

至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有多年驻外经历的徐步大使分享了自己的观点:现在国际舆论的传播工具主要掌握在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手里,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但它们声音大,不意味它们就掌握了话语权。世界上有约200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人民心里都有一杆秤。指望通过诬蔑、造谣、抹黑等无赖手段打压中国,终究要被人民和历史唾弃。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看到中国政府如何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明白中国共产党如何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

以下是访问全文:

中评社: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仍在通过各种形式打“台湾牌”,例如最近美国正在推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而且近日台湾被《经济学人》评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您如何评价台湾问题的危险程度?您认为,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整体战略是怎样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徐步:今年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50周年。前不久基辛格先生也对中美关系表达了他的担忧。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它涉及中国的完全统一,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任何打“台湾牌”的企图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美方一直来企图通过打“台湾牌”干扰中国发展、阻挠中国崛起。中国政府的立场非常明确,意志非常坚定,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手段非常充足。毫无疑问,谋求“台独”或者支持“台独”的动作越嚣张,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刻就越临近。搞“台独”是一条死路。

中评社:拜登上台后,多次强调中美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上任百日的演讲中他也明确表示,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为赢得21世纪而彼此竞争,美国欢迎这种竞争而不寻求冲突。您认为在现在的国际格局背景下,中美能拥有一个良性的竞合状态吗?

徐步:中美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中美关系能不能保持稳定,既事关两国经济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也事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2月11日,在同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拜登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美方愿同中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开展坦诚和建设性对话,增进相互理解,避免误解误判。

布林肯国务卿5月3日在英国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表示,中美两国目前并非处于“冷战”,而是对抗、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他强调美国将一直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政策。

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美方继续支持“台独”势力,继续捏造新疆种族问题,继续打贸易战,继续在科技等方面谋求围堵中国,继续在人员交流方面制造障碍。

上述两个方面的现象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性,更体现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患有严重的“国格分裂症”。中美能不能形成良性的竞合关系,主要取决于下列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美国能否理性务实看待中国的崛起,致力于同其他大国和平共处。第二,美国能否丢掉霸权思维,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客观事实。第三,美国能否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当前,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密切。全世界都在一条船上,新冠疫情也突出体现全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应当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基础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稳定繁荣的和谐世界。如果美国不改变霸权主义思维,不改变冷战思维,一心要搞所谓的“美国第一”“美国优先”,那么中美就不可能实现良性竞合关系,美国也不可能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及支持。

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政策在国际上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反对。美国国内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比如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Steven M. Walt)最近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这个世界可能更愿意接受中国的主张。美国自诩是自由民主国家,但事实上它既没有在国内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更没有在国际上践行自由民主原则。美国动辄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及经济制裁,动辄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烂摊子,给这些国家的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破坏,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去了极大痛苦。美国的政治人物应该进行深刻反省。

中评社:随着拜登积极恢复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我们看到中日、中欧关系都出现了一些动荡,比如日美共同声明中罕见地提到台湾,中欧投资协定面临不确定性……您认为,未来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是否会出现较大的变化?是否可能出现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围堵、遏制中国的局面?

徐步:日本也好,欧洲也罢,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表面上看,日美是同盟关系,但这种所谓的同盟是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高压和日本对美国的忌惮之上的。简单地说,日美同盟的基础不是爱,而是怕。

日本长期以来谋求西化、欧化,但它是个搬不走的亚洲国家。由于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它对中国的发展壮大内心十分害怕,担心中国跟它算历史账。日本需要做的是正确认识历史,诚心吸取教训,而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与此同时,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保持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对日本至关重要。中欧之间有非常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双方对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气候变化,或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突发性危机事件,都有共同利益,需要加强合作。美国想建立一个所谓的反华小圈子来围堵中国,是不可能得逞的。

中评社:您刚才提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都非常密切,我们也注意到在过去的一年中,这一趋势还在加强,包括中国对美的出口和顺差都是大幅的增长,您觉得中国在经济上的优秀表现是否会给中美关系带来良性的影响?

徐步:经贸关系是国与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讲经贸合作是国与国关系的压舱石。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密切的经贸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会产生密切的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

我们既要看到经贸合作关系是国与国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基础,也要看到仅仅有经贸合作,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要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头并进的关系,既要致力于发展经贸合作关系,也要加强人员交流、文化往来、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使相互间的关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中评社: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中美在舆论场领域的交锋比较激烈,比如新疆问题、人/权问题等。中美目前所采取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叙事,中美两国从政府到民众在各个层面达成相互理解似乎都更难了,您认为中美怎么做才能促成真正的对话、交流?政府、学者、民众分别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徐步:我们要把所谓舆论场上中美之间的较量放到中美关系的全局中去看。中美关系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非常复杂的关系,涉及政治、经贸、军事、科技、文化、新闻等许多方面。中美关系目前遇到困难,并不是因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中国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输出意识形态,永远不称霸。中国的发展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是为了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强大,而不是为了取代谁,更不是为了侵略哪个国家。

美国对中国搞战略竞争、战略围堵的根子在于其内心的恐惧。美国犹如漆黑荒野中的夜行者,为了给自己壮胆凄厉呐喊,结果越喊自己越感到恐惧。美国人为制造了亚太地区的紧张气氛。我们要看清舆论斗争的本质,要保持定力。他们的声音越刺耳,越是表明他们内心焦躁、不安、无奈。

中评社:中美目前在一些领域的合作看起来是比较值得乐观的,比如气候合作,您认为“气候外交”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中美关系?能不能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压舱石”?

徐步: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应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不久前,美国前国务卿、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克里访问了中国,同中方气候变化特使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一些共识。中美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需求,包括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维护全球经济增长等等。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不一定会很快对其他问题的合作产生带动效应。但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相信会有利于增进相互间了解,促进相互间信任。

中评社:多边主义在过去的几年中处于被削弱的状态,不仅逆全球化抬头,在疫情期间,联合国、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也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疫情也恰恰让我们看到,人类离不开合作、互助。您曾经在联合国工作多年,您认为多边主义、国际组织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可以为之付出哪些努力?

徐步:对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应该怎么构建,才能够真正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长期以来国际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有激烈的较量。一些国家,比如美国,由于坚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思维,坚守以他们自己优先的理念,对多边合作长期搞“拿来主义”,也就是对它有利了,就提倡所谓的多边合作;对它不利了,就把国际组织及多边机制抛在一边。

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正赶上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2003年2月5日,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到联合国安理会作证,指控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发展并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我在安理会现场目睹了他作证的过程。鲍威尔并没有拿出真凭实据,联合国也没有授权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然而,美国依然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打击,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问题在于,美国迄今根本没有发现伊拉克发展或隐藏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造成数万伊拉克无辜民众失去生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欠伊拉克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显然违背了国际法,违背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有关原则。这说明多边主义如果要真正获得成功,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主要大国,必须真正维护、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发挥领导作用;第二,每个国家都应该真正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并在这些原则基础上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第三,多边主义应该是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不是搞小圈子、排他性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所谓的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但是面临美国这样信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的极大威胁。我注意到,美国现在热衷于搞七国集团、四国机制,也有报道说美国要拼凑“民主十国集团”。搞小圈子严重损害了真正的多边主义,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制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国际社会应当携起手来,真正致力于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等原则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努力推动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评社:拜登上台后,美朝关系又退回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您曾任朝鲜半岛事务副代表,在您看来,在拜登任内美朝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朝鲜半岛的僵局会更加恶化吗?中国应该在这方面继续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徐步: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美朝关系下一步将会怎样演变,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朝鲜半岛自身,也就是韩国和朝鲜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二是美国对朝鲜以及朝鲜半岛的政策会怎样调整;三是世界的总体形势,包括中美关系会怎样调整。

总体上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目的就是要操控形势为其所用,服务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制造矛盾、挑起事端,以便它浑水摸鱼,这是美国一贯的对外政策手法。特朗普与拜登在对朝政策目标上没有本质性区别。

中评社:中美都有学者认为,过去四十年有可能是中美关系最好的四十年,未来可能越来越坏。对于这一预测,您怎么看?

徐步:我们既不要对过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也不要对未来几十年的中美关系抱有那么大的悲观。过去四十年中,中美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矛盾斗争。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确实面临巨大挑战。但与过去四十年不同的是,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塑造力大幅提升,中美关系的走向并不是美国完全左右得了的。美国改变不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不了美国,双方必须找到妥当的相处之道。美国不少有识之士也看得相当清楚,基辛格先生最近指出,中美冲突对两国都将是灾难,双方必须学会和平共处。

中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也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构建这样一种关系,需要中美双方一起努力。

中评社:您曾经担任过驻智利大使,对国际舆论环境也很了解。现在中国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希望中国的声音更多被世界听到、接纳,国研院也一直致力于与外界的沟通并且在不断发声,您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徐步:现在国际舆论的传播工具主要掌握在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手里,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但它们声音大,不意味它们就掌握了话语权。世界上有约200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人民心里都有一杆秤。指望通过诬蔑、造谣、抹黑等无赖手段打压中国,终究要被人民和历史唾弃。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把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讲给谁听?二是讲什么?三是怎么讲?极端反华势力根本不会听我们讲什么,因此不论你怎么讲,都不会对这些人产生什么影响。对蓬佩奥之流,我们必须坚决斗争。

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主要是针对那些对中国不了解,或者有误解的人,这些人占绝大多数。所谓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看到中国政府如何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明白中国共产党如何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

第一,要讲好中国发展的故事。中国的发展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在今年年初宣布消除了绝对贫困,这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赢得广泛赞誉。这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想象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这是最精彩的故事。

第二,要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合作理念,都得到了世界上广大民众的认可。这些主张和原则,不仅仅是一种追求,不仅仅是一种愿景,而是能够实实在在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

第三,要讲好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故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致力于大力开展对外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习近平主席多次阐述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我们要进一步向世界介绍我们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追求,通过不断的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超越文明隔阂及文明冲突的论调。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注意信息化时代,科技革命对舆论媒体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要用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讲故事,讲得更加生动、活泼、深入人心。

受访人简介:徐步,法学博士,曾就读于南京大学、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和美国亚太安全研究院(APCSS),曾在驻卡拉奇总领馆、外交部新闻司、驻英国使馆、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2015年出任中国驻东盟特命全权大使,2017年出任中国驻智利特命全权大使。曾出版著作《够了,战争—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国际政治评论》和《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其影响》。

来源时间：2021/5/27   发布时间：202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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