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拜登正在极力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一揽子计划看作是美国对华竞争中发起的主动进攻，而将“实体清单”和关税等手法视为与中国竞争中的防守。她称，没有理由相信华为不会被留在“实体清单”上。

拜登政府正在全力推动总投资高达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一揽子计划。这个被称为“就业计划”的一揽子投资计划，为了筹集到巨资，拜登政府打算将美国的公司税率从21%提高到28%，并且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富人加税。这引起共和党人和商界的强烈反弹。拜登政府正在全力游说，而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与中国竞争”。

连日来，拜登政府官员在谈论这个投资计划时，言必称“与中国竞争”之必需。拜登本人7日在一场关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演讲中渲染紧迫感，提到中国在投资方面领先，不会等待美国。

拜登说：“我向大家保证，在接下来的6到8个月里，大家都会报道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如何在未来的投资上领先于我们，试图掌控未来。量子计算技术、治疗癌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

拜登说：“我们认为其它国家还在等待吗?世界上其它国家都在说，我们不会进行这样的投资。你们认为中国是在等着投资数字基础设施还是研发?我向你们保证，他们没有等待，而是指望美国的民主太慢，太有限，太分裂，无法跟上步伐。”

看得出来，拜登将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竞争拔高到制度之争、模式之争。近期美国战略界一些人甚至是共和党人，尽管他们对“中国模式”有许多非议，但在反思中国崛起经验时，他们也开始强调美国也要重视国家的主导作用。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7日特意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推销这个投资计划。她开场就说：这是对美国历史性的投资，旨在创造数千万个就业机会，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使美国在竞争中超过中国。

拜登日前在首个白宫记者会上明言，在他任上，不会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特朗普政府为了遏制中国崛起，采取的是“脱钩”，在贸易上打“关税战”，在科技上封杀围堵。这些手法在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是否延续仍在评估中，但多数观察家相信，拜登政府不太可能轻易放弃关税或“实体清单”，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强化。

美国商务部8日宣布，将7个中国超级计算机科技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包括了天津飞腾信息技术、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深圳信维微电子，以及位于济南、深圳、无锡和郑州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美方的理由是这些实体参与建设中国军方使用的超级计算机。这是拜登政府下，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的进一步行动，表明美国虽然改朝换代，但在高科技方面围堵中国的路线并不会改变。

在7日的白宫记者会上，记者问对华科技政策评估的现状和方向如何?TikTok是否还会被要求出售?

雷蒙多说：“我们需要进攻和防守。这一揽子就业计划是进攻：投资于美国的竞争力，这样我们就能进攻。”

“许多商业工具都是防御性的：实体清单、关税等。在沙利文的领导下，我们的团队正在进行跨部门审查。很多人都说，华为可能会继续留在实体名单上吗?我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但我们正在对中国政策进行全面评估。”雷蒙多说道。

至于这种评估什么时候能完成，雷蒙多表示，更愿意让白宫来决定。她称：“我们现在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就好像我们在尽最大努力工作一样。我们没有浪费时间。”

雷蒙多拒绝谈论关于TikTok案子的细节，而是强调“我们在进攻上做什么比我们在防守上做什么更重要”。

雷蒙多表示，为了与中国长期竞争，美国需要用所有的方式重建美国，且与盟友一起做。拜登最近与英国首相通话时，即曾提出“民主国家”要提出自己的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方案。

雷蒙多不讳言：在这个过程中，关税有一席之地。她称钢铁和铝的232关税帮助美国保住了钢铁和铝行业的就业机会。她继续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并扬言“会使用工具箱里的所有工具，来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但雷蒙多没说的是，232关税其实不只针对中国，也针对美国的许多盟友和伙伴，说明在美国看来，在美国的利益面前，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经常是要让步的。

来源时间：2021/4/9   发布时间：2021/4/9

旧文章ID：24714

作者：马凯硕，乔恒  来源：环球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4月7日文章，原题：拜登应有勇气扭转对华路线  上月在阿拉斯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民主和人权指责中国外交政策高官。他们这样做，是坚信美国知道如何慢慢地、耐心地战胜一个共产主义对手。

然而，尽管美国赢得冷战，但中国可能更明白苏联为什么会失败。美国战略大师乔治·凯南曾预言，冷战取决于华盛顿是否有能力“在世界各国普遍营造出这样一个国家形象，即这个国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应对国内问题并承担世界强国的责任”。相对于苏联，美国在所有上述三方面都是领先的。相对于中国，则不然。

苏联崩溃的第一征兆来自社会福祉指标的负面趋势，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自杀、阿片类药物(或酒精)成瘾。在这些方面，如今做得糟糕的是美国。与其他发达社会相比，美国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青少年受教育水平落后许多先进工业国家。如果凯南今天还在世，看到美国在不必要的战争上花费5万亿美元，而半数底层美国人几十年来收入停滞不前，他一定会震惊不已。

中国认为，苏联领导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对外战争时忽略了国内民生。而中国已经40年没有打过一次大规模战争了，并且控制军费开支。就人类发展而言，过去40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好的4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这犯了战略错误。奇怪的是，拜登本人在2019年曾宣称，特朗普的贸易战未能帮到美国工人。数据支持了拜登的评估。2009年，中国的商品零售市场规模为1.4万亿美元，而美国为4万亿美元。到2019年，中国的市场规模接近6万亿美元，大于美国的5.5万亿美元。

即使拜登政府希望改变对华方针，他也受制于美国政界日益高涨的反华情绪。拜登政府官员显然害怕被视为对华“软弱”。然而，如果愿意，他们可以找出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扭转特朗普的政策：特朗普政府实际上使中国更强了。中国民众可以看到，应对新冠疫情时，他们的政府把人民保护得很好。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举步维艰，造成50多万美国人死亡。

拜登政府可以采取更明智的做法，宣布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是错误的，然后按下中美地缘政治较量的暂停键，同时评估华盛顿是否能制定更好的战略来应对中国这样的强大竞争对手。结束与中国的贸易战将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于拜登的2022年中期选举。如果拜登政府按下暂停键，世界上多数人会欢呼，尤其是在疫情仍然肆虐的当前。(作者马凯硕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新加坡前驻联合国代表，乔恒译)

来源时间：2021/4/9   发布时间：2021/4/9

旧文章ID：24713

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来源：环球时报

今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正好是适合反思的时刻。对比当时和现在，两国之间同样是几乎没有相互信任，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敌意。双方的公众舆论对于另一国几乎都是负面态度，双方的媒体也都毫不掩饰对对方的批评。

我认为，当下的中美关系甚至比1971年还要糟糕。彼时，双方的对峙是消极的，互相并没有深入的关系。如今，双方的对峙是主动的，特别是考虑到从科技、地缘政治到内政，各个点上都存在接触、摩擦乃至潜在冲突。中美在相互竞争的全球语境下，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对人权的不同理解出发讲述各自的故事。

所以希望两国友好的我们有很多工作可做，特别是考虑到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我们从乒乓外交的历史性成功中可以学到什么呢?有如下这些准则：

一，跳出思维定势——不要单纯依赖传统外交方式;

二，从小处着手——当大的突破很难实现时，试试小的地方;

三，寻找共同点——特别是那些普通人民能够理解的领域;

四，探索公共外交——鼓励民间交流，比如在医疗保健领域;

五，保持势头——将一个又一个小的成功积累起来;

六，积极向上——不要每件事情都上纲上线。

现在来谈谈我自己的乒乓外交故事。我在1989年1月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是中国国家科委邀请我参加一个关于改革的会议。我的向导是一个聪明有朝气的年轻人，他叫朱亚丹。亚丹的英语很流利，完全不怵我们这群奇怪的美国投资银行家。在发表完关于创业企业融资和风险的演讲之后，我打算在官方安排的行程之外，进行我个人的探索。

我希望与传说中的中国人打乒乓球。我从小时候到大学都是一名乒乓球好手，但是已经很多年没拿拍子打球了。每次在钓鱼台国宾馆看到亚丹，我都告诉他我想要打乒乓球，每次亚丹都跟我说，官方定好的行程，不可以例外行事。我不停地烦亚丹，他并不与我争辩，只是试图避开我。每次看到我走过去，他就会转到相反的方向。我很沮丧，就在大堂拦住他：“如果你都不愿担风险去满足一个远道而来帮助中国的客人的愿望，在中国创业就没什么希望了。”

第二天，当我在参加一场演讲时，亚丹偷偷走到我背后，低声说：“十分钟后，慢慢走到会场的后面，找一辆黑色小轿车。”我感觉自己更像是间谍，而不是乒乓球运动员。我走到停车场，努力让自己不那么显眼。我走近一辆老轿车，车门突然开了，猫在后座的亚丹把我拉进车里，好像我被绑架了一样。

我们出发开往人民大学。让我害怕的是，有 3名中国乒乓球国手和1名国家队教练在那里等着我。而且事情还不只是这样，100多名学生在场准备观看一个美国“冠军”的北京首秀。一位中国球员问我：“你知道杰克·史密斯(我忘了他的真名)吗?他在美国排名第一，我跟他打球的比分是21比4.”

好吧，我只能说我不是完败。中国球员好心让我拿了一些分，开始是5分，接着是8分或者11分(整局仍然是21分制)。所有中国学生都为我加油，就像洛基一样，我开始相信我自己。我转向翻译，调侃地威胁说：“请告诉我的中国朋友，下一局我要拿13分。”我迅速收到一个微笑着的答复：“请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他现在将拿0分。”

我的对手接着宣布下一局如果我拿到3分，他就会钻过球桌来与我握手。故事的结局和洛基一样，我输了，但是我保持了我的尊严。我确实凭实力拿到了3分。我的对手遵守了诺言，在学生们的欢笑声和掌声中，这位乒乓球国手钻过球桌。

朱亚丹后来成为我长期的生意伙伴。希望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乒乓外交。(作者是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

来源时间：2021/4/9   发布时间：2021/4/9

旧文章ID：24712

作者：唐慧云  来源：澎湃新闻

自3月以来，美国联邦与地方各州各自推动着方向截然相反的两个行动。3月3日，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了《为人民法案》，法案中包括诸多提高投票率的措施，推动该法案的民主党人希望藉此解决选举制度中的“选民压制”(Voter Suppression)问题，避免过高的选举门槛压制少数族裔的声音。然而，那些由共和党执政的2020年大选中的摇摆州却纷纷推动提高选举门槛的法案，以应对2020年大选中所谓的“选举欺诈”问题。其中，佐治亚州州议会3月25日已通过一项增加该州投票难度的法案，艾奥瓦、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州也正在推动类似的立法。

佐治亚州通过的法案遭遇了强烈的反弹，美国总统拜登在3月25日当天表示共和党人在全国各地的做法是“最有害的事情”，他将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停止限制投票权的行动。可口可乐、达美航空等大企业也公开表示反对这项法律，就连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都决定将2021年赛季的全明星赛撤出佐治亚州。一片反对声中，也有组织全力支持限制投票权的行动，其中，茶党中最大、也是颇具影响力的团体——名为“自由工作”(Free Works)的基层组织就积极参与其中。目前，该组织已启动了一项1000万美元的计划，在各州推动新的投票限制。在2020年大选中声气较弱的茶党，此次因佐治亚新投票法律又再“浮出水面”。

起源于2009年的茶党运动，曾经在美国政坛掀起一阵狂潮，不仅在2012年国会选举中掀起“共和党浪潮”，推动多名身为茶党成员的共和党人成功当选，而且也推动了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的“上位”，成为名副其实的“造王者”。但茶党运动兴起10年多之后，其对特朗普的“再次造王”以失败告终，其民意基础也大不如前。据美国民意调查数据Rasmussen 最新调查显示：2010年有39%的选民认为自己是茶党成员，41%对茶党运动持积极观点，但是2020年，仅有8%的选民认为自己是茶党成员，10%对茶党运动持积极观点。

曾经塑造美国右翼政治生态的茶党运动真的过气了吗?茶党运动去哪了?从茶党运动在2020年大选的表现而言，茶党运动仍然活跃在美国政坛，并试图塑造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

2020年，茶党运动再次“造王”失败

在2016大选中，特朗普的获胜毋庸置疑的是得益于茶党运动的鼎力相助，具体包括了茶党运动前期反移民、反奥巴马医疗改革理念宣传，奠定了特朗普2016年大选的民意基础，并在竞选过程中积极动员了北部铁锈带摇摆州的中间选民。实际上，特朗普在2015年决定竞选总统之前，就密切关注茶党运动，之后他在2016年大选中提出的和茶党类似的政治目标，诸如反移民等，也是大大利用茶党之力。

2020年大选伊始，茶党网站上就积极开展为特朗普筹集资金的活动，并且详细列出了各地已经筹集到的资金、需要筹集的资金数额以及和民主党候选人的资金对比等。茶党的创始者之一的珍妮·马丁(Jenny Martin)在媒体上积极为特朗普背书。茶党爱国者公民基金会(Tea Party Patriots Citizens Fund)在其网站上招募志愿者，通过送明信片和邮件、发送短信以及打电话吸引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100万选民支持特朗普。

在大选的最后几天，茶党成员也积极为特朗普拉选票。然而，茶党的竞争对手——民主党今非昔比。2016年大选中，茶党在竞选的最后三天积极动员了北部摇摆州，为特朗普在摇摆州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当时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较弱，民主党上层并没有有效利用基层力量进行助选。2016年大选失败后，民主党进行了反思，开始重视基层组织的力量，之后民主党的基层力量从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到2020年大选均大大发展和提升。由此可见，从基层的社会动员力量而言，茶党作为共和党竞选的重要社会动员力量，与民主党的基层社会动员力量差距在缩小。这也是导致茶党“造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特朗普在去年的大选中了落败后，茶党运动在全美各地举行了“停止偷窃(大选成果)”的游行示威活动。茶党中具有影响力的团体，名为“自由工作”的基层组织，联合其他组织在民主党的控制的城市，如底特律、费城开展“反对选举欺诈”游行示威。之后，茶党组织在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上发起“停止偷窃”活动，一天之内就有35万人加入，成员除了茶党外，还有“我们修墙”运动的成员以及各种支持特朗普的捐赠者。

之后，虽然脸书网站取消了“制止偷窃”小组，但是“停止偷窃”集会于去年12月12日在全美各地普遍掀起各种抗议活动，从阿拉巴马州一直到美国国会大厦，茶党成员和特朗普的其他支持者与左翼的支持者进行对峙。

值得指出的是茶党成员对“停止偷窃”集会上出现的暴力事件表示不满。茶党最初的成员中以中产阶级的老年白人居多，在抗议活动中反对暴力行为。2009年的茶党抗议活动没有流血事件。但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不少有暴力倾向的极端右翼分子，在华盛顿特区的“停止偷窃”集会上，有数人受伤，其中包括几名警察。

2020年后，茶党依然信心满满

即使茶党在2020年大选中“造王”失败，且其自身盛况难现，但是茶党的支持者基于社会资源、政策议题、历史机遇等方面考虑，仍然对茶党影响美国政治的能力充满信心。

其一，从资源和机会而言，茶党支持者认为2021年的网络资源和平台方面优于2009年。相比2009年，2021年拥有成熟的社交媒体平台，可以随时利用网络平台对成员进行积极动员。茶党成员认为他们是“具有奉献精神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未来他们可以借助更多成熟的网络平台影响美国政治。

其二，从影响的领域和政策而言，茶党2021年的抗议活动主要围绕反封锁政策和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而展开。茶党支持者将反对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而采取的封锁措施的抗议活动视为茶党运动的第二波浪潮——茶党2.0版本。茶党成员之所以对封锁政策强烈反对，主要原因在于其反对大政府的政治理念，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太多，导致权力滥用，与自由相背。

其三，从历史机遇而言，2009年和2021年具有类似之处，即茶党面临民主党总统。2009年的茶党运动最初由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政策改革而起，2021年的茶党运动则面临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拜登政府。另外，拜登上台后在茶党尤为关注的移民问题上实施过于自由主义的政策，诸如赦免千万非法移民，为茶党反对拜登政府提供了机会。

虽然茶党支持者对其未来充满信心，但是茶党的未来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一大挑战在于民主党基层动员能力的提升。和茶党几乎同步的左翼力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远低于茶党运动，但是2016年后左翼阵营的基层力量发展壮大，如声势浩大的“黑人命也是命”运动。不仅如此，民主党的进步派的基层组织在2018年选举中掀起“蓝色风潮”，2020年大选中，进步派的草根组织更是在摇摆州为拜登开发了新选票，为拜登获胜赢得了尤为关键的选票。由此可见，茶党想要再现“造王”盛况，并非容易之举。

(唐慧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4/9   发布时间：20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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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春，成亚曼  来源：FT中文网

在签署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仅20天后，美国总统拜登于3月31日公布了8年投资2.3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除了集中修桥筑路、改善公用设施、普及高速宽频和科技研发资金外，还包括振兴本土制造业、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以至伤残人士、长者和儿童护理等。

美国就业计划只是拜登 “重建美好未来”新政的上半部，而另一部分则是聚焦育儿，保健和教育等措施的“美国家庭计划”，预计将在本月末公布细节。两个方案合计将在10年投资3-4万亿美元。

在支持拜登方案的人看来，新政一旦越过重重阻力，顺利执行将成为帮助美国再次伟大的“白衣骑士”。但在共和党领袖眼里，就业计划是破坏美国实力的“特洛伊木马”。投资者则关心拜登新政解决资金来源的措施，能否获得国会通过，并在通往美好远景的路上，能否避免债务危机。

美国基建需要“白衣骑士”

作为初代基建狂魔，美国早在1910年就建成了铁路系统。二战后美国私家车开始普及，大规模兴建公路计划启动，逐步建成了覆盖本土的发达州际公路系统。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航空系统，包括近两万个机场，纳入国家航空系统的就有三千多个。

1930年代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基建投入曾达到占GDP 4.2%的高位，后来受到二战影响，到1960年代再次加大投入。可惜这两个黄金期一过就呈现持续下降趋势，降至近些年的1.5%左右。其中地方政府大概占到GDP的1.4%，而联邦政府投入仅有0.1%。结果便是大量基建设备年久失修。如今，美国的铁路、公路、机场和港口大多需要翻新与重建。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布的2021年美国基建评分仅为C-，意味着存在很大风险(但已经好于2017年的评分D+)。老旧设施增加了延误和维护成本，交通拥堵、机场状况不佳等降低了经济效率，而且存在诸多安全问题，成为美国发展的瓶颈。

2007年8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校园边上横跨密西西比河的铁桥坍塌前半小时，本文第一作者就驾车驶过。事故造成13人死亡，145人受伤，成为美国自1983年以来最严重的非天灾或外力因素所造成的桥梁坍塌事件。这座建于1967年的铁桥，早在1990年就被发现存在严重腐蚀，与其他7万多座桥梁被评定为“结构缺失”，需要定期检查和维修。2001年，该桥纵梁被发现严重扭曲，有坍塌风险。幸运的是，此桥位处连接明尼苏达“双子城”商业中心的核心要道之上，重建得以迅速进行，2008年9月18日重新通车。

在过去50多年，与G7国家横向对比，美国在非国防基建上的花费严重不足。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年美国国债负担大，基建投资给到军事方面的多，而且联邦政府缺乏动力，因为基建的特性就是周期长、投入大、收效慢，这对于四年一次选举压力下的政府来说并不讨喜。

这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致力于长期目标的实现，在基建方面的成就有长期规划和投入做支撑。中国基建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飞速，不仅在路桥建设等传统基建领域令人刮目相看，而且在5G基站、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进步飞快。而且中国已经将国内的经验扩展到“一带一路”计划，这些都让美国既羡慕又倍感担忧。

此次拜登的基建方案，总共将在未来八年将大约1%GDP的财政用于基建项目投资，其中包括交通大约6700亿，建筑、饮用水、电网和宽带网络的升级改造共6900亿等。

这些修缮、新建和发展基建的提议得到了美国国内广泛支持，甚至连很可能被加税影响的美国商会都出来称赞拜登将基建摆在首要位置的决定。

大型基建项目的启动，短期将刺激需求、提振经济和促进就业，长期将提升整体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基建投资往往具有乘数效应，理论计算占GDP 1%的基建投入就有望在首年促进1.5%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四年促进3%的经济增长，提供至少百万个就业岗位。而且该效应在经济衰退期间会进一步放大。

目前，美国政策利率接近零水平，经济复苏需要强心剂，可以说构建起了美国大规模基建的最佳窗口期。当然还有两个相关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基建方案和其他刺激方案叠加，容易进一步加大今年和明年的通胀压力。拜登政府认为通胀即使因此提升也不会是坏通胀，是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能够控制、甚至乐于见到的通胀上升。

另一个是基建开支的资金来源和政府赤字问题。拜登此次提出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目前的21%提高到28%，将美国跨国企业全球最低税率从10.5%提升到21%，并逐个国家计算，这既能减少跨国企业在海外避税，还能鼓励美国企业回流。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正与20国集团成员国合作，努力制定全球最低税率，以结束各国“逐底竞争”。

企业税提升预计将在未来15年内增加超过2万亿美元财政收入，用以支付基建开支。月底可能公布的另一部分计划则主要由对富人加税来支付，或将对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最高税率由37%提高至特朗普减税之前的39.6%。

当然，长期税收增加和短期大笔基建投入之间会有错配，可能推高财政赤字。虽然不少人因为联邦债务高企和政府赤字而唱衰美国，但实际上联邦政府利息负担占GDP的比重在目前低息环境下有所回落，已经低于2007年的水平，更远远低于1980-2000年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我们认为，美国未来处于长期低增长与低息环境的可能性较大，市场对于美国债务的担忧可能有过度倾向。在拜登政府看来，抓住疫情之后的经济重建，是再造美国伟大的“白衣骑士”。

拜登新政真是“特洛伊木马”吗?

共和党则质疑，拜登提出的是一个打着基建名义的“特洛伊木马”，因为交通“硬基建”比重仅占2.3万亿计划不到三成。除此以外还包括了4000亿用于提高家庭护工待遇、3000亿给制造业、1740亿用于推广电动车等等。这些项目将助力拜登和民主党赢得民意、获取政绩，却全部需要企业和富人加税来买单，这是共和党难以接受的。

可见，共和党的批评集中在加税方案以及党派利益。然而，1980年以来，美国企业与个人税率的长期下行，以及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均有利于富人和大企业，目前税制不公平已经发展到最富有群体仅缴纳23%平均税率，比其他所有群体更低的程度，这与历史上越富有群体承担高达70%的平均税率形成极大的反差。

过去40年，美国贫富差距逐渐恶化，目前回到一战前水平，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税制的变化。学界在过去10多年对这一问题的追根溯源，使得税制不公平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事实，并且成为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

在本文的续篇中，笔者将回顾一段鲜为人知的学术公案，促成美国在80年代初期减税的思想根源(即富有个人的最高边际税率应该为零)，被发现存在重大错误，而新的共识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目标，富有个人的最高边际税率应该超过60%。因此，一些民主党议员认为拜登的加税方案过于温和。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我们认为美国就业计划在国会投票中，可能重现2017年特朗普减税方案投票以党派划界泾渭分明，最终通过的结果。但我们认为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部分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加税，否则的话美国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国无宁日。共和党也应该认识到，他们提出的替代方案“增加汽车燃料税及公路收费”实际上会进一步加重贫穷与中产家庭的税务负担，并且可能重演法国“黄背心运动”的乱局。

我们相信美国两党在经历讨价还价之后，多数议员应该认识到拜登新政是美国发展的“白衣骑士”，而非“特洛伊木马”。短期来看，疫情后需要一个这样的组合方案推动经济更快复苏;长期来看，该计划的确触及到美国发展的一些痛点。二十世纪对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奠定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但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已经在多个领域被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超越。如果美国没有趁着低息环境迎头赶上，可能就错失了最佳机会，为长期衰落埋下隐患。

这次拜登在宣布基建法案的时候就提到了中国六次。对外，他希望中国能看到美国正在通过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与中国在经济方面开展全面竞争;对内，他既可以通过对中国施压，以迎得部分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也可以参照中国经验，来强调资金支出的必要性。例如，美国就业方案中第二大的资金用途(5800亿)给了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用以掌握核心技术和未来科技的主动权，就和基建开支一样得到广泛支持。

表面上，拜登上任后延续了对华的强硬态度，但与特朗普时期的一些做法仍然有本质区别。拜登加强对华竞争的很重要考虑因素也是为了推动国内的经济计划，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拜登时期中美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规则的良性竞争，与特朗普时期破坏规则的恶性循环有很大不同。资本市场是比较理性的，并没有因为一些前一段外交层面的矛盾而造成市场过大的波动。

尽管我们看好拜登新政获得国会通过，但我们认为该计划提议的“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在短期推行的难度很高，因为疫情过后为重振经济，各国以低税率吸引跨国企业投资的动力更强。至于OECD推动的类似方案，要达成成员国的共识，同样并不容易。

“美国就业计划”与行业投资机遇

从行业来看，拜登计划将超过1.1万亿美元投入交通和建筑等传统基建，有利于工业、建筑和原材料企业。不过该领域的利好此前已经被市场消化了不少。

在与信息科技和新能源有关的新基建方面，利好5G、半导体和电动车等行业。该方案计划投入1000亿美元将高速宽带网络扩大至全美，有利于思科和爱立信等通讯硬件和网络设备商。5G全面推广也有利于苹果等手机制造商。

该方案计划投入500亿用于半导体的生产和开发。考虑到今年上半年是半导体最为短缺的一段时间，全球多家汽车制造商因芯片问题被迫减产，在该领域的投入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高通(Qualcomm)、思佳讯(Skyworks)和科沃(Qorvo)等是主要收益者。当然，政策利好并不直接等于股票的吸引力，还需个别分析。

拜登政府还计划投入1740亿推广电动车，包括在2030年前安装50万个充电设备，改变美国电动汽车市场仅为中国三分之一的现状。这利好电动车充电桩设备商和零部件提供商，例如美国电动车充电设施运营商ChargePoint股价在基建计划公布后显著上扬。

除了推广电动车，拜登的绿色政策还体现在方案的方方面面。在美国推行这些环保减排和低碳政策并非易事，庞大的传统能源游说集团认为拜登提出的2035年实现100%无碳发电的目标过于激进。无论之后具体落实情况如何，拜登政府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举措看来都将是历届政府最强的，这对于整个ESG投资构成了有益的大环境。

从企业规模来看，小企业通常在资本开支增加时表现更好，而加税对于不少大企业来说意味着更大挑战。数据分析发现将企业税调高至28%，可能将降低2022年标普500指数每股收益8-9个百分点。

美股市场对拜登基建方案的情绪是复杂的，纠结于究竟是应当欢迎又一波大规模财政刺激，还是应当提防它带来的通胀风险和货币紧缩，亦或是应当担心加税的冲击。这三方面情绪目前都是存在的，只是在多轮刺激政策和疫苗快速接种的支持下，美股不断创新高，财政刺激带来的乐观前景正占据主导，也是推动美元指数升至5个月以来新高的主要原因。然而市场始终难以躲过通胀提升、特别是加税带来的负面冲击，除此以外投资者需要密切注意企业盈利表现与预期落差。

(作者介绍：夏春是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成亚曼是诺亚国际研究部副总裁。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来源时间：2021/4/9   发布时间：20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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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焱  来源：财经杂志

很多问题必须在多边、全球经济的架构或者是全球多边的治理之下，才能更好应对，而不是靠单边的协作。在过去40年中是全球化1.0.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性质变化，带来人们对于全球化2.0版本的探讨，世界需要全新的全球化

北京时间4月7日，2021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商业论坛开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就如何看待“疫情下半场”全球化的发展和变化展开了对话。

作为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表现和社会进展衡量专家团联合主席、前世界银行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茨被时代周刊命名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近期推出的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包括1.9万亿美金的刺激政策和近零利率，是从底部和中部向上来拯救美国经济，它不仅仅是外部支持。它可以帮助美国有效减少儿童贫困。

对于刺激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担忧，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大部分商品有非常充足的供应，供大于求。美国不需要过多依赖自己制造和生产，可以依靠其他国家来逐渐恢复;其他国家现在经济恢复还不是特别好，因为受制于全球经济的疲软，因此出口可能会比较疲弱;即使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有很大的利率提高空间。零利率政策在过去十年损害到了资本市场，对行为经济学会产生影响。提高利率可以帮助恢复资本市场;另外美国税收体系的结构本身不是非常合理，在利率较低的情况下，美国可以用税收体系的调整来进行对冲。

除了商品供应非常充足、价格压力不大和美国的政策工具之外，曾任教美国各大著名学府多年的钱颖一问，如何看待乘数效应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认为，大箫条后的经济恢复阶段的确有乘数效应，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刺激政策之下，这样的乘数效应会更加明显。底层群体拿到救济的钱很快会花光，比如他们拿到工资这一天立刻全部花掉，所以这样的乘数效应非常大。而在收入较高的群体中，乘数效应却非常弱。美国的储蓄率现在达到了史上最高，过去美国储蓄接近零，现在增加了25%，尤其是二季度。现在稍微降低了一点，降到了10%的储蓄率，但仍然远高于以往的水准。所以现在的乘数效应和历史上的乘数效应不一样。另外，现在的科技比以往能更好地监测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要拿到每个季度的经济数据才能做决策，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实时数据，可以实时评估经济的发展状况。

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就有类似的刺激政策，长期以来它都是政府选用的应对方法，可以用它来改变一些经济上存在的问题。美国需要支出，现在有了新的基础设施、研发、工厂的投资等，这使得刺激政策或政府支出有一定的选择灵活度。

拜登近日宣布了总额约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对于这个影响未来十年的计划的有效性， 斯蒂格利茨指出，这一计划并不仅限于基础设施，是一个大型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它包含了研发——人们有时不会把研发和投资联系在一起，但研究人士认为研发就是未来的投资，是对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投资，甚至比资本带来的发展更为重要。拜登的一揽子计划维度非常广泛，对研发的投资很大，包括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等等。

考虑到占GDP的百分比，现在和艾森豪威尔50年代美国投资的百分比要低很多。作为一个创新的经济体，美国需要在研发领域多投资，不管从哪个视角来看，美国的投资还不够。 当然这是政治，必须要通过国会的批准，60%-70%的美国人可能希望在基础设施领域、教育领域有更多的投资和投入，虽然国会并不能充分代表美国国家和大众的情绪，但这是美国的政治现实。

2.3万亿的数字看起来很大，但要通过八年的时间花出去，每年四千亿实际非常小。还要考虑到基础设施的效率的问题，比如教育体系的欠缺，结论就是应当多投入。

拜登政府对于其计划资金来源的建议是，通过增加税收尤其企业所得税来提供资金。增加税收是个很难的话题，尤其在美国经济非常极化的前提下。作为税收领域的专家、公共领域的经济问题专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认为“企业所得税增加的话，会放缓增速，结果就是美国经济更糟”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斯蒂格利茨解释说，自己研究这个领域近50年，写了一份比较重要的论文在1973年发表，论证了增加企业所得税并不会来降低投资。从理论上来说，在税收体系中，企业可以把所有的投资作为成本来做减法，税收是对纯利润的税收，利润只是企业收入的一部分，需要把成本从这部分减掉，所以算下来差不多。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点。比如2017年美国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1%，企业投资并没有上升。企业通过减税获得的资金并没有让他们进行更多的投资，相反，减下来的税额是进入到了原本非常富裕的股东的口袋。 改变了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投资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看一下拜登政府提出的计划细节，有一些结构性的倡议是鼓励投资的。在全球化下的背景下更大的话题是投资究竟去向何方?从设计的角度，当然希望鼓励更多的国际性投资，但是2017年以来，恰恰相反的事实是对美国投资并未增加。

美国财长耶伦曾是斯蒂格利茨在耶鲁教书时的学生，她想要全球各国与美国一同结成税率同盟，共同为企业税税率设定下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让所有企业没有其他地方能得以避税。

从实操性来讲，斯蒂格利茨强调，在过去设计的国际税收体系中，存在一些漏洞，它们是伤害全球化或者是全球化非常阴暗的方面，现在可能通过这个办法阻止。美国推进这样的计划，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极力倡导这样的计划。美国国会也如此，如果美国带头，相信其他国家也会跟进。

28%的企业所得税介于35%和21%之间的水平，钱颖一提到它会涉及到企业效率的问题。收入不平等在美国经济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公平和效率是硬币的两面。怎样来解决才能解决结构性的不平等?

斯蒂格利茨说，在课堂上介绍经济学的时候，最开始都会假设一个完美的市场环境，从商品流动到其他方面，都按照最理想的角度，没有市场垄断，没有政府支持等等，不会强调讨价还价的能力。但大现实生活中，这并不是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有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歧视，天很多人没有办法争取到符合自己能力的地位。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构性话题的讨论，就是教育。年轻的美国人的前途会取决于父母的教育程度及父母的收入，这也就意味着有些年轻人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还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流动性，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特别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人们都看到了不同地方人们生活水平的巨大的差距；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力量、公司的力量、CEO的权利太大，普通员工讨价还价的权利太小，这些都是美国社会非常关键的一些结构性因素，需要去改善和解决，才能帮助美国总体提升。

在钱颖一看来这些问题没办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一并解决，需要其他政策的辅助，包括收入政策、公共社会政策以及监管政策的共同努力。

斯蒂格利茨同意这一看法，他说，美国边缘化的群体在宏观经济紧缩的时候，他们才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宏观和微观要紧密结合，两边共同探讨，才能够去解决美国的不平等现象。

从刺激措施到基础设施计划、税收改革和不平等的问题等等，他们背后其实是政府在经济方面角色的变化。钱颖一的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基本的趋势是要去减少政府的角色，增加市场的角色，比如减少监管，降低税收等等，现在是不是摆钟又回到了原来的方向，政府又增加了它的干预和角色呢?

斯蒂格利茨说。确实如此，有两个非常显然的原因，历史证明政府的政策效率不高，一些政策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只有1%、10%的人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而中间的群体没有任何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政府的决策非常重要，为什么只有市场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

因为现在是创新型经济，创新需要一些研究，特别是一些对公共群体有利的基础研究，这可以从数学、物理学等比较抽象的方面去看，也可以从互联网这样比较具体的角度来看，比如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带来可再生能源，进入到创新经济的时候，公共支出特别是在研发上面的支出就越来越重要了，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都是越来越重要的。

同时，产生不平等的原因越来越多，因此需要政府去出面进行管控，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减少不平等现象。过去20年，更为平等的经济体一般表现的都更好。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危机都凸显了一个问题，只依靠市场不能够正常运行。只靠市场的话污染会非常严重，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气候变化，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做污染管控。所以不论正反两面，我们要通过政府的帮助，进行管控。

钱颖一提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从市场的自由化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好处。1992年斯蒂格利茨去到珠三角时说，这不是增长，是超级增长。在中国的案例之下，市场自由化是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斯蒂格利茨补充说，要找到市场和政府间的平衡，中国在1975年之前政府角色太多，在里根政府，美国的政策是政府的角色又太小了，所以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它取决于国家的具体情况，发展的阶段、历史，没有统一的答案，还要看它具体包含的内容是什么。私有经济体成为中国经济体的主要驱动力，部分观点是对的，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包括教育、医疗以及在环保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之前的环境非常不好。这些方面政府都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角色，中国政府讲到创新、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关键的。

政府在教育和创新的领域要找到更大的发挥空间，找到这个平衡点非常关键的。在私有领域方面，比如小企业在中国是非常关键的，大的国企、大公司不是真正的增长的来源，经济有各个方面，各个不同的领域，尤其是中国像美国一样，要慢慢转入到服务经济。因此这样一个平衡是要反复进行考虑、考量的。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现在最需要提升的一点是，他担忧中国信贷方面依赖的太多，一说要加速经济的发展，信贷就有一个快速、大幅的提升，然后按下刹闸，经济又减速了，经济一减速你又加速信贷，如此往复，很多年来都以这样的模式发展。“加速一刹车一加速一刹车”可能不是最好的驾驶方式，更好的方式是以可持续的、稳定的缓速发展，中国可能需要利用其他的方式和工具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让经济本身变得更加绿色、更加环保，当然中国消除不平等的速度要比美国快很多。健康的经济体需要健康的民众，所以在医疗体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医疗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全民医疗也是可以去发展的，当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是可以支撑更加全面的医疗政策的。比如，像毛里求斯人均收入非常低，但他们的人民都有很好的医疗服务可以使用。

有些人很担忧信贷和债务，中国的资本管控是否可以帮助起到将财务稳定性提升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认为，多年来一直在探讨中国是不是要去除这些资本的管控，特别是有些人希望人民币能够用作国际交易货币。但在他看来，资本的管控确实有作用，因为中国现在还属于发展阶段，资本控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控制，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风险和不稳定性。

谈到中美关系，钱颖一说，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贸易伙伴，是紧密联系的。而中美关系总体来看有合作，有竞争，还有对抗。

在合作的方面，斯蒂格利茨说，全球的气候变化、健康、医疗卫生，可以称之为在事关地球的命运方面，中美必须要合作。全球经济的架构非常广泛，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在定义全球经济架构上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这个全球经济架构是稳定的，希望它能够推动全球贫穷国家的增长和发展，推动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中美共同影响世界的安全。还有两个方面中美合作非常重要，一个是已经在发生的，另外一个还需要做更多工作。

一个是讨论过的美国1.9万亿的刺激政策，贫穷的国家是没有这样的资源的，他们能给到的经济刺激非常少，人均刺激就更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工具，马上要新增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如果一些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如果他们不需要，可以将他们的SDR给到真正需要的国家，这是中美可能合作的方面。

另外贫穷的国家需要一些财政支持才能恢复经济，但这些国家深陷债务危机，非常需要债务重组，而且需要全面的重组，包括像政府的借贷、私有领域的借贷，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债主国，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有更多的参与，进行合作。

钱颖一指出，这些问题必须在多边、全球经济的架构或者是全球多边的治理之下，才能完成，而不是靠单边的协作。在过去40年中是全球化1.0.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性质变化也带来了人们对于全球化2.0版本的探讨，现在需要全新的全球化。

斯蒂格利茨承认中美间有一些不利于合作的因素，但他强调中美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的时候，像个成年人一样，探讨价值观，畅谈观点，也要接受不同意见。 在美国的内部其实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国本土歧视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历史上的，包括对些少数族裔如非裔美国人的歧视。美国内部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充满了斗争。

很多的国际性的议题，如气候变化，包括各个国家有自己的问题等等，钱颖一指出需要一些机制让大家团结起来。斯蒂格利茨认为，首先这个机制和系统一定是非常多元并且合作的，在大国间，中国、美国、欧洲之间是如此，在地球北部、地球南部也是如此，联合国成立让很多小国有自己声音的渠道，也给到一些大国包括五大国非常大的话语权，所以各国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都很有建树， 联合国是非常巨大的成功。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很大的进步。

来源时间：2021/4/8   发布时间：20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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