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Get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right

By David Dollar and Ryan Hass

Brookings Institution

作者介绍：

大卫·多拉尔(David Dollar)，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何瑞安(Ryan Hass)，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

本文编译：

吴泽坤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

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文由海图编译，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前后不一，未能兑现承诺。而应对中国挑战的另一种方法需要采取四个关键步骤。首先，美国必须通过改革和投资来加强自己的经济。第二，美国应该与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合作，推动中国继续开放经济，并为贸易领域制定21世纪的规则。对华贸易对我们的盟友比对美国经济更重要。因此，虽然与中国脱钩很诱人，但脱钩是一个失败的战略，因为美国的伙伴不会效仿，美国最终会被孤立。第三，美国需要通过强大的军事存在对抗中国对邻国的高压姿态，指责中国破坏和违反国际规则和规范。第四，美国需要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特别是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对贫困国家的支持以及核不扩散等问题。对美国来说，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和挑战者。美国在一些问题上需要与中国密切合作，而在其他领域则需要对抗中国，这种矛盾的关系会让中美关系趋于复杂。

01 挑战

中美关系将是下一代外交政策中最复杂、最重要的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只要经济适度增长，到2035年或2040年就能超过美国。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开放与竞争并存，为美国公司以及亚洲和欧洲的合作伙伴提供了贸易和投资机会。中国已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国军队虽然还没有美国军队先进，但实力显然位居世界第二，而且越来越有能力集中力量，使美国无法直接对其周边的突发事件做出反应。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在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等邻国的争端中也越来越自信。

鉴于中国的人口和GDP规模，围绕气候变化、应对流行病、经济发展等全球公共产品的多边努力，中国必然处于核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燃煤电厂提供资金。为了应对未来的瘟疫，一个更有效的全球机制需要美国与中国的密切合作。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官方债权国。新冠疫情引发经济衰退后，许多贫困国家面临为公共服务融资和偿还债务的挑战。支持贫困国家的多边努力将需要中国作出重大贡献。

这就是中国挑战。中国不仅仅是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或挑战者，这三个身份中国集于一身。为有效管理这一复杂的关系，政策制定者必须超越仅仅把中国仅仅视为对手或敌人这一简单的思维，他们需要放弃瓦解中国治理结构或通过美国单方面施压阻碍中国崛起的想法。相反，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方法需要适合当前中国国情以及中国对美国未来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

02 现行政策的局限

缺乏连贯的政策进程。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它继承下来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负责制定政府优先事项和执行连贯的对华国家战略。特朗普政府用一种更即兴的方式取而代之。虽然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关键人物一直表达对华强硬观点，但特朗普总统的基调经常在愤怒与和解之间摇摆不定，他的态度取决于中国的行动如何与他的首要任务相关——无论是朝鲜、贸易谈判、股市波动、中国在新冠疫情扩散中的作用，还是自己的连任前景。

实际上，美国并不奢望在对华问题上保持两套独立的政策，即一套是总统的，另一套是政府其他部门的。美国只有一套对华政策。从2017年到2019年，特朗普所阐述的美国政策以和解为主导，而在2020年特朗普意识到新冠病毒对其连任的挑战规模后，美国的政策又摇摆到了另一个极端。2020年2月，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完成、疫情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影响之后，特朗普切断沟通，并授权惩罚中国。

在这期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切断了与中国建立的金融、社会、学术、科学和技术联系，这些联系都是40年来两国融合不断深化的成果。虽然特朗普对中国的行为表达了一系列不满，并将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但他的政府成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特朗普政府成员暗暗警告说，除非阻止中国实现其野心，否则中国将把其愿景和价值观强加给国际体系。这种对中国挑战性质的框定，没有留下妥协或外交管理分歧的空间，暗示着将你死我活，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

民粹单边主义。人口结构转型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双重冲击，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萌芽提供了肥沃土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进一步陷入无力偿还的债务，面对不断变化的、不符合他们对美国认知的国家，人们的反应是沉醉于美国实力和文化同质性留下的印迹。在此期间，许多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戒心，对中国的不支持率近年来稳步攀升，并在2020年达到历史新高。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就谈到了这些恐惧和挫折。特朗普承诺要在中国问题上强势，而在他之前的人则是软弱的。特朗普称，通过决心和生硬地行使国家权力，中国就会屈服，特朗普便以这套故事去说服他人。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们观念过时，即认为中国是依赖出口的经济体，依靠与美国的贸易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据此分析，美国不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协调，一是因为没有必要，二是因为这样做会拖慢美国的脚步，有可能冲淡美国希望对中国施加的压力。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成员认识到，在与中国对抗的同时有疏远伙伴的风险，并试图淡化与盟友的紧张关系，以服务于更广泛的战略目标。他们推动北约成员国实现之前的支出目标，并与日本和欧盟达成协议，需要对工业补贴进行新的约束。蓬佩奥等人还将“四国”成员(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互动常态化。不过总体而言，特朗普的民粹单边主义冲动主导了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态度。

迄今为止，这一战略并没有使美国优先考虑和寻求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没有迫使中国在国内外缓和其行动，也没有给美国外交政策任何一个优先事项带来与中国更多或更好的合作。相反，美中对抗的领域加剧了，合作的领域消失了，双方管理竞争领域的能力也萎缩了。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一系列超出发达经济体规范的贸易和投资做法：广泛的非关税壁垒，如任意和可改变的标准;对某些部门的外国投资进行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通过各种强制手段强迫技术转让;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过大，可以优惠地获得土地和信贷;对开发特定技术进行补贴。这些政策有效地限制了美国公司对中国和第三国的出口。使中国达到标准将开辟新的贸易机会，提高美国人的收入。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的范畴中，特朗普政府总体上的做法并不一致，限制和制裁的细节不断变化，导致美国企业在法律问题上疑虑重重。

2020年1月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当年从美国的进口额需增加40%，2021年再增加40%。这些计划购买的商品分布在农业、制成品、能源和服务领域。截至2020年中期，中国只购买了达到目标所需的一半左右，部分原因是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但也与美国对华贸易管理失败相关。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的核心是对大多数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缴纳的税款。这种做法成功地让中国坐到了谈判桌前，但政府高估了美国作为贸易伙伴对中国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更多，因此，虽然中国确实同意从美国购买更多的产品，但它并不愿意进行全面的结构性改革，第一阶段协议中的具体目标证明是不现实的。

此外，关税暴露出美国政府对全球价值链如何运作缺乏了解。面对美国的关税，中国将最终组装业务转移到印尼和越南等国。但由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机械和零部件出口增加，其出口总额并没有下降。美国又从东南亚进口了更多的产品，总体上出口量减少。进口投入的成本提高，使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报复性关税关闭了海外机会。因此，美国消费者支付了更多的费用，但贸易模式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农民失去了中国市场，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农业部门靠美国政府280亿美元的补贴来弥补损失。最重要的是，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上升;中国不再作为可靠的农产品出口市场;美国因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失去了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03 政策建议

恢复连贯的政策进程。未来的美国政府将需要恢复对中国的全政府方针，让总统与政府其他成员保持一致。白宫应重新成为政府内部的中心节点，负责确定优先事项、协调政策，并维持各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对华信息管理。

美国需要制定一项能够成为广泛和持久支持基础的战略，而不是瞄准遏制、脱钩或政权更迭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因为这些目标无法巩固美国国内的支持或吸引国际社会的认同。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这种方法的内容将包括加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保护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以及捍卫美国的价值观。

按照这些方针确定优先事项将对政策进程产生约束作用。一个连贯的政策进程将确定现实的目标，并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这个过程可以包括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努力，例如，与盟友合作，限制华为在全球5G系统中的应用，以及协调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对国家补贴采取纪律措施。还可能涉及与欧洲盟友共同努力，促使中国加强对伊朗的压力，使其重返核谈判桌，并与日本和韩国协调，促使中国增加朝鲜继续推行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成本。

然而，一个连贯的政策进程核心是以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挑战和机遇为重点，并认识到中国与这些挑战和机遇的关系。大国竞争将被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某些领域，美国的目标将与中国的目标直接冲突，例如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在亚洲的联盟网络的维持。也会有一些领域，美国和中国的利益会有重叠，例如在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一个清醒的政策进程将能够区分这两个领域，以管理摩擦，同时利用机会争取中国对美国无法单独解决的挑战做出贡献。

安全问题。美国将无法以可接受的风险或代价将其意志强加给中国。两国都不可能实现对对方的绝对安全。两国都无法在亚洲坚持不受挑战的军事优势。两国都将被迫在相互不满意的战略竞争环境中共存。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或应该默许中国对亚洲或其他地区战略环境的排序偏好。美军必须在整个亚洲地区保持积极、可见，并与安全伙伴频繁互动，以保护美国联盟承诺的可信度，防止中国在亚洲强加一个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并维护美国进入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的机会。

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战略重点必须从主导地位转向拒绝。美国在防卫能力方面的投资没有可行的组合，无法实现恢复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不受限制的军事优势。美国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前景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新冠疫情及其相关代价已经重击美国政府本就过度扩张的预算。

不过，好消息是，美国不需要打败中国来捍卫其利益。美国需要能够维护渠道，保护其安全承诺的可信度。

美国战略的一个重点应该是与整个亚洲的美国伙伴以及这些伙伴之间发展综合安全伙伴关系网。区域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之间的互操作性越强，中国对有争议水域或领空实施控制的空间就越小。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将涉及到美国行使召集力，并为地区安全部队创造机会，以建立彼此并肩作战的肌肉记忆。第二部分将涉及向安全伙伴提供增强的能力，如无人机、快速攻击导弹艇和移动防空系统。这种武器系统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它们的成本都不高。在作出这一努力的同时，美国领导人必须与中国同行就可能挑起美中冲突的行动进行坦率的讨论。

美国将需要保持提醒中国注意其脆弱性的能力。为了阻止中国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美国需要保持其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前沿部署力量。不过，鉴于两国拥有巨大的破坏能力，对两国国家能力的真正考验可能不会在战场上衡量。

美国正陷入与中国的长期系统竞争。军事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很可能不是衡量这场竞争进展的核心作用。相反，这场竞争将取决于哪种治理体系最有能力改善其公民的生活和应对世界面临的关键挑战。

经济问题。美国及其伙伴关注的问题是围绕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和补贴的结构性政策。美国应该愿意通过谈判取消上述进口关税，以换取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第二阶段协议。美国必须现实一点，中国不会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美国高估了自己的筹码。但中国有一些改革者会寻求对非关税壁垒、投资限制、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和补贴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改革对中国的持续增长是必要的。在这种环境下，重大的推进是可能的。

由于无法实现不切实际的采购目标，管制性贸易的方法在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失败了。尽管如此，美国应该在总统层面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即实际出口量将受到更严密的监控。鉴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日益开放以及对美国能够提供的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过去几年的下降相比，现在美国的出口应该快速增长。美国应考虑为美国出口的预期增长确定一个指示性范围，并放弃基于产品制定的目标。

美国还应该保持对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关注，淡化对双边贸易平衡和汇率的谈论，目前这些都不是问题。协调我们与盟友的对华经济政策也是有意义的。这将涉及与欧盟以及日本和韩国的对话，努力确定中国具体改革的共同优先事项。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将加入“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或许可以通过谈判对该协议进行一些修改，以加强对劳工和环境保护的规定。加入CPTTP对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至关重要，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对美国的盟友很重要。美国还应该大力推动新成员的加入。韩国、东盟大国，甚至英国都可以想到。中国必须达到这个协议的标准，否则有可能被排除在外。目前，随着新的贸易协定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在亚太地区有可能被排除在外的是美国。

最后，在国家安全领域，美国必须制定更加合理和一致的政策。放慢中国的发展速度或杀死华为都不是现实的国家安全目标。华为已经被针对它的政策所挫折，但该公司会加倍努力，在美国减少技术投入的情况下生存下去。显然，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出口和投资控制来保护具有国家安全影响的技术。但如果受影响的经济部分界定得过于宽泛，那么重要的活力将被切断。那种认为离岸制造业生产会因为保护主义而回到美国的想法是天真的。特朗普的关税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产生影响，关税的净影响是减少制造业就业。要振兴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美国经济，需要贸易领域以外的政策，包括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改革移民政策、加强从学前班到大学的教育，以及进行税制改革，以消除生产向海外转移的动机。

大部分经济应该是开放的，可以进行贸易、投资、联合研究和学生交流。美国在劳动力、大学、知识产权保护、深厚的资本市场和移民流动等方面有巨大的优势。如果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企业和工人可以预期会做得很好，并从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受益。

在全球公共物品上进行协调。拜登和特朗普各自的外交政策愿景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是，拜登支持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开展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合作。拜登政府可能会重新加入(1)《巴黎协定》，争取更快地实现全球碳减排;(2)世界卫生组织最终控制2019冠状病毒扩散，并为未来的大流行病做好准备;(3)更新联合国与伊朗的协议，防止核扩散。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和其他全球问题，如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或对政府指挥的网络行动的限制，如禁止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将不可避免地要求美国与中国密切合作。由于共同利益，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可能。

如果这种合作是由共同利益驱动的，就不必将其视为削弱美国在整个关系中的影响力。这种合作不应该被反射性地放弃。由共同利益驱动的有限合作不会改变整体关系的竞争性，也不会妨碍美国反击中国行动的能力。

最紧迫的全球问题之一是解决贫困国家因流行病和经济衰退而产生的危机。发展中国家在满足其公共卫生需求、提供其他公共服务和偿还债务方面遇到了困难。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官方债权国，中国也牵扯其中。中国与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合作，在2020年提供暂停偿债服务，这是很好的、尽管是很小的第一步。许多国家将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计划和债务重组。美国和中国将不得不合作，因为美国是IMF的控股股东，而中国将是许多国家债务减免的关键。除了眼前的危机，一个重要的长期问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以准商业利率向发展中国家借出大量资金。即使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也向中国借钱做基建项目，因为传统的西方捐助方几乎完全退出了基建领域，而私营部门的融资成本过高。与其劝告各国不要向中国借款，不如进行能力建设，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从这些项目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推动中国进行更多的多边运作。

这就需要美国与中国就其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作用进行谈判。例如，美国应该欢迎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大的权重，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但也应该敦促中国加入巴黎俱乐部，在官方债权人中率先进行债务重组。同样，中国在世界银行也应获得更大的权重，但也应加入发展援助委员会，并使其“一带一路”倡议更加透明和优惠。中国已经是世界银行优惠窗口的第六个捐助国，期待中国迅速升至第二位是现实的。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可能是另一个激励中国通过多边论坛比双边论坛做更多事情的因素。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在国际借贷和债务方面的行为有所改变，它必须愿意让中国在国际机构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而美国根本不存在。这就造成了一种感觉，即美国在衰落，在退出世界，而中国却在崛起。我们所有的建议加在一起，将扭转认为美国在衰落的印象。

来源时间：2021/2/16   发布时间：20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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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西·罗德里格斯（Jesus A. Rodriguez）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当地时间2021年1月26日，美国参议院批准58岁的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就任第71任国务卿。重回暂别四年的国务院，这位奥巴马时代的副国务卿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告“全世界正在注视我们”(The world is watching us intently right now)，提出要在诸多挑战中恢复多边外交并重建美国的国际地位。

在正式履职前，布林肯已被视为拜登政府的外交中坚，他生于美国犹太金融家庭，9岁时因父母离异而随母亲远赴法国。其继父皮萨(Samuel Pisar)同为犹太人，从纳粹集中营幸存后辗转抵美，攻读法律并成为肯尼迪的总统顾问。布林肯受此荫泽，自幼熟悉欧美政治、法律与艺术精英圈层的交际法则，从哈佛毕业后放弃新闻和音乐理想，子承父业转修法律并步入政界，担任克林顿政府的文稿写作主力，2000年同希拉里的助手埃文·瑞安(Evan Ryan)结婚，2002年在参议院与拜登共事，自此成为奥巴马和拜登的得力谋臣。本文是2021年1月11日发表于《政客》(POLITICO)杂志的一篇人物特稿，通过解读布林肯青年时代的时评作品并采访昔日媒体同事，勾勒出布林肯的绅士形象及其温和建制派的外交立场。

本文作者杰西·罗德里格斯(Jesus A. Rodriguez)本科就读于乔治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现为该校法律职业博士(JD)二年级学生、《政客》杂志专栏作者，在新闻与法律领域均有优秀的实习履历。本文的价值除剖析布林肯其人之外，或许还在于提供了一个生命史叙事的独特视角：从冷战时期的基辛格与皮萨，到今日当政的布林肯，再到尚在攻读法律学位的本文作者，数代人的生命轨迹既有交叠和复现，又有歧异与变迁。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阅读布林肯笔下的世界与作者笔下的布林肯，或能对美国主流政法精英的群体面相窥知一二。

1983年，春日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本科生们三两成群，或躺在校园草坪上，或到咖啡厅闲坐，或流连沉浸于图书馆之中。然而，大三学生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却在当地的一家汽车旅馆里紧闭房门，与反对尼加拉瓜革命政权的流亡者首领何塞·卡德纳尔(Jose Francisco Cardenal)相视对谈。

四年前，卡德纳尔在祖国尼加拉瓜参与了一场由美国中情局(CIA)支持的政变，这场政变令独裁者小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顷刻倒台。但在胜利后，卡德纳尔却与曾经的革命同志、已经上位执政的左翼桑地诺政权(Sandinista regime)分道扬镳。在流亡美国期间，他狂热地致力于组织一场反对新政权的运动，并期待美国政府给予资金帮助反对派归国夺权。此刻，面对眼前这位抱负远大的学生记者，卡德纳尔正在阐述他的复国方略。

时光匆匆，彼时的学生记者当下已是拜登政府的新任国务卿，而他与卡德纳尔的访谈言辞，也早已化作八十年代《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国际事务版面上的数行铅字。重温故纸，为今日理解这位美国外交高官心目中的世界图景提供了一种视角。

在不足900字的篇幅中，布林肯承认自己感到了卡德纳尔的凌厉挑战。布林肯写道，“他(卡德纳尔)带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感和正当性”，他所描绘的事业不仅受到美国保守派的青睐，在自由主义者听来也“时常显得颇具说服力并令人不安”。然而，布林肯在报道中以克制的言辞总结称，这些反对派错了。相反，美国政府应当进行一场“小型试验”，即资助桑地诺政权以换取其对“政治解禁并在近期进行选举”的承诺。这是一种灵活变通而又不失自由主义底色的妥协提议，现在看来，也是一种典型的“布林肯风格”，尽管在当时的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治下并无付诸实施的可能。

在布林肯之前，美国历史上的七十位国务卿大多是正统的藤校毕业生，并有法律工作经历，布林肯亦不例外。然而，他的独特性在于以记者为职业生涯起点，从早年就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布林肯在《哈佛深红报》不仅担任编辑(包括编辑娱乐版面，他有着一种艺术家的特质)，还是一位常任的评论作者。毕业后，他还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担任了一年记者。

回顾他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近70篇文章，可以观察到布林肯在大学时代已经基本成型的世界观。这是一种清醒而温和的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与冷战时代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形成了鲜明反差，更同彼时学者凌空虚蹈的理想主义(blue-sky idealism)大相径庭，后者在高校论文中泛滥充斥。总体而言，作为一名思考者，布林肯早期的作品与他此后数十年的外交工作是前后一致的，尽管国际斗争形势的时代背景有所变化。在写作中，布林肯一以贯之并实事求是地论述了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缓和敌对关系和抑制铁腕独裁方面，但又谴责更加公然宣扬进攻性的美式帝国主义。从支持美苏“缓和”(détente)到批评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布林肯满怀自信地站在里根强硬冷战政策的对立面。

在接受《政客》(POLITICO)杂志采访时，布林肯曾经的同事们回忆起与他的交往，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伦理和分析深度。同事们都提及布林肯在法国上高中的成长背景，认为这样的国际化经历奠定了他从事外交事务的志趣基础。布林肯在《哈佛深红报》的一位同事曾对这位年轻作者能在文章中娴熟引用法国高层官员的表述而感到震惊。

布林肯曾经的同事，现任《时刻》(Moment)杂志编辑的施瓦茨(Schwartz)在采访中表示，“你可以读他在大学期间写的所有文章，没有任何内容会在政治方面给他带来麻烦。他就是整个刊物运转的中坚力量。有一个像托尼(Tony，Antony安东尼的昵称)这样能源源不断产出高质量作品的同事，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情，让生活变得更轻松。”

尽管布林肯自我认同为自由主义者，但在他身上有着建制派(institutional)和中间派(centrist)的鲜明印记。《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者查尔斯·莱恩(Charles Lane)是布林肯的哈佛同学，他回忆称，布林肯曾计划为毕业论文采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主题是西伯利亚石油管道问题(访谈计划最后未能实现)。“在我们这代人里，崇敬和渴望采访基辛格，本身就是温和派的典型标志”，莱恩不无风趣地说，“八十年代初的哈佛学生当然都希望见到基辛格，不过大多数是想将他亲手送上战争罪的被告席。”

迈克尔·阿布拉莫维茨(Michael Abramowitz)是1984年《哈佛深红报》的主席，现任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负责人。他表示，尽管当时《哈佛深红报》编辑部门的领导要求报纸内容更加倾向于“进步观点”(progressive view)或激进派政客，但布林肯仍然坚持温和的声音。“《深红报》的政治观点是相对包容和折中的。显然，三十五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对我而言，那种温和的特质，仍然是定义布林肯的关键词。”

当下美国政治的主流精神是否为温和路线，恐怕是一个仍待争论的问题。但是拜登政府既然以恢复美国的全球声望为己任，又要面对国会山暴乱事件等广受国际关注却难以解释的问题，执掌外交核心事务的布林肯无疑需要充分利用自己在青年时即深受其鼓舞的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与建制派(institutionalist)精神。

出身记者的美国外交官并非个例，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就因报道南斯拉夫种族清洗而成名。但对于最高层的外交领导人，如此长期的早年写作经历的确是少见的，并且这些文章尚未被智库报告或政府公文的谨慎风格所规训，保持着未经过滤和消音的质朴性。

布林肯的生父是从事国际投资的美国银行家，继父则是曾任肯尼迪(John F. Kennedy)顾问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在此背景下，他进入了录取门槛颇高的巴黎珍妮·曼努埃尔(Jeannine Manuel)公立高中，并在1980年秋天回到美国哈佛大学。在自家的晚宴餐桌旁，布林肯常常见识全球高层政治家的往来谈笑;在哈佛，他的专业是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课余则很少参加聚会派对，而是培养自己对音乐的兴趣，至少在《哈佛深红报》的朋友们看来是如此。他们认为布林肯有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气质，经常穿着靴子和皮夹克。这种四海为家的成长经历，令布林肯对国际事务中的各种声音都有一种亲近感。“我认为这是他骨子里的特质”，阿布拉莫维茨这样说道。

布林肯的写作首秀是1982年1月发表的一篇时评，讨论美国及其盟友应如何应对波兰危机。彼时受苏联支持的波兰政府已经通过戒严法令，开始限制团结工会的抗议运动。“无论怎样，苏联毕竟无法被摧毁”，布林肯表示，“因此，西方世界必须开始审慎地思考自身举措的长期影响。是时候开始采取能使得温和派在苏联国内占据主动权的措施了，尤其是通过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的手段，辅之以真诚的军备限制协定。”

布林肯未能预料苏联在数年后的顷刻崩溃，但他仍然坚持推动超级大国之间更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为降低核战争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呼吁美俄双方意识到彼此都恐惧相互毁灭，并开展全国性的电视对话以唤起两国民众的人道关怀。当然，这一设想可能是过于理想化的。在一篇1982年的专栏文章中，布林肯认为，“在裁军难行的时候，这种建设性的举措也可以缓和两国的对立并促进彼此理解。”

这种对冲突代价的认知不仅限于美苏关系领域，布林肯同样将其延伸至中东和拉美问题中。1982年，以色列借着铲除恐怖主义的旗号入侵黎巴嫩，布林肯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是“外交的悲剧性错误”，但也批评巴解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暴力对抗，“最终，巴勒斯坦人必须且必然会获得一个家园，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是受害者。”同年，在以色列控制下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基督教民兵对数百名巴勒斯坦难民施以屠杀，布林肯就此写道，“以色列并非它的支持者所期望的那个道义完美、无可指摘的国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

1983年，在CBS晚间新闻栏目，布林肯了解到极右翼军事独裁者罗伯托·奥布松(Roberto D’Aubuisson Arrieta)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EI Salvador)挑起的暴力冲突，他“感到不适”并为之哭泣。这段新闻录像记录了一场处决，一个“或许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被抓着头发提起来，在被宣称为共产主义分子后遭到射杀。在此之外，布林肯还读到了旅居此地的美国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相关记述，他感慨这是“社会道德的衰朽”，并以此呼吁里根政府将萨尔瓦多的左翼反对派纳入谈判之中。然而，白宫的拉美政策一仍其旧，并向萨尔瓦多邻国危地马拉的独裁者埃弗拉因·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提供政治与经济援助，后者的执政作为在下台后被本国法院宣判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布林肯也与那个时代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保持对话，包括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美国外交家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与瑞典外交家奥伯格(Jean-Christophe Oberg)，以及历史学者史蒂芬·施莱辛格(Stephen Schlesinger)与史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在反对里根政府对蒙特的支持时，布林肯毫不怯懦地称之为“白痴行为”;在批评美国对菲律宾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军政府采取的绥靖对策时，他又斥之为“对马科斯的靴带白费唾沫”(verbal saliva to Marcos’ bootstraps)。甚至是在批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人士时，他的语言也时常犀利：“你们曾思考，美国是否真如乔姆斯基所渲染和批判的那样好战与霸道。答案是确切无疑的否定，至少和其他国家相比而言是如此。”

然而，在所有采访对象的印象中，布林肯都是“一位绅士”。时任《哈佛深红报》编辑的施瓦茨回忆道，当布林肯与她对编辑部门的领导权构成竞争关系时，主动邀请她喝了一次咖啡并向她保证，即使竞争失利，自己也“不会有任何不愉快”。在施瓦茨最终成为编辑负责人之后，布林肯选择成为她的副手。

1984年自哈佛毕业后，布林肯在华盛顿的《新共和》杂志担任了一名调研型记者(reporter-researcher)。长期以来，这份刊物以左翼时政报道和评论著称，而布林肯的加入正值此刊开始向更多保守观点开放的转型期。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者大卫·贝尔(David Bell)将此时期称为“这份杂志创办史上的闪光时刻”。贝尔在哈佛时曾听闻布林肯的大名，又与布林肯在《新共和》成为同事。在他们共事的时期，这份刊物“向右转”的一个标志便是1986年一篇题为“反对派的情形”(The Case for the Contras)的文章。里根的支持者们有时会夸耀称，“现在就连自由派的《新共和》都赞同我们了。”

据贝尔的回忆，尽管每周150美元的薪水如同志愿实习生，布林肯的职责仍然包括为编辑们完成调研准备、进行文字校对，甚至是资料复印和寄送邮件等杂务劳动。但无论工作之余还有多少空闲，这些年轻的记者们依然都提起笔去追索自己的写作事业。

苏珊·苏巴克(Susan Subak)也是布林肯的同事，她认为在当时由哈佛毕业的白人精英主导下的新闻行业，盛行着一种“颇为有害的批判文化”，并且存在性别歧视：相较于经验丰富的女性，处于低级职位男性反而更容易得到赞扬并且被安排更轻松的任务。但是在苏珊看来，布林肯在保持自信和学院派风格的同时并不傲慢。

《新共和》有一个传统，调研记者们需要共同为杂志编辑组织一场晚宴。贝尔记得，布林肯尽管当时刚从大学毕业，但在位于华盛顿核心地段的杜邦圆环区(Dupont Circle)拥有一套“设施极为齐备”的公寓，并欣然同意担任晚宴的东道主。贝尔仍能想起，布林肯家中悬挂着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的作品，而他随后了解到，这位抽象派艺术大师是布林肯父亲的一位朋友。贝尔说，“这对我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似乎不太公平，但眼前的这位同龄人，的确有着惊人的天赋，出众的外貌，极其富裕的家境，并且仍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人。”

布林肯以全职记者身份完成的写作并不多，且并非全部与外交政策相关。其中一篇主要作品写于1984年平安夜，这是一份关于时任美国劳工部长雷伊·多诺万(Ray Donovan)的调查：雷伊被控诉与纽约的一场团伙犯罪相牵连，调查焦点是审判的程序。不同于《哈佛深红报》的专栏风格，这篇文章断言称联邦调查局(FBI)已经从参议院获得了证据，并以白宫和联邦调查局只能匿名提供信息为论据支撑了自己的观点。该文的批驳毫不留情，“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表明，这个案件结果最轻微的可能性是劳工部长愚昧无能，最严重的情形则指向肮脏的罪行窝藏行为。”

布林肯在1985年写作的国际议题文章则相对短小，并显露出老成练达的专家口吻，正如他在《哈佛深红报》时的表现一样。当年二月，他就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财政困境写作了一份无可争议的报道。三月，他批评里根政府对韩国总统全斗焕的外交纵容政策，后者因压制学生抗议和监禁反对运动领袖金大中而恶名远扬。布林肯在四月呼吁增强欧洲各国的合作以追诉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这个反对北约的武装组织制造了爆炸和劫持等事件，布林肯认为这是苏联间接资助下的“渗透活动”。

两个月后，布林肯报道了35名共和党官员联名写信向南非大使馆反对种族隔离的事件，并追踪此事在保守派中的后续影响。保守人士认为这封信是在支持“左翼暴民的私刑行为”，但布林肯文章的要点是抨击共和党在道义标准上的前后不一。“如果对于保守派来说，谴责南非等亲西方国家中不尽如人意的人权状况显得过于专横，那么批评危地马拉或菲律宾等政权难道就不是吗?”布林肯还评论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中一名白人学生攻击非裔舍友的事件，认为因此而起诉布朗大学犯有系统性种族歧视(institutional racism)是一种荒谬的主张，毕竟学校已经“展现出对少数族裔学生的溺爱”，包括提供精心的引导和额外课程的机会。在今天看来，这一行文字多少有些敏感和令人尴尬。

布林肯在1985年秋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结束了全职写作的生涯，但仍保持着间隔性的发表，包括1991年《新共和》上的一篇关于欧洲国家堕胎问题的争论(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名为《子宫辩论》(Womb for Debate))。同年，布林肯还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写了一篇更长的文章，对时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首席领导的法国知识分子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进行了描写。布林肯的哈佛同学莱恩也就职于《新共和》，因为了解布林肯对新闻事业的热忱而对他选择法学院的决定感到非常惊讶。贝尔也表示，布林肯自己在作出这个选择时有一种“明确的牺牲感”，他原本可能在《新共和》获得长期留用的资格。

阿布拉莫维茨回忆说，“我以为他会成为一名好记者，一位有观点的作者，一位《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员。”当然，近几年布林肯确实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些观点，不时地批评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同时也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参与国际时事分析。

回到当下，特朗普留给拜登继承的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于布林肯二十年前笔下的图景。美俄关系仍然紧张，普京已经展示出践踏美国内政制度的意愿。布林肯曾表示，华盛顿可以开始寻求新一轮的军备裁减协定，但“拜登总统将会对抗普京先生的进犯，而非开门迎客。”

在西半球，拜登已经开始兜售自己的40亿美元资助计划，用于支持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反腐败运动，以期改善当地治理，进而阻挡向美国移民的浪潮。布林肯的目标也是高远的：在一个华盛顿曾反复开展“政治试验”并激发当地各国强烈怀疑感的地区重构秩序，同时还要避免拜登政府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后者令拜登在佛罗里达的选举颇为不利。布林肯此前的文章，至少已经说明他对美式帝国主义在拉美地区的深远影响有相当程度的敏锐觉察。

如果拜登政府倾向于就以色列近日对待巴勒斯坦人的举措进行问责，作为犹太外交家的布林肯也将发挥独特角色，毕竟他始终在批评以色列的人权记录。但布林肯和其他建制派一样，都将面对另一个非凡的挑战，即向全世界说明美国为何仍是民主国家的一员，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末期的国会山右翼武装骚乱事件发生之后。

推进拜登时代的全球议程，调度世界最大的外交团队，重任在身的布林肯恐怕不会再有太多时间为公众写作，也难以在艺术中暂得浮生片刻闲暇。在《新共和》同事苏巴克的回忆中，完成一篇欧洲时政写作任务之后，布林肯曾向她倾诉：

“倘若有时间写一篇电影评论，我该会有多么兴奋啊。”

文章来源：

Jesus A. Rodriguez,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ony Blinken—in the 1980s, POLITICO, January 11,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1/01/11/tony-blinken-secretary-state-harvard-crimson-college-writing-new-republic-columns-world-view-456699

译者介绍：

陈思翰，中国人民大学20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2/16   发布时间：20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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