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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第一次去台湾遇到的台湾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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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作者其他关于台湾和台海局势的文章

1)美国合围第一岛链

2)佩洛西访台阴影下 如何看待拜习通话?

3)美国武力护台不是拜登的恫吓

4)中国武统台湾会发生吗

最近去了一趟台湾。作为一个关注两岸问题的观察者,我一直想去台湾亲身体验和感受一番风土人情,以前也有机会,但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今年暑假,两个孩子很想回中国看看,我自觉回国存在风险,所以决定带他们到台湾看看。行程比较匆忙,在台湾待了七晚八天,见了一些新老朋友,交换了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从我的所见所感来看,总的感受是,两岸问题现阶段无解,由于两岸政府彼此缺乏基本互信,且都坚守各自立场不后退,并从最坏的假设情形着手应对,除非有大智慧出现,否则,未来几年,两岸最终摊牌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台湾当局要完全去中化也难,或者说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此次行程重在观光旅游,除了见朋友,也留意一路上是否有台湾民众对我一家有什么异样情绪反应,以及对两岸关系特别对大陆有什么看法。因为现在来台的大陆人非常少,两岸都对大陆民众的台湾自由行设限,来台大陆人基本是从第三地过来的。加上两岸关系又如此糟糕,在这种情况下,说实话,我有点担心,普通台湾人听到我们的大陆口音,会不会有某些歧视?还好,没遇到,感觉是把我们当作正常的游客。

我想和读者朋友分享的是,在旅途中和几位台湾民众的对话交流,自认为这是我此次台湾行的一份收获吧。尽管现在资讯发达,但相信很多大陆人其实对台湾是不了解的,尤其不了解普通台湾人的所思所想。我自己就不太了解。然而,在民主社会,由普通个体构成的大众声音,是执政者不能无视的。比起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的某种文过饰非或口是心非,普通百姓的闲谈说出的是他们的心声,无论反对还是赞同,表达的是他们的私人立场和情感,故而,他们的声音有必要倾听,尤其在两岸关系和台湾内部政治这样敏感的话题上。

高雄美丽岛车站(作者摄)

我遇到的第一位有过交流的台湾人,是在机场拉客的司机。由于我乘坐的航班早上4点多到桃园机场,此时机场捷运尚未运行,在出站口,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司机问我们坐不坐他的车,4人800新台币送到酒店。我觉得价格还公道,加上正下雨,就同意了。在路上,我想着是否要和他聊聊大罢免,了解他的看法,不料未开出机场多远,这位老兄先打开了话匣,大骂民进党和赖清德,我和他一路聊到酒店,在我看来,其对台湾政治的见解不亚于我常听的一些台湾名嘴。

毫无疑问,这位司机在台湾政治光谱中属于深蓝,尽管他否认自己是国民党员。在和他的聊天中,我认为他对大陆、民进党和国民党所作的比喻最有趣。他说大陆是狼,民进党是狐狸,国民党是猪,但千万别以为他对大陆有恶意,“狼”在他的口中没有凶残的含义,反而是描述大陆像狼一样机敏,有力量,在等着随时捕捉台湾这头猎物。“狐狸”则含有贬义,意思是民进党像狐狸一样贪婪、狡诈,要把国民党吃干掏尽,却并不真敢去碰大陆这条狼。“猪”的比喻更是负面,形容国民党像猪一样蠢,等着被民进党宰杀,完全不是民进党对手。正好国民党的现任主席也姓朱,被他骂作“猪主席”,只为个人利益计算,从不考虑党的利益。

看得出他对国民党的不争气非常失望,批评国民党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肯下基层听取支持者意见,虽然他说民进党也不会倾听支持者的意见,但好歹会做个样子,假意和支持者打成一片。他也评点了前总统马英九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说马是个格局不大的人,宋则权力欲太强,要不是他和马争总统,蛰伏两年,马之后总统就是他的了,那有后来民进党什么事。讲到这儿,他称大陆30多年卧薪尝胆,才有今天的强大。

我说,你既然讨厌民进党和赖清德,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不去做个志工,帮国民党站台,反民进党的大罢免?他说生计第一,国民党又不给薪水,不会去参加国民党的反罢免,但大罢免之后,他一定会去参加投票,“不让民进党的人当选立委,控制立法院”,他讲这话时态度很坚决。

台湾小吃有名,在我们住的酒店附近就有好几家卖早餐的小吃店。我来台北的第二天,在一家小吃店买早点时,遇到一位女士也来买早点,可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店家则是一位看上去六、七十岁的男人,见我们是大陆人,问从哪儿来,答美国,于是他开始批评美国,说美国不好,怎么会选出川普这样一个总统,小孩去美国上学未必比在中国好,云云。此女士也跟着店主数落起美国。有批评就有赞美,讲起中国如何强大,习大大反腐拿下那么多贪官,科技那么发达,城市搞得那么好,两人的神色都不一样。

刚开始我以为她是外省人,问她老家在哪儿,她说来台湾30多年了,正有点疑惑,她压低了声音,告诉我是嫁到台湾来的,原来是陆配。我没问她对主张武统的娅娅等陆配的看法,感觉会有点为难她。她说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经历了大陆的发展,看得出她对大陆有情感,也显示了某种在台湾的失落。店家在得知我来自江西后,一个劲追问我江西哪儿人,说他也是江西人。不过我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除非他也是陆配。这二位无疑也是蓝营支持者。

绿营街头罢免动员(作者摄)

台北虽然蓝营占多,但近年来绿营人数也增长很快,特别在年轻人中。我在台北的第三天,在街头碰到参与大罢免运动的一对男女志工。我们在台湾正值大罢免投票前夕,原以为街头应该到处都是罢免和反罢免的对决氛围,但在台北,我只在周末在西门町一带人流密集的街道上看到两侧十几米之外有绿营的罢免旗杆,上面挂有写着“团结台湾,自决建国”之类的布条,并未见有人发传单或演讲。此后在台中,也只在距台中车站不远的一处地方见到一幅大型电子屏幕在播放罢免国民党XXX立委的广告,此外,再无见到这类罢免动员活动,包括在深绿大本营的台南和高雄。所以,我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和两位绿营志工攀谈,了解他们的想法。

这对男女志工站在写有“罢免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的旗杆旁,女的看起来30多岁,男的是个年轻人,显然二人在为罢免徐巧芯做动员。徐是国民党内年轻一辈的立委,据说很有战斗力,因此也成为民进党要拔掉的“钉子”。我问女志工,为什么要罢免徐?她答,徐删掉了政府预算。又问,删除预算不正是作为反对党立委监督政府的应有职责吗?她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问,可能也以为我偏向国民党,就很生气地对我说,她删了预算不敢留名字。我接着问,你们怎么知道没留名字的人是她?她就给我解释了一番,我觉得她的解释还算合理。之后她又说,徐不但删了预算,还擅自编制预算,这就超越了立委的权限。一旁的小伙子也附和着。

从二人的讲述来看,徐删政府预算,造成政府瘫痪,乃至事关百姓的民生项目也受到影响,比如让遭受风灾的民众拿不到政府救济,这样的立委已经背离了民众受托,不配当立委,无论如何要罢免。我说,我听到的说法似乎和你们讲的不一样。然后她变得非常生气,大声说,中国人操弄台湾媒体,散布假消息。我本想回应她,是不是把台湾媒体想象得太脆弱,那么容易被中国操弄?但气氛看起来有点僵,我太太怕出事,催我离开。我对太太说,不会有什么事情,我只是了解情况。她突然又冒出一句,中国是外国政府。我对她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如果我拿的是美国护照呢?她楞了一下,接口道:美国也是外国政府。这时有人喊她,我便和小伙子聊上了。

小伙比他这位女同伴要平和得多,对我没有生气。他说他是深绿,来自高雄,在台北做水电工,因为不满徐巧芯等国民党立委的表现,要罢免她。我问,成功的概率多大?答,50%多吧。他又给我解释,罢免国民党立委,是有法律依据的,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规定民众有创制、罢免、复决等权利,高雄就罢免过市长韩国喻。我说你很懂法律嘛。他说都是因为罢免现学的。我又问,你怎么看“馆长”?原来也是深绿,反对中国的。他马上大骂起“馆长”来,说人是会变的,“馆长”是因利而变成现在这样。我又问,对中国人怎么看?他说,他并不反对中国人,中国人到台湾来旅游,他们欢迎。我问,中共呢?他答,我也不反对中共,我反对的是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吓。可见,同是深绿,对大陆甚至对中共,态度也不完全一样。

台北剥皮寮(作者摄)

在台北的最后一天,我去看剥皮寮,那是台湾的一个历史景点,见证了台湾工业特别是报业的起飞。一个工作人员见我一家四人,以为是新、马来的华人。我告诉他是中国人,他就跟我抱怨,中国人不来台湾了,还想统一台湾。这话让我误以为他是绿营,他说既不是绿营,也不是蓝营,保持中立,就象政府一样,他指了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本地政府保持行政中立。我说,你肯定有自己的立场,到底是偏蓝还是偏绿?他说偏蓝,客家人,他们客家人都偏蓝。我问,会去参加反罢免投票吗?他答,不会,又悄悄用手在柜台上做起数钱的动作,我明白了,是要给钱才去投票。

以前也听过台湾政治人物有这类做法,没想被我碰到。我问,客家人都这样吗?他说,都这样。我又问,要给多少钱?他说,至少要给个车马费吧。我们要工作,抛开工作去投票,谁去?肯定要得到好处才去投票。我们客家人很实际,不管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我们不关心他们的理念,谁给我们饭吃就跟谁走。他接着又说,国民党有钱,民进党没钱,他个人跟着国民党,“谁不跟着有钱人呢”,他对我强调。临走时,他又悄悄告诉我,对你们的习大大说,统一台湾很容易,让大陆人过来台湾旅游,买地就是,把台湾的地都买光了,统一自然就成了。

在台湾第六日去台南,看英商德计洋行旧址,发现旁边还建有“朱玖瑩纪念馆”。之前不知道朱玖瑩是什么人,于是就进到馆里参观。朱原是国民党人,老家湖南,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做过财政部盐务总局局长,晚年定居台南,去世后葬在湖南,写得一手颜体好书法,纪念馆展览的正是他的书法作品。由此看来,这是位有着浓厚中国情结的国民党官员。作为绿营当政的台南市政府,将朱的故居改造成纪念馆,虽然有些简陋,却也让人有些诧异。怀着这种疑问,我问工作人员,是位女士。她说,政府对做出贡献的人士,不会以蓝绿划线,都会纪念。

我先入为主地问她是不是绿营,她告诉我,是蓝营,外省二代,贵州人。不知这个纪念馆是否只有一位工作人员,把一位蓝营人士放在这里做馆员倒挺合适。我问她,那你先生呢?她说偏绿,但不是深绿,可他公公是深绿。我说,你和你父亲,同你先生一家,政治立场对立,怎么走到一起的,你们在家里不讨论政治话题吗?说不到一块怎么办?她说,在家里尽量不谈政治问题,尤其是和她公公,如果谈到了政治问题,她就让着公公,不回应。不过她也说,有些像她这样的家庭,如果夫妻有一方不肯让步,就只能吵,吵到最后离婚。我又问,你有几个孩子,他们政治立场如何?她说两个,现在都大学毕业工作了,他们也是深绿,但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支持更激进的组织。我说是时代力量吧,她默认了。

台南英商德计洋行旧址(作者摄)

类似这位女士蓝绿组合的家庭,在台湾应有不少。我在高雄也碰到了一对退休的老年夫妻。那是在台湾最后一天,我们去旗津岛。当时这对夫妇坐在亭子里的长条椅子上休息,我们四人躲避阳光来到亭子里。夫妻俩见我站着,挪开一个位子要我坐。听我们是中国人,就和我聊起来。他们是高雄本地人,经常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到旗津岛看海。丈夫退休前在中油工作,妻子是客家人。二人很有意思,丈夫说太太喜欢谈论政治问题,妻子说先生偏绿,但不关心政治。看得出二人在一些事情上看法不同。

比如,谈起大罢免,丈夫有点不置可否,妻子则非常有意见,说民进党和赖清德大半年什么事都不做,就一门心思搞大罢免,把台湾都糟蹋成什么样子。丈夫也没有反驳妻子,只是笑笑。或许正是这位丈夫的不怎么关注政治或者故意装着“难得糊涂”,才没有让他们的家庭生活和情感受到影响,能够携手走到人生晚年。妻子很可能是深蓝,开始和我聊天时声音还有些小,聊着聊着就变大了,似乎不担心旁边还有其他人。我问他们台湾能够独立出去吗?两人都回答说独立不了。我又问,既然独立不了,如果大陆强行统一怎么办?妻子说,真的要统一,台湾也不会比现在差。你看香港如果不反对共产党,不是很好吗?

在台南参观英商德计洋行时,还遇到一位高雄来的导游,领着一群韩国游客,来看洋行旧址。当时正下大雨,我们一家在参观完洋行旧址后在验票口避雨,这位导游见我们是大陆人,就发感慨,说现在在台湾很少见到大陆人了。他自称老家是山东,在大陆投资了几家企业,之所以干导游,是觉得导游这个行业自在,可以免费旅游。他对民进党和赖清德非常不满,告诉我,赖到风灾最严重的台南视察灾情,台南百姓指望中央救灾,但赖竟要台南人自救,把台南人气炸了,有一种将赖送上总统宝座后被抛弃的感觉。

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作者摄)

他的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7月16日,本是台湾国防部在台湾南部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演习的内容是防范敌方导弹来袭,但台南的演习因救灾被临时取消。导游还小心提醒我,在台南不要大声说中国,以免被人听到,前不久也在德计洋行,有人说到大陆,结果被旁边一对母女听到,年轻的母亲立即高呼台湾独立万岁。

在台八天遇到的这九位台湾普通民众,除三人立场是绿营(二人深绿,一人浅绿)的外,其余六人都偏蓝,有的还是深蓝;另外,九人中有两人是从大陆过来的,七人是台湾本地人,包括外省二代。这个随机碰到的蓝绿人数之比,包括在深绿的台南和高雄遇到的三蓝一绿,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即台湾偏蓝民众,实际数量要比民调显示的更多,只是在台湾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浅蓝甚至深蓝,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治面貌隐藏起来。耐人寻味的还有,三位绿营人士,对待大陆,一个有明显敌意,另二位看不出有敌意,其中一人表示不反对大陆民众乃至政府,只反对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吓;而蓝营支持者对大陆、蓝绿内斗以及美国则取不同态度,对美国多有批评,对台湾内部的政治纷争,尤其民进党和赖清德,没有好言语,但对大陆,无半点恶言,甚至不乏夸张的称赞,对统一的态度模棱两可,似乎也不排斥。我不知这是因为我是大陆人不想让我难堪,还是因为他们平时接收的信息所致,或者因有中国情节而真心认为大陆比民进党统治的台湾要好?我由此甚至大胆猜想,包括部分浅绿在内,实际对统一并没有媒体描述的那样害怕,只是囿于当下政治不敢表达出来。

这只是我的 “田野调查”的一点粗浅看法,很可能是错的,但不妨作为另类观察样本供大家讨论。

美千名教授及六位诺奖得主联名信警告恢复“中国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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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 AASF)近日发布声明,强烈支持斯坦福大学两位著名物理学家Steven Allan Kivelson教授与Peter F. Michelson教授致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的一封联名信,警告称若在2026财年《商业、司法、科学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中恢复“已被否定”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全球竞争力、科研环境和国家利益。

这封信得到了包括斯坦福大学104名教授在内、来自全美的1007位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的联署支持,其中包括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署信指出,该计划一旦恢复,不仅无法有效防止知识产权盗窃,反而会阻碍美国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动摇美国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

AASF顾问委员会成员、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教授(Steven Chu)和AASF资深成员、主要组织者祁晓亮教授(Xiaoliang Qi)也加入了联名信的支持者行列。

AASF 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 Kivelson 表示:“大学对美国的实力与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们培养了支撑我们经济发展的知识型人才队伍,支持了改善生活质量的创新研究,使美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够保持卓越地位,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持续吸引来自全球最具才华和抱负的人才。而‘中国行动计划’及类似政策,正在严重阻碍我们招募优秀学生、科学家和学者加入美国科技事业。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损害,可能远远超过它们旨在防止的知识产权盗窃所造成的损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

“我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数据表明,恢复‘中国行动计划’对美国科技领导力造成的损害将超过其带来的任何好处,”AASF 成员米歇尔森(Michelson)教授说,“当美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中国的人才时,我们的国家才最强大。”

MIT著名工程学教授陈刚(Gang Chen)在声明中直言,作为“前中国行动计划的受害者”,他对于国会部分人士企图恢复这一歧视性项目感到失望,并指出此类政策只会削弱而非强化国家安全。

AASF执行主任Gisela Perez Kusakawa 表示:“重启中国行动计划不仅在民权层面是重大错误,也将严重削弱美国在科技与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导力。我们的研究已经清楚表明,这类政策会将至关重要的人才拒之门外,从而对国家进步构成阻碍。”

AASF呼吁国会三思,放弃任何形式的“复活版”中国行动计划,并将继续与广大高校学者和社群一道,维护学术自由与公正。

“中国行动计划” (The China Initiative)是美国司法部在 2018年 启动的一项国家安全举措。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打击所谓来自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其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行为。但在 “中国行动计划” 实施期间,调查重点转向了学术界,司法部对数百起相关案件进行了调查,并对许多学者、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提出了起诉,其中许多人是华裔。这引起了亚裔社区特别是华裔的反弹。

鉴于日益增长的争议和负面影响,拜登政府于 2022年2月 宣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时任司法部副部长莉萨·莫纳科(Lisa Monaco)表示,虽然应对中国政府的威胁仍然是司法部的首要任务,但该计划引发了“有害的观念”,认为司法部对特定种族或民族的人群抱有敌意。尽管“中国行动计划”已经终止,但国会内有议员一直在推动“中国行动计划”的重启。

阅读联名信全文,请点击

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危机管理:美国应为最坏情境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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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位兰德智库专家(Matan Chorev和Joel Predd)7月22日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探讨人工通用智能(AGI)和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冲击,呼吁美国政府未雨绸缪、强化危机应对机制。文章的英文题目为“America Should Assume the Worst About AI–How to Plan for a Tech-Driven Geopolitical Crisis”。本站特将该分析总结如下,以飨读者。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请点击【此处】访问兰德公司最新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研究报告的研究总结,作为衍生阅读材料。本文由本站特约编辑徐宇深编译。

行业趋势:

  • AGI 技术发展迅猛,政策监管远远滞后:AI 在国防与经济领域的“双重用途”属性,大大加快了风险扩散速度。
  • 美中人工智能竞争已成为全球科技与地缘政治的关键战略支点。
  • AGI 的出现将打破传统安全格局,加剧跨国地缘政治危机与认知失控风险。

文章要点摘要:

  1. 战略准备至关重要
     国家安全规划不应依赖乐观假设。决策者应假设最坏情境(Worst Case Scenario并据此建构政策响应框架,包括对 AGI 失控、AI 网络攻击或极端自主行为的应对预案。
  2. 政府角色边界模糊,私营领域主导创新
     与核武时代不同,AGI 不再由政府主导研发,科技巨头成为主导者。这一现实要求美国建立动态、可信的公私合作机制,增强情报共享与联合决策能力。
  3. 外交与技术并重,防范地缘政治失控
     若中方率先突破 AGI,美国需同时考量国家利益与全球风险防控的平衡。是否采取遏制、延缓、或与对手合作将成为关键战略分歧点。
  4. 四项具体战略建议
  • 实施“无悔行动”(no regret actions),即不论未来走向如何都值得投入的政策;
  • 建立“应急预案”(break-glass playbooks),为未知危机提供快速响应框架;
  • 投资通用性应对能力;
  • 构建早期预警与纠偏机制。
  1. 不能以旧模式应对新世代
     AGI 的突发性与全球性特征将重塑传统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协调方式。战略规划不能外包给“遥远的未来学家”,而应成为现行政策的一部分。

特朗普宣布与日本等国达成贸易协定

特朗普总统7月22日晚间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美国与日本达成大规模协议。他说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日本不仅将向美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出口汽车、卡车、稻米、其他特定农产品及其他商品,还要向美国支付15%对等关税。与此同时,东京还同意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将获得其中90%利润。

以下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周二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日本已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并表示他将对日本加征15%的所谓对等关税。

特朗普在他麾下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发文称,根据该协议,日本将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并写道美国将从这些投资中获得“90%的利润”,但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特朗普还称,日本将向美国打开国门,允许其汽车和卡车、大米以及其他农产品在日本销售。

日本政府没有立即证实该协议。

15%的对等关税税率低于特朗普最近在致日本政府的一封信函中威胁要征收的25%关税。但目前尚不清楚日本是否会免于另征的国家安全关税,该关税对汽车的税率为25%,对钢铁和铝的税率为50%。

上述关税,特别是汽车关税,几个月来一直是两国政府谈判的症结所在。特朗普在他的帖子中没有提供有关这些针对特定行业的关税的细节,白宫暂未回应置评请求。

白宫表示印尼将取消多项贸易壁垒

特朗普政府周二公布了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框架细节,但关于美国将如何对来自该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的关键细节仍不清楚。

特朗普在他的Truth Social平台上发帖称:“印尼将向美国供应其宝贵的关键矿产,并签署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大单,购买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美国能源。”

政府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绝大多数美国对印尼的出口将面临零关税,99%的美国对印尼贸易将获得免关税待遇。

根据该协议,美国将对进入美国的印尼商品征收19%的关税,低于特朗普在4月2日“解放日”公告中威胁要征收的32%关税。然而,如果来自印尼的商品含有大量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成分,将面临40%的更高税率。

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作为回报,印尼将减少对美国商品的几项所谓的非关税壁垒。这包括接受美国针对汽车、医疗设备和药品的安全法规,取消对农产品的装运前检验,以及取消对稀土矿物的出口管制。雅加达政府还将放弃对跨境数据流征税的计划,这是美国科技公司的一项关键要求。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告诉记者,总而言之,该协议在新的市场准入和美国大宗商品采购方面价值约500亿美元。

与印尼的这项协议是自美国和英国在5月份公布一份类似文件以来,首个公开发布的贸易框架。相比之下,该届政府尚未公布其已宣布的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协议细节,也未公布与中国达成的关税休战协议的细节。

特朗普称美国与菲律宾达成贸易协议

特朗普周二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已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他在Truth Social上发帖称,根据该协议,美国将对菲律宾进口商品征收19%的关税。特朗普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出口将享受“零关税”,并且两国将进行军事合作。

该帖子发布于特朗普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白宫会晤后不久,特朗普在会晤前曾表示,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这19%的关税略低于特朗普在最近给马科斯的一封信中威胁要征收的20%关税,但高于他在4月2日“解放日”关税公告中提议向菲律宾征收的17%税率。白宫没有公布关于该协议的更多细节。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

特朗普周二透露,他可能很快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这将是两位领导人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特朗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习近平邀请他访华,并表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他还说:“我们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这样做。”

在就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上调对华关税一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后,这两个经济大国在最近几周达成了贸易休战。

美国财长称美中贸易处于良好状态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很快将与中国高级官员会面,商讨延长两国的贸易休战期。

贝森特周二在福斯商业新闻网上表示:“与中国的协议将于8月12日到期,我将于周一和周二在斯德哥尔摩与中方对口官员会面。届时我们将商定可能达成的延期方案。”

他补充说:“我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期。我们将讨论我们两国可以共同做的许多其他事情。”他还提到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以及北京方面从俄罗斯和伊朗购买石油等问题。

用常识判断“爱泼斯坦名单”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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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1)无法承受的真相:爱泼斯坦档案与政治透明的悖论

2)特朗普威胁起诉《华尔街日报》和默多克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时,为了迎合选民的要求,曾经公开承诺,如果当选,将公布有关爱泼斯坦档案,包括一个传闻很久的“爱泼斯坦名单”。如今他当选了,却没有兑现承诺,令MAGA阵营出现分裂,很多支持他的粉丝大为不满,怀疑特朗普在故意隐瞒什么。

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是个人脉很广的亿万富豪,又是一个已经被法院定罪的臭名昭著的“淫棍”,专为富豪们提供性服务,一些年轻妇女,包括未成年少女,成为受害者。

2006年他和麦克斯韦尔(Ghislaine Maxwell)第一次被起诉,爱泼斯坦被轻判,他的女友兼合伙人麦克斯韦尔成为“替罪羊”。2019年爱泼斯坦再度被起诉,一个月后他在狱中自杀。爱泼斯坦虽然死了,麦克斯韦尔目前还在狱中服刑。

爱泼斯坦和麦克斯韦尔既然把“卖淫”当作发财的生意来做,存在这样一份“客户名单”似乎勿容置疑。

问题在于,拜登总统不肯公布这份名单,如今特朗普总统也不肯公布。共和党人怀疑名单中有克林顿,民主党人怀疑名单中有特朗普,而克林顿和特朗普都曾涉嫌“婚外情”之类的丑闻。

究竟有没有这份“客户名单”?用我们的常识,也许可以作出一些判断。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各自的“联系人名单”(contact list),爱泼斯坦交友非常广泛,他的“联系人名单”肯定十分庞大,这个名单如果公布出来,必须分清谁是普通的联系人,谁涉嫌犯罪,否则很容易被故意搞混为“客户名单”(client list)。

例如特朗普肯定会出现在他的“联系人名单”上,因为特朗普夫妇不仅和爱泼斯坦是朋友,还跟他一起参与过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交易。克林顿夫妇也肯定在他们的“联系人名单”上,据说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也曾经去过爱泼斯坦的那个神秘的“萝莉岛”。至于克林顿和特朗普是不是他们的“买淫客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其实任何人只要和爱泼斯坦有过接触,他或她的姓名、地址、电话、电子邮箱就可能被列入“联系人名单”。

“联系人名单”中谁是嫖客,爱泼斯坦或麦克斯韦尔肯定心中有数,很难相信他们会画蛇添足,愚蠢到专门为自己单列一个“嫖客名单“。爱泼斯坦的辩护律师也说这不符合爱泼斯坦的个性。

也就是说,我们用常识判断,爱泼斯坦很可能有一个“联系人名单”,但是不存在所谓的“客户名单”。

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消息称,麦克斯韦尔在爱泼斯坦50岁生日(2003年)的纪念册中罗列了一些信件,其中一封来自特朗普,内容粗俗下流。特朗普称这信件是伪造的,因此起诉《华尔街日报》,索赔100亿美元。

特朗普起诉媒体诽谤的案子已经多次发生,而且也多次打赢官司,多个媒体同意通过赔偿庭外结束这些诉讼。这一次,《华尔街日报》坚称要把官司打到底,他们必须拿出这封信并非伪造的证据,例如麦克斯韦尔(在牢狱服刑中)的宣誓证词。

用常识判断,富豪或大人物最怕被人抓住干坏事的证据,成为丑闻或被敲诈勒索的把柄。很难相信今天的特朗普会愚蠢到写下流信件这种傻事,但是2003年的特朗普就很难说了,他也许就是这么愚蠢。

核大国与常规战争:战略威慑的危机与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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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相互确保毁灭”原则曾在长达八十年的时间里有效避免了核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然而,随着近年来拥核国家间冲突频率的显著上升,传统核威慑的有效性正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一背景下,国家行为体应如何有效防止冲突升级?为探讨此关键议题,本站特快译《外交事务》于2025年7月17日刊发的题为“核大国与常规战争–战略威慑的危机与退化”的文章(Nuclear Powers, Conventional Wars–The Dangerous Erosion of Deterrence),作者为美国国家安全专家 Carter Malkasian 与 Zachary Constantino。前者曾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战略特别助理,后者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政策顾问。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如欲进一步了解中国战略界对核威慑议题的评析,欢迎阅读吴志远博士(Joel Wuthnow)发表于布鲁金斯学会的评论译文“盾牌,剑,抑或象征?解读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性威慑”(点击【此处】访问),作为关于战略威慑的衍生阅读材料。

译文:

过去两个月,涉核冲突显著上升。5月7日至10日,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自1999年以来最激烈的一轮交火,双方动用火炮、炸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相互攻击。紧接着,6月1日,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复杂的秘密行动,深入敌后部署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在发动核打击时可能依赖的轰炸机。这是史无前例的直接攻击,矛头直指一个国家的核威慑体系。6月13日,以色列出动200架战机突袭伊朗的核设施及战略目标。伊朗随即报复,向海法、特拉维夫及以色列腹地的军事设施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尽管仅有少数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以美联合防空系统,此次回击仍构成有史以来对一个拥核国家本土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上述冲突标志着全球范围内涉核风险升高的趋势。首先,非核国家正以前所未有、极具挑衅性的方式攻击拥核国家;更令人担忧的是,拥核国家本身也开始直接交火。这一趋势引发外界担忧:持续八十年的核大国之间的“停战期”已经终结。尽管现在断言新一轮大国战争即将爆发还为时尚早,但核升级的危险已愈发明显。当前的涉核冲突已与冷战时期最危险的瞬间遥相呼应。一个现实的可能是,这类冲突成为“新常态”,而其潜在失控的风险也在逐步上升。

 无论是未能阻止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还是未能遏制乌克兰在俄境内部署打击行动,这些都表明:即便伊朗成功拥有核武器,亦未必能确保其免遭进一步打击。这也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美国是否真的能依赖自身核武库,有效阻止中、朝、俄等核对手对其本土发动攻击?

这一“新常态”呼唤政治家、将领、情报官员与外交官制定新战略,在冲突演变为危机之前将其降级处理。无论军职还是文职领导人,都应加倍努力,强化沟通与建立信任的措施,例如提前通报军事行动、定期举办双边或多边对话。美国及其盟友亦应保持一系列能够有效遏止对手侵略、但不必升级冲突的军事手段。国家领导人应将更多“动能性”行动(如特种作战突袭或深入敌境的无人机打击)安排在幕后执行——在那里,相较于公众视野之下,更有余地控制事态与设置缓冲出口。这些调整将有助于对冲不断上升的核灾难风险。

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过去八十年里,拥核国家之间未曾爆发过大规模战争。拥核国家偶有对无核国家动武,如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或1979年中国对越南发动的战争。非核国家甚至曾向核国家的军队发动挑战——但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遥远的战场。1950年,朝鲜袭击了驻韩美军部队;1983年,阿根廷则在福克兰群岛与英军交战。然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与苏联,即便为了边缘利益,彼此之间也普遍避免直接交火。

因此,众多分析师、学者及总统纷纷得出结论:拥核国家之间爆发核战争或常规战争的可能性极低。1958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Dwight Eisenhower)曾对内阁表示,“一场美好甜蜜、仿佛二战那样的战争”看起来“极不现实”。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在其1984年所著《美国核战略的非理性》中所言:“由于核战争难以控制,也无法局部化,对核战的恐惧确实在更大程度上遏制了对方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核攻击本身。尽管听起来非理性,毁灭性的可能性反倒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异常安全。”尽管这种主流学术观点广为流传,军队却从未停止为大规模战争做准备。过去八十年间最具讽刺意味的一点在于:核国家花费巨资准备常规战争——而这些战争本应被其核武库所遏制和排除。

然而,核武器从未完全阻止拥核国家之间的战争。政治学家罗伯特·鲍威尔通过博弈论模型得出以下结论:拥核国家之间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风险容忍度与政治意志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在冷战时期,拥核国家之间确实发生过周期性的交火。

美苏之间最激烈的交战发生在朝鲜战争期间的中国与朝鲜上空。苏联损失了355架战机和120名飞行员,尽管其从未正式承认参与战争。其他核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曾一度紧张,却未升级为全面战争。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防空部队攻击了美军飞机并击落了一架U-2侦察机。更危险的是,一艘美国驱逐舰曾向一艘搭载核弹的苏联潜艇投掷深水炸弹。在越南战争中,中国高炮部队常态性地向北越上空的美军飞机开火,中国战机也曾与越境美军喷气式飞机交战。美国的轰炸行动共造成约5000名中国军人伤亡。1967至1970年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消耗战”及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苏联在苏伊士运河一带部署的地空导弹曾拦截以色列战机,双方战机陷入混战,苏联特种部队还曾在西奈半岛实施突袭。1969年爆发的中苏边境冲突也造成了数百人死伤。

尽管印巴两国都已发展出核武器,双方在争议边界仍频繁爆发冲突。1999年,克什米尔卡吉尔山区爆发了拥核国家之间最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巴基斯坦派出约4500名伪装成当地叛军的士兵,占领印度因冬季撤离的高地。随后的战斗涉及炮击、步兵冲突和空袭。在美国介入调停,以及印度展现坚决立场后,巴基斯坦才被迫撤军。在此之前,两国伤亡超过3000人。

核非威慑

过去十年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核大国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自2015年10月俄罗斯首次介入叙利亚内战后,美俄两国便分属冲突双方。2018年2月,俄方准军事部队与叙利亚坦克曾对美军特种部队及海军陆战队发动攻击。这是美军与另一核国家之间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地面交战,造成200至300名俄罗斯人和叙利亚人死亡。

乌克兰战争进一步揭示了核威慑的局限性。2023年3月,一架俄罗斯战机击落了黑海上空的一架美军侦察无人机。美国提供的导弹与情报则支持乌克兰对俄军展开战场打击。乌方还多次袭击莫斯科及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2024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与莫斯科核导弹预警系统相关的俄方雷达站,引发外界忧惧:俄方可能将此视为美方意图削弱其战略威慑力的代理攻击。6月1日,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重创甚至摧毁了俄罗斯本土深处多达30架战略轰炸机及空中指挥管控机,其中包括可携带巡航导弹的型号。尽管俄罗斯已在其官方核武使用原则中下调了使用门槛,尽管普京不断发出强硬警告,核武器依旧未能阻止乌克兰攻击一个拥核国家的本土、战略轰炸机或早期预警系统。

核武器从未完全阻遏拥核国家之间的战争

以色列的核武器未能阻止中东战争的不断升级。2024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战争爆发前的两年间,黎巴嫩的伊朗盟友真主党以及也门的伊朗支持者胡塞武装曾以无人机和火箭弹回应加沙战争,对以色列发动攻击。2024年4月与10月,伊朗和真主党向以色列中部发射数百枚导弹。6月,以色列突袭伊朗,打死数名高级军官与科学家,并摧毁或破坏了核设施、军事指挥中心和弹道导弹发射装置。作为回应,伊朗以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了特拉维夫及其他城市。冲突随即升级:以色列空袭伊朗的石油与天然气基础设施,伊朗则向以色列多个城市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造成至少400名平民死伤。尽管伊朗在某种程度上因担忧核升级而有所克制,但此次攻击仍标志着历史上首次有核国家的城市遭遇如此密集打击。以色列威胁对德黑兰发动“政权更替”行动,而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定点打击也显示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直到美军实际介入,且对伊朗事先预告的卡塔尔美军基地打击不予回应,伊朗才最终选择退让并接受停火。

与此同时,印巴之间的冲突升级风险也在不断加剧。2019年,印度为报复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杀式恐怖袭击,空袭了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疑似武装分子据点,引发印巴之间的常规小规模交火。2025年5月,印度再次以空袭回应克什米尔地区的另一起恐袭,目标为巴基斯坦最大省份旁遮普。双方随后展开针锋相对的打击,包括印度对距巴基斯坦高级指挥与控制节点仅数英里的努尔汗空军基地的打击。这场为期四天的交火代表着一次全新层级的升级:自1971年印巴战争(即两国发展核武器之前)以来,首次有双方对彼此本土多地展开打击。在印度首轮袭击中,德里方面动用了巡航导弹、滑翔炸弹、炮击与无人机投送弹药,袭击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包括靠近主要城市的多个武装设施。印度成功突破了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尽管据报巴方也击落了多架印军战机。

缓和局势

迄今为止,拥核国家之间的冲突仍局限于零星交火、低烈度地面作战、空对空交战,以及空袭或导弹互射——远未触及20世纪那种大规模战争的水平。然而,过去十年间此类冲突频率显著上升,增加了核国家卷入更大战争的可能性。每当以色列、巴基斯坦或俄罗斯本土遭遇袭击,冲突升级的风险便随之飙升。为避免在众多小规模冲突的噪音中被忽视,核大国或许会认为其必须发出更强烈、更具破坏性的信号。

在一个核国家冲突频发的世界中,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冲突升级的高度风险。即便冲突双方都无意发动全面战争,在快速演变的危机中也可能难以避免事态失控。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内舆论环境、自动化飞行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核设施与常规军事基础设施在多个国家的混用现象,都进一步增加了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值得警惕的是,只要是涉及核国家的冲突,其本身就蕴含爆发核战争的潜在风险。

为了降低危机快速升级的可能性,各国领导人应努力改进危机沟通机制,特别是中美和印巴之间的沟通。政府可通过通报军事动态、推动官员间定期对话、深化对对方“红线”的理解,建立更有效的“安全护栏”。例如,部分海湾国家促成了印巴之间的秘密沟通渠道,以缓解下一次危机。这类对话并非旨在促成突破,而是有助于降温紧张氛围,并在避免政治压力的干扰下探索共识。

美国及其盟友也应保有一系列军事能力,以便在无需升级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下应对常规冲突。这类能力包括无人机、特种作战部队、导弹防御系统和远程打击力量等。弹性丰富的军事反制选项将使美国及其盟友能够在可控风险范围内作出回应。

最后,各国领导人应更多采用隐蔽方式开展军事行动。政治学家奥斯汀·卡森(Austin Carson)与卡伦·雅里-米洛(Keren Yarhi-Milo)指出,通过秘密行动或闭门外交传递的“回路信号”,可减少因公开行动所引发的公众压力,从而为让步与妥协创造空间。冷战时期“低调处理军事行动、避免公开宣传冲突”的传统,或许值得借鉴重启。

以色列与伊朗近期冲突的收场,凸显了战略性降级的必要性。在伊朗对美军驻卡塔尔基地象征性打击后,美国选择放弃进一步报复并坚持停火,遏制了局势升级。美伊间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展开外交接触,成功促成停火协议。此外,以色列对伊朗导弹指挥与控制系统的精准打击,以及防空系统的有效拦截,或许在美军炸毁伊朗地下核设施之前,就已大幅限制了伊朗的反击选项。

在核威慑力减弱的现实之中,各国政府必须采取审慎举措,主动降低紧张态势。否则,每一次边境交火或无人机袭击,都可能点燃灾难之火。过去两个月的冲突虽未升级为持久而大规模的战争,但这并不能成为下一场冲突能够善终的保证。

NBC:特朗贸易战促全球对华关系悄然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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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NBC上周的报道,在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的第一年,皮尤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世界多个主要国家对中国经济重要性的评估出现了显著变化。皮尤指出,态度的转变也反映了始于中国的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对中国出现的低谷态度的反弹。

数据也表明,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及其贸易议程如何深刻地改变了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皮尤调查询问了每个受访国家,是与美国还是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更重要。总的来说,近年来选择中国的受访者比例有所增加,而选择美国的比例则有所下降。

但有两个国家尤为突出。首先是澳大利亚,本周该国正在举行旨在对抗中国的军事演习。今年,53%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表示,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更重要,而选择美国的为42%。四年前,这一比例是颠倒的,52%倾向于美国,39%倾向于中国。

其次是墨西哥,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墨西哥受访者长期以来都认识到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但今年在关税问题上的反复争执中,他们对于与美国还是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更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这些观点随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未来走向目前还不清楚。但随着美国试图调整其贸易政策并试图在地缘政治上对抗中国,皮尤的调查显示,这表明在一个领域中可能出现的反弹,可能影响到另一个领域。

另外,根据路透社、《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近期多篇报道,多个国家正因应美国政策调整对华立场,有的寻求与中国深化经济合作,有的则希望通过与美国谈判换取更有利的地缘利益。

据路透社7月21日报道,特朗普最近恢复了与巴基斯坦的高层接触,并考虑恢复军事援助,这引发印度外交界的广泛警惕。印方对美方“一边倒”支持巴基斯坦感到不满,开始重新评估与中国的接触策略。

印度战略分析人士指出,印度虽然仍与美国在印太战略中保持合作,但对华关系存在重新接触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中印边境局势趋稳的背景下。印方近期释放出重新举行高级别外交对话的信号,表明其在特朗普政策压力下谋求多边平衡。

《华盛顿邮报》7月17日报道指出,在特朗普扬言对欧盟和日本征收高达30%的汽车关税后,这些传统盟友正被迫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尽管欧日政府对中美之间保持谨慎距离,但部分经济部门却在积极寻求扩大与中国的市场合作。例如,德国宝马、法国雷诺等车企近期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显然是为规避特朗普政策可能引发的跨大西洋风险。与此同时,日本也与中国重启了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的技术磋商,试图为企业创造更稳定的出口环境。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7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会晤特朗普团队。据路透社报道,马科斯此行意图在特朗普再次主政前争取关税豁免待遇,同时也希望菲律宾继续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不过,马科斯政府并未减少与中国的接触——据分析人士称,菲律宾正通过“安全靠美、经济靠中”的策略,试图实现双边收益。这种平衡术表明,即使是传统盟友,也在特朗普政策阴影下审慎调整外交路线。

根据《金融时报》7月20日的数据,美国在特朗普任期内从全球征收的关税已累计超500亿美元,平均关税水平提升至15%。这使得许多跨国公司正在加快供应链转移,但目的地不再仅限于东南亚,也包括回流中国或深化中国区布局。

因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全球贸易战,世界上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否建立错综复杂的“第三方力量”?这会如何影响中美之间的博弈以及整个世界的稳定,还拭目以待。

黄仁勋如何说服特朗普:英伟达对华销售解禁内幕

编者按:2025年7月17日,《纽约时报》刊发此文,英文题目和文章题记为“How Nvidia’s Jensen Huang Persuaded Trump to Sell A.I. Chips to China–With help from a longtime Silicon Valley investor turned White House insider, Mr. Huang got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verse course on restrictions”。次日,该报中文网站发表了该文的中文翻译。本站特转发供读者参考。

今年4月,当特朗普政府禁止销售芯片制造商英伟达专为中国设计的一款人工智能芯片时,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被生生地拖进了地缘政治的世界。

自那时起,他便化身为全球到处飞的谈判者,努力说服特朗普总统改变主意。他陪同特朗普出访,在国会作证,并在华盛顿对记者发起魅力攻势。他还积极争取白宫内部盟友的支持——尽管特朗普在美中贸易问题上措辞强硬,但这些盟友私下里仍支持全球商业利益。

这番努力开始为英伟达带来回报。据两位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上周,黄仁勋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特朗普举行会晤,力陈重启其特制芯片销售的理由。他认为,美国芯片应成为全球标准,而美国将庞大的中国市场拱手让给本土竞争对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几天后,英伟达表示政府将改变方针。这是一次重大的逆转,标志着黄仁勋作为科技界主要地缘政治参与者的登场。这也突显了英伟达的迅速崛起——从鲜为人知的硅谷芯片制造商跃升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企业,并成为推动科技行业人工智能热潮的关键支柱。

就在上周,掌控构建人工智能系统所需芯片90%以上市场份额的英伟达成为首家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此后,得益于重返中国市场,其市值又迅速超越了这一里程碑。

英伟达的主要投资者、Altimeter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布拉德·格斯特纳表示,黄仁勋“一直坚持同样的主张——哪怕有时不招人待见,因为他深信,美国的人工智能要在全球赢得胜利,最佳途径是赢得中国开发者的青睐,并阻止华为垄断市场”。

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表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已促成对美国制造业和技术的数万亿美元投资,这将“创造成千上万的优质就业岗位,并保障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他还称:“总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美国和美国工人。”

商务部未回应置评请求。《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了白宫的这次会晤。

在寻求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同时,黄仁勋也始终坚定地维护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立足点。在两国贸易战言论升级之际,他频繁往返太平洋两岸,与双方的官员会晤,这常令同事们感到不解。最终,黄仁勋的游说努力也因中国在美中持续进行的贸易谈判中所施加的压力而获益。

周三,在北京出席活动的黄仁勋一边为粉丝签名,一边淡化自己对特朗普总统决定的影响力。他说:“我不认为我改变了他的想法。我的工作是向总统介绍我非常了解的领域,也就是科技产业、人工智能以及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

62岁的黄仁勋曾经不是一个乐于游说的人。据两位要求匿名的前员工(他们仍在科技行业工作)透露,电气工程师出身的他过去认为政府事务不值得费神。

但当公司的AI芯片陷入全球政治漩涡时,他不得不投身华盛顿的政治活动。拜登政府担心芯片可能被用于协调军事打击和研发武器,批准了限制对华销售的规定。特朗普政府则承诺将进一步打击。

就职典礼后,黄仁勋前往白宫,与特朗普首次会面。黄仁勋谈到了人工智能政策和半导体,但随后,总统告诉记者,他还拿不准是否会禁止英伟达向中国销售更多芯片。与拜登政府的官员一样,特朗普的顾问也担心这些芯片会帮助中国企业追赶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

据四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提醒英伟达,称其计划禁止该公司销售面向中国市场的最后一款人工智能芯片。

这些知情人士表示,负责出口限制的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邀请黄仁勋到马阿拉歌庄园跟总统见面,进行最后一次说服。四位知情人士表示,在一场每位宾客收费高达100万美元的烛光晚宴上,黄仁勋试图说服特朗普不要限制对华芯片销售。他解释说,英伟达所涉芯片H20的性能远低于它销售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失去中国市场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并助力中国的竞争对手。

后来听取谈话简报的政府官员认为,黄仁勋淡化了其芯片的实用性。H20芯片配备了能够处理复杂请求的大容量存储器,而中国客户已经为这款芯片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两周后,政府向英伟达发函,叫停该芯片的对华销售。

但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长期在硅谷投资、现已成为白宫人工智能“沙皇”的戴维·萨克斯比政府内其他人更能接受黄仁勋关于中国的立场。萨克斯不认同拜登政府另一项管控全球人工智能芯片销售的规定。他还质疑华盛顿关于向国外销售人工智能芯片将对美国不利的共识。

这些人说,黄仁勋开始定期与萨克斯以及在政府中负责人工智能事务的斯里拉姆·克里希南进行沟通。在华为宣布推出名为CloudMatrix 384的新人工智能系统——其性能可媲美美国产品——之后,黄仁勋对华为的担忧开始引起萨克斯的共鸣。

4月,在华盛顿的一场会议上,黄仁勋敦促政府放宽对芯片销售的限制。“中国并没有落后,”他说。“他们比我们领先吗?中国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之间的差距微乎其微。”

随后,黄仁勋与特朗普一同出现在白宫,宣布英伟达将向美国制造业投资5000亿美元。在英伟达高管后来称之为计划外的发言中,黄仁勋笑着说:“坦白讲,没有总统的领导、他的政策支持,以及,非常重要的是——他的大力鼓励——美国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不可能达到如今这样。”特朗普则在一旁面带得意的笑容。

次日,黄仁勋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对海外芯片销售的限制。据两位熟悉会议情况的立法助手透露,他批评了拜登政府限制芯片销售的规定,警告称禁止向中国销售芯片对美国有害无益。对于中国初创公司DeepSeek(该公司今年推出了可与美国相媲美的人工智能系统,令科技界震惊)是否使用了英伟达技术这一问题,他也巧妙地回避了。

“他的目标始终是从根本上提供决策者或华盛顿其他政界人士需要听取、希望听取的信息,并解答他们的疑问,”英伟达总法律顾问蒂姆·泰勒说道,那次他陪同黄仁勋前往华盛顿,“他确实做到了。”

四位知情人士表示,在随后的几周里,萨克斯协助废除了拜登政府一项对英伟达向全球各国销售芯片数量设置上限的规定。这一举措为萨克斯帮助英伟达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销售芯片扫清了障碍。

5月,黄仁勋与特朗普一同前往中东。此时已成为黄仁勋盟友的萨克斯促成了一项重磅交易——英伟达每年交付数十万当今最先进的芯片,助力阿联酋打造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枢纽之一。

两位知情人士称,在销售过程中,萨克斯和黄仁勋开始用同样的理由推销人工智能芯片。他们表示,为了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美国政府应当鼓励各国购买美国技术,而非给各国理由去购买类似的中国技术。

在那次中东之行中,特朗普称黄仁勋为“朋友”,这在英伟达内部被视为一个重大突破。

但黄仁勋并不满足于在中东取得的成功,他还希望重返中国市场。

与阿联酋达成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后不久,黄仁勋前往台湾参加一年一度的计算机大会。他在会场外对记者表示,华盛顿对华销售芯片的管控,只会让中国企业变得更强大。

“总而言之,出口管制是失败的,”黄仁勋说。

上周,黄仁勋回到华盛顿,会见了智库领导人、政治记者和白宫官员。他传达的信息与他和萨克斯中东之行后倡导的信息很相似:应鼓励世界各国依托美国的芯片和软件进行开发。

“美国的技术栈应当成为全球标准,就像美元是各国发展所依托的标准一样,”黄仁勋上周在华盛顿接受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的播客采访时说。

两位熟悉会面情况的人士称,上周在椭圆形办公室,黄仁勋向特朗普传达了同样的信息。萨克斯坐在旁边给予支持。在这场近一小时的会面结束时,特朗普表示英伟达的芯片可以重返中国市场。

卢特尼克在CNBC上表示,这一批准与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有关,中国最近已同意向美国公司供应稀土磁体。他说,这个策略是向中国企业出售英伟达第四顶尖的芯片,这样 “他们就会对美国的技术栈上瘾”。

几天后,黄仁勋来到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客户英伟达将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黄仁勋现在是全球第六大富豪,他和蔼地与记者聊起了他与特朗普的关系。现场气氛一片欢腾。

BBC:台湾立法委“大罢免”选举分析

编者按:2025年7月26日,台湾将举行史无前例的立法院立法委大罢免选举。该选举将决定24名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高虹安的去留。“国民党立委若被罢免超过六席,可能改变立法院当前“朝小野大”政治格局,使民进党再次“完全执政”。而民进党的“完全执政”只能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本文2025年7月19日由BBC中文网站发布,本站转发供读者参考。

在台北市街头,罢免选情正在升温。巨大的“同意罢免”和“不同意罢免”布条在路口并列,手摇旗帜的支持者、宣传车和政治人物,忙碌穿梭街头巷尾。

上述情景也在台湾其他多个县市发生。距离台湾举行首次全国性“罢免”投票仅剩一周,该选举将决定24名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高虹安的去留。

多名政治学者向BBC中文分析,这场选举比过往都难以预测,“投票率”将关键影响选情,而民众对个别立委的“仇恨值”及“民众党选票”流向,也是影响结果的变数。

目前正反两方都在积极动员支持者出门投票,国民党立委若被罢免超过六席,可能改变立法院当前“朝小野大”政治格局,使民进党再次“完全执政”。

罢免的“投票率”门槛

台湾将于7月26日举行24场立委罢免投票。

相较过往针对市长或单一民意代表的罢免案,这次为台湾民主政治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免选举,约占全国立委选区的三分之一,并主要集中在北部和都市地区。

目前所有面临罢免的立法委员,都是2024年当选的国民党籍立委。

多名政治学者告诉BBC中文,这是场“无前例可循”的选举、“情况尤其难以预测”,地方选民参与罢免的“投票率”是决定结果的关键。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萧怡靖告诉BBC中文,罢免投票率通常低于选举投票率,会参与罢免投票的选民,需要更强的动力,包含较高的公民意识、政治参与兴趣。

2020年、2024年台湾立委投票率分别都超过了7成。近5年来,几次罢免选举投票率则为4至5成。

萧怡靖解释,支持罢免方通常有较高投票意愿,“因为罢免成功可以参与补选”,有改变政治现况的机会;另一方则是在维持,属于防守状态。

但他说,即使罢免方诱因较高,仍不同于参与一般选举,“选举是投给认同的候选人,罢免则是看仇恨值,选民还要讨厌该立委到一定程度,才会去参与投票”。

台湾罢免选举与一般选举机制也有所不同,包含了“投票数”的低标。

根据台湾《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通过罢免必须达成两项门槛:一是“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二是“同意票数达原选区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

简言之,即使投票结果是同意罢免大于不同意,若人数不达门槛,一样无法形成罢免。

2022年,时任无党籍台北市立法委员林昶佐的罢免案,就是同意罢免票数大于不同意票数,但同意票数未达该选区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因此罢免失败。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刘嘉薇告诉BBC中文,罢免方成功推动两阶段连署,气势较强,但声势未必能展现在“投票人数”上,加上投票日期时值暑假,也会产生影响。

她预估,这次24席中,只有约两至三席会被成功罢免,未必符合提起罢免的公民团体所期待。

蓝绿“拼动员”的考量

台湾立法院自2024年大选后呈现“朝小野大”的局面,两大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联手推出多项法案引发部分民怨,朝野在国会高度冲突对立,公民团体自主发起罢免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这场罢免选举被认为可能使台湾立法院的政党版图重新洗牌。

目前立院最大党国民党共有52席立委,民进党51席,2席无党籍立委属泛蓝阵营,若有“六名”蓝营立委在罢免、补选过程中,被绿营立委取代,民进党就能取得单独过半的57席,摆脱“朝小野大”困境,使民进党重回“完全执政”。

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蔡荣祥向BBC中文表示,现阶段无论罢免方或反罢免方,都正在积极动员支持者出门投票。

蔡荣祥透过整理2024年立委选举得票数及罢免门槛等数据,预估有八名立委“被罢免的机会较大”。

他解释,罢免选举只有“同意罢免”和“不同意罢免”两种选项,这些当初因绿营分裂或无党籍分票才当选的蓝营立委,选情“相对最危险”,只要偏向绿营的支持者被整合、大量参与投票,通过罢免的机会就相对较高。

“蓝绿基本盘接近的地方,国民党没有动员一定比例,也有可能会被罢掉,这次是‘热战’,最终要看两方动员对决状况。”

“仇恨值”的影响

罢免选举是投“仇恨票”,因此“仇恨值”较高的立委是这次的重点。

政大学者萧怡靖说,这些立委在媒体曝光度高,由于立法院坚持党团立场、时有争议发言,而激起公民团体或民进党阵营的反感。

专家观察,党团总召花莲县立委傅崐萁、台北市立委徐巧芯和王鸿薇等,都是在网络上负面声量高、仇恨值高的立委。其中,傅崐萁、王鸿薇因为立场亲中,在公民团体定调罢免为“抗中保台”的论述下,特别成为目标。

随着投票日期接近,台湾蓝绿两党也表态公开动员。

台湾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日前强调民进党“必须与公民力量同行”,认为这波罢免潮是台湾人民对国家安危的回应。另外,由罢免团体发起的“护国大遶境”,赖清德亦下达动员令,要求全体党公职以实际声援。

政治学者刘嘉薇指出,国民党透过去年基隆市长谢国梁“成功反罢”的经验,这次也积极应对罢免选举,除了回归选区动员“基本盘”,也在立法院提出增加国定假日“还假于民”、普发现金一万元“还税于民”等法案,试图以“民生经济牌”说服支持者。

选举研究学者萧怡靖分析,国民党和民进党内部团结度将影响两方动员情况,国民党部分面临罢免的立委,因为派系分裂、有不同声音,还能观察到有同党籍人士参与罢免游行;民进党方面,也因为涉及后续“补选”人选问题,若无法形成共识,就可能影响动员结果。

“如果这位立法委员当时在党内初选就面临高度竞争,那这次大罢免,党内市议员、同党籍人士跟支持者会不会出来支持他?”

民众党“选民”流向何方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政治学家郭泓均(Raymond Kuo)向BBC中文表示,投票率将这场罢免选举的关键,尤其是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动员情况,“但变数在于民众党”。

民众党现为立法院第三大党,有八个席次,在两大党席次都未过半的情况下,被视为“关键少数”。

他解释,2024年总统大选中,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的得票率高于政党票,“代表许多选民是为了他而投票”,但柯文哲并未参与这次罢免,“这些选民会投票给谁,甚至是否会投票,可能是关键因素”。

萧怡靖也指出,民众党支持者投票倾向并不一致,该党支持者多数为年轻选民、对蓝绿两党没有倾向,“他们有可能投下罢免票,但民众党也有人支持国民党,过去大选有蓝白合呼声,加上柯文哲的案件,有些民众会忿忿不平”。

也因此,即使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多次为国民党站台,试图动员其支持者反罢免,选民的投票意向还是分裂且难以预料。

刘嘉薇分析,民众党起初不愿表态,内部有所争执,但发现“不加入这一次罢免,会没有声音”,选举结果也攸关其存亡,“如果未来国民党失去优势,民众党跟国民党加在一起仍低于民进党的席次,关键少数也就不再关键”。

民主的活力与隐忧

这波罢免潮自2025年初酝酿,最终成为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免行动。

除了7月26日的罢免选举,第二波罢免选举也将在8月23日举行,另有7件蓝委罢免案,将在当天和“重启核三公投”一同进行投票。

政治学者郭泓均认为,这场罢免行动最初主要是由社会运动与独立非政府组织推动,彰显了“台湾公民社会的活力”。“至少在初期,民进党和反对党一样对这些行动感到意外,并未主导。”

他指出,若这次有超过六名蓝营立委遭罢免,最直接的影响是,至少到补选之前台湾将再次出现“完全执政”。“关键在于民进党如何运用这段时间。我预测他们会通过国防预算增加,以回应美国要求将国防支出提高至GDP的3%以上,也可能让先前提名的宪法法官上任。”

对于台湾接续的罢免行动和政治发展,郭泓均认为,值得期待的方向是促使台湾各政党专注于内部改革、组织强化,以及深化与公众与党员的制度性互动,“政党越能代表并回应公民,就越有可能在关键政策上找到可行的妥协”。

但他也指出隐忧,罢免行动可能开启未来选举中“自动罢免”的先例。“政治人物等于要赢两次选举:一次是正式选举,一次是一年后的罢免。长期来看,他们实际上只有一年时间能推动政策,这对民主治理不利。”

选举学者萧怡靖认为,罢免选举若成为“政治竞争”工具,对台湾民主政治将有负面影响,“台湾会不断进行政治动员,对整个发展来讲是高度的内耗”。

“中国冲击2.0”比上一次严重得多

编者按:2025年7月14日,《纽约时报》英文版发表本文,题目是“We Warned About the First China Shock. The Next One Will Be Worse”。次日,该报中文网站发表该文的中文翻译,题目是“‘中国冲击2.0’比上一次严重得多”。文章的两位作者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David Autor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经济学教授Gordon Hanson。他们都因研究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如何重塑美国劳动力市场而闻名。本站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

1999年至2007年间,中国首次颠覆美国经济时导致美国制造业近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流失。这场被称为“中国冲击”的现象由一个非同寻常的进程所驱动——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转变迅速将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从集体化的农村农场转移到资本主义的城市工厂。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浪潮瓦解了美国许多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地方经济基础,比如曾经自诩为世界运动衫之都的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以及自诩为世界家具之都的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二十年过去了,当地劳动者仍未走出失业阴霾。尽管这些地区经济开始复苏,新增岗位却多集中于低薪行业。与此同时,纺织、玩具、体育用品、电子、塑料和汽车零部件等数十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然而,大约在2015年前后,中国完成了毛泽东式经济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型,这场冲击开始趋于平缓。此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开始反弹,在奥巴马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总统执政期间都在持续增长。

那么,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还在谈论“中国冲击”呢?其实我们也希望不用再谈。我们与苏黎世大学的戴维·多恩合作,在2013年2014年2016年发表了研究成果,首次详细阐述了中国进口竞争如何通过导致就业和收入的永久性下降重创美国部分地区。但现在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政策制定者花费了太多时间回顾过去,执着于打上一场战争。他们要做的应该是把更多精力用来对付正在浮现的新一轮中国冲击。

剧透一下:这次冲击可能要严重得多。

中国冲击1.0”是一次性事件。从本质上讲,中国只是明白了如何做它几十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在美国,这导致了不必要的痛苦失业。但美国本来就不会在Temu上卖网球鞋或组装AirPods。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大军据信远超1亿,而美国只有1300万。认为美国能够——甚至应该——同时在半导体和网球鞋等领域与中国竞争,这种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

正在加速逼近的“中国冲击2.0”标志着中国从弱者蜕变为强者。如今,中国正强势进军美国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创新领域:航空、人工智能、通信、微处理器、机器人、核能与聚变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太阳能、电池技术。掌控这些领域意味着多重红利:高利润与高薪职位创造的经济收益;引领技术前沿获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掌控未来战场的军事优势。通用汽车、波音和英特尔这些美国的国家旗舰企业虽然辉煌不再,但它们如果真的消失,必将让人体会到它们曾经的举足轻重。中国的技术愿景已在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乃至日益于东欧重塑政府与市场格局。随着美国退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孤立主义,中国的影响力预计将进一步增长。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新的中国模式则不同以往,现在是它的民营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中国构建起一套高效灵活却成本高昂的创新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市长、省长等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从粗放的GDP总量增长指标转向特定先进产业的增长。

在成为中国第二大电动车生产基地之前,合肥只是贫困内陆省份一座毫不起眼的省会城市。通过设立风投资金,押注困境中的电动车企,并加大对本地研发的投入,合肥在短短五年内就一跃跻身中国的一线工业城市之列。

中国已多次创造此类奇迹。全球最大、最具创新力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电动车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无人机企业(大疆)和太阳能硅片制造商(隆基绿能)生产商,都是成立不到30年的初创企业。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取得压倒性的技术和价格领先地位,并非因为习近平主席下达的指令,而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工业政策推动下的“经济达尔文主义”中脱颖而出。世界其他国家尚未做好与这些顶级捕食者竞争的准备。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嘲笑中国的产业政策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空中客车的缓慢起飞,或是Solyndra(一家破产的美国太阳能公司)的黯然退场。殊不知更该仰望的,是盘旋在乌克兰上空嗡嗡作响的大疆无人机群。

当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耗尽时,“中国冲击1.0”注定会减弱,这在当前已成现实。中国在服装和大众家具等行业的增长已落后于越南。但不同于美国,中国没有回头哀悼其失去的制造业实力,而是正将重点放在21世纪的关键技术上。与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不同,只要中国拥有资源、耐心和进行激烈竞争的自律,“中国冲击2.0”就会持续下去。

如果你怀疑中国的能力或决心,那你就错了。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资助的独立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在2003年至2007年间,美国在64项前沿技术中有60项领先于中国,而中国仅三项领先。但在最新的涵盖2019年至2023年的报告中,这一局面彻底反转:中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领先57项,而美国领先的只有七项。

美国的反应是什么?基本只有关税:同时对所有东西、所有国家征收关税。这种策略即便用来应对20年前美国输掉的那场贸易战都嫌拙劣。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我们或许真能重获那些生产网球鞋的工作。若再进一步,到2030年,我们可能会在得克萨斯州组装iPhone,这项工作非常乏味,工资也很低,讽刺报纸《洋葱报》曾调侃说,“中国工人唯恐自己永无被机器取代之日。”

单靠关税永远无法让美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创新之地。关税固然该纳入贸易武器库——但应该作为精确武器,而不是无差别杀伤的地雷,同时重创敌人、朋友和平民。

那还有别的选择吗?在我们十年前进行中国研究之前,我们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认为,自由放任的贸易策略优于其他混乱的替代方案。现在我们不再这么认为了。美国对“中国冲击1.0”的应对失策告诉我们,需要更好的贸易战略。更好的战略是什么样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凡事力求简洁,但不能过分简化。我们无意给出过度简化的答案,谨此提出四大核心原则。

首先,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中国的大部分困境也是我们的商业盟友共有的。我们应该与欧盟、日本以及同我们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许多国家(如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步调一致,而不是因为它们竟敢向我们出售我们想要购买的产品,就用高昂的关税惩罚它们。如果电动车关税是由一个美国牵头的广泛自愿联盟采取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同时,我们应该鼓励中国的电池和车企赴美建厂,就像中国在过去30年里吸引美国大企业在那里设厂一样。为什么要邀请这些无情的竞争者来到美国的土地上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经常援引“鲶鱼效应”——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刺激弱小的国内“沙丁鱼”游得更快,否则就会被吃掉。当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还是沙丁鱼时,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就成了它们的鲶鱼。如今特斯拉在中国不再是一条鲶鱼,而越来越像一条惶惶不安的沙丁鱼。

邀请中国在美国生产是否会引起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自己开采稀土金属,禁止使用华为的网络设备,用实力雄厚的日本和韩国盟友提供的船只和货物起重机对我们的船队和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领先产业拒之门外,我们就只能面对本土的平庸情况。

第二,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积极推动新领域的实验与创新。选择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行业(无人机、先进芯片、核聚变、量子、生物科技),并对其进行投资。然后采取“中国模式”,即美国政府设立大型风投基金,不渴求单个企业或项目的成功率,而着眼于培育新兴产业方面的整体成功率。

这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为我们带来了喷气推进技术、雷达和量产青霉素方面的重大进展)、登月竞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设计了安全往返的计划)和曲速行动(联邦政府与大型制药公司合作,以创纪录的速度研发出新冠病毒疫苗)当中都起了作用。

这些新的生态系统将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可靠而廉价的能源供应、稀土、现代航运和拥有充满活力的STEM项目的大学。这将意味着撤回对煤炭和石油等传统行业的补贴,恢复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欢迎而非妖魔化愿意帮助美国进步的外国优秀技术人员。在这一点上,我们主张在美国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战略投资机构,类似于美联储,但针对的是创新而不是利率。

第三,选择可胜之战(半导体)与必守之地(稀土),进行长期投资以取得理想的结果。美国政治体系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就像吸食可卡因的松鼠。它如此频繁地改变奖惩措施,以至难以产生积极成功。不管你认为拜登总统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是否值得,但像最近的国内政策立法所做的那样,在气候技术方面的所有新投资启动三年后就大举撤裁,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同样,像特朗普呼吁国会所做的那样,草率地终止优秀的、为振兴国内半导体制造业而成立的“芯片与科学”团队,美国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领导地位必将受损。两党一致认为,对抗中国对于经济未来的安全至关重要,这为我们的经济政策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带来了一丝希望。

第四,防止下一次重大冲击造成失业的破坏性影响,无论冲击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地方(你听说过人工智能,对吧?)在过去20年里,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此期间,我们了解到,通过联邦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延长失业保险和工资保险,以及社区大学提供适当类型的职业和技术教育,可以帮助失业工人重新站稳脚跟。然而,我们执行这些政策的规模太小,针对性也太弱,无法发挥很大作用,而且我们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不可原谅的是,国会在2022年取消了对贸易调整援助的资助。

没有任何经济政策可以使失业变得毫无痛苦,尤其是当失业使你所在的行业或家乡失去元气的时候。但是,面对行业崩溃,我们最好的反应是让失业的工人迅速找到新的工作,并确保那些带来美国净就业增长的年轻小企业做好准备。关税只能局限在保护老牌制造业,非常不适合这项任务。

我们正面临重大的利益攸关时刻。我们盯着后视镜,却看不清前方的路。我们当前道路上的一些里程标志包括美国技术、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的衰落。应对“中国冲击2.0”需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而不是舔舐伤口。我们必须培育具有巨大创新潜力、由公私部门共同投资的产业。这些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大有可为,中国早在十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必须停止纠缠过往贸易战,去迎接当前的中国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