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朝辉等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质疑和挑战流行全球的百年定论，需要勇气。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隐喻，早已被众人认定与市场经济有关，但洪朝辉教授和8位专家在2021年1月30日的美国纽约聊斋上，通过一起认真研读经典原文、文献还原“这只手”的来龙去脉，对流行定见提出质疑。这种学术工匠精神值得提倡，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轻信网络信息，不查信息来源、不纠正错误信息、轻易转发不实信息的年代，我们更加需要培养查证原始文献的习惯。】

【洪朝辉，美国福坦莫大学经济史教授】非常感谢孙怡教授的精彩开场，也感谢八位教授专家前来共同会诊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感谢现场近200位来宾，愿意来听这个无趣、无聊、无用的讲座。澳门大学《南国学术》2021年第一期刚刚发表了我的一篇关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论文，引起了很多争论与误解，所以，今天想借此机会，对文章中没有说清，或者说得不合适、不充分的部分，作一个澄清。

目前学术界存在三大流行的定见：1）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市场经济有关；2）“这只手”的术语与思想是斯密的原创；3）斯密对“这只手”进行了详尽而又精细的论证与解释。

对此，我今天对上述三大定见的论证逻辑与思路是4个：1）解释何为斯密所理解的“市場”，为了证明一只看不见的手（A），不是市场经济（B），首先要说明B是什麽？2）何为斯密“一只看不见手”的原始文献、何为“这只手”的原始思想？就是在说明B是什麽之后，要论证A是什麽？3）比对斯密的“手”与斯密的“市場”是否相同？将A与B进行比对，是否A与B没有直接关系。请注意，在这三个论证中，我们只论证斯密本人所写过的“市场”和“那只手”，完全排除其他后人的任何延伸与解释，只拿斯密的原文说话。

除了何为这只手，还要考证“这只手”是如何造成了不同解读？谁是将这只手归功于市场的第一人？然后，就要解释：为何“这只手”会导致今天如此不同的解读？也就是所谓的“三何”之问：何为这只手？如何此手会被理解成市场？为何会被理解成市场？

（一）何为“一只看不见的手”

首先，需要提供证据，目前学界将“这只手”与市场经济发生联系的文献证据。分三类：一是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包括科斯、斯蒂格利茨等诺奖得主。二是西方工具书，包括《英國大百科詞典》、《維基百科》等；三是众多的中文书，包括《國富論》序言、各类字典等。他们的共同点是：“这只手”与市场经济有关。

现在，我们来考证一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论及的市場。《国富论》一共623次提到市场（Market），只有一次提到开放与自由市场（an open and free market），没有一次提到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所以，大家至少不要将“市场经济”一词强加于斯密，这是典型的高级红。而且，《国富论》通篇没有关于市场的精确、明确、严谨的定义，这在今天的博士论文肯定过不了关，但18世纪的思想史就不兴什麽精确定义。

由于《国富论》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义，那我们只能提倡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一个一个地查对、研读。《国富论》623次提到的Market，主要涉及几大方面，我按书中提到的次数为序：1）价格和市场价格（Market Price or Price, 1,364次)；2）供应與需求（Demand, 319次；Supply，178次)；3）政府角色 (Government, 370次）；4）平衡供需（Balance, 90次）；5）劳动分工与市场（Division of Labour, 43 次)；6）資源配置（Resource, 23次）；7）市场率 (Market Rate)等。

根据上述几大类信息，我将斯密所认为的市场的核心价值归纳为三个：一是自由竞争價格 (The price of free competition) ；二是最小化政府的干預；三是最有效地資源配置。

大致明确了斯密所提到的市场意思之后，现在将进入今天的正题：到底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长得怎么样？斯密平生就出版两本巨著：《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加上他最后不舍得烧掉的“天文学史”一文。也就是说，斯密的三本文献中，分别只有各一次提到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共有“三只手”。

先看第一只手：“可以觀察到，在所有多神宗教、野蠻人和異教的古代時期，衹有自然的不規則事件纔被歸因於神靈的體制和力量。火燃燒，水復活；重物下降，而較輕的物質由於其自身的性質而向上飛行；這些都是物體自身性質的必然；即使木星的那隻看不見之手也從未發現並作用於這些物體”（斯密，“天文学史”）（1759年前）。

英文原文：“For it may be observed, that in all polytheistic religions, among savages, as well as in the early ages of Heathen antiquity, it is the irregular events of nature only that are ascribed to the agency and power of their gods. Fire burns, and water refreshes; heavy bodies descend, and lighter substances fly upwards, by the necessity of their own nature; nor wasthe invisible handof Jupiter ever apprehended to be employed in those matters.” Adam Smith,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7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vol. III, p. 49.

“第一只手”与市场经济完全没有关系。其中的Jupiter是应该翻译成木星，还是翻译成罗马的一个万能神朱庇特，见仁见智。

再看第二只手：“這位傲慢無情的地主望着自己廣闊的土地，沒有爲(農民)弟兄的需要而思考，而是想象着由自己消耗全部的收穫……[然而]他的腸胃承受能力與他的慾望之旺盛不成比例。多餘的(資源)他不得不分配給(他人)。因此，所有得利的人都源於這個地主的奢侈和遐想……(其實)富人……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帶領……在沒有意圖、並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會促進社會的利益”。

英文原文：“The proud and unfeeling landlord views his extensive fields, and without a thought for the wants of his brethren, in imagination consumes himself the whole harvest that grows upon them. … The capacity of his stomach bears no proportion to the immensity of his desires … The rest he will be obliged to distribute among those…; all of whom thus derive from his luxury and caprice… The rich…are led byan invisible handto make nearly the same distribution of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nd thus without intending it, without knowing it, advance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1979[1759]), pp. 184-185.

“第二只手”的核心意思：第一，富人的自利慾望無限，但富人的消受能力有限；第二，如果富人没有奢侈慾望和發財想象，富人就沒有動力去僱傭農民、投資土地和發財致富；于是，農民就無地可種，土地就被拋荒，財富也就無從積累；第三，但一旦富人發財成功，他將無法消受多餘資源，衹能通過各種方式分配給他人。第四，這樣，主觀利己的富人，不知不覺地在客觀上爲社會提供了利益。请注意，这里，斯密没有用could, should, would advance等虚拟的情态助动词，而是对“私欲导致共利”的现象，表示坚定地肯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一表述，與上述市场三大核心“自由定价、政府最小干预、资源最有效配置”没有直接关系。

第三只手出现在《国富论》：“实际上，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對公共利益有多少促進。他寧願支持本國産業而不支持外國産業，衹是想要確保他自己的安全；他這種重國內産業、輕國外産業的態度，是爲了最大限度地達到産品的價值，是自利的目的使然。與許多其它場合一樣，他這樣做衹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着，去達到他並不想達到的目的。這種結果，往往既不會對社會更有害，也不是他意願的一部分。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比通常自己所真正希望的意願，更有效、持续地促進了社會利益。”

英文原文：“He generally, indeed, neither intends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nor knows how much he is promoting it. By preferring the support of domestic to that of foreign industry,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security; and by directing that industry in such a manner as its produce may be of the greatest value,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an invisible hand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Nor is it always the worse for the society that it was not part of it. By pursuing his own interest, he frequently promotes that of the society more effectually than when he really intends to promote it.” 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s(NY: Shine Classics, 2014[1776]), pp. 242-243.

“第三只手”的核心意思：第一，投資人重國內產業、輕國外產業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安全(security)，而不是直接推動利潤的最大化。第二，這種國內投資的安全性在客觀和長期意義上，有助於促進投資人的根本利益。第三，在客观上，资本家更有效、持续地促進了社會利益（frequently promotes），再一次不是用可能、也许等情态动词，而是确定的动词。第四，這種爲了投資安全的理性考慮，不一定符合市場經濟所提倡的最佳資源配置效率。第五，儘管投資人滿足了古典經濟學的兩大假設：理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不一定滿足市場資源和效率配置的最有效。所以，与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也没有直接关系。

（二）“一隻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出現不同的理解？

分析了斯密所论及的市场和“一只看不见的手”以后，我们现在需要追溯，在斯密眼里，这只手的原创思想是什麽？在讨论这只手的原创思想之前，需要提一下这只手的术语和隐喻到底是谁发明的？

“这只手”的术语不是斯密原创。这只手起源于Divine Hand、God’s Hand，最早使用看不见手的人也许是古羅馬詩人奧維德，距斯密大約一千七百五十年，距今是2000年以上。以后的莎士比亞、伏爾泰等都提及这只手。插一句，斯密使用的手是单数，而不是复数，因为上帝只能是一个，所以斯密使用这只看不见的手与神学密切相关。但在使用木星时，用的是定冠词（the invisible hand），特指是木星，而在后面两本巨著所用的“手”，指的是一只手（an invisible hand）。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只手”的原始思想。有许多专家以为，这只手的概念和思想是斯密原创。其实，一只看不见手的核心意思就是“主觀願望與客觀後果不符”。这一概念和思想，在斯密之前许多学者已经普遍使用：如英國經濟學家配第；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等，更重要的是比斯密年长53岁的英国与荷兰哲学家曼德維爾，他在1714年發表《蜜蜂的寓言》：提出“私人之惡乃公共利益”（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斯密在1759年的《道德情操論》中，连续多次引用了曼德維爾這一思想，斯密一方面认同曼德维尔的基本原则，主观意愿往往与客观效果相反，但也反對私人之惡的提法，因为斯密主張自利(self-interest)，实际上斯密想为自利的个人意愿辩护。

本来是一个很简单、随意、清楚的一句小小的隐喻，怎么会与市场发生联系呢？谁是学界第一个“始作俑者”？首先，必须指出，斯密去世百年，竟然没有一位经济学大师提及“这只手”，包括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李嘉圖的《政治經濟與稅收原理》、馬克思的《資本論》、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以及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但是到了1875年，劍橋法学教授梅特蘭第一次將“這隻手”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相聯繫。其实，Laissez-faire是在1681年被首次使用，是在法国财政大臣（Jean-Baptiste Colbert）和一位商人M. Le Gendre对话时第一次出现。1751年，它在书面上被首次使用。但是，斯密在《国富论》没有一次使用“自由放任”一词，也不知道他是否读到过25年前发表的关于自由放任的书。但底线是，各位，今后千万不要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自由放任”这个词，尽管他有这个自由的意思，但绝没有使用这个词。

很显然，梅特兰将这只手与“自由放任”相联系，就为后人将这只手与市场相联系提供了想象力，因为前面提过，市场的第二大要素就是“最小化政府干預”，而自由放任与最小化政府干预的原则类似。其实，“這隻手”的原意與“自由放任”也沒有直接關係，相反，斯密再三強調商人與資本單方面的自由會産生許多負面影響，尤其将對員工不利。进入20世纪上半期，也有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到这只手，如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苏格兰经济学家格雷等，但这些人的解读都不具有影响力，直到1948年。

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薩繆爾森出版《经济史》，第一次划时代地将这只手与政府、自由竞争、市场紧密相连，其中的原文是：【斯密】“感到非常激動，因爲他發現經濟體系中的秩序是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神秘原則指引：即每個人好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指引，衹追求自私的利益，但卻取得了對所有人都有利的結果，因此，任何由政府作出的對自由競爭的干預行爲都是有害的”

原文：The canny scot (Adam Smith) “was so thrilled by the recognition of  an order in the economic system that he proclaimed the mystical principle of  “the invisible hand”: that each individual in pursuing only his own selfish good was led, as if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achieve the best good of  all, so that any interference  with  free  competition  by  government  was  almost  certain  to  be injurious.” Paul A. Samuelson,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48), p. 36.

这一段论述，至少六点与斯密的原文和原意不符：第一，斯密在提到“看不見的手”时，完全看不出有“非常激動”的心情，应该是薩繆爾森自己感到很激动；第二，在斯密眼裏，這衹手不是什麽“神秘原則”，而是一个一目瞭然的比喻而已；第三，斯密從未肯定“自私”(selfish)，因爲“自私”最大特徵是“損人”，而斯密肯定的是“自利”(self—interest)；第四，关键的是，斯密關於“那隻手”的原意，沒有包含“政府”與“自由競爭”的關係問題；第五，斯密在《国富论》10次提到“自由竞争”（free competition），其中3次关于价格；3次关于贸易；垄断2次；银行家一次；市场一次，这些都与政府作用没有直接关系。第六，斯密原文用的是肯定詞，表示“這隻手”直接提供了一種動力，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不是用虚拟的情态助动词，更不是玄乎乎的“好像”(as if)。

薩繆爾森这本传世的《经济学》，一共出了19版，卖了500多万册，他在随后的修改版中，不断强化、神化这只手的神奇，但此手已非彼手。比如，他在1951年版中说：斯密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已經看到了一般均衡的基因，但一般均衡是在1870年代发明，斯密已经去世快100年；在1998年的第十六版，还把斯密本人聞所未聞的“帕累托最優”，强加到斯密的这只手。当然，薩繆爾森在經濟學的巨大貢獻不能因为这个理解而被削弱，因为他在1970年獲得諾獎的原因，是他發展了靜態和動態經濟理論、提高了經濟學分析水平。

有了薩繆爾森的加持，这只手的功能顿时有了真正的神力。特别是他在1970年成为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加上他的众多学生也拿了诺奖、成为各大藤校教授。这里，包括哈耶克的“自發秩序”也有了这只手的功能，还有阿羅、托賓等大家也紧紧跟随，目前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孕育、诞生了11大学派，并出现了16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与这只手有关，25本主要教科书重复了薩繆爾森的论点。而且由此还养活了一大批出版社，竟然有33,888本專著提到“看不見的手”，1990–1998年，達到歷史最高峰，然后逐渐减少。

我为什么说，斯密心里对这只手不当一回事，是因为他的著作有一个特点，只要他重视的概念，一定不断重复，例如，在450页的《道德情操論》中，他對“適度”(propriety)“同情”(sympathy)二字，分別重複了310次和212次；《国富论》对市场重复了623次，对价格重复了1364，而在1280页的《国富论》中，对“看不见的手”只提到一次。

所以，英國經濟史學家羅特希爾德(Emma G. Rothschild)认为，“看不見的手”不是斯密經濟學的重要概念，而衹是在開一個反諷的玩笑而已。 1902年出版的嚴復翻譯的《國富論》(譯爲《原富》)，甚至將“這隻看不見的手”忽略不譯了。著名经济学家肯尼迪认为：“對亞當·斯密而言，‘看不見的手’與市場沒有任何關係。”

（三）“一隻看不見的手”爲何出现不同理解？

我们已经讨论两个“何”：何为这只手？这只手如何被理解成市场？下面需要讨论最后一个“何”，为何经济学家会对这只手产生这种理解？

第一是学理原因。詮釋學理論认为，解释者對歷史文本的理解，離不開“前理解”（先入之见），这个前理解很神奇。《潜规则》作者吴思就说，开始读《资治通鉴》，读得云里雾里，但一旦有了“潜规则”作为前理解，结果，发现整部《资治通鉴》，满目都是潜规则，一通百通。但是，所有主觀的“前理解”必須忠實於原文和原意，绝不能将前理解强加在原著，无中生有、张冠李戴。

这里就需要辨别历史的斯密与斯密的历史的区别，而历史上的斯密是比较客观的，斯密的历史则相对比较主观，类似歷史的孔子与孔子的歷史。例如，根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的考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名言，不是孔子说的，但《论语》里有这个意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谁编造的，很难找，因为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不如今天的“这只手”，才过去200多年，但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等到2000年过去，也就成了永远的疑案和悬案。

这里需要提一下，在学理上斯密是怎么看待“隱喻”(metaphor)的。大家知道，斯密不仅是一位哲學家、倫理學家、經濟學家，也是一位修辭學家，是一个慢、很慢的工匠，一般他所寫的東西至少要修改六遍。所以，《国富论》出了四版，《道德情操论》出了六版。当时，“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隐喻在欧洲已经广为人知，斯密使用它只是为了增强文字的表達力，并以“更醒目和更有趣的方式”予以表達。大家可以设想，对于这么一个嚴肅、较真的修辭學家，如果決定將一個小小的隱喻，演繹成一個如薩繆爾森所理解的傳世的經濟學原理，他一定像論述“適度”“同情”“市场”一樣，多次強調、詳盡分析和深入論證。但很遗憾，他在每本巨著中都只提到一次而已。

第二是时代因素。二战前和二战期间，“这只手”的争议难以大规模出现，因为当时市场失灵，所以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盛行，罗斯福新政主导。但在二战后，市场复苏，自由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崛起，包括货币主义、理性选择学派、供应学派盛行，这一背景有助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反映市场需要和学生对新知识的渴望，于是，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一书应运而生，1970年代出现滞涨危机以后，凯恩斯主义失灵，促使有关这只手的研究到1990年代达到高峰，但在2010年前开始式微，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市场再度失灵。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危机后，马克思《资本论》却热卖一样。不同时代，一定呼唤不同的经济学思想。                            

第三个出现将这只手与市场发生联系的原因，来自主观因素。主要有四个主观因素：第一，我们缺乏研讀原始文獻的良好習慣。著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专门研究斯密的大家，他发现薩繆爾森并没有读过斯密原著，只是聽信了芝加哥大學一些助教的二手傳播。

第二，我们一般不願或不敢推翻約定俗成的謬誤。儘管有些學者也覺得將“看不見的手”等同於市場經濟過於勉強，而且有點張冠李戴，但鑑於長期的約定俗成，懶得細究，而且推翻前人定論，風險與代價太大。例如，明明知道哥伦布犯了愚蠢的错误，将南美当成了印度，并把当地土著当成了Indian，后人发现错了，就是不改，只是更愚蠢地将假的印度称为西印度，真的印度称为东印度。這也是滯後的傳統力量和頑固的歷史慣性之可怕。

第三是因善而误。有些學者其實知道“看不見的手”等於市場的說法不是斯密的原話和原意，但覺得這種“高級紅”的手段也無傷大雅，不必較真、小題大作。而且，流行的錯誤解釋更能提升斯密這個自由市場經濟學之父的光輝形象，老百姓又不懂斯密高冷的文字修辭和理論精髓，但一句淺顯易懂的“看不見的手”，既雅俗共賞，又趣味盎然，还可以觸類旁通、自由發揮，豈不妙不可言？加上，經常引用“這隻手”也是經濟政策和政治論戰中的有力修辭，有助於有效、有力地宣揚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和理念。

最后，有些學者習慣拉大旗作虎皮，試圖利用大師的“名言”，為自己的特定觀點“保駕護航”，希望出現誰反對我的觀點，誰就是反對大師的寒蟬效應，結果就導致長期以來的以訛傳訛，積重難返。这里既有机会主义的投机，也有实用主义的杜撰。

最后作个结论，首先，今天分享的文献研究有五个要点：第一，斯密一生的著作衹在三本著作和论文中，各一处提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第二，这只是一句隱喻：主觀爲己、客觀爲人，與市場經濟沒有直接關係；第三，“一隻看不見的手”的術語和思想都不是斯密的原創；第四，將“這隻手”與“自由放任”相聯繫的第一人是1875年的劍橋法律教授梅特蘭；第五，将这只手與“市場經濟”直接聯繫的第一人是1948年的薩繆爾森。

还有一点感悟：根据这只无形之手的原理，我们也要防止自己主观良好的愿望，导致客观的损害。对斯密，我们要防止因爱而编；因编而信；因信而损。Warren Samuels认为，“在经济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一只什么看不见的‘手’，继续误用这只‘手’，只会导致整个经济学界的‘尷尬’”。

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学者的思想色彩是什麽，不重要，左中右，完全是自由选择，我们必须互相尊重，但澄清原始文獻真相是我们所有經濟史學者的共同使命與責任，這與我们的思想意識、經濟理念和政治觀點不應存在任何關係。没有真相，何谈左右？只有真相得以呈現，學者才能根據共同認定的真相表達各自的觀點，不然的話，任何討論與研究都難以達到求實、求真、求是的結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求“真”，后争“论”。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各位隆重推荐澳门大学的《南国学术》，不是因为它发表了我这篇论文，而是这是难得一见的大量发表文史哲的一本中文杂志，也许我是孤若寡闻，但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学术界，这本杂志应该是一朵人文学的奇葩。尤其感谢《南国学术》的主编田卫平，他的中文编辑功力绝对是我所见过的最厉害的一位。

【洪朝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百年误读：文献还原亚当·斯密的隐喻”，《南国学术》（澳门大学），2021年第一期，第4-15页。（责任编辑：田卫平）】

下面是八位教授专家从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神学、修辞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洪朝辉教授演讲的评论与提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1、吕行，芝加哥DePaul大学修辞学荣退教授】洪教授的这个精彩演讲涉及了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和修辞学。一以贯之，高屋建瓴。给我们揭谜了Adam Smith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个神话的来龙去脉，我受益匪浅。我的感受分三个方面：第一，神话 myth 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说服作用。第二，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怎样被误读和误传的。第三，Smith对修辞领域的贡献。

我先说明两个概念：（1）我在美国学的修辞学是西方意义上的Rhetoric，主要成分是说服学或说辩学。亚里斯多德把 Rhetoric 定义为“The faulty of discovering all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 in a given situation.”中文就是“在各种情景下，使用各种手段说服他人的能力”。所以，这是一门通过语言的使用改变他人的认知和行为的艺术。中文翻译为“修辞学”的这个误差以后有时间再讲。

（2）我会把洪教授指出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误读误传，篡改或修正解释为一种修辞手段（a rhetorical strategy）。这个手段叫 appropriation，中文是“借用”的意思。就是指借用他人的概念、文体、艺术形式、或语言及文化符号为己所用，并赋予新的意义，以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

首先，神话（myth）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作用？Yuval Noah Harari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说过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是有限的，但想象力是无限的。人类凭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了无数神话，共同分享的神话能使无数陌生人产生共同的认同和有效地合作。

神话就是故事，是由文字或口传的话语符号构成的。在一个社会里人们都说同一个故事的人多了，并且不断重复，代代相传，这个故事就成了神话。东西方文化里都有许多神话的例子。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里的古希腊神话，中国古代神话里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都是神话。人类最早的神话来自宗教，用来解释事物，安慰心理，提供生命意义，解释不可知的现象和预测未来。

在现代社会里，神话和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如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等都是人类创造的神话。神话具有激励言行和价值判断的作用。有些神话是应时而生的，有些神话在人类的进步和经历中被打破，有些神话被当作真理或信仰。“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神话，洪教授的演讲就是帮助我们去神化（英文是demystify）。

如果神话是一个群体分享和认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总是被奉为英雄。根据洪教授的研究，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私人之恶乃公共利益）就是这样的经济神话（夸大这只手的神奇功能）。亚当斯密就是那位被世人捧为给人类创造经济奇迹的英雄。

神话一般都具有情感调动的作用，经常是排斥逻辑和理性的。我认为神话确实能调动人们的潜力和激情，但一旦神话被极端化或成为信仰，人们的认知容易产生虚幻，脱离现实，缺乏批判能力，也是有很大的破坏力的。在英文的解释里 Myth is “a wildly held but false belief or idea.”所以我们需要不时地审视和以批判的态度看待神话。

第二，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例子。诠释学（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of original texts）是讲在学术研究上，尤其是历史、文学、修辞等人文科学研究里诠释原始文本的研究。但正向洪教授所说，学者很容易在诠释上有“前理解”或先入为主。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本的解释很难达到客观，一般都有主观意向。尤其是如果学者之前已经对研究的题目有所了解，很容易已经形成了某种偏见和自己的主观理解。虽然严格来讲诠释的意义（meaning）要与原著所处的情景（context）相联系，但有些学者会故意把原始文本诠释出新的意义来去迎合当下的需要。这个过程叫appropriation 或借用，当然借用就会有篡改的嫌疑。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牧师对《圣经》的讲道，宋明理学对孔孟思想的诠释，传统儒家思想用于现代管理，道家佛家思想成为养生之道等。

洪教授通过对历史文本严肃认真的研究，向我们解释了Smith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是怎样被误读、误传、误导到其他经济范畴的。这个例子启发了我对达尔文进化论被appropriated或“借用”的思考。

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是大家熟悉的自然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他发明了进化论。他 1859年出版了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书的全名是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这本书由留德学者马君武翻译成《物种起源》。 1903年出版了部分章节，1920年出版全书。我读了英文的原文。

达尔文通过他多年对植物和动物的观察，得出自然界的生命是通过“struggle for existence” (为生存而斗争) 而得以不断转型、多变和进化的。而有些植物或动物受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会在转型的过程中被淘汰。

这个理论在当时很有争议。为什么有争议？因为在19 世纪中期的英国，虽然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可是宗教影响还是很深，大部分人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是由上帝创造的，因而自然界的一切是不变的，所以还不能接受自然进化这个科学理论。达尔文为了能说服公众接受他的观点，在他1860年出版的第二个版本的On the Origin of Species里边解释说，这个生物自然进化的过程其实都是上帝的安排和旨意。达尔文的这种解释就是“借用”上帝来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和说服大众（appropriation through invoking God）。根据John Angus Campbell的研究，达尔文为了能进一步说服公众接受他的观点，使用了“natural selection”（严复翻成“物竞天择”）这个隐喻（metaphor）来描写进化的过程。并把这个隐喻等同于人们熟悉的“artificial selection”人工选择 (e.g. breeding 配种)。达尔文进一步说明那些被淘汰的物种不是上帝的最佳选择，上帝只允许先进的（advanced）物种存在。达尔文自己知道他是在用这个隐喻误导大众的认识，自然选择和配种选择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但在当时基督教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背景下，他只能这样解释才有说服力。而实际上他的进化论理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科学界普遍接受和传播。

1864年，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学者Herbert Spencer (赫伯特 ∙史宾塞) 哲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在他自己的书里Principles of Biology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诠释为 “社会进化论”，并提出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适者生存”) 这个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竞争的残酷性，经济上“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economics）政策的合理性。Spencer 的做法就是通过“借用”的手法误传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并给与以新的意义。后来还有学者进一步“借用”“社会进化论”来解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free will），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合理性。达尔文的原著里提到“natural selection”时没有提出社会进化论。达尔文的原话是 "Survival of the form that will leave the most copies of itself 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存留下来的生物会传给下一代）。Herbert Spencer 才是社会进化论的首创者。

有意思的是，严复（1854-1921） 1879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翻译了很多西方书籍。其中包括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和Thomas Huxley （托马斯∙ 赫胥黎1825-1895）的Evolution and Ethics这本书，中文书名翻译应该是《进化论与伦理学》。Huxley   是英国生物学家，他在他的书中极力推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严复把Huxley的书名翻成《天演论》，1898年出版。我多年前读过译文。其实《天演论》的反译（back-translation）是 transformation granted by Heaven，这与 Huxley的原书名并不相符。但是这个翻译却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当时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和甲午海战的惨败，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严复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的核心总结为中国人熟悉，又好记，朗朗上口的四句成语的文体：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虽然在书的序言里论述了“信达雅”的翻译理论，但他并没有直译原文的内容，而只是解释了大意，并单独有一部分完全是自己的观点。他借用了中国传统观念里的天、道、仁、生等概念来解释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警示语。这些口号唤醒了中国人对国家面临存亡的危机意识。推动了当时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

第三，斯密对修辞领域的贡献。亚当 ∙ 斯密不仅著有大家熟悉的《道德情操论》和《富国论》，他还熟知历史、文学、修辞学，通晓法文和意大利文。亚当∙ 斯密受过良好的古希腊古罗马修辞学的教育，也曾在英国一所大学里教过修辞学课（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上过他这门课的两个学生把他的讲座整理成笔记。这个笔记1958年才被发现，由John M. Lothian整理成书。书名为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书名可译成《说服学和写作艺术讲座文集》），1963年发表。在洪教授的启发下，我读了英文原文。这里仅介绍斯密对 orators or public speakers（演说者）的一些要求。

斯密认为说服成功有三要素。第一是 sincerity （诚意或真诚）来表示演说者的品德。第二个要素是 decorum and propriety（切合时宜，讲究礼节）。第三个要素是对所讲内容或题目的熟悉。其他说服成功的条件是有趣 (interesting)、实际 (practical)和题目的尊严性 (honorableness of the topic)。

他要求演说者使用语言时要清楚严谨。提倡用短句，不建议过多使用华丽语言。但他赞成使用隐喻，演说要幽默，结构要简单、条理要清晰。他建议罗列要点时用3点，不是2 点或4 点来讲每一项内容。因为3 给人开始、中间和结尾的印象，比较好记。

他还强调说服要建立在情感诉求上（比如怜悯、焦虑、悲伤、愤怒、仇恨），因为强烈的情感诉求能推动行动的实践。但他也重视有证据的逻辑推理，强调尊重事实的重要。他建议在面对敌意的受众时，演说者使用归纳逻辑的方法，以此与受众建立共同点。面对友好的受众时，用演绎的方法，使受众更愿意听下去，与演说者达成认同。

斯密对演讲技巧（delivery）也有要求：即语气要直接、简单，多样、有尊严。用激昂的高音开始，用肃穆的低音结束。斯密的修辞理论非常之详细，可以编成教科书了。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介绍了。总之Adam Smith是一个丰富多彩，学富五车的文艺复兴式的全才学者。很值得我们从各方面深入研究和了解。

【2、刘金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当·斯密“无形之手”被长期误读，甚至谬误，洪教授给予了无以伦比的历史解释。还可增加一点，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助推了“无形之手”魔力。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极大了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打碎了“神”对人的控制，当然期盼挣脱“他人”或机构的控制。经济学偏好科学的逻辑和方法来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推动了“无形之手”成为神话了的学说。

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中的。在中国西部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地形极度割裂。长期维持在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自然经济状态，习惯于产品的交换，而不是商品的买卖。近百年来，市场机制侵入到这些地区，商品买卖逐渐兴起，但部分群众还习惯于低价的出售，而不是追逐商品生产的利润。“无形之手”的魅力和能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结构的压制。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会进一步形塑新的全球化过程。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退化等全球环境问题，欢呼着人与自然关系重新定义。这需要加速填补现行全球治理撕裂而带来的赤字，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可以预言，国际治理秩序与多样性的底层政府与市场关系之间的张力会越来越大。在新的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在新的全球治理格局构建过程中，既要尊重基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多样性，又要实现国际治理秩序的效率，将会是一个国际社会面临重大的问题。我认为，这应当是斯密那一只“无形之手”去神秘化后的重要启示吧。

【3、孙怡：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洪教授的历史研究堪称典范。历史学的法宝就是对原始资料的研究。而对洪教授这一论题来说，这些原始资料就是亚当-斯密的著作本身。大家可以从刚才的演讲中看出，洪教授对原始资料的梳理是极其精细、详尽的。

洪教授提出的其中一个要点就是，不论一个人的主张和学术立场无论多么鲜明，它们都是会不断发展的，而亚当·斯密本人就是如此。他强调市场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主要作用，然而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亚当·斯密在他其它的著作中至少默认了商人的贪婪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必要性。目睹1770年代工业革命造成的明显的经济差距与社会不均，大概与他这一观点的演变有很大关系。

我个人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注重斯密著作的历史背景。《国富论》发表之际正是“重商主义”在英国及其欧洲盛行之时。这种政策远远不只是政府对进出口的干预，而是一种变相的大型私营公司与政府联手后形成的一种在进出口方面的经济垄断。亚当·斯密强调市场的作用可以理解为他对"重商政策" 的不满并由此提出的抗衡方法。

洪教授用翔实的历史资料论证了亚当·斯密在提出"看不见的手" 这一说法时，其实也表达了对富人的自私自利甚至贪婪的不满与失望，这一点在洪教授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具体引用中表达得很清楚。这些人只打算获得自己的利益，对市场没有任何概念与规划，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一个本不属于他的意图的目的。虽然亚当·斯密被誉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鼻祖，但他的著作不只是单纯地论述经济问题（即储蓄与投资、生产与消费、商品与分配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的评价，甚至是对政治经济实质的观察。

洪教授的学术探讨和发现无疑表明，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对他们所代表的全部内容的考察。同时，他也给其他学者一个警示，那就是如果仅仅从历史人物的杰出作品中摘取几个琅琅上口的句子或词语来包装自己的思想，那么这样的观点也将会受到像洪教授所做的这样严格、严肃的学术解剖。

如果说洪教授的分析有什么缺失的环节，那就是它应该进一步解释亚当·斯密著作中还有哪些地方有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困惑，甚至会导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他的著作是否有足够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是否有其自身分析上的漏洞？另外，如果亚当·斯密这样的名家和他的名著都给后人留下诸多的疑问，那么还有多少其他著名的历史人物及其观点有可能被误解甚至曲解，进而需要更多的人进行锲而不舍的考证与分析？另外，我最想知道的是洪教授为什么对“这只手”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4、孙美萍：福坦莫大学经济系教授】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人员和经济学教授，从我大学本科第一门经济学概论的课开始，就被教导说“看不见的手”跟自由市场是相关的，后来学的所有微观经济学的课程也反复提到这个概念。我自己当了教授之后也是这样教导学生的。看了洪老师的文章，我非常的惊讶，原来亚当·斯密的原文中“看不见的手”并没有跟自由市场直接相关。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因为本科是在美国念的文理学院，我一直认为自己对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做的很好。之前觉得这么多经济学的泰斗都把“看不见的手”跟自由市场连在一起，肯定这个事情是没问题的，所以从来没有从《国富论》原文考证。但是通过阅读洪老师这篇文章，我意识到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好，之后要更加加强学术工匠精神和坚持考证原文的习惯，在批判思维上做的更好。

最近一些社会新闻报道里一直引用了一句古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认为老天并不仁慈，只把万物当作没有生命的贡品，用来隐喻现在的社会弱势群体很多时候生活困苦，遭遇不公，却没有得到帮助和关怀。我之前也一直把这句《道德经》中的句子解读为这个意思。好像老子在几千年前就推崇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应该适者生存，而弱者活该淘汰？

受到洪老师文章考证精神的鼓励，我决定去《道德经》原文考证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五章，这句之后的一句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结合上下文来解读，老子应该是想表达，天地看待万物是一样的，不对谁特别好，也不对谁特别坏，一切随其自然发展，跟“万物霜天竞自由”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任由万物自由自在的生长发展。原来我们一直通俗对这句话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5、张晓玲：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在正式表达观点之前，请允许我表达一下：洪教授对文献找回初心的执着态度和“无不怀疑”的思维模式，我表示无比认同。这对当下全盘接受，直接‘拿来主义’的文献引用文化无意是敲了一记警钟。接下来我来谈下个人比较粗线的几个观点：

首先，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其本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主流经济理论提供合法性依据? 从洪教授的演讲中，加之过去2周时间，我重读斯密的著述，基本判断是这里面一共出现了三只‘看不见的手’，而且这三只看不见的手都是作为隐喻( metaphor) 来使用的。那么关键问题来了，什么是隐喻？

实际上，隐喻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本身乃作为文本叙述的一种文字表达技巧；在一个文本中，隐喻可以直接承载某种特定的思想，但也可以并不直接承载特定的思想，是否直接承载特定思想主要由文本的特定语境和语义来判断。如果文本语境和语义上却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应该从文本的上下文联系中再做出进一步的推断：比如，分别出现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两处“看不见的手”隐喻，实际上分析的是多种多样的“人性”及其社会影响。实际上，这种特定语境和语义下的“看不见的手”隐喻，与多数经济学者们所说的市场机制所发挥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原理是不同的。

第二，在《国富论》中斯密写道：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该利益。他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自己资本的安全；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实现最大化，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翻译自斯密的原著）。根据我个人的判断和理解，斯密解读的更应该倾向于一种“行为经济学”的范畴，从文本的上下文语境来看，这段话所讨论的其实是通过揭露市场本身的局限性来客观分析理性人的个体行为选择。也就是说，当（国内、国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资人倾向于投资在信息相对充分的国内市场，这样的个体行为决策符合经济学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但最终结果如何，取决于终极的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低。

第三，洪教授的演讲中引述的斯密著述中三处“看不见的手”的隐喻，不论是文本语境还是字面语义，都各不相同。我们因此可以推断，他们并不具备原始概念的原创一致性，也缺乏理论逻辑搭建的错落层次（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一般会逐层递进或者互补阐述，最后通过实证数据加以验证该理论），但斯密的书中最终也没有旗帜鲜明的提出并阐释足够多的思想，更缺乏科学的论证方法。这就从侧面证明了，正如吕教授解读一样，作者或许仅仅采用隐喻的方法，帮助斯密陈述他的一番言论罢了。

最后，是关于福利经济学定律：“任何竞争性市场均衡都是符合帕累托效率原则的”的反思：受洪教授的启发，我这段时间做了一些文献整理工作，历史上，是否存在“一般均衡解”曾经一直悬而未决。而事实上第一个尝试采取数学方法进行理论转换的人是瓦尔拉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其实就是一个描述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线性方程系统。

让我们再脑洞大开一下，既然可以把市场“神话”为全能（all-mighty）的无形力量，那么想象下，如果我们把一般均衡模型里面的‘市场’替换为‘政府’，那是否可以把美国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在一秒钟内切换为“朝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更或者，可以引入第三方力量（技术或者AI），替换原来的“市场”；这个一般均衡又是怎样的？

问题因此应运而生，究竟谁来终结这个市场 all-mighty论的神话呢？我们看到，当市场论被应用到公共治理领域，诸如“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等概念开始甚嚣尘上。当发轫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我在思考是否第一个终结市场的终结者是市场本身？而自从中美贸易争端以来，“逆全球化”趋势不断明晰，洪教授今天的反思亚当·斯密及其与主流经济理论之间的真实联系这一学术问题，既具有深刻理论意义，也对大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实践意义。

【6、张祥国，美国福坦莫大学管理学博士】–“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美学浅析

要说有一位经济学家著作中的一句话被发展的最为轰轰烈烈，为它研究的学者之众、论文之多、普通民众日常口语中运用最广，莫过于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仅提到过一次的“一只看不见的手”。

感谢洪教授给予我在沙龙中参与探讨的机会，能与这么多一流的教授一起探讨、点评洪教授近期发表的论文《“一只看不见手”的百年误读》，深感荣幸。在沙龙发言前的近一个月时间，我非正式的询问过许多人：如何看待斯密提到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尽管许多人并未阅读过《国富论》，但基本上都将它看作是自由市场的代名词，由此可见，更有必要还原一下斯密著作的原意，也足见洪教授这篇论文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一共三次在三个不同语境中运用了看不见的手的隐喻，以下是我拜读了洪教授论文之后对斯密这三次提到“看不见手”这个隐喻的浅显理解：

第一次：“可以觀察到，在所有多神宗教、野蠻人和異教的古代時期，衹有自然的不規則事件纔被歸因於神靈的體制和力量。火燃燒，水復活；重物下降，而較輕的物質由於其自身的性質而向上飛行；這些都是物體自身性質的必然；即使木星的那隻看不見之手也從未發現並作用於這些物體”（斯密，“天文学史”）（1759年前）。

亚当·斯密涉猎的学科范围很广泛，是一个集大成的思想家，他学习过英国文学、法语、意大利语，道德哲学、逻辑学、物理学、修辞学，专心写过天文史的文章，必然知道木星拥有着巨大的体积和质量，这使得木星能够吸引更多来自太阳系的陨石，以木星为主、以月球和众多小行星带为辅，加上地球自带的大气层，它们一起为地球撑起了一道天然的星空屏障，使得地球被陨石撞击的概率大大降低。可以说，如果没有木星，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就无法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繁衍，而且木星的引力对太阳系内的平衡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木星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地球，然而对于“火燃烧、水复活、重物下降、而较轻的物质由于其自身的性质而向上飞行”这样的自然法则，木星那只看不见的手也从未发现并作用于这些事物。斯密对于宇宙天体的思想基础来源于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以及牛顿，他从认知宇宙天体之间自然与自然的秩序不受干扰的关系，为其胸怀建立道德伦理和经济上的“自然自由体系”的雄心，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而且这个隐喻中的木星，我私以为斯密还暗含了另一个隐喻，就是也可以将某些喜欢将木星当作丘比特神的人，某种慰藉。对于他自己，应该更愿意看到的是自然界的天体—木星。

第二次：“這位傲慢無情的地主望着自己廣闊的土地，沒有爲(農民)弟兄的需要而思考，而是想象着由自己消耗全部的收穫……[然而]他的腸胃承受能力與他的慾望之旺盛不成比例。多餘的(資源)他不得不分配給(他人)。因此，所有得利的人都源於這個地主的奢侈和遐想……(其實)富人……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帶領……在沒有意圖、並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會促進社會的利益”。（1759）《道德情操论》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第四卷—论效用对同情感的影响中的第一章，有一段话：论效用的表现赋予一切工艺的美，兼论这种美所具有的广泛影响。斯密说到：“效用是美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已被每个对什么东西构成美的本质略有考虑的人注意到了”，他认为任何工艺品恰如其分设计所带给人们的那份美感、适宜性，且为达到这份适宜而对工艺过程的精确调整，常常比最后所得到的那份美感更受重视。斯密继续延伸到旁人（旁观者）虽然羡慕富人的豪宅、华服等等，但更钦羡富人们所具有的那些能耐、方法，正是这些方法能精细和巧妙地适应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斯密认为如果人们只是为了最后获得的幸福感到满足，而抛开为了增进这种满足所使用的各种精细的方法所具有的美，那就显得极其粗俗了。

正是这种效用之美激起了人类的勤勉付出，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共同体，并进一步创造和推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因而完全有理由相信，斯密笔下的这位傲慢无情的地主也是领略到了这份效用美的人，他对土地的奢望和遐想的前提是在效用美吸引力的引导下产生的，而且主要是他的想象力带给他精神上愉悦之美以及适宜性感受，要多于土地产出给他的胃肠带来的愉悦，虽然他雇用许多人为他完成对土地丰收的遐想，并挑选最好、最中意的东西满足自我的私欲与贪婪，然而对效用之物生产出来的过程与设计、想象与渴望给地主带来的愉悦感，胜过他享用这些收成物带给他的感受，而且他在享用这些食物的同时也会继续遐想明年如何更精妙的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对于这样美好事情的遐想和追求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地主的脑海里引导着他，为了达成未来的愿景，他自然完全愿意将这些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将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这同样符合人之心性自然的、合作的、道德的之本性，增进了社会利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手段就合情合理了。

若没有对效用之美的带来幸福感受的追求，一个只为自己的私欲、无尽贪婪的人，怎么可能做出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的分配呢？斯密第二次用到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指出了人与人的道德合作是在对美的不懈追求中。

接着斯密继续延伸了对美的追求这一理念，就是人们对于体系的热爱、对秩序美、工艺美和创造美的注重，促使人们对体系的完善、对技艺和发明的喜好，对于这些过程经历所带来的感受胜过所达到的目的，因而与其说是在追求公共福利的目的，不如说是在完善和改进某种美丽的、秩序井然的体系的想法，这样的追求带来的精神愉悦，胜过有些极为仁慈的人们对公共福利所作出的完善和改进。

第三次：“實際上，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對公共利益有多少促進。他寧願支持本國産業而不支持外國産業，衹是想要確保他自己的安全；他這種重國內産業、輕國外産業的態度，是爲了最大限度地達到産品的價值，是自利的目的使然。與許多其它場合一樣，他這樣做衹是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着，去達到他並不想達到的目的。這種結果，往往既不會對社會更有害，也不是他意願的一部分。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比通常自己所真正希望的意願，更有效、持续地促進了社會利益。”《国富论》（1776）

17―18世纪，欧洲人文主义的主流思想成为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思想基础，自然科学取得长足的进步，理性主义成为其主要的思想支柱。然而封建君主专制依然存在，普通民众的利益不断遭到侵犯与剥夺，弘扬理性、解放思想、建立新的意思形态，影响着整个欧洲的人们，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富国裕民的经济政治体系，一种是重农主义，另一种是重商主义。在《国富论》中斯密崇尚商业社会，认为商业社会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促进城市、贸易、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促进和发展法律制度的完善。然而他也清醒的认识到商人们的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对政治的影响力，更有可能对人们的思想构成威胁。不过尽管如此，商业社会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奴性和个人依赖性的解毒剂，创造普遍的富裕和繁荣（引自朱嘉明）。

商人们十分明白，重商主义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被认为是一国致富的两大重要途径，但这些政策在商业上总有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左右的空间，在鼓励政策和关税减免政策上大都如此，以至一些大型制造业者在某些场合将这些免税条例，推广到了大大超出他们所要用的工业原材料的范围。为了追求资金的安全，利益的保障，能在国内产业生产的东西，为何要到国外去呢？这是不明智、不理性的做法，因此他们总是这样重国内产业，轻国外产业，为了最大限度的达到产品的价值，犹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去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的时候还要大。斯密在此深刻的诠释了商业社会的优点与缺点是如此紧密的交织在一起，这样的自发行为所产生的两种结果似乎更能被遵从自然秩序原则下的客观理性所接受，他继续说到：“比起我从不知道的那些假装为公众利益而交易的人做的好事还要多，然而这种矫揉造作的行为，在商人中并不常见，用不着用什么话就能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

斯密从《道德情操论》中人们对工艺品效用之美的追求、思辨到效用美的表现，赋予了人的品质和行为的美。在人的行为中，斯密认为首先是要有较高的推理和理解力，才能觉擦到自己行为的长远后果，并且预见到从中可能产生的利益或害处；其次才是自我控制力，有控制力才能做到放弃眼前的快乐或忍受眼前的痛苦，以便在将来去获得更大的快乐和避免更大的痛苦。只有这两种品质结合构成了审慎的德性，那对于个人的行为才是中肯的。

演进到《国富论》中所述商业社会的交易行为的具体表现是理性，是对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直接追求，而不是矫揉造作的行为。这正是休谟的哲学思想对斯密的深刻影响，但斯密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超越了休谟，认为人性必须被道德的理性所约束才能在人与人的交往，以及商业的交易上保持真诚、守信，而非矫揉造作、弄虚作假，只有在这份真诚守信的指引下，才会出现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比通常自己所真正希望的意願，更有效、持续地促進了社會利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密很在乎他人将他看作哲学家的学者，因为他崇尚自然秩序，追求的是真；从效用中觉察到美，这份美不仅是来自工艺品带来的直接的适宜感和幸福感，而是在遐想中设计和创造、以及在生产中不断改进直到精确完美，这样实现效用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感受，即使遐想中包含个体对愿景实现后有奢望或贪婪的享受，他觉得也是可以包容的，这是哲学家广阔的胸襟中所追求的善。而这些善体现在商业社会的交易中，那是诚实守信，追求商业利益直截了当，而不是矫揉造作，这样的社会纵使还有很多不足和缺陷，也是进步的，也是当下、此刻相对而言最美的！

斯密著作中三次使用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木星对地球，到地主对雇员，再到商人与商人的商业交易，由客观到微观、由远至近，一步步贴近人们生活。从自然科学的真，到人间的善，到社会群体活动中体现的美，无一不浸透了一个哲学家悠远的情怀！

【6、黄小慧：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感谢洪教授从历史学的角度为我们澄清了一个长期被误读的重要概念。一直以来，“看不见的手”被认为是市场机制的一种比喻说法，并常常与政府干预相对立。大量的经济学教材认为“看不见的手”等同于自由市场或自由竞争的这一概念由亚当·斯密提出。洪教授的文章阐明了这其实是一大谬误，“看不见的手”与自由市场竞争相联系其实仅有数十年的历史，“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只是斯密的一个隐喻，并没有后世的学者所附加的种种含义。洪教授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往后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

第一，学术的本质应该是大胆地进行质疑与探索，而不是盲目地追随所谓权威。第二，对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学生，应该更多地鼓励阅读原典，而不是简单阅读二手资料。第三，扎根文献与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同等重要。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实证研究不仅启迪着研究者从现实世界发现问题，同样也是验证理论和结论的必要手段。

在斯密所处的年代，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天然形成的。这种基石性的学术观点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而被广泛认可，却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因为经济大萧条而被动摇。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现代意义的宏观经济学也逐渐形成。但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面对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的状态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逐渐被广泛认可。也许是因为名字中都带着“自由”二字，新自由主义往往被误认为是要回归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完全不干预及放任自由的状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尽管新自由主义高度肯定市场的作用，但它的实质不是简单的“拆墙松绑”而是“建构”：它要为新的自由市场建构一套新的制度（M. Foucault,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2008），以克服市场固有的局限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新自由主义主要采取了四种手段：（1）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使企业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的提供；（2）放松金融监管使金融资本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3）解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管制，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容忍更高的失业率；（4）限制工会的力量（D. Cahill and M Konings,Neoliberalism.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学者们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解读对“自由市场”的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自由市场是需要建构和维护的，不是自然形成和天然有效的。Gamble（1988）认为自由经济和强大的国家并不矛盾，撒切尔主义其实是致力于同时建构“the free economy”和“the strong state”（Gamble describe Thacherism as an ideology committed to both “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Friedmann（Empowerment: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Blackwell, 1992）认为市场在确保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至关重要，但必须通过适当的规划干预，来限制其力量以确保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Vogel（1998）观察到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会带来一个“更自由的市场”，但是，这个过程在实际操作中也涉及到对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重新规管，因此，放松管制及权力下放也意味着一个重新监管制度的过程(Vogel, S. K.,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重塑，社区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力量加强甚至联合，社区被期望成为平衡甚至抗衡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为了节省公共开支，将大量责任下放给社区，例如让社区承担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与设施等工作，这势必导致社区的权力和义务发生改变（K. Kelly and T. Caputo,Community: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Policies, Programs, and Practices. North York: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这些现实世界的变化引发了关于政府、市场、社区三者关系的新讨论。我们当今所处的年代相比斯密、马歇尔以及萨缪尔森的年代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看不见的手”的字面意义出发，所谓的“自发调节”是否只指市场机制？居民自我组织的行为、社区的自主力量，是否也能视为一种调节力量？社区是否是能作为一个与市场、政府并列的角色？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回答。

最后，再次感谢洪教授对“看不见的手”的来龙去脉的深入探索，使我们深受启发，受益匪浅，同时感谢洪教授一直以来对我们CIURG的支持！秉承洪教授不迷信权威的智慧和历史研究的方法，CIURG从微观历史的视角，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城郊地区进行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解读乡村社会的城市化进程，通过了解基层社区民众的日常生活探索政府、市场、社区三方力量的互动与关系( S. W. Wong, “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 of State Building: Local Governance Reforms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5)(2015):912-926; S. W. Wong, “Land Requisitions and State–Village Power Restructuring in Souther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224(2015):888-908.)我们未来也将继续扎根文献、扎根田野，进一步深入探索上述话题，坚持从现实中提炼新观点，推动新理论发展(theory production from the locally specific experiences)。

【7、鲁进：普渡大學西北分校教授】亞當·斯密（1723-1790）的著作屬於思想史的範圍，而不僅僅是經濟學，因爲在他生活的歐洲十八世紀，學科劃分不像十九世紀之後那樣專門化，那時的学者往往同時涉獵哲學、宗教、歷史、法律、經濟、小説、戲劇甚至詩歌。我的博士學位領域是法國啓蒙文學，論文研究天主教耶穌會《特萊塢書評》(Les Mémoires de Trévoux)評論家筆下宗教與文化的關係。

洪教授今天的讲座体现了追根溯源研究思想史上流傳久遠且影響广泛的觀點的基本方法。他做了三个方面的梳理：第一：研究歷史文本；第二：研究歷代思想家對文本接受的變遷和相關學科思想的發展；第三：探討文本中的理论在今天的地位。我們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活動與當時有何不同？我們的研究理論和能力與當時比較有哪些發展？我們在哪些方面可以做修正、補充和發展？在這方面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2013年法文原版，2014年英文、繁體和簡體中文譯本)在近年影響很大。

我的點評集中在历史文本研究方面。历史文本研究不僅要求閲讀原文，還包括熟悉原文構思和發表時期的語言、個人和時代的思想歷史背景、以及對作者有深刻影響的其他作家。具體到亞當·斯密，那就包括閲讀他本人的主要著作，熟悉十八世紀歐洲思想的氛圍和對斯密影響較大的其他作家，這樣才能對“看不見的手”在斯密思想中的位置做出恰當的評價。斯密的思想，尤其是個人追求私利能夠促進公共利益的觀點，受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影響很深，但同時也有重要區別。

法國十八世紀耶穌會評論家1740年在《特萊塢書評》中針對曼德維爾的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第六版，發表過三篇系列文章激烈批評，因爲曼德維爾否認人的社會性（sociability），認爲是人的惡促成了社會的繁榮，善惡之分是政治家發明用來管制人民的。曼德維爾不但否認善與惡之間存在真正的區別，而且抨擊一些普遍的道德價值，比如同情、廉恥、謙虛。耶穌會的神學思想認爲基督教道德包含了来自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的自然道德，兩者之間沒有根本的衝突，因爲啓示真理告訴我們上帝把自然法則銘刻在人心中。西方思想史裏自然法則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耶穌會的思想與冉森教派（Jansenism）完全對立，體現了基督教神學的多樣性。

實際上，對中國基督教影響深遠的中國禮儀之爭，在相當程度上是歐洲十七到十八世紀耶穌會與冉森教派衝突的結果。耶穌會能夠出現利瑪竇這樣的傳教士不是偶然的，因爲他們對自然道德沒有徹底排斥和否定，耶穌會在十八世紀被羅馬教廷取締了（1773），但是十九世紀后又恢復了（1814），而且在二十世紀產生了諸多對梵蒂岡第二會議（1962-1965）起了決定性影響的傑出神學家，當今教宗方濟各就是耶穌會士。曼德維爾對自然道德的徹底否定與冉森教派相似，冉森教派在天主教裏作爲異端教派已經消亡，但是它對自然道德的徹底否定還在基督宗教其它有些教派存在。

耶穌會評論家肯定人的社會性，反對曼德維爾把人爲了滿足自己和家庭自然的需要和利益做出的正當努力以及自愛之心（self-love）都稱作惡 (private vices), 以此來證明人性之惡。斯密不是曼德維爾，他選擇的詞不是惡（vice）, 而是個人利益（interest）和安全（security）。《道德情操論》中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或共理心（sympathy）是相互關係的重要紐帶，這種推己及人的社會性道德情操是可以在社會生活中觀察到的。社會性是啓蒙思想中一個重要觀點，被不同思潮的人擁抱，有人認爲它來源於自然法則，也有人認爲它是對人類社會經驗觀察的結果，也有人認爲兩者並不矛盾。（本點評研究部分來源於筆者2005年在拉瓦爾大學出版社發表的專著，«Qu’est-ce qu’un philosophe ?» Éléments d’une enquête sur l’usage d’un mot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What Is A Philosopher? An Inquiry into an Enlightenment Keyword]. Québec, Lav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洪朝辉回应八位学者的评论】你们真的是“八仙过海”，类似“八只看不见的手”，各显神通，今晚我是真的尝到了学科交叉的甜头。没有时间回应你们精彩独到的评论，只能侧重回答三位教授专家五个烧脑的问题。

1、孙怡教授问，我为什麽会对“这只手”发生兴趣？第一是机遇，4年前，我在备课“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仔细查阅了《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原文，偶尔发现两部巨著仅各一次提到那只手，如此重要的术语，为何只提一次？其中必有奥秒；而且，一年前，在写作“适度经济学思想”的文章时，澳门大学《南国学术》主编田卫平先生建议我再专门写一篇论文，对这个百年定论的一只手，提出挑战，所以，感谢这只“看不见”的手给了我“看得见”的机遇；第二，考证这只手，能够在经济学意义上厘清斯密所认为的市场到底是什麽？这只手的原意又是什麽？并寻找这只手与市场到底有什麽关系，这对我们理解斯密的原创思想一定有意义，经典永远不会过时；第三，把这一考证，提升到学术态度和学风建设上，就更有意义了，我们现在大都不习惯看经典原著了，其直接后果就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不断地引用二手货，甚至N手地倒腾，结果，创新也就越来越成为奢望。当然，我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不少朋友也嘲笑这是一个三无课题：无趣、无聊、无用。其实，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一直建议我的学生，在大学本科就干三件事：读十本无用的书、修三门无用的课、写一篇无用的文章。

2、孙怡教授还问：斯密著作中，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让后世的学者误解他的思想？至少有四个：1）市场到底是有形还是无形？还是兼而有之？这是我下篇论文的主题。2）市场失灵、商人贪婪怎么办？斯密竟然在《道德情操论》说靠法官和政府官员，这怎么可能？为什麽？3）爱国的定义？斯密竟然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说，一个不爱政府、不守法律的公民，就不能说是爱国，跌破眼镜；4）限制人的自利，靠市场，还是靠道德情操？斯密认为抑制过度自利，不是靠市场，而是一个基本点：适度，再加6个核心价值：同情、正義、良心、審慎、仁慈、自制。其实，《道德情操论》是明道、《国富论》是优术，一个是形而上的道，一个形而下的术，何者为重？

3、孙怡教授第三问：还有多少其他著名的历史人物、事件、观点被曲解甚至歪曲？非常多，很想在有生之年编一本“被误解的历史之百科”，例如：1）Columbus Discovery; 2）美国宪法与民主一词；3）奴隶贸易与black migration；4）感恩节是感恩印第安人，不是感恩上帝、家人；5）American Revolution vs. Civil War。

4、黄小慧教授问：所谓的“自发调节”是否只指市场的机制？居民自我组织的行为、社区的自主力量，是否也能视为一种调节力量？是否能作为一个与市场、政府并列的角色？三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首先，傳統上，主流經濟學家只承認兩種調節：政府與市場。而自發調節和哈耶克的“自發秩序”類似，傳統上就是指市場調節。但厲以寧先生在《文化經濟學》一書提出第三種調節，就是道德調節，在政府與市場都失靈的情況下，道德調節能夠起到作用，但這種道德調節主要體現在三大領域和時間：一是民族危機，如抗日戰爭；二是大災大難，社區自救；三是移民團體和社區，闖關東、下南洋、走西口，如我們美國的福建同鄉會等。

而黄教授把這個道德調節再剝離出來，強調社區調節，就很有新意，類似科斯把企業剝離出來一样，因為企業既不是政府，也不等於市場。我在新書《適度經濟學思想導論》中，也提出這種道德調節尤其體現在家族企業，一旦大災大難來臨，家族企業的生存能力一定比依靠政府調節的國有企業和依賴市場調節的華為、阿里巴巴等，更能夠通過家族成員的同甘共苦，度過難關。所以，你的社區自發調節一說，就是擺脫了市場調節的束縛，很有新意。

需要强调的是，斯密并不认为市场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自发秩序，而是一种被创造和建构的秩序，所以，市场的运作并非完全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社区组织之外，而是嵌入人类社会之中的，市场有可能被贪婪者控制，并与公共利益相背离，甚至发生直接对抗，并不是一定会像看不见手一样，自动、神奇、理性地将个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而且市场并不总是永远处在自由、理性、平稳、竞争的状态，比如，人为扭曲的高回报会带来经济和道德危险，所以，道德调节、社区调节、企业组织调节，就成为必要与重要。

5、张祥国博士问：“斯密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辩证认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就是斯密苦苦追求的兩個字：適度。其中有三个意思。第一，斯密既反對單方面地推崇“自由”，也反对政府的无限干预，这里就是我在他的《国富论》中新发现的一个闪光的思想：对等适度（equal propriety），一方面，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另方面，商人也不能过度自由，双方都要适度；他特别提到，市场不仅仅是靠经济因素来维持的，还需要许多非经济因素，包括政府的法律、制度、规范、道德、习俗等。

第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好基於合作的道德基礎，推動互惠互利的交換，而不是自私的、損人利己的商業行爲，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学界出现一个斯密问题Smith Question，就是“道德的斯密”与“市场的斯密”的矛盾，但根据我的理解，道德的斯密重于市场的斯密，他本人也再三强调：《道德情操论》高于《国富论》，论述的是两个层次：形而上VS形而下。

第三，斯密思想的精髓可以总结为：“當有可能，用市場；當有必要，政府干預”（Markets where possible, state intervention where necessary），也就是说，尽一切可能，依靠市场；如果市场失灵了，必要的政府干预是需要的。

总的来说，研究斯密的思想很有现实意义，他既不是右派的自由主义，也不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者，更不是极端保守的专制主义，而可能是一个温和的适度主义，类似中间偏右或中间偏左，他对左派和右派的极端分子都提出了挑战。这种适度的学理与哲理对今天黑白分明、左右对立、两党撕裂的社会，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还有一句话：今天是一个不待见经典，但更需要经典的年代；这也是一个追求功利，但更需要心静、心安的时代。人类的一大本性就是缺什麽，想什麽，期待通过今天“无用”的讨论，给我们增加一点学养、提高一点心性，共同将读经典、解经典进行到底。

来源时间：2021/2/6   发布时间：2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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