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李建秋的世界

美国智库是媒体的排头兵，而美国媒体又影响着大众的舆论，这段时间我已经观察到好几个智库对华调子放缓的言论，部分言论甚至让我觉得有一点“宿命感”，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

 

这是著名的《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美国的好运史即将结束》，文章回顾了整个美国的发展史，承认美国是现代史上最幸运的国家，文章内容很长，大致说一下。

美国资源丰富，土地肥沃，而且还有内河，气候温和，且一开始就从当时的大国竞争中受益，法国支持独立战争，还愿意低价出售路易斯安那州，而此后的欧洲战争导致英国忙于打败拿破仑，无暇顾及北美，欧洲人在你整我夺的时候，美国悄悄的发展起来了。

而美国崛起以后所面对的敌人也不是那么强，首当其冲的是一战时期的德意志帝国，但是1918年美国人赶到欧洲的时候，仗都打得差不多了，纳粹德国比德意志帝国更强，但是大部分仗是苏联人打的，而日本帝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且内部存在严重分歧，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部队陷入到中国。

战后苏联成为最强大的对手，但是苏联的经济规模很小，苏联盟国势力弱，大量的GDP被用于国防，最终垮掉，从美国建国到今天，美国一直很幸运，但是从目前看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主要是四点原因：

第一，美国没有那么安全了，过去美国被认为非常安全，不会受到邻国进攻，但是一次新冠杀的人超过了一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总和，每天死亡人数比911死亡的还多。

第二，中国，是一个比苏联更强大的对手。(刚看的时候我吓一跳)，中国目前运作良好，而且一直对外签订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且新冠处理良好，经济复苏。

第三，美国人自我伤害：故意制造的极端僵局，骗子，喷子在公众的地位高，而且骗子还建立了可赚钱的行业，散播仇恨，资金雄厚的游说组织到处充斥，金钱导致美国的选举制度摇摇欲坠。

第四，气候变化，再多的航母，导弹，网络战能力对待气候问题毫无用处。

整个文章口气比较温和，以反思自我为主。

外交关系协会的文章《两极性是美中关系的错误概念》

文章提出几个观点：中国不像苏联那样有意识形态，且自1979年以后再也没有动过武，且中美在经济上互相依存，但是之前的美苏时代就没有，且一大堆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移民，安全，人口贩卖，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健康问题，都比所谓的“两极化”更实际。

因此拜登应该：废除两极化的概念，避免把中国当成军事和经济竞争对手，以应有的谨慎和关注对待中国，且注意其对和平，安全以及繁荣的威胁。

无中有偶的是，这篇文章的概念和12月20日，《国家利益》的一篇文章非常一致

 

《国家利益》这篇《为什么美国需要重启外交政策》一文中说：

实际上，中国已经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提出了无与伦比的挑战，在购买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其军事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掌握了新的先进技术，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政治和经济关系。但是这些事态发展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毫无疑问，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国在冷战胜利后享有的全球霸权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行的，并且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第二：中国野心的确切本质是什么?这些野心是否要求中国努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

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不是一个试图将自己的学说强加于国外的意识形态激进国家。中国的挑战是艰巨的，但它也是复杂的，必须认真分析，不能过分简化。当然，这需要维护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并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和专有技术。但是陷入与北京的冷战甚至是热战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利的。

文中认为，中俄都希望和美国保持正常关系，但是不希望成为美国的盟友，文章最后说

理解中国和俄罗斯行动的复杂性并不等于期望北京和莫斯科成为美国的朋友。也没有意识到北约不计后果的滥用所带来的危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完全放弃北约，并拒绝全球联盟网络的明显好处。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事务很少是黑白相间的，同盟应该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而不是最终目的，。那些拒绝接受这一基本事实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历史的错误一边。

注意，这篇文章是《国家利益》的CEO写的。份量比较重。

实际上早在6月5日，外交关系协会在做访谈的时候就说过。

《虚拟会议：美中关系的前进方向：协作还是竞争?》

里面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和中国一起生活。我们不能希望它消失。中国存在了四千年，而且还将再存在四千年……

如果美国和中国都可以按下暂停按钮，则整个地区将大为松一口气，尤其是在新冠迫在眉睫的紧迫挑战下。在这场地缘政治竞赛中，只需按下暂停按钮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然后让我们专注于真正需要做的事情，例如，新冠，振兴全球经济，恢复增长。这些是优先事项。这就是美国和中国今天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

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智库的建议，也和这类型的大同小异，只是《外交政策》，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之类的组织在美国外交部门的地位非常特殊，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国家利益》这本杂志是相当现实主义的，而美国也是一向以现实主义立国，我认为从明年起，中美关系就会有较大的改善，但是很难回到从前，因为经历这四年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变了很多。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指出，中国2028年将超越美国成全球最大经济体。

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是一家有25年历史的研究公司，专门为企业和机构客户提供自称独立的商业经济研究和预测报告。客户包括梅赛德斯-奔驰，沃达丰、福特汽车以及英国国防部。

越接近这个时间点，则中国的位置越重要，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已经不久远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整个国际上会出现变化，由于经济的影响，中国会获得更多的国际权力—–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GDP处于第二的国家的货币居然是世界上流通量最大的货币，且美国可以借此来制裁他国，这种情况是根本无法持续的，美元霸权必将崩溃，如果经济都不是第一了，哪来的美元霸权?

而人民币势必出海，接管美国的一部分金融权力，同时IMF与世行也中国应当分取权力。

而同时，中国也必然负担更大的义务，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非洲，中东，最终还是会介入的，这是必然的强国之路。

从这段时间的外媒舆情看来，所有的媒体在中国话题上已经放低了调子——也不知道是谁协调的。

最关键的一点：最近一直在签自贸协议，我个人非常建议自贸协议的问题不要那么急，因为一旦签了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实在要签也应当设置时间期限，定期检查。

来源时间：2020/12/28   发布时间：2020/12/27

旧文章ID：23830

作者：子皮  来源：被遗忘的王国

2020是震撼的一年。尤其对于我生活的美国。

在2020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写一些给人希望的东西，光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写一个人：伯尼 · 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伯尼 · 桑德斯是美国参议员，进步派政治领袖，两届美国总统参选人。这是对桑德斯最通行的描述。但是，这样的描述，似乎没有真正刻画出伯尼 · 桑德斯，唯一的伯尼 · 桑德斯。如果只能选用单一一个词来描述伯尼 · 桑德斯，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用这个词 ——好人。

1 “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

什么是“好人”?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伯尼最近在干什么。

最近这些天，也就是美国大选结束一个多月之后，现实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乔 · 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川普败选，必须在明年1月20日中午退出白宫。经历了四年川普恶政，作为胜者的民主党都松了一口气。79岁的伯尼，几个月来马不停蹄地为拜登和哈里斯助选，此时更是休养放松的时候。何况作为参议员元老，伯尼今后政治上已经没有再进的可能，到了这个地步，多数政治家无非混日子而已。

但是这些天伯尼是美国最忙碌的政治家。这是伯尼在参议院会议厅激动地辩论。

伯尼为什么而辩论?伯尼为美国人的纾困金辩论。自疫情开始之后，伯尼一直要求美国政府像其他所有西方国家(甚至东方国家)一样，给民众发放纾困金。美国发过一次，每个成年人1200美元，那是在八个月之前。这一次，多数共和党人，反对给普通美国人一分钱纾困金。

60位民主党议员发声，要求给民众发放纾困金。

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为民众救困的声音更少。伯尼与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密苏里的乔什 · 霍利 (Josh Hawley)合作，推出了一份发放纾困金提案：要求给年收入7万5以下的每个成年美国人1200美元纾困金，每个儿童500美元。

有人反对。有人打圆场，说给600吧。

伯尼说：六百元不够。根本不够。他一遍遍为此抗争。这个79岁的老人，戴着口罩，在人众稀疏的参院大厅奋力地、动情地大声呼吁 —— 乍看像一个怪诞的电影镜头。

(共和党参议员抵制给民众1200美元纾困金，协议终止于600美元。但是到川普总统处又起波澜。目前，众参两院的两党还在继续为此谈判。)

伯尼为什么这么动情?伯尼有他的理由。

新冠疫情给美国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32万无辜的美国人悲惨地死去，更有波及更多人的经济创伤：数千万人失去工作或者收入下降，三千万美国人落入贫困线下。同时，四千万美国家庭，因为交不起房租或房贷，面临着被赶出住所的危险。

在严寒的冬天、在世纪瘟疫流行危机下、在本来应该是一个最温情的节日的圣诞节将临之际，如果你没有钱给孩子买一个最小的礼物，甚至家中没有足够的食物，甚至可能被赶出家门，是什么样的感觉?

小时候看过一个叫《白毛女》的电影。不管我多么厌恶谎言和宣传，至今想起这部电影中的包饺子和红头绳的细节，我仍然无法救药地感动。所有冬天的节日，无论是圣诞节还是中国的新年，都应该是一个温暖的日子，代表食物，炉火，亲情。而今天，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她几千万人民，这个圣诞节却成了一个悲苦无助的日子。

伯尼说：“如果这个国家有什么意义，如果民主有什么意义，如果美国政府有什么意义，那么意义在于：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

伯尼在参议院讲坛上带着口罩，我们看不见他全部的表情。但我们可以听到他声音在碎裂。我们可以听出他讲这些话时，心中的疼痛。

也许，这些无助者的苦难，让伯尼想起自己的经历。

2 “医疗保健是人权，不应是特权”

伯尼 · 桑德斯1941年9月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

伯尼的父亲，埃里 · 桑德斯是波兰犹太移民。埃里一家在纳粹占领波兰时家破人亡，十几岁的埃里侥幸逃亡到美国。埃里来美国时一文不名，也不会说英语。

几年后，埃里成为一名油漆推销员。他结了婚，娶了一位本地的犹太人女子多罗茜。

埃里和多罗茜生了两个男孩，长子叫拉里。次子叫伯纳德，伯纳德今天更常用的名字是伯尼。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伯尼 · 桑德斯。

婚后多罗茜是家庭主妇。埃里工作得很幸苦，靠不太富裕的薪水养活全家。

埃里吃苦耐劳，多罗茜充满活力。夫妻二人深爱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本来应该是幸福和谐的一家，除了一件事 —— 夫妻二人经常为一件事吵架。

伯尼曾回忆说：“妈妈和爸爸经常争吵，几乎总是为了一件事：钱。妈妈总希望给孩子更多一点，家里过得更好一点。这给父亲带来很大压力。每次家里添置任何东西 —— 一张床、一个沙发、一幅窗帘 —— 几乎都会伴随着父母之间一场争吵，因为他们不知道买了这样东西之后，下个月还能不能支付得起房租和食物。”

多罗茜最大的梦想是有自己的房子，离开乱涨租金的、狭小的公寓。她梦想她的儿子们有自己的房间，不再像现在这样每天睡在客厅沙发上。

多罗茜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她得了肺结核。家里没有钱治病，经亲友帮助，终于住进了离家两个多小时的新泽西州一家对穷人免费的医院。

伯尼天生不是一个很外向的孩子。话不很多。但他的坚毅、成熟和谦逊，使他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母亲生病后，伯尼的话更少了。伯尼是一个出色的长跑运动员和学校长跑队队长，以前从不缺席训练，但母亲生病后，他经常缺席 —— 因为他要到两小时外的医院陪伴母亲。

一年多后，母亲去世了，她46岁。那一年伯尼18岁。几年后，伯尼大学毕业前，父亲也去世了。他唯一亲人哥哥拉里，搬到了英国。

在他的成年生活中，伯尼很少谈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大学毕业几年后，伯尼搬到佛蒙特州。一次，他表弟去看他，伯尼告诉表弟，他打算从政。表弟有点吃惊，问他为什么要从政，伯尼说：因为这个社会有些事情需要改变。例如医疗。母亲生病的经历让伯尼意识到：“医疗保健是人权，不应是特权。”

医疗保健是人权，不应是特权。这句话伯尼重复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后，今天，在新冠肆虐的美国，医疗仍然是特权：43.4%的19-64岁的美国人，没有医保或医保不足 —— 对于大部分美国人，医保是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当疫情来袭，很多人失去工作时，同时也失去了医保。

3 “这场运动植根于人道主义”

母亲生病和去世的经历，让伯尼决心为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得到医疗保健而奋斗。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伯尼称为“好人”。好人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的人，是自己经历苦难之后，为其他人不再经历同样苦难而奋斗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的同情心，仅局限于自己的经历，那还算不上真正的好人。伯尼的支持帮助的，远远不止和自己类似的人。

从年轻时起，伯尼一直为争取少数群体的平等权益而奋争。

在大学读书时，伯尼是芝加哥大学 “种族平等学生议会” 的领袖。1963年8月12日，他参加了抗议芝加哥学区种族隔离的活动。参加这一抗议活动的多是当地黑人社区的成员，而伯尼是一个不属于当地社区的白人青年，

活动中伯尼被逮捕，被法庭判拒捕罪，罚款25美元。

除了少数民族，伯尼为所有弱势群体的平权而奋争。早在1993年，伯尼就已在众议院支持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的权利。16年后。美国军队才开始接受公开同性恋。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美国的左派政治家中，不乏支持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者。然而，伯尼对少数群体的支持，与多数政治家有所不同。

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在政治上不那么方便的时候，伯尼依然坚持说真话。例如，伯尼是美国政治家中最坚定的为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发声的人。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利益结构，在美国，亲以色列右翼的势力远远大于关心巴勒斯坦人权益的声音。不仅美国的中东政策明显偏袒以色列，而且美国每年用纳税人的钱无偿援助以色列高达30亿以上。

亲以色列右翼对美国的政治控制有目共睹：一些亲以色列富翁，例如赌业巨头谢尔顿 · 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为美国大选斥资几亿美元以推助亲以色列的政治家(如川普)当选。

作为犹太人和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伯尼，本来可以亲近以色列以获取政治资助和支持。但伯尼没有选择这么做。相反，伯尼是第一个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的美国总统竞选人。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AIPAC)是美国一个巨大的政治游说团，在中东问题上呼风唤雨。同时，AIPAC对美国竞选影响极大。对于支持他们的政治家，AIPAC给予强大的竞选财政支持。对于反对他们的政治家，AIPAC惩罚他们的方法是捐款给他们的政治对手。

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包括奥巴马，参加AIPAC大会是惯例。但伯尼从未参加过AIPAC。2016年，所有共和党参选人和民主党的希拉里都参加了AIPAC大会，但伯尼没有。伯尼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在西岸和加沙的非人道政策，和AIPAC对以色列极右政策的无度支持。

2020年，第二次参加总统竞选的伯尼，更是对AIPAC直言不讳，他在推特上说：

“以色列人民有权生活在和平和安全中。巴勒斯坦人民亦是如此。AIPAC为政治家们提供了一个表达偏见和反巴勒斯坦人基本权利的平台。因此，我不会参加他们的会议。如果当选总统，我将支持以色列人的权利，也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我将尽一切努力为该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

在伯尼影响下，没有一个2020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加AIPAC，虽然他们没有像伯尼一样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

想象一下，伯尼会为此遭到AIPAC及其他以色列右翼的多少仇恨和报复。

无论是黑人、西裔、亚裔、美洲印第安人、犹太人、穆斯林、女性、残疾人、LGBT … 当他们遭遇不公时，伯尼都会为他们发声，哪怕因此得罪强势，哪怕因此损失捐助，哪怕因此损失选票。

伯尼和很多政治家不同的第二点是：伯尼对少数群体的支持，不是“身份政治”。伯尼和进步派的原则，不是分裂人群、煽动互仇、捞取选票。而是越过种族、年龄、性别和性取向，联合所有的人，追求一个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公正能够得以保障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伯尼和进步派更注重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例如在黑人问题上，伯尼支持BLM(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游行，但是同时，伯尼致力于改善底层经济条件，促进全民医保，推动司法改革。因为这些，才是改善所有黑人境遇、促进黑人社区进步的关键。

伯尼的竞选主任、俄亥俄前州参议员妮娜 · 特纳(Nina Turner)曾说过：“我是一个黑人女性。我没有像我的一些白人姐妹兄弟那样、仅仅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奢侈。” 也就是说，作为劳动阶层黑人女性的代表，特纳必须为她代表的人的生计而抗争，包括基本收入、社区安全、全民医保、改善教育;她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在纸上奢谈女权主义。

特纳这样形容伯尼、她自己、还有无数人为之奋斗的进步主义运动：“我们相信，这场运动植根于人道主义。”

4 “这个怪诞的体系正在背叛美国普通人”

好人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的人，同时，好人也是行动的人。伯尼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者，也是一个不懈的行动者。虽然遇到过无数挫折，但他从没有放弃。

伯尼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伯尼1971年开始投身政治，但直到10年后1981年，才以区区10票优势被选为人口三万多人的佛蒙特州伯灵顿市市长。

伯尼经常被不认同他的人描绘为一个不谙具体事务的理想主义者，甚至一个夸夸其谈的民粹主义者。其实，以无党派身份被选为伯灵顿市长、佛蒙特州众议员、佛蒙特州参议员、经常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两面夹击的伯尼，是一位非常务实的实干家，否则也不会击败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一直连任。

伯尼在做伯灵顿市长时，成功地推动了城区建设活化，得到很多市民认同。此外，在任市长期间，伯灵顿成为美国首个为社区建设提供财政支持的城市。

1988年，伯尼作为独立党派人士被选为佛蒙特州国会众议员。接下来伯尼接连8次被重选，直到2006年被选为参议员。

对伯尼的议员生涯，人们有着不同的评价。一方面，作为独立党派人士，伯尼经常是促进两党合作的桥梁，因此促成了很多修正案的通过。

另一方面，伯尼的进步主义理念和原则，即使对于民主党也有所超前，所以伯尼对两党的法案投过不少反对票。伯尼在众议院，被很多人被视为不合群的牛虻。

今天，在批评伯尼的“不合群”之前，请让我们先看一下伯尼反对的主要法案有哪些。

伯尼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2002年，伯尼在众议院陈述他为什么反对对伊拉克开战，除了对小布什的“伊拉克拥有毁灭性武器”的说辞抱有怀疑，伯尼还说：“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年轻美国儿女可能会牺牲?有多少伊拉克妇孺会死于战乱?国会没有得到这方面的预测。美国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国家，应该竭尽所能避免战争的伤害。战争必须是最后手段 。另外，推翻了萨达姆 · 侯赛因，谁将统治伊拉克?美国将在随后的内战中扮演什么角色?该地区拥有大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人口，即使建立了温和政府，它是否会被极端主义者取代?该地区的巴以冲突，是否会因之加剧?”

伊拉克战争带来了四千美国士兵死亡，三万人受伤，四十几万伊拉克人死于战乱，消耗了美国纳税人2.4万亿。今天，18年后，重读伯尼发言，我们看到了人道，也看到了智慧和远见。

1999年，伯尼反对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的废除，意味着商业和投资银行不再分离，意味着任何银行都可以冒赌博式的风险，冒险的盈利为华尔街所得，而冒险破产后的损失将由纳税人填补。伯尼坚决反对废除该法案，并批评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你是美联储主席，却认为自己的职责只是为富人和大企业效劳。”

然而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议案在议会被通过，比尔 · 克林顿签字。9年后，诚如伯尼预言，华尔街疯狂冒险，2008金融危机爆发，数万亿美元的损失，转嫁到美国劳动阶层头上。

伯尼进入参议院后政治策略有所成熟，争取了更多的合作。他的投票也基本与民主党一致。例如伯尼对奥巴马医保虽然并不满意，但依然投了赞成票，因为这毕竟是医疗改革的第一步。同时，伯尼在奥巴马医保中，成功地加入了一项为农村人口提供医疗的款项。

然而，在原则问题上，伯尼从来没有放弃为普通美国人的利益抗争。

2009年，伯尼投票反对奥巴马的华尔街救助计划(TARP)。但是，该法案还是被通过了。不过，在伯尼努力之下，TARP添加了一项修正案：领取政府救市资金的公司不得裁减美国的工作。

2010年12月10日，伯尼在参议院发表了八个半小时的演讲，反对延长小布什时代的大减税。因为大减税只利于极富美国人，在美国平民面临2008经济重创时尤为难以接受。“为富人减税，是我们经济和政治体系特有的怪象，这个怪诞的体系正在背叛美国普通人。” 伯尼愤怒地说。然而，这项劫贫济富的法案以绝大多数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一周后奥巴马签署为法律。

因为在众参两院屡屡反对一些大多数议员和他们背后的金主喜爱的法案，伯尼在政界和民主党内部不太讨人喜欢，媒体也常把伯尼称为“激进”。

其实，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伯尼推助的政策 —— 全民医保、免费公立大学、抵制气候变化、15元最低工资、华尔街管理、增加富人税率等等，远远不是极左。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这些政策早已成为现实。例如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而美国的人均健保支出，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 —— 在美国，医疗保健不是人权，而是一项巨大的盈利产业。

伯尼极其进步派的主张丝毫不是“激进”，相反，从里根时期开始，整个美国持续右滑，贫富分化不断加剧。

在富有阶级控制的政治环境和媒体之下，多数美国人没有能力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也看不到是谁在真正为他们的利益奔忙。他们不知道好人伯尼，是他们中的一员;不知道伯尼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企图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 付不起房租的人、 失去工作失去医保的人、饮用含铅自来水的人、因为肤色被警察施暴的人。

5 “我们的竞选结束了，但我们的运动没有”

2015年4月30日，华盛顿特区一个晴好的午后。参议员伯尼 · 桑德斯在工作间隙，步出国会大厦。走到草坪上，展开一张的纸条，告诉记者们：他将竞选美国总统。

伯尼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阐述了他为什么参加总统竞选：普通美国人工作时间更长，实际收入却在降低。而富人们正在享受利润的盛宴，亿万富翁控制美国政治 …… 伯尼说，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

2016年，伯尼以狭窄的差距输给了民主党大家希拉里。

然后希拉里输给川普。美国迎来她无比险恶的危机。

2019年，78岁的伯尼宣布重新参选。

经历了心脏搭桥的低潮后，伯尼的选情稳步上升。在赢得内华达州后，很多人认为伯尼已经势不可挡。

美国政界的左右两方进入紧急状态。他们无法想象进步派的伯尼如果当上总统，会是什么情形。

在民主党老牌的大力支持下，拜登赢得南卡罗莱纳州初选。这本是意料中的事。但是所有媒体大举宣扬，为拜登打气。

然后到了超级星期二的前夜。突然，民主党靠前的两位参选人，布特杰吉和克劳布夏宣布退选，背书拜登 —— 也就是说，他们的粉丝大多数会投票拜登。

超级星期二是民主党初选的大转折：从此拜登稳步上升，伯尼再也无法扭转。

一个多月后，2020年4月8日，桑德斯在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家中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中止总统竞选。

几天后，伯尼正式背书乔 · 拜登。在正式提名拜登的民主党大会上，伯尼诚恳严肃地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们为什么必须投票给拜登。伯尼说：“ 我们的民主危在旦夕。我们的经济危在旦夕。我们的星球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击败唐纳德 · 川普，选举乔 · 拜登和卡马拉 · 哈里斯为下一任总统和副总统。我的朋友们，输掉这场选举的代价无法想象。”

此后，伯尼为拜登助选竭尽全力，组织了无数线上助选活动，还亲自到各州组织社交隔离助选会。伯尼为拜登进行的助选活动，比拜登本人还多。

从11月终选结果可以看出，伯尼的支持者，包括大量的年轻人，基本投了拜登。不少伯尼的忠实支持者，例如的年轻女国会议员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特莱布 (Rashida Tlaib)，和奥马尔(Ilhan Omar)，也在大选前马不停蹄地为拜登在线上助选或登门拜票;她们的选区为拜登添加很多选票。

想象一下如果伯尼拒不退选拖延到最后一刻，或者退选后拒不支持拜登，将是什么样的情形。

今天，美国大选终于结束，唐纳德 · 川普败选 —— 美国在悬崖上刹住了车。

此时，我们可以静下来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伯尼 · 桑德斯为什么输掉了两次总统选举?

有很多原因。有一个回答也许是：伯尼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伯尼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个有政治远见的人，一个实干的人，一个有个人魅力和群众号召力的人。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保证伯尼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是一个站在船头的船长 —— 一个在船顺流而下或乘风前行的时候、善于选择航道和富于领袖魅力的船长。

伯尼不是站在船头的船长。伯尼是拉纤的人：伯尼呼唤着、带领着他的同道，拉着美国这艘沉重的航船，让她不要下滑或者一点点地逆流而行。四十年来，伯尼抵抗的，是巨大的重力。

这个巨大的重力是：这个国家的大企业、亿万富翁、华尔街，健保工业，石油工业，军事工业，整个共和党、民主党建制派，大部分媒体。

不过，重力虽然强大，另一端的力量也在一天天壮大。伯尼的总统竞选失败了，但伯尼数十年的努力并没有落空。伯尼开创的进步主义运动并没有消失。相反，这个运动正一天比一天强大。

以往被视为“激进”的进步派的政治理念，正逐渐在美国被大众接受，甚至开始深入人心。例如民调表明，70%以上的美国选民支持全民医保。今年大选中，红州佛罗里达的选民们通过了最低工资15元每小时的法案，这是伯尼倡导多年的政策。

2020大选，众议院民主党进步派全部以比2016年更好的成绩入选，还增加了一些新成员。

正如伯尼在退选演讲中所说：“我们的竞选结束了，但我们的运动没有。”

6 “我拒绝给他们留下一个无法居住的地球”

不管是对于爱还是恨、支持还是反对伯尼的人，他的政策和理念都无比清晰。半个世纪以来，伯尼以同样的激情重复着同样的话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是对于伯尼本人，他的性情、他的习惯，人们却有着不同的描述。有人说，伯尼是一个关心他人、侠肝义胆的好男人;但也有人说，伯尼是一个脾气急躁、性格粗粝的倔老头。更多的人对伯尼的个性一无所知，因为伯尼无论做多少次演讲或接受多少次采访，他从来很少谈及自己。

如果问为伯尼工作的人，大概少有人会说伯尼是一个温柔的老板。伯尼对下属要求严格，要求他们对工作认真严肃;当然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他自己对工作更认真严肃。当组织混乱、该做的事没有做的时候，伯尼会毫不留情地直言，甚至发火。

但是伯尼不霸道也不记恨。去年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活动因组织偏差而推迟，伯尼很不高兴，当众和他的竞选管理发火;竞选管理不服气，以同样生硬的口气怼回去。伯尼没有再说什么，也就作罢。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无论对下属、同事、甚至政治对手，伯尼从来不会人身攻击，更不会在背后捅刀子。今年民主党初选中伯尼落后于拜登时，很多人建议伯尼攻击拜登的智力衰退。

论脑力和口才，拜登确实远不如伯尼，也确实闹过好几个笑话;伯尼如果用拜登“智衰”做文章，顺理成章。近年美国竞选越来越不择手段，且不说川普对竞争对手的人身攻击如何下作至极，连民主党的沃伦都在初选时嘲笑布隆伯格个子矮。

但是伯尼不会这样做。无论伯尼在政策上怎样地和拜登激烈辩论，伯尼从来没有一次攻击拜登的私人领域。

伯尼追求工作中的精确和效率，但对于选民的倾诉，他从来没有过不耐烦。伯尼做伯灵顿市长时，每次市政厅会议之后，他都会留下来，耐心地解答每一位市民的问题。两次总统竞选中，伯尼走过美国很多地方，和很多普通美国人交谈，他耐心地听选民们的故事和他们关心的问题。

和伯尼相处最好的，除了下层平民，还有孩子们。桑德的助选人布莱斯记得，去年暑假，他和伯尼到新罕布什尔州竞选，布莱斯带着他13岁的儿子。中午，三人在快餐店吃饭。中间布莱斯出去了一下。回来的时候，他看到伯尼正把自己的薯条送给他喜欢吃薯条的儿子，他听到伯尼悄悄地告诉儿子：“我把我的薯条都给你。别告诉你爸爸。” —— 可是天生大嗓门的伯尼，说悄悄话的时候门外也能听见。晚上和当地工会共进晚餐，有不少重要人物。伯尼当众把布莱斯的儿子介绍给大家，像对待一个重要的嘉宾。布莱斯后来说：“我儿子永远不会忘记那次旅行。”

伯尼爱孩子，当然爱自己的孩子们。每当说起他的孙儿孙女，伯尼的脸上都会光彩焕发。伯尼有四个儿女，七个孙辈。

四个儿女中，长子列维是伯尼和前女友在一段短暂的恋情中所生。其余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是伯尼的夫人简前一次婚姻的孩子。在他们三人的生父去世后，伯尼正式收养了他们。

伯尼的七个孙辈中，有三个是长子列维夫妇从中国领养的。所以伯尼的七个孙辈和他都没有血缘关系。但这一点都不妨碍他非常非常爱他们。他和他们打棒球。在家假装大怪物吓唬他们玩。

当然,孙儿孙女们也是伯尼的政治动力。在谈到全球气候变暖时，伯尼说: “我有四个儿女和七个美丽的孙儿孙女， 我拒绝给他们留下一个无法居住的地球。”

四个成年子女都热心政治。长子列维曾竞选新罕布什尔州国会众议员，继女卡瑞娜曾竞选伯灵顿市长。伯尼为他们参与政治感到骄傲。但伯尼没有为他们的竞选背书。伯尼说：“他们是否能当选，由他们的选民决定，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我们不搞家族政治。”

列维和卡瑞娜都没有赢得选举。列维的竞选只募集到了3万5千元，而他的对手之一，募集了180万。

伯尼和他的妻子简是1981年相识的。当时的简，是一位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一次，她去听伯尼竞选市长的演讲。简突然意识到：这里每一句话都是她想要说的。

很快，他们相识了，然后相爱了。几年后，1988年， 他们结了婚。

在以后的岁月中，简不仅是伯尼朝夕相随的伴侣，也是进步主义运动的同道。

7 “不是我，是我们”

写了很多。但似乎仍然无法真正展现伯尼 · 桑德斯的全貌。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伯尼，那么就会知道：伯尼本人并不那么重要。

2019年5月，也就是伯尼宣布第二次参加总统竞选后不久，伯尼和五个记者摄影师来到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40英里外的一个县，这里是美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他们来到一所活动房前敲门，主人开了门。

房子的主人叫帕梅拉· 拉什。一位有两个孩子的48岁黑人女性。伯尼一行人说明来意后，走进屋中。

这是一所非常破敝房屋。

房子的地板明显向一侧倾斜，几层灰泥从墙上剥落，穿过房间的水管锈迹斑斑。一个床头柜上有一台通风机，连着一个面罩 —— 由于房子里有霉菌，帕梅拉的女儿需要通风面罩才能保障睡眠中呼吸。

“她几岁?”伯尼问。“10岁。” 帕梅拉回答。

这一带住房，没有建造整体排污系统，厕所的废水直接排入后院的废水池。

这幢不堪的房屋，二十多年前却花了帕梅拉11万4千美元。至今，帕梅拉还在还房贷。她们母女三人每月只靠一千美元生活。帕梅拉的母亲原来和她们一起住，几年前死于肺炎。帕梅拉的姐姐因为交不起县里的收垃圾费被逮捕。

伯尼认真听着，偶尔提问。他温和地告诉帕梅拉对着摄像镜头讲：让帕梅拉把她的故事告诉美国，而不仅仅是伯尼。

帕梅拉讲完了她的故事之后，伯尼说：“在美国，贫穷的代价很高。”

走的时候，帕梅拉对伯尼说：“谢谢你们。”

“谢谢你。”伯尼回答说。

听到这句话，帕梅拉张开双臂拥抱伯尼。伏在他的肩头哭了。

“我们不会忘记你，”伯尼承诺帕梅拉，“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必须让人们关注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起解决问题。”

一年之后，2020年7月3日，帕梅拉 · 拉什死于新冠。

帕梅拉身体不好，屋中长期的霉菌损伤了她的肺。她还有糖尿病。她没有汽车，每次她或女儿到几英里外看病都很不容易。

帕梅拉去世后，伯尼在推特上说：“我对帕梅拉承诺过：我要让她的故事永远不被忘记。”

我们可以忘记伯尼，但我们必须记住帕梅拉。我们必须记住那位买不起胰岛素的青年，记住那位必须做三份工才能把食物摆到桌上的单身母亲，记住孩子快上大学了还在还自己学生贷款的那位中年人。我们必须记住记住死于新冠的33万美国人，和在这个世纪瘟疫的严冬、因为交不起房租是被赶出家门的人们。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伤痕累累的地球，和我们将要出生在这个地球上的后代。

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不，应该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

伯尼在他的竞选中说过很多很多遍：“不是我，是我们。”

伯尼是我们，我们是伯尼。

作者简介：子皮：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巴黎大学博士。现居美国。职业金融量化分析。近年开始写字。作品发表于多家电子平台、《青年作家》、《文综》、《明报》及丛书。曾获法拉盛海外华语诗歌节奖。著有《川普时代：美国不再伟大》。

来源时间：2020/12/28   发布时间：2020/12/26

旧文章ID：23829

作者：刘江永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学术界也是如此。东亚研究的巨擘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辞世。他在中国和日本研究两个领域所同时发挥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无人能出其右，给学术圈和政策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此【海外看世界】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九位教授发表文章，予以追思和缅怀。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依次推出学者们的缅怀文章。

嘉 宾

参与本期快评的学者来自以下国家和地区的机构：

赵全胜 美利坚大学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刘江永 中国清华大学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陈 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

九教授缅怀一代宗师傅高义系列第4篇

深切缅怀傅高义教授

——追思一位忘年交的美国朋友

2020年12月21日晨惊悉美国著名日本、中国研究权威学者傅高义(Ezea· F·Vogel)教授因手术感染而不幸去世!我想，此时此刻我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长期接触过他的人一样，深感痛心、惋惜和无限的哀思!我相信傅高义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知识、智慧、爱心与包容，已化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他的音容笑貌将一直伴随着我们前行。

在中美日三国关系研究方面，美国的“傅高义时代”落幕是一大遗憾!在美国，他的存在也许是无可替代的。在美国，“中国通”不少;“日本通”也不少，但既是“中国通”又是“日本通”的则极少。傅高义教授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30岁之前，从1958年便在日本生活过两年;1973年首次访华。因此可以说他开始是“日本通”，后成“中国通”;在日本多被誉为前者;在中国则多被称为后者;55岁以上的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大多知道他是前者;研究美国的学者大多认为他是后者。这与他的学术轨迹，会中日两国语言，以及近20年主要和中国打交道有很大关系。2011年《邓小平时代》出版后，2019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与日本：面对历史》，大约每10年出一部大作。他的学术生涯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日本;第二步：中国;第三步：中日关系。每一步都

不同凡响

我1979年自北京外国语学院(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不久，开始从事日本政治与外交的研究。那一年，中美建交。美国学者沃格尔(傅高义)的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日本名列第一》(有译为《日本独占鳌头》)的中文版，让我爱不释手、一气读完。这部蜚声世界的名著为我观察日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令我对该书作者肃然起敬。

没想到，10年后的1990年夏，在西方国家对华制裁期间，傅高义教授和迈克·望月教授等三位研究日本的美国学者访华，就日本研究与中国学者交流大约两周。我有幸全程陪同他们从北京到长春、上海，一路上获益良多。那时，他每天早上身穿短裤跑步锻炼，精力旺盛，脾气很好。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处世有日本人的礼貌、中国人的热情和美国人的直率。在北京，他重点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和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我想这可能对他日后于1993年至1995年成为克林顿政府东亚政策智囊有所帮助。

他好学不倦，对事物的观察非常细致，似乎随时随地都在学习。这也许是他作为社会学家所具有的专业习惯。记得1990年访问吉林大学时，他早上跑步回来遇到我便用中文说：“中国未来大有希望!因为一清早校园里到处都是朗读英语的学生。我一边运动一边听中国学生的读书声，好像看到中国的未来!”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在中国尝试练习他的中文呢。

他诲人不倦，为人坦诚。记得那次我陪同他在长春机场飞往上海前候机时，我为他们买了可乐。豋机前我们刚要起身离开，傅高义教授指着喝完的空易拉罐用日语说：“不行，如果是日本人，一定会把这些收拾好，注意保护环境，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然后，他用塑料袋把可乐易拉罐装好，放入附近的垃圾桶内。这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精力十分旺盛，似乎总是在学习别国的长处，努力在中日比较中用第三只眼客观地看问题，既想帮助中国见贤思齐，又不断忠告日本要正视和尊重历史。这难道不正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需要的吗?

由于个人努力不足，我的英语水平一直未过“中级班”，1997年才经过面试得到美国福特基金资助，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托傅高义教授的福，1997年11月至1998年5月，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度过了非常充实而愉快的日子。最初，在中国学者之间提起傅高义，大都习惯称他“Vogel” 或沃格尔，但因他的名片上印着“傅高义”，大家就改口称傅高义了。他那里接待过加藤紘一、冈田克也等日本知名政治家研修，以及许多中国学者。

记得费正清研究中心门框上的牌子用中文写着“行政办公室”，所有的美国职员也很友善。我到那的第一天，在傅高义教授的研究室，他接待了我。他对我说：most welcome非常欢迎我到哈佛来!因为这是他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最后一年，明年将去新建的亚洲中心任职，所以说我来得正好。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日本。当时我很好奇他如何评价现在的日本特别是他当年那本名著。他说：当时写《日本名列第一》，是因为看到美国在衰落，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希望能通过这部书激励美国的年轻人振作起来。现在，中国可能后来居上，今后的研究重点将转向中国。可见他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和远见的美国爱国者。傅高义先生平易近人，友善好客，智商情商超一流，具有美籍犹太人和中日两大民族的一些优点和长处。我想这或许和他年轻时的各种经历有关。

这是1997年67岁的傅高义在费正清中心主任研究室时，我为他照的照片。我一直很喜欢这张照片。(笔者注)

因为他家就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附近，我有时经常应邀到他家做客聊天。我送他礼物的背面写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曾对我说，促进中美日三国关系的改善发展是他一生的使命。下一步主要想研究中国，今后五年要写一部书《广东先行一步》。其后，他又完成大作了《邓小平时代》。

他不仅学问好，而且平易近人。记得有一次波士顿刚下完雪，查尔斯河两岸寒风凛冽。傅高义老师一大早开车带我一起去哈佛大学商学院开会。那次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率团去哈佛举行中美安全对话。会议间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私下对我说：他的日本知识都来自于Vogel(傅高义)教授。

笔者与傅高义教授合影

我在哈佛期间，还有幸参加了傅高义的儿子斯蒂芬主持的日本研究讲座，受益良多。他告诉我，他将马上去加利佛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他个子和颜值都比父亲高。他没有依靠父亲的学术声望，而是凭自己的努力治学。在傅高义的家中，我只见过他夫人一次，听说她常住在广东农村做田野调查，还会说广东话。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努力做到彻底得了解广东和广东人。美国学者的这些长处值得尊敬和借鉴。

当年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我每周必去的打卡地。一个人在书库里翻书的感觉特别好。估计马英九先生当年也曾经常利用这里的馆藏图书，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关于钓鱼岛及东海的法学博士论文。作为后学，借助那里的史料，我在离开哈佛大学前，应傅高义教授要求，用英语做了一次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讲座，同时用日文和英文撰写了《新中国的日本研究》的小文章，发表在哈佛大学的日本研究通信上。至今，我从内心感谢美国福特基金和傅高义教授赐予的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从哈佛大学回国后，我因1999年被借调到中央外办而有所不便，很遗憾未能接待那年3月来访的迈克·望月教授。直到2003年应邀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我才有机会在国际会议上再度与傅高义教授见面。我们交谈总是习惯用日语。那样，他好像谈吐更舒服、流畅，其实他也许是照顾我蹩脚的英语。

1998年春笔者回国前与傅高义教授在哈佛大学合影

他到晚年，看到趋于恶化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一定很痛心，迫切希望这种局面得到扭转。他似乎更多地与中日美三国的年轻人交往，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有时他把从日本人那里经常听到的说法，说给中国人听;另一方面也把从中国人听到的看法，讲给日本人听。但说实话，我并不认为这些能起多大作用或能被听众所接受。这是由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的。傅高义教授是把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研究融会贯通的学者和中美日关系研究的大家。而国际关系研究往往是跨学科、跨专业的，任何人都难免受到学术研究领域或掌握信息的限制。我没有读过傅高义教授的全部著作，也许其中会有我未必认同的观点，但他在年近90高龄时仍在研究中日关系并著书立说的精神，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观察者与见证人。如今，傅老走啦，留下的是无尽的缅怀与思念!(2020年12月21日)

来源时间：2020/12/27   发布时间：2020/12/27

旧文章ID：23823

作者：李菁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961年傅高义被费正清等人物色，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由此成为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的一员。1973年，傅高义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他对中国做过多年扎实而刻苦的研究，从而赢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

2013年4月26日，陕西西安，傅高义(Ezra Vogel)接受采访。(图|视觉中国)

结缘中国

30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傅高义一生的轨迹。1960年11月，刚在耶鲁大学任教不久的他回到哈佛大学探望一位朋友，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问他是否愿意研究中国，傅高义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想过。”这位教授告诉他：哈佛大学最近获得一笔基金，想专门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如果学了两三年成功，便可以留在哈佛教书。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傅高义与妻子商量了一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1958年，傅高义去了日本。第一年，他专心学日语，第二年则开始做家庭调查。几年后，傅高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通过这部作品，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1960年，傅高义从日本回到美国，在耶鲁大学教书。没想到，机会不期而至。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寥寥无几。傅高义后来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却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了解。”

到了50年代后期，一些美国大学开始重视培养中国问题的人才。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比如费正清认为，这时应该扩大对中国的研究。美国一些基金会也认同这个看法，它们愿意出钱来支持中国问题研究者，可当时的情况是，“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够讲流利的汉语，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

“当时一些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都想扩大中国的研究，他们决定招收和选拔几名年轻学者，力图让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学术基础专门研究中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也是这些寻找者之一。痛感“在这个领域严重匮乏高水平人才”的费正清，着意选拔和培养一个训练有素、具备从事中国研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的学者群。傅高义说，当时哈佛大学已经有中文、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这些专业上，还没有人做中国的研究。此时，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背景的傅高义的出现，恰恰符合了费正清等人对未来中国研究者的需要。

傅高义决定抓住这个机会。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去世后，它被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在叫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今天回顾起来，虽然我们的规模很小，但在培养人才方面，很有些类似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语境。”熟悉中国的傅高义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傅高义由此也幸运地进入到这支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里。他后来曾不无自豪地说：“因为学中文非常难，想学这么难的语言的，当然是优秀的学生。所以，当时无论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还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中国的人都是美国社会的知识精英。”

这位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很快为自己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这个名字是我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傅高义的英文全名是Ezra Vogel，他说，“Vogel是个德国姓——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他解释说，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研究中国

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我们的研究目的着眼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现象)。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我们预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流，需要掌握和了解中国，因此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研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研究的重要性。”

赴香港前，傅高义原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是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各种条件所限，详细的地方资料很难收集到，除了广东。“考虑之下，我决定不研究全部中国，而研究广东，因为材料和可以访谈的人都比较多。”

在香港待了一年后，1964年，傅高义回到哈佛，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1949年后广东全面发展情况的著作。在香港期间，他开始系统阅读能获得的中文报纸，包括《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他说“但是因为语言水平有限，我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问题”。回到美国后，正好哈佛大学买了《南方日报》从1949到1964年的全部报纸，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资料。

此时，从广东逃到香港的一位叫陈仲文的年轻人，给傅高义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请他来美国做我的助手，我们一起来看《南方日报》等这几份报纸，我看的时候他在旁边也看，不明白的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把他了解到的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于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傅高义与助手这样老老实实每天读报纸、研究材料进行了两年多，其实在后来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写作上，也用了这样的“笨”办法。他扎实的史料功夫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很具影响。“在他的第二部作品里，傅高义展示了他对中文材料掌握和娴熟程度及其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渊博知识。从那时开始，能够游刃有余地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和洞察整个亚洲局势，便成为傅高义学术成就的两个特色。今天，他仍是美国少数几个能对日本研究如数家珍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

那时候的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研究风格。虽然那时候傅高义已经在书中明确指出“大跃进”是“乌托邦主义”，但他不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对他研究的对象做高高在上的审视或批判，而是以专业学者的态度，冷静地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做出观察和分析。傅高义后来也坦言：“尽管美国有些人非常反对共产主义，但当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并不会对共产主义反感。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虽然那时还有很多政治家牵涉到‘冷战’，但我们学者中已经对那些极端的‘冷战’斗士持批评态度，我们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

1965年，傅高义开讲中国社会，主要讲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情况，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当时傅高义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几位后来也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比如杜维明、怀默霆、高棣民等。在教学领域上，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接班费正清

1973年，费正清从东亚中心退休，比他小25岁的傅高义接任中心主任一职。

美国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都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傅高义却不属于这个群体。“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一直是搞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费正清是教历史的，当然我跟他们很熟，也听他的课，但我不算他的学生。”傅高义解释。

“费正清看中文文章可以，但是中文讲得不太好，他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帮他做研究。”傅高义坦率地说，“他为这个中心的成立做了很多系统的工作。‘二战’以前，中国历史不是历史研究的主流，他想把中国历史引入西方的主流研究，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

“费正清是哈佛出身，是这里的领导人，用中国的说法，在美国社会他算得上是‘高干子弟’，他有些骄傲，他的妻子(费慰梅)也来自很有地位的家庭，所以他非常自信。而我是小镇长大的青年。”傅高义半开玩笑地说。尽管从学术上还是性格上，自认与费正清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总的说，傅高义仍然表达了对费正清的敬佩之情，“他成立的研究所不仅仅在哈佛，在全国的贡献也很大”。

费正清对努力又勤奋的傅高义也青睐有加，从1967年起，就有意识培养傅高义做他的副手。而在担任副主任的时候，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费正清不同的领导风格。费正清很少参加冗长的学术讨论，而傅高义则不同，“他喜欢参加各种研讨会，听学者们讨论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调侃、互相辩论”。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慢慢解冻。

“尼克松访华之后掀起了中国热，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一些事情。费正清认为，哈佛大学不仅对自己的学生有责任，对全国也有责任，因为哈佛大学在美国有地位，所以我们有责任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不仅在学术方面，在外界也应该讲课，我也完全同意这个做法。我们的很多演讲，不是为了直接影响政府——我们当然是想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但是影响不大。”傅高义微笑着说，“民主国家中民众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尽量让老百姓了解中国，否则，政府的决策也无法推行下去。”

1975年，傅高义从日本基金会得到一笔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关于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在日本，这是西方学者写作的最为畅销的非文学类作品，受到空前欢迎。

“‘日本第一’的意思是说，日本一些方面的确做得非常好，我是希望美国人应该多学日本的做法，日本有很多优点，比如质量管理、学生考试制度、人寿命的延长等等，很多方面做得都比我们好。”傅高义说。

这本书出版后，美国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傅高义去做报告，以增加对日本的了解。傅高义后来才知道，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谈起这个话题，傅高义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带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一次演讲上，下面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片大笑。朱镕基不解，问大家为什么笑，别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

“朱镕基是个有意思的人，我很佩服他。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再有机会写一本书的话，你会写谁?我回答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会写朱镕基。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再写他的书了。”傅高义不无遗憾地感慨道。

进入中国

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我们说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还曾经去华盛顿，找到国务卿也曾是哈佛教授的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傅高义说，美国有一个组织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这个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委员会，在“冷战”期间，对推动中美双方的交流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动的，傅高义与基辛格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常常在这里见面。

1971年的某一天，基辛格专门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找费正清和傅高义这些“中国通”们，聊了一次中国问题。“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当时告诉我们说，中国很快会参加联合国，所以我们应该事先准备好，用什么办法、怎么跟中国打交道。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不太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所以我们都只能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看周恩来的意思可能会做什么事’，但是中国真正的事情我们都不太了解。”

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成员里有包括傅高义在内的三个中国研究专家，而其他人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回忆起这一次访问，傅高义说，“中国当时需要自然科学家，不太欢迎外国的社会科学家来研究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称“麻省”)建立了姐妹关系。当时的麻省州长得知傅高义曾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便指定让他加入一个研究麻省姐妹关系的委员会。傅高义解释：“因为我会说汉语，又对广东情况比较了解。”而麻省前州长出访广东时，也曾邀请傅高义做随行翻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傅高义得以与当时的广东省高层领导有了更多的沟通与交流。“他们希望外国人到广东投资，但当时广东的投资环境不太好，省里领导们认为，中国人写的书国外会当成是宣传不会相信，如果一个知名大学的外国教授来广东写一本，可能对外国人有很大的说服力。就像我以前写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美国人了解日本非常有帮助，所以他们邀请我去广东做研究，觉得如果能写成一本书，对广东也有一定好处。”

傅高义于是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自己承担费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我还告诉他们，我是学者，我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评。他们说可以，他们觉得写基本的情况能让外国人客观地了解广东，他们对此很乐观。”

1987年傅高义前往广东。当时的广东省经济委会员为他的研究调查提供了很多帮助，而当时的经委主任，就是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张高丽。另一个收获是，当时广东省经委为他派了个年轻干部做助手，这位叫窦新元的人后来变成了傅高义的朋友，在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也为他提供了大量帮助。“因为他曾经在经委工作，他了解中国制度，帮助我了解全国的情况。”傅高义说。

傅高义在广东待了7个月，广东100多个县，他去了70多个。“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广东的内部来考察这个省份，因此我感到更有责任来记录这个省的很多细节，力求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

198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这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本书与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回忆起这次经历，傅高义觉得稍有遗憾的是，他没有见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任仲夷的孙子任意后来也成了傅高义的助手，在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任意曾陪他去北京见任仲夷的很多朋友，他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二度出山

1995年夏，傅高义再次担任费正清中心主任，这时他已是美国最为知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从1958年以来，傅高义每年都要访问亚洲，在亚洲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傅高义在第一次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时邀请他去演讲时两人相识，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李光耀为他提供了很多独特的看法和鲜为人知的细节。

上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提出希望资历老些的教授也要上公开课。傅高义觉得，不应该只讲日本、中国这两个国家，应该把课题延展到后期产业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于是他开了一门叫“东亚产业社会”(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的课，谈后起发展的产业社会特点。“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都是后期发展的，我想应该多理解它们，于是我去了这些地方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也接着做了不少研究。”不久，他在哈佛大学出版了一本《亚洲四小龙：东亚的工业化》(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不但探讨了“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还讨论了支持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受克林顿政府之邀，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约瑟夫·奈邀请他的好朋友傅高义一同到华盛顿工作，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一职。傅高义解释说，国家情报委员会主要是为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十几个部门提供材料分析工作。

“当时我们是集中阅读材料——主要是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的一些问题，然后撰写分析报告。我当时在华盛顿看到了很多比较秘密的材料，此前和之后我都没有机会再看到，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我还没考虑去做邓小平的研究，很可惜没有用到这个机会。”这让傅高义想起来稍觉遗憾。“不过后来我还是发现，我了解邓小平还比其他人多很多，因为当时的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的报告我们也能看;我后来与在政府工作的那些人也有一些来往，可以交换看法。”

“除了当兵的经历外，这是我唯一一次参与政府的工作。”傅高义总结说，“很可惜我年轻时没有这样的机会，已经63岁了才能去，也许年轻时候我能更好地利用这个经验。”在《邓小平时代》一书前言里，傅高义特地指出，尽管有过这段工作经历，“但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保密资料”。

重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的傅高义，决心改变中心以往只关注学术，而对与国家、政治、商业方面的领袖人物合作缺乏兴趣的传统。在他看来，哈佛作为世界级名校，在教育公众方面责任重大，所以，他努力拓展与这些人物的关系。在傅高义领导下，费正清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门在波士顿的分部”，每周都会有高层人士到访。在这段时间，傅高义启动了很多有关当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新项目。

在此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江泽民的哈佛访问。对傅高义来说，这也是他多年来努力推动中国人士和哈佛学者互访的结果。

“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带领一个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当时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到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和我商议具体安排。”

“这次到访的时机我们利用得非常好，江泽民的演讲安保很严格，1000多名听众被要求提前一个小时进场等候，我们利用这一个小时，请了四位教授为听众们讲授中国的历史背景，让现场的学生多理解中国，这也是教育全哈佛的学生多了解中国的一个宝贵机会，所以当时哈佛大学校长也很感谢我这样做。”

江泽民来哈佛前，傅高义还跟中国方面联络，问江泽民能否在现场回答学生的提问，但遭到否认。傅高义没有死心，又通过驻华大使尚慕杰(James Ralph Sasser)与江泽民会面的机会，当面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江泽民痛快地答应下来。“尚慕杰一下飞机就赶紧打电话告诉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希望江泽民能回答问题。”傅高义回忆，当时他事先做了一些准备：让一些想提问者把问题寄到他们这里来，他与其他一些专家，包括新闻专家在哈佛开会，选了两个敏感的问题。

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如期在哈佛大学进行了演讲，尽管场外不出所料地聚集了很多示威者，但是江泽民还是始终微笑着面对听众。当被问及对屋外的抗议者有何感想时，他回答：“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耳朵还很管用，我能听到外面扩音器的声音，不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得更大声。”底下是一片掌声和笑声。这让傅高义和其他同事们松了一口气。“最后江泽民现场回答了两三个问题，答得很不错。这件事上他非常感谢我，我也很感谢他。”傅高义说，此后他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每次江泽民都会提起：“哈佛那次，组织得很好!”

江泽民访问后，哈佛大学与中国教育部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这也无疑为哈佛大学与中国高层的互动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2003年温家宝再次访问哈佛。费正清中心直接参与支持了这两次高端访问。追根溯源，都与傅高义的努力有关。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的教学职位上退休，而他研究中国的一段艰难的历程，此时刚刚开始，直到10年后，他拿出了这本厚重的《邓小平时代》。

来源时间：2020/12/26   发布时间：2020/12/21

旧文章ID：23827

作者：  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

Prof. Vogel at USC, Jan. 2020.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全体同仁为傅高义教授突然离世感到震惊，深表哀恸。1963年，傅高义教授等中国研究学者，在香港设立了这个中心。当时称为大学服务中心。1988年傅高义教授参与促成中心纳入香港中文大学，在此找到永久归宿，为海外及大陆的学者提供学术服务。傅高义教授从1992年到2015年间，担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数年来，中心建立了举世无双的中国研究资料馆藏，其使用之方便及其热忱服务，受到海外及大陆学者的称道，获得中国研究者的“麦加”之美誉。傅高义教授一生的成就之中，包括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建立及发展。

傅高义教授最近一次访问中心在2020年1月。当年他以89岁高龄，三次到访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学术讲话，和中大同仁及研究生交谈。他一贯的诚恳、睿智和幽默令人倾倒，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们将永远对他心怀感激。

The USC community has learned about the passing of Professor Ezra Vogel (1930-2020) with enormous sadness.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his kindness, his humanity, his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out fuss with students, young scholars and colleagues not only about the pressing issu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but also about life itself. Early in his career, Prof. Vogel based himself at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then located at 155, Argyle Street in Kowloon–where he assembled necessary materials and conducted interviews for his classic Canton under Communism. Over the years, he continued to use and visit the centre numerous times and was instrumental in sealing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CUHK to move USC’s collection to Shatin in 1988, where the University agreed to preserve and continue to update its famous holdings. As a lifelong friend of the centre, Professor Vogel generously served as the Chair of our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rom 1992 to 2015. His last visit to USC occurred in January 2020. With his usual kindness and good humor, he dispensed precious advice to CUHK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junior colleagues on how to strike a path in the competitive wor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We are forever grateful for his unwavering support.

来源时间：2020/12/26   发布时间：2020/12/26

旧文章ID：23825

作者：暮兮云  来源：豆瓣

1.

在学校的几年间，我并无缘认识傅高义先生。主要是生性懒散，加上辈分相差太大，研究的主题在最初看来也并不相近。但傅的活跃是出了名的，新冠疫情之前只要在校园里走一走，就有不小的概率能碰到精神矍铄的老先生。在参加过与中国东亚有关的大大小小讲座里，傅高义常在其中，或担任主持，或是在前排充满兴趣地倾听。就如同很多人回忆他的那样，八十多岁的人，精力旺盛、语气谦卑。某次讲座后，一位慕名参加的朋友跟我说，一直笑着的傅高义 “ 就像是吉祥物一样”。

我想这大概是傅高义的路人粉很多的原因。

当然，更多的原因在于傅高义几十年来给予他人慷慨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能让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能会尊重和感激的人。在社会学系教授中国课程的老师回忆刚来时与傅高义的聊天，老先生分享了1970年教授中国社会课程时的大纲，绘声绘色跟后辈讲述模仿当时系里几大巨头的语调和风采。港中文的教授感谢傅高义在60年代帮忙建立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大量中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资料。“Without him, we live in darker times.” 跟哈佛社会学系恩怨颇多的斯考切波也在哀悼的邮件中说，没有傅高义关于中国知识的指导，就没有那本为她赢得巨大声誉的著作。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2.

当然，有粉就有黑。对傅高义的学术批评并不少：作为社会学家却专注区域研究，以至于在如今的社会学领域中很难说得上还有影响力;作为兴趣所致的历史学家，史料的收集运用又难免有所遗漏。但更多的时候，批评会多少超出学术批评的范畴。在我看来，这多少跟一件事有关。

傅高义是在为胜者书写。

日本腾飞的年代写日本，中国改开之后写中国，中间还编纂了一本《朴正熙时代》。尽管傅高义在写作之时考虑的都是向美国展示别的社会，其结果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学术写作随之变成畅销书，《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在日中都是大卖。据三联当时的总编回忆，参与《邓》一书国内发行竞争的出版社有三十余家，可谓盛况空前。在和傅高义谈合作的时候，傅高义尤其认同三联提出的此书在国内发行的意义，并认为发行量不能少于50万册——有些争强好胜的他不能接受印刷量少于基辛格的《论中国》。这不是为了收益——傅将版税都捐给了本科的母校。至于必然到来的审查，他在接受纽时采访时倒是看得很开，表示删减并没有影响他想表达的意思。“当我抱怨我想说的话被省掉的时候，他们(三联)有时会想出办法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

一部争议人物的传记只被少量删减，几乎就意味着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批评。传统自由派和左派在这一点上竟也有了共识，认为《邓》是与官方叙事太过如影随形了。佩里·安德森在《伦敦书评》上的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书中批判性的先天不足，对邓的刻画就像“党人事部门的档案”一样毫无生气。在此之外，安德森还另有一层专属于左派的批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以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巩固了对内的统治。在安德森看来，这个关于“成功”的故事是为了迎合中美两国改开的受益者，再次确认了那个让左派们如鲠在喉的事实——毛之后的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与美国斗而不破的好伙伴，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救世主。而傅高义所写，是在为这个故事正名。

谁能想到，安德森的批评竟然成了大大的Flag。如果说之前的批评多数指向傅的写作，随着中美关系近些年跌入历史低点，傅本人所代表的立场和行动也越来越多暴露在更直接的质疑之下。

在美国国内，过气多年的现代化理论，被从故纸堆里拖出来当作人人喊打的靶子;克林顿当年在中国入世时的国会听证，被当作接触派合作派的政治幼稚病的罪证。冷战初期，同情中国和共产党的美国China Hands，在麦肯锡主义下受到政治迫害。70年之后，山雨欲再来。那个曾一度被人遗忘的问题又被拿了出来：Who lost China?中美之间的桥梁成了钢丝，让行走之上的人胆战心惊。

海的另一边呢?

如果留心近两年来关于边陲渔村的争议，一定不会错过一位毕业于哈佛肯尼迪学院的青年意见领袖。而他恰恰是《邓》一书两位研究助理之一。当在采访中被问及如何获得连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也无法获得的信息时，傅高义对运用哈佛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获取政要的好感和帮助直言不讳。例子之一就是将改革初期广东省委书记的孙子招入麾下，由此得以拜访了任书记的好友和家人，获得亲历者的关键材料。这位青年领袖也不忘投桃报李，不时提醒读者自己与傅高义的关系。在老师刚过世时，他就用“刚下飞机”体写了一篇怀念的文章。文中除了展示了傅高义给他写的卡片和寄语，还不忘强调在几个月前，傅引用了自己关于美国不公正对待中国的文章。哈佛的经历和老师的声望，自然是以全球视角分析问题的大V的信誉的压舱石。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理性分析”所鼓动的对港对美情绪，恰恰是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的社会心理源泉。

在国内的媒体上，傅高义的去世也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明面上是赞扬“中国先生”为“让西方了解中国”、“中美关系发展”做出的努力，矛头自然指向的是美国国内令中美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们。有趣的是，知乎上环球时报自问自答式的问题下，一面是官媒们排队发文怀念，另一面却是评控下发言寥寥的评论区。当然，对更激进的世代而言，好好先生般的亲华派即使值得信任和尊重，也至少是丧失了对当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在 “放弃幻想、准备斗争”的集结号下，傅的去世再一次刺激了他们的野望。在他们看来，当铸造美国霸权的学者和外交家们逐渐离去的时候，改朝换代的时刻终于越来越近了。

4.

一面是Who lost China的质疑与日俱增，另一面是对其名望的消费或博物馆式的陈列。为胜者书写之路，虽不至于成为柏拉图之叙拉古，至少也不全是安德森眼中的那般坦途。

但是，傅高义或许并不只是在为胜者书写。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者的他，擅长看到人们身上最好的部分，鼓励他们，提供条件帮助他们达成目标。结交朋友、寻求共识、避免冲突，不仅是他为人的信念，也是对大国关系的信念。犹记得在今年年中，在国内入关论和美国脱钩论相伴相生达到高峰的时候，傅高义依然试图向双方提供一剂降火药。他反对美国政府激化矛盾的行为、重申接触和交流的必要性，也对中国的某些做法提出了含蓄的意见。在最后一次出席的公开活动中，傅高义对中国的听众说 “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他坚持地认为，中美依然存在可以广泛合作的议题和空间，而以不懈的教育、写作和鼓吹来减少误解，正是合作的必要途径。

或许傅高义相信，在一个连通的世界中，虽然接触、交流、合作往往起始于胜者之间，但至少为更广泛的群体从中受益创造了条件。就像他在《邓小平时代》中反复强调的，无论邓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他的某些决定有多大的争议，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让如此多的人口脱离贫困，让困扰数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理想得到实现。这其中大约有比自我辩护更多的意义。在批评傅高义的写作会如何容易地被胜者们化为己用、让弱者付出的代价无足轻重的同时，我们同样也不能轻易遗忘它所根植的背景，以及它曾经给人并还在带给人们的让变化发生的力量。

回到标题，所以我们究竟应该为何人、用何种方式书写?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上天再给予傅先生几年时间，他最终没有完成的遗稿会不会提供一种回答。

毕竟，那不是一本为传统意义上的“胜者”书写的传记。

参考资料

1. 李昕：傅高义和他的《邓小平时代》,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0037.html
2. 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他五年前谈到的写作计划终未完成，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U1Mzg3Mw==&mid=2651297454&idx=1&sn=d5c9acb106ef2df6ade1eca5abe00e9c&chksm=bdb034d08ac7bdc6081821e00f3b98b1a7ec2531de2dcfcb6446fba0b1bc9bbf6afa631aff61&scene=132#wechat_redirect
3. Ezra F. Vogel, Eminent Scholar of China and Japan, Dies at 9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2/22/world/asia/ezra-f-vogel-dead.html?smid=fb-share&fbclid=IwAR2BKF1WVHUOdbd4SY9DcjNHZQ4O26YtfuWzfAuh8FT54F7op8pOfQ4nCq4
4. The Man Who Took Modernity to China, https://www.nytimes.com/2011/10/22/books/the-impact-of-deng-xiaoping-beyond-tiananmen-square.html
5. 《邓小平时代》大陆版少了什么?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30321/cc21dengcompare/
6. The Real Deng,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1/11/10/real-deng/
7. Sino-Americana,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34/n03/perry-anderson/sino-americana
8. 傅高义：我如何积累中共高层人脉, 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5-05/3001731.html
9. 傅高义：现在中国走的还是邓小平的路，http://www.time-weekly.com/wap-article/20433
10. 兔主席：回忆傅高义，http://renyi.blog.caixin.com/archives/239517

来源时间：2020/12/26   发布时间：2020/12/26

旧文章ID：23824

作者：孙太一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学术界也是如此。东亚研究的巨擘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辞世。他在中国和日本研究两个领域所同时发挥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无人能出其右，给学术圈和政策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此《海外看世界》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九位教授发表文章，予以追思和缅怀。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依次推出学者们的缅怀文章。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刘江永 中国清华大学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陈 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

第三篇

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要与人打交道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多年前我刚开始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建议我去找傅高义(Ezra Vogel)聊一聊，定会有启发。我当时心里寻思着傅高义这样的学术大牛难道是想见就能见的?但疑虑之余我还是给他老人家发了个邮件，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了，并邀我去他家中一坐。只可惜，他建议见面的时间我已经有了别的安排了。这就让我犯难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当时心想：他确实是大牛，可我的诺言也值钱啊，为了“追星”而失信于他人的事我并不乐意。所以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当时直接给傅老回邮件说抱歉那个时间我已经有安排了，是否方便换个时间?然后也提出了几个时间段供他选择。没想到，他很快就回复表示没问题。本来是我有求于他，结果反倒让他迁就于我的时间。

多年后，这件事让我一直很不好意思，但这恰恰反映了傅高义老先生的为人：善良、慷慨，且真正对他人感兴趣。他是与人打交道的大师。不是成功学鼓吹的那种厚黑地算计，而是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个体，同时博采众长。傅高义对待他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同事、学生、晚辈的态度一直是我努力学习的榜样。可以说，我应该是傅高义帮助过、提点过的数不清的学生、学者之一，他家会客厅沙发上坐过的学生、学者们如今应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傅高义的为人之道吧。如果你在波士顿做东亚相关的研究而没曾得到过傅高义的帮助，那肯定不是因为他拒绝了你。

哈佛另一位大家麦克法夸尔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对我说：“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最一流学者有两人，一是麦克法夸尔，二是你的导师傅士卓，你要好好珍惜。”我想他指的可能不是话题本身，而更多是治学的态度与方法。英雄相惜。傅高义与我的导师关系很好，有时还开玩笑说“他就是我弟弟嘛，你看我们都姓‘傅’”。这种关系不光是个人的友情，也有在研究方法层面的深深的共鸣。

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与人打交道的学问。要了解自己的研究议题就必须要去了解相关的人，要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与观察，还要能沉浸在研究对象的环境当中。他从最开始做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时，即使无法进入大陆(当时是毛时代)，他还是在香港访谈了大量来自广东的个体，写成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一书。我们现在有很多学生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定量研究才需要数据，才是实证。但在傅高义看来，花足够多的时间去了解每一个数据点的细节也是尤为重要而关键的。他会花时间去学习研究对象的语言。同时，得益于哈佛优秀的学生助手群体，他也会让学生们帮着翻译一些用其他语言(比如俄语)记录的文献资料，帮他更好地深入了解研究的议题。哪怕在学习资源如此丰富的今天，能够像他那样同时用英语、日语、中文讲课的学者在美国依旧不多见。

傅高义作为中国通，他其实首先是个广东通，他关于中国的前两本书都是用广东的视角来呈现新中国重要的制度格局与变化的。见微知著，这可能也是傅高义重要的方法路径。中国如此博大广袤，如何得以有效地抓住关键点呢?他的思路是把对广东的研究做精、做细、做深。《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其实是将广州作为典型案例(typical-case)来写的，能帮助我们探索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建立和人民对这种新制度的适应;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79-1988)》是作为极端案例(extreme-case)来写的，帮我们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制度形态率先大幅度转变地区的格局。看似都在写广东，但背后的研究设计是很不一样的。同样的，大家更为熟知的《邓小平时代》也是通过一个人的视角来看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变化与发展。

傅高义为人的大格局也很好地映射出了他参政的哲学。与美国主流的意见领袖很不一样，他不需要靠经常说出在美国被视为政治正确却对中美关系不利的言论来博取眼球，而是有很宏大的视野。正如他儿子发文怀念自己父亲时所描述的，他能从每个人以及每个国家看到善。宇宙浩渺、历史渊源，天地之悠悠，又何必将自己纠缠到细小的纷争之中呢?

但与此同时，他又会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而着急、忧心。他80多岁的时候，本来是想继续他感兴趣的话题的(如写胡耀邦或者朱镕基传)，正如他写广东、写邓小平一样通过一个个窗口来研究中国。但当他发现中日这两个他毕生倾注心血研究的国家关系日益倒退甚至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时，他便决定还是先写一本中日关系的书(也就是去年刚出版的《中国和日本》)，希望能化解中日彼此的误会与敌意，想要为中日和解出一份力。傅高义的君子之风告诉我们，学者不光可以潜心做学问，也可以且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去影响政策，以天下为己任，去调和国家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摈弃意识形态与思维定式的桎梏，去鼓励国家之间互相学习先进的经验。他早年写《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应该也是出于类似的动机。

傅高义先生(左)与本文作者(右)合影

傅高义的为人、治学、参政都是吾辈仰望的楷模。向傅老致敬!

来源时间：2020/12/26   发布时间：2020/12/26

旧文章ID：23820

作者：姚监复  来源：欧洲之声

他是一位热爱丶理觧丶永远祝福中国、充满人情味的美国学者，他的中国名字叫傅高义。

2020 年 12 月 25 日他畄下永远的遗憾——末完成的《胡耀邦传》!

首次见面，他约我去他家

有人说：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敎授(Ezra F. Vogel)象个农民。永远真诚心地朴实地耐心地听你谈话。他谦虚丶温和丶满脸微笑。

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脱口而出说道：「你就是主持江泽民哈佛讲演会的傅高义敎授啊!」他轻轻地回了一句：「你是通过他认识我的吗?」不卑不亢，充满自尊自信。

他邀我去他家，参观他的地下室书库。摆满了几十个书架的中文图书。我扫了一眼，关于邓小平丶胡耀邦的各种版本的图书，我知道的他都收集齐全了。摆了几书架。八十多岁的老人，决心写邓小平传。出版了，又下决心写胡耀邦传。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写胡耀邦?」他说：「为了中国的将来!」

后来他改变了写书顺序。他说：「我现在要先写中日关係的书了。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也有很多日本朋友。现在中日关系这么紧张。我有责任，从旁观者清的立场写一本中日关系的两千年历史的书。只好把胡耀邦的书往后放一步。」

傅高义敎授对中国一贯友好，在关键时刻肯为中国利益说话。尼克松当总统时，他同费正清向基辛格建议，发展中美关係。近年，中美关系恶化，他又联系百名学者、高官公开声明，不要把中国当作敌人!在中日关系紧张时，他以中日人民的朋友的身份，以旁观者清的理性客观立场，分析两千年中日两国互相学习丶互助互利的友好历史。

从六世纪到十六世纪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历史;从明治维新到1937年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历史;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是中国再向日本学习。他希望中日两国珍惜一千多年互相学习丶友谊丶互助的历史关系和传统。他也认为，日本应正视历史，对侵略战争认错道歉。而中国也不要急，按邓小平的方针办。站到大历史的高度泯恩仇。

我与他关于《邓小平时代》有争论

我曾经对他写的《邓小平时代》中，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起因是右派知识分子提意见的方式，得罪了一老干部有不同看法。我讲过邓是反右派五人领导小组组长。他听不进我的意见。后来香港有文章也批评到这一点。他让我找材料，写个条子给南西。南西从费正清中心图书馆中复印了刊登在1958年人民日报上的邓关于反右运动总结。

对五七年这段历史，我想，他会有新的看法。

傅高义敎授很勤奋，八十多岁的老人，坚持自已动手整理丶打印谈话记录。他不愿别人代笔代劳。写作《邓小平时代》，他让我住在他家二楼，每晚读一章他的英文打字稿。不许我带出去看，也不希望我向别人讲书的内容。我每天晚上查字典苦读他的英文手稿。记下疑问和可斟酌处，次日上午在一楼客厅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向他汇报。一天一章。他表场我说，你阅读能力还可以。他耐心地听我讲，有的意见他接受了，就记在本上。有的需要讨论或争论，他都让我提供根据，他又记下来。有时他还展开他的看法。午饭后，他都要我客房午睡，下午两点再工作。

下午两点我同傅高义再讨论时，他给我看一摞打字稿。我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我上午谈话的主要内容及一些讨论丶争论的问题吗?要查书寻依据的地方也查出来了。老教授在我呼呼大睡时，并没休息，我的谈话已经被他消化了，转变成了他英文原稿的章节了。白天他不休息，他一直工作。我的谈话和意见变成傅敎授自已写的有自已文字特点适合美国读者口味的英文故事了。

他要在《胡耀邦传》中纠正错误

我发现他的书桌上堆着两三尺高的打字稿纸。他问他，这些是什么?他说，这都是同几百位中国还有其他国家朋友访谈的记录整理稿。原来他的每次访谈，都亲自整理、打字成一份英文稿。这样，每次采访一个人，他就消化丶整理丶打印出一份他自已重写的，经过他独立思考以后再创作的故事，包括使用了被采访者谈话的关键内容。

我问他：「这么多原始档案，你不可能都用到书中。你准备如何处理?」

他说：「我将交给哈佛大学，50年以后再公开。」

我又问，「为什么要50年以后?」

他说：「为了保护被访问的朋友」。傅教授想的多周到。

今年他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应该开始《胡耀邦传》的写作了。他说，他将在新书中，对已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书中不全面、不准确，或有错误的部分进行改正和补充。这些工作极为可贵和重要，别人不可替代。

究意他接受了哪些正确的批评?他准备改正补充什么内容?他来不及回答，更没有完成书稿就撒手西去，留下永远的遗憾!

傅高义是一个让我永远怀念的朋友!

来源时间：2020/12/25   发布时间：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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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格  来源：环球时报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事关双边，更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中美建交40多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近来中美关系一直呈螺旋形下跌，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局面。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数十年间高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世界影响力显著提升。其发展变化深度和速度超出美国战略家的心理预期，导致其严重的战略挫折感与焦虑感。一些美国政要，出于冷战意识形态偏见或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将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并不遗余力地实施战略挤压与遏制，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政治上公开质疑中国的体制，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还拉帮结派企图构建所谓反华联盟。这一系列举动严重冲击中美关系大局和全球战略稳定。

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应该成为中美关系最大的公约数。美国一些政要断言：中国的目标就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美国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进行的“有罪推定”。其一，在中方看来，世界在经历20世纪两次热战和数十年冷战后，人间正道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谋求发展。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从未提出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希望维护的只是自己合法、合理和平等的发展权利。其二，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显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客观局面。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对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中国的发展也为美国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市场空间。互利合作是双向的，不是一方给予他方的恩惠，此理未来亦然。

中国的对美政策一直存在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始终抱有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愿望。但中国人民不能接受任何人剥夺自己追求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权利。在双边关系上，希望美方能以平常心和包容心，客观看待和适应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并从中找到互利合作的机遇。中美关系不应是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任何一方的成功不必以对方的失败为代价。

中美关系怎么办?将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推进到21世纪中期和后期，是一个重大命题。我们必须登高望远、力排干扰，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已经航行了四十多年的巨轮保持正确的前行方向。

美国大选已落幕，白宫即将易主。执政伊始，美国新政府首先需要处理的可能还是国内问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可能会对新政府推进国际议程形成掣肘。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是美国自身发展与其实力变化的产物。政策调整的空间有限，对其转圜的期望值不能过高。但似可推动两国不同层级与界别的交流平台恢复或重建，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争取机会窗口，使中美关系重回正常或者至少停止断崖式下跌态势。

中美关系存在三类问题，须有针对性地妥善处理：一类是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二类是谁也改变不了谁的客观存在，三类是某些具潜在爆炸性的问题。三类问题可有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处理办法：

一是管控分歧，避免对抗。“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要反对任何“新冷战”的图谋，和平发展的中国不应被视为美国的威胁。两国差异巨大，容易产生分歧，但智者求同，须向宽处行。矛盾解决不了，可设法降低敌意。通过危机管理机制，严防擦枪走火。双边关系中，须避免战略误判，摒弃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

二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意识形态问题上，中美不应寻求改造对方，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给对方，而应共同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的和平共存之道。要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须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制裁或贸易战无益于任何一方。还要争取恢复和保持各层级与渠道的交流，逐渐厚植两国关系发展的人文和社会基础，“脱钩”无益于任何一方。

三是先易后难，务实合作。竞争不可避免，但可合作之处还须合作。中美宜展现应有的大国担当，协商应对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反恐等全球性挑战;也可加强在朝鲜核、伊朗核、阿富汗等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亦可探讨包括疫后供应链重构、金融稳定、WTO改革或CPTPP合作等。此外，还可逐步探讨两军、执法、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双方都应守住的底线，相互尊重是双边关系的基础，而合作共赢则是共同目标。中美均须登高望远，脚踏实地，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争取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的正轨。协调、合作和稳定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和平、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

来源时间：2020/12/25   发布时间：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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