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继武  来源：《人大美国研究简报》2021年3月20日

拜登(Joe Biden)就任46任美国总统前后，其政策团队和施政纲要已陆续发布。近期，拜登政府于3月4日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将中国定位为唯一全方位具备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能力的“对手”，并提出要从地缘政治、价值观、高科技等多个领域对华战略竞争，同时不排除在气候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尽管凸显中国的战略竞争者身份，但拜登政府还是强调“外交”的重要性，经双方沟通，中美外交领导也于3月18-19日展开首次战略对话，这一切皆预示着拜登的对华政策既有战略定位的延续性，又有策略的变化性。

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判断日趋恶化，至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美关系进一步在新冠疫情、台湾、香港、南海等诸多议题上全面竞争，美国国内对华舆论与公共形象认知也日趋负面。据皮尤的调查，2020年美国民众对华负面形象认知的比例已达到73%。美国对华强硬的政治、社会与舆论基础，为拜登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修复，回归合作，制造了较大的国内阻力。拜登总统能否突破这种环境阻力，首要的因素在于他个人能否在环境压力与自我对华认知中保持自主性，而这亟需研判拜登的性格特点及其对华政策偏好走向的关系。

一、拜登的性格特点

首先，总体评估拜登作为领导人，其自身的性格特点及其政策偏好，以及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基于拜登长期的从政经验，代表着民主党的政策与价值理念传统，以及他对于美国重新回归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努力，拜登更多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威尔逊主义传统。拜登的性格特点及其政策理念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拜登个人因素具有更好的可预测性，也较为相对稳定，其个人性、情绪性以及任性的要素会大大降低。拜登体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主导传统思维及其逻辑一致性。第二，在拜登的领导风格上，他将有“成熟、稳定与理性”的特点，而非“冲动性、非深思熟虑”的领导风格。在团队成员选择，政策出台，以及双边关系的发展方面均将有所表现。第三，在执政理念上，拜登将更为注重专业性。这使得传统的专业幕僚、官僚政治、团队助手等因素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拜登将更重视其幕僚的专业意见与判断，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背后的政治共识达成。第四，拜登最为重要的性格特点是，他易受到外在环境、政治团体的压力影响，具有明显的对环境的屈从性，这种敏感性与脆弱性使得拜登的政治理念并不具有个人特性，而是背后的美国国内政治、党派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等外在要素的综合。

综合对拜登在相关内外政策方面言论的文本内容分析，以及基于拜登从政经历中重要关键性节点及其应对方式的综合分析，拜登作为领导人，其性格特质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合作导向而非冲突导向。拜登对于政治本质的理解更为偏向合作性的，他较为注重政治中的合作、联盟以及阵线的价值，因此，从政治价值理念来看，他将带有更多的合作特性。这种合作特性，对内表现为试图超越党派、族群与价值分歧，在当前极度分裂的美国社会面前，重塑一个团结与合作的美国。这种合作导向也是相对而言，尤其是相对于特朗普的冲突导向而言。但是要注意的是，拜登的合作导向政治世界观，并不直接意味着拜登总统以及美国政府将合作定位为对华政策的准则，相反，拜登更可能将合作看作是对华强硬、竞争的一种策略。在对华合作方面，拜登在《外交事务》杂志2020年第2期“为什么美国必须重新领导”的施政纲要中已明确表示，美国将在气候变化、反恐、地区安全热点等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近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重复了这一合作信号。但是，这些都是基于民主党的相关合作议题与偏好传统，也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需求。基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当前中美国力差距日益缩小，拜登将延续对华定位为最主要的竞争者。在对华政策偏好上，拜登的合作导向将体现为美国基于民主价值的国际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自我拆解美国的国际联盟。

第二，关系导向而非自我导向。作为政坛老客，拜登十分注重在政治斗争中的团结、合作策略的重要性，在意外部环境与自我理念的平衡。这种关系导向特质，决定了他不会任性改变传统，漠视一些政策规则，因此拜登将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与此相对，前任特朗普总统是典型的破坏主义者，即完全颠覆传统，打破规范，以极度自我和超级自恋作为应对环境及其压力的策略。关系导向特质下的拜登，作为领导人，他将重视美国传统价值观下的一些政治战略，比如尊重美国的政治制度与价值，重视政策出台过程中的政治过程与机制，如此，传统的专业幕僚、团队合作以及官僚治国将得到回归。拜登总统也将重新重视在各个专业领域的团队建议，这为预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来了更多的可预测性，即在安全、经济、军事等领域，拜登的团队组建在上任后陆续展开，这些幕僚人员选择将依据其专业政策偏好、业务能力以及与民主党拜登理念的吻合标准，所以考察这种标准及其背后的团队人选，则可大致理清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手段。如上所分析，拜登重视国际民主联盟的价值，将加强西方国家的联盟合作，这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应对压力。

但是，拜登的关系导向特质，带来一个他最为核心的性格特点，即拜登对于外部环境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换言之，拜登容易受到美国国内政治、舆论压力以及政治风险压力等影响，将会表现出不能坚持自我，屈从于外部压力与影响的脆弱性。这种外部压力敏感性与脆弱性，预示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理念很大程度上是环境主导的，基于环境压力来考虑可能的对华定位及其策略选择。

第三，价值导向而非利益导向。与特朗普忽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政治与外交中地位不同，拜登是一位传统的民主党人。拜登对于价值观持有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外交中将更为重视价值观的地位。对于中美迥异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而言，这是一种传统的负面因素。拜登试图重新团结美国国内政治，在国际上重塑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其依据的基础也是重新举起美国的民主价值大旗。

综上，作为美国领导人的拜登，具有三方面明显的政治性格特质，即合作导向、关系导向与价值导向。在上述辨析基础上，要注意规避对拜登政治性格的一些不正确看法，比如认为作为总统个人，拜登是不重要的，只需要关注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看法即可;或者是由于拜登有与中国及中国领导人交往的传统，而且拜登家庭与中国有一定的商业联系，早先拜登也有较多的对华友好言论，因而对拜登对华友好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当然也必须规避认为拜登个人将决定对华政策的片面看法。总之，分析拜登个人的政治性格特质，有助于理解拜登总统的世界观、战略偏好及其手段选择，其特定的领导风格对于团队选择、政策制定以及行为特点的影响。

二、核心特质：对政治环境压力的敏感性

基于上述辨析，拜登的政治特质会影响到他如何吸收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即美国政府的党派政治、利益集团、政策团队等各种外在影响因素，是通过影响拜登总统以及美国的政策制定程序而形成对华政策。因此，需要辨析清楚总统拜登的性格特质是如何与美国对华政治环境要素互动。总体来看，除了需要对拜登个人的对华理念，当前美国总体上对华战略竞争的国内政治与战略共识，以及拜登可能很大程度上继承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团队作出基本判断，还需揭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偏好及其政策的出台，核心的机制是拜登的外在敏感性过滤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压力。具体来说，将会对拜登对华政策偏好与政策形成压力的核心环境要素体现如下：

第一，承诺兑现压力。传统上，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都会就对华议题发表强硬表态，以此表明维护美国利益的姿态，但后续执政期间则会有更多的调整。这种传统发展至今，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一则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已持续恶化，虽然未来有减缓与关系修复可能，但美国国内的超党派共识、特朗普主义的遗产都预示着这种负面国内压力将持续存在，而且拜登易受外部环境压力的敏感性，将表明拜登对竞选时的对华竞争定位以及竞争策略有兑现压力。

第二，美国对华负面战略认知。自2015年起，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经过激烈的辩论，在特朗普时期已达到重塑共识的地步。“对华接触失败论”等负面战略定位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政治正确，2020年虽有反思声音，但要改变需要一定时间，因此这是最为深厚的美国国内对华负面认知背景。同时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华负面舆论攻击等，造成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已近73%左右。

第三，正名表态压力。拜登与中国及中国领导人有一定的交往，而且也有一定的商业联系，这种背景在竞选时期成为对手攻击的措辞。因此，在美国国内对华已形成较为负面认知的背景下，拜登的理性策略，可以预期则是更多地试图撇清与中国的“好友关系”，因此他更可能以强硬姿态来证明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

第四，特朗普主义遗产。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展的负面对华战略竞争，不仅造成了中美关系的巨大倒退，而且也留下了诸多负面遗产。这种特朗普主义的对华竞争负面遗产，包括对华战略定位、美国社会与政治极化造成中国议题的敏感性、对华竞争者角色的塑造等，加之民主党传统的对华竞争策略，都是拜登性格易受外部压力敏感的负面外部环境。这预示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将是初始从竞争、紧张与斗争开始。

第五，专业团队的偏好一致性。从当前来看，成为拜登外交政策以及对华政策团队的成员，大多来自民主党的一些“传统人士”，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团队，比如布林肯(Antony Blinken)、坎贝尔(Kurt Campbell)、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人，也包括一些民主党内持对华竞争强硬派的新锐。这些具有一致性对华战略偏好的团队，与拜登一起，展现了重新思考先前美国对华接触传统，转而以战略对抗、国际联合、地区竞争等全方位对华竞争的策略选择，相关策略手段与特朗普不同，但竞争的定位是一致的。

总之，拜登的性格特质与对华政策理念分析，预示着拜登政府下对华政策将相对更为稳定、可预测，但美国对华竞争定位短时内难以改变。尤为需要注意的是拜登的核心性格特质：对外部压力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这种性格特质决定了拜登将接受当前美国国内对华的战略定位与竞争策略，但也带来一个潜在施加对美影响力的着力点，即通过首脑外交、战略对话、中间人私下联系等个人性、制度性渠道，塑造积极合作、改变负面竞争政策，但渠道的选择需要注意私密性，因为拜登更为敏感其国内的政治风险与压力。总体上拜登个人性色彩将下降，未来制度化的拜登总统及其政治理念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作者：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5/10   发布时间：2021/3/20

旧文章ID：24969

作者：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几乎所有外国钢铁进口征收25%的关税。这些关税实际上是对进口钢铁的美国公司征收的税，这些公司每年为此损失近30亿美元。但特朗普向美国人保证，这些关税将遏制“不公平的”外国竞争，重振正在衰落的美国钢铁行业，并把数千个高薪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五个月后，他宣布胜利。他在推特上说，“关税对我们的钢铁行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那纯粹是胡说八道。实际上，钢铁关税的实施以高昂的代价失败了。那一年的钢铁价格比特朗普征收关税时低了14%。在此期间，钢铁企业的就业增长率仅为私营部门整体就业增长率的一半，美国钢铁企业的股价下跌了20%——尽管标准普尔500指数仅下跌了5%。

事情很快就变得更糟了。到去年11月的选举日，钢铁价格比关税实施前低了12%。如下面的第一个条形图所示，钢铁业就业人数下降了4.2%，而私营部门总体就业人数仅下降了1.9%(受COVID-19大流行影响)。正如第二个条形图所示，标准普尔500指数却上涨了24%，而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价格却下跌了28%。

与此同时，这些关税让使用钢铁的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尽管只有80，000美国人从事钢铁生产，但大约有400万美国人为使用钢铁的公司工作——包括汽车、飞机、机械和金属制品。因此，关税给整个美国制造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那为什么钢铁关税一点也没有帮助到它原本要保护的行业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受到特朗普关税打击的国家——如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了报复，导致它们对美国金属的进口大幅下降。其次，特朗普与中国和其他国家更广泛的贸易战以更高的进口成本和更低的出口需求打击了美国制造商。这些影响反过来又抑制了美国钢铁在国内的销售。第三，美国的钢铁制造效率仍然低于其他先进经济体，例如奥地利，在奥地利，钢铁制造的自动化程度更高。考虑到钢铁生产在经济层面的快速变化，在试图刺激就业增长方面，钢铁行业从来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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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钢铁业很难有起色。事实上，自特朗普去年败选以来，钢铁行业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从2020年11月2日到2021年4月30日，钢铁股票价格飙升了87%，自2018年以来首次超过关税前的水平。相比之下，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同一时期仅上涨了28%，如下图所示：

截至2月份，(最新数据显示)钢铁行业的就业人数也上升了1.4%，尽管总就业人数下降了1%。这种反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些与乔•拜登当选总统无关的原因。例如，这反映出中国河北省的钢铁供应减少。河北省是一个产钢地区，在疫情中受到了严重打击。但拜登的胜利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拜登承诺将耗资2万亿美元对美国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当然，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也做出过类似的承诺，但一旦上台，他就失去了兴趣。然而，随着民主党人现在控制了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看起来是确定无疑可以进行。即使是共和党最新提出的一份总额为5680亿美元的基建替代法案，以历史标准衡量，也代表着一个实质性的承诺。正如一位美国钢铁公司的高管去年12月所言，“一项基础设施法案……这将对整个行业产生巨大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拜登对大流行的反应——从疫苗生产和分发到对家庭和小企业的财政支持——一直比特朗普的反应要有力得多。尽管特朗普声称拜登的胜利将“摧毁”市场，但对疫情更快结束及其对经济造成损害的预期，一直是选举后市场飙升背后的驱动力。

最后，随着拜登入主白宫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有望得到缓解。在竞选期间，拜登在处理特朗普关税的命运问题上一直很谨慎。但作为总统，他已经采取行动，取消对欧盟和英国征收的关税。与美国盟友的贸易冲突的结束将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商业机会的改善，这反过来意味着美国钢铁销量的增加。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钢铁行业及工人仍面临重大挑战。自2017年特朗普上任以来，钢铁行业的就业率一直在下降，而且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就业率很可能会继续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依赖昂贵的贸易壁垒或补贴来保护就业岗位是愚蠢的，这些岗位更容易受到快速发展的生产方式的影响，而不是海外竞争。同样，像特朗普那样，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而隔离钢铁行业也是种误导。在征收关税之前，四分之三的进口钢铁来自与美国签订了共同安全协议的国家，尤其是加拿大、德国、日本和韩国。那么，除了“不再进一步造成伤害”之外，拜登政府所能采取的最明智的做法是，根据《贸易调整援助法案》和《劳动力创新与机会法案》支持的项目，扩大对失业工人的援助和再培训。

从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政策失败中可以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正是，自上世纪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造成灾难性后果以来，左翼和右翼的可信经济学家一直向政客警示的：与特朗普的吹嘘正好相反，贸易战不是“好事，很容易赢”。钢铁关税不仅未能重振美国钢铁行业;实际上，它通过提高成本和减少美国制造商的出口机会而使其倒退。特朗普曾承诺通过关税提高净出口，但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净出口实际上有所下降。因此，即使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冲突仍在持续，但广泛地恢复合作贸易关系，以及通过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经济增长前景，对美国工业和工人来说都应该是好消息。

作者简介：本·斯泰尔(BENN STEIL)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经济主任，著有《马歇尔计划：冷战的黎明》(the Marshall Plan: Dawn of the Cold War)一书;本杰明·德拉·罗卡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分析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5-07/trump-disastrous-steel-tariffs

来源时间：2021/5/10   发布时间：2021/5/8

旧文章ID：24968

作者：明报社评  来源：明报

七大工业国(G7)外长会议上周发表“联合公报”，首次提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并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公开呼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另一方面，美国印太政策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上周指出，美国对台战略清晰化有“显着不利之处”，显示美国仍然维持台海政策的战略模糊。上述两件事，反映美方在“打台湾牌”的同时，希望维持“不统、不独、不战”的台海现状，但美方的作为，以及大陆对台威慑的增强，已愈来愈令美国陷入焦虑与两难。

G7外长挺台参与世卫

美高官拒绝“战略清晰”

据报道，在英国伦敦举行的G7外长会议，主题就是协调对华策略，讨论中国议题耗时一个半小时。会后的“联合公报”有5章87条，其中直接涉及中国的有7条之多，第18条首次写明：“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国际社会应该能够从所有伙伴的经验中受益，包括台湾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成功贡献。”今年的世卫大会(WHA)将在本月24日召开，由于邀请观察员与会，须经世卫组织194个会员国过半数同意，如无意外，台湾今年仍难与会。

美国“打台湾牌”的力度，近年直线上升，也令大陆战机战舰绕台的威慑举动渐增，《经济学人》早前的封面报道，形容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美军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 Davidson)更预言大陆“可能在6年内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政学界出现呼声，认为应将台海政策由现时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改变为“战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

所谓“战略模糊”，就是鼓励两岸以对话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售卖武器来增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但对两岸一旦兵戎相见的应对手法不明确宣布，即不公开承诺派兵保台;而所谓“战略清晰”，就是明确宣布美国应对台海战争的策略：北京动武，美即派兵护台。

在上周二的一个公开论坛上，坎贝尔明确指出，对台湾的战略清晰有“显着不利之处”(significant downsides)，因为美中因台湾而起的任何军事冲突不太可能局限在狭小地域内，将会迅速扩大，“并将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的方式，从根本上毁灭(trash)全球经济”。他认为，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最佳方式是向中国发出全面信息，将外交和美国的国防创新结合起来。他相信“在台湾问题上维持某种程度的现状符合(中美)两国的最佳利益”。这显示，拜登政府短期内不会改变对台海的战略模糊。

对任何美国政府而言，台湾都是一张能够牵制中国崛起的王牌，在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剧烈的背景下，这张牌不会不用;惟若台海发生战事，美国将面临困难的战略选择。毕竟台湾离大陆近离美国远，中国“反介入/区域封锁”战力的提升，令美军的保台行动代价极高。

打台湾牌增紧张气氛

维持现状将愈来愈难

台海战事除了实力的比并，还是意志的较量。北京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这方面中国的战略是清晰的。一旦美方背弃当年建交时对台湾的“断交、撤军、废约”承诺，中方无可退让，不惜对美断交，对台动武，加快统一步伐。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CFR)月前在报告中也认为，美国明确保台，可能引发美中全面战争，从而令战火燃烧至美国本土。所以，美方在处置台湾问题时会有一条底线，就是保持某种平衡，不越过中方红线。

对美国政府来讲，理想的状态就是继续维持“一中一台”，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崛起，但台海又不发生战事。不过，这条钢线不易踩。近年来，美台“非官方关系”日趋官式，已经掏空了“一中”政策，军事合作走向公开，美军机舰频频穿越台海。这一切，被台独势力利用来加快推动台独步伐，又刺激大陆进一步加大对台军事威慑。正如《纽约时报》日前刊登的一篇专栏文章所言，美台愈是希望关闭统一大门，北京就愈有可能以武力统一。

过去30多年，每当台美关系获得提升，台湾海峡都波涛汹涌，而雨过天青则有赖中美的良好沟通。正如坎贝尔所言，美中两军真正的短中期冲突风险来自“事故和疏忽”，重要的是建立互信，并确保危机时刻的沟通。他预计，未来数月美中在朝鲜和其他问题上将有“实质的外交接触”，就像目前在气候变化和伊朗问题上的那样。中美高层有更多接触，意味中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有机会深入和扩大。美国暂时对台海维持战略模糊路线，既留下回旋空间，也留下了解决问题的时间。但如果继续掏空“一中”政策，华府会发现，台海现状将愈来愈难维持。

来源时间：2021/5/9   发布时间：20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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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越  来源：FT中文网

人权是美国的建国思想之一。早期移民北美的英国人，已经受过启蒙思想熏陶，直接站在巨人肩膀上，在《宪法》和《人权法案》基础上创建了美国。不过人权一直主要限于白人，种族平等问题要到19-20世纪才得到重视和解决，这在去年西方国家的BLM大游行中达到了历史高峰。BLM运动能得到白人社会的极大反响与支持，就得益于人人平等的人权观。

不过，虽然人权观念在美国已超过200年，但大规模地把人权观念从国内政治延伸到外交领域，不过是过去40来年的事。20世纪70年代，受越战等因素影响，美国国际道德形象低点，影响了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人权团体、律师协会、教会团体、工会、科学家、学者等开始推崇人权外交政策(基辛格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人权外交会影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最终卡特政府开始推出人权外交政策，认为该政策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能为国家利益与安全服务，并有助于重建美国的道德形象。卡特主张，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声称虐待本国公民是自己的事。这个主张成为此后美国和西方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继续主张“主权外交”的中国、俄罗斯等国则批其为“手伸得太长”。

不过，40年来，人权在美国外交中并非居于主导地位，而是一个配角。这是因为政府对人权作为外交手段的使用缺乏系统性指引，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搁置。而且，在关塔那摩拘押中心问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政府的一些做法似乎与保护人权背道而驰。

而在与中国的外交方面，最初人权没有被纳入考虑。尼克松访华，是为了拉拢中国以打败苏联，属于“冷战”期间的地缘政治行为。到了克林顿时代，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与市场改革将带来政治变革和更开放的社会，于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受到鼓励，美国将中国人权状况与贸易政策脱钩，并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

小布什的观点与克林顿类似，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将推动政治变革。他说：“在自由贸易中成长的年轻人最终将改变对自由贸易的看法，不受限制的互联网最终将得以产生。”他还说：“中国的变化将按照自己的条件来实现，并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保持一致。但是，变化会来的。”

2009年，奥巴马访问中国。他在讲话中巧妙地提到中国的人权纪录问题，也提醒中国领导人停止审查互联网。但他还说：美国不会遏制中国，中国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力量源泉。

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特朗普一直不重视人权。他主政时期，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朗普将人权分成等级，认为宗教与财产权利比其他人权更为重要。他还设立了天赋权利委员会(Commission on Unalienable Rights)，要求重新审视何为人权，何为造物主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该机构被认为旨在削弱人权，试图降低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等群体的保护。在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博弈的不断升级过程中，无论从贸易战，到技术战，再到“脱钩”，新概念、新名词如何层出不穷，人权都不是主要考量因素。直到2020年大选前夕，特朗普才开始将人权与对华贸易问题挂钩。

拜登时代一开始，就立即纠正特朗普的人权政策：计划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更正了特朗普的人权等级观：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公布关于全球人权状况的第45次年度报告时说：“人权是平等的。不存在使某些权利比其他权利更为重要的人权等级制度。”

但在中美关系方面，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在包括经济、贸易政策在内的美国政策制定中，人权因素的影响日益明显。

奥巴马政府曾于 2012 年 1 月公布《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国家战略》。该战略有两项目标：促进安全有效的货物运输;建立弹性供应链。该战略更偏重于商业利益而不是国家间竞争。但到了今年2月24日，白宫发布《有关美国供应链的总统行政令》，要求美国各行业对包括半导体等重要行业进行审查，以期减少对其他国家的物质依赖程度。这明显有针对中国之意。背后原因是，中国已今非昔比，并开始逐渐采取与美国对等的强势姿态。过去40年，中国成为西方国家推动近200年的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美国希望博弈方向指向全西方供应链与中国逐渐脱离，并以人权理由助推该战略;中国则一方面更重视内循环，另一方面竭力阻止脱钩发生，希望继续推进全球化，继续加深与各国经济互动。

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风格不同，拜登的外交作风是团结同盟，商量着办事。而人权是美国能够将西方团结起来的最有效的政治概念之一。

在实行经济自由的西方国家，企业家与商人均趋利，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均非其行为指针。他们要在哪里从商和投资，美国政府基本无权干涉;美元是全球自由流通货币，政府亦无法操纵;公民的自由度亦相当高，在中国常见的因爱国情绪抵制外国物品的行为，在西方非常罕见。然而，尽管西方公民不大会为国家利益和安全采取集体行动，但有时他们会因人权被侵犯而产生情绪共鸣，甚至采取行动。当某个国家侵犯人权的报道开始普及时，民众情绪比较容易被点燃。有时还会出现政府被舆论和民众推着走，被迫采取维护人权行动的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西方民众对于中国的印象普遍急剧下跌，但这种情绪目前并没有反映在商业与消费行为上。如果说中国政治具有短时间内运用所有国家媒体动员全国民众的高效优势;那么，因西方政府(与中国政府相比)相对弱势，加上言论自由带来的观点百花齐放，社会无法在短期内达到对某种事物的统一认识，西方政治动员群众的能力相对较低。英国抗疫就是一个例子：戴口罩这在中国一夜间就普及的事，在英国花了一年。

可以说，近期拜登与加拿大、英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沟通，都是试图以中国人权问题逐渐团结西方，以期在若干时间段后产生效果。而其效果究竟将如何，尚待观察。

(注：作者是英国社会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1/5/8   发布时间：20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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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布克笔记

拜登上台后，中美还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近期，全球化智库(CCG)的创始人王辉耀先生以这个为主题，对话了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和杰出的战略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

艾利森教授在哈佛任教50年。他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和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特别顾问。

2017年，他出版了十分畅销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这本书提到，正是因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人对雅典崛起的恐惧，让战争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基于中美关系的现实和想象，“修昔底德陷阱”成为热词。

艾利森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讲述了过去500年间，有16种修昔底德陷阱的范式，只有4种情况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没有陷入战争。

在这场与CCG的对话中，艾利森首先明确指出当今中美关系的典型特点，也就是竞争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国，积累了多个世代的努力，会越来越强大。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国，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掌握统治权力，是世界第一。我们在历史背景下看，两国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是否在崛起过程中没有受阻，会一直崛起。

如果中国的生产效率和韩国一样高，中国的人均GDP将会是美国的1/2，那时中国的GDP将会是美国的两倍。随着中国在各领域的国际舞台崛起，已经对自己各方面都是第一习以为常的美国，发现自己被赶上甚至被超越。21世纪初，美国是各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然而在2021年，中国成为了几乎每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国。一代以前，美国曾是世界制造工厂，而现在，世界制造工厂是中国。

在这种现实下，中国的崛起对守成国美国产生了影响。艾利森在书中把这比作权力的跷跷板。中国会变得更强、更富裕，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那么应该如何避免冲突和战争呢?艾利森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典故——辽宋的澶渊之盟。

他认为这是中国的智慧，1005年，北宋发现不敌辽国，就和辽缔结了澶渊之盟，同意进行竞争和合作，他们划定了竞争的范围，也确定了合作的领域，辽认可宋是一个大国，但是北宋每年给辽国岁币。辽国用北宋给的的东西从宋国购物。中国很早就有竞合的早期版本了。虽然很多中国人并不赞赏北宋的做法，但是澶渊之盟是竞合的关系，正是宋辽的合约，在历史上保持了双方一两百年的和平，这是一桩好事。

当然艾利森也自称自己不会中文，对中国的历史理解可能不足。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布克笔记认为，艾利森举这个例子的想法应该是希望寻找达成妥协，建立信任，维护和平的经验。

艾利森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双方对各领域的“第一名”都势在必得。但中美双方一旦发生核战争，则两国将不复存在，基本上没有人类可以在激烈的热战中幸存，我们必须合作避免一系列会导致这一结果的事件。

对此，CCG创始人王辉耀做出了12点回应：

首先，国家高层领导人可以帮助国家不经战争就解决国际冲突与对抗;

其次，国家可以将其嵌入至国际上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中，从而限制历史上所谓更耗损势实力的“速战”行为，对于全球局势也是如此，当今世界已经拥有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机制与体系来约束国家的行为，格局的扩大使得个体行为受限，使得国家可以保持克制的态度;

第三，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们以必要性作为决策标准来区分需求和欲望;

第四，时机也同样至关重要，目前我们面对全球发展的关键时刻，当前时机对于未来7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取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五，文化上的共性可以帮助防止冲突的出现，我们也希望在冲突上做出一些缓解工作。

第六，您认为在阳光下没有什么除核武器以外的任何新事物，这正是您所说的“相互保证毁灭”。

第八，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合理的选择。的确如此，中美两国都拥有强大的核武器、都有核武库，一旦冲突因子被触发，诸多冲突中的其中一个部分失控，整个世界都会陷入热战进而被摧毁。中国现在比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固定资产，更多的高楼大厦，更多的基础设施，我们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高铁，最长高速公路网络、最快最大的4G5、G网络以及三峡大坝和港珠澳大桥等，美国也是一样拥有了上百年的繁荣，两国冲突起来确实形势不容乐观。

第九，超级大国领导人必须对无法取胜的战争所承担的风险作出充分且万全的准备，我们需要一种国际协调来防止这种热战的产生。

第十，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脱钩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从而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参考中美两国GDP可知，战争的成本极高，因此我们不愿以战争来结束我们的繁荣。

第十一，结盟是致命的吸引。

第十二，国内的治理表现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国内问题的解决应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它是获得国内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包括中国使8亿人摆脱贫困。

艾利森则认为，中美双方需要深度沟通。

虽然当前中美竞争与上世纪的冷战截然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冷战中汲取经验，例如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冷战时期，我们双方也热衷于深度沟通，所以里根总统经常因与苏联领导人沟通而遭受指责，但他认为沟通与对话非常关键，因为核战争从来无法取胜，没有赢家。

里根总统对与苏联协商非常热衷，以至于达成武器控制协议，美方放弃自己原本想要做的事，苏联为此付出去做美方希望苏方做的事。在每一个事件中，都有信任的问题。这一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稳定双方关系，而且可以避免可能会导致局面失控的潜在危机。在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中基本发挥了作用。

在中美竞争中，我们两国没有理由不从过去的教训中汲取经验，需要在深度沟通、危机管理流程，甚至危机防范等不同层面上以史为鉴。这是我对中美合作提出了12条建议的补充，避免掉落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战争的发生。

艾利森认为，美国邀请中国参加气候变化峰会，同时两国都同意担任G20气候变化工作组的联合主席，这都不同寻常。

这些意味着他们必定会在今年10月的G20峰会上提出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切实可行的提案。这也意味着他们都是支持这种既有矛盾的又有合作关系的，那就是在某些领域两国要合作，而同时又要承认他们关系的竞争性。

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他们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我的一些学生就有这个问题，他们有的是美国军队上校，有的甚至是新晋的将军。我问他们，什么是战争，我们说我们在伊拉克打仗，那里发生了什么?阿富汗又发生了什么?但这些都是规模很小的战争。什么才是真正的战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五千多万人丧生，这是不可想象的。但和核战争比起来这不算什么。

那什么是核战争?核战争可以直接把你所在的北京毁灭，也可以直接让我所在的波士顿毁灭。你可能会想，不，这不可能。可事实就是如此疯狂。这很难想象，但是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可能会使所有中国人和美国人丧生。任何一个未来有可能幸免于这场大战的人会说“这些人疯了”。他们怎么能让这一切发生呢?他们这么做之前真的有认真思考过这一切吗?

如果他们思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台湾问题，中国做了什么，美国做了什么，双方做了什么，在战争面前这些都没有意义。同样的，当人们在二战结束时回望欧洲，欧洲已经占据世界文明中心五百年了，但却自己毁灭了自己。所以在之前五百年，欧洲都没能走到世界舞台中心参与国际事务。为什么?因为奥匈帝国的大公被暗杀了，然后引起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五周之后，欧洲各国就宣战了。这根本就没有道理。

但幸运的是，美国五角大楼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和中国开战是一件好事。没有任何一个人这么想。我也相信中国也不认为和美国打仗是明智的选择。这很好。但是有时社会上很多人不明白。

即使双方明白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也并不意味着战争真的不可能发生。一系列螺旋式的反应会把你拖进你并不想进入的地方，可能会使中美两国各个层级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陷入到那些不可控的风险上，并发问，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对朝鲜问题做什么?我们能对台湾问题做什么?我们能对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航行做什么?

如果我们能想象出战争的毁灭性，那我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去解决分歧。这就是我最后要说的。

(根据对话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时间：2021/5/7   发布时间：20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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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蒂芬·沃尔特；尚道战略/译  来源：钝角网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在国会发表讲话时，借鉴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做法，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国内计划与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就像艾森豪威尔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服国家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提供资金一样，拜登认为一个广义的基础设施项目对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尽管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风险，但它认识到美国正处于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需要提高自己的游戏水平。

但这场比赛到底是关于什么呢?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在我看来，有些夸张)担心两国发生军事冲突，但两国都没有对对方的主权或独立构成真正的威胁。这两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距离遥远，彼此无法考虑发动战争，甚至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中美都拥有核武器，这对两国迫使对方听从自己的命令的能力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此外，两国都不太可能让对方接受自己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两个强大的国家将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会竞争什么呢?中美竞争的本质是物质性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寻求发展卓越的人工智能能力、绿色能源技术、生物医学产品以及更先进的军事能力。正如我几周前长篇大论指出的那样，竞争的主要部分将是规范性的，因为每个国家都试图捍卫和促进它认为全球秩序应基于的规则或规范。因此，问题是：谁的规则最终将在全世界赢得更大的支持?

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中国所青睐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它强调领土主权和不干涉，拥抱一个存在许多不同政治秩序的世界，并将(假定的)集体需求(如经济安全)置于个人权利或自由之上。正如政治学家Jessica Chen Weiss最近所说的那样，中国寻求的是关于个人权利的普世主义主张不会危及其权威，也不会激起对其内部政策的批评。

相比之下，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倡导一种世界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基于自由价值观的基本主张——即所有人都拥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受到了青睐。美国领导人将这些理念嵌入到《联合国宪章》等文件中，《宪章》明确提到“促进和鼓励对所有人基本自由的无差别尊重”。类似的原则显然是《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核心，也庄严载入《北大西洋公约》(North Atlantic Treaty)和美国领导的其他机构。

当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履行这些规范性声明。同样，尽管美国领导人喜欢赞扬他们对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的深切承诺，但他们很快就忽视了主要盟友的不自由行为，而美国未能在国内充分实现这些理想。然而，中美表现出的规范偏好并非空谈：美国有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扩大民主统治的范围，并对拒绝实现这些理念的国家施加压力或予以排斥。

哪一套规则可能会胜出?当我在3月份写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认为硬实力和物质上的成功将发挥关键作用，因为经济规模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计算，而国内的成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但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些思想本身的内在吸引力：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奉行的自由主义准则对其他国家是否更有吸引力，比起北京高调捍卫国家主权、一再强调不干涉内政、它坚持认为不同的国家应该有权利发展与其自身文化和历史经验相一致的政治制度?

美国人可能习惯于认为“历史的弧线向正义倾斜”，自由的理想注定要胜利，即使需要几十年才能完全实现。他们当然可以用过去四个世纪的历史来支持这种信念。因为我认同这些价值观，并且很高兴我生活在一个(基本上)自由的国家，我希望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不这么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中国偏爱的一套规则可能在许多地方被证明是有吸引力的。

首先，非民主领导人——这仍然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可能更喜欢这样一种世界秩序——让每个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体制，外界就其国内发生的事情向其施压被认为是非法的。毫不奇怪，北京愿意提供不以国内改革为条件的发展援助(就像美国和西方援助项目通常做的那样)，这在一些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因此，北京对不干涉内政的辩护和对自由规范的拒绝马上就会赢得许多领导人的支持。

其次，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尊重这些理念，其他国家就不会那么担心中国支持的政权更迭。当然，这种政策可能会改变，但就目前而言，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现这种立场比美国的立场更有吸引力，即所有政府最终都应该成为民主国家。

第三，北京的立场不那么容易被指责为虚伪。宣布所有国家都应该被允许按照它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展，这使得它可以自由地与民主国家、军事独裁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做生意，并根据情况调整各自的关系。当美国宣布自由主义原则，继续支持经常违反这些理念的亲密盟友时，使其看起来是两面派，但中国可以与任何人进行贸易、投资和合作，而不会前后矛盾。

考虑到这一切，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对世界秩序采取的“互不干涉”的态度最终会取代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而大多数国际机构的规范基础将逐渐回归到更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模式。然而，我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时过早，因为中国的规范性立场并非没有自身的责任。

一个问题是，其他国家并非对道德关切漠不关心，即使是在一个强权政治继续左右其行为的世界里也是如此。暴行的表现，对无辜者生命的无情漠视，以及其他国家支持的残忍行为，令其他人感到震惊和反感——即使这些行为仅限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境内。即使是最专制的政权也明白这种趋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遗余力地掩盖这种行为，制裁或限制那些指出这种行为的人，并精心编造借口为无法隐藏的罪行辩护。对“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的广泛(如果仍然肤浅的话)支持也表明，许多专制国家对任何事情都应局限在一个国家境内的观点感到不安。

出于这个原因，其努力推动一个统治合法化、政府内部政策免受道德谴责的世界秩序，这注定会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当政府坚持他们有权在其境内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时，其他国家——包括其他专制国家——会想知道，如果他们有机会为所欲为，他们在境外会做些什么。

对现有国家的主权及其在一套边界内的绝对权力给予特权也与民族自决的思想背道而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但它也赞同允许拥有独特文化、语言和集体身份的人管理自己的观点。这一理念摧毁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结束了欧洲殖民主义时代，并在苏联的解体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个有利于在一个国家内虐待种族或民族群体的世界秩序不会对那些既渴望自治又寻求更平等地位的人产生吸引力。

自由主义理想在未来可能如何发展?

坦率地说，过去20年对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来说都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尽管(或许正是因为)它们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享有有利的地位。美国卷入了几场代价高昂且不成功的战争，并且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目前正面临自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功能失调和党派分裂。日本在经济上一直停滞不前，欧洲面临着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挑战，早些时候对印度和巴西能够发挥地缘政治潜力的希望已经落空。关于自由主义在全球舞台上的长期吸引力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然而，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理想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尽管世界主要民主国家近来表现不佳，但它们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认为西方正处于绝路和自我造成的衰落中是错误的。詹姆斯·斯科特和阿马蒂亚·森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不太可能犯下真正的灾难性错误，比如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化，而更有可能在错误发生时纠正这些错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一些最糟糕的反应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些最糟糕的反应来自那些有着强烈威权倾向的狭隘民粹主义者，比如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巴西总统吉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这些想法使我得出以下结论。支持自由主义理想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能假定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也不能假定漫长的历史长河必然有利于他们。如果这条弧线向正义倾斜，那将不是由于神的干预，也不是由于人性中某些根深蒂固的倾向，也不是由于深刻的历史目的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预先确定的(自由的)结果。这条弧线只有在支持者能够更成功地展示其理想的优越性时才会弯曲，尤其是在与其他理想相比较时。这似乎是拜登政府试图做的事情，但它能否成功，很可能取决于目前扭曲政治的虚假信息造成的机能失调的死亡螺旋能否逆转。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副院长。原文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5/04/the-world-might-want-chinas-rules/

来源时间：2021/5/7   发布时间：20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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