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单伟建

编者按：对于美中两国之间互动之微妙的理解，任何人难与单伟建比肩。单伟建出生在中国，文革期间命运颠倒，被下放到内蒙戈壁务农。几经周折之后，他来到美国，在伯克利的加州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世界银行和摩根银行供职、在沃顿商学院教授管理。他现在是管理400亿美元的太盟投资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对于亚洲的社会和商业，单伟建是个直言不讳的观察家，他著有《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以及最新出版的《金钱游戏》。他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主编艾迪·伊格纳修斯的采访，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前景。

问：看起来中国经济在当下是世界上最为健康的，这是否会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

答：尽管起初有些失措，但通过封城、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等措施中国将疫情控制的很好。去年首季GDP同比下跌了6.8% ，但从第二季度开始就反弹而恢复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持续从投资向个人消费转移。10年前，中国零售市场的规模大约是1.8万亿美元，不足美国零售规模4万亿美元的一半。到了2019年，中国零售的规模达到了6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5.5万亿的水平。但是中国包括服务在内的个人消费总量对GDP的占比仍然只有39%，远低于美国68%的水平以及世界63%的平均水平，所以增长空间很大，也因此造就了很多投资机会，尤其是在针对消费群体的企业中投资的机会。

问：投资者总是被中国庞大的市场所吸引。时至今日，中国市场到底有多开放?

答：我们太盟投资集团(PAG)在整个亚洲投资，时而也在亚洲之外投资。中国是唯一的一个主要经济体没有专门审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要求，虽然诸如媒体和互联网等一些领域仍在限制外资的负面清单之上，但外资往往有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在此类领域投入。譬如几年前，太盟集团在一个数字音乐公司投资了一亿美元，后来和QQ音乐合并变成了今天的腾讯音乐，拥有8亿独特的活跃用户，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现在市值大约450亿美元。在中国市场，成功的关键是规模。假如一个企业搞得好，往往愿意引进外来的资本，以便迅速地在全国范围扩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是私人股权投资(PE)在亚洲最活跃的市场。

问：贸易战、民族主义以及新冠疫情使得不少人质疑他们供应链的战略­­­——尤其是以中国为制造基地的供应链，与本国市场相隔数万里。你是否观察到许多供应链转移出中国?

答：自从2018年贸易战开启以来，是有一些制造业转移出中国，但这些对于中国出口和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实际上，疫情使得全世界更加依赖中国的出口——2020年11月份中国的出口同比增加了21%，证明以中国为基地的供应链是福，不是祸。任何供应链的转移都会缓慢而零星，因为离开最有效率的供应商，而用次等或三等效率的供应商成本很高。美国公司只有在关税成本高于转移成本的时候才会那么做。而且，如果要采购低附加值产品，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或墨西哥比较容易，但是要转移包括有许多本地供应商在内的整个供应链，谈何容易?况且，假如市场就在中国，把生产转移哪里去?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销量超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总和，它能够把在中国的生产挪到哪里去?中国也是苹果公司iPhone的最大市场，在中国的用户大约是美国用户的两倍。

问：美国继续对中国妖魔化，中国的人权政策不佳对自己的形象也不利，外国投资者如何能够确保自己不成为更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争端的牺牲品?

答：每个国家都有人权问题，只不过形式不同。投资者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承担改善人权的社会责任，在各个方面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包括劳工政策、性别平等、人力资源的投资以及慈善捐助等等。太盟集团无论在哪里，都遵照同样的环保、社会责任和法人治理政策的标准。

问：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要给中国的经济和企业造成伤害。美国真有能力损伤中国经济吗?

答：局部是可以造成损害的，但是整体来讲影响不大，而且同时给美国带来伤害。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个彻底的失败。他声称贸易战目的是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结果2020年11月份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比他刚上台时的2017年1月高了70%。而且美国消费者承担了高关税，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平均到岸价格并没有下降。市场一般预测中国经济今年会增长7%到8%，这就意味着尽管有贸易战、科技战，乃至资本战——美国政府限制本国人对华投资，到了2022年，中国经济很可能会比2019年高出10%，而于时美国经济大概不过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这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我认为唯一能够遏制中国增长的国家是中国自己——假如她犯政策错误的话。同样，只有美国自己可以威胁美国经济至尊的地位——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限制贸易等政策就会带来这样的结果。

问：美国继续对中国妖魔化会带来什么危险?

答：特朗普某些针对中国的言论和行为不过是转移视线，掩盖自己在国内施政的失败，包括在抗疫保护民众方面失职：美国人口不及中国的四分之一，而新冠死亡人数是中国的一百倍，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两国之间确实存在真正的分歧，但是在过往的历史中，两个国家都能够妥善处理这些分歧而不造成或加剧双边关系的紧张。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一直遵循着相当一贯的外交政策。一般期待拜登政府会恢复一贯性的政策，在国际机构的框架下处理问题，我想如此可以缓和双边关系。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两国之间差异巨大，这些差异包括政治、经济，当然还有意识形态。然而，两国仍然找到互惠合作的共同基础。今天的差异和那时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在许多领域中两国都可以从合作中受益。毕竟，两国都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还是美国政府的头号债权人，持有一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坦白说，一个崛起的中国确实威胁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至高无上的全球地位，但并非美国政客所渲染的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中国并不输出意识形态或是政治制度，也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企图颠覆它国政府。但是中国不会放弃其领土主张，而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存在了。真正的危险是台湾问题。如果美国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支持台独，那么冲突就不可避免，其后果对于全球市场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问：中美真正会脱钩吗?

答：这里那里会的，但不可能不伴随高昂的成本，也不可能完全脱钩。特朗普政府发动的科技战迫使中国发展自己的关键技术，包括一直依赖美国的半导体芯片技术。中国要在一些领域中赶上美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而且成本极高。但是科技战也伤害美国供应商。美国前十名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在中国的销量是在美国的3倍左右,丢掉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科技公司来讲代价高昂，使它们失去研发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

问：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答：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中增长了36倍，主要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造就了一个很有活力的民营经济，贡献大约三分之二的GDP。但是国有经济仍然过大，缺少效率。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的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会大幅度下滑，因此投资速度就会放缓。要持续发展，就要继续改革，继续国企民营化，继续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从投资逐步转移到个人消费。

问：你担心中国的债务吗?

答：我看不到系统性的风险，无论是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是中国经济中都看不到系统性风险。有些专家们看到一些债务违约和破产的事件就谈虎色变，其实在市场经济当中，债务违约和破产是常见的。只有此类事件大幅增多才预兆经济危机。在2020年，世界历尽艰辛，而中国企业债务违约事件并没有大幅度增加。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取得正增长的国家。中国的货币政策适度从严，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是美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3.5倍左右。2020年人民币对于美元升值了6%。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强壮。

问：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什么?

答：美国人不知道中国有多么的资本主义。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拥抱了市场经济和私企的结果，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她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也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的对象。政府开支的重点是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时至今日，中国比美国有更好的高速公路、铁路系统、桥梁和机场。譬如，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建成了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系统，总长3.8万公里，超过中国以外世界其它地区高铁总长的两倍。而美国没有尺寸高铁。从波士顿到芝加哥的距离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差不多，乘坐中国最快的高铁只需要4小时18分钟，而美铁(AMTRAK)最快需要近22个小时，票价比中国的高铁贵50%。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基础设施上投资这么多，是因为尽管其军费历年增长，但仍然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

问：那么中国人不了解美国什么呢?

答：中国人不了解美国有多么社会主义。美国有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向富人征收资本利得税。相比之下，中国仍在搭建其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仍然资金严重不足，而且尚且没有落实到人头上的保障计划。中国不征收个人资本利得税。时至2020年，中国的十亿美元富翁比美国还多，而且以美国三倍的速度产生新的十亿富翁。因此，按照基尼系数，中国财富分配的不均的情况比美国还要糟糕。

单伟建是太盟投资集团(PAG)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以及畅销书《走出戈壁》(Out of the Gobi)(中、英文两个版本)和《Money Games》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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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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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郎君  来源：穆克敦儿

2021年3月18日，一部名为《2034：一本关于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简称2034)在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举行了首发式。

 

《2034》封面截图，这部用英文发布的著作封面本身就有很深刻的涵义

这部所谓小说第一位作者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另一位是阿克曼(Elliot Ackerman)。斯塔夫里迪斯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此外还担任美国海军研究院委员会主席。斯塔夫里迪斯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斯塔夫里迪斯是一名退役的美国海军四星上将，退役前曾经担任过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以及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司令，2013年5月退出现役。斯塔夫里迪斯是美军上将中不多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军人。另一位作者阿克曼(Elliot Ackerman)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名情报官员，目前也已经退役，是一名作家、战略专家。

书中的桥段是这样的：2034年的南中国海，波诡云密。中美在南中国海的对立达到了极点。某日美国在南海巡航的一支由两艘制导导弹驱逐舰组成的分舰队在南海美济礁(Mischief Reef)附近和中方的武装渔船发生了冲突。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美国一直认为在南中国海和东海的一部分中国渔船类似于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属于准军事部队。冲突中渔船起火，中方舰队和海军航空兵及时杀到，击沉了美军这两艘驱逐舰，同时伊朗电子攻击并控制了一架美国F35战机，并使得该战机在伊朗迫降，逼迫美国不得不和伊朗政府谈判归还该战机。中美海空大战就此拉开帷幕，中方在激战中几乎全歼了美国第七舰队，最后演变成世界大战。卫星制导与欺骗、人工智能、电子干扰、网络大战、隐形技术、无人机、特种部队陆地突击、陆基海基空中海上一次次导弹饱和攻击，双方十八般武艺齐上阵，最后干脆互扔小型核弹差点引发全面核大战。最后的结果是中美都给打得鼻青脸肿，多国受牵连都一蹶不振，在战争中宣布中立骑墙的印度在战后主导世界。

首先从技术角度看这部书不算什么科幻小说，这部书所描绘的技术目前都存在，该书的科幻之处在于“中美大战”这个假想。这部书出版之后引起轰动，其轰动之处在于这部书的敏感的出版时间和他的作者。由于两位作者都是美军关键领域的军官出身，也都是战略战术专家，他们的身份和工作履历让人怀疑小说的桥段本身就是他们经历过的无数次的兵棋推演的结果。书中对中美俄印伊等国从高级决策者到战地指挥官以及普通士兵对中美大战进行了全方位描绘，由于作者资料详实，知识水准力透纸背，读之令人身临其境不寒而栗。这不像是作者的凭空想象，更像是严谨的军事运筹学、军事统计学的实战推演。实际上斯塔夫里迪斯海军上将指挥过企业号航母战斗群在海湾执行过任务，阿克曼是前美军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他们的手笔也应该贴近现实，阿克曼毫不避讳地说：这本小说虽然写了不同国家的人物，但这来自他当军人时期的训练，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思考对手是谁。阿克曼如此表白，那么曾经身为美国海军上将以及外交政策专家的斯塔夫里迪斯的角度、视野、资料水准和知识面就更不要多说。值得一提的是斯塔夫里迪斯还曾经差点成为川普总统的国务卿，可见其不仅仅是优秀的军事专家。另外一个轰动之处就在于这部小说出版的时间，2021年3月18日。这个时间点正是中美阿拉斯加会晤的时间，也可以说是中美关系一个很明显的转折点，美国把中国定为头号竞争对手。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中美3月份阿拉斯加会晤，并表示那次会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塔夫里迪斯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表示，该书出版后得到了美军高级军官们的肯定。但是有美军高级军官认为他这部书的时间设定是有问题的，有高级军官对他说，这不是2034年的事，而是2024年或2026年的事。书中警告，距离现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会发生战争，但有高级军官表示“但我们认为战争可能会在更短时间内发生。”鉴于塔夫里迪斯本人是美海军四星上将出身，因此他嘴里说出的“但我们认为战争可能会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的高级军官猜测也应该是一位上将，比如美军印太司令四星上将戴维森(Adm. Philip Davidson)之类的。这位四星上将戴维森在3月9日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扬言中国将在6年内发动战争，为9天后出版的《2034》一书作了最好的诠释和注解。据多国媒体公开报道，美国海豹突击队目前也把中国军队设定为头号假想敌。

目前中美关系有目共睹，双方处于1979年以来关系的最低点，美国民间对中国的敌意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作者之一斯塔夫里迪斯上将的女婿是一位华人医生。斯塔夫里迪斯谈到目前女婿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甚至一些病人因为他是华裔都不愿意让他看病。斯塔夫里迪斯对其女婿遭遇的描述是客观的，事实上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在美国华裔常常遭到歧视和攻击，特别是遭到黑人的暴力袭击和打劫，据统计，拜登上任三个月以来美国发生的攻击亚裔的事件加了三十倍。

这部书也提到中美这场大战并非是事先计划好的战术引爆，而是双方战地指挥官误判的结果。

美苏冷战期间，美苏一直保持决策阶层的军事热线，因此避免了误判。作者表示，美国目前还没有设立通往中国的军事热线。作者强调中美最关键的是要避免误判，加强双方战略危机管理。斯塔夫里迪斯说，美国空军、海军的军官都很年轻，很多人只有二、三十岁。这些年轻人需要行为的框架准则，他们的上级也需要一条能够缓和事态的热线。他在这里隐含担心由于缺少必要的行为准则，年轻的军官们容易发生误判从而导致严重后果。

军人是战争的主力，但是军人往往最不愿意打仗。作者强调《2034》一书的目的就是要警醒世人要深刻认识到战争的危害，要全力避免战争。

书出版后，塔夫里迪斯在3月号《日经亚洲》周刊(Nikkei Asia)也曾发表文章列出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就若干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列为红线，其中涉及东海以及钓鱼岛、台海以及南中国海。从某种角度来说，塔夫里迪斯确实是在向世界以及相关国家发出警示。这部书一出版就受到广泛关注应该也是这种警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目前的战略定位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战略误判，美国民间不断上升的对亚裔的歧视和攻击也都是误判的结果。希望双方各个层面能充分沟通，化解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

斯塔夫里迪斯在发行仪式上说这部书就是要避免战争，小说所关照的主体是现实中的人类。他说“生活是美好的，我们要确保生活能继续。但我们放下这本书，望向窗外，我们要对自己说：你要避免这场战争，但我们如何做呢?”另一位作者阿克曼也说，中美开战没有赢家。书中的结尾也是大家都斗的精疲力尽，最后在战争中骑墙中立的印度渔翁得利，最后主导世界。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部书中作者过分夸大对手的实力。美国的军事实力是无可挑战的，何况其盟友众多。自我贬损，挑政府毛病是美国的传统，在美国越是找政府的缺点，越是爱国，这部书也一样，因此不能被书中的一些观点所迷惑。

在这部书中作者有明显示弱美国的意思。中国有句俗语：压箱底的宝贝不能给人家展示。如果用现在战略学的语言去描述就是：镇国利器不可示人。因此对于美军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书中毫无疑问是隐瞒的，对于美国盟友所起的作用明显是刻意掩盖，对于印度所谓主导战后世界更是明显的夸大其词，让人感觉有挑拨中印关系的嫌疑，或者是一种以印度压中国的心理期许，这种情绪在日本民间研究者中也很明显。

但是无论如何这部书的进步意义还是明显的，把战争悲惨的结局以及恐怖展现出来，把各种可能性摆上桌面上来谈，总比黑箱操作最后擦枪走火不可收拾要强。作为经验丰富的前美军指挥官，斯塔夫里迪斯也明确指出美军在涉及东海南海台海方面缺少必要的行为准则和具体操作细节的约束，年轻的战地指挥官缺少必要的行为约束，这一切都非常容易导致误判。

南海东海台海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为此划红线也是一个主权国家正常的行为。世界上各国领土领海纠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把这种纠纷上升到中美全球争霸的高度，是美国对中国的最大误判，这种误判比战地擦枪走火式的误判要严重的多，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头脑应该清楚。

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定位上来看，竞争与合作并存，双方不是敌对关系，直接开战并不是双方的选项。但是《2034》一书所提出的中美因误判，特别是战地指挥官误判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建立互信机制避免意外擦枪走火还是非常必要的。

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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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太一  来源：海外看世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2日播出的《60 Minutes》节目中在被问及中国GDP可能在2028年就会超过美国时，表示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在于其人力资源，以及让其发挥潜力的能力。他觉得中美都面临这方面的挑战，但他相信美国能更好地应对。布林肯为什么突然提人力资源?

很多关注中美关系尤其是中国政治的人可能会马上联想到即将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布林肯是不是在针对中国未来潜在的加速老龄化和人才流失发难?其实不然。拜登政府的官员(即使是外交官)到目前为止的对外发声绝大多数时候的目的听众其实都在美国国内。

拜登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时下在美国国内遇到了瓶颈，包括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人反对的重要理由是拜登所谓的基建方案里被视为是传统基建的诸如修桥、造路这样的预算很少，而主要都被用于投入其他的与人相关的福利上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预算中有麦康奈尔自己提了多年的想要的对连接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的大桥的修缮资金，他也不同意。

而民主党这边，现在正在构建的重要话语是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同样也是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诸如高铁这样的重要基础设施已经注定近几十年赶不上中国了，GDP也将被超越，现在为数不多能取得优势的方面即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布林肯的原意不仅不是要向中国表达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有重大挑战的信号，反倒是想借中国提醒国会的共和党人如果再不对美国的人力资源做投资，这方面也可能被中国赶超。而拜登的基础设施法案正好可以应对这个议题。

同样的，拜登的商务部长雷蒙多最近表示拜登政府需要帮助美国企业出口产品到中国，促成他们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生意。这并非是在讲给中国听，想积极对中国迅速降低贸易壁垒与中国在经贸上立刻接触。其主要动机源于一是不能向特朗普阵营认输，被包装成拜登政府轻易单方面取消贸易壁垒 – 尤其是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节奏购买美国产品 – 二是一些摇摆州的农业、制造业受到贸易战与疫情的双重经济打击情况严重且不可持续。所以雷蒙多其实是在言语上安抚一些摇摆州的选民、稳定军心。

当然，同样是对美国内部说话，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已经表示将开始“自上而下”的全面对华贸易研究。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会去考量降低关税的同时，也可能先将一些产品从关税列表上排除。这样的话，名义上并没有降低关税，但事实上能减轻部分行业的压力。戴琦的相关表述与雷蒙多的意图异曲同工：不着急与中国接触、向中国让步，但希望出口行业相关的选民们能耐心等待，稍安勿躁。

特朗普政府当年对华其实没有战略只有一个一个战术的叠加，而目前拜登政府之于中国同样也还未形成战略。一个接一个的战术主要是受内政驱动，而非外交上有了大战略、新规划。对于美国官员释放的信号，中方一方面需要仔细倾听、甄别，另一方面也需要避免过度解读，因为中国往往不是话语的目标听众。

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5/4

旧文章ID：24938

作者：路易斯·梅南德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19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尽管这场运动历时短暂且未能实现理想中的制度变革，但其关注权力不平等、为个人自由抗争的精神仍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左翼政治，并不断启迪后世，不失为一笔宝贵的遗产。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曾因其荣获普利策奖的著作《形而上学俱乐部》而闻名，他也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特约撰稿人。梅南德于近日为该杂志撰写了《新左派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New Left)一文，以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为线索，重点回顾了新左派诞生与发展的历程，并对这场运动的意义与影响进行了再审视。通过此文了解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美国左翼政治。

作为对现代大学的反抗，新左派运动诞生于1960年代初。但不到十年以后，这场运动便在美国对越南的异端审判之中销声匿迹。尽管它曾在诸如民权、城市贫困、军备竞赛以及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帮助动员舆论，新左派却从未能对政治权力的杠杆施加影响力。但是它改变了左翼政治。它使得个人自由与本真性成为政治行动的目标。它还激励那些为不公正与不平等忧心的人们拒斥既有的权力关系体制，并重新出发。

如果这是一个幻想，那么《独立宣言》亦是如此。新的开始在政治上不是难以发生，而是不可能发生。你可以把自己从过往的一些事情中解脱出来，但彻底的解脱是永远不可能的。“人人生而平等”并没有翻过奴隶制的一页。但也有很多人希望它能够如此。而且如果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所有赌注押在一个更好的未来之上——这就是新左派的精神——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的价值也所剩无几了。

新左派兴起自战后的两大知识工厂，也即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在研究生院或专业学院中学习。密歇根大学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之间签订的合同比全国范围内的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伯克利分校则是联邦在核研究领域的主要承包商，并且其教师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大学。

在密歇根大学诞生了那十年间(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且最著名的学生政治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该组织脱胎于学生工业民主联盟(the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SLID)，后者几十年来一直萎靡不振，直到它在1960年更名。而更名的理由是，正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第一任主席阿兰·哈伯所言，对于一个正处于衰落之中的组织来说，“SLID”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缩写词。

哈伯于1954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就读本科(并且直到1965年才获得其学士学位)。他的名字是罗伯特，代表着威斯康星州的进步派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他的父母赞同学生工业民主联盟和他们儿子的政治立场。他被称为校园激进分子，但并不是一个会作出惊人举动的人。如果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被和他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将无法吸引新成员。它需要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且这位人物与中西部公立大学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来自美国的主流社会。汤姆·海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海登在1939年出生于名为皇家橡树的一处底特律郊区。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他的名字就意在纪念圣托马斯·阿奎那。他们不寻常地离了婚，而海登则主要由他的母亲在有些拮据的生活环境中抚养带大。但他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并且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好。他于1957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并成为学生报《密歇根日报》的一名记者。海登没有政治野心。在他的课程作业中，他被当时风靡美国高校的存在主义哲学所吸引。但在1960年，学生行动主义有所抬头，而海登这样一个21岁、独立自主且未倾心于所学专业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正适合被卷入其中。“我没有搞政治，”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事情变得政治化了。”

北方学生运动的灵感来自于一场南方学生运动。1960年2月1日，在格林斯伯勒市中心的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全黑人北卡罗来纳农业和技术州立大学的四名一年级学生来到白人专用的午餐柜台前坐下。服务员(也是黑人)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于是他们在那里坐了一整天。第二天，又有十九名学生来到这个午餐柜台前坐着。后天，来了八十五人。到这一周结束时，大约有四百人。静坐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并在十周以内，在资深民权活动家埃拉·贝克的领导下，促成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的成立。该委员会将会成为民权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组织。

在3月，哈伯来到海登在《日报》的办公室。他告诉海登，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正在安·阿伯的商店外举行纠察以示对南方学生的同情，并建议他报道此事。海登写了一些关于纠察队员的报道，但鲜有加入他们的冲动。不过，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读到了1957年出版的《在路上》。这本书激励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搭便车去到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上了一门政治速成课。

在伯克利，他会见了当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在旧金山露面时进行示威并被警察用消防水管驱散的学生们。在德拉诺，他会见了墨西哥裔美国雇农的组织者。在洛杉矶，在提名约翰·F·肯尼迪为总统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采访了马丁·路德·金。在蒙特利附近的一场学生大会上，海登发表了关于“价值激励”的演讲。自决精神，他说道，“已经屈服于过去75年间大规模的工业与组织扩张。为此，大多数学生感到他们已经无力左右社会的发展方向。学生运动的目的立即变得简单而又深刻：证明人仍然是万物的尺度。”

海登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全国学生协会(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N.S.A.)在明尼苏达大学举办的年会。大约有二十五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被邀请与会。海登见到他们时心情十分激动。“他们比我曾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出了更为充实的感觉，”他事后写道，“部分原因是他们正在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创造现代历史，部分原因是他们通过冒着生命危险明白了充实活过每一刻的价值。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我的政治身份开始成形的时刻。”

全国学生协会大会正在辩论是否要通过一项支持静坐运动的声明。这个问题在一些代表看来是有争议的，因为其意味着公开支持非法行动。赞同这项支持声明的发言者之一是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大学的白人研究生，名叫桑德拉(凯西)·卡森。

卡森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维多利亚市。她把种族隔离“当作对她个人的冒犯，”她后来写道，“将其视为对我的自由的限制”。甚至在格林斯伯勒市的静坐运动发生之前，卡森就曾在奥斯汀市参加过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她在奥斯汀市的基督教青年妇女协会中非常活跃。德克萨斯大学在1956年就已经开始招收黑人本科生，但只有一个宿舍区取消了种族隔离，也即基督教信仰与生活社区。卡森就住在那里。她对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阅读加缪的作品。毕业后，她在哈莱姆区的圣经学校教书，并阅读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

“即使我早知道我的行动不会导致任何一个午餐柜台的开放，我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所作所为，”她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向全国学生协会的代表发表演讲时说道。她接着说：

我感谢这些静坐运动，而原因就在于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将决定付诸实践，把口号变为现实。在我看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虽然我希望全国学生协会能够通过一项强有力的支持静坐的决议，但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所有人，无论黑人或白人，都意识到一种可能性——通过克服万难参与到奉献和行动中去，成为不那么非人道的人。

当梭罗因拒绝向支持奴隶制的政府纳税而入狱时，爱默生去看望他。“亨利·大卫，”爱默生说道，“你在里面干什么?”梭罗看向他，回答道，“拉尔夫·沃尔多，你在外面干什么?”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重复了最后一句话。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会以305对37的投票结果支持静坐。

海登惊呆了。在几乎任何一个早期的左翼政治组织中，人们都会把卡森的演讲当作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达而付之一笑。但她的所言正是海登在蒙特利说过的那些话。她是在告诉这些学生，这件事是关于他们的。

令人怀疑的是，被奚落、被用消防水管冲击、被殴打和逮捕的黑人示威者是否觉得他们正在认识到“充实活过每一刻的价值”。像卡森和海登这样的人为不公正忧心，但政治对他们的根本吸引力是存在意义上的。“我们是相似的……就我们的道德历程、我们的存在感、我们对诗意行动的热爱以及我们浪漫的参与感而言。”海登在谈到与卡森的相遇时写道。那时的他已经准备好要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他通过给卡森寄去一箱书的方式向她求爱，其中包括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他曾在这本书上疯狂般地划线。他们于1961年结婚，并最终搬到了纽约市。就在那里，在西二十二街的一处铁路公寓中，他写下了后来被称为《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的第一稿。“我深受《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的影响，”海登说。赖特·米尔斯于1956年出版的这本书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米尔斯在1916年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韦科市。他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是那种自己动手制造家具的人。他同时也是自律、做事有条理且多产的。到他四十岁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之时，他已经写了超过六本书。

米尔斯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他自觉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并且对于批评自己的同事毫无顾忌，而有些同事也乐于回敬。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兼社会批评家——这两个角色对他来说是相同的——米尔斯对权力问题很感兴趣。他开始察觉到美国的权力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他所说的“美国的新国际地位”——也即冷战引起的。

在《权力精英》一书中，米尔斯认为，权力掌握在三个机构手中：“政治官员”、“企业富豪”以及军队。第一个集团也即政客的权力相对于另外两个集团(被他称作“企业酋长”和“职业军阀”)已经有所减弱。但最重要的是，三个集团并没有彼此对立的利益：他们构成了一个单一同质的统治阶级，其成员几乎都是白人男性新教徒，并且在各个机构之间循环流通。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是军界精英，后来成为总统并用企业负责人填充其内阁职位。

米尔斯从来没有解释过权力精英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或只是解释他们的意识形态为何。但引起他兴趣的并非意识形态。他相信，正如约翰·杜威所相信的那样，民主参与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以集体方式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决定。米尔斯的结论是，美国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已经破碎了。“普通人，”他写道，“似乎经常被他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驾驭的力量所驱使……现代社会的框架将他们束缚于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项目。这种变化现在压在大众社会的芸芸众生身上，而他们相应地感觉到，在一个自己不享有权力的时代，他们不过是漫无目的的存在。”(尽管米尔斯是在一个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的州长大的，但《权力精英》对种族关系却并未着墨)

《休伦港宣言》附和了米尔斯的看法。宣言称，冷战使得军队在海登(继米尔斯之后)所说的 “商业、军事和政治舞台的三角关系”中成为主导力量。国内需求，从住房和医疗保健到少数族裔的权利，都从属于“‘自由世界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主要目标”。冷战正在让美国变得不民主。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谁能成为变革的推动者?根据左翼理论，工人阶级是变革的推动者。像工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SLID的前身及赞助者)这样的组织对这一理论仍然忠贞不渝。不过到了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米尔斯对于有组织的劳工已经没有用处了。他说，劳工领袖与其他权力精英坐在谈判桌前，但却并没有在决策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对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信念属于他所谓的“劳动形而上学”，也即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反正米尔斯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并不真正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权力不平等。但他尚未找到有望成为变革推动者的人。

1956年秋天，米尔斯通过富布莱特项目去到哥本哈根大学，并在欧洲各地旅行(有时骑着他在慕尼黑买的宝马摩托车，而这成了他个人形象的标志性成分)。1957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一场演讲。那次访问是他对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并且他和他的东道主们一拍即合。米尔斯曾对于《权力精英》在美国被接受的情况感到失望;在英国，他找到了与自己有同样想法的人。“我这套东西在那里被接受的方式让我备受鼓舞。”他在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吸引米尔斯的那些英国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历史学家E.P.汤普森以及社会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都自称为新左派。他们比米尔斯更加亲和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决定历史进程方面已经变得与阶级一样重要。

米尔斯于1959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作了三次题为“文化与政治”的演讲。(《观察家报》报道称：“一个身材魁梧、令人提心吊胆的德克萨斯人刚刚正在给伦敦经济学院授课”)。第二年，米尔斯为汤普森和霍尔创办的英国杂志《新左派评论》写了一篇文章。“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文化功能团体也即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能的、直接的、激进的变革机构，”他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一想法并不比你们中的许多人乐观多少;但现在看来，在1960年的春天，它可能的确是一个非常中肯的想法。”经过在国外的游历，他开始相信青年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启迪和动员公众的。这篇文章题为《致新左派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New Left)。

米尔斯的“信”被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丹尼尔·贝尔嘲笑，后者称米尔斯是“西方世界的‘愤青’和‘未来愤青’的某种指导教师”。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接受了这封信。它在成员中散发了副本，并在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创办的刊物《左派研究》上将其再次登出。“他似乎是在直接与我们对话，”海登在谈到这封“信”时写道。米尔斯“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义为新先锋”。

然而这是一厢情愿的误读。米尔斯根本没有想到美国人。他是在回应英国、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集团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展。他的下一本书《听着，美国佬》(Listen, Yankee)是对卡斯特罗革命的辩护。那些才是他所指向的年轻知识分子。

尽管如此，海登还是受到启发并撰写了自己的《致新(年轻)左派的信》。他在信中抱怨了校园里“对言论和思想自由无休止的压制”，以及“侵染了学生对于何为真实和可能的全部感知的家长式僵化作风”。他说，学生们需要组织起来。他们可以利用“成年劳工、学术和政治团体中的残余力量”，但这将是一场学生运动。“年轻”，在海登的“信”中，意味着“学生”。

海登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政治方案，而是一种激进的风格。“激进主义的作风要求我们反对幻想，自由行事，”他写道。“它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没有方案意味着，出于一个原因(例如废除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采取的像校园静坐这样的直接行动，会发现其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被利用(例如阻止大学扩展到黑人社区，正如196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1969年在哈佛大学所发生的)。诉求不断增加。这并不是因为活动脱离了组织者的掌控。新左派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设计的。政策不是问题。体制才是问题所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者也许是相当适切的，采纳海登宣言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大会是在密歇根州休伦港的一处教育营地举行的，而这处营地是由汽车工人联合会租借给该组织的。因为《休伦港宣言》代表了美国左派对劳工运动的告别。声明最后的确包含了支持工会的部分，但那是在学生工业民主联盟赞助人的要求下加上去的。关于苏联的批评言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加进去的。然而那些成见——工人阶级和斯大林主义——正是学生们想要摆脱的东西。凯西·海登把对共产主义的关注称为“死议题”。“我不认识任何共产党员，只认识他们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不过是我们团伙中的一部分。”学生们并不把自己视为亲共分子。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反对反共产主义。在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看来，这等同于一回事。由此产生了新左派的口号“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它的意思是“不要相信一个上了年纪的社会主义者”。

休伦港会议于1962年6月12日开始，有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11个分会的59名注册与会者。(最终有超过三百人。1965年开始的越南战争军事升级，使得这一运动急剧升温，特别是在受到征兵影响的男性学生之中。)参与性民主——“民主就在街头”——以及真实性是海登的49页草案的核心原则。本着这种精神，代表们对整个文件逐节进行了辩论。宣言称，“个人与社会的目标应当是人的独立：这关注的并非是受欢迎的形象，而是找到一种对个人而言真实的生命意义。”由于纯粹的民主与真正的真实性只能是被追求而永远无法充分实现的条件，因此这是一个要求终身承诺的方案。它要求你质疑一切。

不过，该宣言并没有号召革命甚或是终结资本主义。它的政治纲领是改良性的：规制私营企业，将开支从军火转向内需，推广工作场所与公共决策中的民主参与，支持去殖民化运动，以及通过清除民主党中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迪克西民主党人)来推进民权。(这个问题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被自行解决了，当时南方州由全蓝变为全红。)

但宣言的开头与结尾都是围绕着大学：

我们的教授和行政人员为了维护公关而弃争议于不顾;他们的课程设置比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变化得更为缓慢;他们的技能与沉默被军备竞赛中的投资者所收买;激情被斥为与学者身份不符。我们可能想要提出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能否以一种不同且更好的方式生活?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社会，应如何做?——不被认为是“有成效的、实证性质的”问题，因而被搁置一旁。

大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它“通过无休止的训练，以及经常通过抹杀个体的创造性精神，为学生成为‘公民’作‘准备’……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已经被‘物化’到了一种内容贫瘠的地步，将学生与生活割裂开来”。并且学术研究是为权力精英服务的。“许多社会学家和物理学家，”宣言称，“都忽视了高等教育的解放传统。他们为公司经济发展‘人际关系’或‘激励士气’的技术，另一些人则运用他们的才智去助力军备竞赛”。这些功能都被不问世事的学术思想所掩盖。

不过，在宣言的结尾处，大学被重新想象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潜在基地和机构”。学者们可以重拾米尔斯指责美国知识分子所抛弃的那个角色：启迪公众。为了实现这一点，学生和教职工必须联合起来，“把教育过程的控制权从行政官僚机构的手中夺回来……他们必须让辩论与争议，而不是呆板迂腐的伪善言辞，成为教育生活的共同风格”。

休伦港会议的审议持续了三天。他们在黎明时分结束。海登被选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主席(哈伯很乐意重回本科生的行列)。代表们一起走到休伦湖畔，并一言不发地驻足于此，手拉着手。“这非常令人激动，”他们中的一员，莎伦·杰弗里事后说道。“我们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并且我们将要去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行事。我们那时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我们该做且将要去做的事。我们仿佛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汤姆·海登的魅力是冷静型的。他头脑清醒，遇事镇定不慌。马里奥·萨维奥的魅力则是火热型的。萨维奥的天赋是作为一名演讲者，而非一个谈判者。他会传递出愤怒的情绪。萨维奥的政治立场和海登一样，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反政治。1965年，在他因作为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F.S.M.)的代言人——大多数人都会称之为搞政治——而成名的几个月后，他就说道：“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科尔凯郭尔对自由行为是怎么说的?它们就是那些，回过头来看，你意识到自己情不自禁要去做的行为。”

萨维奥在1942年出生于纽约市。他的父母是移民，意大利语是他的母语。当他学习英语时，他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口吃，而这可能对他后来成为美国新左派最伟大的演说家有所助益，因为他被迫在发音上集中注意力。

萨维奥是作为大三学生进入伯克利的。这个校园之所以吸引了他，部分原因是他对于反对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且后来被用消防水管驱散的学生抗议活动有所耳闻。他被湾区的民权抗争所鼓动，并在1964年去密西西比州参加了自由之夏运动(Freedom Summer)。在他回到伯克利后不久，自由言论运动就开始了。

它似乎是自然爆发的。而这正是它的吸引力及部分的神秘感所在：没有人策划，也没有人负责其运作。它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或任何其他全国性的政治团体都不存在联系。原因在于，自由之夏运动是一个范围狭小的事情。这不是一场争取社会正义的战争，而是一场反对大学行政部门的战争。

导火线早在1964年以前就已经被点燃了。行政部门与教师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至1949年发生的一场关于效忠誓言的争论，这场争论导致31名教授被开除;它与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则可以追溯至一个积极行动组织的出现，该组织在五十年代末参与到了学生会的选举之中。

行政部门出于两方面原因对校园内的政治活动持敌视态度。第一个原因与不问世事的原则有关，该原则要求将党派政治排除在学术研究与课堂之外。但还有一个更为务实的原因。加州大学的行政人员畏惧该系统中的校董事会，后者的许多成员都是保守的商人。约瑟夫·麦卡锡已经去世了，但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尽管越来越像一个僵尸机构——仍然在笨拙地运作着。因此，校园里的政治活动遭到禁止或被严格管制——不仅是学生组织、传单的散发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还有校外的政治演讲者。这不是因为行政人员不希望有不同意见，而是他们不想惹麻烦。

在1964年秋季学期之前，在校园外电报大道和班克罗夫特路拐角处的一条26英尺宽的人行道上，学生们一直被允许摆设桌子以代表其政治诉求。有一天，一位副校长亚历克斯·C·谢里夫斯——他的办公室就在与桌子摆设区相邻的斯普劳尔会堂行政大楼里——认为这番景象有损学校形象。他向自己的同事们表达了这种担忧。9月16日，学校即宣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在那段人行道上摆放桌子和进行政治活动。

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学生组织的代表们开始进行纠察。在9月30日，这些组织违反禁令在伯克利校园内的萨瑟门前摆起了桌子。大学官员记下了坐班学生的名字，并通知他们将受到纪律处分。作为回应，学生们在教务长的办公室外进行了短暂的静坐。第二天，校园里又摆起了桌子。上午11点45分，学校警察以擅自闯入为由逮捕了杰克·温伯格。

温伯格是前伯克利数学系学生，他曾在斯普劳尔会堂的台阶下面为种族平等大会(the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募捐。(那条关于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的口号也是他创作的。)当他被捕时，他的腿瘸了，警官便把他带到一辆驶到斯普劳尔广场中央的警车上。学生们立即包围了警车。最终，广场上聚集了超过七千人。有一些人爬上车顶发表演讲，温伯格则仍然坐在车中。那个车顶就正是萨维奥首次发表演说之处。直到第二天晚上七点半，温伯格都一直坐在车中。

当温伯格还留在那里时，学生领袖与行政人员进行了会面——后者现在由整个加州大学系统的校长克拉克·科尔领导，并谈判达成了关于处理温伯格、因违反禁桌令而被处分的学生以及阻止警察移动警车的学生的协议。该协议还重新考虑了校内政治活动的规则。

科尔与萨维奥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因为科尔写了一本关于战后大学的书《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该书于1963年出版。《大学之用》基本上照录了科尔在哈佛大学发表的三次演讲，其中他描述了导致他所谓的“多元大学”或“联邦资助大学”的高等教育变革。这份文本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圣经，被修订并重印了五次。萨维奥称科尔是“倡导‘美丽新世界’式教育观的首要思想家”。

正如其书的书名所示，科尔对大学的认知是工具性的。这个机构可以不断发展并做到满足所有人一切需求，因为它与国家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作为一间生产知识和未来的知识生产者的工厂来运作。在1960年代，本科生的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但被授予出去的博士学位却增加了两倍。科尔认为，这些研究生正是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因此他声称，一所现代大学的校长基本上就是一个调控员(mediator)。

科尔后来后悔使用了“调控员”这个词，因为它恰好暴露了海登和萨维奥所指出的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缺陷：价值观念的缺失，机构的了无生气。科尔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不满。他承认，大学的转型对本科生而言“没什么好处”。“学生们发现自己在招生、奖学金、考试、学位等各方面都处在一套毫无个性的规则的笼罩之下。看着一位希望自己受较少规则约束的教职工，如何能为学生制定如此之多的规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看着……很有趣”是调控员式的表述。科尔甚至预感到这个问题会如何发展。“如果联邦研究补助金带来了一场大革新，”他写道，“那么学生由此产生的被忽视感可能会引发一场小规模的反叛，尽管反叛的目标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当然，除非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了目标。禁桌令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参与斯普劳尔广场“站立抗议”(stand-in)的学生们不信任科尔。他们怀疑他会篡改其先前所同意的处理程序，以便使学生们可以受到纪律处分，并且让施加于政治活动的限制继续存在。他们也许是对的：科尔似乎低估了学生一直以来对积极行动者的支持力度。于是积极分子继续制定策略，并且在行动过程中，他们为自己的运动想出了一个名字。

“自由言论运动”(The Free Speech Movement)是一个因受启发而生的选择。学生们并不是真的想要言论自由，或者说只是想要言论自由。他们想要的是制度与社会变革。但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旨在团结教职工的策略。教职工有充分的理由对于把自己与有争议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持谨慎态度。但言论自由是美国的象征。它是在反对麦卡锡主义和效忠誓言的抗争中被高扬的旗帜。言论自由是任何自由主义者都无法凭良心抗拒的事业。

另一个获得教职工支持的办法是迫使行政部门叫来警察。没有任何教职工会希望校园纠纷由国家力量来解决。在伯克利，这对于具有移民身份的教授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知道曾经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中是何种感受。令人惊讶的是，行政部门径直走进了这个陷阱。

自由言论运动继续在斯普劳尔广场上举行集会，并使用大学自己的音响设施。而且由于大多数学生都会在某个时刻经过广场，这些集会吸引了大规模的人群。桌子再次出现在校园中。组织者有时会被传唤去接受纪律处分，有时则不会。11月20日，三千人从萨瑟门游行到大学会堂，那里正在举行一场校董事会议。五名自由言论运动的代表被允许入内，但不允许发言。到那时，自由言论运动已经吸引了教职工和一些学生，从保守的年轻共和党人莫纳·哈钦，到共产主义革命者鲍勃·阿瓦基恩。言论自由是将他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事业。

接着，科尔反应得过火了。11月28日，萨维奥和另一名学生亚瑟·戈德堡被宣布受到纪律处分，理由是在10月1日那天拦阻警车以及有其他不端行为。12月1日，自由言论运动要求撤销对萨维奥和戈德堡的指控，取消对政治言论的限制，且行政部门不得再以参与政治活动为由处分学生。如果这些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该团体承诺将采取“直接行动”。

这些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第二天，斯普劳尔广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斯普劳尔会堂随之被一千人占领。在他们进入建筑物之前，萨维奥在伯克利发表了一段演讲，KPFA广播电台对该演讲进行了录制和后续的播放。他把大学描绘为一家实行专制管理的工业企业：

我请你们考虑以下情形：如果这是一家企业，如果校董事会是企业董事会，如果校长科尔实际上是经理，那么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教职工就是一帮雇员，而我们就是原材料!但我们这些原材料本不应被进行任何加工;本不应被制成任何产品;本不应……本不应落得被大学的某些客户买走的结局——不管这些客户是政府、工业界、有组织的劳工，或是任何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

到了某一刻，当这台机器的运作变得如此可憎，让你如此心痛，以至于你不能再参与其中!你甚至不能消极地任由其摆布!你必须把你的身躯放置在齿轮和机轮上……放置在杠杆上，放置在所有的设备上，你必须要让它停下来!你要向运行它的人、拥有它的人表明，除非你获得自由，否则机器将彻底地被阻止继续工作!

精英大学的学生向新工人阶级的转变(带着对《摩登时代》中的查理·卓别林的一种回应)已经完成。

当琼·贝兹唱起“我们终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民权圣歌，但最初是一首关于劳工运动的歌曲)时，学生们开始占领斯普劳尔会堂的四个楼层。次日凌晨三点过后不久，数百名警察冲进建筑物，并逮捕了大约八百人。这是加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逮捕。抗议者们进行消极抵抗;警察的反应则是把这些人扔下楼梯。直到下午四点，最后一名抗议者才被带离现场。

超过八百名教授和教员召开了一次会议，并且他们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决定支持学生的诉求。1965年1月2日，校董事宣布撤换学校校长，第二天又公布了一项关于政治活动的开明政策。这是一个明显的妥协信号。但发生在伯克利的骚动却远没有结束。越南战争会保证其持续下去。此事造成的余波也尚未平息。1967年，萨维奥因其在斯普劳尔会堂的静坐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而入狱四个月。但科尔已经做了自由言论运动希望他做的事：他使教职工变得更加激进。

发端于休伦港和伯克利的这场运动很快就被卷入了六十年代末的政治漩涡。1965年3月，美国开始了它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即滚雷行动。在那个月，海军陆战队在岘港附近登陆，这是第一批进入越南的美军作战部队。到1968年，那里将会有超过五十万的美国士兵。1966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提出“黑人力量”(Black Power)的口号，并取代约翰·刘易斯成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开始将白人志愿者拒之门外。同年，黑豹党成立。妇女运动以及1969年后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占据了中央舞台，这些运动代表了新左派在过去很少关注的受压迫群体。好战主义占据了上风，自由主义者被赶走，美国政治陷入混乱。

回过头来看，新左派与劳工运动的决裂似乎是一次灾难性的、也许是傲慢的失算。它对河内政权的支持也是如此。在1975年终于统一全国后，该政权把越南变成了一个极权国家。但新左派从来就没有任何政治牌可打。它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学生运动。如今，左派能够通过民主党内的进步派系将其理想落实为政策。在1962年的时候，这样的派系并不存在。

不过，休伦港和自由言论运动的精神并没有被遗忘。参与其中的学生们通过团体的团结一致体验到了一种个人解放的感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幻但却真切动人的感觉，也即世界正在他们行进的脚下转动。正是这种感觉——你的言语和行动是有分量的、你自己也是有分量的——激励人们去以身犯险，并反过来将他们的动力注入到运动之中。

“我该如何描述这种感觉呢：身处边缘之时感受到的有关存在的惊诧——在这边缘之处，被改革前的现实为真正的混乱敞开了大门?”自由言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迈克尔·罗斯曼在十年后写道：

我一直找不到用来形容我对自由言论运动最深刻感受的词语……感觉现实的表面已经以某种方式完全消失了。一切都不复原貌。物体、遭遇、事件都变得神秘莫测，蕴含着难以名状的潜在影响，且能够发生惊人的变化。

音乐史学家格里尔·马库斯在1964年时是就读于伯克利的本科生。他这样描述参与集会和群众大会的经历：

属于你自己的历史就是散落在地上的碎片，而你可以选择捡起这些碎片，也可以选择路过它们，视而不见。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一切都与一个整体相联系，而这个整体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作为历史的一个主体或客体……随着对话的展开，制度性的、历史性的力量随之消融。人们的言行让他们几周前的生活显得不真实——他们的言行，在不久之后，会显得更是如此。

这些回忆也许看起来很浪漫。它们的确是浪漫的。但它们表达了左翼思想的核心前提，也即马克思的核心前提：事情并不是非如此不可。

在1960年代，国家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个体制没有崩溃，但它确实作出了让步。今天，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可以迫使它再次作出让步。

文章来源：

Louis Men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Left, The New Yorker, March 22,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1/03/22/the-making-of-the-new-left

译者介绍：

左雅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专业19级本科生，现为法意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5/6   发布时间：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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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虽然身份认同的论调根植于悠久的历史，但随着社交网络和新闻频道的持续发展，它的使用呈现爆炸式增长。它本是右翼的专用词汇，现在却渗透到各派活动人士和政治领导人的演说中，以至于将“种族”一词变成了多功能的推土机，碾压了其余一切。

——经典语录，来源于《种族与社会科学》(Agone 2021年2月5日出版)

2020年5月25日，当一个路人用手机拍摄的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的镜头在社交网络和新闻频道上循环播放时，种族问题一下子重新成为了新闻焦点。这位非裔美国人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白人警察谋杀后，该事件在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情绪浪潮和抗议浪潮。一大批参与者，包括反种族主义活动家、记者、政治家、知识分子、专家、艺术家、作家等，纷纷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发表意见，就这一罪行本身及其政治意义发表了看法。

在法国，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媒体时常以“种族问题”的形式揭发种族主义罪行或者助长种族主义的行为，这类“种族问题”却始终层出不穷。2020年7月3日，由五十七名知识分子签署的题为《法兰西共和国反种族主义和去殖民化宣言》的请愿书在Mediapart网站发布，随后，《玛丽安周刊》于2020年7月26日进行反击，发表了由八十多名人士和约二十个组织签署的《反对社会问题种族化的号召》。

两份请愿书的比较显示了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的“交叉盲目性”规则是如何运作的。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结束之前，那些将一些警察的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和对法国殖民地的“国家种族主义”合法化的言论，使得Mediapart网站上的请愿者们甘愿捍卫一个聚焦在种族和去殖民化问题而忽视其他社会因素的政治计划。相反，《玛丽安周刊》上号召书的起草者们回顾了在法国现今社会不平等现象中起核心作用的社会阶级因素。但面对他们自己的身份斗争，起草者们却用“我们的共和国是世俗且社会的，人人都有机会!“来概括他们自身的身份斗争，还因此断言“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实行过种族隔离”。但这种说法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任何一个严肃的社会学家都不敢苟同的。在这些身份冲突中，每个阵营都动员了自己圈子内的知识分子，使得研究员们无法继续维持其工作的独立性。

公共生活的美国化

这种公共话语的种族化主要得益于21世纪以来爆发的数字革命。媒体业的超常发展实现了尤尔根·哈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正是得益于我们每个人内心埋藏的情感和对不公、受辱和侵犯立刻反应的本性，这些巨大的信息制造机器才有24小时工作的动力。随着19世纪末大众媒体的诞生，政治新闻的聚焦愈发分散，且在现如今达到巅峰，对罪犯的谴责和使受害者恢复社会生活的呼声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对社会问题的理性分析。

控制着社交网络的全球性美国公司粗暴地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受社交网络影响的数十亿人不再只是被动地接收媒体的话语，而是积极参与到传播甚至编辑信息的过程中。因此，社交网络催生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中间性公共空间，有力地促进了公共讨论的美国化，诸如“肤色盲”、“黑人的命也是命”、“取消文化”等表述传入速度之快，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今天，种族主义是最能调动公民情感的政治主题之一，我们理解为什么媒体越来越重视对种族主义的谴责。无需赘言，发现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否认或淡化现有问题，这同时也完全没有阻止我们观察到媒体中不加掩饰的种族主义表达也在不断增加。后殖民时代移民(来自马格里布国家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多半属于平民阶级，在1980年以来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他们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歧视，无论是在住房、就业还是与公职人员打交道时(如警察根据种族外貌选择性进行身份检查)。此外，这些世代不得不在政治上面对20世纪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载的集体希望的瓦解。

部分年轻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要素，如宗教、血统或由皮肤颜色定义的种族，不被社会重视而开始否定一个社会。考虑到与身份话题相关的讨论在公共辩论中的重要意义，这也就不意外了。不幸的是，由于社会经济原因，他们中最贫困的人被剥夺了使其成员和派系多元化的资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能以二元化和种族化的方式来代表世界：“我们”(城郊青年、黑人或阿拉伯青年、被排斥的人以及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与“他们”(小资阶级、法兰西人、高卢人、白人或无神论者)相对峙。如果我们想要将反对种族主义的抗争进行到底，我们还需击垮这种身份桎梏，因为这一桎梏使得青年反叛者无法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存在正是由他们平民阶级的身份所决定的。

代表肤色的种族化用语，就如同仅用单个变量决定我们同胞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习俗一样，粉碎了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和巧妙之处。然而，所有的社会学、统计学或人种学的调查都显示，社会和种族变量总是协同地发挥作用，尽管程度不尽相同。如果整个社会科学的艺术就在于精巧地根据地理、历史和人际关系等背景解读变量的作用，那么一旦忘记了由经济和文化资本量来衡量的社会阶级仍然决定了人们其他的身份维度，我们将无法理解我们生存的世界。

从社会流动性中获益并成为中产阶级(教师、教育家、社会工作者、演艺界签约演员等)，甚至跃至上层阶级(电视或广播记者、作者、歌手、电影明星等)的人是最好的证明。几乎所有的所谓“阶级叛逃者”都利用社会阶层上升带来的资源来拓宽他们的情感、职业或文化关系，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这条道路能通往更广大的自由。后殖民时代移民的后代仍多停留在平民阶级，为什么他们要不断地沦为受害者，并被剥夺寻求解放的机会呢?

通过掩盖构建我们社会的权力关系，这些身份相关的论述加深了平民阶级内部的分裂。1980年代以来，保守势力一直在力求打破左翼的主导地位。将政治斗争置于种族层面，将所有“白人”视为特权阶级，就是诱使“白人”用同样的论点为自己辩护。

白人是法国的主体，而非白人则被永远围困在少数群体中。如果认为杰夫·贝索斯的忏悔行为 就能被定义为“白人”的部分个体放弃自己“特权”，那么政治便被简化成了道德课。该现象在美国已然普遍，也有在法国普及的趋势。

既然今天在讨论种族问题时，美国经验被不断地借用，那么便有必要回顾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近期的分析，以解释美国黑人反种族主义运动的相对失败。这个失败反过来又解释了为什么种族主义仍是美国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迈克尔·沃尔泽是全面参与到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的学生，50年后，他又重回这一政治承诺的创始时刻。他提及，毕业于美国东北地区的高校(哈佛、布兰迪斯)的学生们，特别是像他一样犹太学生、黑人牧师和活动家，在美国南方连结成一股力量。

事后在他起草的总结里，他提出了在进步主义阵营里建立政治联盟的重点问题，即“我们认为，黑人民族主义，即使从前可以被理解，也是一个政治错误：为了发声，少数群体必须投身到政治联合中，犹太人很早之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你们仅占据人口的10%或2%时，你们就不能选择单打独斗。你们需要结盟，并且应该制定利于联盟的政策。这是黑人民族主义所拒绝的，这也是我认为导致黑人民族主义陷入困境的原因(……)。所谓的‘身份政治’已经接管了美国的政治生活并导致了割裂的社群运动，如黑人、西班牙裔、妇女、同性恋等。在这些不同形式的争取认同的运动中没有任何团结可言。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黑人特别针对警察行为而表达愤怒的基本形式。但是西班牙裔所受待遇并没有因这个运动而改善，据我所知，也没有‘西班牙裔的命也是命’运动，也没有任何建立族裔联盟的行动来促使警察体制改革。”

鉴于我们公共生活的美国化，我们很担心沃尔泽的观点在法国也会变成现实。当然，很多人开始发声，不断地主张“协同斗争”。然而，朝这个方向奋斗的人现在应该借助引发21世纪数字革命的新通信系统付诸行动。从前，要想追求某项公共事业，就必须由集合了许多活动家的组织来共同界定和捍卫这一事业。而如今，只要几个活动家就可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他们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授权就能以发言人自居，表达这样或那样的诉求。正因如此，轰动一时的运动才层出不穷，比如一些活动家以反对种族主义的名义抵制一些戏剧。新闻工作者对这种行为的追捧滋长了进步主义势力的分裂论战。如今，虽然言论自由总是被左翼和反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极少数族裔的斗争却使得他们相互反对。这为保守主义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译者介绍

白雪,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董一秀,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5/5   发布时间：2021/5/4

旧文章ID：24936

作者：安刚  来源：中美聚焦

拜登政府的美国对华政策审议正步步深化，新的政策锁定“长期战略竞争”，意图以复合方式升级遏制和打压，赢得关乎美国国运的竞赛。

这种政策以美国的价值观为动员工具，突出经济、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重点，倚重盟友伙伴体系的集体力量，拼凑“多对一”的优势强压局面。

这种政策依托所谓“中产阶级外交”理念，强调竞争“始于国内”，实质延续“美国优先”，出发点是处理好国内事务，同时用大规模的研发和基建投资重振竞争力，恢复美国民众对联邦民主制度的信心。

这种政策拥有国内共识基础，两党在目标设定上没有分歧，一系列跨党派立法如“对华战略竞争法案”(S.1169)、“芯片法案”(H.R.7178，隶属于拜登政府推动的“就业法案”)、“无尽边疆法案”(S.3832)等正在国会快速审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未来中美关系形态将构成深远影响。

这种政策强调“聪明”和“克制”，为竞争设定了“有管理”、“有边界”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宣称无意搞“新冷战”，“避免灾难”，另一方面承袭了特朗普时期“科技封锁”的套路，将之翻版为“小院高墙”式的策略办法。

3月举行的中美安克雷奇高层会晤既是双方一次相互探底，也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审议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之后紧随着的是中美两国各显其能、布局竞争。

但会晤还是试探出中美各自调整的两大利益交汇点：一是同意仍有必要开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二是意识到要避免恶性竞争，进行良性竞争。美方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在安克雷奇会晤后不久访华，与中方谢振华特使发表共同声明，随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拜登总统发起的气候变化峰会，双方以行动姿态确认了这两点共识基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为两国关系的所有议题设置“竞争”、“对抗”、“合作”三个篮子。对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4月23日在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交流时致辞指出，用“三分法”来定义两国关系“没有分清中美关系的主流和支流，缺乏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只有合作才是“正道”。

布林肯的“三分法”的确不科学且难操作。首先，中美关系的所有议题都无法做绝对的性质划分，像经贸这种长期支撑两国关系发展的领域如今变得极具竞争性和摩擦力，军事这种竞争性、对抗性很强的领域如今在风险管控方面做得比其他领域好，气候变化这种在拜登上台后重显合作前景的议题如果谈不拢也有可能成为对抗触媒。

其次，美方强调“该竞争的竞争、该对抗的对抗、该合作的合作”，言外之意是不希望两国矛盾和分歧影响到中国在美方关切的问题上提供配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不限制美国打压的行为，只限制中国做反应的空间，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不过，布林肯的“三分法”仍反映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并非全是消极面。从王毅在2020年7月提出的两国智库先行研究“合作”、“管控”、“对话”三个清单的动议看，它与中国的对美政策调整不是没有重叠之处。

中方希望的似乎是优先且实质地填充合作篮子。在中方看来，哪怕局部的竞争和对抗不可避免，也不要放任它们，不应主动往竞争和对抗两个篮子里放置议程，也不应用“战略竞争”或者“竞争”简单定义两国关系。当务之急是尽快重启对话，以澄清战略意图，减少相互怨怼情绪，在一些领域修复互信、启动合作。如果大的氛围仍不允许全面重启合作，至少要有“早期收获”。

必须承认，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既是促进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主要路径，也是管控分歧、抑制矛盾、防止“新冷战”的有效工具。两国关系好的时候，合作不言而喻;竞争性、对抗性突出的时候，谋划合作的主动性不应丧失。

在谋划合作时，双方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两国合作的基础是抵御“苏联威胁”这一共同战略需要，之后融合、互利、共引全球化是双方合作的战略动力，那么在当前新的时期，中美是否还能拥有开展合作的共同战略基础?

一个较确信的回答是，开展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共担全球大国责任，可以也理应成为新的共同战略基础。然而，这样的愿景在新冠疫情这样几百年一遇的重大全球性挑战面前部分沦空，未能实现对政治制度、价值文化、战略竞争的超越，将来还能被寄以厚望吗?而且，应对全球性挑战合作所提供的稳定性和动能足以支撑中美关系这样一个复杂体系吗?

第二个问题是，中美双方在规划合作篮子时并不缺乏工具，安克雷奇会晤“讨论了经贸、两军、执法、人文、卫生、网络安全以及气候变化、伊朗核、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一系列问题，同意保持和加强沟通协调”，无异于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合作清单，但是，这里提及的所有问题在提供潜在合作空间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中美双方应该凭借什么样的胆识和努力把它们留在合作篮子里?

气候变化显然已被优先纳入合作篮子，两国特使发表的共同声明不仅将此项合作上升到“应对危机”的高度，而且在调适温升限制目标兑现时间表等方面展现出化异求同的外交智慧。然而在落实减排、中和、达峰目标过程中，经济增速、能源安全、技术竞争等方方面面利益必将被深度牵扯，复杂的国内政治因素也必然被激发，信任危机、立场冲撞随时可能再度发生，双方需有防止气候变化问题掉出合作篮子的忧患意识。

其他跨国性挑战，比如公共卫生、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都可被装入合作篮子，目前有必要尽快开启的是在抗疫防疫领域支持加大防护物资、医疗设备等产品的贸易，支持专业机构和人士利用双多边渠道加强实验室研发、疫苗开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同时就疫苗短缺、跨境旅行受阻等问题开展政府间磋商，共促疫后全球经济重启和复苏准备工作。这一切需要超越狭隘的战略竞争和地缘角逐观念，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需要具备人类视角、拿出政治勇气，并非想当然便可装入合作篮子。

在贸易战遗留问题未获解决前，中美经贸合作不大可能重获舆论追捧，但双边贸易在抗疫特需和经济重启作用下实际反弹明显，两国工商企业界默默做着各自应做的事。再过一段时间，疫后经济政策协调、债务风险防范、绿色金融等都将提上议程，为中美合作的篮子注入新的实质内容，有必要从现在起就着手准备。

还有规则领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外空安全、数字安全等领域的变革也会影响国际关系形态。中美双方固然不能消除在相关领域的竞争甚至对立，但仍有空间为推动制定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和游戏规则开展对话和合作，促进全球治理。

预装中美合作的篮子不应忽略双方存在严重战略互疑和分歧的领域，那里也有开展合作的潜力。不要简单生硬地把一些问题的属性绝对化，用情绪驱动思维。比如，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尽管美方正会同盟友伙伴设计对冲方案，但两国不是不可能在沿线开展“第三方合作”，特别是在按国际公认标准帮助落后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和低碳经济方面。再比如，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尽管战略博弈日趋激烈，但航行安全、人道搜救、海洋生态等方面的合作需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地区热点问题是中美传统协调合作领域，然而一些热点的背景和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就包括伊朗核、朝鲜半岛核、缅甸和阿富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中美合作不是必然的。但没了中美合作，这些问题一定解决不了，局势失控所导致的地区动荡也必然损及中美两国根本利益。中美双方需要思考，还能不能围绕这些问题开展合作，如果不能，它们会不会变为中美角斗场?

根据新的形势设计中美合作的清单、填充中美合作的篮子，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既然双方的想法存在交集，机会就不能错失。过去几年中美对抗的氛围是如此迅速地积聚，给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都造成巨大压力。要制止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就迫切需要反映大国责任意识的合作精神和与之相匹配的专业外交智慧。当然，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应是基本原则。

原文标题《把什么装进中美合作的篮子》

来源时间：2021/5/5   发布时间：2021/5/4

旧文章ID：24935

作者：郑卜丁  来源：全现在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成为前总统。” 1829年，美国首任副总统、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连任失败后发出感叹。

尽管如此，这些 “悲哀的美国前总统们”还是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新角色：乔治·华盛顿开了一家威士忌酒厂;托马斯·杰斐逊创办了一所大学;乔治·布什开始画画;巴拉克·奥巴马写起了回忆录……

而对于74岁的特朗普来说，1月20日离开白宫那一天，便是另一场总统复仇记的开始。随着拜登百日新政落幕，特朗普的佛罗里达复仇记正在上演。

“艰难的过渡”

“我只是想说再见，但希望这不是一个长期的再见。我们还会以某种形式回来的。”1月20日，特朗普身着黑色西装、红色领带，依旧满头蓬乱的金发，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与前一日的告别视频讲话一样，特朗普一次也没有提及继任者拜登的名字。

发表完最后一次讲话后，他牵着夫人梅拉尼娅穿过红毯，登上空军一号。当拜登在华盛顿宣誓就职美国第46任总统之时，特朗普已经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享受支持者的欢迎。

特朗普也成为了美国150年来，首位拒绝参加总统交接仪式的前总统。上一次还要追溯到安德鲁·约翰逊离任时。

与华盛顿的落寞离场不同，当特朗普乘坐黑色SUV行驶在棕榈滩时，数百名他的支持者挥舞着特朗普的肖像和美国国旗，举着“谢谢你”、“特朗普赢了”等标语。

特朗普坐在车中，看上去很激动，“我爱你们!”他向人群喊道，然后高举拳头。

看上去，这位离任总统的心情并未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在第二天，就有美国媒体拍到，特朗普在自家的俱乐部内打高尔夫球。

“特朗普卸任后的心情就如同佛罗里达的阳光一般明媚。” 特朗普的高级助手、前竞选顾问杰森·米勒曾在采访中表示。

不过，在4月28日，一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披露说，离开白宫初期，特朗普经历了“艰难的过渡”。接近特朗普的人士告诉记者，那期间他曾多次接到特朗普表达不满的电话，抱怨媒体的报道，以及离开白宫的失落。

而在新的根据地，与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不同，很多棕榈滩的居民并没有那么欢迎这位老总统。

棕榈滩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向北65公里。2019年常住人口为8723人。在这里，美国的政治分歧也清晰可见：棕榈滩花园的一个十字路口被人们称作“特朗普角”——因为前总统的支持者们喜欢在那里聚集。但西棕榈滩一幅黑白巨幅壁画上，则写着“我无法呼吸”。

此外，多年来，特朗普频繁出入海湖庄园俱乐部所带来的交通阻塞和各种不便，让邻居们不堪其扰。而这一次的特朗普回归，令他们更加担忧。

因为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特朗普的低调保持不了多久。

共和党宇宙的中心

果然，仅仅低调五天后，特朗普宣布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设立“前总统办公室”，地点就在他的海湖庄园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因为特朗普拒绝配合权力交接，拜登也曾在宣誓就职之前成立 “当选总统办公室”。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前总统办公室”。图片：Politico

杰森·米勒公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办公室图片显示，特朗普身后挂着两幅照片。一幅是“空军一号”在华盛顿上空的照片。作为曾经的总统专机，特朗普亲手重新设计配色，最初的蓝、白色被特朗普认为更加“爱国”的红、白、蓝色取代;另一幅则是，特朗普乘坐“海军一号”在拉什莫尔山前飞行的照片。

美国政客新闻网指出，特朗普新办公室的办公桌也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那张有141年历史的“坚毅桌”非常相似。另据一名前白宫官员称，新办公室的椅子是特朗普从椭圆形办公室调来的。

此外，特朗普还在办公室显眼位置挂了一幅纪念边境墙的牌匾，特朗普修了一部分美墨边境墙，这是他2016年竞选的主要承诺之一。

特朗普新设的“前总统办公室”，处处暗藏特朗普曾经的政治遗产，也俨然成为特朗普指挥支持者一雪前耻的总司令部。

就在新办公室设立三天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就亲自来到特朗普的“前总统办公室”，拜会了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特朗普帮助共和党拿下众议院，二人的合影很快流传在互联网上。

凯文·麦卡锡与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图片：社交网络

当时，就有媒体分析指出，作为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亲自前往海湖庄园拜山门，这意味着即便卸任，特朗普在共和党的地位依旧很高。

“海湖庄园和棕榈滩现在是共和党宇宙的中心。共和党人的所有道路都通向海湖庄园。” 杰森·米勒对《华盛顿邮报》说。

构筑舆论新阵地

在新办公室内彰显功绩对于特朗普来说，显然远远不够。

要知道，曾经熟练使用社交媒体的特朗普，从2009年第一条推文(今晚一定要打开电视，观看唐纳德·特朗普在《大卫·莱特曼深夜秀》的节目)，到1月8日的最后一条推文(回答所有提问者，我不会出席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一共发布超过5.6万条推文。

美国国会大厦暴乱后，推特以“存在煽动暴力风险”为由，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推特账号。

但这并没能阻止前总统搅动数字世界的野心。特朗普3月末在“前总统办公室”宣布“美国第45任总统官方网站45Office.com”正式开通。

政客新闻网发现，“前总统办公室”是特朗普首次使用“前”这个字眼，也是最后一次。此后，他选择使用一个无需改变的称谓——“美利坚合众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喜欢卷土重来，而‘前’代表他承认自己的失败。”

美国第45任总统官方网站。图片：截图

网站继续推进“美国优先”议程，并以885字细数了他任内以“史上最非凡的政治活动达成的各项成就”。此外，网页内，还有多张特朗普的特写独照，与梅拉尼娅的合照，甚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握手照。

英国《卫报》指出，该网站的特色之处为，任何登录访客可以填写表格，邀请前总统夫妇出席相关活动。包括在婚礼、丧礼、退役礼、降生礼、毕业典礼等场合送上问候。

“新网站可能只是特朗普努力重新建立其在线形象的第一步。”特朗普的一位顾问表示，“他还计划推出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预计会在6月问世。”

自从被推特等社交媒体封禁以来，特朗普主要采取通过电子邮件发布新闻声明的方式。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特朗普称，“这种方式比推特更好，更优雅。现在推特很无聊，很多人都离开了推特。”

而在推特上，没有了特朗普的日子，一些人表示很清静，另一些人也有些怀念。

3月13日，前纽约市长、特朗普前私人律师鲁道夫·朱利安尼发布了一条推文“我们需要特朗普重回推特”，获得了6.5万次点赞。

不止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传统媒体也回想起了特朗普时代。

3月26日，《金融时报》刊发了一篇名为《媒体真的很怀念特朗普》指出，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订阅量增加了两倍。而今年1月至2月，其在线流量下降了26%。与此同时，美国《纽约时报》的点击量下降了17%。自拜登就职以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黄金时段的观众人数锐减了45%。

懂王复仇记

与拜登的保守与谨慎不同，回归海岸的特朗普变得更加放飞自我。

2月15日，特朗普出现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场集会上，这是他2月13日在参议院的弹劾审判中被判无罪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特朗普在车内向支持者们竖起了大拇指。一位从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市而来的支持者塔拉·克里特当被问到“是否认为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时，”她回到，“100%不会。”

特朗普也没有让他的支持者失望。2月28日，特朗普出席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的一年一度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他痛批了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在边境安全、移民政策、能源政策等等问题上的举措，将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称为“巨大的失败者。”

2月28日，特朗普出席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的一年一度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图片：CFP

他对欢呼的支持者们表示，“我甚至可能决定第三次击败他们。”分析认为，这暗示了特朗普可能在2024年继续参加竞选，同时也再次暗含对2020年选票造假的指责，尽管他没拿出任何铁证。

在离开白宫的100天里，特朗普没有错过一次奚落对手的机会。3月20日，他在海湖庄园发表演讲时，嘲笑拜登乘坐“空军1号”时连摔3次。“我今天看到拜登上舷梯那一幕了，我想说，我并没有输给他。” 视频显示，特朗普发表上述讲话时，底下观众笑成一片。

甚至在他3月末出席当地新人的一场婚礼时，也将祝福的舞台变成了吐槽大会，身着燕尾服的特朗普称美墨边境处于“史上最糟糕”的状态，并称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将摧毁美国”。

在这场婚礼上，他还指责拜登政府放弃了对伊朗实施制裁，想要重新与其谈判。在对拜登政府的政策进行了一番评论后，特朗普向现场来宾大喊“你们想我了吗?”

到了4月，拜登即将迎来百日大考，来自佛罗里达的批判之声越来越猛烈。

4月19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特朗普称，将帮助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时拿下国会参众两院。他还敦促拜登恢复对某些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以使美国免受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之害。

特朗普还吹嘘自己同普京以及金正恩关系良好，甚至“互相喜欢对方”，但拜登就做不到。在拜登宣布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后，特朗普则表示，美国本该更早离开阿富汗。

4月25日，特朗普再次向继任者拜登插刀，指责其在任期的前100天没有开除任何人。“我不到一周就解雇了临时司法部长萨利·耶茨，3个月时间我开除了46个人。而拜登则永远盯着办公桌对面那些失败者。”

“竞选总统时，他(特朗普)是一名愤怒的反叛者;作为总统时，他是一名愤怒的反叛者;成为前总统后，他更会是一名愤怒的反叛者。”历史学家马克·厄普德格罗夫表示。

再战2024?

说到激动之处时，特朗普连共和党人也不会放过。

4月10日，在海湖庄园举办的一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款人活动时，特朗普直接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前副总统彭斯表达不满。

麦康奈尔在大选后表示拜登明显赢得大选，这惹怒了特朗普，二人到现在仍然不和。一位与会者透露，特朗普没有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讲话，突然称麦康奈尔是“狗娘养的混蛋”(son of a bitch)。

随后，特朗普再次脱稿称，最近与彭斯进行了交谈，并告诉彭斯仍对他感到失望。

特朗普的出格言论引发了一些与会共和党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无益于共和党在明年中期选举前的“团结”。而另外一些特朗普的盟友则希望他能够重点阐明2022年11月中期选举的计划。

不过，自特朗普卸任以来，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主席兼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佛罗里达州马可.卢比奥纷纷前往海湖庄园，参加共和党筹款活动。

就此，《华盛顿邮报》指出，目前来说，共和党仍然是特朗普的政党。最清楚的证明就是，人们仍在借助特朗普的平台来筹集资金。

路透社/益普索4月6日公布的民调也显示，尽管特朗普下台已有时日，但他仍是共和党内最受欢迎的政治明星。约80%的共和党受访者对他仍有好印象，而60%的共和党人支持他再战2024。

4月20日，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我正在认真考虑成为一名候选人，但是出于法律原因，我现在还不想谈论这件事，为时过早。”

共和党政治分析师阿方索·阿吉拉尔认为，特朗普是否将参加2024年大选，将取决于2022年立法选举的结果，共和党希望在2022年重新获得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而在共和党基层保持人气的特朗普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民主党分析人士理查德·塔皮亚则认为，特朗普接受共和党提名去竞选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可能性很大。但他也不排除共和党内分歧得不到解决、反特朗普保守派的选票分化，甚至特朗普出走共和党，成为独立选举人等情况。

当地时间4月28日晚间，拜登上任100天后首次国情咨文演讲，第二天一早，特朗普赶紧向福克斯新闻拨去电话，对前一日拜登引以为傲的疫苗分发和管理政策进行抨击，并直接表示，自己才是“疫苗之父”。

传记作家格温达·布莱尔表示，特朗普永远需要有一个敌人，如果没有敌人他甚至会转向身边的鲨鱼并说“你就是敌人”。

“而如今，击败拜登已经成为了他前进的燃料。” 格温达·布莱尔说。

参考资料：

https://www.newyorker.com/humor/borowitz-report/trump-to-announce-he-has-won-2024-electi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republicans-florida/2021/04/09/fb243b9c-9878-11eb-962b-78c1d8228819_story.html

https://www.theweek.co.uk/news/world-news/952525/what-is-donald-trump-doing-now

https://www.newsweek.com/donald-trump-very-seriously-2024-election-run-1584895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epublicans-support-gop-more-than-trump-poll-2021-4

来源时间：2021/5/5   发布时间：2021/4/30

旧文章ID：24934

作者：吴萱萱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自赢得大选以来，曾多次向国际社会宣布“美国回来了”。然而，面对国会山暴动和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冲击，不论是对手还是盟友，对美国如何回归、如何影响当前国际秩序，都持谨慎观望态度。上任100天以来，拜登政府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方向，把重心放在防疫纾困和弥合社会分歧等问题上，同时不得不面对南部边境难民大量涌入的棘手问题。因此，相比于疫苗推广和经济纾困的阶段性成果，执政百日的拜登政府把外交工作重心放在战略层面上，谋篇布局，搭建框架。

笔者在拜登就职时曾撰文指出，拜登政府面对“内忧外患”，强调外交与内政密不可分，致力于利用自身多年的声望与人脉，重塑美国“自由民主”的国际形象。目前来看，这些基本看法构成了拜登政府外交战略框架的主要特点。

外交与内政息息相关，这个道理并不陌生。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时常以增强国家安全为由推进国内政策议程，例如为了打造州际公路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该系统将提高美军机动性。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与内政的割裂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自克林顿以来的历届总统力主经贸全球化、自由化，“9·11事件”以来包括军费、外援等海外支出更是急速上升。然而，美国大多数普通民众并未从中获利，金融危机后反而剥夺感加剧，最终导致2016年特朗普横空出世。

因此，拜登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打破外交与内政长期割裂的状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与前几任政府不同，拜登试图打破内政、外交官员各行其是的传统界限，比如让前国安顾问赖斯出任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现任国安顾问沙利文也表示将更深入接触白宫负责国内事务的职能部门，在刺激投资、全球供应链、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进行深度整合。

外交即内政，内政即外交

拜登政府首次提出外交政策应服务于“中产阶级”，而非跨国公司或华尔街精英。在3月初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以下简称《指导方针》)中，拜登政府把工薪家庭(working families)的利益放在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位置，同时提出“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理念，强调要确保“国际经济秩序不会使美国利益受损”。

因此，拜登的国际经贸政策不再像过去民主党政府那样积极推进自由化与全球化，转而追求增加国内投资和就业，并与国安议题紧密结合。4月13日，拜登政府召开“半导体和供应链”峰会，讨论芯片短缺问题，并向包括三星、台积电等公司宣传自己的2.33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号召它们在美投资设厂，旨在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半导体供应链，减少对中国企业的依赖。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方面，拜登政府试图在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寻求平衡，争取最大限度的国内支持。一方面，拜登上任后立即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并在任期100天内举办了包括中、俄在内的40国领导人参加的线上气候峰会，对民主党支持者与国际社会表明了态度。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国内阻力，拜登更强调解决气候问题将带来巨大机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振兴美国经济。

在内政方面，拜登也效仿冷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将国内政策议题与国家安全及核心利益挂钩，希望借此赢得共和党及其选民的支持。《指导方针》强调“世界权力分配正在改变”，全文提及中国15次，而俄罗斯仅有5次。除了控枪和种族议题之外，拜登在推动其他国内议题时，几乎都要搬出中国来增加其正当性。

3月底白宫为推动基建法案发布的声明中，六次提及中国，声称如果不在基础建设、清洁能源、科学研究上加大投入，将被中国反超。其后的半导体峰会上，拜登间接对国会喊话，表示中国意欲主导半导体供应链，美国不能坐视不管。在刚刚结束的执政百日国会演讲中，拜登连推销《美国家庭计划》时都要拿中国当由头，呼吁国会支持增加教育投入。演讲中，拜登再次呼吁共和党行动起来，向美国的对手“证明民主仍然能够行之有效”。

从“美国优先”到“民主优先”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政府最大的不同是摒弃了高度排外的“美国优先”战略，转而强调“民主优先”，试图在跨大西洋和印太等地区构建“民主”联盟。

在这一框架下，拜登政府公布了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事件的评估报告，表示正在“重新校准”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另一边则是在台湾问题上小动作不断，多次强调台湾的所谓“民主价值”。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看，构建“民主”同盟，强调所谓民主制度受到的“威胁”，有利于短时间内召回欧洲和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且不必在经贸议题上做出过多让步，最大限度地获得非民主党选民的支持。

“民主优先”的主基调还体现在拜登希望重塑美国“民主灯塔”的形象，重建“示范的力量”。除了重新加入特朗普退出的国际组织与条约，拜登在4月28日的国会演讲中依然联结内政与外交，借着承认美国的民主“遭到内战以来最严重的攻击”，号召国会采取行动，通过基建法案，在移民改革、枪支改革等问题上有所作为，证明“民主在行动”，并且“能够为人民带来成果”，同时呼吁美国社会正视并解决白人至上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

“美国又回来了，但会持续多久?”

执政百日之后，拜登外交政策将在上述框架下如何发展?

首先，拜登政府目前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未来可能会有所缓解。在拜登上任初期，无论是为了对中国政府树立强硬形象，还是为了回应此前共和党的种种质疑，或是为了说服国会通过基建法案，拜登政府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甚至是对抗的态度。然而，美国剑拔弩张时仍不忘派气候大使克里访华，拜登也强调“欢迎竞争”，但“不寻求冲突”，国务院也刚刚宣布解除中国留学生“赴美禁令”。目前，拜登政府尚未提出完整的对华外交战略，但随着拜登逐渐在国内树立起对华强硬的形象，且国内社会经济步入正轨，猛打“抗中牌”的必要性可能会下降。短期内一个重要指标是国会能否顺利通过基建法案。如果法案顺利通过，未来与中国合作的空间会相应增加。

其次，不花真金白银、纯靠价值维系的“民主联盟”难以为继。拜登执政仅仅百日，除了极少数盟友外，其他盟友们对“美国回归”表示欢迎，但仍保持观望态度。即便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日本，也努力在美中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尽管美日联合声明中时隔52年首次提到“台湾海峡”，但随后日本外务省公布的一份日美首脑峰会会议纪要中，对联合声明中提及的中国台湾、香港和新疆等地区问题统统回避。拜登自己也在国会演讲中坦陈，世界领导人最关心的是“美国又回来了，但会持续多久”?显然，各国领导人都对美国政府的“朝令夕改”心有余悸。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如何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恐怕比恢复“民主灯塔”的形象更为重要。

(吴萱萱，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来源时间：2021/5/5   发布时间：20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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