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莲  来源：多维新闻

中美高官将举行拜登(Joe Biden)上台后首次会晤的消息近来一直在舆论场发酵，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3月10日并未确认有会晤一事，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Jen Psaki)3月9日也指目前没有任何确定的有关详情。但当地时间3月10日美国国务院率先公布了中美高官将会晤的确切消息。

美国国务院称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出访日本和韩国后，会于18日于阿拉斯加与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及外长王毅会谈，是总统拜登上台以来，两国高级官员的首度碰面。普萨基当地时间3月10日进一步确认了布林肯将于3月18日在阿拉斯加会见杨洁篪与王毅等中国高级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率先公布会晤这一议程的同时，还渲染了此次会晤是由中方主动的意思以及美方对华的强硬立场。

普萨基3月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本届政府与中国官员的首次会晤应在美国领土上举行，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而且应在我们与亚洲和欧洲的伙伴和盟友会晤并进行密切磋商后举行。”

据悉，阿拉斯加位于西北太平洋，尽管是美国领土，但中美两国高官要抵达阿拉斯加都需要长途飞行。这个地点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公平，并不凸显中美谁主动谁被动的地点。会晤没有安排在中美两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或者华盛顿，本身也是避免吸引更多视线的做法。白宫渲染会晤在美国领土举行，姿态非常高，和拜登政府在涉华议题上有内部压力有关。这一说法更多是给美国国内看的。

此外，布林肯当地时间3月1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暗示，下周的会晤并不是重返以往美国政府所用的定期高阶对话。

“目前无意进行一系列后续交流。即便有后续交流，前提也必须是我们所关切的美中议题有具体进展和具体结果，”布林肯说。

下周会晤还未登场，布林肯就率先说以后可能不会有后续交流，这不是拜登政府的真实意思表达。华府圈子曾批评中美定期高阶对话在处理美国对华不满方面没有太多收获，布林肯言论是为了避免会晤受到指责，这是政治正确的说法。

美国政府换届后，同重要国家官员开展对接和对话是正常的国与国沟通。布林肯此次并非单独专程会晤杨洁篪王毅。在会晤中国高官之前，根据3月10日美国国务院的声明，16日至17日，布林肯和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J. Austin III)将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卫相岸信夫，在东京举行美日外长防长“2+2”会晤。随后，17日至18日，布林肯和奥斯汀将前往韩国首尔，同韩国外长郑义溶和防长徐旭一起，进行美韩“2+2”会晤。

美国国防部3月10日也发表声明，证实了奥斯汀将同布林肯一起访问日本和韩国。此外，奥斯汀会先访问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会见美国部队和高级指挥官。声明还透露，在访问完日本和韩国之后，奥斯汀将访问印度，同印度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会晤。

中美高官将会晤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3月10日宣布的，这和美国国务院宣布布林肯其他日程的日期是一致的。可见，本轮访问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印太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外交动作的一环。

日韩是美国的核心盟友，美国同其进行“2+2”会晤是惯例。中印是印太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本届政府清楚印太的重要性，清楚印太谁是主要国家。美国国务卿和国安顾问同时会晤杨洁篪和王毅，这种安排非常少见，中美一开始就举行这样形式的“2+2”会晤，说明双方都高度重视两国关系。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决定了中美官员必须会晤，必须就一系列议程进行沟通。与美国官员访问日韩不同，中美官员在阿拉斯加会晤，可能是中美双方拉锯讨论的结果，暗示了美国方面有内部压力，美国需要将会晤包装成美国的胜利、美国的强硬。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美国自信心在下降，美国需要通过各种操作和安排来强调自身的强大地位。

来源时间：2021/3/12   发布时间：2021/3/11

旧文章ID：24488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The United-States and the rules-based order

by Stacie Goddard, Matthew Kroenig,

Rebecca Lissner, Michael Mazarr,

Danielle Pletka, Patrick Porter

Lowy Institute

本文编译：张振尘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摘要

本文聚焦于美国是否以及应当如何建立符合时代变化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自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人们广泛认为该秩序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推动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安全。但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此前的秩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状。为此，六位专家对如何重塑及改进(或放弃)这一秩序分别给出了各自的建议。

自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开创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国际机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种国际规则和规范，从而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秩序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推动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特朗普在其任期内肆意推行单边主义的政策。他退出国际机构与国际协议，并贬低美国盟友的价值，从而削弱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损害了美国的短期利益，并进一步改变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根本结构。

但是，与其说特朗普是这种秩序改变的主要原因，不如说其更多是国际秩序变革浪潮下的一种产物(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当结合时代的变化，重新思考“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拜登政府未来的外交政策中应有的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在必要情况下美国应当如何重塑或放弃该秩序。

对此，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组织的六位专家提出了不同的分析与建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至少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某些部分，但是所有人都不主张试图将该秩序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此外，他们对应当优先发展军事力量还是外交手段、修复旧有的国际机构还是创立新的机构、以及专注于大国权力竞争还是推进自由主义价值等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观点。

1、重振还是放弃“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在讨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时”，六位专家存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即当前的国际秩序已经无法且不应回归到过往的模式(不论是战后初期的模式还是布什、奥巴马时期的模式)。许多专家认为，这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的“修正主义”和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威权主义国家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损害。而 Rebecca Lissner对此给出了更为全面的解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长期的全球权力转移、迅速的技术变革和美国国内政治功能恶化的重压下崩溃”。各位专家一致认为，不论是要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还是破除旧有国际秩序对自身的束缚，美国都应该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并依此展开行动。

在此基础上，半数专家明确认同应当重新振兴美国领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保护体系免受威权主义竞争对手的攻击。Matthew Kroenig认为，美国在战后领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过去75年里为世界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和平、繁荣与自由。Stacie Goddard则指出，美国对于自由主义规则与规范的承诺使其为世界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Michael Mazar则指出，美国领导的战后国际秩序联合了一批与美国具有相近价值观的国家，从而促成了对美国有利的外交联盟。进一步地，推进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甚至可以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当然，Mazar也强调了有必要对这种秩序进行改革以适应现状。这三位专家在这一问题上几乎不存在分歧。

但Danielle Pletka和 Patrick Porter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更加现实主义的看法。Pletka从本体论上质疑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一表述的含义以及其有效性。她指出，所谓的“规则”并非理想化地存在着，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权力相关。同时，她也认为WHO在过去一年中的失败、巴黎协议的“不切实际”等表现已经深刻证明了过去“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无效。即使要重建规则，也应当以团结美国的盟友以共同应对其对手为目的。而为了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有时候“违反规则”也是必要的。

Patrick Porter则对该秩序进行了更为根本性的抨击。他认为，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几乎不具有可行性。在一个没有最高权力机构的国际体系中，规则并不具备实际效力。而目前的美国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强制推行一种普遍的规则。除此之外，他认为这种叙述将外交变为一种道德游戏，从而掩盖了美国的实际利益。他尤其反对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的行为，因为这难以成功，并且会使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

Rebecca Lissner的观点则在某种程度上居于两派意见的中间。她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一表述忽视了权力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并且认为包含着国际制度化、规范性中立和主权平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事实上从未在二战后真正实现过。但她也指出这并非意味着秩序只是简单地服从于权力或者秩序不重要。她指出，国际规则和秩序主要反映了大国之间的利益妥协，而在国际秩序动荡不安的当下，拜登政府有能力重建一个适应新时期的秩序以满足自身和盟友利益(但其仍应首先重振其国内实力)。值得注意的是，她对于“秩序”的强调多于对“规则”的强调。

但总体上，除了 Patrick Porter以外的五位专家都赞成至少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重建某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且应当对其进行改革以适应现实。他们也一致认为，这种秩序可以或多或少地帮助减轻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但Danielle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以一种单边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国际规则。“Pletka暗示，美国只需要去做需要做的事情就够了……它应当避开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组织和协议”，Michael Mazarr如此评论。而Porter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因此如何重塑该秩序这一问题对他而言也失去了讨论的必要。

但是，剩下的五位专家也在如何重塑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集中体现在两个核心问题上：即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将中国和俄罗斯纳入或排除出重组后的秩序;以及该秩序应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自由主义的规则和价值观。

2、包容还是排除中俄？

在此问题上，总体而言 Matthew Kroenig和Danielle Pletka倾向于在该秩序中更多地排除中俄的存在，而Stacie Goddard，Rebecca Lissner和Michael Mazarr倾则向于在该秩序中更多地包容中俄的存在。

Matthew Kroenig认为，“自由世界”共同面临着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各民主国家不应当满足于短期和临时的应对措施，而应该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合作模式，如以“D-10”(民主十国)机制来领导“自由世界”，并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由国家”联盟，以及建立属于“自由国家”的贸易协定和技术联盟。美国及其盟友都应当致力于维护该联盟，并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显然，上述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针对中俄等国。但Matthew也为与中俄等国的关系保留了某种余地：“主要民主国家…….(可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以及G20等现存机构来与其他权力集团进行包容性接触”。

Danielle Pletka的态度则更为敌对。她明确指出，“美国必须更巧妙地团结其盟友，制定共同的中国政策，以遏制并开始扭转中国对我们构成的经济和战略威胁。”她在猛烈抨击中国的同时，也并未谈论到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她甚至主张继承特朗普的衣钵，抛弃某些旧有的国际组织(尤其是中俄具有重要分量的组织)，并开创和引导新的平行组织以迎合美国利益。

Stacie Goddard也强调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民主自由的重要性，但她强烈反对进一步推动与中俄的地缘政治竞争。她认为，在盟友内部的自由规则和规范足以提供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她指出美国有必要在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的议题上与中俄进行合作，因为这两个问题最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灾难性后果。Rebecca Lissner和Michael Mazarr 对此具有相似的观点——即美国应当在一些关键挑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这些挑战还可能涉及到网络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议题。

3、在何种程度上奉行自由主义？

总体而言，Matthew Kroenig认为新秩序应深刻体现自由主义的原则，Stacie Goddard、Rebecca Lissner与Michael Mazarr则认为应当奉行有限度的自由主义。Danielle Pletka 则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自由主义——尤其是当自由主义的规范对自身不利时。

Matthew Kroenig认为，自由主义应当作为新秩序的基石。新秩序的核心成员必须团结在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下，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规范、机制、国际组织等手段来保护自由主义国家免受“修正主义”国家的威胁。但与此同时，他并不认为美国应当无条件遵守每一条国际协议，尤其是美国已经退出的国际协议和失效的国际协议。比如，作者认为巴黎协议给了中国更多优惠，同时伊朗核协议也赋予了伊朗铀浓缩的权利——“这建立在双重标准的基础上”。他还指出，为了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必要时刻自由主义联盟可以动用武力。这也是他反对Stacie Goddard的“不应该推动与中俄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原因。他认为，“如果要保证印太地区的自由，美国及其盟友就必须保持对中国有利的军事平衡”。

Stacie Goddard承认自由主义价值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自由主义国家和联盟内部而言。但她反对仅仅为了团结盟友对抗中俄等国而推行自由主义秩序的观点，也反对试图将自由主义变为普遍主义价值的“十字军式”行为。她赞成 Porter的观点，即不受限制的自由主义扩张会将有限的地缘政治竞争变为更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而且“美国对普遍自由秩序的愿景最终会破坏自己的民主”。Rebecca Lissner也指出，美国必须将全球参与与自律结合。同时，她更强调复兴美国国内实力对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性。Michael Mazarr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她们类似。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支持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即美国应当放弃“美国中心论”，给予其他国家更多的自由空间。他也指出，如果美国不遵守国际规范或肆意运用权力政治，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作出不利于美国的反馈。这实际上谴责了Danielle Pletka的单边主义思维。

Danielle Pletka则相当程度上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她指出，这主要并非因为自由主义的原则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全球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美国内部的政治现状(很大程度上缘于政治极化)已经无法允许美国采纳自由主义的原则。她还进一步指出，美国应当利用特朗普政府遗留下的政治筹码，来在国际组织和协议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变化，而非盲目地“回归”。如果这些组织与协议依然不能满足美国的利益与要求，美国就应当将精力放在创立与引导新的平行组织上。

4、寻求建立符合现实的秩序

不论是支持或者反对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推进该秩序，所有的专家的建议都建立在对过往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为世界(至少是民主共同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但所有人都深刻认识到，这种秩序建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上，而目前的现状已经难以容纳这种秩序。因此，“改革”或“改变”过往的秩序成为了该讨论中的关键词之一，而这也为对于新秩序的讨论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各位专家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不同的进路。除Patrick Porter以外的所有专家都或多或少赞成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但相比于Matthew Kroenig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和Danielle Pletka对单边主义的暗示，其余三位专家都强调了“克制”的重要性。这种克制既体现在对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普世化的反对，也体现在美国自身应当遵循规则(不论是“自由世界”内部的规则还是世界性的规则)的要求。当然，如何具体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仍然有广大的讨论余地，各位专家也各自给出了不同的建议。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世界的复杂性——面对当下的问题，并没有一种单一或最佳的解决路径。或许只有充分吸收不同观点的优点，寻求不同观点之间的某种结合，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灵活应对，才能为美国指明一条真正的可取之道。无疑，这条道路无法离开与中俄等国的合作。同样地，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充分理解当下的复杂现实与这些多样化的观点，我们才能真正找到一条更符合中国利益(不论是短期还是长远)的道路。

来源时间：2021/3/12   发布时间：2021/3/12

旧文章ID：24487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拜登曾多次表示寻求重启伊核协议谈判，但在解除对伊制裁方面却一直未松口。伊朗方面则坚持要美国先解除制裁，才会重新加入谈判。各方能否重回伊核协定，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兰德公司学者拉斐尔·科恩(Raphael Cohen)日前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摘要如下：

作为总统候选人，拜登曾承诺“重新加入伊核协议，在外交上重新承诺，与盟国一道加强并扩大该协议。”作为总统，拜登已迈出了实现该诺言的第一步，但他可能会发现这一承诺并不容易兑现。不仅因为该协议的所有原始缺陷继续保留，更重要的是，该协议所基于的地缘政治背景已不复存在。

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伊核协议通过化解伊朗核扩散这个潜在的风险，来避免发生另一场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在特朗普总统决定于2018年退出该协议之前，此协议在美国公众中仍然相对受欢迎。伊核协议这个经过精心谈判的多边外交壮举和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重新加入伊核协议可能会带来良好的政治效果，但可能不会带来好的政策效果。

伊核协议从来不是解决伊朗问题的长期和全面的解决方案。该协议试图在2016年开始实施后的10到15年内，限制而不是结束伊朗的核武器开发之路。然而，时间不再站在美国这边了。

根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说法，伊朗可能距离拥有一枚核弹所需的足够核材料仅“几周之遥”。该协议也没有缩减伊朗的导弹计划 (这是伊朗核武器的潜在交付手段)，即使在奥巴马政府签署该协议后，此导弹计划仍在继续进行。最重要的是，该协议要求伊朗不得支持恐怖主义。然而，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油轮的袭击，还是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使馆的攻击，伊朗恐怖主义都正在占据最近的新闻头条。即使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关于伊核协议的许多基本假设也不再成立。

首先，伊朗变了。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与制裁后，伊朗对该协定的支持率从2015年8月的85%骤降至2019年10月的42%。同一调查发现，人们对伊朗经济状况普遍持悲观态度。尽管对这些民意调查也不能尽信，但趋势表明，至少伊朗人民的支持是基于经济利益，而这却从未实现。毫不奇怪，伊朗呼吁美国“无条件”放弃制裁，将其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拜登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

但是，即使拜登政府取消制裁，可能还是不足以产生在协议中重建信任所必需的切实经济成果。未来美国政府重新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也许会使打算在伊朗投资的公司打消念头，并限制任何救济措施的短期影响。此外，伊朗的经济计划以8%的年增长率为基础。然而，新冠疫情导致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收缩了6.8%，而伊朗最重要的石油部门缩水了38%以上。在这种环境下，伊朗可能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繁荣。

第二，中东变了。以色列与多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的《亚伯拉罕协议》，正式确立了一个长期存在而未曾言明的现实，即以色列与逊尼派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分歧不再是该地区的主要分歧。相反，主要的裂痕是在伊朗和其他所有国家之间。

这种动态可能会将任何与伊朗有关的核协议置于新的地区背景下。以色列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伊朗核武器视为一种生存威胁，并对伊核协议阻止伊朗制造核弹的能力表示怀疑，它们均未加入原始协议。这些国家只是单独地表达对该问题的关注。

如今，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组成越来越响亮、统一的联盟去反对伊核协议。确实，在拜登就职后仅几天，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向新政府发出了令人震惊的警告，称美国重返伊核协议是“错误的”，并表示以色列正在更新其军事力量选项。

最后，美国变了。停止伊核扩散可能从来没有成为任何美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如今，该议题想要成为最优先的政策关注也非易事。拜登政府面临许多其他更紧迫的问题，从控制疫情和修复受到疫情冲击的经济，到解决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即使在其外交政策问题中，防止伊朗核弹袭击也要低于其他问题的迫切性，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遏制中国的崛起和制止俄罗斯的复仇。

伊朗问题在美国政策议程上重视程度的相对下降，可能会对核协议产生潜在的有害影响。首先，尽管美国对伊朗的兴趣可能减弱了，其他反对该协议的国家仍然像以前那样关注伊朗，这可能会使美国更难克服这种抵制。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重返伊核协议可能必须与其他更为紧迫的美国政策目标相协调。中国和俄罗斯都支持伊朗，并推动美国无条件返回该协议。他们对扩大协议范围以解决该协议中的其他缺点几乎没有兴趣。如果美国希望它们中一个国家改变其立场，那么美国大概需要提供一些回报。

一个常被引用的格言是“沉迷往事”，沉迷于过去的协议也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拜登政府可能希望时光倒退并返回伊核协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该协议在六年前谈判时曾是伊朗核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案，任何协议到今天都需要改进。不仅是因为伊朗核计划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因为世界同样如此。

本文来源自兰德公司官网，原文标题为Why Biden Can’t Turn Back the Clock on the Iran Nuclear Deal?

编译：赵小慧(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现就读于美国北卡教堂山大学政治经济双专业)

来源时间：2021/3/12   发布时间：2021/3/11

旧文章ID：24486

作者：克里斯托弗·达比（Christopher Darby）； 莎拉·休厄尔（Sarah Sewall）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In-Q-Tel电信是一家为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非盈利投资公司，克里斯托弗·达比(Christopher Darby)是首席执行官;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莎拉·休厄尔(Sarah Sewall)担任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本文载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3/4月刊，介绍了美国所面临的来自中国的科技创新挑战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对于拜登而言，必须推动美国政府需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帮助科研成果走向市场，从而改变美国目前的科技创新困局，只有这样，才能在从容应对国内挑战的同时，保证美国的全球地位。

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在科技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所谓的“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里，这个国家征服了太空、率先发展了互联网，并为世界带来了iPhone。然而，近几年来，中国在技术领先地位方面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其宣布已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微电子、绿色能源等领域投资了数千亿美元。华盛顿方面是倾向于主要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北京方面的大规模技术投资的，但国防能力仅仅是当今大国竞争的一个方面，只不过是一种“摆在台面上的赌注”。北京方面正在玩一个更复杂的游戏，利用技术创新来推进其目标，而不必诉诸战争。中国的公司正在全球销售5G无线基础设施，利用合成生物学来增加食品供应，并竞相制造更小更快的微芯片，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增强中国的实力。

面对中国的科技驱动，美国的决策者们呼吁政府采取更大型的行动，从而保护美国的领先地位。许多传统观点颇为明智：增加研发支出、放宽签证限制、培养更多国内人才，与国内产业界以及国外友人和同盟建立起新的伙伴关系。但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要深刻得多：在“哪些技术至关重要？”、“如何促进这些技术的发展？”上存在理解上的缺陷。随着国家安全进入新的层面、大国竞争进入不同的领域，政府的思路和政策并没有跟上。私营企业本身也不可能满足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每一项技术需求。

在这样的环境下，华盛顿方面需要拓宽视野，并支持更广泛的技术——不仅需要支持那些具有明显属于军事应用的技术，如超高音速飞行、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还需要支持那些传统观念中的民用技术，如微电子和生物技术。华盛顿方面还需要帮助重要的非军事技术向商业成功过渡，在私营企业不愿意的情况下介入融资。

美国面临的创新挑战

在冷战初期的几十年里，美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大幅扩大科学基础设施。原子能委员会(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成立于1946年，负责管理曾开创核武器的战时实验室，如曼哈顿计划总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并继续资助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the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等学术研究中心。成立于1947年的国防部得到了庞大的研究预算，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是如此。苏联在1957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后，华盛顿方面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来赢得太空竞赛，同时也成立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负责防止未来出现技术上的意外。到1964年，研究和开发占所有可自由支配的联邦开支的17%。

政府与学术界和企业密切合作，资助了大量的基础研究;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是)并没有考虑到具体最终用途的研究。这些基础研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技术基础，主要定义为常规和核防御能力，以确保国家的安全。这项研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超音速喷气机，到核动力潜艇，再到导弹，政府的投资催生了支撑美国军事优势的尖端能力。就私营企业而言，必须利用潜在的知识产权，将能力转化为产品，将产品转化为公司全球定位系统支持的技术、安全气囊、锂电池、触摸屏、语音识别——这些都是在政府投资下起步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创新领域失去了主导地位。1964年，美国政府将1.86%的GDP用于研发，但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已降至0.83%。同期，美国企业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数字不能展现事件的全貌。政府的大部分研发投资都是为了寻找新的、“改变游戏规则”性质的发现，而企业的研发则主要用于渐进式的创新。私营企业意识到，增加收入的方法是扩大现有产品，增加功能，或制造更快、更小或更节能的产品。公司专注于具有商业前景的短期技术，而不是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取得成果的广泛调查领域。

越来越多地，最具创新性的研发不是在大公司的实验室里进行，而是在更灵活、私人投资的初创企业中进行的;在那里，风险资本投资者愿意承受更多的风险。投资于早期公司的现代风险投资公司合伙关系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了苹果和微软等早期公司的成功，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时代，这种投资方式才真正兴起。如果说研发外包的第一阶段是从政府实验室到美国企业，那么这就是第二阶段：从大企业到小初创企业。大公司开始减少在内部研发上的支出，而更多地用于他们所称的“企业发展”，或者收购拥有有前途技术的小型风险投资公司。

风险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大量财富，但这并不一定会对美国的利益有所助益。对风险投资公司的评判标准，是它们在十年内创造巨大回报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对微电子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兴趣降低，而后者在几十年后的盈利能力要比几年后的盈利能力强得多;对软件公司的兴趣则更大，因为软件公司需要更少的资本即可走上正轨。问题是，获得最多风险资本资助的公司不太可能追求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当美国风险投资公司Accel通过早期投资Rovio Entertainment(移动应用程序《愤怒的小鸟(Angry Birds)》背后的芬兰视频游戏公司)大获全胜时，这或许是该公司本身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但绝没有进一步增加美国的利益。

与此同时，相对于GDP和私营企业的研发支出，政府对研究的资助继续下降。国防部保留了联邦研究经费中最大的一笔，但总体上而言资金仍是较少的，而且在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更加分散;在没有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每个部门都在追求自己的优先事项。随着最优秀的研究人员被吸引到了私营企业，政府内部的科学专业知识逐渐萎缩。由于联邦政府不再是许多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的主要客户，私营企业与华盛顿方面一度密切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美国的政府机构很少是率先购买先进技术的，而且规模较小的初创公司通常缺乏必要的说客和律师来向他们出售先进技术。

全球化也在企业和政府之间造成了裂痕。在国际背景下，美国市场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巨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发挥了特别强大的拉动作用。公司现在不得不考虑他们的行为对美国以外的客户会有什么影响。例如，众所周知，苹果拒绝为联邦调查局解锁iPhone，这一决定很可能提升了苹果的国际品牌影响与口碑。

更为复杂的是，创新本身正在颠覆对国家安全技术的传统理解。技术越来越成为“双重用途(dual use)”，这意味着民用和军事部门都十分依赖技术。这就产生了新的弱点，比如对微电子供应链和远程通信网络安全的担忧。然而，尽管民用技术与国家安全越来越相关，美国政府对此并不负责;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民用技术确实为此负责，而且创新速度很快，政府几乎跟不上。综上所述，所有这些趋势都导致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私营部门和政府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悬殊。

中国的强大力量

如果世界保持单极性，美国创新上变化就不会那么重要了。相反，美国创新上的变化是与地缘政治对手崛起同时发生的。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现在在改进甚至开创技术的国家。这并非偶然；这是国家深思熟虑并长期关注的结果。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其在全球技术支出中的份额从2000年的不到5%增长到2020年的23%以上。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此类支出将超过美国。中国的核心动力是“军民融合(“military-civil fusion)”战略，这是一种协作努力，以确保私营企业和国防工业之间的合作。在国家、省和地方各级，国家支持军事组织、国有企业、私营公司和企业家的努力。支持的形式可以是研究资助、共享数据、政府支持的贷款或培训项目。这种支持甚至可能像提供土地或办公场所一样简单;政府还正在创建一些全新的、专门致力于创新的城市。

中国对5G技术的投资，表明了这一过程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5G设备构成了一个国家蜂窝网络基础设施的支柱，中国公司华为已成为工程和销售领域的世界领先者，以比芬兰和韩国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据《华尔街日报》统计，政府大力支持华为，为该公司提供了75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补助、贷款和土地折扣。华为也得益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该项目主动向国家和中国公司提供慷慨的贷款，以资助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投资也获得了回报。中国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发表的科学论文比美国研究人员多。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是资金的支持，但另一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获取大量数据。中国政府推动了一些实力雄厚的公司的崛起，这些公司搜集了无数关于用户的信息。其中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开发通用微信应用程序的腾讯、最初作为搜索引擎但现在提供一系列在线产品的百度、主导消费类无人机市场的大疆以及为中国视频监控网络提供面部识别技术的商汤(据说商汤是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工智能公司)。

这些信息，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人。中国公司已经编织了一个数据收集应用程序的全球网络，这些应用程序收集外国人的私人信息，包括他们的财务状况、搜索历史、位置等等。例如，那些通过中国应用程序进行移动支付的人，他们的个人数据可以通过上海传送到各地，增加了中国对外国人日益增长的知识宝库。

中国对数据的渴求已经延伸到了部分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个人化的信息：我们自己的DNA。自从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华大基因(英文简称为BGI,一家中国基因组测序公司，最初是一个政府资助的研究小组)已经在国外建立了大约50个新的实验室，帮助政府检测病毒。鉴于华大基因管理着中国国家基因组数据库，可以想象，通过华大基因检测，外国人的生物数据可能最终会进入该库。

事实上，即使尚未赶上美国，中国对生物技术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结合巨大的计算能力和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的创新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人类最棘手的挑战，从疾病、饥荒，到能源生产和气候变化。研究人员已经掌握了基因编辑工具CRISPR技术，使他们能够种植抗病小麦，并成功地在细菌DNA中编码视频，有利于在未来创建一种新的、经济高效的数据存储方法。合成生物学专家发明了一种用基因工程微生物代替石化产品生产尼龙的新方法。即将到来的生物技术革命对经济的影响是惊人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未来10到20年，生物技术的许多潜在应用价值将高达4万亿美元。

然而，同所有强大的技术一样，生物技术也有其阴暗面。例如，有些恶意行为者可以制造一种针对某一特定族裔群体的生物武器，这并非不可想象的。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比如对人类基因组的操纵，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各国将以进步的名义接受不同程度的风险，并采取不同的伦理立场。引领生物技术发展的国家将是最深刻地影响其使用规范和标准的国家。2018年，中国科学家何建奎对双胞胎婴儿的DNA进行了基因工程，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北京方面把他描绘成一个流氓研究员，并对他进行了惩罚。

更大的设想

华盛顿方面一直从军事角度观察中国的技术进步，担心中国如何为自身的国防能力做准备。但华盛顿方面的挑战远远大于此。中国发展技术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战场优势;北京方面正在改变“战场是什么”。尽管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商业技术无疑将有军事应用，但中国设想的世界，将是一个无需开枪的大国竞争世界。技术上的优势预示着，有能力支配其他国家赖以生存的民用基础设施，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北京支持高科技民用基础设施出口的主要动机。购买中国系统的国家，可能认为他们只是在接受电网、医疗技术或在线支付系统，但实际上，他们也可能把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公民数据交给北京方面。这样的出口，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的性质不断变化，美国仍然倾向于将安全与传统的防御能力等同起来。以微电子为例：它们不仅是一系列商业产品的关键部件，而且几乎是从飞机到军舰的所有主要防御系统的关键部件。这是因为，它们将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塑造美国未来的经济竞争力。然而，微电子领域的投资却出现了下滑。私营部门和政府都没有为创新提供足够的资金;前者是因为需要大量的资本和长期的视野，后者是因为它更注重确保当前的供应，而不是创新。尽管中国在这一领域很难赶上美国，但它在微电子价值链上的提升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过于狭隘的安全和创新观念下，另一个牺牲品是5G技术。通过主导这个市场，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电信网络。有一种担心是，中国政府可能会帮助自己处理5G网络上运行的数据。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可能在危机中破坏或破坏对手的通讯网络。大多数美国决策者未能预测中国5G基础设施所构成的威胁。直到2019年，华盛顿方面才敲响了华为的警钟，但到那时，它几乎束手无策。美国公司从未提供“端到端(end-to-end)”的无线网络，而是专注于制造单个组件，如手机和路由器。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开发出自己的无线接入网，这是一种通过网络设备发送信号的系统，需要这种系统来构建一个像华为和其他一些公司提供的那样的端到端5G系统。因此，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荒谬的境地：如果密切盟友采用华为的5G技术，却没有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美国就威胁要终止情报合作。

数字基础设施可能是属于今天的战斗，但生物技术可能是下一个；不幸的是，它也没有被美国政府纳入优先事项。可以理解的是，美国国防部对此兴趣不大。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签署了一项放弃生物武器的条约。不过，生物技术对五角大楼还有其他影响——从改变制造业到改善服务人员的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任何对国家利益的全面评估都必须认识到生物技术对伦理、经济、健康和行星生存(planetary survival)的影响。

由于美国在创新方面的许多差距可以追溯到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以及需要哪些技术来支持，拜登政府的第一步应该是扩大这种认识。官员们需要认识到最新技术的威胁和机遇：瘫痪的5G网络或肆无忌惮的基因工程可能造成的破坏，以及可持续能源和更好、更有效的医疗保健可能会带来的好处。

拜登政府的第二步，应该是建立一个进程，使政府投资与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如今，联邦政府的资金已经向军事能力倾斜。这反映了一个政治现实：五角大楼是政府中少有的能够可靠地获得两党预算支持的部门。例如，战斗机和导弹防御系统资金充足，而大流行病毒的预防和清洁能源却受到冷落。但是，设定正确的国家技术优先权会引发一些问题，只有对国家的全部需求做出判断，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技术能帮助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哪些技术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哪些技术可以解决多个问题?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真正的国家角度出发。当前所采取的模式却并非如此。

一个正常运行的进程，将从国家安全专业人士所称的“净评估（net assessment）”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全球技术进步状况和市场趋势的分析，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从一个共同的基线出发开展工作。为了采取行动，这一进程将确立一些近期和长期优先事项。例如，一个引人注目的长期投资候选对象可能是微电子，它是军事和民用创新的基础，但很难吸引私人投资。鉴于生物技术对经济和人类未来的重要性，另一个长期优先事项可能是生物技术。至于短期的重点，美国政府可能会考虑发起一项国际行动，打击制造假情报的行为，或推动5G创新。无论选择什么具体的优先事项，重要的是这些优先事项必须是深思熟虑和明确的，能够指导美国的决定，并表明其企望。

市场的心态

对这些优先事项进行支持，完全是另一回事。目前政府只资助有限的研究，而私营部企业负责将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太多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仍被锁在实验室里，无法实现向商业可行性的飞跃。更糟糕的是，当这些研究离开美国政府的实验室时，往往最终会落入其他国家手中，剥夺了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知识产权。

美国政府需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帮助科研成果走向市场。许多大学都设立了专注于学术研究商业化的办公室，但大多数联邦研究机构却没有。这一点必须改变。本着同样的精神，美国政府应该开发所谓的“沙箱(sandbox)”,即公私合作的研究设施，让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共同努力。2014年，美国国会成立了“美国制造业(Manufacturing USA)”，一个研究先进制造技术的设施网络。有人提出了一项类似的微电子倡议，没有理由不在其他领域创建额外的沙盒。

美国政府还可以帮助商业化、为研究目的建立国家数据集(data sets)，同时改善隐私保护，让那些信息最终进入数据集的人们放心。这类数据集在加速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方面尤其有用.人工智能依靠的是大量数据，而目前只有政府和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拥有这些数据。合成生物学的成功，以及更广泛的医学研究，也将取决于数据。因此，美国政府应该增加国家卫生研究院基因组文库中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和标记，以便更容易使用。

然而，如果拥有最有前途的国家安全技术的初创企业无法吸引足够的资本，那么所有这些商业化的助力将是徒劳的。其中一些初创企业在成长初期和后期都遇到了困难：一开始，它们很难讨好愿意进行高风险押注的投资者;后来，当它们准备扩张时，发现很难吸引愿意开出大额支票的投资者。为了填补这两个阶段的空白，美国政府需要自己的投资工具。

我们在In-Q-Tel的母公司工作，这为早期投资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模式。In-Q-Tel由美国中情局于1999年创立，是一家独立的非盈利公司，投资于符合国家利益的科技初创企业(In-Q-Tel投资的早期接受者之一是Keyhole，其后成为了Google Earth的平台)。现在In-Q-Tel也由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其他美国机构资助，为其政府客户识别和调整创新技术。与联邦机构相比，私人非营利公司更容易吸引投资和技术人才进行明智的投资。我们完全有理由采用这种模式，并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优先事项。即使每年只有1亿到5亿美元的早期资金(联邦预算的一小部分)，也有助于填补私营部门提供的资金和国家需要的资金之间的缺口。

对于后一阶段，政策制定者可以从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中汲取灵感，该公司是负责投资海外开发项目的联邦机构，在2018年首次获得授权进行股权投资。后期投资基金的结构既可以是该机构的一个分支机构，也可以是由政府资助的完全独立的非营利私人实体。无论哪种方式，它都将为准备扩大业务规模的公司提供亟需的资本。与早期的政府支持相比，后期的政府支持必须更大，每年在10亿至50亿美元之间。为了扩大这种政府投资的影响，早期和晚期基金都应鼓励“侧车(sidecar)”投资，这将允许追求利润的公司和个人加入政府，进行技术投资，并可能从中获利。像这样由政府资助的投资基金不仅可以填补私营部门投资的重大缺口，还可以让纳税人分享他们的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目前，政府对技术的大部分资助都是以赠款的形式提供的，例如由小企业管理局管理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赠款;甚至有些项目被称为投资基金，也是如此。这意味着，这意味着纳税人为失败承担责任，但如果一家公司将其扩大，纳税人则无法分享成功。正如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指出的，“政府将风险社会化，但回报私有化。”代表政府运作的非盈利投资工具将有另一个好处：它们将允许美国在技术竞争方面出击。太长时间以来，它一直在防守。例如，中国禁止出口敏感技术，限制外国投资，尽管这些行为可能损害美国企业，对促进创新毫无作用，但这些行为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用政府资助的股权投资来支持商业化并不便宜，但一些前期成本可能会重新获得，并可以再投资。也有非货币回报：投资于国家优先事项，包括可以出口到美国盟国的基础设施，将增强美国的软实力。

不断创新

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恢复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竞选试验中，他提出了促进美国创新的有希望的建议。他呼吁大幅增加联邦研发支出，其中包括将约3000亿美元用于突破性技术，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如果他首先创建一个严格的流程，来确定最重要的技术优先事项，那么他可以使这一努力更加有效。拜登说，他支持小企业创新研究拨款的“扩大版本(a scaled-up version)”，并支持“教育机构和合作伙伴扩大研究的基础设施”。更大的机会在于填补私营部门投资的空白，并着手扩大政府早就应该扩大的对小企业创新研究的支持商业化。

在创新领域，如果美国选择更多的创新，其经济、安全和公民福利都将受到影响。因此，美国将进一步结束其全球领导地位，推动中国的自由崛起。拜登有正确的直觉。然而，为了维持其技术主导地位，中国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认识创新的原因和方式。毫无疑问，拜登将全神贯注于应对国内挑战，但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推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通过改造美国的技术创新，他可以做到这两个方面。

翻译文章：

Christopher Darby, Sarah Sewall, The Innovation Wars: America’s Eroding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0/technology-innovation-wars

译者介绍

董岭晓，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2018级国际法学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3/12   发布时间：2021/3/11

旧文章ID：24485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日宣布，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于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同样的消息。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中美高层首次面对面会晤。不过，布林肯10日在国会作证时仍在“秀强硬”。在这次会晤前，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先访问日韩，美国总统拜登12日将与印日澳领导人举行“四方安全对话”视频峰会。俄卫星通讯社11日称，美国试图拉盟国和伙伴与中国对抗，但这既不符合整个地区的安全利益，也不符合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各自的国家利益。

会晤前中美互相喊话

“中美即将举行拜登上台后首次高层对话”，韩联社11日称，拜登新政府上台后，屡屡发表对华强硬言论，外界对此次中美高级别会谈能取得什么成果高度关注。美方有可能在贸易、人权、技术、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加大对华包围，而中国则会要求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核心利益。不可否认的是，拜登上台后，虽然拉拢盟友牵制中国，但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等方面，多次表达了与中国携手合作的意愿。

布林肯10日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中对中美即将举行的高层战略对话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机会，我们可以非常坦率地阐述我们对中方挑战美国安全、繁荣和价值观的行为的诸多关切。”美国打算提出很多议题，会谈也将探索是否存在与北京合作的渠道。布林肯还称，拜登政府将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人权等议题上与中国进行讨论，“美国不会为了争取与中国的合作空间，而在其他领域做出让步”。

对于布林肯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日表示，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要求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尊重中方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11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双方对会谈的具体内容语焉不详，但预计中美将进一步厘清双边关系的“总体框架”。去年7月，王毅曾在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建议，中美双方可以一起捋出“合作”“对话”与“管控”三份清单，分别明确“两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需要且能够合作、不应受其他问题干扰的事项”“存在分歧但有望寻求对话解决的问题”和“因难以达成一致，故搁置而管控的难题”。杨希雨称，此次会晤正是希望厘清中美关系的每个议题各自应被写进哪个“清单”。

为何选择在阿拉斯加会晤

对此次中美高层会晤，许多媒体十分关注会晤地点为何定在美国阿拉斯加的最大城市安克雷奇。韩联社称，针对为何会谈地点选择在阿拉斯加，有观点认为该地点远离美国本土，带有中立意义，对外显示出中国不愿对美做出过多让步的姿态。

分析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相较华盛顿，阿拉斯加是一个精心而谨慎的选择。近年来华盛顿的政治氛围已极不健康，尤其在对华政策方面日益极端化。对拜登政府而言，在华盛顿与中方会面将直接面临诸多国内压力，很难取得任何突破;而对中国而言，出于外交对等考虑，也不会答应前往华盛顿。

杨希雨认为，阿拉斯加在美国本土以外，政治敏感性较低，这是双方在重建中美关系时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而阿拉斯加也是当年中美开通直航时，因飞行技术限制中途必须经停加油的一站，在中美交流史上有特殊地位。“对双方而言，这一地点的选择既有技术意义，也有政治含义”。

“中间位置，相向而行，各让一步”，美国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孙太一则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会谈地点选择背后的考量，他同时认为，这将有助于此次对话避开全球媒体的目光，以更低调、谨慎的方式举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会晤是美国方面率先正式公布的，但布林肯却在会晤前再次强调对华的强硬立场。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10日在记者会上还称：“美国政府与中国官员的首次会晤在美国领土上举行，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有分析称，美方在会晤前“秀强硬”，甚至特意强调“会晤在美国领土上举行”，显然与拜登政府在涉华议题上有内部压力有关，这些说法某种程度来说也是给美国国内看的，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美国自信心在下降，需要通过这种说法来强调自己不会“软”。

“应该推动中美关系越过坎坷往前看”

在中美高层会晤前，美方外交动作频繁。美国国务院称，美中高层会晤之前，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先前往日本和韩国，与两国举行“2+2”会谈。白宫发言人普萨基10日强调，美中高层会晤是“在我们与亚洲和欧洲盟友和伙伴会晤和紧密磋商后进行的”。此外，拜登12日将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举行第一次“四方安全对话”视频峰会。《纽约时报》称，“四方对话”旨在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称，此次峰会的一个核心内容将是达成一项协议，帮助印度提高新冠疫苗生产能力。

对于美国想拉盟友和伙伴一起对抗中国，《韩国日报》11日称，这是“美国想约束好盟友后，G2再举行高层对话”。报道担忧称，中美此次高层接触结局如何，是进一步激化矛盾还是成为两国关系回归正轨的突破口，外界正高度关注。

有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称，美国同意帮印度提高疫苗生产能力，显然是给印度加入这一针对中国“联盟”的好处费。他说，由于疫苗供应紧张，意大利与澳大利亚日前还展开激烈的疫苗争夺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何不下力气提高本国的疫苗产能，而去帮助印度?此外，对于印度产的阿斯利康疫苗，南非甚至曾一度想“退货”。显然，即使有美国等的帮助，人们对印度疫苗真能“抗衡中国”仍会表示怀疑。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日称，美印日澳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决定它们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俄罗斯《独立报》引述远东研究所代所长马斯洛夫的话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决定了双方高层官员必须会晤，“我认为会晤是双方都对此感兴趣的情况下举行的”。尽管美官员对华表态强硬，但在过去两个月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暴增。在两国经济需要更好关系的时候，进一步加剧矛盾显然是不合理的。

根据海关总署3月7日公布的最新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两个月，中美贸易总额增长69.6%，中国对美顺差达3344.1亿元，增长88.2%。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迫切渴望”。李克强总理1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去年多重冲击的背景下，中美贸易额仍然达到4.1万亿元，增长8.8%，“应该推动中美关系越过坎坷往前看”。

【环球时报记者 林日 青木 白云怡 李司坤 王伟 柳玉鹏】

来源时间：2021/3/12   发布时间：2021/3/12

旧文章ID：24484

作者：兰斌强  来源：兰斌强

昨天(美国当地时间10日)，白宫发言人珍·帕萨基(Jen Psaki)证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ke Sullivan）将于3月18日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拉治（Anchorage）与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

这是拜登入主白宫以来，中美外交高层的首次会晤，对于未来双方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次会晤会涉及哪些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仅是双方民众关心的，也是国际社会所高度关注的。

一、交底摊牌、避免误判

拜登政府上台至今已近两个月，美国新政府除了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内问题上外，在外交上的着力点，其实主要放在与盟国协商如何遏制中国上。因此，美国对中国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正面的举动。除了在气候危机上表示要与中国合作以外，在涉疆、涉港、涉藏问题，以及在中国核心问题涉台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有时表现得比特朗普政府有过之而不及。

因此，近两个月以来，中美争论声不仅没有放低，甚至比以前更大。这与大众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一是，美国本质使然。如今中国的发展已全面直逼美国，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因此，遏制中国的发展，全面打压中国无论是美国哪个党派上台都会这样做。

二是，意识形态作祟。中美意识形态的不同让标榜“普世价值”的“灯塔国”主观上不可能与中国成为真正的朋友，与中国对抗成为必然。

三是，拜登试探。拜登政府至今尚未找到对付中国的最佳办法。特朗普四年的对中剧烈对抗政策不仅没有达到美国想要的结果，相反美国深受其害，加上疫情控制失败的局面，拜登不得不考虑与中国对抗究竟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受到最佳效果。

就中国来说，首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国家、民族的愿望，不可能改变，不可阻挡，所以中国必将按照自己选定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其次，实现中国统一大业是全体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可动摇，更不容外国势力干涉;第三，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中国人民不可能遗忘，因此，决不允许西方干涉中国内政。

中美互为竞争对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如果双方处理得好，这种竞争也不是一定非得在恶性中进行，良性的竞争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中美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也是国际社会不想看到的，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要想成为良性竞争的对手，就需要双方把准脉，避免误判。

种种迹象表明，拜登政府近两个月来的中国政策并不是很清晰的，比如在涉台问题上依然在摇摆。

拜登自然想超过特朗普，因此，在有些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比与中国对抗可能给他带的好处更多，除了气候问题外，还有经贸问题、新冠防治问题、伊核问题、朝鲜问题等等。

因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中美都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即使争论。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双方分歧的桔梗有哪些?有否化解的可能?用什么方式化解?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双方的红线在哪?

所以，18号双方外交高层的会晤对中美关系来说是一次交底，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摊牌。

二、中国红线不可越

中美在贸易上有许多可以协商、探讨的内容，其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相互妥协的问题，就经济规律来说这是很正常的，无可厚非。关键的还是看各自的实力和科技的发展。

但在中国，有些问题上是绝没有妥协的余地的。

第一、台湾问题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绝不容任何势力推动或变相推动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长期以来将台湾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历届政府中都存在一些鼓吹“台独”的政客。特朗普政府的四年，这些鼓吹“台独”的政客十分嚣张，在“台独”的民进党甘愿做棋子，配合美国围堵中国行动中，美国政坛鼓动“台独”的意识不断扩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政客以所谓的“民主政体”为借口鼓动台湾当局与中国大陆对抗，以意识形态阻碍中国的统一。这是十分危险的。

中国对台统一，原则上本有两种方式，即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近年来，由于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路线，特朗普政府纵容台当局的作恶，和平统一已越来越渺茫。和平统一的方式渺茫就意味着武力统一的步伐加快。

因此，拜登政府必须看清当前中国两岸局势的危机。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冲撞都是越红线，都是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都是在玩火，是14亿中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有三件具体的事情等待拜登政府做出最终的选择，选择正确则无事，选择错误很可能掀起海峡巨浪：

第一件事是，邀请蔡英文参加“全球民主首脑峰会”。

昨天(10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在韩裔共和党议员金映玉(Young Kim)提问有关台湾问题时，国务卿布林肯明确承诺，美国政府将邀请台当局领导人参加今年拜登召集的“全球民主首脑峰会”【笔者8日发表的“如何看待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一文中有相关内容】。这场所谓的“全球民主首脑峰会”台当局领导人无论是否以“国家首脑”名义参加都是美国向中国的挑战!是借着“民主”的名义鼓动分裂中国的举动!

第二件事是，推动台当局加入WHO。

布林肯还承诺美国将在今年继续推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WHO)。台当局在不承认一中原则的情况下，美国企图以所谓的“台湾防疫出色”为借口推动台湾加入只有以国家身份才能加入的WHO就是鼓动“台独”!

第三件事是，拜登政府官员访台。

据台媒透露，台当局已经在暗地里操作拜登政府官员访台。一旦拜登政府官员步特朗普政府后尘，窜访台湾，只会加速中国的统一步伐。

这三件事是验证拜登政府是否践踏中国红线的具体的表现。

第二、干涉中国内政问题

香港已回归中国24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国继续干涉香港事务，对香港指手画脚，甚至通过香港作为桥头堡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必将遭到中国政府的强力反击。

同样，涉疆、涉藏问题也属中国内政，美国没有任何证据，仅凭西方媒体的报道就歪曲、诋毁中国少数民族政策，是对中国人民的极端不尊重，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各族人民都不会答应。

第三、南海问题

美国舰船和战机有充分自由航行飞行的权利，但如果侵犯中国领海和领空中国必将反击，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以航行自由为名在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只会增加擦枪走火的机会，一旦战火在南海升起，对美国未必是好事，很有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结果。

第四、孟晚舟案件

孟晚舟案件是特朗普政府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案件，是美国践踏人权的最好证据。拜登政府如果想要中美两国民众认可他比特朗普有魄力，那么，尽早促使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回到中国，也替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洗掉自己身上的污点。

中美外交高层会晤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结果是否也积极？中美两国民众，以及国际社会都在拭目以待！

来源时间：2021/3/11   发布时间：202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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