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UDRA D. S. BURCH, AMY HARMON, SABRINA TAVERNISE, EMILY BADG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这场运动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去世几小时后就开始了。在一段可怕的视频和口口相传的推动下，人们涌向那个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南部的十字路口，也就是弗洛伊德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过后不久死去的地方，要求结束警察对美国黑人施加的暴力。

这一充斥着集体悲痛和愤怒的时刻，迅速引发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全国性讨论，即在美国，身为黑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发生的，是全国各大城市和小型城镇的抗议，这演变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抗议运动。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近170个南方邦联(Confederate)标志被重新命名或从公共场所移除。“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口号得到了这个难以接受弗洛伊德之死的国度的认同。

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对种族公正的呼吁触及到了美国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历史学家称，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现象。

周二，曾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Derek Chauvin)被判两项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成。这一判决给争取种族公正的活动人士带来了些许安慰，过去几周，他们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场官司闹剧。

但对许多美国黑人而言，真正的改变还是看不见摸不着，尤其是看到警察继续杀害黑人的手段是多么无情——最近一次就发生在一周多以前，丹特·赖特(Daunte Wright)被枪击身亡。

也有抵制的迹象出现：在共和党控制的州立法会，减少投票机会、保护警察和将公众抗议实际上定为犯罪的立法大量涌现。

芝加哥三一联合教会(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的牧师奥蒂斯·莫斯三世(Otis Moss III)说，把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称为种族清算是不对的。

“清算的意思是，我们真的在奋力去重新想象从刑事司法到食品沙漠再到健康差距的一切，但我们并没有做这些，”他说，他认为周二的有罪判决“只是治标，但我们并没真的去治本”。

就在宣判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总裁德里克·约翰逊(Derrick Johnson)称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塞尔玛时刻”。

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1965年塞尔玛发生的事，“这表明了通过《1965投票权利法》(1965 Voting Right Act)的重要性。我们去年所目睹的乔治·弗洛伊德谋杀事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警务系统广泛改革的催化剂。”

从他的死亡到肖万接受审判和定罪期间的抗议，弗洛伊德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发生的，而疫情更加凸显了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现状：有色人种正是受病毒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凋敝打击最大的群体之一。

对许多人来说，弗洛伊德之死与过去十年间发生的其他警察暴力事件一样沉重，那些死者包括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桑德拉·布兰德(Sandra Bland)和布里昂娜·泰勒(Breonna Taylor)。

在弗洛伊德去世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一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许多警务改革法律在州一级被引入。各大企业承诺为种族平等事业投入数十亿美元，职业橄榄球联盟(NFL)也为未能支持黑人球员对警察暴力的抗议而道歉。

甚至连反对的后果也不再相同。从市长到消防局长，多名公职官员发表的与弗洛伊德之死有关的种族主义言论，放在以前或许会被容忍，现在却让他们丢了工作，有的则去接受了反种族主义培训。

而且，至少在一开始，美国人在民调中对一系列与种族不平等和警察执法相关问题的态度转变，达到了一个罕见的程度。比起前几年，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更倾向于支持BLM运动，认为种族歧视是个大问题，并表示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对非裔美国人的伤害过于严重。

去年夏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弗洛伊德之死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更广泛常态的一部分。《纽约时报》6月对注册选民的调查显示，超过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参加过抗议活动。当时，就连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客都在发声支持警察改革。

但事实证明，这种转变对共和党人(无论是民选领导人还是选民)来说，都是短暂的。随着一些抗议变得具有破坏性，以及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开始在连任竞选的政治广告中使用这些场景，民调显示，白人共和党人在歧视是个问题的观点上出现倒退。在其竞选活动中，选民越来越多地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种族平等，或是支持法律与秩序。曾为弗洛伊德发声的共和党官员陷入了沉默。

“如果你站在共和党一边，实际上就是站在特朗普的一边，那意思就变成了，‘不，我们不能承认此事骇人听闻，那会对我们的处境不利，’”蒙茅斯大学民调研究所(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所长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 Murray)说。“‘我们的世界观是我们与他们势不两立。那些抗议者将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然而，弗洛伊德之死确实推动了一些改变，至少在眼下，非共和党的美国白人意识到了种族不平等，并支持改革。他的死也帮助巩固了受过大学教育的郊区选民向民主党靠拢的进程，他们已经对在他们看来属于种族煽动的特朗普感到失望。

“2020年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极具催化作用的时间点载入史册。人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了。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相信自己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大卫·贝利(David Bailey)说，他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创办了非营利组织Arrabon，帮助全美各地的教堂进行种族和解工作。

但包括地方市长以及最近的拜登总统在内，即便是民主党领导人也常常在对警察暴力表示失望的同时，也警告抗议者避免使用暴力。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政治学家达文·菲尼克斯(Davin Phoenix)表示，将黑人的政治愤怒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根深蒂固，过去一年也没有打破这个常规。

“甚至在有机会处理自己的创伤和悲痛感受之前，被黑人选进白宫里的人——得到他们授予的权力的人——就在告诉他们，‘别这样做，别那样做，’”菲尼克斯说。“我希望有更多政客，至少那些自称是盟友的政客，能转而对警察说，‘别这样做，别那样做。’”

弗洛伊德死后发生的抗议，成为了美国人日益激烈的政治讨论的一部分。大多数抗议是和平的，但一些城市出现了趁乱打劫和财产损失，这些画面得到了电视和社交媒体的不断传播。

共和党人将抗议活动视为左派失控的一个例子。去年秋天，许多房屋外挂起了“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的旗帜。1月6日，当对特朗普的支持演变成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后，保守派对他们所谓的评判这两场运动的双重标准感到愤怒。

拜登于1月就职时，誓言要将种族平等放在他所有议程的核心，包括如何分发新冠疫苗、在哪里修建联邦基础设施、如何起草气候政策。他很快做出了任何民主党政府基本都会做出的改变，恢复了警察同意令和公平住房规定。

但是，作为拜登当选独特时刻的标志——以及对推举他的黑人选民的亏欠——他的政府也做出了更多新颖的举措，比如宣布种族主义是对公共健康的严重威胁，并将黑人失业率作为衡量经济健康的标准。

民意调查没有很好地捕捉到的是，白人自由主义者是否会改变强化种族不平等的行为——比如选择种族隔离的学校和社区。尽管对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提高了人们对此的认识，但与大流行有关的其他趋势只会加剧这种不平等。这不仅是因为黑人家庭和工人受到疫情伤害更为严重，也因为白人学生在远程教育中表现得更好，白人房主在狂热的房地产市场中获得了财富。

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政治学家珍妮弗·楚迪(Jennifer Chudy)在今年早些时候对美国白人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发现，即使是最具种族同情心的人，也更有可能支持有限的私人行为——包括教育自己了解种族主义，或是倾听有色人种的呼声——而不是选择生活在一个种族多元化的社区，或将提请给民选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注意种族问题。

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说，弗洛伊德之死对公众讨论的激励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不仅是对警务工作的讨论，还有对种族主义如何深入公共和私人机构政策的讨论。

一些黑人商界领袖用不同寻常的个人化方式讲述了自己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一些人指责商界多年来做得太少——“美国企业界让美国黑人失望，”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主席、百事可乐(PepsiCo)、拉夫·劳伦(Ralph Lauren)和Square的董事会成员达伦·沃克(Darren Walker)表示——数十个品牌承诺让员工队伍多元化。

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抗议在世界各地爆发，在柏林、伦敦、巴黎、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省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首都引发了抗议活动。不熟悉结构性种族主义概念的美国白人，将有关该主题的书籍推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研究抗议运动的历史学家罗宾·D·G·凯利(Robin D.G. Kelley)说，与过去十年其他警察枪击黑人男女和儿童事件后发生的抗议活动相比，去年反对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在种族上更具多样性。与过去不同的是，它们使得撤销警察经费的要求成为主流——这是改革警务工作的最深远要求。

“我们有了更多的组织，有更多的人走上街头，有更多的人说，‘仅仅修复这个系统是不够的，它需要进行拆除和替换，’”凯利

组织者努力通过推动大量选民登记，将抗议活动的能量转化为真正的政治力量。到了秋天，种族公正也成了竞选议题。大多数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中都提到种族不平等问题，包括呼吁警察改革，废除现金保释制度和建立民事审查委员会。

“我们将会永远回顾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刻。乔治·弗洛伊德的去世为变革创造了一种新的能量，尽管还不清楚它们会持续多久，”“变革之色”的主席拉沙德·罗宾逊(Rashad Robinson)说。“他的死把种族公正推到了最前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多种族反应，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为了让肖万付出代价，是为了做出系统性变革。”

一个明确的政策结果就是警务工作的改变。自弗洛伊德被杀以来，已有30多个州通过了新的警察监督和改革法律，赋予各州更多权力，并使长期掌握巨大权力的警察工会处于守势。这些变化包括限制使用武力，改革纪律制度，建立更多民间监督，并增加渎职案件的透明度。

尽管如此，警务系统是复杂而根深蒂固的，立法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实际工作的方式仍有待观察。

“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地方，然而情况正在逐渐好转——这两件事都是事实，”在里士满从事种族和解工作的贝利说。“我们说的是一个有350年历史的问题，而直到50来年前，它才开始得到修正。”

David Gelles、Susan C. Beachy和Jonathan Abrams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Amy Harmon是美国记者，报道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交叉领域。她凭借系列报道《The DNA Age》和作为《How Race Is Lived in America》报道团队一员，共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Sabrina Tavernise是《纽约时报》国内新闻版面记者，负责报道人口，是时报人口普查的首席作者。她自2000年加入时报，前十年曾担任驻外记者。

Emily Badger在华盛顿分社为时报撰写有关城市和城市政策的文章。她对住房、交通和不平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联系特别感兴趣。她于2016年从《华盛顿邮报》加入《纽约时报》。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emilymbadger。

翻译：Harry Wong、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1/4/23   发布时间：2021/4/21

旧文章ID：24847

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近日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访华和中美双方意外发表气候联合声明，表明双方确有意在气候领域展开合作，也大概率解除了习近平将出席本周气候峰会的悬念。此前，鉴于美中各领域的对抗在继续加剧，外界对克里访华原本不抱过多期待。这个联合声明的发表，体现了拜登政府多次强调的和中国在“应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的政策思路。

中方之所以愿意配合克里这次访华，达成联合声明，一个因素是气候问题毕竟攸关全球共同利益，且双方在该领域有许多交集，另外中国也在强调双方之间的合作，虽然明知克里访华意图，但气候是目前双方可以合作的不多的领域之一，甚至是唯一领域。中国藉此可能摸索重新构建双方信任的途径，故而此时不能在气候问题上杯葛美国。除此外，拜登也可能赋予了克里某种使命，在中国关注的敏感议题上做出了某种承诺，或者答应尽快举行双方首脑视讯会议，以换得习近平出席气候峰会。

虽然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现了合作意愿，但合作能到什么程度，不仅外界没底，就是美中自身亦可能不是十分清楚。对双方来说，这种合作随时有可能被激烈的竞争和对抗所打断，尤其对美国而言，拜登处理对华事务每一步都会受到两党恶斗以及对华不友好的舆论掣肘，共和党和舆论都在拿放大镜检视拜登如何同中国打交道，等着他犯错。而就合作言，拜登政府也重新定义了与中国的合作模式，亦即建立在美国实力和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下，换言之，合作可以，但要以美国的方式合作且主导权在美国。这种设定条件的合作其实可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竞争或对抗。中国对这样的合作自然会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指出：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不应指望在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给予理解和支持。

事实上，双方在气候领域除合作外，也存在竞争关系。围绕着这次气候峰会，双方都在谋篇布局。拜登在上任百日内急着举行气候视讯峰会并邀请40国领导人与会，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重夺美国在气候领域的主导权和领导力。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气候变迁的藐视特别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不仅伤害了美国的道德形象，加深了和盟友在这一问题上的隔阂，也让中国趁虚而入，有主导气候议程和规则制定权的趋势。气候问题不但事关大国的道义担当，而且有着实在的利益，有关气候变化的碳减排、低碳经济和绿色投资等，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谁主导了这个领域的规则和标准，谁就能够获得最大利益，拜登政府显然不想让中国捷足先登。

因此，拜登召开气候视讯峰会及40国领导人与会，就是要向外界发出信号：美国重新回来了并要领导国际社会抗击气候变迁。拜登政府对盟友的重视已经基本修复了特朗普造成的破坏。假如气候峰会成功举办，美国提出自己的气候目标，不仅对中国形成新的压力，有利于今年6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主导政策议程，还将会增强美国在对中国竞争和对抗时的自信力。

如今在气候问题上，呈现美中欧盟三足鼎立态势。三方中欧盟一向态度最激进和主动，以前的气候谈判欧盟是推进力量。美国的态度则相对消极。美欧虽是盟友，在气候问题上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但也有冲突的一面。中国长期对气候问题也比较被动，但近年来变得积极。欧盟要实现气候目标和进程，就必须有赖于同中国的合作。所以去年联大会议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时，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欧盟方面的欢迎。

中国当然知道拜登政府要求中方进行气候合作的真正含义，因此会抓住欧盟，增加和美国进行气候竞争的砝码。这就是在克里访中同时，中国和法德领导人举行气候视频会议的原因。同美欧相比，中国的减排任务更艰巨。前二者已经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前不久才宣布整体脱贫，因此外界很怀疑中国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可靠性。但也正是这一点，让中欧有紧密合作的空间。中国会最大程度地利用气候牌，去分化美欧在其他议题上针对自己的立场。

相对中国，美国的一个隐患是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一致性。虽然拜登政府扭转了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可假如四年后特朗普卷土重来或者共和党执政，拜登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做法届时会不会改变，就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中国看起来比美国在气候问题上更负责，也让欧洲不得不顾及同中国的气候合作，不能在围堵中国上跟得美国太紧。而中国虽然在减排问题上态度积极，但在气候谈判上会坚持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身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最有利的条件，以继续赢得它们在其他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

可以说，美中在气候领域争夺主导权和影响力的较量已经铺陈，双方都想打气候牌来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对即将召开的气候峰会，中国会借这个平台，推销自己的气候主张，不会让美国唱独角戏。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是否确实已经夺回气候领域的领导权，有待峰会揭晓。

来源时间：2021/4/23   发布时间：2021/4/21

旧文章ID：24846

作者：蔡未名  来源：财新网博客

世界上有些事情以常理来看简直是“匪夷所思”：就在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驱逐10名俄驻美外交人员后，美国总统拜登随即又发表讲话称，美方不寻求与俄罗斯开启局势紧张升级和冲突的循环，希望实现稳定、可预见的双边关系，并提议与俄总统普京今年夏天在欧洲举行峰会。

用吾国老百姓的话来说，拜登的行径属于典型的“拍一巴掌再揉你两下”。对此，“战斗民族”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当即作出对等的反应，同样驱逐了10名驻俄的美国外交官，并对8名美国现任和前任高官实施制裁。这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

拜登为何对俄罗斯如此心怀敌意?看上去他对俄国的态度甚至比对吾国还“凶”，其中必有历史缘由和他个人的成见。笔者由此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实力来看，中、俄、美位居当今世界的前三，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可是“一山”如有“三虎”，其中“一虎”蓄意跟其它“两虎”作对，这岂不是“自讨苦吃”?

恰好笔者前几日看到《环球时报》发表张腾军的一篇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文章介绍说，24年前，美国的地缘政治学者布热津斯基曾出版《大棋局》一书，书中指出：美国“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鉴于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中俄伊三国关系均陷入不同程度的紧张，媒体和分析人士称布氏二十多年前的这句话变成了现实，指美国正在掉入“布热津斯基预言”。

笔者记得，这位已故的布热津斯基先生曾经当过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当年对中美建交做出过积极贡献，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然他的上述预言还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说话，其用意在于忠告美国的外交千万不能四处树敌。即便如此，笔者还是对他的“一语成谶”颇感敬佩，其不愧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大战略家”。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也已是“老人”的拜登却为何眼睁睁地掉入了“布热津斯基预言”?且不谈伊朗，美国同时跟中、俄这两个大国闹掰，明显是犯了“兵家大忌”。说难听点，他至少应该是“拉一个，打一个”吧?当年尼克松和卡特就是这么做的，史家简称“联中抗苏”。

正在笔者写作这篇小文时，又看到《新京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美俄闹掰了对谁有利?”报道引述中国政法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晓伟的分析表示，美俄关系越走越远，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国家，如果双方沟通不畅，很容易由外交战发展到军事摩擦，加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但文章认为拜登如此作为，反而造就了“中俄合作的最好时机”，言下之意是吾国因此成为获益者。王晓伟说：“美国因为自己的错误观念，不得不面对来自两个大国的回击，这是美国的悲哀。”

王先生是一位学者，他从个人角度可以这样言说，官方部门的说辞不会这样直接。对于俄美当前的争斗，吾国外交部发言人是这样表述的：“俄罗斯和美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中国希望各方通过协商和对话化解分歧。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单边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是强权霸凌行为，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反对。” 发言人前面几句话是站在中立角度说的，最后一句则明显是针对美国，只不过没有直接点名罢了。

更有意思的是，据环球网报道，拜登的前任特朗普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称“我喜欢他(普京)，他也喜欢我”，并一再强调美国“要和俄罗斯搞好关系”。他顺便还把吾国也扯进去，说“我们应该和俄罗斯打交道，我们应该和俄罗斯和睦相处，而不是将俄罗斯推入中国的怀抱。没有什么比让中国和俄罗斯结合在一起更糟糕的事儿了。”

拜登与特朗普的对俄态度，哪个对美国更为有利一些呢?历史将会作出验证。(未名日记4月22日)

来源时间：2021/4/22   发布时间：2021/4/22

旧文章ID：24841

作者：  来源：新华社

洪水、干旱、山火、疫情……气候变化正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全世界合作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中美两国应致力于真诚合作以应对气候危机。

（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策划：关心国

统筹：邓玉山、李国荣、闫珺岩

记者：蒋励、熊茂伶、刘万利、张立、胡友松、檀易晓

编辑：叶在琪、余忠稳、沈浩洋

剪辑：冯国芮

新华社国际部、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制作

新华社国际传播融合平台出品

来源时间：2021/4/22   发布时间：2021/4/22

旧文章ID：24840

作者：林小春  来源：新华国际头条

拜登政府将于4月22日和23日主办线上领导人气候峰会。美方邀请了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38个国家领导人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

这38个国家包括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80%的17个国家以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

拜登政府希望借主办气候峰会向世界宣告，美国重回应对气候变化舞台中心，并欲夺回全球气候治理主导权。

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局出发，中方对拜登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表示欢迎，期待美方展现出与其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气候雄心。但美国气候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加上美国国内当前的政治气氛对华不友好，中美气候合作也存在变数。

中国为何欢迎美国重返气候多边进程

4月15-16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

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领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国气候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沟通交流，取得积极进展，达成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渠道。

2017年6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称该协定给美国带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

2020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

2021年1月20日，拜登就任总统首日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2021年2月19日，美国正式重返《巴黎协定》。拜登政府新设立了直接向总统汇报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一职，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气候谈判。

专家认为，中方欢迎美方重返气候多边进程，原因有三：

首先，实现《巴黎协定》控温目标需要美国参与。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历史累计排放全球第一，人均排放在排放大国中居首位。气候变化是全球性危机，如果没有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参与，在气候变化方面制定的任何规则和采取的行动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其次，世界对中美开展气候合作抱有期待。中美在气候方面可合作的领域很多，包括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可再生能源、农业、节能建筑、绿色低碳交通、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国际航空和航海活动排放合作等。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发表过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而此次克里访华期间发表的联合声明直指“气候危机”。从“气候变化”升级到“气候危机”，表明双方均认识到在这一问题上携手应对的迫切性。

第三，期待气候合作带动中美重建对话机制。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双方需要重新建立各种对话机制，准确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避免误解误判。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共识为两国重启合作打下重要基础，而携手推进实现《巴黎协定》减排目标及向碳中和迈进有望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积极气象。

美国需要补上欠账

美国预期将在此次峰会上宣布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将其设为美国在《巴黎协定》规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

多家环保组织和科研机构近期发布的研究报告都认为，到2030年美国比2005年至少减排50%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最近发布报告指出，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减少53%这一目标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负担得起，只需投入2030年预计GDP的0.4%。这一投入还将带来高达1500亿美元的健康和环境效益。

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美国积累了巨大的“气候赤字”。国际社会期待拜登政府能还上欠账，推出“有雄心的”气候目标。

按照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原则，发达经济体不仅应在减排行动力度上作出表率，还应带头兑现气候资金出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拜登政府拟于近期出台一项气候融资计划，外界期待他能兑现奥巴马政府时期未完成的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20亿美元等承诺。

从国际层面看，美国的气候领导力屡遭质疑。当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减排指手画脚时，其底气明显不足。

“很难真正相信美国政府，”《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近日援引美国气候领导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泰亚·史密斯的话说，“美国必须要先做很多事情，各国才能对它有信心。我们必须能够证明，这不是美国政治的一时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强调将把贸易政策与气候目标相结合。这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新冲突点，出现绿色低碳领域的贸易摩擦。

中美气候合作存在变数

虽然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气候合作面临的困难依然不小。

首先，中美气候合作会受到美方政策易变性的影响。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气候政策上按党派分野，因此从长期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易变性。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在积极和消极之间交替变化的气候政策证明了这一点。

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京都议定书》，2001年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2016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加入《巴黎协定》，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拜登政府2021年又“回归”。倘若4年后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有很大可能又发生大调整。

其次，业内人士普遍担忧，美国当前的对华竞合思维可能会波及气候领域，影响能源、汽车、电池和碳储存等领域的创新合作。

与5年前《巴黎协定》生效之时相比，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中美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政界反对中美气候合作的声音不少。

有分析预测，新疆的光伏和风电产业有可能将继棉花和西红柿之后受到美国围剿。此外，美国可能会针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投资向中国施压。

中国气候变化领域资深专家邹骥最近撰文认为，中美虽然有机会在拜登政府任期重启气候对话，但也存在错失窗口的风险。“如果管理不好，气候变化议题也有可能成为中美之间的冲突点”。

第三，中美对彼此在气候问题上的责任和能力存在不同认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和贡献全世界有目共睹。美方却在自身有很多气候欠账的情况下频频指责中国气候政策与行动，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美方应谨防陷入“指责陷阱”，因为这不是合作的态度。

来源时间：2021/4/22   发布时间：2021/4/21

旧文章ID：24839

作者：海涵 张爽  来源：中评社

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19日晚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上中美关系议题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周文重表示，当前，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要做三件事，一是，希望美国能够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二是，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真正回到多边主义;三是，在中美关系中，要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核心利益。

“借这个机会我奉劝美国朋友，不要把中美关系看成是一种主导权的转移。”周文重说，从中国角度来讲，中方断然没有这样的想法。把中美关系看成主导权转移就是一种误导，如果误导一再发生就很容易导致冲突。

周文重说，当前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有一个很好机会是疫苗合作。王毅国务委员曾说过，上半场各国防控疫情，下半场要开展疫苗合作。“中美之间能不能开展疫苗合作、不要搞疫苗民族主义?希望美方朋友能够考虑一下。”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周文重认为，美方现在要做三件事：其一，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当年曾说中方要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现在我想反过来，也希望美国能够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二，希望拜登政府能够真正回到多边主义。其三，在中美关系中，要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核心利益。因此，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是画了红线的。“希望拜登政府能审慎看待过去美国历届政府处理这方面问题时存在的问题，避免重新陷入这样的陷阱。”

周文重表示，中美之间要避免一些爆炸性问题，台湾问题就是其中一个爆炸性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在“美国同意美台断交、并从台湾撤军”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我们一直期待美方能够认真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但遗憾的是，虽然有三个公报，但美国后来又通过一个“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国会近年来还先后通过了相当数量的与台湾问题相关的法案。根据这些法案，美国售台武器数量，在特朗普年代大概超过将近二百亿，今年可能又要达到五十多亿。此外，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次数也在不断增加。美方如何妥善台湾问题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未来，对于这个问题，希望我们的美方朋友能够加以深思。

来源时间：2021/4/22   发布时间：20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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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Testing the “China Shock” Was Normalizing Trade with China a Mistake?

by Scott Lincicome

CATO Institute

摘要

自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意外赢得总统大选以来，保守派和激进派人士一直在讨论美国“华盛顿精英”的政策选择是否损害了美国工薪阶层的利益。饱受批评的政策包括2000年提出的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简称PNTR)和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有人认为，这两个政策与今天的“中国冲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上述观点有一些致命性漏洞，必须在今天重新审视美国的经济发展。文章发现，PNTR和与中国的贸易是更加复杂的过程，并没有批评者所描述的那般可怕。

01 被夸大的成本和被低估的利益

首先，本文引用近年来多位学者的研究，客观分析了中美贸易中经常被忽略的一些事实，尤其是中美贸易被低估的利益。对消费者而言，中国进口的产品物美价廉，许多产品通常进入沃尔玛等商家平台，这对穷人及中产阶级来说是一大福音;有的研究发现，仅在2002年至2007年间，中国进口商品就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超过2020亿美元的好处。对企业而言，中国进口带来了有利于竞争的效果(pro-competitive effect)，许多美国的制造企业因此加大了创新和投资力度。对美国工人和农民而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现，2019年出口至中国的产品为美国制造业、物流及服务业带来了超过110万个工作岗位。

同时，有研究表明中美贸易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并没有批评者鼓吹得那么大。例如，有证据表明，许多美国的制造企业能够适应“中国冲击”，并最终雇佣了更多美国人、提高了生产力。即便是在没有受到“中国冲击”的地方，也出现了制造业工作流失的情况，其原因包括劳动技术需求不匹配、跨区域人口流动下降等。此外，中国进口的商品具有可替代性，如果中国进口的产品换为其他国家的产品，就无从谈起“中国冲击”了。但是，上述观点并不意味着PNTR和中国加入世贸两个政策对美国完全没有负面影响，只能说批评者倾向于夸大这些政策的负面影响，低估了政策背后更大的利益。

02 中国加入世贸和中国的出口优势

本文同时指出，批评者扭曲了中国加入世贸的历史条件和PNTR的真实作用。一方面，虽然PNTR确实加快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速度，但中美贸易的进程早在PNTR之前就已经开启。中国自1980年开始获得了美国“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地位，在PNTR出台之前，中国对美出口就已经超过六倍。而且，“中国冲击”的形成并不能完全归咎于PNTR。中国在国内实行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后又大幅削减关税，这些都促成了“中国冲击”。

另一方面，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并非拍脑门的决策。主观上来说，美国是最后一个同意中国入世的工业国家，并且对中国给予的贸易优惠提出了很多要求。客观上而言，美国无法说服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拒绝中国加入，因为中国彼时不存在核问题(中国早在几十年前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而且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已经在国内大力推动改革，美国没有理由要求其他世贸成员拒绝中国入世。

03 中国入世后的退步行为不应归咎于PNTR或世界贸易组织

许多批评者忽略了一个问题：由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美国完全可以借用世贸规则迫使中国遵循贸易规范。实际上，在2002年至2018年间，美国基于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起的诉讼均无败绩，中国也选择遵从世贸组织的裁判。虽然中国做得并不完美，但相比美国经常绕开世贸规则的做法，中国明显更加遵守相关规定。此外，美国采取的其他政策决定也值得深入研究，例如退出旨在制衡中国发展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未能改革国内税收、贸易和移民制度等。显然，除了PNTR和允许中国入世，美国的其他政策仍值得充分的讨论。

04 失败的美国市场干预措施

美国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采取了大量的政府干预措施，这包括对中国进口的“敏感”商品(sensitive products)征税、针对知识产权问题出台“337法案”、禁止技术出口、给予本国企业财政支持、通过《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TAA)对工人进行培训等。虽然上述措施未能达到帮助美国适应“冲击”的目的，但这些措施已实行了几十年之久，这是不争的事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的效果不佳，亟待改革。

05 贸易和全球化可带来明确好处

一方面，有众多学者认为“中国冲击”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停止，因此对过去中美贸易的分析和研究将无法给未来的贸易政策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如果PNTR一类措施能指导未来美国贸易和全球化，那么当前的讨论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大量研究表明，进口自由化和多边贸易可带来极大经济利益

·进口的竞争可为美国经济带来诸多隐形福利，包括廉价商品服务、更好的工作、更优质的企业和更高品质的生活

·考虑自由贸易的道义，考虑政府将企业的利益置于消费者利益之上的做法

·大部分“全球化”现象不是政府人为创造的，而是由于发生了沟通、技术的巨大变革

·大量研究表明，与单边主义相比，通过世贸组织提出贸易投诉更有利于贸易改革

·贸易可带来长期地缘政治利益，包括预防世界大战等

·来自生产力的冲击与来自贸易的冲击一样会导致制造业工作流失

·贸易经济学家已认识到，适应贸易冲击的过程“既不可能是迅速的，也不可能是轻松的”

06 保护主义难以成功

本文指出，如果批评者认为“正常化的贸易”是精英政策的“选择”，这就意味着这些批评者支持的是某种贸易保护主义，虽然他们从未明说这一点。然而，贸易保护主义鲜有成功。有研究发现，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给工人带来的好处。此外，保护主义既难以保证美国的企业和员工获得长期利益，还会滋生腐败、有损公平，带来政治失调。例如，奥巴马政府曾于2009年对中国企业生产的轮胎加征35%的关税，这导致平均每保住一个工作，都会给消费者带来每年90万美元的损失。然而，美国本土的商品生产并没有因此上升，来自中国以外的进口商品数量反而大大增加。

批评者还应认识到，自由贸易不仅出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考虑，还是一种能减少不平等现象的道义选择。这是因为保护主义通常只针对某一具体行业，但却以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而自由贸易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因此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选择。

07 某些地区成功应对“中国冲击”的原因

最后，PNTR的批评者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国的许多地区通过贸易和外国投资，成功应对了“中国冲击”。“中国冲击”对美国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影响，因此这更像一个需要各地区采取措施解决的“地区适应能力的问题”，而不是需要采取国家保护主义来解决的“国家贸易问题”。许多依靠低技能制造业发展的美国城镇能迅速适应“中国冲击”，并继续蓬勃发展。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报告发现，185个在70年代拥有大量制造业工作的城市中，有115个在2016年时已经“成功转型”。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进口带来的竞争，而是各地面对巨大经济变化时的适应能力。恐怕那些指责中国贸易的人不应该再问“为什么政府在90年代选择与中国的贸易正常化”，而应该问“面对来势汹汹的进口商品，美国各地、企业和工人做对了什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又该如何鼓励正确的做法?”

编译：闫艺林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4/22   发布时间：20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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