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翀  来源：中新社

1971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误上了中国队大巴车，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上前主动搭话，并赠送一块绘有黄山风景的中国织锦留作纪念，次日科恩回赠一件印有“LET IT BE”字样、寓意呼唤和平的T恤。

两国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的友好互动受到广泛关注。比赛临近尾声时，中方邀请美方乒乓球代表队访华。以体育交往为契机，中美逐步推动关系破冰。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正式访华，同年7月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次年2月总统尼克松访华，4月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乒乓外交”内涵不断丰富，实现“小球转动大球”的壮举。

建交40多年，中美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正是日益密切的“你来我往”，汇聚成中美关系发展的“星辰大海”。实践证明，对话比对立好，合作比对抗强，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当前，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叠加激荡，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过去几年，由于美国上届政府实行极端错误反华政策，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此背景下，拜登总统上台，两国关系进入新的“窗口期”。今年农历除夕，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首次通话，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指明方向。不久前在安克雷奇，中美通过建设性沟通寻找大国相处之道，成为努力修复两国关系的一次必要互动。

值此关键时刻，中美“你来我往”欲重回正轨，仍需“乒乓外交”小球里的大智慧。

——以相互尊重促对话。

尊重对手不仅是包括乒乓赛事在内体育比赛的基本精神，也是人与人交往乃至国与国交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相互尊重并非完全针对一件件具体事项，而是以此态度和精神去处理双边关系。

中方已多次明确，无意挑战美国地位，更无意取代美国，这是对美国的尊重；相应地，美国也应尊重中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唯有真正相互尊重，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以诚意善意促合作。

50年前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中方特意安排中美选手混合配对双打，以增加比赛精彩性，两国运动员在组合中向彼此和世界展示合作的诚意与善意。如今，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中美可以合作的空间不是变窄了，而是更宽了。多一些对话合作、少一些零和博弈，是国际社会各方所期，亦是历史潮流大势所向。

在球场，“你来我往”才精彩，“你追我赶”共进步。对中美关系而言，要打开新的希望之窗，也需在合作中谋发展，推动关系重回正轨，共同为世界作出贡献。

当前形势下，双方可从人文交流出发，由易至难，通过民间互动不断积累善意。当务之急是消除人文领域合作阻碍，比如美方应及时叫停对两国人文交流设障、对公司或个人恶意制裁、对美各界人士对华交往无端阻吓的粗鲁做法——正如体育赛场不应通过下绊子、用强权，剥夺其他运动员提升自我的正当权利。通畅人文交流渠道，有助于中美关系继续“小球转动大球”，细流汇成大海。

50年前，中美运动员超越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打破常规，迈出友好交往的关键一步。“应势而为、应时而变”，“乒乓外交”中的小球智慧弥足珍贵。当前，处于关键期的中美关系亦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正如多年前那样，本着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责态度，再次作出明智和正确抉择。

来源时间：2021/4/11   发布时间：2021/4/9

旧文章ID：24739

作者：杨士龙 胡友松  来源：新华网

　 “‘乒乓外交’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重大突破之一，美中两国通过乒乓球运动突破了相互隔绝的那堵墙。”在“乒乓外交”50周年之际，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绿点战略咨询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唐兴（英文名丹尼尔·赖特）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唐兴认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当前两国需要继续加强人文交流，为双边关系发展夯实基础。“我们需要继续一起打打乒乓球。”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到访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正式访华的美国代表团。同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

　　中美关系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步实现正常化，这就是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佳话。

　　唐兴说，由“乒乓外交”开启的美中相互开放、相互交流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好处。“这种开放，这样的思想交流、人员交流、体育交流……你我都从中受益。我们需要继续这样做。”

　　早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深造的唐兴，曾任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和中国战略经济对话项目执行主任。他目前还是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成员。

　　唐兴说，在当前世界形势下，美中关系面临着一些挑战，但“乒乓外交”的启示是，两国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加深彼此间的人文交流。

　　“我非常清楚，目前美中两国在国家安全、贸易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但我仍然相信，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仍有空间走到一起，一起去做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过的事情。”唐兴说。

　　2000年至2004年，唐兴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1997年至1999年，作为美国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他曾在中国贵州省工作和生活两年。讲一口流利中文的他出版过《我看中国–美国学者在中国西部的百姓生活札记》等著作。

　　“我们有很多理由来呵护两国人文交流空间，这很重要，在面临不同挑战的时候更加重要。”唐兴说，“我们需要运用智慧和创造性来更多地相互靠近，而不是减少接触。”

来源时间：2021/4/11   发布时间：2021/4/9

旧文章ID：24737

作者：钱江  来源：中新网

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值得纪念和研究的外交大事。在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乒乓球爱好者充满好奇之心，付之以极大关注。

想不到十余年后，我作为体育杂志编辑，先后结识许多“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听他们叙述了不少闻所未闻的故事，进而写了《乒乓外交始末》一书。

与“乒乓外交”题材迎面相撞

我结识和访问的亲历者中，自然包括参加当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运动员，其中包括世界冠军，他们乐于讲述当年故事；还有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我叙述了决策者判断事态，把握时机果断实现决心的过程；还有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他的回忆使中美间开展沟通的“巴基斯坦渠道”，再到“乒乓外交”全过程连贯起来，组成了完整画面。

这其中，对当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先生的采访是关键性的。那是1985年初，已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的宋中不幸患脑血栓住进医院。病情来得突然而猛烈，医生发现他的语言功能出现障碍。在医院醒来时，宋中平静而坚定地对医生说，回想平生，没什么可遗憾的，只觉得还有一件事没有做。他亲历了“乒乓外交”的过程，因此希望医生帮他再赢得一点时间，在失去语言功能之前，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

好友张蔚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乒乓球专业，她引荐我走进医院病房，来到宋中先生身边。那天，宋中先生语速较慢，以极大毅力就“乒乓外交”的过程谈了一个下午。他的历史责任感深深感动了我。

回想1971年春天，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久违乒乓球消息的我天天走到邮局旁边的阅报栏前，一字不漏地阅读比赛消息。做梦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乒乓外交”这个题材会和我迎面相撞。

追求奥林匹克精神不分种族、国界

“乒乓外交”由中方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实现访华，打破了中美之间隔绝22年的冰河封盖，为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会晤铺下基石。

我与逐渐康复的宋中先生成为忘年交。他的经历只是整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许多事情仍未知，或是间接得知，还需证实。宋中先生鼓励我继续采访，且要抓紧时间。

在宋中、张蔚帮助下，那年春天起，我采访了中国、日本、巴基斯坦、美国数十位当事人，把一个个回忆片段联缀起来，构成完整画面。

在世界历史上，从没有一项体育运动能像乒乓球这样，撞开两个大国间关闭22年之久的大门——即周恩来总理曾说的“小球转动了大球——地球”。“乒乓外交”以独特的力量推动了中美关系走向健康发展，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奥林匹克的意义来说，这样的传承是从“奥林匹克休战”的历史范本发展而来的，体育促进了人类的沟通和理解。体育就是有这样的力量。

奥林匹克精神涵盖了人类世界中不分种族、年龄、性别和国界的追求——更快、更高、更强，将青年召唤到一起，彼此交流、相互了解，加深友谊，共创未来。

交流是“乒乓外交”留下的遗产

自“乒乓外交”以来，乒乓球——中国的国球，在国际关系史上成为友谊和打破僵局的代名词。

要全面了解“乒乓外交”，采访美国当事人是必不可少的。我在国家体委找到美国乒乓球协会通信地址，意外发现当年作为美国乒乓球队来华成员之一的博根先生已是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

我给博根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通过他与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哈里森(时任国际乒联设备委员会主席)取得了联系。

此后，我用信件提问，博根和哈里森先生有信必复，详细解答。他们还帮助我找到已徙居夏威夷的那位当年引人注目的“嬉皮士”格伦科恩先生(已于2004年在美国病逝)。病中的科恩对那段经历记忆很深，长长的复信中包含着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浓厚感情。

1987年5月，“乒乓外交”亲历者哈里森先生参加国际乒联会议途经北京，约我见面共忆当年。他下榻的建国饭店住满了各国来客，我说：“你身边的人们想不到，坐在身边的你就是这条来中国之路的先驱者。”

哈里森说：“是啊，当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住在饭店里的外国人寥寥无几。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为自己作为一个默默的先驱者感到高兴！”

1971年首次访华时，哈里森41岁，幽默干练；我们80年代见面时，他的头发开始花白；待到进入21世纪再见，头发和胡子都被岁月染白的他不住地感慨，首访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乒乓外交”留给我们真正的遗产就是交流，有了交流，使中美两国人民越来越彼此了解。

“乒乓外交”打破坚冰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在采写“乒乓外交”的日子里，我逐渐熟悉了当年著名的乒乓球选手、3次世界男单冠军获得者庄则栋，由此开始了20多年的交往，直到他2013年辞世。

回顾“乒乓外交”时，应该特别提及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日本朋友。一是时任日本乒协会会长后藤钾二——他力主中国乒乓球队在缺席两届后参加第31届世锦赛，使日本成为中美“乒乓外交”的国际舞台；二是村冈久平先生。二位都是“乒乓外交”的功勋人物。

上世纪50年代，村冈久平来中国见到周恩来总理，此后始终致力于推进日中友好。为促成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比赛，他左右转圜，做了大量的沟通和解释，终于获得积极成果。他多次接受我的访问，除了细谈“乒乓外交”经历，还向我提供了宝贵照片。

“乒乓外交”之前，中美关系处在冰河封冻期已整整22年，自然会产生相应的困难，积累起许多难题。但“乒乓外交”打破了冰河封冻，中美关系迅速转暖。从那之后的八九年时间里虽也出现过困难和障碍，但最终都被一个个排除或搁置，从而使中美两国在1979年元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也说明了迄今为止中美两个大国在世界上的相互依存关系。

目前，中美关系正经历“乒乓外交”50年来最令人不安的风雨，但我们没有理由让失望的阴云遮挡视野。既然在“乒乓外交”进程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抛开或搁置分歧，寻求一致，从而找到解决各种复杂难题的途径，那么，这样的前景也将会在未来出现。因为中美两国人民总是需要相互认识，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加强经济往来，共同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这个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

就世界发展大趋势来说，归根结底是由人民的意愿决定的。“乒乓外交”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打破坚冰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美两国人民民心相通是基础条件。正是在人民友好的基础上，“乒乓外交”演进得有声有色，在世界外交史留下了精彩一页。

不管经历多少风雨，中美关系终会回到正常轨道上，“乒乓外交”是一个可以为今天带来希望的范例，值得纪念。秉承这一精神，秉持新时代的大勇气、宽视野、新办法，中美两国人民会排除障碍，克坚解难，翻开历史的新一页。

来源时间：2021/4/11   发布时间：2021/4/10

旧文章ID：24736

作者：孙成昊  来源：《工人日报》

阅读提示

拜登上台后在移民问题上推出多项举措，但大量移民涌向美国边境引发美国社会忧虑，进步主义与本土主义在移民问题上也远未达成共识。在政治极化和两党恶斗毫无改善的背景下，移民问题将对拜登政府形成严峻考验。

在3月25日举行的首场记者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有关应对新冠疫情的简短讲话，之后按照一份名单回答记者提问。这时外界才发现，大量问题都与移民有关。

近期的一系列视频也显示，移民在非法入境过程中险象环生，大量移民在边境长期滞留，基本人权遭到严重侵害，形势十分严峻。

随着全美疫情相对趋稳，移民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上升，大有取代疫情成为美国民众最关切的国内议题之势。

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两党恶斗毫无改善的背景下，能否推动千头万绪、久拖未决的移民问题妥善解决，将成为对拜登执政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

移民政策“有破有立”

拜登对移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体现在其执政后“有破有立”的一系列举措。

一方面，拜登试图通过行政令方式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快速“拨乱反正”。拜登执政首日就逆转多项特朗普时期的移民政策，包括停止建造美墨边境墙、解除部分旅行限制、试图重启“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等。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拆除特朗普遗产的基础上推动美国移民体系“现代化”。在拜登看来，推倒特朗普针对移民的高墙并不意味着边境大开，而应提高移民体系的效率与人道。

同样是在就职首日，拜登向国会提交《2021美国公民法案》，这份法案野心勃勃，旨在建立新的“现代化”移民制度与体系，包括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加强保护劳动力、优先考虑明智的投资、更负责任地管理边境、解决中美洲移民的根源性问题、刺激美国国内经济等。

民主党占优势的众议院也试图在移民议题上尽快取得进展，为本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以及2024年总统大选中积累政治筹码。

3月18日，众议院表决通过《美国梦想与承诺法案》和《农场劳动力现代化法案》，前者向幼年就前往美国的“追梦者”、因人道原因获得美国庇护的无证移民等约440万人提供合法入籍渠道，后者则为超过百万名无证农场劳工提供合法申请及获得永久居留的途径。

推动改革面临阻碍

然而，拜登推动移民体系改革还面临多重阻碍，未来恐怕道阻且长。

从现实层面看，美国社会对移民政策放宽的忧虑并未消解。

拜登执政后迅速改变特朗普强硬的边境政策，认为边境移民潮并不是“危机”而更应是“挑战”，这种转变客观上鼓励了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等地的移民通过墨西哥涌入美国。

尽管拜登政府强调并未实施“边境开放”政策，解决的只是小批量移民“转正”问题，但美墨边境不断出现的移民潮仍可能产生新的人道主义危机，成为攻击拜登移民政策的鲜活案例。

从理念层面看，以拜登和多数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进步主义与特朗普和多数共和党人所代表的本土主义博弈正酣，在移民问题上远未形成新共识。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围绕移民问题的辩论早已有之，但近年来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正进一步撕裂舆论、制造对立。

进步主义派认为，移民是美国立国之本，移民并不是问题所在，单纯针对移民本身是因噎废食，只有改革移民体系才是对症下药。美国需要的是更加公平公正、便捷高效的移民体系。

本土主义派则认为，移民大量涌入已经威胁到美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方式，工作岗位流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中产阶级缩水都是移民带来的恶果。

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形势变化看，美国的移民政策在短期内都难以解决上述现实和理念分歧。

政治极化影响应对

特朗普执政下的四年，美国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力量以“美国优先”的口号大行其道，但一系列针对移民的强硬政策并未解决实质问题。新冠疫情肆虐后，一些针对移民的极端事件频频出现，既暴露了美国国内社会对立的残酷现实，也标志着特朗普移民政策的彻底失败。

拜登接手的是一个分裂的美国，“特朗普主义”在美国“阴魂不散”，本土主义、反全球化的势力依旧强劲，拜登推动新移民政策恐将遭遇巨大阻力。

即使是在民主党党内，一些边境州的民主党人也不愿支持拜登复杂的移民政策方案，尤其是这些人更关心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边境移民危机，而不是讨论如何帮助更为遥远的中美洲国家。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极化和两党恶斗将加大对立双方和解的难度。

目前民主党虽然掌控国会两院，但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必须依靠副总统哈里斯投下的关键一票，这意味着任何一项有利于民主党的移民法案都无法轻易在参议院闯关成功，共和党绝不会甘心为他人作嫁衣。

而且从过去的民调数据看，移民问题更能调动共和党选民基本盘的积极性，因此将边境争议拖得越久越符合共和党在两党斗争下的政治逻辑。

目前，拜登相对坚挺的支持率主要依靠其抗疫与经济政策支撑。一旦移民问题应对不善，就可能成为拜登国内政策的薄弱环节，直接冲击民主党2022年中期选举选情。老道的拜登很清楚，解决移民问题不会是一日之功，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来源时间：2021/4/11   发布时间：2021/4/9

旧文章ID：24732

作者：王文  来源：中国网

[编者按]2021年4月2日晚，耶鲁北京中心与耶鲁北京校友会联合主办主题为“摆脱困局，存与共存”的中美关系讨论会，邀请CGTN原主持人杨锐主持，耶鲁法学院中国学会主席高志凯、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作主旨演讲，并和现场与线上10万多听众互动。以下为人大重阳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执行主任王文现场讲演与互动的整理文稿。

感谢耶鲁北京中心与耶鲁北京校友会的邀请。今天的主题“摆脱困局，存与共存”，折射了大家对中美关系的担心。中美关系呈现紧张状态，恐怕将是长期存在的新常态。所以，我今天首先想分享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适应这种紧张关系。这种中美紧张“新常态”并不可怕，也并非一定是坏事。

特朗普四年对华政策，直接导致了中美紧张。但从长远看，这种紧张对中国发展应该是利大于弊。

第一，特朗普像是思想政治课老师，教会了全体中国人认识国际关系与外部环境的复杂与险恶，尤其是学会需用现实主义逻辑看待中国未来。过去我们有一些人常以为，中国人勤勤恳恳，不偷不抢，不侵略不争霸，还为世界作出经济增长贡献、扶贫贡献、减排贡献，世界肯定会欢迎中国崛起。但特朗普提醒中国人，不是所有国家都会轻易接纳强大的中国。中国弱时，他们会伪善地说“自由”“公平”“规则”;等中国学会了规则并逐渐胜出时，他们就会使各种歪招、坏招。这就好比一个小年轻，一直以为世界很美好，刚入社会，被大人耍弄、套路。中国人必须对外界尤其是美国，全面放弃单纯的幻想，“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强。

第二，中美紧张关系也让中国社会在对外关系上变得空前团结。近年来，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新疆棉花等事件都警示中国：只有中国人自己最关心、最爱护自己。美国国会、白宫或欧洲议会，连新冠疫情下自己国民的生命安全都保护不了，哪会真正关心中国人权与发展呢?所谓人权指责，无非是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外交而已。

第三，中美紧张关系还让中国人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重视科技安全，更意识到中国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短板。过去，我们把美国想得太好，把国际市场自由化想得太好。现在才知道，人家想遏制你发展，分分钟有实力对你禁运，卡你脖子。这些年，中国多项财政预算都在削减，但科技研发的预算却一路增加。这是对的。中国是大国，过去国防安全得靠自己，粮食自给得靠自己，人权发展得靠自己，未来的科技自主也得靠自己。

拜登执政未来四年的中美紧张关系，已成定局。这在预料之中。我更想表达的是，中国舆论不必消费与贩卖中美紧张状态。

我不太喜欢用“你死我亡”等扎眼的词汇来形容当下状态。相反，中美间的紧张关系仍是低烈度冲突，多集中在贸易、人文、科技等“软政治”领域，还未涉及到军事冲突、核威慑、代理人战争等“硬政治”。我们必须要对美保持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但客观地讲，当下的中美博弈，在1500年以来甚至是人类历史以来的大国竞争中，烈度是较低的，远远没到大国冷战或热战的阈值，甚至还比不上过去20多年的美俄冲突，更遑论美苏冷战。

我所在的人大重阳曾做过一项研究，普京上台以来，美国对付俄罗斯的制裁多达60多次，手段几十种，至少有一半没用在中国身上，如代理人战争、暗杀嫁祸、撤回大使等。这说明美国对付中国的工具箱中，还有不少工具与手段，中国要小心。但另一方面，中国舆论需要有更高的心理承受力，不必一惊一乍，完全把中美关系紧张化、冲突化。

事实上，中美关系紧张更多是在外交政策层面上，民间的人员往来(疫情期除外)、金融市场的投资、贸易总量近年来都没有发生实质性降低，有些指标还在增长。适应这种外交层面上的紧张，比如发言人间的相互“对骂”，关税仍居高不下，对部分学者进行入境限制等，其实都没有颠覆中美大局。而对美在台海、新疆、香港议题上的挑衅，中国采取对等的制裁与反击策略，也在两国战略关系的可控范围之内。

从这个层面看，我对中美管控战略竞争表示审慎的乐观态度。

理由有三，第一，阿拉斯加两国外交高层的对话，有重要战略共识。我将其概括为“三都”，即双方都强调两国须避免战略对抗，双方都表示须充分遵循两国元首在除夕通话的精神;双方都要求对方尊重。这其实有点接近中国2012年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第二，相信两国元首与精英层的智慧。拜登是一位理性的领导人，不像特朗普;国务卿布林肯也不是蓬佩奥。两国精英层不想让两国真跌进冷战或热战的深渊。毕竟，中国整体实力虽稍弱一些，但若真对抗起来，美国不会有好果子吃。我在多次中美智库对话中都提醒美国朋友，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不是叙利亚，若真惹了中国，美国可没有好果子吃。这个观点，多数美国学者是认可的。

第三，中美之外的第三股力量，是牵制两国走向最坏结局的积极因素。虽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外交政策，唯美国是从，但从总体看，冷战“铁幕”不会形成，最多是“纱帘”。拜登政府想重拾联盟体系，除了折射美国“心虚”、“体弱”，无法单干中国之外，更多的只是捡回被特朗普丢掉的分，是一种政策的回摆、回归。要真让那些所谓的美国盟友，如日本、英国铁了心与中国对抗，可能性并不大。中国近年来与俄罗斯、伊朗关系在深化，也是一种回归。过去中国交朋友，有时较虚，现在更实一些，本身就是外交交朋友实质的回归!不必把双方的“回归”，视为是冷战“铁幕”降临。

从这些点至少可以说，当下的中美紧张关系，不是像美苏那样的生死之争，而是强弱之争。未来10-20年，中美两国到了决出强弱的前夜。中国过去10年制造业总量、货物贸易总量、专利授权总量、消费市场总量相继超过美国，未来10-20年及更长时间还有可能是GDP超越、区域性军事实力的赶超，甚至还有货币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赶超。

这些赶超在两国战略判断中，是存在重大分歧的。美国将之视为对其全球霸权的替代战略，而中国则将赶超视为做更好的自己。可以想象，只要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收入更高，环境更好，教育更棒、生意遍天下，14亿人的中国实力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要把关注重心放到国内发展上来，深化改革，加速国家治理现代化，解决当下社会矛盾与各类问题，不要让所谓中美紧张关系影响这个发展节奏。

换句话说，中国要带中美关系的节奏。中国的聚焦重心，仍是国内问题。在对美关系上，保持必要的后发制人，是有利的。该斗争的斗争，让他们不敢触碰各类底线;该合作的合作，让他们知道中国有可能在许多领域(如减贫、减排、治安、反恐、基建、企业盈利等)做得比美国更好。

我过去一篇文章讲过，存在四个方面的“中美竞争”，即楷模之争，看谁能成为各国发展的榜样;合作之争，看谁能团结更多国家解决全球问题;红利之争，看谁能为世界带来更多利益;视野之争，看谁能带领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这是一场大国崛起的持久战，需要中国人更努力。

现在，需要防范的是谈“美”色变。一谈到美国，就认为对方是坏人，不理不睬不合作，还要上各种手段，其实完全没必要。正确的方式是，平常心看待美国，看待中美关系，对美国不爱不恨不敌不友，不必恐惧，不必焦虑，也不必溢美，不必幻想!想想10多年前，中国GDP接近日本，中日关系恶化，但总结中国如何超越“中日必有一战”预言，对中国如何跨过美国这个外部最大影响变量的坎，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那么，我的结论是，每一个中国人该怎么办?这个话题我在上课时讲过许多，也写过一些文章。今天有三点新建议。

第一，要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有基本的信心。有信心，不是说回到过去的中美关系，而是说对中美关系正经历新的试探、博弈、摩擦，不会陷入战争而是会进入新的状态，持有基本的信心;也要对两国外交决策层“斗而不破”的理性与能力持有信心。这样才不会惶惶不可终日，该投资就投资，该合作就合作，该争吵就争吵，回归大国常态的中美关系反而比过去更健康。大家想一想，即便一个班级里，成绩第一、第二的两个优等生，都难免常有争吵，更何况是两个大国呢?

第二，要不断向对手学习。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从“道”的层面，美国不值得学，所谓政治体制、民主选举等，中国基本已看透其片面性、虚伪性;但从“术”的层面，美国仍然是相当值得学的对象，如科技创新、企业管理、全球布局、大学教育等。我一直主张，中国越会学习他国，就会变得越强。

第三，对美国要精准斗争，也要精准合作。对美国的各类挑衅，要坚决打回去，且须打准，还要打痛，让美国不敢再挑衅，或者想挑衅时多少会有一些顾忌。在这方面，近年来中国制裁一些欧美高官与机构，经验明显在提升。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要精准地交朋友，包括在美国交到更多愿意推动中美合作、帮助中国发展的美国朋友。美国政客有一些人是真坏，但美国人民多数还是不错的。

第四，要让艰苦奋斗仍成为下几代中国人的主调。生于1940、1950、1960、1970年代这四十年的中国人总体上相当辛苦，他们为中国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为赶超美国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历史接力棒交给了1980、1990、2000、2010年代出生的下几代，少一些佛系，少一些傲娇、少一些情绪、少一些沮丧，多一些勤奋、多一些谦逊、多一些理性、多一些激情，再过二三十年，再看美国，或许就会像现在看日本、看欧洲差不多了。

来源时间：2021/4/11   发布时间：2021/4/4

旧文章ID：24731

作者：高尚涛  来源：中美聚焦

中美聚焦系列研讨

为深化国内民众对中美关系的理解，促进民众客观准确地看待中美间的竞争与分歧，加强国内学界对中美关系关键节点和重大问题的交流，中美聚焦将于2021年度举办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

本期研讨会为该系列研讨活动的第一场，已于2021年3月27日成功举办。本次会议以“中美聚焦春谈——中美关系调整的空间与可能”为题，邀请到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长聘正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安刚、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外交学院博士、教授高尚涛四位老师与会研讨。

本文系外交学院博士、教授高尚涛老师的发言实录。

高尚涛

 外交学院博士、教授

关于中美高层会谈，我谈一谈个人的感受。

首先，这次会谈是美方提出来的，他们组织会谈的意图何在？我个人认为，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需要调动盟国尤其是欧洲盟友，共同协调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他们想知道，在美欧共同关心的事关中国的问题上，中国是什么立场?所以美国要在与欧洲盟友协调之前，了解一下中国的态度。在美国看来，这场会谈不算战略会谈，因为美国只是想在与盟国协调之前摸摸中国的底，是美方对中国态度的一次基础调研。

中美对于这次会谈的态度不同，因为双方对会谈的要求并不一样。美国希望通过这个会谈来与欧洲协调更有针对性的策略，而中国希望借机向美方传递自己的一些战略意图。所以，中国没有拒绝会谈，而是痛快接招，目的是充分利用这个平台，表达中方的立场，表达出中国开始平视世界的声音，让美国领会到中国外交的新诉求、新特点。中国把这个平视的声音表达出去了，可以说中国的目的达到了。

在这个会谈中，美国阐述了他们的关切，并得到了中国的回应。我们可以从美方会后发出的声明，看出他们关心的问题，一共有三大类：

一个是与中国存在根本分歧的问题，也就是拜登政府所说的对抗性问题。这与价值观有关，包括台湾、南海、新疆、香港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美的基础性意识形态不同，因此在这些问题上中美是存在根本性对抗的。

对于新疆问题，在中国看来，这是内部国家治理问题，是发展问题，以及反对分裂问题，但美国认为这是针对少数民族的所谓“人权”问题。对于台湾问题，拜登虽然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但他仍然默认美台存在的“大尺度”交往，“不希望”中国统一台湾，这也是中美存在根本性对抗的地方。对于网络空间，中国认为网络空间属于领土的延伸，是中国的主权空间，并不是所谓的法外之地。但美国认为网络空间是一种特殊空间，应该由利益相关者进行共同治理。在这方面，中美也存在根本分歧。

这次发生的西方国家借口所谓“强迫劳动”抵制新疆棉花事件，可以说是拜登政府第一次协调盟国对中国进行发难。拜登与特朗普不同，他更重视意识形态外交，而特朗普更重视经济外交。所以在特朗普任期内，我们看到了贸易战。

第二个，中国与美国利益交织的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阿富汗和平进程、应对气候变化、经济、贸易、技术等。在这些利益交织的问题上，中美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但是又各有诉求。美国很清楚在这些问题上需要与中国做好协调和交易。伊朗拥核，对所有国家都不利，但中美的具体诉求不同，比如美国认为伊朗拥核对他的威胁较比较大，而中国只是反对核扩散。而且，中国和伊朗还存在诸如石油贸易和“一带一路”这样的合作。

在经济问题上，中美不止是利益交织的，还有拜登谈到的激烈竞争。中美的发展对双方乃至世界的经济都有带动作用，双方发展对彼此都有利。但同时，美国又觉得中美经济关系不平衡，美国好像“吃亏”了。不仅如此，美国还对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趋势非常关心，害怕被超越。所以，美国认为需要和中国激烈竞争。在技术层面，中美的竞争性会更大一些。

总体上看，在这类问题上，美国希望在保持对华优势的同时，维护和增进美国工人的利益，因此和中国进行谈判，达成对美国有利的合作方式。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拜登四年任期能够完成的。

第三个，就是中美之间存在的第三方问题。比如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在跟随美国，对中国发难。但是，中国一反制，他们就受不了了，哭着闹着跟美国告状，要求美国给他们撑腰。美国也要装一装老大，要求中国不要“胁迫”他的小兄弟。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再不犯人，是不是显得不对等了?在这个方面，中美的立场也不一致。

美国与中国会谈之后，在基本摸清中国的态度以后，就跑到欧洲去和盟友协调，商谈一些他们认为应该对中国进行集体反击的行动。我认为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该对抗的对抗，该交易的交易，该合作的合作。拜登和特朗普不同，他会在需要合作的地方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两国关系将变得十分丰富和复杂，但这才是大国竞争的真实情况。

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做，我认为，目前中国对美国这些套路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基本上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状态，这样做有谦让之风，但可能会吃亏。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与其被动防守，不如适当主动进攻。中国可以针对美国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出适当的主动反击。比如可以抓住美国的某些问题，在正式的国际场合进行提案批评，也可以利用舆论进行批评。

来源时间：2021/4/11   发布时间：20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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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寿慧生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政治精英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代际转变，这样的变化同样发生在美国对华政策精英当中。在拜登政府目前的团队中，国家安全顾问团队相较于其他部门明显年轻得多。就对华政策方面来讲，国安委中负责中国事务的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wirtza)和杜如松(Rush Doshi)作为“80后”新面孔尤其引人注目。

这两位年轻官员有着在中国留学和工作的经验，并且对中国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与他俩一起，国安委其他成员近几个月当中密集撰文或发言，显示出对华政策的一致态度——更多地强调中美关系的竞争性而非合作和接触;强调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维护;强调对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维护;强调对“锐实力”的应对等等。

格维兹与杜如松的年龄和他们的中国经历，不禁让人想起特朗普政府国安委中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和他在对华政策中扮演的角色——有些媒体甚至夸张地称其为“对华冷战设计师”。因此，有些评论家开始把拜登团队的这些人称为年轻“鹰派”的代表，关注这些人较为强硬的对华态度。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围，这些年轻精英的观念和主张正在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立场也会某种程度上重塑对华政策。尽管拜登团队的年轻精英的对华政策立场和他们对整个团队的影响尚未明晰，但仍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看出他们与老一代精英之间的区别及其根源，这将有助于理解拜登政府甚至后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变化。但另一方面，简单给这些年轻精英贴上“鹰派”标签甚至比照博明而把他们的立场视为特朗普“新冷战”政策的延续，则很容易产生误导。一个全面理性的分析需要从多方面考虑。

首先，这些年轻的对华政策研究人员普遍不再像过去美国的“知华派”曾经认为的，中国的发展将会减少中美之间的分歧;经济联系的加深会让中国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拢。相反，他们普遍相信，中美的分歧源于难以弥合的制度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认识决定了年轻一代精英普遍的——尽管是不同程度的——对华强硬态度和不信任感。

这种认知变化，有人认为源于中美之间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但更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年轻精英成长于中国快速崛起的21世纪初期，中美关系由合作接触向竞争转变的关键期塑造了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相信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认为需要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手段来应对中国。

其次，这些年轻精英的对华认知，也受他们对美国霸权衰落焦虑的影响。他们成长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美国相对衰落的时代，这使他们反而更加在意维护美国的霸权。这是今天美国社会当中普遍存在的不自信和焦虑感，但在年轻精英们心中会更为突出。如果说老一代精英基于历史知识和社会阅历的沉淀，有可能会更从容地接受美国衰落的现实和历史的循环更替，新一代精英则很难有这样的历史视角和人生体验去超越意识形态束缚，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思考中国的变化，从更多元的角度思考美国自身的变化和中美间的异同。

尽管如此，年轻一代美国对华精英内部也存在巨大差异，正如美国精英整体上陷入极度分裂一样，因此简单地标签化只会干扰对他们的认识。

第一，在个人层面上，格维兹和杜如松两人虽然给人的感觉和博明类似，都有长期在中国的经历，但事实上有着巨大差异。与博明不同，格维兹和杜如松进入白宫之前接受过长期学术训练和智库经历，因此对中国问题和国家安全议题有着较为扎实的学术和外交职业素养。这些专业训练显然让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远比博明更为深厚，也不太容易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情绪所左右，认识到“对抗”和“竞争”之间的不同，在应对中国崛起的同时也会谨慎考虑对华政策对美国自身的影响。

第二，在团队层面上，拜登政府与前任的最大区别是专业人员主导外交事务。这种差异带来的后果不可低估。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哈斯(Ryan Hass)所言，拜登团队当中不存在类似于班农那样热衷于将国家安全政治化的极端人士，因此在强调强硬外交的同时不会忘记合作。就此而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尽管会像以往大部分新政府的初期态度一样以强硬开始，但会刻意抛弃特朗普的单边强对抗手段来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同理，国安委的年轻官员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内会采取与博明不同的策略，将重点放在帮助拜登恢复与中国之间的外交沟通渠道上。

第三，有必要考虑到美国党派差异对美国外交和对华关系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年轻精英身上的体现。尽管美国两党和左右两派在外交方面都有各自偏执极端的一面，但是二者的最大分野之处在于，民主党人传统上尊重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坚持多元主义和多边主义理念，故而在行为方式上较共和党易于沟通协商。这种党派差异不可能不对这些新一代精英有所影响。

总体而言，美国的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政治精英代际转变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我们需要对这些新一代精英给予格外关注，以适应这种世代更替所塑造的现实环境，为自身寻找新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模式来更好地沟通和应对。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他们影响的局限性，以及与目前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精英之间的张力。(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4/11   发布时间：20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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