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洪君  来源：察哈尔学会

编者按：本文为察哈尔学会首席专栏作者、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10月3日在中美数字经济智库对话上的即席发言。中美关系当前状态和未来走向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紧密联系，两国专家开诚布公地探讨双方在数字经济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提出化解分歧与危机的办法，有助于实现互益的、安全的、可持续的、并能全球范围内发挥引领作用的数字经济合作新格局。

(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覆盖人生活各个方面，发达国家捷足先登优势明显，中国后来居上成就斐然。

数字经济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数字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数字化，催生许多新的经济形态，因而形成一系列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概念。由于数字经济的发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的普及密切相关，人们通常也把数字经济等同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因而又有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之说。

信息技术的发生和发展，特别是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只有短短几十年历史。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生产到交换，从学习到工作，从生活到战争，如今已无一例外地数字化了。信息技术无时不有，数字经济无处不在。近年来遭遇挫折但依然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数字经济全球化。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数字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进步与发展，从经济技术角度讲，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数字化不断推进并持续发展的过程。与此相关联，我们讨论全球治理，也不得不把目光越来越多地聚焦到数字经济合作与数字经济治理问题上来。

美国和欧盟国家的信息技术总体起步早，数字经济发展快。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都在创新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为基础，各个产业相互融合，联动创新，一系列新的商业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应运而生。近几十年些来一直在努力寻求现代化发展之路的中国，自然也不会落后。

据统计，到2015年时，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规模已经超过11万亿人民币，网民数量达到7亿之多，规模位居全球之首。在当年全球市值排名前十位的互联网公司中，已有3 家来自中国，这就是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此外，还有一大批新的中国科技公司，譬如华为和中兴等，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电子通信企业。由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一系列新技术，全面融入产业创新和升级转型的各个环节，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运行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换言之，数字经济不但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大大地改善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同时也显著提升了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整个国家的管理现代化水平。

目前，中国在网民数量、网络销售总额、移动互联网发展速度，特别是电子商务、移动支付、跨境支付等方面，已明显领先于世界。在4G移动网络建设、5G网络标准研发制定方面，也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中国建立的“数字丝绸之路”地球大数据平台，研发出有关资源、环境、气候等专题数据集94套、自主知识产权数据产品57类、共享数据超过120万亿字节。

(二)中方主张将数字经济引入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并在全球开展更加广泛的数字经济合作。

从总体看，美国是当今世界数字经济第一大国，中国还只是第二大国。据2019年统计，美国数字经济总规模达13.1万亿美元，中国相应的为5.2万亿。考虑到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和质量，与美国相比显然还有很大差距。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更热心于倡导和推进全球数字经济合作。

大家都记得，2016年9月G20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时，习主席就已经明确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2017年5月，他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又表示：“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当年10月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浙江乌镇召开时，习主席在贺信中再次强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

2019年10月，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河北省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意在引导数字经济全球合作，使其成长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加速器”，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各方在数字经济领域合规竞争的创新高地。习主席高度重视此次博览会，他在致数博会的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他希望与会代表深化交流合作，探讨共享数字经济发展之道，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当年11月，习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又指出：“我们应该把握改革创新的时代机遇，深入推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在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不断打造合作成果，助力五国经济发展，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一周之后，新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时，他对前来参会的外国客人指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果。创新成果应惠及全球，而不应成为埋在山洞里的宝藏。”

可见，中国不仅主张在南南合作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纳入数字经济，同时也主张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开展数字合作。对于中美两国的数字合作，中方认识更自觉，观点更明确，立场更坚定，态度更积极。因为中国意识到，中国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突飞猛进，归根结底得益于我们与世界各国，包括与美国长期开展的互利合作。没有信息技术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对外开放与合作，不仅中国的信息技术、中国的数字经济没有今天，就连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也不会有既令中国人倍感自豪，也让国际社会由衷钦佩的发展成就。这也是我们坚持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合作、互利合作，坚持与整个人类社会联动发展、共赢发展的认识论前提。

(三)中美两国对数字经济引发的安全问题认知不同，美方对中方进行技术封锁和打压有违时代进步潮流。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中美双方对数字经济以及数字经济合作的方式与路径等问题，理解完全不同。美国讲数字经济时，特别在意网络安全、企业信息、知识产权以及个人隐私等问题，总是担心对外开展信息技术交流与数字经济合作，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这样的担忧，实际上不仅美国有，欧洲也有。俄罗斯、中国何尝没有?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去年5月我在斯洛伐克参加第十四届全球安全论坛时，一位欧洲人士当面质问谷歌公司欧洲地区领导人：你们这些网络巨头对虚假信息泛滥负有重大责任，50亿罚款缴纳没有?那位谷歌公司领导人没有回答。这说明，信息安全是个全球性话题，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性挑战，也是全球治理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拨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因网络安全或者说信息技术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2016年即已多达4500万美元。中国人口多，国情复杂，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还严重存在。网络安全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样是与日俱增的。有专家统计，中国每年因数据泄露、勒索软件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通常为600亿美元左右。为了打击网络诈骗之类的数字经济犯罪，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2017年，中国通过了《网络安全法》。此后，多部委又联合推出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开始进行多方面整顿。不久前中国外长王毅外长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管控数字经济进程的政治理念，同时也表达了中方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数据安全合作的真诚意愿。

在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强劲发展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应因为担忧信息技术可能引发安全问题、担忧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从而放弃对外交流与合作。在中国的古老哲学中，“因噎废食”始终是被当作笑话来谈论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是作为负面经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中美两国在信息安全、网络管控和数字经济领域，曾经有过交流与对话，甚至还形成过一些共识，实施过一些富有成果的执法合作。

遗憾的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在信息技术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封锁，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围绕华为公司的5G技术，美国正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围剿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反华统一战线，并且接连不断地推出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高等院校、政府官员和科研人员进行所谓制裁的清单，甚至强行阻止美国公民和企业使用中国公司开发的APP软件。这些举动不仅对中美双方，对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可悲的，也是非常不幸的。包括中美两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司因此蒙受了始料不及的和不该蒙受的重大损失。

(四)在数字经济领域寻求共识开展合作，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共同期待，也是双方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今年以来，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世界经济出现衰退并且有可能持续很长时期，但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却有了更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合作，整体提升经济活动对人类社会的综合价值。中美两国有必要也有义务共同倡导和推进全球网络安全合作和数字经济合作，这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共同期待，是时代赋予中美双方的历史责任和义务。

明年1 月，拜登先生就将入主白宫，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我们希望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中美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和安全，尊重对方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制度，在此基础上，抓住目前的宝贵机遇，加强相互对话与沟通，寻求更广泛的共识和更大范围的互谅，扩展利益的交汇点和合作的契合点，站到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立场上来。

双方要分别反思各自的思路和做法，降低相互指责的调门。要努力做到相向而行，加强对话和政策协调。要在确保各自国家安全关切的大前提下，以开放、合作、建设性态度，认真审视所谓的实体清单和不可靠清单的实施效果。要共同探索为对方公司，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和通讯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开展合法经营的条件和可能。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依法合规的原则基础上，开辟双方信息技术合作、网络安全合作、数字经济合作的新路径和新前景。要在双方达成一定共识并取得一定合作成果的基础上，共同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提出全球网络安全合作倡议，推动共建人类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合作的共同体。

中美之间在数字经济领域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如同其他许多领域发生的问题一样，根源在于两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缺乏战略互信，存在所谓的信任赤字。为此，我觉得，美国总统换届之际，是中美双方为缓解冲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消除互信赤字的特殊机遇。中美双方应在最高领导人层面、在政府相关机构层面、在高新技术企业之间、以及智库与专家学者之间，尽快展开多层次的和有针对性的对话与交流。双方都要坚持以政治互信引领技术互信，通过技术互信促进政治互信的立场和原则;都要特别承诺，不拉拢第三方建立旨在对付和封锁对方的信息技术同盟或数字经济联盟。

总而言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美双方都应考虑以数字经济合作带动人文交流合作，以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双方其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回归新型大国关系理应遵循的发展轨道，共同引领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回归均衡稳定的理性状态，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和企盼。

来源时间：2020/12/20   发布时间：20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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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云飞  来源：三策智库

美国《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12月11日在参议院获得了通过。该法案主要是对美国下一财年的军费预算进行授权，然而法案中涉及中国的条款竟达近40项，包括确认《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持续对台军售等，而最令人关注的是，法案提出了所谓“太平洋威慑倡议”。

法案提出的美国2021财年军费计划为7405亿美元，其中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拨款达22亿美元。按照美军的设想，在2026财年结束前，还将会斥资200亿美元主要用于“太平洋威慑倡议”。

根据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今年3月向国会提交的《重新获得优势》报告及最新战略构想，在200亿美元中，58.5亿美元将用在西太地区。

一是升级改造太平洋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在第一岛链部署陆基反舰、防空导弹系统，在第二岛链部署一体化防空反导系统，其中16.7亿美元建立关岛防御圈;10亿美元部署“海上打击战斧”和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10亿美元在夏威夷部署国土防御雷达，用于探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武器等。

二是改善美军印太地区的灵活部署态势。包括恢复第一舰队建制，部署在太平洋地区某个盟国;在关岛以北160公里的天宁岛强化空军基地功能，作为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备用机场;强化B-1B、B-52战略轰炸机在东亚地区的动态部署等。通过增强在太平洋地区的机场和港口的保障能力，达成前沿配置与后方部署及机动部署的有机结合，使兵力分散、火力集中的分布式杀伤链战术逐渐成为现实。

三是强化联盟围困策略。包括提升与印太盟友的互通互联、情报信息共享能力;加强与印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的联合军演，甚至今后不排除与台军开展类似计算器图上作业形式的联演;扩大与日本的武器技术合作，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发机载远程高超音速导弹;进一步资助印度战略牵制中国等。

不难看出，“太平洋威慑倡议”的核心思想是与美国印太战略一脉相承的，主要目的在于消弱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遏制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保持和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优势。

“太平洋威慑倡议”的投资项目有可能大部分实现，但威慑的目的却难以达成。

首先，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美军整体力量发展的速度。中国2020年军费为12680.05亿元，增长6.6%，如果按照同样增长速度，2021年中国军费至少增长100多亿美元。而美军2021财年军费7405亿美元只比2020年的7380亿美元增长了25亿美元。如果论军力增长速度，中国军队无疑大大超过美军。

其次，五年200亿美元投入作用有限。2014年美军曾经针对俄罗斯搞了一个“欧洲威慑倡议”，到2020财年一共花费了220亿美元，但这些投入并没有在欧洲形成集体对抗俄罗斯的局面。五年200亿的投入能否实现也有不确定性。2021年美军军费一共增长25亿美元，而在太平洋一个地区就要投入22亿美元，实际投入不一定能够满足美军的全部愿望。

第三，亚太地区国家并不会一味地选边站。日本、韩国加入了没有美国在其中的RCEP，表明这两个国家与中国打交道时非常重视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不会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不顾一切地牺牲自身利益，美军若想在这两个国家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和第一舰队都存在难度。新加坡已经多次表态不想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印度即使希望美国帮助自己，也并没有全身投入美国的怀抱，不放弃与中国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边境问题，与美国的内心希望有一定落差。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坚持与中国谈判签署《南海行为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不附和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上述动向表明，对于美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域内国家响应的程度是有限的，并不都想绑上美国的战车。

相较于中国的规划、计划而言，美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是一个中短期的设想，未来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投入与发展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总体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只会加大，不会减小。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发挥国家和军队建设的整体战略设计优势、长期规划计划优势和上下各级执行力的优势，加速发展，坚定不移地完成建军百年奋斗目标、2035年信息化军队建设目标和2050年左右世界一流军队建设目标，以经得起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

(作者王云飞是中国军事专家，三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12/20   发布时间：20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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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乐古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中经济竞争将是“一场定义一个时代的斗争”，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威尔·赫德(Will Hurd)如此认为。

在周三(12月16日)一场由美国参议院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赫德指出，这是一场争夺在高新技术领域主导权的斗争，一场决定美国存在重要性的斗争。

“每位美国选民都该关心这场斗争，因为我们有可能面临这样一个未来：普通话和人民币而非英语和美元主导全球经济。”

华盛顿关于如何应对中国挑战、中国威胁的对话和对策已经不少，但在本周进行的几场政策对话中也出现这样的声音：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也是个被高估的对手。

中国经济竞争力是个短期威胁

近年来，美国学者圈常用“大国竞争马拉松”形容美中竞争关系，而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史剑道(Derek Scissors)在周三这场听证会上开门见山地说，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更多是个短期威胁，大概持续十几年。他指出，人口老龄化、债台高筑和一些阻碍创新力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会在不久的将来让中国经济竞争力开始下滑。而相比之下，总体创新力更强的美国正走向人口结构年轻化。

他指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日本更严重，几年后就将开始进入人口结构最严峻的时期。“不管是人口结构还是社会结构，2040年的中国将是完全陌生的中国，” 史剑道说。他表示，若讨论与中国的长远竞争，那先要意识到彼中国而非此中国。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的预测数据，未来30年中，中国将损失2亿劳动力人口，新增3亿老龄人口。

债务也是个大问题，而老龄化问题也是加剧债务问题的诸多因素之一。史剑道说：“大家总惊叹于中国的GDP，但其债务增速超过GDP增速的现象已持续十七八年了。”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于今年11月发布的一份全球债务报告预测，中国债务和GDP比值将在2020年底飙至335%. 史剑道表示，美国也有债务问题，但中国的更为严峻。

史剑道进一步指出，在老龄化和债务问题如此规模的情况下，经济被拖累的程度很难靠创新来抵消。雪上加霜的是，缺乏创新力和创新动力的国企占领中国20多个关键行业，成为中国创新动力的大负担。同时，国企超过20万亿美元的负债总额也让其成为巨大的债务负担。

“削减国企这种事，习近平绝对不会做，” 史剑道说。

据《华尔街日报》本周一(12月14日)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而开始对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更进一步的控制和约束。

战略性技术大幅落后：飞机制造、半导体

美中经济选择性脱钩能否有效阻遏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和全球领先?本周二(12月15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一场线上辩论。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的马修·托平(Matthew Turpin)认为这么做有效。但他同时强调：“其实在很多战略性技术领域，美国和中国从没挂钩过。”

所谓战略性技术，就是既关乎国家安全、又关乎经济发展的军民“两用”(dual-use)技术领域。

他说，美国及其盟友几十年来用多种方式主动拒绝让中国获取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制造工艺细节，比如对“两用”产品和技术的多边出口管制，对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的出口管制，对研发成果的获取限制等等。

托平认为，这些严格的“不挂钩”政策直接导致中国至今仍在好几项战略性技术上仍比美国落后至少两代。

托平举例说，中国想要造出先进商用客机的努力已持续近半个世纪，但至今仍未成功。2008年，中国政府巨额创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AC)，负责建造两种国产商用飞机——翔凤ARJ-21喷气式支线客机和C919窄体客机，但至今收效甚微。

在题为“中国失速的飞机梦”这则短视频中，CSIS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介绍说，波音公司单月产出50-60架波音737客机，但中国商飞在过去5年中才产出38架翔凤客机，还常伴有机械故障。

受习近平大力捧场的C919客机是以空客A320和波音737为竞争对手而研制的，但情况也不乐观。耗油量高和交付时间尚不确定等问题导致中国的航空公司对C919热情并不高。甘思德还特别指出，让C919能飞行在空中的一切关键部件全部来自美国和欧洲。

商飞困局背后，主要就是中国一直拿不到高级涡轮喷气发动机和飞行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制造细节，托平总结说。与诸多欧美汽车公司不同，通用、普惠、赛峰和罗尔斯·罗伊斯这些飞机发动机制造商一直坚持出售发动机成品，而不愿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被迫共享核心制造技术。

因中兴、华为问题而备受关注的中国半导体行业也面临同样的局面：尽管政府注入巨资、全力扶持，但仍和美国有至少两代技术的差距。

但是，硅谷科技记者出身的创新问题专家丽贝卡·范宁(Rebecca Fannin)持反方观点。她表示，自己长期以来多次访问中国，深入报道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历程，有第一手的观察和研究。她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在多项前沿科技上成为全球领先者，多年积累下来的科技发展势头已难以阻挡，攻克几项在战略科技上的短板是迟早之事，脱不脱钩已关系不大。

她也同时强调中国企业家和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争取领先地位的自信和决心，并指出，美国政府近年来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强硬政策反而让中国政府在科研上加倍投资、加紧发展，也更刺激了这些创新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决心。

但托平回应说，要在这些中国久攻不下，且与美国至少拉开两代差距的领域进行竞争，光有决心和自信是不够的。而且，中国在追赶的同时，美国也并不是静止不动。

美中大国竞争：一场世纪马拉松，但十年冲刺是关键

“有朝一日，美国人可能会像现在看苏联一样看待中国：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但其显性优势掩盖背后的停滞和脆弱。” 本周四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如此说到。

文章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战略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从大国竞争的宏观角度分析美中竞争的前景。他们同样综述了中国在经济和科技竞争力上的短板，同时也点出与前者互相作用的另一挑战：天安门事件以来未曾见过的全球反华情绪。

文章举例说，近12个国家已暂停或取消“一带一路”项目;16个国家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华为5G设备;印度自今年6月的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一直对中国保持强硬;日本加大军费开支，并在与台湾附近的琉球群岛安装导弹发射器;欧盟给中国贴上“系统性竞争对手”标签;英、法、德派遣海军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巡逻，等等。

“对美国来说，好消息是，跟中国的长期竞争可能不像悲观主义者们所预料的那样艰难，” 文章表示。

但也有坏消息。

“历史是押韵的。” 结合对一战前的德国和二战前的日本的分析——都面临严峻的经济前景和密集的战略包围——两位作者判断，中国很可能会集中在未来5年或10年内做出一系列大幅度动作的冲刺，美中竞争会白热化，世界局势可能会一度显得无比动荡、岌岌可危。

美国怎么做

也正因此，尽管专家们的分析中透着一定程度的乐观，但他们的重点是为传达一种紧迫感：美中竞争或许几年内就会达到最危险的峰值，制定一套能快速落实并有效应付和控制短期局势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史剑道表示，他强调中国经济挑战更是短期挑战，就是为了服务于更及时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制定。

在周三这场关于美中经济竞争的听证会上，几位专家一致认同要加大对美国自身经济和科技竞争力的投资，具体包括大幅增加研发经费、发展教育以加强对优质劳动力的培养、加强吸引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投资美国基建项目、扶持美国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等等。

“如果美国不好好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2040年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两个被高估的竞争者。” 但史剑道也强调，“但如果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是短期性的，那我们就必须首先应对中国。”

他表示，解决长期性问题绝对是值得的，但这将需要大量时间;而对中国立即做出回应是我们在2021年就有机会做到的事。

在回应中国方面，几位专家一致强调中国的掠夺性经济行为，也都认同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审查、出境资本控制、与盟友合力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但史剑道特别指出，首要任务是信息收集，详尽记录中国一切危害到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行为，主要围绕政府补贴、技术强制转让和美资外流这几大领域。“没有足够信息就没法制定好的政策，” 史剑道说，“遗憾的是，总是没人愿意干这个枯燥活。”

商界有阻力

战略咨询公司阿特拉斯组织(Atlas Organization)的创始人乔纳森·沃德(Jonathan Ward)在本周二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说，美国的投资银行为了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分一杯羹，等于是在直接参与中国的崛起，为之提供资金和便利。

史剑道也在周三的听证会上呼吁，要对美资流入的中国产业进行竞争力影响评估。通过信息收集对美资流动规模和走向有清晰了解后，要对流向特定产业的出境资本进行合理控制。

针对美国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问题，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妮(Melanie Hart)在周三这场听证会上提出要对美国产业的供应链进行逐条筛查，辨识过度依赖中国的环节，以便进行定向投资，实现供应链的回流和多元化。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如松(Rush Doshi)在今年7月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也提过对供应链进行审计工作的建议。他举例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教训并指出，等到联邦政府意识到某些关键行业(如制药和个人防护用品)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严重依赖程度时，往往为时已晚。

不过杜如松也指出实现供应链回流和多元化方面的阻力。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Harley Seyedin)今年6月向美联社表示，没有任何一家成员企业有撤离中国的打算。杜如松说，其实这些美企的考虑也不光是出于成本考虑。他引用保尔森中心(Paulson Institute)研究员马旸(Damien Ma)的话说：“美国人很难戒掉亚马逊，因为它是个什么都卖的商店;美企难以戒掉中国，因为它是个什么都生产的国家。”

无论如何，不管美中间的世纪马拉松是这样的图景，没人否认眼下这场美中短道冲刺背后的紧迫性和复杂性。贝克利和布兰兹在《外交事务》这篇文章中建议，美国当下该专注于防止中国取得任何能改变长期力量平衡的近期成功，比如中国在5G上的优势就是个迫在眉睫的危险。

“和以前一样，只要美国经受住了即将到来的危机，就能赢得一场长期的竞争。” 文章结尾说。

来源时间：2020/12/19   发布时间：202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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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当下，拜登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已得到众多美国媒体、外国领导人的公开认可。然而，特朗普过去四年对美国民主的破坏不会因为拜登的胜选被治愈。2020年11月5日，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和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新政府不会治愈美国的民主》(A New Administration Won’t Heal American Democracy)一文，通过回顾特朗普执政四年对美国民主的总统史上最严重的破坏，以及根据美国社会政治极化、党派分化加深的现实做历史分析，认为拜登的胜选本身并不能治愈美国早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开始的民主衰退。他同时呼吁，美国民主的衰退只能由美国民众自己解决。

无论谁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美国民主的健康状况都不会很快恢复。在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四年里，研究民主的学者们追踪到美国的民主质量在逐渐下降。这一定程度上源于早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的2016年大选之前就开始的党派深化和种族分化。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位总统远远超过了他44位前任中的任何一位，他严重破坏了美国民主的规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他不断散布谎言和假消息;无情地攻击媒体、法院、职业公务员和政治反对派;要求军方、情报机构和联邦执法部门对他个人忠诚并将其政治化;他滥用总统权力和自由裁量权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他对右翼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团体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在美国总统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无论最终选举结果是什么，世界及美国的大部分人都会震惊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位民粹主义煽动者、全球独裁者的朋友将赢得美国历史上除2008年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2020年的乔·拜登(Joe Biden)之外比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多的票数。学者、分析人士和外国外交官将花费数年时间来解释特朗普是如何做到，在应对疫情这方面比任何民主党领导人都糟糕，并且面对的是最温和、最不极化的民主党候选人的情况下，只差不到大约三个百分点就能赢得普选，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只差一点就赢得了选举人团选举。

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行为对美国民主的损害尤为严重，特别是他在选举前企图压制选民，以及他对邮寄选票舞弊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当总统重复他的“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骗局”的错误断言、声称他已经赢得了几个选举结果仍悬而未决的州(包括他后来丢掉了的密歇根州)、断然宣称“我们赢得了这场大选”并发誓要在最高法院发起对选举结果的挑战时，他在选举之夜跌至新低，尽管这是可以预测的。此类声明在选举过程中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并有引发暴力的风险。福克斯新闻评论员德纳·佩里诺(Dana Perino)谴责其为“极其不负责任”的，特朗普本人长期以来的伙伴、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也批评了他的声明。选前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认为，使用暴力去推动他们的事业或抗议选举失败至少“有一些正当理由”。有15%到20%坚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选民认为有“大量”正当理由使用暴力。总统试图使投票失去合法性是在玩火。

没有理由认为，如果特朗普赢得第二任期，他的恶毒或(政治)两极化会有所减少。但拜登的胜利本身并不能治愈近年来美国民主所受的深刻创伤。两党制下，需要两个政党一起减少政治两极化、纠正民主规范。随着共和党越来越多地采用极端的策略(maximalist tactics)来操纵规则以获得短期利益、压制少数族裔的选票、提名偏向共和党的人进入法院(pack the courts)，共和党逐渐忽略了民主规范。用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话来说，过去四年，由于特朗普对共和党“具有敌意的强行接管”，该党已完全放弃了这些规范。2020年大选的一个不幸后果是，由于表现好于预期(保住参议院多数席位，众议院席位可能增加，并接近总统选举拜登的票数)，共和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受到特朗普非自由民粹主义的影响。

将美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衰落相提并论是困难的，因为没有其他富裕、成熟的民主国家经历过类似的制度崩溃。但是，政治衰退的广泛迹象是对民主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所熟悉和担忧的：两个主要的竞争党派间加剧的两极化、不信任和不宽容;越来越多将对党派的依恋视为一种部落认同;党派关系与种族、民族或宗教认同交织在一起;以及无法跨越党派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并基于此对国家问题做出有效的政策回应。研究民主的学者知道这些趋势在过去导致了什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和二战后拉丁美洲的民主崩溃，以及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等国家威权民粹主义者的崛起。当然，长期存在的民主国家，比如印度，甚至像以色列这样的自由国家，也在与类似的弊病斗争。

这是一个独裁者和对民主不满的季节。世界各地近期刮起的反对民主的恶风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社交媒体的有害影响助长了愤怒和情感投入，并因此自然助长了虚假信息;在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谓的“加速时代”中，技术、经济和环境的多重破坏威胁着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安全;复兴的俄罗斯视削弱和破坏民主为关乎生死存亡的当务之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一直是四面楚歌的民主国家的主要捍卫者。

现在，美国正在经历自身的民主危机。保护美国民主的薄但有弹性薄膜的“脊髓”，即相互容忍和克制、对民主游戏规则的坚定承诺，正在严重受损。不管被打败的特朗普是否试图在法庭或国会推翻总统选举人团的结果，到明年1月，美国的民主仍将面临严重的麻烦。只有美国人民能解决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关于“Maximalist”的解释，该词源于20世纪初的俄罗斯马克西姆主义，尤指政治上观点极端且不愿妥协的人，参见https://www.lexico.com/definition/maximalist

[2]关于“pack the courts”的解释，源于V. to fill (a legislative body, committee, etc) with one’s own supporters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立法机构等)，参见柯林斯词典

文章来源：

Larry Diamond, A New Administration Won’t Heal American Democrac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5, 2020

译者介绍：

杨雨霏，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0/12/19   发布时间：202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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