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越 陈倩儿  来源：端传媒

傅高义(Ezra F. Vogel)逝世前两天，给熊景明发了一封电邮。“听说中心要被关闭了，不知我过几天写信给中大，有否作用?应该写给谁?”

傅高义所指的“中心”，是座落于香港中文大学半山腰、田家炳楼八楼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曾是中心副主任。此前数天，她刚收到风声——中心将被重组，甚至完全关闭。消息来得突然，之前中大从来没有就此事进行任何咨询。

1963年，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和一群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在香港促成了中心的前身——大学服务中心。近60年来，中心屹立中西的夹缝地带，在中大保持独立运作。它藏书超过12万册，收藏了全球孤本——一系列完整的《内部参考》、学者宋永毅带头整理的文革资料库、逾400部中国纪录片、中国各省的地方志…… 所有这些资料，都面向公众开放，任何市民只需简单登记，即可阅览中心馆藏。学者们称它为中国研究的圣地“麦加”。在傅高义眼中，“没有中心，就没有当代中国研究”。

“先上床休息吧，”考虑到收信的一刻，已是美国时间凌晨2点，而傅高义刚做了一个手术，熊景明简单回信，打算第二天再去打听，该联络中大何人。

这是两人最后的联系。香港时间2020年12月21日，傅高义在美国麻萨诸塞州一家医院去世。4天之后，中大向媒体发信，正式宣布“重组”中心。起初校方称，“重组”是为了把中心馆藏交给大学图书馆管理并数码化，而学术交流活动交由中国文化研究所承担。到了12月底的记者会上， 经记者多番追问，校方承认，18个月的重组后，中心不再存续。

然而，据端传媒多方了解，今年1月20日左右校方已发信予中心各职员，强调自1月1日始，所有职员已被分派至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大图书馆辖下，所有馆藏已为大学图书馆所有。所谓18个月重组期，子虚乌有。

风雨数十载，熊景明没有想过，中心落幕的一刻，如斯仓促。自校方公布决定，先是二十多名美日学者发起联署，望中大三思，后又有过百名中西学者联署，对决定表达失望，促请中大重新考虑决定。78岁的熊景明亦奔走联络，查询中大决定的原因，最终没有任何回音，亦没有挽回的希望。“这个(决定)没有说服力，自然会引来很多遐想。”熊景明叹。

而中心原主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对端传媒表示，校方于1月召开会议，突然通知他这个决定，开会后一小时，他已愤而递交辞职信。“如果在中心死亡的过程中，我有份参与监督或组织工作，对我来说是绝对不正直的行为。所以，我决定退出。”李磊说。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副主任熊景明。摄：林振东/端传媒

从中国、从西方来的人，在香港吵架

每天午餐时间，就是争论之时，吵着吵着，什么访客、助手、教授，种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华峰觉得，中心的学者就是故意跟你吵……

1967年，香港正处于六七暴动，街头混乱，交通停滞。美国学者戴慧思(Deborah Davis)一路赶来香港，下了飞机才发现没有车坐，辛苦辗转才抵达当时位于九龙塘的一座小洋房。那机构没有招牌，只在门前泊一架小面包车，上头写有“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戴慧思当时于哈佛大学修读东亚研究硕士，是傅高义的学生，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找到中国人做访谈，而来到香港。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仍处于冷战格局，专研中国的美国学界分为两派，领头人物一边是较为同情国民党的华盛顿大学教授George Terylor，另一边是对共产党抱持开放态度的哈佛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当年，美国教育与世界事务基金的主席 William Marvel，两方均不想支持，以免造成分化，转而尝试在香港设立独立的学术机构。

63年，William Marvel 致电正在香港度假的美国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请他成立中心，并担任第一代主任。此后，各路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一批批来中心落脚，寻找从大陆逃来香港的难民做访谈。他们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年青研究生及教授，其中不乏日后的大家，如潘鸣啸(Michel Bonnin)、傅高义，亦有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学者Michel Oksenberg等。傅高义曾说，6、70年代，西方大学有关中国的课堂内容，核心几乎全部来自中心。

后来赴美国读书、成为戴慧思学生的香港学者陈健民对端传媒介绍，当时中心聚集了许多傅高义的学生，有别于主要依据历史资料做研究的傅高义，这些学生开始寻求实证研究，是第一代的中国研究学者，《陈村》一书的作者就是其中代表。

当时，陈佩华 (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等几位“蹲在香港”的研究生，以访问从番禺陈村逃来香港的人为基础，撰写了《陈村》一书，以丰富的故事，还原陈村的社会变迁与政治秩序。后来，这批学者中不少人成为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戴慧思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的荣休教授，陈佩华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名誉副教授，安戈则是同校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学系教授。

1979年，熊景明从昆明抵港不久，就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广告，邀请有中国农村经验的人到中心做访谈。想着可以说出“中国实际情况”，她很快前往。

她生于云南昆明，原是当地澄江中学的英文老师。文革时期，因有亲人在美国，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苗子”，被遣往军垦农场。经历文革的折磨，熊景明以丈夫的华侨身份离开中国，抱著为了刚出生的女儿前来香港。

访谈期间，当时在中心从事中国政治的美国教授Jean Oi，决定邀请熊作她的研究助理。中心当时有10多个职员和研究助理，气氛自由无拘。

当时曾任中心研究助理的华峰(化名)对端传媒回忆，当时许多来自大陆的、香港的、西方的人在这里脸红耳赤地吵架，在中心“争吵”的时光，教会了他许多。

华峰生于香港，1948年，未满1岁的他被左派父亲带往中国，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挨过二十多年，1974年终于逃回香港。回港后他与一群朋友创立了一个读书会，“香港人也好，台湾人也好，华侨也好，让他们知道到底中国是什么。”

起初，他们在新亚书院聚会。后来有人提议，大学服务中心好像不错，有些外国人在找人访问。华峰先与同伴到中心探探口风，推门一进去，迎面几个外国人，开口却是普通话，“正好就在找我们(这些从中国过来的人)”。

每隔三两天，读书会就去中心开会，和外国学者聚餐聊天。中心餐食便宜，职员要价4元，来客6元，“总之比外面餐厅便宜”。这个一边吃饭一边交流的习惯，后来成为中心学术午餐会的传统。

华峰回忆，当时不少来自西方、不曾进入中国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颇具吸引力。华峰亲历文革，就爱与中心的左派者争论。每天午餐时间，就是争论之时，吵著吵著，什么访客、助手、教授，种族身份都忘乎所以了。华峰觉得，中心的学者就是故意跟你吵，“争吵过程中他们教会了我们很多，我们也教会了他们很多。”后来，华峰更成为中心一名法国学者的研究助理。

然而，时代很快转向。

70年代末，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竹幕大开，西方研究者得偿所愿，纷纷涌入中国，中心顿时失去了特殊的价值，访问学者越来越少。不同的美国私人基金会，也开始重新考虑中心的价值，中心再难申请资助。时任主任John Dolfin辛苦筹得的经费，有一半都要用对付房租，也不知明年的经费有否著落。

转眼到了1983年，中心的研究助理只剩熊景明一人。

不过，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有意接管中心，香港大学甚至曾派人过来中心丈量房子。在与当时中心的主管单位——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的洽商中，中大的秘书长、中国研究文化所所长陈方正、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关信基和社会学讲座教授金耀基等人均显出极大诚意。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迁入中大开幕研讨会上，傅高义及高锟。

1981年，亚皆老街155号，大学服务中心。

当时留下的昙花照片。

中心的午餐研讨会。

高华(左三)到访中心，右三为熊景明。

卫奕信以香港总督身份访问中心。

这几位中大人承诺，将保持中心独立性，不置于任何学院学系之下;同时保持中立，对各派学者开放，不论政治立场;亦会提供固定的资金支持，供收集馆藏、薪金及杂费。

1988年，中心正式安家中大，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由关信基代表中大，出任主任。而凭借在中心的经验，熊景明在应征中击败了其他学历更高的竞争者，出任副主任。

一年之后，世界再迎来巨变。1989年的6月4日，响彻北京深宵的枪声与悲鸣，令外来访客再次却步中国。身处香港的中心，又再次迎来一个个关注中国的西方学者。

李磊(Pierre Landry)正是其中一个。

《内参》、文革资料库，收藏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

这份《内参》，目前仍是世间孤本，成为众多学者的最爱…… 每年的寒假、暑假，总会看到一个老人，天天坐在《内参》前，弯著腰抄著密密麻麻的笔记

1990年，还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的李磊第一次到访中心。他的老师、克林顿时期的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叮嘱他，一定要到访中心，也见见熊景明。

李磊回忆，中国研究当时还是一个相对偏门的领域，进入中国不易，资料也缺乏。中心的馆藏，让他如获至宝。在书报海之间，他一时未想清，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什么题目。

熊景明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名为《广东省县(区)1980-1990：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此书资料之齐全，让李磊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他日后量化研究中国政治和城市发展的起步点。

后来，三十年来的每个夏天，李磊都会从美国飞来香港，直奔中文大学半山腰上的中心，“那时我只是学生，只有很少钱，但我总要找到方法(过来)。”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原主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李磊(Pierre Landry)。图：受访者提供

中心的馆藏包揽中国近2800个县，以至数千条乡镇及村级的纪录。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对端传媒表示，图书馆收集县志，一般不收偏僻的县。“但中心就千方百计把偏僻的县的县志都收到中心里，”宋永毅说，即使与美国著名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相比，若论县志，中心馆藏最少比费正清中心多上1倍。

此外，中心还收藏了一整套始于50年代初的中央及地方报纸、杂志，包括《人民日报》、《红旗》、《瞭望》等。熊景明说，这些年代久远的报纸源于上世纪70年代一次成功的抢购。时任中心主任John Dolfin及图书馆主任Thomas Bernstein，从中国报刊进出口公司手中抢购到这批报纸，市值5万美元。

熊景明记得，当时竞争甚烈，尤以日本人争取最力，“最后进出口公司说，香港那边也是中国人，就给他们吧。”

很多年后，在美国读博士的陈健民钻研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贪污问题，靠的就是每天坐在中心翻看中心系统收藏的广州报纸《羊城晚报》。“我只要看到有和贪污有关的个案，就会抽出来，做我的数据分析，纪录什么级别的官员、男还是女、在那个县发生、判刑…… 我博士论文一半的资料，要靠中心里面的资料。”

这些系统的馆藏，是熊景明日夜累积的心血。最初来到香港，她惊讶地发现，狄更斯、托尔斯泰的小说竟然随处可见，她连忙将所能找到的世界名著一一买回，就怕万一，哪天这些名著又没有了，好让女儿长大了还可以读。对于中心，她抱著同样的心态，誓要填补每份资料的空缺。

为了抢购资料，关信基和熊景明一度要自资垫钱。熊景明回忆说，行政报帐需时，中国又正值改革开放，书刊流动的规例随时变更，为免错失良书，熊景明决定自己拿出10万港币，关信基拿出15万，先行垫付采购费用。

利用这笔资金，中心以每本书5元的服务费，邀请各间进出口公司、去大陆访问的学者和中国图书馆的采购人员，甚至亲朋好友，组成一队她口中的“杂牌军”，为中心采购资料。

最惊喜的，莫过于搜集到一套1949至1964年、每周一册的《内部参考》。所谓《内参》，是专供县级、军队团级以上官员阅读的内部文件，标有“绝密”字样，理应不得外传。这源于当年一位采购人员，在北京一家专门从废品收购站收集书刊的机构，得到一张可供书单，上面赫然出现《内部参考》四个大字。

这份《内参》，目前仍是世间孤本，成为众多学者的最爱。一名中心前职员向端传媒表示，由于《内参》不能拍照，每年的寒假、暑假，总会看到一个老人，天天坐在《内参》前，弯著腰抄著密密麻麻的笔记，此人正是南加州大学教授、中美问题专家骆思典 (Stanley Rosen)。他来访次数之多，让职员都记著他喜欢的咖啡口味。

199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墙上贴了不少不同年代的人口地图。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内的一个书柜。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其中一些资料的分类索引方法。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的89民运资料及红卫兵资料。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心为学者设置的书桌单间, 有些人会放着私人物品。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各地大小的年鉴。摄：林振东/端传媒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座落于香港中文大学。摄：林振东/端传媒

除了年鉴，熊景明亦特别留意较少人收藏的文学杂志。“当年每个省都有一本，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的回忆录都登在这些杂志上，”例如1978年末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内有丁玲、巴金、茅盾等人自四五运动后的回忆录，收到这些刊物的一刻，熊景明“开心到发神经。”

在如山海般书刊面前，熊景明独创了一套分类索引方法。中国辽阔，不同省区，情况迥异，熊先以地方分类，再创立500多个范畴，例如农业、政治，以下又细分为文革、政治理论、人权等。许多学者称，以此分类查资料，事半功倍。

经过一轮轮风风火火的搜集、整理，搬来中大前只有万余册藏书的中心，如今已超过12万册馆藏。除海量县志、专业志、年鉴、报刊、纪录片外，中心还有大量有关1949至1976年间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资料外。关于文革，中心的资料非常丰富，收藏了由宋永毅等人编著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这个电子资料库包含35422份原始文献，在全球学界享誉盛名。

“中心最大的贡献，就是作为一个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完善的档案资料馆，”熊景明颇为自信，倘若要研究中共建政后动荡不安的50年历史，一定绕不开中心。

1993年，李磊前往南京大学进行交流，期间对他的指导老师提到中心。如同当年李侃如叮嘱自己一样，李磊促老师一定要去中心，也认识一下熊景明。

这位老师，名叫高华。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高华的学术家园

每晚，在吐露港的海边，高华与沈志华等学者聊朝鲜战争，乡民自治，以至河南卢氏县的某个腐败书记，在南方小岛的星空之下，畅所欲言

1991年8月19日，收音机里正传来苏联八月政变的消息，高华在南京书房里动笔撰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第一章，走入延安整风的历史真相。

高华的家庭，受贫困和政治浩劫的折磨。据谢海涛所写的《高华的后二十年》报导，高华父亲在49年前就加入共产党，49年后被定性为特务，后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时离家出走。长大后的高华，毕生诘问：人民的革命为何会反噬人民?后来他于南京大学读史，起初虽治民国史，但他的兴趣，始终离不开党史，特别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

积累十多年后，他终于决定动笔。后来接受独立导演胡杰的采访时，高华说动笔那天，“我当时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你要摆脱一种内心的恐惧，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

写延安整风一事，高华一直私密进行。南京大学前校长董健在《史家高华》一书中提到，当时南京大学正受“清理文科运动”所迫，国家教委声称要清查大学教师的上课笔记、出版书目、论文等。数年之后，面对快将完成的《红太阳》书稿，高华一度担心无法出版。

在千里之外的香港，熊景明正希望把中心慢慢转型为服务中国学者、以至中国民间的机构。1995年，中心成功向香港政府申请拨款，开始启动中国学者访问计划。她心念大陆仍然落后，不少学者没有出外交流的机会，邀请的原则不按表面的名气，而看学者的真材实料。

她翻看学术杂志，看到文章写得好的，就将作者请过来，第一位受邀的就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现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客座教授的秦晖。她也专门去《山镇论坛》等刊登农村干部文章的杂志，发掘众多身处贫困地区的学者和乡镇干部。 陈健民回忆说，当时许多西方学者开始直接接触中国，不需要再绕道香港，相反，许多大陆背景的学者，反而多了来香港的兴趣，因为在香港，透过中心，“可以重新看中国”。这些学者既有直接来自大陆的，也有一些早于八九前后离开中国的，比如宋永毅。

1998年4月，熊景明读到高华发表在《二十一世纪》期刊上的一文，觉得相当不错，又听闻他正在写书，中心资料对他定有助益，就将他邀请过来作访问学者。

中心给这名治史者带来一个新世界。其中的大量馆藏，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不少第一手资料，以至中共内部公文，令高华甚为惊讶。此后半年，他基于中心资料，三修其稿，并与时任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观涛商量出版事宜。

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网上图片

终于，2000年2月1日，《红太阳》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成为享誉学界的著作，而且迅速在大陆以盗版书和复印本的形式流通。《高华的后二十年》一文提及，“数年间，这本书的盗版本出现在全国各地，从首善之地到西部僻壤。”

高华之后的研究重心，从民国史转向至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史，中心成为他日后研究的重要基地。他利用中心的资料，相继发表、出版了《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革命年代》等作品。

每晚，在吐露港的海边，高华与沈志华等学者聊朝鲜战争，乡民自治，以至河南卢氏县的某个腐败书记，在南方小岛的星空之下，畅所欲言。熊景明记得，她在中国听高华有关三反五反的演讲，首要说“现时对三反五反，普遍有3种看法”以作铺垫，来到香港，高华也不废话，一来就马上批评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那些年，熊景明将“中国学者搅在一起了，这是极好的事。”

2002年，他来到中心，参加午餐会，演讲中国农民问题，在席者有时任美国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裴敏欣。裴甚为欣赏于的演讲内容，遂邀请他到美国演讲。到了美国的演讲会场，于建嵘又结识了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她邀请于建嵘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他亦正式与西方学术界连系起来。

因为高华的介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也对中心产生了兴趣。她同样是文革过来人，老三届，不过当年兵荒马乱，接收消息亦只能靠口口相传，或是官方文稿。对于文革的整个来龙去脉，她起初并不清楚。

在她看来，中国的“文革研究也是乱麻一团”，出不了官方所谓最高领导人受蒙骗、下了错误决定的口径。她也发现，对于文革的记忆与关心也随时间逝去，有的过来人甚至“变成讴歌文革了”。她总担心，“等我们这些对史实真相有些探索的人都离去了，就应了《红楼梦》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要做文革研究，需要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回忆录这些民间纪录。她去过一趟台湾，未有重大收获。2004年，去台湾参加研讨会之前，她特别先来香港，终于中大的半山腰看见了一批珍贵资料。2009年，她来香港浸会大学教书一年，终于得以经常访问中心，此后又多次来访，慢慢揭开了她心中一直以来的谜团——陶铸事件。

1966年8月，陶铸本是中共第四把手，不到半年，就被打成“全国最大的保皇派”。申晓云说，其中因由，怕且陶的女儿陶思亮也说不清楚，坊间一般说法，则将责任推到四人帮的江青与陈伯达身上。

来到中心，申晓云先看了《文革大年表》、《文革运动历程述略》等书，摸清整个文革的脉络。有了根基，申晓云再以一手资料，例如《王力反思录》，以至当时广州报刊《羊城晚报》等，比对时人看法与官方说法。透过这些中心的馆藏，申晓云梳理并还原了陶铸事件的部分真相。

根据申的梳理，整个斗倒陶铸的事件，毛泽东应是知情的，只是陶铸一直对毛忠心耿耿，为了安抚人心，唯有装作不知。这一研究结果，最终在2016年发表于台湾出版的学术杂志《当代中国研究》上。

得知中文大学决定关闭中心的一刻，她惊讶且失落。自2009年以后，她几乎每一年都会来香港访问中心，因为疫情，2019年是她最后一次来访，看到合适的材料，就马上影印。

她曾梦想，退休以后，可以有一段时间住在靠近中大的马鞍山，天天去中心看书。

中心内有大量纪录片供借阅观看，其中有周浩执导的《棉花》。摄：林振东/端传媒

殒落的先兆

短暂热闹起来的中心，又再次沉寂。据消息人士透露，雨伞运动之后，中心一度被中央定性为“颠覆基地”……

事实上，过去十年，中心的荣光业已渐渐退去。

人事频繁的变动和更替是难以摆脱的内因。2007年，关信基退休，由当时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王绍光接替中心主任。王绍光主要研究中国政治及民主，被视为新左派代表，93年与中国学者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广受中外关注。

2008年，熊景明退休，新聘请的助理主任再无熊当年的实权，其最高决策权被主任收回。中心被重组前，助理主任一直为来自大陆的学者高琦，他婉拒端传媒采访邀请。

根据端传媒多方了解，王绍光任内有不少争议，包括于2009年反对宋永毅于中心出版电子资料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宋永毅表示，王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们把大参考(内部参考)的内容放进去(资料库)……要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

宋永毅当时就出版受阻一事，联络监管中心运作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经听证后，当时委员会主任傅高义去信中大时任校长沈祖尧，获回信称：“会调查处理。”

最终，王绍光于2012年辞职，上述资料库虽最终由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仍得以被中心收藏。很快，在傅高义和戴慧思的引荐下，中心迎来陈健民这名新主任。

当时，陈健民是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亦兼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几乎每天穿梭中港两地。他自认常年投身大陆公民社会，对中心参与不多，但两位师长开口，不好推托。

“我收到的任务是，要令中心开放，要令世界学者确定我们是开放使用的。就是这样，重新恢复中心的活力。”2021年2月，身处经历巨变的香港，陈健民回忆起9年前的工作。

他走的第一步，是重新申请基金，资助大陆学者和外国学者来港交流。“我希望可以做到有更多外国人来，因为大陆学者是没有问题，好多人会听，”而许多外国学者，已经习惯直接进入中国。为了让他们重新发现中心，陈健民增加各种活动，“每星期两三个seminar”。

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心的研讨会有兴趣，“他们始终做中国研究，战战兢兢，有时候对中国理解不是很完整，有班观众其实就是中国学者，吃饭的时候，听完批评，给意见你，问你问题，对学者来说是很有意思的。”

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研究的范式早已极大转变。中心长于历史资料，但后来第二代、第三代的中国研究学者，更重视大规模的量化研究，而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又可直接进入中国做访谈。不过，陈健民认为，中心原本浩瀚的历史资料，可以数码化，为学者的量化研究提供数据。

他马上想到熟悉数据处理的李磊，邀请他成为中心的研究人员，将部分资料进行数码化。李磊等人后来以中心的县志为基础，结合卫星观察到的中国各城市的灯火明暗，整理出包含中国各县级行政区，人口、财政、等统计资料的数据库《中国县级发展数据库(BOCD)》。

一切正在缓慢推进，时代的洪流再次扑来。

曾于2012年至2013年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陈健民。摄：林振东/端传媒

2013年，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的设想，在一次访问中点名陈健民和朱耀明牧师一同参与。陈健民眼前摆着两条路：一是继续走那条他已走了十数年、北上中国、培育公民社会的路;而另一条，荆棘满途，亦必然要割弃上述一切。

最终，他放弃一生志业，选择了承担“作为香港人的责任”。陈健民说，决定参与占中以后，等完成过渡工作，他马上辞去中心主任，以免“将政治色彩带进中心”。

短暂热闹起来的中心，又再次沉寂。据消息人士透露，雨伞运动之后，中心一度被中央定性为“颠覆基地”。该人士又称，2013年，10几位本来将访问中心的中国学者，纷纷取消了行程。

2014年雨伞运动以降，中国学者来港亦愈发困难。2017年，中心广邀中外学者，举办文革50周年的研讨会，其中一名受邀讲者，《炎黄春秋》原编辑丁东，在深圳海关被截留，未能出席。自此，不少学者和学生反映，中心近年邀请的中国大陆学者，不再如往日般重要和吸引。

不过，于建嵘则指出，中心在熊景明退休后，“没有担当……不敢请政府不同意、研究敏感问题的人(来港)”。

陈健民进一步解释说，管理中心，邀请学者来访问演讲，是复杂的协调工程。然而，迁入中大后，中心主任一直为义务性质，不易寻找有热诚的继任者。离任时，他曾向校方提及，不要将主任定位为“象征性的职位”，亦应减免主任在校内的其他工作。

2018年，校方终于以受薪形式，从上海邀请李磊来港，出任中心联席主任。

当时，李磊离开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的职位，在上海纽约大学教书。收到中大邀请的一刻，他几近没有犹豫。“我在中心30年了，当然会答应……我可以回来这里，以及全天候使用中心，”他笑着说。

怀抱着对中心的感情和做点事情的决心，他又回到了中文大学的半山腰。

2020年12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学常务副校长陈金梁(中)在记者会上，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面临“重组”一事回应传媒。摄：陈焯煇/端传媒

圣城的终章

讽刺的是，这把我们带回60年代，有如一个循环……

早在成为中心主任之前，李磊已经在为中心档案资料进行数码化。2014年，应时任中心主任陈韬文邀请，他曾与助理主任高琦合作，走访大陆不同提供电子化技术的公司，最后撰写了一份有关数码化中心部分馆藏的计划书，交予校方，却遭否决。

6年后，中大校方以把馆藏数码化为由，决定“重组”中心。

李磊回忆，在校方叫他开会公布此决定之前，一切出奇的安静——没有任何事先的讨论，监管中心的国际委员会亦没有就此讨论。在去年12月29日召开的记者会中，参与此次决策的陈金梁对中心并不熟悉。2020年1月，陈从新加坡转来中大正式就职，他表示自己来中大之前，“没有听过中心”。

中大的此次决定引发国际争议。过百名全球各地学者两次发起国际联署，对中心或遭关闭表示忧虑；学术界中，于亚洲研究领域方面最大型的组织——亚洲研究协会亦去信中大，对中心被重组表示关注。

有份参与其中一份联署的学者宋永毅表示，中心馆藏大多有版权，平常只可于中心查阅，不可将内容放在网上，因此，他认为中大根本没有可能兑现将中心所有馆藏资料数码化的承诺。

宋永毅指出，尽管中心影响力早已不如以往，但仍然是一个特殊且罕见的机构，它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还是一个研究中心和活动中心。这种三合一的机构，据宋永毅所知，全世界仅有三到五个。而且，中心在国际的声望，亦是冠绝中大其他所有的中国研究机构，熊景明认为，即使要重组，按道理也应是“把别的(研究中心)整合过来。”

不过，中大常务副校长陈金梁在记者会上曾表示，中国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若果出来的东西没有水准，有多热情、多好的服务，then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use of taxpayer money(那么就没有好好用纳税人的钱)”。

不可否认的是，大学追求量化排名的风潮，一直威胁着不以出产学术论文为首要之务的组织。多年来，中心培育学者，协助著作面世，但这些并不会直接和中大的学术排名挂钩。

裴宜理向端传媒表示，不仅仅是中心，连著名的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都面临重组的压力，“有些人建议，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应该电子化，整合到一般的图书馆，(批评它)花费太多时间于访问学者……为何不电子化后就关闭?”

而后来留学法国，目前在法国某大学做研究的华峰向端传媒坦承，当年学界无人不识中心大名，而如今一辈的研究中国的法国学者，已经大多没有听过中心。

不过彻底关闭中心，还是让华峰不能理解，他总猜测其中有政治因素：“中心的整个文化和中国是对立的，而且中心是帮助你了解共产党的本质，但中国最不想你了解共产党的本质，怎会让中心生存?”宋永毅亦指出，中心是由美国学者创立的，而中国政府一般分不清楚美国学界和美国情报的关系;不只中心，多年被亲建制媒体批评的港美中心，其位于中大的会址，亦于去年8月停运。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这个华峰口中“一国两制最好的印证”，在一国两制已几近崩坏的如今，消亡又似是理所当然。

端传媒曾就重组的程序、原因及细节;中心馆藏日后是否仍然保持开放;中心是否于去年1月1日已被重组等等，发信向中大询问，至截稿前未有回复。

时代已变，香港正处于反修例运动后的动荡政局中，北京对于香港政制、教育、新闻媒体的改造，每日接踵而至，中美、中欧关系紧绷，中大半山腰上一个中心的死亡消息，很快又被更多更剧烈的新闻冲洗，遗忘。

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窗户往外看，是中大百万大道。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1年3月26日，中大半山腰，田家炳楼正在装修外墙。在尘土与喧嚣之下，位于八楼中心的招牌犹在，这个场地何时正式关闭，馆藏是否移送中大图书馆，如何对访客开放，目前通通是问号。而中心的官方网页，抬头已被改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特藏。

熊景明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很多人的愿望，就是留下一个关不掉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她始终认为，在中心回望中国大陆，比在大陆内部观写来得透彻，“这是中心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大的优势。”

李磊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再和中大进一步周旋，“唐吉诃德才会与风车争斗。我不会如此。”坐在中心的矮沙发中，他环顾中心，想到自己在这里经历了从一个年轻学生到中心主任的人生经历，“你看，中心在大量书架之外，还保留了很多空间，这个设计是为了让人们交流，”李磊说，“很多友谊、合作、构想在这里发生…… 这里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很难复制，是柔软的，无形的……”

此刻，柔软的一切都消失了。“讽刺的是，这把我们带回60年代，有如一个循环，”李磊道，中美关系恶化，以至疫情，两国学者的合作仿佛回到上世纪60年代，中心成立之初，一切甚为艰难。访谈结束，他头也不回，转身溜回他在中心一个三四十平方呎的工作室，只管埋头研究。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华峰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叶洁明、林咏祺、张晓澄、李静琳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时间：2021/4/1   发布时间：2021/3/31

旧文章ID：24645

作者：卢之琳 编译  来源：澎湃新闻

3月16日，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的多家按摩场所发生系列枪击案，造成8人丧生，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21岁的嫌疑人罗伯特·亚伦·朗在被逮捕后的初步审问中声称其犯罪动机为“性瘾”而非“种族歧视”，当地警方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其“度过了糟糕的一天”，这一轻率发言引发强烈谴责和不满。案件发生以来，美国多地掀起反对亚裔歧视示威游行。嫌疑人目前已被指控8项谋杀罪与1项严重袭击罪，截止3月26日，是否将同时对其以仇恨犯罪起诉暂未确定。

阿拉巴马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系亚当·加齐·特赫拉尼(Adam Ghazi-Tehrani)与艾琳·M·基尔(Erin M. Kear)2020年9月发布在《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上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新闻媒体对基于社会身份的暴力行为有不同的报道方式，尤其在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的报道中存在的偏见。例如，对穆斯林发动的袭击的报道更有可能称其为恐怖主义，而将非穆斯林发动的袭击称为恐怖主义的报道则要少很多。相反，一些研究发现，对非穆斯林犯罪者的报道更有可能涉及对其患有精神疾病的报道。有针对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的研究发现对白人行凶者的报道更富有同情心，也更积极。公众对某种犯罪严重程度的看法和政府的立法回应都遵循类似的模式：人们通常觉得，当地人对外国人犯下的“外”罪比外国人对本国人犯下的“内”罪要轻，应当受到的惩罚也较轻。本文为对该论文节选的编译。

2021年3月20日，美国休斯敦，当地爆发主题为“停止仇恨亚裔”(Stop Asian Hate)的游行和集会，以此抗议亚特兰大按摩中心发生的枪击案以及近期在美国激增的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无论从联邦、州、地方政府，到学者和公众都非常重视恐怖主义及其预防。与此同时，人们对仇恨犯罪的关注却相对较少——但数据显示，仇恨犯罪在美国却是更为普遍的。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都是现实的社会问题，但这两种犯罪形式却似乎从政府和公众那里收获了不同的反应。

学者们已经研究了恐怖主义与仇恨犯罪的异同——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简称GTD)的定义，恐怖主义是指“非国家行为体为达到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目标而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的非法武力和暴力”;根据美国《仇恨犯罪统计法》(1990年出台，2009年修订)的定义，仇恨犯罪则是指“以对种族、民族或族裔、宗教、性取向或残疾的偏见为全部或部分动机并以此针对个人或财产的刑事犯罪”。

虽然仇恨犯罪与恐怖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以暴力为手段，犯罪者向受害者灌输恐惧感)，它们的区别则主要源于这两种犯罪形式中典型的“犯罪者-受害者”关系的不同。正如德洛厄斯(Deloughery, 2012)与其他研究者们指出的，恐怖袭击通常是“向上犯罪”，犯罪者的权力比目标受害者小，而仇恨犯罪通常是“向下犯罪”， 犯罪者的权力比目标受害者更大。然而，米尔斯(Mills, 2017)与其他研究者们则认为，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一些恐怖袭击——尽管不是全部——也是仇恨犯罪。

那么，并不掌握专业概念的民众是如何区分这两种犯罪形态的?现有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因此关注到了新闻媒体在对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的报道中存在的偏见。

新闻价值和媒体偏见

新闻媒体有两个主要作用：(1)决定应该与公众分享哪些信息;(2)决定这些信息如何呈现。因此，新闻媒体在塑造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新闻媒体并不是公正的;在新闻版面上获得的空间和位置可能决定了该新闻的价值，所以经过选择报道出来的东西必须有趣、有相关性或者“有新闻价值”。至于决定一则新闻是否“有新闻价值”的标准，哈卡普和奥尼尔(Harcup and O’Neill，2001)的研究发现，潜在有新闻价值的报道通常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个(最好是多个)：排他性、坏消息、冲突、惊异、视听性、可分享性、娱乐性、戏剧性、后续、权力精英、相关性、规模性、名人、好消息和新闻议程。

除了如何选择新闻之外，记者在处理新闻稿件时的意图也永远不会真正客观。新闻媒体的报道经常反映并加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权力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强化主流叙事，这些观点成为了“常识”。 霍尔(Hall, 1973)认为，新闻价值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一部分，这种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基于权力精英的观点而建构，并不断“自然化”。以上这种观点是赫尔曼与乔姆斯基(Herman and Chomsky，2002)提出的“宣传模型”的基础，在他们的著作《制造同意》中，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描述了新闻在出版前必须经过的五大过滤器(媒体所有权、盈利模式、采购关系、过度抨击和反共/恐惧意识形态)，“宣传模式”将市场化媒体视为积极向其他企业(广告商)出售产品(读者和受众)的企业，而并不追求产出服务公众的高质量新闻。因此，所谓的“新闻”是存在于系统下的结果，这个系统在不打破现状的情况下，优先考虑新闻价值。韦斯特哈尔和约翰逊(Westerhahl and Johansson，1994)认为，在决定什么东西有新闻价值的时候，新闻工作者的选择过程“可能和‘真正发生的事实’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正因如此，新闻价值与其说反映了公民想要或需要何种类型的信息，不如说反映了组织、社会和文化规范与经济因素的结合。

新闻价值和媒体偏见在报道犯罪和恐怖主义中的作用

“如果新闻的内容充满了流血事件，那么这则新闻总是会出现在头版”这句格言是指新闻媒体倾向于报道可怕或暴力的事件，但这种报道的频率与其实际发生的频率不成比例。

在哈卡普和奥尼尔提出的决定新闻价值的因素中，坏消息和惊异是与恐怖主义与仇恨犯罪最相关的，而冲突性、视听性、相关性、影响规模和新闻议程这样的因素也可能会有影响。首先来看一下犯罪，像凶杀案这样的暴力犯罪在新闻媒体中得到的关注度比这些犯罪的实际发生率要高得多，这也许能解释为何尽管美国犯罪率在下降，人们对犯罪的道德恐慌却依旧不减。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和媒体强化社会主流群体叙事的倾向——在对新闻媒体犯罪案件的报道中，少数群体比真实情况下更有可能被报道成犯罪者。虽然衡量媒体对公众观点的总体影响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有理由相信，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影响人们对犯罪和司法问题的看法。

在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报道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闻媒体对这种暴力行为的报道带有很强的偏见。媒体对穆斯林发动恐袭的报道远远多于对非穆斯林发动的恐袭报道。此外，受害目标类型和死亡人数等其他因素影响着恐怖袭击获得的报道量。此外，恐袭在被形容为犯罪时得到的报道要比没有被形容为犯罪时少。同样，被形容为恐怖主义的绑架案比未被形容为恐怖主义的绑架案获得了更多的报道。再看看新闻报道的内容，对穆斯林发动的袭击的报道更有可能称其为恐怖主义，而将非穆斯林发动的袭击称为恐怖主义的报道则要少很多。相反，一些研究发现，对非穆斯林犯罪者的报道更有可能涉及对其患有精神疾病的报道，尽管在对案件的唯一系统审查中没有发现这种联系。与之相关，盖德(Gade, 2015)及其他研究者们对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的新闻报道进行了研究，发现对白人行凶者的报道更富有同情心，也更积极。简而言之，研究清楚地表明，媒体在报道犯罪和恐怖主义时都存在偏见。除了媒体报道中可能存在基于身份的偏见，袭击中的死亡人数也可能影响媒体对袭击的报道方式。恐怖管理理论认为，人类会避免思考死亡，避免自我保护的本能与死亡不可避免的现实之间产生的冲突。然而，一些暴力事件涉及死亡，此时死亡率不可避免地成为突出因素，这可能会影响记者对这些事件的报道。高死亡率的袭击可能会被认为更有新闻价值，也更有可能打破人们用来应对死亡焦虑的心理安慰。

社会身份、犯罪方向与关系距离

社会认同理论描述了人们基于自己感知到的与他人的相似或不同之处而创造出内外群体的过程。通过这种自我分类的过程，人们形成了将自己与特定的社会类别或群体(内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身份，同时将自己与他人(外群体)隔开。这种自我分类的结果是，人们倾向于强调他们与其他群体成员的相似之处，以及他们与外部群体成员的差异，这些都是自我强化的表现。

艾布拉姆斯和霍格(Abrams and Hogg，1988)描述了常见的社会分类(富人/穷人，白人/黑人，等等)，并描述了将内外群体进行比较的特征(权力、威望、地位等)。群体可能是围绕着认知、态度和行为形成的。社会刻板印象是一种认知结果，它放大了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群体内部的同质性。

虽然社会身份是属于个人的，但媒体的作用强化了主流观点，可以通过报道中的偏见增强公众对基于群体的差异的认知。甘斯(Gans，2002)将“无序故事(Disorder Stories)”分为四类(自然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其中两类(社会和道德的)与媒体对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的报道相关。例如，赫塞尔比和埃利奥特(Husselbee and Elliott, 2002)分析了新闻媒体对得克萨斯州贾斯珀的小詹姆斯·伯德(James Byrd Jr.)谋杀案与怀俄明州拉勒米的马修·谢泼德(Matthew Shepard)谋杀案的报道。他们发现，报道强调了群体差异(如种族矛盾和恐同)，但报道中的内容更多是积极的(如“群体的伤疤正在愈合”)，而不是消极的(如“来自充满仇恨的破碎家园的乡巴佬”)。不管其主旨是什么，媒体如何描述这些事件，往往突出和加强了内部和外部群体。

除了甘斯、赫塞尔比和艾略特的研究之外，关于仇恨犯罪及其媒体报道的研究仍然缺乏。相反，我们参考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1976)的法律行为理论(Behavior of Law, 简称BOL)来补充我们从社会认同理论中得到的假设。我们对布莱克的整体观点不太感兴趣，即“法律是一个变量……法律的数量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整体论点不太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在其模型中用作预测指标的维度。纵向维度对应的是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阶层，横向维度对应的是种族、民族、本土或外国出生的身份。尽管社会认同理论描述了社会创造内外群体的过程，以及个人如何进行自我分类，布莱克则解释了犯罪和法律中受害者和犯罪者之间关系的方向，以及个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距离。

布莱克认为，受害者和犯罪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将决定人们所感知到的犯罪的严重性和他们估计的罪犯应受到的法律惩罚程度。例如，恐怖袭击是一种典型的“向上犯罪”，一个权力较小的犯罪者袭击了一个权力较大的目标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公众通常认为这样的罪行更加严重，对罪犯的惩罚力度应该更强。相反，仇恨犯罪通常是“向下犯罪”，权力较大行凶者袭击了权力较小的受害者。此时，公众通常认为这样的犯罪情节没有恐怖袭击那么严重，同样，对罪犯的惩罚力度也应该相应弱化。尽管布莱克把他的讨论局限于社会层面，特别是法律层面，但我们认为，将媒体作为最能影响公众认知的机制并不过分。

与纵向维度上受害者和犯罪者之间关系的性质类似，布莱克也提供了一种观察横向维度上的关系距离的方式。在横向的维度中，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基本地位上：“一个人或群体的基本地位是一种赋予他特权或削弱他行动能力的状态。”如果个体具有较高的基本地位，他们就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更接近“中心”。个体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越低，越接近“边缘”，其基本地位就越低。一个人是否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与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等级无关：“一个有才能的人可能很富有，但他并不必然是富人。对于边缘者来说也是如此：有些人是社会生活的中心，甚至是核心，但他的地位却很低;还有些人很富裕，但却一无所是。”就业、婚姻和居民身份都是决定基本地位的因素。公众对某种犯罪严重程度的看法和政府的立法回应都遵循类似的模式：人们通常觉得，当地人对外国人犯下的“外”罪比外国人对本国人犯下的“内”罪要轻，应当受到的惩罚也较轻。

结论

恐怖主义和仇恨犯罪究竟是近是远?由于两者不同的新闻价值，媒体对于不同袭击类型的关注程度也不同，恐怖主义比仇恨犯罪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在对高伤亡人数袭击的描述中，我们发现媒体对主流叙述的报道更具准确性，报道也会更支持这种主流叙述。

非白人恐怖主义罪犯会获得更多媒体报道，同时非白人的仇恨犯罪者也会比白人罪犯获得更多媒体报道。当少数族裔实施恐怖袭击或仇恨犯罪时，媒体都会更多地报道他们。同样，我们也发现受害者是少数族裔的案件(仇恨犯罪)较少受到媒体关注，而低死亡率的罪案(一般也是仇恨犯罪)也较少受到媒体关注。

布莱克的关系距离理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解释。内部犯罪(恐怖主义)对公众的威胁似乎更大，因为主流群体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心。外部犯罪(仇恨犯罪)与公众的联系似乎较少。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想象一种非中心-边缘框架下的犯罪，而是边缘群体对边缘群体的犯罪，比如一个亚米希人袭击亚米希人。这种犯罪得到的媒体关注是最少的。

论文出处：

Adam Ghazi-Tehrani & Erin M. Kearns (2020): Biased Coverage of Bias Crime: Examining Differences in Media Coverage of Hate Crimes and Terror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DOI: 10.1080/1057610X.2020.1830573

来源时间：2021/4/1   发布时间：2021/3/28

旧文章ID：24639

作者：程贤  来源：澎湃新闻

每一年的2月，是美国的“黑人历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意在纪念非裔美国人群体的历史与贡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2月，Netflix推出了一部与之相关的纪录片剧集《修正案：为美国而战(Amend: The Fight for America)》。作为观众，很容易感受到这部作品的用心和独特：不干枯、不说教，多样的表达形式让内容变得易懂而有趣;剧中更是聚集了全美最著名的少数族裔明星：威尔·史密斯，马赫沙拉·阿里，兰道尔·朴，塞缪尔·L·杰克逊……它也得到了观众和专业影评人的一致好评，至今在“烂番茄”上保持了100%的新鲜度，虽然豆瓣上留下的评论还并不多，但看过的观众几乎都表达震撼;这些好评除了源自影片在形式、内容上的别出心裁以外，更重要的是因它并非仅是在叙述历史，而是为一个在今天的美国最为核心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

《修正案：为美国而战(Amend: The Fight for America)》海报

南北战争的“虚假胜利”

这个问题也在影片开头就由讲解人威尔·史密斯提了出来：“当你想到’美国’时，你立刻想到的究竟是什么?”还可以换一种问法：对美国人来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从过去几年里美国激烈的党争政治中令世界咂舌的丑陋，延伸到社会每个角落——如BLM又或冲击国会山等不同光谱上激烈的社会运动表征出的深刻裂痕，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所产生的。而这些争议可以一直追溯至美国建立之初的历史;因此，这部纪录片也能成为观众了解当下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入口。

有关“美国意义”的探寻，最受传统主流话语认可的一个答案，是美国从建国以来就确立下来的制度与社会形态：在独立战争后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共和制政府，前所未有地设计了权利制衡并保障个体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机制;这些现代性的创举，是凝聚了“美国”这个共同体、让其中的成员为之骄傲的核心所在。

但在二百年前，奴隶制尚存，女性的政治参与还根本难以想象，人们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极其单一，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还并不存在，在这些局限下，美国建国者们所设想的理想图景还有无数瑕疵甚至黑暗，他们笔下的“人”，是按自己的样子去想象和塑造的：白人，男性，出生于本土，拥有可观的财产与奴隶。因此，一方面，《独立宣言》中写有那句著名的“人人生而平等，具有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你却能在美国宪法的原文中，看到在对按人口比例分配国会议席数量的规定中，黑人奴隶要按照“五分之三个(白)人”来计数，北美原住民则完全被明文排除在外;同时，在建国时期所有的重要文本中，几乎都没有对性别、种族等方面平等的任何提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之后两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通过种种抗争艰难填补这条鸿沟的过程。《修正案》选择的也是这样一个叙述角度。这个剧名，具体指的是于1868年通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了任何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并具有诸如自由、生命、财产、投票等公民权，且不能在缺乏正当程序(due process)审判的情况下被剥夺。

不难看出，这条修正案，是为巩固南北战争解放奴隶的成果而颁布的;而在大多对那段历史的叙述中，都被严重地简化了：废奴成为南北战争的起因和结果，南方黑人获得解放与获得公民权间被划上等号，林肯则是这一切最中心处的英雄。但事实上，当时不同阵营的观点其实都更复杂多样。

比如，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美国，最初并不是林肯心中的理想图景。他曾说过，自己愿意选择以留存奴隶制为代价保全联邦的完整，战争伊始，为了挽留南部州，他也并没有宣布废除奴隶制。1862年，他召集了当时最有名望的一群黑人领袖来到白宫，向他们讲出自己对废除奴隶制后黑人未来的设想。他说，黑人与白人种族的平等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只要黑人还在白人的社会中生存就“一定会有战争”，并希望将变成自由民的黑人集体“移居”到美国本土以外。当时最著名的一位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听到林肯这样的观点以后，可以说极其失望和震惊。生为奴隶，道格拉斯在20岁时从种植园逃到自由州纽约，并通过创作自传记录黑人奴隶的痛苦经历、办报、走遍美国甚至世界演讲的方式，传播废奴思想。他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口才让他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最著名的黑人。他认为，对美国黑人来说，最理想的情景是通过保护、修复美国宪法和制度来实现的，因为这个制度在本质上保护公民权，而自己想要实现的，就是将黑人纳入“美国公民”这个保障了平等和权利范畴。

道格拉斯一直将林肯视为同盟，相信他的当选和就职打开了黑人获得公民权的最后一扇大门;但林肯的这番表态扑灭了他和许多废奴主义者的希望。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实用主义的道路：由于在战争初期，联邦军的战局并不乐观，因此急需兵力，道格拉斯便走遍全国，游说联邦通过赋予黑人公民权的方式允许他们参军作战，并相应地动员黑人同胞加入联邦军队。他认为，当整个美国见证了黑人可以如何勇敢、无私地为这个国家流血牺牲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否定、剥夺黑人“公民”的身份。随着《解放奴隶宣言》在1863年的发表，道格拉斯再一次看到了希望。南方叛乱州的黑人奴隶不仅就此获得解放，还可以应征入伍。近20万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约占总人数的10%，其中近4万人牺牲。如同道格拉斯所预想的一样，黑人的贡献在联邦军的胜利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制度层面，南北战争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次将“所有出生于美国的人”划归进美国公民的范畴——这自然包括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同时强调所有公民都享有自由、生命、财产等公民权，都被美国的制度和法律所保护。

但之后一个多世纪的现实还是辜负了道格拉斯的愿景，非裔美国人在战争中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对其平等公民身份的承认。19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南方州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实施制度化的种族隔离，并称这种制度为“隔离且平等”来绕开第十四修正案;执法机构对黑人的无端骚扰和施暴屡见不鲜，却同时纵容白人民兵组织对黑人的私刑;为了保护这套权力结构，这些南方州的白人立法者还出台了种种限制非裔美国人投票的法律，从而打压他们的政治参与。直到今天，美国黑人社群面对的种种结构性困境——警察暴力、高贫困率、教育资源匮乏、缺乏社会保障等等，都能从那个时代的深重不公中溯到源头。

民权运动对公民权的继续争取

道格拉斯在1852年独立日发表的一场重要演讲，精准地概括了两百多年来非裔美国人受到的忽视、背叛和辜负。他首先肯定了建国者们是创造美国政治制度的“天才”，但紧接着话锋一转回到现实，对六百多名白人听众说，“你们对自由与平等的呼喊、你们在感恩节餐桌上的祝词，不过是赤裸裸的虚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如此时此刻的美国一样，正犯下如此惊人、血腥的罪行”、“美国的过去、现实是谎言，(如果没有改变)未来也将会是谎言”。

这也可以视作是今天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对“美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虽然建国者们设想了一个自由、平等的新大陆，但对于黑人，以及其他所有被挤压、被边缘化的群体来说，有太多美好的承诺并没有被履行;铭记这些群体的苦难、挣扎和抗争，就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核心的意义所在。

在这种史观下，与第十四修正案具有同样深重意义的文件，就是分别于1964、1965年签署的《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废除了种族隔离、投票压制等对非裔美国人的制度性不平等;这个视角下美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则是延续到上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以及成千上万面对暴力依然和平抗议种族隔离的普通人，他们用汗水、勇气甚至牺牲，延续了道格拉斯的努力，让非裔美国人能真正被认可为美国公民，平等地享有建国者们为美国人所设想的公民权。

这场争取公民权的历史，也不断见证着其他群体的加入。比如，在民权运动进入尾声的70年代，一波女权运动开始兴起，试图打破对女性在各个层面上司空见惯的不公平对待：如上文所说，宪法原文中对女性权利一次都没有提及，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无数不公正的法律和社会观念成为女性头顶一层层坚硬的天花板：她们不能投票，仅能拥有从属于丈夫的法律身份，无权获得劳动报酬，无权在婚后拥有财产，不能加入陪审团，不能从事从律师到酒吧服务员的许多职业，甚至无权独立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生育……

目睹、参与了非裔美国人的抗争后，女性同样选择了第十四修正案作为突破口，让整个社会看到现实的不公：女性本作为平等享有公民权的身份群体，凭什么要忍受种种荒谬的区别对待、整个国家又有什么理由来维系这个和宪法条文相悖的现实?这条路线最典型的胜利，便是直到今天还在保护着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最高法院在判决意见中直接以修正案中对个人自由与隐私权的保护，确立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终极的控制权。

第十四修正案和民权运动理念对美国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惠及了在未来才被理解、被看到的身份标签和生活方式。比如，无论是美国建国者、还是推动第十四修正案的废奴主义者来说，“性取向”、“性别认同”、“LGBTQ”还依然是并不存在、更完全无从想象的概念，此后的许久，这些群体更是长期在被污名化的阴影中，许多人被驱逐出家庭、社区、宗教社群、军队，甚至一度有专门的立法禁止他们的婚姻，禁止他们定义自己的性别。最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菲尔诉霍奇斯案”的判决，将禁止同性婚姻的立法宣布为违宪，有效地确保了同性婚姻在美国所有州内都受到保护和承认——这个判决引用的法理依据，同样是第十四修正案中所定义的“平等”。

进步派在当下的斗争

从标题就不难看出，《修正案》这部作品选取的就是上述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史观：“为美国而战”的意义，是美国社会中不同边缘群体持续不断的抗争，和发源于其中、将其连结起来的第十四修正案。但它尽管详尽地讲述了这些群体所要对抗的黑暗和付出的牺牲，却还最终落脚在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期待上，就像道格拉斯那场演讲的结尾：“我并不对这个国家感到绝望;奴隶制一定会有结束之日，因此，我会继续像开始时那样等待——充满希望地等待。”

这种属于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的最高点，出现在2008年：一位年轻、激情、力倡希望与改变的非裔美国人，史无前例地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许多美国人甚至骄傲地相信，奥巴马的当选，证明了美国制度的有效，社会中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已经被根除。但随之发生的一切立刻粉碎了这种幻想：保守派白人选民心中的种族主义情绪和因此对奥巴马滋生的厌恶，让共和党从2010年开始就部分或全部地控制了两院，从而无理阻挠奥巴马从移民到医改的几乎全部实质性改革，在2016年同样的情绪更是把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真人秀人物”送进了白宫。所以，看到种族主义、厌女、排外等有毒保守价值的反扑，进步主义光谱下的作品和表达中的乐观也逐渐消退，而开始向激进的方向转弯：“美国式”的系统、价值和历史中原来含有如此根深蒂固的黑暗和不公，因此并不值得骄傲，而应被从根本上检视、反思，甚至推倒重建。

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作品，是由《纽约时报》推出的系列报道“1619项目(The 1619 Project)”。它试图从根本上重塑美国历史，打破传统的以白人建国者为中心的框架，而将非裔美国人的曲折抗争放在美国历史的核心。它指出，如果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设计是这个国家最珍视的意义，非裔美国人在各个时期的抗争才是这种意义的核心部分。文中直言，“民权运动并非仅仅关乎黑人的权利”，而更意味着“让宪法代表的理想成为现实(making the ideals of the Constitution whole)”。它揭开了许多主流话语下“美国英雄”的黑暗一面：几乎全部建国者们都是奴隶主或参与过奴隶贸易，杰斐逊甚至和他的奴隶之一存在血缘关系;他们在敲定宪法和《独立宣言》等文本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决定剔除废奴观点;林肯“将黑人送出美国”的提议也被记录在这部作品中……在他们的光辉与功绩被夸大的同时，非裔美国人的位置与贡献却被有意抹除：许多在二战中参军入伍的黑人，在从战场回乡后不仅没有等到对他们忠诚与牺牲的承认，反而变本加厉地遭受了更多暴力与隔离;一些在美国和世界现存的经济制度，是从根植于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中发源的，人们在从中受益的同时，却对其中让黑人群体遭受不公的问题至今尚未被正视、解决;许多美国人熟悉、喜爱，遍布各个流派的音乐作品，与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渊源更是长久以来被种族主义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掩盖与抹杀了……系列标题中的“1619”，是第一批黑人被运送到北美大陆的年份。作者认为，在探讨“美国历史”时，相比主流叙事中签署独立宣言的1776年，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是以1619为开端——这自然象征着给予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更多探讨和关怀。由于其对历史叙事的革新和引发的巨大反响，作者妮可·汉娜-琼斯被授予2020年普利策评论奖。

在社会运动中，公众也愈发接受更为激进的、将愤怒直指美国制度的表达。比如，在2013年，17岁黑人少年特雷冯·马丁(Trayvon Martin)被警察无端开枪射杀，但涉事警员却并未因过度使用武力而被追究责任，于是，以非裔为主的一部分美国人便在社交媒体上使用“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的标签声援受害者，并逐渐发展成一场社会运动。但在起初，即便参与者的诉求仅仅是追究涉事警员责任、以及笼统地要求杜绝警察暴力，“黑命攸关”在美国社会所得到的支持率也一直在45%左右徘徊，直到2018年才第一次过半。

而去年夏天，乔治·佛洛依德、布丽阿娜·泰勒、丹尼尔·普鲁德等几个警察暴力受害者的经历，再一次点燃了这场运动。参与者们开始提出激进得多的诉求：“停止资助警察”、“解散警队”、重建美国司法系统，西雅图的抗议者甚至建立了近一个月的“无警察区(CHAZ，国会山自治区)”。但尽管这些行动和诉求都前所未有地大胆、激进，美国民众却没有因此被疏远，“黑命攸关”获得的支持率升至75%的历史新高。

一些直接挑战美国“国家符号”的抗议行为，也得到了主流社会前所未有的支持。2016年，全美橄榄球联盟(NFL)运动员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在赛前播放国歌时，通过单膝跪地的动作表达对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抗议。这一举动，为他招来了大量“不尊重国家符号”的指责，特朗普更是在集会上辱骂“把这个**养的赶出球场”。在种种压力下，卡佩尼克没能找到下一个愿意签下自己的球队，为这个勇敢的表达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在2020年“黑命攸关”运动开始后，这个抗议姿势的使用却成为了一种共识：比如在随后的多场NBA比赛上，包括勒布朗·詹姆斯在内的运动员们都身着写有“黑命攸关”的衣服，在播放国歌时集体单膝下跪，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全美足球联盟、女子足球联盟、以及曾经将卡佩尼克拒之门外的NFL赛场上。在运动场以外，这个动作也被大量街头抗议者使用;甚至包括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曾在去年七月带领一众民主党议员，在国会大厦中单膝下跪八分钟为佛洛依德默哀。

另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行为就是推倒历史人物的雕像。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人进行这种尝试，但即便被推倒的雕像人物是内战中为保卫奴隶制而战的南方军将领，也面临极大的争议，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部分极端右翼人士甚至因此制造了导致数十人伤亡的冲突。然而在去年一年里，不仅被移除的南方军将领雕像就高达160座，许多传统叙事中的英雄也不再享有被忽视劣迹的特权：由于他们奴隶主的身份，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等建国者的雕像被抗议者推倒;波士顿市政府决定移除一座展示获得解放的黑人跪在林肯脚边表达感谢的雕像;蒙茅斯大学决定将支持种族隔离的前总统威尔逊的名字从其主建筑上移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布劳(Charles M. Blow)在当时的评论文章中直言道：“那些被华盛顿和其他建国者们奴役过的黑人，和我们一样，是会爱、会笑、会哭、会痛苦的人——没有一个人的功绩能够抵消其对他者犯下的罪行。因此，奴隶主不应该享受在公共空间竖立雕像的荣誉。”

就连在一贯出于商业考量而远离争议的好莱坞电影里，也能看到这股思潮的影子。从《逃出绝命镇》、《黑色党徒》到刚刚获得金球奖最佳剧本的《芝加哥七君子审判》，近年里探讨种族、民权主题的作品，不仅愈发不加粉饰地将不公制造的创伤呈现出来，更开始直接地以质疑美国制度作为主题;它们虽然往往会挑战观众的舒适区，却同时能更加频繁地收获主流奖项的青睐和商业上的成功。甚至在漫威电影中，近年来最受好评的《黑豹》，也首次在人类世界中想象了一个从根本上优于美国的制度和社会。去年，音乐剧《汉密尔顿》录像版的上映，更是能从其收获的反响中看到美国公众文化审美微妙的变化：在其首演时，站在奥巴马时代的尾巴上，这种大团圆式对多元的庆祝收获了空前热烈的掌声;而去年的重映固然仍带给许多观众鼓舞和感动，但从质疑其对少数族裔演员的安排、到批评其对汉密尔顿在奴隶制方面观点的美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仅不能轻易接受对“建国英雄”不加反思地庆祝、赞扬，也更深刻地意识到相比剧中浮于表面的、庆祝式的表达，对种族、对多元文化的讨论更应专注于记录痛苦和挣扎的部分。

保守派的反扑

当然，哪怕进步主义视角与史观在不断赢得更多认可，光谱另一端的保守派从来没有停止对其的猛烈攻击。

一个常被作为稻草人的攻击对象，就是上文提到的“1619计划”。前众议院议长金格里奇、现任参议员克鲁兹和科顿等保守派政客，在无法从史实上指出任何问题的前提下，攻击这部作品在进行“洗脑”和“宣传”;特朗普在任期间，更是不放过任何动用手中庞大公权力的机会，威胁公立学校禁止将其纳入教学参考材料，否则将会面临联邦教育部的调查;他甚至针锋相对地成立了“1776委员会(1776 Commission)”，旨在研究和推动围绕美国历史的“爱国教育(patriotic education)”、“根除学校系统中的左翼思想”，但其成员却无一是历史学研究者、而全部是保守派活动人士。今年一月初，这个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其内容遭受了几乎整个美国历史学界的指责。美国历史协会的主任格罗斯曼直言，这份报告充斥着“对事实的歪曲、选择性沉默、公然或细微的误读史实”，其得出的结论“几乎不会有历史学家认可”。虽然拜登在上任后发布的第一批行政命令中，就包括解散“1776委员会”并调查其组织和工作中滥用行政权力的问题，但可以预见这份报告的内容会在未来的保守派意识形态的塑造中造成可观的影响。

保守派对进步主义的怨恨，在特朗普2020年独立日发表的演讲中达到了高点。不同于以往总统在这一天往往选择团结、和解的基调，《纽约时报》用“黑暗”和“制造分裂”(dark and divisive)来形容这篇演讲：特朗普指责进步主义者在“抹去我们的历史”、“诽谤我们的英雄”、“无损我们最神圣的纪念碑”，并誓言自己“不会允许我们的国家、价值、历史和文化被夺走”。他将演讲地点选择在拉什莫尔山，也显然是一个意在挑衅的姿态：拉什莫尔山又名“总统山”，因在山崖上雕刻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总统的石像而得名，作为美国标志性的名胜的同时，它也一直被许多争议围绕着：其所在地曾属于北美原住民、是被当时联邦政府“夺走”的——在原住民的土地上修建白人奴隶主的雕像，这个结合在许多人眼中是美国历史黑暗一面的体现。

“抹黑历史”、“背叛美国”……保守派对进步主义的指责往往少不了这些要点。的确，就如上文所说，进步主义者近些年观念的变化，就是更尖锐、更批判、更悲观地看待美国的现今和过去;但究其本质，恰恰也是他们，在亲身实践着建国者们的遗产中值得骄傲的部分。比如，就像前文所说，美国宪法的一个开创性在于第一次将保护公民权利的部分写入其中，而民权运动完全是将其向少数族裔的延续;同样，进步主义者们为移民群体争取的权利，更是从最初就根植于美国价值中的——美国除去原住民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各个时期移民的后代，建国者们深知最初踏足北美大陆的欧洲人就是为了逃出教廷迫害、开创新生活的移民，因此将“移民国家”的本质深深刻进了美国的基因，希望后代能一如既往地对哪怕是“辛苦的”、“穷困的”人们敞开大门。建国者们多次强调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理念，就是对“多数暴政”的警惕。虽然这种考量一方面导致了很多在今天看来存在严重缺陷的制度(如参议员席位分配，选举人团等)，但这个理念本身无疑是有价值的：主流没有权利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少数人身上——而进步主义者为LGBTQ、少数族裔、穆斯林等群体争取的婚姻、自我认知、祈祷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恰恰是这个理念在今天最直接的实践;和传统主流话语中定义的“美国意义”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这些理念还还远没有被实现，传统叙事更是掩盖了许多历史、“英雄”的黑暗一面，所以对于深信这些价值的美国人，当下急需的不是骄傲、庆祝或自我欣赏，而是带着愧疚和歉意的反思和修正。

而站在光谱另一端的保守派，虽然一贯善于指责对方对“美国理念”缺少敬意和尊重，但他们的行为本质上却与之相去甚远;这些人同样贯穿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里，《修正案》片中探讨每个主题时，也相应地展示了他们的行为。比如，在第十四修正案被通过后，南部各州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立刻开始了将其“掏空”的努力，不仅祭出了“隔离且平等”这种荒唐的制度，也在文化层面塑造出一整套“南方叙事”，称南方在内战中保卫的并非奴隶制、而是“南方式的生活方式”——诸如《飘》、《一个国家的诞生》等作品也是为定义、美化这种生活方式而服务的。在这种视角下，他们就可以将民权运动和联邦层面保障民权的立法，解释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粗暴审查与干预”，而即便大量奴隶主和南方军将领的雕像、以他们命名的公共场所对非裔社群来说意味着痛苦的历史记忆，保守派也总以“在公共空间保留独特的南方文化”来为留存它们争辩。

又比如，鉴于警惕公权力和“多数暴政”的美国理念，保守派往往力主“小政府”，并因此反对环保立法、监管竞选资金、全民医保、公共福利、枪支管理……哪怕如今美国社会几乎全部的问题都能由此溯源。但偏偏面对最无力的抗争者时——无论是70年代面对反越战抗议者的尼克松政府、还是去年夏天面对“黑命攸关”抗议者的共和党，保守派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打出“法律与秩序”的口号，用不对称、不合理的暴力回应;而导致系统性警察暴力的原因，除了种族主义以外，还有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警察权力的纵容。他们的虚伪也体现在对性少数的对待上，为了将这个群体推回主流的阴影下，他们完全把“警惕多数暴政”的原则抛到了脑后，在1996年通过了《捍卫婚姻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常简写为“DOMA”)》，直接将自己对婚姻的狭隘定义——“一男一女间的结合”以联邦立法的形式强加到全体美国人身上。

另一个体现出保守派虚伪的领域则是“言论自由”：当公共舆论对公众人物的冒犯性发言做出抵制时，他们经常指责这是一种“不容异见”的表现，还发明了“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等指责性的标签。但脱离开这套话术来看，这种舆论反应与其说是言论限制，不如说是被冒犯的群体对自己感受的正当表达。言论自由的理念本身当然无比重要，它滋养出美国生机勃勃的媒体和文化，不断拓展着公共讨论的可能，让身为“逃奴”的的道格拉斯、不愿让出座位的罗莎·帕克斯、被污名化为是不洁和疾病的性少数活动者，即便面对着森严而强大的制度性不公，也永远能用表达做为最后的武器，并让太多彼时显得激进的声音向前推动大众认知的坐标。换句话说，挑战现存结构的表达是最需要这个理念的保护的。但在今天，往往是保守派在扼杀这类表达：“1619”计划的遭遇并非个例，2020年9月，特朗普政府曾下令停止一切公立机构内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传播和讨论，许多红州内的议会也订立过法律，禁止在学校等机构内探讨诸如“美国在根本上是否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等等“争议性观念”;社会运动中弱势群体的许多表达——从上文所说的单膝下跪姿势，到MeToo中对女性受害者发生和追责的鼓励，都收到了保守派不同形式的敌意;很长时间以来，保守派在人们心中甚至成为排斥媒体的一方——对无论是尼克松政府对媒体报道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的阻挠，特朗普将媒体称为“人民的敌人”、为批评自己的报道颁发“假新闻奖”，还是整个右翼回音室中对主流媒体的偏见，他们甚至已经放弃了媒体作为“第四权”这个诞生于言论自由、在美国早已深入人心的观念。

无论在1868年、1964年、2016年还是今天，保守派心中最重要的价值，从不是被写在《独立宣言》、《权利法案》或《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而是身为一个主流族群，当目睹着自身的主导被进步侵蚀时的焦虑——原来和自己不同肤色、信仰、认知的其他人也能平等、骄傲地存在，原来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在道德上更加优越，原来感到安全而自豪的传统是建立在欺压上的结构性特权……这种焦虑，当然值得被理解和聆听，但也很容易向一个更黑暗的方向转化，成为在夏洛茨维尔高举着火把叫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人群、成为去年夏天站在自家门口对“黑命攸关”抗议者举起枪口的白人夫妇、成为驱使着上千人冲进国会大厦的阴谋论、成为特朗普在拉什莫尔山的演讲中喷发的愤恨。

尾声

所以，将美国社会如今的撕裂由此剖开，就能发现光谱上的双方并非是简单地“乌鸦一般黑”。放眼世界，许多国家中社会裂痕的起源和走向都是类似的：在法国，有人不愿正视主流社会长期引以为傲的“世俗主义(Laïcité)”剥夺了少数族裔表达身份认同的权利;在德国，有人认为今天的国家不再需要反思二战中的历史责任，不再需要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和多元价值的坚持;在波兰，与教会联合的政治势力更是通过塑造一种“波兰人”的身份认同，切断对历史的反思，制造针对女权主义和多元性别观念的敌意，并已经成功侵蚀了媒体、司法系统等权利制衡机制的独立性……

这些争论，其实都是对“国家意义”定义与解释权的争夺：是不加选择地拥抱看似光辉的历史与传统，还是反思这种光辉下有哪些具体的人受到了伤害?虽然后者往往不那么光鲜，而会是嘈杂又刺痛的，但至少从历史中我们们能看到，做出这个选择意味着在切肤之痛后，距离那个真正值得庆祝和骄傲的理想图景更近了一些。包括德、法在内，许多面临撕裂的国家都将在之后的一两年里面临大选，从参与者来看，大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这些社会未来的走向。而我们能有的期待，就是有更多即将参与做出决定的人们，能够看到历史中的悲剧与进步在当下的投影。

参考：

‘Amend’ brings Will Smith’s starry touch to the 14th Amendment’s tumultuous history – CN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 Transcription –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Tracing President Lincoln’s Thoughts On Slavery – NPR

Frederick Douglass needed to see Lincoln. Would the president meet with a former slave? – The Washington Post

‘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 by Frederick Douglass

The 1619 Project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The New York Times, Anchorage Daily News and ProPublica Win Pulitzers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Public Opinion Has Moved on Black Lives Matter – The New York Times

Kneeling, Fiercely Debated in the N.F.L., Resonates in Protests – The New York Times

Donald Trump blasts NFL anthem protesters: ‘Get that son of a bitch off the field’ – The Guardian

The Anthem Debate Is Back. But Now It’s Standing That’s Polarizing. – The New York Times

NBA Players and Coaches Kneel During National Anthem as Season Begins – CBS News

Democrats kneel in moment of silence for George Floyd – BBC News

Over 160 Confederate Symbols Were Removed in 2020. Group Says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Statues Are Falling Around the World – The New York Times

Yes, Even George Washington – The New York Times

Watching ‘Hamilton’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 SupChina

The 1619 Chronicles – The New York Times

1619. Revisited – The New York Times

‘Their Goal Is the End of America’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Mount Rushmore Became Mount Rushmore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Cities Lost Control of Police Discipline – The New York Times

The Campaign to Cancel Wokeness – The New York Times

专访|林垚：自相矛盾的公开信与取消文化的正当性 – 澎湃思想市场

Trump Hands Out ‘Fake News Awards,’ Sans the Red Carpet – The New York Times

‘Why We’re Polarized’ by Ezra Klein

France, Islam and ‘Laïcité’ – The New York Times

‘Amend: The Fight for America’, Rotten Tomatoes: https://www.rottentomatoes.com/tv/amend_the_fight_for_america

来源时间：2021/4/1   发布时间：20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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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贤  来源：澎湃新闻

每一年的2月，是美国的“黑人历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意在纪念非裔美国人群体的历史与贡献。在刚刚过去的这个2月，Netflix推出了一部与之相关的纪录片剧集《修正案：为美国而战(Amend: The Fight for America)》。作为观众，很容易感受到这部作品的用心和独特：不干枯、不说教，多样的表达形式让内容变得易懂而有趣;剧中更是聚集了全美最著名的少数族裔明星：威尔·史密斯，马赫沙拉·阿里，兰道尔·朴，塞缪尔·L·杰克逊……它也得到了观众和专业影评人的一致好评，至今在“烂番茄”上保持了100%的新鲜度，虽然豆瓣上留下的评论还并不多，但看过的观众几乎都表达震撼;这些好评除了源自影片在形式、内容上的别出心裁以外，更重要的是因它并非仅是在叙述历史，而是为一个在今天的美国最为核心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

《修正案：为美国而战(Amend: The Fight for America)》海报

南北战争的“虚假胜利”

这个问题也在影片开头就由讲解人威尔·史密斯提了出来：“当你想到’美国’时，你立刻想到的究竟是什么?”还可以换一种问法：对美国人来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从过去几年里美国激烈的党争政治中令世界咂舌的丑陋，延伸到社会每个角落——如BLM又或冲击国会山等不同光谱上激烈的社会运动表征出的深刻裂痕，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所产生的。而这些争议可以一直追溯至美国建立之初的历史;因此，这部纪录片也能成为观众了解当下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入口。

有关“美国意义”的探寻，最受传统主流话语认可的一个答案，是美国从建国以来就确立下来的制度与社会形态：在独立战争后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共和制政府，前所未有地设计了权利制衡并保障个体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机制;这些现代性的创举，是凝聚了“美国”这个共同体、让其中的成员为之骄傲的核心所在。

但在二百年前，奴隶制尚存，女性的政治参与还根本难以想象，人们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极其单一，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还并不存在，在这些局限下，美国建国者们所设想的理想图景还有无数瑕疵甚至黑暗，他们笔下的“人”，是按自己的样子去想象和塑造的：白人，男性，出生于本土，拥有可观的财产与奴隶。因此，一方面，《独立宣言》中写有那句著名的“人人生而平等，具有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你却能在美国宪法的原文中，看到在对按人口比例分配国会议席数量的规定中，黑人奴隶要按照“五分之三个(白)人”来计数，北美原住民则完全被明文排除在外;同时，在建国时期所有的重要文本中，几乎都没有对性别、种族等方面平等的任何提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之后两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通过种种抗争艰难填补这条鸿沟的过程。《修正案》选择的也是这样一个叙述角度。这个剧名，具体指的是于1868年通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了任何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并具有诸如自由、生命、财产、投票等公民权，且不能在缺乏正当程序(due process)审判的情况下被剥夺。

不难看出，这条修正案，是为巩固南北战争解放奴隶的成果而颁布的;而在大多对那段历史的叙述中，都被严重地简化了：废奴成为南北战争的起因和结果，南方黑人获得解放与获得公民权间被划上等号，林肯则是这一切最中心处的英雄。但事实上，当时不同阵营的观点其实都更复杂多样。

比如，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美国，最初并不是林肯心中的理想图景。他曾说过，自己愿意选择以留存奴隶制为代价保全联邦的完整，战争伊始，为了挽留南部州，他也并没有宣布废除奴隶制。1862年，他召集了当时最有名望的一群黑人领袖来到白宫，向他们讲出自己对废除奴隶制后黑人未来的设想。他说，黑人与白人种族的平等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只要黑人还在白人的社会中生存就“一定会有战争”，并希望将变成自由民的黑人集体“移居”到美国本土以外。当时最著名的一位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在听到林肯这样的观点以后，可以说极其失望和震惊。生为奴隶，道格拉斯在20岁时从种植园逃到自由州纽约，并通过创作自传记录黑人奴隶的痛苦经历、办报、走遍美国甚至世界演讲的方式，传播废奴思想。他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口才让他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最著名的黑人。他认为，对美国黑人来说，最理想的情景是通过保护、修复美国宪法和制度来实现的，因为这个制度在本质上保护公民权，而自己想要实现的，就是将黑人纳入“美国公民”这个保障了平等和权利范畴。

道格拉斯一直将林肯视为同盟，相信他的当选和就职打开了黑人获得公民权的最后一扇大门;但林肯的这番表态扑灭了他和许多废奴主义者的希望。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实用主义的道路：由于在战争初期，联邦军的战局并不乐观，因此急需兵力，道格拉斯便走遍全国，游说联邦通过赋予黑人公民权的方式允许他们参军作战，并相应地动员黑人同胞加入联邦军队。他认为，当整个美国见证了黑人可以如何勇敢、无私地为这个国家流血牺牲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否定、剥夺黑人“公民”的身份。随着《解放奴隶宣言》在1863年的发表，道格拉斯再一次看到了希望。南方叛乱州的黑人奴隶不仅就此获得解放，还可以应征入伍。近20万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约占总人数的10%，其中近4万人牺牲。如同道格拉斯所预想的一样，黑人的贡献在联邦军的胜利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制度层面，南北战争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次将“所有出生于美国的人”划归进美国公民的范畴——这自然包括获得解放的黑人奴隶，同时强调所有公民都享有自由、生命、财产等公民权，都被美国的制度和法律所保护。

但之后一个多世纪的现实还是辜负了道格拉斯的愿景，非裔美国人在战争中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对其平等公民身份的承认。19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南方州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实施制度化的种族隔离，并称这种制度为“隔离且平等”来绕开第十四修正案;执法机构对黑人的无端骚扰和施暴屡见不鲜，却同时纵容白人民兵组织对黑人的私刑;为了保护这套权力结构，这些南方州的白人立法者还出台了种种限制非裔美国人投票的法律，从而打压他们的政治参与。直到今天，美国黑人社群面对的种种结构性困境——警察暴力、高贫困率、教育资源匮乏、缺乏社会保障等等，都能从那个时代的深重不公中溯到源头。

民权运动对公民权的继续争取

道格拉斯在1852年独立日发表的一场重要演讲，精准地概括了两百多年来非裔美国人受到的忽视、背叛和辜负。他首先肯定了建国者们是创造美国政治制度的“天才”，但紧接着话锋一转回到现实，对六百多名白人听众说，“你们对自由与平等的呼喊、你们在感恩节餐桌上的祝词，不过是赤裸裸的虚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如此时此刻的美国一样，正犯下如此惊人、血腥的罪行”、“美国的过去、现实是谎言，(如果没有改变)未来也将会是谎言”。

这也可以视作是今天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对“美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虽然建国者们设想了一个自由、平等的新大陆，但对于黑人，以及其他所有被挤压、被边缘化的群体来说，有太多美好的承诺并没有被履行;铭记这些群体的苦难、挣扎和抗争，就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核心的意义所在。

在这种史观下，与第十四修正案具有同样深重意义的文件，就是分别于1964、1965年签署的《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废除了种族隔离、投票压制等对非裔美国人的制度性不平等;这个视角下美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则是延续到上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以及成千上万面对暴力依然和平抗议种族隔离的普通人，他们用汗水、勇气甚至牺牲，延续了道格拉斯的努力，让非裔美国人能真正被认可为美国公民，平等地享有建国者们为美国人所设想的公民权。

这场争取公民权的历史，也不断见证着其他群体的加入。比如，在民权运动进入尾声的70年代，一波女权运动开始兴起，试图打破对女性在各个层面上司空见惯的不公平对待：如上文所说，宪法原文中对女性权利一次都没有提及，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无数不公正的法律和社会观念成为女性头顶一层层坚硬的天花板：她们不能投票，仅能拥有从属于丈夫的法律身份，无权获得劳动报酬，无权在婚后拥有财产，不能加入陪审团，不能从事从律师到酒吧服务员的许多职业，甚至无权独立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生育……

目睹、参与了非裔美国人的抗争后，女性同样选择了第十四修正案作为突破口，让整个社会看到现实的不公：女性本作为平等享有公民权的身份群体，凭什么要忍受种种荒谬的区别对待、整个国家又有什么理由来维系这个和宪法条文相悖的现实?这条路线最典型的胜利，便是直到今天还在保护着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最高法院在判决意见中直接以修正案中对个人自由与隐私权的保护，确立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终极的控制权。

第十四修正案和民权运动理念对美国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惠及了在未来才被理解、被看到的身份标签和生活方式。比如，无论是美国建国者、还是推动第十四修正案的废奴主义者来说，“性取向”、“性别认同”、“LGBTQ”还依然是并不存在、更完全无从想象的概念，此后的许久，这些群体更是长期在被污名化的阴影中，许多人被驱逐出家庭、社区、宗教社群、军队，甚至一度有专门的立法禁止他们的婚姻，禁止他们定义自己的性别。最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菲尔诉霍奇斯案”的判决，将禁止同性婚姻的立法宣布为违宪，有效地确保了同性婚姻在美国所有州内都受到保护和承认——这个判决引用的法理依据，同样是第十四修正案中所定义的“平等”。

进步派在当下的斗争

从标题就不难看出，《修正案》这部作品选取的就是上述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史观：“为美国而战”的意义，是美国社会中不同边缘群体持续不断的抗争，和发源于其中、将其连结起来的第十四修正案。但它尽管详尽地讲述了这些群体所要对抗的黑暗和付出的牺牲，却还最终落脚在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期待上，就像道格拉斯那场演讲的结尾：“我并不对这个国家感到绝望;奴隶制一定会有结束之日，因此，我会继续像开始时那样等待——充满希望地等待。”

这种属于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的最高点，出现在2008年：一位年轻、激情、力倡希望与改变的非裔美国人，史无前例地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许多美国人甚至骄傲地相信，奥巴马的当选，证明了美国制度的有效，社会中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已经被根除。但随之发生的一切立刻粉碎了这种幻想：保守派白人选民心中的种族主义情绪和因此对奥巴马滋生的厌恶，让共和党从2010年开始就部分或全部地控制了两院，从而无理阻挠奥巴马从移民到医改的几乎全部实质性改革，在2016年同样的情绪更是把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真人秀人物”送进了白宫。所以，看到种族主义、厌女、排外等有毒保守价值的反扑，进步主义光谱下的作品和表达中的乐观也逐渐消退，而开始向激进的方向转弯：“美国式”的系统、价值和历史中原来含有如此根深蒂固的黑暗和不公，因此并不值得骄傲，而应被从根本上检视、反思，甚至推倒重建。

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作品，是由《纽约时报》推出的系列报道“1619项目(The 1619 Project)”。它试图从根本上重塑美国历史，打破传统的以白人建国者为中心的框架，而将非裔美国人的曲折抗争放在美国历史的核心。它指出，如果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设计是这个国家最珍视的意义，非裔美国人在各个时期的抗争才是这种意义的核心部分。文中直言，“民权运动并非仅仅关乎黑人的权利”，而更意味着“让宪法代表的理想成为现实(making the ideals of the Constitution whole)”。它揭开了许多主流话语下“美国英雄”的黑暗一面：几乎全部建国者们都是奴隶主或参与过奴隶贸易，杰斐逊甚至和他的奴隶之一存在血缘关系;他们在敲定宪法和《独立宣言》等文本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决定剔除废奴观点;林肯“将黑人送出美国”的提议也被记录在这部作品中……在他们的光辉与功绩被夸大的同时，非裔美国人的位置与贡献却被有意抹除：许多在二战中参军入伍的黑人，在从战场回乡后不仅没有等到对他们忠诚与牺牲的承认，反而变本加厉地遭受了更多暴力与隔离;一些在美国和世界现存的经济制度，是从根植于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中发源的，人们在从中受益的同时，却对其中让黑人群体遭受不公的问题至今尚未被正视、解决;许多美国人熟悉、喜爱，遍布各个流派的音乐作品，与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渊源更是长久以来被种族主义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掩盖与抹杀了……系列标题中的“1619”，是第一批黑人被运送到北美大陆的年份。作者认为，在探讨“美国历史”时，相比主流叙事中签署独立宣言的1776年，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是以1619为开端——这自然象征着给予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更多探讨和关怀。由于其对历史叙事的革新和引发的巨大反响，作者妮可·汉娜-琼斯被授予2020年普利策评论奖。

在社会运动中，公众也愈发接受更为激进的、将愤怒直指美国制度的表达。比如，在2013年，17岁黑人少年特雷冯·马丁(Trayvon Martin)被警察无端开枪射杀，但涉事警员却并未因过度使用武力而被追究责任，于是，以非裔为主的一部分美国人便在社交媒体上使用“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的标签声援受害者，并逐渐发展成一场社会运动。但在起初，即便参与者的诉求仅仅是追究涉事警员责任、以及笼统地要求杜绝警察暴力，“黑命攸关”在美国社会所得到的支持率也一直在45%左右徘徊，直到2018年才第一次过半。

而去年夏天，乔治·佛洛依德、布丽阿娜·泰勒、丹尼尔·普鲁德等几个警察暴力受害者的经历，再一次点燃了这场运动。参与者们开始提出激进得多的诉求：“停止资助警察”、“解散警队”、重建美国司法系统，西雅图的抗议者甚至建立了近一个月的“无警察区(CHAZ，国会山自治区)”。但尽管这些行动和诉求都前所未有地大胆、激进，美国民众却没有因此被疏远，“黑命攸关”获得的支持率升至75%的历史新高。

一些直接挑战美国“国家符号”的抗议行为，也得到了主流社会前所未有的支持。2016年，全美橄榄球联盟(NFL)运动员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在赛前播放国歌时，通过单膝跪地的动作表达对美国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抗议。这一举动，为他招来了大量“不尊重国家符号”的指责，特朗普更是在集会上辱骂“把这个**养的赶出球场”。在种种压力下，卡佩尼克没能找到下一个愿意签下自己的球队，为这个勇敢的表达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在2020年“黑命攸关”运动开始后，这个抗议姿势的使用却成为了一种共识：比如在随后的多场NBA比赛上，包括勒布朗·詹姆斯在内的运动员们都身着写有“黑命攸关”的衣服，在播放国歌时集体单膝下跪，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全美足球联盟、女子足球联盟、以及曾经将卡佩尼克拒之门外的NFL赛场上。在运动场以外，这个动作也被大量街头抗议者使用;甚至包括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曾在去年七月带领一众民主党议员，在国会大厦中单膝下跪八分钟为佛洛依德默哀。

另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行为就是推倒历史人物的雕像。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人进行这种尝试，但即便被推倒的雕像人物是内战中为保卫奴隶制而战的南方军将领，也面临极大的争议，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部分极端右翼人士甚至因此制造了导致数十人伤亡的冲突。然而在去年一年里，不仅被移除的南方军将领雕像就高达160座，许多传统叙事中的英雄也不再享有被忽视劣迹的特权：由于他们奴隶主的身份，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等建国者的雕像被抗议者推倒;波士顿市政府决定移除一座展示获得解放的黑人跪在林肯脚边表达感谢的雕像;蒙茅斯大学决定将支持种族隔离的前总统威尔逊的名字从其主建筑上移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布劳(Charles M. Blow)在当时的评论文章中直言道：“那些被华盛顿和其他建国者们奴役过的黑人，和我们一样，是会爱、会笑、会哭、会痛苦的人——没有一个人的功绩能够抵消其对他者犯下的罪行。因此，奴隶主不应该享受在公共空间竖立雕像的荣誉。”

就连在一贯出于商业考量而远离争议的好莱坞电影里，也能看到这股思潮的影子。从《逃出绝命镇》、《黑色党徒》到刚刚获得金球奖最佳剧本的《芝加哥七君子审判》，近年里探讨种族、民权主题的作品，不仅愈发不加粉饰地将不公制造的创伤呈现出来，更开始直接地以质疑美国制度作为主题;它们虽然往往会挑战观众的舒适区，却同时能更加频繁地收获主流奖项的青睐和商业上的成功。甚至在漫威电影中，近年来最受好评的《黑豹》，也首次在人类世界中想象了一个从根本上优于美国的制度和社会。去年，音乐剧《汉密尔顿》录像版的上映，更是能从其收获的反响中看到美国公众文化审美微妙的变化：在其首演时，站在奥巴马时代的尾巴上，这种大团圆式对多元的庆祝收获了空前热烈的掌声;而去年的重映固然仍带给许多观众鼓舞和感动，但从质疑其对少数族裔演员的安排、到批评其对汉密尔顿在奴隶制方面观点的美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仅不能轻易接受对“建国英雄”不加反思地庆祝、赞扬，也更深刻地意识到相比剧中浮于表面的、庆祝式的表达，对种族、对多元文化的讨论更应专注于记录痛苦和挣扎的部分。

保守派的反扑

当然，哪怕进步主义视角与史观在不断赢得更多认可，光谱另一端的保守派从来没有停止对其的猛烈攻击。

一个常被作为稻草人的攻击对象，就是上文提到的“1619计划”。前众议院议长金格里奇、现任参议员克鲁兹和科顿等保守派政客，在无法从史实上指出任何问题的前提下，攻击这部作品在进行“洗脑”和“宣传”;特朗普在任期间，更是不放过任何动用手中庞大公权力的机会，威胁公立学校禁止将其纳入教学参考材料，否则将会面临联邦教育部的调查;他甚至针锋相对地成立了“1776委员会(1776 Commission)”，旨在研究和推动围绕美国历史的“爱国教育(patriotic education)”、“根除学校系统中的左翼思想”，但其成员却无一是历史学研究者、而全部是保守派活动人士。今年一月初，这个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其内容遭受了几乎整个美国历史学界的指责。美国历史协会的主任格罗斯曼直言，这份报告充斥着“对事实的歪曲、选择性沉默、公然或细微的误读史实”，其得出的结论“几乎不会有历史学家认可”。虽然拜登在上任后发布的第一批行政命令中，就包括解散“1776委员会”并调查其组织和工作中滥用行政权力的问题，但可以预见这份报告的内容会在未来的保守派意识形态的塑造中造成可观的影响。

保守派对进步主义的怨恨，在特朗普2020年独立日发表的演讲中达到了高点。不同于以往总统在这一天往往选择团结、和解的基调，《纽约时报》用“黑暗”和“制造分裂”(dark and divisive)来形容这篇演讲：特朗普指责进步主义者在“抹去我们的历史”、“诽谤我们的英雄”、“无损我们最神圣的纪念碑”，并誓言自己“不会允许我们的国家、价值、历史和文化被夺走”。他将演讲地点选择在拉什莫尔山，也显然是一个意在挑衅的姿态：拉什莫尔山又名“总统山”，因在山崖上雕刻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四位总统的石像而得名，作为美国标志性的名胜的同时，它也一直被许多争议围绕着：其所在地曾属于北美原住民、是被当时联邦政府“夺走”的——在原住民的土地上修建白人奴隶主的雕像，这个结合在许多人眼中是美国历史黑暗一面的体现。

“抹黑历史”、“背叛美国”……保守派对进步主义的指责往往少不了这些要点。的确，就如上文所说，进步主义者近些年观念的变化，就是更尖锐、更批判、更悲观地看待美国的现今和过去;但究其本质，恰恰也是他们，在亲身实践着建国者们的遗产中值得骄傲的部分。比如，就像前文所说，美国宪法的一个开创性在于第一次将保护公民权利的部分写入其中，而民权运动完全是将其向少数族裔的延续;同样，进步主义者们为移民群体争取的权利，更是从最初就根植于美国价值中的——美国除去原住民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各个时期移民的后代，建国者们深知最初踏足北美大陆的欧洲人就是为了逃出教廷迫害、开创新生活的移民，因此将“移民国家”的本质深深刻进了美国的基因，希望后代能一如既往地对哪怕是“辛苦的”、“穷困的”人们敞开大门。建国者们多次强调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理念，就是对“多数暴政”的警惕。虽然这种考量一方面导致了很多在今天看来存在严重缺陷的制度(如参议员席位分配，选举人团等)，但这个理念本身无疑是有价值的：主流没有权利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少数人身上——而进步主义者为LGBTQ、少数族裔、穆斯林等群体争取的婚姻、自我认知、祈祷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恰恰是这个理念在今天最直接的实践;和传统主流话语中定义的“美国意义”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这些理念还还远没有被实现，传统叙事更是掩盖了许多历史、“英雄”的黑暗一面，所以对于深信这些价值的美国人，当下急需的不是骄傲、庆祝或自我欣赏，而是带着愧疚和歉意的反思和修正。

而站在光谱另一端的保守派，虽然一贯善于指责对方对“美国理念”缺少敬意和尊重，但他们的行为本质上却与之相去甚远;这些人同样贯穿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里，《修正案》片中探讨每个主题时，也相应地展示了他们的行为。比如，在第十四修正案被通过后，南部各州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立刻开始了将其“掏空”的努力，不仅祭出了“隔离且平等”这种荒唐的制度，也在文化层面塑造出一整套“南方叙事”，称南方在内战中保卫的并非奴隶制、而是“南方式的生活方式”——诸如《飘》、《一个国家的诞生》等作品也是为定义、美化这种生活方式而服务的。在这种视角下，他们就可以将民权运动和联邦层面保障民权的立法，解释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粗暴审查与干预”，而即便大量奴隶主和南方军将领的雕像、以他们命名的公共场所对非裔社群来说意味着痛苦的历史记忆，保守派也总以“在公共空间保留独特的南方文化”来为留存它们争辩。

又比如，鉴于警惕公权力和“多数暴政”的美国理念，保守派往往力主“小政府”，并因此反对环保立法、监管竞选资金、全民医保、公共福利、枪支管理……哪怕如今美国社会几乎全部的问题都能由此溯源。但偏偏面对最无力的抗争者时——无论是70年代面对反越战抗议者的尼克松政府、还是去年夏天面对“黑命攸关”抗议者的共和党，保守派往往会毫不犹豫地打出“法律与秩序”的口号，用不对称、不合理的暴力回应;而导致系统性警察暴力的原因，除了种族主义以外，还有保守派一直以来对警察权力的纵容。他们的虚伪也体现在对性少数的对待上，为了将这个群体推回主流的阴影下，他们完全把“警惕多数暴政”的原则抛到了脑后，在1996年通过了《捍卫婚姻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常简写为“DOMA”)》，直接将自己对婚姻的狭隘定义——“一男一女间的结合”以联邦立法的形式强加到全体美国人身上。

另一个体现出保守派虚伪的领域则是“言论自由”：当公共舆论对公众人物的冒犯性发言做出抵制时，他们经常指责这是一种“不容异见”的表现，还发明了“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等指责性的标签。但脱离开这套话术来看，这种舆论反应与其说是言论限制，不如说是被冒犯的群体对自己感受的正当表达。言论自由的理念本身当然无比重要，它滋养出美国生机勃勃的媒体和文化，不断拓展着公共讨论的可能，让身为“逃奴”的的道格拉斯、不愿让出座位的罗莎·帕克斯、被污名化为是不洁和疾病的性少数活动者，即便面对着森严而强大的制度性不公，也永远能用表达做为最后的武器，并让太多彼时显得激进的声音向前推动大众认知的坐标。换句话说，挑战现存结构的表达是最需要这个理念的保护的。但在今天，往往是保守派在扼杀这类表达：“1619”计划的遭遇并非个例，2020年9月，特朗普政府曾下令停止一切公立机构内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传播和讨论，许多红州内的议会也订立过法律，禁止在学校等机构内探讨诸如“美国在根本上是否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等等“争议性观念”;社会运动中弱势群体的许多表达——从上文所说的单膝下跪姿势，到MeToo中对女性受害者发生和追责的鼓励，都收到了保守派不同形式的敌意;很长时间以来，保守派在人们心中甚至成为排斥媒体的一方——对无论是尼克松政府对媒体报道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的阻挠，特朗普将媒体称为“人民的敌人”、为批评自己的报道颁发“假新闻奖”，还是整个右翼回音室中对主流媒体的偏见，他们甚至已经放弃了媒体作为“第四权”这个诞生于言论自由、在美国早已深入人心的观念。

无论在1868年、1964年、2016年还是今天，保守派心中最重要的价值，从不是被写在《独立宣言》、《权利法案》或《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而是身为一个主流族群，当目睹着自身的主导被进步侵蚀时的焦虑——原来和自己不同肤色、信仰、认知的其他人也能平等、骄傲地存在，原来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在道德上更加优越，原来感到安全而自豪的传统是建立在欺压上的结构性特权……这种焦虑，当然值得被理解和聆听，但也很容易向一个更黑暗的方向转化，成为在夏洛茨维尔高举着火把叫喊“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人群、成为去年夏天站在自家门口对“黑命攸关”抗议者举起枪口的白人夫妇、成为驱使着上千人冲进国会大厦的阴谋论、成为特朗普在拉什莫尔山的演讲中喷发的愤恨。

尾声

所以，将美国社会如今的撕裂由此剖开，就能发现光谱上的双方并非是简单地“乌鸦一般黑”。放眼世界，许多国家中社会裂痕的起源和走向都是类似的：在法国，有人不愿正视主流社会长期引以为傲的“世俗主义(Laïcité)”剥夺了少数族裔表达身份认同的权利;在德国，有人认为今天的国家不再需要反思二战中的历史责任，不再需要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和多元价值的坚持;在波兰，与教会联合的政治势力更是通过塑造一种“波兰人”的身份认同，切断对历史的反思，制造针对女权主义和多元性别观念的敌意，并已经成功侵蚀了媒体、司法系统等权利制衡机制的独立性……

这些争论，其实都是对“国家意义”定义与解释权的争夺：是不加选择地拥抱看似光辉的历史与传统，还是反思这种光辉下有哪些具体的人受到了伤害?虽然后者往往不那么光鲜，而会是嘈杂又刺痛的，但至少从历史中我们们能看到，做出这个选择意味着在切肤之痛后，距离那个真正值得庆祝和骄傲的理想图景更近了一些。包括德、法在内，许多面临撕裂的国家都将在之后的一两年里面临大选，从参与者来看，大选的结果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这些社会未来的走向。而我们能有的期待，就是有更多即将参与做出决定的人们，能够看到历史中的悲剧与进步在当下的投影。

参考：

‘Amend’ brings Will Smith’s starry touch to the 14th Amendment’s tumultuous history – CN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 Transcription –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Tracing President Lincoln’s Thoughts On Slavery – NPR

Frederick Douglass needed to see Lincoln. Would the president meet with a former slave? – The Washington Post

‘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 by Frederick Douglass

The 1619 Project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The New York Times, Anchorage Daily News and ProPublica Win Pulitzers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Public Opinion Has Moved on Black Lives Matter – The New York Times

Kneeling, Fiercely Debated in the N.F.L., Resonates in Protests – The New York Times

Donald Trump blasts NFL anthem protesters: ‘Get that son of a bitch off the field’ – The Guardian

The Anthem Debate Is Back. But Now It’s Standing That’s Polarizing. – The New York Times

NBA Players and Coaches Kneel During National Anthem as Season Begins – CBS News

Democrats kneel in moment of silence for George Floyd – BBC News

Over 160 Confederate Symbols Were Removed in 2020. Group Says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Statues Are Falling Around the World – The New York Times

Yes, Even George Washington – The New York Times

Watching ‘Hamilton’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 SupChina

The 1619 Chronicles – The New York Times

1619. Revisited – The New York Times

‘Their Goal Is the End of America’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Mount Rushmore Became Mount Rushmore – The New York Times

How Cities Lost Control of Police Discipline – The New York Times

The Campaign to Cancel Wokeness – The New York Times

专访|林垚：自相矛盾的公开信与取消文化的正当性 – 澎湃思想市场

Trump Hands Out ‘Fake News Awards,’ Sans the Red Carpet – The New York Times

‘Why We’re Polarized’ by Ezra Klein

France, Islam and ‘Laïcité’ – The New York Times

‘Amend: The Fight for America’, Rotten Tomatoes: https://www.rottentomatoes.com/tv/amend_the_fight_for_america

来源时间：2021/4/1   发布时间：20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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