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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美国学者对中国的一些理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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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国  来源:中美印象

首先,笔者对美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对华“友好”的政界和学界人物,以及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人的视野和观念本质上都深深植根于一种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维护美国优势地位的美国中心主义,也不认为应当寄希望于这部分人——即使有为数极少的广受尊重的持善意者。因此,笔者需要首先澄清的是,本文讨论问题的前提不是寻找和界定美国学者在政治上“亲华”的人物,也并不夸大这些人的作用,而仅仅是从认知的角度指出和分析美国学界的中国观中存在的一条相对理智,客观,自省的脉络。这条思路的存在说明,在认知领域,并非所有美国学者都因为视中国为敌而刻意扭曲和污损中国的形象。在对中国的理解和阐释中,这部分相对理性和冷静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观念和视角既不是妖魔化中国,也不是一味吹捧中国,其理性的一面对于中国人重新审视自身,以及重新看待自己的对外形象是一定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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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相对冷静的研究就其效果来说,还恰恰有助于破除对“友好”的迷信,帮助读者把中美关系放回到适当的,现实政治的语境中。总体来看,理智的美国学者并没有虚构一个虚幻的“中美友好”图景,而是客观地指出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都处于疏离和对抗的状态,而且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存在严重的隔阂和理解障碍。面对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更加迅速的崛起,这些美国学者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全面竞争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他们充分承认中国自身的脆弱性,防御性,以及各项诉求具有相当大的合法性,同时也同意这种赶超势头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和西方价值观迥异的发展模式对客观上处于下行趋势中的美国已经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也有学者对中美双方如何良性互动提出了看似乌托邦的一些具体建议。本文将客观和系统地梳理一些相关的观念和结论,以期丰富国内学界对美国同行的观念的理解。

一、中美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

理解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有必要首先理解美国人在其国内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心态。在这方面,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 K. Hsu)进行过非常深入而准确的对比分析。在1970年初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对两种文化与民族的反思》中,许烺光指出,中国文化中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使得中国人在个人即使不算特别成功的时候也能获得某种满足感,而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造成成年美国人在人际关系中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感中。美国成年人普遍经历作为个体的内心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男性非常害怕不如别人(inferiority),因此性暴力-强奸就成为确认阳刚之气的一种手段(笔者注:我们或许可以借此理解为何美国高校男生针对女生的性侵案高发)。由于男性必须反复向自己证明他依靠自己男性的力量征服世界,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描绘的那样,因而控枪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1] 从今天来看,美国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无法遏止的大规模枪击案可以说一再地证明了许烺光的分析,就是说,枪支暴力和性暴力是美国男性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消除其认定的外在威胁的重要方法。在2018年6月,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NPR)关于名人自杀现象(时装设计师Kate Spade和美食节目主播Anthony Bourdain )的分析报道中,也指出,多数自杀者是开枪自杀的。就是说,广泛存在的枪支暴力不仅指向他人也指向自己。

这种崇尚个人主义和暴力征服的文化植根于西方文化中的航海经商传统。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出版于1948年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中指出:“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绝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2] 而中国文化中,武力往往“被认为是(维持秩序)的最后一项手段,表示承认教诲和劝诫已经失效…因此,中国的军事传统含有许多非暴力的方法。”[3] 即使在冷战的大环境中,费正清在1983年面世的《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中仍然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4] 在费正清看来,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1949年以后“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受到了威胁。”[5] 显然,在费正清眼里,一个本身并没有侵略性的中国,因为历史原因选择了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从而从一开始就被美国人看成了“威胁。”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已故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则认为,美国媒体以及它们生产的好莱坞电影和各种电视剧中,“恐惧和仇恨 (fear and hatred) ”明显地集中在有明显阿拉伯特征的角色上,而这种恐惧进一步激发了歧视性的暴民心态。[6]

中国文化长达几千年的农耕传统,家族制度,中庸内敛的儒家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缠斗都注定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处于一种自保和图存的状态。中国在地理上被十四个陆地邻国包围的事实也说明中国理论上仍然可能遭受外来的侵略和肢解,因此其对外关系中往往运用“空城计”来把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并力图“显得比实际更强大”。因此,美国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国寻求安全》一书中指出,“面对威胁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驱动力”,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其实是防御性地回应一系列被人口,经济,地理,历史等事实强加的种种任务。”[7] 从这里看来,中国在被美国人看成“威胁”的同时,自身就处在脆弱和受威胁的境地。黎安友认为,中国是大国中被外部侵入,渗透和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而中国的回应更多是防御性的。这也就是他在1997年左右出版这本书的前身时,把书命名为《长城和空城》的原因。在黎安友看来, “长城”和《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使用的“空城(计)”最能代表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质:长城既是强大的象征,又是脆弱的标志,而空城就则寓意着中国人的战略智慧。另一位美国学者戈德斯坦(Lyle J. Goldstein)也赞同中国姿态是防御性的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和美国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没有任何海外军事基地,也不使用无人机进行军事攻击。[8]

中国所象征的“威胁”,诚如费正清早就指出的,在于对美国的一系列的价值观,信仰和制度的否定,更多是心理上的,并非实际意义上的领土安全威胁。美国人自己在二战结束后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两个大洋把美国和任何可能的敌人隔开了,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看不到有任何美国本土被海外势力侵略从海上和空中进攻的可能性。[9] 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中国和美国相比的劣势之一,正在于中国不具备美国在二十世纪初年刚崛起时的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同时也不具备美国在二十世纪后后期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历史情境,因为中国不仅要和其他区域大国竞争,自身的发展还“高度依赖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持续稳定。”[10]

黎安友提醒读者,在中国眼里,美国的对外政策既危险又僵化,其原因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他解释说,在民主体制下,政策制定者必须使用意识形态来把复杂的外交行为简化为明晰易懂的主题,以实现团结有影响的政客,动员民众支持,和协调官僚机构。只有理解美国政策的意识形态性质才有助于中国精英明白美国的各种决定,否则它们在中国人看来总显得缺少连续性。[11] 在意识形态先行以外,上文提到的美国民族性的强悍也导致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很难对对手做出让步。戈德斯坦指出,任何对中国的让步都会被美国民众解读为“绥靖政策”,甚至和二战时期的慕尼黑协定类比。[12]

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热销著作,《在美国世纪的阴影里—美国全球力量的兴衰》里,作者麦科伊(Alfred W. McCoy)教授直指美国的真实性质是一个帝国(empire),其统治新式帝国(非英国式传统殖民帝国)的两大主要模式是通过约八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和对盟友进行慷慨的经济援助,并通过可靠的代理人把帝国的全球力量转化为在地的控制。[13] 麦科伊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实质上是作为地缘政治区域的“欧亚大陆”(Euro-Asia)上的陆地大国(land power)和以英国,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海洋大国(sea power)之间的竞争。[14] 在麦科伊看来,中国正在通过跨越欧亚两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被他称为世界岛屿(world island)的亚洲,欧洲,非洲三大大陆内部的经济整合,并把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从海岸引向欧亚大陆的纵深地带。[15]

二、中美关系的一些历史事实

美国美中关系史专家沃伦·科恩(Warren Cohen)在《美国对中国的回应》一书中详述了中美两国的历史关系。他指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最初源于清政府希望引入美国势力制衡其他列强的想法,但是此时尚未完成全面工业化的美国除了追随英国获取大量特权和好处以外,并没有给与中国实质性的物质帮助,除了几句“同情的话”以外。[16] 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并通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获得了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然而,东亚的战略均势很快被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打破,美国政府开始认为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现代化符合美国在华利益。科恩尖锐地指出,美国在华传教士首先是条约体系的一部分,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提供给他们的改造一个蒙昧的国度,实现基督教的传教使命,并谋取利益的机会。[17] 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科恩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冷漠和无动于衷的,在老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中,只有和日本维持良好关才是其亚洲政策的核心,因为老罗斯福蔑视一个无力抵御西方侵略的中国。[18] 在一战后的中日美外交中,美国国务院顾问蓝辛(Robert Lansing)继承了老罗斯福的原则,主张对日让步,国务院进一步支持日本对山东,蒙古,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美国认为自身在东北并无利益,而且计划以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换取以日本遏制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无动于衷。美国参议院中甚至有强烈的声音反对美国与日本为敌。[19] 在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并逐步向华北扩张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日本在占领区所建立的企业将大量需要美国的机器和工业制成品。[20] 对中国的抗战能力的悲观和对日本的绥靖导致直到1939年前,除了口头的同情以外,美国并没有为中国提供任何物质支援。[21] 一方面,美国人对中国抗战持冷漠旁观的态度,另一方面,美国人又不愿意被全世界看成是日本的帮凶。[22]

至于美国在二战对中国的实际援助,以研究蒋介石著称的美国历史学者陶涵(Jay Taylor)指出,美国对日原油禁运和资产冻结到1941年七月底,既日本占领了越南以后才全面实行。1942年6月26日,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美国将把原定派往中国战场的B-17 重型轰炸机(属驻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大队)调往埃及,参加控制苏伊士运河的战斗。蒋介石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23] 仰光失陷以后,美国军火调配委员会不经和中国政府商议,把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的对华战略物资的调配权全部交给史迪威,不再通过中国的相应机构,最终美国军事援助几乎全部被指定用在缅甸战场以让中国远征军帮助帮助英军作战。从1942年5月到1944年9月,百分之九十八的经过驼峰运送到中国的美援给了美国自己的第十四航空队,以及其他大量美军在华人员。[24] 陶涵还指出,在194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中,美国摇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之间,最终不得不决定接受一个不再和苏联做盟友的拥有核力量的中国。[25]

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实际贡献,在中国的现代史大家郭廷以笔下早就十分清楚。郭廷以指出,美国从来“不曾做到” 在中国维持飞机五百架,每月供给物资五千吨的承诺,还将原定在中国战区使用的飞机调往埃及(注:陶涵也强调此事对蒋的刺激),而史迪威“性情孤傲,轻视中国人的才能。”另外,除了1942年2月的五千万美元借款,“余皆靳而不予,反促中国力战。”[26] 台北中研院的现代史家张玉法持同样看法,对美国在二战对中国的态度多有批评。他指出:“美国一直重视欧洲和太平洋,轻视中国战场”,以及 “蒋欲调在缅作战的国军保卫桂林,为史迪威所拒。蒋以史仅注意缅甸战场,置中国战场安危于不顾,于(1944年)9月19日电请美国撤换史氏。” 张氏更批评美国对中国的利用和出卖:“美国投入中国战场,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初时希望中国战场能牵制日军,俾减轻日军对西太平洋压力, 嗣觉察国共间的地盘之争愈来愈烈…对中国的抗日能力感到悲观,乃不惜在雅尔达密约中牺牲中国利权,引诱苏军投入中国战场。”[27]

不仅如此,在1949年后,艾森豪威尔政权曾多次对中国发出核威胁。[28]中国在1964年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而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转向从1965年开始,在约翰逊总统任内就开始悄然启动。[29]在陶涵的笔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成为有核国家,是美国对华战略转向,最终抛弃蒋介石政权的最大催化剂。

在科恩看来,自从1955年开始,就一直是中国方面主动寻求和美国改善关系,并声明不和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兵戎相见,而美国坚持要求中国大陆不对台湾动武成为双方关系的一大障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拒绝中方提出的改善关系的动议,并持续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周恩来在1955年开拓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也因为杜勒斯的抵制,把美国驻华沙大使调往他处而告终。[30] 华沙谈判的再次开启,则很大部分是毛泽东实施1958年金门炮战的结果。基辛格因此认为,中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以最弱的一方的力量,主动地和成功利用第二次台海危机调动美苏两巨头,并得以重开华沙谈判。[31]

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完全是基于现实利益。尼克松访华这一事件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只是1964-65年以后美国政府已经不得不接受一个拥核的中国的既定政策的延续和明朗化。除此以外,1970年代初的尼克松还面对苏联更为强势的威胁,从越战脱身的压力,以及希望借访华提升自己的声望的现实需要—在尼克松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西方领导人访问过北京。[32]

三、中国诉求的合法性和有限性

布热津斯基认识到,中国在下列六个领域存在诉求:1,减少美国通过其盟友进行的围堵,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加强和中亚及欧洲的陆路经济联系;2,在东亚和与东盟关系中建立更为有利的位置;3,巩固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获得通往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出海口;4,依靠俄罗斯,蒙古和中亚获取自然资源;5,解决内战遗留的台湾问题;6,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更为有利的经济存在,从而获得稳定的原料,矿产,能源和农产品供应。但是他同时指出,这些诉求和苏联曾经追求的普世意识形态理想不同,反应的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中国追求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的历史观有关。中国“没有试图把自己的经验普世化。”[33] 黎安友则指,中国和美国的不同点在于,中国并没有“想要说服其他国家模仿自己的政治制度。”[34]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和美国一样,中国也认为自己在担任一种特殊的角色。但是它从来没有秉持美国那种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的普世主义。”[35]

黎安友认为中国把自己定位为,而且事实上也仍然只是一个区域大国,而非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亚太大区,中国希望对所有地区内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在邻国之间建立一个免于强权宰制和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缓冲区。黎安友把这一目标称为“中国的柔性门罗主义”(Chinese soft vers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 )。戈德斯坦则认为,中国在南海争端中具有两个法理优势,第一,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诉求并非始于现在的中共政府,而是从民国时期继承而来;第二,台湾管辖着南海面积最大的太平岛。[36]

正由于对中国的诉求的某种程度上的理解,戈德斯坦在2015年出版的《半路遭遇中国》中,呼吁中国两国更多相互包容和妥协,并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希望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在他所称的“合作螺旋”(Cooperational Spiral)中实现良性互动。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对美国方面“与北朝鲜直接进行谈判”(笔者注:已在2018年6月实现),美国和“北朝鲜建立外交关系”,以及美国“从(朝鲜)半岛大规模撤军。”甚至有美国“支持中国公民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以及“关闭美国非洲司令部”,同时也建议“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透明度”和“限制向南美出售武器。”[38] 另外,戈德斯坦并不认为美国驻华使馆公布中国的空气质量数据是友善的做法,他建议停止这一行为。[39]

美国外交官,曾担任尼克松中文翻译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在其2012年的回忆录中同样承认,中国没有谋求过其历史疆界以外的领土,相反还放弃了对现归属俄罗斯的远东领土的诉求。傅立民认为,中国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基本上持防御倾向(basically defensive orientation)。尽管中国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国家,但传统的防御姿态深深植根于其地缘政治,地理,以及东亚的政治传统中。[40]他还指出,中国是大国中唯一一个和邻国有边界和领土争议的国家,但是,美国的介入将为一些声索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壮胆,降低谈判解决的可能性,同时增加美国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的风险。[41]

余论

从上述言论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部分清醒和理智的美国学者在一个漫长的时段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带有很强连贯性的评估。这些评估包括共同的对中国文化内敛和防御特色的承认,和对美国文化进攻性和侵略性的确认。上述学者和政治家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有超过合理限度的领土野心,或有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欲望,相反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事实上更为脆弱,同时也更克制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赞赏中国审慎和渐进地实现全球力量再分配的努力,但也提醒中国注意不要像苏联那样过度扩张和炫耀武力,否则会无意识地再邻国中制造一个强有力的反华同盟,而中国实质上仍然还是脆弱的(vulnerable)。[40] Vulnerable也是黎安友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的词语。他们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对中国远远谈不上特别友善,即便是在表面上看来最为密切合作的二战期间。他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家利益的驱动占主要地位,也更加务实,而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却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及相应制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研究中,这些美国学者和官员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对美国在技术领域和全球影响方面的全面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麦科伊甚至相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将在2020年左右开始,而布热津斯基已经把中国看作美国的继任者(successor)。放在一个长时段里看,这种冲突和紧张,和政治制度,所谓的“老大”,“老二”之争都没有关系,而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我们不必对普通美国选民的认知抱太多幻想,但也必须承认在知识界还是存在各种声音的。这些也可以称为“同情的理解”的论述(本文只是检视部分著作而非全部)使我们认识到,美国的相对言论和学术自由使其内部有一定的空间表达对美国自身政策的批判和反省,及学者的独立思考,如《半路遭遇中国》一书反复呼吁两国实现良性互动;也能出版对美国持极为强烈的批判态度,甚至带有个人怨气的著作–《在美国世纪的阴影里》的作者麦科伊就在书中大篇幅自述其博士毕业论文因涉及越战的敏感题材而被中情局干预出版和本人遭长期监控,因而此书的情绪色彩相对浓厚。尽管这些学者是否“亲华”并不重要,他们的著作中基于长期观察和研究之后提出的一些理性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看清中国文化本身的一些特性,优势和局限性,也更清楚地认识美国文化及两国关系的特质。

注释:

[1] 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 (New York: Double Day & Company, 1970), 225, 347-348.

[2] 费正清 著,张理京 译,《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3] 同上书,第67页。

[4] 同上书,第439页。

[5] 同上书,第437页。

[6]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69.

[7] Andrew Nathan,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xx, 7.

[8]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How to Refuse the Emerging US-China Rivalry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

[9] Water Millis, American Military Thought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6), 382.

[10]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89.

[11] Andrew Nathan,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110-111.

[12]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71.

[13] Alfred W. McCoy, In the Shadow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 Global Power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7), 48, 52, 62.

[14] 同上书,32页。

[15] 同上书,194页。

[16]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8.

[17] 同上书,53-54页。

[18] 同上书,62页。

[19] 同上书,119页。

[20] 同上书,124页。

[21] 同上书,131页。

[22] 同上书,131页。

[23] 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211.

[24] 同上书,第212, 271页.

[25] 同上书,第529页.

[2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477页。

[27]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第380,408, 432页。

[28] Taylor,The Generalissimo,第459, 474, 494, 500页。

[29] 同上书,第529页。

[30]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204-205.

[31]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2), 178.

[32]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5), 150-151.

[33]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81, 173.

[34] Andrew Nathan,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325.

[35]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17.

[36] Lyle J. Goldstein, Meeting China Halfway, 288.

[37] 同上,148,211页。引号中内容为作者用中文直接表述。

[38] 同上,124页。

[39]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85.

[40]  Chas W. Freeman Jr., Interesting Enemies: China, America, and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Prestige(Charlottesville, VA: Just World Books, 2012),36.

[41]同上,38.

原文2018年9月由爱思想网站发布,此为2021年5月修改增补版。

来源时间:2021/5/24   发布时间:202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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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志東:衝擊與回應(2):中美兩國如何應對面臨的矛盾與困境及其對港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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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志東  来源:澳门《讯报》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2021年5月6日澳门《讯报》。作者授权发布。这是作者从“衝擊與回應”的角度探讨中美关系的第二篇文章。点击这里查看第一篇文章“中美關係之現狀與問題(衝擊與回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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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兩國應該如何應對上文所討論的矛盾呢?我們先看美國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衝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認為和中國的關係是:應該競爭就競爭、能夠合作就合作、需要對抗就對抗。那麼這個競爭、合作與對抗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第一,布林肯沒有具體講哪些方面應該競爭,哪些方面能夠合作,哪些方面需要對抗。但是從拜登政府目前的取態來看,在科技與文化方面應該是競爭的態勢。中美雙方都感覺到自己在制度與文化方面的脆弱性,所以會竭力限制對方在自己的國家發展新聞媒體、教育機構。但是在科技與文化交流方面又不可能完全脫鉤。所以就要看哪個國家更能夠吸引人才,讓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優越性。這是軟實力的競爭。相信這種競爭會持續下去。

第二,在合作方面,美國政府在《國家安全中期指導方針》中認為美國能夠在氣候變化、全球公共健康安全、軍備控制、核擴散控制、全球經濟管理等方面和中國合作,共同努力減少這些方面的風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說會在抗擊疫情、經濟復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和美國合作。顯然,在合作的問題上還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但是具體如何還要觀察。

第三,但是在緩解對抗方面,似乎不能太過樂觀。在上述的新疆、西藏、香港、臺灣問題上,美國對中國的批評會繼續下去。但是在具體措施上,美國已經做到的是降低駐華大使館大使的級別、關閉中國駐美的休斯頓領館、取消給予香港貿易上的特殊地位、不從新疆進口疑似建立在強迫勞動上面的一些產品如棉花和番茄、允許臺灣購買以前不能購買的一些武器、對香港移民網開一面、對涉及新疆與香港問題決策的官員進行制裁比如限制入境、限制個人商業往來、派軍艦到南海巡航等等。

但是情況並不見好轉,甚至在繼續惡化。於是美國在糾結能否聯合其他國家一起抵制2022年在中國舉行的冬季奧運會,並且在聯合國的各個相關組織中力圖加強臺灣的代表性,比如在世界衛生組織中的觀察員席位問題。

但是這些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衝擊問題,因為現在球在中國一方。現在看來中國在和美國的對抗方面寸步不讓。王毅在全國人大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長期以來“動輒打著所謂民主、人權旗號肆意干涉別國內政,在世界上製造了諸多麻煩,甚至成為動盪戰亂的根源”。美國等西方國家還“唯恐南海不亂,打著‘自由航行’的旗號,頻頻來南海興風作浪,在各種場合不時就南海問題挑撥離間。他們這樣做,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破壞南海和平,擾亂地區穩定”。楊潔篪在3月份的阿拉斯加兩國談判時說“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在中國政府看來,美國是世界的頭號敵人,自然也是中國的頭號敵人。

但是,中國應該如何改進自己的應對措施以減少對美國的衝擊呢?首先是應對的原則問題。其實外交應該為內政服務,無論是說話還是做事,都要從社會主義價值觀出發,都是為了讓中國人民的生活過得更好,在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等問題上都能蒸蒸日上,使人們心情更加舒暢。這就需要平心靜氣地處理美國問題,不要把美國當作自己的敵人,而是當作一個必須合作的夥伴。與此同時,要平等地與美國競爭,同時也不回避民主、自由、人權等問題,這些本來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一套是應該吃的。

具體說來,中國和美國的競爭主要應該是軟實力的競爭。在軍事實力上面的競爭對中國人民的福祉來說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最近一個中美俄印四國對大學生能力的調查發現,中國的電腦科學和電子工程專業的學生經過大學的學習之後,批判性思維能力與數學和物理的學術技能均出現下降趨勢。如果想提高中國在軟實力上的競爭力,就需要提高大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際學院教授賈慶國在政協提案中所說,國家需要放寬大學教授在國際交流上面的諸多限制。即使是現存的孔子學院,也需要更多的自主和學術自由。當然中美也應該重啟富布萊特學生和學者計畫。在科學技術和文化上的軟實力的競爭會大大改善中美關係。這也是一個相互競爭、相互依存的關係。

第二,在合作方面,除了上述中美政府都同意的合作領域之外,中國在防疫抗疫上可以更加透明,比如調查病毒的來源問題。這對今後防止新的病毒的侵襲來說至關重要,對所有人都有好處。和美國在各方面的合作都會大大地改善和美國的關係。

第三,在上述那些對抗性的矛盾方面,中國政府首先需要看到美國的反應主要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幹的問題,而是涉及到自身的生存危機的問題。如果沒有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的堅持,也就沒有了美國。對拜登政府來說,外交問題是為內政問題服務的。美國並沒有把中國當作敵人,也不是要想方設法阻礙中國的正常發展。問題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在衝擊美國的生存方式,是美國需要應對的問題。

有鑑於此,外交部不應該也不需要總是以咄咄逼人的姿態出現在媒體面前。外交部不是作戰部,應該儘量息事寧人,而不是恨不得把事情搞得更大一些。與此同時,美中需要一個危機管理機制,以免在台海、南海、東海、朝鮮半島等地發生擦槍走火的危險。雙方都要“居安思危”,不要讓兩國關係變得更壞以致引發戰爭。

其次,中國政府需要認識到,改進新疆、西藏的民族自治、提升香港的政治民主、緩和兩岸關係並研究一個雙方都有可能接受的和平統一方案,是對中國內政有好處的事情,是長治久安的最根本的辦法,是符合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的,也是中國政府想做的事情。在對外宣傳上,中國政府完全可以說有些地方我們做得不夠,正在繼續努力改進。沒有必要一概否定那裡有任何問題。

那麼中美關係對港澳有哪些影響,港澳在中美關係中可以扮演一些什麼角色呢?

從中美關係現在的走向來看,對香港的影響較大。主要的問題是香港會失去國際大都會、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特別關稅地位被取消,也不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這就會導致人才的流失。香港作為中國和外國之間的一個橋樑,一個緩衝地帶,一個仲介,一個可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基地,也會失去一些作用。《紐約時報》將三分之一的員工搬到韓國,是一個例子。日本最大金融集團之一SBI也計畫撤離香港。一些外籍教授也在考慮離開香港。一些專業人士在考慮移民到海外。香港很快可以變成一個像上海、深圳那樣的城市。這裡的利弊得失是應該慎重考慮的。

中美關係現在的走向對澳門不會有很大的影響。澳門的主要產業是博彩業,幾家美資公司儘管在疫情期間也像其他公司一樣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疫情終將過去,只要大陸繼續對澳門開放,博彩業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以前的贏利狀態。無論中美關係發生什麼變化,美資公司都不會輕易撤出澳門。

但是如果想繼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那麼港澳就需要在政治上進一步推進民主。比如在香港實行2014年中央給香港的特首選舉辦法,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委員會選出兩到三個候選人,然後普選產生特首。澳門也可以嘗試這樣的辦法。這對中美關係的改善會有很大影響,會減少別人感到的衝擊。

在公民社會方面,港澳也都要給宗教以及其他非贏利組織足夠的活動空間,讓人們感到港澳仍然可以作為外國和中國之間的一個橋樑,可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總之,中美關係儘管現在遇到很多困難,美國把中國看作是“挑戰”,是衝擊;中國把美國看作是“威脅”。但是兩國最終還應該是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競爭的關係。

中美關係不是零和遊戲。美國不是中國的敵人,中國也不是美國的敵人。為了中美各自的利益,兩國應該在競爭與合作的基礎上減少對抗。至少不要把對方看作是“威脅”、“敵人”,而只應該看作是“挑戰”,以減少敵意。“挑戰”是中性的,“威脅”是貶義的,於事無補,雙方都不應該用這個詞來描述兩國關係。“戰狼”外交可以休矣。不要有意無意地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使得兩國最終爆發戰爭一決雌雄。這正是像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等一些中國學者所非常擔心的問題,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擔心的問題。

但是減少對抗的主動權在中國方面,美國只是在應對中國的衝擊,而且回應的手段有限—至少現在看來是這樣,未來則不得而知。在新疆、西藏、香港、臺灣等問題上,主動權和主導權都在中國手上,在政策方面中國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比如新疆等地少數民族的自治以及不被歧視的問題、港澳的民主發展問題等等。軍機繞台就是只會起反作用的事情。戰狼外交、“一帶一路”、孔子學院、大外宣等等也都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這種改善,原則上是為了提高本國人民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的水平,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會直接減少兩國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差距,達到改善中美關係、促進和平發展、遏制戰爭發生的目的。這才能達到雙贏而不是雙輸的境地。(作者为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

来源时间:2021/5/24   发布时间:2021/5/6

旧文章ID:25068

江湖雀语:今日新闻说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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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道宁  来源:中美印象

*将要过期的“临期”食品减价出售走红,福建厦门肯特基建成“食品银行”,任人取食。

*牧民城镇化之后,喜欢吃烧烤、火锅、奶茶……高油高盐高糖使其慢性病迅速增加。

*国家补助每个农村义务教育儿童每天四元伙食,应涨到五元,幼儿园儿童也应享有。

*我国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同具,一万人该有一位营养师,可目前只有一万名营养师。

*河北沙河有铁矿山的安全设备操作技术员,竟然不会操作设备,必须重新考试上岗。

*网上走红“小腿神经阻断减肥”手术,破坏运动神经,制造小腿肌肉萎缩,危害极大。

*甘肃“百里山地马拉松比赛”,进入高海拔地区,遇冻雨,16人遇难,5人失联。

*安徽、辽宁的新冠疫情责任之一为:基层医院不执行首诊责任制,致使疫情蔓延。

*福建厦门缴获中国人从非洲走私250公斤犀牛角,上百条濒临灭绝的犀牛被杀害。

*2021年嘉德春拍,重点推出的李可染《长征》,流拍。

*哈以冲突之和平协议达成,哈方死亡232人,以防死亡12人。哈方欢庆胜利。

临期,就是马上就要到期,这样的食品过去是要求销毁的。有留下来改头换面,再上市的,受批评打击多多。现在,以临期面目出现,减价,甚至免费送出,对于节约的确有利,但是对于企业经营和商业利润却是失策。试想,如果顾客都不买不临期的食品,等待临期低价或者免费,企业和商家又该如何应对?其实,这种经营活动还是应该任由市场规律起作用,搞为政治服务的理想主义操作,最终既不可能长久,也不会有好下场,这在我们中国是早已经有过经验教训了的。

牧民城镇化之后,因劳动减少,靠着国家临时补助后的营养过剩,也是如此。本来,城镇化是个渐进的过程,牧民富裕了,身体城镇化的同时,对营养也有了认识,就不会短时间,大面积的患营养过剩的疾病。现在,为了政治的需要,理想主义地快速城镇化。结果,有高楼抛物的;有在楼内养鸡、猪的……有饮食习惯不改,高油高盐高糖……油炸、烧烤、火锅……外加奶茶、奶酪……造成普遍肥胖的,心脑血管病爆发,医药费猛增,那是理所当然。反过来,对农村儿童的补助,国家给的钱成了孩子们唯一的伙食费,家里不再给钱,所以,四元、五元是不会够用的。这也是理想主义的一套,早晚会头撞南墙。因此,这不是营养师的问题,而是社会管理方式方法的问题,不如增加社会管理中的民主因素,改公有制为基础成私有制为基础,让真正的市场经济来自由安排。

否则,铁矿石一走红,安全设备的技术员就会被外行代

来源时间:2021/5/24   发布时间:2021/5/24

旧文章ID:25067

拜登和文在寅会晤在即:朝核问题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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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E. SANGER, WILLIAM J. BROAD, CHOE SANG-HU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就在拜登总统上任几周后,朝鲜向美国新政府发出了一个微妙的信息:它启动了宁边核燃料制造厂的关键部分,40年前,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就始于这处日益老化的设施。

朝鲜官员都明白,出自他们放射化学实验室的热信号会被头顶的美国卫星发现,进入总统每日简报,哪怕对方并不清楚这一举动是幌子还是新一轮的持续生产。

“这都是策略的一部分,”车维德(Victor Cha)说,他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布了一份对这些卫星图像的分析报告。“意思是这已经是既成事实。”

对准备周五在白宫接待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的拜登来说,平壤核武库的持久力量凸显了一个不安事实。文在寅曾表示,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对韩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也呼吁拜登重启谈判。

但在过去四年,朝鲜的核武库和核燃料储备大约翻了一番,尽管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高调举行了会晤,这种增长仍在持续进行。最好的非机密评估是朝鲜至少有45件核武器,武器库规模似乎与巴基斯坦相当,后者是美国曾经要求必须解除核武器的另一个核国家,而今已彻底放弃了这一希望。对朝鲜来说,巴基斯坦一直是个效仿对象。

拜登政府的官员私下里承认,他们对朝鲜会彻底放弃全部核计划不再抱有幻想。然而助手们表示,就像他的前任一样,拜登已经决定不会正式承认朝鲜是一个核国家。

曾在国务院任职、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务院核专家的罗伯特·J·艾因霍恩(Robert J. Einhorn)表示,正式承认朝鲜是核国家会“增加韩国和日本对获得自身核武器的兴趣”,并“破坏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因此,他预计拜登政府将利用这次访问“重申完全无核化”的最终目标,“哪怕私下怀疑这一目标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数月以来,拜登政府一直在进行朝鲜问题的战略评估,经常与韩日磋商。但政府并未公布结论细节,只是避免了像特朗普那样试图向金正恩做出重大妥协。它不会试图把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平壤与华盛顿之间建立新关系的承诺以及解除核武器的全面计划揉到一起,而是将回到一小步一小步建立信任的办法上。

与文在寅的会晤是第二次有世界领导人亲自访问拜登入主后的白宫。他在安排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继续鼓励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对话。预计他将在白宫重申这些目标,同时与拜登共同强调韩国在美国对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电池行业的一揽子投资——这是在与中国竞争加剧之际深化技术联盟的途径。

车维德表示,这样一来拜登也不太可能过多谈论朝鲜,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

“他们会改变话题,”他说。

拜登政府的官员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无意让金正恩因成为焦点而志得意满,就像他在新加坡、越南河内以及朝韩非军事区与特朗普高调会面时那样。

但拜登政府并没有彻底摒弃特朗普的所有外交政策。

白宫表示,希望在新加坡宣言的基础上取得进展,这一宣言呼吁美朝建立新关系,制定永久和平计划,实现完全无核化,并全面统计在约70年前结束的战争中失踪的士兵。

这份文件仅有一页内容,且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2018年6月,特朗普在新加坡发表讲话,对记者称自己与金正恩的关系将改变一切。“老实说,我认为他会做到这些事,”他说。

尽管坚持了暂停远程导弹试验的承诺,并在遗骸归还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对大部分目标,金正恩都未能履行承诺。事实却是,他没有解除任何一件核武器,核生产项目也在加速。

分析人士称,平壤在过去几年将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燃料供应量增加了大约一倍。这主要就在宁边的设施里完成的,那里的核项目始于上世纪60年代。如今,这里有数百座工业建筑,占地面积超过三平方英里。

曾担任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武器实验室主任的斯坦福大学教授西格夫里·S·赫克(Siegfried S. Hecker)用燃料增长计算了朝鲜可能的核武器数量:2000年,在克林顿政府末期,平壤还没有核武器。2008年布什政府末期有四到六件。2016年,奥巴马政府离任时,大约为25件。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末期,其数量约在45件,最高或达到60件。

“过去三任总统的政策都失败了,”赫克在一封电邮中说。“除非拜登团队改变策略,否则朝鲜将继续增加其核武库的规模、尖端技术和覆盖范围。”

在规模方面,专家称朝鲜的核武库正在迅速接近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的规模——这是个规模相对小的集团,通常认为部署了约100件左右的核武器,而大国一般有数千件。这就是朝鲜想要达成的模式:谁也不会指望这一类国家会放弃核武库。

在特朗普任内,朝鲜获得了新型的导弹。2017年,平壤首次成功试射两种洲际弹道导弹——理论上都可以将核弹头投放到美国。2018年6月,金正恩对特朗普说他会停止远程导弹和核武器的试验。这个承诺他至今仍保守着。

但是金正恩此后又拿出了两代射程较短的新型导弹,可以打击韩国、日本和驻扎在这两个国家的美军。

在特朗普任期内,专家们能看到平壤的16个导弹基地的卫星图片,都进行了充分伪装。他们发现了隐蔽的增长模式,表明朝鲜在进行瞒天过海的行动:一方面暂停远程导弹计划,另一方面在扩大用常规弹头和核弹头威胁邻近敌国的能力。

金正恩在2019年试射了三枚新型导弹,今年试射了一枚。分析师称这些型号的精度更高,并具备此前没有的机动能力,有助于让弹头突破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御。

“他们可能最终将具备打击更多目标的能力,”前国家情报项目(National Intelligence Program)武器分析师凡·H·范·蒂耶彭(Vann H. Van Diepen)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评价新型导弹。

美朝两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实现方式上存在的分歧,近年来已经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不过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坚称,持续对话可以拉近双方的距离,那就是文在寅。在特朗普任期内,他担负起了调停人和啦啦队员的角色。

即便金正恩和特朗普的首脑会谈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收场,文在寅政府还是坚持认为,双方保持接触是终结核威胁、实现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

在4月接受时报采访时,文在寅呼吁拜登政府与朝鲜展开谈判,朝着金正恩和特朗普构想的广泛目标去努力。

本月在华盛顿公布朝鲜政策复核报告后,文在寅称美韩这对盟友在朝鲜问题上并无分歧。两国都希望在新加坡共识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采取“外交的、逐步的、渐进的、务实的、灵活的”步骤,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文在寅说,本周与拜登会谈时,他会说其中一个目标是让朝鲜“回归到对话的轨道上来”。

但是双方的共同利益也存在局限。拜登政府方面意在加深华盛顿与韩国的战略合作,以动员该国参与到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战略中。考虑到韩国与北京之间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

David E. Sanger自华盛顿、William J. Broad自纽约、Choe Sang-Hun自首尔报道。

David E. Sanger是白宫记者和国家安全记者。在为时报供职的36年报道生涯中,他曾三次作为团队成员获得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是2017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最新出版了《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William J. Broad是一位科学记者和资深作家。他于1983年加入《纽约时报》,并与他的同事们共同获得两次普利策奖,他还获得过一次艾美奖和一次杜邦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WilliamJBroad。

Choe Sang-Hun是《纽约时报》首尔分社社长,负责报道朝韩新闻。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5/23   发布时间:2021/5/21

旧文章ID:25073

曹辛:美俄关系缓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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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辛  来源:FT中文网

上周,国际舆论关注了一条可能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新闻:美俄关系开始出现缓和征兆。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美俄关系上周的缓和是双边的。5月19日,美俄外长在雷克雅未克北极理事会上举行了首次会晤,双方均对会晤感到满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评论是:“会谈是建设性的。”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考虑到美国国家利益,白宫决定放弃制裁俄德之间的天然气输送项目北溪2号的相关执行公司。这意味着美国为俄罗斯向欧洲输出天然气一事大开了绿灯。由此可以判定,早在4月28日拜登就向美国参众两院表示的、期盼6月与普京举行峰会一事,基本上已是板上钉钉了;而且按照美俄外长上述会晤的趋势,有可能将开成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首脑峰会。

这一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在政治、经济和战术性利益上,无疑对美俄有利而未必有利于中国,但在战略上,对中美俄大三角的平衡难以产生颠覆性影响,这同样是三国关系的战略格局决定的。

美俄将广收战术和政治收益

美俄关系缓和的发展,对双方各自的战术和政治收益毋庸置疑。尤其是对俄罗斯而言,一是当前经济上被封锁的困境会有实际缓解;二是与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欧洲未来的合作机会将会有机会增加;第三,由于美国邀请俄罗斯参与当前重大国际议题的解决,俄罗斯的政治地位当然也会有所提高;最后,由于政治地位的提高,俄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客观上也就处于更主动、更有利的地位。这一切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增加了外交战略上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上述这些现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媒体不遗余力地对两国外长雷克雅未克会晤进行详尽报道了。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20日报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介绍:“我们(拉夫罗夫和布林肯)谈的比计划的多,可能1小时40分钟,我认为对话具有建设性。”而据了解,双方原计划会谈一个小时。

在谈到双方改善关系的决心时,拉夫罗夫介绍说:“(双边关系中的)烂摊子很多,收拾起来不容易,但我感到安东尼•布林肯及其团队决心这么做。我们这边不会耽搁。”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了事情的性质,而通过俄罗斯媒体这样公开的详细报道,当然是说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听的。

在介绍美俄改善关系的切入点时,拉夫罗夫透露说将先从两国驻对方外交使团的正常运作开始:“我们将准备收拾美国前几任政府作为遗产留下的烂摊子,其中包括涉及美驻俄和俄驻美外交使团的运转问题。”

最后,拉夫罗夫介绍了双方即将开始合作的主要领域:“双方一致同意继续我们的联合行动,这些行动在俄罗斯和美国的利益相吻合的地区冲突方面正得以相当成功地发展,这包括:朝鲜半岛核问题,与恢复伊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努力有关的情况,还有阿富汗问题,我们谈到了我们在现阶段可以如何使所有这些行动更有成效。”

在美俄即将合作的上述三个热点议题方面,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和阿富汗问题既是世界性问题,更是全部和中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朝核问题和中国的关联举世公认;伊朗问题和中国的能源输入有直接关系;阿富汗问题更是事关中国“一带一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局势的稳定。而且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美俄两国均有基础和资源,其资源和基础在有些地区还超过中国;更重要的是,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未必一致。

除此之外,作为美俄关系和解的见面礼,拜登政府放弃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运营方Nord Stream 2 AG公司实施制裁。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月19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当日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表示,按照美国法律,Nord Stream 2 AG从事可被制裁的活动,但考虑到美国国家利益,白宫决定放弃制裁。

美国这一行动对俄罗斯缓解当前经济紧张状况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更重要的是,几乎可以肯定的说:美国取消这一对俄欧经济合作具有象征意义行动的制裁,这对俄罗斯与欧洲经济合作所产生的影响,将绝不会仅限于俄德之间的天然气合作,也不会只局限于俄罗斯与德国一国的合作。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为缓和美俄关系有点不惜血本的味道,最后对美国是利还是弊,就要看局势的发展了。

因此,美俄关系的缓和不能说没有现实基础,尤其是6月拜登与普京举行峰会之后,只要美国实实在在地落实上述行动,美俄关系可能会催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发展。

在上述现实下,中国无疑正处于外交、经济和战略上的不确定态势,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会非常深远。

大三角难有颠覆性后果,但中国可能面临困境

美俄之间的上述举动,在中美俄大三角间很快就有了反应。据中国新华社5月23日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将于5月24-27日赴俄罗斯举行中俄第十六轮战略安全磋商。不少国际媒体也认为:中俄间已经存在针对美国的实际结盟,但也一直有质疑说,中俄存在潜在分歧,两国难以长久联合。

笔者认为,美俄关系的缓和举措如果能够比较踏实地执行下去,在中、短期内无疑会有利于美、俄而不利于中国,这种景象如果发展下去,可能会接近于当年中美建交后中、美、苏三国格局的状况;但除非中国短期内国家实力超越美国,否则中、美、俄战略三角关系彻底打破平衡、出现不利于中国的颠覆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至少还需要长期观察。

这里的根本原因有二:

其一,美俄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和根本性的,包括了文化、历史和国家软、硬实力方面的矛盾,彻底解决这些矛盾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同时,这种态势在可以看得到的时间内,同样存在于中美之间。

这种现实状况决定了:中俄两国在战略性的根本问题上,客观上只能相互依托,而不管彼此关系是否亲密无间。其次,这种现实状况还决定了:中俄在与美国的博弈中,任何一方的崩溃都必然是另一国崩溃的前奏。对于这种现实,中国领导人和普京都有基本的判断,这是中俄关系能够走到今天的依据和原因。

其二,欧洲有独立于美国的普遍倾向,而俄罗斯必然是推动这一力量的动力。

当前欧洲独立于美国的倾向,恐怕已经成为大的态势,而政治和文化上都是欧洲国家的俄罗斯,绝不可能放弃在欧洲的拓展。此次美国放弃对北溪二号项目的制裁,给了俄罗斯及其在欧洲的配合性伙伴德国一个机会,可能也给了其他欧洲国家一个机会,它们必然会依托对方,深化对美国的独立。而只要美国不希望放弃欧洲、缩回美洲,俄罗斯就是美国无法摆脱的敌手。

以上两点决定了美俄关系改善的有限性,继而也决定了中美俄战略三角难有颠覆性的失衡。

但是,美俄关系缓和却可能会带来另一种现实景象,即:美、俄、欧都借助美俄关系缓和的大势,以向中国施加一定程度压力的方式从中国获利,甚至可能还包括日本。具体就是:通过国际大势对中国实施一定程度的孤立和国际舆论上的围攻,同时造成中国内部变化,将中国政府陷入内外孤立境地以索取利益。这种前景倒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中国对上述前景防患于未然的唯一方式,恐怕就是落实毛泽东1950年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不要四面出击。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因此,如果美俄缓和的趋势迅速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实施外交大收缩恐怕就成为无可避免的选择。但无论如何,政治只看结果,最终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注:作者是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21/5/23   发布时间:2021/5/23

旧文章ID:25072

比拉哈里:美国将继续是支撑印太稳定的不可替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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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丹旭  来源:联合早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席比拉哈里指出,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构成影响,也在地区造成焦虑,亚细安各国因此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认为美国将继续是支撑印太地区稳定的不可替代因素。

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昨天在日经(Nikkei)主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一场分论坛上说,这样的观点从前在亚细安属于不同寻常(eccentric),但现在已成为主流,即便不是每个亚细安成员国都愿意如此公开承认。

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力正在扩大,但中国并不能取代美国。

“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仅对亚细安产生影响,也造成了焦虑。焦虑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中国很大、与东南亚相邻,并且在经济上充满活力。”

比拉哈里认为,大国有责任设法让其他国家放心,但中国并未履行这样的责任。如今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不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一些行为有所关切。

他说:“亚细安内部有了更好的共识,要和中国打交道,美国的存在至关重要。”

比拉哈里强调,没有国家会回避中国,大家也都想同中国维持密切、良好或稳定的关系,但区域内的每个国家都清楚,要管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就有必要同美国及日本等美国的盟友,保持密切或至少是稳定的关系。

比拉哈里也是新加坡外交部前常任秘书。谈到中美关系时,他指出,拜登政府对待中国的做法,本质上与特朗普政府相同,主要强调战略竞争。

他研判,印太将成为中美竞争的主要舞台,因此“正确理解这种竞争的性质至关重要”。

比拉哈里认为,中美当下的竞争并非新冷战。他解释,美国与前苏联在冷战期间领导两个不同的体系,两者仅在边缘稍有交集,当时的竞争是为决定哪种体系占上风;但美国和中国今天都是单一国际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相互关联,并与这个体系中的其他部分相互连接,比如通过全球供应链网络与日本、欧洲、亚细安相连。其范围、密度和复杂性,在世界经济历史上前所未有。”

比拉哈里认为,中美的竞争是为决定谁将主导这个单一的全球体系。“体系内的竞争与体系间的竞争存在根本区别,密集的供应链网络,让美国与中国完全脱钩变得极不可能……美国与中国的竞争,远比美国同前苏联的竞争复杂得多。”

比拉哈里批评说,缺少一个具备连贯性的美国贸易政策,对美国以及每个同美国有联系的经济体而言,都是一项战略负债。

“美国许多人并没有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对中国是一种态度,对贸易又是另一种态度,但这两者都应该是一个连贯性战略的一部分。”

对于中美发生最极端的竞争——有计划的战争,比拉哈里认为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也不认同中美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理由是中美互相之间存有核威慑。

不过,他没有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并认为相比在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双方在台湾海峡发生擦枪走火,局面会更难控制。

比拉哈里解释,中国政府用来将自身合法化、关于屈辱和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叙事,在台湾问题上会引起更强共鸣。此外,中共培育的高度民族主义,甚至接近自我中心(egoistic)的公共舆论,可能会让北京在发生擦枪走火时无法后退。

至于台海能否维持和平,他认为将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解放军告诉中共领导层,关于他们向台湾发起军事行动,同时阻止美国干预的能力……第二,一段时期后,台湾内部的政治方向会如何发展。”

来源时间:2021/5/23   发布时间:2021/5/22

旧文章ID:25071

美国“入局”挑战“疫苗外交” 全球疫苗供应赛进入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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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影  来源:BBC中文网

新冠病毒依然在许多国家蔓延,科学家普遍认为疫苗是控制大流行的最佳药方,但在一些国家疫苗短缺成为一大困扰。在这场全球疫苗供应赛中,大国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歇。

美国总统拜登5月17日宣布,美国将在六个星期内,向国外供应8000万剂疫苗。这包括最新承诺的2000万剂辉瑞(Biontech)、莫德纳(Moderna)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以及此前承诺的未在美国获得认可的6000万剂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关于这些疫苗的去向等细节尚未公布。

“迄今为止,这超过了任何国家实际分享的疫苗数量,五倍于俄罗斯和中国捐赠的1500万支疫苗,”拜登专门与其两大地缘政治对手中俄两国进行了比较。他还雄心勃勃地形容,“正如二战时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一样,在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斗争中,我们的国家将成为全世界疫苗的兵工厂。”

在此之前,美国在全球疫苗供应中基本是缺席的,而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占据主要角色。有评论称一些疫苗供应行为与地缘政治角力挂钩,成为“疫苗外交”。

分析认为,美国的最新举措或将改变各方在这场全球疫苗供应赛中的地位。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对BBC形容,中国的疫苗外交进入“黄金时刻”,但由于美国的入场以及中国疫苗产能限制,这一时刻将很快流逝。

美国的缺席与中国的优势

过去几个月里,中国不断向国外出口疫苗,而疫情严重的美国则因优先考虑本国民众而无暇对外供应。

根据伦敦研究公司Airfinity的数据,截至5月初,中国向海外出口了2.52亿剂疫苗,占其总产量的42%。相比之下,美国生产了超过3.33亿剂疫苗,而出口量仅为300万剂左右。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仍有所担忧,但当民众生命和国家经济面临急迫危机,中国疫苗在过去几个月里成为他们唯一可以获得的、能解决燃眉之急的药方。

印度此前被视为中国在疫苗出口方面的竞争对手,根据Airfinity的数据,印度向近100个国家出口了约6900万剂疫苗。但近期印度疫情持续扩散,阻碍了其疫苗出口。

印度血清研究所原本是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最大供应商,承诺今年提供该计划所需20亿剂疫苗的一半多,但从3月开始已经暂停出口。

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三个国际组织主导的COVAX旨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让各国至少20%的弱势族群取得疫苗。该计划目前遭遇供应危机,预计到6月底,短缺将达到1.9亿剂。

印度血清研究所首席执行官Adar Poonawala4月敦促美国总统拜登放开疫苗原材料出口禁令。他说:“如果我们要真正团结起来抗击这种病毒,我谨代表美国以外的疫苗行业,请求你们解除对美国出口原材料禁令,以便加快疫苗生产。”美国此前借助《国防生产法案》(Defense Production Act)限制了疫苗原材料出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Ned Price)对此表示,“首先,我们对美国人民赋有特殊责任;其次,这个国家受到的打击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严重——有超过55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感染。”

尽管如此,美国在全球疫苗供应中的缺席令其饱受批评。

“一个民主问责制的政府不能在其本国公民获得充分免疫之前就向其他国家输出疫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政府实施的出口禁令是极端措施,其他国家无法接受。”奥地利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东亚研究学院助理教授石磊 (H. Christoph Steinhardt)对BBC中文说。

他认为,中俄两国正在填补的全球疫苗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缺席造成的。

在中国,新冠疫情早于很多国家得到基本控制,民众并非急迫需要接种疫苗,这为疫苗出口提供了便利。

从技术上讲,中国疫苗本身也有优势。中国科兴疫苗能在常规冰箱温度下保存,意味着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有条件使用。但西方生产的莫德纳疫苗必须存放在摄氏零下20度,而辉瑞疫苗则须在摄氏零下70度。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严忠教授说,“中国在这一时期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5月7日,中国国药疫苗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认证,取得了参与COVAX计划的资格。世卫还在考虑批准中国的科兴疫苗。“这对中国疫苗出口来说是加分选项,”黄严忠补充说。

渠道差异

中国在去年10月加入Covax,承诺向Covax捐助1000万剂疫苗,但这与中国通过双边关系输出的疫苗相差甚远。

根据总部位于北京的播锐智咨询公司(Bridge Counsulting)统计称,截至5月17日,中国已经向国外出售了6.83亿剂疫苗。

美国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对BBC中文说,“通过双边或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目标。”。

“而如果通过联合国系统、世界卫生组织和Covax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失去对疫苗的控制。”他说。

赵穗生认为,中国向Covax这一多边机制提供的1000万剂疫苗对于缓解全球疫苗供应压力来说是“杯水车薪”,但“迫于国际压力,中国不可能完全不参与;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避免不了大国责任。”

黄严忠也说,1000万疫苗是中国在Covax机制下先于其他国家承诺的,“虽然数字本身不大,但有利于占据道德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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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选择供应目标

根据中国外交部,目前中国正向80多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

播锐智咨询公司对此进行跟踪统计,根据其发现,中国向全球四个区域提供了疫苗。其中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收到的中国疫苗数量最多,其次是欧洲和非洲。虽然非洲收到的数量最少,但有30个国家收到疫苗。

中国以出售与捐赠两种方式向这些国家供应疫苗。根据播锐智咨询公司,中国出售疫苗的数量(6.83亿)几乎是捐赠数量(1830万)的将近40倍。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是两个最大买家,受捐助国以非洲发展中国家为主,还包括菲律宾、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

赵穗生说,综合来看,“中国疫苗外交(的目标)基本上是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低收入国家主要是有求于中国,中等收入国家还包括对中国战略目标有利的地方。”

他还认为,“目前中国外交很大程度上与中美之间的竞争挂钩,因此中国在疫苗外交中肯定要考虑美国的因素,思考哪些国家在对美竞争中有利于中国。”

赵穗生举例说,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在疫情中遭受重大损失,欧盟国家中对美国态度相对独立的匈牙利因得不到美国和欧盟的疫苗,都转而向中国争取疫苗,这对中国来说是好机会。与美国关系疏远的土耳其在战略上对中国很重要,但因新疆问题而产生矛盾,中国也需要在这方面争取缓解。

“一带一路”上的医疗产业链

根据聚焦全球健康议题的网站Think Global Health今年4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在中国承诺提供疫苗的65个国家中,63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目前着重推进的重大战略之一。在该倡议下,中国还提出建设 “健康丝绸之路”,旨在推进全球卫生治理、疾病监测和合作等。

疫情爆发早期,中国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提供了口罩、医疗设备和医疗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明确表示,“一带一路”是抗疫路上的“生命通道”。

目前中国在印尼、阿联酋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疫苗制造中心,按照当地标准做三期临床试验,逐渐打通医疗供应链。

“这些产业链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为主导地位,让中国可以把自己的医药产品推广到世界,建立自己的品牌。”赵穗生说。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对BBC中文说,疫情的确给中国提供了非常好的弘扬软实力的机会,不应因此而受到批评。

“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出去的大战略,中国为沿线国家提供较多的疫苗,我觉得无可非议,” 刘亚伟说,“每个国家都会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为自己的软实力添砖加瓦。”

他对“疫苗外交”一词极为反感,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带有偏见的看法,暗示中国在出口疫苗过程中不怀好意或另有所图。 “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自己国内的情况控制的比较好,疫苗无论是捐赠还是售卖,都是在尽自己的努力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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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入场”后的变化

不过,由于美国的“入场”,中国在这场全球疫苗供应赛中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截至5月17日,美国已有47.3%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其中包括近60%的成年人口。此外,有37%的人口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17日说,到6月底,美国将有足够疫苗来保护在美国的每一个人。他承诺,到时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分享8000万剂疫苗。

美国民众对疫苗的需求下降,同时美国疫苗的供应量随着产能增加还在不断提升,因此“这时美国具有这种自信,同时也有能力出来支持其他国家了”,黄严忠说。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疫苗需求增加,中国在对外供应疫苗方面可能受到限制。

中国计划在今年6月将疫苗接种率提升到40%。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5月13日称,中国目前接种率约为23%。他说,中国如果要实现疫苗有效性达到七成的群体免疫目标,接种率必须达到83%。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截至5月19日,中国累计接种疫苗近4.5亿剂,过去8天共接种了超过1亿剂。

5月13日至19日期间,中国出现21例本土确诊病例,打破了数周内本土病例清零的状况。

赵穗生认为,中国能够出口的疫苗数量越来越有限,随之而来的外交摩擦也在浮现。

上个月,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在推特上发文,抨击两名谴责北京迫害维吾尔人的土耳其政要。在遭到不少土耳其民众批评后,中国大使被召见。而与此同时,土耳其采购的中国科兴疫苗在交货时出现延误。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中国利用疫苗进行政治施压的猜想。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的说法是,原定于4月底交付的1亿剂科兴疫苗因为要优先满足中国国内的接种需求而没能发货。

黄严忠说,中国目前疫苗外交的机会之窗可能很快关闭。他认为,美国可能也是看准了这样一个时机向国外供应疫苗。

另外,中国疫苗后期临床数据缺乏透明度带来的忧虑可能会加剧。科兴疫苗的有效性在各国相差较大,从50%到90%不等。世卫组织在5月7日批准中国国药疫苗后,认定其有效性为79%。

今后,西方疫苗供应到其他国家后,产生的有效性数据与中国疫苗进行对比,可能更凸显差距。根据《纽约时报》近日的报道,世界上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印度洋岛国塞舌尔(Seychelles)的大部分人口接种了中国的国药疫苗,但近期却出现了病例激增的情况,引发对于疫苗有效性的质疑。

“这可能影响中国疫苗在国外的名声,对中国通过疫苗外交收获的软实力大打折扣,”黄严忠说。

尽管美中两国都试图在这场疫苗供应赛中争夺领先地位,但专家强调,疫苗应该是一种公共产品,在面对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时,大国之间应该合作,而不是争夺输赢。

赵穗生说,“如果完全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疫苗外交最后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大国之间要承担责任,然后找到方法进行合作,尽快把疫情控制住,这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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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5/23   发布时间:202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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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线上讲座:美国亚裔歧视的跨太平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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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英文线上讲座:美国东部时间5月29日(周六)上午9点到11点

北京时间5月29日(周六)晚上9点到1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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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美国卡特中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协办:美华协会、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青峰对话

特邀嘉宾:哥伦比亚大学高琴博士,田纳西州立大学吉莎·布朗博士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对亚裔族群的仇视和暴力与日俱增。拜登在竞选和当选后都表示要坚决打击像病毒一样的对亚裔的歧视。3月16日亚特兰大屠杀发生后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专门赶到那里与当地的亚裔社区领导人座谈。由华裔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和日裔参议员广野庆子(Mazie Hirono)共同提出的《新冠病毒仇恨犯罪法案》(Covid-19 Hate Crimes Act)高票通过参众两院,5月20日已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由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站、美华协会、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和青峰对话共同主办的这次学术讨论会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如何理解美国在歧视黑人背景下对亚裔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亚裔和黑人在过去的反歧视斗争中有没有结成统一战线?他们未来会怎样共同反歧视、反暴力?亚太国家如何看美国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对亚裔的歧视?

本讲座共同主持人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和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博士。主讲人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政策教授高琴和美国田纳西州里大学历史学讲师吉莎·布朗。点击这里查看线上讨论发言人的英文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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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琴

高琴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社会政策教授,也是哥大中国社会政策中心主任。高琴教授的研究关注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变迁及其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低保及其他社会救助政策的成效、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及美国亚裔移民的社会保护、以及社会政策的跨国比较。高琴教授同时担任哥大全球中心北京指导委员会委员、哥大全球思想委员会委员、哥大人口研究中心和魏德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公众知识分子项目研究员。她的著作《福利、就业与贫困:中国的社会救助》对低保政策做出了全面深入的实证评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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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莎·布朗

布朗从圣母大学获得美国研究和中文双学位,在南加州大学获得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除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她的研究兴趣还包括种族学、民族学、后殖民理论和近代东亚的文化史。

本讲座的与谈人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王聪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黄卫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少华、韩国西江大学政治学教授河相鹰(Shang E. HA)和越南国立大学美国研究教授钟黄章CHUNG Hoang Chu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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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5/22   发布时间:20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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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马克斯·布鲁门特尔:想用新疆伤害中国,却腐蚀了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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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近年来,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持续制造所谓新疆人权问题,试图打压遏制中国。美国独立网站“灰色地带”是最早系统性揭露批驳此类谎言的新闻机构。近日,该网站创始人、主编麦克斯·布鲁门特尔接受了观察者网的采访。以下为问答原文,略有删节。

【采访/观察者网 杨晗轶】

杨晗轶:你是最早对反华信息战拉响警报的记者之一。你过去曾经写过某些势力在西方撑腰下搅乱中东和拉美。你是否从中发现了某种规律,最初为什么会关注到新疆?

麦克斯·布鲁门特尔:对,这是个好问题。当你真的开始研究和报道美帝国的运行方式,的确会发现某些规律。尤其会注意到,人权叙事被当作打压某些政府的利器。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的伊朗联络人,也是对伊制裁和破坏稳定行动的主使,布赖恩·胡克(Brian Hook),早在2017年就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写道: “对某些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我们也许有、也许没有道德上的忧虑,但我们需要强调作为武器的人权,以便从中俄等强大的竞争国家那里获取让步,削弱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这些话是胡克公开讲的,他在华盛顿的智库工作多年,其想法与拜登政府许多幕僚非常相似。美国历届政府之间是具有延续性的。

对人权的利用始于冷战时期的“赫尔辛基观察”(Helsinki Watch),即“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前身,它当时是削弱苏联的一种手段。后来我们看到人权被利用来对付苏联阵营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在单极世界秩序的成型期,人权成了北约攻击南斯拉夫、干预波黑内战的借口。那是人权牌打得最厉害的时刻。

每次美国想干预某个地方时,我们都会听到一大波人权指控,其中许多可能是确有其事,毕竟萨达姆·侯赛因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楷模。当这些政权觉得受到外部势力的围困时,往往变得更加严酷偏执,这是美国遏制政策的一部分,都是清楚可查的。

我最初注意到某些规律是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美国正在从所谓的“反恐战争”转向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国竞争”。随着华盛顿方面反俄情绪上升至歇斯底里的高度,围绕着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形成了一整套叙述,那时候我就知道中国会成为下一个。

实际上,没过多久美国就向公众介绍了维吾尔族,把他们描述成地球上最受压迫的民族。那时他们就开始建构这种叙事,一步步发展到种族灭绝的指控。在美国这个比中国更开放的社会,存在一些公共辩论的可能性,当你发现一件事情被不断提起,就应该意识到你正在遭到胁迫。

美国必须靠胁迫才能让公众支持那些他们本来不会支持的政策,比如跟俄罗斯或中国这种核国家交恶。然后你就开始质疑,想知道这种叙事的来源,然后就去检查消息源。

你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层——媒体,就像一个方阵,比如美联社、CNN、路透社、《纽约时报》,甚至《纽约客》。当你注意到这些文章提及某些人名和研究内容时,便会寻找这些研究内容。

我和同事们不断看到一个名字反复出现,每篇文章都会提到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中文名郑国恩)。当你审视阿德里安·曾兹这个人,你会发现他是个极右翼基督教意识形态吹鼓手,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背景非常可疑。他在华盛顿一家名为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右翼智库工作,这是个反中反华的组织。

你再去读他的研究报告,那些报道他的媒体人都没有读过。读了你就会意识到,其内容充斥着对读者的操纵和欺诈,不能被视作严肃的学术研究。在那之后,我们开始就此进行报告。

在美国,对这种研究报告进行报道或直接质疑此类叙事,都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名誉受损,它会损害记者的个人和政治前途。我了解到许多在主流媒体工作的记者,我知道的东西他们也很清楚,即这场运动旨在胁迫美国公众支持新冷战政策。但他们不敢说出来,因为那样他们就会被扣上“种族灭绝否认者”的帽子。他们将被剥夺工作机会。未来有一天他们想离开媒体,也去不了智库工作。他们会名誉扫地、饱受攻讦。

这些事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是独立网站。我们觉得有责任公开真相。我们遭受了无情的、严厉的攻击,包括有美国国务院资助的出版物说我们是“种族灭绝否认者”,美国左派也攻击我们,因为除非你能持续不断地粉碎这些叙事,否则人们就是会相信它们。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们曾经这样报道过叙利亚,报道过委内瑞拉,报道过尼加拉瓜。美国的人权指控是贯穿其中的规律。但故事总有另一面,把它讲述出来就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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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网站长篇报道:特朗普散播的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阴谋论如何被炮制

杨:从你刚才的话里,我想到了好多问题。首先从这个开始吧。你去过新疆吗?如果没去过,请告诉我你对这个地方的整体印象。当你研究它,把信息汇集在一起时,产生了怎样的印象?对你而言新疆是个怎样的地方?

布:跟大多数报道新疆的美国记者一样,我们也是远程写文章。目前我还没机会去新疆,在这方面我们跟阿德里安·曾兹一样。不过要不是有疫情,要不是中国边境采取了非常负责的防疫措施,我可能已经去过新疆了。从我们开始报道新疆至今,我还没有机会去。然而很多去过新疆的人,却遭到了妖魔化……

我刚才提到,我们受到了美国国务院资助的出版物Coda Story的攻击。他们没有在网站上披露资助方信息,自称独立,但其实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作为信息战的一部分,他们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曝光了操纵新疆叙事的黑手。

但他们还攻击了另一个叫杰瑞·格雷(Jerry Grey)的人。他骑自行车作为旅客自由行穿越新疆,结识了很多新疆当地人。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跟我们都遭到严厉抨击。他们用一整篇文章把他抹黑成某种中国宣传工具,就因为他没有在新疆发现他们想要的大新闻,比如种族灭绝或者把穆斯林丢上卡车押入集中营。

所以即使你去了新疆,还是会遭到严酷的攻击,除非你讲出他们想听的故事。当美国记者真的去新疆时,他们往往会尝试非常规拍摄,他们会把片子处理得像用隐藏摄像机拍摄的,即便这样做完全没必要。最近Vice报道过新疆,他们用了一种滤镜让视频看上去好像在躲避安保检查。

CNN最近发布了一篇维吾尔族儿童失踪的报道,这是我读过的最荒谬的报道之一。他们去了新疆,在乌鲁木齐见到了这些孩子,他们跟祖父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开了西部,把孩子留在了那里。

CNN试图让报道看上去像是中国在做坏事害这些孩子,但孩子们不愿讲他们想听的故事。于是记者就声称隔壁房间有政府官员叫孩子噤声,但他们画面上又拍不到这些官员。他们还声称被人跟踪,可你只能看到他们后面有车在开,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在跟踪。他们又说来到了疑似拘留所附近,但又拿不出证据。他们只是在向观众展示他们希望我们从那里看到的东西。而且整个报道方式也很不专业。那些以游客身份去新疆的人,比如杰瑞·格雷,回来就会被妖魔化。

杨:按道理来讲,西方媒体应该恪守公正中立,但它们却与政府串通一气,照搬官方口径,在社会上制造仇恨中国的共识。他们是不是美国对华混合战或信息战的参与者? 为什么媒体成了政府的同谋者?

布:我印象里中国媒体基本是国营或公营的,可能很多人不清楚美国媒体的运作方式,其实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了解。他们仍然认为《纽约时报》和CNN是独立媒体。美国进步主义左派人士现在才慢慢意识到,这些媒体实际上已被我们的情报部门发展成为信息战的棋子。

另外一方面,这些媒体雇来报道俄罗斯、中国或巴以地区等敏感话题的人员,观点都会受到审查。大约两个月前,《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广告,想招聘新的俄罗斯特派记者,广告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想拿到这个职位,就必须致力于妖魔化普京,把俄罗斯描绘成一个反乌托邦的、以破坏世界稳定为目标的独裁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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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招聘驻俄记者广告(截自该报社网站)

后来这条广告在推特上成了许多人的笑柄。在美国当记者就是这样,你得通过意识形态测验才能成为记者,基本意味着你得是个极端主义者。尽管报道俄罗斯的时候确实需要批判地看待许多事情,但他们根本不允许你正反两方面都提到。

你去看《纽约时报》,每篇关于中俄的报道都是可怕的负面新闻,还经常不具名地引用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这就是情报部门介入的地方。这些匿名官员往往来自情报部门,或者五角大楼,他们有他们的议程,他们经常把情报提供给记者写新闻。记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所谓“情报界”获取信息,依赖美国国务院提供“内幕”。不同记者获取信息的权限不一样,他们吃这口饭就靠这个。

我知道一个令人感叹的案例,顶尖报社的记者为了保住获取信息的渠道,在意识形态上展现出严明的纪律性。《华盛顿邮报》有个名叫中岛艾伦(Ellen Nakashima)的国家安全记者。她是该报社最资深的国家安全记者。她的报道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投喂。她曾经去拜访过寄居在伦敦的厄瓜多尔使馆里的朱利安·阿桑奇。

阿桑奇当时是西方最知名的异见人士,他受到美国中情局的全面监视。他们渗透了大使馆,控制了摄像头,甚至使馆前台都是他们自己人。任何一个拜访阿桑奇的人在与他会面的时候,他们都会打开访客的手机,进入其电脑。他们用使馆安保人员的身份作掩护。他们就是要获取访客的个人信息,了解阿桑奇在跟谁打交道。他们认为阿桑奇跟俄罗斯特工有合作,想要收集证据起诉他。如今,阿桑奇被关押在最高级警戒的监狱,美国正试图把他引渡回国。他们这些手段都是明摆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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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阿桑奇发布阿富汗战争日记。视觉中国

当中岛艾伦去见阿桑奇的时候,她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被一名伪装成使馆保安的中情局特工没收。他打开了她的手机。这些都是在西班牙法庭的一个案件中被曝光的,我在“灰色地带”网站上写过一篇报道。由中情局雇佣的安保公司因为侵犯阿桑奇和记者的权利而在西班牙受到法庭审判。中岛艾伦的个人笔记和个人信息都在审讯过程中被公开。

长话短说,这件事是证据确凿的,“灰色地带”报道过,甚至《纽约时报》也提到过。《华盛顿邮报》最资深的国家安全记者在与西方最知名的异见人士会面时,电话和电脑遭到中情局侵入。我试图联系她听她如何评论此事,但她没有回应。她的报道没有提起这件事,也没有其他哪家西方媒体报道这件事。

你能想象吗,如果中国情报机构或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侵入了美国记者的电话,而且还被发现了,那将成为顶级丑闻。而且会造成外交事件。但她太想保住中情局这条信息渠道,以至于居然接受了自己的设备被中情局侵入。华盛顿记者圈普遍都是这种心态。这就解释为什么这些媒体会成为美国的体制内媒体,它们或许不直接受雇于美国政府,但实际上它们对其俯首帖耳,不敢有半分差池。

杨:现在,我们知道某些西方主流媒体公正性受到了损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寻找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如何确定其客观性。特别考虑到我们生活在这个所谓“后真相”时代。

布:对中国媒体或中国记者而言,目前的问题在于西方没人相信你的话。比方说,CGTN去采访过某些流亡海外的维吾尔分裂分子的亲属,他们在国外发表了某些言论,国内的家人说没那回事,政府没有毁掉你父亲的墓碑,它就在这里;或者说热比娅你不要企图在华盛顿煽动新冷战等等。这种报道传到华盛顿只会被嘲笑。人们觉得他们是被中国特工用枪指着脑袋,强迫他们撒谎。

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叙利亚。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孩,他是从阿勒颇的瓦砾堆里被救出来的,然后被送上了救护车,他的照片被所有报纸印在头版上,他的名字叫奥姆兰·达纳什(Omran Daqneesh)。他全家生活在被叛军占领的阿勒颇东部地区,这些圣战分子得到了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支持,并由美国提供武装。这群乌合之众被叙利亚政府军和俄军赶出了阿勒颇。当时还发动了空袭。

在奥姆兰·达纳什那张著名的照片问世一年后,他父亲接受了媒体访问,他说叛乱分子毁掉了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战争,对我们实行严苛的宗教统治。我们支持政府把我们从他们那里解救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个蓬头垢面男孩很乐意被政府军解救,而最初那些拍他照片的人才是其家人憎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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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男孩奥姆兰的父亲称,“白头盔”利用他儿子进行“摆拍”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西方媒体说,小男孩奥姆兰的安全非常堪忧,有迹象显示他父亲遭到了政府的恐吓,才出来做这番表态。然后这篇报道就消失了。他们可以这样对待中国媒体,对待叙利亚媒体,可以说所有报道都是被政府控制的。

中国没有对我们施加任何影响力,我从未接触任何中国官员。但正如我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所说,我们普通人明显被迫卷入了一场信息战,它让我们恨中国,让我们仇视中国共产党,让我们支持美国政府的敌对政策。我们抵抗它,曝光它,因而不断受到类似对待。我们被称为中国代理人,也有人说我们是俄罗斯代理人。他们说我们不只是为中国洗地,而是真的代理人,仿佛中国政府出钱收买了我们,告诉我们说什么话。这只是西方国家政权更迭游说势力——我不知道还能怎么称呼它——逃避公开辩论以及避免让美国公众从双方接受信息的方式。

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重大突破。“灰色地带”网站迎来了很大的流量。疫情之前,我们得到了草根群体极大的支持。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在纽约公开演讲,数百人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必须削弱我们的影响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我们说成是某国的代理人,让我们自我审查言论。

因此,对于你的问题,我只能说,面对这些阻力和障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做我们正在做的事。而且要更加无所畏惧地去做,不管我们被扣上什么帽子,面临何等后果。朱利安·阿桑奇就是这么做的。他被羁押在监牢里,与儿子和伴侣隔绝,还受到过肉体折磨。他当初就知道可能面临这样的后果,但他仍然坚持了下去。他把真相和透明作为礼物给了我们。无论后果如何,我们都必须追随他的脚步。

杨:我知道“灰色地带”曾经是左翼网站Alternet的一个项目。根据网站简介,其宗旨是分析政治和帝国。这听上去非常宏大,很难想象这样的内容能在当今的消费主义者社会产生大量点击。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做这个?是什么强烈信念驱使着你和你的同事?你有主流媒体背景,为什么突然不再为那些影响力较大的媒体供稿,而是选择做自己的网站?

布:应该这么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在主流媒体里工作过,谈不上什么主流媒体背景。当网络媒体问世时,我就开始做网络新闻了。当在网上做新闻变得可能,人人都有笔记本电脑,能在家工作。我开始写博客,既会去实地考察,也会在卧室写报道。我不必像纸媒记者那样跟编辑打交道,不用担心稿子被毙掉。当年网络杂志《沙龙》有影响力的时候,我给它写了很多文章。

911事件、布什政府和基督教右翼的崛起给我很大触动,促使我追求新闻事业。我做了一系列项目。第一个是关于美国宗教右翼激进势力对布什政府的控制。这使我得到很多主流媒体的欢迎,因为主流媒体基本都是民主党把持的,他们支持我的项目。

后来奥巴马当选了总统,我启动了另一个项目,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是在美国生长的犹太人,我非常关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局势。以前人们告诉我以色列是个渴望和平的好国家。和许多犹太青年一样,有人出钱让我们免费去以色列旅游。我开始意识到这一切并不真实,巴勒斯坦人遭到了压迫和种族清洗。当然在美国,我们完全听不到关于巴勒斯坦的消息,但在新疆话题上媒体一刻也不消停。

于是我启动了一个长达五六年的项目,旨在向美国人尤其是犹太裔美国人介绍真正的、媒体避而不谈的以色列。 最后写出了一本书《歌利亚:大以色列地区的生活和憎恶》,出版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些争议带动了销量,激起了人们的兴趣,许多人发现原来自己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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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布鲁门特尔所著的《歌利亚:大以色列地区的生活和憎恶》

这本书写的什么呢?写的我以犹太人以及局外人的身份,在巴以地区特别是以色列犹太人聚居区的见闻,它有很强的颠覆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我又写了本续作,记录2014年以色列发起的加沙战争。当时我就在瓦砾堆里,身旁就是在50天内遭到屠杀的受害者们。当你做过这些事,你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整个地区的稳定遭到破坏。当你见证过那些废墟和那种围城攻势,你看待本国社会的眼光也会发生变化。巴勒斯坦或者更准确地说加沙地带,成了我观察整个世界的棱镜。

当我看到美国在海上包围委内瑞拉,企图靠阻拦原油贸易饿死马杜罗政权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加沙地带,仿佛看到了巴勒斯坦的影子。同样的事发生在受制裁的伊朗和叙利亚。通过巴以冲突这个棱镜,我看清了很多东西,戳破了美国媒体炮制的大量谎言。我尝试通过“灰色地带”这个网站讲述另一面的故事,也得到了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帮助。

“灰色地带”最初挂靠在Alternet网站,那是美国最早的进步主义网站之一。当时除了我也就只有另外一个撰稿人。这个项目上马的时候,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刚好进入尾声。我们做了很多相关报道。后来我们转而关注叙利亚局势以及美国普通人所遭受的政权更迭洗脑宣传。我们采取行动来对抗这种信息战,我认为它会腐蚀美国人的思想,把他们变得更好战、更充满敌意。我们真正相信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对话和外交。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到信息战的前线去。

这也是我们网站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比方说美国主流媒体已经把胡安·瓜伊多钦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了,他们去委内瑞拉只会展示那地方有多么可怕,马杜罗是个多么邪恶的纳粹独裁者。我们也去委内瑞拉,但我们讲述故事的另一面。这是人们想知道的,所以他们关注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有成千上万的人来看“灰色地带”网站,来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另一种话语。

杨:你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因为很多人会给你打上反犹分子的标签,他们会说你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报道很接近或者根本就是反犹主义。考虑到美国当前的反华氛围,你关于新疆的言论会被说成是否认种族灭绝。你能举几个因言获罪,导致“灰色地带”或你本人遇到麻烦的例子吗?

布:我之前已经提到了不少。在反犹主义问题上,有个叫西蒙·维森塔尔基金会的右翼亲以色列团体。他们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反犹分子排行榜。我曾经连续两年跻身前十名。第一年我跟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著名作家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并列第八。第二年我排名第四。这两年的冠军都是伊朗的哈梅内伊。我倒是很想击败他,但我似乎做不到。

有一年,一个制造了大规模枪击案的新纳粹分子上榜了,他其实想杀犹太人,只不过没有成功,而是在教堂开枪射杀了一些天主教徒,但这不是重点。关键是在这份名单上,他的名次居然比我还低。也就是说,这个组织认为我与一个准备去杀犹太人的新纳粹主义分子相比,是更恶劣的反犹分子。

另外还有人把这起枪击案怪到我头上来。多家以色列媒体发明出一个故事,说枪击案是我煽动出来的。《国土报》就是这些媒体之一,后来他们撤掉了相关稿件。美国最大的右翼电台主播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在他节目上说我给了枪击犯灵感。他们说过的疯话太多太多,慢慢我脸皮也就变厚了。我觉得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

另外维基百科也被当做武器来打击我这样的反战反帝公共人物。如果你看过我的维基百科页面,过去许多采访我的人都会先看看维基百科,在采访前摸摸底。如果你去看编辑历史,56%的编辑是由一个人,甚至可能是一群叫做菲利普·克罗斯的人完成的。菲利普·克罗斯住在英国,可能是某个情报行动的一部分。菲利普·克罗斯一天要对反战人物的维基百科页面编辑40次,使他们看上去像是俄罗斯代理人。

我的维基百科页面上说,“灰色地带”网站是在俄罗斯政府和普京的资助下建立的,这完全是错误的。维基百科说我是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的固定撰稿人。我确实有时候会接受它们的采访,但我有两个月没上过今日俄罗斯了。他们试图制造我被俄罗斯控制的印象。

而且,如果你尝试编辑我的维基百科页面,就会发现该页面已被锁定。维基百科非常重要,你用谷歌查某个人的名字,或者查观察者网,相关维基百科页面就会出现在谷歌上,就像官方认定的事实。它本来应该是人民的百科全书,根据人们的共识书写。但显然情报机构、国家政府以及强大的利益集团控制了它来妖魔化我们。

维基百科有一条规则,叫做弃用消息源。维基百科的编辑者可以决定哪些消息源是不得引用的。他们把灰色地带列入弃用消息源,但给不出正当理由。他们违反了规则。那些把我们列入弃用消息源的人,我们查看了他们的背景,他们来自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比如菲利普·克罗斯,比如支持胡安·瓜伊多的委内瑞拉右翼,以及政权更迭行动的支持者,他们仿佛结成了某种同业联盟。

我们发布了如此多的基于事实的信息,用这么多报道,戳穿了美国国务院编的故事。但你在编辑维基百科页面时却不能引用它们。这些维基百科编辑的同业联盟以这种方式控制着信息。为了使我们看起来像纳粹大屠杀否认者、反犹太主义者、满口谎言的、接受中俄资助的精神病患者,他们甚至不允许你提到我们。这是让人从网上蒸发的新办法。

杨:中国人曾经很仰慕西方媒体,觉得它们提供事实,讲述真相,直到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意识到一个事实,即它们在涉及西藏、新疆、香港和疫情的问题上歪曲了一些事实。而同样重要的是,很多美国人也不再信任美国媒体,包括商业媒体和主流媒体。后真相时代的媒体环境意味着你们作为独立网站操作起来更容易还是更困难?你刚才提到维基百科和谷歌,现在很多人依赖这些工具来访问信息,但显然这些工具对你也很不友好。你要如何应对这一现实?

布: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现实很悲剧,美国公众对本国新闻媒体的不信任,严重影响了该国的稳定。精英、右翼和联邦执法者都非常害怕匿名者Q的阴谋论及其诱导作用。阴谋论使人们脱离了真正的反建制思想,让人更难组织起来对抗精英,但却能煽动他们从事疯狂的活动,比如1月6日冲击国会这件事。

这些人往往没受过大学教育,他们比较难认清现实,他们看到周围社区凋敝,就业岗位消失,农村和城郊地区大量人口鸦片类药物成瘾。他们在为这一切寻找答案,几乎有点宗教的意味在里边。他们知道新闻媒体给不出答案,特朗普支持者尤其如此,当他们看到媒体说特朗普是俄罗斯的人,他们会格外愤怒:CNN滚蛋,媒体都滚蛋,我们就是要去互联网最黑暗的角落,那里才会告诉我们真相。这撕裂了美国的社会肌理,我认为主流媒体应该为公信力的崩塌负全部责任。

但是还有另一部分人,比如我们的美国读者,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怀疑精神,往往多年从事反战活动。我们最核心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年龄较大的人,他们曾经看到自己信任过的、认为比较进步的机构,比如DemocracyNow!——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被招安之后成为政权更迭吹鼓手,成为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武器,不再陈述真相。于是这些人成了我们的忠实读者。

还有一些刚刚成熟的年轻人,他们从来没信任过媒体,但也在寻找可信的内容。以前我做公开演讲时,结束后总有年轻人来找我,18至30岁的年轻人。他们对我说,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信息是,只能相信BBC、CNN、《大西洋月刊》,后来开始读你写的东西,整个人都改变了,彻底改变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感谢。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受到这么多攻击,仍然在坚持做下去。你知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吧,它发布过许多关于新疆的报告,最近他们发了一篇针对我们的报告。它之所以攻击我们,是因为中国官员和外交官有时会在推特上转发我们的文章,但他们完全没有反驳我们呈现的任何事实。仿佛他们根本不在乎事实,没人在乎。一切都只为了把你妖魔化,把你说成是外国代理人之类的角色。

但世界上还有其他人,也许只是普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者自学成才的人,他们仍然在寻找真相。他们会去抵制虚假的阴谋论,寻找真正可信的非主流媒体。支持我们的就是这些人。

另一个支持我们的群体是那些见识过战争的人,知道战争可怖的人,那些退伍老兵,在海外服过役的人。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回国后自然而然地成为反战人士并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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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N揭露CNN如何制作抹黑新疆虚假报道

杨:你提到中国外交官和CGTN等中国新闻源有时会引用你的文章,因为他们找不到太多可以引用的消息源,在新疆这样的热议话题上尤其如此。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感到非常孤单,所以迫切需要外国人向其他外国人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这是个奇妙的现象。因为中国人说的话西方听众不相信。

你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培养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意见领袖?对此我有个想法,某种意义上,如果缺失关于某些敏感话题的辩论或讨论,我们就难以对很多问题形成属于中国的非官方叙事。你觉得中国有可能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吗?还是说他们不论怎样其实都不太可能对西方舆论起到什么影响?你觉得有可能吗?

布: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只要他们跟中国政府沾上任何关系,在当前西方的麦卡锡主义氛围下,他们的信誉必然被抹黑。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幸的。我们应该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真实声音,但现实不允许。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的信息受到更严格的控制,有刚性的审查制度,而西方主要靠我所说的胁迫、制造同意,以及越来越多的软性审查。因此,这样的情况就使西方能够说,你们都是机器人。

不过这里面也涉及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觉得他们都是机械木偶,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是怎么运转的,也不知道中国文化是多么博大精深。我认为,如果中国要进行某种形式的外宣,也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公共外交,其实就是宣传——这是个中性词——最好面向非洲或伊朗这样的地方,那些中国开展基建的地方,积极接触当地那些尚未自我封闭的人民和社群。

现在的美国非常……老实说我觉得这里发生的事非常令人沮丧,不管在政治还是思想上,只要涉及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都是如此。让我感到特别难过的是,我眼睁睁地看着曾经亲密的朋友们,尽管受过高等教育,也无法抵抗那种宣传浪潮,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我身边被带走。那些我非常关心的人,现在变得充满敌意、非常好战。那些曾经有进步思想的人,现在只能分道扬镳。

美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要让这种情况出现在你的社会,不要让人们被敌对好战的叙事俘虏。我觉得应该培养这样的人。

当然另一方面也包括中国的内部沟通。有人告诉我——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我——其实很多中国人自己也不太清楚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成为现在这样的问题。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太多信息,想知道自己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到记者和政府专注于远在万里、人们闻所未闻的事情,却对巴勒斯坦人遭受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不闻不问,让我深感气愤。我在华盛顿特区长大,我现在就坐在我长大的地方。我七岁那年,家人搬来了这里。我成长于一个黑人城市的黑人社区,华盛顿80%是黑人。我见过太多黑人所受的剥夺,他们的人生被毁坏,我们刚搬来正好是华盛顿可卡因泛滥的时候,后来大批黑人被关进牢房,很多我小时候的伙伴,大半辈子都蹲监狱。

我这条街上的一所公立学校,门口安装了金属探测器,学校也谈不上什么教书育人。面对这样的现实,美国只会把暴力和残酷手段当做解决办法。我曾经在社区里被警察拿枪指着,也曾经因虚假指控而入狱。这种环境影响着每个人。对我而言,当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替中国操闲心,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老实说,那些对中国观感比较正面的美国读者——比如他们十分感激中方在安克雷奇对话里提到美国黑人人权问题——正是那些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

你不能跑到另一个国家去激化族群矛盾。中国政府没有做那些美国对中国做的事,那就是制造种族冲突。中国政府完全可以跑到美国来说,我们对美国政府正在实施的种族灭绝发布了一份报告,我们在联合国指控你实行种族灭绝。但没有哪个国家真的这样做,因为这就像打仗一样,是非常敌对的行为。美国对其他国家做这种事让我很愤怒,因为它不去解决那些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

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看到你的网站,一个反帝反干预的网站,某些人用边缘这个词来形容你和你的网站。如果反帝国主义成为边缘,那么主流是什么?美国主流是什么可见一斑。我觉得这非常悲哀。

布:他们说我们边缘,却没法不谈论我们。这件事就很美国。大家都想跟边缘扯上点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这很酷。甚至有个音乐节就叫边缘节,只不过它已经被大企业包养了,去演出的都是很好的乐队,另类、越界的艺术……所以请继续称我们为边缘,这会带来更多流量。

杨:实际上,我这次采访的目的是让更多人意识到,西方内部也有人敢于挑战关于中国的主流话语。

布:谢谢。我想向告诉你的观众,美国政府对你们的敌意,并不反映美国公众和人民的想法。

杨:当然,它不代表美国人民。观察者网也希望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明确,美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的人民,只不过美国整体氛围并不那么友好。本次采访就到这里,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源时间:2021/5/22   发布时间:2021/5/18

旧文章ID:25065

美国退役将军发表全面攻击拜登政府公开信,是在“凝望深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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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河 李文博  来源:澎湃新闻

4月4日,土耳其的103名退役海军将领发表公开信,敦促埃尔多安政府避免采取一切会让规定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位的《蒙特勒公约》“陷入争议的言辞和举动”,反对政府批准在海峡西侧建立一条“替代性”运河;4月21日,在1961年军队未遂政变的60周年纪念日,法国约20名半退役的将军和近1000名现役士兵发表了公开信,声称必须结束无休止的党派内斗,因为伊斯兰分子正在“夺取整个法国”,内战可能明天就会爆发;5月10日,一封更强硬的匿名公开性再次谴责法国政府向伊斯兰主义“妥协”,警告内战的威胁,并且声称有13万人的签名支持。

2天后的5月12日,相似剧目终于在大西洋彼岸上演,一个名为“美国将官”(Flag Officer 4 America)的组织纠集了124名全军种退役将军签名致信,全面攻击拜登政府,其口吻较土耳其和法国“同僚”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将军们的公开信也上头条了

这批退役将军们的指控无所不至,从“专业”的伊朗核协议到移民政策,从民主党大选“舞弊”、到拜登身心健康状况,从抗疫的“过度封锁”到社交媒体的“表达审查”,总之是控诉民主党掌握的当前政府和国会都是“暴虐政府”,威胁到美国“历来的生活方式”。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面对如此“暴政”,公开信在结尾居然还没有呼吁全体公民拿起武器推翻政府,只是敦促他们在选举中行动起来,支持那些“捍卫宪法自由”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亦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共和党人,堪称“虎头蛇尾”。

当然,即使如此,针对这封“令人困扰而不顾后果”的公开信,批评仍然如潮水般而来。这些批评认为,除去公开信中具体内容的是非对错不论,这一行为至少是破坏了军队保持政治中立的传统,挑战了美国军政关系中的文官控制原则,其所含有的鼓励军事政变的叙事用心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由此推理,这些签字的“头头”可谓背弃了他们理当服从三军总司令、保卫宪法的誓言,人格、“军格”彻底破产。

对于这封信会引来何种反响,签字者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公开信的组织者、退役陆军少将约瑟夫·阿巴克尔在接受采访时承认,退役将军确实“通常”不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他认为美国现在正处于极为严峻的态势,“宪法共和国”面临着“建国以来比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才是失职”。总之,124名退役将军及其批评者们相互指责对方“损害美国宪法”。后者在媒体上声音是压倒性的响亮,但是这并不代表前者们的支持者数量就真的大为逊色。毕竟,不少批评者自己也指出,这封公开信本身并不值得多么严肃地对待,因为其不过是美国公民社会严重分裂的“表象”。在国内政争越来越不妥协的当下,无论政治纪律如何严格,美军又怎可能完全独善其身。

违背美国军政关系基本原则?

话说回来,5月10日的这封公开信真的如批评者所言,违背了美国军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吗?

要知道,这并不是第一封退役将军们“干政”的公开信。2020年大选期间,早有一封题为“高级军事领导人公开信”,其内容与5月12日的信件大同小异,都是指责民主党,并称美国“历来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唯一显著不同的是,2020年的这封信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赞美特朗普“经受住了国内外敌人的考验,是应对这些危险的公认的领导者”,号召“美国同胞”支持这位尚在位的共和党前总统连任。在这封信上签字的有317名退役将军。

另外,也不是只有特朗普得到了退役将军们的支持,也不是只有特朗普阵营在积极宣传这种支持。2020年9月24日,“今日美国”网站上刊出了一条明显有利于拜登的新闻,那就是两党489名陆海军将领和前国家安全官员为拜登背书,批评特朗普“不足以”应对总统这份工作所要面对的挑战。其中特别点名了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退役空军上将保罗·塞尔瓦的名字。显然,这一报道表明签字的将军人数越多、军衔越高,效果就越正面。

实际上,在美国的重要选举中,候选人历来喜欢标榜自己得到了多少位将军的支持。那么,为什么唯独今年这封信作为负面消息上了新闻头条、薄此而厚彼呢?

拿得出来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这封信的公布时机违背了“公序良俗”。理论上,将军们在离开现役之后,就成为了普通公民,可以出任法律规定只能由文职人员担任的国防部长一职,就如现任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退役前就是陆军上将,官居陆军副参谋长、中央司令部司令。更不用说,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竞选并拿下了总统宝座。从这一角度来看,退役军人参政是他们的合法权利,发表公开信什么的不足为怪。不过,5月12日的公开信却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其是在选举之后而不是选举期间公开的,其内容又是要否定选举的合法性,这看上去就“越线了”。

第二,这封信“不正当地”利用了军队的职业声誉谋取党派利益。美国政治家之所以喜欢找退役军人背书,原因就在于美国军人“政治中立”的职业声誉,而且找他们原因也大多是为了证明本团队的安全政策过硬、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然而,在这封信中退役将军们却在大谈特谈防疫,无怪乎左派们尖锐地嘲讽道,好像这些人真的懂得疾病传染和投票公正似的。

推敲一下,这两个理由可以成立,但也有勉强之处。毕竟,退役将军们是选前还是选后表明党派立场,是选前还是选后批评当前政治,批评的是安全政策还是国内政策,更多还是程度而非性质上的差异,很难说一种是美德另一种就是罪恶。充其量是“正常”中的“极端”而非“不正常”。也正是因此,左翼阵营也普遍主张,对于这封公开信的口诛笔伐“差不多”就够了,更是千万不能学土耳其和法国搞什么惩罚、逮捕和起诉。

将军们会走向何方?

公允地说,阿巴克尔一手操办的这封公开信本不该引起什么波澜。124人的名单不仅从数量上看不多,其质量也不怎么样。签字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少将、准将等“低阶”将官,三星中将都为数不多,并且没有一位上将。将军中也没有什么赫赫有名的人物,最具知名度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还是以“搞砸了”而闻名,其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因酿成“伊朗门事件”给里根政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在20年前就退役了。

因此,很难想象这批人不多、官不大、退役已久的将军们真有能力来鼓动政变、“危害美国宪法”。然而,此时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正处于“民主衰退”的凄风冷雨之中,不少美国人更是对于1月6日右翼冲击美国国会“惊诧莫名”,惶惶然如惊弓之鸟,难免会高度紧张,不放过一丝美国将要“魏玛化”的苗头。

对此,美国评论界不无自嘲地表示,过去军事政变还是遥远的“异域故事”,总是发生在不稳定的民主国家,没想到现在居然轮到美国人有这种担忧。不过,至少就目前看来,还不用担心“禁卫军政治”在美国上演。虽然美国军人在社会上有较为崇高的地位,但是这也并不是一成不变或者没有代价的。之所以能够得到尊敬,正是因为其奉行政治中立,才使得军队能够免于党派之争的侵袭,建立起不受挑战的职业声誉。

亨廷顿早有《军人与国家》一书指出,军队参与政治、干预政策并不一定是对军队的祝福,反倒可能自取其祸,损害自身的地位和声望。正所谓你凝视着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这一道理也是美国军队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声誉严重受损中所获得的教训。就此而言,阿巴克尔们是在以现役军人的长期社会地位为代价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可谓“损人利己”,也难怪得不到后者的多少支持。

当然,假使美国的政治分裂进一步发展下去,终于到了“分裂之家不能持久”的地步,美国的庞大军队又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是否最终还是会出现一个“普力夺”政体(编注:指制度化程度低而参与程度高的政体)呢?参考历史,恐怕即使到那时,也不大可能发生军队作为最后的“仲裁者”夺取政权、稳定政局的场景,而是更可能像内战中那样联邦军队和国家同时一分为二,接受两个均自称维护美国宪法的文官政府的指挥。

然而,在核时代下,这种场景可能比军队夺权更具灾难性。以此而言,唯有希望美国社会不会仅仅停留在警惕或者鼓励“军人干政”之上,而是早日找到弥合社会分裂之道。

(肖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文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研究助理、外交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21/5/22   发布时间:2021/5/21

旧文章ID:25063

布林肯与俄外长会晤 承认美俄存分歧但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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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三在冰岛出席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会晤。他们同意美俄存在巨大分歧,但也表达了合作意愿。

布林肯说,美俄存在分歧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若俄国采取进攻性行动,华盛顿将做出回应,“但如果两国领导人进行合作,世界将变得更加安全。”

他表示,拜登政府希望与俄国建立可预测的稳定关系,双方可在冠病疫情、气候变化、伊朗与朝鲜核武及阿富汗战争等问题开展合作。

拉夫罗夫说,俄美必须弄清楚如何处理两国关系。他表示,两国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希望彼此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合作,尤其在战略稳定问题上。他强调俄美可以商讨任何话题,但一定要坦诚互信。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此次一个多小时的会谈没有任何突破,但形容会谈对今后开展两国关系是个“良好开端”;拉夫罗夫则向俄媒体表示,这是一次“建设性”会谈。

另外,在布林肯与拉夫罗夫会晤前的几个小时,布林肯宣布,基于国家利益,拜登政府决定解除前年针对修建“北溪2号”(Nord Stream 2)的建造公司及公司行政总裁瓦尔尼格的制裁。

俄国“北溪2号”连接从俄国至德国,长达1230公里海底天然气管道,工程进度已完成约95%,将在今年底完工。

布林肯重申美方反对“北溪2号”工程,但考虑到美国国家利益及避免损害与欧洲盟友关系,美方决定放弃制裁。

来源时间:2021/5/22   发布时间:2021/5/21

旧文章ID:25062

美拟斥资千亿发展科技应对“中国压力”,但砸钱能解决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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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露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17日,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支持围绕 “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展开辩论,该法案授权在未来5年内拨款逾1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080亿元)用于基础和先进技术的研究。据美国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介绍,参议院将就该法案进行一到两周的辩论。

实际上,早在2020年5月,舒默和共和党议员陶德·杨便首度提出了该法案。而就在上周,这份在美国国会躺了整整一年、几经修改后的法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获得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该法案的命名颇有深意,其源于1945年美国发布的一份里程碑式的科技政策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此报告强调了基础研究对于一个国家保持技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也推进了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建立,影响了战后美国科技体制的形成。

而从“无尽前沿法案”的命名,不难看出法案提出者对于振兴科技发展的抱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支持这项法案,称这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保持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一步”。

在上述报告发布76年之后,美国政府为何重新认识到投资科技领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千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又能否实现美国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为“应对竞争压力”拨款1100亿美元?

上周,当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以24票赞成、4票反对通过“无尽前沿法案”后,路透社、《国会山报》等媒体便评论称,“在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竞争压力之际”,该法案获得了通过。

舒默称,“无尽前沿法案”是对美国科学和技术“千载难逢”的投资。

据路透社此前报道,该立法草案长达131页,内容包括设立一个白宫“首席制造官”职位,“以应对来自中国的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这位“首席制造官”将在总统的执行办公室任职,并将领导一个新的制造和工业创新政策办公室。

舒默等人提出该法案为何会有“与中国竞争”的战略意图?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传兴在该学院主办的“教育部哲社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开题会暨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研讨会”会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作为二战后的霸权国,美国有实力也有意愿压制现实的或潜在的挑战者。而从现实角度看,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尤其是在产业链上的提升,也被美国精英阶层视为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针对“无尽前沿法案”所渲染的美国对华竞争的氛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汪文斌近期都曾作出过回应。华春莹称,中国致力于发展,从来不是想去跟美国竞争,并希望美方能够端正心态,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尊重中国人民享有的正当发展权利,同时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自己。汪文斌表示,中国乐见美国取得更大发展进步,但坚决反对动不动拿中国说事,将矛头对准中国。

“砸钱”能否提高美国的科技竞争力?

除去大国竞争的因素外,美国提出“无尽前沿法案”也充分反映出其对自身在科技领域影响力削弱的担忧。但不少批评人士却认为,大规模的增加科技领域的投资并不一定能够提升美国的实力。

实际上,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科技产业创新领导者的角色,但进入21世纪后,这一局面发生了改变。中金公司旗下智库中金研究院5月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通信领域,美国的AT&T、摩托罗拉、朗讯以及英特尔都曾是全球重要的通信整装设备提供商,但在5G时代,欧亚国家设备制造等领域后来居上,重要的5G整装设备制造商名单中已没有美国公司的身影。

该报告还指出,在半导体和芯片制造领域,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相关产业蓬勃发展,让美国感觉到其领先位置正受到挑战。

针对当前科技领域的发展短板,美国希望借“无尽前沿法案”的投资来恢复其在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法案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用于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性和先进研究、商业化、教育及培训计划,涉及的“关键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等十大领域。

此外,法案将另外拨出100亿美元,资助至少10个区域科技中心,并建立一项供应链危机应对计划,以解决影响汽车生产的半导体芯片短缺等问题。目前,半导体芯片短缺已迫使美国的汽车等行业制造商减产。路透社14日援引消息人士称,部分美国参议员或将于近期公布一项520亿美元的提案,旨在在未来五年提高半导体芯片产量,促进相关研究。

然而,分析人士却从资助对象能力、资助项目数量以及国内外因素等角度指出,如此大规模“砸钱”计划不一定能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威克称,“在技术和供应链方面进行战略投资固然重要,但仅靠砸钱来解决问题不会让我们胜出。”“如果资助对象缺乏能力开展真正有用的研发活动,可能反而有害无益”。

彭博社则分析认为,该法案中的某些计划是“浪费”,例如资助至少10个区域科技中心的计划,这或导致“火种过于分散,将难形成燎原之势”。

王传兴指出,美国国内复杂的社会问题以及国际体系愈加明显的多极化趋势是影响美国实现“无尽前沿法案”预期目标的双重因素。

相比之下,美国《科学》杂志5月7日的文章中则更侧重指出了美国国内因素对提高国家实力的掣肘。“虽然中国和欧洲是美国强大的科技竞争对手,但一个国家要想真正获得竞争力,必须从(解决)国内问题开始。”

眼下,尽管“无尽前沿法案”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期推进较为顺利,舒默还预计该法案将获得强有力的跨党派支持,但已有不少共和党人士对该法案表示质疑甚至反对。

据《国会山报》报道,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纷纷批评“无尽前沿法案”耗费高昂,却无法有效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Republican Study Committee)也曾直接发推文反对该法案,理由是该法案只会有利于部分大型企业。该委员会是国会最大的共和党党团,共有154位成员。

来源时间:2021/5/22   发布时间:2021/5/21

旧文章ID:25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