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一刀&李小飞刀  来源：环球时报评论

美国国务院发出声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于3月18日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与中国外交高层——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王毅——举行会晤。

消息越是来得突然，就更凸显出不同寻常。不过，对于处在空前困境中的中美关系来说，这仍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好消息。不管怎么说，对话总是比对抗要好。

拜登赢得大选后，国际社会曾对他改善中美关系抱有不小的期待。但入主白宫已经有一段时间，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传递出复杂的信息，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姿态。

相对而言，拜登政府要更为理性，也还是在讲合作。人们都在猜测，这场备受瞩目的中美外交高层会晤，会带来什么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美关系走出特朗普政府投下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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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中午央视网站发出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同美方的布林肯和沙利文于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中美官方都已经确认，这场会晤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在看到这一消息后，刀哥第一时间联系了几位国内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他们的第一判断都是，这场会晤对中美关系来说很重要，能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得多。

在特朗普政府后期，尤其是自蓬佩奥担任国务卿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就开始走向“极限施压”的强硬道路。而自新冠疫情暴发后，由于特朗普政府抗疫表现太糟糕，急于“甩锅”中国让蓬佩奥等人变得更加疯狂。

在涉疆涉台涉港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不断发出挑衅，而且派遣现任政府高级官员“访台”，增加对台军售频次，提升美台之间的合作。

3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外记者会上强硬警告：

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彻底改变上届政府“越线”、“玩火”的危险做法，慎重和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少中美问题专家认为，中美关系要想实现稳定，保持对话渠道畅通是必要的。

中美外交高层上一次展开对话，还是2020年6月，杨洁篪与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举行的会晤。

复旦大学的张家栋教授告诉刀哥， 这次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第一次中美外交高层的面对面接触。第一次总是重要的，更何况中美高层之间对话停了那么长时间。

张家栋认为，重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而且这种重启一定是双方的，双方都想重启。不管表面上怎么批评对方，怎么强硬，但是愿意对话，其实就是把基调定下来。

而且，对话这种形式起码能够减少分歧，减少误判。这和美国自己宣布的一系列的文件等等也是一致的，拜登也说了，外交将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核心部分。对话也是外交的组成部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认为，最近中美关系中又出现很多逆流，究竟中美关系往哪走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现在中美外交高层恢复对话，可以说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又有了希望。

中美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往也有。历史的经验是，往往不对话的时候就会带来巨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只要对话就能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现在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对话就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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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第一次中美外交高层对话，华盛顿格外重视。对话还没开始，华盛顿就施展了各种外交手腕。对此，我们需要看清楚，并有所准备。

可以想见，这是一场对话，也是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美国国内目前政治保守的气氛非常浓，对华姿态也整体偏向负面，从国内政治上考虑，拜登政府有回应这种保守气氛的需要，从华盛顿的一些动作，不难看出，它想刻意给外界制造出美国占据“多项优势”，主导对话的错觉。

在北京时间3月9日晚间，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刊发了引述匿名人士的消息，称美国的布林肯与沙利文将与中国的外交高层进行会晤。

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媒体如彭博社、华尔街日报也有所报道。

而在第二天，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确实正就这个问题进行沟通，但是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

到了3月11日一早，美国国务院就急着公布消息，中美外交高层确认将在3月18日于阿拉斯加会晤。

整个节奏来看，保持比中方信息公布快半拍。

在谈什么和怎么谈的问题上，美国方面也利用各种方式显示自己有“主动权”，而且只有可能中方在一些美国关切的议题上有改变，才会继续下一步的对话。

比如，白宫发言人宣称，虽然阿拉斯加很遥远，但也是在美国本土举行会晤，美国是“东道主”。而且，还极力对媒体表示，“如果此次会谈中国在美中关系问题上仍然老调重弹，那么将不会有积极结果”。

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和沙利文3月18日当天将在阿拉斯加与中方外交高层将讨论“一系列议题”。而布林肯3月10日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中表示，“这场会晤将有机会以‘坦率的’方式向北京阐述美方关切”。

《华尔街日报》援引拜登政府官员的话说，这场会晤会就双方对各自国内政治的期望和计划，以及国际、地区和全球目标交换意见，话题将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双方有分歧的涉港涉台议题，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打压等。

布林肯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中宣称，这次美中会晤不会是回到过去的那种高层对话模式，“现阶段无意进行一系列的后续接触。如果有，必须要基于在我们对中国的那些关切议题上，看到了切实的进步和切实的结果。”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宣称，“如果中国在这次的会晤中仍然老调重弹，会谈不会有积极结果”。

美方不断向外界强化一个印象，那就是在与中国外交高层接触之前，美国已经与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印太地区的盟友，做了非常充分的沟通和立场协调。所以，美国与中国对话的背后，还有着“强大的盟友力量”。

美方的相关报道着力突出，在本周五，美国总统拜登将召集举行美日印澳“四方会谈”首次领导人峰会，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领导人将以视频方式参加。而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

而从布林肯的行程来看，在与中国外交高层举行会晤之前，他要先与防长奥斯汀先前往东京，与日本方面举行本年度美日“2+2”会议;然后紧接着于3月17日至18日又前往韩国，举行美韩“2+2”会议。

白宫发言人10日表示，拜登政府将以与盟友步调一致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她说：“有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就是，本届政府与中国官员的首次会晤是在我们与亚洲和欧洲盟友和伙伴会晤和紧密磋商后进行。”

葛来仪认为，这种安排将向北京显示，美国拥有强大的联盟。“华盛顿是从实力地位(与中国)接触。”

从以上几点来看，拜登政府还是想对外界和中国展示一种姿态，就是美国还是“世界老大”，企图以实力“压服”中国。不得不说，这太一厢情愿了。

中国外交学院李海东教授告诉刀哥，两国外交高层展开对话，应该是协调较长时间的。美方没有跟我们商量共同公布消息，而是抢先公布消息，有着特别的考虑。

另外，李海东教授认为，我们在对中美关系的心理和美方心理不一样，不少美国人有一种高高在上和竞争性的思维，我们是希望相互平等地谈各自问题。美国总体上还是把自己定位在霸权国，而我们的看法更理性平和具有建设性，美国的看法反映出“老大帝国”的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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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已经都已经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动作特别多，既然有跟中国谈的意愿，在会晤之前又拿出各种动作，频频释放信号，中国社会舆论很不解，不少人在问，美国想干嘛?

李海东教授告诉刀哥，我们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把美国国内因素考虑进去，尤其是美国舆论和国会的气氛。当年克林顿任总统时期，曾有每天看CNN头条来制定外交政策方向的说法，这就是美国的特殊国情。

现在包括布林肯、葛来仪及拜登团队成员在美国国内对华议题上的表态，必须与美国国内大气候相契合，一言以蔽之就是比较“毒”。只要拜登政府展示对华和解，就会被解读为“软弱”，反之就会受支持。

由于一方面，美国的体制是高度分散化的，政府政策必须有效顾及国会和媒体弥漫的主流认识。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又是个相对弱势的政府，国内政治基础不牢。国内越弱，外交上越需要示强。明年就面临中期选举，国会权力格局大概率会发生变化，参众两院都被民主党掌握的情况可能无法持续，到时候拜登政府的地位会更弱。如果他在国内重大问题上迟迟无法获得突破，那就只能看向国外，现在看来他选择对华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且，美国两党政治精英都有现实需求，通过制造外部强大敌人来愈合国内分裂，被认为是最省力经济的方式。

拜登团队也有给区域盟友发信号的意味，布林肯跟奥斯汀两人先去日本，后去韩国，布林肯去阿拉斯加同时，奥斯汀去印度，其行程组成很明确地显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底色是强硬的，其在亚太地区的总体框架是对华竞争为主，合作为辅。

李海东认为，包括疫情、经济、气候变化等等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一方面，拜登政府希望达到美国认为富有成效的结果，另一发明不能给美国国内产生拜登对华软弱的印象，这是华盛顿认为自己需要拿捏好的方面，即在对华竞争和冲突中实现合作。所以布林肯谈到要以实力跟中国打交道，这句话细究起来有“以势压人”的意思。

对美国这种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态势，中国国内舆论同样感受到了，有些网民有疑问，既然美国是抱着这种态度来的，我们为什么要跟它谈?

李海东认为，首先中美恢复接触并非中国一厢情愿，拜登政府也在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这是他跟特朗普政府不一样的地方。特朗普团队的一些人精神上处于癫狂状态，甚至不惜以挑起冲突为代价跟中国脱钩。对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来说，一个削尖了脑袋跟中国过不去的美国，对中国不利。

杨希雨认为，外交最大的艺术，在于利益交换。在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给我们做过杰出的榜样。在中美关系面临重设的时候，我们既要坚持政策坚定性，更要注重策略的灵活性。毛主席曾经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现在大家不能只记得政策，不记得策略，中国要有足够的胆量，敢于以创造性、对历史负责任的担当精神去跟美国做一些交换。

那么，这次沟通的成果对中美关系影响如何，如果美国坚持以势压人沟通不顺利怎么办，中美关系会因为对话出现哪些改变，哪些不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告诉补壹刀，中美关系是由大框架决定的，大框架是双方现在进入到比较长期竞争的阶段，接下来要管控好竞争。大的态势是：不管美国喜欢我们也好，不喜欢我们也罢，美国都得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双方对话沟通即使不顺利，美国接下来都得回来跟中国打交道。

对此次对话，金灿荣认为，需要警惕美方意图居高临下施压，造成其单方面受益的局面。另外，对对话抱有平常心，不管顺不顺畅，中美交往还要继续。目前中美关系的困难主要是美国造成的，美国没有放弃居高临下的态度。未来我们发展好了，美国最终接受了，那么后面一切都好办了。

来源时间：2021/3/11   发布时间：2021/3/11

旧文章ID：24477

作者：沈建光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将签署1.9万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这将把疫情后美国财政刺激总额推升至5.7万亿美元，占去年美国名义GDP的27%,刺激力度远超2009年次贷危机时期。

如何看待拜登1.9万亿新一轮刺激新政及其溢出效应?在笔者看来，拜登新政存在四大风险。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刺激政策外溢作用下，中国出口将得到大幅提振，但输入性通胀压力会空前加强。应该防范美国悄然实践的新货币理论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做好中国的政策储备，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拜登新一轮财政刺激的四大风险

为应对疫情，美国政府接连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传统的平衡预算观念不再是束缚，美国财政主导、货币配合的功能性财政新时代渐行渐近。财政过度扩张，现代货币理论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悄然实践，会带来不容忽视的风险。主要体现在：

首先，存在过度刺激的风险。

依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2021年美国名义产出缺口为4200亿美元，但拜登政府财政刺激规模要显著超过这一水平。1.9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资金中有1.2万亿会在今年使用，加上去年底通过的9000亿美元刺激方案，刺激倍数将达到产出缺口的5倍。

相比之下，十年前奥巴马政府应对次贷危机时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要明显低于当时的产出缺口。同样是来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2009年美国潜在产出缺口为7980亿美元，而奥巴马上台后国会最终批准的刺激总规模为7870亿美元，分配到09年的支出规模仅为3600亿美元，远低于产出缺口。

其次，通胀上升的风险。

大规模刺激政策是否会带来通胀，各方说法不一。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撰文，质疑拜登刺激恐触发一整代人未见过的高通胀。但美国新任财长耶伦则始终坚持，通胀不足为虑，增长更值得关注。结合最新变化，笔者认为，美国通胀压力已显著上升。主要体现在：

一是需求恢复推升核心通胀上行超预期。以往主要央行应对金融危机，投放大量流动性，但在总需求不足背景下，核心通胀水平难以明显走高。本轮美国刺激规模大幅超过产出缺口，国内需求旺盛，核心通胀指数上行。1月美国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长1.5%，已接近疫情前的水平。此外，伴随疫情好转，接触性服务业逐步恢复，结构性改善也将推升更大范围的物价上涨。

二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关键指标预示通胀预期抬升。今年以来，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带动全球通胀预期抬升。与此同时，近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上1.6%，也进一步加深了通胀担忧。

三是资产价格显著上涨。现有通胀度量指标存在缺陷，考虑到美国资产价格上涨较多，通胀水平要更高一些。疫情以来，美国资本市场、房地产价格均出现显著上扬，2020年3月底至年末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超过60%，2020年12月美国标普/CS全国房价指数同比上涨10.4%，也创下七年来最快涨幅。

再有，救助资金对消费和投资的拉动效率不高。

消费方面，虽然救助资金更倾向于低收入群体，但考虑到该群体疫情之后，偿还消费信贷与预防性储蓄需求大幅增加，转化为消费的比例有限。根据美国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PWBM)测算，1400美元补贴，最终用于消费比例预期仅为27%。此外，大规模补贴也带来美国居民储蓄率上升，2021年1月，美国居民储蓄率仍高达20.5%，接近‪2010-2019‬年7.4%的平均水平的三倍。

投资方面，2020年上半年新冠救助法案的总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但国内私人投资总额直到四季度才回到疫情之前，企业资本开支恢复较慢，住宅投资受房地产周期上行影响反弹较快。展望未来，1.9万亿拜登经济刺激方案主要以对低收入个人和家庭的资助为主，对企业投资相对较低，也使得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仍将面临需求大于供给的不平衡复苏情况。

最后，刺激推升债务风险。

美国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测算，由于持续新冠疫情，美国2021年财年的政府预算赤字将达到2.3万亿美元，占GDP的10.3%，大规模刺激推升债务风险。同时，国会批准支出和财政实际支出还存在规模和时间上的出入，亦增加额外债务负担。

例如，从规模上，实际支出往往不及国会批准规模，根据3月最新统计，应对新冠疫情国会已批准规模为4.1万亿美元，但实际支出仅为3.1万亿美元，且存在支出用途未名的情况。

而从时间上，批准支出往往领先实际支出，导致大量国债提前融资闲置，增加了额外付息成本。过去一年，美国财政部在美联储TGA账户资金大量增加，相比于2006年以来该账户年均280亿美元的增额，2020年末TGA余额迅速增加1.3万亿，大量国债融资资金未及时使用，带来效率损失。

美国刺激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深远

对于中国来说，面对美国即将落地的财政强刺激政策，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出口高速增长

尽管过去一年美国对华惩罚性关税并未取消，但在疫情造成的美国产业链受阻与大规模刺激带动美国需求快速反弹的背景下，美国自华进口大增。今年1-2月，以美元计价，中国出口飙升60.6%，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87.3%。2020年12月美国通过9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推动美国零售额1月同比增长10.8%，为1994年3月以来的史上最高增幅。预期1.9万亿刺激将进一步带动美国从中国进口高增，特别是消费品和房地产相关商品的需求。

第二，关注输入性通胀的压力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修复，国际油价、铜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底部上升。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将继续提升全球需求，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形成上行支撑，并可能影响我国部分商品的进口价格，对PPI等指标产生价格上行压力。中国2月PPI通胀同比已经达到1.7%。此外，考虑到美国民主党自2011年以来首次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后续财政制约进一步减少，伴随着未来3万亿美元基建方案的推进，输入性通胀压力或进一步攀升。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加速

自去年以来，中国较好的控制疫情，经济率先复苏，国内政策正在探讨宏观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的路径;然而，美国为抗击疫情，仍将持续采取大规模扩张的政策，且财政约束越加松散，财政赤字货币化悄然推进，中美经济和政策节奏不同步难免对国内利率汇率、资本流动形成较大扰动，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中国货币政策需要兼顾内外部平衡，政策独立性受到挑战。

为此，美国新一轮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即将启动，中国货币政策面临内外部平衡的巨大挑战。这也就意味着，在全球赤字货币化悄然实践的背景下，做好政策储备，坚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早日走出以美元为主的全球货币体系之困，重要且紧迫。

来源时间：2021/3/11   发布时间：2021/3/10

旧文章ID：24474

作者：左希迎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一个多月以来，加快战略评估审查、规划和调整，美国决策者多次发表外交与战略基调演讲，并于3月3日正式发布《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3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频研讨会，并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合作，推出“拜登的‘指南’”系列稿件，对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和影响进行初步研判。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民主党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了再评估，旨在全面盘点美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特朗普留下的外交遗产以及中美关系。3月3日，拜登政府颁布了《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这份报告是拜登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进行盘点之后的初步成果，这意味着，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正在逐渐清晰化。从这份报告的行文中，我个人有两个方面比较深的感受。

一是当前美国的战略环境可以称得上是内外交困。这份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美国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国内，美国可谓问题丛生，其民主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拜登政府不仅有应对新冠疫情的艰巨任务，还需要处理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民粹主义和种族问题等诸多难题。在国外，中国被置于优先对待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前的极度焦虑，这种焦虑将导致美国产生不安全感，并容易反应过度。

二是这份报告其实是以内政为基础的。与以往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比，这份报告在国内问题上在篇幅和力度上前所未有。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巩固中产阶级和复兴美国民主制度来应对内外危机，报告中开出的药方，大概可以从拜登政府的笔杆子在早前的论述和理念中找到些许蛛丝马迹。总的来说，拜登政府在外交上是坚持进步主义理念的，它试图推动“新传统民主党人”的崛起。早在2018年，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就曾撰文阐述这一理念。他认为，美国需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大政府来管控自由市场的过度行为，依靠税收和垄断政策来应对当前的财富与权力集中问题，改善工人和家庭的处境，实现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的重建。

不过，从战略规划的角度，这份报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战略基点是美国民主复兴。当前美国民主制度出现的问题并非最近几年才有，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顽疾是过去几十年长年累月的结果，因此美国民主复兴可能没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尽管这种战略设计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基础非常薄弱，并非一朝一夕就能从根本上改善。前几任美国总统未能解决，拜登恐怕也不例外。

第二，这份报告在战略规划上自相矛盾之处颇多。比如说，解决种族问题和不平等问题跟移民政策是矛盾的，民主党放宽移民会激化种族问题和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长期来看，美国将面临互相交织的国内问题，甚至针对有些问题的政策会侵蚀其他问题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民主党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在坚持政治正确与解决现实问题之间平衡。事实上，有时候这两者很难平衡。

第三，政治原则和政策手段之间也有张力。拜登政府提出的内政外交理念整体上体现了较高的道德水平，然而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拜登又较大程度地继承了特朗普的手段，未来如何去弥合在理念和手段之间的张力，恐怕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美国不解决其在内政和外交中原则与手段的张力问题，未来一定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麻烦，必然将制造越来越多的对立。一方面美国坚持的原则正在刚性化，另一方面美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愈加复杂棘手。美国社会中固化的自由主义正在反噬自由主义自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左希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会议发言，经作者修订，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

来源时间：2021/3/11   发布时间：2021/3/10

旧文章ID：24473

作者：王浩岚  来源：澎湃新闻

极化(Polarization)作为一个相对宽泛的政治概念，几乎和美国当代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沾边，无论是恶性党争，国会崩坏，还是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上台，乃至民主制度的衰败/失衡，都能把锅甩到极化身上。

也正是因此，有关极化的讨论和研究在近年来层出不穷，各方大家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探寻极化现象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这一现象对当下和未来美国社会政坛的影响。总的来说，学界对当前这一轮极化开启的诱因和最早出现时间有着比较统一的定论，但对什么因素加剧了极化的程度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极化的定义及其问题

首先，在讲极化现象的起源和发展之前，先要给极化这个概念下个定义。

极化在美国政治的语境中，指的是美国两党选民和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方面的极端化。在极化的推动下，两党均是根据保守和自由主义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来引导自身的政治行为。而这一过程自然而然的推动了两党选民和精英在重大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判断认知上差别越来越大，发展到今天，基本形成了红蓝两个美国分裂的局面。

通俗点讲，极化，就是民主党变得更左，而共和党变得更右。两党之间曾经宽阔的中间交际地带，随着极化现象的发生变得愈发狭窄，甚至可能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最直观的数据，就是选民意识形态上的变化。皮尤中心2014年的数据调查显示，自1994年以来20年的时间中，自认为简单自由派/保守派的美国人翻了一倍，从94年的10%上升到21%。而两党选民的意识形态中间值差异，也有着显著提升。截止到2014年，92%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要更右，而94%的民主党人要比共和党人更左，这一数据在二十年前仅位于60-70%的水平。

而如果稍微了解美国政治的话，都知道90年代的美国远非什么两党认同一致的和谐年代。在1994年金里奇革命掀起的焦土式政治大行其道20余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政治极化比90年代还要严重得多，足以说明极化现象在美国社会现在有多么根深蒂固了。

与此同时，作为政党精英的两党国会议员，也同样伴随着选民的极端化而自我调整。两党意识形态极化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就是两党国会议员开始变得愈发和党派主流靠拢团结，使得六七十年代规模庞大的两院中间派势力在几十年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

两党的党派团结率分(Partisan Unity Scores)均从70年代的60%左右，上涨到21世纪初的90%水平，而奥巴马特朗普两任总统更是进一步加速了这种党内同化的趋势。一党多数必定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于是奥巴马任内的重大立法成就奥巴马医改没有一票来自于国会共和党人，特朗普的税改，也没有任何民主党人支持。

虽然单就极化问题本身来说，极化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但由于美国民主制度实行的是福山所称之为“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复杂机制，国会两院实权还同时三权分立，使得政治机制的正常运作需要多个环节的配合工作和广泛的跨党派民意支持。

在两党选民和精英都因为极化而缺乏共识，本质上完全对立的情况下，美国政治几乎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运作。随着而来的政治僵局和政府低效，导致了长期社会性问题频频得不到解决，民众对政府和体制失去信心，进而产生了浓厚的反建制和民粹主义情绪，给特朗普登场搭建了舞台。

而两党意识形态的对立，很快演变成了两党选民对彼此的怨恨和敌视，负面式竞选成为了政治选举中主要采取的方式，而党同伐异为反对而反对，则成了两党选民思考问题时所最先思考的因素。在政治极化登峰造极的2020年，美国一切的事务都要通过政党和意识形态的滤镜来筛选。事实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凡事先要看立场，站队要紧。

极化固然不是美国独有的政治现象，但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极化比美国更严重，影响更深远。即便是呼吁团结的拜登取代推动分裂的特朗普成为了总统，美国政治极化也没有出现丝毫好转的迹象。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阴影，仍将长期笼罩着美国的未来，毕竟，能发生一次的事情，肯定还能再发生第二次。

当然，美国当前的现状，肯定不是简简单单极化一个问题所造成的。未来怎么样，现在也说不好，与其鼓吹失败主义杞人忧天，不如先回顾回顾历史。

极化的起源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看，极化在美国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现象，建国初期，内战前美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两极化和两党尖锐对立。但一般来说，当前所指的政治极化，都是建立于美国内战重建(Reconstruction)结束，第四政党体系确立以来的语境之下。所谓有史以来政治最极化，社会最分裂，也是从内战后开始算起。(毕竟，内战不就是极化/分裂的衍生物嘛)

具体到现在这一轮的政治极化，普遍的认知是它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而政治极化诞生的诱因，是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引发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崩塌，进而出现的选民迁徙和政党力量重组。

过去往往有一个常见却错误的坊间智慧，即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历史上经过意识形态的换位，民主党从保守主义为主导变为了自由派的代言人，而共和党则从左转右，完美实现和民主党的对调。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两党意识形态的变化不是简单粗暴地交换立场，更多像是剔除了党内原来势力庞大的意识形态异端/独立山头，最终使得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区分变得无比明确。

历史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意识形态较为松散的大联盟政党，其选民组成和政策立场往往和美国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而不局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流派。民主党在内战后的早期虽然确实是由南方/保守派波旁民主党人为核心，但也吸收了中西部带有左翼经济民粹色彩的农场主作为补充。十九世纪末劳工运动兴起后，民主党更是积极和工会势力以及大城市中的政治机器所勾结，意图扩大自己的选民基本盘，和作为第四政党体系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共和党进行抗衡。

等到威尔逊和罗斯福两代民主党总统上台，特别是后者的新政，奠定了自由主义作为民主党主流的基础。而罗斯福上台执政带来的新政联盟，囊括了包括南方白人、自由派知识分子、劳工势力、爱尔兰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非裔美国人，形成了广泛群众基础。于是，凭借着新政联盟的力量，民主党在193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中取代了共和党成为了美国政治中的多数党和霸者，开启了美国的第五政党体系。正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引发新政联盟逐步解体，才有了后来70年代极化现象出现的可能。

而共和党在历史上同样也存在着意识形态迥异的内部派系和山头。重建结束后，共和党在美国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有着绝对性优势，长期把持总统和国会的控制权(一度30年只有一位民主党总统)。虽然政党内部的主要话语权由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建制派把控，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力量一直十分强势。在镀金时代美国西部诸州逐渐加入联邦之后，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思想在共和党内部更是成为了主流的思潮。

不过，由于第四政党体系下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他所代言的共和党左翼势力在二十世纪初长期保持着相当可观的政治力量。罗斯福新政之后，共和党为了突破新政联盟的包围，频繁需要提名温和乃至自由派的共和党人来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抗衡，客观上给共和党的中间自由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必要。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高潮退去，二战结束之后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优势出现缩水。政治立场通常较为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为了遏制自由派和美国社会中日益高涨的反种族隔离情绪，主动和保守派共和党人结成了政治同盟，组成了长期实质性控制国会的“保守派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

通过对委员会层面的绝对控制，保守派联盟有效的阻击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的民权法案。然而，民权运动的兴起和美苏冷战意识形态交锋的大背景，让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了美国的负资产，变相促使除南方前邦联州外的国会议员迫于外界压力，逐步摒弃了放任南方民主党人单方面否决民权类法案的做法。最终，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敲响了南方种族隔离时代的“丧钟”，但与此同时，身为民主党人却签署民权法案的林登·约翰逊也亲手开启了民主党在“稳固南方”的崩盘。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党和南方的“脱钩”，并不是一个迅速发生的过程，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时间才宣告完成。重建结束之后在南方一党独大长达百年时间的民主党毕竟树大根深，长期执政所带来的稳固政党组织框架和选民的投票惯性，在民权法案生效之后的几十年时间起到了对冲作用。虽然绝大部分南方州在联邦大选层面不再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76年的卡特例外)，但仍稳定选出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直到1994年和2010两次民主党总统任内的转型式中期选举才改变了这一惯性。

但不管怎么说，民主党逐渐失去南方白人的支持，使得原先稳固的新政基本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而随着大部分保守派南方民主党议员被共和党人所取代，原先在民主党内拥有具足轻重力量的保守一翼基本失去话语权和生存空间，使得民主党自我净化掉了意识形态的异端，变为自由派为绝对主导的政党。

与民主党变化相应的，便是共和党在吸收了大量南方选民的情况下，逐渐丢失原有的东北部“气质”。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两大因素越来越浓的共和党，不可避免地疏远了信奉世俗主义的东北部原共和党选民，把他们推向了民主党的阵营。

一来一往，两党都刷掉了己方阵营中一度强势的“异端势力”，完成了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整合。实际上，这一变化让美国政治从1940-50年代的“四党共治”(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人，自由派/保守派共和党人)真正变成了70年代后的“两党对立”，从50年代两党缺乏本质性差别，变为70年代后的对比鲜明。

如果没有南方转型作为诱因，美国政治恐怕不会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人口和经济占比都不显著的南方，长期在美国历史上拥有远超地域本身硬实力外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有趣且独特的现象。

推动极化的原因

然而，政党重组只是政治极化现象出现的导火索而已，真正把极化推向到今天两党剑拔弩张，事事针尖对麦芒这样极端局面的“幕后黑手”，另有他人，也不止一个。

在这方面，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为了讲得全面一点，顺带避免争议，这里就把基本被公认和极化有关的因素全部都讲一遍。

首先，推动极化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政治体制内部的改革和变化，另一种则是社会和选民本身所经历的变动。两大类原因之间并不互相排斥，时常相辅相成，齐心合力把极化推向高峰。(而究竟是政治精英还是基层选民要为极化负主要责任的有关讨论，很多时候和蛋生鸡还是鸡生蛋之类的辩论没啥区别

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

197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内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党权力弱化，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摇摆选区数量减少，和选举激烈程度上升等方面。

初选制度的出现，极大的削弱了政党原先对国会议员和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控制力。虽然初选有利于促进党内民主，把选择权力返还给基层选民，但权力弱化的政党无法积极的排除党内的极端因素。初选相对较小的选民规模，更是有利于党内的意识形态积极分子掌握政客的生死权，逼迫国会议员必须尽量严格遵循党的意识形态路线，不然将失去重新获得提名的机会。

不公平的选区重划(Gerrymandering)则加剧了初选带来的问题。伴随着摇摆选区数量的下滑，让大部分议员都处于稳固的红蓝席位，真正有意义的选举只是两党内部的初选。而由于两党选民愈发对反对党充满了抵触情绪，为了政治生存的政党精英也必须要相应的调整自己，进一步推动极化。

国会议事程序的变革，同样也对极化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澜效果。从60-70年代开始，民主党自由派不满于保守派南方民主党人长期把持重要委员会，开始积极推动参众两院权力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众议院的“削藩”行为，使得立法权力重新高度集中在议长/领导层身上。

金里奇革命之后，更是让这种大权独揽的现象登峰造极，基层国会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大部分缺乏个人独特政治形象的议员，在缺乏立法成效的情况下，只能更多遵循党的基本路线，避免犯路线错误丢掉饭碗。

在此期间，直播国会议事程序的电视频道C-SPAN开播，虽然有利于透明化民主过程，但各类听证会却也不可避免地变为了两党议员为博眼球的作秀平台和党争工具，进一步压缩了两党可合作的方式和空间。

最后，国会和总统选举的激烈程度，也降低了两党之间合作妥协的意愿。1990年代以来两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常态，在美国历史上其实非常罕见。内战后的第四第五政党体系都有明确的多数党/主导政党存在(先是共和党，后是民主党)。

新政之后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国会长期由民主党把持，共和党曾在众院连续四十年在野。相对低频率的国会控制权换手，反倒有助于两党的合作(因为在野党看不到翻身的希望)。1994年之后，国会两院控制权频繁出现更迭，每两年都有可能出现新多数党，这大大降低了双方妥协的意愿。只需要反对党团结起来一致反对，让执政党一事无成，那么就可以等待政治风向推动自己上台。

也就是说，选举竞争的愈发激烈提高了政治极化的收益，进入到新时代后，对立更加符合两党的核心利益——成为多数党，也难怪国会成为了政治极化的最大受害者。

社会和选民的变动

政治极化的另一大类驱动力量，则是美国社会和选民自1970年代以来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两党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苏联。缺乏一个清晰明确的宿敌，让两党失去了一个可以一致对外的理由。选民的代际更迭，特别是大萧条二战年代成长起来的“伟大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逐步凋零退出核心选民队伍，被没有经历过这些重大社会变故、缺乏集体记忆的战后婴儿潮和千禧世代所取代，造成了“这届选民不行”的本质性问题。

美国社会的种族和宗教多元化，给政治党争加入了文化和族群斗争的新变量。两党之间斗争逐渐由从原先利益分配方面的角力转向了道德和种族层面的话语权的争夺。双方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所斗法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2020年，两党选民互相之间的看法，都是极度负面的，甚至可以说是互相仇恨的。

而选民互相之间的敌对情绪，自然会折射到他们选出的国会议员和总统(比如特朗普)身上。负面党派情绪(Negative Partisanship)的另一直接后果，是美国选民愈发不愿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分割选票(Ticket Splitting)，参院和众院选举结果与总统大选高度趋同。来自“敌人地盘”议员数量的大幅减少，国会内部和总统都缺乏向另一方让步妥协的政治意愿和需要。

另一方面，两党意识形态主流在70年代确立之后，两党选民自主的进行党派选择行为(Partisan Sorting)，进一步固化了两党的政治立场和区域性优势。70年代后，两党内部不完全符合政党主流标准的少数派，除了转投对立党派之外，往往会选择自我调整，积极向党的主流靠拢，增强了党内意见的一致性。

选民自主选择向党派靠拢的同时，还会根据政治倾向来选择居住工作的地方。党派理念相同的人抱团，自然会加速美国政治地理的红蓝分裂。于是，大部分州都是红区越来越红，蓝区越来越蓝，带来的后果则是国会两党的安全选区/州越来越多，中间温和派选民的政治影响力随之下滑。

冗长频繁的选举周期和竞选成本(金钱/政治现金)的激增，则更是放大了党内愿意花时间经历去参与初选/其他选举活动的政党活跃分子的能量，让政党精英不得不受制于党内的极端势力。

最后，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和传统媒体的衰败，使得美国民众逐渐在事实认知和基本价值判断层面就出现分歧。1960-70年代美国选民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传统的纸媒和ABC、NBC、CBS三大电视台。在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 的约束下，大部分媒体报道是相对客观可靠的，起码民众对事实还是有着比较共同的认识。

但自从里根政府废除公平原则之后，随之出现的24小时新闻周期和主观新闻台(CNN, FOX, MSNBC)逐渐让新闻报道变动主观起来。这些带有明确党派倾向的电视台，满足观众的同时，加固了公众的党派偏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碎片化，再加上社交媒体根据用户偏好推送新闻的做法，更是把大部分美国民众圈在了自己的信息回音壁之中。假新闻和阴谋论大肆横行，两党之间现在连基本的事实判断都不能达成一致，焉能有不极化的道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岚目”）

来源时间：2021/3/10   发布时间：2021/3/10

旧文章ID：24470

作者：  来源：今日头条-国学观天下

据报道，中美两国高层将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2+2会晤，#中美将举行高层会晤?外交部回应#，从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在东海、台海和南海都有不少实质性的军事较量，甚至雷声也很响，美国在南海搞军事演习，在东海和台海地区搞抵近侦察，中方最近也已经多次就中美关系表态，也就台湾、香港、新疆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给美国“划红线”，也就是说，双方相互摸底的时间差不多结束了。

1、有对话总归比没有好。拜登上台快两个月了，对华政策思路基本成型，对中国的新战略正在外围发力，剩下的就是如何与中国讨价还价了，需要有“战略默契”才行，再这样僵持下去，中美关系可能就没有转圜余地了。近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空域“示威”行动有所缓解，也是一种信号。

2、中美在“三海”地区的军事较量基本上明朗化，中短期内，坏也坏不到哪去，好也好不到哪去。美国也知道拿中国也没有多少好办法，但中国现在要想赶走美国离开东亚也不可能。美国在借香港、新疆所谓“人权问题”继续抹黑打压中国是既定对华政策，很难改变，中国也要做好准备反击。

3、在双边经贸领域，美国对华打压空间已经很有限，美国经济受到的伤害也不小，中国的回旋余地增大，甚至反击能力增强，拜登时期的特点是“边斗边谈”，与特朗普政府后期的“只斗不谈”有所不同。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等全球治理问题上，中美应该合作空间，前提是要对等，拜登迫切扮演“全球领导者”角色，以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比如想举办全球气候峰会，美国必须在双边问题上作出让步才行。

4、中美亟需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特别是军事安全对话机制，关于防止军备竞赛、战略导弹和核裁军等等，美国中短期内继续施压的可能性很大，目前正在分化和挑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美日印澳、五眼联盟可能一轮接一轮战略施压，安全危机要防止无限制升级。

来源时间：2021/3/10   发布时间：2021/3/10

旧文章ID：24469

作者：何伟  来源：加美财经

《纽约客》杂志发布了作者何伟的长篇新闻故事，通过他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到了疫情期间中美之间的商业交流和中国人对美国局势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疫情似乎使美国人更加依赖中国制造。

亚马逊过半卖家在中国

在亚马逊上，如果你搜索跑鞋，把价格框定在30美元左右，翻过最初的几页，你就会看到一些从未听说过的品牌。有些似乎遵循一个字母主题，比如zocavia， Zocania， zzkim ，而其他的根本就找不出词源，比如Biacolum， Qansi， NYZNIA。

研究一下产品图片，你会从七零八落的碎片信息中拼出个大概，Qansi男式运动鞋，网面超轻透气运动散步鞋，看起来和Biacolum男子防滑针织网球运动健身鞋一模一样，跟Zocavia男式超轻网球防滑运动健身鞋也是一样。

这些产品描述中的语言可以被称为亚马逊英语：不地道但基本能懂，超级冗长但便于搜索。通常，产品的描述从语法上来说是没有错误的：Zocavia，“超轻材料几乎不会给你的脚留下重量”;Zocania，“最新面料的鞋面让你的脚可以轻松呼吸。”

有一个词在亚马逊英语中几乎从未出现过，那就是“中国”。

分析电子商务的Marketplace Pulse说，亚马逊的顶级卖家，即在美国年销售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有近一半都在中国。一位亚马逊发言人最近称这是不准确的，但他拒绝透露中国卖家的具体数量，只是说美国网站上的大多数第三方卖家都在美国。

在产品页面上，中国卖家很少为他们的产品做广告，Zocavias和Zocanias也没有提到它们是在哪里生产的。要了解更多信息，可以访问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网站，那里的注册信息非常丰富。(注册网站会告诉你：“‘Biacolum’一词在外语中没有任何意义。”)

在商标网站上，听起来有点像来自塞尔维亚的网球双胞胎Zocavia和Zocania，实际上是在四川省丹陵县官亭村的同一个人名下注册的。这些品牌，以及Zonkim、Biacolum、NYZNIA和其他几十个品牌，都属于一家名为Kimzon Network Technology的公司。

Kimzon的总部在成都一栋办公楼的16层，在2020年疫情的春天，那里的老板告诉我，他正在考虑重新进军美国市场的方式。

那是4月26日，李德伟(音)戴着黑色蓝牙耳机，穿着黑色长袖T恤，黑色裤子，黑色运动鞋，他穿的这身行头都不是从他那三家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李德伟和一位合伙人一起开了这家公司，虽然只有35岁左右，但他的行为举止却很老成。

像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成都已经控制住了疫情。李德伟告诉我，一周前，他不再要求工作场所戴口罩。但他刚刚开始应对病毒带来的经济后果，上个月，李解雇了50名员工，占他成都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李说，如果不是川普政府根据《关爱法案》发出的刺激支票，情况会更糟。因为李德伟通过亚马逊直接向客户销售，他可以密切跟踪销售情况。他说：“我们每天都要查看统计数据，在美国政府开始发钱后，第二天我们就看到了销量的增长。”

在我访问的时候，正是刺激计划实施两周后，Kimzon在美国的销售额几乎翻了一番，尽管仍略低于往常。李德伟说：“我们不知道目前美国政府援助下的消费是否是一种短期趋势。”

不久前，李德伟与他的合作伙伴，和其他一些出口企业家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他们已经确定，2020年6月将是关键的一个月。李德伟告诉我：“如果到6月份，美国和欧盟的疫情完全得到控制，那么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企业家们都觉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太可能很好地应对疫情，李德伟还对中美之间持续的冲突表示担忧。

典型的一年中，Kimzon 70%的销售额来自美国，另外20%来自欧洲，10%来自日本。Kimzon在中国市场上什么都不卖。

对于李德伟和他的合作伙伴来说，解决销量的方案似乎很明显：通过向中国消费者销售Zocavia、Zocania和其他品牌来减少对美国销售的依赖。

李德伟解释说：“在中国，很多事情并没有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比如物流。”

他的员工已经重新设计了一些鞋子，并准备在国内开展营销活动，他们的目标是在一年内在中国拥有多达三分之一的业务。李德伟预计三个月后他就能知道这个计划是否会成功。

2019年8月，我和家人搬到了成都，在四川大学教新闻和英语。这是我第二次在美中关系动荡时期来到这个地区。1995年夏天，我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成都。我和另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亚当·迈耶一起被分配到四川偏远地区的一所大学教书。当时克林顿正在竞选连任。

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但他们成绩很好，可以主修英语。除了语言课，他们还选修了带有“马列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的必修政治课程。

在我去成都的第二年，政府不再为毕业生提供工作，当地的住房市场私有化，这一过程在全国各地都在发生。我的一些最有野心的学生去了广东和浙江等省份，那里的出口经济开始蓬勃发展。

中国贸易出口的功劳离不开克林顿

事实证明，克林顿带给中国的好处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国会给予中国永久的贸易特权，2001年，克林顿开始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进程。在历届政府中，美国主要遵循与中国友好接触的战略。就连奥巴马总统旨在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似乎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当我回到成都时，改革时代的物质利益随处可见：广阔的地铁系统，崭新的四川大学校园，Kimzon等公司所在的高层商业区。

在我的教室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当我给学生们看1996年的班级照片时，他们都笑了，我身高5英尺9英寸，比我的学生们高得多。现在，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似乎比我教的大多数男孩都矮。去年，《柳叶刀》杂志的一项研究报告称，自1985年以来，在200个国家中，中国男孩的身高增幅最大，女孩的身高增幅第三大。现在，中国19岁男性的平均身高增加了3.5英寸(约9cm)。

我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一个送他们去匹兹堡大学学习最后一两年课程的项目，加入了每年在美国学习的近40万中国人的行列。

在我任教的大楼旁边，有一栋最近竣工的建筑，有一层闪闪发光的四层玻璃墙，还有一排巨大的金色大字，上面写着“马克思主义学院”。这座建筑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更高大、更强壮、穿着更讲究。因为现在很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买汽车，所以这个研究所的地下室设计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2018年春季，川普开始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中国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在成都，大多数人的反应似乎一如既往，李德伟告诉我，他对美国政治没有强烈的看法，在他的鞋子被征收关税后，他只是把他在亚马逊的价格提高了15%。

在我的系里，所有的老师都在写作中心帮忙，学生可以在那里预约辅导课程。在我到达之前，曾计划从一家美国公司购买日程安排软件，但交易失败了，一位管理人员在会议上告诉我们，他认为这是贸易战的后果。因此，该部门找到了一家英国公司Fresha，由于这个软件是用于服务沙龙、水疗中心和按摩院的，所以我每次收到辅导课通知时，学生都会被称为“客户”，促销邮件还向我推销附加功能，比如“美甲或情侣按摩”之类的特殊设置。今年4月，推销按摩的邮件突然变得语调很急切：“新冠危机引发了一场沙龙和水疗中心的海啸，许多企业从目前昂贵的预约软件转向了Fresha。”

5月14日，我和李德伟见面吃饭，他告诉我，Kimzon正在努力向国内市场转型。他说：“销售情况还不太好。”他认为可能是款式问题，所以Kimzon开始生产白底而不是黑底的鞋子，这样可能更吸引中国消费者。

去年3月，当疫情首次在美国产生影响时，Kimzon已经将产量减少到每天500双。但现在已经涨到2000.接近正常水平。尽管李德伟裁过设计和营销部门的员工，但他从未裁过装配线工人。他告诉我，当务之急是保住供应链。

尽管李德伟在亚马逊上做了很多生意，但他从未去过美国。他的背景很普通：父母在农村家庭长大，只有小学学历，父母都在一家毛毯厂的流水线上工作，并最终开办了自己的小毛毯车间。他们把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都花在了教育李德伟和他的两个兄弟姐妹身上。

李高中成绩优异，被四川大学录取。毕业后，他到福建一个开鞋厂的亲友处工作，在那里他学会了这门手艺。

我们总是用普通话交流，但是李德伟英语阅读能力很好。为了研究美国市场，他利用虚拟专用网绕过中国的防火墙，访问了谷歌Trends等网站。他说：“去美国会有帮助，但从互联网上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如此多的信息是开放的。这一点和中国不一样。”

李德伟形成了一些关于美国特色的遥远想法，并以外交方式表达了出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当然，你比我更有经验，但我的想法是，美国人不怎么存钱。”

他描述了美国的销售额因刺激支票而增加的情况，然后说：“他们只要有钱就会花掉。”

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斯科特·贝克最近告诉我，《关爱法案》引发的支出模式不同于2001年和2008年的刺激计划。贝克说：“最大的区别在于耐用品的支出减少了，人们不再买新车和冰箱，似乎大部分支票都被存了起来。”

贝克和其他四位经济学家一起分析了3万多名消费者的高频银行交易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2020年的刺激计划不如之前的计划有效，部分原因是疫情的独特性，这导致消费者对访问汽车经销商或使用陌生人配送的电器持谨慎态度。

贝克说，“如果你发出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能让人们购买汽车，这就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从海外购买一双30美元的鞋子，这对经济并没有多大帮助。”

我向他描述了李德伟在刺激计划实施后的销售情况，贝克说，“我对他如此清楚地看到增长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大部分开支都是在收到支票后的第一周左右花出去的。”

他指出，虽然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把刺激开支的支票存了起来，但银行账户上存款较少的人更有可能花钱。这些消费者倾向于购买食品、非耐用消费品和其他廉价物品，通常是就李德伟等中国企业家生产的那种产品。

在成都，李彦宏和他的员工每天都要梳理亚马逊的评论。他把这一行为称为亚马逊交流。疫情爆发之初，许多美国消费者抱怨货运延误。5月6日，一位买家给李的一款产品打了一颗星，理由是，“他们迟到了，然后在我的门廊前被偷走了，我想马上退款。”

最终，李德伟与一家更昂贵的船运公司签订了合同，并做出了其他调整。当一些顾客抱怨Zocania品牌的鞋头太窄时，李让工厂做出了改变。

亚马逊交流的一部分是低收入美国人疫情生活的缩影。评论很少提到运动或体育活动，顾客购买李德伟的鞋子，似乎更有可能是为了站立的工作中穿着。

5月16日，一位顾客给了一星，因为它的“防滑”鞋底，“我是Dennys(一家美国连锁餐厅)的一名厨师，厨房地板上的水差点溅了我一脸!超级恐怖!”

还有人提到了失业。6月14日，五星，“我买它们是为了工作，但我刚刚发现我的工作不会再有了，但我仍然喜欢它们。”

随着夏天的流逝，其他方面的抱怨也出现了。7月13日，五星，“鞋底纹路不耐磨，我穿着这个鞋只被警察追过两次，鞋底的纹路已经被磨了一半!”

8月1日，一星，“买了两双，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不退货了，老实说我很怕收到邮件(配以紧张笑容表情)。

李和他的员工会时不时地整理产品照片或亚马逊英语描述，李德伟密切关注美国新闻，他似乎总是知道目前的冠状病毒病例数量。7月2日我问他情况时，他告诉我：“二百六十五万，每天都增加3万到4万。这些数字并不乐观。”

但是，就在疫情在太平洋彼岸恶化之际，李德伟仍在密切关注着其他机会。今年6月，李德伟对谷歌趋势的研究给了他一个新想法，他聘请了一名美国律师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注册了一个商标，和其他品牌一样，新品牌的名字也是个谜：Pemily12.

5月初，我们女儿所在的三年级54名学生回到了教室，几周之后，他们不再戴口罩。那个月，当我自封锁以来第一次乘坐国内航班时，飞机上没有一个空座位。

一开始，我以为中国会先经历疫情，然后世界其他国家会一步一步地跟进：爆发、封锁、恢复。但现在，我们的经历有了明显的不同，在我的记忆中，成都为期一个半月的禁闭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短了。我没有错过去理发店理发的机会，所有我们最喜欢的餐馆都重新开张了。

我们使用视频会议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与美国的家人和朋友沟通。5月初，一些大学里的老朋友安排了一次Zoom会议，讨论他们在美国禁闭期间的经历。之后，我关掉电脑，骑着自行车穿过市区到一家夜总会做报道。俱乐部里挤满了人，在舞池里的几十个人中，只有一个女人戴着口罩。

到第二财季，中国经济又开始增长。今年7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7.2%，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去了浙江省，那里是对外贸易中心之一。我在那里遇到的大多数企业家都说了同样的话：他们对销售额反弹的速度之快感到惊讶。

为避关税，小型出口商瞒报货物

他们还表示，他们从未从美国贸易战中受到太多影响。一些小型出口商告诉我，他们瞒报了货物价值，以避免关税，但其他人表示，这种做法对大型企业来说风险太大。总的来说，他们至少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美国客户，而且中国政府对出口商有长期的退税政策。

企业家们提到了其他方式可以避免引起麻烦的关注。在沿海城市玉环，我遇到了一位女士，她在一家制造汽车精密零件的公司管理外贸。她说，美国客户和她签了协议，不让她在公司网站上列出他们的名字。她说，“我们不能公开说我们与这家美国公司有业务往来，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他们是从中国买的零件。”

她不再出国参加贸易展览会或会议，但没有直接接触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中国最大批发市场的义乌，人们也迅速做出了调整。通常，这座城市有大约1万名外国人，还有更多的外国人以短期签证的方式来到这里，这里的社区迎合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但是现在这些地方感觉被遗弃了，在一条街上，我走过十家已经关门的印度餐馆。

在附近的一个专门从事俄罗斯和中亚贸易的货运代理区，只有一家还在营业。老板毛元奎(音)告诉我，疫情改变了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他说：“他们早上就关门了，因为俄罗斯的时间太早了，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电话和微信，顾客不会光顾商店。”

毛元奎把货物运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在正常年份，他需要依赖飞机来处理紧急订单，但航班已经大幅削减。在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建设了世界上最长的货运铁路线，从义乌到马德里，途经中亚，全长8000多英里。

毛元奎说他现在用火车运输大量货物。在疫情期间，运价上涨，交通不平衡：三个离开中国的集装箱中，只有一个返回，因为其他国家的出口已经大幅减少。

甚至在疫情之前，中国就生产了全世界96%的集装箱，现在这个行业也在超速运转。毛元奎让我晚上再回来，看看这个社区的运转情况。当我晚上过来的时候，货栈里灯火通明，在里面，代理商都忙着打电话和用电脑，所有人都按照中亚时间工作着。

孩子们已经占领了义乌批发市场的走廊，这座庞大的建筑的面积几乎是五角大楼的十倍，是数十万商人的家。往年我去的时候，外国商人在市场里忙得很，现在房子已经空了，许多中国卖家都带着过暑假的孩子过来玩。一群群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和踏板车穿过空荡荡的走廊，他们架起了羽毛球网和篮球筐。

那里的大多数商人专营单一产品，批量销售。最郁闷的莫过于专门卖行李箱的那排走廊，一排排满脸愁容的人坐在滞销的滚轮箱子旁边。那些卖旅游纪念品的人也不走运。但是，对于屯LED美甲灯的经销商来说，生意好得很，因为很多客户在家修指甲。今年洗手液按压式塑料瓶卖得也很好。自行车经销商库存都清了，一个拿着大袋子的女人告诉我，她的销售量翻了一番。一家名叫亨利体育店专门生产瑜伽垫，订单一直排到了9月份。在二楼，出售后院充气泳池的商人们生意也很火。

义乌市场的细分市场是如此清晰，所以受疫情的影响也会如此地不同，以至于即使表面上有联系的产品也有不同的前景。在这些充气泳池经销商附近，还有一些摊位出售泳帽和泳镜，但销量大幅下滑。

一位经销商解释说，事实上，游泳镜和后院的游泳池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她指着泳池说：“那是人们在家里做的事。”然后她指着自己的产品说：“他们出门游泳的时候才会用游泳镜，但是现在人们都不出门了。”

二楼有一大块区域是专门给防疫物资经销商使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疫情之前是生产玩具或珠宝了，他们说，对于这种小产品，装配线重组和工人再培训都相对容易。

一位名叫石高莲(音)的女士拥有一家生产手镯的工厂，直到今年2月，她突然改变了生产线，现在她每个月出口200万到300万个医用口罩。和市场上的大多数人一样，石高莲自己并没有戴口罩。她并不担心防疫物资可能只是一个短期业务。她说：“世界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之后，我会生产别的东西。”

很多人以为特朗普会赢得大选

在同一楼层，商人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做准备。棒球帽摊上有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川普在2016年和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使用的政治口号)的存货，旗帜制造商收到了川普和拜登横幅的订单。

我与一位名叫李江(音)的中年商人进行了交谈，他于1995年开始经商，生产少先队员佩戴的红领巾。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爱国主义浪潮引发了对国旗的需求，因此李江扩大了他的装配线。

四年后，911袭击发生了，李开始制造星条旗。这是他进入国际市场的开端，从那以后，他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外发生的事情。在我访问的那天，他刚刚卖掉了几千面川普旗，在短短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经营范围从少先队员到MAGA。

李江说：“有需求，我们就生产。”在他的办公桌上，一面同性恋自豪的彩虹旗帜旁边，是一面印有巴基斯坦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面孔的旗帜。

离开义乌后，我在绍兴一家名为Johnin的大型旗帜厂停了下来。一位名叫金刚(音)的年轻经理带我参观了一下。在装配线上，数十名妇女坐在缝纫机旁，缝制印有“北达科他州挺川普”、“美国伟大”、“川普2020”和“川普2024”的旗帜。“

自从疫情开始，一切似乎都首先发生在中国，现在我想知道Johnin是否知道一些连我也不知道的事情。

当我问到2024年的横幅时，金刚说，“这就是他们要求的，我猜他们认为他会再次当选总统。”

金刚不愿提及他的客户，但他表示，这些订单不是直接来自川普的公司或共和党。在2016年竞选期间，Johnin出售了200万到300万面川普旗，大约每面1美元。

当时距离大选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川普的产品占Johnin业务的70%左右，也有人订购了一些拜登旗帜，但数量不多。

总的来说，疫情对Johnin不利，因为像欧洲足球锦标赛这样需要挥舞旗帜的活动都被取消了。但也有一些需求旺盛的时候，6月，在乔治·弗洛伊德去世后，Johnin收到的蓝线警旗的订单量激增。

在那之后不久，人们突然对密西西比的州旗产生了兴趣。金刚说：“许多客户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密西西比旗。我们赚了4万。一切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就结束了。”

他接着说，“我认为买那些州旗的人是黑人。”

金刚了解到过密西西比州有很多黑人居民。他习惯于为外国选举、体育比赛和其他活动的双方制造旗帜，所以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支持警察的人有他们的蓝线旗帜，而黑人有密西西比旗帜。

我花了点时间，用普通话来给他解释一个关于民主的矛盾事实：黑人居民比例最高的州，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废除邦联标志的州。

金刚不喜欢川普，但他并不担心11月。他说，“选举后，我们总会为某人制作旗帜，美国人总是想要旗。“

他向我展示了工厂里的双面缝和技术。他说：“很多其他公司都不这么做了。”

廉价制造商还试图节省川普旗的布料，川普旗的标准尺寸是90厘米乘150厘米。金说，如果你测量一些便宜的旗，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削掉了大约2%：88厘米乘146厘米。

中国制造商正想尽了办法在川普身上赚取利润。

7月初，李德伟告诉我，他和他的合伙人已经放弃了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计划。他说，“投资太高了，而且国内的竞争太激烈了。”

他还得出结论，中美关系紧张不太可能对Kimzon的业务产生任何影响，消费者似乎没有任何反应。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德伟对风险的看法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在他相信，美国对疫情的糟糕处理可能有利于他的销售。

李解释道，“很多企业都关门了，人们因为害怕感染而不敢去商店，所以他们选择在网上购物”。

就连亚马逊对他鞋子的评论也告诉了他风向。5月14日，五星，“我买这双鞋是为了白天上班时穿，我给一家大的网上订单公司送包裹，那家公司的名字和am-a-John的发音很像。到目前为止，穿着这个鞋上10小时的班感觉还不错。”

亚马逊发言人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该公司已在全球聘用了40多万名一线员工。在上海，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她在该公司的广告部门工作，她所在的部门在过去一年里员工数量增加了一倍。她要求我不要用她的名字，因为亚马逊还不允许她公开发言。

她在国外生活后回到了中国，她经常要向西雅图的亚马逊同事解释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她说，美国企业家往往痴迷于品牌推广。她说，“你想用一个伟大的品牌故事来说服你的客户。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先卖东西，然后才考虑品牌。”

美国咨询师扎克·富兰克林与深圳的亚马逊卖家合作多年，他告诉我，中国的网络企业家找到了扩大业务规模的另一种方式。除了扩大产品线或开拓新市场之外，他们只是在同一个地方以不同的名字销售同样的东西。

富兰克林说：“你想要在货架上占据尽可能多的空间，换一个标签就行了。”

他接着说，“他们是在通过提供这种选择错觉赚钱。”

他解释说，为了进入品牌注册中心，就必须申请商标，所以中国的申请人大量涌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李德伟注册了大约70个品牌，他的一些申请是由达拉斯一家名为Ni,Wang & Massand的律师事务所处理的。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郝妮(音)告诉我，它每个月代理80到100个品牌应用程序的中国客户。

郝妮说，中国人选择奇怪的品牌名称，是因为这些申请往往会更快地得到商标局的批准，而商标局可能会拒绝一个与知名品牌太接近的名称。郝妮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与中国公司发生过冲突。”

倪曾处理过李德威最新品牌Pemily12的申请。7月2日，李给我看了他正在建立的新网站。这一次，他希望绕过亚马逊，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但产品名称仍然使用亚马逊英语，还有对该品牌的介绍：

为什么是Pemily ?

这是一个宠物和家庭(pet 和 family)的组合。

为什么是12?

12 = 12个月= 1年=永远。

为什么是Pemily12 ?

pemily12意味着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在疫情爆发的早些时候，李在谷歌上注意到许多美国人在搜索与“宠物”一词相关的产品。他说：“宠物衣服，宠物玩具，宠物健康。”

深圳的一个朋友生产宠物配件，他正在扩大产品线，并与李在网站上合作。他们认为宠物衣服特别有前途。我问李德伟，最近几个月做出这么多重大决定是否有压力，但他只是耸耸肩，就他而言，他只是对情况做出反应，他说：“市场替我们做决定，这不是我们决定的。”

美国的鞋子订单还在增加，现在Kimzon每天出货3000双。李德伟说：“美国政府最近一定一直在发放更多的资金。”

我告诉李，他弄错了，那时并没有第二个刺激计划。但他肯定地说，政府的资金正在惠及消费者：他可以从销售中看出来，其他企业家也提到过同样的事情。

第二天，我收到了房客的电子邮件，她住在我们家位于科罗拉多州乡下的房子里。她给我发了一份寄到我们家来的银行清单，包括一张标有“经济刺激”的《关爱法案》借记卡，“金额是3400美元。

我了解到，在过去的几周里，政府一直在向四月份错过的人发送借记卡，通常是因为他们的银行信息没有被存档。我之前一直都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刺激支票，但中国的生活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就没有去深究。现在我意识到Zocavia和Zocania可以让我随时了解美国政府的付款时间表。

将近7月底，我女儿在成都唯一的美国朋友离开了。其他大多数美国人在1月或2月时就已经撤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留下来的少数家庭来说，孤独的日子越来越难熬。在一个正常的夏天，我们会去科罗拉多，但现在，如果我们离开中国，我们就不能再回来了。

作为一名和平队志愿者的时候，我离开美国整整有两年的时间，现在我们似乎有可能重复这段经历。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四川仍然感觉遥远，美国的商业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两年中，我从未见过麦当劳。到了2020年，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超过7万家。

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危机时期购买的大部分防疫物资和许多其他商品都是中国人生产的。几乎在美国发生的任何事件——抗议、封锁、刺激计划——都会立即在中国的某个地方产生经济连锁反应。

脱钩曾被视为一种经济过程，但市场联系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2020年，美中贸易增长了近9%。隔离几乎只发生在人的层面上。

9月25日，李德伟告诉我，销售依然强劲。在中国，很多企业都是如此：第三财季，中国经济增长了近5%。最近几个月，李招了一些新员工，但他不打算恢复疫情前的员工数量。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好机会。李德伟34岁，是他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人。

每天，Pemily12网站都有400个独立访问者，每天的销售额达到数千美元。李相信，考虑到美国流行的宠物，该业务的增长潜力非常大。像往常一样，他很老练，但他告诉我，他对美国处理病毒的方式感到失望。

他将美国与印度进行了比较，后者的数据也很糟糕。“印度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李说。“但美国有这个能力。美国没必要到现在这种境地。”

他相信川普会赢得大选，这是我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看法。11月初，绍兴的制旗工人金刚(音)告诉我，川粉最近下达的大量订单让他相信，共和党会获胜。在四川大学，我对我的学生进行了调查，54%的人认为川普会赢。

许多学生关注福克斯新闻的选举报道。在课堂上，我和学生们讨论了他们在福克斯电视上看到的东西，我向他们介绍了劳伦·贝伯特，她正在科罗拉多州竞选，要代表我和我的家人进入国会。

整个11月，我新闻课前排的一个学生都戴着一顶写着“川普：让美国伟大”的棒球帽。他把川普称为“川建国”，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中文绰号，潜台词是“让中国再次伟大的川普”。

大多数学生说他们个人对选举结果很感兴趣。一位工程师在作业中写道：“是的，因为赴美留学关系到中国，也关系到我未来的生活，而且，现在的政客也不像以前那么有礼貌了。我想看看失败的候选人的政党会有多疯狂。”

有些人已经放弃了出国留学的计划。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父母出于对外交关系紧张、疫情蔓延和“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的担忧而做出了这个决定。中国媒体经常将这些抗议活动描述为暴力活动。

即使拜登获胜，美中关系似乎也不太可能迅速改变。我在国务院采访过的人希望，至少有一些学术和文化交流可以重建，但即使这样也需要时间。

我们对2020年的看法越来越像是另一种现实。我花了一年紧张的时间教学、旅行和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感染病毒的可能性。8月，在武汉报道了一周半之后，我飞到杭州，第二天，我在礼堂参加了一个讲座，里面挤满了人，但都没有戴口罩。之后，我和20多人握手，和中国最富有的人马云握手。人们的互动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我从未听过一个中国人提到“流行病疲劳”。在秋季上课的3000万大学生中，我只能找到两例感染病例。

我本学期最后一节新闻课是在新年前夜上的。我问学生们一个问题：对你们来说，2020年是好一年还是坏一年?

12月初，由于成都经历了自2月以来的第一次疫情爆发，该大学限制所有学生进入校园。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全国各地出现了零星的感染病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病毒的传播始于从国外回国后被隔离的中国公民。成都的疫情被认为是在一位老人处理检疫设施附近被污染的垃圾后开始的。

第一例病例于12月7日报告，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该市有超过200万居民接受了检测。尽管在此之前只有143例非输入性的有症状病例，成都却有141个检测地点——几乎是1个检测机构对应1个有症状感染者。去年12月，又报告了13例有症状的社区传播病例，并进行了针对性的封锁，但成都大部分地区仍未受到影响。在疫情爆发期间，该市开通了五条新的地铁线路。

我的学生中差不多有七成说这是一个好年头。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李德伟告诉我，Zocavia、Zocania和其他鞋类品牌都做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假日销售，今年的总收入比2019年增加了约15%。对于Pemily12来说，李德伟相信未来可能会涉及宠物美容产品。

我们在2021年初见面时，他说：“这就像人们使用的美容产品一样。”他给我看了一张网上狗的假睫毛的图片。“我们还没有开始，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也在制造这种产品。也许两三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很大的市场。”

1月6日，在国会大厦遭到袭击后，绍兴的金刚称，川普旗的订单激增。他在微信上给我发了Johnin装配线正在生产的新设计的照片，“川普2024：复仇之旅”、“川普2024：夺回美国”和“川普2024：再次拯救美国!”

每周一，我的女儿们都戴着红领巾上学，这是所有学生的要求。有时他们会抱怨不能去科罗拉多州，也会想念我们的猫，那只猫现在由我们的房客照顾着。但这种生活越来越遥不可及，一天下午，这对双胞胎在府河岸边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猫，他们收养了它，并给它起名叫尤利西斯。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里一个家，那里一个家。我们两边都挂着一些全家福的照片，宜家的家具也是照原样买的。在科罗拉多州，我们的黑色本田CR-V停在谷仓里，现在我们在成都又买了一辆黑色的本田CR-V，这一辆是在武汉生产的。

今年对装配线来说也是个好年头，本田报告称，2020年其在华汽车销量同比增长5%。我们称它为我们的新冠病毒车。在校园里，我把车停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地下室里。

此文为删节版本，全文请见 https://www.caus.com/focus_news?id=1.

原刊于纽约客杂志，作者：彼得 · 赫斯勒(Peter Hessler)，以中文名“何伟”闻名。

原文地址：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1/03/15/the-rise-of-made-in-china-diplomacy

来源时间：2021/3/10   发布时间：20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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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子明  来源：政事堂2019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之间的首次正式会谈似乎要拉开帷幕了。

据南华早报与路透社今天的报道，美正同中方商谈近期邀请杨洁篪主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布林肯国务卿、沙利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阿拉斯加举行中美“2+2”高层会晤。

虽然今天白宫发言人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先后表示没有确切消息可以发布，但是报道中的细节，似乎证明了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阿拉斯加位置偏僻，且不在美国的本土，这样一方面能够向外界表明双方处于平等的位置，中国并不是被迫去赴鸿门宴，另一方面，也巧妙避开了媒体的重重围堵，中美外交的最高权力团队可以深入的交换意见。

而且，中美外交方面的负责人也在前几天分别对外吹暖风。

美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竞争性的，但也可以是协作性”，同时中国外长王毅也表示，中国准备在广泛的问题上与美国合作。

甚至资本市场也在进行验证，上一轮抱团股杀跌时的央妈报警，发生在拜登打电话之前，这一轮抱团股杀跌时的彭博报警，发生在布林肯沙利文邀请我们的会面之前。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几天则与国防部长一起访问日韩，显然是准备在跟中国谈判之前，跟日韩两位盟友建立攻守同盟。

这些细节，都表明了这场2+2的高规格会谈，各方都在进行角力，甚至人权之类的筹码都会留中不发等着施压。

而同时，作为双方会谈前的示好，东道主阿拉斯加的海鲜与油气出口，以及几家中国企业的从名单中划除，搞不好就会作为标志随之启动。

这也意味着就像政事堂之前分析拜登在除夕夜打电话祝贺那样，这次的阿拉斯加，很可能是给中美两国元首会面打前站，为中美之间重回正轨的握手扫清前面的障碍。

虽然台下必然是暗潮涌动，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之间接下来会出现表面关系的迅速回暖。

因为一方面，拜登团队接下来的重心在中东，需要中国帮助迅速搞定伊核协议，另一方面，拜登急需在缅甸体现他的全球政治影响力与民众旗帜，而能够帮忙的，也只有中国。

来源时间：2021/3/10   发布时间：20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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