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健  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当地时间4月28日晚9点，拜登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就任百日演说”。 毫不意外，他在演讲中不忘提及中国，将中国视为一个正逐步逼近的追赶者，呼吁美国要行动起来，赢得21世纪全球经济控制权的竞争。 拜登执政后，美国寻回盟友，重返多边，在中东收缩，在印太扩张，以价值观为外衣推出一套套对华遏制政策。 那么，美国认为的中美关系是在合作的领域合作，在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对抗的领域对抗，真能切割得如此分明吗?同时，美国新的战略调整，能如其所愿吗?观察者网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

【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到4月底，正好是拜登执政百日，外界必然关注其推出的内外新政;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中不少政策的矛头指向中国，您对此作何评价?

王健：我们现在看拜登的“百日新政”，内政外交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矛头对着中国。在外交层面，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依然将中国作为主要威胁。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将经济、外交、军事、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国际体系产生持续挑战的一个潜在竞争对手。目前，又在审议《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重点是与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

二是以所谓维护国际规则、捍卫共同价值为基础来构建同盟关系。美国之所以要加强同盟关系，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仅靠自身单独的力量难以遏制中国。实际上在特朗普时期，就有美国智库报告称，缺少盟国支持，美国当下无力应对中国的挑战。拜登在2020年3—4月号的《外交事务》发表竞选文章就表示要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领域的规则。拜登上台后，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

国务卿布林肯在多次谈话中强调，与中国在商业领域打交道，我们必须和遇到同样问题的国家联合起来，这比美国单打独斗要有效得多，因为美国只占到世界GDP的25%，但如果和欧洲等其他国家联合起来，GDP可能就会占到40%-60%，中国将难以忽视联盟的力量。在对华高科技封锁方面，同样如此，甚至该领域的联盟更为突出。最近印太四国峰会上，建立了“关键技术和新型技术工作组”，要根据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应用。

美国此次组建联盟的一个抓手，就是倡导所谓的共同价值和遵守国际规则，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自己也认识到盟友跟中国的关系是多重、多样的，特别是与中国都有比较紧密的经济联系，要他们完全选边还是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只能从所谓意识形态和规则等共同点入手。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表面上好像不涉及经济、科技，但在结盟过程中美国将人权等价值规则不断地外溢、嵌套进去。比如，将高科技分为专制的科技和民主的科技;在人工智能方面，要求遵守人权规范;最近，美国带头炒作新疆问题，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借口和西方大国一起对华实行联合制裁。表面是人权问题，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欧盟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欧盟议会已暂停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定。美国在努力设立一道贸易和技术交流的价值壁垒。

三是重返国际多边机构。与特朗普退群不一样的是，拜登政府很积极地返群，一上任就重新回到世界卫生组织，重返巴黎气候协定，还要参加2022年至2024年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选举。其目的，正如布林肯所说的，就是要重新夺回在国际组织规则方面的话语权，而不是拱手让给中国，从而利用国际多边机构作为盟国体系之外另一个打压中国的平台。拜登不是重返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且利用多边机构搞反华小团体。

内政方面，美国主要是通过《美国救援计划》，提出《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共计投入6万亿美元加强国内竞争力，争取赢得同中国的全球竞争。

观察者网：最近外界比较关注气候合作议题。前些天，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正式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峰会。前不久，克里访华谈气候，但同时拜登派出非正式代表团到台湾，您怎么看?鉴于目前的中美关系，气候问题被视为双方有望合作的议题，你怎么看待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王健：按布林肯的说法，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在合作的领域合作，在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对抗的领域对抗，他想把这些议题分离开来。

气候变化属于美国方面认为可以跟中国开展合作、也需要中国帮助的一个领域。最近克里访华谈气候变化问题，中美还是发了联合声明，这在当下时间点也是不容易的。而且我看了公告，中美发表的内容基本一致，谈得也比较丰富。其实，中国在合作方面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了领导人气候峰会。中方也愿意在防止核扩散、全球反恐、医疗卫生等全球问题上加强合作，增加彼此互信，逐渐解决其他问题。但现在美国是试图切割，认为气候变化跟其他问题不联系。所以在克里访华期间，美国还派一个非正式代表团访问台湾，似乎想强调这一点。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气候问题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领域，但实际上里面也充满着竞争。我们可以从最近美国2.3万亿就业计划中的基建项目看到，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都包括在里面。这本来应该可以成为中美之间良好合作的一个领域，但就其国内反响来看，美国是不太愿意拿出这块市场的，很有可能会用各种所谓价值、劳动等标准来阻止中国的产品、技术参与到美国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上来;甚至还可能跟我们在相关技术产品领域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因为美国把绿色基建、绿色制造等产业视为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参议员卢比奥就提出要明确法案中的钱不能流向中国，“不买中国货 ”。所以，在制定减排目标方面，中美可能有合作，但在怎么推进减排、怎么发展绿色产业方面还会存在竞争。

观察者网：确实，前段时间，也有说法是，下一阶段的能源革命可能是继5G之后的另一场“军备竞赛”。

王健：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15万亿美元，竞争将非常激烈。美国现在基本上把未来经济发展寄希望于此，因为新能源领域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工业体系。在传统制造业，我们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而且从成本上来说，美国也不可能真的把一些传统制造业搬回国内，但在新能源方面美国认为必须要领先中国，不能再输了。为此，一方面大量投资新能源技术和生产，另一方面势必会采取种种手段来阻止中国相关产业发展。比如，以强迫劳动为借口限制进口新疆生产的太阳能多晶硅。目前，美国国务院正与商务部等计划封杀产自新疆的太阳能多晶硅，拟立法禁止从新疆进口多晶硅及其产品，此举即可打击中国实力雄厚的太阳能产业，又可扶持拜登所提倡的美国新能源产业。未来能源革命领域的竞争会非常残酷。

观察者网：那回到美国在亚洲的行动，在这一轮的美国盟友回归当中，日本的表现是比较抢眼的。外界的一个感受是，一般美国新政府上台，日本向美国寻求日美安保条约的确认是一个常规操作，但这次仿佛超过了一般的确认程序，因为这关乎到中国周边是否安定，比如台海、南海、印太等等，您怎么看最近日美之间的交流?

王健：我觉得在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以后，日本对华政策、包括对华外交的心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将中国视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威胁。在安倍时期，中日关系似乎有所回暖，当时的主要背景是全球疫情爆发、特朗普政府对日本的冷落，所以日本希望跟中国的关系有适当改善，以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

但是拜登上台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定位比较明确，中国是首要竞争对手，其次更加重视同盟的作用，再加上不久前围绕《中国海警法》的争议等等，日本国内的一批亲美保守力量就开始大肆炒作中国的安全威胁。鉴于菅义伟政权国内疫情防控不力，内阁丑闻不断，自民党的支持率比较低，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就对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形成了挑战。

从美日共同发布的《新时代美日全球伙伴关系》这一声明来看，已经超过了日美安保条约的一些范畴，包括台海、技术等等。应该说，在中美之间，可能原来日本还不愿意公开站队，那么这次它的站位就比较清晰了。共同声明中特别提到，鉴于当前地区形势和复杂的安全环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因此要建立新时代的联盟。

不仅是在安全问题上加强了美日安保同盟，而且还不断扩大了联盟合作范围，比如在经济领域扩大与美国的勾连，特别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地球物理、量子计算等领域的联合研究等。此前，拜登政府发起“供应链百日审查”，包括芯片等半导体材料、稀土等稀有金属、原料药、高容量电池等。在不久前召开的美日印澳四国峰会上，四方试图通过在技术、资金、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重新打造一条稀土采购生产链，以对抗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可见，日本已经深度参与到美国对中国遏制和脱钩进程中去了。

观察者网：对，美日也提出要共同出资，开发6G。

王健：在美国看来，当前的中美竞争中，军事冲突还不是一个可用的手段，剩下就是技术手段。现在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盯得很紧，一个是日本，另一个就是台湾地区。其实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遏制丝毫没有减弱，反而使用联盟的手段施加更大的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越来越长，前不久超算上了“黑名单”，并计划对生产14纳米以下芯片的中国企业都要采取对华为那样的措施——只要你用了美国的硬件软件，就不能卖给中国企业。现在14纳米的芯片中国基本上可以做，所以它竭力打压14纳米以下的。

除了与盟国加强高科技合作外，美国目前也在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尤其希望自己在关键技术上领先中国两代，保持绝对优势。4月9日，白宫公布了总统2022财年1.52万亿财政预算案中，大多用于教育、医疗保健、科研和可再生能源的预算。其中，增幅最大的是教育，从730亿美元预算增至1028亿，增幅达40.8%。最近，美国还要讨论《无尽边疆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在5年内投入1100亿美元推进美国的技术研发。

观察者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盟友就是韩国，不过相较日本的表现，韩国的对华立场明显要和缓很多，包括美韩2+2会谈，新任外长郑义溶访华，韩国会不会成为美国在东亚打造盟友关系的一个例外?

王健：相对日本，目前韩国在中美之间还是保持着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韩方多次拒绝参加四国集团的活动。大概有几方面原因：一是韩国对中国经济依赖比较大，像半导体产业跟中国的关系很密切。二是在朝核问题上韩国离不开中国，需要中国发挥积极作用。三是韩日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也会给美日韩三方关系的建构带来阻碍。

当然，作为东亚重要一环，美国不会轻易放弃韩国，实际上也一直没有放弃构建美日韩三国同盟。最近克里访华结束后的下一站就是韩国，他表面上表示理解韩国的处境，在回答关于美国是否期待韩国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时，就指出这取决于韩国政府的决定。

这次美国的同盟新战略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面上比较尊重盟国的感受——似乎不需要你挑边，甚至声称不是特别针对中国，只是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还是在拉拢，组成小集团。在美日共同声明中，就特别提及美日韩三边合作对地区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事实上，美国也正在这么做，积极撮合韩日改善关系，加强与韩国的沟通，期待能结成美日韩三国同盟。美国多次宣称，韩日关系无比重要，要继续扩大美日韩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4月初美日韩三方的国家安全顾问在美国有一次对话，这是拜登上台后第一次国家安全顾问级别的多边对话。这反映出美国对扩大和深化美日韩三国同盟的重视程度。我们要看到美国对韩日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也要看到韩国国内的保守派与文在寅政府对华的态度不一样。明年韩国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一旦保守派上台，可能会对韩国的对华政策有些负面影响。所以，走势究竟如何，还得继续观察。只能说就目前而言，韩国与构建美日韩三方反华同盟，保持一定距离。

观察者网：对韩国国内局势的担心是有必要的，最近首尔、釜山的市长补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大败。

王健：是的，而且韩国民间也存在对华不友好的声音。最近韩国江原道地区想建一个中国综合文化城项目，遭到不少民众反对。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请教您一些中东的问题。我们以中美安克雷奇对话后的声明框架来看，除了气候之外，伊核协议和阿富汗是明显摆在中美合作议题当中的。最近伊核协议重启谈判，但目前还只是各自表态，没有具体推进，美国表示愿意放弃制裁，但伊朗认为没有进展，中间又因为核设施断电问题，扯上与以色列的矛盾，所以还是一个问题，怎么来破局?因为这本身也关系到美国中东政策的变化，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但对拜登政府来讲，这是奥巴马时代最重要的外交遗产。第二，美伊各自手中有些什么牌能够打?

王健：拜登的竞选主张中就包含重返伊核协定，这和他上台后实行的重视多边、重返多边、加强盟国合作是一致的。

美国重返伊核谈判，一方面是解决美伊关系，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重返伊核协定来加强盟国之间的战略协调、赢得盟国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把伊核问题纳入到美国整个中东战略中去考虑。

当前美国整个中东战略在相对收缩，这个迹象是很明显的。那么，在收缩的情况下，需要通过美伊关系的适当改善、缓和，来确保加强自身对中东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不受影响。

现在伊核重启了谈判，但美伊还是间接地谈，第一轮也没有结果，主要原因还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也就是谁先让步。伊朗方面立场很明确，美国要把对伊制裁全部取消，我才回到以前。美国则认为，伊朗已经突破了当时伊核协议的一些限制，所以你先要回到框架内，再逐渐取消制裁。双方就僵在这里。

应该说，首次谈判以后，美国还是释放了一些信号，明确表示会解除一部分制裁，但问题是伊朗要求全面解除制裁，包括相关的对个人制裁。第一轮谈判之后，伊朗又重新启动了最新型的离心机，生产60%浓度的浓缩铀，实际上是在对美国施压。

至于各自手上的牌，我觉得伊朗手中的牌就是其自身在中东的地区影响力，特别是在一些什叶派国家当中。即便遭到美国的严厉制裁和极限施压，但经济还能顶得住，至少伊朗政府也没有垮台。而且这几年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有所提升。可见，如果美国不主动改善、而是进一步施压的话，并不能让伊朗让步。

同时，伊朗国内的反弹力量也会越大。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就是2020年3月，内贾德为首的保守派在议会赢得绝对优势。外部有压力，保守派势力就会越来越大，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没有特殊的外部变化，保守派在议会取得绝对优势往往会成为下一届总统大选——也就是今年6月——的一个风向标。一旦保守派上台，对伊美关系、包括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影响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从时间上来看，优势并不在美国一边，一旦错过鲁哈尼改革派在台上的时间窗口，再想重新恢复伊核协议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保守派本身就反对伊核协议，当时也是鲁哈尼上台以后才谈下来的，而且谈判结束后鲁哈尼遭到国内指责，批评其让步太多。所以真正要破局，还得美方采取主动，况且事实上也是美方破坏协议在先，那么恢复也应该是美方主动。

伊朗此前也一直对外表示，伊朗方面现在突破伊核协议，主要是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擅自退出的不满与抗议，但是伊朗也说了，任何突破都是可逆的，一旦美方解除制裁、重新恢复协议的完整性，那么我也可以撤回到原来的协议规定里面。

观察者网：不过，现在也有一种说法，是美国会不会借这次伊核协议重启谈判的机会对过去的协议打补丁。其实当时的奥巴马政府也在美国国内受到很多指责。

王健：我觉得伊朗不会接受，伊朗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不谈新的协定，先恢复到原来的伊核协定再说。美国国内主要的反对声音、包括特朗普在内，认为没有将所谓的弹道导弹纳入伊核协定。但是就这一点，我想伊朗不会让步，弹道导弹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太重要了。

观察者网：这次重启谈判，作为六方会谈之一的中国也表态了。从近期的中东新闻来看，外界也关注到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似乎在增加，比如3月王毅外长走访中东六国，期间中伊签署25年合作协议。现在谈伊朗问题，也离不开中伊关系取得突破的背景。最新签署的中伊25年协议，意味着什么?

王健：其实从去年开始，对所谓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就有讨论，包括伊朗方面也透露了一些内容。中伊协议本身是一个双边协议，跟伊核协定没什么关联。中国对伊核协定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中国积极参与了每一次谈判，没有落下，而且在后来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中国也都参与承担了不少工作，是积极推动方。

中伊之间原本就有比较好的关系，特别是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三国，其中一站就是伊朗。在这个访问过程中，中伊两国将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层面。此后，中伊就在酝酿探讨如何根据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需求制定相关合作协议。这个过程中多多少少也受到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等的影响。但经过双方努力，今年3月在王毅外长访问期间正式签署，也是来之不易。一方面是中伊两国关系深化的具体成果，另一方面在当前大的国际格局下，中东也是中国需要争取的一个重要地区，面对美方打压，我们亟需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中伊双边协定并不针对第三方，或者跟其他协议挂钩，协议反映的是双方的需求。

观察者网：伊核协议必然要放到美国整体的中东政策下去观察，特朗普曾做了巨大调整，除了伊核之外还包括巴以问题。现在伊核协议重启谈判，以色列已经有所反应。拜登是否会再次做出一些回调，会如何平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些友好国家或利益方?

王健：截止目前，拜登对特朗普时期的中东政策还是做了较大调整，当然特朗普在中东为美国获得的一些实际利益，拜登也没有放弃，像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那就不会再迁回去了。

现在美国主要的战略重点在印太，特别是中国，所以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奥巴马时期，美国已经提出“重返亚洲”，到现在为止除了少量在中东地区有美国人伤亡、或是有巨大恐怖威胁的时候，美国才会实施一些军事行动，基本不会再有更多的军事投入了。布林肯就讲得更直白了，美国要推广民主，但再也不会去用军事手段推翻一个非民主的政权。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做法效果不行。我看到一个数据，美国在中东的两场战争花了6万亿。美国国力为什么衰落?他们自己也在检讨，按照前总统卡特的说法，美国不能怪中国，人家在搞建设，我们在打仗。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提到中东的地方不多，中东已经不是重点。

其次，拜登上台后，重拾所谓的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等民主党的外交传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上来就停止军售武器给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对胡塞武装定性，主要是为了解决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为了区别特朗普过分偏袒以色列，拜登有意拖延与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是美国最好的盟国之一，但这通话比中美还晚。同时表示要推进“两国方案”。另外，还发布了中央情报局关于沙特政府在卡舒吉被害案中作用的评估报告，认为沙特王储批准了行动，虽然没有对王储本人实施制裁，但对他身边的一些参与者还是实施了严厉制裁。

再次，美国还是在中东地区推动联盟，将其全球联盟战略与地区联盟战略联系起来。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美国重返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伊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现在也试图逐渐在北约的框架内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

拜登政府在中东的战术选择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内在矛盾和冲突。比如和伊朗谈，沙特、以色列不高兴。这本质上反映出美国当前的中东战略与全球战略协调之间还很难对接。从全球战略来讲，某些地方要再调整，比如在伊核问题上就要与欧盟采取比较相近的立场，再比如战略重点转移到印太，那么在中东只能靠对地区大国之间的离岸平衡，这就需要美国在中东各大力量之间保有话语权。总的来说，中东地区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但它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可能更多的通过同盟关系，地区大国发挥作用，来达到所谓的离岸平衡，这是最节省资源的战略。

观察者网：对，其实最近的阿富汗撤军也是一样的道理。尽管拜登宣布了最终时间，但美国国内也意见不一。外界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战略收缩或是撤军，今后是否会有其他第三方势力介入填补“真空”?另外在阿富汗，中国是否会参与其战后重建?

王健：阿富汗其实也成了美国的一个战略负担。20年，大概花2万亿美元，所以说美国人的钱都不是在搞基建，而是在打仗。当前美国有了优先战略选项，从阿富汗撤军符合其战略调整。

按照特朗普任内达成的美塔协定，美国应该在5月1日前全面撤军。美国国内之所以犹豫，主要还是美国情报部门比较担心撤军以后，阿富汗会不会重新恢复到被塔利班控制的局面，对阿富汗政府造成威胁，所以美方花了一段时间进行评估。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拜登于4月14日做出决定，从5月1日开始撤军，一直到9月11日全部撤出剩余的美军。

第二，美方撤军还需要和北约协调。但是如果5月之前不撤军，那美国等于是违反协定，所以无论如何，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要做出来。

4月18号，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我们20年前去阿富汗，是因为911攻击，要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针对美国或任何盟友发起恐怖主义袭击的避风港。他认为美国已经实现了目标，但其实这场战争持续了20年，当地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恐怖主义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撤军本质上还是战略转移。当然，能否在911前完全撤军，仍存在不确定性，主要看撤军过程中，塔利班是否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很重要。

至于中国在阿富汗重建当中的作用，实际上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和管道，我们很早就跟塔利班建立联系，也努力说服塔利班参与到阿富汗民族和解过程中去，还搞了中巴阿三方外长对话机制，效果也很不错。在上合组织还专门建立了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机制，特别是中国提出的“阿人主导、阿人所有”这一主张在阿富汗各个政治势力中得到认可。

那么，是不是美国撤军后，中国就会填补空白，我觉得军事控制的“真空”中国不可能去填，当然，如何在撤军过程中、特别是撤军以后，保持阿富汗的稳定发展，尤其是防止恐怖主义重新抬头，是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非常关切的问题。同时，阿富汗是我们的邻国，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打击三股势力的前沿，中国一直积极参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今后也会通过与各方政治力量的沟通和其他多边平台的参与，在促进阿富汗稳定与发展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离岸平衡”这个特点，很有启发。现在美国的说法是，战略收缩是为了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更多应对中国。今天我们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50年前从民间活动开始，再到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有了历史性突破。这并非一蹴而就，当时有冷战大格局，美国在内外困境之下的战略收缩。有时候会想历史有没有映照，50年前是越战泥淖，50年后会不会是印太泥淖，华盛顿一方面高呼国内优先，是收缩的，但另一方面又扩大亚太布局，如何看待当下华盛顿的战略抉择?

王健：在冷战两极格局中，美国把苏联作为主要威胁;但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已逐步将中国作为首要威胁，先是重返亚太，再扩大到印太，集中自身的战略力量遏制中国，这是比较明确的。它的战略收缩是对现有战略资源的调整和优化，一是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并通过盟国关系来放大自己的战略资源，加强对中国的遏制防范，二是将更多资源投到国内。拜登也承认，美国国力相对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这次大选中反映出来的种族问题，各阶层收入差距，基础设施落后，教育科技投入不足、行政、立法效率不高，一定程度上跟它的制度、以及在全球化中的应对都有关联。

所以，美国的对华遏制是内外两手。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现在美国讨论任何一个比较大的投资方案，例如2.3万亿美元的就业计划，都是拿中国来说事。比如基建，美国就说与中国比差太多了，美国的基础设施现在只排世界第13位，要到2030年才实现美国全国宽带网络。在高科技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现在美国的评估是六大指标中美目前是一半对一半，再不追赶，要被中国甩到身后了。当然，这个2万多亿美元的计划能不能过还是个问题，因为钱从哪里来?拜登提出把21%的税增到28%，反对声音不小。最近，共和党提出了一个稍微小点的方案，先通过8000亿，然后再一个一个慢慢过，税先调到25%，但依然有争议，所以连美国人自己都说，可能最后帮中国的是共和党，因为在国会反对此方案。

此外，我们前面就提到，美国的这些内外政策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协调嵌套的。比如所谓的人权问题，它以此为借口阻止购买中国产品，趁机占领国际市场。内外两手相互交织产生对华合力，这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50年前，小球转动大球是真正改变了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有波折有起伏，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双方能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尊重对方的制度文化，凡是这一点谈不通的时候，就会出问题。现在部分美国人热衷的所谓“新冷战”，其实就是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发展，把中国发展视为制度性挑战。

当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当时的战略考量，制度方面的差异没有影响战略合作。在《上海公报》中很明确地提到了承认双方存在的分歧，特别是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要相互尊重。尼克松讲得更清楚，我是为了美国利益而来，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制度信仰，而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期望。也就是说，战略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的基础之上的 。

当然，今天美国面对中国的发展，可能有一种制度竞争的内在焦虑。拜登和布林肯等多次表示，要证明西方政治体制并非历史遗产，而是发展和走向未来的最佳方式。其实，中国从来无意否定他国制度，一直主张和而不同。不同制度即使客观上存在竞争，依然不应该影响到今天的战略合作。制度差异不应导致零和博弈。

现在中美之间有没有战略合作需求呢，我认为还是有的。有些全球性的问题离开中美两个国家是没办法解决的，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拿新冠疫情来说，这是全球化深入发展以来，国际社会应对得最差的一次，以前也碰到过公共卫生危机，金融危机等等，大家就是联手克服的。像现在这样不联手，造成的实质损害大大超过预想。所以中美关系应该站得更高一些，要从全球和人类的高度处理双边关系，应该对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做出更大贡献。

我记得以前傅高义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中美站在一起是为了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可见，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中美两国负有很大的责任。双方有竞争很正常，良性竞争可以促进双方互相学习，增强内部改革创新动力，从而增加双方国内和全球福利。双方应该是赛跑而不是拳击。

(本次采访为上海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纪念活动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体育总会、上海体育学院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

来源时间：2021/5/3   发布时间：20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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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池佳曈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美国的枪击案件屡见报端，成为社会安全危机的诱因之一。美东时间3月16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枪击事件导致8人死亡。22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枪击事件导致10人死亡。23日，拜登敦促国会立法禁止私人持有杀伤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夹，以堵上持枪背景审查系统留下的漏洞。由于各方立场的复杂性，美国枪支管控问题曾一度陷入胶着，而不断发生的枪击案则构成了推动变革的动力。本文围绕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展开，聚焦近期美国枪支争议的各方立场，探究拜登政府能否推进枪支暴力问题的控制。

美国枪支管制问题演变及影响因素

美国民间持枪的历史始自17世纪英国殖民者扩张至北美，由此枪支泛滥所造成的恶性犯罪事件层出不穷。枪支泛滥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息息相关，法案规定：“纪律良好的民兵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剥夺。”根据这一规定，宪法赋予了民众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围绕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不同理解，存在两种立场截然对立的学说：“公共权利说”(collective right theory)和“个人权利说”(individual right theory)，前者主张法案意在维持各州的民兵组织，个人持枪仅仅是为了保护州集体的自由;后者认为该法案保护作为自然权利的个人自卫权，对枪械进行管制就有违宪之嫌，两种观点的对立是在枪支问题上产生社会分歧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枪支犯罪问题越发严重，枪支管制的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60年代肯尼迪总统、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相继被枪杀，枪支管制问题进一步受到重视，联邦政府正式开启枪支管制立法进程。

经过参众两院的激烈辩论，1968年美国通过《枪支管制法》，规定枪支只能由挂牌经销商出售，不能非法经营并严禁邮购，对被起诉者、逃犯、非法移民、精神病患者等人禁止拥有枪支，并限制销售能将半自动武器改为自动武器的升级包。该法案标志着枪支管制问题上向前迈进一大步，被视为30年代以来国会通过的最为实质性的枪支管制法案。然而随着1986年《火器拥有者保护法》的通过，在重申保护美国公民持枪的宪法权利后，放宽了1968 年法案中对长枪的跨州交易的限制，废除了对购枪者记录的部分要求，以及对私人持有机枪的禁令。不难看出，1986年法案是枪支管制运动的一次倒退。此后，枪支管制运动受到挫折，全美步枪协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1990年之后，美国的枪杀案件锐增，国会颁布的立法近10项。90年代前半期，主张枪支管制的力量抓住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的良好契机，推动通过《布雷迪法》，规定民众购买枪支前需强制进入“等待期”并进行背景审查，同时禁止19种攻击性枪支的制造、销售和进口，推动管制运动达到新高潮。1996年，国会在《财政、邮政和联邦拨款综合法》中要求对赎枪者进行背景检查。《1997年联邦家庭暴力枪支禁止法》则禁止犯有家暴罪者购买枪支。2004年《执法人员安全法》允许在岗或者退休警察携带被隐藏的枪支，2005年《保护合法枪支贸易法案》使得枪支制造商及经销商在此类案件中获得更大豁免权。

纵观美国枪支管控立法的历史进程，尽管随着政策的不断发展相关规定的细节不断完善，上述法律似乎涉及到控枪政策的各个方面，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但在实践中却难如人意，伤亡最为惨重的十次枪击事件中八次发生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有近四万人成为枪支暴力的受害者。不难看出，枪支管控立法的演变是一个不断“推拉”的矛盾过程，“拥枪”与“控枪”的主张多次交锋。这一趋势不仅受到民主共和两党分歧的影响，还源于根深蒂固枪支文化与利益集团的较量。

在当今美国社会，持枪权构成了保守派与自由派文化战争的战场之一，在这一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分歧尤为明显。自上世纪80年代起，枪支管制问题就成为了总统选举中的重要议题和选举战略中的“楔子”，不仅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同样影响国会选举。民主党更多地被认为主张管制枪支，而共和党则反对枪械管制。一般来说，当国会和白宫主要由民主党人所主导时，枪支运动往往能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突破。而当共和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枪支管制运动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向后倒退的趋势。

美国的枪支文化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独立战争期间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军队力量对比悬殊，但正是大量民兵的参与促使美国取得了战争胜利。在许多美国人眼中，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手一支枪”的武装。人民持枪反抗暴政的行为经过战争洗礼，加冕为枪支文化的底色，成为美国独立与富强的标志。就现实因素而言，美国的枪支文化受到战争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的枪支产业不断发展成熟。20世纪中后期，美国枪支产业开始向好莱坞及游戏制作商靠拢，与人民生活进一步接轨。200多年来，枪支文化渗透到美国的每个角落，对于自由和独立的诉求以枪支为寄托，成为影响美国枪支管控的因素之一。

全美步枪协会于1871年由国民警卫队和退休军官创立，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开始涉足政治。20世纪70年代，在国会控枪法案日益增多的情况下，NRA成立立法事务部和整治行动委员会以影响国会的枪支立法，它以反对枪支管控为己任，完成了向举足轻重的利益集团的转变。此后，这一“社会福利”组织自我标榜其使命是“保卫和捍卫美国宪法，推动公共安全、法律和秩序及国家防务”。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NRA的会员人数剧增，在2012年高达430多万。NRA在2010年从支持者手中募得2.53亿美元，这一数额是全国最大的控枪团体“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运动”(Brady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所募集的42倍，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单一议题利益集团。

在讨论枪支管制问题时，全美步枪协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NRA凭借雄厚的人力与财力，通过实施政治捐赠的方式影响选举，鼓动会员打电话、写信向议员施压等方式影响国会的枪支立法，推动公共舆论向主张放宽枪支控制的方向转变。

“无望的困局”?

——拜登政府的枪支管制政策

1. 拜登执政时期枪支管制的脉络与走向

几十年来，拜登在有关枪支管制的重大立法斗争中拥护旨在加强对枪支及其拥有者的管理规定。1993年拜登担任参议员时期，在国会主持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雷迪手枪暴力预防法》(Brady Handgun Violence Prevention Act)。一年后，拜登担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时，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杀伤性武器的立法，但在10年后期满失效。此后，国会未能通过新的控枪法案。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奥巴马与拜登宣布了23项相对温和的行政命令，并呼吁国会通过关于普遍背景调查、禁止高容量的枪夹等方面的法律。然而特朗普上台后便迅速推翻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控枪行政命令，并多次发表演讲支持公民自由持枪的权利，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进行枪支管控的努力大打折扣。

作为总统，现今拜登的处境与担任副总统时有相似之处：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制止大规模枪击事件，并与保守的枪支拥有者及其政治盟友抗衡。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拜登提出了有史以来总统候选人中范围最广的枪支管制主张，承诺恢复杀伤性武器禁令，制定自愿的枪支回购计划，并在任职的第一天向国会发送法案以废除对枪支制造商的责任担保并关闭背景检查漏洞。自拜登上任以来，对于疫情管控、经济恢复等议题的关注使得枪支管控的优先级相对靠后。随着一系列枪击事件的发生，在来自各界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4月8日宣布将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来应对美国国内枪支泛滥的顽疾，并敦促呼吁国会参议院立即通过众议院此前批准的枪支法案，加强控枪立法。

拜登政府宣布的行政措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司法部在30天内就制止“幽灵枪”(Ghost gun)的扩散发布拟议规定。幽灵枪是指个人通过购买部件自行加工组装的枪支，故其没有可追溯的生产序列号。“我希望可以依据《枪支控制法》把这些(枪支)部件视同为枪支。”拜登在讲话中说道。幽灵枪对犯罪组织和右翼极端分子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希望获得不需要任何背景检查的无法追踪的枪支，而这一措施可以减缓新型枪支不受限制地扩散的态势，在一系列行政措施中最具实质性与可操作性。

第二，在60天内就加强手枪“稳定支架”的管制发布单独规定。给手枪加装绑手枪托可使其变成杀伤力更强、更精确的“步枪”，而手枪比起步枪在美国受到更少的法律监管。据报道，3月发生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大规模枪击案中，造成10人死亡的嫌疑人就使用了绑手枪托。

第三，在60天内发布限制有自杀倾向或可能对他人构成危险的人获得枪支的“红旗”法规(“red flag” legislation)，该法律旨在防止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拥有枪支。这项措施将使警官和家庭成员向法院请愿，以暂时从可能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危险的人身上移走枪支。此外，司法部将就美国枪支走私情况发布21年来的首份报告，联邦政府也将加大对“以非监禁手段减少城市枪支暴力”社区项目的资金投入。

在立法层面步履维艰的前提下，拜登试图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对频发的枪支暴力事件作出回应，短时间内能够绕开两党的相互掣肘，使枪支的来源与使用保留在更加可控的范围内，但并非长久之计。

2. 民主党的初步尝试：众议院通过两项枪支安全法案

在投票前的辩论中，民主党人表示，减少美国枪支暴力的途径是通过国会立法阻止杀伤性武器落入不负责任的人手中。共和党人则认为，多数枪支犯罪并非合法购枪者所为，加强背景调查不能有效阻止重大枪击事件发生，反将妨碍一些需要拥枪自卫的人及时获得枪支。在拜登政府支持下，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于3月11日通过两项加强购枪背景调查的法案，试图加强对枪支销售和转让的背景调查，确保被禁止拥有枪支的个人无法获得枪支。

2015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一座黑人教堂，白人至上主义者鲁夫枪杀9名黑人教徒。调查显示，鲁夫购枪前的犯罪记录未能被背景调查人员及时获取，正是背景调查方面的疏漏酿成了悲剧。根据美国现行法律，有营业执照的枪支经销商需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但无照销售商和私人转让枪支无须这样做，使得一些枪支可以在所需的背景检查完成之前由持牌枪支经销商转让，这一缺陷被称为“查尔斯顿漏洞”(Charleston Loophole)。查尔斯顿漏洞允许某人在3天后仍未完成背景检查的情况下购买枪支，而《强化背景调查法》则规定，针对购枪者的购枪前背景调查时长延长至10天。此外，枪支证明漏洞(gun show loophole)允许未经许可的交易商在没有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买卖枪支，推动这一立法的民主党人认为《跨党派背景调查法》对其进行了填补。法案就无照售枪、网络售枪和私人枪支转让的背景调查做出规定，但对家人间作为礼品馈赠的枪支转让等少数情形予以豁免。

虽然《强化背景调查法》与《跨党派背景调查法》在众议院取得阶段性胜利，但由于两党在国会参议院各占50席，参议院的立法门槛为60票，因此民主党人不仅需要巩固自己所有的支持者，而且还必须说服10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在众议院的阶段性胜利有可能画上句号，法案在国会通过的前景难言乐观。

拜登政府枪支

管制政策的动力与阻力

1. 动力

民主党推动枪支管控法案的热情高涨事出有因，一方面全美最大的支持枪支的利益团体全美步枪协会运行陷入困境，从反面推动控枪进程;另一方面近些年来频发的针对少数族裔的枪支暴力案件呼吁联邦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管控措施。

(1)NRA的运行陷入困境

2019年9月，基于数年间大规模扫射屠杀频发，旧金山市议会通过决议将全国步枪协会列为“美国国内恐怖组织”并呼吁全国更多州和联邦采相同立场。旧金山市议会认为全国步枪协会支持无限制拥枪权的基础意识形态并利用政治力推广，民间众多附随组织中也包含长期传播用暴力捍卫拥枪的暗示，已经符合恐怖组织特征，并对每年众多因枪死亡者负有重大责任。根据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数据，2016年NRA在政治宣传上花费了5440万美元，2020年这一支出降至2940万美元，其政治影响力大大减弱。2021年1月15日，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申请破产保护，据路透社分析，此举是为了躲避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的诉讼。

在短短的几年内，NRA已经从也许是美国最强大的政治游说团体跌落到破产阴影中。NRA似乎认为申请破产能够解决其所有政治、财务与法律问题，但这一行为却恰是其财务管理不善、游说行为的无能为力的重要论据。全美步枪协会的运行困境为枪支管制减小了阻力，与此同时，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控的团体也在采取行动。布雷迪预防枪支暴力运动主席克里斯·布朗花费多年的时间来推动原始的背景调查法案，维护着各种各样的新法律的同时对现有法律进行了调整，并且支持在健康和福利方面进行投资以遏制该国的枪支暴力行为。布朗指出：“我们用这类法律挽救的每一条生命都是值得的。”

(2)种族问题紧迫性推动枪支管控进程

随着美国种族问题的日益激化，枪支暴力展现出新的特征，主要受害者范围从以往的妇女和儿童不断向外扩展，少数族裔也成为了枪口瞄准的目标。白人民族主义者抓住了通过幽灵枪建造秘密武器库的机会，对于枪支暴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布雷迪政策副总裁克里斯蒂安·海恩(Christian Heyne)称：“幽灵枪对有色人种社区的枪支暴力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并破坏了强有力的枪支法律。”

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随着仇恨亚裔的论调甚嚣尘上，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也屡屡发生。亚特兰大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亚裔。此外，黑人也是枪支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拜登在致辞中提出，除了大规模枪击事件外，枪支暴力仍然是15岁至34岁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白人平均每户拥枪比例是西班牙人的二倍，大约有十分之七的拉丁裔选民(68%)称，枪支法律应比今天严格。随着少数族裔的声音逐渐增大，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无数枪支暴力受害者的悲惨遭遇不仅引起人们的哀悼，也推动民众对于枪支管控的情绪日益高涨。面对“分裂”的社会与尖锐的种族矛盾，枪支管控虽然难以根除问题，但客观上有利于为凝聚各方共识提供切入点，并进一步缓和冲突与对立。

2. 阻力

尽管枪击案的再度发生敦促拜登政府尽快采取管制措施，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依然面对着重重阻力。拜登曾表示控枪问题“不是、也不应是党派问题”，但事实上民主共和两党在该问题上历来分歧尖锐，国会的政治极化无疑阻碍着法案的通过，使得枪支管制立法措施的推进陷入困境。

(1)民主党内部分歧

虽然民主党目前控制众议院和白宫，但其阵营内部立场并非一致。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中间派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就曾明确表示不支持众议院通过的两项枪支安全法案，并致力于通过他的更加严格的曼钦-图密妥协法案(Manchin-Toomey compromise bill)，将背景调查扩大到所有商用枪支销售。民主党内部曼钦的反对者凸显出在解决枪支管制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在一系列枪击案发生的背景下仍然面临着采取措施的压力，这对于他们的选民来说至关重要。曼钦的立场表明甚至在民主党占据领导地位的众议院内，党内领导人都无法指望完全依靠民主党推动枪支法案的通过，这使得通过法案的努力更加具有挑战性和分裂性。参议院通过任何枪支立法的机会仍然很少，因为这需要共和党的大力支持才能克服。

此外，民主党关于枪支管控的立场也受到农村选民意见的影响。随着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狩猎的行为逐渐减少，但这一传统在农村保留了下来，支持活跃枪支文化的人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南方)的白人男性，对于枪支管控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来自南方、西部和农村代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将农村选民作为主要的争取对象，在一些主要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上包括枪支、移民以及宗教自由迎合了中西部农村选民的想法。特朗普赢得的关键州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中西部农业地区。民主党若想巩固竞争优势，离不开对于本就倾向于共和党的农村选民的争取。近期频发的枪击事件导致民主党人谨慎地处理问题，担心如果过分拥护枪支管制措施，他们将在农村选民中付出政治代价。

图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

(2)共和党反对态度

关于枪支政策总体优先事项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党分歧所在，但在过去十年中，这些分歧已明显扩大。2010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期第二年，共和党人称枪支权利比控制枪支更为重要的可能性大约是民主党的两倍(65%比33%)。而在2019年皮尤中心一项关于美国人对于枪支态度的调查中，共和党人说枪支权利比控制枪支更为重要的可能性是民主党的近四倍(80%比21%)。尽管公众对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的支持越来越高，但共和党人并未显示出支持任何此类立法的迹象，国会的极化导致两党之间达成妥协的几率逐渐减小，共和党的反对态度日益坚定，无疑是对通过法案的一大考验。

图源：https://www.pewresearch.org/

面对在控枪议题上寻求行动中变得更加积极进取的民主党人，共和党迅速回击，已有多位共和党人对新法案进行抨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称两党在如何解决枪支暴力问题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哲学分歧”，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在审议众议院通过的控枪法案时称，民主党人的这些措施非常可笑，对阻止枪击事件并无帮助，并指责民主党人企图从守法公民手中夺走枪支。参议员辛西娅·鲁米斯说，她已经确信民主党人只是在以悲剧为借口“破坏我们的权利”。其他共和党人也很快表示，以任何方式扩大背景调查完全是没有成功机会的。一众共和党参议员的轮流发声表态展示了其坚定立场，由于温和的共和党人较少，更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将难以避免。在两党严重分裂的政治语境下，枪支管控法案在国会将面临难以逾越的政治壁垒。

结论

在“持枪合法”的背景下，美国枪支暴力造成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美国枪支管控问题的实质在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权衡。持枪权对美国既是“权利的诱惑”，又是“安全的隐患”，美国的枪支文化的实质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其极端形式即为允许私人拥枪而禁止国家建立武装部队。尽管这一极端形式未成事实，但这一倾向始终存在。关于枪支管控的争论涉及私权和公权的关系，进而上升至不受他人干涉的消极自由与能够干涉或控制他人积极自由的争论，成为美国社会难解的困局。

近期发生的重大枪击事件敦促拜登政府将枪支管控迅速提上议程，NRC的相对衰落也为推动枪支管控进程提供了动力。但从长期来看，拜登政府推进枪支管控的努力存在失败的必然性。拜登的处境与奥巴马相似，尽管总统本人的控枪态度鲜明，但依然面临着强大的选举压力，并受到国会的掣肘，只能权衡利弊却难以达到实际的政治作为。由于民主党内部的立场不一致、共和党的坚决反对，即使每天有100多名美国人死于枪支，重大的改革也无法通过国会。尽管NRC在今年年初申请破产，但其依然对共和党人与国内支持枪支的团体有很大影响力。由于美国宪政框架中的政策延续性难以保证，即使在拜登政府任期内控枪政策得以通过，难保下一任不会将其推翻。

作者：池佳曈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5/3   发布时间：2021/5/3

旧文章ID：24914

作者：马凯硕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4月早些时候，我参加了哈佛亚洲会议关于中美商业关系的研讨会。一同参加研讨会的还有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及威廉·柯比。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一个强烈共识，即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没有给美国劳动者或消费者带来好处。这一做法也没有减少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那么，如果贸易战失败了，为何拜登政府没有彻底推翻这一政策?

国内政治偏见阻碍理性做法

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给出的一个解释是，美国保留贸易制裁和关税措施，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手段。与我一道参加研讨会的一位智者评论说，这类似于对中国说：“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要求，我就要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么，拜登政府为何还要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另一位智者、著名政治评论家伊恩·布雷默给出了答案。他说，拜登如果公开宣称特朗普对华政策是错误的，那将是“可怕的国内政治”。简而言之，国内政治考虑压倒了明智的贸易政策。

大多数美国人认同布雷默的观点，即拜登承担不起被视为对华态度软弱的后果。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也认为，美国的确充分体现了所谓西方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与原则。

也许，西方启蒙运动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在围绕什么对社会有益做决策时，必须依赖理性的思考，让它压倒情绪或政治与宗教上的偏见。正是西方理性判断的胜利为里卡多的比较优势定律等西方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

正如我在哈佛亚洲会议上所强调的，是哈佛大学等美国最好的大学让亚洲领袖与思想家学到，贸易是一种正和游戏。事实上，就像李光耀1985年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意义重大的讲话时所言：“世界人民有史以来从未享受过如此之高的生活水准。40年来，政治边界之所以能够得到维系，是因为积极进取，有时还咄咄逼人的人民一直能够做到通过贸易来改善自身命运。”

因此，如果拜登政府想在美国劳动者和消费者开明自利的基础上制定对华贸易与经济政策——事实上，这会大幅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会帮助拜登赢得2022年中期选举——那么它应该立即并无条件取消对中国采取的各种有违自己初衷的贸易制裁与关税措施。

然而，不理性的国内政治偏见会阻碍这种理性的做法。

美在东亚地区影响力下降

那么，美国的盟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有两种选择。第一个选项是宣布我们无能为力，无法改变美国国内政策。

第二个选项是通过为拜登政府提供政治掩护来帮助它摆脱困境，从而改变对华贸易政策路线。第二个选项更为明智。

有两个国家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日本和澳大利亚。

为什么是它们?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与美国有着最为密切的安全关系。如果美国在本地区的政策失败并且美国在经济上与东亚脱钩，那么这两个国家的损失也是最大的。

美国在经济上与东亚脱钩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随着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再加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实施，一个包括整个东亚的蓬勃发展的经济生态圈会出现在这一地区，而美国在该地区会越来越没有存在感。这对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长期安全利益而言将是致命倒退，这两个国家最依赖美国为自己提供长期的安全保障。

如果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范围日渐缩小，这两个国家的损失最大;如果影响范围扩大，它们的收益也最大。

美国在该地区留下的最重要影响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经济上的。在东亚展开的长期博弈与航母或隐形轰炸机无关。决定谁会在中美地缘政治争夺战中胜出的不是军事战争，而是该地区贸易与经济政策的规模和范围。

盟友应呼吁美国停止贸易战

任何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应该就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的相对影响力做一个案例分析。

就在2000年，美国的影响力还大得多。为什么?从名义市场角度看，美国当时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8倍。2000年，美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高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总额。

到了2020年，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变大了。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美国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1.6倍。其次，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额增加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在美国花费6万亿美元在中东打毫无必要的战争之际，中国却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简而言之，美国犯下的关键战略错误是把焦点放在军事层面上，中国则始终关注经济层面。美国因忽视经济层面而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日渐降低，同样，它在东亚的影响力可能也会减弱。

如果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降低，澳大利亚、日本及美国的其他盟友会损失惨重，因此它们应该像哈佛大学教授们所做的那样，呼吁美国停止自我毁灭的对华贸易战，恢复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由于澳大利亚现在正努力重新恢复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政府可以采取的一个简单做法是，公开呼吁拜登彻底停止特朗普启动的对华贸易战。事实上，如果拜登这样做了，会给美国劳动者和消费者带来好处。

与此同时，这样的公开呼吁会成为澳大利亚向中国释放的积极信号。

简而言之，正如我在哈佛会议上所强调的，如果美国是一个理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并且追求开明自利，它会彻底推翻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

美国的所有盟友都应该向华盛顿发出一致信息：请通过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战来增加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力。请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原文标题《拜登是时候终结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了》，文章4月25日发表于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

来源时间：2021/5/2   发布时间：2021/4/30

旧文章ID：24913

作者：杨戈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3月25日，佐治亚州共和党州长布莱恩·坎普(Brian Kemp)签署通过了由共和党州议员支持的《2021年选举诚信法案》(Election Integrity Act of 2021)，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在全美吹响了选举改革战的号角。该法案对佐治亚州的政治选举制度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如，规定缺席选票选民的身份要求;缩短投票周期并限制投票箱使用)，提高了选民的投票门槛，被指严重限制了该州少数族裔的投票权。“以重塑选民对选举制度信心”为口号的新选举法案果不其然遭到了民主党及多个黑人民权组织的猛烈抨击。美国总统拜登将其称为“对宪法的攻击”，是“21世纪的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法律)。佐治亚州作为去年总统大选中意外“翻蓝”的关键州，一时间再一次成为两党政治攻伐的焦点。

本文将围绕佐治亚州的新选举法案展开讨论，探究选举法案背后两党为未来新一轮选举展开的政治斗争，论述新选举法案的主要内容和共和党推出该法案的政治意图;以及在“种族主义”政治语境下，民主党在联邦层面主推的针锋相对的全面“扩大选举”法案。

“吉姆·克劳”：披着喜剧角色外衣的种族歧视

吉姆·克劳(Jim Crow)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由美国白人喜剧演员托马斯·赖斯(Thomas Rice)创作的舞台角色。该角色被涂着“黑脸”的赖斯刻画为“懒惰、愚蠢、缺乏人性”的美国南部黑人奴隶，在白人受众中大受追捧。创作者以充满种族歧视和鄙夷调侃的演绎风格出名的同时，“吉姆·克劳”的形象也逐渐成为了美国黑人的“代名词”，成为了对黑人歧视的刻板印象典范。在此背景下，专载黑人的火车，被称为吉姆·克劳火车;黑人群聚的社区，被称为吉姆·克劳社区;黑人专用的厕所，也被称为吉姆·克劳厕所。

南北内战结束后，美国社会进入重建时期(1865-1876)，黑人奴隶制被废除，联邦法律为黑人群体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民权保护。但随着重建时期结束，南方各州政府、立法机构及法院重新被民主党白人所掌控，一系列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隔离法案相继被颁布。这些法案统称为“吉姆·克劳法”，目的是将黑人从白人群体中隔离开来。从学校、公交车、餐厅到厕所、娱乐场所，黑人几乎被完全分隔，禁止进入白人活动的场所。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滴血原则(one drop rule)”更是将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推行顶峰。根据这一原则，只要其有一个祖先有黑人血统，哪怕外形与白人别无二致，也可以认定此人是黑人。“吉姆·克劳法”剥夺了非裔美国人投票权、受教育权以及一系列生存发展的权利，使得黑人长期遭受极为不公平的对待，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生活。而直到1945年后黑人民权运动兴起，《1964年民权法案》及《1965年投票权法案》最终被国会通过，“吉姆·克劳法”才正式宣告终结，但其带来的种族主义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失。

近期“吉姆·克劳”一词重回大众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拜登毫不留情地将佐治亚州新出台的《2021年选举诚信法》(Election Integrity Act of 2021)批为“21世纪的吉姆·克劳法”。该法案被民主党认为是该州共和党议员压制非裔选民投票的政治手段，是对美国民主的直接攻击;但在共和党人士看来，新选举法案恰恰是扩大投票权、重塑选民信心的必要举措。后文将具体围绕该法案的关键内容、出台原因及其影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阐述。

“21世纪的吉姆·克劳法”：重塑选民信心VS选票压制手段

3月25日，《2021年选举诚信法》正式在佐治亚州生效，对该州选举进行了全面改革。新法案的序言中说明，法案的出台是出于解决“选民对选举制度缺乏信心”的需要。该法对缺席选票规定了识别选民身份的要求(缺席投票：指为因故无法现场投票的选民提供其他投票途径，如：提前投票(提前或变更投票时间)、邮寄投票(采用邮递方式投票)、代理人投票(委托有投票权的选民代投票)、设立特殊投票站(如在监狱、医院等设施)等);缩短了投票周期并限制了投票箱的使用;将外部团体向排队等候的选民提供食物或水定为犯罪行为;同时，赋予了州立法机构对选举管理的更大控制权。接下来将具体论述该法案产生的一系列相关争议焦点：

一、新法案要求邮寄选票的选民提供几种身份证明方式(驾照或身份证号码等)中的一种，取代之前将选票签名与系统签名进行比对来确定选民身份的方法。根据学者Richard J. Semiatin发表在 《政治研究季刊》的研究论文，2018年佐治亚州约有2400张选票因签名或宣誓问题被拒绝，而其中黑人选民占比54%(这一数据远高于占总选民31%的黑人族裔比例)。这表明原有的签名比对方法可能会因签名的模棱两可和选票审核人的主观性而产生争议，新规放弃签名比对的做法实际上有助于减少关于选票有效性判断的争议。然而，该法案的批评者认为，这项规定在无形中抬高了缺席投票的门槛，将对黑人选民投票造成负面影响。因为黑人群体往往更难获得合法的身份证明。

二、该法案限制了选票投递箱的数量。在2020年大选中，该州亚特兰大大都会核心区的四个县共有94个选票投递箱。根据新规，这四个县的投递箱数量被限制在最多23个，且这些投递箱必须放置在政府大楼和提前投票点的室内区域，而不能在室外24小时使用。这使得选民在晚上和其他非营业时间无法投递选票。批评者认为这项措施会限制缺席选民通过邮寄方式返还选票的效果，并且会在人口流动量较大的投递点造成进一步选民拥挤。

三、该法案最具争议的一条规定是，向投票站排队的选民提供“任何金钱或礼物，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和饮料”将被定为轻罪，但允许投票站工作人员提供“自助水”。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这将有利于打击政治组织或宣传团体试图通过分发饮料或零食影响选民投票的不正当助选活动。事实上在佐治亚州，排长队投票的情况并不少见，且往往出现在投票给民主党的、较为贫穷、人口密集的社区。有研究表明，2016年全美有超过56万选民因为“投票站管理相关问题，包括排长队”而没有参与投票。批评者认为长时间排队投票且没有及时的物资补给将使得选民投票积极性被进一步打压。

四、值得一提的是，与早先的提案不同，新选举法案保留了周日投票的做法。早前，部分共和党州议员提出“禁止周日投票”提案。因为黑人教会有在周日礼拜后“灵魂去投票”的传统(即黑人选民习惯在周日教堂礼拜后投票)，这一提案被视为直接针对黑人群体的选票压制，遭到民主党及黑人民权团体的强烈谴责和攻击。

笔者认为，佐治亚州共和党当前推出这一饱受争议的选举法案，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2020年大选结果出炉后，前总统特朗普有关“选举被窃取”的虚假指控为该州共和党人采取政治行动提供了发挥空间，以“重塑选民对选举制度信心”为出发点的新选举法案应运而生。此外，回顾2020年总统大选，特朗普成为自1992年以来第一位输掉佐治亚州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且在今年1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参议员夺得了代表该州的两个席位，使得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控制了参议院。共和党在一系列关键选举中正面临节节败退的困境。从该州选票分布上看，拜登获得了65%的缺席票，特朗普则赢得了60%的选举日投票。这突出了两党支持者在投票方式选择上的明显差异，因此，尽可能提高邮寄或缺席投票的门槛将使得民主党人相较于共和党人更难投票。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作为关键战场州(battleground state)，佐治亚州在世代交替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研究发现，1996年，白人选民占佐治亚州全部选民的四分之三。随着美国城市化蓬勃发展，亚特兰大地区的规模急速扩张，成为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黑人人口聚集地。现在该州的白人选民只占全部选民的58%，少数族裔的人口占比迅速攀升。少数族裔的民主党偏好使得该州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正逐渐脱离保守派的掌控，给共和党造成了与日俱增的选举压力。除选举驱动的政治压力外，共和党压制选票的倾向还与其看待和实践民主的理念相关。与民主党将投票视作一种“权利”(Right)的理念不同，共和党将投票视为公民的一项“特权”(Privilege)，需要通过采取限制和保障的手段来获得，也由此更主张通过法规限制或规范投票权。

佐治亚州并不是共和党唯一推出选举法案的“孤星之州”。目前共和党控制了全美60%的州议会，完全控制了23个州的州政府(州议会两院和州长办公室)。根据布伦南司法中心的调查数据，共和党已经在全美43个州提出了250项限制缺席投票、提前投票以及提高选民身份要求的法案。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法案集中在削减邮递或缺席投票上。这些州一级的选举法案将成为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重新夺回参众两院的政治手段之一。

尽管选票压制似乎能为共和党在新一轮选举赛道中“拨得头筹”，但其潜在的“反噬效应”也不容忽视。当美国民众认为新选举法案是对“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攻击时，民众认为自己的声音正受到压制，并采取一系列民间行动进行抵制。在佐治亚州，民众对新选举法案的强烈抗议迫使该州的大型企业在这场“选举博弈”中选边站。佐治亚商会带头发表声明，表达了对压制选票行为的担忧。随后，总部位于佐治亚州的大型公司——可口可乐、家得宝和AFLAC(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表示，他们与商会的声明“保持一致”，谴责压制选票的做法。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也将其夏季全明星赛从亚特兰大地区撤出，以抵制佐治亚州的新选举法案。这些企业往往是共和党政治献金的重要捐助者，因此，“反噬效应”不言而喻。有学者认为，共和党与企业界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战后，当时政治立场温和的共和党人与企业利益集团结盟;但几十年来，随着该党进一步向右偏转，这种联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磨损。随着共和党加快在各州推进新选举法案的步伐，其与企业间的政治裂痕将进一步加深。

种族议题包装下的民主党“组合牌”

共和党在各州紧锣密鼓地推进压制选票的选举法案的同时，民主党在众议院以220票对210票通过了一项全面的“扩大投票”法案——《为人民法案》(H.R. 1)。H.R. 1法案允许没有身份证明的人在签署一份宣誓书后参与投票，极大地放松了对选民身份的限制;如果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将标志着投票权的巨大扩张，以及对竞选资金和选区划分的重大改革。在民主党人看来该项立法降低了投票的门槛，对保障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至关重要。而共和党人则将其视为联邦对各州选举权力的剥夺，将降低选举欺诈的行动成本，是一次险恶的政治权力抢夺(Political power grab)。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认为，这项法案“不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选票——而是为了在美国的每一次选举中把拇指放在天平上，这样民主党人就可以把暂时的多数变成永久的控制。”

过于激进的全面选举法案H.R. 1在参议院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民主党需要游说10名共和党参议员支持该法案才能克服“冗长辩论”(filibuster，阻挠议事程序)。这一“程序性武器”以辩论的方式来拖延或阻止某一项措施的进入表决程序，以此保护参议员少数党的权利;只有至少60名参议员达成同意，才能终止辩论，将法案推进到最后表决的环节。公民投票权作为两党之间长期存在的核心分歧，民主党跨越“冗长辩论”的希望十分渺茫。因此，为顺利在参议院推进H.R. 1，部分民主党人开始呼吁取消或限制“有种族主义历史背景”的“冗长辩论”。与佐治亚州选举法案被包装为“种族主义法案”异曲同工，美国总统拜登将其称为“吉姆·克劳时代的遗迹”，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认为“冗长辩论”有“深厚的种族主义根源”。参议员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则辩驳称“民主党是在利用可怕的种族主义历史来为现在的党派夺权行为辩护”，共和党认为此举是在侵犯“少数人的权利”。

在历史上，“冗长辩论”的确与种族主义有紧密联系。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冗长辩论”被用以阻挠民权法案。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1957年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对民权法案长达24小时的演讲，并最终迫使这一旨在保护非裔群体投票权的法案胎死腹中。此外，“冗长辩论”的规则也在不同党派的领导下做出过改变。如，2013年，内华达州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 Reid)领导下的参议院，将部分行政提名的门槛降低到51票;在麦康奈尔领导下的参议院将最高法院提名人的门槛降低到51票。从以上两次投机性的规则改变不难看出，两党对“冗长辩论”的态度随所处政治情境的置换而不断变化。2005年，时任参议员的拜登也曾为“冗长辩论”辩护，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和节制”的手段。现任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作为少数党领袖时，也曾频繁地利用“冗长辩论”来阻挠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议程。据统计，仅在2020年，民主党人就进行了327次“冗长辩论”。

为了巩固去年总统大选以来取得的政治果实，民主党人正试图将“种族主义”作为政治万金油，打出一套选举“组合牌”，将共和党推出的压制选票法案与“吉姆·克劳”种族主义历史关联，尽管该法案的实质内容并未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指向;同时，主张废除有种族主义历史色彩的“冗长辩论”，从而为在参议院通过“扩大投票”的H.R. 1铺路。但相较于共和党而言，“超政治”(Hyper-partisan：极度拥护自己所属党派，指政客不顾提案本身，单纯从政党利益考量)姿态的民主党在未来的中期选举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剑指中期选举的两党斗争

笔者认为，民主党在新一轮选举中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衣尾效应”下难以避免的选票滑落;另一方面是民主党内部选民结构的分野。

“衣尾效应”(Coattail effect)是指在总统选举年，与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同一党派的参众两院参选人会被其“衣尾”扫进办公室。这意味着当选总统的“魅力”将吸引选民为该党派竞选其他职位的候选人投票。总统的胜率越高或该党赢得的席位越多，随着衣尾效应减弱，中期选举的政治风险就越高，席位损失的概率也就越大。比如，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围绕贸易谈判、征收高额关税等经济议题进行了一系列造势演说，使得其在工薪阶层的白人选民中支持度高涨。共和党的参、众议员候选人在特朗普“声势拉抬”的影响下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也更受选民青睐。共和党最终在大选中脱颖而出，控制了参众两院，以及全美的数十个州立法院和州长府。而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顺利收回了众议院的控制权，阻止了特朗普的多项立法议程。且以往历史数据表明，中期选举对处在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往往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总统所在党派的参众两院平均会失去30个席位。在拜登“衣尾效应”影响下民主党获得的微弱优势正逐渐消失殆尽。民主党掌控的参众两院很有可能在未来被共和党颠覆，形成一个“分裂的政府”，在更多政治议题上被共和党掣肘牵制。

民主党自身的选民结构分布也让其中期选举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拜登在2020大选中获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总普选票数，但民主党在众议院失去了14个席位。这意味着尽管民主党赢得了普选，但“希拉里式”的选举人票失利很有可能在未来再次上演。民主党自身选民结构分布为共和党提供了可乘之机。民主党的选民主要集中分布在城市地区，其核心阵线是少数族裔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控制州议会的共和党可以利用选区重新划分(Gerrymandering)和选票压制手段(Voter suppression)打击民主党在地域及种族方面不平衡的选民分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大选中，民主党获得少数族裔选票占比有所下降。虽然2020年拉丁裔总选票比2016年增加了30%以上，但民主党获得的拉丁裔选票占比下降，特别是在男性拉丁裔选民中。随着美国社会族群同化(Ethnic Assimilation)的进一步发展，少数族裔的自我认同正逐渐减弱，民主党的“种族牌”也将越来越难吸引到少数族裔选民。与此相反，共和党传递的“自力更生、小政府大市场”等信号对蓝领阶层有着更为强大的经济吸引力。

结语

本文从选举法案的视角一窥美国两党为在2022中期选举占据先发优势而采取的一系列列政治举措。共和党为扭转上届总统大选的颓势，在全美各州政府主推压制选票的选举法案，以“重塑选民信心”为由，提高了选民的身份门槛以及对缺席投票的限制。民主党则在联邦一级主推扩大选票、放宽选民身份限制的投票法案，将联邦的权力触角延伸到各州。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两党为“拔得头筹”都在选举法案上使出浑身解数。“选举”作为美国民主社会的核心与基石，正在被党派间政治斗争所左右。

作者：杨戈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

吕维悦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5/2   发布时间：2021/4/29

旧文章ID：24912

作者：吴焕璋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美国向来将自己的对外政策标榜成为“人民”的政策，以此与其所伸张民主价值的契合。然而，纵观过去20年历史，美国的对外政策的核心服务对象是美国作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利益，换言之即政策制定者所认定的国家利益;这些人往往是全球化所驱动的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巨大受益者。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产业链分布的调整，美国人口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产阶级，似乎成为经济全球化这场竞争中的失利者。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主义导向的政策似乎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和情绪，但是对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面对中产阶级和目前美国国际利益双重受损的困境，拜登政府提出了“中产阶级对外政策”(middle-class foreign policy)，试图在“美国优先”和“全球主义”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为了更好理解拜登目前的这一对外政策导向，本文按照如下几个部分梳理“中产阶级对外政策”的基本政策逻辑和历史线索：美国对外政策导向变化;中产阶级的定义和其政治诉求;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对外政策的挑战。

对外政策导向变化

美国政府向来用“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来标榜自身;这一理念由林肯在葛底斯堡发表的演讲中提出。实际上，“人民”(people)或者“美国人民”(American people)也常常出现在美国政府要员(包括总统)的公开演讲中。然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主张往往更多地体现在国内政策中;将“人民”这样的标签直接加入对外政策的主张似乎并非美国政治的传统，遑论“人民”当中的特定群体——中产阶级。所以，拜登政府所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在过去20年的美国对外政策史中显得格外地醒目却又十分地反常态。为了更好理解拜登政府这一对外政策标签的反常性，本文将梳理冷战结束后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基本主张的转变，并分析拜登政府这一政策标签背后的政治意涵。

克林顿时代的对外政策有两个关键词——“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自由霸权主义”(liberal hegemony)。在执政期间，克林顿政府也的确推进了一系列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相关的政策措施，譬如参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与GATT成员方共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等。而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还积极介入北美之外的地区事务，如俄罗斯以西东欧地区无核化、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介入科索沃战争等。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的参与度较高，且在中东、欧洲、东亚等地保持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以备随时介入地区事务——而这也恰恰是“自由霸权主义”的一大典型体现。所谓“自由霸权主义”，是冷战结束后的最开始近20多年流行的美国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主张——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应该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制度，并最终将全世界变成自由民主国家的共同体。这种大战略的直接逻辑结果就是积极干预他国内政，以至于不惜使用武力，将自由民主制度移植至该国。而克林顿政府可谓是冷战后开创了这一大战略政策导向的先河。

然而，将“自由霸权主义”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是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实际上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布什政府宣称其执政主张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9·11事件的爆发使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自此之后的对外政策论调则往往围绕维护自由、民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而展开。随后美国也先后于2001年率领北约军队介入阿富汗，于2003年介入伊拉克并推翻其萨达姆政权。而小布什的行动也激起了全球范围的反美情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受到重创，美国学界政界也逐步开始反思布什政府此前采纳的接触战略(Engagement)的负面影响;随着布什政府时代的结束，美国的自由霸权主义开始有所收敛。

与前两任政府相比，奥巴马时代的对外政策相对有所收敛，但是总体上仍以接触战略为主旋律。2011年，奥巴马政府将美军部队撤出了伊朗，兑现了当年小布什所做出的承诺。然而奥巴马却加强了美军在阿富汗的部署，并积极介入了叙利亚内战，但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而在经贸合作方面，奥巴马政府积极介入了亚太地区事务，参与了跨太平洋合作协定的构建。总体而言，奥巴马时期的对外政策战略基调与之前相比没有太多的改变;而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指出，“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为美国退出自由霸权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奥巴马并没有完全与之决裂。其结果就是一系列对外政策失误，进一步为特朗普入主白宫做了铺垫。”

综上所述，在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体现所谓的“人民”或者特定阶层民众的政策导向。过去三任政府的基本导向仍然是呈现出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即美国国家利益是基于美国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实体在国际社会中的诉求和导向而产生的。具体而言，在战略领域，三任政府都呈现出积极干预其他地区事务的特点，尤其是通过军事手段介入地区冲突;在经贸领域，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无不主张积极参与到全球化事务，维护WTO等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进而维护美国的利益。

而关键的转折点即在于特朗普。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开始有了较为显著的特定群体利益色彩。特朗普一反前三任政府的对外政策主张，推行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一方面，特朗普在战略方面进行收缩——朗普在任期间美国军队没有派兵参与过任何战争，此外特朗普还要求联盟国家积极承担防务费用。在经贸方面，特朗普则推行单边主义，认为全球化和自由开放的贸易使得美国经济损失巨大，因而与诸国尤其是中国进行贸易战。而特朗普这一系列政策主张背后的基本逻辑在于之前的自由霸权主义全球主义使得美国一方面财政赤字严重，国库吃紧，另一方面使得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外流甚多，导致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愤愤不平。尽管特朗普并没有直接说明其代表哪个具体阶层的利益，但是其对外政策代表的利益群体明显是“中产阶级”。

在特朗普卸任之后，拜登则直接提出了“中产阶级对外政策”。这样一种带有特定阶级名称的美国对外政策自冷战以来可谓是前所未有。日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表示，拜登政府要将是否有利于增进中产阶级的福祉作为衡量对外政策好坏的标准。该标准的关键问题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定义是什么，而这也是下文将重点讨论的问题。

中产阶级定义和政治诉求

2016年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一份工作报告，通过统计中产阶级群体的年收入数据来试图刻画过去数十年该群体的人口比例和收入占全美收入比例的变化。该研究所采用的标准是皮尤研究中心于2010年的社会调查所得到结果。报告调查的是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的年收入多少才能够支撑一家四口(一对夫妻和两个孩子)的年开支。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年收入中位数大约在6.8万美元，且大部分回答落在4.7万美元 和14万美元之间;年收入落在这一区间的成年人则被界定为属于中产阶级群体。然而，“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定义具有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其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无疑对于拜登的“中产阶级对外政策”的合理性构成挑战。

尽管对于该群体的界定有细节上的不同，但学界和政界大多是以个人年收入为重要标准来刻画这个概念。然而，这类以经济收入和家庭供养能力为基础的统计数据，似乎并不能说明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和诉求。2020年，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其他学者联合撰写的《让美国对外政策更适于中产阶级》(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的政策报告中指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会掩盖不同中产阶级人群的性别、种族、职业类型、政治偏向(民主党/共和党)等个体性差异。而这些个体性差异很大程度上会塑造中产阶级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态度和偏好。尤其是当下身份政治十分盛行的情况下，不同的社会群体身份往往对于个体的政治立场和导向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该报告仍然坚持认为，考察中产阶级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偏好，有助于政府制定能代表更广大群众利益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一些较为宏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中产阶级的诉求还是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时期所呈现出的“反全球化”特征的美国优先战略是这篇报告中所批判的重点——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倾向实际上并不尽然符合“中产阶级”的利益。报告中特别提到，很多美国人会并非从经济收入等量化角度去理解“中产阶级”，而是将“中产阶级”描述为一种生活方式——有能够满足每月开销的工作，有能力满足老人的医疗需求，有能力让孩子追求高等教育，有年休假，有足够的退休金，以及免于恶性负债的风险。而大多数满足这样一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国人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作。根据Statista统计数据，2020年美国劳动人口有78.5%左右从事服务行业。报告中指出，相较于美国的制造业，服务行业在全球竞争中仍然保留一定的比较优势。而这部分美国人相对而言更支持自由开放的对外经济政策。根据盖洛普2020年2月份的民调统计数据，有将近79%的美国人认为开放的国际贸易有助于经济增长;相比于对外经贸政策，他们更加关注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产品提供的承诺，以及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安全和经济福祉。按照上述分析，特朗普的政策照顾到了从事制造业的中产阶级，但是没有照顾到从事服务业的中产阶级，因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整体上并不利于这类中产阶级。

实际上，苏利文等人所撰写的这篇报告也是拜登“中产阶级对外政策”的重要理据支撑。拜登在对外政策中所强调的诸多政策主张与该报告的主张是相符的：积极参与全球多边机制的同时要注重规则的“公平性”(尤其是在贸易方面)，恢复强化军事联盟体系并注重有限制地采取军事措施，与中国开展战略性竞争并注重保持中美在特定领域的合作等等。换言之，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实际上主要服务于美国从事服务行业的中产阶级。然而，如果此处的“中产阶级”与拜登国内政策主张所指代的“中产阶级”相比，则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

尽管拜登政府也并没有在政策文件或者公开场合对于该概念中的“中产阶级”的具体含义做出阐释，但其在国内政策主张中“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是有明确所指的。拜登政府在政策公告官网上(BIDEN HARRIS)基本勾勒出了通过国内政策振兴中产阶级的行动蓝图。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提及“中产阶级”的时候，往往将其跟“富人”(wealthy)和“大企业”(corporation)对立起来，而且大部分政策措施集中在美国的制造业层面——譬如振兴美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这些公共项目工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措施的根本逻辑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其实是一致的，都指向美国的传统制造业。此外，拜登还提及建立制造业税赋信誉制度，以补偿从业者因裁员或者项目停止而受到的经济损失。拜登还提到要鼓励创新发展，尤其是通过扶持小微企业(SME)来刺激地方经济，提供就业机会，改善利益分配情况。

由此可见，拜登的国内政策仍然主要指向传统制造业工作者，以及小微企业创业者。然而，根据上文可知，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实际服务对象为服务业中产阶级——这意味着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所针对的“中产阶级”对象是不一致的。传统制造业与小微企业工作者往往是经济保护主义者，而服务业中产阶级往往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这两类不同的中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偏好是有明显的差异甚至矛盾。如果对外政策中的“中产阶级”主要针对的是广大传统制造业工作者，那么拜登的部分政策主张和政策目标之间显然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拜登对外政策的挑战

实际上，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主张和目标之间矛盾的背后是拜登的政策立场与当前美国国内现实之间张力的体现。一方面，拜登希望重塑美国国际影响力，尤其是恢复美国之前的积极介入全球事务的形象，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自由贸易。这样的主张并不足为奇，因为拜登自身的从政经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当参议员的时候就积极关心美国对外政策事务，并曾担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而他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也非常主张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价值。然而，另一方面，拜登意识到当前美国因为经济全球化蒙受利益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以及新冠疫情所加剧的这种愤懑情绪，因而不得不将“中产阶级”(即广大的传统制造业工作者)重点提出，甚至加入对外政策主张中——即把传统制造业中产阶级的福祉作为衡量美国对外政策好坏的标准。这样的做法将可能会带来如下问题：

第一，拜登的全球治理事务主张一定程度上与优先保护部分制造产业的中产阶级利益相冲突。拜登主张清洁能源政策，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并相应地减少国际上的化石能源工程合作项目。这种做法长期而言可能有助于维护中产阶级的经济安全，但是大多数“中产阶级”是短视的，他们更着眼于当下的损益。拜登取消了美国与加拿大横加公司(TransCanada Corp)共同合作的拱心石油运输管道项目(Keystone XL Pipeline Project)，而这无疑会使得从事相关设施制造和维护的工作者，尤其是制造业工作者失去良好的就业机会。尽管拜登设想会有相应的培训项目和政府基建开发项目以作补偿，但由于惯性存在，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并非其任期内就能立刻解决的。

第二，恢复国内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信任与恢复美国国际领导力存在一定的张力。一方面，拜登政府承诺要将巨额资金投入中产阶级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上有3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而另一方面，拜登又希望重建联盟体系，恢复印太地区战略平衡。而这两者很难取得一个较好的平衡。如果过度倾向于对外这一边，美国可能又将重蹈“自由霸权主义”覆辙。而就目前趋势来看，拜登决定进一步从阿富汗撤军，而对于联盟体系也强调这样的体系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维护”。由此可知，拜登仍然会将重心倾向于前者。

第三，拜登一方面主张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却强调自由贸易需要公平、公正，通过国际组织和机制来约束其他国家(特指中国)的不合规行为，以维护中产阶级利益。后者听起来像是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制度来迫使成员国进行交往。但是在现实中，就目前争端最多的贸易领域而言，现行的国际机制并不能解决美国或以美为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矛盾。就中美而言，WTO几乎呈瘫痪状态，美国难以用现存机制来约束中国，而先前的特朗普单边制裁收效也非常有限。尽管拜登竭力主张公平的全球化，但现实存在的自由开放和中产阶级的不满的张力，使得自特朗普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迟迟没有被突破。

结语

综上所述，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对外政策”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但是具有较为明显的“全球主义”特征——经济全球化仍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二者本质上是具有矛盾性的。美国过去27年中有23年的政策导向是以美国国家整体利益为导向，并没有过分强调特定群体利益，具体体现为战略上的“自由霸权主义”和经贸“全球主义”。而由于对外政策仅仅从国家整体着手，美国在这样过程中经济受损和利益分配不平衡加剧了政治危机。由此一来，“美国优先战略”应运而生。然而，美国优先战略则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使得美国与世界脱钩，美国政治信誉受损，经济也有到一定程度打击。而拜登政府的这一政策，正是在继承了冷战后前三任总统的政策基础上，面对日益堪忧的国内中产阶级问题，而登上历史舞台。然而这种矛盾组合，强调对于传统制造业“中产阶级”的保护，并不利于美国解决当前问题，而只会将美国拉回保护主义的囹圄。美国要想进一步受益于全球化，并保护中产阶级利益，应该在增强美国企业对外竞争力的同时，投资对内再分配政策，而非刻舟求剑式地将“中产阶级”利益保护和对外政策结合，导致美国陷入保护主义和经济开放、贸易自由化之间的矛盾。

作者：吴焕璋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郭雷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5/2   发布时间：20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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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聚焦

在拜登上任的头100天里，他就已经明确了一件事——他希望确保美国在诸多领域超过中国，而技术是最重要的那个方面。

拜登的政策延续了特朗普时代对中国科技公司出口管制的强硬路线，但增加了一些新元素——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与盟友合作，以及专注于增强美国国内能力。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地缘技术业务主管保罗·特里奥罗(Paul Triolo)说，“当务之急是在美国国内创新和建立技术联盟，以协调在技术领域与中国的竞争。”

到目前为止，拜登做了什么?

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代对中国企业的一些出口禁令。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被列入所谓的“实体名单”，该名单限制美国公司向黑名单上的公司出口技术。

去年，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项规则，实际上切断了华为的关键半导体供应，此举损害了这家科技巨头的智能手机业务。美国坚称华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华为也一再否认这一说法。

对特朗普来说，确保美国技术不落入中国公司手中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芯片等关键领域。而拜登在保持这些规则的同时，还宣布了旨在促进美国创新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倾向于把重点放在防御措施上(例如，对中国军事公司的限制)，而有关拜登做法的早期信息表明，它将那些措施与更具有进攻性或更主动的措施结合在一起，”咨询公司Horizon Advisory联合创始人艾米丽•德拉•布鲁耶尔表示。

拜登在他的《美国就业计划》中呼吁国会作出1800亿美元的投资，以推进“美国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和升级美国研究基础设施”。还呼吁通过两党的《为芯片生产创造有益的激励措施法案》(CHIPS)在制造业和研究上投资500亿美元。

本月早些时候，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将《无尽前沿法案》重新引入立法程序。该提案提议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名称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基金会(NSTF)。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旨在推进科学研究。美国将在新命名的NSTF下成立一个技术理事会，并将在五年内获得1000亿美元资金，以“重振美国在发现和应用关键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该理事会将资助10个关键领域的研究，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材料科学、先进通信技术等。

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地缘技术业务主管特里奥罗表示，关注国内投资和维持出口控制"主要是出于保护美国公司在半导体制造等关键领域技术领先地位的需要"。他补充称，"为遏制中国崛起努力，围绕美国技术设置新的壁垒，并将关键供应链武器化，也是拜登战略的一部分。"

试图打造国际技术联盟

据咨询公司Horizon Advisory联合创始人布鲁耶尔说，拜登与特朗普在中国和技术问题上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对“多边主义”的关注。

本月早些时候，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美国和日本将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领域进行研发合作。两国还表示，他们将在“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上合作，促进和保护对我们的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

拜登下个月还将在华盛顿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半导体和技术问题预计将成为双方会谈的一部分。

布鲁耶尔表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国正在努力塑造一个新的全球秩序;如果想由美国带头开发更好的替代方案，而且令人信服，就必须是多边的。它必须融合全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声音。”

中国在做什么?

拜登在其总统任期的头100天里专注于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雄心的回应。

前不久，中国表示将把“科技自主和自我完善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柱”。该计划着眼于推进“前沿技术”的研究，包括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等中国视为关键的七个领域。

过去几年，中国一直试图在半导体领域赶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但仍远远落后。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推动全球标准的制定，以支持未来技术的发展。

布鲁耶尔表示，拜登迄今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仍存有疑问，包括政府是否将重点放在广泛的技术领域或“低附加值领域，如机床和基本主导的锂原材料”(中国目前占主导地位)。另一个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在国内建立的技术能力的规模化、全球性应用方面”与中国竞争。技术标准是一个方面。“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采取必要的全面战略框架，有效地与中国的策略竞争，”布鲁耶尔说。

全文译自CNBC，原文标题“First 100 days: Biden keeps Trump-era sanctions in tech battle with China, looks to friends for help”

来源时间：2021/5/2   发布时间：202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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