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祝贺拜登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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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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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伦•费多尔来源：FT中文网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对乔•拜登(Joe Biden)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表示祝贺，使他成为不再理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迄今最高级别的共和党人;特朗普至今拒绝承认败选。

身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周二表示，在选举人团周一开会后，美国已经“有一个正式的当选总统和当选副总统”。

“我们中的许多人曾希望此次总统大选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我国的政府体制有一些确定谁将在1月20日宣誓就职的流程，”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补充说。

拜登后来告诉记者，他已打电话给麦康奈尔感谢他的祝贺。当选总统说，两人进行了“很好的交谈”。

选举人团周一对拜登胜选的确认，也促使几位此前拖延承认选举结果的世界领导人表示祝贺，其中包括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和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克里姆林宫周二表示，已发出一封贺电，希望拜登“取得最大的成功”，并希望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可以“真正帮助解决世界面临的众多问题和挑战，尽管双方存在分歧”。

“就我而言，我准备与您进行互动和接触，”克里姆林宫援引普京贺电的措辞称。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对拜登在移民方面更为自由主义的立场表示赞赏，并表示希望两位领导人能尽快交谈。

“我们坚信，有您担任美国总统，将有可能继续落实我国宪法载明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尤其是不干涉，”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表示。目前墨西哥国会正在审议两项法案;批评者称，这两项法案会使美墨在安全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变得复杂。

11月3日美国举行大选以来，华盛顿的大多数共和党立法者一直不愿与特朗普唱反调。特朗普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此次选举充斥舞弊行为。

但在周一晚，资深共和党人，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的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得克萨斯州的约翰•科宁(John Cornyn)和艾奥瓦州的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纷纷承认拜登是当选总统。此前这位前副总统正式获得306张选举人票，而特朗普获得232张。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和副总统不是由普选产生的，而是由选举人团正式选举产生的。该体制按照一个州的国会代表总数(由人口普查结果决定)分配选举人数量。

麦康奈尔在国会上院的对手、参议院民主党头号人物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敦促特朗普“从麦康奈尔领导人那里得到启示：是时候拿出一点优雅和尊严来结束他的任期了;在我国和平移交权力的伟大传统中，他的前任们曾竭尽全力展现这些品质”。

译者/和风

来源时间：2020/12/15 发布时间：20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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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举人团确认拜登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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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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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雷德迈尔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选举人团在星期一(12月14日)投票后，选举人正式投给拜登超过270张选举人票，确认了他获得大选胜利。

在获得了加州55张选举人票后，民主党人拜登星期一正式获得了302张选举人票，超过了入主白宫所需的票数。

近半个世纪以来，拜登一直是美国政坛上一位民主党籍的常客，他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中获胜，使共和党人特朗普成为美国244年历史上第五位在一届任期后未能连任的总统。

选举人团投票通常是每四年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日程中的例行程序。但自11月3日大选日以来，特朗普在没有足够可信证据的情况下多次声称，他在关键州以不同的票数输给拜登是因为选票欺诈，这导致他无法连任。

特朗普及其盟友在对当地选票提出异议的关键州输掉了50多起官司。

通常情况下，每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的选票都会由普选中的胜者获得，尽管两个小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缅因州——按国会选区划分选票。

美国各地的许多选举人都是政党官员或公民领袖，他们承诺在自己的州投票给拜登或特朗普。在纽约州投票给拜登的民主党选举人中，有2016年总统大选中败给特朗普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特朗普星期日继续猛烈抨击拜登胜选，他在推特上写到：“在发现存在大规模投票舞弊的摇摆州，所有这些州都能存在这种情况，这些州在不犯下严重的、需受惩罚的罪行的情况下，都无法在法律上认证这些选票是完整和准确的。”星期一早上在选举人团投票开始时，他还转发了自己的推特。

选举人经常在州议会大厦会面，但由于星期一一些地方局势紧张，部分选举人团投票在秘密地点进行，而且至少有两个州的官员在选举人抵达时为他们提供了武装保护。

拜登比特朗普多获得700多万张选票赢得了全国普选，但是拥有538名成员的选举人团以美国实行的间接民主形式决定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人口最多的州拥有最大的影响力，50个州中每个州的选举人人数与国会中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相同。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议员在国会没有投票权，但有3名选举人，与美国最小的7个州的选举人人数相同。

拜登轻松获胜的太平洋沿岸的加州拥有最多的选举人票，也就是55票，其次是德克萨斯州，德州的38票投给了特朗普，纽约州的29票则投给拜登。

在美国中西部的密歇根州，民主党选举人在警车的护送下进入州议会大厦。州议会大厦当天不对外开放，以防止携带枪支、支持特朗普并反对拜登在这个政治战场州胜选的抗议者进入大厦。

在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拜登是自1996年以来首位赢得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州官员出于安全考虑，在一个秘密地点举行了投票，避开了共和党人在州议会举行的有关选举诚信的有争议的听证会。

在拜登的家乡、东部的特拉华州，选举人团投票仪式被转移到一个大学体育馆，那里被认为安全程度更高。

选举人团投票现已结束，美国总统选举还剩下最后一步。

美国参众两院将于1月6日举行联合会议，正式清点星期一选举人团的选票。

来源时间：2020/12/15 发布时间：2020/12/15

旧文章ID：23748

美国众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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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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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英良来源：FT中文网

美国众议院在12月2日全票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该法案要求在美国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否则将面临退市处罚。而在今年5月，参议院就全票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至此，国会层面业已完成该法案的审核和投票，只需呈交总统签署即成为正式法律环节。

事实上，与中国的A股和港股相比，美国股市长期显得开放和灵活，在控股权以及盈利标准上普遍低于国内标准。因此成为诸多大型科技企业和互联网独角兽企业海外融资的首选地。这能够解释即使在特朗普时期，中国在美资本市场依然活跃，依然存在较为密集的上市记录。但由于中美两国在商法、会计和审计标准等方面的客观差异，在美上市的中企始终对相应的“制度鸿沟”感到忧虑。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美国证券市场注重上市公司在税务、数据上的诚信和合规监管，总体上相当注重规范。而中国企业则普遍以善于“包装”，善于“造势”著称。中国在美存在数量庞大的上市公司。根据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7月1日，共有250家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阻碍该机构进行监管，其中来自中国公司达到227家，占绝大多数。除部分在场外交易外，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的为176家。这里包含有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央企巨头，也包含百度、搜狐、网易等传媒巨头;有像诸如中通、瑞幸咖啡等行业巨头。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加强了金融监管，这主要表现在对华尔街资本巨头的管制上，但由于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庞大的资金缺口，这种困境又使得很多的监管流于形式，并因为党派的更替而自然产生政策的转变。事实上，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日趋从严，但中企一直未停止在美的上市融资进程。甚至部分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表现出对美国证券交易所浓厚的收购兴趣。比如，2016年发生了中国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收购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的案例。尽管交易最终被否决，但也表明中企业已深刻明白证券交易所的战略意义。在业内，中国企业以在美上市为荣，在美上市往往作为“实力雄厚”或“企业成功”的象征。尽管在美上市可以实现东道国社会面意义上的最大规模性互利共赢，但中美两国在法律、市场、资本、安全、政商关系认知上的差异始终存在。

美国往往因事而立法。PCAOB是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欺诈案后设立的机构，旨在对上市公司审计进行独立监管，目的是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未能通过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将禁止这些外企在美国的任何交易所上市。而中国多项法律法规明确，审计底稿等档案应当存放在境内，且不得违反相关规定，擅自使用任何手段技术传递给境外机构或个人。理由是数据可能涉及国家机密、信息安全和国家主权。这种冲突目前看是难以弥合也较少存在妥协空间的。今年4月，PCAOB公布阻碍财务审计公司向该委员会提供审计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单中，超过90%为中国公司，其他公司来自包括法国、比利时等国。这与CFIUS在审核中所阻碍的中企在美投资公司数值占比上极为接近。

美国金融发达不仅表现在美元货币的强势，也体现在金融从业机构的庞杂以及监管、评级、做空机构的商业化、职业化、常态化。此前，有“中国星巴克”之称的“瑞幸咖啡”以及中国教育公司“好未来教育”在一周内接连被披露公司财务造假。中国大型线上视频公司“爱奇艺”及另一家中国教育公司“跟谁学”亦被美国沽空机构狙击，同样被指控财务造假，但“爱奇艺”和“跟谁学”都强烈否认有关指控。其实要证明中国企业是否造假，除了从基本的业绩上查找端倪外，部分中国企业在数据上都无法做到自恰，更不用说能够在美国监管下自圆其说。这些中企在公开的统计逻辑上通不过，在经营数据上不公开，在企业治理上问题不断，难免成为监管对象。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在中国的母公司既要适应中国国内虚实相间的“游戏规则”，又要符合美式的企业伦理和运营标准，这样看，中企在美上市不断暴雷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这一系列的现象折射出的是中美两国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在资本市场上的“倒影”。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是参与美元大循环的一个关键环节。只有通过参与美国资本市场，尤其在美国上市，中国才有可能平衡和抵消购买庞大的美国政府债券所带来的风险。其背后的逻辑则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国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证券市场构成了中国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前提;第二，这种双边资本循环的特征来源于中美两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中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难以促进国内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尤其民营企业的财务状况普遍难以契合国有银行的放贷标准，众多的民营企业只能通过美国金融市场发达的国际金融中介功能完成初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是通过接触性传染，即通过明确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进行传播。这样看，中国企业在“强硬”的美国法案和执法面前将表现出弱势。

与直接投资和外贸不同，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与美国投资者建立的关系更为深刻。尽管美国存在众多的权威评级机构，但其在对中国巨型跨国公司进行评级之际将不得不考虑美国资本本身的安全和收益。实际上，众多的美国公司以及私人基金，甚至是政府公务员基金，从投资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中长期实现了资本的稳定、保值和盈利。可以说基于共同的盈利预期，中美资本供需方实现了最大的合作和共利。比如，华尔街各投行在中企首次公开募股(IPO)中每年赚取数亿美元。这也可以解释，美国的专业评级机构以及做空机构较少指向势力强悍的中国国企，而是牛刀小试让诸如瑞幸咖啡等相对“低端产业”的公司感受到美国监管的力度，有了“牺牲品”，这将有效地威慑其他在美上市公司。

由于疫情以及实际的战略竞争，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以及投资实施了空前的限制。这一系列压力首先表现在针对跨国公司的限制和制裁上。作为一种深度的不信任和资本剥离计划，《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进一步削弱了“有问题”的中资在美存在的“合法性”。在透明度上，中国政府不愿意让企业向美国方面披露更多资料，这将造成事实上的“口实”，削弱美国投资者的信心。而中企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军民融合”战略将促使更多的在美上市企业遭遇“政治不信任”。

客观讲，法案将推动中美两国竞争正走向深化。尽管美国政治目前主要以政权平稳过度为核心。但众议院全票通过的事实表明民主党占优的众议院议员在遏制中国，推动对中国的深入“制裁”这一话题上与共和党人依然存在共同利益、共同话语。可以说，限制和再审查中国在美既有的投资和金融存量是两党精英的共识。

法案将进一步突出了PCAOB的地位，与CFIUS成为中国公司在美直接投资的“拦路虎”类似，PCAOB极可能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拦路虎”。国会通过这一法案，有可能开辟中美在资本和金融领域的新冲突。由于退市压力和重新对标实现“合规性”将使得中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一法案将使得美国执法机构更加具有执法依据，中企在美上市公司将面临被动和弱势以及丧失“合法性”的风险。《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生效后，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被夹在互相冲突的两国监管层中间。摆在他们眼前的选择，要么退市，另寻他地上市;要么变更审计事务所，接受美国方面审计;或接受中美两层审计，推高审计成本。而这一切成本都有可能转嫁到普通投资者身上。

在这一进程中，香港可能成为潜在最大的受益者这一。如果30余家中概股公司回流香港，将带来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金，强化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香港的事态使得中国中央政府决定开发相对稳定的澳门设立新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409号(经济发展类099号)提案答复的函称，研究探索在横琴建设澳门证券交易所，有利于支持澳门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特色金融产业，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此外，像新加坡、日本东京等地也可能因为这一法案的实施而成为中企转移，实施海外上市的备选方案。

在全球化下，彼此深度依赖的国家在主权内制定的任何涉外规范的转变，带来的都可能是系统性的震荡。如何趋利避害，未雨绸缪，中企应该审慎评估风险，做好万全的准备。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2/15 发布时间：2020/12/15

旧文章ID：23747

疫情中消费需求强劲，美国自中国进口额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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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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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A SWAN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华盛顿——随着年底的临近，待在家中的消费者纷纷购买中国制造的家具和电器、芭比梦想屋和自行车，为假期做准备，从而导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激增。

进口激增是新冠病毒的另一个附带结果，美国人将本来可以花在度假、电影和餐厅的钱用于家居用品，例如家庭办公室的新照明设备、地下室健身房的健身器材，以及让孩子开心的玩具。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福音，中国是许多此类商品的全球最大制造商。11月，中国公布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754.3亿美元，这得益于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意外增长21.1%。增长最快的是对美国的出口，上涨46.1%，达到519.8亿美元，也是创纪录的水平。

这种激增打破了美国两党政客的期望，他们今年早些时候预测，始于中国的大流行将减少与该国的贸易，并最终将制造业带回美国。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已彻底证明，美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是一个制造业国家，”特朗普总统在5月说。“我们要把制造业带回来。”

但是，尽管特朗普对中国商品施加了限制，包括对价值超过3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全球供应链正在重返美国。相反，大流行对美国的长期影响似乎只会巩固中国的制造业地位。

今年年初，中国采取了严厉的封锁措施和广泛的监控措施，以消除大流行的影响，大量工厂得以重新开工，速度超过美国企业。随着许多美国公司——尤其是基于服务业的公司——因新冠病毒而陷入瘫痪，消费者纷纷改为从网上购买制成品。

彼得森学院(Peters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玛丽·E·洛夫里(Mary E. Lovely)表示，今年美国从世界的进口量按理将会低于2019年，但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量中的份额可能会增加。

她说：“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加之美国人在大流行期间购买的产品主要都是中国制造，这些都超出了特朗普关税的抑制作用。”

消费者需求如此强劲，甚至令货运业不堪重负，导致运费创历史新高。运货量的激增导致许多供应链受阻，主要港口陷入瘫痪，并导致节日礼物的送达时间延迟数周之久。

洛杉矶港是美国最大的集装箱货物处理港以及许多中国货物的门户，在这里，运送中国进口货物的集装箱像乐高积木一样堆成六层高。卡车司机占满了停车场，提货需要等待数小时，然后将货物运往整个北美大陆。

10月是该港口114年历史以来最繁忙的月份，交通流量居高不下。港口执行主管吉恩·塞罗卡(Gene Seroka)表示，12月1日这一天，码头工人的卸货船只为19艘，而正常情况下只有10到12艘。他说，还有另外12艘船在港口等待，平均而言，他们已经比计划的到达时间晚了约48个小时。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塞罗卡说。“好比试着在五磅的袋子中塞满10磅的土豆。这种订货量和补货量是从未见过的，而现在又正好是节日季。”

积压始于今年早些时候——在春季短暂的封锁后，随着消费者支出开始回升，今年夏天美国零售商和制造商开始对产品进行补货。虽然这场大流行使餐厅、航空公司和主题公园失业的雇员经济陷入困顿，但美国大量远程工作的劳动力中许多人的银行账户却在增长，调查显示，消费者支出的预期仍然很高。

中国海关总署于本月初发布的11月贸易初步数据快照未包括按产品和国家划分的详细数据。但是，根据IHS Markit的美国海关数据汇编，今年前10个月的贸易数据显示，美国从中国进口强劲的有消费电子产品，以及口罩和其他用于大流行的个人防护设备。

玩具公司Basic Fun!的首席执行官杰伊·福尔曼(Jay Foreman)表示，他的公司从3月和4月为业务前景感到“恐慌”，变成了突然意识到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劲。

“特别是当进入6月、7月和8月时，犹如阀门被打开，”他说。“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对来自亚洲和中国的产品需求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

对玩具业来说，这将会是近年来生意最好的一次假日季。但福尔曼说，运输延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业务。该公司销售的一些Tonka卡车、Lite Brite套装和爱心熊(Care Bears)目前仍滞留在集装箱船上，或在洛杉矶港的堆场里。

虽然福尔曼相信他仍能在1月卖掉这些玩具，但他说，如果错过圣诞节的运送截止日期，对小企业和进口花环、圣诞灯等季节性产品的进口商来说，麻烦会大得多。

“所有人都有动不了的货物，”他说。“所有事都比计划晚了一周或两周。”

自行车生产商肯特国际有限公司(Kent International Inc.)的首席执行官阿诺德·卡姆勒(Arnold Kamler)表示，他也经历了强劲需求和运输延迟的前所未见的结合。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封锁导致肯特的中国工厂生产延迟，而美国对自行车的需求开始激增，因为买家都把自行车当作了娱乐和锻炼的工具，以及公共交通的替代品。

卡姆勒说，与疫情相关的自行车需求非常强劲，以至于一些人开始将它们称为“新厕纸”。

“我从来不希望和厕纸相提并论，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件好事，”他说。

卡姆勒说，在全年维持低库存状态后，过去四到六周，他的公司在加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的仓库终于积攒了足够的自行车，以满足需求。但是，为塔吉特(Target)、柯尔百货(Kohl’s)、沃尔玛(Walmart)和其他零售商将自行车从该公司送到消费者手上的UPS和联邦快递(FedEx)，已大幅削减了每周能派往仓库的卡车数量。

“我们找不到卡车过来，”他说。“有这样的需求却不能发货，这太疯狂了。”

需求的激增给中国带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要找到够多的40英尺钢箱来装下所有这些货物。今年秋天，中国的出口非常强劲，以至于离开中国港口的集装箱远远多于返回的数量。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在今秋大幅增加，这是由于美中贸易协定下对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大量购买。但这些货物——跟中国大量进口的铁矿石和煤炭一样——都是用散货船运输，而不用装在40英尺的集装箱里。中国很少进口需要用集装箱运输的美国制成品。

塞罗卡说，今年到目前为止，洛杉矶港的美国集装箱货物出口的年下降率为14%，这给铁路、卡车运输公司和货运公司带来了效率低下和物流问题。

塞罗卡表示，在10月，该港口出口的空集装箱是装满美国货物的集装箱的两倍多。他将这一趋势归咎于促使北京对美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的美中贸易战，以及导致美国商品在海外更昂贵的美元强势。

对进口商和物流公司而言，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贸易政策将如何影响它们在中国未来数年的业务。

候任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尚未承诺取消任何特朗普施加的关税，称他上任后将对此开展审查。企业在关税中获得的许多豁免将于12月31日到期，特朗普政府尚未说明会否延长这些豁免。

磐聚网(Panjiva)全球贸易和物流分析师克里斯·罗杰斯(Chris Rogers)表示，贸易战以及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实际上减少了受关税打击的特定商品的进口，但其他没有被征税的产品进口正在激增。他说，随着企业从疫情中恢复，仍可能选择将生产迁出中国。

“疫情并非混合供应链的好时机，”罗杰斯说。“许多企业都处在现金储备模式。转移供应链的成本是昂贵的，也需要时间。摆脱疫情的企业显然可以说，我们需要增强韧性，把生产移到距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

尽管船运受到干扰，特朗普贸易战期间在中国保持生产的一些企业，现在感觉自己被证明是正确的。

福尔曼说，他曾考虑将部分业务迁往越南或印度，就像许多玩具制造商在去年贸易战中所做的那样，但“留在中国最终成了最好的决策”。

“中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生产供应链，事实证明，他们能比其他国家更快更有效地应对疫情，”他说。“中国确实挑战了极限，证明了他们能够渡过难关，哪怕这是百年来我们遇到的最艰难的考验。”

Keith Bradsher自上海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Ana Swanson是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贸易和全球经济新闻。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报道贸易、美联储及经济方面的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naSwanson。

翻译：Harry Wong、邓妍

来源时间：2020/12/15 发布时间：2020/12/15

旧文章ID：23746

俄公布一批档案，内容重塑历史，学者：难怪中国要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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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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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晓伟看世界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共和国立国之战。在这场极不对称的战争中，经济、工业、科技、军事、教育和文化都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美国，和百年积贫积弱、刚刚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泥淖的共和国成为了对手。然而，当年志愿军到底为何出兵朝鲜，至今依然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如果抱着志愿军只是因为兄弟情谊就出兵朝鲜这种认识，那么就去补习一下基础知识吧。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今，许多学者认为，志愿军出兵朝鲜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强大的外部压力导致的。《百年潮》一九九七年第二期中认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苏联压力的产物。在《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一文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的主要论据在于，他们认为彼时朝鲜是东西方争锋的桥头堡和火线，地缘势力在朝鲜半岛遇见了当时世界上少见的真空地带，谁能得到朝鲜，谁就能在东西方阵营角逐中添砖加瓦。

雅尔塔会议既是一次名垂青史的分水岭，又是一次分赃会。三大巨头早已看到战争胜利的曙光，会议的议题无非是商讨战后如何瓜分世界。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丘吉尔和斯大林是这样划分西方和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的：

罗马尼亚：苏联，百分之九十;其它国家，百分之十。

希腊：英国和美国，百分之九十;苏联，百分之十。

保加利亚：苏联，百分之七十五;其它国家，百分之二十五。

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苏联和欧洲国家各分百分之五十。

——资料来源，《决战朝鲜》第四页-第五页。

以丘吉尔的英国和罗斯福的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当时的势力范围包括德国西部广大欧洲地区，以及非洲、大洋洲、加拿大和南美洲部分殖民地。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则包括德国以东直到白令海峡的广阔区域，以及中国和其它爱好和平的亚洲国家，朝鲜也囊括其中。

地缘战略方面，苏联和中国都是大国，谁也没有胆量去碰。日本已经沦为美国殖民地，但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依然隔着一片海洋。无论当时还是今天，这片看似不算宽阔的汪洋，依然是一道天然屏障。因此，当时美国唯一能下手的对象除了东南亚就是朝鲜。从全球战略看，东南亚因为远离苏联，因此地缘位置要远远优于朝鲜。但当时美军已经错过了在东南亚填补真空的机会，所以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朝鲜。

问题正在于此，苏联当时不能甚至也不敢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这意味着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会卷土重来。但苏联也不可能坐视不管，一旦美国占领朝鲜，会成为苏联远东和中国永久的威胁，所以，苏联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有交集，也有分歧。两国之间利益的交集决定了苏联可以有理有据地向中国施压，但两国之间利益的分歧决定了苏联自己不会出兵，却要中国出兵。

解放后，中国依然面临许多困难。许多地方没有收回，各地土匪活动猖獗，国家在经济、工业、军事、教育、科技等产业方面，甚至还没有起步。这时候直接为了苏联和美国打，谁都很不情愿。一九五零年在香山双清别墅召开的会议上，许多人都表达了反对意见，还有些人虽然默不作声，其实心里是不情愿的。但最终志愿军还是义无反顾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其中原因，就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公布的一批共五百多件的档案中寻找了。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和苏联之间产生了大量通讯、文件和档案。由于当时利益相关，所以要在战争结束后一定期限内予以公布。一些相对不那么绝密的档案，要在五十年之后公布，这五百多件档案，就属于这一类。那些非常绝密的档案，需要更久才能公布。这一批次公布的档案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和爆发之初，中国、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各种通讯文件和文书记录，其中涉及大量有关当年决策时的情况。其二，则是当年苏联给予的军事援助清单。

在第一类档案中公布的一些文件，足以重塑历史。这批档案中的内容显示，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和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太平洋军区曾经大量、频繁地与蒋介石取得联络，同时，他们大量邀请了蒋介石的亲信前往日本，麦克阿瑟亲自接见他们，并与之磋商。例如，其中一份档案中写道：

此次会谈，将对以下议题进行磋商：

第一，蒋介石军队介入朝鲜战场的可行性分析。

第二，其军队介入的深度，例如只介入空军作战，或者陆军登陆作战。

——《美国威尔逊中心公布的朝鲜战争俄罗斯解密档案》

俄罗斯档案公布后，大量学者立即开始研究，许多历史争议问题迎刃而解。从档案中可知，当时中国坚持抗美援朝，并非简单的因为来自苏联的压力，或者地缘战略危机，朝鲜战争研究学者齐德学认为，当时难怪中国一定要抗美援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蒋介石部队利用朝鲜战争为跳板，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卷土重来。

大陆解放后，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重振雄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麦克阿瑟就知会了蒋介石，让他做好准备。据说是蒋经国将这则消息告诉蒋介石的，蒋介石当时欣喜若狂(《决战朝鲜》)。因此，在当时的局面下，志愿军入朝作战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不为苏联所压迫，不为所谓朴素的兄弟情谊，仅仅为了杜绝蒋介石的反扑，也一定要这么做。

来源时间：2020/12/14 发布时间：2020/12/14

旧文章ID：23744

纽约时报年度回顾：触目惊心的2020（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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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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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微信公众号- 奔藤

有些多事的年头被视为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比如战争和奴隶制结束的年份，以及代际深刻分歧暴露无遗的年份——1865年、1945年和1968年都是如此。2020年肯定也会加入这个行列。在这个将被长久铭记和研究的一年，全球有150多万人死于疫情，种族动荡席卷世界，民主制度本身也面临着非同寻常的考验。

这些照片捕捉了这12个月里的历史性瞬间。与戴维·弗斯特(David Furst)一起编选年度图片的杰弗里·亨森·斯卡尔斯(Jeffrey Henson Scales)说，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年的图片中感受到如此大的震撼和情感冲击——从时报广场上洋溢着“欢喜与乐观”的跨年之吻，到香港和美国城市街头愤怒的民众，到针对种族和警察问题展开艰难辩论的场面，再到“世界各地似乎数不尽的坟墓和棺材”。

美国总统受到弹劾是2020年初的大事件。但1月底在中国武汉拍摄的这两张照片暗示着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在一张航拍照片中，建筑工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建起一座大型医院，用于收治成百上千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另一张照片则像是科幻电影的剧照：一名身穿黑衣、戴白色口罩的男子，倒在城市街头死去;两名急救人员从他身边走开，盯着镜头外的观众——他们脸部被遮住，穿着幽灵般的白色防护服，全身上下只露出眼睛。

然后病毒席卷全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图像记录。人们隔着玻璃和手机屏幕安慰挚爱家人的场景令人心碎。一些最让人难以忘怀的画面都是空荡荡的。静止的城市。空无一人的伦敦街头和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冷清的慕尼黑地铁站。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张照片是在格林尼治村，一辆冷冻卡车被当作了临时停尸房。

穿插在这些场景之间的，是一场混乱的美国大选的照片，即使没有病毒肆虐，这次大选也将成为历史书里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时间推移，在多起警察枪击年轻黑人事件的刺激下，极具象征意义的抗议活动照片开始出现。5月，一名示威者反举着美国国旗，走过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家被点燃的酒类商店，抗议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

在2020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拍摄这些照片的过程也一样。记者是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但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们——被亨森·斯卡尔斯描述为他策划年度图集十多年来遇到的最多样化的团队——在采访中流露的最明显的情绪，就是他们自己也过着所目睹的生活。没有人能逃离2020年的病毒与生死攸关。它给了摄影师崭新的视角。而他们则将人生中这历史性一年的难忘影像给了我们。

——迪恩·巴奎(Dean Baquet)，《纽约时报》主编

一月

Calla Kessler/The New York Times

1月1日，纽约时代广场狂欢的人们，那时候还没人知道一场可怕的大流行即将到来，即将引发一场大衰退和一场争夺恢复正常生活的疫苗竞赛。

Matthew Abbo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月10日，澳大利亚巴哥州森林，澳大利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季节之一，一匹脱水而缺乏食物的野马濒临崩溃。

Getty Images

1月24日，中国武汉，施工队全天候在野战医院里工作，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野战医院大多数在10天内建成。

二月

Getty Images

2月3日，中国武汉，为遏制冠状病毒的爆发，中国政府封锁了武汉，并禁止了大多数公共交通和私家车出行。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2月4日，中国武汉，被改建为临时医院，以治疗冠状病毒的会议中心。

Khadija Fara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月8日，肯尼亚莱萨米斯(Laisamis)，肯尼亚爆发70年来最严重的沙漠蝗虫，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

Armando Franca/Associated Press

2月11日，葡萄牙纳扎雷，巴西的玛雅·加贝拉(Maya Gabeira)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海浪袭击，这也是2019-20冬季最大的海浪冲浪，这是女性专业冲浪的第一次。

Mauricio Lim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月20日，土耳其，哈桑基夫(Hasankeyf)，该市的旧集市被拆毁，为一条新的大坝铺路。该项目淹没了底格里斯河，淹没了山谷，使70,000人流离失所。

Jenna Schoenefel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月24日，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和他的女儿吉安娜的公共追悼会，科比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他们死于直升机坠毁。

三月

Ashley Gilbert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10日，纽约，犹太家庭在布鲁克林的自治市镇公园庆祝Purim节，这是以色列以外最大的东正教犹太人社区之一。

Jim Huylebroe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13日，阿富汗拉格曼，两个孩子走过塔利班部队控制的地盘。2月，美国与塔利班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为结束美国最长的战争奠定了基础。

Gabriela Bhaska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13日，纽约，购物者争先恐后地在曼哈顿的Costco装货。随着冠状病毒的扩散和封锁的迫在眉睫，人们对食品杂货，药品和清洁产品的恐慌性购买猛增。

Andrew Se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16日，纽约州斯卡斯代尔，国民警卫队成员在给中西部威彻斯特犹太社区中心JCC消毒。纽约在威彻斯特县创建了一个“收容区”，以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

Victor Moriyam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18日，巴西圣保罗，科潘大楼的居民聚集在窗户旁，抗议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的对大流行反应。

Andrew Test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18日, 伦敦。冠状病毒的爆发早期，主要大城市陷入停顿。

Andrea Mantov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18日，法国进入封锁，巴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在早上高峰时段空空如也。

Laetitia Vanc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21日，大流行初期的慕尼黑，空旷的公共空间充满着孤寂。

Fabio Bucciar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24日，意大利Ponte San Pietro，意大利陆军和宪兵将因冠状病毒而激增的死亡人棺材装上卡车，运出城市。

Atul Lo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月26日，印度孟买，一名市政工人正在熏蒸蔬菜市场。这是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宣布进行全国封锁以对抗冠状病毒爆发的第二天。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3月30日，纽约，一名医院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一个与冷藏拖车相连的帐篷，该帐篷被用作莱诺克斯健康格林威治村外的太平间。冠状病毒危机将这座城市的照顾死者的系统推向了极限。

四月

Philip Montgome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月1日，纽约州皇后区，医护人员正在抢救冠状病毒患者。该行政区成为纽约市冠状病毒肆虐爆发的中心。

Jonah Markowit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月9日，纽约州皇后区，一名戴着防护口罩和面罩的妇女在Far Rockaway附近的一辆空旷的地铁上。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月9日，纽约州布鲁克林市，Covid-19病人Precious Anderson在Erroll Byer Jr.博士和布鲁克林医院的帮助下通过视频见到了她的新生婴儿。

Nadia Shira Co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月10日，罗马教皇方济各在梵蒂冈空荡荡的圣彼得广场庆祝耶稣受难日，这与每年吸引成千上万游行庆典相比显得无比凄凉。

Stephen Speranz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月16日，纽约州皇后区，殡仪馆停放的棺材。当病毒肆虐纽约时，爆满的医院和墓地使殡仪馆的容量达到极限。

Misha Fried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月16日，纽约，I.C.U.护士克里斯蒂安·德克斯在中央公园的镜子中检查她的个人防护设备。纽约在中央公园建立了急救现场医院以帮助照顾病人。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月19日，纽约州Manhasset，丈夫Eldilson Valencia正在安慰妻子Eliana MarcelaRendón，她的祖母74岁的Carmen Evelia Toro在长岛的一家医院与Covid-19的战斗失败，失去了生命。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月20日，纽约州布鲁克林，尸体被堆放在布鲁克林医院中心的冷藏拖车中。春季，冠状病毒感染激增，有2万多纽约人死亡。

五月

Jeenah M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5月13日，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闭门展览“乡村，未来”(Countryside，The Future)在第五大街上散发出异样凄凉的光芒。

Hilary Swif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5月15日，纽约州布鲁克林市，威廉斯堡多米诺公园的草地上画上了的圆圈，帮助人们在户外度过时光的同时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Tyler Hicks/The New York Times

5月25日，巴西马瑙斯，巴西亚马逊最大的城市马瑙斯的一处墓地里，一排排新挖的坟墓，那里每个Covid-19病房都挤满了人，每天有100多人死亡。

Patience Zalanga

5月27日，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一名妇女抗议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该事件引起美国150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游行。

Julio Cortez/Associated Press

5月28日，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抗议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事件的第三天晚上。弗洛伊德被害的镜头导致了F.B.I.民权调查和所有四名官员被解雇。

Victor J. Blu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5月31日，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后将近一周，警察与抗议者对峙。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Tim Walz)动员国民警卫队帮助警察在街上巡逻。

六月

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6月3日，洛杉矶，人们在司法厅前默哀。宣布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按在地上致死的警官德里克·沙文(Derek Chauvin)将面临二级谋杀罪。

Demetrius Free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6月4日，纽约，抗议者在曼哈顿游行，全国各地因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而愤怒的民众。

Joshua Rashaad McFadd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6月8日，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官的膝盖按住致死的交叉路口，有人坐在鲜花，敬意和抗议标语中哀悼。

Marco Ugarte/Associated Press

6月24日，墨西哥城，墨西哥尸体被火化后，工人们焚烧了Covid-19受害者的棺材。墨西哥是世界上冠状病毒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七月

Tamir Kalif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7月2日，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在该州冠状病毒病例激增期间，车辆在直通测试现场排队。得克萨斯州是最早解除封锁的州之一。

Demetrius Free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7月9日，纽约，特朗普大厦外的第五大道上绘制了大幅《Black Lives Matters》标语。这个标语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煽动性回应。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7月15日，休斯顿一名在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呼吸机上的冠状病毒患者。在夏季案例激增期间，医院创建了新的病毒病房，雇用了临时护士，并加大了检测力度。

Mason Trinc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7月22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联邦特工在市中心联邦法院附近与抗议者发生冲突。特朗普政府派联邦特工前往波特兰和其他城市制止抗议活动。

八月

Hussein Malla/Associated Press

8月5日，黎巴嫩贝鲁特发生两次爆炸，一次非常强大，炸死了190多人，六千多人受伤。因为没有人采取行动来确保在该市港口的机库中储存2750吨硝酸铵的安全。

Ibarra Sánch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8月7日，黎巴嫩贝鲁特，数十万人因该市港口的灾难而无家可归，使一些社区沦为废墟。

Meridith Kohu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8月13日，加利福尼亚州Azusa，一场野火烧毁了4,200英亩的森林，这是西海岸有记录以来最活跃的野火年。气候变化和过时的森林管理做法为地狱火种锦上添花。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8月20日，纽约州科特兰;8月27日，纽约铁德奎特(Irondequoit)，一道直播视频投射在墙上，显示前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R. Biden Jr.)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一台家庭影院放映机显示特朗普总统接受了共和党连任提名。

William Widm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8月28日，路易斯安那州查尔斯湖，劳拉飓风猛袭路易斯安那州海岸之后。在一家汽车旅馆外面相拥的情侣。劳拉飓风每小时时速高达150英里，是美国大陆有史以来最强的风暴之一。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8月28日，马里兰州联合基地安德鲁斯，特朗普总统从北卡罗来纳州伦敦德里的一次集会返回。尽管发生了大流行，他仍继续在为竞选连任奔走于关键州。

九月

Emilio Morenatti/Associated Press

9月4日，巴塞罗那，60岁的弗朗西斯科·埃斯帕尼亚(FranciscoEspaña)是一名Covid-19病人，曾在重症监护室呆了几周，被医护人员带出医院面对平静大海，呼吸新鲜空气。

Joe Raedle/Getty Images

9月7日，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参加了沿内陆水路的游船游行。该游行从Jupiter开始，一直到总统的马尔拉古庄园附近。

Petros Giannakouris/Associated Press

9月9日，希腊莱斯博斯岛，大火在莫里亚(Moria)难民营中蔓延，火势蔓延，造成12,000人无家可归，其中包括4000名儿童。

Noah Berger/Associated Press

9月9日，加利福尼亚州奥罗维尔，时速为45英里的强风推动的快速熊熊大火在比德韦尔巴尔大桥的山坡上烧毁。24小时内，一场野火烧毁了23万英亩土地。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9月14日，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瑟夫·拜登(Joseph R. Biden Jr.)在特拉华州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保持社交距离的竞选活动中演讲。

Simbarashe Ch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9月17日，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时装设计师克里斯蒂安·西里亚诺(Christian Siriano)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展示了他的2021年春季系列，其中包括坐垫，弗拉明戈褶边和口罩。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9月25日，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法官RBG(Ruth Bader Ginsburg)于9月19日去世，她的棺材从国会大厦被送走。

Ariana Drehsl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0月8日，圣地亚哥，海军陆战队新兵正在接受基础训练。在失误导致美军疫情爆发后，部队严格实行隔离，戴口罩和洗手的策略。

十月

Christopher Pay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0月9日，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几个月来，密歇根州选举资源公司和全国其他印刷厂一直在努力满足对邮件投票的激增需求，这需要大量引入额外的机器和人员。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10月14日，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开车做新冠病毒测试。佛罗里达封锁时间较晚，急于重新开放，是受灾最严重的州之一。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0月16日，曼谷，一名反政府示威者与军官发生冲突，军官用高压水枪驱散人群，高压水枪喷洒了化学刺激物。和平抗议活动持续了数周，口号是“辞职，改写，改革”。

Jim Wilson/The New York Times

10月22日，旧金山，总统最后辩论的驾车观看派对。

Stefani Reynold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0月24日，华盛顿，艺术家苏珊·布伦南·福斯登伯格(Suzanne Brennan Firstenberg)在华盛顿特区军械库外插上了22万多面白旗，以纪念当时美国因冠状病毒死亡的人数。

十一月

Sharon Chischill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1月3日，亚利桑那州Kayenta的纳瓦霍族成员前往投票站。

Philip Montgome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1月3日，密歇根州兰辛市，在选举之夜计数选票。

Gabriella Angotti-Jone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1月3日，加利福尼亚州波莫纳，选举选票正被送去计数。加州人在投票率的历史性飙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投票人数首次超过1.5亿。

Fabio Bucciar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1月6日，意大利，Seriate，贝加莫省的医务人员在照顾一名患有严重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意大利北部省成为西方世界最致命的病毒爆发地之一。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11月7日，特拉华州威尔明顿，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作为当选总统和副总统发表讲话。

宾夕法尼亚州给了拜登必要的选举团票锁定胜局。

Go Nakamura/Getty Images

11月26日，休斯顿一名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安慰一名Covid-19病人。美国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和相关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十二月

Ilvy Njiokiktji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2月1日，荷兰埃因霍温，荷兰通过XL测试街扩展了其冠状病毒测试的方法，每天可以进行5,000次测试。

Ash Adam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2月4日，安克雷奇Lillian Foster和Teagan Glidden在Bass Pro Shops与圣诞老人合影。

今年，圣诞老人不是抱着孩子而是待在屏幕后面，戴着防护面罩。

Dmitry Kostyuko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2月4日，巴黎，卢浮宫闭馆时的蒙娜丽莎。卢浮宫自10月下旬以来一直关闭，将于12月16日重新开放。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12月5日，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佐治亚州一次共和党集会的最后一名支持者。

Tyler Hicks/The New York Times

12月5日，苏丹哈姆代耶特，埃塞俄比亚难民在苏丹居所。至少有45,000人逃离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的战争。援助组织警告说，如果战斗继续下去，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可能还会有10万难民跟随。

Sergey Ponomare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2月7日，莫斯科，一名医务人员在诊所为患者(也是医生)接种了俄罗斯的冠状病毒疫苗。疫苗的最终试验尚未完成。

Pool photo by Jacob King

12月8日，英格兰考文垂，医务工作者为90岁的玛格丽特·基南(Margaret Keenan)欢呼，因为她成为英国第一位接受由辉瑞和BioNTech开发的冠状病毒疫苗的人。

她说：“我感到非常荣幸。”

来源：纽约时报

编辑整理：一米阳光

来源时间：2020/12/14 发布时间：20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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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断手脚不可取，拜登恐无动力分拆社交巨头脸书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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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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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登晨来源：澎湃新闻

自2019年7月以来，美国司法部、联邦通信委员会(FTC)和多州检察长以“妨碍市场竞争”、“涉嫌垄断”为由，对脸书、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硅谷巨头发起反垄断调查。

作为阶段性调查成果，2020年12月10日，联邦贸易委员会和“48州检察长联盟”分别对脸书提起反垄断诉讼，认为脸书长期通过反竞争行为维护自己的社交帝国地位，要求脸书分拆其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收购的Instagram和WhatsApp，并希望在起诉期内暂停脸书1000万美元以上的并购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多位共和党人曾多次抨击脸书等社交媒体对保守派言论存在“区别对待”，认为社交媒体对是否删除言论或决定言论真假拥有太大的权力。

而随着特朗普即将卸任下台，该案势必要拖至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开庭审理。在拜登任内，脸书打造的“社交媒体帝国”会否解体呢?

互联网监管：各股势力的政治秀场

从理论上来讲，美国政府的反垄断工作可在联邦和州两个层面展开：联邦层面主责部门为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州层面各州检察长有权对本州范围内涉嫌垄断事务进行调查和起诉。然而，纵观美国历史上有限的反垄断实践，联邦政府通常主导着反垄断核心议程，而各州则仅多做外围配合，角色扮演有限。

在联邦层面，为避免主责部门间反垄断管辖权冲突，早在1948年，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就达成备忘录，决定以“事前相互通知”来协调双方行动。此后实践中，双方各管一摊，格局成型，前者主责通信、电子、钢铁、金融行业，后者主责生物制药、石油天然气、计算机硬件制造和零售食品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监管议题趋热，两部门“争地盘”情形频发。2019年7月，双方商议后决定，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责亚马逊和脸书，司法部主责苹果和谷歌。

2020年10月，司法部与11州共和党检察长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诉讼，而联邦贸易委员会则未参与。然而，在脸书案中，此一分工格局被打破，脸书受到来自联邦和州两个层面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48州检察长联盟)两大系统的起诉，原本“抢地盘”的两股势力竟“结成统一战线”。有趣的是，这一“组合起诉”看似来势汹汹，实则形式大于内容。

首先，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脸书的起诉意兴阑珊。在2019年7月反垄断调查开启之前，该委员会已对脸书因“剑桥分析”事件中存在的用户数据保护失当问题开展调查，最后以50亿美元罚款作为和解。最终投票时，5名委员中有2名民主党委员反对，理由是50亿美元的处罚“力度不够”，而3名共和党委员则投票支持，最终让和解案顺利通过。此番反垄断诉讼投票，2名民主党委员均赞成，3名共和党委员中却又有2人反对。(编者注：“剑桥分析”是英国伦敦的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其被指利用社交媒体脸书约5000万人的用户数据，影响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美国2016年大选。)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5名委员均由特朗普于2018年任命，其中共和党3人，民主党2人。假使特朗普和共和党决意要以涉嫌垄断之名起诉脸书，那么起诉应该早已发生，且共和党成员更难反对。两次3：2的投票结果证明，与特朗普政府和司法部长巴尔领导下的司法部对谷歌迅速“动刀”不同，共和党起诉脸书垄断的动力不足。

其次，州检察长联盟起诉更多是一种政治表态。与联邦检察官任命体现总统及总统所在党派意志不同，州检察官多源于选举，(州检察总长通常会竞选联邦参议员甚至副总统，即将就任的下届副总统哈里斯在2017年任加州参议员之前，即为加州检察总长)，这意味着司法部的反垄断动作往往是总统和党派意志的体现，而州检察长联盟的反垄断动作则不具鲜明指向意义。所谓“48州检察长联盟”起诉脸书，更大可能是检察长群体的集体秀：借监管硅谷换取政治资本，同时以博取硅谷对自身竞选的支持。

总的来看，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无论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还是司法部门，都想通过“脸书反垄断秀”，来为自身争取更大的监管话语权。夹杂其中的，多是党派利益和政客个人利益。

随着特朗普2021年1月20日离任以及司法部长换人，倘若拜登政府领导下的司法部不加入对脸书的起诉，所谓检察官联盟的起诉将大概率走向衰微。此情形下，起诉脸书的重任将落在联邦贸易委员会身上。而从历史上来看，与司法部相比，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执法权有限，如其缺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权力，该委员会的多数案件均仅以和解与罚款作结，且其主要目标不在胜诉而在通过罚款等更为灵活的手段起到起到保护消费者权益。考虑到该委员会的“柔性”以及委员会中共和党成员对于脸书的宽容，双方存在较大走向和解的概率——就如同2019年7月就“剑桥分析”案一般。

两党并未做好互联网反垄断准备

在前总统奥巴马八年执政期内，白宫与硅谷关系密切，人员交流频繁。此间，尽管脸书对Instagram和WhatsApp的收购也引发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同时即便谷歌也因几乎“一天收购一家公司”而饱受诟病，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复苏亟待互联网经济大跨步，美股走高也仰仗科技股作为支撑，美国外交利益的实现更需要希拉里式互联网自由作为先导。正因因此，即便谷歌、苹果、脸书等巨头彼时不仅在美国国内已引发垄断质疑，而且在欧盟也遭到越来越大的反垄断压力，但这些都未能阻止巨头一步步迈向寡头。

前一届民主党政府对硅谷的弱监管，以及奥巴马治下美欧的良好关系，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监管滞后于业态发展的困境。对民主党人而言，此举某种意义上“养虎为患”，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权力首次得到美国朝野正视并让民主党人感到“疼”的，正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剑桥分析”一事。

随后，为约束和规范此权力，以国会民主党议员为代表的华盛顿政治精英祭出包括隐私保护、平台责任、反垄断在内的三板斧。针对前两板斧，参众两院相关提案层出不穷，且政策目标在部分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落地和实现——如加州通过了消费者隐私保护法案，脸书、推特等平台在2020大选季加强了对于虚假言论的审核——唯独针对第三板斧，参众两院至今未能拿出足够成熟的提案，反垄断修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茶杯里的风暴”：虽已流转于政治精英群体间，但未形成强烈舆论。

2019年初，随着2020年大选民主党内初选的铺开，包括沃伦、桑德斯在内的一批进步派民主党人，抓住过去30年美中产阶级在金融、科技这两波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被日益边缘化的事实，走上一条“特朗普式”的动员道路——这一批民主党人将互联网寡头与传统的生物制药、军工联合体相提并论，提出“拆分脸书”、对硅谷寡头征收“富人税”，让硅谷反垄断一时间似乎具备了落地的可能性。

2019年10月，当时沃伦党内出线势头正盛，脸书总裁扎克伯格在一次内部会议中颇为悲壮地说，假使沃伦当选，那么脸书将拿起法律武器对抗政府的反垄断拆分。

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疾而终相类似，作为选举动员手段的反垄断后劲也严重不足;随着沃伦的淡出和拜登的出线，“分拆脸书”从民主党人的竞选纲领中消失了，行业反垄断被模糊为“追求更为公平的分配”。

几乎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联邦贸易委员和司法部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了针对硅谷的反垄断调查。不过，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特朗普政府对于反垄断并不曾怀有真实的兴趣：对特朗普而言，插手反垄断议题，只是为了防止民主党人或国会议员独占该议题;若可以反垄断为武器来报复谷歌“歧视保守主义”，并将硅谷约束至符合自身竞选利益的轨道上来，那就再好不过。

进步派民主党人退出民主党初选，标志着此轮美国互联网反垄断浪潮的衰微。在国会调查层面，虽然参众两院多个委员会接二连三召开反垄断听证会，2020年10月众议院也发布了一份长达449页的报告，抨击科技巨头通过垄断获得不公平的市场优势，并建议引入新法律加以严格监管甚至拆分，但使相关调查报告并未给出具体的拆分建议或行之有效的立法路线图。

上述诸多事例表明，尽管美国此轮反垄断浪潮看似雷声不小，但无论从行政执法层面，还是更为根本的立法层面，两党都未做好准备。

实际上，2020年大选前后，国会密集抛出反垄断调查报告，司法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密集发起反垄断诉讼，充其量只是对前期工作的阶段性小结，即各方先以“成果汇报”的方式服务大选，后通过坐实硅谷垄断、坐实诉讼等方式，为后特朗普时代的互联网监管布局。

拜登无强推互联网反垄断动力

不过，即便进入拜登时代，互联网反垄断恐怕也不会有实质性进展。此轮美国互联网反垄断思潮，发端于奥巴马执政期，兴盛于2019年的民主党初选，未来则将大概率在拜登政府正式运转后归于沉寂。总的来看，拜登政府强推互联网反垄断，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首先，互联网反垄断理论依据不充分，有效实现路径不足：

第一，美国朝野至今仍未对互联网反垄断形成共识。法庭在适用反垄断法时，仍奉行企业只有达到“绝对市场权力”且“具备排他性的市场行为”的情况下才构成垄断，“产品价格”以及“消费者福祉”系核心指标。除非“凡有利于消费者福祉的创新都不应被反垄断机构干涉”这一理念被彻底颠覆，否则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都难以跳脱出传统反垄断学说框架。

第二，虽然民主党人入主白宫，但国会参众两院依旧分治，控制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对于反垄断并不积极，这降低了通过修法实现反垄断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即便身为总统的拜登通过颁发类似限制企业并购、投资的行政令来绕开立法，也将大概率招来起诉，且在无立法支撑的背景下，白宫败诉可能性较大。

第三，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若通过诉讼来推进分拆，官司一定会打到最高法院，而近年来最高法院对于“释法”态度审慎，在事关全局的议题上，通常“拒绝站队”。当下，倾向于大市场的共和党人在最高法中占多数，这将或多或少打消民主党政府主动起诉的念头。

其次，拜登政府主动推进科技反垄断的意愿偏弱：

一是民主党对硅谷的不满源于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经四年多博弈，民主党正逐步拿回对硅谷的控制权，反垄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二是互联网并非拜登竞选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也不属于拜登当前列出的四大优先议程，即便在互联网议题中，拜登也更关心数据隐私与平台责任而非反垄断：2019年面对美联社采访，他对反垄断仅表示“可能会看看”，2020年面对《纽约时报》采访，拜登则直言“不担心平台权力的集中，担心的是隐私”，“230条款应被撤销”。(编者注：此处指的是《通讯规范法》230条，这项1996年通过的法律让网络公司不会因用户在其平台上发表的内容而被追责，同时可以删除合法但会引起反感的内容。)

三是硅谷权力集中正发生于奥巴马、拜登任内，而反垄断则系当下进步派民主党人的核心诉求，在一批“加州人”与“奥巴马旧班底”已经入局拜登过渡团队的背景下，强推分拆不仅意味着“自我否定”，而且还将引来民主党温和派和自身团队的反叛。

最后，在产业竞争和大国博弈方面而言，拜登政府很难“自断手脚”。客观而言，以联邦贸易委员会50亿美元罚款作为界限，脸书已为用户隐私遭滥用付出了代价。

为摆脱对单一广告业务的倚赖，脸书自去年起开始尝试包括电子货币Libra在内的新业态，而WhatsApp正是Libra落地的重要载体，Instagram则成为脸书面对Tiktok竞争的唯一护城河，拆分Instagram与WhatsApp，无异于阻绝了脸书的改革之路。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性动向在于前不久联邦政府已经透露出为Libra放行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世纪之交联邦政府诉微软时，微软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软件公司，而如今美国互联网在市场层面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在监管层面又面临来自欧盟的巨大压力，且在产业基层方面面临数据治理、隐私保护、互联网主权诉求等重重挑战。

对拜登政府而言，经监管塑造的硅谷，若能有效服务于产业竞争、提升本国就业、改善盟友关系、有利于民主党选举，当属上策，而出于照顾民主党进步派诉求、为追求所谓绝对平等而强行推进反垄断，恐怕才是跳入特朗普政府挖好的“反垄断坑”，非明智之举。

换个角度看：虽然让TikTok在美运作即可达到一切反垄断目标，但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予以打压、驱逐;尽管两党都认为社交平台偏袒对方，但却依然没有轻易删除230条款，特朗普政府更是将该条款嵌入对外贸易协议中。这一切都证明美国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保护主义时代。

假使从一个宏阔的视角来看，此番美联邦和州政府层面发起的反垄断调查看似来势汹汹，但其仍然只是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以来硅谷持续动荡的余波。

拜登任内，硅谷巨头将继续遭到包括反垄断审查在内的严苛监管，但考虑到两党在隐私保护和平台责任方面的共识要远大于反垄断，两党在推动联邦数据立法、修正230条款方面或许能够小有成就，不过脸书恐怕很难遭到分拆。

来源时间：2020/12/14 发布时间：2020/12/14

旧文章ID：23742

张云：美国如何实现外交再平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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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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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云来源：联合早报

拜登在大选中获胜后，世界普遍预测美国外交会有更多的可预测性。拜登说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等，让人们期待一个回归多边主义的美国。经过了四年超常规的、不可预测的以“美国优先”为信条、超级民族主义和利益至上的特朗普外交后，美国外交的再平衡势在必行。

然而民主党执政后是否会朝着中道的方向平衡，还是会出现过度平衡的可能性，即从特朗普时代强调赤裸裸的利益至上，平衡到拜登时代纯粹的价值观至上?笔者认为不能排除美国外交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再平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杀伤力并不会比前者更小。

民主党为了显示与共和党之间的差别，在外交上有过度平衡到民主外交，甚至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政治冲动。为了恢复在特朗普政府时代受损严重的大西洋同盟，强化美国主导的西方盟友网络，美国外交面临着使用过度强调价值观外交，来快速增强凝聚力的政策诱惑。

美国皮尤研究所舆论调查显示，美国盟国对美国好感度在2016年和2020年数据形成鲜明对比，意大利从72%降至45%，法国从63%降至31%，英国从61%降至41%，德国从57%降至26%，加拿大从65%降至35%，荷兰从65%降至30%，西班牙从59%降至40%，韩国从84%降至59%，日本从72%降至41%。

皮尤在2020年夏天进行另外一个对美国总统是否对于国际形势有正确认识的调查中，美国盟国回答肯定的比率分别是德国10%，法国11%，而这个比率在奥巴马时代超过80%;日本和澳大利亚降幅也分别达到53%和61%。

拜登新政府有可能通过高调宣传共同价值观，尽快恢复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团结。将成为拜登政府国务卿的布林肯，在2019年1月与新保守主义言论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撰文，提出建设民主国家联盟或者合作网络的构想。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政治的特殊竞争环境，让民主党想通过与特朗普外交诀别，突出民主外交可能不是一两个人的政治冲动。在民主党内，想要建立民主国家同盟，来团结美国，具有一定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欧洲国家中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抬头，此次疫情对经济的进一步冲击，会让上述政治变化有新的推动，战后欧洲一体化的主流，正在遭受民族主义力量的挑战。

欧洲国家也面临着试图通过强调价值观外交，通过强化大西洋同盟关系，来防止欧洲团结弱化的诱因。如果美欧采取价值观至上的外交方向的话，就有可能将西方与俄罗斯、中国、伊朗核协议等各种问题，用意识形态的镜片来过滤。那样的话，今后四年的外交关系甚至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紧张情况。

中道平衡的美国外交

美国从建国开始就有积极追求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强烈推广美国价值观的理想主义使命感。有人曾经指出，美国在外交上强调价值观，近似于传教士那样的热情和执着。作为一个大国，强调在外交上有道义高度和价值体现，不仅没有问题，而且是必须的。

然而，过度的价值观导向的外交，就会走上意识形态至上的教条路径，让自身定义国家利益出现重大的偏差，正如美国决定发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逻辑所展示的那样。

与此同时，美国还会让盟国选边，这样的结果会造成国际关系极化的发生。意识形态至上时候的美国，常常坚信本身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其他国家，当事与愿违时又感到沮丧，美国外交在一轮极化后，要求再平衡的内外要求不断强化。

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上的上述两重性，加上美国两党政治的国内环境，让美国外交很容易在这两大极端之间剧烈摇摆。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对外政策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这会让世界秩序出现重大的动荡。

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美国大选前后，世界局势往往会出现无数的不确定性，因为无论是盟友还是竞争者，都不知道下一任政府会不会过度平衡，从而让他们失去机会。

因此，美国外交在两大极端之间的摇摆，从历史上已经证明无论对其盟友还是对手，还是广大的中立第三方，都是一种很大的负担。战后美国在很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力，但同时世界也期待美国能够展现一种中道平衡的外交倾向。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也会日益受到侵蚀。

须理解自身的外交局限性

美国外交价值观的过度发展产生的相关理论，可能会带来知识和政策层面上灵活空间的减少。例如和平民主论，和平与民主是全世界所有人共同期盼的目标，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将它上升到只有这个世界都实现了民主自由体制，才会有和平的理论高度，就会出现问题。

意识形态至上会让美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高度泛化，将改造其他国家内部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作为美国外交目标来追求。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路径各不相同，内部治理模式最终需要其内部实际运行的检验，标准还是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尊重内部逻辑、尊重现实很重要。

战后美国外交成功的时代，往往是很好地处理利益和价值的平衡关系，不走极端的时候。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美国能够认识到本身超群力量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性。

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外交进行了大调整，从原来的防止共产主义扩散，转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让亚细安主导东南亚的地区事务。结果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减少，相反美国的软实力增加了。奥巴马总统时期也比较好地处理两者平衡，这才会有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的签署，美国和古巴外交关系的突破性进展。

特别是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可以说是战后首次大国协调外交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领导力强化了，而不是减少了。美国外交的成功在于通过多边主义发挥国际领导力，在这方面目前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取代。但是，也必须看到美国对于大多数国家内部体制变化上影响力很有限，而且过度关注内部将会减少美国外交选择空间。例如气候变化、病毒防控等全球性议题上，民主外交能够做的事情可能并不多。

除了美国自身须要认识到外交再平衡，对国际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外，世界各国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对应冲击的韧性，减少自身外交受美国内部动态循环的影响。以中美关系为例，过去四年，中国可以说在贸易谈判中深刻体会了“利益至上”美国外交的特色。

美国一直要中国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秩序，但是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经济制裁等做法，让中国认为美国无视规则在先，破坏秩序。

中国对于美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国际秩序感到日益困惑。如果新政府执政后反过来“价值观挂帅”，那过去四年的地缘政治上打压的惯性，可能会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相互哺育，这就很有可能催生中美的竞争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认知。这样的话，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成立了。

对于中国来说，在战略上要相对减少“美国中心的思维”，要看到美国外交在极端之间的转动，不仅对中国是重大挑战，对全世界都一样。因此，除了自身调整心态之外，通过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与欧洲国家在重大全球议题上的合作方式，建构一种多边的防波堤来共同对应，就能减少战略压力。

在一个全球化和高度相互联系的时代，美国外交能否与时俱进，逐渐跳出上述的利益极端和价值极端之间的周期性摇摆，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实现更加成熟的外交新模式，对于美国继续发挥全球领导力很关键，也是世界的广泛期待。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0/12/14 发布时间：20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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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美竞逐气候变化国际领导地位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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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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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纬温来源：联合早报

《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宣布中国减排新目标，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逾65%。有分析认为，中国借此与美国竞逐国际领导地位，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在拜登上台后，可能成为中美两国新的博弈点。

受访学者认为，中国此举有与美国较量的意味，但中国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上调减排目标，有助缩小与西方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分歧，也有利于中美未来就此开展合作，培育新的合作亮点。

习近平前天通过视频方式，参加纪念《巴黎协定》达成五周年的“气候雄心峰会”。他代表中国就应对气候变化许下新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与先前目标减少60%相比略微上调。

中国也寻求届时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约25%;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也将超过12亿千瓦。

习近平说，中国历来重信守诺，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脚踏实地落实上述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他还强调，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只有坚持多边主义，讲团结、促合作，才能互利共赢。

这是习近平时隔三个月再度端出具体减排目标，两次承诺也都是在《巴黎协定》基础上。他今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让中国在国际上受赞许，与今年11月特朗普政府正式退出《巴黎协定》的美国形成反差。

美国候任总统拜登则多次表态，称上任后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最新承诺旨在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在全球治理尤其气候治理方面发挥更大影响力。“当然也有跟美国较量的意味，但同时不完全是要与美国较量”。

学者：减排积极政策有利往后中美合作

李明江预期，中国宣布减排的积极政策，更有利以后中美之间的合作，缩小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受访时则说，气候变化在奥巴马时代曾是中美合作的亮点，也是目前两国为数不多可能合作的领域。“不是抢领导权，确实中国考虑到还是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培育新的合作亮点。”

他也预期，中美未来在气候变化合作上要超越奥巴马时代会有难度，因拜登上台后也面临抗疫、重振经济及化解种族矛盾等更重大的国内议题，气候变化并非其重中之重。

另一方面，王义桅也说，作为世界工厂，目前世界80%新增碳排放都来自中国，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都超越美国。中国提出目标并拿出减排路线图，首先还是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

他说，中国原先以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投入性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正转向以制度创新及技术革新实现追求质量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也倒逼各行各业创新减排。

来源时间：2020/12/14 发布时间：20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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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则视角下的修正主义: 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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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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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琪, 柳悰耀来源：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内容提要：在既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清晰、客观和固定的概念，不同领域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的形式。作为国际秩序的表征，国际规则的受认同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往往见仁见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规则的“违反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而正如不少批评指出的，近年来以“现状国家”自居的美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但这种观点尚缺乏严谨的系统研究支撑。文章将国际秩序要素分为共识程度较高的规则和共识尚在形成的规则，分别讨论特朗普政府当前对这两类国际秩序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各种形式违反了主权规则、军控秩序及武力使用规则和贸易规则等国际秩序中的 “硬规则”，同时，在人权保护、环境保护和信息情报流动规则等 “软规则”方面采取了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行为，正对国际秩序产生严重的损毁性影响。

本文最初发表于《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

点击阅读全文：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分析.pdf

来源时间：2020/12/14 发布时间：20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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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人马上要投票了，美国大选还有加时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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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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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界面新闻来源：安晶

当地时间12月14日，来自美国各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538名选举人将对总统大选进行选举人投票。

往年选举中，在选举人投票前，谁是下一届元首的问题基本尘埃落定，选举人投票只是例行公事。但今年，由于现任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指控选举舞弊，选举人投票成了新的关注点。

特朗普并非没有挑战机会。

在选举人投票后，国会将于明年1月对选举人投票进行计票。计票期间，如果一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联合对某州的结果提出反对，国会两院需就此进行讨论。

已经有共和党众议员明确表示将在国会计票期间提出反对。

选举人投票

美国大选是选举人制，各州的选举人多少与人口大小有关，人数与该州在国会的议员人数相当。

在大选投票日之前，各州的政党已经选好了选举人。通常情况下，如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该州获胜，则该州将派出共和党的选举人团参加选举人投票，反之亦然。

选举人通常为该党的忠实支持者，包括官员、政治活动人士、大金主等。例如民主党人希拉里和前总统克林顿正是今年纽约州选举人团的成员。

在选举人投票之前，各州州长会把印有选举人团名单、认证计票结果和州长签字的确认证明交给国家档案管理员。

上周，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已经完成了计票结果的认证，国家档案馆也在官网公布了各州选举人名单。

纽约州选举人团名单。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按照联邦法律规定，选举人应该在“12月第二个周三之后的第一个周一”在各州集会投票。今年的选举人投票为12月14日。

届时，各州选举人将在州议会选择的地点集会投票，通常是在州议会大楼。但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内华达、犹他和科罗拉多州的选举人投票将在网上进行。

除了地点，各州投票的时间也不一样。今年的投票中，最早投票的将是印第安纳、田纳西和佛蒙特州，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开始。包括佐治亚、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在内的争夺关键州都将于中午和下午投票。

投票时，每个选举人需签署六份投票证明，其中一份将邮寄至国会参议院，供国会在明年1月6日计票使用。

依照各州所认证的普选投票结果，拜登将获得306张选举人票，特朗普为232张。获得270张及以上选举人票的候选人当选总统。

按照惯例，选举人投票时应该根据各州的普选结果，但联邦法律并没有做出相关规定，因此也出现过选举人按照自己意愿投票的情况。

从1948年开始，选举人投票中有16名选举人没有依照普选结果投票，仅在2016年就有7人。当年，特朗普应该获得306张选举人票，希拉里232张。但在最终投票时，特朗普为304张，希拉里227张。

为约束选举人，全美32个州和华盛顿专门制定法律要求选举人根据普选结果投票，其中15州还设置了惩罚措施。在没有法律要求的州，则完全依靠选举人的人品投票。

选举人投票统计

明年1月6日，新一届国会宣誓就职当天，议员们将召开会议对选举人投票进行现场计票。

虽然国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尚未出炉，但预测显示，民主党将保留对众议院的控制，共和党则以微弱优势继续把持参议院。

国会对选举人投票的统计将由参议院主席、也就是副总统彭斯主持。彭斯将按照字母顺序打开各州的选举人投票证明，两名参议员和两名众议员负责计票。选举人投票的最终胜者也将由彭斯公布。

联邦法律对于整个计票过程都有严格规定，而彭斯公布的最终结果为大选官方结果，接下来只需等待新总统在1月20日宣誓就职。

但在计票期间，反对者依然有机会发出挑战。

一名参议员和一名众议员可以联名对某州的结果表示反对，反对需要以书面形式提出，附上两名议员的签名。

收到反对信后，参议院和众议院将各自就反对信进行辩论，辩论最长为两个小时，之后分别进行投票。

要想反对成立，必须得到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同支持。但考虑到民主党把持众议院、共和党掌控参议院的局面，两院均支持反对信的可能性为零。

无论前景如何，众议员、共和党人布鲁克斯(Mo Brooks)已经宣布将在选举人计票时提出反对。截至目前，还没有参议员表示要加入布鲁克斯。

自1887年以来，选举人投票统计期间出现过两次议员反对。一次为1969年针对没有按照普选结果投票的选举人，另一次为2005年针对俄亥俄州的违规投票。但两次都没有成功。

特朗普的战斗

在选举人投票前，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把最大希望寄予得克萨斯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的诉讼。

诉讼由得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Ken Paxton)发起，要求最高法院判定佐治亚、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的认证计票结果无效，并要求延迟计票认证时间，以便当局对选举舞弊问题进行调查。

这起诉讼得到了特朗普和众议院126名共和党议员的大力支持。为了确保最高法院由保守派占上风，特朗普在任期内指派了三名大法官，目前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比例为6:3。

但最高法院驳回了帕克斯顿的诉讼。在驳回信中，最高法院指出，得州没有“司法上能被认可的利益”对其他州的选举提出诉讼。佐治亚等州官员则对得州的做法表示谴责，指责其滥用司法。

自大选投票以来，特朗普团队发起了约50起诉讼，其中大部分被驳回或者撤诉。然而民调显示，这些诉讼已经让共和党选民更加坚信今年大选存在舞弊。

康涅狄格州昆尼皮亚克大学上周公布的民调显示，60%的注册选民认为拜登合法赢得大选，34%认为其为非法当选。

在民主党选民中，97%认为选举不存在大规模舞弊;但在共和党选民中，高达77%认为选举有大规模舞弊。在独立派选民中，认为有大规模舞弊的占35%。

此前，《经济学人》和YouGov的民调显示，88%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拜登为非法当选。

由于对大选结果的分歧，上周六，指责选举舞弊的极右翼组织在华盛顿举行游行，与反对游行者发生冲突。冲突造成四人被刺伤，23人被捕。佐治亚、宾州、亚利桑那等关键选举州也爆发了类似游行。

此前，被记者问到如果在选举人投票中失利会不会离开白宫时，特朗普表示“当然会”，但他同时强调，如果选举人选择了拜登，将是个“错误”。

上周末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特朗普重申，关于选举的争端“没有结束”，“我们会继续前进。”

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上周发表的声明中还指出，12月8日安全港截止日之后继续就选举发生纠纷是有先例的，“美国宪法中唯一固定的日子只有1月20日中午总统宣誓就职之时。”

来源时间：2020/12/14 发布时间：20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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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美对华政策未来四年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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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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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环球时报

随着明年1月20日美国权力交接日益临近，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发展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分析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走向，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其执政重点为何，二是他会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哪些制约，三是其对华政策的各种选择。

内外皆受制约

拜登团队已阐明其执政优先事项：控制疫情、恢复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种族关系，重中之重是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但是最乐观的估计，控制疫情至少也要半年之久，而经济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制疫情的情况。

拜登政府很清楚，在力量对比变化加快、大国竞争加剧的形势下，美国谋求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才是正道。拜登政府将积极制定和实施美国的产业政策，加大在能源、生物技术、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入和研发，以确保美国未来的竞争力。此外，改善美国陈旧而破败的基础设施也是当务之急。拜登政府若要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所建树，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和政治资源。

拜登政府将在推进自己的执政议程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制约。从内部看，鉴于特朗普在大选中获得了7000多万张选票，加上他下台后会竭力发挥“余威”，其政治影响不可小觑，这对拜登来说无异于“绊马索”。共和党有可能继续控制参议院，即使不在参议院中占多数，其与民主党的差距也很微弱。而众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席位差距已经缩小，这意味着拜登将面临与国会的艰难博弈。

从外部看，特朗普执政四年，美国从现存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变为最大的破坏者，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信誉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更重要的是，面对空前的大变局，各国各地区纷纷作出调整，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现实。“去美国中心化”的趋势在加速。欧洲更加坚定谋求“战略自主”，东亚合作步伐加快，亚欧合作向前迈进，减少和摆脱对美元以及美元支付体系的依赖势在必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受住了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前所未有的对华战略攻击，有效地控制了新冠疫情，顺利地恢复了经济，正在积极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模式。与四年前相比，中国更加强大、更有自信，发展的势头更加看好。

由此看来，国内面对一个更加分裂、阻力重重的政治版图，拜登将步履维艰;外部面对特朗普执政四年带来的巨大信任赤字，华盛顿难再一呼百应;从CPTPP到RCEP等各种合作安排，意味着美国不再是世界不可缺少的中心;而国际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使得美国的主导优势大打折扣。这就是拜登政府要面对的严峻现实。

对华政策框架与路径

优先关注国内问题，同时又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制约，拜登的对华政策将如何展开?鉴于拜登尚未执政，与其去揣测其对华政策细节，不如去分析其政策框架和路径。

拜登的对华政策将受制于几个重要因素：一是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特朗普政府发起全面对华战略竞争，最后滑向对华战略对抗，给中美关系带来全面和持久的破坏，也给拜登挖下了一个“大坑”。二是过去四年间，美国国内形成的对华共识，即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必须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这似乎已是美国社会“政治正确”的一部分，也是拜登制定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环境。三是拜登团队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有的誓言要强硬对付中国，有的主张开展务实合作，还有的认为对中美关系应有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叙述，何去何从，要形成共识不容易。

在拜登的执政理念中有两个重要认知：首先，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美国的疫情和经济，而不是重心向外、强化对华竞争。其次，就中美竞争而言，关键是美国要练好内功，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而不是不顾一切、不惜代价地打垮中国。这或许意味着，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对华关注(或焦虑)不是那么强烈，对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和对抗不是那么偏执。但是拜登对华政策要真正走出特朗普的阴影，就必须重新校准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并恰如其分地界定中美关系的本质。这需要一场政策大辩论，更需要明智而有力的政治引导。

拜登在对华政策的路径上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重新出发，清理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跳过“特朗普陷阱”，提出对华政策的新愿景和新议程;第二，大体依旧，在特朗普打造的对华政策框架内做些调整，相关调整能走多快多远取决于事态的发展;第三，谋求务实合作，先搁置或冻结中美之间的争议性问题，在一些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如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伊核和朝核问题)，积累积极动能，为管理和解决争议性问题创造条件。目前看来，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较低，第二或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较大。

中美关系三种走向

未来四年，中美关系走势有可能呈现如下几种形态。一是“竞争加合作”型，竞争态势突出，但合作也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方面。二是“竞争主导”型，竞争是双边关系的基调且大体上是良性的和可控的，虽不排除必要的合作，但总体上合作的分量较轻，在双边互动中不占主要位置。三是“竞争-冲突”型，竞争是恶性的，因失控而导致对抗和冲突，爆发新冷战的风险增大。中美两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避免“竞争-冲突”型，争取“竞争加合作”型，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

拜登执政无疑给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缓和与调整的机会，但能不能抓住机会，主要看双方能否确立对对方战略意图的基本信任，能否有效地开展务实合作，能否管控好越来越多且更加棘手的分歧。它考验的是双方各自自我政策调整的能力，克服国内政治干扰的能力，控制战略焦虑和冲动的能力，这对美方尤其如此。

经历了四年的疾风骤雨，中美两国都在重新认识对方，重新思考双边关系走向。两国关系固然回不到过去，但并不意味着不能有一个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未来。

来源时间：2020/12/14 发布时间：20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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