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蕴岭  来源：社会科学报社

原文 ：《重建秩序 应积极推动世界格局的渐变》

作者 |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张蕴岭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重大的变革，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世界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一是国际体系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由发达国家主导到如今两种力量向趋于平衡的方向转变，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将继续增强;二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一变化或导致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即美国霸权从衰落到彻底结束，世界的权力中心由传统的一国向六国转移。力量对比的变化预示着未来世界将出现重大的结构性调整，而该调整可能引起重大的国际冲突。

二是传统发展范式的变化。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人类工业化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传统范式显得不可持续，并向更具可持续性、社会经济包容性的新范式转变。这种转变将涉及各个方面，未来对后起国家和发达国家均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气候变化。现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全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地球的生态环境都将受到气候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各种努力，但未能扭转气候恶化的趋势。目前人们致力于在2050年前遏制气候恶化的趋势，但尚未采取有力措施，许多矛盾尚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人类正在与自然界开战，并呼吁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

四是新科技带来的革命性与颠覆性变化，即“第四次科技革命”。前两次科技革命均以第一次科技革命为基础，最大特点在于自动化，而正在发生的以“智能化”为特点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一方面或为解决上述范式转变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提供方案，但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挑战。无人化的经济方式将威胁人类传统上业已形成的就业方式与生活方式，自动化或破坏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和道德底线，更有甚者将利用智能化、无人化等先进技术改变现行国际规则和整个世界格局。如今，智能化方才进入初级应用阶段，其改变世界的潜力将是极为巨大的。

推动新的“有序”的建立

世界因原有制度规则动摇或改变处于动荡期，而新的制度尚未形成。在此背景下，重建秩序不应再简单遵循胜者为王的逻辑，而应积极推动世界格局的渐变。正确把握渐变的过程有助于应对上述四点重大变化，否则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其规模、方式和影响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它将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结束尚属未知。这场疫情影响了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国家间关系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凸显了涉及国家、公司以及个人的安全问题。尽管提出安全问题本身是积极且进步的，但必须警惕泛安全化与泛政治化，以免导致认知、导向、政治、理想、行为等分裂。“安全优先”的思维和政治的因素可能使未来世界产生新的隔离、分割乃至分裂，因而在疫情大背景下讨论如何重建秩序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在这场变局中扮演着参与者与影响者的重要角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部分融入了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

虽然同样以迅速的发展和崛起改变了世界格局，但中国因管理方式和体制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而与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有所不同，中国的发展也因此被鲜有地称作“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近代德国和日本在崛起时深受西方的框架与理念影响，参与了霸权之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并造成全人类的灾难。但中国从一开始就宣布不争霸、不称霸，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提出要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贡献者，以及现有体制的积极变革者。

如何在融合上述四重身份的同时与世界接轨，将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没有哪个国家曾提出这样一种综合战略。中国、地区和世界都需要时间，探求如何在新变局下推动双边地区和世界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些涉及各方各面的变化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同时我们应认识到，解决失序问题的核心，并非使世界回归原来的“有序”状态，而应推动新的秩序的建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38期第3版。

来源时间：2021/1/11   发布时间：2021/1/6

旧文章ID：23946

作者：约瑟夫·奈  来源：中美聚焦

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在内向和外向之间摇摆。小布什总统是干预主义者，他的继任者巴拉克·奥巴马则不然。唐纳德·特朗普总体上说是非干预主义者。对于拜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1年有一句名言：美国“不会到国外去擒魔，她是人人自由与独立的祝福者，是自身的捍卫者和辩护人”。但美国长期以来也有干预主义的传统。即使像泰迪·罗斯福这样自诩现实主义者的人也认为，在人权遭侵犯的极端情况下，干预“也许是合理并恰当的”。约翰·肯尼迪呼吁美国人不仅要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还要问自己能为世界做什么。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介入七场战争和军事干预，其中没有一场与大国竞争直接有关。小布什在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布，美国的目标是实现全球民主社会所体现的自由。

此外，自由和人道主义干涉的诱惑并不是新事物，也不是美国独有的。早在伍德罗·威尔逊为民主世界的安全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就曾辩论是否使用武力终结奴隶制、终结比利时在刚果的暴行、终结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少数民族的镇压。所以，拜登的问题并不是以前没有的。

哪种跨境行动是美国应当采取的呢?自1945年以来，《联合国宪章》把合法使用武力限定为自卫或安理会授权的行动(美国及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现实主义者认为，如果能够防止秩序赖以存在的权力平衡被破坏，那么干预就是合理的。自由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认为，为反击他方先挑起的干预、防止种族灭绝和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进行干预，这种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实践中，这些原则经常以奇怪的方式混在一起。在越南，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认为美军是在反击北越对南越的干预。但越南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由于现实的冷战均势考虑而被人为分裂。如今，美国与越南的关系相当不错。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老布什总统用武力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以维护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但他是通过自由派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决议机制来做这件事的。他认为他自己是现实主义者，而且拒绝通过干预来阻止萨拉热窝的平民受炮击，但是，在1992年12月美国电视播放了索马里人挨饿的可怕画面后，他在摩加迪沙部署军队，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此政策以令人瞠目的失败而告终，1993年10月他的继任者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有18名美国士兵死亡，这一遭遇使美国未能付出努力去阻止六个月后发生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由于外交政策的优先级通常排在国内问题之后，美国公众更青睐一种基本的现实主义。而精英的观点往往比大众更具干预主义色彩，这导致一些评论家认为精英比大众更倾向于自由主义。

尽管如此，民意调查仍显示公众支持国际组织、多边行动、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就像我的《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这本书所展示的，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思维导图，更没有理由期待公众会有单一一致的观点。

例如，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干预动机就很复杂。国际关系专家一直在争论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干预行动是现实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小布什政府内的一些关键人物，如理查德·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担心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担心当地的力量平衡。但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者”(通常是前自由主义者)则看中促进民主和维护美国霸权的必要性。

政府外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之所以支持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有令人痛恨的人权记录，他们反对布什，是因为他未能像他父亲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那样获得联合国的制度性支持。

从广义上讲，“干预”是指用行动影响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它可以是广播、经济援助、支持反对党，也可以是封锁、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和军事入侵。从道德角度看，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当地政权的选择和权利。

此外，从实用角度来说，军事干预是一种危险的手段。它看似简单易用，实则并非如此。意想不到的后果比比皆是，这意味着需要有谨慎的领导者。

奥巴马在利比亚动武，但在叙利亚却没有。特朗普和希拉里在2016年都表示，美国有责任防止叙利亚发生大规模人员伤亡，但二人都不主张军事干预。在2020年大选中有关外交政策的讨论也很少。

一些自由主义者辩称，促进民主是美国的责任，然而，通过强制手段还是非强制手段促进民主，这中间有巨大的差别。美国之音广播和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境外活动的方式与第82空降师是截然不同的。

就后果而言，手段往往与目的同等重要。面对以促进安全、民主和人权为目的的种种干预措施，拜登会如何自处?我们也许能从他历来良好的判断力和实用性智慧中找到令人鼓舞的线索，但我们也必须记住，有时会发生意外，并且让人身不由己。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How Will Biden Intervene?”(2021)。

来源时间：2021/1/10   发布时间：2021/1/8

旧文章ID：23943

作者：陈定定，胡俊扬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墙体和桌椅的残损、散落的碎裂玻璃，都在沉默中诉说着华盛顿历史上这一天的骚乱。2021年1月6日，愤怒的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并占据办公室，致使总统选举人团计票程序被迫中断。武装对峙还造成了5人身亡，其中1人为国会警察，其余4名示威者中1人死于枪击，3人死于紧急病症;约63人被逮捕，另有超过50名警察受伤。不过，国会确认程序所幸仍保有了基本韧性未出现瘫痪。连夜开会之后，拜登的胜利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中得到确认，以306张选举人票多数票正式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

暴力团体的背后：合力之下民粹主义的激化

早在选举结果还未明朗之际，共和党人便逐步分成了两个阵营：“倒川派”和“挺川派”。一些资深共和党人已开始“抛弃”特朗普，与他所谓“选举遭窃取”的说法保持距离，致使后者对共和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都在大幅减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口吻较为中立，称“投票都需合法，各方都必须遵守这一程序”。而以2012年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则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特朗普的欺诈指控;宾夕法尼亚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密(Pat Toomey)称其言论“非常令人不安”且毫无根据;马里兰州共和党州长拉里·霍根(Larry Hogan)则指责他的指控无可辩驳地破坏了美国民主进程。与此同时，多位华府官员也于近期陆续辞职。

但与党内及本届政府内部分人“跳船”现象迥异的是，随着权力交接步入尾声，被特朗普所煽动的基层选民的声音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也成为了继司法、立法层面失利之后，特朗普翻盘的最后选择，即通过与更广泛的民意支持者合作来阻碍甚至推翻拜登当选的结果。以特朗普为起点，社交媒体上分散的、个人化的表达在持续的病毒式传播中，最终触发了线下的集体暴力行动。包括俄勒冈州、佐治亚州、科罗拉多州和堪萨斯州在内的多地议会大厦都出现集结示威，以表达自己强烈的政治诉求：本次大选投票结果是虚假且非法的。

数万人的抗议示威者团体不仅表明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广泛，同时也侧面印证了此前的民调结论，即特朗普的支持联盟较其对手拜登而言，或许更为稳固且具有凝聚力。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6月的结果显示，注册选民表示将投票给拜登的群体中有67%是因为反对特朗普，而真正支持拜登的只有33%; 相应地，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中真正支持特朗普的占76%，以反对拜登为由者仅占24%。此次国会山抗议的暴力转向更是由其中极为稳固的中低层白人基本盘所促成，包括极右势力、极端保守派、阴谋论者、习惯于诉诸民粹情感的团体，譬如QAnon阴谋论拥护者、“骄傲男孩”(Proud Boys);更随处可见暗含种族主义倾向或暴力含义的邦联旗帜、加兹登旗帜。尽管各派别多样，但他们共通之处却都可以概括为反智、反动、反现代、反全球化及白人至上。

这一民粹浪潮与政治、社会的两极分化相伴相生，它们从何而来同样值得我们去深究。其一，若干世纪前为促成民主而设计的分权制衡体系的制度性缺陷早就埋下隐患，造就了日后美国的“否决政治”及分裂化特征。通过分权制衡从而更好代表广大美国人民利益的初衷开始走偏，“先否决、后治理”成为了两党执政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政府角色、种族、移民等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根据皮尤数年的统计，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民主党与共和党间的价值观念“共识”区域出现了大幅缩水，从1994年的50%左右分别下降十九和七个百分点，至2015年约36%的重叠率。随着美国党派内部思想的同质化和党派间理念的高度分歧，政治精英极化已经愈发明显。两党之间的“共识”被无法妥协的“冲突”所取代，政党之间的规范准则受此影响出现撕裂。双方立场的尖锐对立和模糊空间的大幅萎缩极大破坏了美国政治程序的有效运转。

其二，美国衰落论调某种程度上与民粹主义出现交叠，予后者以广泛共鸣。21世纪以来，伴随9.11事件、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先后爆发，围绕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声不绝于耳。衰落论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开始出现回落，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的层级秩序将在不久将来结束，被其它外部崛起力量所代替。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言论。他曾在《美国实力的衰落》一书中断言，作为“缺乏真正实力的超级大国，一个没有人追随、很少受到尊重的世界领袖”，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而目前加剧的族裔冲突、经济放缓、疫情防控不力等社会危机似乎正在不断印证这一观点。处于这一个民主焦虑的时代之下，矛盾被不断放大，民粹主义所提倡的“美国优先”与制度优越感看似给予民众以慰藉，实际上却在异见群体间、幻想与现实间创造了新的撕裂，成为美国面临的又一大困境。具有明确党派认同的选民普遍对彼此的敌意正逐步增加。皮尤中心2019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认为，两党的选民不仅在计划和政策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基本事实上也无法达成一致。可以说，受身份认同和民粹主义叙事结构的影响，政治极化在社会层面更多开始向情感的部落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又称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

其三，总统权力多年来的急剧扩张使行政首脑的个人特质与任意性愈发凸显，进一步削弱了权力制衡及其对总统任期内的限制能力。本世纪初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时，总统对行政部门的统摄力还处于低谷期。但9/11恐怖袭击事件成为了其扩展总统职权范围的契机，将其延伸到囊括一切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领域。作为行政部门的首脑，总统没有必要与政府其他部门协商，便可以直接采取行政命令、行政协议、总统备忘录、总统公告、签署的声明和国家安全指令等多种方式达成目的。这一增长趋势在特朗普时期达到巅峰。受对外部约束的挑战态度和高度自信的驱使，特朗普继续藐视制度规范，并利用权威排除了持异议者，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主导地位。这在其外交事务的处理和人事任免方面都有所体现。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邓帕斯(Kathryn Dunn Tenpas)显示，特朗普入主白宫第一年的员工流动率高达34%创下记录，是奥巴马的三倍多、里根的两倍。其中，总统的“A队”行政官员(不包括内阁部长)中，前三年离职率总计91%。

上述三个维度的因素相互作用，在制度缺陷创造出的政治极化条件之下，民粹主义的崛起将特朗普和他的“美国优先”论送进了白宫，也在后者的执政四年间达到了顶峰。

权力交接后：“特朗普主义”的延续

多方谴责和强力执法的共同作用致使外界所担心的“内战”最后并没有发生，但此次抗议冲突的符号性和持续性影响仍不容忽视。自1814年英军入侵并焚毁大厦南北两翼以来，这是国会大厦历史上第二次遭受外部暴力冲击。作为民有、民治、民享政权的最高象征与根基，它的动摇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持续下降、社会内部分裂程度的加剧上升，且都已达到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值。正如奥巴马发布的声明所言，这将“成为美国不能忘记的耻辱时刻”。

拜登的胜选不意味着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具有“反建制派”性质的草根政治文化的结束。一方面，特朗普的“历史遗留”问题迫使拜登面临极为严峻的国内、国际局势挑战。社会裂痕难弥合，政治生态恶化、内向化趋势正不断加剧;同时，从各种“退群”、中东撤军再到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战略收缩的趋势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逻辑正式褪下了自由制度主义的“外衣”，进入新现实主义的框架中，但也导致了盟友关系损伤、美国战略信誉透支。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不会停止与建制派的斗争。虽然他在暴乱后公开发表讲话，承诺将“有序”移交权力，但演讲末的一句“我们不可思议的旅程才刚开始”，及其社交媒体主管丹·斯卡维诺(Dan Scavino)代替发表的声明中“这只是我们为使美国再次伟大而奋斗的开始”都暗示着自己将重返政治舞台。因此，未来政治光谱的两极化走向会更加明显，左右翼势力之争不会就此打住。

政治社会版图分裂、国家意志和资源无法有效整合的背后，是美国政治转向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抗议冲突次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推特上接连感叹，“权力的和平转移，美国例外论，以及我们作为山巅之城的努力都到此为止了……如果说后美国时代有一个开始的日期，那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今天。” 或许哈斯是过于忧虑了，但是无论如何，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骚乱不仅是一场暴力冲突，还具有符号性象征。它会深刻地印刻在美国历史中，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态的“分号”，特朗普主义的“逗号”。

本文作者

陈定定 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胡俊扬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10   发布时间：2021/1/10

旧文章ID：23941

作者：赵明昊  来源：澎湃新闻

1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华盛顿集会，抗议去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胜选的结果。到当天下午，示威演变成“占领国会山”的暴力行动，令美国和世界震惊。这一事件被当选总统拜登定性为“暴乱”(insurrection)，就连现任副总统彭斯也用“黑暗”一词形容此事对美国的冲击。截至目前，共有5人因此丧生，它带给整个美国的伤害也将是长期性的。“占领国会山”让世界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暴力的严重程度。

虽然备受指责的特朗普已经承诺将在1月20日移交权力、离开白宫，但他似乎仍在鼓励支持者“继续斗争”。特朗普表示，“这代表着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第一个总统任期的结束，但这只是我们为了让美国重新伟大而进行斗争的开端”。

“双方不把对方视为对手，而是视为恶魔”

抛开“占领国会山”引发的各种指责和嘲讽，美国的政治暴力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美国到底会不会走向“内战”，实际上是近年来美国国内学者和政策界人士热议的话题，美国重要时政刊物《外交政策》杂志已经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多次调查。

19世纪中期美国爆发的那场南北战争，被认为是美国国内政治暴力的重要源头之一。正如美国学者对那场内战的描述，“北方赢得了战争，但南方却在和平中获胜”，实际上，内战并没有解决种族主义等引发美国国内政治暴力的难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兴起的民权运动，实际上也伴随着严重的政治暴力。

特朗普2017年执政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暴力可谓进入了新的周期。政治暴力不断加剧的背后，是美国的政治“极化”问题日益严重。所谓极化，简单来说就是“左的越左，右的越右”，人们变得越来越极端，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视如仇敌。2020年的美国大选进一步加剧了“极化”和与之相伴随的政治暴力。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情感史”的学者彼得·斯特恩斯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状况，“右派担心民主党获胜将使国家陷入灾难性的社会主义，而左派害怕特朗普获胜将使美国转向极权主义”，“双方不把对方视为对手，而是视为恶魔”。

“占领国会山”不仅体现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深刻矛盾，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党派内部的“分裂”，共和党或许是这次暴乱的大输家。应该说，美国国内政治的“分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宗教分歧、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都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驱动力。

此外，美国的选举制度实际上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围绕选区重新划分等话题的争议越发激烈。从2020年大选看，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的弊端更加突出，引发的政治纷争最终造成“占领国会山”这样的事件。根据美国政治学者的统计，关于如何改革选举人团制度的具体建议已经超过900条，但改革“说易行难”，在美国根本推不动。

在解释美国政治暴力方面，另一个值得强调的因素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正如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言，人们可以在网络上畅所欲言，但各种阴谋论和诽谤中伤也大行其道。社交媒体实际上令大量民众陷入“信息茧房”，他们只关注、只接受与自己政治理念相近的信息和观点，这会导致民众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偏执、更加极端。美国政治中的“部落主义”越发明显，网络上和政治相关的“仇恨言论”随处可见，发布这些言论的社交媒体平台不必为此负责，这也是为何脸书、推特等科技巨头损害美国民主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长期累积的“释放”和无法完成的“治愈”

为什么特朗普支持者会采取“占领国会山”如此激烈的政治暴力行动?

第一，这与美国白人的“生死焦虑”密切相关。特朗普支持者基本上是美国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坚信特朗普是美国白人的“救世主”。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预测，2044年左右，非洲裔、拉美裔、亚洲裔等美国有色人种的数量将超过白人。美国白人担心，如果美国的选举制度不调整，如果不像特朗普这样坚定采取支持白人、抑制移民的政策，白人的命运将会越来越悲惨。他们坚信，只有特朗普才能“让美国重新变白”。

第二，“占领国会山”是政治暴力风险长期累积的一次“释放”。自去年美国大选开始以来，特朗普一直对支持者进行煽动，声称拜登和民主党是“激进左翼”，其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后将会毁掉美国。特朗普支持者此番在华盛顿举行的集会，其主题就是“拯救美国”。

近年来，很多尊崇“白人至上主义”的极右团体在美国做大，包括特朗普明确支持的“骄傲男孩”等组织。这些组织在“黑人命也是命”运动以及大选过程中实施了不少暴力行动，但却得到特朗普政府的纵容甚至怂恿。由此，近日在华盛顿国会山集中上演的政治暴力行动，实际上是在“情理之中”，自有其政治情绪和行动上的内在逻辑。

第三，“占领国会上”与2020年大选的争议性高度相关。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美国约有四成以上的选民采取邮寄投票方式。特朗普一直指责选举中的欺诈问题，他在一条推文中称，“美国大选中的选票总数远超投票人数，我不能允许这种荒唐行径，这是一场被操纵的选举，一场甚至连第三世界国家都不会发生的选举!”

虽然美国国会如今已经正式认证了拜登的胜选，但2020年美国大选的争议性不会因此而消失。根据美国重要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报告，约有70%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本该属于特朗普的胜利被拜登“窃取”了。

虽然实施宵禁的华盛顿目前归于平静，但“占领国会山”带来的政治乱局远未平息。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正施压副总统彭斯牵头将特朗普“赶下台”。根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第4款，副总统可以召集内阁成员，在证明总统无法履行其职务的情况下，要求国会同意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责。如果彭斯不同意这么做，国会可能会针对特朗普启动“快速弹劾”程序。如此一来，可能会造成特朗普支持者的猛烈反击，美国恐将陷入更大的政治动乱局面。

拜登承诺要“治愈”分裂的美国，这场“占领国会山”事件或许会让他在心底暗自承认，“治愈”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1/1/10   发布时间：2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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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蓉  来源：新华社

距离下台不足两周，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蓬佩奥突然宣布取消美台官方往来的限制，一语既出，举世皆惊。人们知道蓬氏代表的美国少数反华政客已四面楚歌，会通过“最后疯狂”捞取“翻本筹码”，但他们将“台湾牌”打到如此没有下限，其用心可谓歹毒。

四十多年前，中美双方领导人以极大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成为两个大国建交的重要基础之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也是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等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明确承诺。

毁城容易建城难。美国现今少数政客既无“建城”之才，也无“守城”之愿，他们眼里只有个人政治利益那“一亩三分地”，只会抡起大锤一通乱砸，砸坏中美关系、砸乱国际秩序、砸烂美国国家信誉，通通在所不惜，给继任者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对外，现任美国政府一手破坏了其前任政府和领导人参与建造的国际体系，将自己塑造成多边合作的敌人;对内，他们煽动对立，最终导致国会山被攻陷，造成平民和警察伤亡，美国社会撕裂前所未有。美国国内、甚至政府内部对这些政客的厌弃也达到了顶峰。

所谓病急乱投医，打“中国牌”一直以来就被美一些无良政客视为挽救自己政治生命的“救命稻草”，他们在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频频插手，干涉中国内政，为的是牵制中国发展，为的是通过扮演反华急先锋，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台湾问题上，近来他们的危险行动更是变本加厉。从签署所谓“台湾保证法”，到与台湾方面通过视频形式进行所谓“政治军事对话”，从宣布派美驻联合国代表访台，到宣布取消美台官方往来限制，这些政客在台湾问题上如此不择手段，无非是想转移矛盾，最后捞点“翻本筹码”，根本不考虑中美两国关系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事关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深刻影响全球福祉和世界局势的走向。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必将采取一切措施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利益。美方如果任由这一小撮人在台湾问题上搞政治操弄，无疑会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石。美方一些势力若一意孤行，也势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来源时间：2021/1/10   发布时间：2021/1/10

旧文章ID：23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