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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拜登对华外交未走出“特朗普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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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锋  来源:环球时报

拜登政府上台已经两个多月,就其内政方面来看,从签署近60项总统行政令到说服国会通过1.9万亿美元的疫情救济和援助计划,从承诺到今年5月份让所有美国人都接种新冠疫苗到强调开启旨在重新承担环保和减排责任的“绿色”经济,短短60天时间已让美国民众感受到了一些“拜登风格”。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施政表现在成年美国人中支持率达到了59%。但在外交领域,尤其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的表现不仅平庸,甚至还继续充斥着要升级与中国对抗的风险。

美国外交的自相矛盾

特朗普执政4年,中美关系下降到了冰点。究其根本原因,一是特朗普政府基于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价值和政策理念,对中国实行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层面的霸凌。二是新冠疫情在美国的暴发和泛滥,导致美国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全球第一。特朗普政府不仅通过抹黑中国来为自己失败的抗疫寻找“替罪羊”,更是对中国发起疯狂的“疫情报复”,试图以此来发泄和转移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因疫情在美国蔓延而带来的不满,尽管这种局面是特朗普政府在防疫抗疫方面的庸政、懒政所致。三是美国政治的左、中、右光谱中都有人担心疫情会打开所谓中国“超越美国”的机会之窗,其中一些人支持华盛顿对中国采取近乎歇斯底里的对抗政策。

拜登政府上台了,民主党政府本应走出“特朗普泥潭”,正视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巨大伤害以及疫情未来仍然可能持续发作的不确定性,将对人性尊严的尊重置于国家之间利益纠葛之上。这也本应是拜登总统口口声声强调美国将重回“世界领袖”地位的重要步骤之一。但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拜登政府矛盾重重的“美国外交”。

拜登政府重新加入世卫组织,承诺给予20亿美元的全球抗疫与疫苗援助。但当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疫苗供应,拜登政府却坚持“美国优先”,拒向相关国家提供疫苗援助。拜登政府在上任前承诺要重回伊核协议,但上台后拒绝取消对伊制裁,同时对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发动导弹袭击,仍然想用武力威慑德黑兰,其结果是伊核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明显恶化。拜登政府宣布停止特朗普政府在美墨边境的“造墙行动”,但对滞留在边境地区的超过1万名无助的儿童移民依然拒绝打开基于人道原则的移民大门。更有甚者,从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首次国际外交演说,到印太“四方安全对话”的首次视频峰会;从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总统国安顾问沙利文的海外之行,到相关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信息发送,都直指对同盟关系的强化以及继续制造全面打压中国的外交声浪。

难怪有人说,拜登外交的眼中只有中国。除想继续保持疯狂打压中国的“特朗普遗产”,还想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狠劲”制造与共和党在国会团结的基础,甚至奢望这套“制华外交”能让北京屈服,美国可以继续安坐在单极霸权位置上高枕无忧。但讽刺的是,强硬的对华外交不仅没让拜登政府如愿,反而在美国国内制造和推动着新的分裂。

反华外交助长国内种族主义暴行

进入2021年以来,美国全国范围内针对亚裔民众的暴力攻击、谩骂和网络侵扰事件不断上升。其实仅2020年,美国国内针对亚裔的暴力袭击事件就超过3800起。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国内针对少数族裔始终存在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传统。二是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右翼反华势力刻意将新冠病毒污蔑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的妖魔化言行,极大煽动了美国国内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歧视和怨恨。攻击亚裔族群、制造和发泄族裔仇恨,就是这种反华煽动以及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分裂的结果。

拜登政府上台后的强硬对华政策,客观上继续发挥了煽动美国国内反中、嫌中、仇中情绪的作用。2021年以来,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持续增多。就在上周,美国亚特兰大市发生严重枪击事件,8名死者中有6人是亚裔女性。当不少美国媒体指责这名美国白人青年仇恨亚裔的种族主义暴行时,美国现任FBI局长克里斯多弗·雷竟然为其辩解,还公开说“很可能不是”。

尽管拜登3月初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各地严厉禁止和防范对亚裔的仇恨攻击事件,但只要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蛮横和强硬的反华立场,美国社会内部反华情绪进一步膨胀,美国国内族裔仇恨的暴行就很难停息。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杰西卡·李3月21日撰文指出,“美国的反华外交只会助长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但这样的声音,在当前的美国零星而又低微。

反华或将加剧美国宪政危机

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单单是左右势力恶斗导致的特朗普支持者攻占国会山的美国民主危机,也不只是白人至上主义、国内右翼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玷污了美国形象的问题,而是美国宪政正出现1861年南北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制度危机,而反华则有可能加剧美国宪政体制的塌陷。

拜登接手了一个在特朗普政府折腾下破绽百出的美国,拜登政府想要团结和治理美国的难度十分艰巨。新政府短期内也许有可能有限度地缓解疫情、稳定经济,但无法短期内从根本上疏解困扰美国的上下、左右、黑白、贫富等种种结构性矛盾。华人和亚裔成为右翼极端白人势力的发泄对象,这种现象有可能继续泛滥。这样的美国国内状况究竟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实在是令人担忧。

拜登政府上台后喊出了美国外交要“为美国中产阶层服务”的口号。但在对华政策上,它却拒绝取消特朗普政府贸易战加税,对中国新的市场开放政策视若罔闻,继续给中国扣帽子、打棍子。这违背其外交的初衷,对今天美国的稳定和有效治理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有意思的是,华尔街的很多投资者不顾美方采取的对华打压和对抗政策,继续把中国视为未来回报率最稳定的投资市场。面对各种挑战和冲击,该是中美关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新走回合作共赢的时候了。(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间:2021/4/11   发布时间:202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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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对话|拜登还是妥协了 中国不仅是调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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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皇金  来源:末谈国是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修复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很多外交漏洞,重新回到了特朗普退出的一些国际协定或组织,比如巴黎气候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也撤销了针对穆斯林的旅游禁令。但唯独对中国和伊朗,拜登政府并不急于改变前任的极端强硬政策,态度一直是先和盟友协商,并考虑国内舆论,尤其是共和党人的反对意见。一番盟友外交铺垫后,拜登政府和中国在阿拉斯加举行了对话,而且白宫对内强调并非战略对话,而是一次性对话。

对于伊朗而言,白宫也是谨小慎微。从4月6日开始,美伊代表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面对面讨论,中国和俄罗斯、英国、法国及德国五个伊朗核协议缔约方担任调解人。按照白宫的说法,这是间接对话,而非正式的美伊外交谈判。

伊朗方面也拒绝与拜登政府直接对话。也就是说,中俄和欧洲国家代表美伊两国开展讨论。这是典型的穿梭式外交。

从外交层面来看,这是拜登上台以来开展的首场实地国际谈判。但是,如果从美伊关系现状和国家实力差距来看,这种非直接的外交对话,其实应该算是拜登政府做出的一种让步。

一方面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协议规则在先,伊朗政府有理由要求美国做出让步。拜登政府也一直承诺要有条件回归该协议;另一方面,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重启了铀浓缩活动,并将浓缩铀提升至20%的纯度,这又回到了奥巴马时期那样美国不得不谈的地步。拜登民主党政府和国会左翼势力也不希望和伊朗发生冲突,更不希望以色列莽撞之举将美国卷入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当中。

这种让步非常难得。拜登想要回归的伊朗核协议,经历特朗普四年,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有缺陷的协议,或者说是一个问题协议。拜登如果过早回归,只会被共和党抓住把柄,认为拜登政府向敌手让步。此次美伊对话之际,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就致信拜登,反对这种外交接触。很多共和党希望继续利用对伊制裁迫使伊朗改变地区行为。

虽然伊朗和中国是两种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挑战,但拜登政府面临的对伊决策困境和对华决策困境非常相似,都要考虑地区盟邦感受和国内舆论压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被动。如果观察美伊之间的讨价还价、互相试探的过程,也可以对中美接下来的外交接触寻找一些提示。

拜登竞选时就曾承诺回到伊核协议,前提是伊朗首先重新履行其承诺。他上台后,国内外也在等待看他如何履行承诺,如何应对伊朗要求美国先解除所有制裁的要求。但无论如何,先接触是第一位的。

对华关系也是如此。拜登竞选时曾明确提到,特朗普对华政策“全是错误的”。但他上台后又继承了部分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自己或者民主党外交的“元素”,主要是开展盟友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并加大国内基建、医疗和教育投资,以此树立美国对华谈判的“优势地位”。

美国提出阿拉斯加对话,其实也算是拜登政府的试探行为,也是中美双方打破僵局重启对话的一种尝试。只不过,对话让美国出乎意料,中国不但丝毫未展现出让步的迹象,而且有力反驳了美方的对华指控。

所以,拜登政府应该能够意识到,对于伊朗和中国,美国消极接触和持续制裁的手段并不奏效,矛盾双方终究还是要回到谈判桌。通过此次中国担任调解者,白宫更应该认识到,中国是地区稳定秩序的维护者,而非破坏者。在伊朗核等地区问题上,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外交伙伴。

虽然拜登政府主张在该对抗的领域开展对抗,但中国所展现出的地区及全球担当,更应该得到美国积极的回应。这也有助于两个大国重建互信、化解矛盾,让双边关系重回正轨。

来源时间:2021/4/10   发布时间:2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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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沦为民主党寡头统治,但7500万美国人不会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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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2020年的美国大选以其戏剧性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却也在其国内滋生了一系列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便是1月6日美国国会暴乱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作者迈克尔·安东即从本次国会暴乱出发,对去年的大选及其后两个党派的作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迈克尔·安东是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的一名讲师和研究人员,也是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一名资深学者;同时,他先前还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名国家安全官员。安东认为,此次竞选存在诸多疑点,而特朗普团队的应对亦有许多疏忽之处,这一切悄然促成了民主党背后的一场巨大阴谋。

五人死于1月6日国会山的暴乱。一位赤手空拳、已从美国空军退役14年的老兵,阿什莉·巴比特(Ashli Babbitt),遭一名国会警察直接枪击致死。其余四名死者则据称死于突发医疗症状,其中一人亦是一名国会警察。这一切死亡是悲剧的、莫须有的。在这些死亡中,至少一例,很大可能两例,或许都是犯罪行为酿成的恶果——尽管之前对于布莱恩·西克尼克(Brian Sicknick)警官被人用灭火器击打而死的说法如今已然,如他们所言,被“摒弃”了。西克尼克的家人宣称他死于旧病复发,并请求媒体停止对其死亡再加以政治色彩。但令官方的说法更为混乱的一点是,西克尼克官员是唐纳德·特朗普的一名热烈拥护者。

如若西克尼克警官果真遭受了抗议者的攻击,那么我们的司法系统将会也应当会为他的死亡伸张正义。然而,巴比特所受的枪击却将在调查后几乎毋庸置疑地得到正名,或者至多被称为其本人咎由自取的一大遗憾。也许这甚至将会是正确的结论;我们只能祈祷无论最终裁决如何,其都将是一个公正而审慎的法律过程运作的产物。然而,近来的经验却往往表明,既存秩序的拥护者总比反对者受到的待遇远更宽厚,并且未来也将如此。

对于在那个星期三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若想得到一个完整透彻的理解,则要追溯到统治阶层对这所谓红色的(Red)、可悲的(Deplorable)、飞跃之地(Flyover)的美国长达数十年的背叛与掠夺。不过,更直接的原因是2020年的大选——那显然是我一生中所见证的最为紧张激烈的竞选。双方都相信他们所下的注;重要的不是这种感受是否准确,而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便足以引发一系列的事件。

作为一名追求连任的在职总统,尽管新冠疫情的封锁政策已然对美国一度强势的经济造成了不小打击,特朗普似乎依旧拥有许多优势:来自其集团几乎全体一致的支持、很高的初选投票率(即使他并未收到反对)、至少看似极为团结的政党,以及与2012年的贝拉克·奥巴马相差不大的公众支持率。根据盖洛普(Gallup)的调查,在2020年9月,56%的美国人均认为自己的生活比四年前更好了——这在平常年代都足以担保一位在职总统的再次当选。

但这回并不属于平常年代。未来的隐患亦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我们总统的许多朋友与支持者都确实认识到了,并且也收到过警告。民主党利用本次疫情,借机促进、强化了其数十年来努力的成果:一直以来其致力于放宽、改变美国选举过程,以使其党派从中获利。从春天起,他们便开始公然谈论发动一次政变:他们甚至千真万确地动用了军队来将特朗普拉下权位。举行“战争游戏”、暗下密谋废黜总统是一回事,但泄露结果是另一回事,何必如此呢?除非你想让公众做好心理准备,以防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被人们怀疑成对“我们的民主”(our democracy)的一种粗暴干涉。出于同样的原因,民主党和他们的盟友媒体也纷纷苦心推广所谓的“红色幻象”(Red Mirage)理论:也就是说,虽然你很可能在选举当晚看到特朗普遥遥领先,但在所有选票计数完成后他将必然败选。与其说是一种预测,这种说法本身更像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解释:既然你所要见证的可能会看起来很滑稽,那么就让我们提前使你确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吧。

对于对手的辛勤准备,总统和他的手下人员、竞选团队以及政党所做出的回应(或者说其实根本缺乏回应)中存在四点严重的漏洞。首先,他们几乎没有尝试与共和党的政府官员——无论统治者、立法机关,抑或国务卿——合作去反对、修正那些对己不利而裨益其对手的规则变化。早在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便抱怨称希拉里·克林顿的普选票数中有数百万来自非法移民者的选票滥竽充数。然而,他和他的老大党(GOP, Grand Old Party)对于州选举程序的严格化所做出的努力却微乎其微。其次,在没能适当地反对这些规则变化的前提下,他们为推翻或修改它们而设置的法律关卡也远远不够。第三,放弃了对这些变化的诘难之后,他们甚至也没有尝试增加他们自己的邮寄选票,从而与民主党匹敌。第四,尽管已有许多强力的预言——这既是吹嘘也是警告——声称若干州的选举结果都将模糊不清、争端频发,但他们没有事前组织起任何分队去负责调查这些结果,并在必要时提起诉讼。2000年的弗洛里达州对阿尔·戈尔(Al Gore)和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两位候选人而言都是一大震惊。即便如此,布什阵营却几乎立即派出了一支由律师组成的军队,其中包括在选举法方面的专家,并且由一位前国务卿领头,也就是足智多谋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特朗普团队至少已经收到警告6个月,然而,如我所见,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准备。

怀疑的理由

接下来便是这场大选本身了。不出所料,“红色幻象”确实出现了。但这真的是一场幻象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质疑。(或许对于其中所有疑点最好的一篇总结是《备忘录:2020年的选举是如何可能被偷梁换柱的》,发表在“美国保守派”的网站上,作者是克拉斯·雷恩,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一名政治学教授)

就在特朗普逐渐取得看似无法超越的领先地位之时,即选举当晚深夜,有五个州的计票过程似乎都令人费解地被中止了(佐治亚、密歇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这些州内部那些由民主党控制的大城市。许多目击者称,这些选区里负责竞选的官员们以当晚不会再进行计票为理由,说服共和党的观察员离开;然而事实是,这些观察员刚走,他们便又开始继续计票了。之后当票数再次公开时,拜登便突然在这五个州全部领先了。

官员们“发现”,大批的选票压倒性地——有些情况下是完全地——偏袒着拜登。有时候死者“投票”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无资格者(例如重犯和已移居他州的人们)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有些已登记的选民亲自到现场投票,却被告知他们已经进行了缺席投票,可他们分明从未申请过缺席投票。有宣誓证词指控称,部分选票上存在倒填日期的现象;有些邮寄选票和缺席选票上没有褶皱(所以他们是怎么被装进信封的?);此外,数以千计的拜登选票中都完全没有任何对那些低选票数候选人的投票。

统计上的异常同样存在。例如,政治科学家帕特里克·巴沙姆(Patrick Basham)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上指出:“在佐治亚州,当89%的选票计数完成时,拜登成功超过了特朗普。但在接下来的53批选票计数时,在每一批选票中,拜登对特朗普都精确地以50.05比49.95的边际比率领先。”这样的概率有多大呢?这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除了统计学上的疑点,还有历史方面的反常现象。自19世纪起,从没有一位在其连任选举中获得过选票的在职总统败选过。此外,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的是,在连任选举中胜出的总统所得票数往往比第一次当选低了。比如,当年贝洛克·奥巴马的得票总数便下降了350万。然而,特朗普的增加了超过1100万。一些特定的州和县长久以来都是“大选领头羊”(bellwethers):赢下他们,你就赢了所有。特朗普赢下了所有的领头羊州,并在19个领头羊县中赢下了18个。成功的在职总统往往拥有“燕尾提举力”(coattails):他们借自己的实力帮助本党的低选票数官员,为其增加得胜机会。共和党获得了11个众议院席位,一年以来没有失去其在参议院的地位(至少在选举当日没有),这期间多于三分之二的现任拥护者都属于共和党;此外,他们也在州的层面上获益匪浅。最后,初选投票一直以来都是用于预测11月选举结果的一大标志:成功拿下了初选,便赢得了所有。先前,没有任何一位在初选中获得75%以上票数的在职总统输掉了其连任选举;特朗普获得了94%。

没有什么传统会永远延续,或许其中一个或者多个都在2020大选被打破了。但是,难道会全部颠覆吗?

领导的缺位

这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疑点,都令我们的总统坚信自己受到了欺骗。然而,虽然这般信念如此强烈,他却始终没有正式为自己执行过任何对策——选举日之前他没有这么做(尽管先前已存在大量警告),甚至在这么多关于反常现象的预言都成真后的那个上午,他还是什么也没做。有一段时间总统甚至沉默了,有时他又变得反复无常。他的手下、阵营和政党都失去了领导,失去了号召。

此后,他便不知不觉将这些工作委任给了错误的对象。领导的缺位助长了外界人士的恣意妄为,而我们永远不会清楚这些人究竟是不是属于支持总统、白宫、共和党派的一方。这其中许多都是拥有光辉经历的可靠人才,但很少人(或许没人)有就争议的选举提起诉讼的经验,更别说是同时发生在多个州的总统竞选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浮夸的主张,以致糟蹋了自己的名声,或许也败坏了自己先前的荣誉。总统似乎有时鼓动他们,有时无视他们,有时又否定他们。然而,浮夸的主张毕竟需要特别的证据来支持,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提供。这便带来了两种意料之内的、于事无补的、相互冲突的效果:一方面提高了其阵营内部的期望值,另一方面又使曾经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相信,所有关于欺诈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baseless)的阴谋论的一派胡言。

但我们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至少不是全部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任何一件得到了证实。实际上,它们几乎没有被调查过,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层面,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媒体中。因为这一点很明确:大部分在真正经营着美国的人,都不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更准确地说,他们并不希望你知道。共和党的官员担心一些事情的披露会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民主党则对选举结果甚是满意,他们或者是不想对这份恩惠吹毛求疵,或者是干脆重新定义了“民主”(democracy),即不问手段地达成正确的结果。于是,念叨了这么久“我们的民主”(our democracy),这些忠心的意识形态盲从者便逐渐相信,不正确的结果本身,在事实上,便是“反民主”(anti-democratic)的。

并不是说披露任何真相都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高科技和媒体都已经明确了整件事情的终结,人们的认知也(据他们称)“稳固”(settled)了下来,没有质疑的余地。同样的反常现象,若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国务院必将视其为证实选举造假的充分依据;而如若放在我们国内,这些现象却甚至都没资格成为“证据”(evidence)。对于共和党而言,证明标准被(故意)设定得太过严格,以至于根本无法达到。

这一切都说明,这场为了强行改变结果而去证明欺诈行为确实存在的斗争,充其量只能说是逆风而上——现存的秩序不会允许我们篡改一个称其心意的结局——而特朗普方面所提出的狂妄主张也无济于事。因此,没有人真正确定地知道这之中究竟发生了多少欺诈、怎样的欺诈,也不知道这种欺诈究竟是否足以改变选举结果,从而换掉最后的赢家。

但特朗普方面最糟糕的失误还是在于给予了公众他们无法实现的希望。坦率地说,我们总统数以百万的拥护者都由此确信:选举的结果最终会被反转,特朗普能够成功连任。他们并非仅仅视其为一个恰当、正确、公平的结果,而更是相信了这样的结果真的会发生。1月6日的公众集会可能是点燃国会暴乱事件的火花,但其真正的导火索则早在几周前便埋伏好了。至于事件本身,如许多参与者所说,至少第一批进入的人都确实相信自己不是非法侵入,只是在看守明知也同意的情况下正常地进入一栋公共建筑而已。一位已经被FBI逮捕的抗议者声称,当时一名国会警察为他开启了通往国会大厦的门。他该怎么想呢?此外还有视频(可能如今已经在审核后被禁播了)记录了当抗议者鱼贯而入时,国会警察默默站在一旁的影像。可能这些官员被下了命令,不得激化现场局面;可能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也可能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甚至与抗议者产生了共鸣。至今没有人知道他们消极表现的真实原因,而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但就和一切规模较大的群体一样——尤其是那些怀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的人群——其中有些人确实是来找麻烦的。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我们仍旧不得而知,只是最终暴民精神的确占了上风。

进入国会大厦后,大多数抗议者都没有烧、砸(据我所知,只砸了几扇窗户)、抢、偷。事件发生后,隔岸观火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记载大厦所受破坏的报道,发现这些破坏实际上根本微不足道。反之,这些抗议者大多只是四处游逛而已。有些人是为了镜头效果才故意做出夸张的举动。《国家》(Nation)杂志上刊登了一位同样冷眼旁观的目击者之证词,据他所言,“当时的气氛与其说是一场政变,不如说其实更像一次大学橄榄球赛的车尾聚餐。”我所看到的唯一一丝严肃,是一个参与者以温和、理智的语气在网络上诉说他选择加入的原因。结果他便在遭到人肉后被解雇了,以后很可能还会受到处罚,这将毁掉他的人生。还有太多的人无疑也将面对如此境地。

整个事件最引人注目、但也最不出意料的一点,在于华盛顿官方及其背后更庞大的统治阶层对此的处理方式。同样的一批专家、政客、教授、总裁,他们在整个2020年的春夏都对那场覆盖近200个美国城市、造成约20亿美元损失和60例人员死亡的大型暴动选择了忽视、宽恕、甚至赞赏;如今,他们却转而开始谴责这些呼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游行者——还把“基本都很平和”(mostly peaceful)的大多数人和闹事的少数人放在一起猛烈抨击。那些对去年夏天的暴乱毫无义愤,甚至漠不关心的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甚至还赞扬那些暴乱者,鼓励他们继续——现在却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这场呼吁“别再偷鸡摸狗”(Stop the Steal)的游行。新总统自己还说,如果占领国会大厦的是那帮大喊“黑人的命也是命”(BLM, Black Lives Matter)的群众,他们肯定会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手段——那么他显然是忘了去年春天警察在一群暴民面前公然下跪的画面,也忘了官方当时对警署乃至于对整个地区的直接抛弃。

六七十年代(以及之后),多少学校的大楼都被抗议者占领、包围;但这些抗议者不是在我们文化的每个分支中都得到了颂扬?同样,当2011年左翼派抗议者控制了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大厦时,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更是把那长达四个月的围困歌颂成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民主行动”(impressive show of democracy in action)。当然,如果支持特朗普的抗议者因为上述左翼派的行为受了到赞扬便相信他们也会获得相同待遇,那么他们就太愚蠢了(或者至多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这一点丝毫不能掩盖当权者的虚伪是多么无耻。

在2020年中的动乱里,没有多少执法机构能够真正控告哪个参与者犯下了什么罪行——一部分原因是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这些机构中显然包括美国司法部;然而这次司法部却对国会大厦的抗议者迅速采取了行动,在两天内便控告了13人。接下来必然会有更多。

比这一世界历史级的虚伪还要过分的,是人们因选举院的圣洁据称遭到冒犯,而流下的令人作呕的鳄鱼的眼泪——但左翼派从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竭力废除这项制度了,直到2016年还在继续嚷嚷。要是这回选举院的结果让特朗普当选,他们现在必定还会接着叫嚣。其实他们依旧(只是目前还算相对低调)在试图废弃这项制度,因为全国普选的结果已经足以使民主党在今后的每一次总统选举中胜出。

国家的公敌

有些人还在尝试从这一切之中寻找一线曙光——就像孩子们所说的“白色药丸”(white pills)。这之中比较先进的说法首先是,这件事表明我们国家赖以产生的革命精神并未彻底消亡,并可能正以公然抗议的形式继续迸发。也有人认为,我们名义上的统治者对那些“大部分都很平和的抗议者”(mostly peaceful protestors)所做出的过当反应,意味着这一迅速巩固起来的霸权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

无论如何,这次事件会被当作——也已经被当作了——当权者大面积压缩公民权利的借口。私营企业很快就做出了行动,由此被剥夺表现机会的的便不仅是特朗普,还包括他数以千计的拥护者们。之后还会有更多。政府正整装待发、准备行动,其中由参议员迪克·杜宾(Dick Durbin)提出的法案将那些把政权反对派与“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恐怖”(terror)相联系的言论犯罪化,并似乎在拜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得到了其认可。诚然,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和即将做的事情,或许未来他们横竖都会去做。但他们行动的速度和强度却完全是以1月6日的事件为动因。他们不会允许这次危机被浪费的!

1月6日事件的最大输家还是唐纳德·特朗普自己。透过这一层被故意扭曲的滤镜,他的整个任期都将被歪曲和选择性过滤。他所做的好事都会被妖魔化、否认,最终被遗忘。但总体而言,最大的输家还应该是他的支持者们。特朗普那些合理的政策——如边境防守、公平贸易,以及简单适度的外交政策——都将(大概现在还没有)被丑化得与法西斯主义无异。这些终将被废弃,而受损的也会是当权者自己。

绝大部分人前往国会山的行动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但他们确实有个目标: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也是他们最一开始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的原因:至少30年来,都没有人聆听他们的心声。但是少数人的行为不仅使得他们更无法被倾听,还反倒让他们又听了一遍自己毕生以来一直被灌输的东西,这次甚至更加强烈:身居腹地的人们和至少一半南方居民,以及所有支持特朗普的选民,都无比可悲、不可救药;美国本身在体系上便是种族主义的沃土;多数甚至所有警察都无异于纳粹军队的冲锋队员;法律下的平等待遇实际上毫无公正可言;并且美国根本上只有两个阶层的人——生来有功的和生来有罪的。

除此之外,现在的所谓智者、贤者,还在呼吁去调查那些并未前往国会大厦、仅仅支持着某个政客及其政治议题的人们,从而让他们“负责”(hold accountable),并将他们从其行业与工作中驱逐,就好像他们犯下了什么罪行似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尤金·鲁滨逊(Eugene Robinson)曾提出要“洗涤”那些特朗普的投票者们的思想。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诸如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还提出要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就像在一个令人蒙羞的独裁政权倒台后成立的那种一样。(但很不巧,这并不会帮助披露多少真相,甚至还使和解更难实现)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的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他前段时间还或许并非无意地表示想要我去死——则和这些都不一样,他近期发推特称:“我们需要将这些人从政治世界中根除。”

在吉尔曼之流看来,特朗普的投票者无论在道德、政治抑或智性方面都没有任何名声,而他们也没有任何合法的利益——他们有的只是由他们与生俱来的道德罪过所决定的义务与责任。解决他们的忧虑或聆听他们的话语都毫无意义。确切说来,让他们说话甚至都很危险,不然他们就把其他人引入歧途了。最糟的做法便是允许他们自己安排他们眼中的利益,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表达、实施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各种罪行。

以上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所听到的,那么他们又看到了什么呢?举目皆是的双标和虚伪。迈克·弗林(Mike Flynn)因一个无罪的举动毁了自己的一生,而害了他的人,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却还在上东区的讲台上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洋洋得意。关于俄罗斯勾结的谣言流传了四年,但无论那些违法传播者还是那些拿着扩音器大肆宣扬的人们都没有得到报应。选举体制遭到改变,而这些变化无一不是故意帮助另一党派而排斥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垫高了民主党的票数、拉低了人们的薪水,还引发了寡头的膨胀。贸易制度的设计仿佛故意将他们的工作送往海外,并且关闭了他们的工厂、清空了他们的城镇。媒体和知识分子不再佯装公正客观,而公然成为了他们的政权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如果说他们本身没有成为政权的化身的话。现在,还出现了一种愈发强烈的,将一切反对意见贬损为恐怖主义,并将至少47%的人口永久驱逐出政治系统的趋势。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种日益严重的一党独大的寡头政治。这是特朗普的任职所注定遭受的报应。和所有的寡头政治一样,我们的统治建立在强制而非合意之上。权力的行使主要通过对一些本被允许、本可抒发的观点之表达的限制来实现:他们明知不让说的东西最终会成为不让想的东西。他们最想要镇压的思想是那些对他们自己暴政的反对。对于他们无法“劝服”(persuade)——其实是煽动——的人们,他们便施以制裁,使得那些不服的人遭到解雇,并从此无法再受雇,还将他们与金融体系隔断,有时甚至让他们被亲友回避。准确地说这还不是“死亡”(death)。但难道使人们与人际接触相隔绝、失去谋生之道的做法,就真的少了几分残酷吗?这又将带来多少切实的痛苦与绝望呢?

对于那些桀骜不驯的团体、组织,甚至整个国家,我们的统治阶级利用他们对通讯系统的控制,发动了一场与《1984》中的两分钟仇恨(two-minute hates)相类似的妖魔化运动,但持续得较之长太多。举例而言,看看美国企业界当初对北卡罗来纳州“跨性别者”(transgender)如厕法案的联合抵制,再看看如今蓝色州家常便饭般针对那些与不完全遵守蓝方最新指示的红色州进行贸易往来的机构或员工,所施加的旅行等方面的禁令吧。

人类历史的轨迹

最近,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中评论道:“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的三个主要国家——德国、意大利和美国——都分别发动了相似的国家统一战争;其中,都是国家内部较先进的区域征服了那些更偏于乡村(或者说更落后)的区域。在我们的时代,民主党便是在技术、人口方面略胜一筹的党派,而共和党则是相对劣势的一方。”

诚然,征服才是真正的目标——1月6日的事件便被用以证明为此使用的一切手段的必要性。不过,我还是好奇民主党的尝试最终究竟能否像考德威尔所引用的例子一样顺利。蓝色阵营真的拥有震慑、控制至少7500万思想独立、自给自足、(许多时候都)固执倔强的美国人的能力吗?这不仅需要决心与意志,更需要他们投入足够的金钱与技术等资源。

统治阶级已经把中部美国逼到了角落。要维持这个境地,统治者势必还需发挥出一定程度的智慧与才干;但至少可以这样说,那些即将成为我们主人的人们如今仍尚未能展现出他们的这种能力。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多半是得益于先前的统治阶层从未想象过的新工具的出现——尤其是顶尖科技。既然我们现在还身处一片未知水域,这种可能性便不能被排除。可是,就算科技最终真的使现今的秩序得以继续运转一段时间,它又能持续多久呢?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美国精神的复苏是很有希望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票数竟然属于一位被整个社会、学者与媒体的复合体冠以偏见的总统候选人。但我们也有理由——比如阿片危机(the opioid crisis)——担心对现状的屈从与冷漠会大范围传播。现状被维持得越久,后者便越有可能散布。若是半个美国都屈服于失败主义及其慰藉——酒、毒品、淫秽、垃圾食品、电子游戏、流媒体服务、球类运动——我们就应当质疑蓝色美国自高自大的自我评价了。届时我们便将明晰海滨究竟能否不单单脱离腹地独立生存,还在摆脱负载后达到更高高度了。

文章来源:Michael Anton, The Continuing Crisis: the election and its aftermath,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2/20/2021 Issue.

网络链接:https://claremontreviewofbooks.com/the-continuing-crisis/

译者介绍:王嘉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法学方向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4/10   发布时间:20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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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派的未来:多族群的工人阶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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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伦·卡斯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长久以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此消彼长,构成了美国政治思想史的主线。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共和党保守派内部分歧渐大,人们对危机下政府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2020年3月,一群保守派思想家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的组织,旨在修正“正统的经济学说”,让共和党摆脱“里根政策”的陈词滥调。作者奥伦·卡斯即该组织创始人之一,他在《一种新的保守主义》(A New Conservative)一文中批判了共和党当权派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表明真正的保守主义式微,保守派急需重申真正的、明确的保守主义立场,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解决美国当前面对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

美国保守派的未来:多族群的工人阶级联盟

作者:奥伦·卡斯(Oren Cass)

译者:梁冰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美国政客们遍稽群籍,试图寻求措施来应对这场可能导致家庭、企业、政府陷入财务危机的公共卫生灾难。国会和白宫的共和党人疯狂地翻阅从1980年代起已被翻烂了的剧本,以确定当前合适的减税政策。然而面对全社会隔离的情形,他们显然无章可循。

许多共和党人不以为然,仍提议减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呼吁降低资本利得税率,他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一样,鼓励进一步加大公司在餐饮业和娱乐业的税收抵扣;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史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则主张“递延”工薪税——这连美国商会都认为不可行。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继续流行,《关怀法案》通过两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编委会质疑是否需要进一步减税,并建议“对今年余下的日子里所有个人投资免征一切资本利得税。”同一天的早上,《纽约时报》头版一个占了六栏的大标题写道:“随着全球陷入病毒恐慌,股市出现螺旋式下跌。”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妮基·黑利(Nikki Haley)展现了一个未来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素养,她在推特上写道:“应对经济变局,减税始终是一个好办法。”

新冠病毒的特殊性使得所有的应对措施都显得无能为力,但这些措施也只不过是最近几年被“中间偏右”派不断重复的一套模式的最新版本。即使面对新的经济挑战,例如中国激进的重商主义、金融危机、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共和党也严格遵守减税、削减支出、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的这套模式。

沦为教条、循规蹈矩是美国政治历史悠久的“传统”之一,然而保守主义目前的处境格外特殊——缺乏清晰、明确的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者、社会保守主义者和外交政策鹰派的联盟发动了“里根革命”,战胜了“滞胀”,并赢得了冷战,他们理应为其成就感到自豪。但是,这种每个阵营各自负责的状态使得大量公共政策的制定为一小撮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掌握——他们与保守派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和判断,而保守派则落得讨论“社会问题”的境地。随着保守主义经济思想的式微,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渗入到市场原教旨主义中,而如今大多数评论家随随便便地把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称为“保守主义”。其结果便是造成了对保守主义乃至整个美国政府而言的政治危机。这些中间偏右派既不保守,也不回应民众需求,因而既无法发挥其作为一个国家保守主义力量的出口以及对进步主义潮流的制衡的重要作用,也无法赢得很多选票。

在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暴露了共和党当权派的弱点及其选民的一蹶不振、利尽交疏。但他并不“保守”——事实上,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执政的意识形态或能力。他蒙羞离开白宫,也使共和党失去了对参众两院的控制,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总统没有尽到任何职责,还打破了几百年来即将卸任的总统承认败选并和平移交权力的传统。

如今,保守派是时候重新向中间偏右派申明他们的政治主张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许多严重问题的产生都部分源于缺乏清晰明确的保守主义,而这些问题需要保守主义的解决方案。同时,进步主义日益沉迷于探讨身份政治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们的问题,这便使之在与另一种意识形态相竞争时尤为不堪一击——后者能关注到大多数美国人(不论种族或宗教)所共有的,对家庭和社区存在基础的忧虑。在政治领域,现任者往往有更大的赢面,但高举保守主义旗帜的当权派已经失去了活力,如今,他们躲在破败的围墙后面,念着老掉牙的、早已没什么人相信的信仰。而面对现在的情况,围绕多族裔、工人阶层的保守主义进行重整,或许是个办法。

“特朗普地震”

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畸变”。如果特朗普参加的是一场正常的共和党初选,他需要去努力争取多数的支持者。如果最终和他决战的对手比得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更受共和党领导层喜欢,特朗普可能会输掉——好比四年后,当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可能最终获得党内提名时,民主党人迅速地集结在了拜登周围。而在大选中,如果特朗普的对手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顿,他可能也会败选。最终,2016年特朗普靠几个州的极微弱优势赢得了选举人票,而大比分落后输掉了普选票。

尽管如此,他的成功还是暴露了美国政治体系的深层腐烂——一个运转良好的、能够为选民服务的政党,不会允许自己像美国共和党一样被“操纵”;一个国家若有反应迅速而有影响力的政治阶层,也不会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选出一个低俗的电视真人秀明星来执政。

特朗普的种种异端和破坏行为简直等同于一场大型自然实验,其结果令人惊讶。他所强调的问题与两党一贯的论调几乎都不沾边,而尽管他对这些问题也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却似乎引起了选民的共鸣。与此前选举中的共和党候选人相比,他在非白人人群中赢得的支持率可谓显著增加——这无疑驳斥了许多有关身份政治的标准假说,也表明“中间偏右”派建立一个跨种族的文化保守集团是可能的。然而,特朗普没有为继续开展政治运动提供任何基础。

无论遵循何种有意义的定义,特朗普在行事风格或政治主张上都不是“保守派”——但是他似乎也不是什么其他派。他的背景表明他不遵循任何一套政治原则,而他整个竞选期间释放观点和政见也从未得到采纳。在没有知识框架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的命运因其被任命者能力的高低而起起伏伏,而这些被委以职务的人在工作中往往自相矛盾——对每个声明、任命或推动某一方面的政策行动,政府通常会有另一个推动其他方面的计划。毫无疑问,这被证明对国家治理和联盟的建立而言都是障碍,并且为连任竞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当然,如果2020年美国经济能以之前一年的速度蓬勃发展,而不是挣扎着应对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特朗普可能很容易获得连任。

特朗普竞选失败后,分析家们一直在探讨他所打造的民粹主义形象是否代表着保守派的未来——这无疑误解了他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特朗普,就没有典型、明确的特朗普主义。特朗普的就任好比一场地震,是数十年来不断累积的压力之下政治格局发生转变的直接结果。地震不会建立任何东西,地震只会破坏、摧毁,但这是暂时的——地震的作用是暴露那些草草建起的、地基不稳的建筑。需要使用这些建筑的人会赶紧把它们再建起来,但是震后,我们有机会重新进行评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以更适合当下情形的方式进行重建。问题根本不是地震本身,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应该建立什么。

当权派思维

保守主义的标志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反对变革或渴望回到更早的时代。有人误以为保守派缺乏实质的立场而其观点仅仅反映自己所处的环境,这些误解导致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结论,例如,“1750年的保守派会反对美国的独立,而1800年的保守派会支持美国的独立”,或者“如今保守派会支持全球化迅速发展以及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因为这是当下的发展趋势”。事实上,保守派之所以成其为保守派,是源于他们对制度和规范在人们生活和政府执政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写道:“当社会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的意识形态会使人们意识到某些制度的必要性以及现有制度的可取之处。”

现代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提供了这种动态机制的一个典型实例。伯克虽然是英国下议院议员,但他支持1776年美国革命,理由是英国专横的行政管理和专制的税收政策已不可逆转地破坏了其与殖民地的关系。伯克认为,如果美国人挣脱乔治三世国王的统治,他们将能更好地发展自治传统。然而,十年后,伯克却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恐怖的——他看到激进的暴民拆毁了社会赖以存在的护栏和支柱。当然,他对于两次革命的评价都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美国成为了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法国则陷入了混乱。

“伯克是‘神圣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失败制度的改革者’。” 保守派学者尤瓦尔·列文(Yuval Levin)曾如是写道。正如伯克本人所说的那样,“好古的性格和革新的能力,二者合在一起,便是我心目中政治家的标准。”如今,这种性格在保守主义者中很常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花费多年时间考察人们道德判断的基准,他发现保守主义者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道德关切——他们无差别地强调关怀、自由、公平、忠诚、权威和尊严。“他们认为人需要外部规则或约束才能行为检点、彼此合作,从而实现发展,”海特写道,“这些外部约束包括法律、制度、习俗、传统、国家和民族,以及宗教。”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无与伦比地强调关怀——尤其是对被压迫者的关怀。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迷恋自由而排除其他价值观。

因此,比起其他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视进步为一个积累而非破坏的过程,更能认识到社会中的良善面并为之努力。保守主义以极其谦卑的态度执政,对一个社会的传统克服人类不完美的天性而建立起的任何秩序都心存感激。相对而言,保守主义所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那么重视保障个人自由和选择权,而是更多地加强义务与约束,重视社会关系与社会规范,以及集结、调动民众的力量朝着富有成效的目标而发展的调停制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保守派对自由市场的倾向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市场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而将权力置于最有能力维护自己利益的人的手中;市场行情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变化,以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而不是被技术官僚的判断所左右。市场本身就是一套制度,人们通过市场建立起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以便彼此间更好地合作、更有效地进行交易。二十世纪下半叶,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大国竞争时代,当国内市场因官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爆炸式增长、僵化的劳工组织体系、没收性赋税和持续的通货膨胀而变得日益狭窄时,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联手促进市场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保守派对自由市场的怀疑同样是自然而然的。市场把人抽象成了物质利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成了交易——效率被置于首位,而稳定性、观念、传统等都被排除在外。在失去约束的市场上,对社会最具腐蚀性的行为回报往往最高,而市场可以迅速破坏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存在的根基,如促使一个家庭中的父母双方都全职从事市场劳动,或网罗全国各地的人才并将其“禁锢”在少有的几个国际都市中。因此,对于保守主义而言,市场是维持和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机制,但绝不应成为其自身的“掘墓人”。市场的质量取决于其赖以运作的规范和准则,以及其他与市场共同运行的制度的活力。

自由主义者无暇区分这些细微的差别,据称是保守派的当权派也很少关注这些。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密(Pat Toomey)将资本主义定义为“无非是经济自由”,黑利对此表示赞同,她曾警告说“对经济自由的任何干预都将导致‘慢慢滑向社会主义’”。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与机遇研究所(Heritage Foundation’s Institute for Economic Freedom and Opportunity)副所长杰克·斯宾塞(Jack Spencer)曾发问:“我们考察一项政策和不直接问‘它能扩大经济自由吗?’”保守派专栏作家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hlaes)更是宣称:“市场从不会辜负我们,是我们在辜负市场。”

中间偏右派杰出的公共政策机构在他们的宗旨说明中都对市场表现出了同样盲目的拥护——事实上这些机构的宗旨说明本来也没什么不同,看起来几乎像是同一份。保守派智库致力于推行的原则翻来覆去是一个意思:竞争企业研究所(the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称之为“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和个人自由”,R街研究所(the R Street Institute)称之为“自由市场和有限的、高效的政府”,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称之为“自由企业、有限政府、个人自由”,加图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称之为“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曼哈顿研究所(the Manhattan Institute)称之为“经济选择和个人责任”,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则称之为“个人、经济和政治自由,私人企业,与代议制政府”。最初完全是为市场辩护的合理的主张已经转变为一种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把好的不好的政策通通摒弃,他们无法区分市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更不愿承认市场可能造成的伤害。幸运的是,原教旨主义有走到头的一天。

对失败的剖析

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右联盟同时发现自己面临着压力,这无疑意味着什么。在英国,脱欧抵制了一种反民主的全球主义——国民的抗拒情绪显而易见;在东欧,波兰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 Party)和匈牙利青年民主党(Fidesz)的成功复兴了基督教的传统主义;在西班牙,声音党(Vox)的崛起让世人看到了一个少见的、带有工会的右翼政党。当然,政治和社情因国家和地区而异,然而,同样的结构转变引发美国“地震”的同时,也引发了遥远大洋彼岸的震颤。旧的正统观念的衰落似乎可以归因于三大主要的趋势,而所有这些趋势都表征着保守派复兴的迹象。

趋势之一是世界在变化——几乎没有比“世界在变化”更老套的结论了,但分析家们用宗教般的意志坚持着这过时的经济主张,就好像每种见解都代表着永恒而普遍的真理一样。也许这是因为在科学上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们声称自己的模型只能得出特定的结论——这些模型依赖无数默认的假设,假设世上碰巧发生了某事,而当时移世异,模型也就无法解释新的情形了。那些鼓吹自由贸易神话,宣称自由贸易有益无害、越多越好的人急于撇清把中国的重商主义引入全球市场而导致的浩劫,将其视作自由贸易规律的一个“离群值”。但是,如果经济模型和政策建议无法解释这个由共产主义、集权政府国家控股的企业所主导的、近14亿人规模的经济体,那它们也没多大用处了。

当今世界的另一大变化,是公司运营所在的社区不再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感理论》中强调了社会预期如何改变人们的激励。“一个人只有‘渴望成为应当被赞同的’,才会“急于真正适应社会’”他写道。而对一个传统的企业主而言,如果他被一群机构投资者,或者被另一块大陆上利用被某个政府以信托方式持有、用于支付工人养老金的资本进行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财团所取代,那么关于该企业主的一切讨论都失去了意义。芝加哥经济学派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为当今盛行的“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理论辩护时,无视斯密对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其先决条件的细微视角,反而去赞扬一个人们的愿望“通常是尽可能多地赚钱”的世界。如若资本所有权的特征和约束发生变化,其结果发生变化也便不足为奇了。

还有很多点可以列出。文化规范和预期(即按照斯密的说法,“应当被赞同的”事物)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应当促使决策者重新考虑其经济假设。然而,保守主义者却养成了习惯,用“这是个文化问题”来为其不作为找借口——比如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不到也无法保住稳定的工作时。增长、投资以及所谓的创新都已集中在默认为自然垄断的技术领域。万亿美元的减税似乎并未刺激资本支出,万亿美元的逆差似乎也并未提高利率——1980年代的剧本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导致无法达成共识的趋势之二是过度扩张。在技术官僚主义的幻想中,悉心负责的监管者会微调其政策,逐渐接近能够产生最佳结果的理想方案。实践中,政治家及其顾问则是先产生似乎可行的想法,而后将其推进。降低过高的边际税率几乎不会满足减税的需求,很少有政策制定者在放开商品、人员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上半途而废。同样,被认为不值得关注的事在最初出现可能有麻烦的迹象时也不会得到关注——它们始终被忽视,直到无法被忽视。即使在美国放松管制的金融体系之下,风险不断累积,但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才采取行动。

政策的推行往往会经历收益递减直至最终变成负数的过程——直到不得不改变方向。即使是最好的想法也埋藏着自身消亡的种子,而无法避免的越轨行为驱动着失败和改革的必然循环。如今,西方已经进入战后时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其破产之前,它只能加倍重复40或60年前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化解二十世纪初的极端民族主义矛盾是明智的,但再进一步,破坏民族国家内部的团结则愚蠢至极;要求控制污染,考虑新的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在1970年代是合理的,但直到后来工业投资面临巨大风险、消耗巨大成本的时候仍然对环保问题紧抓不放则是没有道理的;应当追求的是让更多优秀学生接受大学教育,而不是把高中转变成大学的预科教育。

削弱过去经济正统观念的第三个因素是它未能实现理论的自我更新。类比体育赛事便可明白。职业体育联盟的目标是取悦付费的观众,但联盟并非通过指导每个球员如何在球场上移动以实现最佳的戏剧效果来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它制定了规则,并相信选手们在规则之下竞技就能够产生观赏性。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是观众享受乐趣的关键。类似的,政府为经济参与者制定的规则旨在促进竞争,而这将使所有人受益。而且由于这些参与者是在一套规则下活动的自由的人,不是遵循脚本的表演者,因此他们能够创造性地对变化的情况做出反应。然而,没有任何一种规则框架是完美的。根据当时的游戏规则作出的设计,起初效果很好,但运动员和参赛队伍们会以规则制定者无法预料的方式发展他们自己的策略。当比赛无法产生预期的收益时,各联盟会修改规则——例如,将篮球的三分线向后推,在棒球中降低投手的土墩,或在足球中增加前传,等等。

这就是美国经济所经历的过程,当然,除了规则制定者没有跟上步伐外。企业和投资者抓紧越来越渺茫的机会去提高效率,而他们最成功的策略往往与那些能给国家带来好得结果的做法背道而驰。如此带来的影响之一便是经济的金融化,它把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资和利润分配给了擅长投机交易而不是产出产品的公司。影响之二则是劳动力市场向工作场所转变的趋势——在这种工作场所中,许多职能被外包,许多雇员被独立承包商取代,而公司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工人的依赖,规避对工人负有的义务,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灵活性和利润率。对资本家而言,获利能力的急剧增强可能是成功的信号,但是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指出的,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情况恰恰相反。“利润率不会像租金和工资那样随着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着社会的衰落而下降。”他写道,“相反,富裕的国家贫困率较低,贫穷的国家贫困率较高,而在那些以最快的速度走向灭亡的国家里,贫困率总是最高的。”

一种新的途径

这些趋势的产生并非由于过分的保守思维,而恰恰是因为缺乏保守思维。受介于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新自由主义者达成的共识所引导,美国政治甚少关注道德问题,而是盲目地把追求个人自由和消费放在首位——难怪当前普遍接受的共识难以应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然而,保守主义则非常适于解决这些问题。保守派拥护民族国家,维护市场良好运转所必需的规则和制度,相信整个社会肌体的力量——比起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的执念以及对再分配的日渐依赖,保守主义的这些信念为解决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技术部门的垄断、社区的凋敝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提供了更好的基础。进步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喜欢理性地做出从抽象原则到具体行为的推理,因而鼓励过度扩张,而保守主义者则着眼于现实世界的情况——这一点伯克很清楚。“现实环境事实上给予每一种政治原则以独特的色彩和截然不同的效果。”他写道,“是环境决定了各种公民和政治计划对人类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接受规则固有的缺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世情的变化不断做出完善——这就是保守派政策制定的典型方法。

保守主义的经济学承认市场的力量和价值,但坚持站在“人”的角度分析市场,而不是仅仅将其抽象为提高效率的工具。例如,这种经济理论承认无论绝对的物质生活水平如何,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对社会结构、市场运行以及人民福祉都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它强调分散、广泛投资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注重投资聚集;它能考虑到地方企业为地方社区做出的贡献,以及高效的企业集团可以带来的好处;它意识到在家庭和社区中从事非市场劳动的重要性,如照顾家庭和志愿服务等,而不是假定在一个每个家庭男女双方都就业的社会中,增加的货币收入便意味着社会的进步。

工会应当成为保守派优先考虑的制度。美国的体制早已过时,正日渐衰微走向末路,亟待改革,其作用更多地是作为民主党的筹款机构,而不是作为一种提高工人命运的经济力量,工会成员已降至私营部门劳动力的6%。保守派更需要一场充满活力的劳工运动,来赋予就业市场上的工人以力量,赋予工作场所的工人以代表权,赋予社区的工人以支持。通过强化经济独立、自力更生而不是诉诸再分配,使工人与公司处于平等地位,使他们能够就雇佣条件进行谈判,从而提高家庭收入。如此,工人得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权衡取舍,而不是依靠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工会也是典型的调解机构,在公民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与扩张的国家权力之间起着作用,是帮助工人进入劳动力队伍中、适应工作岗位,营造工人之间的团结以及工人与雇主间良好的关系,并且管理着部分社会保障网络的一股力量。

同时,保守派也应当重新审视当下的公共教育体系——它本应将所有美国人变成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工作者,却完全没做到。根据教育部和美联储的数据,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国年轻人从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如期得到学位,然后找到对口的工作。如果能找到一套更好的体系,将能够确保学校满足学生的需要,能为他们提供在他们想要从事的、擅长的领域从事生产性工作的途径。高中教育会教授实践技能,并与雇主合作以提供工作机会。大专及以上教育将加强就业补贴和在职培训。大学不会成为消耗年轻人文化期望和经济激励的游乐园,相反,接受大学教育会被认为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学校应当向想读大学的学生展示实际的开销,因而读大学会是一种只对某些人(而非对大多数人)而言有吸引力的选择。

保守派对政府取代市场的能力抱有怀疑是对的,但他们必须意识到市场在哪些方面做得好,而在哪些方面靠自身无法实现,因而也必须承认政府将投资引向国家长期内优先发展的领域有其不可或缺的公共作用。这是美国长久以来的传统——事实上,这是一个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提出,为亨利·克莱(Henry Clay)所倡导,为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支持的计划,它是美国国内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体系的支柱,帮助美国从落后的殖民地转变成为全球领先力量。而如今,若要打造一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计划,则应当支持创新,强制在关键的供应链环节采购本国制造产品,并遏制以“投资”之名,而对实体经济创造产能贡献甚微的金融投机活动。

一个围绕诸如此类的经济工作重心建立起来的保守派联盟,加上一系列仅仅是不激进的文化关切,将吸引到大量的选民。它会吸引共和党目前的核心人士——正如特朗普所证明的那样,当下,共和党对自由主义那些陈词滥调的兴趣远不及华盛顿的战略家们所以为的那么大。也可能吸引一大批在文化上同样持保守立场的民主党人,许多民主党选民渴望能不脱离其家庭和社区或者依靠公共利益,而宁可为一个有自己容身之处的经济体创造生产力。不同于相信两党现有主张之间必然存在一条理想的中间路线的天真幻想,多族群的、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可以造就一个长久执政的多数党——这个目标,将通过重新找到与先前完全不同的、长久以来为两党精英所忽略的职责来实现。

文章来源:Oren Cass, A New Conservative: Free the Right from Free-market Orthodoxy, Foreign Affairs, Feb.12. 2021 Issue.

网络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2/new-conservatism-free-market?utm_medium=social&fbclid=IwAR2z-FuJbQcirlQzreW8g4aViDeofzfOYayirBvigeZAQd1kneSskaeA2GY

译者介绍:梁冰一,北京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4/10   发布时间:2021/4/8

旧文章ID:24725

布林肯:以美国人民为中心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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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2021年3月3日,新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华盛顿发表题为《美国人民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的演讲。作为其就任后第一次重要演讲,介绍了美国外交的主要政策。其政策围绕国内振兴、国际地位确认、具体举措三方面,提出了八项主要政策,涵盖控制新冠疫情、发展全球经济、重振民主制度、改革移民制度、重建盟友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本国新技术、地缘政治考验。在地缘政治方面,着重提及了中国造成的危机与挑战,并提出必须以强势地位与中国进行竞争、合作和对抗。在领导国际事务和与各国合作的基础上,外交政策重视外交合作而不主张军事干预,但依旧会在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布林肯提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以美国的价值观作为主导,维护美国公民的利益,让美国在国内外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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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演讲者:美国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

图片来源: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布林肯国务卿:

早上好。

我的美国同胞们,五个星期前,我宣誓就任,成为你们的国务卿。我的工作是在世界范围内代表美国,为美国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而奋斗。当拜登总统邀请我任职时,他确保我明白我的工作是为你们提供服务——使你们的生活更加安全,为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创造机会,并解决日渐影响你们未来的全球危机。

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责任。这份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就是告诉你们我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

今天晚些时候,拜登总统将分享关于我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临时战略指南(interim strategic guidance)”。它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提供了初步指导,以便其能够立即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将在今后几个月中陆续制定更深入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阐述了拜登政府所眼中的全球格局,解释了我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特别是我们将如何重振美国的力量,从而在这个时代应对挑战并抓住机遇。

因此,此次作为我任职国务卿的第一次重要讲话,将向大家介绍美国外交将如何执行总统的战略。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你们将能够检查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与我今天将阐述的目标、价值之间的联系。

我知道,外交政策有时让人感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它要么是关于重大的威胁,比如流行病、恐怖主义,要么就是淡出人们的视野。

部分原因在于它往往是关于世界另一端的人和事,而且是关于你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在发生前就被制止的危机,或者是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的谈判。

但这也是因为我们这些执行外交政策的人,并没有总是很好地将外交政策与美国人民的需求和愿望联系起来。因此,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人对我们提出了尖锐却合理的质疑: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如何领导,甚至我们是否应该领导。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通过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来确定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

我们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工作者及其家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做些什么来使我们在国内更加强大?

我们在国内需要做什么才能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更强大?

这些问题的答案与2017年或2009年的并不相同。是的,我们中许多在拜登政府任职的人也曾自豪地为奥巴马总统服务——包括拜登总统本人。而且我们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以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外交突破,例如阻止伊朗生产核武器的协议,以及团结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外交政策需适应当下,任何好的战略都理应如此。

但现在是不同的时代,所以我们的战略和方法也有所不同。我们不仅仅是从之前停下的地方继续,好像过去的四年没有发生过一样;而是要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话虽如此,即使时代变了,一些原则却经久不衰。

一是美国的领导和参与很重要。我们现在从我们的朋友那里听到,他们很高兴我们回来了。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世界不会自行组织起来。当美国退缩时,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要么是另一个国家试图取代我们的位置,但不是以促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要么是另一种可能同样糟糕的情况,没有人站出来,然后我们就会陷入混乱,面临它所造成的所有危险。无论哪种情况,对美国而言都不是好事。

另一项经久不衰的原则是,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多国合作。任何影响到你们生活的全球挑战,都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行动来应对,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行。不存在足够高大、足够坚固的墙可以阻挡改变我们世界的变化。

这就是我有幸领导的机构的发挥作用的地方。国务院以及美国的外交官和发展工作者的作用,就是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并建立这种合作。

拜登总统承诺将以外交方式作为主导,因为这是应对当今挑战的最佳途径。与此同时,我们将确保我们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部队。我们作为高效外交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军事实力。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在短期问题上取得进展,而且要解决根本问题,为我们的长期实力奠定基础。正如总统所说,不仅要重建,而且要重建得更好。

所以,以下是我们的计划。

第一,我们将阻止新冠病毒,加强全球卫生安全。

这种大流行病已经在一年多内定义了我们的生活。为了击退它,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政府、科学家、企业和社区共同努力。在世界大多数人获得免疫力之前,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完全安全:因为只要病毒在复制,它就可能变异成新的菌株,找到回到美国的途径。因此,我们需要与合作伙伴紧密合作,使全球疫苗接种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吸取了正确的教训,并对全球卫生安全作出正确的投资,包括预测、预防和阻止大流行病的工具,以及分享准确、及时信息的坚定的全球承诺,从而使这样的危机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第二,我们将扭转经济危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包容的全球经济。

这场大流行病导致全球失业率激增,几乎每个地球上的国家现在都处于衰退之中,这场大流行也将长期以来决定数百万美国人生活的不平等现象暴露无遗。因此,我们面临着双重挑战:保护美国人免受长期衰退的影响,并确保全球经济长期为尽可能多的美国人提供安全和机会。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国内通过正确的政策,如总统目前正在大力推动的一揽子救济计划,同时致力于管理全球经济,使其真正惠及美国人民。而我所说的,不仅仅是指更高的GDP或不断上涨的股市;对许多美国家庭来说,这些措施意义不大——我指的是好的工作、好的收入,以及美国工作者和其家庭更低的家庭成本。

我们正在吸取艰苦的经验教训。我们中的一些人以前之所以主张自由贸易协定,是因为我们相信美国人将广泛分享这些协定带来的经济收益,而且这些协定将以我们希望的方式塑造全球经济。我们曾经有充分的理由去这样认为,但是,我们没有做足工作来了解谁会受到负面影响,需要什么来充分抵消他们的痛苦;或者执行已经记录在案的协议,帮助更多的工作者和小企业从中充分受益。

我们现在的做法将有所不同。我们将为每一份美国工作以及所有美国工作者的权利、保护和利益而战。我们将使用一切工具来阻止各国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或操纵他们的货币以获得不公平的优势;我们将打击对我们不利的腐败;我们的贸易政策需要非常明确地回答如何发展美国的中产阶级,创造新的、更好的工作机会,并使所有美国人受益,而不仅仅惠及那些正在依靠现有经济受益的人。

第三,我们将重振正在遭受威胁的民主。

独立监督组织“自由之家”的一份新报告发人深省。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抬头;政府的透明度越来越低,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选举越来越成为暴力的爆发点;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而大流行病则加速了其中的许多趋势。

但民主的侵蚀不仅发生在其他地方,它也发生在美国。在这里,虚假信息猖獗,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和不平等使得数百万人的生活变得更糟。就在两个月前,我们的民选领导人成为暴力围攻国会大厦的目标。更广泛地说,美国人越来越两极分化——而帮助我们处理分歧、使我们的民主能够继续运作的现存机构正面临着压力。

加强我们的民主是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否则,我们就会落入像俄罗斯这样的对手和竞争者的手中,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对我们的民主力量进行质疑,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的工作更容易。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正在公开处理我们的困境。

这使我们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我们不会无视我们的失败和缺点,也不会试图把它们藏起来,假装它们不存在。我们正面它们,让全世界都看到它们。这是痛苦的,有时是丑陋的,但这就是我们进步的方式。

尽管如此,毫无疑问,我们的民主是脆弱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看到了这一点。许多人从我们的挑战中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现在在观察我们,因为他们想看看我们的民主是否具有韧性,我们能否在国内迎接挑战。这将是我们未来几年在世界各地捍卫民主合法性的基础。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强大的民主政体我们来说是更稳定、更开放、更好的伙伴,更致力于保障人权,更不容易发生冲突,对我们的商品和服务来说是更可靠的市场。当民主国家软弱无力时,政府无法为人民提供服务;国家变得两极分化,难以完成任何事情,在面对内部极端主义运动和外部干涉时也更加脆弱。对美国来说,它们也成为不那么可靠的伙伴。这些都不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

我们和其他民主国家越能向世界展示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人民、甚至彼此的人民提供了什么,我们就越能驳斥独裁国家喜欢讲述的谎言:他们提供了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和希望的更好方式。我们有责任证明他们错了。

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会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而是如何支持民主。

我们将利用我们的榜样力量,鼓励其他国家进行重大改革,推翻不良法律,打击腐败,制止不公正的行为。我们将鼓励民主行为。

但我们不会通过昂贵的军事干预或试图以武力推翻独裁政权来促进民主。我们过去尝试过这些策略,尽管意图良好,但是没有奏效。这些策略给民主宣传带来了不好的名声,也丧失了美国人民的信心。我们将采取不同的方法。

第四,我们将努力建立一个人性化的、有效的移民制度。

强大的边界是我们国家安全的根本,法律是我们民主的基石。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外交的、体面的解决办法,以此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年复一年地冒着一切风险试图来到这里的事实,我们需要解决导致这么多人逃离家园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我们的中美洲邻国密切合作,帮助他们提供更好的人身安全和经济机会,使人们不会觉得移民是唯一的出路。

在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时,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核心原则。残忍的行为——特别是针对儿童的残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应该背弃地球上最脆弱的一些人。

我们民族认同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勤劳的人们来到这里上学、创业、丰富我们的社区,这一事实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远离了这一事实,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这里。

第五,我们将恢复与盟国和伙伴的关系。我们的盟友是军方所说的增力器 ,是我们独特的资产。有了盟友,我们能做的事情比没有盟友多得多。因此,我们现在正在大力推动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重新建立联系,并重塑多年前建立的伙伴关系,使它们适合今天和明天的挑战。这包括几十年来一直是我们最亲密朋友的欧洲和亚洲国家,以及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新老伙伴。

几十年来,这些承诺为我们的产品创造了新市场,发展了阻止侵略的新盟友和帮助应对全球挑战的新合作伙伴。我们为它取了个名字:“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我们明确,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承担重担,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我们。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选择参与,无论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的规则在哪里制定,美国都会在那里,将美国人民的利益将放在前面和中心位置。

我们总是在谈判桌上,而不是在房间外面。你应该对你的政府寄予厚望。

第六,我们将应对气候危机,推动绿色能源革命。也许你住在加州,那里的野火一年比一年严重;或许在中西部,那里的农田不断被淹没;或许在东南部,那里的社区已经被更强烈、更频繁的风暴所摧毁。气候危机正在危及我们所有人,并使我们以月为记付出更多代价。我们无法独自解决它。美国产生了占世界15%的碳污染,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非常需要把这个数字降下来。但即使我们把它降到零,我们也不能解决危机,因为世界其他地方正在生产其余85%的污染。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我们必须向自己和彼此提出做得更多的挑战。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让美国在不断增长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中蓬勃发展并发挥领导作用。风能和太阳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廉价的发电来源,它们不再是未来的产业,未来就是现在。而其他国家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需要扭转这种局面,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为美国人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工作。

第七,我们将确保我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全球技术革命正在进行,世界主要大国正在竞相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技术,这些技术可能会塑造我们生活的一切——从哪里获得能源,我们如何工作,如何战斗。我们希望美国保持我们的科技优势,因为这对我们在21世纪经济中蓬勃发展至关重要。

但我们知道,新技术并不是可以自动受益的,而且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并不总是出于好意。我们需要确保技术能保护你的隐私,让世界更安全、更健康,让民主国家更有韧性。这就是美国外交的作用,我们将把我们的朋友和伙伴聚集在一起,围绕新兴技术规范行为,并建立防止滥用的护栏。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技术防御和威慑力量。只要看看去年美国政府网络遭到重大黑客攻击的太阳能风(SolarWinds)事件,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对手是多么坚定地使用技术来破坏我们。今天,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意味着投资于我们的技术能力,并在我们的外交和国防中提升这一点。我们将做到这两点。

第八,我们将应对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一些国家给我们带来了严峻挑战,包括俄罗斯、伊朗、朝鲜。还有一些严重的危机我们必须处理,包括也门、埃塞俄比亚和缅甸。

但中国带来的挑战是不同的。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并可以以此严重挑战稳定和开放的世界体系的国家。现有的世界体系下,所有的规则、价值、关系都在世界范围内以我们希望的方式运作,因为它最终是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反映了美国人民的价值观。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该竞争时就竞争,能合作时就合作,该对抗时就必须对抗。其共同点是必须以强势地位与中国交往。

这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而不是诋毁它们,因为我们结合起来的实力更难被中国忽视。为达成这一点,需要进行外交活动、参与国际组织,因为在我们后撤的地方,中国已经填补了空缺。这意味着要投资于美国的工作者、公司和技术,并坚持公平竞争的环境,因为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可以超越任何人。

这就是拜登政府的八大外交政策重点。你可能会注意到这份清单上的一些东西。

首先,不在上面的重点项目。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也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努力工作。事实上,我期待着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阐述我们将在我国外交政策的其他重要方面做些什么。

但是,我今天谈到的这些优先事项是最紧迫的,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取得快速和持续的进展。

它们同时也是国内和国外的问题。我们必须以这种观点方式来处理它们,否则我们就会失败。战胜新冠病毒意味着为国内外人民接种疫苗。在全球经济中取胜,意味着在国内进行正确的投资,并抵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在国内投资可恢复和绿色能源 ,并领导全球努力减少碳污染。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许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明显。我们的国内复兴和我们在世界上的力量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我们的工作方式将反映这一现实。

最后,正如总统承诺的那样,外交——而不是军事行动——将永远是第一位的。

同样,这也是从惨痛的教训中形成的。美国人对美国长期的海外军事干预保持警惕是正确的。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干预往往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当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干预,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中东的军事干预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学到的关于建立持久和平的武力的局限性:重大军事干预后的日子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以及寻求一切可能的外交解决途径是多么重要。

当然,当美国人的生命和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上周授权对伊朗支持的针对美国的民兵组织和伊朗联军进行空袭。但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以及在未来我们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且我们在目标和使命明确和可实现、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法律,以及美国人民的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并且我们将结合外交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最后,我们的所有优先事项都直接涉及我们国家实力的核心来源。而我们对实力的定义是广义的,因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是在很多方面同时强大。真正的实力不是虚张声势,也不是恃强凌弱,更不是仅靠军事实力。

真正的实力不仅于此。

它确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商品——我们的人力资源——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

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创新和包容的经济体。

这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能力,因为他们相信我们能够领导,没有人能像我们一样团结其他国家。

这意味着让我们的外交官走进世界各地的建筑都能受到尊重,因为他们有美国人民的信心和信任。

这意味着用我们的价值观来领导。这就是我今天要作为结尾的话题。

在我们的全盛时期,美国是一个正直、有心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身为美国人而自豪,也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为了成为美国人而付出一切。这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成员,也包括你们的家庭。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将坚定地支持我们对人权、民主、法治的承诺。我们将站出来反对针对妇女和女孩、LGBT群体、宗教少数群体以及所有种族和民族的不公正。因为所有人在权利和尊严上都是平等的,不管他们生活在哪里,也不管他们是谁。

我们将尊重科学和数据,我们将打击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因为真相是我们民主的基石。

我们将尽可能与国会合作——在立法时,而不仅仅是在执行时——因为他们代表着我国人民的意愿,而当美国人民支持我们时,我们的外交政策就会更加强大。

我们将建立一支反映美国多样性的国家安全队伍。我们是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运作,而我们的多样性是很少有国家能与之匹敌的独特力量的来源。当我们没有一个多元化的团队时,我们就像被绑住一只胳膊来进行外交。这是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也是我个人的优先事项。

我们将把无党派精神带回我们的外交政策中。俗话说,曾几何时,政治止于水边。国务卿并不代表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我们代表着所有的美国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个想法在当下很古怪。但我不这么认为,总统也不这么认为。

我们将在谦逊与自信之间取得平衡。我一直认为它们应该是美国领导力硬币的另一面。谦逊是因为我们并不完美,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世界上很多问题,即使它们影响到我们,也不是主要关于我们。但自信是因为美国在最好的状态下,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更有能力为了共同利益和我们人民的利益动员其他国家。

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以一个单一的总体成功衡量标准要求自己:我们是否为你们呈现了成果?

我们是否让你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是否为你们的家庭创造机会?我们是否为你们的子孙后代保护了地球?我们是否尊重你们的价值观,并证明我们值得你们的信任?

能担任你们的国务卿是我一生的荣幸。每一天,我都意识到,我们正在书写我们历史的下一章。这一段时间内是否和平、繁荣、安全、平等,我们是否将帮助更多地方的更多人有尊严地生活,是否将使美国在国内和世界上更加强大,都取决于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不会浪费它。

我们为美国人民服务。我们会尽我们所能让你们感到骄傲。

非常感谢你们。

翻译文章:Antony J. Blinken, Speech: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MARCH 3. 2021.

网络链接:https://www.state.gov/a-foreign-policy-for-the-american-people/

译者介绍:郑姝妍,北京大学法学院20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4/10   发布时间:2021/4/10

旧文章ID:24724

斯诺登爆料:美机迫降海南前,机组保密作业生疏,致大量机密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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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头条号:今晚听历史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3E型军用侦察机在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我两架战斗机起飞进行拦截。9时7分,我军机在海南岛东南l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侦察机违反飞行规则,突然大角度转向,撞上我方一架军机,致使飞机失控坠海,飞行员王伟失踪。受损美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我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陵水军用机场。

二十年前的那次撞机事件,让王伟和81192这两个名字,至今被国人铭记。那么,中国在撞机事件中损失了一名优秀飞行员和一架战机,但究竟有没有获得高价值情报呢?

让我们换个视角,看看美国人在调查报告中是如何描述的。

美军调查报告

“撞机事件”发生三个月后,美官方评估小组在当年7月15日,提交了中美撞机事件官方评估报告的最终版。这份名为《EP-3E相撞事件:加密损失评估和事故回顾》的报告中,美方详细披露了事件经过以及损失的相关文件和装备情况。

2017年,这份绝密报告被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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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披露的报告封面

美方调查报告中记录:格林尼治时间2001年3月31日19时47分,一架载有24人(其中6名机组、18人为情报人员)的EP-3E飞机(编号156511),从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前往中国南海,执行“敏感侦察行动”任务。

当天这架飞机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中国的信号环境。任务重点是:拦截并分析中国南海舰队的战术通信、雷达和武器系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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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路线图,编号5Q2002

任务飞机起飞后,按照预定路线飞往距海南岛60海里的国际空域。在这一区域,刚开始他们侦测到的电子活动很少,只拦截到中国早期预警雷达、空中交通管制雷达和例行军事通信检查的信号。 此时EP-3E在高度22500英尺(6800米)高度稳定飞行,空速为185节,天气晴朗,可见度良好,飞机下方有稀疏云层。

在这一区域大约飞行了40分钟后,EP-3E上的中文专家和"安全运营中心"的操作员截获了陵水机场主要频率上有中方通信活动。包括地面管制员和飞行员之间的通讯检查、战斗机起飞前的通话、起飞程序通话以及地面引导战斗机的活动,EP-3E任务小组认为中方拦截战斗机很快将要飞临。

此时,EP-3E的位置大约是在陵水以东约70海里,靠近本次任务路线的最远端,接近其返回基地的折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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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座机

5分钟后,EP-3E通过加密卫星通讯发回“中国对EP-3E侦察反应”的通报。(试探中国防空体系的反应,是美军侦察的目的之一)通报后不到5分钟,EP-3E成员目视观测到中国海军航空兵2架歼-8 II战斗机。

任务指挥官决定,在中国战斗机接近EP-3E之前,提前向东北方向做最后一次转弯。于是,任务机开始缓慢左转,并稳定在返航路线上。整个转弯期间时,中国战斗机与EP-3E保持了约一英里的距离。

转向后飞行了大约3分钟,一架中方战斗机从左后方接近任务飞机,另一架战斗机则保持在距EP-3E近半英里的后方。

接近EP-3E的这架中国战斗机(王伟驾驶),最近时距离为十英尺(3米)。EP-3E机组看到中国飞行员在向美机做手势,之后,退至EP-3E右翼约100英尺(30米)的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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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92号机之前执行拦截任务时美方拍摄的影像

一分钟后,同一架战斗机第二次接近,这次两者的距离仅仅为五英尺(不到2米)。由于距离非常近,美军人员甚至观察到中国飞行员的氧气面罩未系紧。在第二次作了一个手势后,中国战斗机再次下降到距离EP-3E左翼约30米的空域。

仅仅停留了一分钟,这架战斗机就再次接近。

这次的速度要比上两次大得多,为了降低速度,中方飞行员高高拉起机头。这时,美军监听到中国飞行员报告地面,他无法机动,被EP-3E“吸”住了。(这一说法未被中国证实,这里仅做引述)

十几秒后,歼-8 II与EP-3E左舷螺旋桨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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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碰撞导致EP-3E向左滚动,几乎倒转。飞机失去控制并迅速下坠,掉高度超过800英尺(200米)后,飞机才被逐渐稳住。但此时EP-3E已无法保持正常高度,机舱也开始出现减压现象。

恢复有限控制的EP-3E在经过一番努力后,飞行姿态仍然无法恢复正常,于是任务指挥官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并通过加密卫星通讯通知基地“任务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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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机场,红圈处为迫降后的EP-3E

此时机上的最高指挥官是奥斯本,他在权衡跳伞和海上迫降后认为,跳伞生存的不确定性很大;而难以控制的EP-3E在海面上成功迫降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他决定,在机场紧急降落。

他唯一能选择的机场是:海南陵水。

20分钟

美方报告中说,在奥斯本做出降落陵水机场的决定后,机组马上开始破坏保密设备。但飞机受损严重,需要尽快降落,这意味着,机组人员最多只有20分钟来完成所有的事情。而且他们不知道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慌乱中,机组找到一份“在敌方领土紧急着陆要求”的文件,这份文件告诉机组,需要切碎或扔掉敏感材料,还说可以“用斧头销毁设备”,但文件并没有告诉他们具体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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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飞机上没有碎纸机,机组只能徒手撕碎纸质文件。一片混乱中,撕碎的文件散落在飞机各处。他们还取出存储数据的磁带记录仪,徒手将磁带撕裂。

按照文件说明,他们在飞机上确实找到了一把消防斧,这原本是在紧急疏散中用来打破舱壁用的。但这把斧头太钝而且手柄太短,无法有效摧毁设备。无奈之下,乘员们只好把笔记本电脑扔在地上使劲踩踏,或者是拿起来在桌子上重击。

虽然飞机上的人使用了他们能想到的一切暴力手段来破坏设备,但事后美方技术人员判定,所有这些方法都不足以阻止中方恢复数据。

一名机组人员回忆说,有人递给他一个“超重”公文包,并告诉他可以用这个公文包破坏视线内任何东西。根据美国海军国家安全局报告中的描述,这个公文包可能是铝制CMS或COMSEC箱子,里面装有导航员此前装入的加密密钥材料。

告中描述,就在该成员使用这个箱子砸机上设备时,箱子被撞开,机密文件散落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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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密钥的铝制公文箱

通过应急舱口,机组还扔掉了一些加密密钥材料,包括部分密码本和两台笔记本电脑。但时间紧迫,直到迫降后,飞机上仍然留有16个加密密钥,数量不详的密码本和笔记本电脑,还有一台用于处理信号情报的大型计算机。

除了加密计算机,飞机上还有一类信号采集设备属于高度机密,机组成员们虽然破坏了它们的显示终端和控制装置,但却没有损坏调谐器和信号处理器,而这些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此外,飞机上还装有一些用于给通信和数据传输加密的设备,尽管数据被清零,但这些设备本身并未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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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砸毁的加密笔记本

由于1台发动机停转、2台发动机螺旋桨叶片损坏,因此飞机的情况越来越糟,EP-3E只希望尽快降落。在这一段飞行中,EP-3E通过国际遇险频率(243.0 MHz)进行了急救呼叫并尝试与陵水塔台联络,但未能取得成功。

飞临陵水机场上空后,美军飞机先进行了一次通场飞行,之后才带伤降落。落地后,他们向基地发回最后一条消息:已在陵水降落。

在中国军用卡车的护送下,EP-3E缓慢滑行,停在跑道边缘。虽然有20-24名中国军人来到EP-3E附近布控,但美方机组证实,中国军人并没有将枪口指向他们。

此后机组和飞机均被置于中方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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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泄露的信号情报和装备

飞机降落时,大量机密设备和机密文档仍然遗留在飞机内。美军调查组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调查,给出了被泄露情报的报告。限于篇幅和专业知识不足,本文仅选取其中重点做阐述。

1、纸质文档

一部分美国信号情报指令。这些纸质文档存放在一个储物柜里,完好无损,被认为全部被中方获取。

美军掌握的中国空军技术资料,包括: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空中战斗序列和机场、地理坐标,每个机场的确定数据、路道方向、气压、地面控制人员称号、飞行员简报、机场专用术语,下属关系,机场地图,中国海军航空兵的可编程地址组,活动码),样本报告,民用航空公司和运输,种类,所有者和操作者,主基地,军事导航呼号和相关数字。中国海军技术资料(包括海军战斗序列,舰载武器和感应器),通讯和观察哨/通讯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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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机组

美军掌握的台湾海军技术资料,包括:台湾海军战斗序列,下属关系,战术信号,与中国海军舰只相关的电子情报,南沙群岛地图,通讯状况。

美军主管工作指南,包括中国,朝鲜,全球;拦截任务数据库(中国和东南亚),敏感情报飞行轨迹(5Q2001.2002.1000.3001),STRUM码(空中和海面活动码),通信情报简报文件(情报简报,VQ-1三泽基地每日飞行计划表),飞机舰只武器情况(中国和台湾),中国地图(标有空军基地,防空导弹地点,潜艇和海军水面舰只),台湾地图(标有战斗机部署情况,对地攻击机),日本P-3活动情况(地图)等。

2、通信情报系统装备

飞机上的通信情报设备通常是不加密的,但是,有两台笔记本电脑属于机密设备:一台是装有LUNCHBOX PROFORMA处理器的SCARAB计算机,另一台装有MARTES分析工具。这两台笔记本内所有数据均被视为“已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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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的设备跟随EP-3E机体返回夏威夷,但美方恢复小组经检查确定,该设备至少已经被中方检查过。 还有迹象表明,中方技术人员试图进入这些设备的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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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58安全语音加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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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V-5加密设备

3、电子文档情报

除了硬件设备和纸质文档,还有海量的电子文档存储在机上计算机内,包括:实验室操作人员标准笔记本(标准电子情报操作程序,信号录入和报告程序,电子情报信息表,标准定位和信号注释缩写);电子战斗序列下载程序,电子战斗序列数据下载和格式化程序,声纳浮标利用记录,俄罗斯声纳浮标调查数据格式和音频。

地对空导弹和地对地导弹记录,导弹火控雷达,寻的,照射,信标相关的电子情报记号。操作人员培训生学习笔记(俄罗斯远东军区空中战斗序列,相关战斗机和轰炸机,机场,标准武器系统,雷达,北约名称和雷达波段参数标准的电子情报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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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远东军区海上战斗序列,标准水面舰只,标准潜水艇弹道和巡航导弹信号,相关北约名称和雷达参数标准,俄罗斯地对空导弹笔记)。

中国空军战斗序列(战斗机,轰炸机,沈阳,北京,济南,广州军区主要机场,飞机标准武器和雷达,相关的北约名称和雷达参数标准的电子情报记号),中国海军战斗序列(水面战斗舰只,潜水艇及其作战基地,相关的北约和商业名称的电子情报记号,中国海上雷达的军方名称,中国海上雷达的标准波段参数)………(此处省略至少三千字)

以上这些技术参数,是从英文原版报告中直接翻译而来,虽然不太懂一些技术名词,但仅凭这些文档目录,就可以推算中方掌握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情报,难怪有海外媒体称:中国获得了一座情报金矿。

而这些公开披露出的信息,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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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84C和KG84A加密设备

撞机之后

撞机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当天就紧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强调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必须对中国人民做出解释。

而美方的态度却很傲慢。对于中方坠毁的飞机和失踪的飞行员,美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遗憾”,但更多地是要求中方尽快“释放美军机的机上人员,并归还美国侦察机”,甚至提出不准中方人员登上美国飞机进行检查。

布什总统还连续两次发表讲话,表示美国优先考虑机组人员尽快返美,以及侦察机须在未经“破坏或摆弄”的情况下完整归还美国。与此同时,三艘美军驱逐舰前往海南岛,并在南中国海地区停留。

美方的态度和做法引起中国公众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人要求中国政府依法审判美机组人员。同时,驻美中国大使杨洁篪接受了美国媒体采访。

杨大使在电视专访中打比喻:一伙人总在你家门前转悠,家里有人出去查看,结果自家的车子被毁,人也失踪了。对此,家里人总该有权利做一点儿调查吧,对方至少应该道个歉,这“非常重要”。他希望美国人民自己做出公正判断。

这次采访播出后,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杨大使接受专访之后,赞同美国政府向中国道歉者的比例大幅度增加,由最初的不足20%猛增到后来的50%以上。

2001年4月11日,美国政府正式向中方道歉。中方则表示:鉴于美国政府已向中国人民道歉,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允许美方机组在履行必要手续后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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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机组离境

接下来的中美谈判中,焦点是如何处理飞机。

2001年5月10日,美方的技术评估小组提出,派技术人员赴陵水机场将飞机修复后,整机飞离海南。

美国人的要求当即遭到断然拒绝。

中方坚持,美军侦察机不可能整机飞回去,想要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飞离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中方告诉美国人,最好丢掉幻想。

EP-3侦察机是大型飞机,长35米多,高10米,翼展达30多米。如不能自行飞离,整机无论陆路还是海路,都不可能离开机场。最后,美国人无奈只能从俄罗斯租用一架重型民用运输机,打算把飞机大卸八块后运走,中方则同意了这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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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18日,拆运工作开始,拆解工作持续了十多天,直到6月29日中午才全部结束。

7月3日,经过十个架次运输后,最后一架装载着飞机机体的俄罗斯运输机,从海南陵水机场起飞离境。

斯诺登爆料

2017年,美国中情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俄罗斯曝光美军内部调查报告,这才让外界知道了当年美军情报损失之巨大。

除了斯诺登曝光的美军直接泄露的情报之外,通过这次强制滞留EP-3E,中国还了解并全面掌握了其他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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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方掌握了美军接收器的操作波段,使美国的秘密通信频率暴露;其次,中方技术人员还搞清了EP-3E的天线组机体分布,和新式无线电台的基本原理;最后,中方破译了EP-3E基本构造,从而理清了美军最新型抗干扰超高频通信系统的结构。

这些科技突破,全都体现在了中国“高新”系列特种飞机的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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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81192”

2001年之后,中国在“高新工程”计划的指导下,以运8和运9为平台,先后研发了10多种特种作战飞机。这些特种飞机已经成为我国海空军的力量倍增器,有力地提高了海军航空兵的信息获取能力,削弱了美日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

来源时间:2021/4/10   发布时间:2021/4/9

旧文章ID:24723

魏颖:外交内卷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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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颖  来源:网络

关于伊朗问题,我只写三句话:

第一、伊朗神权政府,不光是被整个世界国际社会唾弃,被联合国四次通过决议予以制裁,更关键是,伊朗的国内民众,也已经对神权政府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最新民意调查,在被洗脑和封锁信息压制思想后这么多年,90%以上的伊朗年轻人,居然都是非常亲美的,而所有的民众里面,有高达近70%的民众对原教旨伊斯兰神权政府非常不满。我可以大胆负责的预言,随着哈梅内伊癌症晚期病入膏肓,他归真主之后,伊朗就会陷入大动荡之中,而神权政府在三年之内,就会走向终结。这一点,不知道中国外交高层对此有没有意识到?

第二、伊朗所谓的全面经贸合作,要用人民币结算购买原油等大宗商品,很多人完全搞不清,还在欢呼这是动摇了美元的全球结算货币地位,是首次开始主动出击打击美元。拜托!伊朗本来就是被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的啊,这是美国制裁伊朗的一部分,伊朗根本不能用美元,更没有任何银行和金融机构敢给伊朗做美元存兑结算。美元现在的全球结算货币地位,早已不再锚定所谓的石油了,美国自己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出口国之一,根本不需要还到处卖原油,当今的美元的价值是锚定在,美国超强科技能力和全球产业链的最顶层掌控权以及全球人才的汇聚。在美国庞大军事力量和科技能力与人才,没有被击败之前,美元的霸主地位根本不可能动摇,这是基本常识。而且美国其实并没有滥用美元的货币地位,信誉度目前依然是极佳,美元的汇率利率币值,一直都是全球各个国家里面最稳定的,几乎没有出现过短期的暴涨暴跌大起大落,这也是作为世界结算货币的基本条件。

第三、中国和伊朗公开结盟,全面援助伊朗,协定长达25年,可以说,除了伊朗之外,基本把全球各国都得罪光了。美国不要说了,本来就是为了怼美国才这么操作的,但问题是这个做法,你得罪的可远不止是一个美国,欧洲毫无疑问是全反对,中东地区的以色列,沙特,伊拉克所有的逊尼派国家等,也要全反对你了。关键是,伊朗在全球的名声信誉形象之臭,击落自己的民航飞机,造成诸多国际旅客遇难都拒不道歉,而且到处树敌,没有任何朋友,你何必和这种国家公然站在一起,对你有任何好处吗?俄罗斯普京都不敢这么搞公开作死!你这样的举动根本打击不了任何国家,反而让自己处于招惹众怒,声名狼藉,莫名拉仇恨的极为不利位置。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问,大家说说,什么叫军事?毛说:“没这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又问:什么叫政治?毛说:“没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现在的外交工作,真是与上面毛的那些话说的操作完全背道而驰,你并没有这个所谓厉害的超强实力,却摆出一副怼遍全世界的疯狂姿态,创出了建国七十年以来,最被动,最不利,最困难的外交局面。中国目前的国家形象和国际战略地位,跌到了史无前例的谷底,却还根本不承认,外交工作变成了一个专给国内民众表演看的把戏,越极端,越激烈,就越容易获得掌声,至于有没有作用,能不能给国家利益和民众带来好处,完全不在考虑的范畴之内。外交工作内卷化,是自毁自绝之路……..

来源时间:2021/4/10   发布时间:2021/4/10

旧文章ID:24722

大使说 | 我当年奉命到机场迎送美国球队:“乒乓外交”的那些回忆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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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泰平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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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期间,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地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重大决断,这个被外界称为“乒乓外交”的举动震惊寰宇,拉开了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大幕。

这之后,依次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国重归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一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形势发展之快,“迅雷不及掩耳”,“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华丽篇章,载入史册,而“乒乓外交”的真谛给今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中美“乒乓外交”传奇

中国乒乓球队出师名古屋,一个始料未及的成果是,引出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故事。

第31届世乒赛举行期间,中国头牌运动员庄则栋在来往驻地和赛场间的车子上,主动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交谈,俩人还互赠纪念品。接着,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到中国代表团驻地造访,并提出了访华要求。3月30日,国际乒联于名古屋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中国代表宋中点了美帝的名,但美国乒乓球队仍与我接触,并表示,美国人民是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美国乒乓球队还表示,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时,加拿大去了,美国没有去。以后如有机会,美国队也想去北京;也欢迎中国队到美国来。对此,中方未做任何表示。

到翌日(3月31日),美国乒乓球队首席代表、代表和美国记者在名古屋已同我方接触了6次,表示友好,并希望同我方经常来往。他们中有人问:“据说你们已邀请加拿大队访华。如我们想去中国,你们能否同意?”

赵正洪团长、王晓云副团长很重视上述一系列动向,立即报告国内。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名呈报周恩来总理,并提出看法,认为邀请时机不成熟。主要考虑是1960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及以后的几次会谈中,美方都企图绕开核心的台湾问题,而提出讨论互派记者等民间交流问题。第100次大使级会谈时,中方提出一个原则,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免谈。此后11年里,中方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再说,美国当时还在侵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威胁我国安全,中美处于敌对状态。不少人认为,美国要来,应先派高级人物来,而不是乒乓球队。

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反复斟酌,压了几天后,在报告上也划了圈。然而,在报告退回外交部后,他做出了新的决断,并马上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通知外交部,同意邀请美球队来访。

事后,毛主席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势不可挡。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美国上下,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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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24日,亲历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的美国乒乓球队队员蒂姆·博甘在广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展示当年美国《时代周刊》对“乒乓外交”的报道封面。

4月7日,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决定,嘱告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是日上午9时15分,我乒乓球代表团接到国内指示: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来华事,考虑到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代表团接到国内指示后,立即由宋中秘书长向参加国际乒联大会的美国代表哈里逊发出了访华邀请。哈里逊听后十分高兴,连声说“好,好,这太好了,请允许我请示华盛顿后答复你”。他非常感谢中国方面的邀请,说“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作了不少不好的事,但是我们美国人和中国人还是友好的”,表示今后愿为改进美中关系和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努力。他还说,美国乒乓球队能作为美国的第一个运动队、第一批人去中国访问,感到非常荣幸。

哈里逊还对宋中说,美国队需要处理一些具体事情,如锦标赛后的日程已作安排;一些队员还有其他活动;与一些团体签了合同等。他表示,为了去中国,将把上述安排推掉,去中国的机会绝不能放过。

哈里逊告诉宋中,美国政府最近准许美国人去中国了,但他们持的是旧护照,上面写着不准去中国大陆的字样。因此,他们还得重办护照。还说,美国队已买了集体往返机票,票的期限是4月14日,现在要到中国去,要处理机票。

由于国内已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4月7日晚7时半,中国代表团成员在驻地与美国乒乓球队见面。美方来访者有美乒协主席、2名副主席、哈里逊、1名队长、5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2名美乒协负责人的夫人和1名体育报记者DICKMILES,计16名。他们的情绪很高,一再表示感谢,尤其是队员们纷纷表示非常愿意去中国访问。

之后,该队提出了3个问题:美国乒乓球队中有一位打得最好的运动员是韩国籍人,这个人要到今年6月才能取得美国国籍;他们已买了东京到美国的团体优待往返机票,期限是4月14日。如过期不乘,就不能享受优待,这样,每人就得多出170美元,这笔钱希中国补助;要求记者DICKMILES随团访华。

当晚10时15分,我方按国内指示答复美方:球队中的韩籍运动员和记者DICKMILES都可来;机票补助问题待来华后再协商。

消息传到华盛顿,尼克松总统惊喜交加,当即作出了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事后他回忆道:“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

消息传出,震撼全球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在名古屋宣布后,不胫而走,立即引起爆炸性反响,震动了全世界。正如周总理8日晨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的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美联社东京7日电称:“20年来在恢复美国和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比赛场。”

法新社8日电说,这是“中国新的外交战略”“北京选择了在政治上最中立的方式向美国舆论及世界舆论伸出手”,“中国政府用大跳跃的”“大胆的国际战略”使美国“愈来愈难坚持尼克松对中国迈出的‘小步子’”。

合众国际社东京10日电称:“这个邀请犹如一声惊雷,因为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中国人竟选择乒乓球锦标赛发出邀请,那里突然成了进行人民外交的地方”。

4月8日,日本各大报大多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朝日新闻》8日称:“中国无疑是在建立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以使尼克松的‘帝国主义政府’陷于孤立。”

《中部日本新闻》在头版发表了题为“响应美国缓和的措施”的评论,副标题是“夺目的外交快攻”,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第二次划时代的举措(第一次是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中国对美国缓和政策的一种回答,将给美国国民留下强烈的印象。

评论指出,“这种灵活的外交政策是对美国国民采取的,更说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有其重大的意义”,“这种做法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变化自如的快攻和削球同样出色”。

《每日新闻》评称,中国邀请美乒乓球队访华,是中国灵活外交路线的回头球。

据报道,日本外务省认为此举意义重大,预感到这次邀请不仅是美中之间文化交流进一步活跃的一个突破口,还将对今后的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周总理与“乒乓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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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9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斯威里斯手拿当年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照片留影。现年58岁的斯威里斯是1971年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成员之一。

一般认为,“乒乓外交”的称谓是法国外交官首先提出的。日本共同社巴黎4月8日电称,法国外交人士评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说,“中国的邀请是在慎重的掂量之后发出的,因此,乒乓外交可能会使改善美中关系的工作取得成功”。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小银球就传递友谊、大显神通了。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还很微弱,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去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十分困难,而体育赛事则成了中国扩大对外交往、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场所。乒乓球则是新中国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一显身手的主要体育项目。

毫无疑问,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时隔6年后参加世界大赛本身,就是“乒乓外交”的重新开局。代表团出征第31届世乒赛前,周恩来总理多次亲临练习场,与乒乓健儿促膝谈心,一再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这次出访和参赛的方针,说“拿不拿冠军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通过比赛多交朋友,传播友谊”。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运动员们一踏上名古屋的土地,就作为“友好使者 ”出现在日本观众和各国运动员面前,庄则栋正是其中一个心领神会的践行者。

乒乓球世界冠军得主梁戈亮证言:周总理经常对中国乒乓球队说,要有人民外交的观念,要善于搞民间外交。可以说,在“文革”那样的时期,是周总理一手培养了中国乒乓球队,也一手实践了他的外交思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第31届世乒赛的一些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

奉命到机场照料美国球队

美国球队接到邀请后,欣喜万分。他们在得到美国国务院批准后,一俟比赛结束,便于4月9日从名古屋取道东京,前往中国访问。

奉周总理指示,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代表赵自瑞和笔者前往羽田机场,照料和迎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为他们租用了休息室。

对赵自瑞和笔者来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迎送。他们是受到我们国家邀请的、陌生的、大洋彼岸的客人,而这个国家与我们的来往已经隔绝几十年了,想到这个美国代表团是毛泽东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批准的第一个团,想到它在中美关系史上的意义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不禁深感责任重大。

在休息室里,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赵自瑞致词,代表中国政府对他们表示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致答谢词,对我们的迎送礼遇安排表示感谢,称他们受到访华邀请后,一直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对此行充满期待和希望。

起初,他们有些拘谨,尤其是美国队的负责人言语谨慎。可是,过了一会儿,年轻的队员们按捺不住了,他们无拘无束地打开话匣子,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从中国的天气、交通、饭店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购物,等等,有一个女运动员居然还问在中国能否买到安全套,简直是对新中国的一切,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问题越来越多,我们不停地回答他们的提问,迎送变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答问会。一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把他们送上去香港的飞机,已近黄昏。通过这次近距离接触,我深切感到,这些美国人是多么渴望了解中国,多么憧憬这次旅行啊!中美隔绝的局面终于打开,真是顺应民心之举啊!

“小球转动大球”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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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在进行友谊比赛。

美国球队4月10日抵达北京后,观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与中国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参观了清华大学、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广场和万里长城。

4月14日,周总理会见了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会见消息传到美国不到10个小时,尼克松总统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为改善美中关系,决定采取给中国人签发赴美签证、中国可使用美元等5个新步骤,意味着美国政府开始松动对新中国实行的长达22年的封锁政策。

4月17日,美国球队高兴地离开中国。球队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尼克松就在白宫召见了团长,夸奖他们做了一件好事。还说,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访问中国。尼克松有两个女儿,都要在1971年结婚。尼克松对她们说,你们结婚后,最好到中国度蜜月。尼克松夫人也不示弱,她参加了两次华盛顿妇女集会,讨论组织妇女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的事。她在会上说,你们组织代表团,千万不要忘记我。

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使尼克松终于找到了撬开中国大门的良机。原来,他1969年出任总统后,对外首先考虑的就是主动同中国和好,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因此,他上台伊始就要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抓住有利时机,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

1970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表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他要走向同中国和好。美国绝不会同苏联合谋反对中国,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他请叶海亚·汗作中介人,提供协助。叶海亚·汗欣然表示同意。

不久,叶海亚·汗到中国访问。11月10日,他同周总理单独会见时传达了尼克松口信,说尼克松要走向同中国和好,愿意同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美国希望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同中国对话。尼克松还暗示,如果中国要在官方一级会谈,他可以派主要顾问基辛格前往。他迫切等待中国的答复。

周总理于11月14日正式答复叶海亚·汗说:“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中国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叶海亚·汗回国后,即派专人将周总理的答复口信(无头衔、无签字的手抄备忘录)送给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嘱其口头转达给基辛格。不久,基辛格答复,美国同意接受邀请,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存在于美中之间的名种问题。

就在美国球队离开北京四天之后,即1971年4月21日,周总理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传递口信给白宫,表示愿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特使或总统本人,以讨论美国从台湾撤军这个根本问题。口信称:“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24日,叶海亚·汗总统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总统。4月29日,尼克松总统口头表示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后,又于5月17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表示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尼克松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5月29日,周总理向尼克松总统发出口信,表示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工作。

6月2日,尼克松总统获悉该口信后,高兴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并于6月4日复信周总理,表示感谢中方欢迎他访华,并建议基辛格于7月9日经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飞抵北京。6月11日,周总理回信表示同意。

这样,便实现了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

7月9日-10日,基辛格来中国访问,周总理同他进行了共20个小时的会谈。基辛格表示,尼克松愿意访华。周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因为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只要他愿意来,我们就欢迎。

于是,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时,对美国来说是15日,中美同时发表了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告。尼克松亲自到洛杉矶电视台发表了广播谈话,而这份公告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只登了三行半。此后,中方未再发表任何言论。

可是,此事却震动了全世界,人们哪想到小球竟推动了大球。日本最具战略头脑的政治家中曾根康弘惊愕地说:“这是一个青天霹雳越过日本的头顶,中美携起手来了!”

智者评称,伟人之伟大,在于他能够将一个细微的事件赋予划时代的意义。毛主席以一个乒乓球赛场为火力侦察点,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牵动全局的政治大课题,把兵法用到了极致。这个“小球推动大球”的举措,善抓时机、“见微知著”、“小题大做”的战略谋划艺术,堪称一个大手笔、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外交杰作。

50年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不变的是美国人民要与中国人民友好,中国人民同样要与美国人民友好的“乒乓外交精神”。这是“乒乓外交”的真谛,揭示了一个真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可促国之信。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之间的友好。人民的愿望和期盼是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新形势下,发扬“乒乓外交精神”,大力开展中美人民间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彼此了解,培植两国人民友谊,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是促使中美关系重回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的根基所在,也是我们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外交部前大使。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来源时间:2021/4/10   发布时间:2021/4/10

旧文章ID:24721

美国283页"对华法案",官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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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倩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国会两党预热许久的对华法案,终于“官宣”了。当地时间4月8日,美参议院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政策,以保护和促进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当天发布声明表示,这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将动员美国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抗衡中国日益崛起的全球力量。该法案计划14日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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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这份长达283页的法案草案名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也被称为“两党对华全面法案”),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起草。

此前,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就一直致力于寻求“团结”共和党出台对华法案,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制造业和供应链,以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与中国对抗。彭博社称,该法案正是舒默行动的一部分。

根据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公布信息,这项“对华全面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1.呼吁政府提出对华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承诺,并重申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应对中国在西半球、欧洲、亚洲、非洲、中东、北极和大洋洲构成的挑战;

2.呼吁政府投资普世价值,授权一系列“人权和公民社会”措施,包括插手香港、新疆等地区的事务,并呼吁加强与台当局的“伙伴关系”;

3.对抗中国“掠夺性的国际经济行为”,包括追踪“知识产权侵犯者”和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的存在等;并呼吁美国向打击海外腐败行为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并向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最贫穷国家提供债务减免;

4.面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事扩张”,应加强与盟国在军控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共享中国在弹道导弹、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巡航导弹、常规力量、核、空间、网络空间等战略领域的信息……

另据彭博社和路透社8日报道,该法案还计划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管辖范围,将接受外国个人或实体100万美元以上捐赠的学院和大学也纳入其中。

在军事上,法案要求拜登政府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预算,使其与对华竞争战略“适当匹配”。法案建议,在2022至2026财年期间,向“印太地区”提供总计6.5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金,同期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和相关项目提供总计4.5亿美元的资金。

彭博社认为,“对华全面法案”的出台,意味着美国参议院对抗中国的战略正式“公之于众”。路透社和香港《南华早报》在报道中,均用“大规模、全面广泛”(sweeping effort)一词形容这项法案,称这反映了国会两党在对华问题上的“强硬态度”(hard-line sentiment)。

《南华早报》则重点关注法案中涉及中国香港、新疆和台湾的条款,并认为,若法案最终获得通过,目前“对美国官员和台湾当局互动的所有限制都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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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美参议院出台法案,全面对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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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美参议院准备”全面对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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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美参议院公布对抗中国的新战略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内德斯(Bob Menendez)和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里施(Jim Risch)介绍了这项法案草案,并计划于4月14日晚向交由委员会成员审议。

“我非常自豪地宣布这一前所未有的两党合作,这将动员美国所有战略、经济和外交工具,实现‘印太’战略,使美国能够真正面对中国对我们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的挑战。”

当天,梅内德斯(Bob Menendez)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对中国的意图和行动保持清醒的头脑,并相应地调整政策和战略。”

他还说,“两党承诺相互信任和真诚妥协”是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唯一途径,所以呼吁两党和拜登政府平衡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致力于最终解决“美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里施也发布声明称,他也很高兴该法案包含了一个“强大而可行的”计划,这将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摆出与中国竞争的姿态的重要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拜登早前提出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最终“闯关成功”,但在参众两院的投票中均未跨过国会两党间的“鸿沟”;最新提出的2万亿美元基建和税收计划,也遭到共和党人、美国企业和部分民主党人的反对。

因此,对抗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一项少有的可以团结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事项,因此舒默和民主党国会议员希望借此实现所谓“跨党派合作”。

《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从电信设备到无人机等各种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美国在疫情期间对中国防疫产品的依赖,均令美国官员感到不安。这促使两党呼吁加大对美国研究和制造业的投资,以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让许多共和党人放弃了所谓“自由市场”的传统观念,转而接受政府更多地参与美国经济。

在近几年间,共和党人已经在参众两院提出多项旨在遏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法案。去年,舒默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杨(Todd C. Young),以及其他同事曾提出一项两党法案——“无尽边疆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该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路透社称,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对华全面法案”同一天,4月14日,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也将举行听证会,审议“无尽边疆法案”。

来源时间:2021/4/9   发布时间:2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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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提出加强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法案 外交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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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鑫  来源:北京青年报

4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有美国议员提出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法案,里面还提到中国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影响力来与美国竞争,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中方对有关议员提出的相关法案表示坚决反对。”赵立坚回应。

他表示,中方在中美关系以及经贸、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同时将继续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方有关人士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停止推进有关消极议案。

此前报道参见:美参院提280页战略竞争法案,鼓动用三招对抗中国

来源时间:2021/4/9   发布时间:2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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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如何认识和回应亚裔在美国被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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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国  来源:作者赐稿

近期,美国频发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有人甚至在社交媒体上鼓噪起针对亚裔老人和女性的“随意掌掴亚裔挑战活动”(Slap an Asian Challenge)。有数据显示,相较于2019年,2020年美国种族歧视仇恨犯罪,整体下降了7%,但是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却暴增了149%。从2020年3月19日至今年2月28日,全美共发生3795起针对亚裔的袭击事件,比前一年高出了1000多起。

对亚裔的丧心病狂的人身攻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亚裔社区不仅引起了罕见和持久的抗议,对安全的担忧,对美国制度的反思,也引起了亚裔对自身的形象和定位的反省,同时还造成了亚裔内部的一些认知分歧。

总体来看,在北美的亚裔居民继承了本国传统中隐忍,自律,注重家庭责任,重视教育等优点,一般在两代人之内就能借助高等教育实现阶层和社会地位的改善。即使第一代移民中的一些人有各种语言乃至心理融入的障碍,但通常并不对社会造成扰乱和危害。

但是,亚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较低,2018年为二千二百六十万(其中华裔五百二十万),不到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内部也未形成统一的认同和诉求,更没有在政界和媒体舆论方面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加上一般不愿意惹麻烦,喜欢息事宁人,往往被看成沉默和不可见的族群。这些也成为亚裔生存的劣势,而抗议活动多少改善了这一形象。

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长期形成的关于亚裔是“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 的印象,在这次抗议热潮中成为一个反思的对象。的确,不论“模范少数族裔”这个标签的初衷如何,是赞扬还是嘲讽,都不应该成为以华裔为主的亚裔逆来顺受,从不发声的一个无形的束缚。在笔者看来,连续的街头抗议对引起美国全社会重视亚裔处境,以及或多或少影响后续的司法审理是有积极影响的。

正如过去的一些案例中体现出来的,长期和持久的社会抗议会把本来可能被轻描淡写放过的案子变成必须处理的大案,让受害者获得更为公正的司法回答,让侵犯少数族裔生命权和人身安全的歹徒得到更严厉的制裁。

然而,笔者在对美国中文网站和微信群中的观察中注意到,在华人社区中存在对侵害亚裔的犯罪行为性质认定的分歧。多数人认为是以特定族裔为目标的仇恨犯罪,而另一部分坚持认为只是治安案件。按照前者的逻辑,美国社会应该反思和正视对亚裔的仇恨,这集中体现在一个广泛使用的标语“Stop Asian Hate”(停止仇恨亚裔)及其诉求上。但按照后者的逻辑,“亚裔”作为被攻击目标群体发出声音是把治安问题种族化,反而会加剧种族对抗。正确的做法是把事件的性质认定为治安问题,并呼吁加强警力,依靠“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来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从上述的将近四千起攻击亚裔的事件来看,很难得出这仅仅是“治安事件”,而不是针对特定族群刻意袭击的结论,社交媒体上公开煽动的“掌掴亚裔”也已明白地昭示事件的种族指向。另外,大量已知的随机,突发的针对亚裔老人的袭击,也明显是不可能通过警力可以遏制的。试想,如果要随时制止随机的攻击,将需要多少警察在路上巡逻,多少警察在地铁上执勤?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目前看来,一方面,华裔,特别是老人需要加强自身安全意识,减少单独出门;一些华裔社群已经开始自卫巡逻,另一方面,通过抗议活动对美国社会和司法机关施加一定的压力,在通过亚裔社群行动对受害者给与心理抚慰,支持,和经济补偿,并促使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是可行的办法。但是,以族裔为基础的仇恨犯罪动机是无法否认的。

还有一些华人过度关注加害者的族裔身份,围绕嫌犯是“白人”或者“黑人”进行论辩,而这种争执进一步撕裂了华裔群体。令笔者感到失望的是,一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在美国定居几十年,长期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华裔学者竟然也参与到这种无谓的论辩中。有的非要用“数据”证明“黑人”比“白人”对亚裔的“危害”更大,而当袭击者是白人时,有的百般辩护,不仅不同情亚裔死者,反而把暴力解释为“人类的本性”和白人的“恐惧”。

笔者认为,这种论辩和思维逻辑体现了部分华裔“精英学者”自身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及完全错误的道德立场,在认知上也无助于华裔正确地认识问题的实质,反而会导致华裔内部毫无必要的分裂和混乱。

笔者认为,基于侵害亚裔的案例中犯罪嫌疑人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这一事实,华人自身完全不必要去对二者进行无谓的比较,辩论和强行区分究竟是哪个族群“更好”,而是应该把所有的类似案例都看成对“亚裔”的侵犯,并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非正义”,即Martin Luther King, Jr.所说的“injustice”行为。在这一意义上,亚裔声援被不公正对待的非裔也是正确的。

在以“亚裔”这个共同的族群认同作为前提的基础上,社会行动和思考的路径应该是促使整个美国社会反思“亚裔”承受的不公平的霸凌和侵犯,并敦促美国社会及其制度认识到,种族压迫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更为可见,也更经常发声的非裔美国人,还包括比较沉默,更被贴上“模范”标签的亚裔。

笔者本人参与的一次全美大学教授签名请愿,目的就在于敦促美国各大学正视亚裔的处境,增加校园的多元化,对学校行政部门和学生进行有关亚裔的教育。这也有助于提醒美国大学,不能把种族问题简化为白人vs.黑人的问题。

笔者个人并不完全赞同 “Stop Asian Hate” 这样一个请求对方不要仇恨自己的,似乎姿态过低的口号,或者在“爱”和“恨”之间以“爱”作为关键词以获得道德制高点的策略。以笔者在美国二十年的体验和观察来看,亚裔面对白人和黑人这两大人口和政治上都占优势的主流族裔,应该首先正视这一问题的种族特性,其次是正面地提出“正义”(justice),“公平”(fairness),“权利”(rights)的诉求,不必诉诸“爱”这个抽象和陈义过高的概念。

来源: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7日言论版。

来源时间:2021/4/9   发布时间:2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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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苏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对比中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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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国  来源:作者赐稿

笔者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注意到国内的一些有影响的学者不断发表笔者称之为“新冷战打不起来”的论点。这些学者针对美苏旧冷战的特征举出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

第一,苏联及其盟友以华约和经互会为框架自成一体,和美国及西方极少贸易和投资往来,而中国和西方的经贸联系极为紧密,难以分割。

第二,苏联有争霸世界的战略意图而中国没有。

第三,苏美冲突的根本是意识形态分歧。

第四,苏联的处置失当,刺激了美国。在“打不起来论”的视角下,中国似乎一方面和美国有紧密的经贸、金融、期货、安全合作,一方面既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又公开宣布不打算取代和挑战美国,所以中美之争和苏美之争有极大的区别。而认识这种区别,并坚持自己的路径可以有效避免中美进入新冷战,或中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

然而,笔者一直以为,这种估计不仅是过度乐观的,还会因此造成麻痹和误判,并无助于中国的决策层和知识界更准确地掌握中美冲突的机率和可能方向。

“打不起来”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虽然中美通过过去四十年代的合作的确建立了相当深入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但在这些外表之下,也正因为这种近距离接触产生了苏美之间不会有的更多的冲突。而这些冲突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无论中国如何淡化和宣示,并不能真正说服美国人相信中国在现有的、和美国不同的体制下已经没有意识形态诉求,也很难让美国惯于竞争的、好斗的美国人相信中国完全没有取其而代之的野心。最新的皮尤民意调查中,超过60% 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观感已经说明了问题。

具体到中美冲突的领域,属于两国之间的除了过去早就存在的知识产权争端,近期则加入了中国高科技公司问题、华裔科技人员与中国国内合作涉嫌传输技术机密问题以及美国认定的直接窃取问题。这些都是过去不存在的,说明问题不仅没有减少,还随着互动的增多而增加了。

属于中国国内问题而美国认为是人权领域问题的有一直存在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属于中国国家统一和安全,而美国认为要保卫民主自由果实的有台湾和香港问题,属于中国对海洋岛礁及附属权利进行声索而美国坚持航行自由和地区平衡的有南海问题。

这里补一句,美国在二战后的确协助过当时的国民政府接收日本战败后撤出的南海较大岛屿,也知道中国的划界主张。由于当时是从战败的日本手中接管,美国在对相关国家之间关于归属的争议不持立场的同时,也并不反对作为二战重要盟国的中国接收这些岛屿的行动。

笔者甚至认为,当时的美国是把这些岛屿看成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战利品的。但美国也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中国的划界方式和对所有岛礁的主权声索。由于中国对南海岛屿近期较为积极的开发以及人工岛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由于大环境的变化,美国已经改变了原有的不介入态度。

笔者并非想要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只是想指出,当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和美国在诸多领域存在紧密联系,因而推论认为“打不起来”的时候,不应该忽视这些不断增加的冲突点。而这些冲突,恰恰是自成一体的苏联所没有的。

前苏联并没有大规模定居美国从事研究和教学,却又往返两边的的美籍学者,也没有国家计划吸引这部分人以各种形式回国交流,更没有人数以几十万计,严重受制于美国学生和工作签证政策的留学生。苏联没有和诸多邻国存在历史上的领土纠葛,而邻国众多,陆地边界复杂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特征。与多国存有对南海诸多岛屿的争议以及南海本身的重要战略意义更是北邻北冰洋的苏联,南拥蒙古这个卫星国的苏联所完全没有的。另外,苏联更没有中国特有的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问题。而上述所有这些问题的处理,都有美国的关注,利益和干预。只要需要,美国完全可以选择支持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对手以制约中国。

即便在投资、经贸、技术、金融领域,中美之间的合作也受制于两国的政治关系和整个国际环境。中兴和华为的遭遇,微信和抖音的未来就是明显的例子,而中国未必就能万无一失,不出现处置不当的问题。当中国学者坚信在这些领域,中美已经在“一个体系”下运作,极为难以分开时,正在发生的事实却是,美国政府将会尽力以行政的力量,限制和减少中美之间在经济,技术和人员方面的往来,把这个体系撕裂。这种行政力量的强力运用,并不像中国学者所说的“领了结婚证,想离婚,哪那么容易”(即已在海外传为笑谈的“中美夫妻论”)那样,而是可以实实在在的实施的。

在这里,笔者衷心希望国内学者不要再轻佻,不伦不类地用婚姻关系来类比国际关系,误导大众。即便谈婚姻的现状,中国的离婚率从1987年到2017年已经上升了五倍,三观不合、闪结闪离的所在多有,哪有那么难呢?

来源:海外看世界 2020年7月23日

来源时间:2021/4/9   发布时间:20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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