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春利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学术界也是如此。东亚研究的巨擘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辞世。他在中国和日本研究两个领域所同时发挥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无人能出其右，给学术圈和政策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此《海外看世界》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九位教授发表文章，予以追思和缅怀。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依次推出学者们的缅怀文章。

嘉宾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刘江永 中国清华大学

汪 铮 美国西东大学

蒲晓宇 美国内华达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陈 玲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李恩民 日本樱美林大学

第二篇

傅高义先生的遗言：中日两国是永远的邻居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一

惊闻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先生刚刚走了，一切都那么突然。上个月11月23日我还跟他通邮件，说今天是日本的"勤劳感谢日"，全国公休日，也正好是您在爱知大学讲演会一周年。

同时，我向他汇报了我正在编撰的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小丛书系列第1册《傅高义讲演录—永远的邻居：从日中历史中探索亚洲的未来》(傅高义/著，李春利/编)的进展情况。附上了他的讲演录校对稿，还有我撰写的解说文章等，请他核对一下。经傅先生的同意，这本书将由日本あるむ-ARM出版社出版发行，2021年3月正式上市。

傅先生第二天就回信了，说他对爱知大学之行印象深刻，感谢爱知大学的热情款待，感谢我特意到东京国际文化会馆接他到名古屋，他感到十分愉快。现在略有一些健康问题，不过答应过的线上讲座还准备参加。出版校对之事，全权委托给我。

我略有一些担心，不过老先生一向乐观开朗，而且胃口一直很好。记得去年讲演会开始前，在我主持的"欢迎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傅高义先生午餐交流会"上，老先生健啖且健谈，与远程来参会的国会议员、前任州长、著名财团理事长和知名媒体人等交流互动，兴致勃勃。

他又擅长见缝插针式的打盹，这也许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吧。在我们乘新干线来名古屋的列车上，短睡之后，他翻开他的新著"China and Japan: Facing History"(中文繁体版《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兴致勃勃地给我看。他在该书第5章里花了10多页篇幅特别介绍了爱知大学的前身—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其经营母体东亚同文会及其创建的经过，包括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交流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创办同文书院的支持等等。其中不少内容连我都是头一次听说，真是长见识、开眼界了。傅先生不愧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

二

傅先生在出版畅销书《邓小平时代》之后，耗时七年，查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无数当事人，撰写了这本跨越1500年历史的《中国与日本》。这次合日文版上市，他特意来到日本，也应邀专程来到爱知大学，讲述他撰写此书的动机和心得。从今天看来，这本长达500页的专著堪称是傅高义先生波瀾壮阔的人生的毕业论文了。

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潜心研究日本和中国，长达60余年，马不停蹄地进行实地调研和对当事人访谈，积累了超过一个甲子的功力。他究竟要传输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呢?或者说，他的毕业论文中留下什么样的遗言给后人呢?

下面摘录两段在爱知大学的讲演录原文，摘自《傅高义讲演录—永远的邻居：从日中历史中探索亚洲的未来》(傅高义/著，李春利/编，日本ARM出版社)。

“最近7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其中，对爱知大学和二战前的东亚同文书院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感兴趣。爱知大学在战后的日中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在撰写《中国与日本》这本书的时候，就一直想有机会访问爱知大学。在日本全国的大学里，拥有以中国为主题的学院，也就是现代中国学院，也只有爱知大学。”

在开场白之后，他谈及了自己与日本和中国的渊源和创作的动机。

“我于1958年第一次访问日本，之后每年至少来一两次，非常幸运认识了许多日本朋友。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3年，1980年又逗留了两个月。那以后，我每年都访问中国，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我衷心希望日本和中国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在2010年，中日两国的关系跌落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谷底，我开始思考如何让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当时，我站在一个特殊的立场。我在日本出版了畅销书《Japan as No.1：日本第一》，在中国也出版了畅销书《邓小平时代》，可以说我与两个国家都有些关系。中国人写书，日本人怀疑其可信性;反之，日本人写书，中国人也同样怀疑其可信性。我作为双方的朋友，可以尽可能客观而且公平地说明中国和日本双方的观点。

中文里有句话，叫做’旁观者清’。意思是从外边看过去，反而可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我作为旁观者，或许可以客观地进行写作。”

傅高义先生在爱知大学讲演会的题目，也就是这本即将问世的新书的标题："永远的邻居：从日中历史中探索亚洲的未来"。亚洲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主要部分还是由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为主撰写的。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亚洲未来走向的主旋律。作为永远的邻居，中日两国都需要放眼未来的战略家和战略性思维。这种广阔的视野，或许就是傅高义先生留给后人的遗产或者遗言。

三

再推前几个月，2020年7月11日，傅高义先生迎来了90岁华诞。我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写了给老先生的生日贺信，并附上了爱知大学编辑好的讲演会全程视频，也就是本文末尾附上的链接。

傅先生也马上就回信了，说他很幸运，身体健康而且拥有许多好朋友，还没忘记祝贺我当选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他看了视频，还问我怎样才能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视频。虽然年逾九旬，他依然有一颗少年般的好奇心和对新事物的热情，依然能够和各个年龄段和各个国家的人交朋友，充满了人情味和爱心。

或许，这就是傅高义先生漫长的学术生涯和人生成功的奥秘之所在。敞开胸怀，广交朋友，坦诚相待。仁者寿也，名副其实。

实际上，我直到今天还在最终校对傳高义先生的讲演录和我的解说文章的原稿。新书的日文书名是：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ICCS)ブックレット シリーズ①『エズラ・ヴォーゲル講演録　永遠の隣人―日中の歴史から考えるアジアの未来―』(エズラ・F・ヴォーゲル 著、李春利 編集・解説)，あるむ社，2021年3月に記念出版刊行。

这些天一直忙着整理傅先生讲演会的照片，先生出版的大量著作的旧照，还有他在书中谈到的历史人物的老照片，想赶在圣诞节前脱稿……没想到历史真的就在圣诞前夕定格了。

祝傅先生一路走好!是您的名著《日本第一：Japanas No.1》引导我来到日本，也引导我两次到哈佛大学访学：第一次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2004～05年)，第二次是在傳先生创办的亚洲中心做Fellow(2018～19年)。

尤其在第二次访学期间，非常幸运每周都能够聆听您的讲座，也衷心感谢您在2019年5月亲自主持我在哈佛亚洲中心的讲演会，同时感谢哈佛燕京学社执行社长安德鲁・戈登教授(Andrew Gordon)和哈佛中国能源经济与环境项目主任迈克尔・迈克艾洛伊教授(Michael McElroy)的精彩点评。

记得当时讲演会的题目是："The Social Cost of Automobiles and Environment Policies in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a and Japan"(汽车的社会成本与亚洲环境政策：中国・日本比较研究)

最后分享一下我珍藏的傅高义先生在爱知大学讲演录视频。这是傳高义先生生前在日本的最后一场讲演，随后他就返回美国了。2019年11月23日，爱知大学两个会议大厅爆满，以至于不得不抽签参会，共有1000多人参加了这场盛会。

谁想到才时过一年，竟成了绝唱!可惜我不能把新书送到您的手里了。然而，老先生的音容笑貌依旧，讲演时"活到老，学到老"的名言和身体力行的傅高义精神犹在。只是，老先生自己乘鹤西去了，大概正在彼岸与他的亲朋好友们一起畅谈叙旧吧。

附录：傅高义先生在日本爱知大学讲演录视频链接，版权归日本爱知大学所有，未经许可不可转为其他人或其他用途。

嘉宾：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傅高义(Ezra F・Vogel，エズラ・F・ヴォーゲル)

讲演题目："永远的邻居：从日中历史中探索亚洲的未来"

Youtube视频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app=desktop&v=N1kygn7lOqI

来源时间：2020/12/25   发布时间：2020/12/25

旧文章ID：23816

作者：周晓虹  来源：搜狐-JIC书局

据日本《朝日新闻》12月21日报道，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于当地时间20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傅高义生于1930年7月，是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在哈佛同时有着“ 日本先生”和“ 中国先生”之称，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不过，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在学术上留下传世之作，还在不断介入现实。

2019年7月初，傅高义作为5位执笔人之一，起草《中国不是敌人》联名信在《华盛顿邮报》发表。89岁的他，仍坚持每星期在哈佛组织一次关于中国的系列讲座，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今年12月1日，他还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思考与建议，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

傅高义曾说，“ 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正因为此，他的东亚研究跳出冷战思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个人成为沟通东亚和美国关系的桥梁。与傅高义交往深厚的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周晓虹曾撰写《东亚的审读与傅高义的人生》，对傅高义的人生经历、研究历程和著作宏旨进行了细密梳理，今天我们刊发这篇文章，以纪念这位毕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学人。

01

我与傅高义相识的时候，他已年近七十。一九九九年秋季，我和一起来哈佛访问的舍友李大华一起选修了傅高义在社会学系开设的中国研究的Seminar课程，现在想来，那时他在哈佛任教的时光已经进入倒计时，而我们可能是他课堂上的最后一批外国学人。

因为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的缘故，更因为当时正在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这以后，我常常会去叩开不远处的Sumner街14号傅高义教授的家门，或邀他去哈佛广场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饭店小酌，听他聊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历史，尤其是凭结构功能主义君临天下的帕森斯教授的其人其事。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傅高义就选修过帕森斯的美国社会研究课程，这不仅影响到他后来选择以社会学为志业，而且后者的社会均衡的观点还左右了他最初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傅高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帕森斯在英国和德国接受社会学教育后回到美国，通过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九三〇)和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九三七)，一方面将韦伯和欧洲社会学引入美国，另一方面则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扛鼎人物。一九四四年，他接替俄国人索罗金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两年后即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囊括殆尽。一九七三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强调整合与均衡的结构功能理论在米尔斯、达伦多夫、古尔德纳等人的持续批判下，尤其是面临六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社会的风雨飘摇，已经开始式微。用那时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傅高义的研究生赵文词的话说，当时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都以讽刺帕森斯为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七十年代初担任系主任的霍曼斯将社会关系系改回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则各自回了同在詹姆斯楼的人类学系和心理学系。一时间帕森斯苦心经营起来的“帝国”土崩瓦解，到我一九九九年去哈佛访问时，只有James Hall西侧的图书馆还保持着“社会关系图书馆”的名称(二〇一二年我再去哈佛访问时，连图书馆都改了名)。难怪傅高义会告诉我，那时刚刚退休还常常去系里拿信的帕森斯会拿着拐杖戳着地板大骂霍曼斯，把系里的行政人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帕森斯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已经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十年。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傅高义一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一九五七年，后者告诫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的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第二年，二十八岁的傅高义偕前妻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异国之行。

在东京期间，傅高义和苏珊娜请当地小学校长配合挑选了六个家庭，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随着时间流逝和交流的增多，双方超越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六个研究对象家庭的主妇组成了“傅高义会”(来源：凤凰网)

在东京市郊真间町(学名M町)的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salary man)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家庭模式上的差异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来，原先他博士论文中有关家庭与儿童心理健康的议题被后来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即工薪族的议题所取代。

地图中红色阴影部分即为“ M 町”(来源：凤凰网)

收集完田野资料返回美国的傅高义最初到耶鲁大学任教，然而不久之后他就找到了重返哈佛的机会。进入六十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在政治上逐渐失势，而美国人也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对手长期存在，中国研究又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在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哈佛、哥伦比亚、华盛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以及康奈尔等大学的中国研究如火如荼;而“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费正清也再一次慧眼识珠，使得傅高义一九六一年有机会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返回哈佛，而他的社会学背景也开始成为费正清等人实现将传统汉学改造成当代中国研究的契机。

进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傅高义一面跟着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学习汉语，跟着费正清等人学习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一面利用在日本收集的田野资料撰写《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一九六三年，几乎在这本著作出版的同时，已经起了中文名并留任哈佛的傅高义动身前往香港，研究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尽管当时的美国弥漫着冷战的氛围，主流意识形态视中国为对手，但傅高义及一批年轻的中国研究学者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却对中国抱以同情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但大多数研究者了解与研究中国的目的却是为了中美间的交流而不是对抗。

如果说上述立场决定了傅高义对中国研究的态度，那么社会学的训练则使他脱离了关注中国之命运一类的宏大叙事，转而研究离香港较近因而能够获得相对丰富的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广东。在香港除了约谈访谈对象外，他开始系统阅读《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一年后回到美国后还继续阅读哈佛大学购买的一九四九年后完整的《南方日报》。《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出版后，傅高义成为全美能够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并因此能够洞悉整个东亚局势的不二人选，他将费正清和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一译赖世和)开创的哈佛东亚研究传统近乎完美地继承下来。

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傅高义成为中美关系变化的积极推动者。他参加了冷战期间建立的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工作，并和费正清一道为先前的哈佛同人基辛格出谋划策。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关系获得实质性改善，傅高义也有机会进入自己研究了多年的中国大陆。一九七三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资助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从此之后，访问中国成为他的日常生活和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在这一年，四十三岁的傅高义接替退休的费正清出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不久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一幅日本读者画的傅高义肖像(来源：凤凰网)

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成为傅高义学术人生的“双推磨”。一九七五年，刚刚陷入中美关系变革大潮之中的傅高义，又接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尽管自一九五八年之后，傅高义几乎每年都会去日本访问，在一九六五年开设中国社会课程的同时甚至更早，他也开设了日本社会的课程，对这个岛国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但一直到完成这次研究归国时，他才第一次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而日本这个原先他一直带着优越感打量的“他者”开始以惊人的成就使其“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经过深入的探究，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一九七九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

在《日本第一》出版之时，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进入后来令全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一九八七年，在广东的近七个月内，尤其是在省内周游的十周里，傅高义走访了全省的十四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全省一百个县他去了七十多个，拜访了三十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如果说这本著作和二十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前后相继，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那么这本涉及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的著作，开始将研究的视野从全能型的国家转向“过渡中的社会”。

其实，在研究广东的同时，傅高义的眼光已经从日本和中国投向整个东亚。八十年代初，哈佛大学要求资深教授们为学生开设公开课，傅高义开设的课程为“东亚产业社会”(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他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着重讨论后发型产业社会的特点。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两年后，《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一九九一)一书出版。尽管“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成于七十年代后期，但只是在傅高义的著作出版后，这一概念才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现在看来，此番对韩国的涉猎，为他最近几年与高丽大学金炳周教授合作主编的《朴正熙时代》(二零一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九十年代，傅高义对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社会的洞悉，已经使其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九三年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时，自然就会邀请自己的老朋友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提供材料与分析背景。不过，这样的“从政”机会对一个六十三岁的人来说似乎有些晚了，所以仅仅两年后，傅高义再度返回哈佛，接替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 Watson)，再度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这一任期内，傅高义的努力使“费正清中心事实上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波士顿分部……这段时间也成为中心四十年来最为活跃的时期”。

记得傅高义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不久，即开始强化他的汉语，每周二、四两个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来的女老师学习中文。我当时并不知道缘由，只是感叹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才知道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开始了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用了十年时间撰写长达七百余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一书。而再度学习中文，像他后来所说，只是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从而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后来被誉为“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的著作，获得了包括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等一系列奖项。二零一三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到我十月再访哈佛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五十万册。那天傅高义告诉我，六十万美元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02

从一九五八年研究日本开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傅高义为以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亚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在我们前面述及的其主要的研究经历和出版物中，两部涉及日本，三部涉及中国，一部涉及韩国，一部涉及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而所有的研究主题都可以归于一句话：东亚的现代化。即使有关邓小平和朴正熙的两部人物传记，其主题也都是围绕中韩这两个传统相同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的，因此除两位颇具克里斯马权威的传主的姓名不同外，两书的副题惊人的相似，都是transformation：或中国的转型，或韩国的转型。

导源于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的渊薮，一直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一九一五年，在韦伯写成《儒教与道教》一书时，他将十年前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所讨论的那个主题推演到中国，即在中国能否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的问题。尽管韦伯的著作写于一九一五年，但该书的英文版经由H.格斯翻译出版，却是在“韦伯热”初起的一九五一年，这和战后作为美国“地域研究”主体之一的中国研究的兴起正好同步。这一巧合，加之战后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科学进而对费正清及其中国研究的影响，上述韦伯式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能否产生”的问题，自然很快成了刚刚成型的中国研究的基本主题。虽然帕森斯和韦伯的理论传承不尽相同，但韦伯对上述命题的思考，为源自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内核，即理性资本主义之路就是现代化之路。

尽管傅高义对冷战始终抱以冷静的旁观心态，但作为帕森斯治下的五十年代的哈佛社会学人，东亚的现代化或者说东亚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后来确实成了他毕生的研究主题。一九五八年，当年轻的傅高义挈妇将雏奔赴战后的日本时，他就敏锐地关注起战败后的日本如何面对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秩序，而这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出现”。显然，傅高义关于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受到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九五一)一书的影响，他将小业主和小地主划为老中产阶级，而将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而日益壮大的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称为“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Salary Man)。在这本被威廉·W.克里称为“在日本民族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中，傅高义从这样几个方面揭示了日本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社会图景：(一)工薪族的崛起，意义并不在其收入的多寡，而是他们所受雇的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二)对工薪族的理解必须置于日本社会的脉络之中，换言之不能脱离他们的家庭关系、友谊模式、生活条件和教育背景，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工薪族在日本不仅是一种收入稳定的职业，更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三)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没有引发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相反，它以文化扩布的方式成为人们争相获得的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

在傅高义对日本中产阶级的描述中，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始终隐含其间：像所有迈向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战后以来，日本一样出现了迈向现代的转变，包括大家族系统为核心家庭所取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强、女性独立与解放、家族企业让位于大型组织和政府机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聚集，但是与工业化时期的欧美甚至近代以来的中国相比，日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高度的社会秩序却依旧贯穿始终”。在傅高义看来，本该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所以会呈现出“一幅较为有序和受控的社会图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惠于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崛起：正是“工薪族为社会上的非工薪族树立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范本，由此转递(mediate)了西方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冲击”。

尽管日本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成功受到了傅高义的推崇，但一直到十余年后完成《日本第一》时，他才开始意识到日本成功的真正意义：对一直以“老大”自居的美国来说这是一面可以借鉴的“明镜”。一个以西方为师的东方国家所以最终能够反客为主，其基本的理由在：(一)日本的制度是在不断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作为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异国的优秀传统;(三)作为人口大国和资源小国，日本较早地面临并成功处理了现代社会常见的资源匮乏与人口膨胀的难题;(四)日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十分完善，以致“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进一步说，“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污染、资源缺乏等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只有像日本那种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种时代”。

或许是因为幅员辽阔、沿海与内地差异巨大，或许是因为无法获得真实有效的全面数据和经验资料，与对日本的整体研究不同，傅高义对中国的涉足“不满足于笼统地概览超过七亿的中国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聚焦于毗邻香港并因此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从一九六三到一九八八年，傅高义有关广东的研究时间跨度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城市的规划与政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以在香港收集的文献与口述资料，讲述并分析了一九四九年后一种新型的秩序—社会主义秩序在广州这个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都市的建立情形，以及人民对这一制度的适应过程;《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则描述了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朝向现代的迅猛变革。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的主题，如其绪论所示聚焦于“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建立”，放在共产主义文明的维度之下，这是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现代转型的另一种表述。在傅高义的研究所涉及的二十年中，一方面共产党通过接管城市、土改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一个分崩离析的旧中国带来了新的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建成了“一个能够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并十分有效地通过这个“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

注：本文原载《读书》2017年第6期

来源时间：2020/12/24   发布时间：2020/12/21

旧文章ID：23819

作者：刘波  来源：FT中文网

12月20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系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逝世，享年90岁。傅高义是曾经对20世纪后期的中美关系产生过实质性影响的重量级学者，他的逝世引发了中美两国各界的广泛哀悼与追思。

许多曾与傅高义打过交道的中国的缅怀者都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傅高义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富有亲和力，平易近人，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平等和开放地对待所有人，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的“东方”风格。笔者对傅高义先生的这一高尚风范也曾有亲身体会。

2009年秋，笔者作为中国《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曾在哈佛大学校内傅高义先生的家里采访过他，这是为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而进行的一系列美国学者访谈的一部分。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我根据傅高义先生邮件发给我的地址来到他家。按了门铃之后，傅高义先生很亲切地招呼我进屋坐下，并问我是喝绿茶还是红茶。接着我们就在他家的客厅做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

因为当时做的其他学者采访主要聚焦于中美关系，考虑到傅高义先生对日本也很有研究，我就多问了一些关于美日和中日关系的问题，以使那个系列具备更宽广的视角。

当时傅高义表示：日本应该更多地直面二战的问题，日本领导人在道歉时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同时中国公众也应该多了解一些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进行的许多真心帮助，中国舆论对日本的报道要尽量客观;中日两国要通过这种善意的沟通和互动，促使关系回暖的势头不断延续。

关于中美关系，他强调他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意图是真实的，中国也需要保持这种真诚性并取得外部世界的信任，同时美国应该解决好因国内制造业工作流失而产生的民间对中国的怨愤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应该说傅高义是有先见之明的：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对华贸易战和中美关系急遽冷却，正是利用了美国民间的这种情绪，同时也是中美互信减弱、相互猜疑增强的反映。

“傅高义”这个中文名是取Vogel的发音类似于“傅高”，Ezra的第一个字母E与“义”同音。可以说，傅高义先生是用一生诠释了“高义”这个名字：高风亮节，奉行仁义之道。

以笔者的个人浅见，这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傅高义先生始终对中国充满好奇心，既通过学术性的观察和了解，也通过与中国官员、民间团体和普通百姓打交道，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发展变化的现实，为缩小中美两国之间的心理隔阂和促进中美合作做贡献;二是傅高义先生以开放和探索的态度对待中国，对中国的看法不囿于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刻板偏见，不囿于僵化的概念和语词，承认中国有许多值得美国人去发现的东西，从而增进了中美之间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氛围(当然中国学者也应该向傅高义学习，了解真实而丰富的美国，并在作品中反映真实的美国);三是傅高义先生既反对美国以民族主义、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中国，也善意规劝中国不要走上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这样的努力有助于两国不陷入民族主义和恶性竞争的陷阱;四是傅高义先生对中美关系的贡献不限于双边范畴，也包括对中日友好和东亚和平与一体化的贡献(如他出版于2019年的著作《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从而具有一种“天下大同”的普世风范和精神。

当然，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尤其表现为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为了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傅高义也积极奔走、大声疾呼。如今年12月1日，傅高义在香山论坛研讨会上通过视频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2019年7月，傅高义等一百名美国专家学者及政商界人士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发表致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议员的联名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他是这封信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五名执笔人之一。

傅高义先生不幸辞世后，中国也有学者担心，像他这样的“知华派”学者逝世之后，美国对华政策会不会进一步为对中国有敌意的人所主导。这样的担忧尽管有可以理解之处，但这未必是未来一定会出现的情况。首先，美国学者“知华”与“不知华”的程度未必与对中国的态度好坏完全等价，比如美国也有不少学者虽对中国了解不多但完全支持中美友好合作，并为此而积极努力。其次，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主要取决于两国在客观上能否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分歧，管控冲突，取决于中国能否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美国能否遏制国内的保护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情绪，而不完全取决于两国学者或决策者的主观态度。再次，目前中美两国的相互熟悉程度，以及两国关系所处的整体环境，已经与傅高义致力于拉近中美两国时的情况大不相同，由于中美密切的经济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两国高层和民间相互了解和博弈的途径已经大大增多和拓宽，两国的交往场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维护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性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渠道。

2020年美国大选已经结束，未来的一段时间将考验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的冷却，究竟是代表某种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是与特朗普个人的风格与好恶具有很大的关系，因而是存在回暖转机的。无论如何，鉴于中美之间强烈的经济相互依赖性，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广阔合作领域，两国都有动力去改善中美关系，因此至少不能说恶化和所谓“脱钩”是必然的趋势，究竟会如何发展，取决于两国领导层的智慧和意愿。毕竟，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以及对中国一些科技企业的打压，更可能是他总体的“本土主义”政策思路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因中国实力上升而出现的中美竞争的增强，而不一定代表中美必然走向进一步的疏远和对抗。

傅高义先生去世了，但他终生努力的促进中美走近和合作的事业，依然有很多继承人。傅高义对中国所持的平等与开放性的态度，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同时他从全球和平与“天下大同”的高度对待中美关系，更是一种需要长久珍惜和继承、发展的思想资源。

来源时间：2020/12/24   发布时间：2020/12/24

旧文章ID：23818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西布坦坦研究所宣布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疫苗有效率确定超过50%，达到了巴西规定的疫苗使用标准。同时该研究所表示，应科兴公司的要求，具体有效率等数据要在接下来最多15天的时间内推迟公布，因为科兴公司希望将在土耳其印尼等国的实验数据进行整合。西方媒体立刻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中国数据不透明”上，进行渲染质疑。

现在巴西是第一个完成了科兴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的国家，此时可以确定的是，该疫苗有效率超过了50%，这是国际上确定疫苗有效的普遍标准。二是该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期间没有发生严重事故，巴西曾有一个事故报道，后来该事故被排除与疫苗有关。三是科兴推迟了在巴西的数据公布，但这与公布虚假数据完全不相干。

科兴疫苗是中国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五支疫苗之一，中国疫苗最大的难处是国内控制住了疫情，试验只能拿到国外去做，这导致了组织试验的困难，试验数据的公布不得不一再延后。

辉瑞公司自行宣布95%的疫苗有效率和试验数据，这成为西方舆论审视中国疫苗的“标准”，并且把中国疫苗当前的信息和数据弱项持续作为攻击目标。其实美国疫苗也有它们的弱点，首先辉瑞公司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的大量样本来自美国，辉瑞公司有处理相关信息的主动性，而不是由第三方做独立、不受辉瑞控制的验证。二是辉瑞疫苗是mRNA疫苗，需要零下70度的超低温运输和保存条件，相当于它是专为富裕国家设计的疫苗，广大发展中国家很难使用。另外辉瑞疫苗已经有了多起严重过敏反应，但这些案例被美国和西方媒体一笔带过，未加渲染。

科兴疫苗是灭活疫苗，安全，可正常冰箱温度保存，价格便宜，尤其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使用，这些都是它的长处。但这些长处在西方舆论中往往被忽略，或作为背景信息简单提及。

由于科兴疫苗要向全球推广，国际声誉对它来说是重要的，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西方舆论机构显然对中国疫苗抱有了不友好的立场和态度，把重点放在了对它们的质疑上，而不是把它们的长处和积极面与当前疫情的紧急形势对接。幸亏中国疫苗在各国复杂环境下的三期临床试验没有出现恶性事故的个例，否则的话，西方舆论对那样的个例决不会像对辉瑞疫苗的不良反应案例一样客气地一笔带过。而不知道会把它们怎样炒翻天。

这是不公平的，也是对当前全球抗疫无益的。原因很简单，西方舆论机构的上述态度受到了经济、政治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推动，他们把对中国的态度原封不动移到了中国疫苗上。而当前全球抗疫形势十分危急，美国疫苗使用的苛刻条件和生产能力都与现实需求存在巨大差距，中国疫苗必须成为接下来战斗的主力军之一，人类的胜利才有希望。

中国的灭活疫苗使用的是传统成熟技术，辉瑞疫苗用的是新技术。传统技术下的新疫苗通常也要用不止一年时间完成试验，辉瑞的新技术疫苗试验走得比传统技术疫苗还快，如果用同样的质疑强度来对待科兴疫苗和辉瑞疫苗，那么针对哪家疫苗的质疑空间更大呢?

说句大实话，辉瑞疫苗才是真正的仓促上阵，作为一项新技术，全球接种者都是这项技术成熟路上的“试验者”。也许它的有效率会更高些，但使用它的风险肯定也要大得多。

人类最重要的是度过眼前的危机，中国疫苗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和能带来的贡献已是明摆着的。相信将是各款疫苗的长处共同帮着人类力挽狂澜，而不是它们的不足塑造人类的未来。

来源时间：2020/12/24   发布时间：2020/12/24

旧文章ID：23813

作者：李慧敏  来源：NYT中文版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倾十年心力完成的巨著《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于2013年1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中国大陆首度公开发行了简体中文版。

《邓小平时代》一书英文原著于201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未经删节的中文版，译者为冯克利。港版全书约58万字，其中注释6.1万字。三联书店的大陆版仍采用了冯克利的译本，但对内容进行了删节。

大陆版正文较港版删节约5.3万字，其中包括“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Key People in the Deng Era)一文约2.6万字。附录部分，大陆版的注释从港版的105页缩减为78页，索引由港版的39页缩减为11页。

在给《纽约时报》的邮件回复中，傅高义坦承了他对《邓小平时代》大陆版的看法。他表示，三联书店能够获准出版《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并保留了他想表达的核心内容（占原著篇幅90%以上），令他感到欣慰。他称赞三联书店“努力地呈现了所有我想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当我抱怨我想说的话被省掉的时候，他们（三联）有时会想出办法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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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还确认了他与三联书店达成的协议，即三联方面保证将大陆版所有的删节之处告知傅高义并做出说明，而且不添加傅高义原话之外的任何内容。这一承诺从《三联生活周刊》对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的访谈中，可以得到佐证。《纽约时报》曾就《邓小平时代》一书在大陆出版的情况联系三联书店置评，但三联方面表示不便就此接受采访。

客观地说，大陆版《邓小平时代》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南巡前后对改革停滞的不满、邓小平子女的腐败传闻等敏感话题并未避而不谈。那么，正文部分蒸发的约2.7万字都涉及怎样的内容？这无疑是一个了解今日中国历史叙述禁区及出版审查红线的难得机会。笔者在认真比对《邓小平时代》英文原版、香港中文大学版和三联书店版的基础上，将《邓小平时代》大陆版编辑取舍的主要思路归纳举要如下。

党内的矛盾和斗争

《邓小平时代》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存在的矛盾，如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矛盾，邓小平与陈云的矛盾等。在大陆版中，对这些矛盾的描写被不同程度地删减和淡化。例如：

第2章《放逐与回归》(Banishment and Return, 1969-1974)中，两段对毛泽东既不喜欢周恩来，又离不开周恩来的心态的描写，第5章《靠边站》(Sidelined as the Mao Era Ends, 1976)中对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的冷漠态度的描写被删去。

第12章《重组领导班子》(Launching the Deng Administration, 1979-1980)中写道，叶剑英反对华国锋去职但最终向多数意见妥协，后来叶帅病重时邓小平没有礼节性地前去看望他；以及为了更顺利地使华国锋下台，邓小平分阶段施加压力——这些暴露中共党内分歧的细节也被删去。

1980年代后期，主张大力改革的邓小平和主张稳健的陈云在1984年之后分歧日益明显。为了弱化这种分歧，第14章《广东和福建的实验》(Experiments in Guangdong and Fujian, 1979-1984)部分删去了对陈云保守态度的刻画，例如“与此同时，广东的干部则认为他（陈云）始终是个让他们头痛的人。几乎所有的高干都去过特区至少一次，对特区的成就予以表扬，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不去。陈云每年都去南方过冬，比如杭州和上海等地，但他总说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去广东。”

类似对邓小平和陈云分歧的淡化处理在第14章节中出现了3次，第16章中出现了7次，在第22章（由于内地版将第20和21章合并为一章，所以英文版和港版是第23章，内地版是第22章）《终曲：南方之行》 (Deng’s Finale: The Southern Journey, 1992)中也删节了部分有关二人矛盾的内容。不过，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一文中，也强调了邓陈之前合作的一面。他写道，“邓小平和陈云还是在这种路线分歧中尽量做到了和平相处。”

邓小平1992年南巡前后，党内改革与保守路线的斗争也成是大陆版《邓小平时代》努力回避的一个话题。傅高义认为，邓小平1992年南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江泽民站到了改革者的行列中。有军方要人出席的“珠海会议”是其中一个重要事件。大陆版删去了大半有关珠海会议的内容，如邓小平会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是在做事，但其实他们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的严厉讲话，及“如果江泽民不推行改革，得到军队拥护的邓小平将用乔石来替换他”，“江泽民向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索要珠海会议录音”等。不过，大陆版第22章中仍保留了与“珠海会议”相关的一个段落（大陆版第626页）。

天安门事件的经过和细节

大陆版《邓小平时代》将原著及港版的第20章《北京之春：1989年4月15日至5月17日》(Beijing Spring, April 15-May 17, 1989)和第21章《天安门的悲剧：1989年5月17日-6月4日》(The Tiananmen Tragedy, May17-June 4,1989)合并为第20章《北京，1989》。

在描述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傅高义英文原著中使用了“镇压”(crackdown)、“悲剧”(tragedy)、“灾难”(catastrophe)和“人类的苦难”(human suffering)等词汇，但没有使用西方世界形容天安门事件的另一种流行说法“屠杀”(massacre)。大陆版《邓小平时代》对傅高义的表述进行了弱化，描写6月4日的“镇压”(The Crackdown)一节，标题被改为“清场”。此外，大陆版用“六四”代替了港版中“天安门事件”一词，来称呼这场政治运动。

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内容是大陆版删节最明显的一部分（比港版少了约一万字），不过该事件的大致经过基本得到保留，包括以下十六个标题：“胡耀邦去世”，“骚动的根源”，“从悼念到抗议”，“‘四二六社论’”，“李鹏和赵紫阳的分歧”，“为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做准备和绝食抗议”，“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戒严令和赵紫阳离职，5月17-20日”，“戒严受阻，5月19-22日”，“准备清场解决,5月22日-6月3日”，“筹组新的领导班子，“强硬派学生的坚持，5月20日-6月2日”,“清场，6月3-4日”，“温室中的一代和被推迟的希望”，“天安门意象的力量”，“假如”。

下列内容则被不同程度地删减：悼念胡耀邦的天安门抗议与1976年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的类比；“四二六社论”加剧冲突，李鹏的生硬态度和赵紫阳对学生的同情（如“李鹏的态度甚至无法赢得官方媒体的支持”，而赵紫阳在5月3日和4日的两次重要讲话则“像是一个长者去劝说本质还不错的孩子”）；邓小平接待戈尔巴乔夫时因为广场局势不断恶化而将饺子从筷子上滑落下来的细节；赵紫阳和一批自由派退休干部——李昌、李锐、于光远和杜润生——为避免暴力镇压做的最后的努力；赵紫阳去职和被软禁的细节，比如他在广场对学生说话时“声音颤抖，眼含泪水”；赵紫阳试图写信给邓小平，解释他与戈尔巴乔夫说过的令邓气愤的话，并于同一天被软禁；邓小平决定使用武力，如何在高层领导中取得一致，如何准备坦克，装甲兵车，把远距离的军队运送到北京；军队在6月4日夜间行动的经过，等等。

对于1989年6月3日夜至4日凌晨镇压的描写，未删减的港版有1283字，而大陆版只有325字。此外，对于伤亡数字，原著提供了6种版本：中国官方估计的200多人，李鹏对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说的310人，遇害人之一丁子霖的母亲截至2008年搜集到的近200个姓名；外国观察家估计的300人至2600人，外国媒体报道的，“被严重夸大的”的上万人；以及外国武官的估计和来自北京11所医院的报告的478人；但大陆版只保留了中国官方报告的200人以及外国媒体的上万人，并指出那是“严重的夸大”。

对领导人的评说

大陆版《邓小平时代》中对有关中共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内容字斟句酌，其中不乏“为尊者讳”的情况。

傅高义用“喜欢报复(vindictive)”、“邪恶狡猾(devious)”等词语来形容毛泽东，而这些词语在大陆版中被弱化。他在第2章《放逐与回归》中写道，“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他功高盖世，整起好同志来也毫不留情；他精于权谋，任何人在对他的评价上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英文版第54页、港版47页)。这句话在大陆版中被改为：“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都是个强势人物，任何人在对他的评价上都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大陆版第67页)。序言部分也有类似的删节，如“在他统治的27年间，毛泽东不仅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也毁掉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

针对周恩来的一些负面情节也被大陆版略去。例如，在第2章《放逐与回归》里，傅高义写道：“周恩来对文革受害者的帮助是有限的。周恩来在1956年一次政治局会议后曾惹恼毛泽东，他当时私下对毛说：他从良心上不赞成毛的经济政策。自从那次受批评后，他在长达15年时间里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让毛泽东找到理由怀疑他没有全心全意贯彻毛的意图。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58年1月还是对周恩来大发脾气，他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步远，这一斥责让周恩来进一步退缩。”又如，第2章中，“并非人人都把周恩来视为英雄，例如陈毅的家人就对他没有保护陈毅很气愤，一些没有得到周恩来帮助的受害者家属也有同样的心情，还有一些人说他助纣为虐，对于文革的浩劫难辞其咎。”（英文版第66页、港版57页）

大陆版剔除了第16章《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中对邓小平1988年推行物价闯关失败的批评：“邓小平宣布进行全面物价改革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价最高昂的错误”，以及“83岁的他已经远离了群众”（英文版第470-471页、港版420页）。

不过，与“为尊者讳”相反的是，大陆版淡化了原著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正面评价，如在第16章《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步伐》中，傅高义写道：“在智囊团为赵紫阳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钦佩赵紫阳，他们喜欢他毫不做作的随和作风，不拘一格，广纳贤言的开放态度，以及把想法转化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实际政策的能力。” 这段话在大陆版中被删去(英文版第455页、港版407页)。

港版第20章《北京之春：1989》写到李鹏“固执而又谨慎”的性格，与“热情且富有同情心”的胡耀邦，或“超然而具有绅士风度和分析才能”的赵紫阳形成鲜明对比，而在大陆版中，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性格描述被删去（但保留了李鹏性格“固执而又谨慎”的说法）。不过，在“胡耀邦去世”一节中，对他的正面评价仍然被保留：“群众能够长久被胡耀邦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曾为他们做过勇敢的斗争。他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大陆版第567至568页）

此外，书的末尾“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一文包含了傅高义对陈云，邓力群，胡乔木，胡耀邦，华国锋，李先念，毛远新，任仲夷，万里，王洪文，习仲勋，叶剑英，余秋里，赵紫阳的生平和他们个人性格的简介，而这个2.6万字的部分在大陆版中被省去。

一些极富争议的国际人物和事件

对于中国与波尔布特(Pol Pot)的关系、1979年中越战争，齐奥塞斯库(Nicolai Ceausescu)之死及东欧剧变这些极富争议的国际人物和事件，大陆版《邓小平时代》也进行了删节。

第18章《为军事现代化作准备》(The Military: Preparing for Modernization)写道，邓小平为了遏制苏联与越南的军事合作，要通过攻打越南来展示不惜一战的决心。当越南出兵柬埔寨之后，红色高棉(Khmer Rouge)领导人波尔布特请邓小平派兵帮助柬埔寨。尽管波尔布特的暴政受到西方的强烈谴责，邓小平依然决定与他合作。第9章波尔布特的名字和第18章对越战争的一些细节（如战争之后，邓小平指示大量中国军队在边境驻扎，对越南人进行骚扰），以及高层领导人对对越战争的不同意见在大陆版中被删去。

第22章《稳住阵脚》(Standing Firm)写到，罗马尼亚领导人、中国的老朋友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因为向平民开枪被枪决。中国媒体对齐奥塞斯库的向平民开枪未作任何报道；当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两天后，《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下方简短地发布了一句话：“罗马尼亚电视台12月25日宣布，罗马尼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死刑，这一判决已经得到执行。”

又如，原著第22章中对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及中国反应的记载，“波兰在1989年6月4日以公投的方式选出议会，东德于1989年10月7日爆发大规模抗议，1990年2月苏共全会讨论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这些重大事件都被中国媒体淡化和掩盖。”在大陆版中，中国媒体对东欧剧变的蓄意淡化也被淡化为两句话：“通过《参考资料》上每天从西方媒体翻译过来的材料，中国的官员要比一般的群众更了解真相”，“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在向民众报道苏东剧变时动作迟缓，但很快就根据新的现实调整了其外交政策。”

注释中的禁书

傅高义撰写的《邓小平时代》旁征博引，其中也引用了一些在大陆尚无法公开出版的著作。在大陆版中，这些涉及禁书的注释被大量删减，但也有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 

曾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周恩来生平研究专家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一书，在第2章英文注释共出现了19次，大陆版中被悉数删去。

张良、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编著的《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是很多学者研究天安门事件使用的重要史料，该文件集在英文版注释中出现了26次，但在大陆版中仅了1次：它与《李鹏六四日记》，另外两位学者的论文和著作，《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的著作一并出现在第20章的注释12中。《天安门文件》被删减的25条注释中，有12条对应的正文被删去，其余13条则保留了引用内容，但将出处单独删去。《李鹏六四日记》英文版注释出现19次，内地版12次，删减的7处相应引文均被删去。 

根据赵紫阳软禁期间口述整理的《改革历程》(Prisoner of the State)，在英文版中出现12次，大陆版出现1次。其中4条注释被单独删去，引文保留，其余7条则与对应引文一齐删去。《杜导正日记》在第19章出现了3次，但注释与引文都被删除。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虽然在第20章中的注释被删去，但在第14章注释7和第19章注释59中得以保留。

第17章《台湾，香港和西藏问题》注释102中提到的王力雄著《天葬：西藏的命运》和苏绍智、陈一咨、高文谦编《人民心中的胡耀邦》也被保留下来。

尽管大陆版删节了5.3万字，对于很多大陆读者来说，它还是披露了大量的细节，许多关于1980年代中国历史的叙述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中都属首次出现。读者仍然有机会从书中领略到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真实和复杂。对于在出版审查中生活，并建立了“自我审查”的笔者，大陆版中许多保留的内容已令笔者感到意外惊喜。

参考资料：

1. [美] 傅高义(Ezra F. Vogel)著，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译校《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 傅高义(Ezra F. Vogel)著，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译校《邓小平时代》，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香港；

3.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y Ezra F.Vogel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2011

来源时间：2020/12/24   发布时间：2013/3/21

旧文章ID：23811

作者：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

昨天，美国著名中国研究者傅高义去世了，很多公号都写文记述其生平。有些中国外交学者，将过去中美交往的“双赢”解释为”中国人赢两次“。也许真是这样吧，但有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赢的这么大呢？
  本文借记述傅高义的生平，暗示了一个观点：中美之前的外交博弈，是一场“有备打无备”。从傅高义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虽然号称美国“中国先生”。但最初根本不是美国按“中国问题研究家”的方向培养的。他直到33岁以前都没有研究过中国，更别说直接踏上中国的土地了。但到了39岁时，他却已经成为了美国研究中国的顶级学者，有资格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影响其决策——这在美国对其他主要大国的研究领域，几乎是天方夜谭。而当他坐在基辛格对面，给他对华外交政策建议时，其建议也都是基于“猜测”。
傅高义的迅速成名，背后是那个时代美国对中国研究人才的极度匮乏。由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没有正视过他们口中的“红色中国”，所以也没有注意培养相关人才，他们展开对华外交博弈后，其政策智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临时拼凑出来的。与之相比，中国的对美政策研究，从20世纪初起步起，就吸收并培养了大批中国一流的顶尖人才。新中国建立之后，这支队伍的建设也依然没有停止。
  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外交博弈正式进入新阶段时，双方的智囊在人才素质是判若霄壤的。这决定了我们能在这场博弈中占到更大优势。但眼下，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对华外交也成为美国的关键点，更多更精英的人才进入到其对华智囊团当中。这些人给美国政府作出的建议，已经与傅高义的观点有了极大的差别。
这也许才是傅高义去世对我们真正的意义：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下半场，对面的智囊团队，已经换人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悼念傅高义，并对傅高义教授的逝世表示悲伤。
崔天凯大使称，傅高义是杰出的中国问题学者，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其一生中，致力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并称赞傅高义对中国的慧见不仅对研究领域的人而言，乃至对世界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这一官方定义多用于形容外国对华友好的政治人物。将其用于一位学者，尤其是一个美国对华问题的研究者，这是颇为罕见的。
傅高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者，他曾给中美关系施加过哪些影响，他的去世又意味着什么呢？

1 不期而遇的研究

说起来，傅高义从事对中国的研究，与当代中美关系一样，算得上是一场“不期而遇”。
傅高义1930年出生在美国中西部并不十分发达的俄亥俄州，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当时美国对服役后军人读书有优惠贷款政策，于是傅高义从了军。他服役结束后进入哈佛大学进修，直到1958年博士毕业。
其实到此为止，傅高义的研究方向还是美国社会学，跟中国甚至东亚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毕业时，他的教授要求他先去国外做一些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
  于是傅高义就去了日本，一年学日语，一年做调查，等1960年回到美国时，他已经成为了研究东亚社会的学者。
这个时候，另一个转机又撞到了他的腰。
  整个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研究新中国还是一个冷门中的冷门学科。当时美国人的思维很有意思，一方面在国会里争论“谁失去了中国”；另一方面，又觉得“失去”的中国很快就会失而复得。美国政府压根没打算资助国内研究新中国的学者。美国对华研究的先行者费正清就曾抱怨说，当时的美国“基本没有学者能讲流利的汉语，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
  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傅高义学成回国时，情况发生了巨变，一方面中苏关系破裂，美苏中三国博弈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炮轰金门等事件，也让美国人认识到，蒋介石对其许诺的“反攻大陆”基本不可能——国民党能保住他们最后据守的中国台湾地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美国需要研究“红色中国”，寻找与其长期相处的可能性。
于是美国急需一批专业学者为其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美国当时没有，只能临时拼凑，不懂中文不要紧，懂日语也行。刚从日本回来的傅高义，就这么被“赶鸭子上架了”。 
  2 他影响了中美关系

不过可能也正是因为傅高义这种“半路出家”的身份，让他对中国的研究反而有了更多的冷静和客观。
这对中美关系来说，是种幸运。
  做个比较，美国对苏联的研究，由于开启较早，很多学者都受过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洗礼”，对苏联的研究结论带有比较鲜明的敌视色彩。
但傅高义等人主导的对华研究不同，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中国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正式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
当时，麦卡锡主义已经在美国退潮，肯尼迪上台、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让新左翼在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
所以，有别于美国对苏研究的“命题作文”，傅高义的对华研究从一开始就更加中立客观。他在后来的叙述中称：“当时很多美国报刊希望报道中国‘大跃进’失败的消息……但我们的研究目的着眼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现象)。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我们预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流……”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傅高义的研究立场。
  傅高义这种中立的立场，也最终为中美关系的破冰打下了基础。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还曾去华盛顿，找到时任国务卿、也曾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事实上，由于当时中国对西方的相对封闭，费正清、傅高义等“中国通”自己也并不清楚此时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但面对基辛格“中国是否可以接触”的问题，他们依然基于中立客观的立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傅高义后来坦诚：“其实我们也不太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所以我们都只能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看周恩来的意思可能会做什么事’，但中国真正的事情我们也不太了解。” 但这些回答最终让他们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机会——在这些研究者的建议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全面遏制转向有限接触，后来又变为全面接触。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傅高义曾经数十次访问中国，多次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在中美密切交往的大背景下，充实、完善他的对华理解。
由于其对华研究起于上世纪60年代，又完善于中美关系较为良好的时代，傅高义的对华观点，在美国的相关研究群体中，是较为亲善的。
  2011年9月，《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出版，该书出版后，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2013年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21周年纪念日当天，《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联合首发。作为一本美国学者论述其对华观点的书籍，这本书在华的翻译、出版速度，都创下了当时的纪录。
  3 他带走了一个时代

然而，在这位“中国先生”的对华研究登上顶峰之后，他所遭遇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大约自2013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开始，费正清、傅高义所倾尽心血建立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对华研究中的泰斗地位，开始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一些对华态度不那么友好的研究者开始对傅高义的中国论进行质疑。
比较之下我们会发现，傅高义的学术背景是较为纯净的社会学研究，他论述美国对华关系的立足点始终是“中国是可以接触的”“中美关系是有望实现互惠互利的”。
但与之相比，傅高义的挑战者们，其学术背景更多来自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甚至有美国政府、军方的背景，其思考的出发点更多是“中美接触是否对美国一方更为有利”、“中国的力量成长是否会对美国产生威胁？”
  这种思考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双方注定会在对华观点上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到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傅高义一派学者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开始出现急速衰减，而正是在同一时期，中美关系开始出现波折。
当然，晚年的傅高义，依然在尽力对美国政府施加他的影响力，说服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
2019年7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该信由史文、傅高义、芮孝俭、董云裳和傅泰林等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士撰写。公开信在发表之际获得了百名学者的联署签名，此后又有大批学者通过网络形式继续签名。
“我们写这封信的原因，就是要呼吁和中国合作。要积极想办法合作，避免冲突。”傅高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政府里有一批人，对中国没有好感，不愿意和中国合作。但是写这封信的人都认为，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仍旧要谈合作，“必须要想办法合作，不应该把中国当作敌人。”
2020年4月，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发表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

声明得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等93名美国前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的联名支持，傅高义也在声明上署名。
  声明表示，美中两国若不展开合作，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全球范围内抗击疫情都不会取得成功。 不过，这些信息，最终并没有对美国政府调整对华关系起到太大的影响。 今年10月，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傅高义用流利的中文连说了几个“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恐怕没一个外国人能想得到。”在傅高义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了不起”，是它将中国推上了飞速发展之路。
  很显然，无论中国的发展，还是中美关系的今日，都已经超出了这位老人最初的估计——其实，他的人生和他所主导的美国对华研究，又何尝不是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呢？上世纪60年代，傅高义和整个美国曾经在国际局势的风云诡谲中匆匆走上这条道路；如今，随着这位老人的离世，中美关系的新篇章，正在开启。

来源时间：2020/12/24   发布时间：20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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