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靖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1年2月 总第二十期

第57届慕尼黑安全(视频)会议于2月19日召开。美国总统拜登、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约翰逊等多国“西方”政要与会并发言。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历届慕安会不同，本届会议并未安排中国代表发言。从上一届以“西方的缺失 (westlessness)”为主题的慕安会,到本届“全是西方”（all west）的安排，似乎不但呼应了拜登总统在会议发言中“美国回来了、联盟回来了”的宣言，而且显示西方国家想要重回国际主导地位的心态。而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就是要恢复美欧联盟，进而构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的“价值联盟”。于是，一些境外媒体不无用心地说，本届慕安会是遏制中国的“价值联盟的开端”。

然而，客观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慕安会上的演讲中强调要维护欧洲的“战略自主”，明确表示“欧洲不会过度依赖美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发言中尽管对拜登暂停从德国撤军的决定表示欢迎，但也直言德美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如在北溪2号输油管道项目以及伊核、欧美经济关系、北约责任和权利等事务上和美国有着明显的矛盾;在对抗中国方面德国也不甚积极。

而且，打造“价值联盟”面临着更为实质性的挑战。虽然本届慕安会上美欧都做出“回来了”的姿态，但美国的“回来了”在本质上是向后看——想要回归特朗普以前由美国“领导”的联盟。但欧洲却要向前看：不仅要凸显欧洲在“后特朗普时期”的独立性，更要争取欧盟（至少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性以及与美国在“对等”基础上的合作。美欧联盟的首要目的是要保护欧洲的利益，而不是盲目地“选边站”，跟随美国进入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战略竞争”。从大的战略格局看，英国的“脱欧”标志着工业革命以来海权国家主导欧洲事务的终结。德法两大陆权国家重新主导下的欧洲，显然不愿意再回到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过去。尽管中欧之间依然存在、而且会继续存在相当程度的利益冲突，但这并不等于欧洲会自动加入美国压制中国的“价值联盟”。因为在欧洲、尤其是德法等主要欧洲国家看来，中欧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而且，保持外交上的独立和主动，对欧盟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欧洲的利益出发，中美之间有序的“战略竞争”并非坏事：一个保持战略独立的欧洲可以在中美之间“对冲”牟利。正因如此，欧洲——确切说是欧盟——正在世界战略格局中争取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平衡者”的角色，因为这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

于是，尽管美欧在本届慕安会上都做出“回来了”的高姿态，但在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以及俄罗斯的“威胁”方面，美欧的“西方”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策略和路径;甚至在如何应对依然肆虐的疫情、恢复经济等重大议题上，各方也没有提出任何可行性方案。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一些西方媒体揶揄中国在慕安会“不见踪影”(invisible)，但中国却是会议上的“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成为与会各方“无时不在”的关注点。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头被时刻关注的“大象”如何作为，才是美欧最终能否组成对华“价值联盟”的关键所在。

来源时间：2021/3/9   发布时间：2021/3/3

旧文章ID：24454

作者：李光满  来源：李光满冰点时评

事件发生四十天之后，正如我所担忧的，缅甸局势越来越复杂混乱，缅甸军方并没有有效控制局势，拥护昂山素季的民众持续不断地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军方则采取严厉手段，已有数十人死亡，数千人被捕，局势面临失控，缅甸有可能进一步内乱。

现在最为诡异的狗血剧开始出现，有人开始制造谣言，引导舆论，将矛头指向中国，企图借助于这一事件将中国的影响力赶出缅甸，破坏中缅友好关系，破坏中缅能源通道，破坏一带一路，进而破坏中国与东盟的良好关系，其手段不可谓不毒辣，其用心不可谓不险恶。

最近发生了两件事，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第一件事是在缅甸影响较大的脸书和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出现了抵制中国的言论，有人称，“如果你仍然担心缅甸目前发生的事情是缅甸内政，炸毁经过缅甸的天然气管道，那也是缅甸内政。让我们看看你再瞎BB。”“我们缅甸人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如果在联合国会议上再次使用否决权，缅甸人民也会对中国这样做!”“如果你们关心你们的天然气管道的安全，不要用否决权掩护缅甸军政府，我们缅甸人民非常团结。”“如果中国继续支持非法军政府，缅甸的中国企业必须很快被打垮，包括管道项目。”“如果中国继续阻挠联合国安理会的强硬行动，缅甸的反华活动将越来越多，这将对天然气管道、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在缅甸的项目造成严重后果。”显然是有人或势力在制造和引导舆论，嫁祸中国，企图将缅甸国内的抗议活动引向对中国的不满和攻击。

第二件事是路透社最近爆出独家消息，宣称缅甸军政府聘请了一名情报人员作为国际说客，向美国示好。他对路透社爆料宣称，缅甸军政府希望他向美国等西方国家递话，说他们是因为不喜欢昂山素季太过“亲华”才扣押了她，说他们是“真的想靠拢美国和西方”，“不想当中国的傀儡”。这个所谓的高级情报人员叫梅纳什，他说：“昂山素季执政期间转向了中国。而这些(军队里的)人不喜欢这样。”他说，昂山素季在近年来推动缅甸加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也正因为她跟中方走得太近，而缅甸军方“是真的想靠拢西方与美国，因为反对与中国太亲近，他们不想当中国的傀儡”，所以才发起了这次行动。

实际上梅纳什是一个著名的政治骗子，《耶路撒冷邮报》曾经称他是“臭名昭著、惯于撒谎的人”。《纽约时报》也曾将梅纳什描述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骗子”。这次梅纳什跳出来挑拨中国与缅甸各派的关系，其背后黑手是谁?其目的是什么?有分析称梅纳什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两点，一是试图让中国对中缅关系患得患失，二是试图让中国和缅甸军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尴尬。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美国等外部势力为了让昂山素季和军政府都不再相信中国，削弱中国在解决缅甸问题中的影响力，最终将中国势力赶出缅甸。

3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提出了中方的三点主张。第一，和平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希望缅甸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从缅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解决矛盾分歧，继续推进国内民主转型进程。当务之急是防止发生新的流血冲突，尽快实现局势缓和降温。第二，缅甸是东盟大家庭成员，中方支持东盟秉持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原则，以“东盟方式”从中斡旋调停，寻求共识。中方也愿在尊重缅甸主权和人民意愿基础上，同各方接触沟通，为缓和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第三，缅甸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胞波”兄弟，是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对缅友好政策面向全体缅甸人民。中方同缅甸各党各派，包括民盟，都有着长期友好交往，对华友好也始终是缅甸各界的共识。不管缅甸局势怎么变化，中国推动中缅关系的决心不会动摇，中国促进中缅友好合作的方向也不会改变。

2月1日，缅甸军方推翻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政府、重新执掌缅甸政权之后，我曾写《突发：缅甸局势将会如何演变?》一文，从八个方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内容为：

一是缅甸是一个国内民族矛盾、政府与地方武装矛盾、军队与政府矛盾都十分尖锐、复杂的一个国家，同时缅甸也是中国西南重要邻国，在中国一带一路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位置。中国一直在着力推进中缅能源通道、中缅铁路、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但目前除了中缅能源通道历经曲折已经建成投运之外，中缅铁路和中缅经济走廊都困难重重难以推进，这都跟缅甸国内错综复杂的局势有关。

二是自昂山素季执政以来，中缅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两国政府和军队之间也交往频繁，但由于缅甸国内各种矛盾交织，特别是地方邦的影响，中缅之间的重大项目的推进仍然阻力重重，进展缓慢，不像中国与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之间推进顺利，显示昂山素季虽然通过民选执掌国家政权，但仍是一个弱势政府，在一些重大关键问题上缺乏权威性。

三是在敏昂莱以三军总司令掌握国家之后，缅甸社会很可能会再次陷入长期混乱局面，得到多数民众支持的昂山素季在缅甸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次她并不是第一次被扣押和监视居住，如果民众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的途径，缅甸将陷入内乱，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将考验敏昂莱的政治智慧，如果再次选举仍然是民盟获胜，敏昂莱将陷入被动。

四是这些年缅甸群众受美国颜色革命思想影响，追求民主自由政治，可西方那一套政治并不适合缅甸，由于缅甸具有军队掌控国家权力的传统，由此形成了国家长期存在政府与军队双头政权格局，即使是民选总统也缺少必要的军队控制权，而拥有权力的军队又不具有行政权，因此两张皮的现象使得这个国家难以凝聚起国家力量。

五是这些年来，由于缅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印度、日本都在缅甸积极活动，极力破坏中缅关系，争夺对缅甸政治、经济控制权。因此，当前缅甸已经成为中日印之间激烈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六是事件发生后，美国白宫发布的声明称，拜登政府表示美国会继续支持缅甸的民主，并与区域伙伴一道要求缅甸军方和各方势力尊重民主和法治，反对一切篡改民主选举结果或阻碍缅甸民主过渡的行为，倘若这些行为不被纠正，美国就将采取措施针对相关责任人。随后美国对缅甸军方领导人实施了制裁。美国民主党是在全球推行颜色革命的老手，现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正好有了一个进入东南亚的机会和抓手，因此美国一定会利用好这次机会。

七是昂山素季已经75岁，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谁有如此威望能够接替她，而缅甸所缺少的还是一个政治强人，没有一个政治强人领导缅甸，各种矛盾纠集的缅甸很难走出困境，也很容易被美国、日本、印度等外部势力所利用。现在来判断未来谁来领导缅甸还为时过早，但我以为西方民主模式未必适合缅甸，民主政权到底对一个国家适不适合还得看这个国家的国情，对缅甸这样一个各种矛盾交织的国家来说，他们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

八是对中国来说，缅甸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必争之地。在敏昂莱对缅甸实施军管之后，美国、日本和印度必然插手缅甸政局，趁机搞乱中国后院，破坏中缅经济走廊的推进。中国应该趁敏莱昂需要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帮助军政府稳定缅甸政局，推进军政府与昂山素季政治势力之间的政治和解，在缅甸政治重建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中国这样做并不是要干涉他国内政，而是要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军方无法控制局势，缅甸可能会陷入长期内乱，这对缅甸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这是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缅甸的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然而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并不等于其它国家不希望看到，美国等外部政治势力最希望的就是缅甸陷入内乱，而且越乱越好，只有把缅甸搞乱，美国等国家才能趁虚而入，将中国势力从缅甸赶出去。他们最需要的是将缅甸乌克兰化，缅甸一旦出现长期内乱，中缅油气管道将会遭到破坏，中缅经济走廊和中缅铁路计划将无法实施，中国通过缅甸通道进入印度洋的设想将无法实现，而要阻止中国计划的推进，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缅甸搞乱，让缅甸乌克兰化。

乌克兰是原苏联除俄罗斯以外经济最发达也最富裕的加盟共和国，是苏联进入欧洲的门户，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缓冲地带，是俄罗斯对欧洲输送能源的必经之地，对俄罗斯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意义。然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搞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已经从一个经济发达、幸福感很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经济萧条、国家内乱、人民穷困潦倒的国家，成了欧洲的“子宫”。对俄罗斯来说，因为乌克兰投靠西方，俄罗斯通往欧洲的能源通道受阻，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缅甸发生持续内乱，完全可能变成亚洲的乌克兰，不仅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造成重大影响，而且其影响还会波及到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中国地缘战略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缅甸像乌克兰一样受到美国控制，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将重回东南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将发生巨变。

如果缅甸发生内乱并乌克兰化，一向对缅甸有战略野心的印度会立即跟进，扩大在缅甸的政治影响力，并通过缅甸，将印度的影响力扩展到东南亚，并对东盟产生影响。

当前美国、印度、日本势力都在进入缅甸，缅甸正在成为中国与美印日政治博弈和较量的新战场，该如何处理缅甸问题，中国应该有所行动，应与东盟一起主动作为，绝不能让缅甸被美国、印度、日本等地域之外的外国势力控制，坚决阻止缅甸乌克兰化。

来源时间：2021/3/9   发布时间：2021/3/9

旧文章ID：24453

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有机会与各位尊贵的嘉宾共聚一堂，围绕今天的分论坛议题来探讨如何重建中美经贸平衡。

在过去的四年中，中美之间的贸易经历了波动。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原因都有，而疫情带来的双方经济上的冲击对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造成了影响，也受到了双方贸易政策的影响。

而就在不久前，拜登总统上任。他与前任不同，拜登总统是坚定的多边主义的支持者，他也有丰富的多边经验。他在参议院的36年中负责主导相关外事的讨论。他的贸易团队也具备非常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在过往也与国际上的智库开展了密切地合作。戴琦也刚刚被任命为美国的最新贸易代表，他此前任职的委员会主席就是主导美国的贸易关系的。而且他也曾着重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这位新的美国贸易代表也会讲中文，而且团队中也有很多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官居要职的政治官员。

我相信在很多领域我们都会看到美国政策的新变化，尤其是在国际政策上会与过去四年中大有不同。首先我们在与其它政府，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之间的对话基调会有所转变，会更多地关注战略性，会保持前后一致。

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中美的关系将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会尽可能的鼓励多领域的对话和合作。我们也发现中美双方的领导人的共同目标也是非常广泛的，包括了气候变化，包括无核化，等等。我们认为在这些领域双方的共同利益将会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开展建设性的合作。并且拜登也指出，他认为在这些关键领域中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两大重要经济体开展合作。他在上任的第一天就采取了行动，让美国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还有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新冠疫情疫苗的联盟，并已经提供了40亿美金的支持。我认为这些行动会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合作，也会在贸易和经济方面开展广泛的合作，但前提是互信。美国首先需要判断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是否值得信任，包括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一系列行动是否可以值得信赖。而中国也需要判断在未来美国的行动是不是真的可信任，因为毕竟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一再退出了不少国际重要的多边平台。

而未来的合作，尤其是经贸关系方面的合作需要花费时间，也需要双方加大努力，通过在这方面开展行动将会为两国带来无限的福祉。而我心怀希望，我们双方能够重启高层对话，来聚焦于如何来改进我们的经贸关系。我认为开展更小规模的，而更频繁的对话可能是更加有效的机制，让双方能够就经贸和战略上的对话更为坦诚地去开展交流。

我们认为后续的媒体之间的对话也至关重要，能够让我们减少敌对情绪，加强互信和相互理解。而人文交流也将构成经贸关系的重要的支柱。而我本人是在布什政府下曾承担美国的要职，我也见证了两国如何通过合作来应对重要的危机。我还记得在07年的时候，当时的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我的梦想是两个大国能够共同合作来实现全面的伙伴关系和友谊，来为世界各地人民带来和平与发展，我们也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开始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

总之，人文交流、民间的对话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更全面的理解，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推动双方的合作，交流越多，我们就能够更多地减少现在依然泛滥的这些错误的消息。我们尤其需要让学生的互访交流恢复正轨，我们需要让媒体和报纸能够恢复正常的对话和交流。我们如果有这么多的限制，限制信息的往来是没办法让公众获得更多信息的。我的建议是双方都不要去限制媒体，我认为双方对于媒体的限制是重大的错误。我们需要让双方去建立真正的相互了解，因为有很多中国的现状，美国的民众是完全无知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很多对美国的真实情况中国人民也不了解。所以我们需要加强这种对话，让彼此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来源时间：2021/3/9   发布时间：2021/3/9

旧文章ID：24452

作者：曹德旺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中美正常的贸易关系算起来是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开始。从1949年建国到2001年，双方经历了50年时间的摩擦和谈判，应该说在大的框架下经历过那么长时间的讨论协商，不应该有问题。当然，任何一个协议都不可能完全处理好所有问题。时代、社会在变化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来，那就应该针对问题大家进行探讨，如果有诚意做这件事情的话，大家都可以协商。

我曾经跟我们美国商会的几个朋友讨论过这些关于中美贸易的问题。我告诉他们中美贸易相互依赖性很强，也就是互补性很强，在贸易上如果处理得好，两国都是受益者。因为中国人口多，需求量大，例如一年内中国会进口数架波音飞机。我们一般只看到波音飞机买回来，那他们每年需要多少耗材?现在一个芯片几十块美金，中国要买多少?应该说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研究的东西，有很庞大的后方市场支持它的话，对美国是最大的利益。当然中国人因为历史的原因，文化上还停留在传统的产业产品生产上面，我们实际上就是14亿人当中的9亿劳动力在出口。如果单论产品出口的话，认真来讲双方贸易不应该有谁占了谁便宜的问题，而是互补性很强的事情。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话题是管控问题。我建议先去找一下中美两个国家当中的分歧点到底在哪里。我以前参加过几次会议，我的企业在美国投资，我在美国五个州有工厂，投了十几亿美金在美国。感谢美国人的认可，我们也做得不错，这些企业无论管理还是效益应该都达到了前期投资的预期。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与美国人讲，找到分歧点才是真正解决的办法。针对双方提出的意见无非是以下这几点：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这当中肯定就这个事情进行过很认真的讨论。谈不拢的事情，暂时不能解决的就搁置起来，挂在那边，应该按原来双方承诺的方案继续进行下去。这里当然还有很多技术转换的问题——准入问题，美国对华投资的门槛问题等等。如果双方一项一项地就政治、技术等方面进行专门的谈判与讨论，办法肯定比问题多。但如果想解决问题的诚意不够，那么就是浪费时间，谈也白谈。

我建议各方的代表都认真讨论一下，中美贸易在经济、商务成本计算上面，到底谁占了便宜？美国人这一点应该说占了便宜，中国人不占便宜。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占便宜呢?因为我们过去落后，必须承认这个历史，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改变这个现状，这些都是现实的。如果是双方没有诚意来谈事情，也没有用。

我认为第一，首先中美双方各界的精英应该去检讨一下中美贸易正常化的意义，这不仅仅和中美两国人相关，还牵扯到全世界。特别是今年疫情影响下，全球各个国家经济都受到影响，争端、争议、动武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好是大家同舟共济，在这个船上面大家携手共济，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把生意做起来。因为打仗、吵架也有成本，毫无意义。

我建议从战略上讨论管控分歧的意义在哪里，接着去找分歧点在哪里，在这两个问题的引导下面本着客观、公正、务实、包容的态度来面对分歧，积极地进行讨论。我希望从这个角度入手，而不是你争一下，我争一下，这样的话对整个事情，对我们两国的人民都是没有好处的。这是我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观点。

美国商会会长提的两点意见我很赞同。对两国观众来讲，最重要的建立信心的方式是两国政府应该谦和地尊重对方。我个人认为，贸易本身是很公平的事情，是双方需要的谈判结果。你自己觉得合算了才下单买，不然中国人不会出卖这样的朋友。你买回去是由于自身需要，而不是出于救济或者别的原因。我们企业家秉承的观念就是诚为本，和为贵，吵架哪里能够解决问题呢？我的建议是双方政府都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企业家们的决定，正视贸易本身的平等性。

来源时间：2021/3/9   发布时间：2021/3/9

旧文章ID：24451

作者：斯蒂芬·罗奇  来源：中美聚焦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美中冲突。我认为，这是过去四年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地缘战略事件，必须得到解决。

现在，美国的普遍看法是，即使拜登政府上任，它的对华政策也不会发生变化。两党舆论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仍然强烈，而且程度超过了以往。如果说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存在共识，那就是对中国保持强硬态度。但我认为，这种观点会受到挑战，并最终改变。我认为，我们过去四年咄咄逼人——我们的前总统称为“交易的艺术”，但现在需要开始深思熟虑，并学会我所说的妥协的智慧。

关于如何解决这一冲突，我有两个具体想法。第一，解决容易的问题;第二，制定和实施更具战略性的交流框架。接下来，我会简要地谈谈这两个想法。

解决容易的问题。很多重要的全球问题是美国和中国希望独自和集体解决的。我刚刚指出了其中的两个问题：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尤其是在疫情时代。这些问题深深影响到美中两国及其领导人。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机制，使两国领导人能够就这些问题开始交换意见和对话。

美国第 46 任总统乔·拜登已经上任七天。他开始打破僵局，重返世界卫生组织，从而为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其他成员开展对话创造了可能性。实际上，就在几天前，我们著名的流行病学家福奇先生，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开启了对话。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将立即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两位领导人拥有充足的机会，可以一起交谈，并将注意力和政策工具集中在世界面临的关键目标上。拜登总统已经表示，这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之一。

一旦我们采取行动，开始讨论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等重大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时代，我们就能够打破僵局，就可以开始解决更棘手的问题。

接下来便是我今天讲的第二点，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交流框架。原来的框架已经失效。在原来的框架里，我们定期举行战略和经济对话。布什政府时期每年举行两次，奥巴马政府时期每年举行一次。我们许多人参加过与一些相关会议。两国也都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多年来，我经常在这些会议上看到我的朋友，朱棣文副部长。我们觉得自己在努力，但我们的最终成果很少。过去三年的贸易战表明，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行不通。

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对话体系。我建议，我们成立一个专职沟通办公室，可以叫作“常设秘书处”，唯一的工作便是致力于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贸易、经济，还有人文交流。它由资深专业人员组成，在中立的管辖区域运作，参与多种任务，包括建立联合数据库、开展联合研究和撰写政策白皮书。同时，它还为高级领导人的重要政策建议制定谈判议程。然后，负责这些建议的监督执行，监测执行情况。以后肯定会出现争端，但秘书处下设透明的争端裁决机制。这是第一点。

第二，贸易。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造成了破坏。它伤害了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除了激化敌意之外，它没有达到任何目标。贸易战行不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与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因此，停止与其中一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就像特朗普加征关税那样，只会把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国家。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的多边贸易逆差背后，原因在于国内储蓄不足。因此，如果希望减少对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贸易方面，我认为，我们需要放弃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和它背后的关税。他们行不通，没有效果，将继续对美中两个国家造成损害。我们需要坦诚面对，专注于提高美国国内的储蓄，减少中国国内的储蓄，从而减少中国巨额的多边贸易顺差。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结构性议程”。我们的对话领域需要从双边贸易转向两国存在分歧的结构性问题。我认为，特朗普政府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增加了对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讨论，比如创新政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网络安全、国有企业补贴等。

遗憾的是，在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 •莱特希泽的领导下，针对中方提出的指责基于极其不充分的证据。指责的问题仍然需要认真调查。它们仍然非常重要，无论证据是否充分。在我看来，解决这一结构性议程的最佳方式不是关税，不是制裁，不是所谓的实体清单，而是着手重启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

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曾经眼看就要完成这些谈判，但特朗普放弃了，就像他放弃奥巴马总统赞成的所有政策一样。但是，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长期以来都支持的，希望将其作为改善世界各国市场准入的手段。美国现在签署了 4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有100多个。两国都赞成这个框架。关于最近中国和欧盟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我认为是重要的迹象，表明中国对这个框架持开放态度。美国应该看到其中的机遇。

以上就是我的建议。最后，再回顾一下。

随着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美中两国存在可以实现的容易目标，而且我们已经为之努力。现在，我们本着相互合作的精神，重新建立联系和交流的时候，需要思考建立更深层次和更有意义的框架，从而巩固双边关系。通过建立新的对话体系，认真讨论贸易问题，并通过双边投资协定解决结构性议程，我认为我们可以取得长远的进步，摆脱这四年所谓的“交易的艺术”，转向基于双方有意义妥协的更加明智的解决方案。

以上为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的发言实录。

来源时间：2021/3/9   发布时间：2021/3/8

旧文章ID：24449

作者：赵晋平  来源：人大重阳

核心提示

1.目前美国政府把中国定位为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并且说中国和美国展开竞争的意愿日益膨胀，美国要联合盟友共同针对中国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今后可能会更趋激烈、复杂和多变。

2.按照目前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差距来进行测算的话，至少在2030-2035年期间，中国GDP会接近或者达到、甚至超过美国GDP的规模。

3.从美国新政府已经公布的一些政策来看，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会是今后的主要政策取向。事实上是在延续上一届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4.目前的形势下，中国要把握好美国新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重归理性轨道的重要机遇，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一是“挤”，二是“守”，三是“拉”。

很荣幸今天通过线上研讨会和各位老师一起围绕我们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这一单元主题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泛，在有限时间内，我主要围绕中美战略博弈和中国策略等问题谈三个方面的观点。

一、在美国新政府执政后，中美战略博弈将更趋激烈、复杂和多变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国内普遍共识，相信在前面的发言和讨论中，可能很多专家都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是：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快速变化，正是由于中国力量逐步上升导致美国的战略焦虑、战略恐慌进一步加剧，从而开始采取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国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这就是我们近几年所看到的情况，博弈源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打压和遏制。这说明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趋势不改变，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就不会停止，甚至可能会越来越加剧。这一点可以从新任政府主要官员以及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外交报告中得到印证。首先目前美国政府把中国定位为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并且说中国和美国展开竞争的意愿日益膨胀，美国要联合盟友共同针对中国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今后可能会更趋激烈、复杂和多变。

那么中美经济力量对比走向逆转的趋势是否会改变呢?我们针对近几年国际经济格局演变趋势来做一些分析就可以明白这一点。2020年，中国GDP增长2.3%，美国同比下降3.5%，一升一降，差距还是较大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份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和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达到8.1%和5.6%，这是一个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水平，但对美国来说， 2021年和2022年将达到5.1%和1.2%的增长。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恐怕还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持续比较长时期。照此计算，中国的GDP相对于美国GDP的比重，我们会由2019年的64.1%提升到2022年的74.8%，这是一个较大幅度的上升，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日益缩小。如果把未来的时间间隔拉长一些做分析会发现，按照目前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差距来进行测算的话，至少在2030-2035年期间，中国GDP会接近或者达到、甚至超过美国GDP的规模。这还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和超过美国，我们从综合实力看和美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包括科技创新等领域这样一些差距还是存在的。

那么，西方会如何看这一问题呢?过去中国和日本之间在经济总量对比发生逆转的背景下，日方的对华政策和战略发生了转变。基于这样的经验判断，美国必然会更加担忧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影响力。而多数美国政客是不接受这一结果的。这样一来，美国的战略误判和焦虑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美国新政府和前任政府在对华战略意图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将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更趋激烈、复杂、多变的中美战略博弈时代。

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仍在延续

从目前美国新政府已经公布的政策来看，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对上届美国政府的政策进行纠错。比如，重返巴黎协定，中止有关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等，这些都是在纠正上一届特朗普的做法，这样的事以后可能还会增加。但也同时存在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在延续上一届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有关贸易政策方面。自拜登上台之后，新推出的政策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特征的政策举措，延续了以往政府的做法。1月25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签署了总统令，并通过记者会公开发布。这项行政命令表明，美国政府将会对所谓“购买美国货”政策和规则做出新的调整，将会更严格执行这些规则。调整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要在美国白宫内部，具体是在行政预算局（OMB）内新设一个专门负责有关购买美国货政策监管和执行的部门，并且要增设一个专职高级官员负责此事。对新设部门的职能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过去依照美国所谓购买美国货的规则，各个政府相关部门是可以依据规则自行来决定，比如在实施政府采购时，采取一些相应的限制进口商品的措施，保障美国货在政府采购中占有较大比重，符合购买美国货的一些规则要求，也就是可以自行决定。但在新部门和规则调整中规定，各部门的政府采购业务必须由新设部门统一进行督导和综合协调。各个部门做出的决定都必须经过白宫审核。同时还规定，如果有例外处置必须提前向OMB提出报备，并向社会公开。这使得在执行所谓购买美国货政策方面进一步强化了集中管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调整。

二是要对购买美国货的最低标准进行调整。按照过去美国政府所确定的购买美国货的要求，主要规定在政府采购商品所包含的价值中，本国制造的产品和价值至少在50%以上，即最低标准是50%。这次新的政策调整将把最低标准提高，具体数量标准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这需要在180天之后征求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才能确定。但至少看到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中美国制造的最低比重，意味着会挤压外国商品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的空间，明显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事实上，美国目前政府采购市场规模，2019年数据显示是2200多亿美元，其中96.5%主要是在美国制造产品的价值，基本上流向了美国企业，真正从外国进口的部分所占比重非常小。从目前的新政策调整看，虽然实际意义不大，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从长期来看会对企业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时产生较大影响，这一影响还是长期的。这是一种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这点可以看出，从美国新政府已经公布的一些政策来看，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会是今后的主要政策取向。事实上是在延续上一届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三、把握好中美关系重回理性轨道的新机遇

目前的形势下，中国要把握好美国新政府执政后中美关系重归理性轨道的重要机遇，要采取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总结为三个字。

一是“挤”。我这里说的“挤”不是挤压，而是指要在参与全球性特别是跨区域合作机制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要能够“挤”入到重要多边和区域合作机制中去。比如在美国新政府执政之后，很有可能重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TTIP，这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将使美欧关系更加紧密，并联手主导全球性事务。美国甚至有可能重返TPP，似乎这更符合美国要联手盟友共同对付中国的意图，美国和英国也在推进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为了对冲由此可能形成的不利影响，中国需要“挤”进CPTPP等重要区域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多边平台的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关系网络，包括加强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加强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加强中美合作等。

二是“守”。为什么不用“争”或“斗”呢?我认为“守”更符合中国立场的客观事实。我们并不愿意和美国主动去搞什么斗争，也不是拜登所讲的所谓“和美国竞争的意图日益膨胀”。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须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这也是世界主要国家的通常做法。今后，如果美国继续挥舞大棒打击中国，我们要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不受侵害，保护好中国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三是“拉”。就是要把美国拉住，拉近中美关系，用拉钩对付脱钩。今后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抓住中美关系可能重归理性相处正常轨道的重要机遇，取得积极成效。当务之急是要在短时间内，争取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将为下一个时期中美全面合作关系创造良好的开端。首先是重启中美战略性对话机制，只有有了对话才有合作的基础。其次是相互取消目前已经加征的关税。中国加征的关税是在美国率先加征关税的背景下采取反制措施形成的，要真正表达加强合作的意愿，相互取消关税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应该迈出的积极的一步。再次是积极争取重启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能够重启对深化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来源时间：2021/3/8   发布时间：2021/3/7

旧文章ID：24448

作者：王文  来源：观察者网

“两会”召开恢复如初，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记者会却改在3月7日(周日)，没有安排在往年的3月8日妇女节。称其“外交男神”的女粉丝们没有收到外长的祝福，会不会有些小失望?我的理解是，没有安排在8日，是不想影响周一工作日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日常发布。当下中外舆论战日趋白热化，需要每天回应被世界关注的中国热点实在太多。

王毅记者会被问的问题也比往年更多。2014年以来的7场王毅记者会，问题从16个增至23个，逐年提升，而2021年猛增至27个，但记者会时间总长却压缩了。往年记者会最长2个小时，这次仅1小时40分钟。同传则用英、法、西、俄、阿、日等七种语言，有史以来语种最多。“高浓缩”、“快节奏”、“国际化”，有的回答甚至只有精辟的几句话，外长记者会细节变化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国与世界交往频率的不断加速。

显然，中国外交部必须比过去更高效地处理中外关系，而国际事务观察者们则需要从诸多小细节中品茗中国外交的大变化。比如，王毅提到“云外交”、国际旅行健康证明电子文件、中国领事APP，实际上是标志着智能化中国外交的全面启动;王毅自信地讲党是中国外交的“主心骨”、“定盘星”，说明讲好中国故事2.0时代的到来，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再比如，王毅讲述，中国秉持疫苗公共产品“第一属性”，明确回应西方媒体所谓中国开展“疫苗外交”的猜忌;再比如，王毅推崇延安时代的外媒报道，是呼唤新时代的西方媒体也能出现当年斯诺《红星闪耀中国》般的客观报道，等等。今年的王毅记者会，真可谓“段段有细节，句句显深意”。

对笔者而言，最值得解读的是，王毅在回答每年记者会“必答题”中美关系时，明确讲到“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并不奇怪，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许多人不一定能感知这句重大表态的微妙之处。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决策层多数时候都回避与美国竞争的话题。这句表态意味着中国已公开明确，自己对美国的全球领衔地位客观上形成了“竞争”，尽管中国主观上可能未必有这个意愿，更希望合作成分更多。

这句表态也意味着中国第一时间回应美国拜登政府在3月3日对华“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新定位。换句话说，如果两国在未来都不认为对方纯粹是伙伴，也不认为对方纯粹是敌人，而更多是居于中间的“竞争对手”角色的话，那么，这样的“竞争者”战略定位意味着什么?中美两国经历了怎样的战略互认进程?中美两国的竞争观有什么不同?中国需要怎样的对美“竞争”?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一）摇摆了20年，美国对华战略定位逐渐清晰

美国是中国崛起最大的外部影响变量。冷战结束后，中国对美政策长期坚持扩大积极面，减少消极面，寻求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正确的对美政策，直接为中国争取了长达20年的外部战略机遇期。2012年，中国在16字方针基础上，再次提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后还提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等善意的战略主张。

但这些战略善意没有换来美国相应的对等回报。连续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特朗普执政后软实力急剧下挫的美国精英心存焦虑，将中国的战略善意扭曲成了“争霸野心”。特朗普四年，中美险些陷入新冷战。

事实上，回顾过去20年，21世纪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战略定位“中国是伙伴、对手或是敌人”之间摇摆。

2001年小布什总统刚执政，就提出中国是“潜在战略竞争者”。“911事件”让美国转变看法，视中国为“反恐合作伙伴”。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中国应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对华采取“对冲(Hedge)”接触政策，意在防范中国的同时，引导中国向着与美国相似体制、被美国规训的方向发展。当时，美国学者一度还提出“G2”、“中美国”的说法，本质是想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大号的日本或英国，成为支撑美国霸权的新兴力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方对华幻想渐渐破灭。中国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增持美债，帮助美国走出危机，可惜，换来的是不是美国的感激，而是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的怀疑、焦虑与恐慌。

2015年，美国经济有所复苏，奥巴马第二任期缓过神后，提出“重返亚洲”等政策，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新强调两国关系的竞争性：“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出现竞争关系”、“须用强势地位管控竞争”。

两年后，特朗普总统上台，直接把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要与中国开展一场全面的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此后，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开打。被讥为“史上最差国务卿”蓬佩奥，甚至直接称中国为“美国最大敌人”，明确要与中国打“新冷战”。

从拜登总统上台的40多天看，特朗普对华压制策略并没有被完全颠覆。2021年3月3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的首场外交政策演讲，列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任务，直接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同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指出中国是唯一具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国际体制的美国主要竞争对手。至此，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不再模糊与摇摆，而是直接明确为“头号竞争对手”。

不过，面对这个“头号竞争对手”的新帽子，中国有理由保持战略自信。2001年“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犹如中国国运亨通似地，为中国创造了综合国力接近美国的战略契机以及对全球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以至于拜登执政后，在除夕与习近平主席通话时、在2月19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都表示，无意与中国发动新冷战。布林肯也强调，与中国“能合作时还是会合作”。这至少说明新一届美国政府没有被蓬佩奥带偏，不敢、不愿、也做不到把中国定位为“敌人”。

问题在于，经过20年的接触、琢磨、博弈、摩擦甚至低烈度的冲突与较量，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伙伴”，也还没有将中国视为“敌人”，而是逐渐明确了对中国“头号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那么，中国需要尽快给予怎样的回应呢?这正是笔者在2021年3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记者会中笔者感知到的一些端倪。

（二）“竞争”，不完全是坏事

特朗普对华打压的四年，对中国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没有科技打压，中国不会那么重视“卡脖子”科研短板;没有贸易打压，中国不会那么切实地感知产业链、价值链的全球意义;没有签证打压，中国也不会那么强烈意识到高端人才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新冷战威胁，中国更不会那么坚决地放弃对美国的幻想。

现在，是重新务实地思考对美战略的时候了。

其实，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一直在努力。2018年记者会时，面对彭博社关于特朗普对华攻击性的评价时的提问，王毅就坦言：“如果说中美之间有竞争的话，那也应该是良性和积极的竞争。”

2020年7月9日，笔者所在智库与相关机构承办“中美智库与媒体视频论坛”，王毅出席致辞，罕见地发表系统性的对美政策讲话，呼吁美国“拨乱反正、重回正轨”，建议两国“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重申“中国的对美政策没有变化，我们仍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呼吁“走对话合作之路”，还创造性地提出“三份清单”(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控清单)。

那次讲话，笔者在场聆听，印象最深刻地还有一句：“有人说，中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视历史另起炉灶，更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强行脱钩，而是应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承认“中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

2021年2月22日，笔者所在智库与相关机构再次承办“蓝厅论坛”，王毅对美国新任政府喊话，重申“相互尊重”、“加强对话”、“相同而行”等一贯主张之外，还铿锵有力地提出“相互尊重”的具体条件，即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愿与美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同样，美国应“美国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要有“三个停止”，即“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这场讲话，笔者也在场，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句，即“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很显然，外交决策者在深思熟虑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战略新定位。

3月7日，王毅在记者会中强调“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这又比过去进了一步。王毅公开用“良性竞争”一词，印象中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战略自信进一步提升。

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1年1月25日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就强调，“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如果追溯，早在2004年5月1日，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就曾自信写道：“机遇总是垂青勇于竞争的人”。此后还反复讲过“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习近平的这些讲述或许可以引申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竞争观”。

在英语语境中，“竞争”不是什么坏事。衡量两国的关系至少可分为5个“C”，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竞争(Competition)、对抗(Confrontation)、冲突(Conflict)。“竞争”居中，显“中性”。

新时代的中国人理应更有底气，不必谈“对美竞争”而色变，更不必一谈到“竞争”，就往战略对抗、冲突的方向去推论、去联想。要知道，同学、同事、兄弟姐妹之间都可能有竞争，奥林匹克精神内核之一也是“竞争”。

竞争有激烈的力争上游，竞争也不排斥相互敬重，竞争更不排除合作共生。竞争是人间常态，关键在于，怎么样的竞争?这才是未来中国对美外交以及全球布局需要重点思考与全面践行的工作。

（三）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国竞争？

改革开放的40多年，尤其是2001年入世后的20年，中国经济、贸易、金融、产业、文化能在全球层面呈现崛起之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正视国际竞争，拥抱国际竞争，在竞争中重新认识世界，向对手学习，并在一些领域实现赶超，在另一些领域共同提升。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的残酷，并不在于竞争的存在，而在于当霸权国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竞争规则，并成为世界的通行标准时，小国不得不被迫服从。

40年来，中国没有寻求颠覆他国政权，没有出兵干预或胁迫他国内政，没有带给世界战争、冲突、难民或任何大规模的人为灾难。相反，靠着勤劳、智慧，为世界输送物美价廉的商品与服务，建设实用可靠的路桥塔港，致力于解决贫困、文盲等人类痼疾。中国走的恰恰是不一样的国际竞争道路。由此看，即使未来中国真正采用所谓“对美竞争”的战略定位，也不会排斥“与美合作”。中国走的不是国强必霸的老路，也不是欺压他国的邪路，而是寻求新的大国良性竞争之路。

笔者看来，所谓“新大国竞争”，至少包含四类：

一是楷模之争：比哪个国家在国内治国理政上更有效，哪个国家更能解决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哪个国家更能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甚至可复制的经验。

二是合作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更有组织号召力，提出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道义感召，推动双边、多边的国际合作，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疫苗普及、复苏经济、科技创新、削除贫困、维护治安、帮扶弱者等等。

三是红利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推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提供更多的增量，为全球和平稳定提供更多贡献。

四是视野之争：比的是看哪个国家能为人类面临贫富与区域分化、智能科技的伦理挑战、生态恶化的生存威胁，勾勒出更高明的战略远见，带领人类走进下一个文明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是良性竞争、公平竞争，中国没有理由去拒绝、逃避或害怕。70多年前，以五个常任理事国为大国协调核心的联合国宪章设立，本身就是力求创造比19世纪、20世纪初更先进的大国竞争文明。未来的中美竞争，理应比过去任何一组大国竞争更文明、更体现人类的进步性。

当下的难题在于，如果美国总有一批人那么野蛮、霸道、恶劣、使阴招，中国怎么办?笔者的建议是，中国应该效仿美国在国务院、国防部等设立“中国工作组”那样，在各个关键部委设立“美国工作组”，全力应对外部这个最大的影响变量。

笔者相信，“绝对贫困”这个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国内变量都能解决，只要专心去应对，“美国压制”这个外部变量，也应该有信心处理得好。

来源时间：2021/3/8   发布时间：2021/3/7

旧文章ID：24447

作者：时殷弘  来源：《人大美国研究简报》2021年3月7日第1期

从头至今：拜登政府对华当今方针宣示与浮现中的政策总纲

时殷弘

文章导读：

时殷弘教授的报告梳理了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国行政当局围绕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所进行的官方方针宣示。报告认为，拜登政府的诸多方针宣示既有“战略耐心”的一面，又有毫无“战略耐心”的一面，但总体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报告认为，中国走向乃至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似乎大势所趋，所不确定或不可预知的只是跌入的时间和跌入之前的曲折历程。

拜登政府当今的方针宣示（上）

白宫发言人琼·普萨基1月2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正在变得国内更加专制，对外更加伸张。北京现正以种种重大方式挑战我们的安全、繁荣和价值，对此需要一种新的美国方针。”她针对习近平主席是日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视频演讲说，习近平的表态不会影响美国当前对华“严重竞争”的态势;“对华战略竞争是21世纪的一项规定性质。中国行事损害美国工人、挫钝我们的技术优势，威胁我们的同盟和我们在国际组织内的影响。”她说拜登行政当局打算对华保持“某种战略耐心”，同时渴望与美国的盟国和国会两党议员讨论，以便评估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可以认为，上述方针宣示提示，拜登政府一段时间里将不理睬中国最近对美放话中的“软成分”，先部分迁就与部分说服国会民主党左派、共和党建制派和共和党民粹派，加上部分说服及部分迁就欧洲大陆盟国，同时在行政当局内部依据“全部署方式”(all-agency approach)讨论和协调对华政策，可谓“三重协调”。不仅如此，这种“战略耐心”还意味着拜登政府将在一段时间内等待中国政府就若干问题“软化”其实际行为方式。到它理睬中国对美放话中的“软成分”的时候，其态势大概将相当强硬，合作和“正常竞争”的范围将被限定得相当有限，为此规定的条件大多将相当严苛。

对于中国最近对美放话中的“硬成分”，拜登政府可谓毫无“战略耐心”。针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2月2日演讲中奉劝美国新一届政府应“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应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是碰不得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瑞斯是日在对新闻界作情况简介时予以拒绝，说“中国从事严重侵犯人权，震惊良心”，“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与台湾民选领导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他同时还说，“我们将抗击中国的侵略性和强制性行为，维持我们的关键军事优势，捍卫民主价值，投资于先进技术，恢复我们的至关紧要的安全伙伴关系。”2月5日，作为逆转2020年6月中旬以来两国政府间毫无较高层外交沟通和对话的行动，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杨洁篪通电话。据路透社和法新社翌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布林肯对杨洁篪表示“美国将维护在新疆、香港和西藏和人权和民主价值”;他同时还表示美国“将与盟国一起要就威胁印太稳定、包括飞越台湾海峡和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的努力向中国问责”，并且施压中国谴责在缅甸的军事政变。

拜登政府的当今方针宣示（下）

2月10日，拜登总统首次访问五角大楼，其间宣布重新审视对华战略“需要一种全政府努力、国会两党一致合作和强有力的同盟及伙伴关系”，从而实际上将普萨基1月25日宣示的“三重协调”具体延展至对华安全战略审议和制订。

拜登同时宣布：由国防部牵头，组成15人的任务团队审视中国构成的军事和国家安全威胁，审视美国在印太的军力态势、技术和情报状况以及盟国的作用;该团队将由拜登多年的助手、中国通埃利·拉特纳领导，被责成四个月内向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提交建议。

2月10日，拜登总统首次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据白宫就此发表的声明，拜登“重申他的优先，即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健康和生活方式，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就北京的强制性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在香港的镇压、在新疆的施虐人权和在(印太)区域的包括对台湾的愈益伸张行为，拜登总统强调了他的基本关切。”2月22日，对同日中国外长王毅“蓝厅论坛”讲话要求美国就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停止遏阻中国高技术发展，国务院发言人普瑞斯公开予以拒绝。因此有如上述，对于中国最近对美放话中的“硬成分”，拜登政府可谓毫无“战略耐心”，坚持触击中国政府定义的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诸多重大问题。

浮现中的拜登对华政策总纲

就美国而言，中国的根本性质如何?拜登政府的界定可谓最正式、最直接地见于3月3日在国务院布林肯国务卿的首次对外政策重要演讲，其中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唯一的全面(systemic)敌手和竞争者，用他的话说，“中国是唯一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权势去严重挑战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国家，挑战使世界以我们希望的方式运作的所有规则、价值和关系。”他还重复1月27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对华关系三成分，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应当将是竞争的，可能时将是合作的，必须时将是敌对的。我们将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

拜登总统2月4日在国务院发表入主白宫后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讲，其中将中国称作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说“我们将对抗中国的贸易施虐，抗击它的咄咄逼人的强制行为，抵制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侵害”，但“在符合美国利益时随时准备与北京共事”。他还说，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去竞争，办法是在国内重建得较好，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共事，更新我们在国际机构中的作用，恢复我们的可信性和道义权威”，并且复兴美国作为民主旗手的地位，“在捍卫民主的斗争中团结世界”。

2月19日，拜登线上对慕尼黑安全论坛演讲，其间强调：“与中国的竞争将是严厉的。我期望如此。我欢迎如此。我相信欧洲和美国、连同我们在印太的盟邦过去七十年那么努力构建的全球体系。我们能够赢得未来竞赛”;“我们必须制定规则，那将支配技术发展，支配在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方面的行为规范，以致它们被用来提升人，而不是压制人”;“我们必须保护空间，保护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和经在开放、民主的社会里思想自由交流去繁盛的创造性才能。我们必须捍卫……民主价值，反击会垄断镇压和使之成为俗常的那些人。”

3月3日，白宫发表报告“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如同日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的重要演讲，将中国界定为“唯一潜在地能够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权势去对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动经久挑战的竞争者”，誓言要展现一套议程，“它将加强我们的经久的优势，使我们在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获胜”。该报告还强调，“对一个愈益伸张和专制的中国，美国长期竞而胜之的最有效途径是致力于加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民主”;“通过恢复美国的可信性和重新发扬向前看的全球领导作用，我们将保证是美国而非中国确定国际议程，与其他一起致力于塑造新的全球规范和协议，那将推进我们的利益，反映我们的价值”;“通过加强和捍卫我们无与伦比的盟国和伙伴网络，并且从事精明的防务投资，我们还将遏阻中国的侵略，抗击对我们的集体安全、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胁。”

余论

尽管拜登总统刚开始执政，人们完全必须继续较久地观察，完全必须防止匆忙地做任何总的和经久的结论。但是，从中长期说，中美之间在诸关键领域的彼此妥协、紧张缓解和关系改善大概势必有限和短暂。走向乃至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大概近乎势所必然，不确定或不可预知的大致只是时间和跌入之前的曲折历程。

就世界史更一般更广泛地说，逆转“修昔底德陷阱”之旅大为不易，因为以下七项政治和心理机能使然。(1)对抗加剧愤懑，愤懑转过来激化对抗;或者，(2)缓解引发幻想，幻想则继以失望，失望又召回愤懑，愤懑则重生对抗。还有(3)国内政治需要总是强劲有力，而至少从短期看，对外的强硬张扬态势经常比温和审慎态势更有利于国内政治地位和威望。不仅如此，(4)对外的强硬张扬态势籍以时日，会强有力地助长既在政府内、也在政府外的以强硬张扬为不变立场和既得利益的舆论动能，它们转过来会限制政治领导的认识调整和战略变通余地。

还有，(5)对在冲突中失败的恐惧总是有助于规避冲突，但预计胜利而非失败、预计能将冲突保持为严格有限而非失控升级经常支配冲突前的战略盘算，何况(6)盘算者往往担心“黄雀在后”，即温和慎重会被指责为胆怯，而胆怯会被国内的实在和潜在对手用作权力变换的难以抗拒的论辩理由。或者(7)一方的温和审慎往往得不到国外对方的及时呼应，即遭遇“错配”(mismatch)窘境，从而无法经久维持温和审慎。总之，如何逆转趋近“修昔底德陷阱”的趋势而逐步和经久地远离之，是个政治、战略甚或文化意义上的头等难题。

来源时间：2021/3/8   发布时间：2021/3/7

旧文章ID：24446

作者：张业亮  来源：《世界知识》2021年第5期

在美国政治中，两党政治的地理分野一直存在。地理分野及其所决定的地区利益分歧是美国政治分野的主要基础，即两党差别大体以其选民支持的地理基础来界定，它与种族、阶级、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一起，共同构成两大党选民的基础。而人口流动在塑造美国政治地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红色州”“蓝色州”“紫色州”的来历

美国政治学家通常把美国分为五个地区：东北部、西部、中西部、南部和太平洋海岸。美国两大党在各地区的优势各不相同。历史上，南部曾是民主党一党独大、稳固的选举基地。上世纪60年代末“新政联盟”解体以来，两党选民地理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南部成为共和党占主导的地区，民主党在东北部和西海岸占优势，中西部成为关键的摇摆州。这种地理分野在2000年大选后进一步演变为所谓的“红色州”和“蓝色州”的对立。所谓“红色州”指的是认同共和党的选民占多数的州，而“蓝色州”则是指认同民主党的选民占多数的州。

最早把美国各州分为“红色”和“蓝色”是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当年，美国电视网在大选投票日当晚的电子地图上用“红色”和“蓝色”来标示两大党赢得的州。美国学界一般认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蒂姆·罗塞特是第一个使用“红色州”和“蓝色州”来区分两党地理分野的人。2000年10月30日，他在“新闻会客厅”节目中首次使用这一术语，从此这种称谓方式很快地流行起来，成为界定一个州的政治记录和投票模式的标准的确认用语。此后，美国媒体和学术界开始习惯性地用颜色来区分两党的地理分野。在“红色州”或“蓝色州”里，拥有大量的、有时是决定性数量选举人票的选民团体通常会在选举中投主导这些州的政党的候选人的票。例如，自1988年以来，“蓝色州”的加利福尼亚州在每次总统选举中都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而“红色州”的得克萨斯州在自1972年后的历次总统选举中都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

近十多年来，随着两大党基本盘的稳固，两党都把竞选战略的重点放在中西部的摇摆州和战场州，美国学界和媒体又把两党争夺激烈且支持者不相上下的摇摆州和战场州称为“紫色州”。此外，该术语还用来指该州的选民可能从先前支持一个党转向支持另一个党。例如，自1964年到2004年的历次总统选举中，弗吉尼亚州一直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2008年大选弗州把票投给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在2012年和2016年总统选举中又连续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此弗州被一些评论家视为正在转向紫色的“红色州”。

美国人口流动新趋向——“蓝色州人口外迁”

美国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大的国家。从建国之初起，随着美国疆域的拓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经历了数次大流动。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向是从东北部和“五大湖”地区的“雪带”向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迁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是美国人口增长的引擎。2015年1月公布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自2011年到2014年的三年里，南部和西部各州的人口增长占全国人口增长的80%，其中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州增幅最快。但近年来，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西部人口增长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去年新冠疫情暴发引发经济衰退后，美国人口流动出现新趋向，即出现所谓的“蓝色州人口外迁”现象。

当前，人口流动的两大趋向是西海岸居民向得克萨斯州迁徙，而东海岸人口流向佛罗里达州。这两个州都是不征收州所得税的“红色州”。南部地区的低税率还吸引了大银行和硅谷的一些科技巨头把公司总部迁移到此。例如，惠普把总部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迁到了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甲骨文把研发基地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瑞德伍德城迁到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除得克萨斯州外，亚利桑那、内华达和科罗拉多州也是西部人口外迁的目的地。而在东部，高税收、高房租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使不少华尔街大银行从纽约迁移到佛罗里达州。2020年，新泽西州和纽约州是全美人口外流最多的州。人口从东西海岸向南部流动促进了西南部大都市区的兴起。其中，科罗拉多的丹佛、亚利桑那的凤凰城、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和“得克萨斯州三角”(指从达拉斯/沃斯堡和奥斯丁南下穿过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的四个大都市区)尤为引人注目。

南部可能“重新民主党化”

“蓝色州人口外迁”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影响之一是在南部地区正在形成民主党占主导的大都市区。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这些大都市区的新居民除拉美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外，还有许多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和年轻人，而这些人都是民主党的基础选民团体。凤凰城和丹佛增加的人口基本上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白领，他们主要从事卫生保健、能源、计算机软件和其他领域的工作;虽然拉斯维加斯的就业大军大都从事博彩业，这些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不高，但工会力量在拉斯维加斯很强大。这些新移民在享受“红色州”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政党认同和投票方式带到这里，从而带来美国选举地理分野的变化。

这些大都市区在各州总统选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2016年大选中，丹佛大都市区占科罗拉多州总统选票的一半，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都市区占该州选票的近2/3.拉斯维加斯占该州选票的2/3.新墨西哥州最大的城市阿尔伯克基占该州选票的1/3.新移民的加入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大都市区的政治影响力。随着这些大都市区人口的增长以及它们在投票行为上更加倾向民主党，形成了所谓的“红色州中的蓝色大都市区”。

美国人口流动的这一新趋势在对两党竞选战略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还有可能进一步使“红色州”变色，重塑美国的政治地理。

近年来，民主党在努力保持其在跨越“铁锈地带”的以白人和蓝领工人为主的战场州地位的同时，还增强了其在增长迅速的、多元的和白领工人日趋增多的“阳光地带”新摇摆州的竞争力。在特朗普时代，民主党改善了其在西南部诸州的地位，作为对共和党主导“铁锈地带”诸州的对策，目前看来这一战略似乎奏效。在2020年大选中，民主党在南部一些关键战场州的总统选举和参议员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因此，美国有分析家认为，南部正在重新“民主党化”。他们认为，目前共和党在得克萨斯州农村地区的巨大优势虽然使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仍赢得该州，但人口向大都市区的流动最终将使这个“孤星之州”发生像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那样的政治转向。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罗伯特·朗认为，“民主党正在再次成为一个南部的政党，现今的南部将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南部，它将是被重新塑造的‘阳光地带’，是包括拥有多元化人口的大都市区的南部”。这一估计也许过于乐观。但是，在当前美国社会严重撕裂、两大党选民人数不相上下的情势下，共和党能否守住原来的南部州，将是其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3/8   发布时间：2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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