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570

线上讲座:美国当代华人移民的成功与挑战

0

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线上讲座:美国东部时间5月8日(周六)晚上8点到9点

北京时间5月9日(周日)上午8点到9点半
点击这里注册或扫描二维码
""

  周敏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研究中心的社会学教授。周教授将分享她对当代美国华人的研究与分析。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移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亚裔研究学。主要著作:《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唐人街》;《现代美国亚裔社会》;《美国亚裔青少年文化与族裔认同》;《当代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

""
点击这里查看亚太传统月/AAPI HERITAGE MONTH线上活动更多信息和主办机构介绍。

""""""

""

来源时间:2021/5/5   发布时间:2021/5/5

旧文章ID:24930

参考快评:中国人民的态度,美国政客能看懂吗?

0

作者:参考快评  来源:参考消息

如今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有一家美国民调机构提供了答案。刚刚公布的结果显示,自今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来,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度呈现大幅下降。

据美媒报道,美国莫宁咨询公司当地时间周二公布了对14个国家的民调结果,数据显示,拜登上台后,大多数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有所提升,只有中国民众对美国看法出现明显恶化。对美持正面看法的中国受访者仅占17%,比三个月前减少了4%,持负面看法的中国人则从65%增加到74%。

近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反感美国,只有约六分之一的人觉得美国还不错。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大背景来看,该民调的结果可以说在意料之中。

首先,这次民调结果真实表达了当前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不满。从特朗普任内开始,美国转变对华政策,奉行对中国的全面遏制,从外交、经济、科技和意识形态等领域不断出台各种打压行径,并且一再干涉中国内政,一心想要阻止中国的崛起。拜登上台后,沿用了遏制中国的政策,他3月在记者会上说,自己任内绝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美国两党已经形成共识,要把对华关系引向全面竞争和对抗。既然如此霸道地欺负到中国头上,就不要指望中国人还会给个好脸。

这次民调也是对此前美国内类似民调的直接回应。美国盖洛普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当时对这样的民调,就有众多中国网民在评论中呼吁在中国做一次对美国好感度的调查,数据一定会“很好看”。如果是中国的民调机构做这样的调查,恐怕又要被美国政客说成是“煽动反美民意”了吧。

第二,这次民调充分说明,美国“神话”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破灭了。曾几何时,美国一直是中国在发展中学习借鉴的对象,中国人对美国的先进长期投以仰视的目光。在美国价值观和文化大肆输出的影响下,一些人犯上“崇美症”,觉得美国一切都是好的。然而疫情暴发这一年来,“灯塔国”的华丽包装被撕得粉碎,中国人对美国的真面目看得越来越清。美国严重的疫情暴露了其治理能力的漏洞;“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凸显美国仍深陷系统性种族主义;冲击国会山事件揭示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分裂。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已经能抬头平视美国。正如民调传达出的信息,中国民众不再盲目崇美,审视美国的目光中透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第三,中美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观感的恶化是由美国政客各种毒化中美关系的行径直接造成的。美国有些政客充满自私狭隘的心理,为了打压中国,想方设法丑化中国形象;有些政客为了掩盖抗疫不力等国内问题,极力用歪曲抹黑中国来甩锅;还有些政客为了一己私利,不断掀起反华阴风,通过反华把戏捞取政治资本。他们给中美两个大国的人民通过友好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加深感情的进程设置重重障碍,不断侵蚀着中美加强合作、发展健康关系的根基。中美关系恶化的最终受害者是两国民众,而活在“仇华之茧”里的美国政客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奉劝这样的政客认真想一想,是什么原因把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逼成这样的?

近一两年来,美国政界不断操弄反华议题,极尽所能阻挠中国发展,给中国人民上了一堂又一堂爱国主义课,教他们把美国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课”不能白上,这份对美国好感度暴跌的民调,就是中国人民给出的“成绩单”。“课”上得越多,中国人民就会越团结,越自信,越奋进。中国人的回答,美国政客们能看明白吗?


来源时间:2021/5/4   发布时间:2021/5/3

旧文章ID:26271

CNN:拜登的话,竟然没有在中国引起什么反应

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近日,美国CNN在一篇关于亚洲各地新闻的大杂烩式报道中,提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称虽然美国总统拜登在前两天他的首次国会发言中将中国作为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最核心的议题,可他发表的对于中国的讲话却并没有在中国引起什么关注。

CNN认为,这可能与美中两国的角色正在发生“逆转”变化有关。

如下图所示,在这篇题为“美国和中国的大国较量已经开始,北京自信自己能赢”的新闻汇编中,CNN先是引用了美国总统拜登在其首次国会讲话中发表的一番关于中国的内容。

拜登说,虽然中国的领导人对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一事非常的认真,但他认为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最终不会赢得未来,“美国才会”。

""

然而,CNN紧接着指出,拜登的这番话几乎没有在中国激起涟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更是表示“希望美方对中国不要有‘酸葡萄’心理,以更平和、理性的心态看待中国发展,表现出大国应有的样子。”

""

CNN认为,拜登的那番讲话以及中国给出的这种反应,说明美中两国的角色正在发生“逆转”——美国曾经是为其他国家设置道德、经济和政治标准的那个国家,可随着中国越发成为一个自信的国际玩家,美国开始不断在高科技研发、地缘政治等很多议题上,拿自己和中国进行起了比较。

""

之后,CNN便给出了一些例子去展现中国对自己的这种自信是从何而来。

这家美国媒体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近些年对于中国正在上升期并会最终超过西方的对手越发充满自信,而且这种观点还在特朗普领导美国的时期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因为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世界领导者的政策和在美国国内掀起的政治对立,让不少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这给了中国成为世界领袖的机会。中国的领导人亦认为东方在崛起、西方在衰退。

CNN还称,中国迅速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一事,以及西方在防疫中踉踉跄跄的表现,也让中国认为自己的“威权体制”要比西方的体制更好。当世界经济因疫情衰退时,中国的经济也在迅猛复苏。

不过,CNN本身并没有在报道中对中国的这种自信表达认可,其这段报道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介绍中国对自己的这种自信及其从何而来,来解释中国的舆论为何没有对拜登的国会讲话没有产生什么反响。

""

上周,拜登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他上台后的首次讲话后,虽然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涉及的是美国国内的发展和民生问题,但不少美国媒体也摘出了他谈及中国的部分,并给出了不同的角度的解读:有的媒体认为拜登的讲话是在展现对华强硬的态度,有的则认为拜登是在阐述自己希望与中国竞争,但不希望与中国冲突的观点。

但耿直哥认为这些解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的其中一种解读,即认为拜登是在通过谈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或者“挑战”,来呼吁美国人要“团结”。

""

这是因为,当CNN在向美国人解释为何中国对拜登的讲话没啥反应,解释这是因为中国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时,CNN其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在近些年越来越“言不离中国”。CNN虽然提到了美国和中国角色的“逆转”,但并没有从美国的角度解释这种“逆转”的原因。

而路透社的解读,则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一个最有可能的答案。

当一个以前最爱标榜自己政治体制优越性的国家,如今却只能靠强调来自中国这么一个“外国势力”的竞争和威胁,在基建和民生这种话题上来凝聚自己的极度分裂的民意时,这种体制上的衰退才是让美国最不安的。

中国的自信确实来自于中国的体制,美国的不自信同样如此。

来源时间:2021/5/4   发布时间:2021/5/2

旧文章ID:24929

欧阳五:中美需要寻找“共存”智慧

0

作者:欧阳五  来源:联合早报

拜登执政百日演说,视中国为美国的一大战略挑战。这一表态再次拉低了世界对中美关系前景的预期。

不过,笔者认为,更值得担忧的是美国舆论大环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近日在受访时说,拜登政府面临的情况是,现在美国舆论已经开始相信,中国不仅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更是一个“天生的敌人”。他呼吁美国应对“与中国共存”保持开放态度。

使用“共存”——这一描述两国关系相处最基本状态和低互动性的词语,显示了基辛格对美国国内反华情绪现实的认知,同时也有为中美关系筑底之意。这种“共存”的呼吁,其积极意义在于为中美关系创造冷静思考、重新认知的空间,暗含期望与可能。

要停止妖魔化、污名化中国

当然,要想实现和平的“共存”,首先要做的是尽快停止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攻击言行。这不仅是降低对立风险的必然需要,也已经是美国正确制定战略、政策的迫切需要。正如观察家所说,“中国威胁”竟然已成为美国两党的黏合剂,也被作为美国改革或发展某些产业时的最好刺激剂。在美国有识之士眼中,这无疑是危险的,甚至会引发灾难性后果。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警告美国,夸大恐惧同低估对手一样危险。

除了美国加大力度污名化中国、时刻以“威胁”论中国,将加剧其内外政策走偏、改革失焦、恶化国内政治斗争等这些可怕的后果,必须看到,这几年美国国内种族歧视愈发严重,社会陷入仇恨,“美国优先”民粹主义高涨……长年炒作“中国威胁论”转移了真正的矛盾焦点,也搭上了美国的自信,使美国社会日益变得敏感、脆弱和偏激——崇尚言论自由,却针对像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这样质疑所谓“种族灭绝”的良心学者;崇尚开放包容理念的美国高校,却在煽动反华情绪,令亚裔师生人心惶惶,美国正在恐惧心理下变得愈来愈“不美国” 。

回归常识寻找“共存”公约数

其次,需要做的是,中美两国都必须回归常识,一起拨开重重迷雾,重新把一些根本性的、真正的心结问题拿出来认真审视,深入思考,寻找到两国“共存”的公约数。

对于美国而言,特别需要回归的常识有三:

(1)必须认识到当今世界的进步必然包含了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年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国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世界进入新型全球化,中国的成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中国没有能够实现和平崛起,对世界而言将是巨大的失败。

(2)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必然衰落。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与其政治上多边主义的主张,并不对美国本身的兴衰构成威胁,而只是加速了世界去霸权的进程,并不对应美国国力必然衰落。世界去霸权是国际社会民主化的历史大势,美国仍掌握着放弃霸权、引领民主的主动权,不必然与自身国力的消长捆绑起来。反而,美国主动去霸权将会赢得世界的尊重,真正有益巩固其国际领导地位。

(3)文明冲突不是必然,对话和包容是文明相遇的另一种方式。美国不少人将中美之间的竞争说成是两种文明之间必然的冲突,把前景说得一片悲观。这是片面解读了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撰写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曾说,他所期望的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此次美国面对的,恰恰是历史上多次发生文明包容共生的中国。美国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明,和当代中国对悠久文明的主流价值继承,校正关键认知。

中共诞生百年是加深彼此理解良机

这一次中美关系的深刻调整,球的确是在美国一方。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也不能只陷入抱怨和回怼各种抹黑、曲解的被动中,而应当更积极增进与外部的沟通,多了解外部视角下的中国,找到自我认知和外部认知的差异,努力去化解误解和疑虑。

一定意义上,中国政府诞生百年正是一次加深彼此理解和认识的良机。作为传承中华文明包容基因的执政党,中共要在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互鉴并存的。应当通过讲好中共百年历史,让美国理解中国的心路历程,尊重中国人对自身道路的历史选择,中国也会发自内心尊重其他国家对自己的道路选择。

总之,中美两国有识之士必须认识到,只有一起寻找“共存”智慧,不断深入研究,澄清误解,开掘出重新联结两国内心的理解通路,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世界这两个头号大国的相处危机。

来源时间:2021/5/4   发布时间:2021/5/4

旧文章ID:24928

姚洋:中美关系改善,从经贸复谈开始

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中美安克雷奇高层战略对话之后,媒体都被会谈戏剧性的开场白所吸引。对抗是否会成为中美之间的主基调?

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鸿沟。美国精英怀抱“历史终结论”,认为西式民主是人类社会唯一和最后的制度,因而对中国体制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他们对中国过去4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见,居高临下地对中国指手画脚。另一方面,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抗击新冠疫情的成果,中国正变得愈发自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未间断历史的文明古国,当代中国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中国人民有充足的理由拥抱自信。中国并不想输出自己的制度,但自信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与西式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美国精英所表现的对中国体制的敌意,恰恰说明了他们的不自信。特别是在疫情发生后这一年多以来,中国抗疫的成功越发让他们如坐针毡。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是西方一手造成的。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西方将更多地用意识形态手段来打压中国。

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也不会消失。美国海军打着“维护自由航行”的幌子到南海示威,背后秉持的是“强权即真理”的强盗逻辑。美国也不会放弃打“台湾牌”,而会时常挑动“台独”势力来搅动台湾海峡的局势。或许只有等到中国的核潜艇在美国东海岸浮起的时候,美国才会认真地考虑是否该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收手。

与地缘政治竞争相呼应,美国也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因为地缘政治竞争到最后拼的就是技术。特朗普政府不仅禁止向我国出口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和发明,还把400多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它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美国给出的理由是模棱两可、甚至是可笑的,充满了强盗逻辑。比如,一个企业或大学与军方有联系就可以被列入实体清单,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国也搞一个实体清单,那么,美国绝大多数研究型大学都将被列入清单之中。从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的实体清单禁令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政策,因为它们丢掉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失去了创新所需的巨额营收。

但是,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技术之争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内容。经过40年的融合,中美两国在经济、人文交流和科学研究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完全脱钩对两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有不少批评,特别是在经贸关系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大幅度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而且极大地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拜登和他的幕僚们多次强调,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将以国内工人的利益为核心,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没有让工作岗位回流美国。对拜登政府来说,特朗普的对华经贸政策让美国工人遭受双份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重启经贸谈判,逐步撤销惩罚性关税是可能的。

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全球产业链已经深入到几乎每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特定领域建立封闭的产业链都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非付出巨额代价不能为之。美国希图把中国完全排除在高科技领域之外,以此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两国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规范技术竞争,把竞争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事实上,中美安克雷奇高层战略对话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双方同意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同意视疫情的发展情况尽快重启双方的人员交流,同意将本着对等互惠的精神就便利彼此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活动以及媒体记者相关问题进行商谈,并同意就双边经贸和军事以及全球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保持和加强沟通和协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相信两国今年还会有更多的高层互动。

总之,中美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领域将维持竞争关系,但在经贸领域仍然有合作的空间,在技术领域有形成妥协的余地。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对于美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鼓噪以及对我国内政的指手画脚,应让事实说话,大力发展国内经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建设昌明的政治生态。在地缘政治领域,应坚持战略耐心,相信时间在我们这一边,最终用实力形成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的新均衡。在技术和经贸领域,应积极与美方重启谈判,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新的经贸规则和技术竞争规则。

上一轮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的冲击不可低估。美国精英明白,美国需要调整的空间。这个调整需要中国的帮助,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样。但是,美国精英不情愿把这个请求说出来。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国都无法在缺失对方的情况下独善其身。在这个背景下,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与美国保持良性竞争、乃至合作关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首选。(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间:2021/5/4   发布时间:2021/3/26

旧文章ID:24927

参考快讯:美媒称拜登政府考虑修改针对中国企业的证券禁令

0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消息,美国司法部一名律师当地时间3日在法庭上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修改特朗普时代的禁止与所谓“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进行股票交易的规定。

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律师约瑟夫·博森是在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说这番话的,该法院正在审理去年五角大楼禁止与所谓“与中国政府和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进行证券交易一案。两家被列入黑名单的上市公司已经就此起诉。

据报道,一家公司已经赢得了豁免,它成功地辩称五角大楼缺乏足够的理由来证明该公司与中国军方的联系。现在随着另一家公司未来几天可能也获得豁免,博森说,拜登政府正在重新考虑是否要修改给中国公司贴上“有军方背景的企业”标签的标准。

来源时间:2021/5/4   发布时间:2021/5/4

旧文章ID:24926

哈佛大学“中国通”托尼·赛奇对话王辉耀: 中美竞争会在某些领域发生,但互惠领域仍会持续发展

0

作者: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频频面临严峻考验:中美贸易冲突,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科技封锁及在外交领域进行钳制,中美关系被推向新冷战的边缘。拜登总统上台后,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双方是否会抓住当下两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需要合作的契机,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中美的经济脱钩是否会有所缓和?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与合作趋势如何?

""

哈佛大学艾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被誉为美国的“中国通”,常年负责中国官员在哈佛的培训项目,对中美关系有十分深入的研究。王辉耀博士曾在哈佛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著有《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一书。4月30日,全球化智库 (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与托尼·赛奇教授围绕“中美关系何去何从?”这一关键问题把脉中美关系,解读当下全球大环境的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探讨两国在外交、经济、地缘政治、技术、气候等领域的竞争与潜在的合作。对话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学者田野主持,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田野:大家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主持这一场聚焦于中美关系的论坛,同时也是哈佛大学中国社会和经济研讨会的闭幕论坛。我们非常幸运地邀请到了这一领域举足轻重的两位学者来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并讨论两国在外交、地缘政治、经济、科技和气候变化领域的竞争与合作。

坦白来说,中美关系已经处于自1979年两国恢复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两国在很多方面的对抗都似乎超过了合作。2019 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甚至将中国列为全社会的威胁,并且动员美国全社会共同对付中国。想问赛奇教授和王博士,您觉得这是否是冷战发生的迹象,或者说您二位如何来看待未来中美之间外交关系的发展方向?

用美苏冷战来类比中美关系非常不合适

托尼·赛奇: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用美苏冷战来类比中美关系是非常不合适的。虽然美国政府的确将中国看成一个战略性的竞争对手,但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避免将中美关系引入冷战的方法。原因很简单,人们可能会说中美之间是一种全方位的对抗。如果我们看一下金融部门,如果我们看一下贸易,如果我们看一下投资,就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实际是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这就意味着冷战意义上的全面对抗是不可能的。并且别忘了即使在与苏联的冷战高潮时期,华盛顿方面和莫斯科方面仍然找到了在重要领域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方法。在我们思考当前糟糕的中美关系时,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始终牢记的一个方面。

我们面临的是全球性的挑战,全球公共产品方面的问题和挑战确实需要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解决。的确,目前中美关系非常具有对抗性。但我认为,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人们必须接受现实,中国是存在的,并且短期内都不会里离开国际舞台。美国方面的行动不会改变中国国内的行为,中国的行动也不会改变美国国内的行为。以这样的共识为基础,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确在哪些方面是可以进行合理竞争的,哪些方面是存在冲突的。比如说有一定领土争端的这些问题。同时,有哪些领域我们是可以阻止双边关系下滑至非常危险的境地的,就可以进行非常正向的一种竞争和合作。

王辉耀:的确,我特别同意赛奇教授所说的这个观点,因为其实我们是可以共存的。刚才赛奇教授分享的一些观点,我之前和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还有约瑟夫·奈教授都讨论过。你们几位非常著名的美国专家都认为冷战并不是中美关系非常正确的一种解释, 相反这非常的片面。无论从当前的角度,全球的视角还是从中美两国在诸多方面都深度依存的角度来看,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一种观点。我两天前和约瑟夫·奈交谈过,他认为用冷战来形容中美关系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中美之间这样的关系同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是互相交织的,我们是互相的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国家。我认识托尼很多年了,我知道托尼也是非常著名的中国专家,多年来都专注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因此,您非常了解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为两国的相互交流贡献良多,您是促进中美高层交流的先锋人物。

关于中美关系,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在除夕那天进行了一次长达约2小时的通话,并且双方都表示没有寻求对抗的诉求。我也注意到拜登在其最近向国会发表的100天就职演说中强调不能寻求对抗。这就好比在奥林匹克的比赛场上,大家都是在和平地进行竞争。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寻求更多的合作,比如上周举行的气候峰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很高兴哈佛大学教授也有这样的共识。

托尼·赛奇:辉耀刚才讲的我非常同意,的确,是需要竞争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进行发展和合作的空间。很明显,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做法有许多令人反感的地方。当然,中国民众也看不惯美国的一些行为。我认为,中国比美国认识更到位的一点是,未来的竞争是关于地缘经济的,而非包含了军事因素的冷战。我指的并不是潜在的军事挑战。我认为中国一直在前进而美国放缓了追赶脚步的是“一带一路”这样的对外项目,这让中国在经济上获得了吸引力。我认为对于美国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是亚洲的不断崛起。亚洲在经济上越来越以中国为核心,因为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实力日渐增强,同时这也恰恰是美国被落下的领域。而亚洲在安全领域仍旧以美国为核心,并仍然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所无法匹敌的联盟。很明显,拜登政府将恢复和维持该联盟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我希望它不只是作为一个军事联盟而获得恢复,它应该是服务于更好的经济发展合作的联盟。

王辉耀:的确如此,我们该继续为此努力。中国去年签署了RCEP。中国也在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一亚太贸易计划。东盟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如你所言在地缘政治领域他们可能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制衡战略。所以我真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东盟和亚太地区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而中国是其中主要的贡献者。也许我们可以稳定局势,我们不那么过多涉及政治,也许我们也可以使它更偏向经济而不是战略或军事。

脱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的一个重大错误

托尼·赛奇:我确实认为脱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的一个重大错误。因为通过这一伙伴关系美国可以在亚洲地区发挥强大的作用。我能理解拜登政府在是否会回归TPP问题上为什么会引发争议。因为希拉里·克林顿曾在2016年反对过这个协定。但是,正如你开始提到的那样,这确实给许多亚洲国家带来了挑战。我感觉到大多数国家不希望被置于必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的境地,至少他们不希望被逼着公开做出选择。然而这些压力目前还没有消失。

王辉耀:中美两国确实需要在抗疫等方面进行合作,你是对的。

田野:谈到亚洲,中美长期战略竞争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哪个国家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更大? 自从奥巴马总统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中美在这一地区的冲突就日益加剧。赛奇教授和王博士,在您看来,这些冲突的本质是什么?未来中美是否有可能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各自在该地区的战略目标?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使在印度也能看到很多中国企业的身影。比如小米在进入印度市场三到四年之后就成为了印度市场最大的手机供应商。因此,我看到了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我认为中国很吃亏的一点就是中国拥有多达14个陆上邻国。而美国在地缘上就十分占优,一边是加拿大而另一边是墨西哥,没有像中国这样复杂的周边环境。但我认为中国仍在努力实现区域合作,如“1+10”和“10+3”这样的合作机制。中国正在寻求与东盟的自由贸易机会,中国正在与日本和韩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大概在疫情之前,中国和印度在几年前仍然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莫迪访问过中国,习主席也去访问过新德里。我认为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塑造中国负面形象的影响。当然,中国公众对此的反应有时也非常强烈,因而引起了邻国的一些担忧。但是,长期来看的话,中国确实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没有殖民过其它国家。比如说几百年前,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郑和也在大概比哥伦布早一点七下西洋,到了非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却从未有过侵占或殖民。在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讲求和平与中庸的国家。因此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和平方式能够延续下去。我认为,如果美国真的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联盟,甚至称之为“印太北约”,这可能真的是在试图实现一个让中国对抗的局势。所以我们应该更为理性。我认为,总的来说,中国也在寻求与中国周边所有处于有利地位的国家合作。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协调各方事务。

中国需要新的叙事方式

托尼·赛奇:我认为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更偏向于一种调整而不是彻底的转向。它并没有完全转向亚洲。要准确理解华盛顿的观点。我同意辉耀的观点,中国没有在军事上占领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它没有那种殖民扩张主义的做法。出于华盛顿的考虑,我认为了解这一点很重要。他们看到中国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做法,特别是在过去的八、九年里,我认为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真正开始巩固这种观点的转变是在2012年,当时中国决定占领黄岩岛,当然菲律宾也声称拥有其主权,并在那里进行建设,尽管中国已经签署了关于海洋的协议,拒绝接受这些行为。我认为这给华盛顿留下了一个印象,即中国开始在海上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行动,我认为这也引起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意图的担忧,所以我同意辉耀的说法。我认为如果你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当然,我们知道北京近年来在香港的行动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是否遵守了1990年代达成的协议?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台湾更具威胁性的行为,所以这又取决于你的视角,你看待这些事情的方式。我认为从美国来看,这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画面。我们可以理解所谓的“战狼外交”。中国更具侵略性的防御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奏效。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如果你看看不同国家的民意调查——其实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受欢迎程度下降。我认为这是中国将不得不适应的事情,中国现在是一个全球大国。它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全球大国。因此,那些看起来像是威胁的行为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回首一百年的耻辱,是的,这是事实,但这不是你想从一个全球大国那里看到的。所以我确实认为两国都需要调整他们的言论和行为。

王辉耀:是的,我认为中国的劣势是90%的国际主流媒体都是用英语的,且它们很有影响力,美国也会主导这些媒体的叙事。所以中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赶上来,试图更好地解释自己,当然,也让人们看到最终会发生什么。你了解中国,甚至对中国的邻国也是如此。在最近的历史中,中国并没有真正引起任何大的冲突。所以我认为人们可能会猜测。但问题是美国经常派遣他们的飞机和舰队到中国南海和台湾,所以我认为中国也感到受到了威胁。中国没有派任何人去加勒比海或在这些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因此,我同意两国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对话与沟通相处,更好地厘清误解,然后真正地让该地区的人们来认识他们。

托尼·赛奇:是的,我同意,我认为这取决于你坐在什么位置,你怎么看待它,显然华盛顿对这些事情的解释不同。但如果我坐在北京,环顾四周,我会觉得用遏制这个词已经很近了,就我周围正在建立的联盟而言。我认为北京的宣传部门需要掌握的一件事就是语言的技巧。中文的叙事方式在中国很受欢迎,但在说英语的地方就不那么受欢迎了。这似乎更像是一种威胁性的语言,让人们感到厌恶。现在,它可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如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我不认为它在国际上表现得很好。

王辉耀:我认为我们是需要一个新的叙事方式。当然,另一方面,我认为西方媒体历来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中国。这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改进这一点。托尼,我读了你在2020年7月的一篇很棒的论文——《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劲:对中国公众舆论的长期调查(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反映了中国民众对共产党执政的拥护。你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观察中国。因为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有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机构,这可能也是造成意识形态差异的原因。但大的水利灌溉工程、辽阔的疆域范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统治。更不用说现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14亿人口。现在中国共产党使8亿人的脱贫。中国一直在做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反腐败和其他事情,我认为你们的调查已经很好地记录了所有这些改变和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可。中国共产党通过真正不断地对经济需求做出反应,实现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合法性的普遍接受。所以也许我认为有一点是,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向世界传达的方式,而不是像你这样说“战狼外交”行为。

服务于中国过去发展的机制,今后可能不会如此有效

托尼·赛奇:我认为这个报告还有有几件事情值得一提,调查发现一件不好的情况:一些地区的人们没有享受到改革福利,如在中国内陆的贫困农村和城市,而不是中国东部地区。对我来说,这说明北京的领导层已经明白他们遇到了问题,有些人没有从改革中获益良多。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于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受到许多中国公民的欢迎。无论是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无论是低保的普及其他政策。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满意度。我认为其中一个观点是,中国的发展可能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如我之前所说,北京的行为将取决于中国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是惊人的,人们摆脱贫困是成效非凡的。我认为我们可以争论真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家行为还是只是中国的创业习惯发展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但真正的挑战是,中国能否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这真的很不寻常。我们可以批判一系列的事情,人们是,我也是。但你也必须承认,有些进步是非同寻常的、出乎意料的。但现在真正的挑战在于,从中上收入国家到真正的高收入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服务于中国过去发展的机制,在今后可能不会这么有效地使中国进一步发展。我认为这也是华盛顿忽视的东西,他们以为中国人这种发展方式是直线上升,会继续下去,担心该如何应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我个人认为,未来5到10年,中国将更加专注于应对这些国内挑战,这也将限制其向外扩张实力的能力。一些人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是否处于一个过度扩张的阶段? 中国是否在全球范围内尝试得太多、太快了?实际上,我对这些观点有些共鸣。

王辉耀:谢谢你,托尼,我真的很钦佩你。你自从2003年一直在执行这个长达十多年调查和研究,你去了中国的很多的区域,并在其中一些领域进行深度调查。你经常访问中国。你负责中国—哈佛大学的培训项目。现在,如果人们来到中国,他们意识到很多现象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感受到惊喜,中国有近14亿人享受基本医疗保险,还有10亿人享受基本社会保障。当然,还有九年的义务教育,10亿智能手机用户。所以我认为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大大提升了,这也是政府的努力,当然,也伴随着市场改革。所以我总是说,中国是一个混合体,70% 的私营企业,115%的跨国公司和15%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正确的平衡,以推动经济,也很大是由于政府协调,包括一个五年计划接另一个五年计划。

拜登政府现在也对美国经济采取更多政府介入、调控政策。你在中国观察到这种现象,西方可能缺乏您这样的学者。所以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像您这样的学者在中国进行更多这样的研究,我认为中国也可以学到很多。当然,中国仍然有很多挑战,我同意您,我们怎样才能保持这样的增长,还有气候变化目标,但2020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中煤炭占56.8%。我们如何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少,老龄化也在加剧。然而中国的协同效应是巨大的,乘坐高速列车只需要几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每个人都有一个智能手机运行自己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通信成本几乎为零。所以,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且我们很可能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稳定,来实现未来的五年计划,以及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

外国人需要对中国前进中面临的挑战有更加成熟、全面的视角

托尼·赛奇:是的,合作研究对于增进理解和进步很重要。哈佛大学在过去25或30年里,围绕空气污染问题和中国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在这段时间里,清华的同事和我的同事们在气候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希望这种合作能够继续下去。但最近说实话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我工作的领域,如果你想做实地调查或者社会科学,在中国做研究要困难得多。我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当局不希望外国人在这些地区调研,但这也引起了反弹。如果因为这个过程而产生对中国不那么好的看法,那么这也意味着学术的减少。

你说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另一件事。我们的政治家倾向于去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也许如果我只去那些城市,我也会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恐惧。我的意思是,其发展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如果我开始去广西或者云南的乡村,四川的山区,我会带着不同的视角回来。我想到了我之前谈到的,中国的国内挑战是复杂的,需要中国领导人给予相当大的关注,而不是整个中国现在充满了光辉,像上海或深圳这样的摩天大楼。我认为它将帮助外国人对中国已经做了什么以及中国前进中仍然面临的挑战有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全面的视角。

王辉耀:我同意。我认为我们绝对需要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学生交流,我们需要更多像您这样的学者指导更多有关中国的研究。我也对最近几年的情况感到有些失望。中美学术交流处于冻结状态,而且中国的旅游业也在下滑,甚至没有达到13年前北京奥运会的水平。因此,我真的希望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所有的酒店等,应该使它们对国际游客和国际学生交流更加友好,使每个人都会来到中国,他们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中国。我们保持这种对话关系,保持开放很重要。包括应该保留学校交流项目,保留签证,同时保留两国的十年多次往返入境签证不被取消,我们应该让人们自由地往返。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解决疫情面前交流冻结的问题,这将是影响巨大的。我很高兴听到8月1日美国的大学开始接收留学生去美国。我希望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中国,我真的很希望。

田野:在两国外交关系中,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伯恩斯教授有可能成为新的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外交领域一向以强硬的谈判者形象示人,他也是坚决地支持美国政府通过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来抑制中国的发展。在背景和专业上,他和前任大使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的问题是:如果伯恩斯教授被正式任命,他对两国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托尼·赛奇: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被任命,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不给予评论。我想值得注意是,他在进入到肯尼迪学院之前,已经做了很久的外交官。这意味着在外交领域,他具有良好的天赋。他知道如何接洽,如何去谈判。当你是一个外交官的时候,你不可能和你背后的国家指令相抗衡。你的任务就是得到尽可能多的真实的信息并反馈给你的国家。由此可见,伯恩斯教授不会和拜登政府的步调相左。我知道伯恩斯在一些中国问题上,比如中国和伊朗的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在朝鲜半岛问题六方会谈上,他认为中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不认为中美之间积极对话的大门会关闭。伯恩斯对于中国和亚洲的外交形势非常了解。我很肯定地认为,他会建立中美之间的连接来最大化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我认为,像我们之前谈到的,他如果上任所采取的对华政策不会和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有很大区别。

王辉耀:我看到拜登总统任命了很多有能力、专业性很强的政府成员。他对社会公平和性别平等极为重视, 同时,他也正在挑选外交官和前任的一些官员。回到伯恩斯教授的例子,他在政府工作,也在哈佛大学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的,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此学习的世界著名学府里工作,他非常有可能会出色地意识到所有的问题、机遇和挑战。我们希望伯恩斯教授的任命不是个谣言,值得肯定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交官在中美之间来建立正确的沟通和连接的渠道,让中美关系稳定化。

托尼·赛奇:我认为辉耀讲的非常重要。你们想要的驻华大使是一个能够直接和美国总统沟通或者反馈的人。我不清楚伯恩斯教授是否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了解他和拜登总统的外交智库以及考虑外交政策的人有非常紧密的工作关系。所以很显然,比如在东亚外交事务方面,他和目前的拜登政府的工作人员有很深的接触。但是正如我刚才所指,我再次强调的观点是不论是谁担任中国大使,你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直接和拜登总统沟通的人。

田野:是的,谢谢两位。我曾经参与过伯恩斯教授的课程。我非常敬佩他的专业知识,并且衷心祝福他在未来的外交生涯中取得成功。如果他担任大使,我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外交智慧来重建中美关系。让我们换到经济领域的话题。中美贸易战始于2018年,对两个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我的问题是,拜登上台之后,两个国家的经济脱钩现象将有所缓解,还是会在关税、汇率、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很多领域加剧冲突?赛奇教授和王辉耀先生,你们的观点是什么?

竞争会在某些领域发生,但是双方互惠的领域还会持续发展

托尼·赛奇:首先在贸易战中关于关税已经明确了,不会取消特朗普在任期间定下的关税政策。我感到有些奇怪,没有实证表明,关税政策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对美国的经济有害。但是为什么要坚持一个有损国家利益的政策呢? 我不是很理解。但是在政治层面我可以解释的是,拜登政府不想被看成一个弱势政府,如果他取消关税,他们有可能会被攻击。

关于贸易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这是一个无意义的零和博弈。第二,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从贸易逆差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实际反映出两个国家真实的经济相互作用。很多年前,经济学家刘遵义(Lawrence Lau)计算出了“贸易附加值”的概念。如果你按照这个概念来计算,贸易逆差将下降三分之一到一半。举个例子来说,生产苹果产品最终留在中国的价值只有3.4%。但是贸易记录的是销售价值240美元。这个并没有真正反映出中国实际获取的价值,因为这里面没有反映出美国公司销售给中国的2000亿美元。实际的情况比描述的场景要复杂的多。所以有一些人真的应该了解这一点并保持理智。在贸易方面,相比于美国,中国的经济更依赖于出口美国。虽然美国出口已经大幅度增加,但是问题是美国消费者中80%-90%的电脑、苹果手机产自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慎重对待。最大的问题是辉耀前面提到的脱钩的问题。两国之间内在的诸多联系让完全的脱钩是不可能的,但这不排除在某些领域脱钩的可能性增加。脱钩不一定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中国同时也关闭了Facebook,Google,Twitter。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脱钩行为。所以两方面都有问题,取决于你从哪方面去看待。我认为贸易会减少,中国也会寻找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市场,比如说欧盟,而不是过度依赖美国市场。

如果我们拿金融市场举例,这个行业的整体价值是5万亿美元。中国迫切需要进入到全球金融市场。对于中国来讲,这个领域具有巨大的利益。中国政府非常聪明的地方在于向华尔街表明,金融机构在中国会更容易运行。这可能会造成华尔街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矛盾。金融的脱钩是非常难的。对双方来讲,对外直接投资(FDI)有可能会下降。大多数中国向美国的投资,是一次性的获利项目,并不是战略投资。这和美国向中国的投资是非常不同的。美国向中国的投资是全球生产和供应链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战略层面的投资。但是我认为,由于不平等的竞争环境,美国商界意识到,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会有可能减少投资,并且美国政府会限制中国在某些领域的投资,设置投资壁垒。中美不会完全脱钩,但是在某些领域,冲突会加剧。但是像很多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竞争会在某些领域发生,但是双方互惠的领域还会持续发展。

王辉耀:我同意赛奇教授的观点。脱钩在21世纪不是一个真正明智的选择。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有50000家美国公司,,在华收入达到了7000亿美元。这是一个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中国起了平台的作用,在芯片的设计或者产品附加值方面做出了贡献。美国制裁半导体产业和中国企业合作引起了国际芯片的短缺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在担心未来技术战争。现在有汽车生产商停止生产,由于芯片供应问题。这是非常荒谬的,也会对美国的经济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通用和福特汽车和欧洲的汽车企业销售给中国的汽车数量高于本国销售量。中国也是苹果第二大的市场。

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开放,脱钩不能够真正的存在。中国建立了21个自贸区,海南是其中最大的。金融领域保持完全开放。但是拜登政府仍然在谈论中国的技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现在和美国公司相比,申请了更多的专利。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量来自于中国。中国企业和全球其他公司一样,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非常重视。所以我认为事情可以被解决,并且中国目前想进入到曾经由美国主导的以TPP,现在是CPTPP这个更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去。知识产权、国有企业改革、环境保护标准、数据流通、劳动者权益等方面,中国并不惧怕改变并且愿意积极参与,也包括WTO改革。

所以我希望我们两国能够回到沟通和协商的平台中去,给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树立好的榜样,因为我相信贸易会让所有的国家受益。我读过赛奇教授的一篇关于中美贸易的文章,自从中国加入到WTO之后,美国对华贸易增加了5倍,中国实际的GDP增加了10倍。这对于两国和全世界来讲都是有利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持在经济层面的理性,更多的采取合作的行为。让我们把地缘政治的因素放在一边,否则长期来讲会对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起到破坏作用。

托尼·赛奇:在我看来,我的一个同事Bill Overholt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从美国人角度来看,中国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我们应该批判值得批判的。而目前的潮流成为了中国所有的地方都应该被批评。结合辉耀和Bill Overholt的观点,是中国拯救了通用汽车。没有中国市场,通用汽车不会经营的如此成功。但是目前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他们觉得中国可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在某些方面改革的步伐不够快。

是的,就商务贸易方面,中国比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的盟国更加开放。但一大区别是现在的中国不再是2001年加入WTO时的那个经济体,那时在政策方面会有一些倾斜。现在是2021年,中国已经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他还可以按照那时WTO划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标准原则运作吗?我认为如果可以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那将极大地改善两国关系,否则我们将不断受到这些批评。这里还有公平竞争的问题,在华的外国企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发生了很多窃取知识产权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田野:是的,与经济冲突有密切关系的一件事是中美两国的科技竞争。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加强了对中国新兴科技的封锁,例如企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大学之间学术方面的合作。这里的问题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减轻美国对中国科技力量崛起的担忧,或者您认为这种封锁和限制还会继续吗?我们希望赴美学习的中国学生一样能够得到便利。

王辉耀:我希望两国之间的交流能回归理性。我看到双方决策层已经做了类似的事情,例如,拜登总统邀请了习近平主席参加气候峰会,前国务卿克里访问了中国,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过去的100天中已经两次访问中国,中国也在积极努力地促进对话。我们应该保持学术交流和学生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一个数据是STEM领域80%来自中国的博士都留在了美国,这对美国社会是巨大的贡献。在硅谷的IT公司中,20%至30%的亚洲人中大部分来自中国。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学术交流方面展开合作,中美双方都会收获利益。科技方面的脱钩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中国在过去已经经历过这些限制,例如在1960年代苏联撤回了他们对中国的所有援助,但中国仍然研发了自己的卫星等高科技产品。因此,我认为这可能会放慢中国部分增长,但中国仍可能会崛起,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需要合作共赢,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否则美国将受损。我认为美国一直没有试图纠正他们的一些问题,例如,1%的华尔街精英占据了美国40%至43%的财富,拜登总统计划对这些富人加大征税力度。美国应该优先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把中国当替罪羊,正如赛奇教授所说,是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偷走了工作岗位,而不是中国偷走了工作岗位,我们需要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两国之间一定存在竞争,但希望这是一场和平的竞争,这样合作前景也会更明朗。

建立信任的最好方法是留学、旅游和文化交流

托尼·赛奇:我认为两国之间需要就技术和研究领域达成一致协议。但我想再次强调一件事,是中国先封锁了Facebook,Twitter,Google等公司,这阻止了这些技术公司进入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虽然美国的封锁和限制行为发生得更近一些时间,但这不是由华盛顿开始的。关于 STEM领域,我不是该领域的专家所以不够了解,但我认为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更好的有关国家安全的建议。我不知道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存在潜在危害的研究,而且肯定这对于北京同样适用。双方当局都需要弄清楚哪些方面可能会受到危害,不仅是中国学生,来自其他国家/地区的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生也可能会侵犯国家利益,那么大学应以此为指导。此外我100%同意辉耀的看法,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每年有30多名来自中国的研究员,他们帮助了学院的进步,对我们有许多益处,特别是年轻博士生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领域进行研究,我认为这是巨大的价值。因此我认为在当前的气氛中,谨慎行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不想让这种谨慎发展到偏执,我们希望确保各类交流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但是双方也都存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这将限制某些领域的合作,这是能够接受的。

王辉耀:我认为建立信任的最好方法是留学,旅游和文化交流,赛奇教授在这方面做了诸多努力,我们需要继续加强这一点。我认为您说得对,我们应该让Google,Facebook,Twitter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也应该放松对华为、中兴、TIKTOK和阿里巴巴等的限制,如果这能够发生那将是非常好的。

田野:是的,两国之间有希望合作的一个领域是气候变化。如两位提到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本月初访问了中国,他是拜登政府的首位正式访问中国的官方代表。他已经传达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意向。但是许多学者仍然担心,潜在的合作会受到中美整体关系的影响。你们可以对此发表评论吗?你们对气候变化合作有何看法?

托尼·赛奇:这一直是潜在的合作领域之一。我认为这是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新兴技术的全球法规,我认为这非常有趣。克里说他认为把这些与其他有争议的领域如对香港,新疆,台湾的看法区分开来,以划定华盛顿在政治上可以接受合作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观察后续的发展。

王辉耀:我认为他做的很对。前国务卿约翰·克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2月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他见了面。他参加过CCG举办的圆桌会议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谈到了赛奇教授提到的类似想法。拜登总统做了一些事情,他在农历除夕期间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2小时的通话,他也停止了使用种族或国籍指代新冠病毒。中美应该从一些小的领域开始通过时间建立信任,我认为气候变化是其中之一,这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间的共同领域。下一个领域可以是新冠疫情,两国现在就可以就在印度发生的事情开展合作。我建议美国和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共同努力,这是一场国际性危机,相比于两国争斗,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帮助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最后是基础设施建设,拜登提议要扩大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现在拥有所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技术,因此两国可以进行合作。我认为双方建立互信是最重要的。我们这场对话有一百万观众收看或收听,这是很好的,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对话。

田野:谢谢。的确气候问题是如此重要,为了我们的后代和我们的居住环境,两国需要找到共同应对的方式。本次对话结束。感谢两位的参与。

来源时间:2021/5/4   发布时间:2021/5/4

旧文章ID:24925

2.5亿美元 美国亚裔基金会(TAAF)募集史上最大赠予亚裔的慈善捐款

0

作者:  来源:北美新视界

刚刚成立的美国亚裔基金会”(TAAF) 已经从美国成功的亚裔企业家、大公司和著名慈善基金会募集到超过2.5亿美元的捐款,其中作出大额捐款承诺的公司和慈善基金会包括沃尔玛、可口可乐、亚马逊、美国银行、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等。这是历史上赠予美国亚太裔社区最大的慈善捐款。

""

美国亚裔基金会由一群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亚裔商界领袖共同创立,旨在服务于美国2300万亚太裔人群,以追求归属感和富足生活,免受歧视、诽谤和暴力侵害。其创始董事会成员个人承诺了总计1.25亿美元的捐款,他们是TAAF董事会主席、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李录,KKR联席执行总裁Joseph Bae,Care.com创始人Sheila Lirio Marcelo, Alibaba共同创始人兼执行副董事长蔡崇信,雅虎共同创始人杨致远和Citadel Securities首席执行官赵鹏。董事会成员还包括美国反诽谤联盟(ADL)首席执行官Jonathan Greenblatt和TAAF基金会总裁Sonal Shah。

基金会的创始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前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百事公司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Indra Nooyi,微软前任执行副总裁沈向阳,著名记者和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CNN节目主持人凌志慧(Lisa Ling)、篮球运动员林书豪等31位知名人士和社会领袖。

纽约时报今日(2021年5月3日)报道:

"Image"

纽约时报报道

TAAF官网新闻:https://www.taaf.org/pages/press-release

"Image"

TAAF官网新闻

TAAF官方网站也于今日正式上线:https://www.taaf.org

"Image"

TAAF官网

欢迎注册观看美国西部时间5月4日12:00 pm(东部时间3:00 pm)的TAAF启动活动。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将致辞,还有许多亚太裔社区及美国社会各界领袖参与演讲和讨论。

活动注册网址:https://events.bizzabo.com/taafforum

""
注册二维码

活动演讲嘉宾:https://events.bizzabo.com/TAAFForum/page/1802415/speakers

"Image"

嘉宾名单二维码

""

来源时间:2021/5/4   发布时间:2021/5/4

旧文章ID:24924

我们自豪地欢迎中国留学生重返美国!

0

作者:  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

""
"" 

临时代办傅德恩(Rob Forden)、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美国驻华使团全体工作人员自豪地欢迎中国留学生重返美国!我们已于5月4日星期二开始签发学生签证,并期待为大家在美国求学助一臂之力。

请访问美国大使馆网站,获取有关新政策和新流程的详细指南。同时,请务必访问Travel.state.gov网站,了解全球旅行政策的最新变化。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网站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visas-zh

获取有关新政策和流程的详细信息,同时记得访问travel.state.gov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News/visas-news/national-interest-exceptions-for-certain-travelers-from-china-Iran-brazil-south-africa-schengen-area-united-kingdom-and-ireland.html

美国国务院致力于为合法赴美旅行提供便利,据此,布林肯国务卿于4月26日批准了若干项国家利益豁免,这些豁免针对的是旨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公众健康威胁的总统公告所实施的旅行限制。阅读详情:布林肯国务卿就旅行限制批准国家利益豁免

We proudly welcome Chinese students back to the USA!

Charge d’Affairs Rob Forden, the U.S. Embassy Beijing, and all of Mission China proudly welcome Chinese students back to the USA! We have started to issue student visas from Tuesday May 4 and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you pursue you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U.S. Embassy Website for detailed guidance on new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nd be sure to check Travel.state.gov for up-to-date changes to worldwide travel policies.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网站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visas-zh

获取有关新政策和流程的详细信息,同时记得访问travel.state.gov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News/visas-news/national-interest-exceptions-for-certain-travelers-from-china-Iran-brazil-south-africa-schengen-area-united-kingdom-and-ireland.html

In keeping with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commitment to facilitate legitimate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approved on April 26 several National Interest Exceptions to travel restrictions imposed under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s aimed at addressing the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Review the details here: 布林肯国务卿就旅行限制批准国家利益豁免

来源时间:2021/5/4   发布时间:2021/5/4

旧文章ID:24923

美国知名人士提醒 切勿夸大“中美竞争”并误读历史

0

作者:朱宛玲  来源:环球资讯+

97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当地时间4月30日在线参加一个论坛时提出,“与中国关系紧张是美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他认为,美中作为大国,必须加强沟通与合作。

理性看待中国发展成就、不夸大“对华恐惧”、强调合作而不仅仅聚焦竞争……正成为多位美国知名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共识。

""

近期,基辛格以及“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在多种场合建言美国政府正确看待中美实力对比,更多关注国内问题,避免“中国恐惧症”影响到两国关系。

约瑟夫·奈:美中会发生“新冷战”的说法是对历史的误读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日前在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的一场视频对谈中说,可以预见,中国的发展将会继续,美国不可能改变这一趋势。“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过分夸大中国的威胁以免导致过度恐惧。”

""

4月28日,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与约瑟夫·奈进行视频对话。

约瑟夫·奈认为,美中双方的竞争是良性的,这种竞争会促使美国进行一些国内改革,如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如果美国对中国过于恐惧,这种竞争就会具有破坏性。

约瑟夫·奈:两国需要经常性地沟通,我们要在能合作的领域促进合作。而在两国存在竞争的领域和相关问题上,需要十分慎重并保持沟通,避免出现严重误判。

约瑟夫·奈说,应该把两国关系看成是“合作式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他不认为两国会发生“新冷战”。

约瑟夫·奈:我不认同一些认为美中之间会发生“新冷战”的说法。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夸大了当前中美竞争的态势。

谈到中美关系的未来,约瑟夫·奈保持乐观:“无论你怎样预测未来,都必须意识到历史总是充满了惊喜。因此,我们的行动必须谨慎,这样才不会战略误判。”

基辛格:沟通以避免冲突 同时推进合作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近期多次强调,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美中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当地时间4月30日,基辛格在线参加麦凯恩研究所举行的一个论坛时提出警告,美国必须要解决"美中关系紧张"的问题。他还就此提出了具体建议。

基辛格:我们需要就可以避免的冲突进行沟通,并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这仅是我们所面临的复杂任务的一部分。

基辛格认为,中国正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美中作为大国、作为全球的经济和科技“巨头”,必须加强沟通与合作,美中关系影响着整个世界。

何瑞恩:美中关系不能被简单定义为“竞争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在其新近出版的《更强大——在既竞争又相互依存的时代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一书中提出,美中两国需适应“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关系。

何瑞恩认为,尽管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两国都认识到,在防治传染病、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全球经济复苏等问题上,两国必须合作。

何瑞恩:在我们共同面对的那些全球性挑战,全球经济、传染病、气候变化乃至伊朗核问题……没有哪个问题是无需美中合作就可以应对的。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正因为这种相互依赖,我们的关系是无法被简单地定义为“竞争关系”的。

在何瑞恩看来,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不应是遏制中国,而应专注于自身的发展。“美国更应专注于解决好自身问题,而不是给中国发展设置障碍。”

""

何瑞恩(右)4月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场视频论坛中建议美国政府制定更好的对华战略

基于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占八席”的事实,何瑞恩提醒美国政府:几乎没有一个美国盟友或伙伴认为中国是其生存的威胁,在21世纪,任何单独损害中国经济或鼓励其他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企图,都不会成功。

来源时间:2021/5/4   发布时间:2021/5/2

旧文章ID:24922

美国亚裔基金会(TAAF)5月4日将正式启动!

0

作者:  来源:北美新视界

亲爱的朋友们,

美国西部时间5月4日12:00pm(东部时间3:00pm),美国亚裔基金会(The 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 TAAF)将正式启动。这是我们美国亚太裔族群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非营利组织,TAAF将扮演召集、孵化和资助的角色,旨在服务于美国2300万亚太裔人群,以追求归属感和富足生活,免受歧视、诽谤和暴力侵害。

在5月4日的启动活动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将致辞,还有许多亚太裔社区及美国社会各界领袖参与演讲和讨论。欢迎大家注册观看!

活动免费注册网址:https://events.bizzabo.com/taafforum

""
注册二维码

活动演讲嘉宾:https://events.bizzabo.com/TAAFForum/page/1802415/speakers

""

嘉宾名单二维码

""

Dear Friends,

Please join us to witness the launch of The Asian American Foundation (TAAF) on May 4th (Tuesday) at 3 pm ET (12 pm PT). It will be monumental in the history of the AAPI community!

A newly found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AAF is a convener, incubator, and funder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23 million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pursuit of belonging and prosperity,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slander and violence.

The launch event will feature former presidents Bill Clinton, George W. Bush, and Barack Obama, as well as many celebrated leaders of the AAPI community and the broader American society.

RSVP for the event: https://events.bizzabo.com/taafforum

""
Registration QR code

Speakers: https://events.bizzabo.com/TAAFForum/page/1802415/speakers

""

Speakers List QR Code
""

来源时间:2021/5/3   发布时间:2021/5/2

旧文章ID:24921

王希:我们是否误判了所谓的“美国危机”?

0

作者:王希  来源:文化纵横

王希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

刘文娟(访) | 《文化纵横》新媒体编辑部

导读

2020年末至2021年初的美国政治剧变,引发全球关注。可以说,美国也正经历着一个“百年未之大变局”。如何认识此一变局,不仅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判断,更影响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把握。

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文化纵横》曾刊发美国史研究资深学者王希教授的文章《“美国实验”与“美国危机”》。王希分析了美国总统选举困境背后的政治危机,认为可以把美国视为一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实验,而非终局性的必然结果,如此更有利于清醒认识美国政治之变。文章发表数月后,美国又发生了“国会山事件”、二度弹劾特朗普等重大事件。王希指出,“国会山事件”再次反映了民主和暴力如影相随的事实,利用暴力对民主体制进行攻击,是美国历史经验的一部分。这一事件暴露了美国体制的两个严重隐患:一是联邦三权之中两权(总统与国会)冲突升级,二是总统“一身两职”所呈现的宪法困境。但这种重大危机,也是美国“政治重整”的历史机遇,拜登政府能否把握机遇做出改变,还有待观察。

他认为,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问题,而要复杂得多。如果说特朗普给美国留下了什么遗产,遗产之一就是用极端政治给了整个美国当头一棒,让美国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意识到国家的内部困境。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专栏特稿,由近期《文化纵横》新媒体编辑部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荣休)王希的书面访谈整理而成,在此向王希老师表示由衷感谢。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危机”?

《文化纵横》:2021年初美国政治出现的新情况(1月6日国会山事件及后续),让人感觉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您曾在《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发表的《“美国实验”与“美国危机”》一文中指出:美国人民如何看待“美国实验”,美国人民是否对美国民主体制有足够的信心、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维系和捍卫这种体制,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会山事件的影响?这会改变您对“美国实验”前景的态度吗?

王希:《“美国实验”与“美国危机”》一文是在2020年11月美国大选之前完成的,所以无法预测到2021年1月“国会山事件”的发生。但此事的发生,的确令人感到意外。大选结果发生争执之后,有国内朋友问我,美国的宪法政治会不会出现危机。我列出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中一种是,1月6日共和党参议员“搅局”,阻止国会认证大选结果。因为1876年总统大选出现过难局,民主和共和两党在3个南部州相互指责对方舞弊,交给国会两套选举人票,由国会定夺,所以,在国会认证时挑战大选结果,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也估计到1月20日拜登就职时反对者会有抗议活动。2017年特朗普就职时曾发生过类似的活动,但我没有想到抗议者从外部使用武力冲击国会大厦、阻止认证的可能。

对于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大选政治的人来说,也不应该感到特别意外。大选开始之前,特朗普就拒绝做出接受败选结果的承诺,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不会输。自己不会输,就意味着对手不可能赢,而如果对手赢了的话,就一定是作弊。他的这种做法事先已经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让人觉得他不仅没有度量、而且还可能耍耍无赖。大选后他采取的行动——公然诋毁选举结果,散布大选舞弊的不实言论,在数州发起数十起法律诉讼案,给州选举官员打电话要求对方找出属于自己的选票等——在美国大选政治上从未如此集中地出现过。这一切实际上都为1月6日事件的发生做了铺垫。

在事件发生前一周,我去看我的牙医,他就告诉我说,未来10天将发生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我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要与我讨论这样的话题,我们之间只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事后想起来,感觉特朗普的支持者正在通过社交媒体做好挑战国会认证的准备,但具体采用什么方式,大部分人还没有想好,也许有少部分人已经有了计划,上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的材料显示,的确有一部分极端主义者事先做了使用武力的准备。

“意料之外”并不一定在“情理之中”。“国会山事件”并不一定要发生。大选之后,特朗普有许多机会去质疑和挑战大选结果,而且各州的选举法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事实上,从在个别州进行重新验票,到在各级法院发起选举争执诉讼,他都试过了,但没有成功。这些都是法律程序,并且各级法院的法官也不都是民主党人,有些联邦法官甚至是特朗普任命的,但因为特朗普的律师无法出示无懈可击的证据,法院无法进行审理。在这些行动失败之后,特朗普利用总统身份,在其支持者的集会上发表演讲,鼓励其采用“街头抗议”(street protest)的方式,阻止国会对大选结果的认定。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总统的首要职责是捍卫宪法和法治,这是他宣誓做出承诺的,如果因为败选,诉讼又不成功、施压也不解决问题,就发起街头政治,推翻现有的法律秩序,这本身就是将自己置于法治之上了,违反了美国政治传统的“情理”。

2020年大选及“国会山事件”是否会改变我对“美国实验”和美国民主前景的态度?我想应该不会。这一切本身就是“美国实验”的一部分,是“美国民主”的客观存在。我在文章中提出使用“美国实验”的视角来看美国,目的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带一种先入为主的“偏执”心理来看美国,不要把美国体制、美国思想、美国政治或美国文化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存在,不要以情绪化的立场来解读美国现象或一厢情愿地判断美国历史的走向。美国民主的历史经历也是如此,它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败,有过催人奋发向上的进步,也有令人心灰意冷的倒退,非常复杂。如果要说美国民主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没有必然的结果,没有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物。特朗普也许认为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物,但在美国体制下,他很难做到。

美国民主是一种体制设计,其核心是承认利益集团的多元性,并力图在多元利益中通过合法、合理和和平的“谈判”达成共识。选举就是一种利益谈判的方式。并非所有的谈判都是和平的,美国内战就是一场血腥的谈判。“国会山事件”说明,21世纪的美国民主仍然要面临暴力的威胁。这个体制面临很多的问题,它是否能够靠自身的力量挺过“至暗时刻”,美国人民——“美国实验”的参与者——是否有信心地将这个体制延续下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的通识课上的学生通常不关心政治,但这次也密切关注政权交接。专业课的学生则显得更沉重,有学生甚至提出了抛弃两党制霸权的观点。此次事件对普通美国人的政治冲击可见一斑。

《文化纵横》:从“冲击国会山”事件,到特朗普被弹劾,再到拜登承诺疫苗对全民提供,美国现在发生一系列事情,是否有一个内在的逻辑?

王希:从去年11月到现在,美国政坛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很多人说是在看一场直播的美式政治大剧,不仅美国人在看,全世界都在看。不同的背景和立场的观众,自然有不同的解读,但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关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无论你多么厌恶美国,人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政治有的时候比本国政治更加精彩。这也许就是“美国实验”的魅力所在,它的好坏或成败,不止关乎到美国人的福祉,也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内部或外部政治。

这一切有什么样的逻辑贯穿其中?我并不清楚,但我有一个观察,这几个月发生的一切,表面上是一团乱象,实际情况却并不是特别糟糕,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如前所提到的,“国会山事件”的确是意外的和荒诞的。在任总统鼓动自己的支持者到国会进行抗议,听任抗议活动演变成一场对国会的暴力攻击,甚至威胁到国会议员的生命。事件平息之后,众议院启用宪法,第二次弹劾特朗普,而参议院在定罪时因没有达到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让特朗普再度逃过被定罪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是按宪法程序和政党政治的逻辑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危机事件,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它如何按部就班地处理危机。在第二次弹劾特朗普的过程中,我们仍然看到熟悉的两党对峙,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是在进行政治报复,民主党人则称共和党人将一党之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虽然结果早已在预料之中,国会却仍然走完弹劾程序。有人也可能说这是两党在作秀,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展示宪法程序,无论如何看,特朗普必须在1月20日中午12点准时下台,拜登必须准时上任,这一点是做到了。

《文化纵横》:从中美经贸摩擦开始,我们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现在的美国,可能也在经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认为这两年美国的变化,有没有超出其历史经验?对美国的政策执行是否构成冲击?

王希:暴力冲击国会山事件一定会被写入未来的美国史课本中。

上一次国会大厦遭遇暴力袭击是在1814年。当时正值英美“1812年战争”时期,英军侵入华盛顿,放火烧了包括白宫和国会大厦在内的建筑物。这是英美两国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武力冲突。这场战争巩固了美国的独立,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两个世纪之后,国会山再次遭遇袭击,袭击者自称是“美国人民”的一部分,不无讽刺意义。拜登的就职典礼完全没有喜庆的气氛,首都华盛顿戒备森严,草木皆兵。我的一名学生是宾州国民警卫队的成员,被抽调到华盛顿去布防,执勤空余时刻还给我发来邮件询问课程的进度。即便如此,我认为这次事件对美国体制造成的伤害,目前看来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伤害。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伤害或伤害很轻。更大的伤害发生在思想和信仰深处。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摧毁了美国人的地缘政治安全感,20年后的“国会山事件”则摧毁了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坚不可摧的绝对信心。

由此想到,在我们过去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中,很少讨论暴力与民主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暴力(violence)与民主(democracy)时常形影相随,早期尤其如此。你如果阅读反奴隶制或黑人争取权利的历史,会发现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美国内战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暴力冲突,但没有内战,就没有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新生。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战败的南部白人想要剥夺黑人公民的民主权利,组成三K党,对敢于参加投票的黑人和他们的白人支持者进行暴力攻击,用暴力手段维系白人至上主义者对州和地方政权的把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直到今天,利用包括武力威胁在内的手段阻止选民进行正常投票的事情也没有完全杜绝。所以,利用暴力对民主体制进行攻击,应该是美国历史经历的一部分。

此次事件对美国政府的执行力有何冲击?这是一个好问题。现在我们很多细节还不清楚,但我觉得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对国会山遭到攻击之后48小时内的故事大书特书。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国会领袖与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司法部、国防部和临近的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政府进行协调,调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进行布防,很快控制了局面,并在几个小时内恢复了秩序。这说明,联邦政府的权力仍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特朗普仍然是在任总统。这48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国会领袖如何与相关行政部门进行联系和协调,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副总统彭斯和众议院议长普洛西是否“越权”行使了总统的权力,捍卫国会山的权力是否一度处于真空状态等,这些都需要仔细的叙述和分析。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面临国家权力遭遇危险的时候,哪怕是象征性的,绝大部分议员还是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仍然能够发挥作用,行使权力,部门首长也不是对特朗普个人表示效忠,这点表现非常清楚。

然而,国会山事件暴露了美国体制中的严重隐患。我在这里简单提及两点:一是联邦政府三权之中两权(总统与国会)的冲突升级,二是总统“一身两职”所呈现的宪法困境。

先讲第一点。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国会山事件说白了,是在任总统拒绝接受大选失败的现实,刻意挑战既定法定程序,鼓动民众到国会所在地进行抗议,对国会施压,企图终止国会对大选结果进行认证,最后出现了失控,造成了暴力攻击国会的结果。总统的煽动性演说本身就是一种违宪行为,违反了总统就职的誓言。美国历史上不乏总统与国会对峙的状态。重建时期的安德鲁·约翰逊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为了反对国会提出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公然呼吁南部各州进行抵制。即便如此,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总统直接鼓动选民前往国会进行施压的事件,更没有选民在总统的鼓动下用武力阻止国会对大选结果进行认证。国会山事件算是有惊无险,但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再度发生,应该怎么办?除了第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之外,是否还应该有相应的终止总统权力的应急机制?现有的体制,基本上是为“君子”所设置的,虽然想到了人性有“恶”的一面,但没有预料到,“恶”可以在体制中被无限放大。

总统“一身两职”也不是新问题,但其对美国民主体制的潜在威胁暴露得更加充分。众议院对特朗普进行第二次弹劾的罪名只有一条,就是他煽动其支持者使用武力攻击国会,罪证之一是他1月6日在白宫前举行的其支持者集会上的讲话。这段话有极为强烈的煽动性,众院公诉人力图证明特朗普的讲话与后来的暴力攻击有直接联系,但特朗普的辩护团队则极力为特朗普撇开责任,说这段讲话是特朗普在行使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抛开诉辩双方的立场不论,人们仍然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作为在任总统特朗普当时究竟是在以什么身份对其支持者发表演说?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在任但败选的总统是否可以利用总统身份来发表如此的演说?特朗普在讲话中不断使用“我们”(we),这个“我们”指的是谁?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美国人民”?他的话应该被当成是总统话语还是党魁话语?“党”(政党领袖、政党利益)“政”(总统职位、国家利益)双重角色的混淆并不是从特朗普执政开始的,但在他执政期间达到了极端化状态。然而,在特朗普和其支持者看来,特朗普的讲话毫无不妥,但这正是危险所在。

《文化纵横》:很多人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逻辑畸变的问题,而政府和精英阶层并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和能力。您怎么看这一观点?

王希:这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我想知道,你讲的“美国目前的问题”是指什么。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或社会问题?美国的问题很多,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你说,美国目前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因“资本主义的逻辑“而起,我想可能有些过于简单。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假,美国的经济尊奉资本主义的信条,其政治原则也深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譬如对私有财产的捍卫等。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已成为人们认识美国的一种角度。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来提问,我们也许还需要考虑其他的相关问题:所谓“资本主义”是什么?21世纪美国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有何区别?是不是同一种资本主义?美国在过去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改造?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影响或决定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是否还有其他的“主义”或力量?我觉得考虑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度和准确认识美国是必要的。

美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要比资本主义的问题复杂得多。今天的资本主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与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它与美国政治和美国民主的关系是什么,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不久前曾为哈佛大学贝克特教授的《棉花帝国》一书写过一个前言,其中提到,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而行,经过将近5个世纪的演变,全球绝大部分人口都已经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中来了,或者成了它的受益者、参与者和鼓吹者,或者成了它的受害者、批评者和反对者,没有人可以逃离它的影响。我同时还提到,资本主义也将几乎所有的国家卷入到自己的轨道中来,将国家变成了自己的附庸、代理人、协调者或管理者。

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政府和个人的关系远比19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说出现的时代要更为复杂。就美国具体而言,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遵循资本主义的原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金钱也继续影响着政治(通过政治捐款、游说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腐败),但这些是不是就是美国政治的全部内容?美国国家的命运和美国所有人的福祉是不是操纵在某一个或某几个资本家的手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资本主义者是如何结盟的、又是如何维持他们的政治结盟的呢?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有力的研究来说明。

“政府和精英阶层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和能力”一说也很有意思,值得探究。政府是什么?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是国会,还是总统?“精英阶层”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现在还要加上科技精英、社交媒体精英等,他们中间并不是铁板一块。我感到,你的这个问题隐含了一个前提,即政府和精英是一个内部有共识的整体。这种情况在美国的早期也许是存在的。但现在是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是靠选举产生的,定期的选举将不同背景的“精英”带入到政府中来,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和长期分享共识的精英集团。当然,美国政治中有所谓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但建制派不止一家,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只是反对民主党的建制派,他反对包括共和党、媒体、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政府官僚等在内的所有的“建制派”。造反有理,这是他能够吸引众多支持者的原因之一。

我不否认美国政治中有“精英”阶层的存在,而且也认为所谓的“精英”分享一种自视甚高的优越感和力图维护其优势的本能。但美国的精英不是永久不变的,他们并且必须依附某种体制而存在,不断自我更新。政党便是这样的一种体制。在其他功能之外,政党也在行使铸造和延续政治精英的功能。政党的最大目标是赢得选举,保证执政。所以在改革与守成之间,它必须做出选择,顾及同时并影响选民的意愿。但推动任何改变现状的改革,都需要多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政治精英首先要在内部达成共识,因选举所导致的变动给政党内部的团结与忠诚的建构带来极大的挑战。这些是美国政治面临的问题。

《文化纵横》:您认为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最大动力在哪里?可能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王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一个奉行法治的国家,改变政府或公共政策的方式仍然是通过政治渠道。舆论监督、民众抗议(包括社交媒体的发声)都是一种表态,目的是对政治进程施加压力,解决实质性问题还是需要经过政治程序,而不是诉诸暴力。按照建国者的设想,经常性的选举可以吸收不同时代的选民要求,政府能够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但当选举程序被政党垄断和高度工具化之后(《“美国实验”与“美国民主”》一文对此有讨论),改革的动力会被政党政治消耗。这种情况正是当前美国面临的困境。

“国会山事件”后,众议院对特朗普进行第二次弹劾,迫使共和党就自己与特朗普的关系进行表态,有可能引发共和党内的分裂。分裂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带来一个新的共和党或特朗普党的产生,并不明确。但政治重组(political realignment)会是未来一段时间里美国政治的一种现象,政党重组则往往会为新的改革凝聚力量。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19世纪50年代中期,因为奴隶制是否被允许向西部领土扩张的问题,民主党与辉格党构成的旧两党制被共和党与民主党构成的新两党制所取代。当时还有其他的党,如一无所知党、宪法党等,但因为奴隶制问题特别重要,压倒了其他问题,所以共和党能够将北部各派的力量统合起来,赢得大选,成为一个新的能够活下去的大党。1936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大萧条危机,推动新政,借机改造了民主党,完成了20世纪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政治重组,奠定了此后民主党的基本选民基础。换言之,重大的国内、国际危机会给政党重组带来机会和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过去4年的特朗普政治是否对美国民主构成了巨大的、即刻的、现实的危机?特朗普政治的继续是否会给美国民主带来更大的危机?这是所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美国人的回答与站队将决定美国民主的下一步走向。

《文化纵横》:据您观察,拜登政府有多大动力来改变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

王希:1月20日,特朗普打破惯例,没有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也没有公开承认拜登的胜选。即便如此,拜登表示出极大的克制,就任之前,就非常冷静地选择避免被卷入被特朗普死缠烂打的大选政治之中。就任之后,他专注利用总统行政权力,稳定民心,控制疫情蔓延,在国际上努力修复美国外交等。在众议院第二次弹劾特朗普时,他言行谨慎,守口如瓶,不发布个人评论。与此同时,他邀请两党议员到白宫协商如何制定紧急救助法案。从个人素质和执政风格而言,他与特朗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些对解决危机和改善美国的现状远远不够。拜登如果要在重大问题上进行改革,包括经济复苏、移民法改革、医保普及、环保等,需要有国会的配合。

奥巴马在2008年上任时,也是雄心勃勃,有一大堆改革计划,但最后的成果十分有限,关键的一点是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不予配合。经过特朗普执政之后,拜登面临比奥巴马更难的局面,而他的权力资源也是相当有限。民主党虽然在众议院里占多数,但优势不足三分之二。两党在参议院则是平分秋色,各占50席,因副总统哈里斯可以在两党出现投票僵局时投下决胜的一票,民主党才得以成为多数党。从现在开始到2022年的中期选举,对于拜登政府来说是关键,如果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经济得到复苏,如果有几项重大改革性决策能够得到跨党派的支持,如果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影响力和形象得到一部分的恢复,民主党则有可能赢得2022年的中期选举,保持多数党的地位,这对拜登后半期的执政会有重大的帮助。即便特朗普希望在2024年总统大选时卷土重来,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

《文化纵横》:美国处理对外关系一直存在两种主张,在今天已经形成鲜明对立。您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主导美国政策方向的,会是哪一种?

王希: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两者的对立很早就开始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华盛顿在1797年卸任时提出的,终止于1898年美西战争时代,到20世纪初的一战之后,为威尔逊的国际主义思想所取代。孤立主义在一战与二战之间有所回潮,但在美国卷入二战和成为西方世界领袖之后就没有机会重整旗鼓,直到特朗普上台提出“美国第一”和“让美国变得再次伟大”的口号,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得以死灰复燃。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特朗普时代的孤立主义绝不是旧时孤立主义的重复或重演。美国并没有完全退缩到孤立主义时代,因为退缩是不可能的。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早在二战之后就已经深深地嵌入在美国主导建构的世界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格局中,成为了一种世界利益。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最多是一种“卸包袱主义”,即尽量减少乃至摈弃美国所承担的义务,不再当“冤大头”,阻止“搭便车者”后来居上,本质上仍然是保持美国力量的强大与绝对优势地位。这种思想其实早在奥巴马时代就已经形成,在特朗普时代表现得更为透彻和鲁莽。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任何总统,在21世纪都不会完全拥抱孤立主义,因为拥抱孤立主义、放弃全球化,无疑是一种外交自杀。

美国接下来如何走,现在难以预测,但一定不会退缩到孤立主义的路线上去。在国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拜登政府做出努力,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力图恢复美国的领导力,是否能够成功,还有待观察,美国关键还是得先处理好国内的问题。特朗普支持者的怨气不是没有理由的,需要严肃对待。如果特朗普的执政给美国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我想,遗产之一就是它揭示和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以极端政治的方式给了整个美国当头一棒,让美国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意识到这个国家面临的内部困境。

《文化纵横》:当前美国两党依然撕裂。未来,美国人还能否基于其宪法传统,在重大问题上进行谈判和妥协,最终形成共识并加以贯彻?这样的模式还能延续吗?

王希:两党撕裂是当前美国政党政治的症结所在,也是美国政治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特朗普之后,如何重建跨越党派的合作,如何找到两党的共识,都是难题。我们知道,政党政治是18世纪的制宪者们力图回避的,但后来却成了美国政治运作必不可少的一种体制,已经达到不可撼动的地位。过去4年里,以政党划线的极端政治表现得特别充分,特朗普要负很大的责任,但他并不是这种政治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极端政治的发展、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对峙,是同时并进的。新保守主义起源于1960年代,经里根的整合在1980年代形成声势。1990年代中期,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与克林顿总统的立法谈判破裂,导致了联邦政府的关门,此后极端政治便成为一种模式,跨党派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少,重大的改革立法更多的是以党派立场来划线。2017年,特朗普挟大选胜利之威,迫使国会共和党人归顺于他,国会共和党人因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不得不与特朗普站在一起,跨党派合作的空间大大减少。所以,恢复理性的谈判政治,不光取决于拜登与国会之间的交往,更取决于两党内部的反省与权力重组。拜登是一个议会政治的老手,有丰富的政治谈判经验,在重建共识方面,可以发挥相当的作用。另外就是参众两院的政党领袖,他们如何想。他们是否愿意看到另一个特朗普的出现,或是否愿意以国家利益为重、形成一种新的“工作共识”帮助国家度过难关?我想说的是,创建新的“国内共识”将会是美国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任务,这不是仅凭拜登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或任何一届国会的议员的努力可以做到的,需要许多力量的共同努力,包括精英与大众、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都市与乡村、保守派与进步派在内。这看上去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创建共识正是民主体制的使命,也是“美国实验”的主要内容。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再回到“国会山事件”。从1月6日上午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我盯着电视,观看了整个事件,从特朗普的演说到对国会山事件,到最后参议院恢复认证的过程。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历史的人,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但这个经历也带给我很多的思想冲击。让我不止一次想起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的政治。在当天的事件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混乱,但也有一些令人感慨的时刻。譬如,国会大厦的一名警察在与一群闯入者周旋的时候,非常冷静地将后者引开,保护了国会议员的安全,避免了一个可能发生的更坏的结果——即闯入者将国会议员抓获并进行惩罚。另外一个情形也让我印象深刻,即骚乱结束之后的晚上,参议院立即复会,继续认证大选结果,有的共和党议员放弃了先前的立场,有的则继续坚持,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到结束。第二天,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说,当她看到参议院在骚乱结束之后恢复认证程序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为美国民主逃过一劫而感到庆幸。

她的反应让我思考许久,想到1860年大选之后美国分裂、进入内战的情形。当时,美国面临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构性的危机,林肯主张自由劳动、反对奴隶制扩张,他的当选被南部蓄奴州认为是一种政治灾难。南北之间的分歧被简化成是要自由还是要奴隶制,妥协的空间全部消失,内战不可避免。美国目前的面临的危机也带有结构性和综合性的问题,但21世纪的美国不再是19世纪中叶的美国,联邦政府不再是一个羸弱不堪的政府,经过两个多世纪积累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文明也不会被随意摧毁。但美国人的确需要找到新的共识的基础,需要为建立这种新的共识而努力,这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必须共同面临的挑战。

关于作者

王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博士 (1993) ,哈佛大学杜波伊斯研究所博士后 (1993-94) ,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1994- ) 。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十九世纪美国史,非裔美国人史,美国宪政史,公共史学。著有:The Trial of Democracy: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 1860-1910 (1997, 2012)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增订版,2014)。译有:《美国自由的故事》 (2002, 2018) ,《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 (2010, 2017) ,《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 (1863-1877) 》 (2021) 。曾任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主编 (2003-2014)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 (OAH) 国际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5-2008) 、特聘教授 (2008-2020) 。

来源时间:2021/5/3   发布时间:2021/4/30

旧文章ID:24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