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卫东  来源：环球时报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 季卫东

傅高义(Ezra Vogel)先生病故的六天前起草了一份中美学者联合声明，发给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征求意见，主要内容是呼吁首先管控两国的矛盾和冲突，避免形势继续恶化;进而寻找共同利益的所在，探索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争取在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重大制度安排上达成共识。很遗憾，还没有等到中方的回复意见，他就溘然长逝了。这篇声明的草稿，应该被视为傅高义先生的临终遗愿，值得他的每个朋友认真对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和波士顿学院政治学陆伯彬(Robert Ross)拟按计划发表这份联合声明并征集赞同者签名，这是对傅高义先生一种最好的纪念。

我在日本任教期间曾经数次参加傅高义先生的演讲会和座谈会，他对中国、日本以及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真知灼见，他的谦逊和换位思考能力每次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作为倾听者、理解者、同情者的傅高义，实际上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将已经成为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中国以及中国与日本、东亚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环视美国，或许只有傅高义先生同时被认为是日本和中国的朋友，也只有傅高义先生倡导中日合作并希望由此保障东亚乃至太平洋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傅高义先生才是真正超越历史恩怨、超越冷战思维的伟大人物。毫无疑问，他是热爱美国的。惟其如此，他才特别希望美国能从日本和中国的崛起过程学习经验和教训，进行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在傅高义先生让美国反思和纠错的精神里才潜藏着一个超级大国的外交软实力。

傅高义先生起草的中美学者联合声明的主旋律是合作共赢。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认为在2021年1月新一届美国政府诞生之后，至少我们有机会力图斩断那个势必导致中美两败俱伤的恶性循环，并为此调整管控危机的方式和方法。首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个全球性紧急议题上，中美两国应该加强合作。其次，以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为契机，中美应该积极开展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对话，否则发达国家设定的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也无法落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美国还应该尽早恢复近几年陆续断绝的不同层面的接触和交流。诸如此类的美好愿望都能引起我的共鸣。

作为法学研究者，我还特别关注和支持联合声明建议稿中提出的国际秩序问题和关于世界规则体系重构的建议。鉴于推翻重来的风险和成本太大，中美两国应该、也有可能维护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既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全球治理的制度改革以及基本原则上逐步寻求最大公约数。为此，我相信中美两国的司法外交势必在塑形未来的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来源时间：2021/2/5   发布时间：2021/2/3

旧文章ID：24187

作者：姚云竹  来源：环球时报

原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退役少将 姚云竹

10多年前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我有幸认识傅高义教授，并与他成为好友。我常去他家中求教，他也来我办公室讨论当时正在撰写的《邓小平时代》。他会建议我参加费正清中心的一些活动，并介绍我认识与我专业相关的学者和访问学者。在我心中，他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热心助人，善解人意。同时也是一位勤奋的学者，笔耕不辍，学术追求永无止境。他还是一位豁达的智者，乐于倾听，努力让不同者互相理解，让争执方回归理性。

傅高义教授离世前几天，还在与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反复推敲修改、以期尽快发表一份中美学者的共同倡议。读完这份未完成的倡议，感慨万分。傅老先生一生致力于推动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在中美关系每况日下之际，他虽然心急如焚，但却是少数几位始终保持乐观的学者。他的信心，来自于对人性和文化共通性的理解，来自于对中美两国承担世界繁荣与和平责任的信念，也来自于对处理两国关系人员的专业水准的认可。美国大选落幕之后，他欣喜地认为出现了让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的机遇。作为一名学者，他感到责无旁贷，要为改善中美关系建言献策。

他在起草的倡议中，呼吁中美双方从最基本的三件事做起。第一件是加强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包括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和应对气候变化。为此，中美需要修复和重建各层次的对话和交流，逐渐恢复基本的信任，改善关系氛围。第二件是预防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理解和调整相互安全利益，保持战略克制，避免军事冲突。第三件是就国际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以便减少两国冲突，建立全球合作的广泛基础。傅高义先生做了一辈子的学问，他擅长将错综复杂的问题高度抽象，省去繁复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推导，拿出常识性的答案。

美国新政府已经宣誓就职，对华政策新班子的人员也在陆续就位。中国通过与上届美国政府打交道的历练，处理对美关系更加成熟冷静。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都不可能战胜对方，也不会有消灭对方的战略目标。共存共进，恐怕不仅是双方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期望看到的中美选择。相信中美双方的有识之士，能够循着傅高义教授提出的大道至简的思路，有共同利益就推动合作，有冲突可能就加强预防，共同讨论国际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中美重新定义双方关系的新时期，必须摒弃极端意识形态化的争斗，放弃使用标签化的话语攻击，减少无端指责和情绪化的立场表达，降低互动中的零和性质，共同探讨如何共存，如何共进，如何开创一种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符合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符合人类发展总趋势的中美关系新局面。

我最后一次与傅高义教授交流，是在去年12月1日北京香山论坛的视频会议上，他是我所主持的会议中的发言嘉宾。他发言时说我和他是“特别棒的朋友”，这让我非常高兴。他批评了美国上届政府对华政策的错误作法，也为未来改善中美关系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20天后，传来了他不幸离世的消息。

当我重新观看那天的视频时，我又一次听到他说“我要发表一些特殊的个人观点，或许这是一个老人，一个无权势的老人的权力!”而我知道，这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中美理解和友好的老人最后的肺腑之言。

来源时间：2021/2/5   发布时间：2021/2/3

旧文章ID：24185

作者：范士明  来源：环球时报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范士明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东亚问题学者傅高义先生去世后，中文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追忆他的文字，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傅高义教授长期活跃于中美知识界，通过政策讨论、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等各种渠道结交了很多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中国朋友，大家自然感念于他的谦和、热心、幽默、勤勉和智慧。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认同傅高义先生在公共话语中一贯表现出来的理性和良知。傅高义不仅终其一生，用他的著述孜孜不倦地促进太平洋两岸的跨文化理解，也经常在历史的重要时刻站出来，呼吁中美两国政府和公众存异求同、摒弃偏见、着眼长远。而这，也竟成为了他离世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傅高义倡议。

“傅高义倡议”是2020年12月，基于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组织的一系列中美关系讨论会，由傅高义教授起草，拟以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部分教员名义联名发表的公开呼吁，岂料成为傅先生的未竟之作。在“傅高义倡议”中，先生一如既往，倡导中美两国抓住眼前契机，展开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管理竞争，避免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倡议提到，两国应采取行动，减少在新闻界、学术界和教育界交往中的限制，尤其要鼓励学者发挥建设性作用。回首过去几年的中美关系，有的记者、学者和学生无辜成为两国政治、经济、安全关系恶化的替罪羊和牺牲品，也有“无良知识人”在两国关系的风口浪尖哗众取宠赚取流量甚至阿谀迎奉，真是百感交集!

中美关系自然为宏大的结构性因素驱动，但更离不开每一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因为国际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芯片与导弹之间的关系。傅高义先生之所以被大家缅怀，正是因为他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在促进中美两国知识界的建设性对话。他已经成为沟通两种文化、两个社会、两个国家的良知和理性的杰出代表，他的智慧和知识是有温度的。在两国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关口，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促进折中、拒绝偏执，明确、温和、坚定地为未来和合作发声。这项工作，需要更多的学者、记者和年轻人继续下去。“傅高义倡议”的意义正在于此。

傅高义教授去世后，有人担心美国“知华派”式微、断代，智慧和良知的结合难寻。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那么悲观。每一年，都有德才俱佳的中、美学生出现在我的课堂上;每一年，我都为几篇中美学生的申请计划和毕业论文击节喝彩。有时候，年轻学生展现出来的兴趣、热情和人文关怀让我动容。我想，如果像傅高义先生所倡议的，不再为中美间正常的人文交流设置无谓的障碍，一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走上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友好的道路。潮起潮落，事在人为。

来源时间：2021/2/5   发布时间：2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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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铁军  来源：环球时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于铁军

读到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去年12月起草的“走向美中关系的优化管理”的倡议，禁不住想再次对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殚精竭虑、并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傅高义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我是1999年参加傅高义先生、袁明老师和日本的田中明彦教授三位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共同组织的中美日三角关系(1972-1992)会议的时候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傅高义先生的。之后2005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以及2018-1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期间，我曾两次到傅高义先生府上就中美日三边关系对先生进行过访谈，此外就是傅先生来北京大学参会和访问的时候的几次见面。虽然接触有限，但先生的为人处世、学问风范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后学，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也与中美日关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有关，对于傅先生的著作一直都很关注。身处其中，更觉先生同时作为美国学术界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巨擘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令人高山仰止。另外，近年来我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研究之余，也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做一点儿政策研究工作，这也让我同样体会到面对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和高昂的民众情绪，像傅先生那样既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慎思明辨，又勇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于行动，是有多么的不易。

傅高义先生著作等身，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在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国研究方面，其在不同时期撰写的《邓小平时代》《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等记录了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人与事，将足以传世。其为学路径，也对当下人文社会科学中聚讼纷纭的方法论之争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从学术背景上来说，傅先生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之后从事的主要是区域国别研究、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他做学问的方式跟当下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式不太一样，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但在傅先生这里可以说做到了一种极致，这包括对中日两国语言的掌握，持续、广泛、大量的田野调查，对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习俗、民情的深入了解，在中国和日本拥有深厚的人脉，通过脚踏实地地广交朋友建立起最珍贵的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等，所以他被认为是既有严格的学科和专业训练，又真正懂中国和日本文化、了解对方思维方式和真实想法的“中国通”和“日本通”。我觉得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这是真正接地气的真学问，也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真正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傅高义先生在中日和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难以替代的。作为美国老一代德高望重的中国学家和日本学家，一位真正希望中美日三边关系和平友好的智者，我觉得他特别有担当。在2010-2014年中日关系趋于紧张，两国民众群情激奋、怒目相向的时候，作为中国和日本朋友的傅高义先生毅然放下他手中最想做的工作，花7年时间去撰写一本回溯1500年中日两国交往史的书《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就是为了使两国人民都认识到，历史上中日两国的互相学习曾给两国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双方共享、共赢，也造就了两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因此中日两国应该立足长远。其良苦用心，令人感动。

近几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两国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的时候，傅高义先生又在耄耋之年挺身而出。2019年7月，傅先生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傅泰林(Taylor Fravel)教授等五人共同起草了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经美国百名专家学者及政商界知名人士联署后投书《华盛顿邮报》，剀切直言，认为敌视中国不仅对美国无益，而且这种做法也将会孤立美国。我还记得，2018年9月我到访傅高义先生的家，傅先生针对当时已经举步维艰的中美关系表情凝重地对我说，当下美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发声的好像不多，像他这样的美国老一辈中那些知道中美关系怎么从当初困难情况下走过来的人，应该在这个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接下去，他就真的发声了。先是作为联名信的发起人，然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提出了“傅高义倡议”，推动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部分教员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转圜建言献策。虽然中美关系面临重重困难，但傅先生基于自己的信念及其长期的研究和经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美关系向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可谓可亲可敬。

作为晚辈，我觉得傅高义先生特别符合中国传统士人所向往、所追求的“三不朽”，即立德、立言和立功。在我看来，有良知、有担当，有责任感、有使命感，不媚于世，不惑于众，择善而固从，此所谓立德。学识渊博，著书立说，言传身教，六十载桃李满天下，此所谓立言。在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遇到困难时，不曲学阿世，而是仔细倾听对方，并运用自己的专业学识发出善意的、理性的、独立的声音，努力使中日美三国之间减少误解，和平友好，此所谓立功。人之一世，此三者中能居其一已属不易，而在傅先生身上，三者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岂不伟哉!

正因为傅先生在德、言、行三方面都堪称楷模，是一位仁者、智者和勇者，所以当12月20日傅高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在中国、日本和美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就一位学者而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悼念活动，几代学人在他们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都谈到了傅高义的为人，包括他的谦虚、平和、睿智、渊博，他对后辈的奖掖和关心，他乐于倾听、善于沟通，他探求知识的激情和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其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相信先生的学识、精神和风范，未来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作为后来者，我相信对傅高义先生的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推动中美关系向着妥善处理分歧、逐步增加信任、努力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傅高义倡议”经哈佛大学部分教员联名签署，既是对他遗志的继承，也是对未来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一种期盼。

来源时间：2021/2/5   发布时间：2021/2/3

旧文章ID：24183

作者：袁明  来源：环球时报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

傅高义先生的突然离世，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前他一直在与王缉思教授联系，希望中美两国的学者，能够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呼吁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妥善处理分歧。为此他还起草了一份倡议书。这是他留下的一份遗愿，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份作业。

我初识傅高义先生，是在1983年深秋。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项子明先生应邀访问哈佛大学，我担任陪同翻译。当时正值中美两国人文交流中断多年后又一次蓄势待发，哈佛大学非常重视，专门在项子明先生到达那一天挂出了中国国旗。北大已故的丁石孙校长当时也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他在回忆录中也专门提及这件事。

访问的日程排的很满。在拜访了资深中国研究人士费正清先生(John K. Fairbank)以后，我们被告知要临时再加一场会见。傅高义先生在他的家里接待我们。他张开双臂，连连用中文说“欢迎、欢迎。”当时他的中文还很不熟练，但是他那真诚的微笑却代替了所有的语言。

这次见面成为我们37年友谊与合作的开始。

个人的合作离不开时代。同时，两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也始终承担着先驱的使命。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一旦时机成熟，知识能量可以在跨文化的环境中集聚迸发，这对推动社会前进、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意义重大。

傅高义先生对两国人文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可以写成一本书。本文篇幅受限，我仅举其中一点例子。

1998年春天，傅高义先生应邀来参加北京大学百年庆典。我们讨论了很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向我提出酝酿很久的一个合作研究计划，即以1972—1989这一时段为例，做一个历史学、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评估一下在历史洪流中，中、美、日三国如何努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这就是后来的“哈-北-东”项目。“哈”即哈佛，“北”指北大，“东”是东京大学。我和东京大学的田中明彦教授配合傅高义先生，组织了1999年在东京、2000年在哈佛的两次学术讨论会，并在2002年出版了“中美日关系 1972–1989”一书。在该书序言中，傅高义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合作模式在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动荡不安后，还有多少被保留了下来?没有了1972-1992年的特殊条件，当时那种积极合作的精神还能不能在新的世纪里发扬光大?”

2001年初，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华盛顿政治中出现了不少针对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杂音。为了及时沟通情况，促进了解，尽量多做正向努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访华团，基辛格、佩里、芮效俭、傅高义、李侃如、兰普顿等等都参加了。访华团除了见到了中国领导人之外，还特地来到北京大学，与北大青年学生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座谈。傅高义在评论美国的公众舆论对华态度时指出：“对于我们在历史上打交道不多的国家，美国公众是特别容易走极端的，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在对华关系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傅高义先生以一己一生的努力，来纠正这种偏离。正如他在毕10年之功写出“邓小平时代”中所说：“我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

傅高义先生博学、睿智、通达、包容。他的跨文化能力，包括语言能力，都非常人所及。有时我甚至会觉得他有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品格特征，那是人类精神的某种遗传。同时他也有一种中国的“古君子之风”：谦虚、好学、乐于帮扶、善待友人。

2015年，傅高义85岁了。深秋季节，他又一次来到中国，为他的两本新书收集资料。在一次去西南地区旅行途中，旧疾发作，他不得不到当地一个基层医院就医。回到北京之后他才告诉我那一段殊不寻常的经历。为了减少为他诊治的中国年轻医生的顾虑和压力，他打开手机上了“百度”，和医生们一起查资料，讨论病情，做手术前的准备。他这样说：“我信任他们。”信任，他以自己的生命健康相托。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何等基本，又何等珍贵。傅高义先生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以全部生命写就，并将在中美人文交流中继续鼓励我们前行。

来源时间：2021/2/5   发布时间：2021/2/3

旧文章ID：24181

作者：傅高义  来源：环球时报

2020年，美中关系跌到了自两国于1970年代初期重新接触以来的谷底。我们没有携手抗疫，而是就新冠病毒的来源相互指责。我们没有通过合作来维持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而是继续了贸易战，扰乱了供应链，并给世界各地的商业带来了不确定性。我们没有增加在各自国家的记者数目以促进相互理解，而是实施了新的规定限制记者数量。学术交流被大规模削减，围绕台湾与南海的摩擦愈演愈烈，两国间发生灾难性冲突的可能性已经上升。上述这些发展不符合两国利益。

鉴于两国间的广泛竞争、持续升温的摩擦、两国领导人与两国公众的不同观点，双边关系或许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改善。但是，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在2021年1月上台，双方获得了调整双边关系的管理方式、降低冲突风险、增进合作并追求共同利益的机会。

两国的政治势力将使推进双边合作困难重重。在压力之下，候任美国总统拜登将会确保他对中国的态度不会比其前任看起来更软弱。在中方不愿意就解除美国企业在华限制让步的情况下，拜登不太可能移除贸易壁垒。许多美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公司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且认为尽管中国近期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所进展，但总体上仍属懈怠。中国官员则认为他们应当对美强硬，且不应向美方的诉求妥协。他们同时也认为美国试图干扰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然而，两国其实是能够避免这一导致两败俱伤、制裁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的。

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在明确符合双边利益的领域合作;二、采取措施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三、在国际治理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共识。

在明确符合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

1.重启双方在2016-2020年期间断绝的联系

为了处理两国间的现有议题，我们应当在四个层面加强联系：高层领导人;负责处理重大议题的高级外交官和军事领导人;身处中国、美国及各国际组织等不同位置的事务性外交官与专家;私营部门，包括商业团体、学者、学生以及其他公民团体。

高层领导人：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候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各自担任国家副主席(副总统)时曾有过数十小时的交流。他们能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定下基调，并开始为不同议题设置事务性合作议程，进而为解决关键政策议题打下基础。

政治及军事领导人：在如何避免意外事件方面，两国的军方代表已经举办了成果丰硕的会议。下一步的对话应当关注两国如何能在台湾、南海、西太平洋及中东及东北亚的核扩散等其他议题上避免冲突。美国可以减少中国对其邻近海域安全的顾虑，而中国则应当消除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东亚海域航行自由的顾虑。

职能层面的联系：当前，两国政府内部专家间对话已陷于停滞，包括在医疗、气候变化、核扩散、能源安全、国际贩毒、人口贩卖等领域的联系。这些联系应当尽快重启。这也应包括重启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给双方总领馆及大使馆补充人员、恢复美国在中国的富布莱特项目及和平队项目。在过去几年内新增的针对记者的签证限制也应当被移除。

2.在环境议题上合作

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它已承诺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已在风能和太阳能开发以及电动汽车领域取得快速进展。而美国对目前的全球大气污染负有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责任。拜登已承诺将致力于使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北京与华盛顿的上述承诺为两国间的合作、同他国一道推进科学信息共享以及增强对全球变暖的调控提供了基础。鉴于空气质量是中国领导人当前的核心关切之一，且美国技术可以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提供帮助，空气质量议题将可以作为推进两国双边合作、在世界范围内改善全球环境及合作应对全球变暖的良好起点。

3.在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包括控制流行病大暴发

许多美国和中国专家已在卫生领域进行了合作。美国在医学科学以及医疗健康服务的许多领域领先于中国，但中国在利用卫生数据以及数字医疗方面更为先进。此外，中国的巨大体量以及某些特定疾病的流行使其能够实现医学进步，从而帮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鉴于新冠病毒是全球性议题，美中合作对于为全球提供控制病毒的疫苗及药物至关重要。

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改善美中关系需要一定时间。与此同时，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至关重要。首先，两国必须避免军事冲突。这需要两国根据彼此的安全利益相互适应并保持战略克制。其次，尽管存在大量的经济利益冲突，两国必须保持强健的经济联系与技术接触。美中两国必须合作以维持全球金融稳定。两国也应携手确保不断变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再次，两国应在人道主义事业和教育交流领域保持合作。

国际制度

美中竞争必然影响国际制度。符合两国利益的做法是去发展能够减少两国冲突的国际制度，并寻找携手推进具备广泛基础的全球合作的途径。

未来几十年，美中两国间的一个关键议题是：两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在国际组织中合作，以及将在多大程度上分别建立各自的(国际)组织。某些中国官员认为，是美国阻挠了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给予中国凭借经济成就而应享有的重要地位。

中方已主动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提供资金，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与个别国家建立的新联系。亚投行已努力去做到兼容并包，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则。但由于担心亚投行可能被用于追求某些国家目的，美国选择了不加入，并劝阻其他国家加入。该决定在美国已被广泛承认是一个错误。

中国还提出了在欧亚大陆及其他地区建设大量基础设施援助项目的构想，即“一带一路”倡议。尽管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内容还存在着合理的质疑和批评，许多国家已从其项目中获益。美国须更平衡地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美中在改善全球基础设施领域中的竞争与合作将使中国、美国乃至全球受益。如果美国企业能够参与到联合建设项目中，项目的质量和美中关系都将得到改善。

学者的角色

两国政府都应欢迎学者从事合理合法的学术活动。对学者及相关学术活动的威胁将严重损害两国间的健康关系。虽然可以预期的是，两国都将寻求保护本国及其公民免遭间谍活动侵害，但对学术交流施加不合理、不加区别的限制将无益于解决问题。

我们相信，两国学者可以在广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力合作，为美中合作做出贡献。在中国和美国工作的学者都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国家需要同对方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合作。我们相信，符合两国学者利益的做法是：通过管控分歧和共同努力来建立稳定的机制，帮助管理竞争，加强两国合作，积累并分享知识。(本倡议由傅高义先生起草于2020年12月)

来源时间：2021/2/5   发布时间：2021/2/3

旧文章ID：24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