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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授：西方令人失望，但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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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云汉  来源：中华好学者

文章导读：巨变时代正在来临。今天，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松动的阶段，后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受西方话语框架影响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着重构的压力和开新的重任。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从政治学角度出发，阐释了中国政治学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突破和超越西方政治学。 他认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化的政治学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着深刻的裂痕，存在着难以解释中国发展模式、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窠臼、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历史等内在缺陷，无力回应这个巨变时代所提出的知识挑战。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重新开启了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探索了全新的发展模式——这些变化将冲击乃至打断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 他呼吁，面向未来，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故步自封或重蹈西方覆辙。无论是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中国学者都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也理当进行超越和突破，而不是继续做学术附庸。

作者简介：朱云汉，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

所谓突破，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

▍为何要突破，为何要超越

我们过去追随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有严重的偏差与缺陷。它背离了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联系，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美国政治学者的专业态度。

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其成果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意义，学者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时代?这都是学者必须面对的。我说要超越，是因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已经忘了这些基本点。我们要回归经世济民的中心，要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里，这样的一种关怀和思考是极其丰富的。于右任的书法大家都很熟悉，他书写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张载(张横渠)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了儒家学派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坐标，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这是可以指导我们去思考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

目前，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全球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他们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1. 西方主要社会科学理论架构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一种基本设想，西方学者或者是刻意进行回避，或者是在这方面显得非常苍白。

2.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带动的世界秩序重组，没有思想准备。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兴起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遇，无法正确地或者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复兴，以及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的机遇。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连中国学者自己都未展开，更不可能期待美国学者、西方学者能够更前瞻地对中国兴起从事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

3. 美国主流政治学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无视科学哲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死守已经被扬弃的科学哲学理论，一直将其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指导原则，犹如问道于盲。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共识是，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科学活动的本质：首先，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是仅限于经验世界，而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其次，科学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挥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

这种脱节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其次是源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哲学理论，最后是源于其所凭借的局部而片面的历史经验。

相当多的美国学者存在固执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产生多方面认识的偏差，主要体现在：(1)自由主义偏差：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2)历史终结偏差：认为西方展示的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3)西方中心偏见：认为西方创造了近代的人类进步，西方经验是界定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坐标。上述三个预设立场，严重阻碍了美国学者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

4.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拒绝面对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来临。最近几年，我与很多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进行对话，在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面对时代潮流时的一种抗拒心理。面对客观现实，这个世界已经一步一步地脱离西方秩序，正在进入一个后西方的世界秩序时代，他们却找出各种理由，不愿意承认世界秩序的变化，以他们的主观意识对新的世界秩序进行解构。

5.美国政治学存在严重的方法、理论、经验的基础缺陷。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全面动摇，但是主流政治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自己建构的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里面去抗拒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在过去30年中，科学哲学理论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早已进入后逻辑实证的发展阶段。然而我们很多研究方法论的学者，还在教学中以逻辑实证论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理论。

6. 美国主流政治学理论涵盖的经验范畴有严重的时空局限性。存在“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五种主流国际理论的偏差与谬误。美国政治学者的很多理论，尤其是比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所覆盖的经验的时空范围很窄。例如国际学，基本上就是在西伐利亚合约之后，以西方主权国家为构成单元的那些历史经验。

7. 西方政治学者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的窠臼，美国政治学者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霸权，包括“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金德尔伯格陷阱”。他们用所谓“自由制度论”与“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他们推行的“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与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而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以另起炉灶，可以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与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行动者。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他们又刻意忽视霸权的两面性。例如，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捍卫美元霸权，阻止SDR扮演超级货币功能，美国为了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为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又如，在美国财政部主导下，IMF对外债危机实行严格的纾困条件，优先维护国际债权人的权益，而不顾纾困方案对债务国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损害。并长期推销华盛顿共识，加剧全球化造成的两极化分配与排除边缘群体。

美国的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让国际公共服务产品长期供给不足。例如，IMF的可融资额度严重不足，但美国长期反对增资，避免稀释其投票权与影响其否决权。又如，世界银行的资本规模长期冻结，远远不能满足开发中国家的需求，还试图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

美国的霸权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不稳定之源，国际社会饱受美国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public bads)。美国主导金融全球化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美国以多种名目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共享，将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之上;美国将相互依存作为战略武器，采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锁、贸易战、长臂司法管辖，网络封锁打击竞争对手。

8. 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的历史经验。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历史诠释是选择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对于他们国家历史中的剥削、残暴、阴暗的一面，基本上略过不表。很多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大书特书，但是对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外侵略、殖民主义、奴隶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们却轻描淡写、遮遮掩掩。在解释西方兴起的历史文献中，他们往往是笔锋一转，不去正视这些野蛮的、血腥的、丑恶的因素在其原始积累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像流行于西方学术界新制度学派学者诺斯的历史叙事就是选择性的，采用简化和压缩历史以削足适履。他的分析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克服了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在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框架中，是容不下英属东印度公司这种靠征服、占领、掠夺与独占的殖民商业帝国，也与《棉花帝国》这本经典之作呈现的历史证据格格不入。

▍历史的趋势正在走向转折

巨变时代正在来临。今天，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松动的阶段。美国过去30年主导的全球化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反全球化的运动风起云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新世纪的巨变中已经被唾弃。“第三波民主化”在新世纪已经失去主动力，正在明显退潮，西方民主体制出现退化，陷入社会裂解与合法性基础的动摇危机中。欧盟面临解体的危机，脱欧的政治势力方兴未艾。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的同时，非西方世界正在崛起，后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

(一)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到七个新兴经济体

在我们思考未来世界格局时，有一个基本的数据很重要。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2017年对世界经济结构的中长期作了一个预估，认为制定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即今后的世界经济中心，将会从G7（七大工业国家）国家转移到E7（七大新兴经济体）国家。E7国家包含了多数的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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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购买力等值分析，E7国家都是人口超过1亿或接近1亿的国家，也是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国家。1995年，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以及购买力等值GDP计算只是G7国家的一半，但是到2015年，他们的经济规模和购买力已经与G7国家并驾齐驱了，E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5%，而G7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到2040年，预计E7国家就将超过G7国家。可想而知，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国际组织、国际规则，所有这些都可能在未来发生巨大的变化。

(二) G20杭州峰会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期。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非常鲜明的指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在三年前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用了所有的影响力，试图劝阻它的传统盟邦加入亚投行，这真是典型的美国霸权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到2018年底，全球有86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正式会员。亚投行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因为现有的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它们在美国主导下，其主导思想与政策已经与发展中国家的真实需求脱节。

中国不仅在引领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对全球议题、全球治理问题带来了很多新的倡议和改革的提议。这也表明，中国正在转型，正在从过去被动的回应西方的议程和适应角色，逐步转为具有更多话语权和更加主动的角色。

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峰会，这次峰会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领导人宣言，一举跨越三个历史分水岭。首先，第一次把G20峰会的关注从解决世界经济转型面对的挑战，转向关注中长期性结构转型议题，启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系统性改革。其次，全球治理议题主导权由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过渡。再次，中国跃升为全球经济治理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形成共识的营造者。

(三) 中国开启了多元化竞争时代

从金砖五国厦门峰会开始，BRICS Plus的新模式开始运转，中国所带领的金砖五国希望把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纳入这个很重要的对话平台和政策协作平台，他们将在这个平台上讨论如何对重大全球议题形成共识，并且推出他们认为急需的全球改革议程。

2017年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成为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协商平台。金砖国家主张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更包容、均衡、公平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主张稳步推进这个长远目标，推动渐进改革与有序转型，不希望国际秩序出现混乱或崩解。

中国在金砖峰会采取明确立场维护现有全球多边体制，全力推进“联合国2030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良好、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做出了贡献，而这将涉及到全世界88%的人口，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中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一，重新开启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被很多国家认真研究和参考。世界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自由市场和自主性社会，被普遍认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新自由主义当道，华盛顿共识成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非西方国家精英不由自主向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靠拢，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最近十年产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打开，不再是只有一种选项。中国的经验最为突出，而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从1840年以来，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才争得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当然这些经验是很难复制和模仿的。各国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因地制宜、尊重国情、与时俱进。

第二，中国的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被颠覆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平台，提供各种价廉物美的高科技产品与高端设备，在政治上削弱了美国式代议制迷信，在经济上打破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抬高了初级产品的价格。许多落后国家可以享受更有利的贸易交换条件，它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而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与软件价格不断下跌。中国企业让几亿非洲百姓迅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例如，深圳的“传音控股”在中国市场没有销售过一台手机，而在非洲市场占有率竟达到48%，它的入门机基本款只要10美元，让非洲的每一个人都买得起。中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让广大的非洲人民快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网络时代。如果没有中国的兴起，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中国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完全超越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300年来，第一次一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提供了各种协助，促进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主体是政府搭建的政治协商平台，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与国有企业为推动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并带动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中国不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唯一标准，这种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采取的，甚至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所排斥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中的瓶颈，其中最大的瓶颈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它既没有外汇、更没有足够的融资条件来突破这个瓶颈。中国具备空前庞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可以同时帮助上百个国家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包括港口和深水码头、电厂、铁路、公路等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全世界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有这种能量，更不要讲有这种意愿了。这些都是中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里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中国作为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尊重这些国家的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这些国家削足适履，不强迫买卖武器，不输出颜色革命，这些都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信心。

▍中国模式兴起打破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

我们要在理论上形成超越和突破，否则不足以解释或者应对新的发展趋势。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的切入点：

第一，西方主流科学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会改变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这个理论构建工作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所奉行的理论早就被扬弃了。中国学者应充分掌握70年代“后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演进趋势，汲取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科学实存论、批判实存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精髓。

第三，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所凭借的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处于无知状态。对16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东亚世界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如何长时间共存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无论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可以使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进行超越和突破。

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模式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1)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价值，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不再垄断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激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帕雷托最优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3)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

(4)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既开辟了构建政治体制合法化的有效机制，又能兼顾治理能力与执政绩效。

中国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启示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在实践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鉴。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要有知识全面的素养。纵横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辙，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做学术附庸。

文章来源：原载《经济导刊》2019年第11期

来源时间：2021/3/31   发布时间：20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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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搞好中美关系还需价值纽带

苏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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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搞好中美关系还需价值纽带

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起，又因南海主权问题、香港问题以及随后冠状病毒流行以及最近再次被强调的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了起起伏伏、一波三折的对撞局面。美国惊心动魄的大选及相关诉讼和抗议之后，拜登终于入主白宫，中美都有不少认为，中美之间将是大概率地缓和矛盾，双边关系将逐步获得恢复，走向平稳。可是，屏住呼吸进行观察的结果却完全出人意料：中美外交高官在阿拉斯加会谈上的短兵相接让世界都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局尴尬！

从2020年6月夏威夷檀香山的中美会谈到2021年3月的再度见面，之间相隔240余日。在美国因两党忙于大选并焦头烂额时，中国有足够多的时间思考接下来的中美关系，探讨各种意在破冰前行的方案：不管是特朗普留下的“对抗中改变”政策，还是拜登的新“竞争中合作”对策。中国应该也可以拿出自己不同于之前的外交新思路，灵活地化解已达到历史冰点的恶劣关系。但事实上，这样的动作至今并没有看到。相反，改善关系的困境明显加深。

 

面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安克雷奇高调批评、指责的开场，中方谈判代表也未能及时做出“以柔克刚”的灵活反应，而是以“超现实”的语言，导致“戏剧性”的冲突。对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提出的置疑，必然要加重双方的对立情绪。以这样的方式开启会谈，产生如此激烈的冲撞局面，的确完全出乎意外！因为，中美两国会谈中彼此的表现与反应，已超越了启动冲突和对抗的特朗普与蓬佩奥时期！

 

连日来，国际舆论纷纷扬扬，各种分析、判断与担忧接踵而至。媒体网络上也转发有关文章与不一观点，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度再度直线攀升！客观说，其中多有对所谓“战狼外交”的批评。从2020年中美口水仗以来，国内外关心和关注中美共同利益的观察家们，都在注意这种不可能有良好收效的外交方式，它只能引发更多的不解、疑惑与形成新的对抗。除非中国已经做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将与美国这个全球头号大国展开殊死斗争的决定，在阿拉斯加会议开场时就拉下脸与美国针锋相对似乎收效不大。

 

因为阿拉斯加中方的“劲爆观点”，看到一篇未署名的《春日漫语》。文章指出：“坦率说，（中国外交高官的言辞）完全证实了最近十年美国朝野对‘中国崛起’的最深层的担忧：担忧中国侵犯美国的价值观、担忧中国威胁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担忧中国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这位作者的观察非常清晰地道出了中美间面临的更为深刻的内在矛盾。它不仅仅是现时才产生的临时性问题，而是深埋已久的历史性的、结构性的矛盾。

 

针对中美对撞，《纽约时报》近日也有观点表示：“虽冷战还未死灰复燃——基本上尚不具备当年的那种核威胁，而且目前竞争围绕的是技术、网络冲突，以及扩大影响力的行动——但目前正出现的场景让人回想起那个糟糕的时代。”舆论既然如此，不管言语与忧心的轻重程度，说明美国或中国社会，都在思考正在继续恶化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去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就让人们担忧中美关系“糟糕的时代”的到来，七个月之后，这个时代似乎终于拉开了序幕。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说：惟有中国才有能力构成对美国所打造、形成的国际“规则、价值和关系”的挑战。原以为因大选而受抑制的政治冲突不再出现，却不想从这位布林肯先生的口中，似乎将中国做了更为具体也更为危险的评估与定位：中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这无疑是在告诉全世界：美国新一届政府并没放弃特朗普时期对中强硬政策。

 

 

 

要破解目前的僵局十分困难。最近，国际社连连发生了对中国不利的消息，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中美关系的关切。不久前，美、日、澳、印的四方会谈刚结束，在东京又召开了美日“2+2会议”，在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称中国某些行为“不符合现有的国际秩序，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挑战。”这样靶向明确而又强烈的联合回应，将中国明确推向国际舞台上开烤的做法，在以往实属罕见！

 

继阿拉斯加会谈之后，3月19日，中美又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会议上再次唇枪舌剑，在人权问题相互对垒，毫不退让。而美国在外交上重棋布局，欲延伸其同盟对中打压。3月22日，美、欧、英、加在同一天宣布制裁中国，这被舆论描述为欧洲三十年多年来的首次制裁行动。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同俄罗斯、朝鲜及伊朗等17个国家及地区，也已共同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联盟，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和实施单方面制裁。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因地缘政治的考虑，都在以不同程度的谋划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也试图用各种手段暗中拉拢或绑架他国，来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国际势力空间。而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似应有更多的独立自主，即承担人类和平友好责任，联手强国带动全球各国，推动21世纪的共同文明与繁荣。观察中美关系50年，并被外界认为亲中的基辛格博士如是说：“世界的繁荣与和平，取决于两个社会的相互理解。”

 

1947年，以苏联与美国各自为首的东、西方阵营之间开启了冷战，使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大国敌对的阴影之下。眼下似乎风险又至。笔者今日与日本驻华外交人员交流时也谈及当前中国与欧盟各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数国明显紧张的国际关系。他们认为因为中美关系的影响，中日关系也在趋向恶化的边缘。感觉眼下日本新内阁，似乎对这样的复杂形势有些难以应对。并且，菅义伟下月即将访美会晤拜登，给中日美关系不知又有何新影响？

 

但不管怎样，中美关系在未改善的情况下，中日关系又陷入低谷，韩国时美国的盟国，而印度也在与美国形成军事上的接近，加之中国非常期待的《中欧投资协定》签订的延迟，等等，都使中国面临大国外交上的重大考验。而中国并不脆弱也不示弱的姿态，同样也给美国和日本造成外交上的困局。对此，各方当然必要调整相应的外交思路，以更智慧的策略以及更准确的表达应对谈判。谁都想坚守自己的立场，但并不意味着坚持强硬姿态就能获得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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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都明白，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巨大成功在一定意义上是中美间全面而且完美合作的结果。若不是特朗普政府2018年开启贸易上的讨价还价，欲寻求公平对待的利益关系，中美关系的相对和谐状态也许还会持续。但一场可怕的“新冠”疫情，才彼此停顿了这样的热络。当美国国会山的政治家们、社会知识精英们以及媒体的舆论和大众似乎都形成共识时，中美关系客观上已走向了低谷。尽管如此，但并非全无一点可缓和的余地。

 

新的中美关系，至少都可采用以退为进的渐进方式，理性赢得对手松开拳头。对中国一方而言，很现实的原因在于，我们还需要国际社会的认知与尊重，还需要国际信息、高科技与金融的支持，还需要至少同美国知识精英与民间社会保持友好往来。而任何一次高级别的会面都是可以抓住的机遇，只要有充足的理由、诚恳的姿态以及不计前嫌的大国风度。作为理应扮演“和事佬”的外交角色，智慧、理性、平和十分重要，在一些时候忍辱负重的也不是不可能。

 

中美之间的问题一直就存在，其根本性质也没有被改变过。但是，这并不妨碍另辟蹊径。20世纪下半叶，中国成功转化并升级国际关系角色，只是在今日的条件下，中国还应从根本的国家现代性治理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接互动。由于科技进步、互联网发达，地球村缩短了交往的距离，文化间相互的理解与尊重，不同形态的社会间亦可最大程度地进行价值观念的自由探讨、形成互不冲突或一定程度的消化与接受。

 

 

 

在2020年9月发表的《谁让布兰斯塔德告别中国？》一文中，笔者指出：“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尼克松，作为当时（1972年）推动实现中美建交的两边领导人，都非常明了彼此间具有天大的分歧——政治信仰与社会制度。但仅仅是为了国家安全而联合抗苏，使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形成两条意识形态平行线，可以互不交织地漫长延续。”这种主观的回避带来了客观的实际益处：仅6年之后的1979年，邓小平实现近乎完美的访美之旅。

 

这无疑是“放下身段”的外交成功。既不当“韩信”，也无需做“夫差”，也毫无损伤中国人的面子。大大方方地承认对方或是对手的优点，也承认自身的薄弱与不足，随后便是全方位的握手言欢，合作上的突飞猛进。如此“韬光养晦”，起码给落后的综合国力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实现了自身社会的文明的再升级，创造了更好更有利的条件。尽管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与劳动力代价，但谁能否定说，经济腾飞不是一国文明过程的必须构成？

 

按正常逻辑，经济成功的中国，应开始放慢脚步，从平衡发展的角度，对其中问题进行纠偏与纠错，同时检讨对外关系中的可能的偏差，其中包含与美国的贸易或其他互动中的问题。在全球化面前，中国是一个后来者，许多方面是需要了解或被理解的。即使中国知道某种原有规矩不合理，或需要重新制定更为科学理性的规则，但她依然需要通过一个充分的过程，在具有共识的框架内，达成各方皆能接受的、阳关透明的游戏新规则。

 

在新的国际关系中，中国或许不需要被动地模仿什么，而更需要主动地发挥创造什么。而这种独创的，也一定是同人类进步具有鲜明的共融或推动特质。在过去的70年中，严格地说，中国在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都是面向自己的成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通过调整社会的与经济的政策，解决了自身社会内乱与经济贫困问题；最了不起的是：施行改革开放，使其国力得到大大地增强，让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成为人类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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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未来全球共同发展中，中国具有很大的作为与贡献空间。但是，这种作为的前提，则是要与美国这样世界性的、独一无二的大国和强国相互携手，而非一种处于被动的“对抗中发展”模式。人类的各种生存资源是有限的，合理分配、合作共享，而非争夺、消耗与占有、浪费。这其中也包含对文化与文明这种特殊资源的利用与共享。如果中美之间，只简单关注于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双方因此再延伸出激烈冷战，是否会重蹈美苏当年你死我活之覆辙？

 

从中国国内看，中美在阿拉斯加的激烈交锋，使民情有些沸腾。有人在喊中国不能受“屈辱”，有人则开始呼吁抵制“耐克”等美货。外交家们还没完事，“爱国”者们已开始蠢蠢欲动，民族主义的情绪或将开始新一轮发散？刚刚“脱贫”的中国，尚有不少矛盾问题亟待解决。没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或如果矛盾再持续升温，还要准备着应对更加复杂的冷战甚至热战，人们还有安宁快乐的日子好过吗？

 

至于美国，在保持现代制度优越感的同时，对解决内政外交的某种思路与方式，似乎也应有所调整和修正，极力减少因言辞、举动的不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不安。尤其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需要以更大的友善、以更新的角度和力度来继续支持中国的现代性发展。简单、粗暴的外交于事无补，不慎进入新冷战不仅会是龙虎相争必两败俱，还会殃及整个人类。当然，能否和怎样重归于好，还在于看两个政府领导人的智慧。

 

人类之间，多有现实与历史复杂交汇，国家矛盾新旧起伏，但能最终填平彼此沟壑、使问题解决成一马平川的，似乎惟有一种力量，即努力趋同的生存价值观！3月24日，布林肯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发表了联欧对抗中俄的演说。他说：“美国及其盟友必须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根植于共同价值观的体系。”他还说：“我们不能忽视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即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也是我们谦卑的源泉。”这是为盟友做的一次价值观团结动员！

 

中国当然也有自己可以推行的、包含着“自由”、“民主”、“公正”等构成的核心价值。回顾就近的20世纪历史，人类出现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之战，一次则是正义与邪恶的反法西斯之战。而在二战中，中国是美国亲密而坚定的联盟，彼此精诚团结，最终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即便是后来的美苏冷战，中国也从拥苏转向联美，虽保留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却没出现提出反对美国的主流文明观。而今天，中美依然没有理由成为敌人，而应同构一种价值文明，为了人类共存与未来命运!

来源时间：2021/3/31   发布时间：2021/3/31

王立华丨从百年发电量看美国：将要发生巨变的临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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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立华  来源：昆仑策网

【内容提要】发电量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一个客观标志。考察百年美国的发电量增速，自然呈现出三个阶段。1972年后，美国发电量增速不断下降，2000年至今增长停滞甚至长期负增长，危机严重程度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说明美国现存国家制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当年，罗斯福通过大刀阔斧的新政改革使美国渡过一个生死关，后来新自由主义兴起国家整体向右转，经过几十年的制度反动已耗尽新政改革的成果，导致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化，美国又进入新的革命和战争的临界期。面对如此危险和机遇并存的大变局，中国必须以深刻变化来应对。

一、用发电量增速考证一下美国的生产力状况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历史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衡量国家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要看对生产力的促进和解放作用。从人类社会的宏观进程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受阻达到相当程度时，一般会出现三种结果：要么通过革命改变陈腐落后的生产关系，要么发动战争转移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要么不可救药地消失在历史烟尘中。可以用此观点分析一下当今的美国。

如何比较准确估量生产力受阻程度呢?现在通行用GDP描述经济发展，难以对生产力状况进行客观界定。基于市场价格统计的GDP，由于受价格变化和货币手段影响太大，难以准确衡量一个国家的盛衰变化，甚至会以假象掩盖真相。就如前些年，一个出自权威部门的人均美元GDP，把蒋家王朝通货膨胀数千倍的1948年，言之凿凿地说成是中国人均GDP世界排位最高的黄金年代，而且中国至今都远远达不到那时的排位名次，那样荒唐的GDP还有客观性吗?经济发展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成果，生产力是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一种数据可以更加方便地量化基本生产力，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发电量或耗电量【1】。

人类社会早已进入电气化时代，电是当今世界最具决定性、直接性和覆盖性的生产动力，几乎全部社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电力支持，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他能源，大都需要转化为电力才能进入生产。其他行业可以在一个时期优先或暂缓发展，电力发展却是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优先考虑。一般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包括生活水平提高，必然要求发电量增长相应的加快，如果发电量增长慢或是负增长，也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或下降。没有强大的电力支持就没有现代生产和生活，越是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社会，越是须臾不能离开电力支持。

发电、输电、用电是在瞬间同时完成，发电量不能多余也不能不足，电力生产必须与实际生产生活需求平衡。除了像加拿大那种电力输出大国外，发电量基本代表一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的用电需求，发电量也就是已经做了功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也要在生产活动中真正发生作用，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否则就只能是潜在生产力，而要变成实际生产力基本都要电力来配套驱动。

发电量被公认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温度计和先行官，也可看作生产力发展速度和水平的衡量标志。所以，研究一个国家发电量的变化规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其生产力状况。一个基本生产力不断衰落、社会生活水平停滞或下降的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力量能够长期维持霸权。

二、美国发电量增速从20世纪70年代后不断走低

从1917年到2017年，美国年度发电量数据【2】是齐全的，为了直观简洁，在不影响反映基本趋势的前提下，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比较一下百年美国发电量增长速度变化状况【3】。

1917年434.29亿千瓦时。比1912年增长0.75倍。

1922年612.04亿千瓦时，比1917年增长0.41倍。

1927年1013.90亿千瓦时，比1922年增长0.66倍。

1932年993.59亿千瓦时，比1927年增长-0.2倍。

1937年1464.76亿千瓦时，比1932年增长0.47倍。

1942年2331.46亿千瓦时，比1937年增长0.59倍。

1947年3073.10亿千瓦时，比1942年增长0.32倍。

1952年4630.55亿千瓦时，比1947年增长0.51倍。

1957年7163.56亿千瓦时，比1952年增长0.84倍。

1962年9465.26亿千瓦时，比1957年增长0.32倍。

1967年13173.61亿千瓦时，比1962年增长0.39倍。

1972年18533.90亿千瓦时，比1967年增长0.41倍。

1977年22110.31亿千瓦时，比1972年增长0.19倍。

1982年23022.87亿千瓦时，比1977年增长0.04倍。【4】

1987年27160.04亿千瓦时，比1982年增长0.18倍。

1992年31148.56亿千瓦时，比1987年增长0.15倍。

1997年35262.29亿千瓦时，比1992年增长0.13倍。【5】

2002年38794.35亿千瓦时，比1997年增长0.10倍。

2007年41879.97亿千瓦时，比2002年增长0.08倍。

2012年40950.32亿千瓦时，比2007年增长-0.02倍。

2017年40905.82亿千瓦时，比2012年增长-0.00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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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美国百年历史，发电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直到停滞。基本可分为三个自然的时间段：

第一段：1917年至1972年，每5年增长倍数除一年外基本在0.32倍以上。这55年间，美国发电量增长41.68倍，年均增长0.76倍。

第二段：1972年至2002年，每5年增长倍数在0.10倍以上。这30年间，美国发电量增长1.09倍，年均增长0.04倍。

第三段：2002年至2017年，每5年增长倍数低于0.10.这15年间，美国发电量增长0.05倍，年均增长0.003倍。其中2007年至2017年是负增长。

从年均发电量增长速度来看，第一段是第二段的19倍，是第三段的253.33倍。也就是说，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发电量增长速度大幅降低，尤其进入21世纪后的美国，发电量增长速度几乎进入停滞状态。

回顾历史可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恰恰是美国统治阶级调整国家政策，否定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成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这一调整适应了时代要求，解决了过去实行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的弊端，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从美国发电量增速来看，这恰恰是以电力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速度不断下降直至停滞的开端。

新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经济，带来的只是资本的盛宴，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福音。放开了垄断资本对社会盘剥的自由，财富分配迅速向资本倾斜。1989年至2018年30年间，最富有10%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上升至70%，而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超过40%的美国人难以负担住房、食品和医疗等基本生活支出，有6500万人由于医疗费用过高而在生病时放弃治疗。连美国儿童保护基金都批评，在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居然还有超过1/5的儿童，每天都不得不面对无比残酷的现实：下顿吃什么，今晚睡哪里?【6】这样一个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大的社会，不但不会解放和促进生产力，恰恰是一个严重桎梏生产力发展的社会。

三、现阶段美国发电量增长停滞比大萧条时期严重

从2000年至2018年近20年，美国发电量仅增长0.12倍。其中2007年比2000年增长0.09倍，2017年比2007年形势更加严峻，增长幅度是-0.02倍，这10年的每一年，都没有超过2007年发电量，直到2018年才略微超过0.0098倍。下面是2000年后美国发电量年度增长情况：

2000年38358.68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3倍。

2001年37586.7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2倍。

2002年38794.3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3倍。

2003年38896.0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3倍。

2004年39818.6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2倍。

2005年40802.0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2倍。

2006年40831.2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07倍。

2007年41879.9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1倍。

2008年41522.09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09年39843.8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4倍。

2010年41510.3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4倍。

2011年41328.9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4倍。

2012年40950.3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13年41238.40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14年41468.18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15年41442.7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06倍。

2016年41431.7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03倍。

2017年40905.8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18年42291.73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3倍。【7】

尽管舆论充斥着对美国经济的乐观描述，似乎在欣欣向荣的发展，但从发电量增速来看，美国近年来的经济衰退状况，远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严重。对比一下1929年至1935年的发电量增速【8】，就能认识到这个问题。

1929年1167.4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8倍。

1930年1146.3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2倍。

1931年1093.73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5倍。

1932年993.59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9倍。

1933年1026.5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3倍。

1934年1104.0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8倍。

1935年1189.3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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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发电量负增长年份只有3年，过了5年到1935年便超过历史峰值开始增长。这次发电量负增长时间是8年，从2007年到2017年一直在低谷徘徊，直到2018年才略微超过历史峰值。发电量停滞和下降时间，已经是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的两倍。

上次大萧条，美国的办法是否定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刀阔斧地推行罗斯福新政。这个新政是革命性的，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吸收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理念和做法，把美国从原始野蛮的自由资本主义改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从而保证了大萧条后的复苏增长。但在渡过难关几十年后，他们却否定了这个思想和制度的进步，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统治阶级举起新自由主义的旗子集体向右转，他们的口号是要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夺权（既罗斯福上台）前的美国”。虽然这种倒行逆驶的变化，被垄断资本控制的舆论鼓吹得风光无限，实际上内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激化。仅在2019年，美国就发生了415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有39052人死于与枪支有关的暴力事件，平均每天近107人或者每15分钟就有一人被枪杀【9】，每年枪杀相当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战损，难道这仅仅是一般的控枪问题吗？这种恐怖状况在中国能想象吗?难道这不是社会矛盾极端激化的具体表现吗?经过至今40多年的制度反动后，美国新政改革的老本基本吃光，进入21世纪后的这个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了近20年，发电量年均增长只有0.003倍，即使没有负增长也接近停滞状态了。这种情况非常清楚的说明，美国现有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积极作用逐渐消失殆尽，已经成为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没有革命性变化，会在不远的将来出大问题。

问题是，美国还能进行80年前罗斯福新政那样的改革吗?近几次大选和今年的竞选，都出现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候选人，包括特朗普也是在使出浑身解数以决绝的手段救美国，甚至对自己的盟国和伙伴都毫不客气的敲诈勒索，这毫无疑问应当是美国面临重大危机的反映。但是，他们有罗斯福那样的改革决心和远见吗?他们的办法能跑赢美国衰退的速度吗?他们能克服被垄断资本鼓吹成“圣经”的新自由主义逆流吗?

还有，面对如此深刻变局，中国能向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那样，迫使美国和整个世界向左转吗?特朗普已经认识到，中国这样的制度美国根本竞争不过，但他们并不是下决心改革美国已经僵化落后的社会制度，而是幻想并强烈要求中国改掉使他们特别害怕的制度。中国的贪腐买办资本势力，及其支持的亲美反共公知和一些政经界人士，似乎特别认可特朗普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中国现有制度对美国不公平，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与中国的改革方向一致，主张改掉那些让美国害怕和不满意的制度，实行一套让美国能够满意的制度。他们借助于美国外部施压“倒逼中国改革”，公开要求党和国家放弃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行美国要求的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他们的立论标准，似乎只有已经臭大街臭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教条，而不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结论。

四、美国GDP增长与发电量、政府债务严重偏离

一般认为GDP是经济兴衰的标志，但决定GDP增长至少有两个要素：一是生产发展带来的物量增长，一是货币超发带来的价格增长。由发电量支撑的增长，是货真价实的财富增长；通过多印钞票支持的增长，只不过是一些金融泡沫；还有举借内债和外债，更是通过透支未来解决眼前问题。不管用什么手段，一个国家以发电量为标志的生产力不增长，实际生产的物质财富不增长而只有GDP增长，只能说明钞票超发，直接稀释了货币的含金量，间接剥夺了部分货币持有者的财富，这种GDP增长的不再是真金白银，而是“奶头乐”或财富泡沫。

下面，我们用美国百年发电量【10】出现的3个自然时间段，分析一下GDP【11】增长与发电量的关系，从中认识美国GDP增长与实际生产力增速的偏离程度。再用GDP与政府债务【12】进行对比，认识美国国家运转的财政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偏离程度。一个企业长期入不敷出是要破产改组的，哪怕它还有一些技术专利和市场优势也挽救不了命运，一个国家长期入不敷出达到一定程度会怎样呢？也可以做些分析。为了简洁直观，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

1917年GDP总量597.02.债务57.18.占10%。

1922年GDP总量734.32.债务229.63.占31%。

1927年GDP总量955.44.债务185.12.占19%。

1932年GDP总量595.32.债务194.87.占33%。

1937年GDP总量930.29.债务364.25.占39%。

1942年GDP总量1659.97.债务724.22.占44%。

1947年GDP总量2499.45.债务2582.86.占103%。

1952年GDP总量3677.28.债务2591.05.占70%。

1957年GDP总量4748.51.债务2705.27.占57%。

1962年GDP总量6051.15.债务2982.01.占49%。

1967年GDP总量8617.31.债务3262.21.占38%。

1972年GDP总量12824.49.债务4272.60.占33%。

1977年GDP总量20859.51.债务6988.40.占34%。

1982年GDP总量33449.91.债务11420.34.占34%。

1987年GDP总量48702.17.债务23502.77.占48%。

1992年GDP总量65392.99.债务40646.21.占62%。

1997年GDP总量86085.15.债务54131.46.占63%。

2002年GDP总量109775.14.债务62282.36.占57%。

2007年GDP总量144776.35.债务90076.53.占62%。

2012年GDP总量161512.55.债务164327.29.占102%。

2017年GDP总量193868.01.债务204927.47.占106%。

2018年GDP总量204941.00.债务219740.96【13】，占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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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从1917年到1972年。美国GDP增长20.48倍，年均【14】增长0.37倍;发电量增长41.68倍，年均增长0.76倍。年均发电量增速是GDP的2.05倍。

第二段：从1972年到2002年。美国GDP增长7.56倍，年均增长0.25倍;发电量增长1.09倍，年均增长0.04倍。年均发电量增速是GDP的0.16倍，GDP增速是发电量的6.25倍。

第三段：从2002年到2017年。美国GDP增长0.77倍，年均增长0.05倍;发电量增长0.05倍，年均增长0.003倍。年均发电量增速是GDP的0.06倍，GDP增速是发电量的16.67倍。

我们看到：百年美国的GDP增速，由年均0.37倍，降到年均0.25倍，再降到年均0.05倍，制度活力越来越趋向僵死，再不改革怕来不及了。

我们还看到：百年美国的发电量增速，由GDP的2.05倍，到反过来GDP增速是发电量的6.25倍，现在已是发电量的16.67倍。尤其1972年后，美国的GDP增长越来越离奇，似乎不需要以发电量为标志的生产力增长来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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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美国发电量、GDP与政府债务的增长比例：发电量增长93.19倍，GDP增长323.73倍，政府债务增长3582.90倍。其中GDP增速是发电量的3.47倍，债务增速是GDP的11.07倍，是发电量的38.45倍。

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美国以电力为标志的生产力增速，远小于美国GDP增速；美国建立在GDP之上的税收增速，又远小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速。

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0年到2018年，18年间美国发电量仅增长0.10倍，而GDP的增长0.99倍【15】，政府债务增长了2.87倍【16】。从增长速度来看，GDP是发电量的9.9倍，政府债务又是GDP的2.89倍，已经连续7年债务水平超过GDP总量。1971年后国会已经80次批准提高债务上限，而发电量近20年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样的大变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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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电量增速低迷而不影响GDP增长，不依靠生产力的增长来推动GDP增长，究竟靠什么良方妙策才有可能呢?奥秘就是美国GDP中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17】。由于美元的世界金融霸权地位，美国成为集世界“央行”、世界商行、世界投行为一体的金融帝国，世界各国主要负责生产和贸易，美国主要负责印钞、放贷、投资和结算，各国提供美国需要的商品得到美元，因为有美元才能进行国际贸易，盈余美元买成美债依然放在美国，而美国只需要印美元购买消费就行，还可以通过提高或者降低利率，通过量化宽松或者收紧银根，对别国进行周期性的剪羊毛。包括运用战争在内的各种非人道手段，制造金融开放目标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底价抄底形成巨大资产性收益，进行金融和财富洗劫。而这一切，都是美国的少数金融寡头在操作，满足他们的私人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要求。

美元是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收割机”【18】，国际贸易中使用和储存的美元越多，美国收取的国际铸币税和通胀税就越多，美国利用美元无偿占有各国的财富也越多。当今美国，已经从一个工业生产大国蜕变成了金融食利帝国，这给美国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利益，也埋下了生产力发展停滞的巨大困境。随着美国生产力不断衰落，这种生存方式越来越失去支持，带来足以造成崩溃的巨大威胁。美国必须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革命，但现在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反省，而是把自己的困境归罪于外，这样的思路延续下去，将会成为对世界难以预测的巨大破坏力量。

五、美国走出当前困境可能采取的措施

一是快速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减少债务。这在美国现有状态下几乎是天方夜谭，如果没有发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革命和科技革命，只能在既定轨道上使债务发展到资不抵债，最后造成海量债务违约而美元崩溃。美国2019年财政赤字上升为1.2万亿美元，比特朗普上任前的2016年增加50%，到2025年利息支出将达到7240亿美元，超过军费开支。美国学者说：“美国财政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19】

二是美国政府节衣缩食减少开支。大幅度压缩行政和公务人员开支，压缩军费、基础建设、教育、医疗、治安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开支，这样不但造成大面积的社会混乱和矛盾，还会导致美国霸权地位进一步消融，触动官僚行政集团、军工集团等多个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美国不可能精兵简政。他们所鼓吹的小政府大社会，不是要各种官僚利益集团节衣缩食，而是要把更多公共权力让渡给资本，以便那些垄断资产阶级可以对人民更加为所欲为。

三是印钞放水冲掉债务。这只能限定的一定规模之内，由于美国经济、政治、科技和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已经若干倍于自己生产发展和实际财富水平大量印钞，通过金融手段剪全世界的羊毛，已经导致世界各国的警惕并开始去美元化，如果再加大印钞力度等于加速灭亡。在新冠疫情中，美国股市史无前例的连续多次熔断，连天量货币放水救市都不起作用，反映的决不止是疫情对美国的影响，而是多年问题积重难返的大爆发。还有更放肆的损招，直接对别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赖账。美国议员甚至提议：我们需要从迫使中国支付新冠病毒给美国造成的负担和成本开始，我认为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点，总统应该迫使中国减免一大部分美国债务【20】。在某些机构的调查中【21】，声称有42%到54%的美国选民，要求中国帮助支付因所谓的武汉冠状病毒而产生的部分财务费用，支付世界上一些冠状病毒的费用。

四是通过颜色革命颠覆大国。美国因成功颠覆并解体苏联尝到了甜头，他们一直对中国做着同样的梦，如果再把中国这样有足够体量的经济体颠覆成功，等于他们杀猪吃肉有效延续自己的生命。长期以来，美国预期在中国实现苏联式反共灭国政变的时间，是2015年前后【22】，他们在推进和平演变、进行战略等待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思想舆论、骨干力量、经济基础和体制机制上的渗透准备工作。但他们没有充分料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确选择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打破了他们设置的一系列圈套和陷阱，也打破了他们狂妄乐观的中国即将变质变色的崩溃迷梦。所以，美国在失望之极的同时无所不用其极，十八大以来多次制造政治、经济、舆论、社会动乱和民族事件，包括肆无忌惮地在香港制造暴乱，在抗疫战争中里应外合挑拨离间推墙沉船等，企图通过内应势力激发和引爆社会矛盾。实际上，香港暴乱的基础在内地也有长期积累，香港回归没有拿回的诸多阵地和权利，在内地实际上也丢失了很多，尽管进入新时代后形势有了很大改观，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绝不能乐观。党内外那些死心塌地的叛党灭国势力，已经准备到相当程度。一个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歪曲丑化的势力，一个能把人民领袖毛主席全方位妖魔化的势力，一个能在这场伟大抗疫战争中刻意挑拨社会情绪指向党和国家的势力，是极其危险的颠覆性存在。他们有一套占据着相当地位、渗透于各个领域的理论体系，有形形色色的有知名度的团伙组织和骨干，有足以呼风唤雨的经济基础，有一呼百应的发声造势舆论阵地，而且表现得迫不及待。他们多年来始终没有消停过，始终在不断地公开亮剑和拱卒，甚至刻意制造舆论事件，离间党中央与某个群体的关系，利用各种手段激化社会矛盾。包括在这次抗疫战争中，他们里应外合操纵舆论，吃里扒外、恨国媚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非常明确，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编造谎言煽动社会情绪，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党和国家，表现得非常露骨也非常霸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危难时刻果断决策，抓住要害闭户封城，集中精锐鏖战武汉，组织各方保障供应，举国动员严防死守，挽狂澜于既倒，化被动为主动，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由衷爱戴，取得了举世赞誉的伟大胜利。他们几十年来鼓吹的灯塔国，让他们彻底输掉了底裤。但那些反共恨国骨干，并没有在事实面前改变自己的立场，不排除他们还会在某个时机搞大动作推墙沉船。

五是诉诸战争手段改变格局。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激化到不能正常解决时，往往会采取这种极端办法转移矛盾。当美国不断发动局部的小规模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时，会进行什么样的战争策划呢?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样做的前提，是静态力量对比要有一定的取胜把握。美国有这样的把握吗?能整合起盟国的力量进行大国战争吗?在没有取胜把握时会铤而走险吗？会利令智昏吗？会孤注一掷采取灭绝人类的新战争手段吗？如生物战、基因战、瘟疫战、粮食战、气象战、金融战、网络战等。特朗普一口咬定新冠病毒来自中国，用莫须有的罪名煽动民族仇恨，难说不是在为战争造舆论吗?他们甚至在讨论这样的话题：克扣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来让中国为疫情传播买单，最终双方会不会演变成武力冲突解决?其实，美国早就公开宣布过一个发动战争的理由，就是不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基本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尽管一些人热衷于一厢情愿地拥抱世界，还有那些食洋不化的右派精英，不愿任何人说美国半个不字，也不愿认识美国统治阶级的穷凶极恶，总怕美国形象崩溃会影响他们倡导的接轨导向，但人类社会的历史早已残酷的证明，国际邪恶势力走向疯狂时会无恶不作。

六、几点对策建议

当前美国还有强大的国力优势。但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清楚它的不断没落和极大危机，不要被外表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通过磕头说好话说出来的，而是在大国较量和斗争中争取来的，主动作为可以改变事物运势。通过积极周密的谋划和斗争，才能争取更多的朋友与和平，反之则会丢掉朋友与和平。

（一）必须高举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们要坚定地高举起道义大旗。维持、顺从和听命于美国的霸权，与中国不断发展的国家利益相悖，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悖，与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相悖，与共产党人的世界理想相悖。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有效削弱美国霸权实力和影响，着力建设更加民主平等的国家关系，建设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不可阻挡的天下大势。尤其在这次世界性新冠病毒肆虐的抗疫斗争中，更加证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真理性。要从根本上讲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理与逻辑，坚决反对无原则、无底线、丧权辱国的汉奸行为，彻底批判清理那些不战自败的投降理论，坚决揭露美国破坏人类共同利益的倒行逆驶。要建立起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由一系列政策方针构成的行动规划，真正把伟大旗帜和伟大理想变成实际行动的依据，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二）必须加快去美元霸权的国际进程。美元是支撑美国霸权的支柱，是美国在生产力衰落条件下维持霸权的命门。世界各国反抗美国用美元盘剥自己，能够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市场交换的本质是劳动价值的交换，国与国之间公平的经济贸易关系，应当是蕴含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交换。国家平等必然要求货币平等，而不是美国负责印钞和消费，中国和世界各国负责生产财富换取美元。通过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加速世界通用数字化货币的研究和使用，加速建立新型世界货币的规范，加速建立安全共享的货币支付体系，使各国货币能够享受平等权利，使美国不能通过金融手段在全世界剪羊毛。

（三）必须做好打赢强国的军事斗争准备。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你死我活，但与中国为敌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度却极为一致。近些年来，几乎用所有手段对我打压都没达到目的，现在只剩直接军事打击这个选项了。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规模部署军事力量，在台湾问题上肆无忌惮的倒行逆驶，已经突破我们的底线和红线。包括在香港公开策划组织大规模暴乱，在新疆、西藏和贸易谈判中极尽威胁羞辱之能事，还有在新冠病毒袭击中华民族的疫灾中的表现，说明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敢于践踏人类社会所有底线、失去基本理智的国家。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说过：“美帝国主义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23】我们决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仁慈，要坚决抛弃自我麻醉的和平幻想。在已经六七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世界，在美国坚决遏制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既定国策的背景下，燃起大规模战火不是小概率事件。迫切需要我们绷紧备战打仗的弦，包括我们应当在不太远的将来，必须实现台湾省与祖国的完全统一。只有准备好大打打得赢，让敌人知畏惧而不敢轻易动手，才有可能遏制住大规模战争爆发，完成统一使命，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

（四）必须保持党的领导核心相对稳定。今后一个时期，是世界格局大变动的时期，大国关系和各种力量平衡将更加错综复杂，治国理政涉及的深层矛盾将更加难以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重大危机甚至死在黎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拨正前进航向、正本清源、清除积弊、反腐肃贪、创新发展、脱贫攻坚、制度建设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包括这次抗疫战争赢得举世赞誉，展现了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魄力和决策智慧，展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大国风范。但现实问题不容忽视，内外那些倒行逆驶的颠覆势力，尽管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已是过街老鼠，但在一些领域的能量和影响仍然强大，政治经济基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让全党和全国人民长远放心的程度。要巩固和推进新时代确定的改革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今后十几年党的领导核心保持相对稳定，以便成熟稳健的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也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应当在促成共识的基础上早有安排和准备。

注 释：

【1】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发电量等于耗电量。但有的国家是电力出口国，如加拿大就是电力出口大国，发电量不代表本国实际生产力需求。有的国家电力既有进口又有出口国际贸易，这些国家的实际耗电量，应是本国发电量加电力净进口量。

【2】所用数据一般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为表达更加准确，小数点后两位或3位都是零时，小数点后保留3位或4位。

【3】1912年-1992年数据来源：【英】B.R.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第415页。

【4】赤字，表示负增长的年份数据、没有恢复以往最高水平的年份数据。

【5】1997年后数据来源：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美国电力供需平衡简表(1949-2018)》，年度数据=净发电量总计+电力贸易净进口量。北海居制表。

源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13日发表的《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7】2018年发电量数据来源：美国能源信息局网站

【8】数据来源：【英】B.R.米切尔编、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9】源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13日发表的《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10】发电量数据见前面。GDP和国债单位为“亿美元”。

【11】数据来源：360个人图书馆，2018年2月1日文侠书馆上传文章：《美国历年GDP及人均GDP一览(1790-2017)》。其中所列图表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01月26日发布。图表制作：北海居。在《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美洲卷1750-1993)》中，所列美国等多数国家的数据为GNP，没有GDP数据。

【12】数据来源：360个人图书馆，2018年5月21日覃业程上传文章：《美国1791-2010年国债数据》。其中所列图表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制表：北海居。

【13】2010年-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数据来源于：CEIC网站

【14】因为大的时间段年份长短不同，计算每年平均增长才能在相同的时间段内进行比较。

【15】2000年GDP为102847.79亿元。数据来源：360个人图书馆，2018年2月1日文侠书馆上传文章：《美国历年GDP及人均GDP一览(1790-2017)》。其中所列图表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01月26日发布。图表制作：北海居。

【16】2000年美国政府债务56741.78亿元。数据来源：360个人图书馆，2018年5月21日覃业程上传文章：《美国1791-2010年国债数据》。其中图表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制表：北海居。

【17】黄奇帆：近十年美国政府债务演变格局和风险意义——2018年10月15日在上海全球金融论坛上的演讲。

【18】陈文玲：《解析美国掠夺世界财富的经济武器与动作密码》，原载于《学术前沿》。

【19】《参考消息网》2020-01-23 00:20:01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1月22日报道。

【20】2020年3月16日晚，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在“塔克·卡尔森今晚” (Tucker Carlson Tonight)节目中连线议员吉姆·班克斯，讨论所谓“中国是否会为新冠病毒负责”的问题。公开资料显示：吉姆·班克斯出生于1979年，是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在从政之前他曾在美军服役，自2016年开始代表共和党参选印第安纳州联邦众议院议员。

【21】2020年3月17日美国《华盛顿观察家(Washington Examiner)》报道。

【22】这是亨利·罗文的预言。他的任职经历包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里根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兰德公司总裁等，退休后还担任过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主任。他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民主国家俱乐部。

【2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3/30   发布时间：202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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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专访：我的学术与从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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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昨日美国

导言

约瑟夫·奈儿时的梦想是什么?《权力与相互依赖》、《软实力》、《美国注定领导世界》这些书都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约瑟夫·奈怎么在政界和学界游刃有余?3月14日，《外交事务》期刊网站刊登该期刊“职业中心”对约瑟夫·奈的专访，约瑟夫·奈在访谈中透露了许多人生经历，原来他也和我们曾有过同样的烦恼，但我们不一定有他那么好运，甚至他的哈佛同事斯蒂芬·沃尔特也抱怨自己没有。约瑟夫·奈给新手的忠告是，“跟着好奇心走”。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

问：您儿时的梦想是什么？

奈：我在农场长大。我非常喜欢户外，最初我梦想成为一个护林员。之后我又单纯地认为自己可能梦想成为一名部长级官员。我下一个梦想是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商界，我父亲在华尔街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大四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碰到了我的一位英语老教授E.D.H.约翰逊。他问：“奈，明年你有何打算?”我答道：“我想参加海军陆战队排长班项目。”他回答说：“天啊，那不行。你应该申请罗德奖学金。”我想了想：“我不妨试一试。”我申请成功了，然后在牛津大学呆了两年。

问：听起来非常顺利。您焦虑过吗？当时申请这个项目也像现在这样难吗？

奈：天啊，真的难，我必须认真对待。但你也知道这相当于买彩票。我必须找到正确的状态、正确的竞争者、正确的年份，等等。我有个同学和我同一年申请，结果他没过。他下一年二战，最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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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本科学的什么专业？

奈：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读书，学院课程结合了历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以后我做研究也是这个路子。

问：您在牛津大学学到了什么？

奈：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也是同样的多学科交叉模式。哲学那时是必修课，但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最喜欢的学科。1960年左右，牛津大学严谨的分析哲学使我的思维更加敏锐，我在这门学科上花的时间也最多。第二年后，我开始考虑找工作，比较想进入外交部门。但我以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小说家，所以我又走了弯路。我开始写一本小说，写得太烂了。当我拿这本小说给我的专家朋友看时，他们说：“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

问：您后来出版了一本小说，是那本吗？

奈：不不不，完全不是那本。那是2004年，我花了大量时间参加小说暑期培训班。小说和我熟知的散文写作非常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你要尽可能拓宽角度。而在虚构文学领域，你需要以小见大。清晨，你看到的不是草地，而是草叶上的露珠。我认为这本小说的收尾极佳。这本小说名为《权力的游戏》(The Power Game)。但我确实几年前就开始构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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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您没能成为小说家，转而决定成为一名政治学者？

奈：因为我认为自己会进入外交部门，所以回到哈佛大学攻读政府学专业博士学位。我觉得即使最终没能进入外交部门，至少能拿个博士学位。提高学历很像买保险。

那时正是非洲国家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我会与一个在牛津认识的加纳籍好友彻夜长谈非洲民主。我决定借助研究生院的平台来研究非洲，并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我的一位叫做爱德华·梅森的教授刚以世界银行代表团成员身份访问了乌干达。他告诉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不知道是应该建议他们建立一个800万人口(乌干达)的市场，还是3000万人口(东非共同市场)的市场。这是政治学者要回答的问题。”我回答说：“真棒，这就是我要研究的论文。”这也正是我做的。我去了非洲。我见证了乌干达和肯尼亚这两个国家的独立，采访了诸如朱利叶斯·尼雷尔和米尔顿·奥博特这样的领导人，还写了一本名为《泛非主义与东非一体化》的书，结论是市场经济行不通。这对他们很不幸，对我却是满意，因为我是对的。

问：您正在研究近期去殖民化的国家，您对这些国家的期望和预想实现了吗？

奈：没有，我还是太乐观了。我认为只要现实慢慢改善，乐观一点也没有错。我曾大力支持新的泛非主义领导人，但我却看到他们践踏公民自由，不仅是非洲人的自由，还有留在当地帮助这些国家的欧洲人。一名爱心泛滥的法国观察家(勒内·杜蒙)写了一本名为《非洲步入迷途》。这也是我的感受，因此我不想再研究非洲了。我不想打击这些精英，但我也不想变成他们的脑残粉。

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创建共同市场的结构性因素。我发现中美洲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共同市场，因此决定研究原因。所以我从非洲回到哈佛并成为助理教授后，我学了西班牙语，申请了一笔资助，然后很快就去了中美洲生活，做了一项关于中美洲共同市场的研究。此后，我继续研究欧洲共同市场，汇总写了一本关于区域一体化的书。那时人们以为这就是未来的趋势。欧洲做的还算不错，或者说至少比以前好得多，尽管没能达到厄内斯特·哈斯等政治学者的期待。

我带着好奇心在各地来回穿梭，试图解开一个普遍的困惑。那之后，我对贸易政治产生了兴趣。我被邀请加入一个研究核工业贸易及其如何影响核扩散的组织。这让我想起了我在卡特政府从事过的不扩散工作。

问：所以您从研究经济一体化中的合作转向了研究核不扩散中的合作？

奈：70年代中期，我被邀请加入福特基金会与米特雷公司(MITRE Corporation)共同成立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编写的福特-米特雷报告是卡特政府不扩散政策的基础。我用非洲研究形成的清晰思路来指导核武器领域的工作，即当你试图解释反常现象或困惑时，政治、经济和观念如何相互作用?有学生问我他们应该研究什么，我回答到：“跟着好奇心走。如果你有一个感兴趣的困惑，就去试着解答。”

问：您是怎么从学术界进入政府的？

奈：我本来想进外交部门。我喜欢教学和写作，但对外交实务也很感兴趣。我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迪奇雷基金会等举行的会议上认识了赛勒斯·万斯。一些曾在福特-米特雷委员会工作的人加入了卡特政府。我当时是国务院过渡小组成员，万斯被提名为国务卿后问我是否想帮他应对不扩散事务，我同意了。

问：政府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奈：我深深陶醉其中。我确实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我们阻止了几个国家发展核武器。

问：哪几个？

奈：巴西和阿根廷。巴西与德国达成了一项铀浓缩设施协议，阿根廷国家原则能委员会主席告诉我，这迫使阿根廷必须采取此类行动。通过叫停巴西和德国的协议，我们施压阿根廷也停止了该项目。我认为这制止了早期核军备竞赛。我们还向韩国和台湾地区施加压力，要求它们不要发展核武器。我们还让法国取消了向巴基斯坦出售核废料处理设施协议(尽管我们的成功在里根时期结束了，里根政府当时更关心的是得到巴基斯坦的帮助以对抗阿富汗的苏联力量，而不是阻止核扩散)。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经历，有时甚至惊心动魄。

我那本小说源于万斯在我离职时跟我说的话。他说：“我希望你给我写一份个人说明，以个人方式，不要在乎级别。我们是否应该用武力来阻止巴基斯坦的核项目?”我写了一份说明，内容是或许不应该，因为动武有太多行动环节和不可预料的后果。但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回复另一种选项呢?”因此我决定用写小说的方式来探索另一个选项。所以这本小说的内容是，中情局发现巴基斯坦即将向伊朗出口核武器，在决定销毁这些核武器前发生的事情。

问：众所周知，卡特政府存在布热津斯基派和万斯派之间的斗争。

奈：是的。从官僚机制来看，我当时处境艰难。我与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私人关系友好，但我又为万斯工作并忠于他。记得有几次我问万斯，是否我可以反对我认为白宫在我负责事务上作出的错误决定。他表示反对，因为在他的议程上有其他事情要与总统争辩，他不希望轻易动用政治资本。我说：“你介意我与布热津斯基谈谈吗?”他回答道：“不介意，去吧。”所以我去找布热津斯基并对他说：“如果我们这样搞，总统就要倒台了。”布热津斯基做出了值得赞赏的举动，他进入卡特办公室并改变了他的主意。

问：政府经历有改变你对学术界的看法吗？

奈：有。我在全世界来回穿梭告诉这些国家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们会说：“但你们拥有核武器啊。”我一直在想，“这有伦理基础吗?”你在政府任职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所有我暗自立下flag：“卸任回到哈佛后，我要开一个关于伦理与核武器的研讨会。”我做到了，后来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核伦理》(Nuclear Ethics)的书，试图解答这个困惑。

我还意识到，我在政府部门里的同事发给我的各种学术论文毫无用处。每天工作14个小时和处理所有情报与电报后，我不会再读一篇关于巴基斯坦核项目的40页学术论文。因此，我决定在肯尼迪学院讲授一门关于如何在政府中有效沟通的课程，以简短和行动导向的备忘录为主要教学内容。我给本科生讲授从古希腊到21世纪的国际关系，600个学生坐在桑德斯剧院里面，我很喜欢。

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政府系之间存在历史纠葛，而您是少数几个两边都有交集的人。

奈：没错。我与双方关系都很好。此前我的教职一直在文理学院。90年代从克林顿政府卸任和成为肯尼迪学院院长后，我才将全部时间转向肯尼迪学院。肯尼迪学院比政府系更具跨学科优势。最重要的问题往往产生在各学科或领域交叉处。我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就是这样，它不是某个领域的主流。但石油危机后，跨国关系的重要性增加，经济因素成为核心。因此当时我和基欧汉写了《权力与相互依赖》，强调不能把权力仅仅定义为军事权力，还应该关注影响相互依赖关系的能力。我看到别人忽视事物的主要原因是，我不是只从某个单一领域出发看权力问题，而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问：能不能说一说您和基欧汉的伙伴关系？

奈：每个人都说：“你们一定在哈佛研究生院读书时就是朋友。”但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认识。哈佛研究生的生活就是这样温暖和糊涂。1967年还是1968年吧，我们都被邀请加入《国际组织》期刊委员会，这本期刊希望注入新鲜血液。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一起提出：“这些关于联合国投票和解读《联合国宪章》的研究都很乏味。我们应该用小写的i和o来思考期刊名称，将目光投向正在发生的跨国关系。”其他委员会成员建议我们做一个相关的特刊，这就是1971年出版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特刊。那个时候就是我和基欧汉学术合作的起点。

用电脑合作写一篇论文并不难。但在那时电脑还没普及，“剪切与粘贴”不是点击按钮进行，而是拿着一把剪刀，把黄色的论文纸剪成片，或者在上面打字，用透明胶带把他们贴到想放的位置，然后我们反反复复用蜗牛速度的邮寄方式将这些纸片论文寄给对方(他当时在斯坦福，我在哈佛)，只有偶尔会见面。这产生了成果，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因为碍于情面而拒绝指出对方的缺点。有时他会删掉一些我恰恰认为很好的词句，我就会让步，然后说：“嗯，你懂的，可能是我考虑不周。”他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仅能够有效合作，而且成了时至今日的好朋友。

问：您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冷战和苏联，但他们都消失了。你预测到了这种结果吗？

奈：没有，我当然没有。我认识的研究冷战和苏联的人不多。80年代，我和格雷厄姆·艾利森与阿尔·卡内萨尔在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共同主持了一个名为“避免核战争”的项目。我们出版了一系列书，包括鹰派观点、鸽派观点和猫头鹰派观点。另一个是“命运的幻象”项目，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多种场景，其中也有苏联衰亡和解体的场景。但我们当初没有说过，“这是将发生的事情”。那是我最接近预测冷战结束或苏联解体的一次。

问：您职业生涯中期在哈佛教书时就是著名的专家大腕，然后职业突然发生大转变。您如何保持对未来预测的权威性？您这样做的自信从何而来？

奈：这不是自信，而是好奇心。如果我知道答案，我就不用忧心了。探索即乐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未来?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对未来有不同的看法。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和我是好朋友，但我告诉他我不认为他是对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汤因比式的文明冲突论差异很小，那是错误的，不应该为此沾沾自喜。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我也不同意。我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加复杂，我在国际政治不同层面进行的工作更适合这种局势。保罗·肯尼迪也提出，美国正在步菲利普二世时期西班牙的后尘，我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因此，我开始写一本书，那就是《美国注定领导世界》(Bound to Lead)，这本书指出美国在奇怪的新世界中比衰落论者想象的更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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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我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时候。除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很显然还有其他一些非物质的东西，而这些不是传统理论衡量标准所能看到的。那就是吸引他人的能力。几年后，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称，中国必须加大软实力投资。我曾坐在餐桌边，苦苦思索什么因素可能塑造冷战后的世界，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中国国家主席会接受这个概念，并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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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在克林顿时期重返政府。

奈：是的。莱斯·阿斯平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邀请我协助他开展工作。我很喜欢阿斯平，但我不喜欢他领导国防部的方式。就在此时，中情局局长吉姆·伍尔西邀请我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我觉得我会在那里得到更多自由。

问：国家情报委员会主要工作是什么？

奈：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评估情报。情报原样有关即时事件，比如“这是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昨天说的话”。情报评估将写道，“这是米洛舍维奇的权力基础和可能遭到削弱的原因。”你要构想未来的情境并尝试评估各个情景的可能性。随后你与16个不同的情报机构磋商这些观点，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都是错的。分析师们最讨厌最后环节。他们会说：“我们这样努力工作，就是为这?”我则会回复道：“是啊，但你们可能总是错的。决策者需要了解事情为什么会出错。那将表明你的想法，给他们更多信息考虑这个选项的可能性有多大。”情报评估和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经历太有趣了，我真的很享受。

问：看了所有美国情报成果后，你对世界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奈：你会产生无所不知的错觉，但你很快就会意识到，有太多东西缺失了，太多你不知道的东西。我记得，我与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访问俄罗斯前，我看过一系列关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身体即将垮掉的情报报告。我与叶利钦等总共八个人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桌子边。他头脑清晰，做着笔记。当然，他确实有酗酒的毛病，几年后他也确实身体垮掉了。但这提醒我，看情报不能完全代替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

问：知道许多秘密是否会使你认为那些看不到秘密者的观点价值有限？

奈：不一定。知道秘密很重要，但如果你只关注秘密材料，你就会忽视更广泛的背景。根据我在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经历，我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外交事务》上。我曾说过，在后冷战时代，了解导弹操控者和控制他们的社会力量比知道一枚导弹上有多少弹头更重要。秘密情报可以提供困惑的关键组成部分，但要把它们拼好，那就要看盒子封面上的指示图，这得从开源情报、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那里获取。

问：后来您又从国家情报委员会调任国防部。

奈：进入克林顿政府之前，我曾在哈佛主持过一个如何应对日本的研究小组。现在人们可能忘了，但那时日本被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市面上还有预测美日战争即将到来的书籍，加剧了经济担忧。但在我和傅高义共同主持的哈佛研究小组与我和比尔·佩里共同主持的阿斯彭战略小组中，我认为美国对东亚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过度关注日本的经济威胁，而对中国崛起的关注不够。中国崛起正在形成美中日三角地区体系，我们希望与两国都有足够交集。作为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我可以去战情室开会，并告诉人们事实，但我不能提出政策建议。人们会问：“我们可以如何惩罚日本?”我会说：“且慢，你们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希望与日本和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比尔·佩里接任阿斯平的国防部长职位后，他邀请我去国防部负责制定亚洲战略。因此我用更全面的观点换取了一些影响力。

我们能够改变美国对日本和东亚政策。我发现没有美国人意识到了这点，反而是日本人将此称为“奈倡议”(the Nye Initiative)，这很有趣。1996年，克林顿总统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签署一项声明，称美日同盟是冷战后东亚安全的基石。我们的政策发生了180度转弯。其中的逻辑是，通过重申美日同盟来实现权力平衡，从而给美国接触中国的尝试提供保险。我们将这一政策称为“对冲+接触”(engage but hedge)，并将对冲放在优先位置。

问：后来您再次回到哈佛教书。您现在对教学有厌倦感吗？

奈：我实际上是在1994年辞去教职的。学校允许两年休假，但1994年时间到了。但我希望完成日本研究的工作。1995年4月，俄克拉荷马城发生爆炸案，显示出许多公民认为政府邪恶且无用。这让我非常沮丧，因为我工作中接触到的政府官员都是敬业和辛勤的专业人士。因此哈佛几周后聘请我担任肯尼迪学院院长时，我决定接受，借此机会我可以研究政府在世界上的作用。我告诉哈佛，只要这个消息不会在与日本谈判前泄露出去，事后我会接受邀请。

问：担任肯尼迪学院院长是怎样的体验？

奈：很有趣。学院总体上是跨学科的，有来自大约20个不同学科的教学团队。这是一个你可以尝试处理现实问题的地方。我们必须时刻紧绷心弦，既不能变成另一所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生院，也不能变成另一所商学院。我希望确立我们的一个使命，即融合最高学术道德与公共服务和个人事业计划。我还想提高女性的作用，并建立研究人权等领域的新中心。或许最引人入胜的项目是“21世纪治理愿景”，伊莱恩·卡马克主持了这个项目。我们建立了一个教职工研究小组，就正在发生的世界时政问题出产了许多作品，包括我与菲尔·泽利科和大卫·金合编的《为何人们不信任政府》(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这一切是如何从研究东非共同市场发展而来的呢?于我而言，唯一不变的是跟着好奇心走。我追寻着一个又一个困惑的答案。而其他人看到就会说：“这个人啥都干干。”

问：现在常春藤联盟比你上学时更加多元化。您还能想起来当初美国精英是多么缺乏多样化吗？

奈：这我知道。在普林斯顿读本科的时候，我前面的班级有两个非裔美国人，但我班上没有。我喜欢普林斯顿，它是一所很好的教育机构，有一流的教授为你提供知识。保罗·博安南是一流的非洲研究者，教大二人类学必修课。但当时社会制度非常可怕，很明显也难以改变。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大学里没有女性，极少少数族裔。我那时希望能为改变这种状况作出一些努力。

问：自从您进入政治科学领域以来，这门学科有什么知识积累和进步吗？

奈：我们比其他人更了解一些问题。但当时我们了解的还不到主要问题的一半。以国际关系领域为例。我还是研究生时，主流方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现实主义模型——米洛斯谈判。那时人们从未想到，道德层面被忽视了。正如政治理论学者迈克尔·沃尔泽所言，“当时关于道德与国际关系的思考超出了这门学科的范畴。”今天，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兴起，人们意识到了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还是有知识积累和进步的。但总体而言，随着政治科学深入发展，它也变得越来越视野狭隘和教条化。政治科学与实际问题分离，以至于现在比过去更难同时思考政策与学术，也更难在职业生涯中融合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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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对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感到意外吗？

奈：这就是我们不理解的另一半。我认为我们没有很好地预测到民粹主义的兴起。我们也未能很好地理解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联系。

问：您曾在许多机构工作过，包括哈佛和政府部门。您有什么在其中游刃有余的妙计？

奈：最有趣的就是，你会发现学术生活和政府工作在时间观念上非常不同。如果你必须提供国务卿一份备忘录，内容为下午4点接待法国大使，你不能在2点才发现有问题，然后说“我要把它做到更好”。但如果你4:15交稿，无论最终版本多么棒，都是不合格。而在学术界，你发现一个论文不完整，你可以不断打磨，最终教授会说：“虽然交迟了，但写得很好。”

如果说政府重视时间，那么学术界则重视真理。在学术界，你大胆说出你对问题和方案的实际想法。但在政府，你需要小心政治规则和官僚游戏。你暗自思量：“如果我这样说出我的立场，这些人就会反对我。如果换成拉拢联盟来推动这个想法，我就能成功。”写论文就不用想这么多弯弯道道了。但你只有这样写政府备忘录，你的想法才会在这个体制内产生影响。在政府工作的关键在于，在时间和权力上妥协时，保证你的正义感。你必须理解你正在作出的妥协，这样你才能恰当处理辞职问题。

学术界和政府非常不同。问题在于，你能否处置得当?我第一次进入华盛顿政界是在卡特政府时期，那时就像一个孩子被丢进游泳池被要求学会游泳，而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被丢进去了。我觉得我好几次都差点快淹死了。大家都比我更熟悉情况，他们有过类似经历，他们看过这些文件，等等。我的天性并不总是有利。如果我从我的手下那里得到一份糟糕的备忘录，我会尝试自己重写。我很快意识到，为了完成任务，我必须学会如何鼓励、指导和授权。

问：你头脑中有闪现过辞职的念头吗？

奈：有好几次。一次是卡特政府准备在核废料处理设施上采取与我相反的立场。我暗自对自己说：“如果他们这么做，我就得辞职。我不能执行这项政策，因为我一直都说这是错的。”幸运的是，我没到那个地步。还有一些情况下，你会跟自己说：“要是我因为每一件小事辞职，我就一点权力都没了。”搞清楚底线很难。

问：在你的职业生涯中，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奈：战后早期，美国外交政策由相对少数的精英决定，他们主要来自纽约金融界和法律界。杜鲁门是一个密苏里州农场主，随后成为参议员，后来又意外当上总统，但他周围都是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ASP)当权派核心人物。70年代初，我首次去对外关系委员会时，那里仍有一种紧密团结的男性俱乐部的氛围。多样性原本是很好的，但也导致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

问：你自己作为某个机构的当权派，是否有意识地扮演旧保守派和新崛起派的沟通桥梁？

奈：这种情况非常多。无论是在国家情报委员会，还是在三边委员会，抑或肯尼迪学院，再或阿斯平战略小组，我一直在努力调和双方。

问：您能用这种惊人的冷静和理性来看待所有情形。这种能力源自哪里？

奈：好问题。这一定是我母亲遗传给我的。尽管她在史密斯学院就读一年后因抑郁症退学，但这一年她一直在与抑郁症作斗争，她总是非常坚忍。这是天生的性情。但我的一些助手可能会说：“当你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告知你：你应该安静下来，而不是大喊大叫。”

问：你在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是什么？

奈：尽管听起来可能很老套，但我最自豪的是，60年来我与我的妻子相濡以沫，儿孙绕膝，友朋相伴，桃李天下。其次是我的著作，再次是我在政府的业绩。卡特政府时期，我进一步完善了不扩散政策;克林顿政府时期，我进一步完善了亚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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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奈：我想我的遗憾是我没有获得更大的权力，从而能够更大地改变美国的政策。据说，如果1988年杜卡斯基赢得大选，我可能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那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事实证明老布什是一名出色的总统。因此尽管我当时对老布什胜选满心遗憾，但后来我就释怀了。

问：您对那些新手有什么建议？

奈：跟着好奇心走，追寻困惑，思考谜底，乐于助人，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并推动其他人也走上这条路。如果你这样做，你的人生不会感到空虚，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有意义，你会收获成就感和满足感。不要担心是否自己计划好了未来。如果你跟着好奇心走，并保持对新鲜事物和事件的开放心态，你就可以应付自如。

来源：https://careers.foreignaffairs.com/article-details/19/how-i-got-here-joseph-s-nye-jr-/

来源时间：2021/3/30   发布时间：2021/3/28

旧文章ID：24630

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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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党。百年来，中共与国际上各种进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许多客观介绍中国国情、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国友人。

为迎接和纪念建党100周年，“上海美国研究”微信公号特推出“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系列专题文章，介绍历史上美国友人与中共一同书写的经典事迹和其中涌现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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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史沫特莱

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在病榻上留下这样一段遗嘱：

“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了，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激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这样的遗言出自一位美国记者之口让人惊讶，也为之动容。这位出生底层的美国姑娘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很能与大洋彼岸的劳苦大众共情。对自由与公平的追求，让她在青年时代就成为一名具有左翼思想的记者与活动家。为追寻革命理想，她踏过柏林、莫斯科的土地，参加了印度民族解放事业，最后来到中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奋斗，深深打动了她。中国，成为她的信仰归属地。

苦根萌出的社会主义之苗

史沫特莱的父亲靠在科罗拉多州的矿区小镇特立尼达做矿工谋生，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常常因不识字，被矿主蒙骗签下欺诈合同，白白工作却拿不到工钱。父亲酗酒后又常常殴打母亲，像自己母亲一样的底层妇女除了忍耐，别无他法。甚至常常因缺乏必要的避孕措施，反反复复怀孕，身体难以恢复，无法靠自己的双手挣得一份可以自立的收入。更何况，当时留给女性体面的就业机会并不多。史沫特莱16岁时，母亲就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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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一家

母亲去世后，史沫特莱一边打工过着半流浪的生活，一边通过亲戚朋友帮助，断断续续地接受教育。1911年9月11日，她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亚利桑那州的坦佩师范学校求学。对于一个底层女性而言，获得教育和个人自由的机会是如此珍贵，因此史沫特莱不愿意像无数传统妇女一样仰丈夫鼻息生活，困囿于家庭之中。

在坦佩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她在辩论活动中结识了社会主义者索伯格·布伦丁(Thorberg Brundin)和厄内斯特·布伦丁(Ernest Brundin)姐弟，厄内斯特后来成为她第一任丈夫。史沫特莱的出身让她本能地保持着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她想弄明白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让贫苦大众摆脱桎梏和压迫，布伦丁姐弟让她了解到原来已经有了系统解释社会问题成因的学说。

她积极参加校园刊物，听取各类社会活动家的演讲，并参加各类左翼学习小组的活动。她越来越认可工人阶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的理念。彼时，大英帝国加紧了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制，许多印度人流亡到美国，继续从事民族解放宣传。1917年3月10日，她聆听了一位颇有声望的印度人领袖拉伊帕特·拉伊(Lajpat Rai)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就被拉伊所从事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吸引，便选择以此为使命，倾心投入。

长期在各印度人团体从事印度民族解放工作的经历，以及国际局势的风云演变，让她在1927年左右作出判断，亚洲民族主义者与欧洲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之间即将摊牌，印度的独立离不开同处被压迫被殖民状态的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中国将成为这场斗争的中心，而她应当肩负起使命，充当两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间桥梁。

成为鲁迅的挚友

1928年12月末，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身份，经苏联从东北进入中国。由于支持和参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沫特莱早已登上英国情报人员的黑名单。当时的上海，由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存在，政治上缺乏一个统一的机关，反而成为持不同政治观点和知识分子的避风港。这样的氛围有利于史沫特莱的工作，1929年5月到达上海后，她立马前往法租界，以尽量躲避英国特务的监视。此后七年，她一直居住在上海，从上海一步一步走向中国革命的中心。

初到上海的史沫特莱最早被胡适、徐志摩这一类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所吸引。不久，她很快醒悟，他们作为“精神贵族”，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她不应该只是加入他们去享受精美的宴会，而应该眼睛向下，关注为他们拉车的人力车夫。结识地下党员社会学家陈翰笙，让她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和城市的工厂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与茅盾相识，她知道了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左翼文学，还认识了鲁迅。依靠工农，不做“沙龙革命者”的政治见解让他们迅速走近，频频交换政治和文艺见解。史沫特莱由此深入中国左翼文学队伍内部，也一步步深入了解左翼文学背后，涌动的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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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史沫特莱(左一)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在一起

1931年2月7日夜晚，左翼作家联盟的五名重要成员，被国民党当局仓促处决。悲愤的鲁迅写下一篇“黑暗中国的文学艺术现状”的文章，请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和茅盾等人商议后，担心发表这篇文章将导致鲁迅被捕或被杀，他们说服鲁迅采取另一种方式，写一篇由左联出面呼吁援助的公开信。茅盾和史沫特莱随即译出了这封信，派人带往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

鲁迅和围绕在鲁迅周围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让她感受到比自己接触过的印度知识分子，有更强的纪律性和为理想牺牲的勇气。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用反共的口号包装侵华政策，国民党不仅不积极抗日，反而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上海的政治高压与日俱增，她利用美国人的身份，将自己的寓所变成左翼群体的信息中转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的寓所是上海唯一能及时了解苏区动态的外侨寓所。在左翼人士遭遇人身危险之时，她积极庇护或帮助他们外逃。

日本的侵华阵线步步紧逼，上海的生活也越来越不平静。她是上海既了解苏区发展状况，又能早早判断出共产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策略将使中国赢得独立的少数西方人士。她也鼓励和帮助了一批西方人士，如马海德(George Hatem)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前往苏区工作和采访。

1936年前后，她前往距红军新开辟的根据地只有约60公里的西安，等待着机会前去采访红军。由于中共希望第一名到访的记者，与国际左派毫无关联。史沫特莱遗憾地看着斯诺先她一步抵达延安。在西安时期，史沫特莱意外卷入了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她在张学良的总部每天晚上用英文播音40分钟，介绍西安每日大事和对“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杨虎城和张学良扼要采访，让外界除南京国民党持反张杨二人及共产党的公告以外，能更全面地及时了解西安局势。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终于收到梦寐以求的延安邀请信。在延安，她采访了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周恩来等人，其中着重对朱德作长时间专访，后写成专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此书1955年以日文译本首版问世，之后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全世界流传，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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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会面

在延安期间，她还积极向国际社会呼吁向延安提供医疗物资和派医疗队，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来到中国支持革命，部分也要归功于史沫特莱。

在延安的采访告一段落，史沫特莱开始了她的战地采访工作。她想弄明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如何组织，他们又将怎样带领中国人民赢得胜利。史沫特莱的采访工作大致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10月中旬至1938年1月初，她跟随山西境内一支八路军一同行军，向世界展示了八路军如何在战备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通过充分组织和发动民众，赢得了一些战斗胜利。

第二阶段是1938年1月到10月。当时，中国能为伤员治伤和做外科手术的多是西方教会医院的医师，且集中于大城市。而传教士成立的红十字会，又需恪守筹款承诺，仅为平民，不为任何战斗人员提供治疗，这就导致大量伤兵，尤其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史沫特莱往来于武汉、长沙各地，发表演讲、撰写文章，为八路军募集捐款，筹集医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她协助朱德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尼赫鲁取得联系，争取到了印度派出一支五人组成的医疗队，其中就有柯棣华(Dwarkna Kotnis)医生。

第三阶段是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史沫特莱深入新四军华中敌后游击根据地，宣传报道在游击区的见闻，帮助新四军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并呼吁世界人民援助新四军。

亲历战斗一线，既要携带打字机等跟战士们一同行军，有时还要躲避敌兵，又要在休整之时，快速写稿，发出报道。缺衣少食已是最平常的情况，但史沫特莱并不抱怨辛苦，反而感到幸福：

“我背部受伤不轻，至今尚未痊愈，不得不忍着无止无休的疼痛工作。我们正在通过的地区，连普通的粗纸也买不到。这里没有钉子，没有植物油或动物脂肪，没有盐，没有燃料。我将要在冬季的严寒中写作而没有火烤，而且没有足够的东西可吃……我写这一切，并不是叫苦。我在过着我这一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我宁愿选择每天一碗米饭的这种生活，也不想要“文明”社会能够给我的一切。我宁愿带着背部重伤工作和行军。我宁愿要这一切。”

她对为中国人民抗日胜利、争取独立的事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故而不顾身体的病痛，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到了1941年，中国大量国土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史沫特莱在中国的行动空间越来越小，她便回到美国，继续撰文介绍中国的情况。1943年，她以自传形式记叙在华十二年见闻的新书《中国的战歌》出版，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与抗战局势的窗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阴云逐渐笼罩，美国社会的政治氛围从支持中国全民族抗战，转向打击和清算所谓的“共党同情者”。一直鲜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史沫特莱遭遇极大的政治压力，甚至一同工作过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J.B.Powell)，指控史沫特莱曾在场观看并参与新四军杀害两名美国传教士。还有人指控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她在美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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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史沫特莱

1949年10月，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史沫特莱带上蛋糕与友人庆祝。她设法申请护照，1949年11月15日离开纽约前往英国，以期寻得机会重新登上中国的土地。居留英国期间，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4月份等待手术时，为以防万一她写下本文开篇的遗嘱。不幸一语成谶，5月初做完手术不久，史沫特莱就因急性肺炎和呼吸衰竭死亡，享年58岁。

后来，她的骨灰由英国一个“人民代表团”带回到中国。1951年5月6日，北京为她举办了一场追悼会，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笔在她的墓碑上题写“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短暂的一生，不知疲倦地投入到追求劳苦大众得解放的事业中，为劳苦大众服务是她一生的信仰。在延安和游击队中所见到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她一生中见到最符合她社会主义理想的具体形态。她与中共的友谊，就是社会主义信仰感召力的反映。

《史沫特莱传》，简·麦金农、斯·麦金农著，江枫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一版。

《国际名人看中国：中国在反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江枫译，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来源时间：2021/3/30   发布时间：2021/3/18

旧文章ID：24629

中国外交官：美国的走狗！中国外交官怒斥加拿大总理引燃中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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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今日头条–军武杂谈

近日，中国驻巴西总领事李阳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点评加拿大现任总理特鲁多“孩子，你最大的成就就是毁掉了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友好关系，把加拿大变成了美国的走狗”。目前这条消息已经得到了包括中国、加拿大在内的各国媒体的讨论，也引发许多国外网友的点赞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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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犀利的点评

比较有意思的是，就在李阳的这条点评下面，有国外网友表示李阳的用语不够礼貌时，李阳本人则亲自回复到“亲爱的朋友，我讨厌用这种话。但是我们发现礼貌用语是行不通的!这是他们懂的语言”，该回应不仅直接，也很解气。按照此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回应外媒质疑中国外交是“战狼外交”时的话，那就是“如果我们是战狼，那只能说明疯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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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种语言他们才懂”

中国驻巴西总领事李阳之所以会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对加拿大现任总理特鲁多这样进行点评。是因为这几年在特鲁多的带领下，加拿大不仅和美国走得越来越近，而且跟在美国的身后不断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就在不久之前，加拿大还以所谓的“新疆人权”为借口，对中国相关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随即就遭到了中国的反向制裁。可以说，正是因为特鲁多的执迷不悟，现在中加关系已经降到了低谷。

从目前中方所采取的行动上来看，中国已经为中加关系的恢复尝试了大量的方法。比如，中国积极与加拿大协商处理猪肉出口证书、油菜籽质量检测标准，并在加拿大企业来华投资、加拿大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实施相关优惠政策。同时，在加拿大需要医疗物资时，积极帮助加拿大在中国境内采购抗疫物资，以便帮助加拿大实现对其境内新冠疫情的控制。但很可惜的是，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上一直固执己见，到现在还不愿意释放孟晚舟回国。

“孟晚舟事件”其实和加拿大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美国想打压中国5G的一个借口而已，加拿大本身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孟晚舟女士有罪。更诡异的是，加拿大法庭甚至拒绝了孟晚舟辩护律师提供相关证据，这显然已经是在无理羁押孟晚舟女士了。

最让人看不懂的是，加拿大本身不仅没有因为“孟晚舟事件”从美国那里得到什么好处。相反，美国不仅一直对加拿大搞“产业回归”，打算将部分产业移到美国国内，以提升美国国内的就业率，而且还对加拿大相关企业征收高昂的税费，以抑制加拿大相关企业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当年英国是为了压制住美国，才搞出了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在一开始加拿大确实非常猛，加拿大民兵甚至还一度杀入美国首都华盛顿，把美国白宫给烧了。单就这一点，就够加拿大吹很多年了。当然，后面随着美国和英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加拿大开始转抱美国的大腿。

不过，美国也不希望自己的北边出现一个强大的邻居。所以，即使加拿大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对美国的帮助不少，美国也在逐步削弱加拿大的国力和军力。目前加拿大有相当部分的国防是由美国人负责的，国家安全交与曾经的敌人，加拿大自然是无法挺直自己的脊梁。

所以，中国驻巴西总领事李阳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美国的走狗”，严格地说并没有乱讲，因为加拿大确实一直都是跟在美国的身后，美国谴责他谴责、美国制裁他制裁、美国出兵他也出兵。因此，个人认为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加两国的关系恐怕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

来源时间：2021/3/30   发布时间：2021/3/30

旧文章ID：24628

重磅！中美通航、疫苗护照互认不用隔离，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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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企鹅号–小猪美居资讯 企鹅号

这段时间，中美之间恢复旅行正常化的利好消息频出，也让被迫在家留学的广大留学生、有意赴美或回国的华人看到了希望。此前各种消息面反映出今年夏季，甚至夏季之前，中美之间就有可能取消旅行禁令——

拜登政府迫于压力

5月1日将取消国际旅行限制

据《今日美国》最新报道，美国航空业及其他旅游相关企业正在敦促白宫在未来五周内起草一项计划，取消在新冠疫情早期实施的种种国际旅行限制，恢复国际人员往来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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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24个组织在这封周一提交到白宫的信中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包括美国最大航空公司的主要贸易组织、美国航空公司(Airlines for America)、美国旅游协会(U.S. Travel Association)和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他们为政府设定了5月1日的目标——“与我们一起合作”，取消一年来对国际旅行的限制。

他们在给白宫的信中写道:“现在是时候为重新开放国际旅行制定计划和路线图了。”

航空业首先希望能够解除对欧洲、中国和其他地区实施的旅行禁令。

除此之外，他们希望已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在进入美国之前可以免除检测要求。他们还希望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能够公开表示，接种疫苗的人可以安全旅行。

美国航空业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加速旅游业和航空业的复苏。

在疫情爆发期间，旅游业受到重创。而在近期，随着美国新冠疫情新增确诊和死亡人数都在下降，近4500万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13%以上)也已完成疫苗接种，美国的航空业也逐渐已经开始回暖。在过去的11天里，每天都有超过100万人通过机场安检，周日的安检人数一年多来首次超过150万，但是客运量仍远低于2019年的正常水平。

中国或将允许各国疫苗接种者入境

而另一边中国官方也放出消息称，在接种疫苗问题上，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并承认对方国家注射的疫苗。

此前就有新闻报道称以色列、泰国等多国将与中国互认“疫苗护照”。

一旦中国和泰国的双边数字“疫苗护照”达成协议，持有疫苗护照的游客在泰国将不再隔离。

8月暑假前，估计将会有60多个国家/地区，与中国取得疫苗护照的互认。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自然是希望美国不久后也会与中国互认疫苗。

届时对于已在美国接种了辉瑞、牛津、强生等疫苗但想要前往中国的人，或是希望接种国内疫苗的海外同胞，都将不再是一个难题。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本周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华春莹：疫苗是抗击病毒的利器，也是拯救生命的希望。无论是中国疫苗，还是外国疫苗，只要安全有效，就是好疫苗。中方愿意在充分照顾彼此关切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与各国探讨建立灵活多样的互惠机制。在互认内容和互惠措施上，中方持开放立场，将根据专家论证的意见做出妥善安排。

事实上，中方正在跟有关国家探讨就各自相关人员接种新冠疫苗作出对等安排。只要有利于疫情防控，有利于便利人员往来，我们都持开放积极态度。

人员往来正常化

已进入中美议事日程

上周，中美双方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会谈吸引了全球的眼光，

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中美双方此次会谈涉及中美人员往来的议题。

新华社的报道原文为：双方讨论了根据疫情形势调整相关旅行和签证政策并逐步推动中美人员往来正常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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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中美双方就互相的签证、旅行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除了中美旅行禁令，目前，美国国务院已经开始致力于尽快恢复美国在全球的签证业务。旅行禁令与签证业务呈一种捆绑关系，一旦旅行禁令能够解除，预计2021年中旬，美国签证服务也将全面恢复。

来源时间：2021/3/30   发布时间：202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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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盯住人类“进化”的细节（访日随笔C）

苏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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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盯住人类“进化”的细节（访日随笔C）

同外交官的互动小节

外出访问，最累也最意愿的活计就是说话，说各种各样的话！而几乎每一次，接待方也都安排得很满，这自然是要努力满足客人的交流愿望。对此，我自己也是乐此不疲的。有人说，人这一生说出口的，十有八九是废话。我也坚信这一点。但还是要对人群进行一定划分。若类似学者或知识分子，可能相对废话要少点，因看重的主要是书面表达，就多了一份深思熟虑，而少了信口开河的风险。但即便如此，道出来的，也还是难免含杂多余的“废料”。

这个中午，我们被送到一家有点神秘的会所。里面的陈设挺豪华，据介绍是以前保留下来的贵族府邸，现在用来接待一些所谓贵客。外务省中国课的官员丸三浩一先生和森下裕香女士来了，我们在此举行午餐会。在日本的每一个第一面，彼此都蛮毕恭毕敬的，一开始也一定是正襟危坐，真的装的都会有所拘谨。若遇上太矜持的主人，那你这客就只能盯着对方、竖起耳朵全神贯注了。即使再美妙精致的本土日料，也可能变成一样样道具摆设缺了味儿！

 

还好，他们都是外交官，我们也非“省油灯”，打开话匣子后彼此就自然地卸下“伪妆”。虽是吃饭，但毕竟还是工作会面，没能太放松。嘴里一边咬着牛排，一边还得控制节奏、留出口来随时应话。先是交换了中日关系的现状看法，对未来的某种前瞻，随后便进入坦率的问题关注。其实，即便我们不说，他们也很清楚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症结，而且似乎是历届政府都难以解决的。比如双方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或是日本的“极右”与中国的“极左”。

 

这些年，我个人也一直在关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交往瓶颈。日本最怕中国拿历史说事，而中国似乎也担心那个几乎鸟不拉屎的钓鱼岛归属。当然，彼此还能起风波的就是政客参拜“靖国神社”——这种夹杂着政治的传统文化，让日本历任首相忧心忡忡。历史与现实，政权与民意，往往都因此而交织在一起，导致日本国内与包括中国的周边邻国的抗议声浪。感觉自小泉纯一郎之后，这一面有所节制与消停。但如今，来自外部的新的冲突却又在形成。

 

因丸三浩一先生他们会中文，交流对话就可更直接。四个人聊起来也节省不少翻译的时间。不过，我突然发现，也许职业的训练或习惯，在此种时刻，他们表情差不多都一个样，连微笑掌握的尺度都很相近。当然，我不明白的是，在面对欧美客人时，还会是一种怎样的“表情设计”？这并非全是我的敏感，而是中日之间对文明的理解早已发生了分离，既与传统的儒家无关，又和现代的礼仪无涉，彼此的佛教与神道也是少有一种行为的认知与交叉。

 

作为一个常人，我总是力求与人交往的坦然与率真，就如自己的写作态度，努力剥除一种文字伪装，让人尽量明白你所表达的。矫情使人不适，夸张令人反感，而虚伪，则更是一种没任何力量的精神耗散。作为异国客人，我也是极力往正常的人文关系靠拢，如同处在自己的国度里。虽社会语境不同，但平时真诚却不可丢失！只要是人类之间的正常事，我以为无需太多的掩饰，你只认定自己的角色，并按这种角色的坦诚去应对或服务于对象的存在。

 

至于今日的对象，我也设想他们只是按部就班例行公务，被指定或委托同客人们打可能一过性的交道。这属于瞬间概念，缺乏可持续的关系张力，其实这是很无趣的。或许客套的东西被置于首位，主题也被早早地简单设定，即便你想有意地扩展或扭转某种有意义的话题，人家也可能只会应付一下，不影响或改变他们既定的方式或简洁的目的。他们可能也会表现出友好的感觉，但这并非私人的可亲可近的自然流露，而是一种工具理性推动的表情结果。

 

感性太多当然不是一个学人的好习惯。其实，自己也并非纯学者，而只是被迫在历史研读中寻找真相，在各类有识之士中耳濡目染，并在实际中确证人类的某种重要的常识。好在，并不古板的丸三浩一先生，忽然用把握恰到好处的幽默，使彼此太过正经的气氛有所松弛。而森下裕香女士似乎也很默契，通过对这种幽默的演绎，扩大了它的效果，使在座的全被笼罩在笑声里。比几位都年长的常凯教授，平时感觉不苟言笑，此刻也火上浇油，点燃气氛。

 

外交官，最紧要的使命，是作为和平的使者化干戈为玉帛，不断促进与外界的友好关系，属于典型的“和事佬”角色。这些年，与驻华外交官多有交道，深感其到位的友善和教养、礼节与尊重，也不论秘书、参赞或是大使。而日本的外交官们，似乎更能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宝贵的是，有时候还学会了忍辱负重。他们不断地了解人们对日本政府、民众及社会的观感，包括对他们首相的看法，目的就是一个：为及时纠正或解决现实问题获得依据。

 

 

 与外交官员举行午餐会谈时留影

谈话渐入佳境，筷子与嘴巴也变得多一点利索。我们聊起了外交大员们的不同风格，也同时涉及到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影响结果。我问起对中国的看法，对方谈起了改革开放与韬光养晦的成功。似乎无论是谁，他们对邓小平的策略都有深刻的记忆。或许也是他最强调中日交往中的“政治原则”，即历史阴影未完全消除下的“霸权”复活与警惕问题。显然，这种意识，实际上也是横亘在中日之间一道不小的障碍。只是今非昔比，担忧的对象正在反转。

 

中国的确已变得很强大，起码在经济增长的块头上可以压倒一大片，这可以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但我向来就认为，退居世界经济体第三位置的日本，根本就没改变过自己稳固的强国地位。他总是一副谦逊地站在那儿，如一个认真的观众，看老大与老二如何表演。显然，他也并未完全放弃自己随时登台、扮演重要配角的准备。只是，在价值取向与利益权重之间，日本政府或国民的纠结在所难免。他们将继续费尽心机或运筹帷幄，力求不动摇文明的角色。

 

中间虽无一个美国人，但中、日、美之间的三国故事，却总难免要被提及。自然，外交官们对这样的关系，会比之做学问或写文章的更加务实。在近年来频频接触的日本外交人员中，我发现更多属于他们的是理性与冷静。甚至我在提出对某种“站队”的焦虑时，对方也只是咧着嘴或表示要“继续观察”。日本不想成为中美关系间的棋子被轻易挪动，而也许只想谈一种恋爱，保持一层三角关系。尽管看起来感觉有些暧昧，却是最实也是最优的选择。

 

作为政府的主要对外关系群体，外交官们的口径大体上是整齐划一，或张弛有度，有些感觉能透的事也会守口如瓶。不像我们这些人，相对会随意得多，更多时候只是个人身份，而不具任何权威机构的代表性。当问起近日的收获，我们都表示挺不错的，尤其是与学者们的交流碰撞，不时也能火花冒溅，获益非浅。快结束时他们告知：日本政府也正在推出一个计划，欲实现若干年内有三万小学生与中国互动的庞大教育。这当然是件造福未来的大好事！

 

当然，就丸三浩一先生这样的角色，也并非可有可无。外务省的职责定位应该十分严格，丁是丁卯是卯，各种职能彼此不可替代，不走闲棋不置废子。而每一个环节，都不会随意稀松，都能支持外交的高效运作。或也有某种“政治裙带”，但官员则属精英阶层，全凭真本事吃饭。为此值得一提的是，六年前在东京同我们举行过午餐会谈的，正是随后担任外务省官房长官、眼下新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垂秀夫先生，一位令人尊敬的外交官、中国通和出色的摄影艺术家。

仙台有人没有仙

11月29日上午，在研究所的具体安排下，我和常凯教授以及翻译宫二女士以及吉田女士一行，踏上了东京开往仙台的新干线快轨。一边列车在飞驰，一边也自然就想到北京地铁1号线和13号线，那里也曾有日本的援助。当然也联想起美国来：因只有高速公路、“一条高铁也没有”，连地铁全都那样“破旧不堪”，而曾被我国内同胞所嘲笑。这显然缺乏现代史的基本概念，也很缺失一种社会文明常识与国家的历史感。问题自然出在思维方式上。

快进市区时，脑海里即浮动着当年的景象：一个与我今日一样的深秋，他从东京出发，第一回抵达这陌生之地域。“仙台是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在1924年那篇《藤野先生》里，鲁迅先生这样写到。这一文，可见鲁迅“进化”的重要关节，开启了个人的精神史。求学探知，实现理想，这里成了关键的转折点。为此，当地人在旅游宣传上如是说：“中国文豪是在仙台留学期间决定弃医从文、从事文学活动的”。

 

这位太有性格的先生，也被赋予了太多的意味与想象。鲁迅曾经或将会一直被人们拿来做各种历史或现实的比较。比如思想文化贡献上与胡适比，文学成就上与林语堂、梁实秋以至他自己的兄弟周作人比；而在政治上也没少与苏联或欧洲的文艺左派们比。故去与尚存的，赞美与批评的，高高和低低的，是是与非非的，都围绕着这么个矮个子、留胡子、穿长衫、写汉字的中国人继往开来。而我，也遇上当下某种为先生而存的悲情：看不清这人世的一切！

 

作为一个貌似的作家，却也曾无法理解鲁迅的博大精深，并也想了解其弃医从文的“有力证据”。我终于到达东北大学，寻找旧医专的蛛丝马迹。医学系的纪念馆员，也如一个证人，为来者不断追溯真实的鲁迅。那些陈列品中有作为“清国学生”的成绩——如他自己所记：不怎么样。但文中有一处已令我感触特别，他将自己分数上不了60分，归结为“中国是弱国，所以是低能儿”。如此个体与整体间的命运关系自觉，就能说明一点他抉择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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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原仙台医专）中的鲁迅先生雕像

 

我们进入了被保留的一个阶梯教室，间接地感受一下当年情形：周树人作为惟一的中国留学生，端坐着听藤野严久郎先生的授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同时，还可以进一步联想：那个很有主见的学生，待了一学期竟就改弦更张，将在国外学到的解剖人体的手术刀，用在了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灵魂上。在日本，就有人说他受了达尔文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影响，而后来的文学创作又受益于俄罗斯文学。不论谁说怎么说，或只能是参考而已。

 

对《狂人日记》，中外都曾投入大力研究。对“狂人”解读不同，想法与结论也有大相径庭的。按鲁迅自己言，这里面有尼采和果戈里。但不管是“超人”意志还是“忧愤”疾病，都不能掩饰鲁迅对时代的一种茫然与痛楚。他是试图“救救孩子”并救救中国的。恰巧写字间，厦大的文学理论家俞兆平教授发来对“狂人”的“探秘”，反对指鲁迅为治愈的“被迫害妄想狂”！俞文委婉以驳，结论似乎得当：鲁迅知穆勒晓严复；对人类之自由，国族之群、己，其权利与利弊亦界限分明。

 

不论学医还是从文，鲁迅都未能实现或改变自己想要的东西，和许多当年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路的各式人等一样。毕竟，除了孙文获革命助力改变了中国传统帝制，但现代性的社会转型却远未实现，依然落后于今天的日本。当然，这种临时的体验是接近天真的，找不着任何与灵魂相关的归属感。现实对它的想象有着难以把握的距离。而如今纪念他的日本民众或是知识分子，又有几个真能理解鲁迅之与中国的命运，于当年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彷徨？

 

不管怎样，作为人的觉醒与思想的奠基，鲁迅应是起始于东瀛的。显然，若中国的觉悟者或知识分子，对当时先进的亚洲地域不是趋之如骛，鲁迅也不至于要来这他乡岛国寻找个人生命光明的起点。虽他最初学医，只是为了有足够的能力救治自己的父亲；而弃医从文，也是偶受了时机的激将，才持续感觉了被侮辱被损害的间接的自己，并发现了力量强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他鲁迅是从日本这里开始醒悟与痛苦，也从这里走向幻灭与新生的。

 

真该庆幸毅然决然地改行。借助文学来思想与表达，鲁迅成为20世纪中国最独立、也最起作用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不知给这个平凡又复杂，多味又难堪的社会人间，增添了多少庸常不及的关键看点！它们包含了被魔鬼遮挡的丑陋，被人类藏匿的恶行，被同类开撕的伤口，被自己吞咬的毒药。努力看清一个病态社会的五腑内脏“引起疗救的注意”——比起那些成堆“专业知识分子”的安然自在，鲁迅式的寂寞充满了骨感，亦有旷世的痛苦与悲伤。

 

或许，还是人类不易克服的缺陷，但凡一个人爆得大名，并且还伟大，几乎总难逃脱被利用与消费的命运。鲁迅又何尝能幸免？势力大的就当他做柱子使；稍不济的，便做椽子用；而那些太无能力的，则干脆就大胆地将先生做“敲门砖”或“垫脚石”。反正各有心思与招数。至于我自己，也未必所有的动机都经得起推敲。年少时便追着时髦写杂文，以冷嘲热讽“师道尊严”；而眼下知道先生神气未过，还是一面一擦即亮的镜子，便又搬到活人中间。

 

至于回顾鲁迅中国史，那自然千姿百态。死后的鲁迅是上过政坛的，且身份异常隆重，抬轿子的也不乏一些很了不得的文坛人物。文坛外，他也曾被尊崇到无上的地步，以至于成为一门显学。从学术的深究到观点的分歧再至对主体的怀疑乃至批判，鲁迅这个人，无论其生与死，都经历着浓烈的荣辱与欢悲。当我来到他求学的异国他乡，这个至今也不怎么特别的仙台老镇，看到郊外与校内那些为鲁迅建立的塑像，静静的，觉得这才与功利拉开了距离。

 

甚至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再琢磨：那么多的后人，似乎成群结伙地研究鲁迅。那究竟要为何？从他的精神血管里抽出一点来，或从他的思想骨髓中吸出一份来，成全自己文化生命的某种质地吗？我似乎理解了鲁迅先生的所谓“尖酸刻薄”，可它是属于时代不可避免的互动中，激荡了一股冲撞社会裂变的美感。他的同代人除了相同的不幸外，也都各有各的幸运。历史不忘对其回望或厚待，是缘于他们发现了：自己作为人或民众乃至民族的不堪或自救。

 

“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这段文字，来自先生的《华盖集・北京通信》，也是我在初中时代就记下的，并真实地潜移默化了自己。我当然没啥出息可言，最多给自我冷静了一些事，更正了一点做人，也壮了一些胆子，怀疑了某种现象。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生小结果，甚至不时也有装腔作势地人间“愤愤然”。先生不幸有知也一定会笑落胡子！

 

偶尔，我会很深地怀念一下“鲁迅时代”。那时，除了彻底绝望了和麻木成死人的，还有不少人向东或向西，去寻求生命鲜活的出路。那些留下来的也没闲着，以各种方式去求新求变。报人、作家、教授、职员、劳工，甚至银行的买办与商行的老板以及热血的学生，他们多少都晓得某种救亡图强的道理。而文人像文人，没那么伪装和苟且；学者像学者，没那么自私与畏缩；名人也像名人，没那么自恋与张狂。就连要命的革命，人们也都实实在在。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先生这句话，也曾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刺激。他还说节省了自己喝咖啡的工夫，这大概属于格外地呕心沥血！如今的“知识分子”，或也有拼命的，追名利或谋权威亦不乏其众；过日子中，也不缺坏了心肠的酒色重味。不能再这样没完没了地比较，那个年代的鲁迅和那个鲁迅的年代，都已一去不复还来。当然，鲁迅非圣人，有可挖的毛病，如自省“有缺点的战士”或“皮包下的小”。他，骄傲，又能俯首且自新。

 

去日本的也好，回中国的也罢，鲁迅之“不朽”皆因他的思想。眼下世界，最缺的或还是有火焰的思想？也许难觅那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希望灵魂自我救赎的托尔斯泰；深刻到骨头的维特根斯坦或艾伦特们；或更近一点的胡适、陈寅恪以及如杨小凯、顾准、李慎之等各类思想巨匠。在这些历史脉搏中感受人的独立、尊严及自由，其实并不难以把握。铁门洞开，文明也总归在流动。我突然意识：人类最大不幸，或在群体或个体“进化”的彼此不同步？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等这些价值观遗产，近百年了，早已耳熟能详，且又屡见屡新。鲁迅的心思也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这发展当中，也该是充满血肉与精神的创新。“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可隐隐约约，我又发觉鲁迅与其经典，正接近“古人云”。野草一直在疯长，地平线上日出日落将如何看得清？

 

人活着，总得给出属于人类的必要道理。而鲁迅某些言语的扎针，的确也构成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不经意中指了一条路，自然等于在危险中也救出了一条命。社会人生间，人们难说还有真正的安全坦途或所谓的康庄大道。所以，只要不狂妄自大，鲁迅就一直值得我们去纪念与敬重。这人群中或有几种人最要去警惕的：用权的和用钱的，他们借这手里的利器，击破脆弱的人性，然后使其成为奴隶；也还有用文的，借别人的或自己的刷子，为了某种依附，涂灰你的思考，让人处于茫茫然。毫无疑问，这并非能指所有人。

 

人道从主义变常识

 

没想到，我们的访问中还插了一个特别的项目：参观自然灾害地带和灾后救援机制。2011年日本发生了剧烈的海啸地震，尽管日本处于地理位置的地震带，政府与民间都有许多的预防措施，但是，遇上了突发的特大地震，还是造成不少生命与产财的损失，而仙台正是处于重灾区。现在，地方政府为了进一步防患未然，增强灾难的风险意识，减少将来可能的损失，他们做出了许多相关的教训总结，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细节，甚至保留了警示的现场。

 

午后，在政府人员指引下，我们到达距离10公里外的盐釜区域。这里的“荒滨小学”成为灾后保留的一处遗迹。作为参观的警示点之一，它保存了最原始的灾难记录。曾在此任教的一位女教师，今日也放弃了休息日，大半天为我们讲解当年发生的整个过程。我看到了，一架永远停摆的时钟放在那，时间定格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近3点55分。也就是这个时刻，仙台市突然遭遇了一场理氏9.1级的、被称为“世界第五大地震”的灾情！

 

老师说，地震随后即是发生海啸，浪高达到9米，离海岸仅300米的盐釜区遭到最惨烈的摧毁！海浪冲击了整座学校，淹没了二楼，好在校长和教头（教务主任）指挥着师生们在教学楼时上时下，最后决定全部冲到楼顶上，保存了全体师生的生命！但是，楼前几百米一片的居民住宅全部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生命瞬间卷没。海啸的巨浪冲击千里，加剧了地震的威胁，最终导致了15896人死亡，2000多人失踪。他们也一再确认了这个悲剧的数据！

 

若不是政府对灾难早有防备，在建筑措施和防范意识上未雨绸缪，那么损害无疑将更加惨重。让我们惊叹的是，异常坚固的学校，一层被外面推进的小车和树枝填满，二层的钢筋护栏也被猛浪冲击变形，三层上避难的师生居然全体安然无恙！这位老师为描述那种亲历的情境，因回味与感动，说话不时哽咽，两道眼泪也禁不住溢出。而那些学生的生命，是她必须要去尽心呵护。还有面对灾难的同事，他们携手并肩，共同抵抗那强势来袭的地震海啸。

 

老师告诉我们，当初直升机来营救时，学生们优先，一个挨一个登上，一个人也没落下。最后才是老师，然后校长垫底。我注意到了电视录像：那是校长在十分紧张地指挥现场，不时晃动着一片狼藉的车体、木头、塑料等破碎杂物。海啸继续歇斯底里，镜头上还有许多海水撞击楼台溅出的花朵。惊心动魄！当然，一切都终于翻过去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被伤害，但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自然风险，同时也从抗险中饱受一次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被地震与海啸冲击后的小学底楼现场

 

直到太阳西下，一整个半天，老师诉说着每一个细节。而我却也一直被感动着。心想：一种文明的制度，的确可以不断改变各种遗留的陋习。当人们在争论是制度还是文化优先时，我一直认为：虽也该双管齐下，但文化的影响是缓慢渐进的，不像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完整，对社会的进步作用则可立竿见影。靠制度与法度来规范社会与人的行为，从而使良好的意识、思想、精神也能与其产生互动，更加有的放矢。现代文明社会，这或许是要紧的环节之一。

 

因此，虽已离开现场，却也禁不住在脑子勾起另一个画面来：四川汶川的8级地震。从公开数据看，仅学生就有3000多人死于震灾。而灾后居然有“庆祝胜利”这一说？还有那一次，新疆的克拉玛依火灾——让“领导先走！”意识清醒的老师们或校长们，似乎都只通晓权力的厉害，却不知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更何况是面对一群尚未开始人生的孩子们！后果是，僵化的逃难措施，致使325个师生在会场中活活烧死！这细节，这悲剧，似乎也没震惊整个社会。

 

处处有存在，处处亦有比较。文明是拿来学习效仿的，而非让人不屑一顾。惟有谦逊地对待人类的每一寸进步，才能使自己的社会与人生变得更有希望，也更有可能获得内在品质的上升，形成真正文明的自信。地震后，仙台迅速灾后动员、救援与重建。政府、各国本国NGO组织及其自愿者、民间力量一起上。人们从人道主义出发，提供身心康复、留学、就业、宗教、出入境等各类咨询与服务。也一边悼念所有死难者，并致敬那些灾害的援助者！

 

风光照耀的尾声

 

最后一站：有“日本三景”之一美称的松岛海岸。走出世俗社会，进入这个自然空间，景观实可美妙绝伦！司机师傅兼导游，不管荤素，他竟然都能天上人间地一番引人入胜！主景瑞严寺，是日本佛教传教士慈觉大师于828年所创建，并由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在1609年完成重建。其中最神秘的莫过于被国家指定为重要文物的“三慧殿”。这殿主伊达家的灵堂扉门，从未对外开启过。也因文史被重视，伊达世家传世珍品得以保存三个多世纪珍藏至今。

 

伊达政宗，是仙台番的始祖。这位大人物，也是日本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从相关资料显示：政宗18岁时，便正式继任为伊达家的17代家督。和所有掌握土地良田、拥有兵器武装并参与抒写历史的当权者一样，伊达政宗也曾是左观右顾，一边享受现成，一边窥视天下。而证战、吞并与失败、结盟，都属非凡经历自不可少。他曾对身为政治家的丰臣秀吉称臣，之后又加入德川家康阵营。是人，都有是非。而这位政宗的是非，也构成日本的一部分。

 

作为人的历史，伊达政宗当然也不会太寂寞。据现场的一位僧人介绍，正是政宗这个时期，日本从国外引进了第一批金黄美丽的菊花。被感觉十分富贵的菊花，后来成为日本皇室的权力与高贵的象征，她们几乎只出现在王公贵族的空间，同普通民众的生活不太关联。菊花，甚至也一直被许多外人当成是日本的“国花”。我费了好大的眼神，才望见那“三慧殿”里装饰灵堂的一圈早已失去光泽的菊花。一长串由远及近的联想，同时又冒上我的心头。

 

世界名著《菊与刀》，这本试图揭示日本民族特性的书，出自一位美国人类学家之手笔。但是，鲁思·本尼迪克特这部受命完成于1946年出版的作品，在越来越多的评论看来，其观点的“经典性”并不名副其实。某些解读显露了不在现场的主观偏颇。尤其当人们在今天重新来评判日本这个东方国家，那些出于善意但也似是而非的结论，已经得到更多的纠错证实。那支象征皇权与贵族的“菊”，更多出于在特殊的建筑中，在文化审美中弱弱地延续着。

 

那把民族之“刀”，已成历史，也完全收敛了它昔日的锋芒了。在一次访日间，我对日本人的和平与爱国问题有过深入的咨询。不论哪个阶层，他们都强调自己厌恶战争、希望世界永远和平。一个日本学者告诉我：一些年轻人曾上街游行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大概也担心国民自卫队变成正规军后，就要频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而他们也的确不愿上战场去打仗。并且回顾70年来，国民们都为国家只参与“国际维和”却无一场战争而感到自豪！

 

这里还是一个佛教的圣地，并保留着佛徒们洞窟中的生活遗迹，令人深为惊叹！而8年前的地震与海啸，由于松岛海域有几十座大小岛屿，来势汹汹的海啸将海水灌入寺院，却只是淹没了地面50公分高，而寺院的僧人与避难者皆安然幸免。一位和尚说，这是神的保佑！这是我生平见过最华丽的寺院了，实在是美妙得叫人陶醉：红叶满眼，银杏娇艳；流水清清，山谷回声。游客中有许多朝圣者，不时有人停住脚步，脱鞋进殿，端坐其间：听经。

 

二宫梓女士，对我们此次访日行走立下汗马功劳！又翻译又导游甚是娴熟周全，加上老乡更是锦上添花。自然，三十余年日本生活，陌生的也已是祖国。她也告诉我，这是自己当翻译最为愉快的一次。果真如此，那也是我的造化。这辈子人在旅途，能遇上陌生人对你保持数天的信任，并在临别时还依依不舍，这是为人的一点诚实与安慰。我从来就以为：人生就是一场形形色色、顺序不一和大大小小的悲剧。莫要太较真什么，能珍惜的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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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岛如梦如幻的仙境

 

松岛的出色，大概还在于这山海交错的美不胜收。伴随我们的吉田女士，说我们的运气极佳，这个深秋的岛屿竟然全部都色彩斑斓，不见一点萧瑟。吉田无疑也是个美好的人，那种日本女人的温柔贤惠，也有分寸地融入了待客之道。而作为知识女性，一种干脆利索与风风火火，又是那样在我的意料之外。同二宫梓一样，亲近中有尊严，距离间有温度，使人在途中不易疲劳。我说她长得很像邓丽君，她开心得不行不行的，为此一路笑到机场的作别。

 

游船上，饱览了附近所有、也是最经典的美景。这百岛争艳的蓝海胜境，真可谓鬼斧神工！在旖旎的海岛间徐徐穿梭，风光射入脑海引发更美妙的感觉。顿时，诗行俳句、古今中外，文人的吟唱也不禁浮现若干。如唐代的李白王维，如江户时期的松尾芭蕉。后者的“松岛呀，啊啊，松岛呀松岛。”更是对这里触景生情的由衷赞美！在伊达政宗去世8年后就出生的诗人芭蕉，想必在这松岛一带会有更多花开花落的感慨——鲜花灿烂交织着战火弥漫。

 

下榻到一海景酒店时，已近黄昏。讲究生活品质的常凯教授，第一反应，就是散发硫磺味气的天然温泉：“又能泡了！”从室内的再泡到露天的，还可放眼窗外松岛的港湾。我们第一次这么赤身裸体地相对而坐，放松聊天。他明显偏黑却很壮实，我虽偏白却略显单薄。他经常出门冬泳，锻炼朗朗体魄；而我则是居屋死守，对付春夏秋冬。这一程下来，他年龄稍长却多有关怀。当然，我也不赖。本质上，均属于弱者，一生都在寻求社会人生的突围。

 

晚饭食物也许太过丰盛，吉田点的美味佳肴把二宫撩得瞠目结舌！可我挑食，摆着眼前这日本最牛的牛舌、最棒的生蚝以及最纯的清酒，则是一口不沾。但我也爱吃天妇罗，虾、鳗、墨鱼以及生鱼片，还特喜欢芥末。而心里则在惦记着：这是最后的晚餐！夜会变得更黑，天也会亮得更快。这一晚，我的确也没睡好觉。日记写到凌晨时，下楼到大堂的自助酒吧间。冲了一杯，再冲了一杯。靠在沙发上，对着窗口外的星星点点。咖啡，飘着纯香，只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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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1/3/30   发布时间：20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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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胜玉：在应对围堵时中国不能见“狗”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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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胜玉：在应对围堵时中国不能见“狗”就打

作者：彭胜玉  来源：中美印象

针对美国、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于3月22日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中方决定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钦、副主席伯金斯，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上述人员交易或同上述实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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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底，中国于欧洲多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如期完成中国投资者协定(CAI)谈判，但鉴于日前欧洲对中国发起制裁，中国反击之后，欧洲议会取消了原定于23日举行的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议。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近期发布的《中国的计划-跨大西洋竞争蓝图》报告指出，中国日益激进和果断的国际行动、美国两党对中国威胁的共识以及欧洲各国对中国经济和人权等问题上的怀疑和谴责态度为跨大西洋合作提供了机遇。报告划分出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合作潜力不同的三个区域：合作潜力较大的对华态度趋同区，包括人权、“强制性外交”和全球影响力问题；有较小合作潜力的发散区，包括面对“掠夺性经济行为”、技术主导权等；各国优先事项不同的不对称区，包括如何面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和安全挑战等。报告为制定跨大西洋战略提出10条建议：制定统一政策；建立“跨大西洋中国协调委员会”；建立针对中国的国际情报联盟；通过D10等组织、废除与香港引渡条约、限制监视技术出口等应对人权和专制问题；通过对单个国家受到胁迫做出集体回应等应对“强制性外交”；通过供应链“去中国化”、替代华为5G技术、在气候和健康等领域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等应对“掠夺性经济行为”；通过增强在技术标准制定机构、技术阻断等对抗中国的技术主导权；通过增强欧洲军事能力等应对中国军事挑战等。

结合近期中国各种的对西方国家的反应，笔者认为应该是中国放弃了对拜登的期待，觉得拜登不但没有停止打压中国，而且更老谋深算综合联合，感觉中国现在已经放弃了被动防守，已经在大规模主动出击以攻为守。最近对西方国家可以说全面开展制裁回击。我觉得这样人家制裁我们制裁人家不对，我们可考虑选择其他方向进攻。

人家先制裁我们，收获了他们得到的世界聚焦我们的议题，我们应该切换议题换我们想要的方向反击，而不是继续随着他们主导的议题。

反正人家想攻击我们的地方，我们顺着他的议题反击只会如他所愿，不能一直这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指哪我们打哪，是绝对不对的。

国外的言行，中国国内舆论现在可以少关注些，利远大于弊。天天被人一句话一个举动就上下牵动，不应该。我们国内太关注国外的一举一动，起到了帮人宣传渲染舆论达到意图的效果。

美国带领西方世界现在用的就是挖坑埋雷拖累战略，中国国内各媒体各舆论平台天天抓热点可以说几乎全部在被人利用。人家就是通过国内舆论持续关注报道他们起到影响我们行为，让我们聚焦上钩上当作用。而我们的媒体，学者，记者，写手，都成了他们的推手和工具。

美国现在拉拢一个盟友，我们打一个盟友和这个盟友闹僵，完全是美国最想看到的结果。我们现在一个个美国盟友制裁，受益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个人认为，现在这样不对，后面美国拉拢盟友攻击我们，我们把盟友先无视，只攻击美国才对。这样既能反击，也能不上当，应减少攻击美国的其他盟友，否则我们将没完没了而且将完全中计上当成全美国团结盟友。

我们不能过度和第三世界小国家绑在一起，这些小国，就是不捆绑，中国照样没有问题。中国古代盛世，什么时候靠过域外他国。天天跟这些小国家捆绑在一起，小国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价值呢，我们好好研究发展自己就好。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我们在乎太多，带来的痛苦远多于我们的收获。我们不要太过追求外界的领导力影响力竞争力。做好自己的事，少操心世界各地的乱，少操心人家在外面进行的各种攻击联合什么的，可能才是正道，自己也将轻松多了。14亿人的巨量市场，足够让我们发展的很好，我们不依赖任何国家对我们的合作，不要依赖任何国家对我们的友好。

中国外围的一切军事围堵，只要我们不在乎，都将是徒劳的。世界上任何对中国的攻击，只要我们自己稳住阵脚，全都是无用的废话，我们不追求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可。世界上任何以中国为目的的合纵连横，任他们去吧，我们不在乎，就伤不到中国大局。愿意跟我们往来的往来，带有攻击的往来，我们应该少欢迎少祈求。

稳住阵脚，能防范美国带领西方的一切任何进攻。诚如邓小平曾说，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会有对我有敌视和恐惧心理，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在外交活动中，要趋利避害，不要为自己树立对立面，要埋头实干，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谦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儿，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儿，这是一个根本的国策。

此外，对中国中短期对外合作国际形势，笔者不认为中国应过度担心，笔者对中国中短期对外合作国际形势八点研判如下：

一、不要幻想特朗普下台后美国新政府停止打压中国。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新政府正在坚定选择打压遏制中国。拜登上台后，继续秉持前任政府打压遏制中国的脚步没有停下来，而且越来越深谋远虑，越来越综合联合。大家从中美这次谈判就能明显看到，新上台的拜登政府不会停止打压遏制中国的强硬态度。

二、不要幻想我们和美国加深信任理解能让美国停止减少打压遏制。美国打压遏制中国的根源不是因为中国想干什么，做过什么，将要干什么，而是因为中国有能力干什么。中国想成为老大不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原因，根源是美国认为中国有巨大的挑战美国世界老大的潜力。

三、美国打压遏制中国的核心思路：一是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进步；二是各种办法和手段挖坑拖累中国。归根结底，一切的一切，就是要让中国发展不好，阻你前进，这就遏制的核心之要。面对阻止进步，我们更要追求自力更生，面对挖坑拖累，中国千万不能上钩上当。

四、中国无需对美国的打压遏制太过忧虑。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其最大的结果，将是全力加速美国衰退并极大推动中国走向民族复兴走向世界第一。 中美两国本土经贸体量巨大，个别领域的产业脱钩科技封锁推动的是彼此更健全发展，撬不动国家大体。

五、美国必将继续坚持的科技脱钩产业脱钩等行为，本质是导向了中国高端产业链去美国化与美国低端涉安领域去中国化，这其实是有利于两国产业链更加健全发展的举措。其结局将是，助推中国高端产业链的崛起，影响美国高端产业的全球化更大市场规模发展。而美国能收获到的也仅仅是一些曾经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产业回归而已，这些产业早已不是高端战略产业，刺激的短期就业及经济收益极大可能随着随后的企业收入及利润体量下降甚至被市场淘汰而得不偿失。产业链去中国化的美国企业回迁，将加速美国企业被世界市场淘汰。

六、如何让14亿人口成为世界最大最优的消费市场，核心是让其生活标准大幅提高，让百姓有钱消费。没钱，哪来消费；没钱，哪敢消费。国家财富怎么来，一个是内部生产创造，一个是外部进入。国家财富的外部来源也是我们值得重视的。完善提高我们的外部财富购买能力，可以发挥很大空间的是人民币的使用。如何让人民币具有更大的购买能力，将极大提升中国的财富外部输入能力和降低财富外部输入中国的成本。

七、随着“逆全球化”的持续，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打压加大，中国对外开放难度将持续加大，“一带一路”及“四个革命、一个合作”中的合作，将比以前更难推进。当下的“美国优先”与对中国的遏制战略，让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诚意领导国际合作。

八、中国只需要追求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切莫天天追求追赶美国超过美国。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与美国比高低，只和自己比进步。我们要更多聚焦自身前进，合理减少国际竞争，适度修正世界影响力和领导力的追求，可能将让中国发展的道路更迎合14亿百姓的内心向往，也将让中国发展的方式更聚全球80亿人民的友谊。中国不会领导世界，世界不需要也不欢迎任何国家领导。

来源时间：2021/3/30   发布时间：2021/3/30

旧文章ID：24625

白宫这等场面，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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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这等场面，前所未见！

作者：刘晓琰  来源：长安街知事

这届美国政府奇事太多，白宫网站又出现一则——白宫的官方网站已开始使用“拜登-哈里斯政府”(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来介绍这届美国政府。

此前，从来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在官方网站或社交媒体上，同时列出总统和副总统的名字。美国媒体称，这一变化“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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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OUTspoken)新闻网报道截图

一封来自联邦政府机构的泄密邮件显示，白宫正在玩文字游戏，以淡化美国总统拜登对白宫的掌控。在白宫的所有公务中，都在用语言来抬高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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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雇员提供的经过编辑的电子邮件 图源：”直言不讳“新闻网

该邮件写道：“请务必在正式的公共通讯中，将本届政府称为‘拜登—哈里斯政府’。”其中“拜登-哈里斯政府”一词，还用黑体字突出强调。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特定的语言也出现在美国15个政府部门的网站上：农业、商业、国防、教育、能源、卫生和公共服务、国土安全、住房和城市发展、内政、劳工、州、交通、财政和退伍军人事务部以及总检察长的新闻稿等，都已经标注“拜登-哈里斯政府”。

白宫官方推特也已经开始使用“拜登-哈里斯政府”这一称谓。据“直言不讳”(OUTspoken)新闻网站报道，至少在23日当天，白宫推特账号的简介就已经改成了“拜登-哈里斯白宫”。也就是说，这并非标注错误，而是已经挂在首页上近一周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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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官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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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推特截图

白宫行政标签上写道：“成千上万的人在白宫的西翼、东翼、内阁和行政办公室工作。了解更多有关执行拜登-哈里斯政府的信息。”白宫推特页面还用“欢迎来到拜登-哈里斯白宫”字样欢迎访问者。

美国媒体认为，这是史无前例之举。此前，副总统的名字从未在官方渠道上被冠以政府的名字。即便在奥巴马时期，总统和副总统的名字会出现在媒体文章或偶尔的描述中，但绝不会作为官方头衔共同出现。

面对白宫这一反常举动，有关哈里斯计划“接管”白宫的猜测仍在继续 。一些网友猜测，此举表明“副总统哈里斯才是美国政府的真正掌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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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网友联想到，拜登此前已有数次在称呼哈里斯时发生口误。

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拜登称，哈里斯从第一天开始就做好了当领导的准备。当时这话就在美国舆论界炸开了锅，稍微客气的媒体说，拜登只是口误;一些保守派媒体则脑补出“拜登退位让贤，让哈里斯领导政府”的情节。

大选获胜后，拜登在和哈里斯直播疫苗接种后说，“为了增加民众对疫苗的信心，我已经直播接种了疫苗，而‘当选总统’哈里斯也出于同样的目的，积极接种了疫苗。”

哈里斯也不太想带上拜登的名字。2020年9月，哈里斯在一次圆桌会议讨论经济计划时曾说，“哈里斯政府与担任美国总统的乔·拜登一起”，但她迅速改口，重说了一遍“拜登-哈里斯政府”。而哈里斯这次口误后没几天，拜登又将民主党的竞选团队称之为“哈里斯-拜登”政府，俨然把自己放在了副手的位置。

就在今年3月18日，拜登在讲话中还犯下类似错误，脱口而出“当总统哈里斯和我……”。

自拜登宣布参选一直到上任，他的身体状态就屡受质疑。在竞选时，特朗普对拜登健康状况多次发出嘲讽，但考虑到双方的竞争关系，当时多数媒体将其归类为“人身攻击”。

但拜登上任后，不仅多次口误，且记不住自己内阁成员的名字，遛狗滑倒脚骨折，上飞机更连跌三跤……还有媒体发现，在公开场合，拜登经常显得头昏眼花、困惑、说话行走困难，并且很少回答记者的临场提问。

俄罗斯媒体近期也在报道中提到，美国民调机构最近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有47%的受访者认为，白宫很多重要决定实际上都是哈里斯或是其他官员在幕后做出的。

这份民意调查也引发美国民众的广泛讨论，更加剧了外界对于拜登是否患有某种疾病的猜疑。

“直言不讳”新闻网称，据一些医学专家的说法，至少从2020年大选开始到任职后的几个月，拜登就已经表现出精神衰退等迹象。

美媒称，另一项前所未有的举动是，哈里斯一直在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单独通电话。

本月，哈里斯在拜登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挪威总理索尔伯格进行了交谈。此前，哈里斯还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单独打过电话。

哈里斯甚至还单独参加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第一次双边会议，这是包括拜登在内的前任副总统均不被允许的情况。

2月，一位欧洲大使对政客新闻网表示：“哈里斯被大家视为潜在总统，等待她的任期不会少。”

美国前驻德大使、前国家情报局代理局长理查德·格伦内尔说，“白宫指示联邦机构用‘拜登-哈里斯’政府代替‘拜登’政府，至少表明拜登不能独自完成这项工作。”

来源时间：2021/3/29   发布时间：2021/3/29

旧文章ID：24624

姚云竹：关于中美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合作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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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云竹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年3月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原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姚云竹应邀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第一分会“中美合作的新清单”的讨论并发言，她就中美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可能进行的合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下是发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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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云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原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退役少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最明显的表现在双边军事关系、或者更宏观一些的安全关系中。我们这个分会的议题是“设计双方的合作清单”，我想从军事和更广泛的安全领域提出几个建议：

首先，在中美关系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下，中美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避免因操作层面的误判和事故，导致军事冲突，特别是在战略互信不足的情况下，正如安克雷奇高层对话所表明的那样，防止军事冲突不断升级为更大规模和更强烈度的战争至关重要。为此，不断完善两国军队之间的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包括细化海空相遇时的行为准则，完善危机沟通机制，明确危机时的处理原则和程序等，都是两国军队合作的最紧迫内容。

其次，中美作为大国都承担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责任，有必要就建立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进行讨论、谈判甚至达成协议。首先需要为中美战略稳定探索一个理论框架(conceptual construct)，中美双方可以在什么样的力量基础之上保持稳定， 这个“战略稳定”即可借鉴，又应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关系。美苏“战略稳定”是建立在“互相确保摧毁”的核武库上，主要涉及“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显然可以有更广泛的内容。

第三，在全球军备控制领域中美有共同利益。拜登政府将军备控制作为政策优先，在接手白宫后，立即宣布延长与俄罗斯的New Start 条约。中国反对美国上届政府强迫中国加入其与俄罗斯裁军谈判的不合理要求，但是对在多边和双边框架讨论裁军问题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比如，可以就降低国家安全对核武器的依赖，在P5框架内共同推动达成限制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共识等。同时，中美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全球防扩散领域继续进行合作，如在朝鲜和伊朗。

最后，双方也有必要合作建立新兴技术(如空间、网络、人工智能等)的共同标准和使用规则，尤其是就是否和如何在军事领域使用新兴技术进行讨论，在此过程中排斥对方的参与将造成严重后果。

谢谢!

来源时间：2021/3/29   发布时间：2021/3/29

旧文章ID：24623

中国伊朗签署25年大单，为什么说伊朗是被小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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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文  来源：人大重阳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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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反妖魔化》(王文著，中英波斯三语，德黑兰：伊朗纳尔出版社，2019年版)

伊朗是观察世界的凹凸镜

自从去了伊朗后，我深深地被这个国度的魅力所“迷惑”了。去了欧美日多个发达国家，这种感觉还从来没有过。尽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陈旧，也看到过一些处在贫困中的民众，而且它对美国的强硬立场我也很难苟同，但我的内心告诉自己或许应该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内容。

可能是一种好奇心吧。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说过，有时候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国的崛起所激发的。这位生于公元前2世纪汉尼拔征战意大利时期的伟大历史学家，曾经记述了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尤其是记述布匿战争而成就了他的学术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种崛起的惊讶的确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者着迷。当年希罗多德写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阿拉丁·朱威尼写蒙古帝国的闪电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历史》一书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惊讶与好奇。我这位古代中国史专业的学士、世界历史专业的硕士、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生对伊朗的好奇，应该跟古代前辈历史学家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吧。

自从去伊朗后，很多好奇心引发的疑问一直在“骚扰”着我每天的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也在“催促”着我能够早日实现再一次的伊朗之旅，以寻找到解除好奇的归宿。我觉得，我的好奇问题必须要从那些只能从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伊朗人充满着如此深厚的民族自信甚至文明自信？那种自信看上去是超越现实基础的，甚至有种超越未来感。比如，大多数中国国际关系专家会很坦诚地说，中国虽然在崛起，但最多只是一个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即使再崇拜毛泽东的老百姓恐怕也很难有底气说，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但是伊朗人不一样，我在首都德黑兰、古都伊斯法罕不止一次听到有伊朗学者反问，中国经济总量都已是世界第二了，怎么不是世界大国呢？伊朗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伊朗的能源控制与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世界，这样的能力只有世界级强国才能拥有。

在一些务实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或许是某种不自量力的狂妄，甚至导致其目前国际处境窘困、被欧美国家制裁数十年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应该是对的，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讲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有任何中国人愿意干像伊朗那样看似鸡蛋碰石头似的“傻事”。

历史应该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同样是1979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没有爆发过战争，坚持和平地发展，与西方国家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迂回博弈，却又不撕破脸面。同年，伊朗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却单向化为连年的制裁与反制裁，还进行了一场死伤无数的、悲烈且残酷、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同样拥有古老文明、地区国土面积最大、号召力一度最强的两个国家从1970年代末开始了不同的民族命运。

但历史就像一张唱片，不只有A面的阐释，还要有B面的解说。1989年，中国也曾受欧美国家的经济联合制裁，两三年以后，这种制裁就被彻底突破了，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外交灵活与妥协艺术的表现。但伊朗人却在欧美制裁中恍然间生活了那多年。2012年号称欧美国家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来临时，伊朗朋友却回答：30多年我们都过来了，我们还怕多一次吗?

所以，当我们论述对外来冲击的承受力，中国在伊朗面前是缺乏底气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互联网价值、金融冲击、能源波动、贸易投诉甚至外界舆论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难令人满意，尽管我们的承受力目前也在不断累加，但我们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中，让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关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一举一动，甚至他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在乎外界反应有时甚至超过对国内老百姓自己的口碑，于是，很多时候，中国都有种“内外交困”感。

1979年前，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如胶似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是如临大敌。但现在的两国处境再次印证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21世纪初的伊朗与西方关系磨刀霍霍，生怕擦枪走火，而中国与西方之间却是相互依赖，甚至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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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2012年革命日聚会现场，少年舞动着“打倒美国”的标语，远处主席台是时任总统内贾德的演讲。王文 摄

我问过好几位伊朗人，其中有官员老百姓商人，为什么中东那么多国家，只有你们伊朗人那么反美?在回答中，他们的眼神与语调通常充满着坚定、坚持与坚强，“他们那些国家是完全地投降给西方，没有尊严”、“我们需要平等与尊重”、“只有我们是拥有独立外交的国家”等等，听着这些言语，会很容易明白，1979年以来当代伊朗史的核心词句其实就是“尊严需求”。

这种需求不正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在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需求都得以满足之后的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吗？如果可以这么理解的话，那么，恐怕任何人都不应小觑伊朗这个国度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爆发力。因为马斯洛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正好排在“尊严需求”之后，就看伊朗人是否能够坚持着自己的“尊严追求”了。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却是夹杂着自豪与憋屈、混搭着进取与妥协、揉合着狂放与隐忍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国家发展的一个横截面找到各自需要的骄傲或自卑、欢乐或愤怒、得意或不满，这种复杂的五味杂陈或许只有通过中国人自己的深度品茗才能得出文字上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看，伊朗的发展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这镜子可能是凸的，照出中国崛起的成绩、沉稳甚至伟大;也可能是凹的，照出中国现状的痛苦、摇摆甚至窝囊。但也可能是一面平镜，大家彼此平视，彼此借鉴。这种平视或许比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平视更容易一些，因为中国人对欧美国家的仰视、欧美国家对中国人的俯视带有差不多200年的历史惯性，不容易纠正。中国与伊朗的相互平视，中国人却拥有主动权。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多发掘伊朗人的历史与文明源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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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伊朗签署25年全面合作协议。图片来源：CGTN

被小瞧的伊朗文明

中国学者姚继德曾统计过，从1900年至2007年的一百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各学科出版和发表的伊朗研究论著总量达到了1603部(篇)，“在东亚地区各国的伊朗学研究中可能是最多的”。据称，中国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和西南大学、中山大学还有五个伊朗学的研究基地，但是真正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中找到一些伊朗研究书籍，并不是那么方便。相比于其他国家，伊朗的文献实在是少得可怜，完全没有面对美国、日本、欧洲研究时那种汗牛充栋、无所适从的感觉。

在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还是能找到一些伊朗或波斯方面的书籍，但是整体上看，伊朗研究更像是一门“隐学”，而不是与目前伊朗国际热点地区相称的“显学”。从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经济、社会、对外战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却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就像水一旦不流动，就会发臭，学问一旦与现实脱节，就变成了“文献学”，甚至“死学”。这是我行前在图书馆泡了一段时间后的直观感受。

伊朗研究有可能成为“死学”的最大信号莫过于对伊朗文明的漠视。比如，有一部封面上写着“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世界文明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马克垚教授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世界历史学家，但三卷本数千年文明将近1500页的世界文明史记述，波斯文明只有区区6页。这种现象同样在美国学者的著作中显现，由爱德华·伯恩斯教授等撰写的、60多年来被重新10次左右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对伊朗的文明记述同样在重复着这样的漠视。

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类组织。它的大超过城市、超越国家甚至超越一个大帝国。对于文明的淡化，潜在的逻辑就意味着对一个重大群体文化习俗、特征、历史重要性乃至于现实存在感的抹杀。我不敢肯定，对伊朗文明的漠视背后是否有些“学术阴谋论”的味道？最大的“学术阴谋论”莫过于“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历史叙述中的渗透，仿佛整个世界历史都是由西方创造的。而这本身就是西方“学术软实力”、“思想软实力”的隐性基石。

我在之前的各类书籍中，很难找到伊朗或波斯文明的影子。在现代史之前，历史学家阿达·博兹曼曾发现了5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廷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的12种文明中，其中7种已消亡，有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廷文明，还有5种一直延续至今，包括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波斯帝国伟大与雄伟的人，很难想像，波斯文明为什么没有被划入到这些大分类中。

或许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传世之作 《历史研究》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认为，波斯文明应归于两类文明：一是卫星文明。为了与成熟文明划出明确的界限，卫星文明是文明系属的分支代表，与“独立的”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汤因比划分的33种文明中，独立的文明有诸如埃及文明、爱琴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而卫星文明则包括有如密西西比文明、赫梯文明、伊朗文明等。在他看来，伊朗文明先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萌芽，后是叙利亚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其世办诸文明的成长阶段，“波斯文明”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开始，到了公元19世纪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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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2日，第二届中伊智库对话在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IPIS)召开

二是流产文明。在汤因比看来，流产的文明可以被界定为：其追随者在开始时试图扮演某种特殊的角色，但遭到了失败，后来某个其他文明的追随者却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两个起初竞争的文明头一个便消失了。它要么彻底销声匿迹，要么留下了一点支离破碎的残余。在他看来，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伊朗文明就被彻底希腊化了，然后“试图缔造新的文明时就流了产”。

伊朗(波斯)文明真的是卫星文明、流产文明吗?我曾就这个问题问一位波斯语专家，他推荐我去翻阅一下前伊朗国王巴列维(1919-1980年)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那本书里写满了这位已故的伊朗最高统治者对祖国的真切独白与内心纠结，以及对过去曾经亲密盟友西方的反思。我愿意把这些关于西方人伊朗历史观的话抄写一遍：

“西方人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忽视。当我们重新进入现代觉醒的行列之中时，我们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们仅仅是东方通道上的一名卫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政治现实之中。我从未否认这些现实，但是永远也不理解英国和美国为什么不能承认伊朗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土地上，它把近东和印度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是西方对付俄国人世代梦想取得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

西方对伊朗历史缺乏兴趣，不理解波斯(古代和现代的波斯)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个人对历史的回答必须从我的祖国三千年波斯文明史开始。这部文明史被曲解了，其结果导致了伊朗试图进入20世纪的失败，也许预示着我认为是朋友和盟友的国家更大的失败。”

写这些话时，巴列维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开篇就写道，写这本书是“如同和时间赛跑”，“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高烧、发冷和剧痛。在奎尔纳瓦卡，医生最初诊断是肝炎和疟疾，最后才确诊为我的淋巴癌可能复发了。”1979年初伊朗发生了霍梅尼革命。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出走，先后在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和墨西哥等国流亡。9月16日，他在墨西哥完成了《对历史的回答》第一稿。10月22日到美国治病。两周后，伊朗民兵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把50多名美国人扣作人质，要求引渡国王，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接着，巴列维又从美国前往巴拿马，再往开罗，得到了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政治避难权。1980年7月，巴列维病逝于开罗。

《对历史的回答》一书不厚，在约10多万字的自述中，这位少时曾在瑞士留学多年的老国王真切地记述着伊朗由于天生地理劣势与历史包袱的沉重带来的国家悲情，以及自己纵横捭阖于欧美、苏联以及国内摩萨台政治势力之间、致力于伊朗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艰辛。

正如巴列维所提及的，伊朗地缘政治的优势与弱点在于，位于欧洲和亚洲、印度次大陆和非洲的交叉路口。三面环海——北面的里海、西南的波斯湾和南面的阿曼湾;三面环山——厄尔布尔士山脉几乎贯穿北部边界、西边是扎格罗斯山脉，东南部是俾路支山脉，西北-东南的边界轴线上是山地和盐碱沙漠。中部地域是空旷而又贫瘠的，人口、财富、文化几乎都集中在周边的省份。这就是为什么波斯那么多年来的首都都建在边缘有大城市的重要缘故，也是波斯在过去2000多年常受到外族侵略却又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的地理护佑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列维感叹道，要保持这样一个国家的统一，领袖要以他的活力、雄心壮志和聪明才智，有时是坚定的智慧。但许多时候，外国公开入侵伊朗，再与内部阴谋相配合，“所造成的创伤就会非常严重”。

地缘很大程度决定着一个帝国的成败与悲情。伊朗地缘政治的险恶是偏隅欧亚大陆边缘方位的欧洲、以及两面邻海、南北弱国的美国所难以想像的。怀着这种基本的地缘认知，再稍微摆脱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来读巴列维这本小册子，我内心对伊朗文明的敬意与同情油然而生。

来源时间：2021/3/29   发布时间：202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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