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黎明  来源：新华网

听说，自诩为西方民主标杆的美国“灯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前几日全世界都通过视频直播看到“灯塔”的象征——国会山“沦陷”的惊悚画面：支持特朗普的“勤王军”攻陷国会山，议员们纷纷避逃，多人伤亡……

据说，上一次国会山沦陷，尚是1814年英美战争时期。时隔200多年后和平时期的这次“沦陷”，旨在以暴力手段阻止权力的有序过渡，动摇了“美式民主”的根基，让粉墨经年的“美式民主”跌下了神坛。西班牙《世界报》说，这就是美国民主“死亡的方式”；美国《纽约时报》承认，“这是对美国民主灯塔形象的一记重击”。难怪，英、法、德、加等诸多西方国家和美国本国的政客们痛心疾首，称之为“耻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这是“无比蒙羞和耻辱的时刻”；另一位前总统卡特指出，这是“国家悲剧”。

西方政治家们为何如此捶胸顿足？原因很简单，“美式民主”是西方所谓民主政治的标杆，所谓美国“灯塔”是西方世界的“主心骨”。自冷战以来，西方世界通过报刊、书籍、好莱坞大片大讲“美国梦”与“美国故事”，向全世界推销美式民主与价值观，国会山、自由女神像总是以标杆形象出现。美国长期自诩为“山巅之城”和“世界灯塔”，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总是站在所谓的“道德高地”上，指点甚至插手其他国家的“民主与自由”。以至于，“历史终结论”在冷战终结之后甚嚣尘上，“山巅之国”风头无二。而今，发生在美国政治最高殿堂的一幕幕血腥场面，撕掉了“美式民主”的“画皮”，无论如何苦心包装都遮掩不住。美式政治不仅是“纸牌屋”，还趋向“颜色革命”化。血腥骚乱与街头暴力，往常多见于美国在海外不遗余力推行“颜色革命”的地方，如今却在“灯塔”的中心上演。正如俄罗斯驻联合国副代表波利扬斯基所言，“华盛顿出现了非常有（乌克兰）独立广场风格的画面”。美国《外交政策》称，“美国已经变成了美国领导人经常谴责的样子”，真是莫大的讽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今的美国，新冠疫情肆虐与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种族矛盾突出等多重危机交织，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撕裂加剧。当前，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22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7万例。美联储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最富的前1%和10%人口分别占全部家庭财富的30.5%和69%，而最穷的50%人口仅占全部家庭财富的1.9%，且这种差距呈加速拉大趋势。

去年以来，疫情中的游行队伍、城市骚乱和打砸抢烧成为美国街头的“风景线”，“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最具知名度的口号之一。许多专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变成少数精英裹挟民意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游戏。在此过程中，美式民主不仅未能有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甚至两极分化。正因为如此，如今的美国在其盟友眼中已变成了一个“失败国家”。“历史终结论”缔造者弗朗西斯·福山都承认“美国正在失败”。一些西方媒体对美国的遭遇充满“同情”，甚至第一次“可怜”美国人，其欧洲盟友对美国的好感度跌至历史最低点。

更不用说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大失人心的种种“骚操作”了。美国政府秉持“美国优先”，不管国际道义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系列单边主义操作更让其失去了道德制高点。从“退群”成瘾到制裁成瘾，从动不动就打贸易战到“长臂管辖”把他国公司纳入黑名单——美国从来没有解决问题，而是制造更多更棘手的问题。连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指出，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反复无常”“交易般的手法”已经给包括盟友在内的世界造成了“严重混乱”，“这严重削弱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班牙《对外政策》指出，国会大厦发生的暴乱向美国和世界证明，“皇帝的新衣已被拆穿，美国已经不能领导世界”。

毫无疑问，国会山“沦陷”是美国民主“至暗时刻”，不仅凸显西式民主的弊端，更表明西式民主已然失灵。这是美国乃至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污点。它的影响，还在发酵。据说，新的“勤王”式街头运动已在准备中，华盛顿和国会山依然是其目标。想问，莫非美国的先贤们造国会山的时候，竟没有想到这一“灯塔”终究会被玷污会“坍塌”掉么？

活该！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2

旧文章ID：23981

作者：吴白乙  来源：大国策智库

美国对华政策涉及霸权和秩序、实力和利益、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这决定了中美竞争是一种“混合型竞争”，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同时，中美面临对两国未来关系和世界走向再度作出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中国多措并举的反向塑造十分重要。

本文摘自《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作者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01 美国对华全面打压及其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解读其内部争论的主要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视角。一是关于霸权和秩序之争。美国认为中国已经直接挑战其霸权。这一基本定位主要来自反华鹰派的“原则性现实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可能会彻底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二是关于实力和利益之争。美国认为中国在实力上可能超过它，会挑战和做空美国的全球利益。持这一观点的人多是由对华“接触派”转来，构成比较复杂。他们对美国的竞争优势和对华关系主导性地位日趋疑虑，对中国体制、能力乃至目标的敌意增多。三是关于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美国认为中国是西方民主制度、文化最危险的挑战者。这一派思想的拥趸既包括散布在学界、智库和政府咨询圈内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深层国家”(Deep State)组成部分的关键人物。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氛围所起到的消极塑造作用是深层次的、长远的。

三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对我们影响太大了，一直在推动我们努力判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性质，因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和争论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初，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用意是“要钱”，而通过谈判、让步，中美贸易逆差乃至结构性失衡的主要矛盾可以缓解、调和，正所谓“凡是能用钱来解决的问题，其代价都是可控的”。2018 年 12 月，两国领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中美关系提出“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后，双方政府经济事务团队加快了协议谈判进程，中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乐观情绪有所上升。2019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加快在技术、人文、外交等领域对华“脱钩”的步伐，导致两国关系持续恶化。2020 年 1 月，在双方最终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时，国内学界和公众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已经“高兴不起来”了。

目前，中美关系已基本陷入建交以来最坏的僵局。不管出于什么立场和观点，大部分民间分析和舆论都认为“中美关系好不了”，甚至会“更坏”。这一民意基础的变化是中美建交 41 年来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破坏性政策持续塑造出来的消极后果。它不仅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也给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圜带来了极大压力和困难。

02 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

中美战略竞争是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这一变局走向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借用官方的表述语言，世界发展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中美关系之变与此互为因果，高度叠加，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人们认知的困难，而且也给管控中美关系造成了一种“失去确定边界”的深重危机。这是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一说的本质含义。

简单地说，中国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是注定的方向和目标，但美国能否经过有底线的战略竞争最终承认和接受这一点，取决于中国富有智慧地处理和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干扰甚至挑战，更取决于美国内部矛盾的发展运动和最终理性的回归，还需要国际社会对任何非和平、非理性竞争制约作用的回应效能。

从中美竞争大幕拉开的过去三年来看，中美之间的消极互动具有鲜明的“混合型竞争”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动态性失衡和短期效应。即中美双方每次妥协所达成的目标和效果都是短暂的，影响有限，而且很快就会失去其稳定性作用。有人提出，可以通过梳理“清单”和累积短期合作成果来重建两国之间互信，这个建议有道理，但可能靠不住。

第二，既有管理范式弱化和缺乏新的互动规范。在美方种种霸凌行为和中方被动但坚定反应现象背后，双方都在试图探明对方最终意愿和战略底线。其结果是过去 40 年基本框定的中美相处之道急剧变形，甚至可能失去“斗而不破”的共同默契。两国消极互动的风险性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第三，双方基本战略互信严重削弱而导致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忽视和漠视。美方既是中美互信的主动破坏者，也因其国内政治危机和利益寻租等原因一再升级对华敌视政策和举措，甚至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发动和制造反华危机。这不仅会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而且可能引起世界发展、安全和治理方面诸多矛盾的连锁性爆发。

第四，双方战略竞争导致“他者陷阱”增多。随着竞争加剧，中美都在着力争取借重第三方实现格局性再平衡，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第三方的“选择性恐慌”，另一方面也为第三方“投机”创造了机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三方在中美“跷跷板”游戏中投机究竟会加重自身的危机，还是会扩大自身取利的机遇，并非是都能明智作出判断和把握的。

第五，中美经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长期基础遭到破坏，其修复难度极大，也会给经济全球化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缺少中美共同推动，无论在全球还是区域层面的多边合作都会出现更多的困顿、波折甚至衰减，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的前景趋于暗淡。

03 维护中美关系与中方的反向塑造

当前，中美两国对未来关系和世界走向都面临再度作出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

一是方向的选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体制的不同，中美不可能选择同一个道路和发展方向。这构成了双方长期竞争和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们从未抱有任何的幻想，但对于如何避免恶性竞争和关系倒退、破裂，是否还有调整、变通、延缓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出应有的探索、努力的。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肩负重大责任，应该具有相同的紧迫感。

二是范式的选择。未来中美相处常态是冲突和对立，还是和平共存，都必须经过反复磨合甚至付出代价，才能够完成先解构，再建构的全程。美国目前的种种“不讲理”，仅仅是“解构”过程的极端表现，正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

三是策略层面的选择，即应变之道。处于激烈博弈中的中美，都希望放大对方的失误。美国试图把主要着力点放在促进中国社会的分裂上，产业碾压、舆论攻讦、意识形态毒化等都指向中国发展和改革的难点、痛点。对此，中国要在保持战略定力和体制稳态的同时，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开放。只有不断创新和优化中国的发展、治理体系及能力，我们才能强化对美博弈的“内功”，才能真正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对中美关系的反向塑造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内涵和举措还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就目前而言，可从几个方面先做起来。

第一，要用好民心民力和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来应对挑战。中美关系的失衡和逆转，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长期形成的两国和两国社会之间不对称的互动格局。美国政府是常换常变的，而美国社会参与塑造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则一直是多元和相对清晰的。特别是在美国右翼极端势力把控政府和误导公众的情况下，对美工作不能仅限于以我“全政府”来回应美“全社会”之关切，而是要重心下沉，久久为功，通过提升我方有组织的社会参与度，自下而上地形成对美反华势力“釜底抽薪”的成效。

第二，要加强对外合作机制创新。全球治理面临巨大的公共产品赤字，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合作谈判等。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影响力、覆盖面来看，这些公共产品都还不足以支撑中国对美反向塑造的需要。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上的倡议和规制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需加快培养更多可在国际多边组织关键岗位任职的复合型人才，对外工作高效、协调、统一的决策和执行机制还有相当的改进空间。

第三，要用好中国多样化境外资源，广建全球“朋友圈”。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建设，发挥中国巨大内需市场的王牌作用，巩固与周边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团结友好的发达经济体，扩大国际统一战线。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3

旧文章ID：23980

作者：廖慧婷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1月11日正式提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现在特朗普的任期只剩一周左右，要在本月20日前将他开除，时间上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民主党人坚持推进。

考虑到参议院目前正处休会、必须给特朗普时间准备抗辩等因素，美国媒体以及受访学者纷纷认为，众议院要在仅剩的7天成功开除特朗普的概率微乎其微。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洪友任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民主党人坚持要弹劾特朗普有三大原因。

首先，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必须为其引发国会大厦骚乱的行为负责、受惩。他们认为宪法秩序必须维护，不能有人伤害国家却不受惩罚，以遏阻他人效仿。

第二，在特朗普卸任后，弹劾审讯仍可继续。在众议院半数议员赞成，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后，该弹劾案就获得通过。过后，参议院可再表决，阻止特朗普再参选。

洪友任说：“假设众议院推进弹劾特朗普，无论参议院最终表决如何，特朗普将被记载为美国史上首位被二次弹劾的总统，历史记录上特朗普将是曾被指责煽动叛乱和蓄意煽动攻击美国国会等严重罪行的总统。”

然而，洪友任对弹劾的成功率持保留态度。“你需要最少17名共和党参议员‘变节’，才可能达到三分之二参议员支持通过弹劾案，去年特朗普的弹劾案只有一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支持。就算现在有许多共和党精英选择与特朗普切割，共和党议员大概也不会愿意在投票时曝露党内的分裂，尤其是2022年要争取连任的参议员们相信都有自己的盘算。”

有资深共和党人反对弹劾案并警告这行动将扩大美国现有的分裂。亲特朗普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也出声反对，他提出谴责(censure)总统等替代方案，不过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否决;共和党议员里德则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写道，除了谴责决议，“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可以使国会禁止特朗普担任联邦政府职务的选项。”

第三，总统拥有发动核武的绝对权力，在现有机制下国会并没有相关的干涉权，要确保特朗普不能一意孤行发起核战争，也成了罢免或弹劾的理由之一。

上周五的骚乱后，佩洛西联系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以确保“精神错乱”的特朗普不会行使总统的核武控制权发动核攻击。

美国宪法下总统不能“自我特赦”

洪友任还表示，“从特朗普本身的利益来看，他辞职的话除了能避免弹劾，还保住日后参选的可能性，对他以及美国而言是较好的选择，但这远不足以满足许多希望要他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民主党人，特朗普本身至今也没有辞职的意向。”

另一方面，总统是否能够特赦自己仍饱受争议，但在美国宪法下，总统不能特赦有关弹劾的指控，也就是说特朗普无法特赦自己被弹劾。

至于早前传出特朗普在总统选举后与幕僚们讨论“自我特赦”的问题，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述消息报道，白宫首席律师西波隆以及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曾表示特朗普不应该特赦自己。巴尔表示，1974年的法律备忘录已清楚表明，“在没有人能审判自己案件的基本原则下，总统不能特赦自己”。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3

旧文章ID：23978

作者：柴雅欣、李云舒、薛鹏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1月13日消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创造了新纪录：一届任期内两度遭遇弹劾。

美国众议院宣布，最早将于1月13日就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进行投票。这位现任美国总统，被指控“煽动叛乱”。

为了应对拜登就职典礼可能引发的骚乱，华盛顿特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以国会山骚乱事件和持续肆虐的疫情为由，呼吁民众不要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活动。

民主党议员正式提交弹劾条款草案，众议院投票倒计时

当地时间1月11日，美国民主党议员正式提交了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据报道，众议院正式推出的弹劾条款草案中，指控特朗普煽动支持者发起叛乱，并再次虚假宣称自己赢得选举。“特朗普总统严重危害了美国及其政府机构的安全，威胁了民主制度的完整性，干涉权力的和平过渡。”弹劾条款草案称，“特朗普背叛了公众对总统的信任。”

弹劾条款草案指出，特朗普不仅煽动叛乱，而且还曾在大选后，打电话敦促佐治亚州的共和党州务卿替他“找到”足够选票，赢取该州。

就在数日前，自诩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因为不满大选结果，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并演变成了占领美国国会的暴力运动。冲突中，四名抗议者、一名警察死亡，国会正在举行的确认拜登胜选的程序也被迫中断。

骚乱发生后，众多美国政界人士、娱乐圈名人纷纷谴责，要求特朗普下台的呼声也不断升级。多名政府官员在骚乱后辞职表示抗议。

第一次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发生在2019年12月。当时，众议院指控其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并试图向乌克兰施压令其抹黑政治对手拜登，但最终参议院投票宣布这两项指控不成立。

弹劾与启动宪法第25条修正案双线推进

虽然许多民主党人甚至是部分共和党人声称，特朗普应立即被“免职”，然而这并不容易。要推动特朗普下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启动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另一种是众议院发起弹劾，参议院审理后对其定罪进行弹劾。

根据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规定，当副总统和行政各部长官的多数或国会以法律设立的其他机构成员的多数提交书面声明，称总统不能履行职务时，副总统应立即作为代理总统。如总统提交书面声明，称其丧失能力的情况不存在，则应恢复其总统职务，除非副总统和行政各部长官的多数或国会以法律设立的其他机构成员的多数在四天之内提交书面声明予以反对。在此情况下，国会应对此问题做出决定。

国会两院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舒默都曾表示，启用第25条修正案是罢免特朗普总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佩洛西呼吁副总统彭斯及内阁成员以“总统煽动叛乱及其他仍构成的危险”为由，罢免总统。

不过，当地时间1月11日，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民主党人试图推动众议院通过要求彭斯援引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特朗普的动议时，遭到共和党人阻止。

“美国众议院从不应该在没有举行听证会、辩论或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将合法选举的总统免职的动议。”提出反对的共和党众议员亚里克斯·穆尼表示。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表示，如果彭斯不启动第25条修正案将特朗普免职，众议院将启动弹劾程序。

“美国宪法具体描述了弹劾的几种情况：总统、副总统以及合众国的所有文职官员，因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而受弹劾并被定罪时，应予以免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介绍。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弹劾需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由众议院发起弹劾程序，一旦弹劾草案在众议院以简单多数投票通过，参议院就必须对指控进行审判及辩论。根据弹劾程序，最后裁决中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出席参议员同意定罪，弹劾才能落地生效。

目前，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拥有50席。这意味着，如果100名参议员在审判时全部出席，不仅需要50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下支持有罪票，还需要多达17名共和党参议员“叛变”，才可能给特朗普定罪。

“弹劾程序非常复杂和严格，所以成功弹劾联邦官员的例子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至今尚无总统被弹劾下台。”袁征说。

弹劾特朗普多出于政治考量

距离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仅剩一周时间，此时发动弹劾或启动第25条修正案来得及吗?

“要特朗普提前下台的两种方法门槛都很高，而启动宪法第25条修正案比弹劾门槛更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告诉记者，如果以让特朗普提前下台为目的，那两者时间可能都来不及了。

有学者统计，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平均时长达144天，且参议院预计1月19日才复会。因此，即使众议院未来几天内启动并通过弹劾程序，只要参议院不工作，特朗普很难在离任前被弹劾。

既然困难重重，众议院民主党人为什么仍坚持发起弹劾?

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性谴责，意在警告特朗普。“特朗普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打破规则，导致共和党内部和白宫很多人都极其不满，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刁大明说，弹劾在客观上给特朗普发出警告，以防其在卸任之前做出更出格的举动。

依照美国宪法，一旦弹劾成功，参议院可以禁止特朗普再次担任公职，因此弹劾之举也是民主党的政治考量。佩洛西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必须被弹劾，这样他就不能再次竞选总统;美联社指出，民主党人目前要做的，就是彻底扫清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以防其四年后东山再起。

1月20日不是结束，就算特朗普任期内无法完成弹劾，卸任后也会继续进行。虽然没有总统离任后面临参议院弹劾审判的先例可循，但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其他联邦官员辞职后依然遭到弹劾的情况。

据路透社报道，如果特朗普的罪名在离任后成立，他将失去包括安保及养老金等卸任总统享受的待遇，而参议院可能就是否禁止他再度参选进行表决。

弹劾沦为党争手段，资本控制的美式民主制度走向僵化

“弹劾的初衷是为了惩罚不守规矩的总统，制约总统权力过大的问题，本身是一个权力制约的工具。当下，在两党斗争进一步激化，众议院被民主党控制的背景下，弹劾沦为了党争的手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庆四说。

纵观美国历史可以发现，从立国开始，如何防范大权在握的总统滥用权力、独断专行，就是制度设计的重要考量。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推出美国宪法草案，为美国政治制度奠定法理基础。按照权力制约原则，美国建立了“三权分立”政治架构。制宪会议一方面要赋予总统必要的行政权力，以便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避免此前邦联体制下一盘散沙的状况再次出现;另一方面要防止大权在握的总统滥用权力、独断专行。鉴于历史经验，制宪者担心总统权力过度膨胀，因此除了对总统的任期、选举乃至权力作出规定外，还特意设置了弹劾制度。

弹劾一般是在极端情况下行使的特殊权力。在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45任总统中，曾有3人遭到弹劾，但至今尚无总统被弹劾下台。

“两遭弹劾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此次遭弹劾是特朗普做事鲁莽、不负责任，企图以围攻国会山改变选举结果所结下的苦果。”李庆四告诉记者，但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这也是美国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妥协共事意愿越来越小，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的体现。

党同伐异正严重侵蚀这一制衡体系。据美国学者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象征意识形态与民众政党认同之间的关联性显著增强。”冷战时期，由于外部因素的制约，两党以妥协谋求长远利益的意愿还比较强烈，而随着外部制约因素的下降，两党都不愿意收敛，斗争愈发白热化。

你赞同，我就反对;你反对，我就赞同，美国愈发成为一个“内耗器”。数据显示，民主党与共和党相互“极度讨厌”的人数比率从25年前的16.5%上升到了当前的80%以上。

曾经为警惕权力滥用而创设的弹劾制度，如今因党派对立异化为打击工具，背后是美国长期自诩优越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问题。

“未经强有力外部挑战和内部压力测试的制度看起来优越，但实际运行的效果却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好。”李庆四说，200多年来，美国的制度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发展受到外在干扰也少，因而不少人就将其发展成果归功于制度优越，但疫情等一系列挑战戳破了这个假象。

疫情使美国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顽疾充分暴露并持续恶化，美国一些政客非但没有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为首要任务，没有为弥合分歧做出努力，反而将疫情视为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加重了不同阶层的对抗。

社会日益撕裂，政治愈发无序，民主制度沦为斗争工具，体制的僵化显现出来。在李庆四看来，美国政治依附于资本的本质，使其缺少自我革命的魄力，不可能与时俱进进行改革，因而政治制度运行的质量日益下降。

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弹劾加剧社会分裂与安全危机

弹劾，对美国影响几何?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1月11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目前仅有21%的选民认为民主制度还很健康，近四分之三的选民认为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威胁。

美国社会深陷民意鸿沟。56%的选民认为，特朗普总统应对暴力冲击国会事件负责，而42%的选民则表示反对;就特朗普是否应被免职或辞职，支持与反对的选民则分别为52%和45%。

民调还发现，人们对于究竟谁才是分裂美国的罪魁祸首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参与抗议示威活动的民众，有人认为是反对认证拜登选票的国会共和党议员，有人则认为特朗普应当担负责任。但高达81%的选民认同，极端主义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问题，美国正在分化道路上走向不同极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强大的主流民意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保障。“两党没有促进主流共识的形成，反而把党派利益放在为民谋利及促成共识之上，加剧了社会分裂程度。”

有分析认为，弹劾将“火上浇油”，激化特朗普支持者的反弹情绪，暴力活动或随之四起。

这一担心恐成现实。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布内部公告警示，在拜登就职典礼的前几天，全美50州及华盛顿特区有爆发“武装抗议”的可能。

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特朗普已经批准首都华盛顿特区从当地时间1月11日开始进入紧急状态，直至当地时间1月24日，还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措施署调动必要资源，以协助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联邦与地方安保工作。

部分右翼极端组织还在网上煽动，打算在拜登就职日举行“百万民兵游行”。还有民间组织计划1月20日在社交媒体脸书上举行“特朗普第二届就职典礼”。目前已有超过32.5万人对该活动感兴趣，其中6万余人表示肯定会参加。

拜登上任后，弹劾风波能否归于平静?一个撕裂的美国能否愈合?

“当前，美国两党的参议院席位呈1∶1持平状态，拜登面临的立法成本不低。至于美国建国至今都未能彻底解决的种族问题，如今当然更难办;解决经济、阶层、就业等结构性矛盾需要整体性触动既得利益，恐怕也不轻松。”刁大明说。

旧疾未愈，新疾又发。美国国土安全部前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由国外恐怖主义大规模袭击转为由社交媒体引发的情绪煽动。

切尔托夫说，阴谋言论与极端主义让民众变得越来越紧张，极端组织还鼓励民众利用一切手段实施恐怖主义行动。“就职典礼仅仅是个开始，美国面临的是一项持续的安全挑战。”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3

旧文章ID：23976

作者：乔新生  来源：中评社

美国“军事”网站1月10日报道，部署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将携带致命武器进入华盛顿关键部位，美国陆军和空军国民警卫队指挥官已经授权军人必要时可以使用致命武器，这标志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局势一触即发。

按照美国宪法和法律，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但是，华盛顿是一个特区。华盛顿和其他美国联邦组成部分完全不同。华盛顿的市长行政权力和美国各个州州长的行政权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华盛顿市长更像是一个市政官员，而不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

作为市政官员，华盛顿市长管理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但是，无权参与联帮政府的各项政治活动，当然更无权调动国民警卫队。如果华盛顿出现问题，那么，首先由华盛顿市的警察负责处理。当然，作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机构和联邦议会以及联邦最高法院都有自己的执法力量。只不过这些执法力量不属于美国华盛顿市政府管辖。美国华盛顿市市长只能对华盛顿的市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出方案。这就使得美国华盛顿呈现出非常罕见的现象，一方面在美国国会并没有充分表达美国华盛顿市选民意见的国会议员，另一方面，华盛顿市政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必须通过美国联邦政府请求美国各个州的国民警卫队提供帮助。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占领美国国会大厦，迫使美国国会议员被迫进入避难所，美国华盛顿市政府无能为力。

到目前为止，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按期交出总统权力，可是，特朗普并没有放弃努力，而是呼吁自己的支持者进入华盛顿充分表达意见。如果大批支持者进入美国华盛顿，从而导致美国华盛顿的社会政治秩序发生混乱，那么，美国国会要想继续开会将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正因为如此，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打电话给美国总参谋长，要求美国总参谋长控制特朗普掌握的核武器按钮。与此同时，佩洛西希望美国军方保持克制，必要的时候，由美国国民警卫队负责首都的治安秩序。

表面看起来剑拔弩张，但其实，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的闹剧已经接近尾声。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公开宣布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取得胜利，自己将交出权力。这就意味着特朗普的支持者发动颜色革命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特朗普已经承认失败，那么，支持者不可能通过街头暴力示威抗议活动改变结果。特朗普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商人，他缺乏雄才大略，关键时刻向后退缩，支持者群龙无首，不可能掀起滔天巨浪。

其次，迫于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和美国共和党的压力，特朗普已经宣布华盛顿下半旗志哀，悼念在冲突中死去的警察。这对于那些死心塌地支持特朗普的美国极端分子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

特朗普发动游行示威活动，并且亲自在白宫的南草坪帐篷中，观看大批支持者进入华盛顿，可是，一旦出现死亡事故，责任者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特朗普立即改变自己的态度，金蝉脱壳，从而使那些支持者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可以肯定的是，占领美国国会山的暴力行为，是精心策划的暴力行为。在镜头前耀武扬威的抗议游行示威者，许多都是“老面孔”。这是因为他们受雇于特朗普集团，专门从事抗议游行示威活动，制造声势，从而让美国国会议员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由于占领美国国会，违反美国法律，导致死亡事件发生，对美国社会各界强烈谴责，因此，美国总统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脱离干系，防止美国国会秋后算账。然而，大错已经铸成，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决定弹劾总统。

第三，如果华盛顿爆发激烈战争，导致更多死亡事件，那么，美国国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中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一定会支持举行会议，弹劾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国会弹劾成功，特朗普一定会收敛自己的行为，争取全身而退。如果在自己的最后任期内，美国国会弹劾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特朗普将会失去一切保护，今后也无法参与美国的政治选举活动。这对于特朗普及其家族成员来说，后果不堪想象。为了缓解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愤怒情绪，特朗普不会支持大批示威者进入华盛顿，并且携带武器与美国国民警卫队发生军事冲突。

第四，美国国民警卫队严阵以待，如果大批集会游行示威者进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重要政治设施，国民警卫队将被迫采取行动。美国国民警卫队作为美国国内的武装力量，有义务保卫美国政治设施安全，有责任确保美国国会正常运转。如果美国国会议员受到威胁，或者美国国会大厦被占领，那么，美国国民警卫队有权使用武器。换句话说，如果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生“内战”，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根本无法想象会在首都华盛顿发生一场军事冲突。这位美国总统欺软怕硬，面对美国国民警卫队，他不敢轻易地煽动自己的支持者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动战争，因为那样做是典型的以卵击石。

第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众叛亲离。包括美国交通部部长在内的许多内阁官员已经挂冠而去，美国副总统也已经躲起来，不愿意成为是非漩涡中心人物。尽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求美国副总统承担起责任，依照美国宪法修正案，联合内阁官员罢免总统，可是，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最后时刻美国副总统不可能落井下石。因为这对于他未来的政治前途极为不利。副总统最好的处理方式是，离开是非之地，不参与其中。由于美国总统的国家顾问和美国联邦政府的内阁官员绝大多数都已经作出了选择，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只能依靠自己家族成员维持局面。可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家族成员的内部，同样存在着分歧。除极少数家族成员公开站出来，支持特朗普之外，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保持沉默，他们这样做是担心惹火烧身。

第六，美国国民警卫队虽然摆出一幅气势汹汹地的架势，荷枪实弹，但是，国民警卫队的成员内心清楚，美国已经处于严重分裂状态。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和美国共和党的支持者互不相让，如果使用致命武器，导致出现大规模的伤亡，那么，美国有可能会爆发内战。正因为如此，美国国民警卫队虽然接到上级的指示，可以由战地指挥官决定是否动用武器，但是从整体来看，美国国民警卫队将保持克制，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大屠杀。

第七，特朗普已经准备逃跑。英国新闻媒体发布消息，苏格兰军事基地附近，有特朗普的高尔夫球场，特朗普的家人可能会最后一次乘坐军用飞机，到达苏格兰避难。可是，苏格兰大臣已经明确表示，苏格兰处于控制疫情关键时刻，不会欢迎特朗普。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将去往何方，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如果华盛顿爆发激烈冲突，导致出现死亡事件，那么，特朗普难辞其咎。为了确保自己不会成为丧家之犬，特朗普也会呼吁自己的支持者保持克制，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出现死亡事件。

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颜色革命”即将落幕。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威胁，将携带武器进入华盛顿，把首都烧成灰烬，但是谁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恐吓威胁。特朗普的支持者普遍缺乏良好教育，他们无家可归，是典型的城市流氓无产者。这样的人既没有组织性，当然也没有高度的自律性。一旦失去特朗普这个政治领袖，他们就会成为无头苍蝇。美国国民警卫队进入华盛顿开展执法活动，可能是一种预防性措施，目的就是要确保美国民主党总统顺利接管权力。

不过，美国社会的分裂不可避免，美国虽然不会爆发类似于其他国家那样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颜色革命，但是，美国华盛顿发生的一切，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印象，美国民主政治进入多事之秋。

历史吊诡之处就在于，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场闹剧，让人们看清了美国民主政治的本质。特朗普依靠个人力量，改变世界对美国民主政治的看法，这不能不说是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的奇迹。特朗普不是一个传统的政客，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闹剧。可是，有了开始，谁能保证未来华盛顿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闹剧呢?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3

旧文章ID：23975

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奥巴马时期的白宫高官何瑞恩(Ryan　Hass)分析各方对蓬佩奥解除美台交往内部限制的反应，认为拜登政府比较可能恢复评估和批准美台接触的规程，确保符合美方长期政策的精神;并可能启动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审查，更新美台接触的指导方针。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该学会台湾研究项目暂行主任何瑞恩11日在布鲁金斯官网撰文，题为“解除对美台关系的限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013至2017年间，何瑞恩担任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

何瑞恩回顾了美台交往规程的发展历史：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美国政府制定了指导方针，以界定在非官方关系中允许与台湾进行何种互动。克林顿政府1994年通过一项全面的跨部门对台政策评估，正式确定了这些指导方针。从那时起，接触准则稳步发展，扩大了非官方接触的范围，基本上没有大张旗鼓。比如在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之前，美台安全讨论主要集中在军售上。台海危机后双方就台湾防务问题进行更广泛磋商，新的安全对话机制悄然启动。

随着时间推移，密集的对话架构逐渐形成，以支持华盛顿和台北就越来越广泛的问题进行沟通。鉴于美台官员之间的大部分互动都是在公众视线之外进行的，美国对台接触的稳步扩大加强了双边关系，但没有与北京产生重大摩擦。 特朗普政府的后半期，美国国务院进行内部评估，对现有的联系准则进行审查，以期找到方法，展示对台湾更明显的支持。这次内部政策评估的完成恰逢特朗普政府即将结束，拜登被确认当选总统之后。

在美国国会山发生骚乱，特朗普政府内部混乱之时，蓬佩奥选择了公开宣布以前的美国政府对台交往准则无效。何瑞恩说，蓬佩奥明显没有与继任者磋商，而且将由接任者而不是他面对由此决定带来的后果。

何瑞恩指出，蓬佩奥发布的新闻声明措辞含糊，内部也不一致。它一方面指出，美国将自己从其先前的对台接触政策限制中解放出来，但在另一方面又指示，所有与台湾联系是通过“美国在台协会”(AIT)处理。因此，蓬佩奥最终可能只是将与台湾接触的监督责任从美国国务院移交给AIT。

蓬佩奥宣布解除美国国务院对台接触内部规程后第一个工作日，美国国务院就在主要官员每日议程安排中主动宣布，负责政军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珀11日中午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日前库珀刚参加了美台政军视讯对话。

对于各方在蓬佩奥宣布后的反应，何瑞恩指出，台湾官员对此宣布的最初反应是兴高采烈的，但他注意到蔡英文对此没有表态。他分析，这符合蔡的风格，蔡英文自己可能也在经历过渡，她可能也要适应即将下台的特朗普政府在一个敏感问题上发起政策转变的独特性。

何瑞恩指出，北京方面的初始反应则是尖锐的。他引用环球时报题为“蓬佩奥或让台湾当局的日子倒计时”的评论，以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他认为，北京的受挫感可能会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计划于1月13日开始访台的事情上得到更具体的表达。在最近美国高官访台时，解放军在台湾附近进行了军事行动，以表达其不满。

何瑞恩预期，北京可能会因为华盛顿的政策调整而惩罚台北。这样做将符合北京以往回应美国支持台湾的明显行动而采取的模式。过去4年北京拿走了台湾的5个“外交盟友”，未来几周，北京可能会寻求增加这个名单。

何瑞恩分析，在有机会对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采取措施之前，北京可能不会对美国做出升级反应。他说，中方认识到，蓬佩奥的观点在1月20日之后将不再具有政策份量。北京可能不希望在当下对蓬佩奥的声明反应过度，从而先发制人地阻止自己在未来几年探索与美国建立一种不那么对抗的关系。

对于拜登政府对蓬佩奥这个决定的应对，何瑞恩分析，拜登政府将有4个选择：

1，公开撤销蓬佩奥的声明;2，坚持蓬佩奥的决定，允许美台关系在官员接触的水平、频率或公众形象没有指导方针的情况下运作;3，指示国务院恢复评估和批准美国政府各部门与台湾有关部门的接触，以确保这种接触符合长期政策的精神，尽管未必是过去接触准则的文字;4，在蓬佩奥声明的激励下，启动对于台湾政策的审查，对美台非官方关系的利益和优先事项进行新评估，制定更新的与台湾方面接触的指导方针。

何瑞恩分析，考虑到撤销蓬佩奥的声明将使美台关系陷入困境，而接受蓬佩奥的决定可能会引发不协调行动的风险，从而在台湾海峡造成意想不到的升级压力，前两种选择都是低概率情形。这使得第三或第四个选项更有可能出现，而且这些选项并不相互排斥。例如，拜登政府在更新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的指导方针时，可以将第三种选择作为一个占位符。

何瑞恩认为，拜登政府可能还需要决定如何私下和公开谈论两岸关系。中国官员将利用与拜登政府的初步私下外交交流，迫使他们公开否定蓬佩奥的决定。他声称，拜登团队应当回应这些要求，强调北京采取的威胁或边缘化台湾的行动越多，华盛顿就越有必要扩大接触和增加对台湾的明显支持。

何瑞恩表示，拜登过渡团队似乎已经在公开场合摆出了一种平衡的姿态。它重申了拜登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以及希望“与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佳利益相一致的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拜登过渡团队的声明同时向北京方面保证，并向台湾人民重申其方针将以关心他们的福祉为指导。这样的做法可能不会让人生气或激动，但在目前这个时刻，这或许也不全是坏事。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3

旧文章ID：23974

作者：刘炳辰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1月1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11日正式提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草案，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当天早些时候，众议院民主党人还试图推动众议院通过要求副总统彭斯援引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特朗普的动议，但遭到共和党人阻止。

就在几天前，华盛顿发生了世界政治史上令人震惊的一幕。1月6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在认证2020年大选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时，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们因为不满大选结果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最终抗议演变成了占领美国国会的暴力运动。在自封为世界民主政治“灯塔”的美国发生这样的闹剧，无疑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至今最大的讽刺之一。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直接批评道“这根本不是抗议，而是叛乱”。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则在10日的一封信中称特朗普为“民主的威胁”。

这场混乱最终虽然没能造成实质的影响，但在这场运动中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成功把自己塑造成了某种“人民领袖”的形象，向继任者拜登展示了自己有直接领导暴民进行政变的能力。

特朗普引导的这场闹剧对本已问题重重的西方民主政治可谓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虽然美国政治并未因为这场闹剧而陷入真正的危机，然而它反映出来的是美国政治体制并非其所宣扬的那样“完美”和“无懈可击”，而相反有可能是相当脆弱的。笔者认为，当下的美国政治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并非疫情重击下的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问题不断累积的必然结果。

民主如何走向死亡?

早在2016年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击败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政界及学界就开始反思美国政治社会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才使得特朗普这位非传统的政治素人能够戏剧性地被选为总统?哈佛大学两位政治学教授(Steven Levitsky & Daniel Ziblatt)2018年出版的著作《民主如何走向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比较分析了欧洲和南美一些民主政体如何被破坏，最终走入僵局，旨在借此警告美国精英阶层特朗普这位非传统政治人物很有可能将美国的民主政治带入死亡。然而终究“书生无用”，当下美国政治在特朗普的带领下，似乎正沿着两位学者预演的方向发展。

《民主如何走向死亡》一书中认为，民主政治走向死亡主要是三步走：第一，为了赢得选票，传统的政界大佬们拉低了自己的下限，将一位民粹主义的、反建制主义的非传统政客推举为候选人参与大选。第二，这位非传统的政治人物上台之后发现自己处处受到已有政治建制的牵绊，自己又没有政治根基，为了打破这种束缚，他更加坚定了走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的路线来争取选民的支持，并利用法律赋予的、往往仅在非常情况下才被使用的“行政特权”来反击对手，这种做法打破了民主政治中政客之间原有的“相互容忍”与“自我节制”精神。第三，在这种“相互容忍”与“自我节制”被打破后，这位非传统政治人物与议会反对党和传统政治力量完全撕破脸。政治对立严重两极化，斗争进入你死我活，最终导致行政权力被滥用，民主政体各权力之间的监督制衡被打破，最终导致民主政体死亡。

然而，两位学者研究发现，那些所谓的手中握着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选票的选民们并无法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因为，第一，这种民粹主义和反建制的政治人物本身就受到成千上万拥趸的热烈欢迎与强烈支持。第二，民主的死亡过程往往伴随着一些巨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为了渡过当下这些社会危机，选民们会选择容忍这些领袖们的“胡作非为”。第三，最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选票政治的操弄，社会已经被贫富、种族、宗教等问题深深割裂，社会各族群之间难以达成共识用选票推翻这些“非传统政治人物”。

如果特朗普赢了就会天下太平?

作为政治学学者，两位教授更多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分析民主政治衰败的原因，并未进一步深入讨论造成这种政治对立的深层社会原因。其实原因并不不难理解，美国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和产业布局失衡的问题。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催生了一批高效益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而低收益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则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被转移到了亚洲及其它一些低人力成本的地区，原本大批依靠传统产业维生的低素质劳动力很快便成为了失业者或者社会底层，无法从美国产业更新换代的历史进程中分得应有的发展的红利。再加上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少有的社会福利体系不够健全的国家，最终的结果便是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一边是因高科技产业而日益开放的沿海地区，另一边则是因传统产业转移而日益衰落的内陆地区。历史上美国的两极分化其实一直存在，而与以往的两极分化不同的是，当下受到伤害的不再仅仅是黑人和有色人种，而且包括大量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群体。这些失落而又得不到国家福利保护的美国传统白人工薪阶层中的许多人便转变成了反建制主义者，成为了特朗普民粹主义的支持者。

另一方面，在近几十年美国引领的“自由主义民主”的风潮下，西方民主政治正在一步步滑向部落主义(Tribalism)的混乱当中。大选已经不是弥合社会矛盾的途径，而变成了政客们为了选票而分化社会的手段。政客们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选票，利用各社会阶层之间已有的裂缝，打破原有的社会共识，在宗教、种族、经济、外交、甚至同性恋等等议题上提出更加极端的主张，社会各族群也在这些议题的引导下进行了新的分化和重组形成了新的“部落集团”，彼此之间互不信任。

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谁得票多谁上台，以此来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从而维持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民主政治原本被设计的目的之一也是让诉求不同的社会各群体之间能够求同存异。而如今民主政治则成了各群体“求异反同”，互相攻讦的舞台，原来那样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已经不被接纳，一来是大选中落败的少数群体不接受被多数群体选出来的政党和领导人所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无法被代表;二来因为社会大众对已有政治建制的反感与冷漠，导致投票率低，胜选的政客们也因此不能完全代表多数群体的意志。在某些“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中，既然政府不能代表这些人，那这些选民自然也就不会承认政府的合法性，街头暴力便成了他们表达不满和自我声诉的手段。当合法性不被承认的政府派出警察镇压走上街头的“暴民”时，这些“暴民”的选择不是屈服，他们的表达更可能是倒向更加凶悍的暴力甚至是武装自治和分离主义。

2020美国大选，特朗普败选，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位非传统政治人物没有遵循以往美国政客的精神和平过渡政权，而是如两位学者预言的那样制造了混乱威胁美国政体。作为呼应特氏的支持者们也选择拒绝接受大选结果，曾经的白人力量(White Power)已经展现出进一步堕落成白人暴徒(White Mob)的潜质。但这可能并不能简单归咎于特朗普与其支持者们的疯狂，其背后的真正病症也不是把特朗普赶下台就能治愈的。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设想下，如果拜登是败选，前不久发生的“黑命攸关”运动(Black Lives Matter)是否也会进一步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暴乱呢?

(作者为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21/1/12   发布时间：2021/1/12

旧文章ID：23972

作者：龚克  来源：澎湃新闻

2021年1月6日的冲击美国国会事件，让许多观察者联想到两百多年前的法国革命。在后者这场影响深远的历史变局中，曾经多次上演民众啸聚街头、向王室、政府和议会施压乃至诉诸暴力的场面。此次美国国会外树立起的巨大绞刑架，不仅唤醒了对种族隔离时期南方私刑的记忆，更是对建制派政客的公开威胁，冥冥中仿佛也和法国两百年前的断头台遥相呼应。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作为崇尚法治、宪政稳固的”好学生“形象而存在，和法国的动荡革命历程形成鲜明对照。即便同样经历战争、政治谋杀和民权运动，美国罕有权力中枢直接遭受大规模街头运动冲击的时刻。但饶是如此，在社会分化与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加上特朗普这样一个不世出的“天选之人”推波助澜，一切都变得和此前不同，正如此前他嘲笑法国所言，“法国已经不再是法国了”，如今同样可以说，在特朗普的四年治下，“美国也同样不再是美国了”，所谓“历史深处的忧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浮现到表层上。

美国政治的“法国革命化”，其实可以更精确地和一个特定的历史瞬间对照，这便是1793年五月底六月初巴黎民众包围国民公会，强迫议会对吉伦特派议员进行政治清洗，导致一个曾经执革命之牛耳的政治精英集团几乎被诛杀殆尽。在这种历史参照系中，这一场景中的种种因素都似曾相识：趋于极化的党争、被暴民攻击的议会、充满仇恨心态的民粹领袖……但不同的是，如果说历史的前车之鉴刀刀见血、招招致命，如今上演的剧本，尽管不乏暴力气息，并付出五条人命的代价，却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一部徒有浮夸声势的赝品。

被围困的议会，最终将吉伦特派献祭

按照革命史学的术语，一部法国革命史，由多个重要的“日子”(journée)作为分期界标。在这些“日子”中发生的事件，对整个革命的走向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不妨按照中国语境的习惯，将其称之为“事变”。而在所有事变当中，有三次自下而上的大规模民众暴动最为重要，分别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政以及1793年5月31日及6月2日(连续两场)事变清洗吉伦特派。这三次事变或被褒之为“起义”，或被贬之为“暴乱”，但实际上本质如一，都是底层民众以下犯上，改写既有权力格局。

不过，如果说前两场事变都还是将矛头对准王室、虽然不乏暴烈但仍顺应古今之变的话，最后一次事变的性质则走向了革命初心的反面，人权宣言和立宪政体被践踏，议会内部党争加剧、相互攻伐，政治人物煽动民众，以大规模街头运动包围议会，强行清洗政敌。经此一役，法国革命如同脱缰野马，此前已经开启的“恐怖统治”(Terreur)没有任何遏制力量，一路下行，直到热月9日另一次“事变”——罗伯斯庇尔被推上断头台——方得以平息。这场事变，也构成了部分革命史家(如弗朗索瓦·弗雷)所谓“侧滑”或“失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对于任何版本的革命史，清洗吉伦特派都是无法轻易绕过的重要时刻，它也是整部革命史当中最有象征意义的篇章之一。即便如此，相关描述往往失之于粗疏，仿佛山岳派(相比司空见惯的“雅各宾派”，法语史学界更青睐“山岳派”这一表述，因为一方面并非所有雅各宾派人物都进入议会，另一方面大部分吉伦特派人物其实又都曾加入过雅各宾俱乐部)发起一场政变，将吉伦特派成员逐一逮捕斩杀。但实际上，革命史学通常并不将这次事变称之为“政变”(coup d’État)，而这一过程中的细节，也折射出颇为丰富的意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两位巨匠——阿尔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和阿尔伯特·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各自的代表作当中，都对此次事变进行了详细描述。虽然二人立场迥异、对罗伯斯庇尔和吉伦特派的评价也大相径庭，但对事件本身的描述则相差不大，从中不难窥见这次非典型“暴民政治”的基本脉络。

自1792年10月以来，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以及和后者盟友巴黎市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虽然两派当中都有人试图达成和解，但在外敌入侵、内战蜂起的背景下，双方关系不可挽回地恶化。10月，布里索、罗兰等吉伦特派领袖被逐出雅各宾俱乐部;12月，巴黎市府改选，新一届成员中包括了对吉伦特派极为敌视的肖梅特和埃贝尔;1793年1月，同样敌视吉伦特派的帕扬成为巴黎市长，而从法国各地聚集到巴黎、立场原本倾向于吉伦特派的“联盟者”民兵，也逐渐倒向巴黎市府和雅各宾派;3月，巴黎出现小规模骚乱，两家吉伦特派报刊的出版机构被捣毁;4月，巴黎再次掀起针对吉伦特派的示威，要求议会罢免吉伦特派议员;5月，吉伦特派发起反击，要求解散巴黎市府，其成员伊斯纳尔在担任国民公会主席职务时，更威胁(马迪厄称之为“既浮夸又拙劣”)称要毁灭巴黎;议会成立了一个十二人委员会(主要由吉伦特派成员组成)对巴黎进行调查，并下令逮捕埃贝尔，这更激起了巴黎市府和无套裤汉的愤怒。

在这种背景下，雅各宾派和巴黎市府决定采取强力手段，推翻吉伦特派。5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主张对吉伦特派发动事变。30日夜间，巴黎各区组成“起义委员会”，鸣响警钟，次日任命昂里奥(François Hanriot)为武装起义临时总指挥，对议会施压。而在国民公会内部，罗伯斯庇尔公开要求逮捕22名吉伦特派议员，议会予以拒绝，但同意撤销此前针对巴黎设立的十二人委员会。由此，巴黎民众表示满意，并在议会大厅里列队和平游行，议员们还同民众进行联欢。“处处张灯结彩，洋溢着爱国情怀和动人景象的场面随处可见”(奥拉尔语)。看上去，议会和吉伦特派有惊无险地度过了5月31日的危机。

然而，以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为首的山岳派首领，并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前者在议会发言，声称不会就此罢休，后者更于6月1日亲自前往巴黎市府，鼓动民众再接再励，还登上市政厅的钟楼，亲手敲响警钟。弥漫着血腥气味的第三次大规模“事变”终于进入高潮阶段。

巴黎市府掌握了武装力量，昂里奥调动武装民众包围了议会，甚至调集大炮瞄准议事大厅，却并没有急于动手。6月2日，市府派遣一个代表团进入议会，向后者发出最后通牒。这时议员群体中(出席者已经大幅减少)开始有人建议屈服，救国委员会也请被指控的吉伦特派议员自行停职，后者中有数人当即递交了辞呈。但包围议会的武装民众仍然维持高压态势，把所有想要出门的议员都堵了回去，无论哪个阵营的议员，都成了瓮中之鳖。

国民公会召武装起义总指挥昂里奥前来接受质询，后者却置之不理。于是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走出议事大厅以示抗议，结果遭到武装民众的讽刺和谩骂。昂里奥倨傲地宣称，如果不把受指控的议员交出来，解除封锁恕难从命。议员们无奈之下，只好回到大厅，此时他们备受屈辱，心理防线已经被击垮，议会中的旁观者不停鼓噪，而罗伯斯庇尔的得力干将库通不失时机地提出动议，议会无奈之下通过决议，逮捕了29名吉伦特派成员(甚至比此前被点名的22人更多)。由此，在雅各宾派领袖唆使、巴黎市府推动、武装民众参与下，法国革命中规模最大、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一次政治清洗得以完成。

在《乌合之众》的姊妹篇《革命心理学》中，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用小册子作者式的夸张语气称：“可以说，不管从才智、品德方面，还是从勇气上来说，国民公会都显得如此平庸。任何一个群体都不会表现得这样怯懦……国民公会懦弱、顺从的一面非常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俱乐部和社团的指令从不违背、百依百顺，面对天天冲击公会的民众代表胆战心惊;面对暴动者提出的要求，非常驯服甚至可以向他们交出自己最优秀的成员。”

但从事态进程中不难发现，国民公会并非没有进行抗争，而且他们的抗争一度超越了政见分歧，化为整体行动。但在形格势禁之下，这种抗争最终还是屈服于啸聚街头的武装民众，因为当时正规军队忙于抵御外敌(其内部同样陷入混乱)、国民公会自身也被党派之争所撕裂，面对山岳派、忿激派、雅各宾俱乐部、巴黎市府和武装民众的联手进逼，它已经没有任何手段能够自保。

作为民众领袖的马拉：精神错乱还是历史预言者?

严格来说，清洗吉伦特派的事变并非单纯的街头暴动，而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吉伦特派与山岳派之争，有复杂而纠缠的根源，其间既有政见分歧，也有个人恩怨。在阿克顿勋爵的道德化评判视角下，问题的焦点是“法国应当由暴力和血腥来统治，还是由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来统治”。在左派史家如马迪厄眼中，这种立场差异成了无套裤汉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分野。而奥拉尔在《法国革命：一部政治史》当中分析称，二者之间最为深刻的分歧其实是颇为技术性的：即在内忧外患之际，革命应当采取统一集权手段，还是地方分权手段;山岳派支持前者，由此使得最大受益者——巴黎成为其天然盟友，而吉伦特派支持后者(但吉伦特派成员中其实罕有人真正提出所谓“联邦主义”)，导致巴黎对其抱以敌视;至于个人品行、激进程度、地域分布等等，其实并非问题的核心所在。

谈及两派殊死相争的这段往事，后人往往言必称罗伯斯庇尔。无疑，罗伯斯庇尔在这一转折点上固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从事态进程来说，对巴黎市府和武装民众影响更大的，却是另一位山岳派领袖——马拉。后者特立独行，麾下几乎没有哪个议员追随他;相反，他的影响力几乎完全在议会之外。借助《人民之友报》粗鄙、夸张而凌厉的风格(正仿佛特朗普的推文)，他在无套裤汉群体中俘获大批信众。

某种意义上说，导致吉伦特派血光之灾的这次事变，同马拉的性命紧密纠缠在一起。

1793年4月初，雅各宾俱乐部向其各地分会发布通函，指责吉伦特派议员是“国王之友”，并鼓动各地民众“拿起武器、火速赶往巴黎”，而马拉当时担任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在这一通告上签字。吉伦特派由此对马拉提出指控，要求革命法庭进行审判。此举不啻为吉伦特派对议会同僚动了杀机，因为革命法庭的审判，仅有“无罪开释”和“死刑”两种结果，由此议员性命成了政治博弈的赌注。然而事与愿违，革命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员都倾向于山岳派，加上巴黎市府示威声援这位“人民之友”，导致马拉于4月24日不仅被无罪开释，而且受到盛大欢迎，民众给他戴上花环，抬在肩上浩浩荡荡地送回到国民公会，马拉一时风头无双。

险些被吉伦特派置于死地的这位“人民之友”，充满仇恨和狂怒地酝酿着复仇，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声称“我们不要陶醉于欣欣然，将一切幼稚行为抛诸身后，只专注于如何击垮我们的敌人!”而巴黎市府也对吉伦特派展开了反击，就在马拉被指控不久，市府便要求对22名吉伦特派议员提出控告。而在5月31日暴动虎头蛇尾地结束之后，马拉敦促巴黎市府不要善罢甘休，并且亲手敲响了6月1日的警钟，相当于为当初将他送上法庭的吉伦特派政敌们敲响丧钟。他在这场事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奥拉尔认为，如果没有马拉，巴黎民众可能就止于5月31日和平示威，而6月2日强迫国民公会清洗吉伦特派也就不会发生。

6月事变之后，吉伦特派成员陆续引颈就戮或被迫逃亡，马拉大仇得报。但这种胜利者姿态只维持了短短一个月时间。来自卡昂的少女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见到许多吉伦特派成员逃亡到诺曼底地区纠集义军，却势单力薄不能成事，于是她孤身一人来到巴黎求见马拉，声称要向他报告诺曼底地区阴谋分子的活动情况。当时正被皮肤病困扰的马拉，坐在浴缸里接见了科黛，后者手起刀落，直刺她眼中这个“嗜血怪物”的心脏。

古斯塔夫·勒庞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对马拉不屑一顾：“相比其他人而言，马拉有着更为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杀戮的渴望中还掺杂了其他因素，即曾经受创的自尊、野心、神秘主义信仰等，而且我们还必须把他当作半个精神错乱者来看待，实际上，马拉一直饱受各种顽固思想和自大症的折磨。”许多历史学家也认为，马拉的精神状态的确和其他革命领袖不同，甚至猜测其丑陋外表引发的嘲笑、和皮肤病(可能是湿疹)导致的身体痛苦，或许正是加剧其心理失衡的因素。

相比之下，奥拉尔对马拉的评价更少感情色彩，却更具有洞察力。在他看来，马拉一身兼有民主和独裁两种气质，这位自诩“人民之友”的民粹领袖，其实对人民的真实态度是既热爱、又鄙视，“人民必须同时既是自由的、又是被人带领的;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向导、一个首领、一个独裁者”(奥拉尔语)。在山岳派成员当中，马拉几乎是唯一一个持这种立场的人，因此同其他所有政治精英都格格不入，然而在拿破仑政变上台后的走向，却恰恰印证了马拉曾经狂暴咆哮的预言。

不宁唯是，马拉这种“民主独裁论”，也在某种意义上预言了法国随后从拿破仑到戴高乐等政治强人主导下的全民公决(plebiscite)治国手段，和希特勒、庇隆等一切“超凡”领袖以及今天形形色色民粹政客的权力基础。某种意义上说，他和罗伯斯庇尔殊途同归，只不过道德理想薄弱得多，民粹色彩却强烈得多。

赝品政变与势能流失

1789年7月14日夜间，当法王路易十六从匆匆前来报讯的利昂古尔公爵处得知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后，诧异地问：“这是一场叛乱(révolte)吗?”公爵回答他：“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révolution)。”

232年之后的1月6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电视画面里看到示威者树立起巨大的绞刑架、并奋力爬过国会山的围墙时，或许会志得意满地问：“这是一场革命吗?”而手下人可能会回答：“不，总统先生，这只是一场叛乱。”——如果他们有足够见识、诚实和勇气的话。

虽然这段仿古式的对话在现实中并不曾发生，但特朗普的拥趸们的确以“革命”来自诩1月6日进军华盛顿的行动。通常认为，“革命/暴动”与“政变”的差别在于，前者是自下而上的自发行动(当然不排除组织因素)，而后者是握有权力者蓄意发起的定点清除行动。然而在现实中，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始终泾渭分明。一方面，无论是自发还是有组织的革命，往往都有掌握一定层级权力的人介入其中(更不必提所谓“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殖民地独立战争，这一点使得它与所谓“姊妹革命”的法国革命在实质上极为不同);另一方面，除了经典意义上的军事政变(putsch)外，政变的组织者也并不排除召唤民众为其助阵;尤其是当因为抗议政府腐败、施政不力或选举不公的民众示威扩展至一定程度，对立双方往往各执一词，示威者称之为“革命”，而执政者斥之为“政变”。从东欧到北非，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1793年吉伦特派的倾覆，便处在这种界限模糊的分水岭上：它既有来自底层(无套裤汉和忿激派)的压力，又有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实权人物遥相呼应。通常而言，史学家并不称之为“政变”(法国革命中第一场真正意义“政变”是热月9日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因为几乎完全是其议会同僚发难的结果)。但考虑到其中山岳派假手民众清除政敌的因素(尤其是马拉的鼓动)，这场事变可以说没有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

同样，1月6日的“进军华盛顿”、冲击国会山事件，也显示出某种界限模糊之处。美国媒体和政界的反对者斥之为“政变”，因为这是在国家元首亲自授意和煽动下的有组织行动，旨在否认民主选举结果、推翻正常的法定程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和马拉一样，都声称自己是“人民之友”、“We love you”，都被复仇的怒火支配着情绪，都想借“人民”之手来清除掉横亘在通向权力之路上的敌人。

然而，和亲自前往市政厅发表演说、并亲手敲响警钟的马拉相比，声称要和“人民”一起走上宾尼法尼亚大道却不见踪影的特朗普，充其量发起了一场拙劣的赝品政变、甚至是cosplay政变。徒有批评者所称的“政变”之名，却无政变之实。他醉心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召唤人民”权力快感，但是在他和“人民”之间，是广阔的空白地带，既没有巴黎市府、也没有党派后盾、更没有武装支持。或者说，在充满感叹号的推文之外，几乎没有可以保证政变成功的任何章法可言。龚自珍论衰世曾言：“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以此而言，无论是枭雄还是僭主，特朗普恐怕都免不了被盖上一个“无才”印戳。

尽管事后也有迹象显示，若不是一些偶然因素，这些拥趸们本来有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破坏，但仍旧很难想象一种剧情：即便他们绑架甚至杀害部分议员，特朗普会有政治勇气和决断来承担全部后果，彻底击穿所有防御机制、让政敌们就范。和巴黎武装民众包围国民公会却引而不发、迫使议会自行崩溃不同，在这个赝品政变的剧本中，从“牛鬼蛇神”们闯入国会山的那一刻起，特朗普事实上已经输了。此前通过阴谋论和悲愤情绪聚集起来的“势”，被散兵游勇的“事”完全破功。

倘若特朗普面对数十万铁杆支持者，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以一篇催泪演说为自己立传，或许还能印证此前媒体关于“特朗普下台、特朗普主义长存”的预言，成为未来四年、十年乃至数十年政坛上一股令人生畏的搅动力量。但如今，即便“特朗普主义”仍将存在，但势能流失已经如同堰塞湖溃坝，不复此前声势。这只能归功于一个志大才疏的业余独裁者，和一场表面上“我们人民”轰轰烈烈包围并冲击议会、实际上一哄而散的赝品政变。

来源时间：2021/1/12   发布时间：2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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