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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晓:拜登执政后,如何重建可持续和富有韧性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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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东晓  来源:中美印象

亚太地区许多观察家认为,拜登执政将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机遇,中美关系有望重新回到更加稳定与可预测的轨道。但问题是,如何重建可持续和富有韧性的中美关系?对此,我想提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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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务之急是重建中美关系的共同基础。

中美关系的原有框架过去几年已被打破,亟需重建新的中美关系框架。在缺乏合理框架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容易失控,易受日益增长的双边具体争端和分歧的冲击。

当前,包括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在内的美方似乎以“对华战略竞争”为指导原则来推行其对华政策,而中方则致力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双方对中美关系框架的认知存在明显差距。是否可能在新的共识基础上,构建中美关系新框架?

我们不应将中美关系框架简单概括为“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竞争”之类的说法,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无助于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当前美方对中国存在很多误读。一是误读了中国崛起及其对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二是误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特点,三是误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愿景和使命,等等。

中美关系极为复杂,存在诸多分歧。中美关系在一些领域表现为零和关系,但在另一些领域却表现为正和关系。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合作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种战略必需。两国元首必须登高望远、胸怀大局。构建中美关系新框架绝非易事,首先须重申中美合作的战略价值,即在抵御全球系统性风险和危机方面,中美两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缺一不可。

其次,中美两国都应更加主动地把握机遇。

拜登胜选后,美方存有一种心态或看法,认为“现在球在中方”,中方而非美方应首先主动采取措施来缓解当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认为拜登政府将优先处理国内议程而非外交议程;认为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遗产,严重制约了拜登主动积极调整对华政策;认为拜登希望保留特朗普的一些对华“强硬政策”,例如对华关税,以此作为对华博弈的筹码。

在敏感的过渡期,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某种谨慎是必要的,但国内议程不应成为拖延重启中美双边对话的借口。双方都要加紧恢复双边对话。

在重启中美关系方面,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心和决断至关重要。中美关系的历史已多次表明,如果两国领导人不能在关键时刻排除障碍,果断决策,中美战略协作就会面临拖延甚至偏航。

因此,在拜登执政后,两国领导人应尽早派遣重要特使进行私下接触,就双方立场进行“对表”,探讨中美关系新框架,制定双方“待办事项”清单。

第三,制定具体的中美合作路线图。

中美关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双方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调整对彼此的合理预期,避免双边关系出现剧烈波动;二是通过具体方案建立互信,争取双方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大力支持。因此,两国需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制定具体的合作路线图。

双方应首先在以下四个领域开展具体合作。一是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在疫苗生产、分配等方面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包括制定“全球健康码系统”(QR system)或“免疫护照”方案,帮助恢复全球人员跨境流动。二是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习主席最近宣布了中国的最新减排承诺,包括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等;当选总统拜登承诺在执政第一天就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两国领导人在气候问题上的承诺,为中美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三是在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方面开展合作。G20仍是中美恢复全球经济宏观合作和稳定全球金融形势的最佳平台。四是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治理领域合作制定国际规则,促进人工智能的正确使用。双方应珍惜共同的责任,使科技服务于国际公益。

第四,加强有效的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机制。

中美两国是对国际体系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关键力量,同时两国在现代化模式、治理体制、战略重点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中美之间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机制,是确保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稳定的关键。

为此,双方需要加强以下措施。一是中美两军恢复在不同层面、不同轨道的接触,在威慑、核军控、防扩散、网络空间规则、外空资产安全等议题上开展对话。二是恢复高层战略对话,减少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解。三是在海上和网络空间的军事风险管控方面,采取特殊的、可验证的措施。四是双方应避免破坏或威胁对方政府的合法性,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总之,两国应承认分歧,但不应把中美关系整体定义为“零和”关系。两国主要应通过切实合作来建立信任,以坦率和建设性的方式就存在的分歧进行对话,在双边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方面投入更多。(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12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美教育基金共同举办的“从不同视角看中美关系未来”视频研讨会上的发言。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3

旧文章ID:23807

拜登特朗普看淡双方会面价值 美媒:打破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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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美国《政治报》网站12月21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那么麻烦?”:拜登和特朗普的顾问们都认为双方在白宫见面没什么价值》的报道,全文摘编如下:

截至本周末,特朗普总统在与他的继任者在白宫会面的问题上已经比近一个世纪来的任何总统等待的时间都长。与继任者会面这一传统旨在凸显作为美国民主核心的权力和平交接。

但特朗普的顾问们说,他和当选总统拜登可能永远都不会见面,甚至在总统就职日也不会。这又破坏了一项美国的政治传统。

虽然拜登本月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特朗普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双方都不认为两人面谈有多大价值。

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认为,邀请拜登到白宫,或者甚至是与他交谈,都可能被认为是承认大选结果,这是特朗普一直不愿意的,他还在考虑2024年的大选。同样的因素可能使他不去参加下月举行的拜登就职典礼。

特朗普很可能不会与拜登会晤或参加就职典礼。“因为拜登是一位非法的总统,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一名特朗普顾问说,“这是总统的想法,也是很多人所赞同的。”

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拒绝就特朗普的计划发表评论。

“一些匿名消息人士声称知道总统是怎么考虑的,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当特朗普总统有关于1月20日的决定要宣布时,他会让你们知道的。”

根据公共服务合作组织总统过渡中心和《政治报》的研究,自从赫伯特·胡佛1928年当选总统以来,特朗普和拜登未见面的时间比此前任何一位总统和当选总统都长。当年选举日后,胡佛乘船前往中南美洲进行外交访问,直到1929年1月7日才与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会面。

最近几任总统都更早地与继任者会晤。2016年大选两天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接待了特朗普。2008年大选日后不到一周,小布什向奥巴马展示了椭圆形办公室。

特朗普政府一直没有全力合作——特朗普任命的总务管理局人员在拜登当选三周后才承认他获胜;拜登过渡团队执行主任约翰尼斯·亚伯拉罕上周五对记者说,拜登团队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不合作的地方”。

不过,特朗普和拜登的高级助手们正在对话,尽管他们的老板没有这么做。近几周,特朗普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与拜登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因进行了多次交谈。

如果特朗普不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他将是1869年以来第一位这么做的总统,1869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缺席了尤利西斯·格兰特的就职典礼。

本月早些时候,拜登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特朗普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很重要,因为我们能够在他制造的这场混乱结束时证明权力是和平移交的,竞争双方站在那里,握手言和,继续前进”。

“不过这完全是他的决定,对我个人来说没有影响。”他又说。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3

旧文章ID:23806

动用特权,特朗普赦免15人,果然有他们!他还炮轰纾困法案:给民众发的钱“少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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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志成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12月23日,据海外网援引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特赦了前竞选助手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此前他对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表示认罪。此外,特朗普还在圣诞节前特赦了14人。

之后,特朗普还对美国国会此前的一项约9000亿美元的疫情援助方案“开炮”。据中新网援引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当地时间22日表示拒绝该项经济刺激计划,称其是“耻辱”,并要求议员们向美国民众支付三倍以上的救济款项。

特朗普特赦15人

据央视新闻援引美联社当地时间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特赦15人,包括此前因2016年大选陷入通俄门调查的共和党成员,以及涉嫌参与2007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屠杀的美国政府承包商。

赦免人员还包括前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代表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以及纽约州共和党人克里斯·柯林斯(Chris Collins)。

柯林斯是首位对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表示支持的人,并承认在得知小型制药公司试验失败后,帮助与特朗普相关人员避免了80万美元的股票损失,随后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2年2个月。亨特此前因窃取竞选资金,用于与朋友出游以及自己女儿的生日聚会,而被判处11个月的监禁。

赦免人员还包括2016年特朗普总统竞选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因其私下对话引起对大选通俄门调查。美联社报道称,通过赦免帕帕多普洛斯,特朗普将矛头对准通俄门调查的特别律师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旨在努力消除对6名相关人员的调查指控。

上个月,特朗普刚刚赦免了被指控两次欺骗FBI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福林(Michael Flynn),几个月前,特朗普还同样赦免了即将入狱服刑的罗杰·斯通(Roger Stone)。

当天同样被赦免的人员还包括4名前美国政府承包商,4人因涉嫌参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杀害平民,造成十多名平民死亡,并引发是否可以在战区使用私人安保人员的国际争议。

特朗普拒绝新纾困法案

相比特赦,外界更为关注美国新疫情纾困法案,因为这直接关系美国经济能否渡过难关。

据悉,当地时间12月21日晚,美国众议院以359票赞成,5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约900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计划,此外,众议院还以327票赞成,85票反对通过了1.4万亿美元的支出计划,为美国政府提供运转到9月30日的资金。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Fox News)12月22日报道,特朗普声称纾困刺激法案受到了“左派议程”的影响。他还说,因为纾困刺激法案“条文过多”,许多国会议员未能仔细审议,忽略了法案规定的许多款项将用于对外援助,而非“帮助美国人民”。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特朗普威胁不签署这项纾困刺激法案,希望国会能再作修改。

特朗普在视频中说:"我要求国会修改这项法案,将低得可笑的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或者一对夫妇4000美元"。

当地时间22日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推特上发文称,“共和党人一再拒绝透露总统想要的现金发放金额。最终,总统想要派发2000美元——民主党人准备于本周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提交国会表决。”

据CNBC,特朗普还表示,如果国会没有提供他想要的救济方案,将交由下一届政府处理。

他说:"也许那个政府会是我,我们会把它完成。"

当地时间20日,美国国会已就新冠疫情纾困刺激法案达成协议,涉及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救助,并覆盖向其它国家提供新冠疫苗的资金来源。

在直接支付方面,相比今年3月通过的《关怀法案》,本次法案的一次性支付力度偏弱。其中,政府将为每个成人和儿童提供600美元的刺激性支票,低于此前1200美元的力度,这意味着一个四口之家只能获得2400美元的一次性补助。在失业补助方面,国会延长了联邦额外失业补助的期限,将在未来11周内每周补助300美元,力度低于《关怀法案》中规定的每周600美元。

在企业补助方面,纾困法案将为航空公司提供150亿美元的薪资支持。大约2800亿美元将被用于小企业薪资保护计划,占该法案分配给小企业逾3000亿美元补助中的大部分份额。

纾困法案被指力度不足

据央视新闻,对于纾困力度不足的争议,同为民主党人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当前疫情形势严峻,新一轮纾困法案将为美国人提供急需的救助,但这远远不够。未来,民主党人将进一步推动新的方案出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也表示,法案并不完美,他承诺将出台更多纾困措施。

相比政治人物对于纾困力度的谨慎保留态度,美国民众的反应显然更加激烈。在社交媒体推特上,#StimulusChecks(刺激支票)成为热搜,许多网民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揶揄纾困法案的支付力度严重不足。

有网民称:“国会议员给自己发了9个月13万美元的全额工资,而他们却在争论,要不要给每个美国人发600美元,还是他们(纳税人)自己的钱。”还有网民说:“我们是世界的耻辱和笑柄——600美元的刺激性支票在社交媒体上收效甚微。”

甚至有人讽刺道,“这就是你的刺激支票”,配图是一块比指尖还小的蛋糕。除此之外,从两粒狗粮、超薄的面包片,到汉堡包屑和乞讨者碗里的食物残渣,各类讽刺图片和漫画层出不穷,进而引发了社交媒体上一轮又一轮的自嘲式狂欢。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增加至88.5万人,创下3个月来最高水平。就业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学家奔走疾呼,美联储屡次相劝,最终的结果却是纾困力度越来越弱,令许多人大呼不解。

据美国税收公平协会和美国政策研究所此前发布的报告,美国富豪在疫情期间财富水平大幅上涨,现有的651名十亿美元级富豪的财富总和,从3月18日的2.95万亿美元上涨到12月7日的4.01万亿美元,增长超过1万亿美元,涨幅超过36%。报告同时显示,美国财富金字塔底端50%的人口掌握的财富总和仅为2.1万亿美元,约为十亿美元级富豪财富总和的二分之一。

不少民主共和两党的重要人物都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纾困力度不达标,他们正各自酝酿未来的修补措施。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3

旧文章ID:23805

中美专家探讨合作降低人工智能武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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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东晖  来源:中评社

在美中就最新尖端科技展开竞争,而两国官方战略对话中断之时,两国专家通过“二轨对话”,探讨制定人工智慧武器的国际规范,携手降低人工智慧武器给人类带来的风险。

过去15个月里,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伯格鲁恩研究所、明德罗基金会组织中美两国的专家,就人工智能武器的规范进行了三次闭门对话。双方达成共识:尽管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但两国应抓住罕见的历史机会,制定有关人工智能的共同规范,携手合作降低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领衔中美两国专家团队的前中国副外长傅莹和布鲁金斯学会主席艾伦(John Allen),分别撰写这一对话总结报告,17日发表于NOEMA杂志上。

现任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的傅莹透露,双方在“二轨对话”中重点讨论了如何界定人工智能武器禁区的边界,如何根据国际法和准则对此类武器进行监管,以及如何鼓励克制,限制人工智能数据在军事用途中的滥用。

双方一致认为,各国应在军事领域保持克制,防止人类因人工智能技术武器化而遭受灾难性损害。各国应禁止不认识责任或风险的辅助决策制度。在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时,这种攻击造成的破坏范围必须加以限制,以防止附带损害和避免冲突升级。

公共教育也应反映军事克制的必要性。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容易扩散,它可能最终落入骇客手中,利用它危害公共安全。如何使人工智能武器的使用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相一致,是安全和治理的另一个焦点。

中方专家特别指出,各国应承担法律责任,积极推动有关人工智能军事行动的国际规范建设。需要确定人类参与的门槛,以确保使用智能型武器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由于人工智能武器平台很难判断何种攻击是必要、适当和平衡的,人类指挥官的主动性需要得到尊重。

中方专家强调,人工智能数据的安全性必须得到保证。数据的挖掘、收集、标注、分类、使用和监测应受到规范和限制。中方专家还建议,制定武器自动化程度分级标准。例如,人工智能武器可分为5个级别:半自动化、部分自动化、条件自动化、高度自动化和完全自动化。

傅莹指出,我们有建立人工智能安全国际准则的重要机会窗口。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发展迅速,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不可能由任何国家单独解决。中美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全球合作贡献智慧。

傅莹表示,中国已经发出就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展开合作的明确信号。习近平主席和王毅外长最近都提出了相关倡议。中方愿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就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合作。我们相信,技术突破最终应造福全人类,不应被推入“零和”局面。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艾伦是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曾担任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驻阿富汗美军司令。

艾伦指出,虽然近年来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进展,但在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方面没有进行任何持续的政府间对话。相反,两国关系恶化,导致官方直接沟通中断。这一潜在的安全困境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两国都忧心于另一方发展新的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并试图评估影响。

据透露,此次“二轨对话”有四个重点领域:禁区目标;均衡性与人类监督;禁区数据;国际准则建立。

双方在一些领域达成共识。共同的担忧是,基于机器学习的现代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和故障往往出人意料,需要对“可解释人工智能”进行更多研究,需要更多的测试和评估机制。其它担忧包括: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速度,这可能导致冲突迅速升级;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日益扩散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此类系统的可能性;此类武器造成平民伤亡的潜在风险。

双方专家都肯定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使用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应符合习惯法和国际法的原则,特别是区分和相称的原则。这将需要人工智能武器系统的开发者和系统的操作者都接受培训,并负责确保充分遵守习惯法和国际法。

第二,人工智能武器系统应在适当的人类监督或控制下运行,特别是考虑到这些系统的技术局限性。

第三,就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应对开展进一步对话。

艾伦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安全技术专家之间的共识肯定多于分歧,也希望两国政府能够确定管理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风险的实际步骤。

艾伦指出,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就如何最好地管理竞争和人工智能相关风险进行持续、坦诚的外交对话,围绕新科技军备竞赛的叙事将给本已高度竞争的关系增加压力。失控的军备竞赛并非不可避免,美中不必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采取冷战时期美苏核军备竞赛的边缘政策。

艾伦希望,美中两国能趁大多数人工智能型武器系统仍相对不成熟,尚未广泛部署的难得机会,就新技术的可接受用途制订新的准则、信任建设措施和边界。一旦这些技术被部署并纳入计划和理论,就更难以限制其使用。安全困境可能会加剧新技术开发竞争,从而导致围绕降低风险进行有意义讨论的机会窗口关闭。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19

旧文章ID:23804

张蕴岭:新时代需要新的权势转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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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蕴岭  来源:《世界知识》2020年第24期

当今世界,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权势(power)转移的问题,核心则是:转移什么和如何转移。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当前最为热门的话题。

如今,美国的权势衰落,在几乎所有有关权势转移的话题中,国际社会都盯住了中美两国。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家,特别是冷战之后,美国一家独霸,而中国被认为是在美国之后综合实力最强、最有潜力成为对世界拥有主导性权势的国家。因此,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中美对决就成了权势转移的主战场,成为影响世界格局和秩序走向的主线。于是,就出现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即权势守成者绝不会容许挑战者上位,因此,美国压制中国是美国的必然之举。由此认定,中美陷入了“新冷战”,甚至还可能发生热战。在此情况下,世界其他国家必然面临着选边站的问题。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换一个思路来思考权势转移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新时代权势转移的内涵与形式变了。从未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看,由一个大国主导世界的时代难以再现。权势转移的新含义并不是由一个大国再传给另一个大国,因为权势会分化和分解,体现在多个层次:基于国家的权势分化,走向“多体化”,一是更多国家参与,这种参与,有些是通过自身的能力,有些则是通过制度性的参与;再则,看待权势不能仅看国家,还有非国家实体的权势。所谓非国家实体,主要是指国际与区域组织,大公司集团,以及有影响的社团。同时,传统权势的体现主要是国家的硬实力和与之相应和的软实力,在权势分化与分解的情况下,国家也许不能集权势于一身。

就美国而言,其实,美国所体现的主要不是自身的衰落,而是权势主导地位和控制力的衰落。一则,美国付不起维持霸权的代价,同时也没有能力再号令天下;二则,世界变了,“历史没有终结”,变得多样性、多中心,美国面临的是群体崛起的竞争。新时代,权势转移不等同于权势替代,而是结构的改变,权势由过度集中向分散化转移。

在此情况下,如果美国所关注的主要是由其领导和创建的规则和体系不被颠覆,那么与竞争者就会有更多的共同话语权,因为捍卫体系的稳定、遵守基本规则也是后者也同意的,并且是符合其基本利益的。后者所要求的主要是调整与改革,能够反映其基本利益,这样的调整,一是必要,二是对大家可能都有利。在此情况下,正如不少人建议的,美国应该承认他者力量提升和诉求增加的现实,放下霸权的思维和身价。对美国来说,痛快地接受这个现实并不容易,做起来也不舒服,但存在达成国内政治共识的空间,也符合美国公众希望把资源更多用于国内发展的诉求。这样,中国也就有了更大、更多的空间,一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没有称霸的意图,二是通过参与和推动多边、地区合作,释缓作为唯一挑战者角色所带来的压力与对抗性。

2020年11月21~22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图为11月20日,为了庆祝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主席国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历史景点举办了一场投影表演。

世界由一个大国权势主导或者称霸的时代回不去了,世界需要新秩序。中国倡导构建基于共处、共融、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这样的大势。但就像任何一个历史大势的转变一样,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把握。在历史的过渡期,新旧交替,矛盾多发,充满风险,最关键的是避免发生由大国争夺引发的大战,维护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

美国和中国都需要有时间进行自我调整,既要调整认识、理念,也要调整行为。正如最近有美国专家所说,美国人也要明白,“美国并不理所当然地领导世界”“美国必须接受其全球地位的根本性转变”。当然,对于美国来说,理性地接受权势衰落和转移也难,一些极端的行为也会发生,重要的是防止引发“群动”,或者说是集团性对抗。对于中国来说,需要考虑崛起的综合影响,增加自身战略与目标设定的透明度和相融性。比如,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之梦,对这个目标需要表述得更为清楚,让他者可以理解和接受,以避免引起战略误解与误判。作为一个复兴的大国,中国期待立于世界舞台中央,但也要清楚,届时立于舞台中央的不仅仅只有中国,还会有他者,这是新时代权势转移的一个突出特征。

尽管新时代权势转移的内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权势的惯性,在实力对比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基于维护利益的考虑,也会形成激烈的竞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竞争优势,各方,特别是原来拥有优势的一方,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特别是为了维护高技术的竞争优势,可能会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与遏制,但是,与势不两立的对抗不同,只要不关闭大门,竞争下的联系与合作空间还是存在的。就技术而言,以智能、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本质上是互联的,是抵制封闭的。

在思考权势转移问题时,应该看到,如今和今后,涉及全球共性利益的问题越来越多,对全球治理的要求越来越高,其中,非常重要的就包括气候变化。气候变暖加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人类生存和地球生态可持续的威胁日益严重。这是传统大国权势主导所无法应对的,必须依靠全球制度构建和国际社会集体参与。这是新时代国际秩序构建的中心议题,美国现政府在这个领域不仅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反而开倒车,竟然退出本该承担义务的《巴黎协定》。还有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不是传统权势所能应对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权势的转移,可能有助于走出传统权势观的陷阱。

总之,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不能仅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基于历史经验的认定,来看待和应对当今权势的转移,新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共识、行动和角色。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3803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两次因“间谍罪”入狱,他在中国的人生跌宕起伏,实在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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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德国优才计划

他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大兵,

却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他原是可以“通天”的风云人物,

却连续两次因为同一件事,

陷入凄惨的处境,几乎赔上一辈子。

更让人震惊的是,他事后的回应,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他的故事值得每一位中国人细细品读。

他就是,李腾伯格,

Sidney Rittenberg,

中文名:李敦白。

1921年8月14日,

他出生于美国南卡州一个犹太家庭,

19岁那年,他加入美国共产党,

想要为美国人去争取,

“黑白平权,男女平等,劳工权益,学术自由”,

并在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学习。

一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卷入了二战,

21岁的他加入了美国陆军,

前往斯坦福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

之后他和战友乘坐美军运输机,

从印度飞越死亡之线“驼峰航线”,

来到了中国西南昆明,

那时的他一定没想到,

自己从此会和这片土地纠缠35年。

在云南,他的工作是,

负责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

他需要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打交道。

从这时起,他有了一个中文名字:

李敦白。

也是在这里,

他开始接触中国各个阶层人士,

既有国民党,

也有他心目中廉洁并充满理想的共产党。

而他从小根植于心的民主观念,

使他对国名党压制言论、

抓捕异己的行为深恶痛绝,

那些东躲西藏的地下党员,

引起了他极大的同情,

他结识了几名中共地下党员,

并和他们有着深切的共鸣,

被他们对民主的坚持所感动,

于是便利用自己美国人的特殊身份,

帮助他们脱离险境,

而他和共产党的故事,也因此开始了。

他常利用自己美国大兵的特殊身份,给共产党员送去紧俏物资,并驾驶美军吉普把很多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安全地区。

很快,美军派给他的任务完成了。

本应马上回国的他,

却在临上飞机前改变了主意。

此时的李腾伯格早已脱胎换骨为李敦白,

心中一种激情始终在澎湃,

想起这几年自己坚持的民主梦……

他瞬间“清醒”了!在这片土地上,

还有比回家团聚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

他要参与那群勇士的战斗,

来参与中国光明的未来!

放弃回美国的他,

通过之前在昆明的关系,

认识了宋庆龄,在她的安排下,

在“联合国善后总署驻华办事处”,

成为了一名经济观察员,

负责分发救济粮到受灾地区,

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共控制区。

这份工作让他激情满满,

因为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的留在中国了。

1946年他带着救济粮前往中原解放区,

在那里,他认识了李先念,

随后在南京,他又见到了周恩来,

并在周恩来的引荐下,

结识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大家都十分欣赏他,

感动他曾为保护共产党员做出的付出,

一致恳请他留下来协助工作,

因为中方那时急需要一个,

精通英语的人作为沟通中美的桥梁,

共产党希望借由他的协助,

与美国重建友好关系,

以方便进行战后重建。

而他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了。

而能为中美两国之间加强沟通做贡献,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他对心中共产党的信念坚定不移,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第二天便开始投入工作,

开通英语广播,

担任翻译、修改和播音的工作。

然而没过几个月,

傅作义的部队打上门来了,

因为形势过于严峻,

他被迫转移到了延安。

而在那里他终于遇见了,

他心中伟大的偶像毛泽东。

两人深谈后,

他以李先念和王震作为党的介绍人,

经过当时中共五大书记亲自批准后,

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外籍党员,

此时的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可惜好景不长 残酷的政治现实,

给他浇上了一盆冰冷透心的水!

1948年,在莫斯科的美国左翼女作家,

斯特朗发表了一篇文章,

声称“中国革命并没有照搬苏联模式”,

这一番言论惹恼了斯大林,

克格勃第五局以间谍罪将其逮捕,

并且将她驱逐出境。

而这个作家曾经访问过延安,

当时李敦白就作为翻译陪同在侧,

于是苏联政府致电中共,

将李敦白也列入了“斯特朗国际间谍案”,

并责令立即抓捕他。

如此牵连,实属滑稽,

然而很快,他就被定下了:

“国际间谍、美国特务”的罪名。

1949年1月21日,

在收到“执行特殊任务”的通知后,

在他赶到指定地点时,被抓捕,

所有曾经为中国作出的贡献瞬间化为零!

而因为他的美国国籍,此事不能泄露,

他被秘密关押在一间,

全部被封死,密不透风的小屋子里,

他想为自己辩驳,却无济于事!

第二年,

他又被秘密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

这一关,就是3年,

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很多他一手炮制的冤假错案浮出水面,

其中就包括了“斯特朗国际间谍案”。

而李敦白终于才有了洗脱冤屈的机会。

1955年4月4日,

已经锈迹斑斑的牢门被推开,

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告诉他: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调查你的案子,

发现这是一个误会,你没有犯过那些事,

在此我向你道歉。”

(斯大林)

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罪名,

突然被抓起来,没有经过任何审判,

而且一关就是6年,如此种种,

换作寻常人,就算不震怒发狂,

也会彻底失望伤心,

从此离开中国,越远越好。

六年的牢狱之灾总该悟出些什么吧?!

而且在他释放的前两年,

监狱长就曾告诉他:

“如果你撇清和中国的所有关系,

就能被批准回美国。”

只需一句话就能恢复自由身,

他本来也不是中国人,

离开根本无可厚非。

然而他的回答却是:不!

他说:“我不回美国,

我要在这里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

就算被关起来,

也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

是啊!

他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确太“非同寻常”!

为了心心念念的民主思想,

他再一次放弃了回美国的机会。

出狱后,他被分配到了广播事业局,

也许是为弥补过去对他的伤害,

新工作的待遇特别好,

独立的办公室和专门的接送车,

薪资更是普通人的15倍之多,

在当时的中国,他已经位列超高收入人群了。

然而,这样的生活,

并没有让他觉得高兴,反而令他忧心忡忡,

他追求的,一直是民主自由的思想,

可如今自己过的生活,

却处处透露出官僚等级制度的味道,

这已经不是他的初心所在了。

他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我们这群人有特别的住房、特别的伙食,还有专车……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实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到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难道就这样下去吗?我一直自认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个愿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我愿意晚节不保,让自己蜕变为特权分子?我一向鄙视伪君子和骗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

他不想再这样下去,

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愿景一直是为人民服务,

他不想当特权分子,

那是他最痛恨的伪君子才会干的事。

于是他自己做主,搬离了独立办公室,

取消了专车,还要求工资减半,

甚至把家里的红木家具也全捐给了博物馆。

然而,他的动作不仅没有得到支持,

反而换来了相关部门的谈话。

此时的他并未意识到,自己这一番动作,

将会在他的人生掀起一阵巨浪。

他并未意识到,不久的将来,

在一场红色运动中,

他会从意气风发的自由之士,

再次变成永失自由的囚鸟!

1966年,文革爆发,

起初,他是兴奋的。

这种久违的言论自由的感觉,

让他觉得自己的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他非常积极地参加各种大会,

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

赞颂文化大革命对共产主义的重要作用,

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存在。

在他看来,官僚体制是自由和平等的敌人,

只有一一摧毁,才能真正解放,

实现“自由、平等”的新社会。

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说好的自由和解放,

却只是造反派的自由和解放,

其他人不仅没有自由,

就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这和他当初想的差距也太大了,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心追求自由平等,

更像是披着文革的皮,

去施展一场丑恶的暴力运动。

看着那些被批斗的大人物,

被打得半死不活,围观的人却放肆大笑,

他觉得厌恶且愤怒。

他大声质问当时《光明日报》总编穆欣:

“这样使用暴力真的对吗?”

对方冷笑着回答:

“这不算真正的暴力。”

他觉得难以置信,这种想法太冷酷。

敌人的暴力是暴力,难道群众就不是了?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质问穆欣,

就亲眼目睹了那些被批斗的人,

被架上批斗台,跪在地上,

被人肆意羞辱。

此时已是人人自危的时刻。

然而他却敢仗义执言。

江青和陈伯达来到广播事业局,

他第一时间冲上去说到:

造反派的官僚作风太严重了,

只能他们批评别人,却听不得不同声音。

这句话刚一脱口,江青脸色大变。

他下意识知道,看来自己也要遭殃了。

果真噩梦并没有让他等的太久,

1967年9月,“国际间谍、美国特务”,

一样样的罪名再次如初回到了他的身上,

他又被逮捕了!

被投入秦城监狱,和以前一样,

没有审判,只有一间全封闭的小屋子。

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6年,

而这一次长达10年之久。

而他文革期间在狱中的生活,

简直可以用生不如死来形容。

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我入狱后,

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

监狱外任何传来的声音,

原以为这种精神酷刑不存在了…

看到过道两边一间间大铁锁背后的牢门,

我感觉那是一个个大冰箱,

里面的人正在,

悄没声息地被冷冻,被活埋。”

在暗无天日的小格子里,

热爱自由的他,

失去了整整10年的自由。

而他第一次听到人发出的声音,

是在1976年的一个晚上,

附近公社的大喇叭,

突然传来锣鼓喧天的音乐。

几个星期后,

他在监狱里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声音他太熟悉了,是江青!

他很确定:

“有9年多没听到了,

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

那一刻,他不知道该做出何种反应。

是高兴?还是难过?该哭还是该笑?

10年前,他认为自己有能力,

让这个国家在混乱中重生,

创造和管理民主,可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期盼背后,却是层层乌云,

渺小如他,在时代的混乱面前,

甚至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反而被蚕食掉数十年的光阴。

可悲!可叹!

1977年11月,他终于踏出了牢门,

与世隔绝了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后,

他已经不大会说话了。

一个在中国生活了35年的美国人,

一个深深热爱这片土地,

并倾力奉献的美国人,

竟然在中国近一半的时光,

都是在单人牢房里度过的!

岁月漫漫,此时已近60的他,

已无能为力,是时候回美国了,

然而他无怨无悔,

虽然遭受了人生最大的不公,

1980年回到美国后的他,

仍旧没有背离中国,

还在为他心中那个,

应该美好光明的中国奉献与服务。

他成立了一家中美企业咨询公司,

希望更多美国人去中国投资,

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的新中国。

用他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

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

希望拓展中国业务的很多美国企业,

都争相聘请他担任顾问。

英特尔、Nextel、微软等美国大公司,

都相继成为了他的客户。

他说,“在中国我几乎可以见到,

任何需要见的人,

因为他们都很好奇,都想见我。”

华盛顿风险投资人,

约翰·查古拉(John Zagula),

就曾向他求教,查古拉说:

“如果说他的狱中岁月留下了伤痕,

他也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些伤痕,

变成了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他很智慧,有人脉,而且会用黑莓手机,

他完全跟得上时代,了解世界的动向。”

直到2019年8月24日,

一生命运多舛的他,

在美国离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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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美国人,却有着中国魂,

他是中国的美国人,

他曾说过一句话:

“世界未来的前途看中国。

如果中美不合作,

如果中国搞不好,其它地方都不行。”

他怀着一颗炙热的心,

全心全意奉献在自己的理想上,

在中国,

他遭受了人生最大的不公与伤害,

但他从未对这片热土抱有丝毫恨意。

在那个大多数人跪卧噤声,

明哲保身的年代,

他明知会把自己置于险境,

却也要大声喊出那声“不”!

他用无畏的行动告诉我们,

何为坚守信念!何为坚持理想!


"Image"


壮志凌云,生死不渝!

他是真正的“中国勇士”,

即使他身上没流着中国人的血,

仍旧配得上,

今天我们所有中国人,最崇高的敬意。

斯人已逝,精神不灭,

历史长河必将为他,

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0年李敦白逝世一周年,

致敬!缅怀!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2

旧文章ID:23802

韩方明:建议中美建立新的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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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志娟  来源:新京报

在12月19日-20日举办的2020年宾大沃顿峰会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表示,处理中美关系需要底线思维,底线就是不对抗、不冷战、不脱钩,建议中美之间尽快恢复原有的对话机制,并建立新的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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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2020年11月5日与中国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会面

韩方明提出,分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的政治经济走向有着重大影响,过去的4年中美关系经受了猛烈的颠簸和起伏,2020年初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不是问题的终结,更像是新问题的开始。

“当前总统和行政团队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大家都十分关注,可以预见即使特朗普离开了,特朗普主义大概率不会离开,他执政期间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不会自动弥合,世界不是4年前的世界,美国不是4年前的美国,中美关系也肯定不会回到从前了。”

韩方明表示,面对剧变的世界,处理中美关系需要底线思维,底线就是不对抗、不冷战、不脱钩。从军事角度来看,中美要做到不对抗,为此要尽可能建立对话机制,双方必须达成不诉诸军事的共识。从政治角度来看,中美要努力做到不冷战。两国的有识之士都应该意识到,中美不应该进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斗争,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美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中美关系和二战后的美苏关系不具备可比性。从经济和文化角度来看,中美要努力做到不脱钩,至少不严重脱钩。脱钩不仅有损两国重大利益,也让全世界无所适从,鼓吹中美两国脱钩的理论让傲慢与偏见影响了两国关系,也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多边主义、协商解决争端才是各国应当共同遵守的交往方式。

韩方明表示,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成为美国人民的敌人,中国更愿意做的是和平与发展,为全球合作与发展提供更多选择。同时,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赐,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盘剥掠夺,中美双方这几十年来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不存在谁吃亏、谁占便宜的问题,厘清了这些问题才有助于双方正视争议、化解分歧,继续合作。

从全球层面来看,应对气候发展、疫情以及部分地区紧张趋势等,都需要中美之间的务实合作。尤其是目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不应该是单边主义的挡箭牌,而应该是全球合作的动员令。共担责任、分享抗疫经验,携手共同战胜这场人类共同的灾难才是大国应有的担当,中美除了携手合作没有其他选择。

韩方明建议,中美应尽快恢复原有的对话机制,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共同解决经贸、科技和人文交流等方面遭遇的困难和挑战。要做到不脱钩,近期双方还需要一些动作来弥合分歧。比如,双方的媒体报道都需要更加理性、客观和冷静,需要给予对方投资者平等的国民待遇,需要让分别关闭的两个领事馆尽快协商重开,需要按照规则给拿到录取通知的中国学生们发放签证,等等。“我相信,双方的每一个微小的善意动作总会迎来收获。”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3

旧文章ID:23801

川上人曰:傅高义对中国的十条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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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川上人曰  来源:作者微信公号

傅高义先生不幸辞世,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褒之贬之,持论各异,对立激烈。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现象可以理解,却令人担忧。如果傅高义先生地下有知,恐怕会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吧。笔者不想介入争论,谨从数次采访中摘出部分内容,作为对这位博学而热情的学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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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年7月-2020年12月20日)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一)中国应该和世界接轨

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国才逐渐承认和服从一些全球规则,先后加入了联合国等世界组织,由此真正变成了全球的一个国家。当然,中国和世界接轨的并不是一帆风顺,而且恐怕还得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不知道中国现在喜欢不喜欢和世界“接轨”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中国是应该和世界接轨的。 

(二)一个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实行法治

中国还处于过渡时期,应该增加法律规则。现在中国发展模式的好处是,如果一个领导人想做得好,效果很快显现,比重视法律的欧美国家效率高。不过,虽然欧美国家因为法律规则的制约而效率可能比较慢,但是能够给公民比较稳定的、满意的社会预期。我觉得一个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实行法治。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三)关键是建立约束权力的制度

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权威,因为要保证社会的基本秩序。不过这种权威本身也是过渡性的,它的方向应该是指向建立一套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换句话说,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应该转向制度建设……一个人领导的权力应该是有限制的,不过要做到很不容易。因为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掌权者还想说了算,这不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全世界都是如此,关键是建立约束权力的制度。

(四)狭隘爱国主义是很危险的

对世界负责,也是对中国负责。因为和外国搞好关系对中国也有利,也是为中国也好。爱国主义当然还是需要的,美国、日本都有爱国主义,但是狭隘爱国主义还是很危险的,应该更广泛地考虑问题。邓小平那种能考虑全球事务的眼光和心怀,现在仍然没有过时。中国需要善于和世界打交道的领导人。 

(五)理解历史,直面历史

中日两国间存在一些基于历史的严重问题,两国人民对历史有着复杂难解的感情纠葛。如果不先讨论历史,就无法对中日关系有一个公允的评判……我深信,理解历史,直面历史,对那些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领导人是有用的。他们可以善用共同的文化遗产,一起来解决问题。 

(六)中日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合作

如果中日关系处理不好,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幸运的是,双方都努力防止冲突失控,没有酿成不可挽回的事端。经过数年的克制和调整,双方逐渐适应,并逐渐平静了下来……在我看来,(中日)两个国家轮流称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强国,塑造了对方的命运。两国关系比人们意识到的要密切得多。以史为鉴,为了两国利益,今后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合作。 

(七)学习日本经验,汲取日本教训

中日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从近代以来主要由日本主导,变成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主导。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很大,但还面对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需要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比如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覆盖全民的社会服务安全网络、转型为消费导向的服务经济、建立世界级的高科技部门,等等,日本都做的不错。人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保障、社会治理、社会和谐度,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一。另外,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也给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提供了一面镜子:国家富强后,一旦支持军事扩张的力量强大到无法约束时,最终可能会导向灾难。

(八)研究如何做“好邻居”

中日关系的诸多情绪归根结底来自对历史的看法,除非处理好由历史问题造成的情绪反复,否则两国很难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稳定的基础上。既然中日两国是谁也搬不离的“永远邻居”,那么双方就应该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邻居”的方式方法。历史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被政治利用成为问题。在20世纪,政治家在寻求更广泛的民众支持时诉诸爱国主义和历史恩怨的做法,可谓根深蒂固。希望新世纪的政治家面向未来,抛弃落后的做法。 

(九)向本国国民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历史叙事

当下关于中日关系的讨论,都集中在两国关系中不幸的一面,对于积极的一面却关注较少,比如两国间大规模文化借鉴的时期。如果国家政策允许,这些共同之处可以成为两国未来继续合作的基础。通过向本国国民提供更完整、更准确的历史叙事,以及对当下的两国关系进行更持平的讲述,专家们可以帮助国民更好地了解中日间长期的、互相交织的历史,以此方式承认彼此学习的程度之深,并呈现彼此合作的正面经验。 

(十)应努力争取中日“政暖”

中日之间因为历史问题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如此之深,迅速滋生信任感并成为亲密朋友是不现实的。这可能是未来几十年的目标。接下来十年的合理目标,一方面要用新的、建设性的视角看待历史,另一方面应该是以直接、坦率、务实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使两国可以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不必奢望中日两国能够迅速享有“政热”。但如果两国能继续扩大合作,达到“政暖”是可能的。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3

旧文章ID:23800

彭胜玉:应大幅降低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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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胜玉  来源:中美印象

  奥巴马在给美国如何打压中国如何对中国动手的事情上,奥巴马在新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美国的“霸权”来自于三个方面————美元、科技和军队。因此,对付中国也必须从这三个方面着力!奥巴马说美国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打击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必须趁其羽翼未丰之际,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除此之外,对于中国的科技打压和军事封锁,一刻也不能“停歇”。如有必要,“中美科技与军事脱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奥巴马说,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可以说在“300年的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是绝无仅有的。这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挑战。”

  美元、科技和军队,势必将是美国的三个重点打压中国的方向。但是,当今年代,核武器让战争难以发生,常规武器和军队的军事围堵,更多是在做无用功,其想给予中国的军事威慑,已经完全起不到军威慑效果。故美国对军队的使用,对强大的军事能力的发挥,中国千万不能随其起舞针锋相对,在军事方面,不妨晾着他,在那做无用的军事围堵我们不要太过在乎和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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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这个牵涉到经济贸易,也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沉淀铸成。不是一朝一夕能瓦解美元的霸主地位。这个不必急于一时。

针对科技的打压,中国要明白一个道理,要区别“能满足使用需求”及“在世界领先”,现在的百姓使用的科技,已经可以很好满足百姓生活需求,不是世界最先进的,也不会影响百姓的生活。军事和制造领域的科技进步,我们很多的薄弱之处,并不是因为我们曾经努力研发没有研发出来,而是很多领域我们之前能购买外国的,所以没去没去花大决心大努力去研发。假以时日,这些比原子弹氢弹航天研发要容易的多的领域都能一个个突破。

  中美军事脱钩,按当前的现状看,其实已经是脱钩的。科技脱钩,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间,势必是美国最积极推动的。美国对中国最大的防范就是中国向美国学习先进技术最后在科技方面赶超美国。这体现的是美国对与中国的科技竞争的不自信,也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日益肯定。

  那么,美国没了对中国的较多重大利好,中国又何必太把美国当回事呢。

  中国应认真考虑降低,甚至大幅降低,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大幅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关注度。美国在世界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美国,对中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一个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的美国,一个把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国,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太在乎它,太看重它。和中国搞对抗的美国,中国应降低其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考虑重要性。

坚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这是以我为主的核心。当前,国内确实存在一股太过在乎美国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情况。这个必须要警惕。

  当前国内上上下下狂热关心美国的根源确实值得研究,中国上下现在确实过于在乎美国的一言一行了。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德国,俄罗斯,现在国内干什么其国家领导说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关注。说明的还是中国太在乎美国。国内对美国的太在乎,不利于我们掌握中美关系的主动。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扭转这段关系的前提,那就是,中国,不要太过追求和美国搞好关系。

  中国为什么要太过追求和美国搞好关系?笔者认为,完全犯不着。既然中国已经犯不着太过追求和美国搞好关系,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太过在乎美中关系。

中国最大的软肋,每年进口量超过石油的芯片,如今已经被美国彻底掐断。那么美国对我们还有多少太大的价值呢?难道我们还盼着和他搞好关系为的是让美国在芯片领域放开封杀?绝不可有这种想法。华为被全方位封杀后,日前,中芯国际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涉军企业名单。中芯国际被美国列入中国涉军企业名单后,美国对中芯国际的封锁进一步加码。迄今,中国芯片企业已被美国彻底逼到了墙角,中国的芯片企业肯定将面临一段难熬的日子。不过,既然没有退路,只有通过抱团来应对美国推动的芯片围剿。诸如芯片等各方面,中国最需要美国的地方,我们已经得不到,那么美国就失去了我们太过在乎他太过重视他的价值和理由。

  中美贸易也是如此。中美贸易的价值和芯片科技领域的价值是一样的。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关税够高了吧。但是美国人没有明白的一个中国对美贸易的特点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没有什么领域是特别的大宗领域,出口到美国的,是各行各业,零零散散一点点堆积起来的货物总量,而且基本都是民用生活领域。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它们是美国百姓必须的,但不是中国发展所必须的。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也显示,贸易战对美国减少外贸逆差几乎没有作用。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12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0月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增至631亿美元。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出口环比增长2.2%至1820亿美元,进口环比增长2.1%至2451亿美元。出口增长主要因飞机发动机出口增长拉动,进口出现增长主要由于汽车零部件和家用电器进口的增长。今年前10个月,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总计达5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5%。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在10月降至183亿美元,是自2012年8月以来的最低值。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下降20%,尤其在教育和旅行方面。据彭博社报道,10月赴美旅行游客消费总额为40.7亿美元,不足今年2月的三分之一。在货物贸易方面,美国10月逆差增至814亿美元。由此看来,美国以提高关税来发动的贸易战,对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同时,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全球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布局有着深厚的基础,并不容易改变。

  美国在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中国不把美国太当回事,降低其在中国发展和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将让中国发展更轻松更自信。一切的痛苦都是太过在乎。中国不太在乎美国,中国将减少极大极多的纷扰。

  美国疫情肆虐深重已经将近一年,其国内经济已经大幅萎缩。百姓收入随着失业的严重也大幅下降。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连续5个月下降。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11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新增24.5万人,连续第5个月增幅下滑,预期46.9万人,前值63.8修正为61万人;11月失业率为6.7%,预期6.8%,前值6.9%。美国11月就业参与率61.5%,预期61.8%,前值61.7%。平均每周工时为34.8,预期34.8,前值34.8;平均每小时工资同比增4.4%,预期增4.3%,前值增4.5%;环比增0.3%,预期增0.1%,前值增0.1%。目前美国就业方面所面临的情况是,就业改善因财政政策缺位而持续放缓,而在此过程中又再次遭受到了卫生事件的冲击,这使得本就改善动力不足的就业市场显得更为艰难。3月和4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合计减少了2120.1万人,而从7月到11月累计恢复了1198.7万人,仍有近一半就业岗位尚未恢复。美国11月非农数据表现疲软,在新冠疫情愈演愈烈之下,岗位招聘速度也受到明显影响。目前美国就业方面面临的情况是,就业改善因财政政策缺位而持续放缓,而在此过程中又再次遭受到卫生事件的冲击,使得本就改善动力不足的就业市场显得更为艰难。

  美国自身虽然面临疫情严重肆虐,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的情况,却仍然想仿设法“给中国伸黑脚使坏中国”不让中国好好发展,这种恶劣心理的美国,又有什么值得中国努力和其发展关系呢?

  十年之内中国的经济体量极大可能将超过美国,但是超过美国后,中美相差的不大的阶段也将持续一段时间,故美国打压中国会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什么时候厌倦了,疲乏了,觉得没啥意思了,方能更好的合作共赢放弃打压。目前的中美所谓的制度之争,地位之争,科技之争,地缘政治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都是托词。这些方面,都只是他们“能伸出脚能使上坏”的地方,所有的所有,都是望你不好。竞争,是比谁更好。犹如赛跑,谁快谁好。而现在的一切,是美国这个领先的人在各种办法要绊倒追赶者中国,不让中国正常跑。美国的思维,现在不是想比中国跑的快,而是使坏要让中国跑不好跑不成拿脚绊拿手推,就是想让中国摔跟头。美国人,现在思考的压根不是竞争,而是在各种办法各个方面使坏,哪里能拖中国,哪里能让中国不好,哪里就是他们的行动方向。所以这些表面的美国重点“绊脚使坏”的方面,中国切不可掉入陷阱,中国越在这些表面的“制度之争,地位之争,科技之争,地缘政治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方面着力,越将掉入陷阱,越将掉入泥潭,越将实现美国想要的。为了不掉入美国进攻中国的这些方面的陷阱,最后的办法,就是不要太在乎他,不要太把美国的言行当回事。我们不重视他,就能做到不跟着他的步伐走,就能做到不掉入他给中国伸黑脚挖的各种陷阱。

  中国要明白,我们的善良,换不来人家的尊重。我们的太过聚焦,得到的只会是我们的被动。中国要有这个蔑视美国影响力和能力的自信。

  只有实力,才能让美国这样傲慢的国家低下头主动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提高14亿国民收入,好好发展国内14亿市场,做成全球最大的市场,才是让全世界国家期待交好中国的根本。

  中国应认真考虑,降低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这个把打压中国当做头号任务的美国,已经对中国没有太多的价值值得我们去积极主动发展关系。(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文章中的观点完全是作者的,不代表本站任何立场。】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3

旧文章ID:23799

William Overholt: Remembering Ezra Vo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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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illiam Overholt  来源:网络

Ezra Vogel, Harvard’s leading scholar of East Asian studies, passed away at the age of 90 from complications of a canc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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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el grew up in a small Ohio town and attended a small Methodist college, Mount Union, not a promising launching pad for a future academic superstar. But he made his way to Harvard then Yale, then a long career at Harvard. He trained as a sociologist of the family but mastered Japanese and Chinese and became a polymath East Asia expert drawing from all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He had an instinct for cutting at the joint. He wrote the most interesting book about the lessons of Japanese success for the world, then a pathbreaking book about the beginning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His many books included a million-seller biography of Deng Xiaoping when Vogel was 83 and a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hen he was 89.

Vogel was an extraordinary mentor. When he retired, hundreds of his former students came to the celebration. The gala had a day for sociology panels, a day for China specialists, a day for Japan specialists. Most of the leading U.S. journalists on Asia seemed to be his students. Also numerous were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foreign students whom he had nurtured and organized. Harvard’s then-President Derek Bok said he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outpouring.

Why the enthusiasm? My experience may illuminate it, not because I was special but because this was archetypical of Vogel’s devotion to his students. I came to Harvard to become a mathematical physicist, but in my freshman year I took Vogel’s course on Chinese society and found myself enchanted. I majored in Social Studies instead. In my sophomore year, I applied for Vogel’s graduate course on Chinese society.  30 grad students plus myself wanted in, but Vogel could only take 10. Unlike Kissinger, who started by telling all the undergrads to leave, Vogel asked each of us to explain why we wanted the class. I said that Aristotle, Marx and Weber had all explained persuasively why you couldn’t organize peasants into a political force, but Mao had done what they said was impossible. I wanted to understand why the great sociologists were wrong. Vogel accepted me and nine grad students. He liked my paper, so the following year he got me grants to do a senior thesis on why Mao’s techniques didn’t work in the Philippines. The theoretical work from that paper became my Yale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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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nty five years later, Vogel lectured in Hong Kong, where I was working, and I asked him to critique a short paper I had written on “The Rise of China.” I expected him to return it with a flood of red ink. Instead, two letters came. Widener Library wrote that Vogel was making the paper required reading in a course that counted for the Core Curriculum; would I charge royalties? (Of course not.) The deputy head of W.W. Norton publishers wrote that Ezra had shown him the paper; he assumed I would turn it into a book (I had no such plans) and would appreciate it if I would accept the enclosed book contract and check to ensure that Norton could publish it. That book, which came out in ten languages,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a second career for me.

Nine years later, when I had tired of investment banking, Vogel brought me back to Harvard and midwifed my transition back to the academic/think tank world.  In return for all this, Vogel got nothing except my gratitude. Like many others I was his student for a lifetime.

Vogel’s retirement party provided one more insight. He was clearly at the height of his powers, so I asked him why on earth he would want to retire. He said, “It’s Important to give younger people a chance at the big salaries.” He happily drove his ancient Toyota while ensuring that the “big salaries” went to younger scholars. Characteristically, he devoted all the very substantial royalties for his Deng Xiaoping book to Mount Union College.

Vogel was an institution builder. He founded Harvard’s Asia Center, started the undergraduate concentration in East Asian Studies, organized the Regional Studies East Asia masters degree program,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developing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founded the U.S.-Japan program. When the Asian Crisis of 1997-’98 occurred, he founded Asia Vision 21, which for the following 18 years was the leading global forum on Asian development and geopolitic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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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f Vogel’s institution-building success was his instinct for addressing the right issue at the right time, but much of it was his personal  approach. Five years ago he decided that Harvard and the country needed a platform for leading China specialists to address a broad audience. In founding the weekly Critical Issue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which became possibly the most popular weekly public forum at Harvard, he formed a committee of three of us, himself, Prof. William Hsiao of 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yself. Then he did almost all the work himself but spread the credit around.  Embarrassed by his undeserved generosity, I leaped at any opportunity to help out.

Informally Vogel was a diplomat. He painstakingly cultivated a self-presentation of modesty, professionalism, warmth, and total attentiveness that enabled him to talk with just about anybody about just about anything. Thus, for instance, at the time of the greatest Sino-Japanese antagonism over interpretations of World War II history, he was able to bring leading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together in dialogue. Leaders in Japan, China and South Korea welcomed him and listened. Behind the scenes, he influenced events.

Because of his personal modesty, people who did not know him well may not have perceived his greatness. Because of his eclectic methods and disciplines, in a world of academic hyper-specialization his contributions were not always fully appreciated. It is therefore imperative for those who understood his reach to ensure that he is remembered.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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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12月11日-12月20日)

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91期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780万,日均增加20多万,死亡人数31.78万。12月12日和19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分别批准辉瑞公司和BioNTech的合作疫苗以及莫德纳(Moderna)公司疫苗。12月14日,美国启动了首批新冠疫苗接种,拉开了1950年代小儿麻痹症疫苗以来最紧急的大规模免疫接种行动。12月17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当众接种了BioNTech/辉瑞疫苗。

12月19日,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例,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确诊病例过千万的国家。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20日说,英国新冠病毒新毒株传播情况 “失控” ,该病毒的新变种目前被认为比原始毒株的传播性高出70%。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0日证实,英国以外已有至少三个国家发现了与这种变异新冠病毒相关的确诊病例,其中,丹麦出现9例,荷兰和澳大利亚各出现1例,目前至少26国对英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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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太平洋威慑计划”尤其引人关注,宣布启动湄公河虚拟水位监测站项目,将中芯国际等60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特朗普正式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美国能源部长签署命令禁止美国关键国防设施从中国进口特定的电力系统产品。

美国选举人团正式投票选出拜登担任下一任美国总统,国会议员就9000亿美元新冠纾困法案达成协议,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重申中国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中国发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中澳针对煤炭、铁矿石、大麦等问题产生了新一轮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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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

——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分别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法案在诸多方面涉及中国,新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尤其引人关注。这项年度国防授权法将在2021财年提供740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内容涵盖军人薪资、装备采购和外交事务等各个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法案投票前说: “法案将让我们的部队做好威慑中国的准备,并在印太地区展现强有力的姿态。”

12月12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强调,中国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2020年12月12日,是《巴黎协定》签署的五周年纪念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就任总统的首日,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我将立即开始与全球其他国家合作,竭尽全力开展工作,包括就任总统100天内召集主要经济体国家领导人,举行气候峰会等。” 2020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成为迄今为止唯一退出该协定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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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就美国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中国籍新闻助理范若伊(Haze Fan)遭北京当局拘留事件发表声明,敦促中国立即释放所有因报道活动而被关押的记者和公民。今年8月,中国还拘捕了为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担任财经主持的华裔澳大利亚公民成蕾,罪名也是涉嫌从事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的活动。

12月14日

——美国资助的一个利用卫星跟踪和公布中国湄公河大坝水位的项目宣布启动。湄公河大坝监测站部分由美国国务院资助,利用穿云卫星的数据跟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坝水位。运作这个虚拟水位监测站的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智囊机构史汀生中心。美国的研究称,中国的水坝蓄水损害了下游国家的利益,那里有6000万人依赖这条河捕鱼和耕种。而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同意与湄公河委员会(MRC)分享水资源数据。

——美国选举人团正式投票选出拜登担任下一任美国总统,拜登最终获得306张选举人票,现任总统特朗普获得232张。同一天,不认同特朗普选举舞弊指控的司法部长巴尔提交辞呈。

——澳大利亚参议员、也是前任联邦资源部长马特·卡纳万(Matt Canavan)呼吁,在中国对澳洲葡萄酒、牛肉、海鲜、木头和煤碳等不同产品加征关税或禁止入口等措施之际,堪培拉(也称坎培拉)应该采取反制措施,对铁矿资源采取惩罚性征税。

12月15日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引述中国官媒的消息说,中国发改委以稳定国内煤价为由,将战略性减少高价煤炭的购买,限制在每吨97.8美元以下,亦容许中国发电厂进口煤矿的采购不用限制通关,但澳大利亚除外。澳大利亚煤炭将受到北京当局非官方禁运。莫里森说:“如果真是那样,那显然是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我们自己的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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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

——澳大利亚宣布将就澳洲大麦遭中国征报复性关税向世贸起诉,要求世贸组织对中国征税80%的合法性展开调查。

——美国白宫新闻处发布特朗普签署的备忘录,以国家战略的形式要求美国政府组织科学研发,使美国有能力在太空中使用核能。这份被称为“太空政策指令6号” 的文件确立了多个具体目标,包括在2027年底前在月球表面建立核电站、使用核能技术探索火星等。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 Davidson)海军上将发表一份声明说,按原定计划,中国将参加在12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 MMCA)相关的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海事安全。美国军方严厉抨击中国爽约,称这是“中国不遵守协议的又一个例子”。但北京回应说,美国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从1998年以来,美军与中国军方定期会晤,就海上安全机制协议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12月17日

——美国能源部长丹·布鲁耶特(Dan Brouillette)签署命令,禁止向美国关键国防设施(CDF)供电的电力公司从中国进口特定的电力系统产品,声称此举旨在保护美国安全免受网络等形式的攻击。这项命令将于明年1月16日生效。

12月18日

——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对2021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会议指出,要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要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列入“实体清单”。这次被列入实体清单的有60家是中国公司。中芯国际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它在购买某些美国技术方面将受到限制。它必须要求美国出口商向美国政府提交出口许可申请。任何用来生产10纳米或者10纳米以下芯片的商品都不大可能通过审批。王毅敦促美国停止过度使用国家安全的概念和“任意压制中国企业” 的做法,敦促美国 “用对话和磋商取代制裁” 。

——特朗普正式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这项法律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证明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或持有股权;若企业连续3年不配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U.S.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PCAOB)审查,将禁止企业的证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这将会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在美国监管机构不被允许审核其财务审计材料而面临摘牌威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过视频参加了与非政府组织美国亚洲协会的线上交流,谈及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现状,走向,前瞻,和问题。 他提出以下的缓和解决途径:放弃执意改造中国,不干涉内政,停止贸易战,媒体战或者其他什么战,与东盟各国商谈规范各方海上行为,尽快取消人文交流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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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

——中国商务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将针对投资军工、军工配套等关系到国防安全领域,以及在军事设施和军工设施周边地域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此外,对有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基础设施、能源和资源、运输服务、金融服务、资讯技术、关键技术等重要领域,并取得投资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外商投资案必须接受安全审查。安全审查办法将在公布之日起30天后正式施行。

12月20日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宣布,美国国会议员已就9000亿美元新冠纾困法案达成协议,旨在为政府提供资金并提供长期的新冠救助。这个救济计划包括延长失业救济,向大多数美国人直接发放现金以及用于学校和疫苗分发的资金。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经济刺激计划,仅次于2020年3月,两院通过的2.2万亿美元救助法案。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国会议员预计将批准一项19亿美元拨款,用于资助电信商移除华为、中兴等具国安风险之电信网路设备。该计划列入联邦政府年终支出法案和新刺激法案之内。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3

旧文章ID:23797

胡小江:怀念我的博士导师傅高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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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小江  来源:澎湃新闻

今天(12月21日)早上陆续收到朋友发来的消息,得知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Ezra F. Vogel(傅高义教授)去世了。这个消息本不应该让人意外,毕竟他已年近九旬,这个时刻终究会到来。但熟悉他的人都感到突然。我不能说别人的感受,但起码在我的潜意识里,以他那般的精神头,他会永远生机勃勃地活下去。于是我们觉得九十岁的他,还是走得太突然。

哈佛社会学系的中国学生,从来不叫他“傅高义教授”。中国新生刚入校时,大概会尊师重道地叫一声Professor Vogel,但很快,所有学生,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一律称他Ezra。所以听到人提起“傅高义教授”,我们这些学生的脑子还要反应一下,“哦,是Ezra。”那些称他为“傅高义教授”的人多是哈佛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政府官员、媒体人等等,他们的目光会集中于“傅高义教授“事业中的宏大层面。作为他的学生,我只想写写我认识了二十多年的那个Ezra的一些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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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社会学中国学生在傅高义家中聚会(2003)

(一)

Erza在1990年代后期从政府部门重返学术界并回到哈佛校园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了。他的研究在中国和日本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亚洲政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踩在学界与政界的重合之处。然而二者之间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却并无定论。其内在张力永远存在,在美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作为社会学系出身的博士及社会学系的教授,Ezra却对美国主流社会学界流行的种种理论范式(包括基于中国或日本社会实践总结出的理论)不关心,不在意。他的名声在外(学术圈之外),也引起了美国社会学中一些学者对他的不认同,认为他没有理论建树。他的演讲也是类似风格,引用很多材料,令人佩服他的功夫和记忆力,就像最近经常被提到的钱锺书先生一样,但他并不进行理论的总结或者抽象。对于不熟悉或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人,会感觉不太适应。

但Ezra并不在乎这些质疑。他在职业生涯中晚期去政府部门工作了两年,切身感受到不同“世界”的巨大差异,也主动地融会贯通。他给本科生上大课时,专门讲到他在政府工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学会如何把一个学术观点或者研究发现,用仅仅一页纸写出来,类似于他在政府工作时给上级部门写的briefing(简报)。所以他给学生留的作业大多是这种一页纸的东西。看起来很短很容易,但对于动辄下笔千言的哈佛学子来说,却很不好写。但可以想见,能够写好这种briefing的学生,日后在学术圈以外会更加得心应手。

Ezra在中国和日本政界有很多联系,认识很多要人。中国官员去哈佛大学“朝圣”的一个固定动作,就是拜访一下大名鼎鼎的傅高义教授。Ezra知道“他山之石”的价值和“外来和尚”的作用,也很乐意发挥这样的作用。我记得某个部委的人来拜访,我去帮忙翻译。他们向Ezra请教中国如何更好地做慈善和公益方面的事情。Ezra于是介绍说,美国有一种现象叫“非政府组织”,很有效,云云。我听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已经使NGO登上了中国的舞台,但NGO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很是无奈。没想到那次访问之后,很快看到原来附属于政府的一些单位改制成为了NGO或者GNGO,然后这两个词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从新闻中可以看出,从上至下推动这个举措的就是上次访问Ezra的部门的人,他们在新闻中引用着傅高义教授的话。我则无意中成为这个节点的历史见证人。回想此事,我看到当关键性人物能够起到桥梁作用,那么在某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就有可能在他国激发出全新的改变。

这岂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孜孜以求的学术对于社会的relevance(相关性)?

(二)

Ezra出身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上的犹太人家庭。犹太人这个身份对于亚洲国家的学生来说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但说中国人是西方的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人是西方的中国人,则在暗指两者之间有着文化上的相似之处。Ezra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会连带介绍此人的家庭背景,父母是做什么的,家族里有哪些名人等等。这个做法在美国的大学里并不常见,甚至在中国的大学里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年轻的学子都在拼命设法在家庭身份之外,证明自己的独立的存在,建立基于个人成就的价值。我曾经不太习惯他这个做法,觉得这个方式对来自于普通或贫寒家庭的学生并不友好。后来看多了历史,看到在中国历代科举考卷上,每个考生都必须写出本人的列祖列宗三亲四戚,看到阿拉伯民族的姓名是由一连串祖先名字所构成,慢慢对他的这个习惯有了同情的理解。

Ezra的书都是用多年积累的材料写成的,谁也不清楚什么时候算正式开始,什么时候会完成。他紧锣密鼓地为《邓小平时代》做准备的时候,我正在哈佛。作为一个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留学生,我当然很愿意为他的研究做点事。具体做了什么也记不清了,也不外乎找资料、做翻译、梳理背景、讲讲我的想法之类。在我学成回国后若干年之后的2011年,得知这本书出版了,后来被译为中文。间或有认识我的人读了此书,来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出现在书中的访谈人物名单上。我对Ezra这个的举动非常意外。我当年帮他做的事很小,小到连自己都记不清,绝对谈不上重要。可能是当年我真心真意地希望帮他把此事做成,他多年之后还记得我的心意。回忆起来,这确实是他的风格。记得2000年在他退休庆祝会上,他发言时重点感谢了三个人,一个当然是相濡以沫的夫人,一个是谁我记不得了,还有一个是费正清研究中心当时的行政助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非常能干的女士。在国人看来,帮中心老领导组织退休庆祝会,本来就是行政人员的分内之事。那位女士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退休仪式的主角郑重其事地感谢。后来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对自己的同事、学生、单位的行政和辅助人员,以及对每一个出于善意帮助过我的人,我心里都怀着真诚的感谢。

(三)

Ezra人到中年时才开始学中文。他阅读资料是可以的,但如果想用中文说出复杂的意思就比较困难。没想到,为了做好中国的研究,Ezra年纪一大把了突然执着地要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最开始他是请中国学生给他上中文课。我因为有一些经验,也去教过他。我找了一些文学刊物,如《收获》《当代》《小说月报》之类,让他朗读其中关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小说。他逐字逐句地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发音不对的字、不理解的词、或者一语双关,话里有话的情况,我就给他纠正和解释。一篇一篇读下来,进步很大。记得有一篇关于中国县乡官场文化的小说特别有意思,里面各种“说话听音儿”、话里有话、指桑骂槐、一字千言,只有对中国社会有透彻了解的人才能读出其中的妙趣。我虽然不能肯定Ezra是否读懂了,但他起码没有对小说的情节表示疑惑不解。我特别记得那次为了解释文中“嗲”字的发音、含义和适用情境,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我教他中文,虽自认为要求很严格,但潜意识里仍然觉得Ezra作为一个外国人,中文学到这份上已经足够了。再说他六七十了,也不会去考汉语水平考试,真没必要给他鸡蛋里挑骨头。后来我去做田野调查不能继续教他,他居然聘了一个专业的“对外汉语”老师,大幅度地增加了学习中文的时间。那个老师是个很敬业很严格的女孩,对于不准确不规范的中文毫不留情。有一次她跟我谈起Ezra学中文时常见的错误。比如110作为数字(而不是号码)时,规范的汉语普通话读法是“一百一十”,但母语是英语的人往往会读成“一百十”。小老师几次三番给Ezra纠正,但老头不长记性,就是改不过来。有一次他又说成“一百十”,小老师生无可恋地一声长叹,表示认输,老头这次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重新读出“一百一十”。我因为很少听他用中文讲话,不知这个问题是否最终纠正过来了,但心里忍不住想,如果他在110岁时,把自己年龄说成“一百十”,小老师会被气死吧!

(四)

Ezra退休以后,并没有“告老还乡”。聚会时大家夸他:“你看起来很棒!”(You look great!)他则开玩笑地回应:“如果人家都在跟你说‘你看起来很棒!’就说明你已经很老了。”话虽是这么说,但他真的不觉得自己老。他好像没有颐养天年的计划。他每天很早起床,去查尔斯河跑步或骑车,冬夏无阻。每月一次的社会学系中国学生学者在他家的聚餐一直雷打不动地延续了二十年。他的书一本本出来,还有几个研究是“正在进行时”。很多著名政治家在退休之后靠讲座挣钱,并借以保持与社会的联系,我猜想他也是其中之一(应该的!)。每逢国际大事发生,就会看到中国媒体对他的采访。几年前他在媒体上提醒中国要以日本为戒,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作为日本研究专家,他深刻地知道不加控制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将国家引入何等的灾难深渊。这是一个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和善意的老人的肺腑之言。而最新的采访则是关于新冠疫情的。

他家住在哈佛校园旁边,经常有哈佛的学生社团请他去讲座。对于来自学生社团的邀请,他几乎有求必应。虽然以他的阅历和积累,这样的演讲不用做很多预先的准备,但还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有的社团有一些活动经费,会主动提出给讲者一些讲课酬金(honorarium),以示谢意。对此Ezra从来都是拒绝的,并且他想当然地认为其他人也都跟他一样是拒绝的。他有一次很惊讶、很不解、很生气地对我说:“听说有的教授给学生做讲座还收钱?怎么能收学生的钱呢?学生社团能有什么钱呢?!”他虽然在校外活动的报酬很高,但服务于学生对他则完完全全是一个教授的分内之事。他始终保留了对于校园净土的虔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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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江在博士论文通过庆祝会上与傅高义合影,摄于萧庆伦教授家中(2004)

(五)

我最后一次去哈佛是十年前。有一天晚上下大雪,我路过Ezra的家,想顺便拐进去看他一眼。我没有提前打招呼,他家里也黑着灯没有人。下大雪的晚上,80岁的他会去哪里呢?估计又被哪个学生社团请去讲座了吧。我站在房子外面,看到他的自行车依然停在房檐下那个熟悉的位置,还是那辆旧的公路自行车,细细的轮子和高高的车架上沾着不多不少的泥点,但是车把和车座上并没有任何灰尘,显然是一辆经常在路上的自行车。于是我知道Ezra一切都好。我安心地转身离去,想当然认为他就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哪天一不小心就活到了“一百十岁”。(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2

旧文章ID:23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