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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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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亦哲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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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

译者 | 王柏松、王在亮

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导语

近日,美国两党罕见地达成了共识,通过了长达283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将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政策写进了法案里。

如今的美国举国上下似乎都认定了中国就是美国的对手,却很少想起,坎坷的中美关系历史上,有过一段“蜜月期”。

《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一书的作者傅立民先生亲身见证与经历了那段“蜜月期”,也见证了中国一步步走向富强。两相对比之下,作者敏锐地发现,当下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来源于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误解。

本书列举了美国对于中国的种种误解,读者可以从这本书里理解美国对华政策根源所在。

欲解其智,先解其人

本书作者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是美国资深外交家,精通汉语。他于1965年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并决心致力于中国研究。

他是真正的见证了中美关系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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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傅立民担任总统首席翻译,直接参与到了尼克松访华的重要历史事件当中,亲身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蜜月期”,因而对当下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与敌意也有更深刻的理解。

这促使他写下了《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这本书,以此解开美国对中国的传统误解,呼吁美国发展现实、长期和共赢的中美关系。

也正是因为他亲历过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本书并不像很多美国政客那样囿于单薄的理论或是古板的刻板印象,而是凭借他在公共政策舞台上的丰富经验与经历写成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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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美国误解

在《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一书中,傅立民用了大量的文字阐述了其对中国的认识,并试图解析美国对中国的种种误解。

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误解首先在于其并不重视中国为走向富强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经济实力直逼美国。

回想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作者就坚信中国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相比之下,他的其他同僚们都不相信中国可以走出积贫积弱的状态。

正是这种心态上的不重视,导致了美国一直抱有高人一等的想法。然而,面对如今崛起的中国,美国仍未摆脱心中的优越感。

其次,中国在世界上一直是一股追求稳定的力量,而非美国所幻想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需要管理,其政策容错率比任何国家都要低许多。因而,中国在战略文化上一直保持着谨慎保守的态度,以防御和耐心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而闻名。

如今,中国的土地上生活着上千万追求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会更加促使中国追求稳定,坚持依法治国。

傅立民在书中再次提到,也正是中国这种审慎的战略文化,使得中国从过去到现在在军事上一直秉持着保守的态度。

早在西方国家还处于襁褓之中的时候,中国就修建了“长城”以抵御外侮;中国有了航海技术之后,也未曾想过去抢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霸权。

如今,中国依然保持着防御的态势,从未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也无意将军事力量如美国那样投射到世界各地,而是脚踏实地,保卫国家安全。

然而,美国却将中国这种审慎的态度误解成中国针对美军实施的“区域封锁”战略,不免杞人忧天。

另外,中国也并不像美国所想的那样,热衷于颠覆当下的国际秩序。

事实上,中国一直积极活跃在二战后美国建起的种种国际制度当中,比如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等。

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提出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上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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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

那么,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应当以什么样的思路应对呢?

作者的建议是美国首先需要从心理上进行调解,将两国摆在平等的位置上。

包括领导人在内的美国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何通过话语对中国进行侮辱的:诋毁中国的合法性,表达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蔑视,揣测中国人是否具有“邪恶”的意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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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美国需要脱离二战和冷战时期的敌对思想,停止把中国当作美国的“假想敌”。

从苏联到中东再到中国,美国似乎必须树立一个敌人才知道该怎么继续在世界上生存一样。

调整思想后,美国更需要在行动上作出改变,调整战略部署,停止在亚太地区表现出对中国的防御姿态。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表现就像只有美国才能填补亚太地区的权力真空似的。

但实际上,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正在财力和权力上崛起,亚洲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决定本区域的事务。

美国将自己横在中国与亚洲盟友之间,在每一次中国与他国爆发领土争端时进行干预,误以为可以抵御中国的权力增长。

但这实际上这只会助长地区内部民族主义者的气焰,大大减少了谈判发生或成功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解决争端的难度与爆发冲突的危险性。

美国需要停止这样越俎代庖的行为,方可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情绪。

傅立民在整本书中一直提及美国应当正视中国这一观点。

中国能否继续富有建设性地约束自己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政策和态度。两国之间亟需建立更平等、更有竞争性的关系,中美关系的缓和对全世界而言都是福音。

结语

傅立民不顾美国“政治正确”的束缚,以其亲身经历的历史细节与对中国的深刻认识,点破美国对中国的误解所在。

通过阅读了解美国对中国的误解,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美国出台针对中国的种种政策背后的心理根源与认知误差,从而更好地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

除此之外,作者在中美交往场合的直接参与,为这本书提供了丰富的一手素材。对于热衷探索历史细节的读者来说,同样值得一读。

《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醒我们:历史或许不能完全准确地指导未来决策,但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1972年,正是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搁置了中美间不可调和的差异、寻求相互合作的举措,将两国引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中美未来10年所发生的事情或将决定未来的国际格局,两国都需要清楚认识到利害关系,共同探索一条更具可持续性的中美关系之路。

作者:郑亦哲,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来源时间:2021/5/7   发布时间:2021/5/6

旧文章ID:24954

美国需要学懂与特朗普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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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评论编辑室  来源:香港01

Facebook监督委员会周三(5月5日)表示,维持封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帐号,但认为不应该无限期封杀,要求公司检讨决定。

一国——而且是民主大国美国——领导人被社交媒体封杀帐号,本来已相当荒唐。但事件主角乃有“狂人”之称的特朗普,又好像变得可以理解。1月初其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事件性质严重,甚至有叛变的成份,时任总统特朗普因被指煽动暴力而被facebook无限期封杀帐户。

自由派的不宽容?

白宫易帅已过百天,此际facebook监督委员会指出,公司内容政策中根本没有“无限期”封锁的规定,正常惩罚包括移除违禁内容、设定有限期的封锁或永久禁用页面和帐户。当初惩罚特朗普帐户时没有按照清楚、已公布的程序,但委员会认为国会冲击后封闭其帐户的做法合理。监督委员会联席主席、前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表示,不应允许公众人物通过帖子来煽动暴力或制造伤害。

煽动暴力诚然不对,但在高举自由主义的美国,向来以“我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如今社交媒体能将政治人物禁言,自然也会被部份人视为偏频及双重标准。而且事实上,facebook也不可能彻底将特朗普禁言,因为特朗普仍然可以透过其他方法表达意见。其近日个人网站架设了一个类似社交平台的子页,在其上留言、张贴图片和片段。虽则较似单向通讯,但这亦显示了一个重点:在特朗普不犯法之下,他的声音仍然会在社会上表达。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自由派如何与这把声音共存,甚至与之沟通。

香港亦然 世界亦然

过去一年来,美国便刮起“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之风潮,twitter甚至被嘲已成为“报社最高编辑”,以示自由派对异见不宽容。但事实是,右翼的声音根本不会因此而被取消,这只会造成左翼与右翼之间断裂,各自在同温层里助大自己的声音。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可知,人在同温层人更加会坚定信念,社会两极化自此形成。因此美国若想真正告别极右势力,要做的是学懂与右翼沟通,以此作为收窄分歧的起点。

而如此道理不只适用于美国,可放诸于包括香港在内的各个撕裂社会,甚至在国际舞台上亦然。一味的对抗无助化解分歧,甚至会令成见日深。唯有承认社会多元的价值取向,透过对话了解彼此异同,寻找政治哲学上所谓之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也就是在各自保持其价值观念体系下,就共存的基本秩序和原则形成共识。

来源时间:2021/5/7   发布时间:2021/5/7

旧文章ID:24953

韩咏红:美国不改对台“战略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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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咏红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拜登政府分管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本周二在一个公开论坛上,明确否决美国公开宣示若大陆武力攻台将协防台湾的意见,并对近期有些纷扰的对台究竟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之辩,给出了直接的回答。

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为台湾提供更为明确的安全保障时,坎贝尔直截了当地说,所谓的“战略清晰”有一些显著的缺陷。他警告,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不太可能只局限在狭小的地理范围,而是将迅速扩大并以无人能预测的方式根本性地摧毁全球经济。

外交界所谓的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指的是美国依据国内法——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承诺为台湾提供使其保持足够自卫能力的防御物资和服务,同时若中国对台发动军事攻击,美国会以制裁等非和平手段干涉,是否出兵却不一定。这个既承认“一个中国”,又支持台湾自卫的做法,是谓“战略模糊”。坎贝尔周二维护了这个立场,并强调美国对北京发出结合外交和美国国防创新的综合信号,是“维护和平与稳定的最优道路”。

他的发言对美国精英的不断试探,做了一锤定音式的结论,但这个话题显然远未完结。

去年以来,由于对中国的疑虑上升、香港社会抗争激烈与《国安法》落地,再加上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国内反华声势上涨,挺台声音随之强化。智库学者以至参众议员接连主张放弃对台战略模糊的呼声,这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后时期尤其明显。

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与其同事萨克斯(David Sacks)去年9月就联合撰文,强调美国必须“毫不模糊”地支持台湾。

这类言论反映的是美国精英对中国军事能力日强的焦虑。据报道,五角大楼就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进行了18次兵棋推演,玩大陆的一方屡战屡胜。今年3月初,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参议院应询时,甚至对解放军可能攻台的时间给出了六年的时间表。

3月下旬,历史学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撰文疾呼美国下定决心协防台湾。弗格森警告,台湾可能成为美国的“1956年苏伊士运河”,英国当年就因失去了对苏伊士运河的实际控制权,国际形象顷刻沦为“纸老虎”,今天的美国若保不住台湾或者不能为台湾而战,那么美国也将告别其主导印太地区的时代。弗格森还戏剧化地批评美国是失焦的狐狸,大陆是有大知的刺猬,深谙“得台湾者得天下”。上周,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报道这么说:“台湾——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与“战略清晰挺台论”针锋相对的,则有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葛拉瑟(Charles Glaser)再次抛出的“弃台论”。葛拉瑟4月底撰文批评美国在回避艰难的抉择,那就是结束对台湾的承诺。他声称台湾不是美国的关键利益,美国支持台湾是出于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但保卫台湾的风险非常高,美国在亚太的优先利益应该是维护日本和韩国,不是台湾。

从坎贝尔本周的最新讲话看来,不论是战略清晰或是“弃台”,都不是拜登政府的首选,维护美国行之有年的战略模糊与台海局势现状才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但美国正面对棘手的问题,即现状越来越难维持。

拜登政府深知,美国若对台湾做出明确安全保证,必将激怒北京更早对台湾动手,也可能变相鼓励台湾政客为选票而采取冒险性的台独行为。在战争与台湾宣布独立之间,中国大陆宁选前者——北京在这方面是绝对的战略清晰,而一旦中美在台海开战,那可能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另一方面,美国若发出含糊不清的信号,则会让北京怀疑美国的承诺。

除了高层对形势的判断以外,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谁更有“为台湾一战”的实力和民意基础?美国是否有足够的民意和财力,支持它为协防台湾而付出涉及人命的军事代价?不管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前提都是美国须具备压倒性的实力。

拜登政府3月公布了《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华政策还在酝酿中。许多分析认为,一场对台政策的大辩论即将开启,现在只是序幕。这也表明,大陆军力的增长与对台威慑的增强,已让美国感到足够的震撼与两难。

来源时间:2021/5/7   发布时间:2021/5/7

旧文章ID:24952

阎学通:拜登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比特朗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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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柯 罗代姣  来源:直新闻

导读

4月21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阎学通接受了深圳卫视&直新闻专访。阎学通就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等热点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阎学通认为,对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拜登上台后实行的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实际上主要是在排斥中国,其给中国造成的国际压力要远远大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

以下为专访实录文字。

"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拜登的气候峰会,中美关系的走向备受关注。在特朗普时期来说,大家觉得中美关系是一个直线下坠的感觉,您觉得拜登上台之后,现在是否出现了新迹象呢?"

阎学通: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改善,特朗普上台之后还到中国来进行了访问,还去了故宫吃饭,所以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是高开低走。拜登上台之后,中美关系会不会是低走,然后到后边有一点回升呢?这是大家的期盼。因为当时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都是前期不好,后期有所改善,你问的问题实际也是一样,现在中国领导人去参加美国召集的气候峰会,是不是给中美关系改善能提供了一个机会?我认为,双方参加多边会议,它当然会标志着双方关系没有激化到连多边会议都不见面,但是多边会议不意味着双边会谈,多边会议不意味着双边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比如多么对立的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气候峰会这件事,只能说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它不能说明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在特朗普时期的时候,中美关系上谈的还是一些经贸的问题,但是感觉拜登上台之后,切口变成气候了,是不是它的切口更小了?这中间又反映了怎样的问题?”

阎学通:特朗普时期,因为他是反对搞气候减排的。他根本就不是跟中国不谈,而是跟全世界谁都不谈,所以是拜登上台以后,改变了特朗普的这个政策。所以美国重新讨论减排问题,不是跟中国有了共同利益,是跟所有其他要减排的国家都有了共同利益,跟中国没有任何特殊性。第二点就是特朗普时期讨论经济,是因为特朗普只关心经济,而这个时期拜登上台了,在经济问题上并没有跟中国要改善关系的意愿和意图,所以也不跟中国谈经济问题,只是在环保问题上有共同利益,所以在环保问题上才能有对话。

“中国其实和美国尤其经济方面的依赖,还是很深的,不像以前美苏冷战时候,那为什么两个依赖这么深的国家,现在能够处于这样的一个低水平的互信,或者说交往关系?”

阎学通: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国家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所以认为如果双方经济关系改善了,双方经济关系扩大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就好了。其实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不符合国际关系规律的。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中国曾经和日本和美国经济的关系都非常广泛,跟俄罗斯没有什么经济联系,但中国跟俄罗斯的战略关系,远远好于中国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原因是什么?就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或者基础是安全关系,不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多与少,对安全关系有一丢丢很小的影响,它没有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决定中美战略关系走向。

“前几年的时候,有人认为中美关系似乎已经没什么可研究的了,因为所有研究的方法理论可能都不起作用,现在拜登已经上台差不多100天了,您认为现在可以研究了吗?能够对未来的一些政策,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吗?”

阎学通: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拜登没上台之前,很多人都认为拜登的多边主义必然使中美关系缓和,因为他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完全相反,而上来以后大家才看到了事实不是。多边主义,也分排他性多边主义和非排他性多边主义。拜登上台的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实际上主要是排斥中国,给中国造成的国际压力远远大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所以现在大家突然发现了,拜登的对华政策不像原先想象预测的那么好,突然发现建制派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比如说美国贸易代表戴琦现在提出了,如果欧盟继续对美国实行数字税,他可能就对他们进行关税的制裁。所以我想说的是拜登的对华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特别是当拜登现在采取的是排华的多边主义的时候,更值得中国去研究,我们怎么来应对。

“我看到您发的一个文章,说现在是一种《不安的和平》,您认为它会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演化?为了对抗美国的这种拉盟友的一个政策,中国是不是应该也拉一帮?”

阎学通:拜登的政策,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俱乐部化战略”。在6G问题上搞一些国家参加6G俱乐部,然后这些国家并不是在别的问题里都跟美国利益一致,也没关系,他又搞一个民主俱乐部,那些个在民主问题上跟他不一致,但6G问题上跟他一致的国家就可以不这个参加俱乐部。他现在搞了很多这样的俱乐部,搞了很多俱乐部化的对华政策,所以这样他就可以最大限度争取到国际社会对美国政策的支持。中国怎么应对他的这种小圈子政策、俱乐部化的战略?我觉得我们在不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前提下,只能加大开放。只要中国加大开放,特别是在加大引进来方面的开放,不仅仅是我们走出去,允许外国企业资金、人员、技术、思想进入中国,我们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就能够比较好的应对拜登这种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战略。如果我们采取的开放政策是指讲走出去,而不搞走进来,走进来越来越少,我们就难以扩大和别的国家的共同利益,用我们政府自己的话讲,我们有一个超大市场,我们超大市场对别的国家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它能进入中国,当能进入中国成为这些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至少会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如果我们的超大市场不对别人开放,人员、资金、技术、思想、观念进入中国越来越困难,我觉得我们就会比较难应对拜登的这种小圈子战略或者俱乐部化战略。

来源时间:2021/5/7   发布时间:2021/5/6

旧文章ID:24951

李岩竹:走上从政之路(“走进祖炳民教授”连载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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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岩竹  来源:中美印象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祖炳民的从政之路,那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1968年,祖炳民的好友梅拉迪为尼克松助选(连载八《又碰到了一位“恩人”》),他建议对美国政治还不算十分熟悉的祖教授成立一个全美亚裔助选委员会,协助尼克松竞选。

梅拉迪后来在回忆和祖炳民的交往时说,他希望祖炳民积极参政。他曾经对祖炳民说,他们都是教授出身,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政治应用上不积极。作为学者,他们应该理论联系实际,把自己的专业和长处用到实际中去,特别是在亚洲事务方面。

尼克松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家。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他在众议院非美国行动委员会搞听证会引起关注,成了共和党内的后起之秀。1952年,艾森豪威尔出人意料地选择才39岁的尼克松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到1960年,已经做了八年副总统的尼克松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在大选中以微弱票数败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当时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建议他在几个票数接近的州要求重新计票,尼克松认为从政要有输得起的精神。1962年,尼克松参与竞选加州州长也败下阵来。

1968年,美国的反战运动轰轰烈烈。4月,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杀,全国掀起种族骚乱。6月,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民主党内大乱。尼克松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预选中一路领先。他的竞选口号是,只有选他才能在国内实现法制与秩序,在国外与苏联更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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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祖炳民教授与梅拉迪夫妇的合影)

在梅拉迪的建议下,祖炳民成立了亚裔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这是祖炳民政治生涯中第一次为总统竞选人摇旗呐喊,也是美国亚裔共和党人历史上首次成立这样的组织。尼克松很感谢亚裔对他的支持,后来特别建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成立一个“传统文化部”,专门负责和少数族裔的联系,祖炳民应邀担任了这个部的顾问。

在尼克松胜选欢庆胜利之夜,梅拉迪对祖炳民表达了以下的意思,尼克松当选了,你的功劳很大。这是在美国政治史和选举史上,亚裔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出来助选。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求回报。

祖炳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政治怎么这么现实?一手交钱手交货?他感到有点尴尬,对梅拉迪表示:乐于助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梅拉迪说:这是两回事。搞政治要脚踏实地,有了奉献要求回报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了回报,你才可以为总统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对新总统的帮助才刚刚开始。

祖炳民饶有兴致地听梅拉迪解析美国政治中的一些“潜规则”。和梅拉迪无话不谈的祖炳民直截了当地问他会要什么职务?梅拉迪也毫不避讳地回答:以我的资历、教育背景和能力,我要求到一个非洲国家当大使。

在世界上有两个职务一且当过就可以永远使用这个头衔,一个是将军,一个是大使。祖炳民听后似信非信,但总觉得梅拉迪是在开玩笑,大使怎么可以想当就当了?

果然,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后,很快就提名梅拉迪为美国驻布隆迪特命全权大使。虽然布隆迪不过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非洲小国,但大使就是大使。事实让祖炳民相信,一个人不必是职业外交官出身,如果你帮助总统候选人竞选成功,哪怕你完全没有任何外交背景,你也有可能成为大使。所以,当祖炳民后来看到美国劳联-产联的主席伍德科克被卡特总统任命为首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他就一点不意外了。

梅拉迪是个讲义气的人,是他鼓动祖炳民为尼克松助选,祖炳民也认认真真办了这件事,这让他觉得祖炳民是靠得住的。所以他很诚恳地对祖炳民说:你出了这么大的力,我不能让你白干。我要向尼克松政府推举你。

梅拉迪和基辛格也是好朋友,他支持基辛格提出的与中国交往的大方向,他相信与中国对话是一件好事。但他也直言不讳地讲他自己一直是台湾的支持者。他曾在1973年访问过台湾,但从未去过大陆。在梅拉迪出访亚洲国家时,祖炳民总会帮他安排会见当地的一些老朋友,让梅拉迪的行程更加丰富。

梅拉迪把祖炳民推荐给尼克松政府,他希望祖炳民能和他一样,在联邦政府供职。

祖炳民后来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联邦残障儿童教育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是祖炳民在美国从政的历史上获得的第一个职务,也是祖炳民在美国政坛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祖炳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统教育顾问。

1971年10月20日,尼克松总统的助理海尔德曼致信祖炳民,祝贺他出任这一职务。

1971年,梅拉迪回到西东大学短暂任教,在这期间,他和祖炳民又共同商议如何支持尼克松1972年竞选连任事宜。梅拉迪说,祖炳民作为移民在美国政治圈子中的影响力上升很快,在华人当中更是翘楚。

据祖太太傅虹琳回忆,尼克松总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曾经请祖炳民做国内事务的总统助理。但傅虹琳反对,她的理由是总统任期只有四年,四年之后总统卸任了,可能他就没有工作了。傅虹琳说事实证明她是对的。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他的副总统福特接替了他。

来源时间:2021/5/7   发布时间:2021/5/7

旧文章ID:24950

防军备竞赛 中美专家联合建言保持战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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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随着美中战略竞争的加剧,防止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和降低军事对抗,特别是核对抗的风险至关重要。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去年底召开一系列研讨会,美中两国各6位专家就核武器、常规导弹和导弹防御等领域的不稳原因和冲突驱动因素进行评估,最近结集出版了“在战略竞争时代加强美中战略稳定”的68页报告。

研究者指出,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中军事对抗的危险不再遥不可及。尽管两国政府都认识到大国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但双方几乎没有和平解决分歧的有效机制。通过降低军事冲突特别是核冲突风险,加强战略稳定;管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等新兴技术和新的冲突前沿;防止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以确保美中能够在不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情况下进行竞争。

研究者分析,美中关系因严重缺乏信任和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相互怀疑而受到困扰。两国在核理念、核政策和军控利益上的巨大差异,为降低战略风险带来了严峻挑战。此外,行动-反行动的动态正在为一场危险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奠定基础。专家们对美中军事对峙中,比如美中在台海的冲突会否升级到动用核武器表达了担忧。

专家指出,美中战略稳定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双边性质的,而且对第三方,特别是美国的盟友有重要影响,而且与其他地区挑战交织在一起,这一事实使美中战略稳定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美中整体双边关系的急剧恶化,以及对过去双边交流效果的失望,阻碍了就安全相关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削弱了采取合作措施的政治意愿。

在这份报告中,两国专家们分别从战略稳定、核武器、常规导弹和导弹防御、太空、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六个方面分析战略平衡的政策现状与发展趋势,并提出加强战略平衡的具体建议。

总体而言,报告建议,为在近期加强战略稳定,美国和中国应共同确认永远不应打核战争,并共同努力减少核武器构成的危险;启动持续和实质性的官方双边对话和1.5轨道并行努力,以增进相互了解,并开始探讨减少风险和军备控制措施;建立行为规范和透明度措施,特别是规范新兴技术的使用,规范太空、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与其他关键国家合作,以加强全球战略稳定。

对于美中保持战略稳定性,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全球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布拉德·罗伯茨(Brad Roberts)建议,美中双方应当在过去的问题上求同存异,搁置谁的行动更有害于战略稳定的问题;双方停止要求对方采取不太可能采取的措施;应重新开启已被关闭的核对话。

清华大学教授李彬建议:第一,应为美中两国核专家开展各级战略稳定对话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第二,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亦即《核不扩散条约》承认的五个核武器国家应建立一个联合声明–核战争永远不应该打,他们会尽一切努力来保护全球“核禁忌”。第三,美国和中国应该鼓励技术专家讨论建立信任的措施,以消除对影响两国核盘算的新技术的怀疑,澄清不确定性。

对于保持核稳定性,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帕特里夏·金(Patricia Kim)指出 ,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同意将战略稳定问题与所有其他双边挑战脱钩,并承诺不让其它问题领域的棘手冲突破坏推进减少核风险、军备控制和危机管理的努力。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表联合声明,重申1985年里根-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即核战争不可能赢,也绝不能打。

复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天娇认为,美中两国应共同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尤其美国应先带头,中国跟随;美中应进一步加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对话,逐步积累核战略对话经验;中美应将核军备控制问题与其他重要议题联系起来,使其在两国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常规导弹和导弹防御体系方面,清华-卡内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通分析,中国将其大量的常规战区导弹视为维护领土完整,遏制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在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等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关键工具。由于事关重大,中国不太可能愿意退缩这种导弹的未来发展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在类似能力上的投资快速增长,包括常规高超音速导弹,可能对中国的传统优势和军事战略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

赵通承认,美中军备竞赛的风险正在增加。美国有意在靠近中国的盟国领土上提前部署陆基战区导弹,再加上中国努力向美国的盟国施压,要求它们抵制此类部署,这些可能会加剧激烈的外交斗争。在未来的中期,美国这方面实力增长既有可能迫使中国重新考虑策略,甚至可能为军备控制谈判打开新的机会,但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强化中国超越美国的决心。

赵通指出,降低风险的措施显然符合两国的利益,中国高级官员已经公开证实这一点,应该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安排就此类措施进行联合讨论。限制战区常规导弹军备竞赛符合两国的利益,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创新的军备控制选择。鉴于双方能力的不对称,一些中国专家提出了一种选择,即在一个综合框架内对空中、海上、陆基导弹系统进行管理,这样两国就能够在不丧失根据各自独特的安全需求来决定优先使用何种武器的自由的情况下,就其武库总量达成某种上限。

除此之外,赵通认为,两国都需要认识到常规导弹和导弹防御之间的联系。美国和中国都应该认识到,在美国战略导弹防御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两国政府下属的专家应该开始联合研究,研究美国建立一个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可行性,该系统可以在不严重威胁中国的情况下,有效拦截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

来源时间:2021/5/7   发布时间:2021/5/7

旧文章ID:24949

崔天凯:美国等西方国家充斥涉疆谎言,并对中国进行不实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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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天凯  来源: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5月6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新疆是个好地方”视频会上发表致辞,崔天凯在致辞中对西方国家的涉疆谎言予以驳斥,并鼓励外界了解真实的新疆。

崔天凯表示,长时间以来,新疆深受分裂势力、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之害,在1990年至2016年间问题尤为突出,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有效的治疆政策,使新疆重现稳定发展的好光景,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200余名各界人士曾在过去几年内参访新疆,见证了新疆的美好发展。

崔天凯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充斥着涉疆谎言,并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攻击。他强调,过去40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增长了1倍以上,所谓“种族灭绝”的谎言是无稽之谈。此外,新疆劳动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包括采棉花等高收入岗位,都是平等自愿签订劳动合同,确保各项权益得到保障,新疆人民靠劳动致富,有关“强迫劳动”的谣言严重不属实。

崔天凯强调,美国等西方势力利用涉疆问题对中国发起大规模政治造谣运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从内部搞垮中国、分裂中国,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他表示,美国伪善行为表现在只允许自己造谣惑众,却阻止别人讲述真相,美国破坏其他国家稳定、替恐怖主义张目的行为与其信奉的价值观相违背,与罗斯福总统曾提出的“四大自由”不符。

对于其他国家怀揣祸心的行为,崔天凯重申:新疆事务是中国内政。涉疆问题本质上是反恐怖、去极端化和反分裂问题。中方不会坐视外部势力搞乱新疆,更遑论任由其借此分裂中国、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14亿中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让这种图谋得逞。

最后,崔天凯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许多地方制造的谎言已经造成悲剧,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崔天凯希望民众多聆听新疆各族人民的心声,并领略新疆美好的风光,从而了解真实的新疆。

来源时间:2021/5/7   发布时间:20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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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艾利森:拜登上任百天展现的治国方略让美国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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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如果我们把拜登总统上任百天展现出的治国才能与约翰•F•肯尼迪 1961年上任以来的九位总统的能力进行比较,观察人士应该会同意,拜登能得到很高的评价。拜登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战略清晰。拜登所做的,正如伟大的德国战略家奥托•冯•俾斯麦所提出的那样,俾斯麦将治国之道定义为倾听上帝的脚步,循着踪迹紧紧跟随。在仔细聆听了脚步声之后,拜登和他的团队意识到当前有两股强大的力量,他们紧紧抓住了这两股力量。他们正指望从这些力量中获得动力,将手中的弱牌转变为一张新的更有力的新牌,以应对国内外的挑战。

首先,通过推动美国人的疫苗接种来战胜致命的冠状病毒,拜登正在带领美国重新回到光明之中。去年,冠状病毒让美国陷入了长期的黑暗局面。随着学生秋季返校,办公室重新开放,公司争相招聘员工,好转的局面会让拜登可能会忍不住重复罗纳德·里根“美国的早晨”(Morning in America)宣言。其次,通过加大力度实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之前两次注资的基础上再注资1.9万亿美元,总共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四分之一),他不仅确保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而且还确保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反弹。2021年将是大多数美国工人所经历过的经济增长率最高的一年。

拜登明白水涨船高之理。他押注,在他执政的第一年里,竞选的胜利将给以下这些方面带来变革性的影响:美国人的心理,美国人的信心,以及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行动比言语更有说服力。在国外,当其他人看到美国发明、美国制造、美国政府认证的标准疫苗所取得的成就时,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将会改变。由于冠状病毒对每一个人都构成了生命威胁,世界各个领域的领导人都对冠状病毒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每个人都想过什么时候接种疫苗,以及接种哪国的疫苗。每个人都在思考他的国家、公司或非政府组织什么时候才能像冠状病毒出现之前那样开放。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疫苗的不确定性,以及欧洲公司在这一疫苗竞赛中屡屡失败,美国在这方面的成功可能会像肯尼迪将人类送上月球那样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看法。随着美国今年超过中国再次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关于美国这一传统强国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落的说法将变得令人怀疑。

往回看一看,试着回想一下四个月前拜登上台时接过的“烂摊子”。与那些现在把特朗普时代当做一场噩梦的人相反,拜登知道,特朗普既是病因,也是症状。他把自己的工作比作船长,他登上了一艘正在倾斜、进水、有沉没危险的船。以后的历史学家会认为2020年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美国在应对冠状病毒方面的无能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不必要地死亡,导致了美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感染和死亡。美国经济萎缩了3%以上,年底的经济总量比年初还要小。1月6日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权力的有序转移在一个半世纪以来首次受到扰乱。美国国会大厦自1812年被英国人烧毁以来第一次遭到袭击,但这次是被美国人自己袭击的。这一切对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其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2020这一年份令美国受到特别的打击之外,拜登意识到,在真正意义上,他当选为领导人的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其政治分歧如此严重,已成为自身的主要威胁,它的国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功能失调,它的经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辜负着大多数公民的期望,以至于他们已经对自己的孩子拥有比他们更好的生活的美国梦失去了信心。拜登从内心里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公民认为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还是错误的方向前进——大多数美国人的回答是:错误的方向。

许多外交政策专家倾向于依赖国内政策制定者来解决这些问题,仿佛这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国内政策本质上是提供资源来应对真正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但尽管拜登是一位外交政策迷,他在近半个世纪前当选参议员时,其委员会的第一选择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但他的头脑显然更加清楚。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的那样:美国在2021年及以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国内。他经常引用林肯的警告:“自相分裂之家不能持久。”作为一个比内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的国家的领导人,拜登知道美国人在国内所做的或未做的将比我们在国外的任何行动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除非这个国家能找到让两党及各自的支持民众重新团结起来的办法,恢复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回归到为所有美国公民提供平等机会的伟大进程,否则,这个国家将失去在世界上发挥任何重要的、可持续的作用的基础。

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本质上是在隐藏实力吗?不完全是,但这一说辞也点出了一个要点。当然,在现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上任之前,中国外交几十年来在“韬光养晦”的旗帜积极发展。邓小平“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有所作为”的外交指导思想受到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广泛称赞。很少有人追问一下:中国隐藏的什么,为什么要隐藏?韬光养晦到什么时候,然后呢?

对拜登来说,答案是明确的。拜登正在等待时机,让他所抓住的两大历史性力量将美国带到新的优势地位。如果他对现实的全面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显而易见,战胜冠状病毒并振兴美国经济将会给他一张更有力的新牌。他将如何利用这一点在国内重新升起马丁·路德·金描绘的美国人团结一致的大旗,并在世界上凭借更强大的力量与敌人和竞争对手打交道,这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工作。

作者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有《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trategic-clarity-statecraft-biden%E2%80%99s-first-100-days-183918

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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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华盛顿休想复制冷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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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七国集团外长在结束了3天的冗长会议后发了一份12400字的冗长公报。花里胡哨的各种议题中间,中俄是真正的焦点。但正如多家西方媒体所说,公报批评中俄很高调,但缺少实质的针对性行动。这也说明,美国纠集盟友对付中俄在现阶段也就这么多能量了,它已经露出强弩之末的疲态。

霸权是美国的命根子,要说美国仍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拥有对世界的超级支配权。华盛顿的问题是太贪心了,它对霸权的要求大大超过了其实力所能支持的程度,所以它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迷茫中。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反而显得在实力上非常捉襟见肘,动员力出现巨大亏空。

美国最担心以下几件事:

一是中国继续发展,实力不断扩大,挑战了美国的压倒性优势。如果中国陷入停滞乃至混乱,而且这个趋势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那么华盛顿会长舒一口气,从此安心下来。但是全世界有一个共同预期:中国发展会持续下去,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迟早的事。一些美国精英将中国崛起视为与苏联解体同等水平的地缘政治事件。

二是美国的盟友体系中看不中用,一些重要盟国只在意识形态上呼应华盛顿,不愿在围堵中俄上真正与美抱团,冲锋陷阵。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大,很多美国盟友同中国的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了它们与美国的贸易规模,这个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华盛顿深感动员那些盟国“为西方的共同利益”做出自我牺牲的艰难,队伍越来越不好带。

三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可能不断深入,成为对抗美国霸权的“实际盟友”,那将导致美国同中俄博弈形势的更多不确定性。

如今美国对盟友的纠集差不多撞上了天花板,他们的团结因素就像海绵里的最后几滴水,已经差不多挤干净了。相信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国愿意同时对抗中俄,那几乎相当于战略自杀,因此华盛顿软化了G7外长会上一些对中俄使用的语言。另外,只能拿一些虚头巴脑的意识形态作秀来代替美国希望的西方“同仇敌忾”。

中俄合作还有很多空间,我们的海绵刚刚蘸满水,还没有使劲往外挤。中俄还可以做更多反对霸权的外交协作,搞平衡美国加强盟友关系的反制性行动,经济互补仍有巨大潜力可挖,另外双方在军事上的靠近才刚开个头,两国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有很多震撼性的相互合作。

美国对霸权的贪婪使得它陷入困难的战略透支,历史上的很多帝国都有过这样的力不从心。中俄脚踏实地,追求自己合理也是能够把控的利益,所以有了某种主动。美国对中俄的压力实际上都已失效。

中俄有能力接下来不断挖美国的战略墙脚。美国与盟友目前关系的紧密程度无法增加其对付中俄的实际力道,它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声势,安慰壮胆。而中俄保持与多数西方国家的目前合作水平完全不困难,继续加深合作也有大量现实可能性。我们动员国际社会反对美国霸权,瓦解美国的同盟体系到它无法起实际作用,比美国强化同盟体系到释放出新的杀伤性能量,要轻松得多。

只要中俄自己不犯错误,做好本国的事情,彼此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不断深化与世界的融合,美国就不会有机会实现它的野心。华盛顿赢了冷战,但它休想在21世纪复制那场意外的胜利。

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5/6

旧文章ID:24947

拜登时代的美中俄竞争,不止“民主vs.专制”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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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E. SANG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拜登总统为自己重塑美国经济的广阔愿景辩护,认为这是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必要步骤,美国不仅要在这场竞赛中证明民主制度能够发挥作用,还要证明它能够继续在创新和生产上领先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威权国家。

拜登的解释不只是集结号,也是将其基础设施和重建计划提升到一个更宏大、党派色彩更少层面的努力之一,就像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近60年前《我们选择登月》的演讲所做的那样。但它也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拜登警告,美国严重的两极分化和1月6日国会大厦遭受的袭击,迎合了专制者的说法,即“美国民主日薄西山”。

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将他雄心勃勃的国内议程与恢复美国海外影响力的计划联系到了一起。然而,近几任美国总统重振这种团结一致的民族情感的努力,顶多只能说喜忧参半;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十年前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呼吁迎接“我们这一代人的卫星时刻”,结果以失败告终。

十年后,拜登周三晚上在国会的演讲明确表示,挑战变得更加复杂了。美国现在面临的,是比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的科技竞争对手、复杂得多的军事对峙,以及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冲突。

“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拜登说。

事实上,他正面临着20年来最糟糕的外交关系,与美国截然不同的超级大国对手正在设法利用美国显而易见的分裂。因此,他提出美国必须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竞争,同时遏制俄罗斯这个破坏者。

他的助手承认,能否让美国及其盟友都肩负起这一任务,可能将决定人们对其任期的评价。但即使是一些共和党人,也认为他有机会成功。

“这个论点很聪明,应该能获得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科丽·舍克(Kori Schake)说,她曾在国防部任职,目前是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的负责人。“这可能比奥巴马总统的影响更大,因为中国对国内压迫更甚,在国际上也愈发咄咄逼人。”

拜登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处处显示出,冷战新时代的竞争更多是在技术而不是军事上。还有数十亿美元支持的产业政策(拜登的白宫避免使用这个词),比如先进半导体制造业回流美国,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有传言称,美国将与欧洲在5G——即第五代蜂窝网络通信技术——上结成新联盟,以减少美国对中国龙头企业华为的依赖。此外还将对基础研究、人工智能和先进机器人技术加大资金投入。

拜登在十年前就结识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他在周三晚的演讲中表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都属于那些“认为在21世纪,民主无法与专制抗衡,因其达成共识需要太长时间”的人。

即使是谴责拜登的计划过于昂贵的共和党人,也不会反驳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当拜登声称,“根本没有理由说风力涡轮机的叶片不能在匹兹堡而必须在北京制造——没有理由,没有,”他听起来与20年前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十分相似。

当他继续说,“美国工人没有理由不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的生产上引领世界”时,他将自己的两个标志性论点结合了起来:美国有能力领先中国,绿色议程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然而,技术竞争虽是问题的核心,但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拜登在执政的前100天也对侵犯人权和领土威胁行径进行了反击,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以及中国必须停止威胁台湾。这都带来了更阴沉的色彩。

“我希望,如拜登所说,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可以保持不发生冲突,我们对普京好战行为的反应能够保持适度,同时仍然努力同北京和莫斯科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接触,”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曾在奥巴马政府任驻俄罗斯大使的迈克尔·A·麦克福尔(Michael A. McFaul)说。

“我恐怕来自这两个独裁国家的挑战也需要更宏大的遏制战略,”他说。“毕竟,我们与中国的竞争不仅在市场上,也在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上,这些问题往往会导致更具冲突性的零和结果。”

拜登在本月宣布对俄罗斯的太阳风(SolarWinds)网络攻击联邦机构和企业,以及在2020年选举期间的造谣行为实施制裁时,已经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但麦克福尔在提到被监禁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A·纳瓦尔尼(Aleksei A. Navalny)时指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纳瓦尔尼的支持者会提醒你,对于那些为自由和人权而战的人,普京采取的挑衅行动不仅仅限于这两个领域。”

从拜登上任后的头几个月以及周三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战略。

他显然认为习近平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竞争者,将迫使美国提高自己的实力——因此他在演讲中把重点放在教育、快速普及互联网,以及与业界在新技术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上。拜登在关于中国战略的冗长的情况说明会上向助手们明确表示,他的政府必须让美国注意到,在一个中国有可能在贸易和技术方面占主导地位,并控制电子的流动——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思想的世界里,所带来的生死攸关的威胁。

相比之下,他认为普京的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大国,其唯一真正的能力就是充当破坏者——一个试图分裂北约、破坏民主,并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所依赖的计算机和通信网络中搞破坏的国家。这一点在演讲中体现出来了。虽然他没有再次重申他同意将普京称为“杀手”,但重点谈到了最近的制裁。“他知道我们会做出回应,”拜登说,同时,他也对军备控制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新协议持开放态度。

普京或许理解美国的反击,但从拜登自己的情报分析人士的说法来看,他似乎并没有因此却步。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D·海恩斯(Avril D. Haines)本月发表的《全球威胁评估》(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严峻的现实。

报告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俄罗斯随时准备“使用一系列工具,比如影响力运动、情报和反恐合作,以促进自己的利益,或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

对拜登来说,让这种与中国竞争和遏制俄罗斯的双重战略发挥作用,将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外交政策的决定性挑战。这取决于说服美国人进行必要的投资,以恢复国家正在消失的技术优势,而不是仅仅把钱投入五角大楼。而且这意味着说服盟友,美国是更好的榜样——而且在联盟的价值经常遭到诋毁的四年之后,美国将还是会支持它们。

拜登表示,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将为其铺平了道路。100天前,很难想象有哪个国家会向美国寻求新冠病毒应对方面的援助;现在印度已在请求援助,拜登面临的压力是,他能以多快的速度向世界其他国家部署疫苗。目前,国内政治表明,他需要首先为所有愿意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疫苗。

但当大流行消退时,美国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他知道,这些分歧将被习近平和普京所利用,进一步宣扬他们关于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观点。

这仍然是一个有力的观点,拜登在描述他与近40位世界领导人的对话时承认这一点。

“我已经向他们表示,美国回来了,”他说。“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我从他们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看到美国回来了,但会持续多久?但会持续多久呢?’”

David E. Sanger是白宫记者和国家安全记者。在为时报供职的36年报道生涯中,他曾三次作为团队成员获得普利策奖,最近一次是2017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最新出版了《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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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被脸书禁言的特朗普个人“社交媒体”上线,功能等同于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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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5月5日,美国社交平台脸书决定延长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社交账号禁令。对此,特朗普在自己新开通的个人官方网站上进行了强烈斥责,称脸书等社交媒体的所作所为“剥夺了言论自由”,会“付出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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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开通的网站截图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特朗普已经启动了一个新的官方网站,通过这个网站,特朗普可以直接发布内容,用户可以点赞帖子,并在推特和脸书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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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发帖斥责社交网站

“这是一个博客。”《纽约时报》技术专栏作家卡拉·斯威舍告诉BBC Radio 4的“今日”节目,“就像回到了2002年,这个网站跟那时候的博客差不多。”

“我不知道总体的计划是什么,因为特朗普确实有一些非常敏锐的数字顾问。这只是他尝试重建更广泛参与数字媒体能力的开始。”斯威舍表示。

5月5日,脸书监督委员会决定继续“无限期”封锁特朗普的账号,但同时表示,“脸书不宜无限期执行这种封禁。脸书的普通惩罚包括移除违反规定的内容、执行一段时间封号或彻底进行封禁。”

对此,特朗普在自己新开通的网站上斥责道,“脸书、推特以及谷歌所做的事情对我们国家来说完全是耻辱与尴尬。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这些腐烂的社交媒体公司必会付出政治代价,决不能让它们再次破坏或削弱我们的选举程序。”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此前称将启动一个新的社交媒体平台。他在3月曾表示,该平台将会“很大”。但米勒5月4日在推特上称,这个新网站并非此前宣传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这方面提供更多信息。”米勒表示。

据报道,该网站由特朗普前竞选经理布拉德·帕斯卡尔创建的数字服务公司Campaign Nucleus建立。

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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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深度:袁征谈中美关系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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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梦溪  来源:中评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近日接受中评社专访,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台百日的节点,解读中美关系现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中的涉疆涉港涉台和人/权问题、气候变化合作等,分享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和如何以“我”为主塑造中美关系的看法。

袁征评价目前的中美关系表示,拜登上台后短时间内,中美关系虽然还处在低谷,但已经度过最紧张的时段,变得相对平稳。现在中美双方还在摸底探索的过程中。他多次提到,对现在的中美关系要有平常心,对美方不要给予太高的期望,以及指望拜登能很大程度改变中美关系和让中美关系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的要求不切实际。

袁征在谈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提到,在对华定位上,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拜登的对华政策会考虑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他还提到,拜登政府在外交领域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把盟友和伙伴放在首要位置,中国则成为美国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点和加强凝聚力的工具。

在人/权问题上,袁征认为,拜登政府将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层面作为工具,以加强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关系和纽带,但强化意识形态差异,无助中美的合作和战略互信。在涉疆和涉港问题上,袁征表示,美国利用二者攻击中国有其目的,我们难以阻止,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搞好两地的发展,同时对外更加透明和阐释好这两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袁征认为要理性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很难支撑起整个中美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袁征指出,拜登会继续发展对台关系,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幌子下,把“一个中国”政策掏空了,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实质性“外交关系”,其官方色彩越来越浓厚,军事合作越来越加强。但拜登政府期待维持“不统、不独、不战”的局面,所以不可能同台湾建交和轻易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即便在对台“战略模糊”政策上,拜登政府也不会轻易改变。

最后,袁征表示,在塑造中美关系中,我们不一定要把主要资源和精力都投在美国身上,可以在其他领域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以“我”为主,做好一些事情,找到更多的朋友,这是对抗美国打压的一种方式,也会收获更多与美国博弈的资本和更多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

以下是专访内容:

中评:在经历了特朗普执政后期中美关系急剧下跌后,中美元首除夕通话让我们对中美关系重燃希望,但不久前的阿拉斯加对话和近期美方的种种涉华表态、做法又让人们重回悲观。您对此怎么看,您如何评价现在的中美关系?

袁征: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状态下,大家对两国之间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都有一些过度解读。中美关系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可能不要因为一件事情突然感到很高兴,或者突然觉得很糟糕,至少从学者角度看,这不是一个理性、客观和严谨的态度,是一种更带有感性认知的表现。我们应该全面、理性、客观,既看到正的一面,还要看到反的一面;要看到现在的情况,还要看到过去和未来的发展脉络。

正因为如此,像我们长期跟踪中美关系,坦率地说,走到今天,没有什么感到惊讶或奇怪的,这些都应该是在预料之中。过去特朗普执政的4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么在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时,首先要看美国国内整个政治状况是什么样,美国国内对华的态度是什么样,然后,拜登虽然个人性情温和,但是他的团队对华是如何认知的?另外,拜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会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怎样能平衡国内政治需求和对华政策的需要,这些都要全面来看。中美关系走到今天,实际上不管你喜欢与否,不管我们高兴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时至今日,美国人已经把中国作为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也就是说在对华认知和战略定位问题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没有明显的差异。中美之间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各方面的确存在很大差异。尽管中方一再强调不喜欢战略竞争,但让美国人改变原有的霸权思维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要指望拜登上来能很大程度地改变中美关系,让中美关系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发展的要求不切实际。

我多次强调,对现在的中美关系要有平常心,对于美方不要给予太高的期望。美方已经清楚说明,他们首先要解决国内问题,在对外政策领域首先是要巩固盟友伙伴的关系,而不是对华关系。要加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就是要协调一致维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的国际秩序,防止让中国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在拜登上台后的短时间内,中美关系在经历了特朗普歇斯底里的对华举措后,现在相对来讲虽然还处在低谷,但已经度过了最紧张的时段,变得相对平稳多了。至少拜登政府在会直接伤害我们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举措,还强调在竞争之外还要合作,另外明确讲了不寻求与中国的军事对抗。不仅如此,在拜登上台的三个月内,中美从对话全部停止,缓和到双方高层持续沟通,对话交流在缓慢恢复的状态。这一届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可预期性也更强一些,更能理性客观看待对华问题。

现在的中美双方还在摸底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对中美关系不要抱以太高的期望。现在之所以感到悲观或者失望,是因为有些人士之前对于中美关系抱有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坦率地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上升,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使没有特朗普,美国对华政策也会逐渐转为强硬,中美的战略竞争和博弈在朝着强化的趋势在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

中评:拜登上台已有3个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呈现出哪些特点?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可能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袁征:现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在评估当中,但已能看出基本轮廓。在对华定位上,民主、共和两党是有共识的,要对华强硬也是两党共识,所以在这一点上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没有本质的差异。

不同的是,特朗普是一个极端的投机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国内治理得不好,出于选举的需要,就把所有的责任抛给中国。拜登不太一样,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在中美竞争中出现一些问题,不是中国的原因,而是美国自身出了问题,因此要从美国自身做起,是典型的先内而外。但拜登也有不好的倾向,就是他想利用在外部树立一个敌人,来推动国内的一些施政方案。毕竟,拜登国内施政的压力山大,两党斗法才刚刚开始。

对外政策不是拜登目前的主要着眼点,主要精力是在美国国内。但在外交领域,拜登政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把盟友和伙伴放在首要位置,拉拢、缓和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结成一个统一阵线,然后来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和俄罗斯问题就成为美国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点和提升凝聚力的工具。在欧洲方向,美国主要是以俄罗斯为靶子,改善跨大西洋关系,增强北约凝聚力;在亚太方向,实际上以中国为靶子,加强美国与地区内盟友的关系,并力图在印太四国安全机制的基础上打造“亚太小北约”。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上,拜登政府一再强调西方价值理念的共同点,这一方面树立对手,另一方面强化意识形态,都是为了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然后巩固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并压制中国和俄罗斯。

当然在对华问题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拜登政府不完全一边倒地都是打压,也强调了双方还有合作的领域。这表明拜登的对华政策必须要考虑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这里面需要一个平衡,合作对于稳定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陷入低点的时候。

至于未来4年,中美关系可能呈现“扭抱”的状态,这个关系可能很复杂。在经贸和科技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

在经贸问题上,尽管拜登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但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会放弃特朗普政府所强调的对等原则,两者目标也大体一致。拜登政府甚至会以取消对华产品附加的高额关税作为条件,要求中国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让步。拜登也会寻求与盟国协调,联手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我认为美国还会强调对等,试图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但问题在于,高科技产业和高端的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中低端回归难度很大,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劳动力太贵,成本会大幅上升,缺少竞争力,所以产业资本不想回去,除非是政府强行干预。但这又和美国尤其共和党强调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少干预是背离的,所以实际做起来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在双方的经济关系上,全球的生产链可能会出现新的调整,但不可能完全“脱钩”。顶多就是对于国家安全利益比较重要的领域,美国可能会出于安全考虑,让部分产业回归或变向投资。

在科技方面,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小院高墙”,即美国不是封锁全部科技领域,只是重点封锁几个最先进、最核心的技术,对高端前沿性的科技领域对华实行更为严格的封锁,把对中国的墙高高得垒起来,防止中国弯道超车。如果科技全部脱钩,就涉及到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问题。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如果都退出中国市场,美国企业的损失会很大,而且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会从中渔利,美国企业一旦失去了这部分市场,在科持续性发展方面的风险就会大幅上升。因此,科技脱钩的趋势会比较明显,但完全脱钩也很难,拜登政府必须要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在军事上,我觉得双方的博弈会加强。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会非常有限,较量和对抗会上升,主要的合作领域更多限于避免误判、管控分歧,表现在双方不发生直接的冲突和军事对抗。

在外交层面,双方你来我往,要打擂台。因为拜登政府要回归多边和强调要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就是说无论是从现实主义出发,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双方在国际舞台,从全球多边国际机制,包括WTO、联合国、WHO等国际组织,再到双边,斗争和博弈会强化。双方你来我往,竞争和博弈的表面化难以避免。中美争夺的焦点地区是在西太地区,也就是中国的周边地带,未来双方的较量和资源的投入在这个区域将更为突出。

就未来的中美关系来讲,合作也有,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甚至全球经济的发展政策协调上,然后在军控不扩散的问题上,主要涉及到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甚至包括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双方都会开展“消极性合作”,就是为了不出现问题进行合作。但有时美国同样会把合作作为压制中方的一种手段,这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就是双方即使在合作领域也未必完全一致,也难以完全脱钩,呈现双方扭抱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中评:气候变化问题是中美目前少数启动合作的领域之一。您认为,中美在气变事务上的合作,能成为新的“乒乓外交”么?

袁征:“乒乓外交”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下,处于敌对关系下的中美之间的一个重大外交突破,是中美关系中可以大书特书的一笔。但现在包括克里访华和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很难发挥这样的作用,毕竟时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因为有苏联这个共同对手的存在,中美苏大三角若隐若现。那时中苏关系破裂,甚至爆发边界冲突,美方认为如果缓和同中国的关系、联手中国对付苏联,会让美国处在相对有利的位置上。正是中美两国政府有了战略考量,才开展了“乒乓外交”。现今,中国已经直接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没有当年这种战略合作的意图,类似的“乒乓外交”就不可能实现。

不可否认的是,从奥巴马到拜登,民主党的两届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格外重视。实际上,气变在美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还涉及到党派之争。共和党坚决反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更多承诺,比如特朗普上台后就直接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共和党和美国的大工商阶层关系密切,很多企业界人士都不愿承担这样的国际义务,认为会增加生产成本,使美国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只有民主党自由派或少数中间派重视气候变化,注重国际多边合作。

现在,美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美方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有中国的合作,否则解决气变问题是不可能成功的。然而美国国内有一批人试图“加码”,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以此来增加中国发展的负担。

而对中国来说,中国在巴黎协定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我们愿意遵守已经做出的承诺,但不愿意再加重负担,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让步过多,既不公平,也会给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事实上,中国人均排放其实并不高,只是因为有14亿人口,所以排放总量不小。

说到底,就是时代发生了变化,即便中美气变合作会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是难以起到当年“乒乓外交”那样的效应。

四年后,一旦共和党上台,气变还会成为中美合作的一个点吗?我是很怀疑的。因此我的意思是,对于中美气变合作要理性看待:仅仅一个气候变化问题,很难支撑起整个中美关系,甚至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调味料”。

中评:拜登政府2月时声明要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核心,这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美国不断炒作我国人/权问题并干涉中国新疆和香港事务,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袁征:第一,民主党向来强调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中美之间恰恰在意识形态、人/权民主问题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层面有很大不同。而优越感十足、一向偏执的美国精英阶层向来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其他国家,还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第二,关于人/权的认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比较大的差异。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强调发展权和生存权,也就是说人/权的发展是有历史阶段的,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没有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根本谈不上政治权利的保障。西方国家已经渡过最初的发展阶段,早已解决了温饱的基本生存问题,所以更强调政治权利。两边明显有一些差异。

第三,拜登政府实际上有意识地凸显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层面问题,强调差异,与中国和俄罗斯划清界限,目的是为了缓和与盟友之间的矛盾,增进价值认同感,加强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关系和纽带。因为在价值理念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之间基本上没有分歧,拜登政府把它作为工具来用了。

至于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这等于是和中国划了一个界,表明“我”跟“你”不一样,“我”和其他西方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你”是威权国家,中央集权体制,是另类。美国强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当然无助中美关系的合作,也无助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隐或明的,拜登政府已经在中国、俄罗斯、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画了一条阵线,这种划界对中美关系从认知到行动上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新疆问题上,美国人其实很早就居心不良,一直利用新疆干预中国内政,只是在近几年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拜登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所谓的“种族灭绝”的说法,除了是因为要炒作人/权民主意识形态的问题外,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工具。与美国相比,其实欧洲更重视关于新疆和西藏的问题。因此,美国要建成所谓的统一战线,甚至全球民主联盟,那么欧洲既然很看重,就要打这张牌,来加强两边的相互认同和跨大西洋的关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拜登表现得很积极,对华指责很厉害。在香港问题上,香港问题实际涉及到英国,那么对拜登政府来讲,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表明姿态。

其实,拜登政府摆出姿态,除了打压遏制中国,以及作为工具加强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关系外,还有美国国内的因素。民主党党内也有温和派、保守派,也有激进的自由派,拜登上台后必须要平衡,尤其是对于党内一些激进的自由派,必须要做出某种姿态,加强民主党内部的凝聚力。

那么中国要如何应对?

首先,要认真反思总结。香港是典型的例子,不能等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被迫直接出手采取措施,其实这不是中央政府的初衷。香港要总结的经验很多,之所以有问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有政府方面的因素和社会内部因素,当务之急需要解决一些矛盾性问题。

其次,以我为主,不断提高我对新疆和香港的治理水平。无论是新疆还是香港,要找出其中存在的隐患,把各方面关系理顺,尤其是民生的问题。我们要采取有力的举措,推动两地发展,让地区首先稳定下来,然后推动地区发展,让整个形势朝着好的方向运转。

再次,在话语权问题上,要更透明地对外界展开更详细的阐释,避免产生误解。在国际上我们要及时发声和阐明真相,邀请更多的外国人士到新疆去看一看。不要等到外界已经高度关注,甚至采取举措后,我们才加大宣传力度,才解释我们在新疆的反恐努力,宣传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不仅如此,我们的宣传工作很多是说给国内民众听,但我认为阐释的对象应当是重点对外,面向国际听众。

坦率地说,美国利用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来攻击我们是有其目的的,我们难以阻止,所以我们就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稳定,推动发展,同时对外更加透明,介绍好这两个地区的实际情况。

中评: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小动作不断,包括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美大使随帕劳总统访台、派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等,并多次提到会支持台湾。您认为,拜登政府是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的?美方近期的种种做法加剧了台海的紧张局势,但同时美方也多次呼吁两岸对话,那么拜登政府期待一个什么样的台海形势?

袁征:无论是对拜登政府还是对之前的特朗普政府,台湾都是一张能够制衡和牵制中国发展的牌。这张牌很重要,直戳我们的软肋,他们不会不用,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加强的情况下,会不断地使用。正如台独势力所期待的,台湾或将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拜登政府一直强调所谓“全球民主同盟”,所以对台湾的重视度实际是在升高的。

在台湾方面,近些年由于蔡英文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政治对话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两岸关系急剧恶化,处于非常冷的状况。蔡英文当局又实行“亲美抗陆”的政策,抱美国大腿,所以两岸关系实际颇为紧张。

美国方面考虑到中国的发展和各方面因素,觉得中国未来有可能对台动武。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国内出于民主的考虑,出于现实危险的考虑,出于牵制中国发展的考虑,肯定要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这实际上就是加强对台湾的支持。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就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拜登上台后,我认为首先会继续发展对台关系。这种关系名义上是非官方关系,但实际上是在打着“一个中国”政策的幌子,把“一个中国”政策掏空了。比如前不久拜登政府派出前政府高官,如同拜登特使一样,只是没有头衔,作为非官方代表同台湾打交道。拜登政府也发布了一些新的交往准则,继承了特朗普时期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就是大幅放宽美台之间外交人员的交往。也就是说,拜登现在在美台之间推进的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实质性“外交关系”,官方色彩越来越浓厚,军事合作越来越加强。但拜登政府现在还不敢堂而皇之地不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人不可能同台湾建交,不可能轻易抛弃“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因为这就意味着美国没有兑现或者遵守他的承诺。一旦那样,就直接赤裸裸触及了中方的红线。

一旦如此,中方无可退让,将不惜对美断交,也完全有理由对台动武。因为当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是中美建交的前提。如果美国背信弃义,赤裸裸背离这些承诺,中国大陆必然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快祖国统一的步伐。

当然,我觉得拜登政府从内心深处来讲,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实际上,拜登政府现在认为改变现状的是中国大陆,比如解放军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美方期待的是要维持“不统、不独、不战”的局面,希望搞 “一中一台”,并不希望发生战事。如果台海地区发生战事,美国将面临很困难的战略选择。所以,美方在处置台湾问题时会有一个底线,就是保持某种平衡,不要过于激怒中国,因为激怒中国就可能出现台湾地区更不稳定的状况。

尽管如此,美国政策造成的结果让台海局势更加紧张了。美方为了打“台湾牌”,加强了同台湾的关系,修订了美台交往的准则,加强了同台湾的军事合作,更多地出售武器。中国大陆作为反制,要打击“台独”分子的气焰,就要采取必须的措施,包括现在的“绕台”、军事演习等,以震慑台独势力。人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中美的战略博弈使台海局势更趋紧张。还有就是台独势力看到了机会,推动“台独”的野心变得更大,甚至会铤而走险。几个方面的因素叠加起来,从美国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来看,整个台海地区的形势更为紧张。

中评:拜登上台后,美国不断拉拢主要盟友,同时,中方也大方展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友好关系。有媒体认为,世界上类似冷战般壁垒分明的阵营划分渐见轮廓,也有媒体称,“铁幕”不会在中美间降落。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袁征:的确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在竭力游说和拉拢自己的盟友和伙伴,也在强调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强调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攻击中俄等国是“威权国家”或“专制国家”。对中方来讲,美国的压力客观上促进了中俄之间的合作,中国和伊朗的合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确实是双方战略竞争博弈的一个重要手法,阵营轮廓或隐或现。

另一方面,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的出现是在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出现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双方的经济和人员来往很少,然后双方在两大集团中间地带展开争夺,甚至发动了代理人战争,目的是为了避免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碰撞。

但这不会在中美之间出现。首先,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尽管特朗普上台后,尤其疫情冲击了全球化,但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事实上,由于全球化和通讯科技、交通科技的发达,世界各国变得越来越互通,人员往来更加频繁。

其次,中美互为对方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一度曾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经过贸易战后,我们尽管跌到第三位,但仍然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从统计来看,2021年第一季度中美之间的贸易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上升幅度比较明显。此外,即便疫情暂时阻隔两国人员往来,但中国仍然是赴美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即便现在这个时代,中美之间相互依存、互联互通一直在持续,远没有完全阻隔。

最后,中国即使和俄罗斯还有伊朗签订战略合作的全面协议,但不是同盟关系。中国没有自己的同盟集团,我们也没有意识想去建立这样的同盟集团。即便中美战略博弈与竞争会加剧,我们还难以见到冷战时期那样两大军事同盟集团对抗的局面。

这些因素导致很难出现像冷战时期的状况。

应该说,中美关系已经过了最热或者说最融洽的年代,这的确一去不复返。中美关系可能整体会变得冷一点,另外相互之间的重视程度也可能会出现变化。尤其是中国方面,过去中国一直强调美国的角色,强调发展对美关系,但现在美国有意识地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实行一定的“脱钩”,那中国自然要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美国以外的地方,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觉得,拉开一定的距离不一定就是坏事,就跟人与人之间一样,走得太近了反而容易产生矛盾,拉开一点距离反而会好一些。至于冷战那样的铁幕在中美之间应该是不会降临。

中评:中国接下来要如何与美国进行博弈和接触以及塑造中美关系?

袁征:这涉及到中国战略的调整和布局。我们不一定要把主要资源和主要精力都投在美国身上,应以“我”为主,做好一些事情,包括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这就需要我们打开思路,找到更多的朋友,这是对抗美国打压的一种方式,中国也会有更多与美国博弈的资本和更多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

具体来讲,从双边的角度,中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国的社会交往对于两国关系非常重要,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未来,从中方角度,我们还是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加强两国的社会往来和人民之间的交往。

对我们自己来讲,要以“我”为主,把整个国家政策理顺,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我们要有自信心,改革开放要继续,把国门开得更大,让中国市场发挥应有的魅力,欢迎各国来旅游投资,实现双赢。这样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对中国政府满意了,中国的社会稳定了,客观上也会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因为制度发展得越好,吸引力就越大,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朋友。

实际上,越是改革开放,美国企业就越离不开中国。一些跨国资本和大企业在美国有不小的话语权,我们通过给他们做工作,使之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纽带,从而以点带面,以小带大,潜移默化地发挥稳定中美关系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在对外宣传或者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上怎么能做得更好。在对美国进行交流的时候,讲让美国民众听得懂的话,让他们意识到中国发展的前景和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阐明中国没有和美国争霸的想法,让更多美国民众能听懂和更了解中国。

当然,对于拜登政府来讲,首先我们要管控分歧。尽管一些矛盾问题难以解决,但关键在于在现在这个关键时期,如何把分歧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避免激化和爆发甚至发生直接的碰撞。另一方面就是推进合作,在能合作的领域双方要保持对话和沟通,扩大合作,在合作中建立信心,让双方相信通过合作可以让中美关系避免跌入更糟糕的境地。

中美关系“维稳”,这是一个复合型的工程,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对中方来说,我们需要尽力去做,以“我”为主,把握确定性、减少不确定性,这应当是我们的思路。

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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