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新  来源：七彩娘娘

3月30日，美国德州 Carrollton的一所初中里，六年级的社会研究课(Social Study)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测验。

测验里有这样一道题：“下面这几项中国的常见事中，哪一项是正确的？”

问题之后给出了三个答案。学生们必须选择一个。

答案一：在中国，如果有人在餐馆里打嗝，割掉他们的嘴唇是常见的。

答案二：在中国某些地区，如果有孩子偷了一块糖，抽打他们50藤条是常见的。

答案三：在中国的某些地区，人们吃猫和狗是常见的。

Joy Lim是德州Richmond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看到妹妹的测验题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当即把这道题放到网络上，并且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我看到这个消息后，写了一篇文章：比暴力更可怕的歧视。之后我收到了一些反馈。有些人说：吃猫吃狗在中国是事实啊，为什么这么愤怒呢?还有人说：测验写的是中国的某些地方，与在美的华人关系不大啊。

Samuel Lee是这个学区的一位教师。他看到这个事情后，写了长长的一个帖子，发到他的脸书上。

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现全文翻译如下。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在上班的时候流泪了。今天打破了这一连胜纪录。

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以下推文，其中包含来自我所在的学区一所中学的六年级社会研究测验的屏幕截图。

在确认了这个测验实际上是真实的，而不是某种恶作剧之后，我有以下疑问：

-这个问题到底是如何出炉的?

-当天的课程内容到底是什么?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和文化可以传授的所有知识中，对我们11岁的孩子来说，这个测验题展示的事情，是否是了解另一种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班上那些AAPI(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学生在阅读并回答此问题的感觉如何?

你们中有些人可能想知道，这个测验题到底有什么错啊?他们在中国不吃猫狗吗?

问题在于，这些答案都是非人性化的场景，或者是会强化负面刻板印象，或者是完全背离事实的。

如果测验题的重点是中国文化规范，为什么没有一个答案能以积极的眼光描绘中国人?如果我们想扩大学生们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则应该在尊重其他文化和心怀谦卑的情况下进行。而这些答案却让那些歪曲了其他文化的思想大行其道。

我是否认为出这个测验题的人是故意为了伤害他人?当然不是。但是我会说100次：无意并不代表无辜。如果我不小心将购物车撞到了您停放的汽车上，修理的费用不会因为我不是故意的而减少。后果已经造成了。

在办公室里哭了之后，我立即反省自己是否反应过度了。别大惊小怪了，Samuel，没有人因此死去;没有人使用了真正的种族侮辱词语。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这件事仅仅是引爆点。水闸已经打开。

昨天，一名65岁的菲律宾裔妇女在纽约市的一条人行道上被殴打，并被吼道“你不属于这里”，而附近一栋大楼的保安则关上了门;在亚特兰大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中，有6名韩裔和中国裔妇女丧生，但警方却认为主要是与凶手的“性诱惑”和他的“糟糕日子”有关;一名84岁的泰国裔男子被猛烈推倒在地后死亡;一位64岁的越南裔祖母在为春节做准备时遭到殴打和抢劫;一位61岁的菲律宾裔男子乘坐地铁时，被人用开箱刀横划过脸。

(被歹徒用刀横划脸颊的菲律宾裔老人)

从去年三月的时候，一个八年级生开了一个关于我父母和冠状病毒的玩笑;到去年八月的时候，在Nordstrom商店，我身后的三个女人高谈阔论地说着“ CHI-na!CHI-na!这家商店的一切都来自CHI-na!”然后在我转身望向她们之后，谈论声变成了尖叫的笑声;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无数次有人对我说“ Ching Chong”;到我被问到是否因为我的眼睛小，所以我的视野也比较窄;一直到了“功夫病毒”。

这就是我哭泣的原因。是的，我哭是因为测验题，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测验题。

我的学区今天发布了官方声明。

但是，我们面临问题的比一道测验题，比三名老师，比一个所谓的多元化培训计划都要大(作为学区雇员，我才从学区声明里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培训计划)。

我对这几个老师不是很失望。在大流行病期间，教学所具有挑战性和艰难低落，超出了任何一个不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的想象。在没有机会学习和做得更好的情况下，我对那些解雇和打倒这些教师的讨论都不感兴趣。

相反，我对我国历史上更大的种族主义力量感到愤怒，是种族主义导致了这些对待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由来已久的偏见，并将亚裔视作永远的外国人，既不是完全的美国人，就连完全的人类也不是。

您可能知道一些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比如华人修建铁路，1882年的排华法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大规模拘禁。但是你知道1871年的华人大屠杀吗?你知道The Page Act吗? 你知道The Rock Springs大屠杀吗?你知道被杀害的陈果仁吗?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历史中，亚裔美国人一直被误解，侮辱，畸形迷恋和谋杀。

(1982年被殴打致死的陈果仁)

那么，“功夫病毒”一词在美国出现，难道令人吃惊吗?

如果我们的国家一向有歧视亚裔血统的人的历史，那么，当一道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一个工作过度，薪水不足的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测验中时，我们真的会感到惊讶吗?别忘了，就是我们这个学区，在去年6月(BLM期间)重新发布官方声明时，忽略了“种族主义”一词，并偷偷删除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名字。

让我再说的清楚一些：反亚种族主义，仇恨和暴力已根植于我国的土壤。问题是，你和我，将如何面对？

(Samuel Lee，来自脸书)

这位亚裔教师所说的，正是我想表达的。

这道测验题，不是几个中学生搞的中国文化兴趣小组，想探讨一下中国的饮食文化;不是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想揭示一些中国的“丑恶现象”。“社会研究”是美国公立学校6年级的必修课。那么，向这些11、2岁的孩子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灌输些什么样的知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看看那些得知了这个事情之后的留言，几乎是一边倒的谴责和愤怒，就可以看出，这道测验题的设计，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教学”、“公正中立”的底线。

这些谴责的人们，愤怒的家长，并不仅仅是华裔，很多是白人，非裔，拉丁裔……

而最早发现并且把这个测验曝光的女大学生Joy，则是韩裔。

这道测验题，不光是在美国华裔感到了冒犯，它是对于绝大多数认同种族平等的人们的冒犯。

它必将是这个学区的一个污点。

达拉斯华人联盟(DFWCA)在网上发起签名抗议(见文末)，目前已经有1万多人签名。Joy在4月1日的时候，也来到学区的教育官员面前，提出了对于这个事件处理的一些希望，包括立即开除几位教师，学区正式道歉，采取措施进行真正的多元文化教育等。

目前学区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这个“测验题事件”，也让我们意识到，亚裔面临的困境，远远比想象得要大。

Samuel Lee说：我哭是因为测验题，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测验题。

大家知道吗?5月份是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说实话，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最近才知道这个事。

2月份是Black History Month，3月份是Women’s Month，6月份是Pride Month。这三个群体，每年都会有许多许多活动。3 月份Women’s March 大游行，6月份的LGBTQ大游行，都是全国范围的，在纽约等大城市的参加人数往往都是几十万上百万。2月份的Black History Month, 各种展览、活动，从月初到月尾不断。

但是，5月份，却一直是静悄悄的，可见，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

既然反亚种族主义，仇恨和暴力已根植于美国的土壤，那么，除了勇敢地对那些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行为进行抗议和反击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正面宣传亚裔文化和传统，展示亚裔对于这个国家的各个层次的贡献，消除各种偏见和无知，树立积极向上的亚裔形象。

黑人的地位，妇女的地位，LGBTQ群体的地位，并不是别人送到他们眼前的，是靠他们多年的抗争，才有了今天的成果。

亚裔的未来，也要靠自己的双腿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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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Asian-Hate in Classrooms! 请到下面的网站签名抗议，要求学区回应：

1.开除种族歧视教师;

2.学区正式道歉;

3.提高教师种族敏感教育和素质。

https://www.change.org/p/carrollton-farmers-branch-isd-stop-asian-hate-in-classrooms-carrollton-farmers-branch-isd-must-answer

来源时间：2021/4/7   发布时间：2021/4/6

旧文章ID：24692

作者：彭晓光  来源：《环球财经》杂志

彭晓光：环球财经副社长

前言

如何定位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都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本文仅是一家之言，谨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之所以判断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是基于：一，未来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国存在经济总规模超过美国的可能(虽然届时中国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且综合国力弱于美国)，而且，中国还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二，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霸权国家的本能，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锁定的对象，几乎只能是追赶自己的中国。

这个锁定，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为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被英语民族霸权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即使在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1950年代，美国依然坚决地锁定苏联为其“头号挑战者”;措手不及，对美国而言，是美国(仅仅在几年前)还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有潜力，总规模超过自己也是遥远的两代人以后的事(还未必超得过)，同时中国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将很快“皈依”美国，显然，美国对未来10～15年可能发生的进程是严重缺乏心理准备的。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也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很快就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也严重缺乏心理准备(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联，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达到美国的2/3以上，由于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数字为美国的60%弱。)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承认中美关系走向质变，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挚的爱国者，他们不愿意看到，近现代史上英语民族世界霸权(主动或被动)的挑战者，法、德、苏、日失败的命运降临在自己的祖国。

但是，我们必须抛弃虚幻的一厢情愿，冷静理性地面对这个多少有些残酷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捍卫自己绝对霸权，“决不当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极为坚定顽固的，除非中国放弃自己神圣的和平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发展速度，降低发展质量)，否则，美国对中国的锁定，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被英语民族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如果自己意识不到或意识模糊，那就必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意味着美国主动挑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会大大升级——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货币金融经济及地缘政治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包括日本、韩国及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动作，都需要放在这个背景下去把握和应对。

但是，中美关系的质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认为这场质变和博弈必将导致中美全面冲突和战争的观点，是机械宿命论。

历史地看，英语民族捍卫世界霸权中针对其他世界大国的战略，总体而言是谨慎和保守的，这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因为任何重大的战略失误，都可能导致英语民族同被其锁定的“头号挑战者”两败俱伤，其他力量中心“渔翁得利”获得世界霸权的局面。过高估计英语民族的力量，同过低估计一样都是危险的。

极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最近公开警告，美中两国必须防止双边关系重蹈上世纪英德关系的覆辙，对这个警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询问：谁将扮演上世纪美国“渔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呢?(认为英国心甘情愿将霸权让给美国的观点，是对“霸权”概念毫无常识的天方夜谭。)

按是否成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个标准，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三位历史巨人是与英语民族霸权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尔巴乔夫则是失败者。新中国之所以成为同英语民族霸权博弈迄今为止惟一没有失败的世界大国，是因为毛主席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成功战略(抗美援朝，邀请尼克松访华)，而后来的几代中国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这套成功的博弈战略，与此相反，德国、苏联后来的失败，恰恰是俾斯麦、斯大林的继任者背弃了他们的成功战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红利”的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向前辈和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精神、智慧和物质力量，正视走向质变的中美关系，迎接这场压力巨大、考验空前的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并最终能够在更均衡稳定的基础上，重建对两国和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美关系。

三步曲英语民族与法德苏日的博弈

一、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

除了对拿破仑法国和“二战”后苏联的锁定几乎毫无悬念外，英语民族其他几次锁定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与反复，因为错误的锁定对其霸权而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一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一战”前，英国拥有世界霸权，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沙俄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殖民地，威廉二世德国在工业、海军和殖民地争夺方面也表现得咄咄逼人。最终，英国锁定了德国，但有一个事件可以证明英国选择的犹豫反复和艰难：仅仅在“一战”爆发前十年，英国还支持日本打败了(十年后“一战”中自己的盟友)沙俄，而德国在战争中则支持沙俄，德皇差点利用日俄战争，通过“毕由克条约”把沙俄拉进自己人的阵营。

“二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锁定：这次英国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选择，美国、苏联两个“幕后”大国实力强大，英日同盟早已解体，张伯伦长期对德国绥靖完全是因为迫不得已;在欧洲同德国迎头相撞，两败俱伤，不仅可能使苏联红军“席卷欧洲”，还可能导致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落入美、日手中，最终，英国再次锁定了德国，并在战争中赔上了自己的世界霸权。

冷战后美国对“头号挑战者”的锁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是美国急于“和平演变”的头号目标，但消化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迎接日本激烈的经济竞争，阻止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坐大，使得美国根本无力将目标专注于中国，布什—切尼在2000年大选中猛烈攻击克林顿给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机会，但他们上台不久，就爆发了“9·11事件”，他们设想通过战争控制中东、中亚，加强同中国及其他大国的博弈筹码，结果却是把美国引入了泥潭。

二、 组建全球包围同盟

锁定“霸权头号挑战者”后，英语民族立刻就启动组建全球包围同盟的程序，不惜出让重大利益，拉拢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自己的主要对手，这包括联合德(普)俄组建反法同盟，联合法俄、法苏组建反德同盟，“二战”后联合德日组建反苏同盟等。

显然，不组建包围同盟，自己同“头号挑战者”迎头相撞，就不仅必然给其他力量中心以取代自己霸权的机会，甚至自己还有被“头号挑战者”打败的危险，多次成功组建包围同盟，证明了英语民族是国际政治舞台上高明的组织者。

三、 推动“同盟者”首先走向对抗战场

仅仅组建包围同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盟条约可以在一夜之间作废，英语民族充分利用自己天然的地缘优势，把“隔岸观火”的特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创造各种条件(包括利用“头号挑战者”的错误)，首先把自己的“同盟者”推向对抗的战场：打败拿破仑大军的主力是沙俄，一战消耗德国陆军主力的是法国、沙俄，二战打垮德国陆军主力的是苏联红军，冷战如果转化为热战，欧洲日本肯定先于美国成为战场……

英语民族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先于“同盟者”走向同“头号挑战者”对抗的战场，那么自己不仅存在被打败的危险，“隔岸观火”的“同盟者”同样有取代自己霸权的可能。

四、 法德苏日：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确实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全球性霸权，但这不是因为什么“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而是因为法德苏日都先后犯下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战略自杀错误。

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和普鲁士后，如果不入侵沙俄，那么英法博弈的结果还是难以预料的;俾斯麦通过与沙俄的“再保险条约”为德国的安全奠定了稳固的基石，如果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不背弃成功的“俾斯麦传统”，那么两次世界大战，即使英美联合力量也未必能动摇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使苏联成功打败德国纳粹，成功地在同美国霸权博弈中上升到超级大国的地位，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却使得苏联不战而败;同法德苏不同，日本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挑战，都没有单独成功的可能。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在英语民族与其挑战者博弈的200多年中，莫斯科扮演了决定命运的“力量支点”作用，这对直面美国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的中国而言，不无启示作用。

四个误区不愿承认中美关系发生质变

对美国捍卫绝对霸权信念的坚定性、顽固性和极端敏感性，中国是缺乏体验的，这就导致了若干认识误区。

误区一：即使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综合国力同美国也有很大差距，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捍卫者的正常思路是这样的：因为要分散力量面对众多的大国，所以某个综合国力弱于自己，但却在经济或军事领域迅速赶超自己的国家，就具备了成为“头号挑战者”的要件，如果放任这个国家综合国力超过自己，那就不再是挑战的问题，而是霸权转移的问题。

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的1890年代，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落后于英国，伦敦城地位高于纽约，皇家海军远强于美国海军，美国陆军则完全不值一提，美国的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欧洲，经济也呈现出粗放化、山寨化、盗版化特征，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幅员也远小于英国……但是，最终取代英国霸权的还是美国。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会千方百计阻止其他国家拷贝自己的成功经验。

误区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与美国为敌，永不称霸，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中国目前的政策，确实让美国锁定中国更为犹豫并难以凝聚国内共识，但影响美国决定的根本点，还是基本的国力对比变动趋势。

而且，在国际关系中，“A国不把B国作为主要对手，不等于B国也不把A国作为主要对手”。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把欧洲大陆的法国、沙俄(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甚至曾多次幻想同英国结盟，但这不影响英国把德国作为“头号挑战者”加以打击，因为英国认为，打败巴黎和莫斯科的德国将必然取代自己的霸权地位，而这是英国绝不容许的。

因为没有清醒认识到被英国锁定，所以背弃“俾斯麦德俄(苏)谅解传统”的德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致命战略错误。

同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不把美国当做对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美国以金融战、北约东扩等一系列手段，几乎把俄罗斯逼近死角。

误区三：中美有紧密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又共同面对众多全球性挑战，所以美国不会因此锁定中国。

霸权国家当然对具体的合作利益和解决国际问题高度关注，但捍卫霸权的本能，决定了其更关注其他大国同自己的相互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于，虽然美国是双边关系设定议题的主动一方，但和平发展的中国却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主动一方，对此我们中国人是缺乏敏感的，但美国人却并不缺乏敏感。

“一战”前英国锁定德国时，英德(普)有上百年多次共同反对法国而结成的历史传统友谊，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德意志人是完全的日耳曼同宗，英国的汉诺威王室来自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英德两国还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所以，当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时，德国上下对此感到无比震惊，痛骂英国是“向亲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表现是多么的幼稚)。

今天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密纽带，恐怕还不能说超过了当年的德英两国。

误区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皈依”美国，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的锁定。

如此肤浅的观点，除了极少数自由派之外，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就在眼前。

九个紧迫课题直面升级的中美博弈

还有少数人贩卖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间不相互打仗”的理论，我们以英美关系为例，两国算得上同文同种，有相似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者眼中，两国是渐进式自由民主的典范)，共同的法系，可美国独立战争后很快就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时，英国完全同情支持南方(沙俄倒是完全支持北方，并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支援舰队)。“一战”前的英日同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构成了阻碍，美国军方也多次制定修改对英作战计划……

假如不是德国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迅速崛起，很难想象后来英国会如此“宽容”地对待美国的发展。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战争，核武器和反苏是重要原因，但美国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绝对霸权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由此西方几乎所有大国都成了美国盟友——当然，按美国另一位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的逻辑，那无非是“仆从”、“附庸”的代名词而已。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后，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必将大大升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善良意愿为转移的。虽然美国把美中关系比作英德关系，但除非取得颠覆性军事技术突破，美国总体上还是指望像对付苏联、日本那样靠意识形态战争和货币战争击败中国。

同时美国不会放弃推动其他力量中心走向与中国对抗冲突的第一线，由于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全面经济战，升级中的中美博弈很可能发生在两国经济合作更加深入的情况下，从而给博弈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地缘政治军事

一 ，中美博弈下的世界其他力量中心

俄罗斯：极而言之，即使美国向俄罗斯做出巨大利益让步，将俄罗斯纳入反华包围同盟中，美国也根本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先于美国走向同中国的正面对抗。一个幅员世界最大，资源丰富，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本身就是对美国的极大制衡。

欧元区：欧元区在低碳新能源领域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可能性最大，与美国合作针对人民币进行汇率战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限度，因为欧元也是美元的攻击目标;如果美国与中国走向激烈的对抗，那么不管欧元区(德法等大国)如何表态，如何采取象征性动作，地缘优势地位决定了欧元区有资本在中美博弈中“隔岸观火”，这也对美国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印度：一方面，美国西方希望印度的发展能强于中国，否则印度作为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给美国西方的意识形态说教带来很大的难堪(国内某些自由派学者不顾基本事实，硬要论证印度的发展强于中国，这使他们成了公众眼中的笑柄);另一方面，让印度经济腾飞成为第二个中国，美国西方的世界秩序其实将更难以承受。

美国、英国的某些势力，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印度走向对抗中国的前线：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抗，甚至局部战争，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箭双雕的最佳战略。

同中国竞争是一回事，同中国全面对抗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的损失要远大于中国)，印度以其特有的夸大其辞攻击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美国西方索要政治、经济及军事装备的支持。

日本：日本在海洋权益方面依然会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在中美对抗中，主动或被动支援美军是一回事，在美国居于幕后“隔岸观火”的情况下，走上同核大国、自己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全面对抗的第一线，对日本而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战略自杀。

当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还将更为扩大和深入，但鸠山内阁的命运让中日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日本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和亚元区的建立，就基本没有可能。

二 ，日益多发的周边地缘冲突与经济合作资本流动的关系

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支持、挑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同中国的海洋冲突，迟滞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广度，阻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甚至制造东亚局部激烈的对抗冲突事件，引导亚洲资本大量回流美国，对美国而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选择，美国“重返亚洲”，美军提出的“空海一体”作战理论，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而言，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紧迫课题。

三 ，美军可能的颠覆性技术突破

美军在太空、反导、动能定向能、机器人、生物基因、地球物理、网络信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突破，将打破美国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平衡，使美国获得强行改变国际和平格局的有力筹码。对此，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并力争在最尖端的军事技术领域迎头追赶。

◆意识形态传媒

四 ，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近卫军：信仰的力量

需要清醒地看到，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有着强烈的称霸世界的宗教天命(当然，他们同盟内部也存在着毫无调和余地的“终极信仰冲突”)，这就需要中华民族和青年一代，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同样展现强大的“信仰的力量”。

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传统，加上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结，深深刻在了我们民族(包括青年一代)的灵魂深处，即使偶尔被商业社会的惯例所遮掩，在重大命运关头，这个强大的“信仰的力量”依然会自动展现出来，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

某些自由派文人认为，因为没有西方(基督教)宗教传统，所以中华文明现在处于“信仰缺失”状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信仰和宗教的无知(控制美国传媒的犹太民族显然更不会同意自由派文人们的这个观点)。

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存在“终极信仰冲突”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包容的“天下主义”精神信仰，对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五，“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

传媒战场

通过意识形态传媒战争，象击败苏联一样击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博弈方式，这决定了未来中美博弈，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突出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世界各国的舆情都呈现出了“习惯性批判”的特点，这使得全球的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对各国而言都更加复杂而难以驾驭。中国的网络舆情“习惯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痛恨腐败，二是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对被少数所谓专家歪曲的“韬光养晦”严重不满。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第三，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现在“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就是超级大国美国，迄今为止，面对远弱于自己的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公开挑战，也只能一再寻求国际间妥协的方式加以应对。各国都存在自己的“战略困境”，这是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复杂而真实的写照。

中美博弈的“持久战”性质，要求对公众坦率说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本质。“是锋芒毕露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好?当然是夹着尾巴做人好”，类似这样的解读不仅只能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是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的歪曲和抹黑，而且还缺乏逻辑常识，因为“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个真正正确的选项被遗漏了。

第四，以“借力打力”战术，应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制度及公众爱国主义的持续攻击。

在“习惯性批判”舆情背景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所以，对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挖空心思攻击中国制度和爱国主义者的言论，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借力打力”战术：把类似的事件和逻辑反用于美国、印度等所谓“民主大国”身上，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反应肯定是不惜歪曲事实，对中国和美印等采取双重标准，这样，他们就等于是公开撕下所谓“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暴露出洋奴媚外、毫无逻辑的本质。

原教旨自由主义者，作为“反面教员”，在持续催生公众爱国主义情感，破坏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方面，发挥了奇妙而特殊重要的作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重蹈苏联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货币金融

六，美国可能的全新金融战武器

依靠战胜日本经济挑战的货币金融战模式，战胜中国，对美国而言，同样是代价很小，收益很大的博弈选择。

但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控制资本”特点，使得美国无法照搬对日货币金融战战略战术，这次金融危机，被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工具(CDO、CDS等)，在重创美国西方金融体系的同时，都未能撼动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一定会针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设计全新的金融战武器，而对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也就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

七，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之路的重大意义与巨大困难

转变发展方式，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中国模式解决资源环境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中国人要充分认识到，同建成中低端“世界工厂”相比，建成高端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难度要大得多，而且，美国西方对此的“切肤之痛”也要敏感得多(美国，欧洲在同中国的战略对话中，都把“自主创新”列为单独的议题)，未来10～15年，围绕着中国的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同美国西方的激烈博弈也将大大升级。

◆中国内政

八，中国模式、人民民主与共同富裕

中国一方面要坚持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精神对中国模式进行重大改进和升级，这其中，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防止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模式以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形式破坏中国的稳定发展。

加大劳动收入的比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让内需有效启动，让中国的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成功应对中美博弈的关键。

◆美国内政

九，美国模式与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

被中国自由主义者捧上了天的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本质上不过是“资本控制国家”模式而已，黄光裕被判刑后，在美国一个大型网络论坛上出现了这些有趣的议论(大意)：

“什么，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那美国的一多半资本家和政客都该坐牢。”

“可惜这位中国首富生错了地方，要是他在美国，肯定会被捧为金融天才。”

“还可能被任命为政府主管，获得自由勋章。”

“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法律敢对首富判刑，在美国，官员和法官不过是富豪的门童。”

“美国的富豪和官员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唱起爱国歌曲《我自豪我是一个美国人》。”

……

这种激烈情绪的背后，不仅仅折射出美国社会普通大众与大资本尖锐的阶级矛盾，也折射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社会族群矛盾(传统白人社会、犹太裔、非洲裔、墨西哥裔等等)。

美国的阶级与族群问题的演进，对美国模式、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是一个紧迫又容易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质变、博弈后的中美关系重建

中美关系再平衡的重建，将主要基于以下因素：

一是中国成功顶住了美国在意识形态传媒及货币金融领域的进攻，没有重蹈苏联日本的覆辙;

二是由于俄罗斯、欧元区因为地缘优势可以“隔岸观火”，美国升级中美博弈受到极大制约，根本不敢同中国走向全面军事经济对抗之路;

三是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重蹈法国德国的历史覆辙，导致美国无力推动中国周边大国直接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接近，中美关系将可能迎来一个拐点，即美国认识到继续升级博弈将极大损害而不是加强美国的世界地位，这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更加均衡稳定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对这样的前景，我们目前抱谨慎乐观的期待。

来源时间：2021/4/6   发布时间：2010/10/13

旧文章ID：24687

作者：  来源：走出去服务港

【编者按】2021年3月12日，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网站发表评论文章，就目前缅甸危机可能演变出的九种可能情形进行推演，逐一分析并与缅甸近现代曾出现的历史情形进行类比。以下是ICOVER安投平台专家对该文章主要内容的摘译和概述，供读者参考。

01 背景介绍

2021年2月1日推翻缅甸民选政府的军方将领们，原本设想的是一次迅速、平稳且不流血的行动，以遏制前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NLD)的权力，并试图通过所谓的“纪律民主”模式巩固军方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然而，惊诧于目前缅甸民众对政变压倒性的抵制态度，军政府的镇压措施也愈加暴力，以期控制不断增多的抗议活动。

无论是缅甸军政府，还是缅甸反政变的抗议运动，双方都无法明确判断目前危机的最终结局。但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框架来分析潜在可能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分别会产生何等的具体影响。根据军方和抗议运动各自可能采取的3种不同策略，进行相互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得到(3×3=) 9种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形(见下方矩阵图表）。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双方各自阵营内的支持力量规模：缅甸军方依赖于一个范围较窄的支持根基，包括其商业伙伴、军官直系亲属、一小撮平民技术官僚，以及23个在去年11月缅甸大选中未能赢得议会席位、或声称在上届政府任期内被NLD边缘化的小众政党。而在另一方面，反政变抗议运动阵营包含的群体广泛，除NLD成员及其支持者外，还包括：少数民族青年、医疗卫生职业者和教师、学生、知识分子、民间社会组织、左翼团体、农民、工人和当地企业从业者等。

而目前旁观这场政治危机的20多个缅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团体(简称“民地武”)，总兵力约在8万到10万人之间，远远少于缅甸军队的人数 (截至2021年总兵力约为51.6万人，另有截至2018年约8万人的警察部队)。此外，各民地武之间在规模、合法性和与缅甸军方的关系上也不尽相同。

大体上讲，以靠近中国边境为基地的“缅北联合阵线”(Northern Alliance)中的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对军方政变的表态较少;而那些活跃在缅-泰(国)边境的民地武，包括由“克伦民族联盟”(KNU)等一些缅甸老牌武装团体领导的联盟，则公开谴责政变，并与反政变抗议运动的知名人物进行合作;而驻扎在缅甸西南部靠近孟加拉国边境的“若开军”(Arakan Army, AA)，曾在2015-2020年与缅甸军方交战;似乎是出于厌倦战争的原因，若开军没有谴责政变，也没有表现出计划撕毁与军方2020年底签署的停火协议的迹象。

02 缅甸军方的选择

矩阵图表的上方呈现了缅甸军方的三种策略，包括“不妥协”、“部分妥协”和“完全妥协”。只要军方能继续与国内和国际力量(尤其是俄罗斯、东盟)合作并得到后者支持，或者军方能控制住国内的公务人员群体，以及只要军方没有遭到至今仍在观望的许多民地武的反对，军方就不太可能做出任何让步(即图表中的“不妥协”)。

但如果军方在财政或后勤资源上遭遇重大挫折，如果从军队或公务人员中“叛逃”进反政变运动的人数规模和程度大幅增加，以及军方内部发生“内讧”，这些都将可能促使军方做出一些让步甚至完全让步;此外，来自外部的有效斡旋或调解也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包括实现军方的部分或完全让步。

03 抗议运动的选择

矩阵图表的左侧列出了反政变抗议运动的三种选择：“全面抗议”、“局部抗议”、“服从军方”。当抗议运动能够采取一种全方位的抗议策略，既能威胁到军方的支持根基，又能提供“替代机制”以满足普通民众的基本需求，从而使抗议运动得以长期维持，此时就是所谓的“全面抗议”情形。

上述的“替代机制”包括：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支持，以帮助资助、计划和协调抗议活动，并向军方施压;以及建立一个国际承认的功能正常的“平行政府”，包括潜在的由民地武为其提供防御自卫。然而，如果抗议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被捕，或者因长期僵持产生心理疲劳，以及因经济困难、政治压迫等因素，抗议运动的程度和规模将可能逐渐减小，直至达到所谓的顺从(即图表中的“服从军方”)。

04 潜在可能的情形

1. 军方“不妥协”

情形1A(军政府军管1年直至重新举行选举;前执政党NLD被取缔)反映了军方最初的设想。但与缅甸1988-2010年的军方统治时期不同的是，当时政变后成立的“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仅由军事指挥官组成，而在今年2月1日政变后成立的16人“国家管理委员会”(SAC)中，半数成员却是平民身份。可见，军方希望将其目前的角色定位成类似于1958-1960年的“看守政府”，当时的平民政府委托军方重建秩序和稳定，以便再次举行大选。

但军方试图清除NLD政治势力的计划，已在全国范围的强烈抵制中被搁置，而这也将可能导致军政府军管期限的无限期延长(情形1B);而该情形与1988-2004年期间类似，当时的军方在加强压制民间抗议活动的同时，试图草拟新宪法以便将权力交还民选政府。就截至3月中旬的情形而言，缅甸局势与情形1C最为接近，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做出任何让步的意愿;抗议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已导致缅甸国内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政府的基本运作几乎完全停滞。

2. 军方“部分妥协”

如果军方决定做出“部分妥协”以获得公众支持，或者由于压力或国际调解，军方或允许NLD继续参选并赢得一些席位，但将修改选举制度使NLD无法获得多数席位(情形2A)。这与情形1A中的NLD被取缔(或被迫以不同名称重建)相比略有改善。

尽管“局部抗议”可能会导致军方无限期延长其军管期限，但也不排除军方会做出“部分妥协”，比如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其对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情形2B);这一情形类似于2004-2010年期间缅甸的状况，当时军方放宽了对外国和国内私人投资者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限制，因后者没有参与反对军方的政治动员。这与情形1B中的全面政治压制相比也是小幅的改善。

然而，如果抗议运动以其目前的规模和程度继续维持下去，已在该国一些地区出现的局部自治机构将可能大量产生，以填补地方政治权力的“真空”(情形2C)。目前，该国大多数地区均由当地社区机构管辖，这些机构由宗教领袖和受人尊敬的长者组成，并由志愿守夜团体保卫。事实上，在2月1日政变发生前，该国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聚居地，就已经处于民地武的管辖之下。与情形1C中的完全混乱局面相比，情形2C略有改善。

3. 军方“完全妥协”

如果军方最终“完全妥协”，则也有三种相应的结果：情形3A即是恢复到政变前的状况;该情形下，军方将承认2020年11月的选举结果，但仍保留2008年宪法规定的军方特权(包括控制议会四分之一的保留席位，从而保留对立法的否决权;对国防、边境事务和内政部的控制等)。而进一步的公众抗议也可能导致对政变负有责任的高级军方将领辞职甚至流亡(情形3B)。

而如果抗议运动全面升级到新的高度，不排除将迫使军方全面让步，也就是废除2008年宪法以彻底变革缅甸的政治状况;而这将可能使缅甸从一个准民主国家转变为一个由文官控制军队的完全民主国家，并从单一制政体转变为真正的联邦民主制(情形3C)。而这也是很多年轻的抗议者和包括民地武在内的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目标，他们把目前的反政变运动视为废除2008年宪法、实现真正的联邦民主、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就在2021年3月31日，由去年11月缅甸大选中胜选的17名NLD议员成立的“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CRPH)已发布通告，宣布废除缅甸2008年宪法;同时，CRPH发布了《联邦民主宪章》，试图为在缅甸建立“联邦民主联盟”做铺垫。

05 短期展望

未来短期内，反政变运动越是能够采取全方位和多样化的抵抗策略，缅甸军政府施加的镇压力度也就可能变得愈加强硬和激烈。例如，军方已开始越来越多地针对平民示威者采取私刑和实弹镇压，并对被捕人员实施酷刑等;军方的这类手法似乎已取代了其据称的最初计划，即使用“消耗战”的方式逐步削弱抗议运动并征服缅甸民众。与此同时，反政变运动的关键人物则正在不断扩大其抵抗阵营的规模，并动员其支持者把缅甸局势向类似情形3C的方向推进。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外安保信息技术(北京安库)经贸摩擦预警中心、长三角中小企业海外风险预警中心、ICOVER全球安投研究信息数据库、安库风险信息公司

来源时间：2021/4/6   发布时间：2021/4/6

旧文章ID：24685

作者：  来源：亚特兰大生活网

周日(4月4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也是西方文化里的复活节。而就在这天，在亚城北边的 Lee’s Funeral Home 内，近百名当地华人来这里参加冯道有女士的追思会。冯道有女士是震惊华人社区和全美国的3.16亚特兰大枪击案中遇害的华人同胞之一(相关报道：快讯！亚城按摩院发生连环枪击案，8人死亡多人受伤)。估计生活网大部分读者跟小娅一样，直到今天才听说过这个名字。

冯女士出生于1977年1月，广东廉江籍人。父母都是小农场里的农民，也没有上过学，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农村家庭出身的她，从小就体会了生活的艰难，8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她上学到小学三年级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忙干农活。14岁就离开家乡出外打工，挣钱来帮助贫困的家。她辗转过不少的大城市，曾做过工厂流水线上的装配女工;也做过缝衣店里的车衣工;还做过美容店里的小工。

1999年，在朋友的劝说下，她怀着一个能在海外挣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的梦，瞒着家人，漂洋过海只身来到美国谋生。来到美国，也奔波在不同城市，纽约，洛杉矶等，在美甲店、美容院和按摩院打着工。

在她家人的回忆里，冯女士是一位十分开朗，爱美和喜欢笑的女孩，也十分顾家。因为在广东老家的老母亲年迈多病，冯女士经常将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寄回给老家的母亲。

跟许多在美奋斗的华人一样，冯女士也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她一直跟家里人说，等她在美国干足了20年，她将拿着所有的积蓄回到家乡，开一个店，做份小生意，这样也能照顾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家庭。这也是她在美国至今未婚，也没有子女的原因之一。

如果按照她的最初的计划，冯女士本应该在2020年初就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家乡。只可惜一场影响全世界的新冠疫情也打乱了她的回国计划。而更可惜的是，今年3月16日的一声枪响，不但夺走了她的生命，也带走了她所有的梦想。

得知噩耗后，冯女士的国内亲人悲痛欲绝。但由于疫情和其他原因的关系，冯女士在国内的亲人无法来美国料理冯女士的后事;同样，冯女士的骨灰也没法送回国内。得知这种情况后，以应光永、李晓松等为主的几位华人同胞们再次挺身而出，在与冯女士国内亲人多次联系后，以亚特兰大华人互助会的名义接受了冯女士国内亲人的委托，协助办理冯女士在美的诸多后事，希望能让冯女士早日入土为安。

得到消息的亚城华人朋友，不论认识冯女士的还是第一次得到她名字的人，都不约而同的来到葬礼处，默默地来送冯女士一程。

摆放在追思会上的挽联

下午3点，冯女士的追思会在互助会陈华先生的主持下开始了。

陈先生的一番话说出了来参加追思会的大部分人的心声：

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梦想，梦想有先后，生命无高低。除了我们都是黄皮肤，黑头发，来到这里纪念冯女士，更是因为我们都是生命的共同体 …我们为了生命的诞生而欢呼，也会为了生命的陨落而叹息。今日葬花人笑痴，他朝葬我知是谁…

接下来，来自当地亚裔社区的十几名代表，纷纷上台表达了对冯女士的哀思，和分享了自己的心里话。

华人互助会的李晓松医生用中英文介绍了冯女士的生平

李晓松医生是这次冯女士葬礼的协调组织者之一，他首先代表华人互助会向亚城亚裔社区表示感谢，尤其许多朋友虽人未来参加追思会，但通过 GoFundme 平台进行捐赠(从互助会发起捐款活动的短短几天，已经有558名捐款者，也超过当初设定的$30000捐款目标)。

李医生接着说：

冯女士就是我们常说的弱势群体的一员：亚洲人、女性、又从事着在很多人眼里不是那么高尚的职业。常常这样的人，就算有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也是悄无声息的过去了。也许当地的报纸或其他媒体会出现她们的名字，但不一会大家就遗忘了。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这次冯女士与其他7位遇害者的死，在亚特兰大地区，乃至在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聚会游行，举行各种各样的追思会。就像今天的追思会，就有不少的媒体出席…

这是因为自去年以来，针对亚裔的各种仇视事件越来越多，亚裔社区的不安情绪增加。所以，大家在冯女士的遭遇上不再沉默，开始发声…从这个角度来说，冯女士的死对带来亚裔社区的觉醒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此，我也希望通过在座的各位和媒体朋友，向美国大众传递我们的心声：我们华人来到美国，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和在这里抚养我们的下一代，也能更好为这个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需要受到公平的对待。我们反对任何的暴力!我们亚裔美国人是美国的模范公民，我们更需要有公平的对待。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再有冯女士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会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来自泛亚文化中心、越南裔社区的代表 Victoria 阮 和韩裔社区的代表 Michelle 接着上台表达了亚裔各社区对冯女士的哀思。

然后是来自亚城华人社区的各界人士代表：肖宇、钱云英、倪健、Wang Hong、石叶、高瑛、Annie Sun、刘亚伟、孟凡滨，也都通过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同为华人同胞的冯女士的哀思，也呼吁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坚决抵制亚裔仇视#StopAsianHate。

这次来出现追思会的还有来自华盛顿的全美华人协会的薛海培先生;参加的媒体除了亚特兰大生活网外，还有AJC(亚特兰大宪法报)的文字和摄影记者，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等。

薛海培(上左)、浮子(上右)。来自AJC的记者Joshua和媒体摄影师们

最后，亚特兰大华人互助会的应光永会长再次代表互助会感谢所有参与协调和组织的华人同胞们，特别感谢李晓松医生花大量的时间来与冯女士亲人沟通，感谢泛亚中心负责追思会和墓地的花费。也表示互助会的所有义工们会一如既往地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需要帮助的华人同胞们。

追思会后，大家用车队的形式，护送冯女士的骨灰盒到华人互助会早先替其选好的墓地。在那里，按照冯女士家乡的传统由一名僧人做了一场简单的法事后，将冯女士的骨灰盒安置在墓地。

了解更多的追思会情况，可以点开下面三个不同时段的推特链接看追思会和墓地的直播视频回放：

https://twitter.com/i/broadcasts/1BdGYYopANoGX

https://twitter.com/i/broadcasts/1yoKMAVdaONKQ

https://twitter.com/i/broadcasts/1RDxlPWjgbzxL

冯女士她的一生坎坷和孤独，无儿无女，惨死他乡，虽然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但来自亚特兰大各行各业的华人同胞们却能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团结起来，纷纷出钱出力，而且在清明节这天自发地聚在一起，来送她最后一程，就充分体现了亚城华人社区的这份暖暖的人情味，和浓浓的同胞情。

亚特兰大华人互助会介绍

亚特兰大华人互助会（Atlanta Chinese American Alliance，ACAA）是亚城当地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成立于2016年亚城声援梁警官游行活动后，自成立起，互助会就参与了多次社区重大事件，为亚城华人社区做出来许多代表性的贡献：积极为平安搬家张连德先生一案寻求司法公正、为车祸不幸身亡的华人同胞卢女士捐款筹资置办后事、组织了数百人去英雄的故里小镇迎接抗战飞行员尤金的遗骸回乔治亚安葬等等。

亚特兰大华人互助会的使命就是提升和维护华人权益，通过信息分享、资源交流、捐赠、义工等相互帮助，通过各种文化和交流活动来宣扬中华文化，以及鼓励和帮助华人参政议政。

更多互助会介绍，可以参看生活网文章：亚特兰大华人互助会（Atlanta Chinese American Alliance (ACAA) https://atlanta.americachineselife.com/?p=184471

最后，再次呼吁一下：目前冯女士葬礼的相关费用预计六千多美元(需确认)。互助会已经通过泛亚中心申请到一些捐助。另外还需聘律师帮助处理冯女士的遗产。希望能把冯女士的遗产留她的父母。恳请大家慷慨解囊，给予小额捐款，众人帮忙来完成我们同胞的后事。我们已经设立了一个捐款专用Gofundme账户。

捐款链接：https://gofund.me/744a5419

来源时间：2021/4/5   发布时间：20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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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南生  来源：万维读者网

编者按：本文原载《同舟共济》2016年第四期，作者袁南生曾长期担任驻外使节，2014-2017年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原题为“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　　

01 什么是“愤青”现象

“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1973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愤怒青年》记述一班不满社会现状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证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的称呼，后来该词被简称为“愤青”。

由于通信手段的进步和互联网广泛使用，使更多的人可参与到对历史问题和国际局势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这就为“愤青”群体的产生和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

顾名思义，“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

“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

“愤青”容易冲动，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

二是标榜爱国。

中国的“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

这些“愤青”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

三是轻言战争。

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四是拒绝妥协。

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

在心态问题上，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君临天下;

在名实问题上，重虚名，喜高调，脱离实际，不接地气;

在和战问题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

在对外交往问题上，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

在人际关系上，自以为高人一等，标榜爱国，凭个人好恶划线，谁不与其站在一边，谁就是叛国贼;

在思想方法上，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有浓厚的“左”的色彩。

“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把“愤青”理解为“愤怒的青年”不完全准确。比如，人们并不愿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即使他借着酒劲正在街上大耍威风;人们也不情愿将一个正对村长发脾气的农村青年(姑且假设是张艺谋影片中的秋菊)看成“愤青”。

“愤青”的愤怒对象，通常得与家常行为、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都是国外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

与国际“愤青”一样，中国“愤青”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表达仇恨，呼唤正义。“愤青”的愤怒，原本就带有“义愤”色彩，体现着青年人天赋的正义感。

02 宋代“愤青”们怎样误国

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成吉思汗临死时，训诫诸子，“金之精兵在潼关，强攻难下。可借道南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战略是，联宋灭金。

蒙古当时非但没有吞并南宋的想法，还把南宋当作潜在的盟友对待。金哀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刚刚崛起的蒙古汗国是金国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救亡图存，必须集中力量全力对付蒙古。

所以金哀宗一改金国历代与宋朝为敌的做法，不再发动侵略宋朝的战争，并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四处张贴告示，告谕宋界军民，今后不再征伐南宋了。

同时，为了寻求同盟，公元1225年，金哀宗还联合正遭受蒙古侵扰的西夏，双方约定西夏对金称弟，不再称臣，不用金国年号，双方互不侵犯。调整好外交格局后，金哀宗全力对付蒙古汗国，次年收复平阳、太原等重镇。而成吉思汗则趁机进攻西夏，后者于1227年灭亡。

如果当时南宋对蒙古的灭金战争选择不作为，至少可以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造成南宋外交战略失误，少数清醒之人的反对之声，很快被弥漫全国的仇恨所淹没。

此时，困守孤城的金哀宗遣使臣向宿敌宋朝“借粮”，其实就是求和。使臣临行前，金哀宗得知了蒙古要联合宋朝共同攻打金国的消息，于是反复嘱托使者努力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

可惜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目光短浅的宋朝君臣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把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报靖康之耻、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

而蒙古为诱使宋朝与自己联合灭金，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就留下了巨大的后患。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出兵北伐。

宋军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盟约规定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抵达蔡州城下。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而最终的结果是南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藩篱，实属自毁长城之举。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

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终于走出了错误的一步，大举北伐蒙古。

结果是，北伐大军全军覆没，安然南返者十中无一。蒙古大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略曰：“今诸国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声望。朕愿躬行天讨……”于是乎，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祐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宋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可见“愤青”之误国。

03 明朝亡国与“愤青”现象

崇祯帝勤政廉政，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老天爷曾给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都不必上吊，反倒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愤青”们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清)首领为王。

在与明王朝不断周旋过程中，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皇太极的实力虽比父亲努尔哈赤时大为增强，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发展贸易。

即使是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皇太极在议和文书上也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尊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即便在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皇太极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议和修好。

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无先例，但这样做明朝需要付出代价，即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国家减轻困扰，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不变。

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第二次机会是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

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皇太极曾主张分界而治，提出“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于是热情接待马绍愉等明朝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

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境内。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追溯了后金(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并在信末声称：“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不料，当马绍愉返回京师，将议和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呈送兵部尚书陈新甲后，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其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朝廷抄送诸臣的报告，上登一般的上谕与奏章——笔者注)，未请示陈新甲就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

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阅览，朝野为之哗然，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崇祯皇帝起初还想袒护陈新甲，对其大意泄密并未追究，还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希望不了了之。

但由于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压力，一向以中兴君主自居的崇祯皇帝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内心深处不愿给人留下一个无法应付时局、向“蛮夷”低头的印象，感到议和是自己的耻辱，于是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陈新甲，降旨责令陈悔过。

实际上，崇祯皇帝很信赖和赏识陈新甲，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朝廷中的舆论，就处罚来看，是十分轻的。事到如此，虽然议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陈新甲若能识时务明哲自保，还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

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他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增添额外内容，便有恃无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更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

崇祯帝这样做虽然保全了面子，却又一次关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开的议和大门。一次本来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表面上是因为崇祯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陈新甲的不谨慎导致最终草草收场，实质上是朝廷内外为“愤青”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所绑架。

第三次机会是迁都。

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臣李明睿建议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

大明的条件比两宋强多了，地方比它大，物产比它丰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决心南下，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安全不是问题。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尽快动身为好。

谁知，宰相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人上奏章，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

绝大多数官员和“愤青”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南迁，为什么呢?因为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加上如果南迁，官员们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

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官员们唱高调唱了一个多月，李自成大军此时已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

崇祯终于忍不住了，毅然决断：“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四次机会是与李自成议和。

李自成本是个苦力出身的粗人，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

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复兴门一带了，李自成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朝廷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清军。

然而大臣们个个慷慨陈词，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要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议题之内。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

崇祯死后仅3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大臣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习骅《中国历史的教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

04 “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

自宋以来所产生的一种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清流现象可以说是“愤青”现象的历史源流。

鸦片战争爆发前，曾国藩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提问时就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

后来，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又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一是对宋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

作为当时的世界经济大国，宋朝并非国防大国。“靖康之难”后，国民心态发生变化，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

唐代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此后开始走下坡路。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汉族士大夫痛心疾首。

“愤青”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愤青”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

夷夏之“防”理论是中国古代主张严格民族界限、尊崇华夏、鄙薄其他民族的理论。具体表现为对异族保持警觉、防备，禁止与外族通婚，禁止先进文化传入外族，同时警惕外族不良风俗对我影响干扰。

夷夏之防观念强调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强调中原文化的绝对主体地位。因此前人往往认为夷夏之论有大族沙文主义与民族歧视倾向。具有清流心态者同时具有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

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因子。

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当成贬义词，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

顾维钧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

“愤青”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官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拿不到就是“卖国”。

以晚明为例，直到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才意识到“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可惜这只能是后知后觉，已于事无补。当时朝廷上下缺乏议和的环境与气氛，天朝大国不可冒犯的传统观念始终占据上风。

而主持议和者无一不身负恶名：兵部尚书袁崇焕终以“谋款通敌”之罪被磔，支持袁崇焕的阁臣钱龙锡也被以“密谋主款”之罪长戍不赦。杨嗣昌主持议和，弄得举朝哗然，群起而攻之。而陈新甲与清议和事露后亦遭杀身之祸。

顾维钧亦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还说：“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载《文史资料选辑》)

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

陈寅恪说：“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而西晋灭亡了，清谈误国之风并没有随之消亡。

明朝亡国同清谈误国之风分不开。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痛斥晚明的清谈误国之风：“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蒋良骐《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做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之争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来源时间：2021/4/5   发布时间：20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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