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登晨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1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意图阻止选举人团投票审议确认程序，与国会警察发生冲突，造成5人死亡。6日晚间，脸书以煽动暴力为由封禁特朗普账户“至少两周”;8日晚间，推特以同一理由封禁特朗普个人账号。

单就选举策略而言，特朗普2016年胜选与其娴熟运用推特发布政策、攻击对手、讨好基本盘紧密相关。2020年大选季，在新冠疫情和弗洛伊德事件夹击下，脸书、推特加强了对政要社交言论的约束，特朗普线上动员能力萎缩，与其最终败选不无关联。国会冲击事件根源在线下，但其首先折射出美国社交网络线上治理的滞后;推特、脸书抛弃特朗普，标志着美国社交平台责任将大概率在拜登任内得到强化，以及硅谷和华盛顿的崭新开始。

被反复预演的骚乱

对外反移民与对内纵容白人至上，是特朗普式身份政治的两大支柱。此一政治文化笼罩下，种族仇恨事件频发。

2017年8月，白人至上主义者与种族平权支持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生对峙，32岁女子海耶被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冲撞致死;2019年7月，特朗普通过集会、推特平台公开嘲弄众议院四位少数族裔女议员，建议其“既然对美国不满，那就回到出生地去”，引发支持者欢呼，“送她回去”(send her back)冲上推特热榜;同年8月，美墨边境墙议题长期发酵后，坚信移民是“入侵者”、造成“种族混杂”的21岁的白人男子克鲁修斯，在美墨边境城市阿尔帕索射杀22人。

在2020大选政治和持续疫情的双重催化下，借助民兵组织和持枪自由的土壤，白人至上与种族歧视的种子发芽，单点、偶发、低烈度的仇恨言论、仇恨行为逐步升级为有组织、高频度、暴力性的仇恨行动，靶标所向也已不再是单纯的外来移民，而是一切看上去与特朗普主义相悖的存在，如控枪提案、气候变化甚至是美国的宪政基础。

2020年初，因民主党人控制了弗吉尼亚州议会并提出控枪议程，右翼团体组织了万人持枪抗议活动;4月，因不满密歇根州严格的疫情防控令，千余民兵组织成员冲击并占领州议会大厦;8月，因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杀”引发非裔和白人右翼团体持续的街头对抗，特朗普支持者、17岁白人男子里顿豪斯开枪致两死一伤;10月，13名极右翼白人因密谋袭击密歇根州议会大厦和绑架该州州长惠特默遭起诉。

来自特朗普的默许甚至鼓励，是白人至上主义在过去几年生根发芽的重要推手。夏洛茨维尔市事件后，特朗普拒绝谴责白人至上主义群体，称其为“非常优秀的人”;里顿豪斯开枪致人死亡后，特朗普同样拒绝谴责;民兵占领密歇根州议会大厦后，特朗普发推称民兵是“非常好的人”、“只是很生气”;预谋绑架惠特默事件前，特朗普曾发推呼吁“解放密歇根”。

大选后，特朗普认为存在“选举欺诈”，施压摇摆州官员“寻找”选票，威胁副总统彭斯“做正确的事”，对外宣称“绝对不承认败选”，呼吁“阻止窃取选举结果”。国会被冲击前夕，特朗普几番发推——“1月6日，华盛顿特区见”、“1月6日上午11时，华盛顿将举行大型抗议集会”;冲击事件中，特朗普一度要求示威者和平离开，但又暧昧地表示，“我爱你们，你们是特别的”，称他们为“爱国者”。

既然传统程序无法达成目的，那就另辟蹊径——这是2016年素人特朗普“推特竞选”的成功经验，也让其在2020年深陷危机。绕开代议制民主直达一线选民，在享受直接民主带来的山呼海啸般权力欢愉的同时，相伴而来的民粹与暴力风险也非特朗普可以掌控，1月6日冲击国会只是一系列冲突与风险的总爆发。

谁干预了谁?又是谁拖累了谁?

推特、脸书禁用特朗普账号的逻辑是一致的：特朗普利用平台纵容乃至煽动暴力，且这一风险在未来仍可能持续。

一直以来，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坚信社交网络歧视保守主义，“谷歌搜出来的新闻大多对特朗普不利”，社交平台成了自由派媒体的“放大器”;民主党人则认为，社交平台对白人至上、种族仇视把关不严，“甘愿充当右翼言论的回音室”。两党都认为，除非社交平台积极回应本党诉求，否则美国1996年《通讯规范法》第230条款赋予平台的“避风港”权利将被推翻。

最初，推特、脸书以政要独享的“公共利益保护原则”为由，抵制两党不同的“审核标准”，默认政要发文具有显著公共利益价值，大多可豁免社区规则，以避免“裁决”政客言论引来风险。

事实上，如果没有疫情和弗洛伊德事件，考虑到美国舆论早已习惯了特朗普式荒诞、真假混淆、煽动乃至分裂的言论特征，社交平台本可继续“消极作为”以平稳度过选举。然而，疫情爆发后，特朗普为保经济以服务选举，多番调降疫情预期，称疫情为“恶作剧”、“儿童对病毒几乎免疫”，甚至建议喝消毒水消杀，言行越发出格。5月弗洛伊德被“跪杀”后，特朗普沿用“割裂与煽动”手法，通过社交网络挑拨族群纷争，引发持续动荡。推特、脸书随即调整了“公共利益保护政策”，隐藏特朗普的部分过激推文，在不实推文下方添加“事实核查”标签，附上权威信源的背景链接供用户参考，特朗普竞选团队则因发布虚假信息几次被禁言。

由此，去年夏天以来，特朗普的“推特竞选”之路实际上已被设障，加之疫情期间线下集会减少，特朗普团队的整体动员力下降。受此刺激，去年5月、9月，特朗普分别以签署行政令和命令司法部提出立法动议的方式，要求限制230条款的适用条件以施压平台。选举结束后，特朗普继续通过社交媒体造势，鼓励支持者以集会抗议形式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其与社交网络间的张力进一步加剧。随着常规翻盘渠道被逐条堵死，特朗普将基层动员视作最终救济途径，引发冲击国会事件。

此轮选举，社交网络为了选举安全，起了大早，却赶了晚集。受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影响，社交平台早已高度戒备，加强智能与人工审核布局，密切与国土安全部门合作，防范外部干选。相比2016年，此次美国大选应该是“更安全了”。但此一安全仅限于硬件安全和外部安全，即外部势力未能通过抓取美国用户数据进行精准广告投放从而影响美国公民的选举偏好，而面对来自核心政要的“作乱”，以及两党对于平台“定制化”的言论审核要求，平台无以应对，一旦政要享有的“公共利益保护原则”被突破，平台除了管束并无他途。迟到的管束却收效甚微，常年的线上喧嚣终引致线下骚动。

相较于2016年，本次大选中，两党及其选民的线上缠斗无丝毫减缓，且已落地为线下“武斗”，选举政治更为内卷。在两党眼中，社交平台采取措施防止外部势力干预只是实现选举公平的第一步，帮自己胜选才算得上“足够公平”。平台出于商业利益考虑，难有勇气开罪任何一方，对于一些政要的出格言论是“能忍则忍”，走一步看一步，而华盛顿四年来持续的“瘫痪”，叠加疫情和选情压力，决定了两党围绕230条款的你来我往只能是为出于选举利益的权宜之计，真正的立法进程难以开启。

从这个角度观察，冲击国会事件与封禁特朗普账号，虽不足以消弭两党支持者的裂痕，也不足以弥合党派分歧，更非线上喧嚣的终点，但其足以昭示两党开启线下协商的紧迫性，平台责任立法有可能成为复苏的华盛顿合作政治新起点。

“投名状”和去特朗普化

占领国会的大场面，容易滋生时代变局的错觉。但究其本质，特朗普只是将散落于各地的反口罩主义者、极端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不合时宜地聚集到了华盛顿。抗议人群占领国会，与其说是为特朗普翻盘，不如说是表达对全球化和科技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恐慌，以及对族裔问题和贫富分化的不满，而这一恐慌与不满，早在2016年就得到了倾听。若干年后回望，2021年这场将特朗普推向深渊的国会骚乱，或许只是落寞白人的一次偶发狂欢。

与占领国会的大张旗鼓不同，推特、脸书与特朗普的切割迅速安静，影响却可能更为深远。依靠8700万推特粉丝，特朗普一度得以绕开建制派而直达选民，甚至借基层民意号令国会共和党人，因为参众两院所有共和党议员加在一起，终其一生手握的选民数量，都不及特朗普粉丝量的一个零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8700万粉丝瞬间消散，让特朗普刚刚拿下的7300多万张选票，永久地失去了支撑。

脸书、推特与特朗普的切割，标志着华盛顿与硅谷合作的崭新开始。硅谷或许并不喜欢进步化的民主党，但与2016年相比，当下美国数字产业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和欧盟巨大的监管压力，在有关平台责任、隐私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和数字税的全球规则制定方面，亟待华盛顿助力，同时控制参众两院和白宫的民主党，是值得合作的伙伴。

拜登或许也不喜欢脸书，但数字产业对于美国经济的特殊支撑作用，以及对于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的重要性，都决定了拜登的数字治理工具只能是“手术刀”而不可能是“榔头”。社交网络抛弃特朗普，是硅谷为拜登政府纳上的“投名状”，是民主党扫除执政障碍的关键一步，是共和党去特朗普化的必经之途，和华盛顿回归常态的唯一出路。

2019年初，拜登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在谈及科技与政治关系时，给出一段精彩的论述：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后，政府都需要花6至8年甚至一代人的时间，去解决因科技革命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我们固然无从推断拜登讲这番话的真实动机，但当制造业搬迁他国，当工人转行成为优步司机，当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中位数30年原地踏步，这就是国会占领运动下科技革命与社会平等之间的真实互动场景。这一场景，并不会因为特朗普是不是推特大V，而有丝毫改变。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11

旧文章ID：23954

作者：NICHOLAS FANDOS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上周三，特朗普总统煽动一群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大厦，随后国会再次权衡是否弹劾他，这一次，他的任期只剩下数天了。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情况，提出了美国历史上很少被考虑到的政治、宪法和后勤问题。从来没有一位总统遭到两次弹劾或在任内的最后时刻遭弹劾，也从没有一位总统被判有罪。

鉴于特朗普在白宫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加之其行为的严重性，议员们还在研究宪法弹劾条款中的一项规定，可能允许他们禁止特朗普再次担任联邦公职。

到目前为止，民主党人正在推动这一进程，但一些共和党人表示，他们对聆讯案件持开放态度。以下是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

国会可以罢免犯有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的总统。

宪法允许国会在总统或行政部门其他官员任期结束前解除其职务，如果立法者认为他们犯有“叛国、贿赂或其他严重罪行及不检行为”。

弹劾是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过程，而且被刻意设计得非常困难。首先，众议院投票决定是否弹劾——相当于在刑事案件中起诉某人。这些指控整理成为弹劾条款，详细列出危害国家的指控。

如果众议院以简单多数票赞成提出指控，参议院必须立即在审判中审议这些指控。众议院对此案进行起诉，任命弹劾管理者，在担任陪审团的参议员面前进行辩论，总统传统上被允许做出辩护。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监督审判。

在参议院，定罪的门槛要高得多。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在座参议员同意定罪;否则总统将被判无罪。如果100名参议员在审判时全部出席，那就意味着必需有17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的行列才能定罪——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现在弹劾特朗普可能会使他今后无法担任公职。

虽然在总统即将离任之际弹劾他似乎毫无意义，但这对特朗普来说，除了给政绩上留下污点之外，可能还会带来真正的后果。如果他被定罪，参议院可以投票禁止他再次担任公职。宪法规定，在被定罪后，参议院可以考虑“剥夺担任和享有合众国属下有荣誉、有责任或有薪金的任何职务的资格”。

只有简单多数参议员同意才能成功取消特朗普的资格，他正考虑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这一前景不仅对民主党人有吸引力，对许多关注自己竞选的共和党人也很有吸引力。

没有什么能阻止对特朗普进行第二次弹劾。

众议院曾于2019年12月弹劾特朗普，指控他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与他试图向乌克兰施压，让其抹黑他当时的政治对手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有关。参议院投票宣布这两项指控不成立。

只有三位美国总统曾遭弹劾，包括特朗普在内。从未有一位总统遭到两次弹劾。

但宪法中似乎没有任何条款阻止国会以一系列新指控再次弹劾总统。

时间紧迫，但并非不可能。

特朗普将于1月20日离任，最大的政治和后勤障碍之一是日程安排。过去的总统弹劾，包括众议院在2019年进行的弹劾，通常都是经过调查、听证会和数周公开辩论的漫长事件。

这种慎重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如此激烈的行动建立共识，但根据规则，这并非必需的。如果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行动，他们可以在几天内绕过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指控，在众议院提出并直接进入辩论，然后投票表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会刚刚开始，委员会甚至还没有成立，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一旦众议院投票通过弹劾条款，就可以立即将其转交给参议院，而参议院必须立即开始审判。

根据目前正在讨论的一种理论，众议院可以弹劾特朗普，将这些条款保留几天，等民主党人在拜登宣誓就职后接管参议院。审判的时间长度和管理规则是由参议院成员决定的。

在周五晚间分发给参议员的一份备忘录中，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表示，在1月20日特朗普离任、拜登宣誓就职之前举行审判，或许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由于就职典礼迫在眉睫，参议院目前没有开会，所有100名参议员必须同意改变日程。这是极不可能的。

作为前总统，特朗普仍然可以被弹劾。

对于总统离任后是否可以被弹劾的问题，历史几乎没有给出任何指引，众议院的律师们正忙着研究法律和宪法问题。

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在离任后遭弹劾是有先例的。1876年，众议院以贿赂为由弹劾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的战争部长，尽管他已辞职。当时参议院曾考虑自己是否仍有审理前官员案件的管辖权，并认定自己仍有这项权限。最终，这位前部长被宣告无罪。

在上次弹劾程序中作证的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宪法学者迈克尔·J·格哈特(Michael J. Gerhardt)周五写道，他认为国会没有理由不进行弹劾。

“对于前官员或那些及时下台的官员来说，逃避这种补救机制是没有意义的，”他写道。“因此，不用说，如果弹劾在个人任职时开始，在他辞职或以其他方式离职后，这个程序肯定会继续下去。”

Nicholas Fandos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国内新闻记者。自2017年以来，他一直是报道国会的新闻团队的成员，这个团队记录了司法部和国会对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的调查。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npfandos。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11

旧文章ID：23953

作者：王英良  来源：FT中文网

当地时间1月6日，各路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大楼，导致正进行确认各州选举人大选投票结果程序的联席会议被迫暂停。示威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国会内局面混乱，议事厅有玻璃窗被打碎，国会安保人员不得不开枪“维稳”。报道称，警方曾施放催泪弹，有人中枪，亦有其他人受伤。国民警卫军及联邦警察到国会控制场面，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当地周三傍晚6时起开始实施宵禁。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发文表示，“袭击国会不是表达异议，而是无秩序混乱，近乎‘煽动叛乱’，必须马上停止。”在政治上，“叛乱”所要面对的往往是无情的“镇压”。令美国政治“失序”与“恐怖”的一天就这样被历史记录，这是美国选举以及民主法治中“极不光彩”的暗黑一日。

“冲击事件”震惊世界，特朗普成为众矢之的。多国政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领导人纷纷表态，认为暴力行径令人不安和震惊，呼吁美国实现政权和平有序交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雅里克1月6日称，古特雷斯对当天发生在华盛顿国会山的骚乱表示哀伤。迪雅里克在一份记者通报中说，在当前形势下，政治领导人应当让支持者意识到避免使用暴力以及尊重法治的重要性。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推特上说，发生在华盛顿的场景“令人震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加拿大人对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行为“深感不安和悲伤”，希望可以尽快恢复正常。

事件的爆发造成了极其消极的“政治后果”。特朗普的既有优势开始土崩瓦解，拜登获得了政治以及道义上的新优势。特朗普官方推特被封禁，各地谣言四起，特朗普内阁迎来了辞职潮。“冲击事件”加速了特朗普政府核心精英团队的瓦解，美国运输部部长赵小兰周四宣布辞职，此前已有一些政府官员辞职，以抗议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赵小兰是第一位宣布辞职的内阁成员，她也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妻子。而作为共和党大佬，麦康奈尔已经坚定地站在“反特朗普阵营”一边。

美国出现了明显的“政治衰败”信号。特朗普不顾民主法制程序力图以“克里斯玛型”权威来号召支持者冲击政治核心，试图塑造民意来佐证其当选的“合法性”，这反映了其绝望和挣扎。“进京勤王”大戏不仅演员“拙劣”，而且演技“丑陋”，但道场是“神圣”的，美国依然有镇压暴乱的国家机器，有偏好“法治”的政治精英和大众。在“乌合之众”的狂欢洗劫和放肆地发泄对民主党政治人物及权力象征物品的“嘲讽”和“羞辱”后，军警安保人员的枪声以及“激进分子”的倒地迅速终结了这一场混乱。暴力无法阻止美国国会的议程。特朗普“最信赖”的助手彭斯主持并宣布拜登获胜。在失望以及绝望之下，特朗普利用美国政府账号，发表公开演说承认败选，并承诺推动权力过渡，但依然咬定选举存在“舞弊”，宣称美国需要“法治”。特朗普“犹抱琵琶半遮面”，依然还困兽犹斗地给支持者“画饼”提供“希望”。然而政治斗争在流血过后往往更加“残酷”更具有“淘汰性”。

美国自1776年建国起，联邦开创者就号召政治家以“和平”方式处理内部冲突。在《1787宪法》中，先贤们开篇即“我合众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规划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之赐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本宪法”。宪法规定了总统的职能重点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维护宪法。尽管历史上美国政治斗争中存在暗杀等暴力手段，但从未出现政治精英动员和放纵支持者以暴力手段来逆转政治议程和民主投票结果，甚至冲击中央政府。目前，特朗普及其家族和“死党”在政治上面临空前孤立，权力接近被“褫夺”，权威扫地，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因果规律不分阶层，“强人”不按常理出牌往往导致自身的“弱势”，特朗普目前正在孤单地品尝相应的“果”。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政治投机者从不会忘记“利用”大众。“进京勤王”的故事也曾在大清末年上演。1900年夏，慈禧为了维护自身政治权力，提升威望，默认各路“义军”携带武器进入京畿“勤王”。在“义军”向京师进军那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慈禧一度对“勤王军”抱有幻想，然而当“勤王军”在京师实施纵火和“围攻”各国使馆，随后遭到军事失利以及列强军队的严厉镇压之际，“勤王军”得到的不是怂恿其行动的王公大臣的恩赏加勉，而是慈禧授意麾下悍将袁世凯进行血腥镇压。慈禧把“勤王军”当做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一旦形势变化，在内外压力下立马“翻脸不认人”。中国120年前的故事在“山巅之城”的美国活生生变戏法地上演。事实上，两大历史事件的结果也将接近，支持特朗普的“勤王军”反被特朗普呵斥，在国家机器面前，美国各路“勤王大军”不堪一击，对特朗普的“忠诚”反倒成了压垮特朗普这一大骆驼的“最后稻草”，成了特朗普力图摆脱的“负资产”。乌合之众现成了美国司法部和军警抓捕通缉的对象。特朗普号召的“勤王”的结果是把政治精英的矛盾公开化，以极端的手段实现了“政治分化”和新的“力量对比”。

美国的政治体制奉行“分权制衡”，理论上任何权力都会受到约束。然而在总统权力不断扩张的道路上，美国权力的平衡持续被打破，最终“量变”转移到了“质变”。特朗普的权力是美国总统权力的巅峰，其获取权力除了宪法的“赋权”外，另一个手段在于不断突出外部威胁，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使得权力不断突破各类约束。而国会以及司法权制约的缺位进一步助长了特朗普权力的傲慢、自负，最终祸起萧墙。民主共和两大执政党利用制度路径实施恶斗，利用一切机会来增加自身优势抵消对方优势，增强本党“合法性”，积极“非法化”他党利益。政党失去了“公忠毅坚”维护社会和平、公平、正义、法治的“宪治初心”，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勤王军”闹剧。

美国极化的政治竞争助推了特朗普偏执的总统人格，偏执的总统人格最终推动了他“铤而走险”。美国政治与社会力量在最后一刻才醒悟，发现美国“政治衰败”到如此不堪境地，然而目前只能一边抓捕暴乱者，一边坚定确保拜登上台“拨乱反正”，重新树立政府威信，引导民众“彻底告别特朗普时代，迎接新的拜登时代”。

然而以政党“失能”、权力“失控”、社会“分裂”为核心的美国政治衰败，“老成持重”的拜登是否经得住这个历史性挑战呢?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10

旧文章ID：23952

作者：ADAM LIPTAK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公司本周取消了出版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新书的计划，霍利称此为“对第一修正案的直接攻击”。

周五，Twitter永久封禁了特朗普总统的帐号，他的家人和支持者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生活在奥威尔的《1984》里，”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说——在Twitter上。“言论自由在美国已不复存在。”

研究第一修正案的学者说，这些公司的决定可能是不明智的，但它们完全合法。因为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审查，但不适用于私营企业所做的决定。

当然，这样的行为有可能并不违反第一修正案本身，但却违反第一修正案所体现的价值观。然而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法学教授罗纳尔·安德森·琼斯(RonNell Andersen Jones)说，基本的法律问题是极为简单的。她还说，霍利不应该忽视这一点，他毕业于耶鲁法学院(Yale Law School)，曾担任首席大法官小约翰·G·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的助理。

“把所有限制言论的问题都归结为‘第一修正案问题’变得很流行——甚至那些明明应该很明白的人也是如此，”她说。“但是第一修正案只限制政府行为者，社交媒体公司和图书出版商都不是政府机构。事实上，他们享有自己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如果他们不愿意与某些言论发生联系，政府不能要求他们这样做。”

但法律界的许多人仍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这突显出少数几家社交媒体公司的巨大影响力。这些公司基本上不受问责制影响，而且随着高管来来去去，它们对言论可接受度的立场也可能随之改变。

“我希望人们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想法，即使是那些我讨厌的想法，我认为Twitter对公共话语的影响力特别大，令人担忧，”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格雷戈里·P·马加里安(Gregory P. Magarian)说。

但麦格里安说，总统和霍利没有什么抱怨的资格。

“第一修正案不要求任何私人论坛为任何人发布演讲，”他说。“Twitter和西蒙与舒斯特公司都不必承担第一修正案的义务。”他还说：“如果你觉得特朗普和霍利这样的人，以及他们所支持的观点，将会永远无法获得公众关注，这样的想法是荒谬的。我们应该担心私人力量对言论的影响，但总统和参议员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发言者。”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也表示，暂停特朗普的Twitter帐户涉及的言论自由利益很复杂。(Twitter已宣布将永久封锁特朗普个人帐号——编注)

“我们理解现在永久封禁他的愿望，但当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公司行使不受约束的权力，把人们从已成为数十亿人不可或缺的言论平台上撤下时，每个人都应该感到担忧，”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凯特·鲁安(Kate Ruane)说。“特朗普总统可以求助于他的新闻团队或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与公众沟通，但其他人——比如许多被社交媒体公司审查的黑人、棕色人种和LGBTQ活动人士——就不会有这种奢侈。”

霍利的书《科技巨头的暴政》(The Tyranny of Big Tech)原定于今年6月出版。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取消出版计划时说，“放大各种声音和观点永远是我们的使命，”但鉴于“周三在华盛顿令人不安、致人死亡的叛乱”，霍利已经越界了。

“我们认真对待我们作为公民更大的公共责任，”该公司说，“在霍利参议员对我们的民主和自由构成危险的威胁之后，我们不能支持他。”

法律专家表示，出版商可以自由做出这一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决定。

凑巧的是，最高法院可能最早会在周一决定是否审理有关特朗普Twitter帐户的案件，这个案件很好地说明了最近事态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区别。下级法院已经裁定，特朗普阻止一些用户访问他的帐户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由于特朗普是使用该帐户执行公务的政府官员，2019年，纽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一个三法官合议庭一致裁定，该帐户是一个公共论坛，特朗普没有权力根据人们的观点将他们排除在外。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有关该帐户官方性质的证据是压倒性的。”法官巴林顿·D·帕克(Barrington D. Parker)就该案件写道，“我们还得出结论，一旦总统选择了一个平台，并向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和参与者开放互动空间，他就不能选择性地排除那些与他观点相左的人。”

帕克写道，如果该帐户是私人的，特朗普可以屏蔽任何他想屏蔽的人。(比如有用户评论说，“一个连自己的推文都不校对的人却要去按核按钮”。)

但由于他以政府官员的官方身份使用该帐户，他就受到第一修正案的约束，该修正案禁止基于观点的歧视。

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第一修正案研究所(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所长贾米尔·贾弗(Jameel Jaffer)解释了其中的区别。该研究所就特朗普对自己帐户的处理方式起诉了他。

“我们起诉的是总统，而不是Twitter，从法律上讲，这一点至关重要，”他说。“政府行为者必须遵守第一修正案，但私营公司却不需要。”

“因此，”贾弗说，“总统不能根据别人的政治观点来屏蔽他们的社交媒体帐户，但Twitter可以以任何它想要的理由来屏蔽别人。理智的人可能会对Twitter禁止特朗普是否正确有不同意见，但毫无疑问，Twitter在法律上有权利这么做。”

Adam Liptak负责报道最高法院，他也是法律发展专栏Sidebar的撰稿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在200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从事了14年的律师工作。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11

旧文章ID：23951

作者：刘波  来源：FT中文网

上周，在美国国会遭特朗普支持者冲击事件发生后，推特宣布永久性封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账户，以阻止他利用这个账户来进一步煽动暴力。特朗普在推特上拥有8800万个粉丝。他经常利用推特账户来对政治对手进行猛烈攻击，并对自己的支持者进行动员。推特采取行动后，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也基于同样的理由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不过，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的做法也引起了争议，认为这侵犯了言论自由。那么，这种做法究竟有没有侵犯言论自由?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通常是指，公民或社会团体有权在不用担心报复、审查或法律制裁的情况下，明确表达自身的观点。通常认为言论自由是一种政治权利。

同时，言论自由不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纯概念性的权利，而是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的权利。在近代以来争取平等、自由的社会运动中，为此而斗争的人们的呼声经常遭到政府或社会势力的压制，通过他们的不断抗争甚至流血牺牲，言论自由最终才在法律上被确立为一项原则。因此言论自由是一项法定的权利，它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言论表达不应受到政府或社会势力的非法打击或压制。

言论自由是一项法定权利，也就意味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而享有的。例如，美国的言论自由的法律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这同时也意味着，言论自由的内容和边界是由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绝对不受到任何限制。比如，在安静的音乐厅里高声发表言论，在拥挤的广场人群中高喊“起火了”(这可能引起踩踏事件)，都不属于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的概念虽然看起来很明确，但放到复杂生动的现实之中后，就会出现很多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争议，需要经过不断的公共讨论来加以界定和明晰。这次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在当前环境中厘清“言论自由”概念的好机会。

通常认为的典型的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政府剥夺公民言论自由，以及部分公民在政府支持下剥夺其他公民的言论自由。举例而言，政府禁止公民举行合法抗议活动，禁止办报，对揭露政府官员腐败的公民进行打压或报复，政府支持一些人冲击合法游行抗议队伍，政府支持一些人冲击合法出版的报纸刊物，对新闻工作者进行威胁恐吓等等，都构成侵犯言论自由。

有的行为看起来与政府无关，但涉及公共权利与公共利益，因而也被视为侵犯言论自由。例如，企业内部的“吹哨人”举报企业腐败而遭到打压，就属于言论自由被侵犯，因为这里涉及合法的“法益”，即根据法律规定，企业腐败是违法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知情的公民有举报的权利和义务，禁止他们行使这种权利就是侵害言论自由的违法行为。

而特朗普与推特的关系，则与上述情况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异。特朗普虽然身份是美国总统，但作为推特账户的使用者，他与推特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双方结成一种私人性质的契约，推特提供平台，特朗普可以使用，但他的发言行为要遵守推特的规则。如果双方发生争议，首先按照私人契约的原则处理，双方之间的争议不能等同于公权力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双方产生不能解决的纠纷时才应诉及司法机关。推特的规则已经告知过特朗普，推特也曾基于规则对特朗普实行过暂时禁言;在此次封禁前，推特曾经明确警告特朗普不要再发布煽动暴力的言论，否则可能被封禁。推特最终做出的封禁行为是合法的，这与上面举的腐败企业打压举报者的非法例子，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判断起来很简单：因为言论自由是合法权利，所以侵犯言论自由必然等同于非法;如果一个行为是合法的，它就不是侵犯言论自由。推特与特朗普之间是私人之间的契约，私人之间的契约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如果是腐败企业和举报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企业腐败侵犯了公共利益，所以不能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举报者不能以原谅来否定企业腐败的非法性。而特朗普与推特之间的关系就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既然推特做出封禁行为是推特的权利，同时特朗普没有起诉推特的行为非法，因此司法机关无权介入，那么推特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既然是合法的就不可能是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

有一种说法认为推特必须先申请司法或行政机关的授权，才能封禁特朗普的账户，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推特的封禁并不是剥夺特朗普的财产，而是停止对特朗普继续提供服务(何况推特还要承担因此而给自身导致的潜在经济利益损失)，这一行动处在推特自身的合法行动权利范围之内，不需要向司法或行政机关要求授权。而且司法和行政资源都是有限的，动用这些资源是需要成本的，除非特朗普提起起诉，否则在双方没有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司法或行政介入，是对司法或行政资源的浪费，这也将属于公权力无正当理由介入“意思自治”的私人领域，因而必将遭到司法或行政机关的拒绝。

另有一种说法指责称，既然推特可以封禁特朗普，谁来阻止推特以后自己找理由封禁任何人的账户?这种说法忽视了推特封禁特朗普决定的背景。推特并不是心血来潮地做出决定，它考虑对特朗普的账户采取措施由来已久，虽然特朗普长期传播假新闻和不实信息，但推特正是因为考虑到不要让社会产生它可以武断地封任何人账户的错误印象，同时可能也考虑到自身经济利益，才没有对特朗普采取永久封禁措施。最终是因为出现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至今已造成五人死亡的史无前例的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推特才下定决心。在此过程中，推特充分遵守了谨慎和“反应成比例”的原则——因为出现了极大的恶果，才采取极严厉的措施。如果只看到推特的封禁，不考虑特朗普利用推特平台对美国政治和社会和平造成的恶劣影响，就因此指责推特，那是不公平的。这只是一个特例，并不能由此特例推出推特以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封禁任何人账户的结论。如果一位普通公民没有传播假新闻、没有煽动暴力，推特有何理由封禁其账户?即使未来发生这样的情况，在今天支持推特对特朗普账户采取行动的人，也将在未来监督推特等平台，反对其做出这样的行为。

至于一些人指责的“美国从此没有言论自由”之说更站不住脚。因为不对特朗普提供服务属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经营自由和出版自由，特朗普还可以通过其他的平台发声，他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媒体，这些都没有为美国法律所禁止，特朗普依然处在一个实行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中。也正是这种言论自由的大环境，能够对推特等平台形成足够的监督，使得所谓“大科技公司轻而易举剥夺普通人言论自由”的恐惧无法成为现实。

最后，让我们再捋顺逻辑关系：推特封禁特朗普的账户是因为他一再传播假新闻，煽动暴力，煽动推翻民主选举结果，并经多次宽容和警告无效后，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形成一种“推特有权在以后随意封禁任何人的账户”的原则。假新闻和仇恨煽动性言论是公共空间的毒药，特朗普即将下台，在后特朗普时代，社交媒体平台与社会各方密切合作，限制假新闻和仇恨煽动性言论的传播，不仅无害于言论自由，而且将成为民众充分享受稳定民主制度之下的合法言论自由的有效保障。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11

旧文章ID：23950

作者：李军  来源：FT中文网

在我的专栏文章《特朗普是如何被社交媒体全面封杀的》发表不到24小时，Twitter就宣布永久冻结特朗普的账号。在我的文章中指出“如果基于通信规范法230条款对特朗普账号进行内容删除乃至冻结，必须基于明确的违例内容，否则就涉嫌滥用平台的管理权限。在这一点上Twitter的措施是可以成立的。Twitter明确指出特朗普的违例内容，并承诺在主动删除违例推文后12小时给予解冻。”

撰文当时，Twitter对于特朗普的账号有明确的管理诉求，并设定了清晰的冻结时间和解冻标准，这是管理界限清晰的表现。但今天Twitter的永久冻结行为则彻底打破了正常的管理边界。

首先，作为社交媒体最重要的平台，Twitter在互联网领域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而特朗普作为美国现任总统，有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这一自由应该是双向的且被相关案例所确认的。

2019年7月纽约联邦法院裁决，特朗普在Twitter上拉黑别的用户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护，必须立即纠正。当时七名被特朗普在推特上拉黑的美国人起诉特朗普，司法部派出律师应诉。争论的焦点在于特朗普的推特账号是在当选总统前就开设的，是否应当被认为是私人账号。

法官认为，特朗普的账号虽然以前是私人拥有，但现在已经事实上用于“治国理政”(is conducting government business)，所以不能简单看作是私人账号。基于以上理由，特朗普在推特上拉黑美国公民违宪。

该案例的判决说明特朗普在Twitter上已经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混合了政府最高官员的行政治理、事项表态和多方沟通与信息收集的行为。所以，特朗普在Twitter上拉黑别的用户被判决违宪，那么Twitter永久冻结特朗普的账号同样涉嫌违宪，尤其是在特朗普还在任的情况下。

如果Twitter有权彻底封杀特朗普的账号，这就意味着Twitter拥有了限制美国总统通过社交媒体管理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理论上需要经过政府授权才能够具备。

其次，Twitter在对于管理特朗普推文内容方面的标准不够清晰，使用限制手段也超出了必要水平。永久冻结账号是最高等级的限制，Twitter在对特朗普使用时是非常不严谨的。

Twitter在约束和管理特朗普的不当言论时，应该清晰划定界线。对于越界的内容予以处理乃至强制删除，而对于合理内容予以放行。在这一点上Twitter做得并不好。

特朗普的部分推文内容的确涉及鼓励支持者参与抗议，乃至宣传目前无法证实的“选举舞弊”。但Twitter应该在给出明确界限基础上加以甄别和说明，以避免“通杀式”的限制。而且从推文内容控制到账号永久冻结有多个层级的限制手段可以逐步升级使用，Twitter在强调自身风险的基础上直接选择了最高等级限制，其必要性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在中国大陆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多种不同级别的内容管理手段。比如事后控制 — 一旦内容过线或引起大量投诉就强制屏蔽;比如事前控制 – 内容提交后进行人工审查，确认内容正常后再设为公众可见;比如在内容上加以强制标签说明等等。对于反复违例的账号逐渐进行临时冻结并依据后续表现逐渐升级或降级。这些管理手段都可以帮助社交媒体平台构建缓冲区，最大程度保护用户的言论自由 – 当然是在违规界限清晰的基础上。

而Twitter直接对特朗普账号采用了最高等级的限制，尽管在昨天给了一部分缓冲，也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Twitter后续还推翻了临时冻结这一缓冲，甚至在永久冻结的基础上还将特朗普以往的推文全部屏蔽，这就完全不是基于“控制未知风险”的行为，而更像是要将特朗普彻底封杀。

最后，正因为是出于彻底封杀特朗普的目的，所以Twitter在冻结原有账号后，还有一系列后续操作。

特朗普在发现自己账号被永久冻结后，转而使用美国政府提供给现任总统的账号@POTUS及自己的总统竞选团队账号@Teamtrump。但这些替代账号的内容相继被封。

Twitter的发言人在给媒体的声明中写道：“正如我们所说，使用另一个帐户来逃避冻结行为违反了我们的规定。对于@POTUS帐户中的最新推文，我们已采取措施来强制执行此操作。对于诸如@POTUS和@WhiteHouse之类的政府帐户，我们不会永久暂停这些帐户，但会采取措施限制其使用。”

以上事实说明，Twitter封杀的已经不是@realDonaldTrump这一账号，而是账号背后所对应的特朗普这个人。如果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联手 — 事实上昨天已经发生这种情况了，这些互联网巨头可以共同将特朗普在互联网上发声的渠道彻底封死。

在现实生活中，哪个企业能堵住别人说话的嘴呢，哪怕那个人是在胡说八道。在互联网上，这些巨头就可以，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定义的不清晰的边界，缺乏弹性的惩罚措施和事实上的市场垄断地位，达到让一个人无法发声的目的。哪怕这个人是美国现任的总统，也只能无奈接受。

言论自由的界限是由国家的法律来界定的，而不是由互联网平台的内部规则来界定的。如果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用户的内容突破了言论自由的界限，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获得司法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授权后永久封杀某个用户。否则互联网平台只能根据已经发布的内容是否违规来采取相关限制措施，而不能假设风险，根据过往的历史来针对某个具体个人进行封杀。如果不能明确这一点，互联网平台就在事实上获得了平台的言论裁判权 – 而且是针对具体个人而不是某个虚拟账号的。

这次Twitter对于特朗普的全面永久封杀，给我们演示了社交媒体巨头是如何进行“无需审判，就地枪决”操作的。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9

旧文章ID：23949

作者：罗杰·科恩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巴黎——这个编排不同寻常：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站在星条旗前，用英语宣布“我们相信我们民主制度的力量。我们相信美国民主制度的力量”。

就这样，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一位法国领导人被迫宣布，他相信美国民主的韧性，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事态进展。马克龙更广义的观点足够清晰：那些试图在华盛顿破坏美国权力和平过渡、忠于特朗普的暴民，也对所有民主国家构成威胁。

虽然美国的声誉可能受损，但它对美国是民主的全球捍卫者的认同仍然显著。所以，当人们看到，在议员们聚集国会，对候任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胜选进行确认，一大群愤怒人士在特朗普本人的煽动下冲进国会大厦，大摇大摆地对立法者表示蔑视，玷污神圣的参众两院时，从巴黎到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自由的脆弱。

“‘一人一票’的普世观念受到破坏，”马克龙然后在以法语开始、以英语结束的演讲中说。“美国民主制度的圣殿”遭到了袭击。

虽然民主制度在次日凌晨占了上风，但华盛顿暴民统治的画面尤其触动了分裂的西方社会的痛处。西方社会已面临着匈牙利和波兰出现的限制自由的威权主义政府，以及从意大利到德国的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还面临着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的寻衅姿态，普京已宣称自由主义“过时了”，而习近平则在镇压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同时，把中国的国家监控模式提供给世界。

“对欧洲社会来说，这些画面令人惊愕不已，”政治学家雅克·鲁普尼克(Jacques Rupnik)说。“即使美国不再是山上的灯塔，它仍是维持欧洲民主制度的支柱，并在冷战后将其东延。”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说，她感到“愤怒和悲伤”。她把导致一名女性死亡的袭击国会大厦事件毫不含糊地归咎于特朗普。“对选举结果的怀疑被煽动起来，制造了一种让昨晚的事件成为可能的气氛，”她说。

对德国人来说，美国是“二战”后的救助者、保护者和自由民主制度的榜样，看到特朗普多次试图颠覆民主程序和法治，尤其令德国人诧异。

德国人的焦虑近年来已在加剧，因为两极分化、暴力、社会破裂以及经济困难对民主制度的瓦解不仅限于美国。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加剧了人们的焦虑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在这种背景下，蜂拥在国会大厦里的暴民似乎反映了隐藏在西方世界许多地方的破坏性力量。

如果这种事情能在民主的中心发生，就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

去年，当围绕着种族正义的暴力冲突在美国几个城市迅速蔓延时，德国的《明镜》(Der Spiegel)周刊封面描绘了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拿着一根点燃的火柴，并把他称为“Der Feuerteufel”，意思是“火恶魔”。

封面传达的信息很清楚：美国总统正在玩火。这只会让德国人想起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那场大火让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废除了让他们获得权力的魏玛共和国脆弱的民主制度。

痛苦的记忆并不仅限于德国。极权统治对欧洲来说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幽灵，而是现在仍活着的人曾经历的生活，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特朗普对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民主选举神圣性的攻击一直被视为一个不祥之兆。

默克尔本人的生活就始于共产党统治的东德。她眼看着人们对一个自由民主世界在1989年后必然出现的兴奋心情，随着威权主义政府的崛起破灭了。经常攻击自由民主世界基石——如北约(NATO)或欧盟(European Union)——的特朗普，似乎也想让世界向同样的限制自由方向倾斜。

特朗普已经失败。美国的制度经受住了这场混乱。恢复秩序后，拜登的胜利恰当地得到了国会的正式认可。

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确认了拜登的胜选，特朗普曾试图谋取彭斯的支持，推翻去年11月的大选结果。特朗普也发了声明，首次表示将在“1月20日有一个有序的过渡”。佐治亚州的两个参议员决选的胜利，确保了民主党将对参议院的控制，这是对特朗普的最后一个猛烈抨击，也为新总统推动自己的议程铺平了道路。

所以，一切终归都好了吗?并非如此。美国的信念和价值观——民主、法治、捍卫人权——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里遭到了持续的攻击。鲁普尼克暗示，拜登“很难”再将美国投射为“民主共同体的召集人”，下届政府已发出信号，要回归美国的核心原则，其中包括“民主共同体的召集人”。

在一段时间里，世界其他国家会在美国寻求推动民主价值观时，以怀疑的眼光看美国。国会大厦被侵占的图片将存留下来，让那些想利用图片的人得以指出，美国最好不要在如何行使自由上教别人怎么做。硬独裁者和软独裁者都有了新的有力武器。

法国《费加罗报》在美国国会大厦遭围困的图片上发的大字标题是“民主分崩离析”。一篇社论暗示，特朗普也许可以带着“存在争议但并非微不足道的业绩”卸任。然而，“他的自恋超越了任何尊严，他粗暴地对待制度，践踏了民主，分裂了自己的阵营，让他的总统任期以栽进臭水沟而告终。”

有迹象表明，特朗普的吸引力已在减弱。特朗普的支持者、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s)很快换掉了自己的Twitter头像。在原来的头像里，他戴着一顶写有“Silne Česko”(强大捷克共和国)的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风格红色棒球帽，在新头像中，他戴上了印有捷克国旗的口罩。

华盛顿的骚乱最终表明的是，美国大于任何一个人，这似乎是马克龙有意表明的一点。他间接提到了自18世纪以来，美国和法国对自由和民主的共同支持。他提到了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美国民主的赞扬。他讲述了美国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法国的自由。

马克龙传达的信息似乎很清楚。“我们合众国人民”的美国，建国时就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美国，仍是“我们确保我们各国的民主制度，在我们都经历了这个时刻后，以更强大的姿态出现的共同奋斗”所需要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

Roger Cohen是时报巴黎分社社长。他在2009年至2020年间担任专栏作者，已为时报工作30余年，曾担任驻外记者及外闻编辑。他在南非和英国长大，是一名归化美国人。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NYTimesCohen。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8

旧文章ID：23948

作者：社评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宣布解除美国与台湾官员交往的自我限制，他说过去对美国外交官、军人和其他官员与台湾方面接触的内部限制是“试图安抚北京”，他说，现在不再这样了，行政机构部门应该认为此前的“接触指南”是无效和作废的。台湾方面立刻对蓬佩奥的宣布表示欢迎。

这是距特朗普下台只有大约10天时，蓬佩奥对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又一次疯狂的挖坑和埋雷。这是对两岸和平和中美关系保持底线稳定的有犯罪性质的结构性破坏，其严重后果难以预料。

众所周知，一个中国原则是当今世界秩序稳定的基石之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遵守不与台湾方面发展官方关系的承诺。美国政府过去限制对台官方交往是其承担国际义务的一部分，如果华盛顿放肆地拆除那些它曾经遵守的限制，那么中美关系必将彻底重新定义，两国将走向敌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国际环境基础将坍塌重要的一角。

由于蓬佩奥能够主导美国外交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他的丧心病狂之举预示了两个不确定性：一是拜登政府将采取什么政策，是否会让现政府的严重出格决定实际作废，不予执行;二是蓬佩奥这帮人是否会上瘾地猖狂到底，他们自己搞出进一步的大动作，比如蓬佩奥在下台前突访台湾，制造美台严重升级官方交往的既成事实。

无论是为了推动拜登政府实际废除现政府最后日子的疯狂决定，还是阻止蓬佩奥等在最后时刻做出破底线的实际行动，北京都需亮明坚决反对美方极限挑衅并且有决心予以迎头痛击的态度。

美方已经宣布现任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本周访问台湾，不能排除这是蓬佩奥团队对北京反应的测试。北京需向美方发出他们必须悬崖勒马的强烈信号。要让美方和台湾民进党当局都清楚，如果他们胆敢让蓬佩奥在任期结束前夕访台上演，北京的反应将是排山倒海式的。

届时解放军战机将在第一时间飞临台湾上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宣示中国对台湾岛的主权。如果台美方面胆敢做出过激反应，就很可能触发战争，我们将给配合蓬佩奥表演最后疯狂的台当局以根本性的惩罚。

我们要正告台湾当局，如果他们跟着丧心病狂，美国现政府的最后几天也有可能是台湾民进党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天。他们切莫以为，一个已被美国人民抛弃的政府所上演的最后疯狂可以成为台湾走向“独立”的垫脚石，恰恰相反，这些疯狂很可能给他们招来灭顶之灾。

我们相信，一旦台海局势以各种方式突然摊牌，国际社会将广泛站在中国和中国人民一边。因为谁都清楚，特朗普政府已经失控，他们在以国际规则以及美国宪法所不允许的方式恣意妄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出了一个大漏洞，失去了对他们在最后时刻行为的管束力。

拜登阵营以及更多的美国人已经担心特朗普政府最后几天干出包括使用原子弹的蠢事。他们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突然摊牌，就相当于他们给世界和平扔了一颗原子弹。我们一定要给予破坏和平的人和力量最严厉的惩罚。

我们将守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守护人类的交往的基本规则和正义，在核心利益上犯我中华者，都将自取灭亡。

原标题：社评：蓬佩奥或让台湾当局的日子倒计时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10

旧文章ID：23947

作者：张蕴岭  来源：社会科学报社

原文 ：《重建秩序 应积极推动世界格局的渐变》

作者 |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张蕴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世界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一是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由发达国家主导到如今两种力量向趋于平衡的方向转变，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将继续增强;二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一变化或导致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即美国霸权从衰落到彻底结束，世界的权力中心由传统的一国向六国转移。力量对比的变化预示着未来世界将出现重大的结构性调整，而该调整可能引起重大的国际冲突。

二是传统发展范式的变化。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人类工业化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传统范式显得不可持续，并向更具可持续性、社会经济包容性的新范式转变。这种转变将涉及各个方面，未来对后起国家和发达国家均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气候变化。现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全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地球的生态环境都将受到气候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未能扭转气候恶化的趋势。目前人们致力于在2050年前遏制气候恶化的趋势，但尚未采取有力措施，许多矛盾尚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人类正在与自然界开战，并呼吁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

四是新科技带来的革命性与颠覆性变化，即“第四次科技革命”。前两次科技革命均以第一次科技革命为基础，最大特点在于自动化，而正在发生的以“智能化”为特点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一方面或为解决上述范式转变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提供方案，但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挑战。无人化的经济方式将威胁人类传统上业已形成的就业方式与生活方式，自动化或破坏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和道德底线，更有甚者将利用智能化、无人化等先进技术改变现行国际规则和整个世界格局。如今，智能化方才进入初级应用阶段，其改变世界的潜力将是极为巨大的。

推动新的“有序”的建立

世界因原有制度规则动摇或改变处于动荡期，而新的制度尚未形成。在此背景下，重建秩序不应再简单遵循胜者为王的逻辑，而应积极推动世界格局的渐变。正确把握渐变的过程有助于应对上述四点重大变化，否则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其规模、方式和影响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它将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结束尚属未知。这场疫情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国家间关系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凸显了涉及国家、公司以及个人的安全问题。尽管提出安全问题本身是积极且进步的，但必须警惕泛安全化与泛政治化，以免导致认知、导向、政治、理想、行为等分裂。“安全优先”的思维和政治的因素可能使未来世界产生新的隔离、分割乃至分裂，因而在疫情大背景下讨论如何重建秩序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在这场变局中扮演着参与者与影响者的重要角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部分融入了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

虽然同样以迅速的发展和崛起改变了世界格局，但中国因管理方式和体制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而与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有所不同，中国的发展也因此被鲜有地称作“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近代德国和日本在崛起时深受西方的框架与理念影响，参与了霸权之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并造成全人类的灾难。但中国从一开始就宣布不争霸、不称霸，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提出要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贡献者，以及现有体制的积极变革者。

如何在融合上述四重身份的同时与世界接轨，将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没有哪个国家曾提出这样一种综合战略。中国、地区和世界都需要时间，探求如何在新变局下推动双边地区和世界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些涉及各方各面的变化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同时我们应认识到，解决失序问题的核心，并非使世界回归原来的“有序”状态，而应推动新的秩序的建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38期第3版。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6

旧文章ID：2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