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春  来源：FT中文网

在3月31日宣布以增加企业税来支持为期8年、投资规模约2.3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之后，拜登政府计划在4月28日宣布以增加富人税来支持投资规模约1.5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

在新的税改方案下，年收入40万美元的个人支付的联邦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将从特朗普税改后的37%回归之前的39.6%，年收入100万美元的个人支付的资本利得税将从特朗普税改后的20%上调到39.6%。此外，拜登政府也在考虑提高富人遗产税。

可以预见的是，拜登税改将遭到绝大部分共和党议员(他们信奉税越低越好)和少部分民主党议员(他们认为加税幅度太少)的反对。但笔者坚信，相对于过去40年的全球“减税潮”，一个税制大逆转的时代迟早都会来临。

除了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疫情前逐渐回归到一战开始前的水平，并在疫情后急剧恶化，同时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占GDP比重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需要重新调整分配结构，解决国家债务危机之外，更值得大家理解的是过去20年的经济学研究发现，1970年代兴起的“减税经济学”存在重大的缺陷，需要为过去40年全球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发展放缓承担主要责任。

走下神坛的“减税经济学”

1970年代末期，美英陷入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滞涨，面对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在“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影响下，把经济放缓归结于税太重、管制太多、工会太强大、个人最低工资太高的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以美国为例，里根任职期间，将个人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从70%(二战期间到1963年基本上超过90%)先降到50%再降到28%。

里根的减税思想主要来自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和拉弗展示的“拉弗曲线”。前者认为减税将激励企业家更加努力地工作(增税将导致企业家偷懒)，或以更多的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后者认为税收与税率存在倒U型关系，同样的税收可以通过更低税率来获得。

实际上，弗里德曼，拉弗和里根都知道，大规模的减税一定会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但芝加哥学派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滴漏”理论：富人阶层需要新的服务，他们的财富多多少少会滴漏到穷人阶层。让一些人先富起来，先富会带动后富。

在税收问题上，弗里德曼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只要有可能，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借口或理由，我都支持减税。” (I am in favor of cutting taxes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for any excuse, for any reason, whenever it’s possible.)

这三大思想构筑的“减税经济学”被奉为圭臬写入教科书，并通过大众媒体不断传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最大的受众恰恰就是共和党。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数据缺乏、实证并非主流的年代，这些思想其实都来自于依靠直觉的“第一原理”，只是“假说”而并非“真理”。

所谓“降低个人税率可以增加税收”的神话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里根税改前，富人通常将部分个人收入计入税率较低的企业税下，进行合法的避税。税改后，富人愿意将这部分收入转计入个人名下，个人所得税源一下子显著增加。但替代效应很快消失，政府税收持续下降。富人并未因为低税率而更努力工作、创造出更多的收入来。

只要简单看一下数据就会发现，从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将最高边际税率从老布什时代的31%上调到39.6%)、小布什、到奥巴马和特朗普，个人所得税率的增减与个人所得税在政府税收或GDP的占比增减，都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至于“减税可以增加GDP”的神话，笔者在《企业税率增减能否改变经济增长?》一文引述了2019年诺奖得主班纳吉和达弗洛在最新著作《艰难时代的好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里斩钉截铁的总结：没有证据显示里根减税、克林顿加税、小布什减税对改变长期经济增长有任何作用。

至于“滴漏”理论，可能是经济学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之一。过去20年，经济学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和Emmanuel Saez等人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全球贫富差距的扩大始于里根政府开启的减税潮。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计算发现，如果没有里根减税，现在前1%的富人收入将每年减少1万亿美元，而这将进入到后80%穷人的口袋。

全球14个发达国家中的11个在随后的25年时间里，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平均下降了11个百分点，降幅越大的国家，贫富差距扩大越显著。笔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和香港前特首曾荫权，均公开承认对信奉了一辈子的“芝加哥学派”思想和“滴漏”理论在现实中的失败，感到痛心疾首。许多受益于其政策主张的成功企业家，也公开批评“芝加哥学派”在重大问题(认为市场万能，监管有害，分配公平等)上都错得离谱。

“减税经济学”中更加具有迷惑性的，是经济学家关于减税激励个人和企业家更加努力工作，增税则令人偷懒的说法。这到底是“假说”，还是“真相”?在回答这个重要问题之前，笔者建议读者们先问问身边的朋友，“假如你的所得税率上升，你是否会减少工作时间?”同时也问问自己。

个人最优税率研究极简史

极少有人知道的是，经济学上第一个把所得税率和“偷懒”问题联系到一起的是William Vickery，他在1945年政府应该设置什么样的税率让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他认为最优税率应该让赚钱能力越高的人越努力工作，而不是导致他们偷懒。Vickery写出了这个问题的完整数学表达，但发现过于复杂无法进行求解，只能得出一些模糊的推论。

1971年，在完全不知道Vickery的工作下，牛津大学的James Mirrlees独立写出了几乎一样的数学问题，从他写下的141个数学表达式，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异常地复杂。更加麻烦的是，根据个人能力的不同假设，最优税率可以是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不变，甚至是减少。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可以实际操作的结论，但却因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

1996年，诺奖委员会宣布Vickery以对拍卖机制的研究和Mirrlees对个人最优税率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这两个人的研究领域似乎毫无交集，这个决定令人惊讶，笔者也是在写作此文时才知道两人在研究上的关联。

但在“芝加哥学派”流行的年代，个人最优税率可以在特殊假定下随收入增加而减少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如果个人赚钱能力存在上限，那么首富(也是能力最高的人)只应该交和第二富人一样的税(换言之，首富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应该为零)，只有这样才不会导致首富偷懒。

这也是我在1996年时，听Mirrlees的中国弟子亲口给出的唯一结论。直到写作本文查阅资料时，我才知道Mirrlees本人非常不喜欢这样的总结。

更值得知晓的是，只要放松个人能力存在上限的假设，或者通过可以观察的收入分布数据来间接推导不可观察的个人能力分布(例如帕累托分布)，按照Mirrlees的框架进行推导，就可以得出向占比极少的富人征收极高边际税率才是最优的结论，这一突破性的发现来自于2001年Saez的博士毕业论文。

即使不需要考虑美国国债的偿还问题，这一理论上的最高边际税率可以高达60-90%，而这正是里根开启减税潮前，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受此启发，一系列新的研究陆续发表。

当然，在Mirrlees的框架下，假设的细微改变就可以带来截然不同的结论(例如，假设个人能力/收入分布只是和帕累托分布非常类似的对数正态分布，那么最高边际税率依然可以极低)，这使得任何政府的个人税收政策都不可能仅仅依靠理论。

归根结底，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是一个综合经济和政治考虑的折中选择。拜登政府选择的回归克林顿时代定下的39.6%，显然要比民主党内一些议员主张的70%，或者征收累进财富税以消灭超级富豪为目的的做法，在政治上具备更高的可行性。

顺便说一句，由于美国日益扩大的债务危机，税收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思考的是如何将个人身份特征和最优税率设计进行挂钩，例如同一收入，但年龄、财富、甚至肤色不同的人，应该交不同的税。

笔者2001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系里最热门的研究就是把Mirrlees开创的静态分析框架扩展到动态，主要结论就是应该把一个人过去的收入历史都纳入到税制设计，以及应该区分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因为这两者可以相互伪装。

恕我直言，这些研究都有些走火入魔，不但设计出来的税制异常复杂，难以操作，而且都会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现实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税制会这么设计。这些曾经热门的研究，现在已是死水一潭。

个人所得税率增加会让人偷懒吗?

围绕Mirrlees分析框架下的不同假设争执多年后，才终于有人意识到最核心的假设——即个人所得税率增加会让人、特别是富人偷懒——一直未被验证过。

理论上，个人决定提供多少时间或者勤奋程度工作，取决于对实际收入和闲暇的偏好。如果提高个人所得税率，低收入的个人通常会更努力工作以弥补损失，但是富人有可能偷懒，因为他们早已不愁温饱，与其交更多的税给政府，不如多点闲暇时间陪伴家人。

毫无疑问，很多税率变化确实会到达其设计的目的，例如增加烟酒税的确会降低烟酒消费，低税制的确可以吸引企业入驻和富人移民，但高税制真的会让他们在工作上偷懒吗?

回到前文那个问题，美国一项调查发现，当税率增加时，分别有大约50%、65%、87%和90%的人认为其他人会选择不工作、减少工作时间、逃税和搬去税低的州，但是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比例分别只有大约26%、38%、30%和65%。很明显，大部分人在猜测其他人的行为反应时，思维符合“芝加哥学派”，但自己的行为反应却有着明显不同。

问卷调查不代表实际行动，也难以代表富人的思维方式。利用实际大数据，Saez与其他学者发现，更高的税率基本上不会改变富人的行为，他们还会像低税率时候一样，工作相似的时间，付出相似的努力程度(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富人针对税率的劳动供应弹性非常低)，但与此同时，他们会更多地进行合法避税和非法逃税(研究发现，美国收入前1%和前0.1%的家庭，分别向美国国税局隐瞒了约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收入)。

举例来说，当美国体育联赛对运动员的薪酬进行限制时(类似于额外征收了一笔所得税)，相对于欧洲没有薪酬限制的情况，美国运动员的努力和比赛精彩程度既不会输给欧洲，也不亚于限薪前(类似的，中国演员在限薪令前后的表现也一样)。但众所周知，足球明星梅西和C罗在面对高税率时都选择了逃税(以及更换国籍)，并因此遭到惩罚。

Saez等人在今年2月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1999-2001年期间，瑞士不同地区相继进行税制改革。旧税制根据过去两年收入来交未来两年的税，新税制则是全球普遍做法，根据当年收入交当年的税。为避免重复征税，地区政府只好对改革前两年的收入完全免税。所有人都提前知道改革，也可以提前做好应对。通过对比不同收入阶层，在税改前、税改中和税改后的实际工作时间，研究发现免税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完全不符合“减税经济学”的预测。

类似的有趣研究非常多。抛开这些基于其他国家数据的研究，仅就笔者身边可实际观察的市场来看，不同行业的薪酬高低主要取决于工作经验、市场竞争或者议价权力;在同一行业内，薪酬的增减与实际工作需要耗费的时间和努力程度，关系并不大。

长期流传的“个人所得税率增加会让人偷懒”的说法，不仅绝非真相，而且是“减税经济学”在“滴露”理论之外另外一个错得离谱的“假说”。

资本利得税改革影响大吗?

在拜登政府的税改方案里，资本利得税率的变化要明显大于个人所得税率的变化，对资本市场的潜在影响力也可能更大，但笔者认为也不必高估其影响。

首先，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家庭目前大约持有1万亿美元尚未变现的股市资本利得，约占整个美国股市市值的3%和标普每月平均交易量的30%。

但资本利得税率的增减，对股市的影响都很短暂(通常在一个季度内)，而且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股市可能在增税后上涨，也可能在减税后下跌(下图红线代表资本利得税增加，绿色代表下降)。

例如2013年的增税生效前，这些家庭卖掉了1%的资产以享受原有的低税率，但在生效后一个季度内他们买回了4%的资产。

其次，资本利得税率和交易频率有明显的负相关性。美国国税局2018年的数据显示，调整后总收入在百万美元以上且有资本损益的人仅占美国纳税人总数的0.32%。

考虑到美国富人习惯于长期持有资产、很少轻易变现、上市公司也更乐于回购股票而非分红，资本利得税率上调后，变现频率更少、回购增加，反而更加有利于美国股市在长期稳定向上。

换句话说，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提高资本利得税来降低贫富差距的想法，可能不及将个人所得税率进行更大幅度的上调来得有效。当然，资本利得税率最终调整幅度，很可能是拜登政府与国会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

针对疫情后美国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以及美国政府财政压力的上升，Saez与其学生Gabriel Zucman提出了一个一次性征收资本利得税的方案。具体来说，福布斯在今年3月底公布美国657位亿万富翁及亲属拥有4.26万亿美元财富(去年3月底为3.11万亿美元)，其中2.7万亿美元是没有交税的资本利得。如果不变现，即使提高资本利得税率也没有意义。

Saez和Zucman提议对这一部分的资本利得征收按照拜登税改(即资本利得税率39.6%加上现有的投资收益附加税3.8%)进行一次性征收，分10年来支付，就可以筹集1万多亿美元。

通过记录这些家庭在3月底或者将来实际执行开始时的资本价值和需要缴纳的利得税，未来变现时可以避免双重征税。由于涉及的人数非常少，操作起来方便易行。

尽管这一提议真正被执行的可能性极小，但考虑到民主党近年的加税新思想主要来自于Piketty、Saez和Zucman，他们的主张值得市场密切关注。

即使新的税改方案可能在国会遇到阻力，拜登政府也可以选择阻力较小的方案，向国会申请增加对美国国税局的拨款。多个研究认为，只要国税局加大审计力度，就可以在联邦不加税的前提下、在接下来十年征收高达1万亿美元的税款。

结语

笔者通过一系列文章回顾了70年代兴起的“芝加哥学派”思想在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以减税和放松监管等形式正式执行后，对全球经济和市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新一代经济学家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主张逐渐获得各国政府的认同，但仍然有许多人依然沉迷在旧思想中，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新思想。

笔者提醒大家，无论拜登政府的税改能否成功，无论对大企业的严监管如何执行，一个大逆转的时刻终将到来，全球经济和市场将再一次发生巨大的变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当未雨绸缪，谋定而后动。

(作者系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来源时间：2021/4/27   发布时间：2021/4/27

旧文章ID：24867

作者：Christine Zhang  来源：FT中文网

亚特兰大数家亚裔开的水疗中心发生连环大规模枪击案导致8人死亡之后的第二周，我对一群大学生做了“从数据新闻看过去一年”的分享，从新冠疫情追踪系统谈到美国大选结果网页。

我告诉他们，说到数据可视化，一些最生动有力的图表能让观者看到他们自己。但接着我想起，多少次我制作美国种族数据图表时，不是将亚裔排除在外，就是把他们降级到“其他”类别。

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最近在曼哈顿唐人街的一次集会上表示：“我们从历史书中缺失了;我们也从预算表中缺失了。”她指的是美国常被人遗忘的反亚裔暴力历史，以及捐给“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AAPI)项目的、低得不成比例的慈善资金。“我们隐形了太久。”

从数据上看，“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社群也被忽视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统计需要。美国公共意见调查通常包括约1000名调查对象。由于亚裔美国人只占人口的5.9%，所以，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民意调查只会包括59名亚裔调查对象——这一样本量太小，很难形成结论。根据性别和年龄分类的细分样本量甚至会更小。

但在总统大选期间，在全国性调查中没有得到代表，意味着亚裔选民的声音在新闻报道中处于不利地位，尽管他们是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等战场州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

亚裔美国人非常多元，由超过48个不同种族组成。AAPI Data创始人卡蒂克•拉马克里希南(Karthick Ramakrishnan)表示，假如在调查中对每个主要细分社群都采集足够样本、且为调查对象提供语言支持，那么一项调查可能要花费100万美元以上。他表示，相比之下，对白人、黑人和拉丁裔人口进行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只需要5万美元，这就很容易看出为什么亚裔常常被归为“其他”组。

作为一名数据记者，我明白，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只能将他们归类于“其他”。但我不禁想，亚裔美国人的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相对较低，是否与他们在政治和公共意见数据中“不可见”有关。

当“亚裔美国人”被当作一个整体的身份、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被平均掉时，就会出现一种更隐蔽的抹除形式。综合统计数据可能掩盖差距，令“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刻板印象长期存在。亚裔美国人的收入中位数是美国所有种族或族裔中最高的，但也是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差距最大的。

综合数据也可能隐藏健康差距。在社会倡导下，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于2000年开始将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与亚裔美国人分开统计，但大多数州仍在新冠疫情报告中将他们合并统计。因此，人数相对较少的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相对较高的新冠死亡率在整体统计数据中就看不出来了。

身份问题很复杂，“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或“亚裔美国人”等术语在某些方面可能过于宽泛，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很强大，比如在回应反亚裔攻击时。在分享的最后，我引用了警方报告的仇恨犯罪作为例子说明数据可能遗漏或不可靠，并讨论了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当然应该寻求获得更好的数据：更准确的仇恨犯罪报告，更多关于种族和民族的细节;为像“全美亚裔美国人调查”(National Asian American Survey)这样的大规模调查提供更多资金。(据拉马克里希南表示，由于缺少经费，“全美亚裔美国人调查”在2020年没有开展。)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数据分析的局限性。它可能是一种生硬的工具，将活生生的经历归类，以方便研究。而像仇恨犯罪这样的统计数据现在不会、未来也永远不会得到精确的估量。既要改善这些数据，同时也必须讲述这些数据背后的人的故事——就像数据新闻的最佳范例一样。

来源时间：2021/4/26   发布时间：2021/4/23

旧文章ID：24868

作者：顾登晨  来源：澎湃新闻

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国立法、执法部门分别开启对硅谷巨头的反垄断调查，拜登、沃伦等资深民主党人在2020年竞选期间也表示要通过科技反垄断来促进竞争。去年10月以来，美国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分别针对谷歌、脸书发起了反垄断起诉;今年1月拜登执政后，两党议员在参众两院引入多个版本的反垄断立法提案。

华盛顿科技反垄断风暴可谓来势汹汹，但严重的党派分裂让国会反垄断修法困难重重，执法资源不足问题也将制约执法效果。在经济复苏与大国博弈的倒逼下，白宫与硅谷聚焦合作，对内有利于民主党选举利益，对外有助于美国在与他国的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种种迹象表明，拜登首个任期内，美国的科技反垄断大概率将“雷声大雨点小”。

反垄断(立)修法前景黯淡

2019年6月，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下设的反垄断小组对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四大数字巨头(GAFA)开启反垄断调查，并于去年10月发布了一份400余页的调查报告，其中称GAFA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抑制竞争、扼杀创新，建议对美国的反垄断法进行深入修改，以抑制寡头权力。经半年审议，今年4月15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24票赞成、1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这份报告。有舆论认为，该报告将成为众议院立法遏制硅谷市场力量的指南。

立法机构在反垄断问题上跃跃欲试，与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滥用脸书用户数据帮助特朗普竞选的丑闻曝光后风靡于华盛顿的隐私立法讨论浪潮颇为相似。更为接近的还有，两党之间及两党内部矛盾重重，反垄断修法或将复制隐私立法“知易行难”的困境。

首先，两党对是否修法以及修法重点看法不一。

与民主党“铁了心”要通过立法来补充修正既有反垄断法体系不同，共和党倾向于在既有反垄断立法框架下加强执法。即便是修法，共和党人的优先目标也是聚焦于通过修法削弱社交平台的权力，防止大型社交平台审查、歧视保守言论。在民主党人纷纷引入反垄断修法提案的今年第一季度，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引入了有关修正《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通称为“230条款”)的法案,表明共和党人意图以同意反垄断修法作为条件，置换民主党同意修正“230条款”，以恢复共和党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基层动员的能力。

其次，两党在如何修法方面共识小于分歧。

去年10月的众议院反垄断调查报告虽由跨党派的反垄断小组出品，但在民主党控制众议院的背景下，该报告更多是民主党意愿的呈现。因此，这份报告发布后不久，参与调查的共和党议员肯·巴克(Ken Buck)等人另外发布了一份题为 “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报告，暗示两党立法思路从一开始即存在不同。

对比这两份报告可见，两党的共识仅存于：加强执法部门的人员、资金配置;通过实现数据的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打破数据垄断;举证倒置(即由监管举证收购导向垄断，转向业界自证收购不会导向垄断)。

在诸如“如何界定操纵市场”、“垂直领域的并购是否一定是反竞争的”、“一刀切禁止收购竞争对手是否合理”、“将平台视作基础设施是否合法”等方面，民主党的主张颇为激进，而共和党则认为这些方面有赖于执法和司法的进一步反馈。在通过立法来划定科技禁业范畴，以及在反垄断诉讼中取消仲裁或完全放开集体诉讼方面，共和党则予以坚决反对。

最后，两党内部意见也不尽统一。

民主党方面，建制派主张慎重对待科技反垄断;进步派则寻求激进变革，如沃伦等主张“拆分脸书”，众议院民主党人的诉求要普遍比参议院民主党人更为激烈。共和党多信奉大市场理念，主张温和对待反垄断，但部分新锐议员有借助反垄断博眼球的冲动，如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今年3月的提案要求“千亿美金以上市值的科技公司不得实施并购”。

总得来看，民主党建制派的主张与传统共和党人接近，部分激进共和党人的诉求也得到了民主党进步派的呼应。在两党建制派对内部派别约束越发有限的背景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推进立法。

因此，上述400余页的反垄断报告能获通过，主要归因于民主党人利用掌控众议院的优势强行推动，司法委员会17名共和党议员全部投出反对票，暗示两党立法思路分歧犹存，该报告作为“立法指南”的合法性先天不足。

事实上，随着民主党进步派的淡出以及建制派入主白宫，该报告将越发沦为民主党反垄断姿态的象征，如若民主党议员完全忠于该指南推出立法提案，不仅将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在本党内部也难得到完全支持。

今年2月，参议院反垄断小组主席、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提出的反垄断立法议案已偏向温和;近期，众议院反垄断小组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大卫·西西林(David Cicilline)更表示，“不打算推出一个大的反垄断提案，而计划起草多个规模较小的提案”。

多重因素作用下，预计两党、两院、各派意见一致的反垄断立法出炉将遥遥无期，即便推出也大概率偏向温和。

“科技反垄断”并非拜登施政的优先目标

执政以来，拜登政府对内防控疫情，谋划纾困计划，对外修复与盟友关系，主张统一行动应对挑战，内政外交政策呈现出协调与互补性。

对内科技政策方面，拜登政府聚焦5G、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硬科技”，在底层研发、数字新基建、数字供应链安全方面等方面行事高调，如与国会协调提高新兴技术领域研发投入，放宽高水平人才引进，促进公共与私营部门间合作，推动芯片生产链回流本土，并亲自出席半导体产业会议，许诺将500亿美元的半导体供应链支持资金纳入2.3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意图展现美国政商团结、高端制造业回流场景。相比之下，在具体软件应用的监管和宏观数字治理层面，白宫表态谨慎、态度务实。

对外科技政策方面，与特朗普时期频频对外“数字开战”不同，拜登搁置争议，淡化与盟友在数字税、隐私保护、平台责任、反垄断方面的分歧，在微软与加拿大垄断诉讼、脸书与澳大利亚媒体议价的博弈中反应平淡，专注于通过G7峰会、慕尼黑安全会议、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美日首脑会谈等多边场合突出与盟友在传统地缘政治方面的合作，主张以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为依托组建“民主国家技术联盟”，确保西方在“硬科技”领域的领先，继而输出规则与标准。

总的来看，面临严峻疫情形势、不明朗的经济复苏前景以及国内频发的种族、移民问题，在2022年中期选举压力前面，拜登政府能够有效掌控的政策议程着实有限。

就数字政策而言，高热的“隐私法案”、“230条款”、“反垄断”固然夺目，但均非朝夕可达的目标，而对内专注于科技建设、对外确保美国的科技优势，能够以较低成本集聚跨党派支持，服务选举。相反，专注于科技反垄断，既无助于短时间内国内经济恢复，也不利于对外科技合作的施展，还容易抑制科技巨头配合美国实施针对中国举措的意愿。

此外，从党派政治的视角观察，去年11月大选以来，民主党人正逐步恢复对硅谷的影响力：1月初的国会冲击事件中，特朗普的脸书、推特账号均遭封禁;3月底，脸书及旗下平台对“带有特朗普声音”的内容进行溯源查删;去年10月拜登之子亨特丑闻发酵以及拜登3月份登机“三连跤”事件中，社交网络均低调处理，展露出“讲政治”的一面。

对民主党而言，以反垄断为缰绳，“多说而少做”，将硅谷约束在配合本党明年中期选举及2024大选的轨道上，是比较务实的选择;相反，激烈推进反垄断诉讼，必然引发硅谷与联邦政府间持续对立，且容易让白宫陷入不必要的府会对立中，难以聚焦其他优先议题。

面临重重挑战的反垄断执法

尽管拜登政府意兴阑珊，硅谷反垄断依然沿着立法和执法两条不同赛道齐头并进。

在众议院开启反垄断调查的同时，早在2019年7月，两家主要反垄断执法机构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即对GAFA发起反垄断调查。众议院反垄断报告发布后，去年10月，司法部联合11州共和党检察长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诉讼，12月，联邦贸易委员会和“48州检察长联盟”分别对脸书提起反垄断诉讼。

与反垄断修法前景黯淡相似，传统意义上的反垄断执法，也将面临重重挑战：

执法预期方面，虽然增强执法机构人员、资金配备以适应平台时代系各方共识，但这有赖于国会立法，而分裂的国会延迟了这一许诺的兑现预期。更重要的是，在新法推出前，对科技平台业态缺乏针对性的传统反垄断法体系仍是主要的执法依据，这难免导致监管与业界各执一词。在旷日持久的官司车轮战中，“执法期待新立法作为依据”与“新立法需要执法提供经验”将反复循环，高层级法院判决或和解将是最终宿命。而即便法院最终做出诸如“拆分”等必杀式判决，在技术实现上也面临巨大挑战。

随着今年1月党派更迭，缘起于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诉讼走向，将取决于拜登政府的态度，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核心职能在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更倾向于促成和解而未必执迷于胜诉，这为当下两起诉讼的未来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

团队建设方面，与国安与外交团队迅速到位不同，拜登政府反垄断团队至今仍未成型。

白宫方面，拜登过度团队充斥着“硅谷人”早已不是新闻，当下包括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白宫立法事务主管路易莎·特雷尔(Louisa Terrell)、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在内的多名拜登侧近幕僚，直至去年都在为微软、脸书、利夫特(Lyft)等巨头提供咨询服务。

司法部方面，主管反垄断事务的局长一职至今空缺，新任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德兰(Merrick Garland)仅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态“积极执行反垄断法律”，而既有法律并不足以支撑反垄断诉讼。

联邦贸易委员会方面，拜登新近提名哥伦比亚法学院法学副教授、竞争法专家琳娜·坎 (Lina Khan)出任委员，而另一名民主党籍委员即将赴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的5人委员会仍将处于“缺员”状态，迟迟未能补齐人手、频繁换人不利办案。

值得注意的是，3月，鹰派反垄断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Tim Wu)加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琳娜·坎入主联邦贸易委员会，一直被视作拜登科技反垄断的雄心力证，但该二人既无反垄断实践经验、也缺乏从政经验，与国会关系疏远，沟通府会、协调资源难度较大。

可能的“意外收获”

与上世纪针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本世纪初针对微软不同，当下针对大型科技平台的反垄断调查和执法，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美国而言，数字平台权力集中之所以引起华盛顿紧张，始于2018年由媒体曝光、2020年落幕的“剑桥分析”事件，两党反垄断的核心，恰是限制日裔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口中所谓科技巨头“对民主构成的独特威胁”。

放眼全球市场，硅谷垄断往往与全球数据收割、各国数字收益分配不公或大型平台拒不配合传统民族国家的监管有关。这意味着，在传统的相互起诉之外，在平台时代，监管部门有更多的着力点来释放反垄断压力，科技公司也有更多的抓手来对冲反垄断压力。

例如，2015年，三名美国伊利诺伊州公民因脸书的人脸识别功能涉嫌违反该州2008年10月通过的《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Biometric Information Privacy Act)，而向这家数字巨头提起诉讼。但联邦层面隐私保护立法的滞后，导致这一诉讼长期悬而未决。在反垄断的当口，脸书实施的人脸识别除涉及隐私侵犯外，还可能成为垄断数据的力证。为此，今年2月底，脸书提出了6.5亿美元的和解方案并获通过。

再如，拜登执政以来，澳大利亚针谷歌、脸书推出了媒体议价法案，英国、意大利要求多家美国零工经济企业将旗下合作员工认定为雇员，相关诉求暂且得到平台的初步配合。这显示，平台为防止陷入“多线作战”而选择在部分议题上让步。

又如，推特、脸书长期选择性执行传统民族国家的内容监管要求，而在全球科技反垄断浪潮下，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社交平台对平台责任执行的不到位，或将成为其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的力证。

纵观平台时代各国数字治理实践，无论是要求平台慎重对待用户隐私、积极配合内容治理，或是通过数字服务税等方式对数字经济收益进行二次分配，还是对作为“守门人”的平台权力进行立法限缩，都在客观上对冲外部世界对数字巨头垄断倾向的担忧和对数字收益不足的焦虑，而这一切，也终将稀释美国政府对内反垄断的急迫冲动，甚至激发起美国政府对外为硅谷保驾护航的意愿。

在美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双重作用下，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华盛顿与硅谷的关系都将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一面，其间的问题远不是一次反垄断立法可以解决。政商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句“是否支持反垄断”可以作结。

唯一确定的是：就商业利益而言，在一个充分辩论的环境下，硅谷商业模式创新的脚步不会停止;就消费者福祉而言，即便AT&T被拆分或“微软诉联邦政府”的情境在未来不复现，在持续、高压的科技反垄断执法预期下，隐私、平台责任、数字税等治理议题，将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或将是本轮科技反垄断的“意外收获”。

来源时间：2021/4/26   发布时间：202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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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基义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整整十年前，在加拿大有一场吸引世人眼球的辩论会，参加的辩手是赫赫有名的基辛格等四人，辩题是“21世纪会属于中国吗?”，辩题+辩手的热度都会“烫手”。

那时，世界关于中国看法的混杂程度，在网上流传的这样一个段子便是很好的注解：“谁也说不清中国，谁也看不透中国，但谁都在解读中国，谁都在预测中国。”

于是世人对这个辩论会给予很大的期望。加拿大请来了四位非同寻常的人物，就上述辩题进行辩论。反方是基辛格，是不是有点奇怪的感觉?要知道，这可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辩论会，而且坚持要选取反方立场。反方另一位是美国颇具影响的媒体人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正方是带有美国和英国双重背景的历史学家兼经济史学家尼亚尔·费格森(Niall Ferguson)，以及清华大学的李稻葵。

事后，辩论会主办方推出了《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21世纪会属于中国吗)?》这本书。最近，笔者认真地阅读了它，以求弥补当时只略知皮毛的遗憾。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的第一印象，就“角色”的正反表现而言，扎卡利亚、费格森和李稻葵这三人都是货真价实的，而基辛格却多少带有点“伪”的色彩。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在当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世界“大乱局”背景的主色调。因此，回过头去品味十年前那场辩论会，便会有上面那句中国古诗的感觉。“无可奈何”，说的是潮流、或者变化的规律，不但不以人们的意愿而转移，而且似乎日发显著。“似曾相识”，则说的是历史延续带来的“相似性”。这一点同样值得人们加以深思和鉴别，更不用说，它和“无可奈何”一样在日益强化，令人警醒。

辩论会有一个挺有趣的细节，主持人说，辩论会开始时，听众(估计是线上和线下)关于辩题的投票结果是，正方为39%，反方为40%，也就是说，站在正反两方的听众人数，几乎不分上下。遗憾的是，笔者没能在书中，找到辩论之后的相关数字。至于其个中原因，人们只能猜想，因为按照芒克辩论会的惯例，是要划分出输赢结果的。

辩手在首次发言时，每人有六分钟时间陈述自己的观点。发言的顺序，先从正方开始，然后是反方，交替出场。本文从中摘取每位辩手的主要观点，并进行归纳，并采用“画外音”的方式给出笔者的简要评述。

第一部分 辩手陈词

费格森的主要论点：

✧“在过去的20个世纪中，共有18个世纪，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只有19和20世纪是例外。”

画外音：他是用历史“大数定律”说事。

✧ 从人口和地域来看，“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大陆。”

画外音：对于世界的影响而言，没有足够的体量，就难有言说。

✧ 经济发展持续高速，“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了近十倍。”

画外音：他同时认为“经济挑战”必然带来“政治挑战”。此时，他巧妙地引用了基辛格的论断:“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

这是基辛格在影响很大的《论中国(On China)》那本书中的一段话，可见，费格森为辩论下足了功夫。对此，他还颇带鼓动力地说，听众应当支持基辛格的观点，而不是选边站到他那一边。

✧“中国在创新和教育方面正在赶上其他国家。”

画外音：他用案例说事，以上海15岁学生的数学素养最高600分，美国487分，加拿大527分。

✧关键因素，不在于中国如何如何了，关键因素“最终在于西方的衰落”“一个超重、过度杠杆化、过度垄断的美国，更不用说一个功能失调的欧洲，都正在走下坡路。”

画外音：费格森这段话，睿智含金量颇高，体现了历史学家眼光的深刻。他在发言中还做了这样的“移位”推设：如果把这样的辩论会放到100年前，而辩题的主角换成美国，那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在历史面前，人们的言说都会变得格外渺小。他的发言，体现了历史学家的深邃见识。

费格森写有一本书，书名叫《世界战争与西方衰落》，已有中译本。书中对于西方衰落的分析颇为中肯，而且视角与其他人不同，他是从种族上探索世界战争的缘由及其后果。他在该书页首引用了彭德怀的那句分量很重的论述：“西方列强仅仅通过在沿海安装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东方国家的时代业已一去不复返了。”。上个世纪50年代，彭大将军的“横刀立马”改写了历史，创造了历史。这个事件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扎卡里亚的主要论点：

他基于经济、政治和地缘关系的分析，认为辩题不可能成立。

✧虽说中国连续经济增长，但是“没有什么是永远直线上升的”，而且‘’中国的体制存在着巨大的低效率。”“中国每月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当于印度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但中国的增长速度仍然只比印度快两个百分点。”虽说那里有“大量的机场，八车道高速公路，…如果你看看从中获得的投资回报，这并不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将在未来25年内出现人口崩溃，…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次世界上的主导力量在人口统计上也在衰落。”

画外音：扎卡里亚以日本为主要例子(还包括其他亚洲国家)，说明中国也难逃同样下场，并断言关于中国的预测“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怎么能相提并论，这样的立论明显偏颇。

再说辩论会的年代，刚刚是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第三年，理应记忆犹新。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和中国的不同表现，让世界感到震惊，对中国刮目相看。相当部分睿智学者将这个时段作为美国走向衰败的起点。对此，扎卡里亚却视而不见，一点没有提及。

十年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大爆发，中国在对付突发事件的适应性，及经济上的坚韧性愈发获得明显印证。

值得指出的是，他在把中国与他的母国印度相比时，竟然是仅仅使用外资投入量和GDP增长率说事。一个国家的GDP经济增长率，理应与众多因素相关，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简单。

但是，他关于人口问题的陈述，这一点值得国人认真对待。

✧在政治上，中国“是否有政治能力来行使所需的那种领导权?”而且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体系所统治的国家，并处于危机之中。”

画外音：这一陈述偏离辩论的主题，因为在“21世纪属于中国”与“中国领导世界”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巨大的。

关于他说的中国“危机论”(和他讲话中闪烁其词的“崩溃论”一样)，已经是见怪不怪的陈词滥调了。这些所谓“预测”已经一次一次地被严峻的历史事实碾压得粉碎。十年后的中国，尽管面对西方的更加严厉的打压和攻击，中国人的自信程度，反而达到前所没有的广度和高度。对一个国家而言，没有比这更宝贵和更重要了。

✧扎卡里亚继续说道，“中国还没有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即当它创造一个中产阶级时，它将做什么，以及政府将如何回应这些人的愿望。当台湾经历类似的过程时，就出现了向民主过渡的转向。”

画外音：在扎卡里亚这段话里，有着一个潜台词，即中国如果不能实施所谓的“民主转型”，就无法谈得上“21世纪属于中国”。谈到“民主转型”，这位人士也太健忘啦，费格森在前面刚刚引用了基辛格的论断，说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地缘政治上，“中国不是在真空中崛起。”，“随着中国的崛起，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韩国都将做出积极的回应。”

画外音：扎卡里亚的陈述，仅仅说及竞争的状态。对此，影响很大的那本《人类简史》就指出，竞争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残酷事实。那么，在竞争环境中，中国的表现如何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费格森陈述中所说，在绝大部分世纪周期中，中国的发展都处在世界的前面，远远不止是处在亚洲的前面。

在最近十年，面对严峻的情势，中国的发展势头也不落伍丝毫。

当今之域中，当是竞争与合作同在的天下，中国与世界共赢的天下。

李稻葵的主要论点

✧他用了不短的篇幅简要讲述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从饱受耻辱到艰难建国，再到改革开放。最后落在这样的结论上：这是他陈述的“第一个信息——具有持续发展的能量。眼下，能量还在，在油箱里。”

画外音：注意，李稻葵是 在给西方听众讲解中国近代历史课了，这太必要了。因为有多少西方人士，能够体验到“耻辱”这两个字在中国人的心里的沉重份量!不仅如此，基辛格也应包括在内。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平行地同时阅读基辛格的那两本书，《论中国和世界秩序》，后者是中文译本。在他的书中，对中国近代饱受侵略的耻辱历史，基辛格也是颇有保留的。

李稻葵的这一段话是回应扎卡里亚，因此，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并非属于短时间周期的事件，其持续发展的能量仍然存在，在那硕大的油箱里。

✧中国这个快车“要开车去哪里?目的地是哪里?目的是民族复兴。…其目的地是一个和平、自信、开明的文明的复兴。”

画外音：关于中国民族复兴的本质，李稻葵强调说，这“不是对西方的报复，也不是效仿美国的要成为世界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

✧关于中国的影响力，他认为这“将是多维的”：第一是“给世界不发达国家带来希望”;第二是中国的崛起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替代模式”;第三是在国际关系上“积极的国际影响”。

画外音：李稻葵强调说这三点看法不强加于人，听众自己去做出结论。这种宽容大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阔胸怀，不强加于人，更是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实际体现。榜样的力量如风，值得点赞。

基辛格的主要论点

✧“我要说的是，在21世纪，中国将专注于国内的巨大问题，以及眼前的环境。紧接着，他列举了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业数量巨大，流动人口巨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巨大等。”基于此，于是他认为“我很难想象会出现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

画外音：基辛格说的这些，当然是中国很现实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挑战。基辛格同时也在提醒我们，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这一点，与费格森强调的西方没解决好自身的问题，这两个主辩手，其核心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每前进一步，无不都是在“两难困境”中求得突破，获得结果。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自身重大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强化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这十年中，中国脱贫进程如此巨大，在世界的影响明显，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在历史上看，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可以用蛮族管理来形容。因此，适应这样一个世界本身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挑战。”基于这样的分析基辛格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中国主宰世界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反作用，这对世界和平将是灾难性的。”

画外音：基辛格在这里所说的“反作用”，其实，在中国远还没有出现所谓“主宰世界”的时候，这些“反作用”就连绵不断扑面而来了，而且在这十年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凶猛程度。因此，他发出的这些警示，带有很准确的预测性，不能不令人佩服。

基辛格在指出“反作用”时，同时带有“给世界和平带来灾难”这样的说辞。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说辞的指向是“含混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误导性”的。

✧“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适应中国的权利。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适应一个不再像过去20个世纪的18个世纪那样霸权的世界。”

因此，对双方都有个适应的问题。对西方而言，“能否与中国合作。”对于中国而言，“能否与我们合作创建一个国际架构，并纳入这个架构中”。对此，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前景并不乐观。”

画外音：基辛格的观点中，包含了双方“相向而行”的理念，这也是中国明确奉行的方针。遗憾的是，甚至在中国领导人频频向对方示好，寻求合作的时候，得到的回应却是“热脸贴在冷屁股上”，甚至是更为严酷的打压，令人大失所望。

正如在后续辩论中，李稻葵所说的那样：“侵略者是谁?谁是挑衅的一方?从来不是中国。”对于这个是非问题，是不能含糊的。

第二部分 关于非洲问题

在辩论会上，在听众提问环节，有一位名叫丹比萨的听众，提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问题：“中国从积累资源的软实力战略转向更积极地依赖硬实力，并因此采取更带军事和殖民式色彩的积累资源战略(尤其是在非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此，让我们看看辩手们的不同回应。

首先是费格森的主要观点

✧“中国正在领导一场全新的发展攻势，这与…西方试图实施的援助计划是在性质上截然不同。这是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发展战略。”

✧“中国人在投资，他们在努力赚钱。他们让市场推动非洲经济发展，而不是施舍和传播依赖性文化。”

✧“这最终会导致你所说的那种冲突吗?一种对非洲的争夺，就像19世纪末那样?这是可以想象的，但我目前看不到任何迹象。”

画外音：费格森的观点相当中肯，非常鲜明地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性质上与西方的援助截然不同。而且他在非洲也并没有看到丹比萨所说的那种想象。

李稻葵的主要观点

✧他在费格森发言后补充了三点：“第一点与意愿相关，中国无意重复前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相反，中国一直在努力与非洲国家合作。以大约三年前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为例。大多数非洲领导人和商人都对中国在那里的投资非常热情。”

✧第二点与能力有关。考虑中国现实。“我们仍然是一个相当贫困的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000美元——因此经济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的第三点与中国本身相关，“在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推动节约资源的新技术、提高能源效率的新技术以及鼓励节约的新政策。因此，我认为很明显，中国正在努力发展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给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带来希望。”

画外音：笔者有一些朋友，他们正从事着这类艰难的工作。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工作的性质与西方大不相同，业已在非洲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而且愈来愈明显。鉴于此，笔者对李稻葵补充的这几点看法，于是多了一些判断的背景知识，感到他说的很中肯，很到位。

扎卡里亚要求发言，他说：

✧“大卫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非常受欢迎;我认为这样说更准确，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很受(非洲)独裁者的欢迎。”

画外音：这又是他的一种偏见!紧接着，费格森立即给予反驳。

费格森立即回应

✧“法里德，与其说我是经济学家，不如说我是历史学家。你这样说，让我感觉到，你是说西方列强从来没有和独裁者做过交易，这只是中国的畸形政策吗?我也去过非洲，我和铜矿带的矿工交谈过，他们在国有采矿系统崩溃时没有工作，现在有工作了，因为中国人重新开放了矿山。他们不仅重新开放了它们，还扩展了这些矿山。”

✧“说中国只和非洲独裁者打交道是不公平的，他们同样与非洲民主国家打交道。”

后来，他们两人甚至唇枪舌剑干起来，费格森直接指出扎卡里亚的论点虚伪，令人讨厌。

画外音：体现了历史学家的风度和做派。

基辛格的观点

✧“中国想要为其工业获取资源是自然的进化。它是否认为，为了获得资源，它还必须在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呢。”

✧“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会变得更强大，…但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中国必须学会自我限制。这两这都必须存在，不能由一个国家独自完成，必须通过合作来完成。”

画外音：基辛格对此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是，却是以提问的方式来评论中国必要的强化军事。这让听众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种外交词令，隐含着他的不赞同。

✧而且，他强调中国“必须学会自我限制”，也是“无的放矢”。因为，中国援助非洲，根本就与“自我限制”拉扯不上关系。

这场辩论会，业已过去整整十年了。基辛格对改善中美关系是有大功劳的。因此，当中美关系出现微妙的重大转变时，基辛格在上面提及他写的书中，明确提出，给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

对于“共同进化”的确切含义，基辛格也有明确陈述，“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正因此，基辛格的这些理念，与中国的基本态度也是相容的，相通的。令人遗憾的是，中美双方的关系看来已经很难再回到从前的那个样子了。基于此，基辛格的这些观点，构成了维系中美关系的“最低纲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真希望基辛格老人家能够多活些年头，继续发挥他的积极影响。

在文章末尾，我最想说的，乃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三三年的就职演辞中的一句名言：我要重申这一坚定信念，正值国步初迈之时，唯一值得忧虑的是众人之忧心忡忡﹙So, first of all,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that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当下，中美两国都不乏许多忧心忡忡的大事，互相携起手来，“共同进化”，于两国有利，与世界有利。

作者颜基义，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

英文版2011加拿大芒克辩论会书籍《21世纪会属于中国吗》，请点击链接下载：《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pdf

来源时间：2021/4/25   发布时间：202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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