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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启动威慑中国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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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雨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本周分别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法案在诸多方面涉及中国,新的“太平洋威慑计划”尤其引人关注。分析人士说,新的威慑计划为如何有效威慑中国、加强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姿态提供了重要一步。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五(12月11日)以84票赞成、1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周二已在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

这项年度国防授权法将在2021财年提供740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内容涵盖军人薪资、装备采购和外交事务等各个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星期四在法案投票前说:“法案将让我们的部队做好威慑中国的准备,并在印太地区展现强有力的姿态。”

威慑中国新计划 凸显美国战略重心开始转向

作为威慑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授权法将启动一项新的 “太平洋威慑计划”(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并在2021财年为这个项目拨款22亿美元,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和防御姿态以及深化与盟友的合作。这项新计划效仿2014年设立的、旨在协助北约盟友应对俄罗斯的“欧洲威慑计划”。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法案摘要中说:“‘太平洋威慑计划’将向中国和任何潜在对手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发出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美国深切致力于捍卫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利益。”

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政策研究员扎克·库珀(Zack Cooper)认为,这项威慑计划可能是近年来有关亚洲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表明美国战略重心转向的开始。

他对美国之音说:“20亿美元不能完全转移美国的重心,但这是开始。我们已经看到,参众两院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两党基础,他们切实希望将美国的重心更多转向亚洲。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信号。”

国防授权法要求“太平洋威慑计划”在印太地区,主要是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地区,优先开展以下活动:现代化和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存在;改善后勤和维护能力以及装备、弹药、燃料等物资的提前部署;开展联合部队演习、训练、试验和创新项目;改善基础设施,以提升美军的响应能力和弹性;建设盟友和伙伴的防御安全能力与合作。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吉姆·英霍夫(Jim Inhofe)和资深成员、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Jack Reed)今年早些时候曾撰文表示,“太平洋威慑计划”的目的是只给北京留下一个结论:你们在军事上不可能赢,所以根本试都不要去试。

他们表示,威慑计划将把资源集中于关键的军事能力缺口上,包括对陆基远程打击能力、战区导弹防御、远征机场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燃料和弹药储备的投资,以此实现作战平台的现代化,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威慑能力。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睦(Timothy Heath)认为,“太平洋威慑计划”的重要性在于该计划标志着美国在威慑中国的军事部署和备战方式上的转变。

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太平洋威慑计划’认识到,中国的军事力量变得更加致命,而美国原有的基于生产作战平台和武器,而不是任务推动的防务计划,需要做出改变。新策略将以威慑中国的任务作为驱动力,进行新的军事装备采购和能力建设。这将使得美国以一个更加动态的方式,管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比如更加强调减少美国后勤的薄弱环节,确保美国基地选项的安全性,改善作战观念,让美军与盟友并肩作战。”

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在明年2月告诉国会实现“太平洋威慑计划”目标所需资源,并于此后每年提交年度报告。在法案随附的报告中,议员们敦促五角大楼将“太平洋威慑计划”列为优先事项,他们预计2022财年对该计划的预算将会翻倍,达到55亿美元。

何天睦说:“‘太平洋威慑计划’在重新定位军事挑战,如何更有效威慑中国和增强美国在亚洲姿态方面提供了重要一步,但这只是一步。当选总统拜登毫无疑问会提出他自己的威慑和对抗中国的框架,这个框架也许会和国会在国防授权法案中阐述的看法有所不同,虽然目前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扎克·库珀认为,拜登政府在制定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上确有很大空间,但是他们会对新的威慑计划表示欢迎。他说:“我认为拜登团队执政以后,在中国议题上也会相对强硬,不过他们不会被国会的法案或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所束缚。但我确实认为,他们的很多观点总体上来说与法案中的很多内容相当契合。”

国防授权法涉及中国条款近40条

除了“太平洋威慑计划”,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中涉及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条款近40项,涵盖军事、技术、学术、经贸等各个领域,反映中国所构成的全面挑战。议员们说,这些条款旨在威慑中国的“恶意行为”,确保美国的战略竞争优势地位,保护美国免遭渗透。

例如,法案要求总统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whole-of-government strategy),向中国施以代价,以遏阻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和大规模窃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要求国防部确立保护国防敏感知识产权、技术及其他信息的政策和程序,限制国防工业雇员和前雇员直接为中国企业工作;限制国防部向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提供拨款;要求确定在美运营的中国军工企业的清单;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防务装备;限制中国从世界银行获得援助;要求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寻求中国借贷透明化;保护美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制造的过度依赖。

新的国防授权法还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海外永久性部署新武器装备和部队前,需考虑东道国使用华为和中兴等“有风险”的5G或6G网络、服务和设备所含有的风险,以及为缓解这些风险需要采取的措施。法案还要求五角大楼在试图将驻韩美军人数减少至2万8500人以下时,需提前90天知会国会。

此外,国防授权法还将支持台湾列为威慑中国的手段,支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所需武器,维持台湾必要的自我防卫能力,并与台湾构建医疗安全伙伴关系。

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星期五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后,还需特朗普总统签署才能正式生效。特朗普因为不满法案中的一些条款而表示会否决该法案。由于国会两院投赞成票的人数都超过三分之二,即便特朗普否决,他们也可将其推翻。

来源时间:2020/12/12   发布时间:2020/12/12

旧文章ID:23712

美国的司法内战,将怎样撕裂这个“新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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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塞罗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

特朗普能否翻盘?在这场美国新内战中,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

各位好,休了几天假,我回来了。近一个周前,当我写完《特朗普与凯撒的反对者,为啥都“不讲武德”》最后一个字时,我感觉“新罗马”的故事会沉淀一下才有续章,于是决定出门去旅行。不知该说我运气很好、还是预判很准,假期一结束,就碰上了大事:

当地时间12月7日晚午夜,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总检察长突然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最高法院宣布四大关键摇摆州的选举结果“违宪”,首先要在行政上中止被告州即将于本月14日举行的选举团投票(挡住拜登上台),而后要更改这些州的选举结果(让特朗普连任)。更令人意外地是,在德州挑头之后,美国各个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就如同说好了一般,噼里啪啦都表态“算我一个”。截至当地时间12月9日下午,总计已有19个红州的总检察长陆续发出声明,要加入这场诉讼。19个红州到最高法去告四个摇摆州,说他们选举违宪,要他们更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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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最新消息,特朗普已经宣布下场加入这场诉讼,而至少20个民主党控制的蓝州相继表态,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19个红州+特朗普vs20个蓝州+4个摇摆州。这是什么?这其实就是美国的“司法内战”。 我看到很多川粉朋友在欢呼这场官司的打响,认为特朗普总算迎来了翻盘的机会,一些公众号也持此观点。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没有战争是没有代价的。历史上的第一次内战,对美国来说惨痛甚巨,造成75万南北士兵死亡,40万人伤残。 

而美国此次司法内战一旦打响,其付出的代价可能将更为巨大——从伤口中涓涓淌出的,将是美国引以为傲的宪政制度的宝血。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所有公号都未论及的,我们来讲讲其中的逻辑是怎样的。照例,我们从一场两千年前古罗马的“翻盘控诉”开始讲起。

1、一场“翻盘”会怎样上演

真的很巧,罗马的“二次内战”,也起于一次“控诉”。

公元前44年3月20日的那个清晨,离凯撒在元老院遇刺的日子刚刚过去了五天。在罗马城朱比特神殿前的广场上,数不清的罗马公民们聚集在一起,城内的居民、城郊的农户、脸有愠色的退伍老兵、难掩好奇的商贩、衣着体面的贵族官员。他们都是来参加凯撒的葬礼的。所有这些人,都聚在一起,在清晨的静谧中窃窃私语,却又不敢大声。因为他们冥冥中,都预感到某些大事将要发生。在那只即将到来的巨兽的脚步声中,人们如被震惶的百兽般、本能的维持着安静。

正如我一再说过的,当历史发生之后,真相立刻消亡,所余下的,只是对事件不同角度的阐述。哪一种阐述更成功,它就会被当做所谓的“真相”被大多数人所铭记。

而在凯撒遇刺后的第一时间,刺杀行动的主谋布鲁图斯,曾经进行过一次非常成功的阐述。 

他以司法官的身份,对罗马公众进行一番演讲。在演讲中,布鲁图斯没有辜负他自小所受到的共和派贵族教育,他将凯撒描述为野心膨胀的暴君,而将刺杀行动视为对罗马共和制的维护。他深情告白:“我爱凯撒,但我更爱罗马!”他厉声的疾呼:“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宁愿无数次选择去面对死亡,也不会选择自甘成为奴隶!”作为共和制政体,罗马天生是对暴君政治无比防范的,所以在布鲁图斯这番演讲“忽悠”下。原本震惊、愤怒、疑惑的罗马公民们,已经开始准备接受既成事实了。3月20日当天,当布鲁图斯等刺杀主谋赶来出席凯撒的葬礼时,罗马那个时代的“主流媒体”——民众中的“话事人”,已经开始为他们的到场欢呼:“看啊,共和制的拯救者来了!”“他们理应获得赦免!”、“罗马需要凯撒,但不需要国王!” 布鲁图斯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一定非常惬意。在他为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中。罗马通过这次刺杀,重回了共和制的正轨。在凯撒死后,罗马共和国“SPQR(元老院与人民)”的箴言会继续实践。凯撒必须死,因为共和国需要生!而接下来的事情,只是要为这位如父如兄的老友再举办一场还算体面的葬礼,尽量弥合共和派和凯撒派之间已经撕裂的关系。

至于葬礼的主持人,就让凯撒身边那个副官马克·安东尼来当好了,反正这家伙除了在战场上会打仗,在罗马城里平素除了狂嫖滥赌啥也不会,给他个演讲舞台,他能翻出什么花来?这家伙总不能把讨好妓女的本事,用在煽动民意上吧?

布鲁图斯错了,后世的历史会证明,大多数会泡妞的花花公子,往往也都是煽动民意的高手。

而布鲁图斯,此时就带着那种自以为是的惬意、毫无防备的心情,看着安东尼——这个他宿命中终结者登上了讲台。 

在古罗马人物的诸多雕像中,马克·安东尼的雕像最给人以现代感,雕塑者将这个人英武、放荡、玩世不恭和不可捉摸,都融进了塑像里。他是凯撒死后罗马最无法捉摸的一个变数。而这个变数在那场葬礼上突然爆发。

这个花花公子安东尼,走到了台前,拿出了共和派元老们给他准备的讲稿,瞥了一眼,居然又把它卷了起来! “同胞们,罗马的公民们!”他突然以从未展现过的、雄辩家的口气,扬着那份讲稿慨然说道:“这,并不妥当!”“对于凯撒,一个如此的伟人的悼词,仅仅由我一人来宣读,是并不恰当的——他的死,他遇刺,难道不应该由他的整个国家来昭告吗?我们在场所有人,都还记得凯撒的功绩,还在他推动的法令上投下过自己神圣一票!如果你们遗忘了,我愿向你们复述……”接着,安东尼开始重述凯撒在任时的功绩,脱稿演讲的他讲的是如此流畅而如数家珍,他叙述了凯撒是如何远征高卢,帮助罗马肃清了这个与其为仇作对三百多年的宿敌。他叙述凯撒是如何慷慨仁慈,将自己获得的土地私产,分给老兵和失地的自耕农…… 广场上人们,开始回忆,接着犹疑,这样一个人,真的是布鲁图斯口中的暴君吗?

“他,是我们的祖国之父、国家的守护者!”安东尼不失时机的总结了一句“那帮阴谋者为了替自己卑劣的谋杀行为辩护,硬把凯撒说成暴君。还说什么他们是为了‘res publica(共和,公共利益)’才杀死凯撒的,真的是这样吗?我愿宣读凯撒的遗嘱,你们自会明白!”安东尼干脆将元老院给他的讲稿丢到一旁,自顾自的从袖中拿出另一卷草莎纸读了起来。在这份遗嘱中,有三件事情最让广场上的民众激动:一条是,凯撒吩咐从自己的财产中提出一部分来,分给罗马最贫苦的公民。另一条是,凯撒把自己在台伯河对岸的一个公园献出来,供给所有罗马公民们游览。第三条是,是凯撒的主要继承人之一,居然是刺杀他的布鲁图斯! 广场上的人们,开始抽泣,接着他们痛哭。 “朱比特神啊!若是凯撒能再次回到我们中间,我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声泪俱下的念完遗嘱后,当遗嘱念完后,安东尼转身面向神庙,在民众的嚎哭如此祈愿。而当他转身的时候,人们看到他扯起了一件血袍,那是凯撒遇刺当天所穿的托加袍!“凯撒不是暴君,他是罗马的英雄!但是,他却死了!他不是死于疾病,不是死于衰老,更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在罗马,死在元老院里!”看到火候已到,安东尼第一次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元老院,那个罗马最高的权力机构。“我当时就站在不远处,我看到那场谋杀的全过程,这一剑是布鲁图斯捅、这一剑是卡西乌斯刺的……”安东尼指着那托加袍上那二十三个窟窿,开始清点。 

共和派元老们此时已经气急败坏,他们明知道安东尼这是在胡说,场面那么混乱,他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呢?但被煽动的情绪激昂的民众们此时已经顾不上了。于是感觉味道不对的元老们开始悄悄溜走。

“公民们,这场可耻的刺杀不是某人所为,而更像被一种邪恶的精神所引导。”安东尼继续着他的演说,“我们必须考虑现在而不是过去,现在,让我们带领这位神圣的人去到他荣耀的祖先那里,而后开始我们的复仇吧!”安东尼说罢,举起火把,点燃了凯撒身下的柴堆。

被安东尼煽动的已近疯狂的罗马民众们开始争相向柴堆中投掷自己的物品,送他们的英雄的凯撒最后一程。老兵们卸下自己的刀剑投入火中,妇女们摘下自己的首饰投入火中,平民们从家中搬来自己的家具投入火中,一无所有的赤贫者,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投入火中!

而当葬礼的烈火燃起的时候,复仇的火焰也在罗马人的心中燃起了。前者焚烧的是凯撒的身体,后者烧掉的是旧共和的体制。3月20日当天,罗马城内数十处贵族的宅邸被纵火付之一炬。凯撒派民众的悲痛都化作无边怒火,这些人在全城中奔走呼号,试图抓住每一个涉嫌谋杀凯撒的人将他们撕成碎片。有一位保民官,据说仅仅因为名字跟布鲁图斯有点相似,就被暴民们误认为是阴谋参与者,当街活活打死。所有刺杀凯撒的阴谋参与者们,不得不紧急出城避难。罗马的新内战,从这一天战火重燃。 只是,当得胜的马克·安东尼带着嘴角那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离开广场时,他其实并没有自觉到自己刚刚真正做了什么——罗马共和国的根基,原本是贵族与平民互相妥协达成的共和,但安东尼的这场演讲,轻而易举的,就挥动民愤的利斧将其砍断了。

2、特朗普就是那道裂缝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将特朗普与凯撒做了对比,有人立刻反对:特朗普何德何能,怎么能跟凯撒比?

特朗普此人功过如何,当然要交给后世去沉淀、评说,但此人给美国留下的争议注定是要与凯撒留给罗马的争议相仿佛的。正如凯撒之后有马克·安东尼一样,有一种政客的天性,就是要利用这种争议,去博取自己的舞台和发展空间。 这个逻辑,导致了特朗普事件注定会不断反复,成为美国版的凯撒遇刺案。 

回顾罗马历史,我们会发现,共和派开给安东尼的安抚条件并非不优厚,理论上讲本来足够达成双方的妥协。布鲁图斯在安排凯撒后事时,本来想的很好,他们干掉了凯撒,拉拢住凯撒的旧部,维持住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共和”表象,让罗马看上去还是当年那个罗马。

但最终,安东尼还是选择利用凯撒的葬礼演讲,掀起一场颠覆罗马的滔天巨浪。为什么呢?因为共和派给安东尼的只是个价钱,而安东尼需要的,是一次让自己扬名立万的机遇。 当今的美国,同样不缺乏安东尼这样的人,此次带头挑起诉讼的德州总检察长肯·派克斯顿(Ken Paxton)原本是个声名不佳的人,不久前还贪腐丑闻缠身。可能按照民主党一方的推算,这样一个弱点的人,是不可能去担当特朗普反击的急先锋的。

但正如花花公子安东尼渴望一个舞台去证明自己一样,这次案件对派克斯顿来说也不仅仅是给特朗普“伸冤”——打赢了,他可就永载美国司法史册了啊!没准还能收割民意,在政坛上再进一步呢!这样的机遇谁不想呢?眼下正好有这个机遇,干呗!毕竟,谁都想在这时候当一把马克·安东尼。

所以,正如安东尼在凯撒葬礼上突然“暴走”,并非完全出于对凯撒的忠诚一样。这几天,美国政坛上一个非常鲜明的转向是,一些共和党内“建制派”也开始站队支持特朗普,帮他搞最后一搏。这些建制派未必对特朗普忠诚,甚至也未必觉得他真能翻盘,但在“安东尼心理”催促下,他们现在又将宝押回到了特朗普一边。这是这两天美国政治格局中发生的,最为戏剧性的变化。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19个红州的总检察长相继站出来打这场官司,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人多势众的压力下,真的以6:3的高票比,接了这个官司。建制派力量的回归,目前成了特朗普在体制内翻盘最后的希望。 在这场大戏中,每一个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建制派政客身上都闪动着安东尼的影子。他们而不是特朗普或民主党,将最终左右这场比赛。

3、德州,奋战的孤星

细读此次德州起诉摇摆四州的起诉书,你会发现这个“御状”告的确实非常巧妙,其构思之精巧,用词之煽情,都有安东尼当年演讲之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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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民间组织、共和党机构,相继在各州级法院打了四十多场官司,控告民主党选举舞弊,而这些官司之所以打不赢、或打不出个结果,是因为美国现行司法体系下,想要证明民主党在大选中作弊,不管是不是事实,都太难了。而这次德州诉摇摆四州的高妙之处,是绕开了选举作弊的问题,直接上升至更高的维度,在美国宪法层面上执行降维打击。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第一,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之规定,各州如何推选选举人、决定选举人票投给哪位候选人,这个权力应当归州议会(州立法机关)所有。而摇摆四州本次选举中大量使用的邮寄选票,大多是通过州法院或州政府更改了投票规则和程序“偷放”进来的。这种行为是违宪的——我压根不跟你扯你作没作弊,你擅自扩大邮寄选票就是违宪。想看这一逻辑详细论述请看《其实特朗普早就赢了,只不过没人愿意让他说》一文,我在该文中有还算准确的预言。第二,被告各州通过这些违宪行动,事实上改变了选举人的选举规则,而这种非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其本州公民的投票权,也还破坏了德州等其他忠于宪法的州的公民的投票权——你们不按规矩来,搞得我们的投票也受影响,所以我们要告你。第三,由于2020年选举中上述各州作弊严重,最高法院应该宣布现在的结果无效,应按宪法由各州立法机关(议会)重新任命该州选举人。而这四个州议会目前掌握在共和党手中,这样制定出来的候选人,一定是投特朗普的。拿下这四个摇摆州,特朗普就翻盘成功了。 以上就是德州诉摇摆四州的基本逻辑。就像安东尼没有纠结去举证凯撒是否有称帝野心一样,这纸诉状的高明之处,也是没有纠结民主党是否真的进行了选举作弊。立意确实高妙。 更妙的,还有德州的身份,作为1836年宣布独立、1845年宣布加入美国的前“孤星共和国”,德克萨斯保留有美国目前第二老、却仍在切实执行的州宪法,该州宪法中明确写明了德克萨斯加入美利坚联邦的条件是服膺合众国的宪法——我当初是服你家的宪法,才入伙的,如果你放纵违宪,那这事儿可就两说了,你管不管? 

而且在具体言辞上,本诉也展现了与安东尼类似的雄辩口才,它敏锐的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我们的国家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要么选择宪法至上,让它必须被遵从,即使某些官员认为它不方便或者已经过时了,要么当它是国家档案馆里的一卷羊皮纸仅供展览,我们希望最高法能选择前者。”两百多年前,美国建国者确立三权分立制度,设立联邦最高法院,目的就是为了保卫联邦宪法,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对州一级违宪问题是有无可推脱“原始管辖权”的,不想管也得管,德州的这纸诉状,正是击中了这个要害,至少让保守派的大法官们,觉得再不接这个案子,联邦最高法院就太窝囊了。 100多年前,本属北方、不蓄奴的弗吉尼亚州的抗议,曾经成为引爆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索。如今德克萨斯的挑头,可能将对这场司法内战起到同样的效果。 德克萨斯,孤星在奋战。

4、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然而,正如安东尼的成功要以罗马内战为代价一样,这场官司真打起来,美国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正如我之前文章指出的,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虽然看似权力强大无比,但对于运用司法权去干涉大选结果,其实一直是不敢做的。

其原因不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怂,而是美国大选的结果,会直接决定美国行政(总统)和立法(国会)两权的构成,如果联邦最高法院下场,强力干涉大选的结果,那么就相当于开了由司法权去强行决定立法和行政权归属的口子,造成司法权独大的畸形状态。接下来,大家一看,原来“得最高法者得天下”,那么行政、立法两权都会拼命的去影响、控制司法权。在任总统会使尽手段,争取多任命更多亲信做大法官,而国会则将无限度扩大最高法规模,以便“掺沙子”……一场美式三权互斗的噩梦就此开始。如果那样,美国三权分立的体系可就玩砸了。

所以,为了防止三权分立的崩溃,美国最高法必须对大选保持克制。过去一直是这样。 2000年戈尔诉小布什案中,通过“纠正”佛州高院的判例,联邦最高法算是冒险“小管”了一下大选。但大选中真正最核心的问题,联邦最高法当时其实没敢真碰。但这一次,德州的诉状,用一种最高法躲都躲不掉的方式,直接把问题塞给了它:如果州一级的行政、司法机构,在选举中涉嫌违宪,你管还是不管?实事求是的说,这个问题其实联邦最高法没办法回答的。如果联邦最高法说:这事儿我不管——判决德州等19个红州败诉,那么即便不考虑特朗普的支持者会不会同意的问题,此判例也将意味着最高法明示自己放弃了对美国宪法第二条的管辖权今后美国各州的政府、法院,都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判例的方式对本州的大选搞有利于自身党派的“小修小补”。这种趋势的尽头,就是美国大选制度的彻底败坏。而如果联邦最高法采取断然措施,果断下场吹哨,判定四个摇摆州违宪,那么相当于联邦最高法直接帮助特朗普完成了连任,这会开一个“最高法选总统”的先例。更何况,民主党和支持民主党的蓝州,也万万不会甘心接受这个结果。 所以,这是一个“两头堵”的问题。无论联邦最高法怎么选择,美国的三权分立体系都将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危机。所以不管特朗普能不能靠这场官司实现“起死回生”,美国的三权分立体系,在联邦最高法院接下该案的那一刻起,已经开始崩坏了。而三权分立体系的崩坏,这显然是一个比特朗普个人的升降荣辱更要命的问题——无论对美国来说,还是对整个西方世界来说。 两千年前,当罗马的平民们在街头追逐共和派元老,对他们进行复仇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罗马旧共和制赖以存在的根基——贵族与平民的“共和”,已经在这次复仇中崩溃。两千年后,当特朗普的支持者为而欣喜鼓舞时,同样很少人想到,美国现行体制赖以存在的根基——立法、司法、行政权 的三权分立,也将在这次“司法内战”中走向属于它的崩解。这一点,才是美国正在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

与罗马共和制的崩溃相比,凯撒能否复生,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吗?


PS:这次的写作尝试了一点新写法,把“历史歌剧”放在前面,而将对现实新闻的分析放在后面,先感性后理性,不知这样效果如何,望大家多提意见。

很遗憾,安东尼在凯撒葬礼上演讲原文究竟如何,其实已经不可考证,此事100多年后,亚历山德里亚的西庇安在《内战史》有过一次经典演绎,1000多年后,莎士比亚在《裘里斯·凯撒》当中,又有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经典演绎。我在本文中博采各版本之长,写了一个我认为更有煽动力的演绎。对,它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情节是我合理想象(说白了就是瞎编)的。历史学者一贯就这么编故事,愿您能喜欢。您若觉得我写的这个版本没有说服力,也没关系,我们即将看到一场新的“安东尼控诉”在美国最高法发生。看看这一次他们的演绎会怎样吧。


 

太阳底下,果然并无新事。

来源时间:2020/12/11   发布时间:2020/12/11

旧文章ID:23711

特朗普开启美国最高法院大决战,翻盘概率有多大?德州诉讼的四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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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一先  来源:腾讯看点

周一(12月7日)午夜之前,美国德克萨斯州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起诉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对它们的非法选举程序提出法律挑战。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最高法院12月8日极速回应,下令被告4州必须于12月10日前对被控做出回复。

至此,就在反川普总统的进行大选欺诈及操纵的各方势力庆祝可以确定选举人的时候,局势却向川普(特朗普)阵营倾斜了,川普团队的律师乔丹.塞库洛(Jordan Sekulow)表示“这就是可以决定结果的”“所有案子的结局”。

德克萨斯州控告被告的4个州违反了美国宪法,理由是它们通过法院或行政措施对投票规则和程序进行了更改,但是这些州并未通过美国宪法中规定的州立法机构进行更改。

据“网关蓬蒂克”(the GatewayPundit)新闻网报导,周二(12月8日)晚些时候,德克萨斯州共和党领导人艾伦.韦斯特(Allen West)宣布,又有7个州加入了德克萨斯州的诉讼,共同反对非法选举行动。周二晚上,川普总统法律团队的律师乔丹.塞库洛证实,密歇根州、乔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必须在周四(12月10日)之前对于德州的诉讼做出回应。

12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和其余16个州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诉状,支持德克萨斯州的诉讼。至此,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总统大选欺诈发起的18州控告4州的法律大战开始了。

“最高院已经接了案子 这是个非常棒的消息”

就人们一直关心的选举诉讼案在美国最高院的进展情况,塞库洛在接受采访时揭示了此前不便透露的川普团队的目标,并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目标。他说该目标是希望美国最高法院能够介入有关选举欺诈的案子,现在已经实现了。

塞库洛说:“我现在可以报告了,最高法院已将当事方的案件提上日程,它们是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当你查看被点名的州时,(会发现)它们现在必须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12月10日)下午3点之前对此投诉案做出回应,他们必须对非常具体的项目做出回应。”

塞库洛接着指出最高院的命令实际表明其已经受理起诉了,他说:“因此,最高法院不仅在考虑德克萨斯州提起的诉讼,而且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下一步,那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被点名的州的回应。”

“最高法院决定他们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介绍,要求另一边必须作出回应。”“这是好消息。这是非常棒的最高法院同意(接案)的好消息。”

塞库洛说这是有关案子在最高院的好形势:“再提醒一遍,我认为这很清楚。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抵达美国最高法院的案子。”

“囊括一切 结束一切”

目前没有法律争议的美国各州的选举人票,川普总统获得了232票,而拜登则为227票。因此,谁赢得了4个州,谁就赢得了绝大多数的选举人票,成为总统。在此基础上,塞库洛接着强调,这个案子将彻底改变选举结果,是川普阵营一直在等待的对选举欺诈的强大的法律诉讼。

他说:“这是(诉讼)结果具有决定性的案子。(涉及的州的)62张选举人团的票数足以改变选举结果。”

“这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主要的(法律)挑战。它有足够的选举人票数来改变结果。这是决定性的结果。”

他再次降调:“我认为对于观众来说,他们需要了解,这是‘囊括一切,结束一切’、可以最终确定此次选举结果的案子。”

就此,主持人问到:“最高法院可以(判决)说这次选举无效,你需要寻找另一种任命选举人的方法吗?”。

塞库洛连续3次肯定作答:“是的,绝对是,最高法院是绝对可以的。”

这个案子的四种结局

这是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子,并且已经把相关的案子都已经做了合并处理,川普法律团队不需要再一个一个州的周旋,直接都在最高法院做并案处理。最高法院的裁决即是终审判决。

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案子可能的几种结局:

1、判决被告州超时选票和超时计票无效以12月4日凌晨0点为时间点,该时间点之后到的选票和计票无效,这样到截止时间计算,川普胜。

2、判决4个州的选举因为违宪而无效作废这样的话4个州的选举人票川普和拜登谁都拿不到,出现谁都拿不够270张票的局面。这样的话就需要引用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一州一票选举总统。50个州里面至少有26个红州,川普胜。不用担心红州会反水,因为相关法律规定,代表该州投票的人,红州必须投共和党,蓝州必须投民主党。

3、判决四州因为选举违法无效或者存在舞弊情况由州议会决定选举人团这是最高法院在表面上最大限度两党都不得罪或者少得罪的方案,即把皮球踢回去州里面,让州里面按照相关法律,由州议会投票决定选举人团。因为虽然共和党在四个州都是议会多数党,但是毕竟共和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共和党里反川普的人也不少,民主党还有运作的机会。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州议会应该还是会做出对川普有利的决定。

4、判决证据不足,驳回原告方的诉讼如果德州等州的诉讼被驳回或者判负,则川普通过最高法翻盘的希望基本上就破灭了。

以上四种结果,个人看法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从最高法的角度,谁拉的屎谁擦,四个州的州长和州政府没有经过立法机构(议会),擅自决定更改大选规则,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这里有州立法机构的失职甚至是纵容,现在出了问题,最应该出来收拾残局和承担责任的就是州立法机构。所以,最高法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回给各州立法机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当然,相关的州长和州政府肯定会说,为什么事前不提出异议和制止,现在反而来搞事情?这是州内部的事情,就不关最高法的事情了,最高法只是厘清责任,指出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至于怎么解决,解决的怎么样,就不关他们的事了。毕竟,法官虽然分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法官是代表国家的,不是代表党派利益的,和谁任命的无关。不管怎么看,这种判决结果对于联邦最高法院本身是最有利的。

接下来是第一和第二种,最后是第四种。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次大选已经让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撕裂,并且大规模邮寄选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四场听证会上也有大量的证人证言证据出现直指选举可能存在大规模舞弊,任何人,都无法不正视这一现实问题。川普支持者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多次大规模集会,本周六据说在华盛顿DC又要举行大规模的挺川大游行。最高院的法官们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意。而且,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保守派占多数。所以,前三种判决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万一呢?万一出现了第四种判决怎么办?如果真的出现了第四种判决,那么大选就可能会滑向最坏的结果,如果川普还不认输,就只能向林肯学习,采取雷霆手段了,那么,美国就危险了,世界,也危险了。

来源时间:2020/12/11   发布时间:2020/12/11

旧文章ID:23710

为什么预测特朗普会失灵?他颠覆了美国大选的三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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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房宁  来源: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2月1日上午,《“政治正确性”之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研究报告》与《特朗普政府决策小圈子的财富背景与决策特征研究报告》联合发布会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治政策走向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行。

《“政治正确性”之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研究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所长领导的团队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期推出。该书深入剖析特朗普现象、把握当下美国社会发展逻辑。

本文是房宁所长会议上的主题演讲,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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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再一次来到人大重阳参加我们这次联合的成果发布会。首先,我想表示感谢,对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媒体的朋友,各位同仁能够光临我们这个会,关注我们的研究成果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谢。

智库一半是研究,一半是传播,传播是成果的推广,同时也可以反过来促进研究。这是一个和社会互动的过程。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报告:

第一,美国大选研究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要研究美国大选,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要研究美国大选。

第二,进一步讲讲从政治学角度研究美国问题,即从学科的角度谈谈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关系。

第三,简要介绍一下这本报告的研究思路和重点。

一、美国大选是政治大汇演、利益大综合

美国大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作为政治学的专业研究机构,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

大家知道,政治学有个专业术语叫“制度化”,这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学概念,用以描述和衡量政治体系的发展水平。人类近代工业化以来,美国大选应该说是制度化水平最高的一项重要政治实践。美国从1789年第一次总统选举开始,此后从未间断,现在的特朗普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58届、第45任总统。美国这种规范的政治交接一直延续了200多年,从未中断,是非常制度化,非常规范的。

政治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研究对象是稀少的。我们对政治有泛化的理解,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集中的表现,其实不仅仅是经济矛盾集中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的对象重复性差、稳定性差,所以尽管“遍地是政治”,比如,北京近来的城市形象整顿,规范城市广告和标牌都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

但就单一的政治问题而言,像大选我们称之为政治录用,最规范的如美国大选也是四年一次。其他的国家可就是不一定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能十年一次!甚至二十年。有个非洲国家建国几十年,最近首次实现国家政权的和平交接。

进一步讲,美国大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举制度,实质上是美国政治的一次大汇演,是调节国家政治关系,政权合法性再获得,化解社会问题和矛盾的一次重大的利益综合。通过这个政治大汇演、利益大综合,又可以透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体内部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关系,以及它可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察研究政治问题的窗口、研究路径,这就是为什么搞政治学一定要研究美国大选。

政治有时候被比喻成“黑箱”,平常内部是看不见的,但是大选在一定程度上把“黑箱”打开了一扇窗户,你就会看到比平常更多的东西。事实上研究美国的大选,可以发现许多一般性的政治规律,了解这些规律,不管你做什么政治学研究,比如研究中国,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大选,简单跟大家做一个阐述。

二、中国的政治学要走向专业化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是上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的体制建立起来的,到今天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了。这个体制的问题在于,它有很深的专业分割。这种分割是有一定必要性,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久而久之在学科之间形成了隔膜与门户之见。这种门户之见很狭隘,把人教条化了。

我今天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在座的学者没有这种门户之见,他们非常以一种求实的、科学的精神,对我们研究成果进行科学评判,我觉得非常幸福,感觉到我们研究有希望。

为什么政治学要研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中国政治学有两个客观趋向,一个是科学化、一个是国际化。所谓国际化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研究,政治学要更多借助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推动学科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科学还是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政治学,现在更多的还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不是一种政治科学。所以,这又涉及到所谓科学化问题。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问,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做学问的方法。今天这个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大变革的时代。这种时代的政治学研究要更多地采取科学方法,更多地采用观察法和归纳法。现在我们做得不够,不仅政治学,国际政治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推进政治学的科学化、专业化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也能促进国别政治研究以及国际政治的研究。

当下中国的政治学总体上看还是普通政治学,还不是专业化的政治科学。

所谓“专业化”,简单说,就有专门的研究工具。举一个例子,比如,现在中国进入汽车时代了,今天很多朋友是开车来了,假定你的车轱辘坏了,那么你也可以用扳子、锤子把车轱辘换了,但4S店是怎么换轱辘的?F1是怎么换的?F1是8秒换4个轱辘再把油加上!4S店乃至于F1是用的专业化的工具,这就是俗话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像金融领域投行的市场分析师,他们都是专业化的,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有专门的分析工具,这就是专业化。

但现在我国的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别政治学还缺少专业化的工具。这就是没有达到专业化的水平,抑或说,就是还没有达到政治科学的水平,更多地是运用普通政治学知识的泛泛而论。

对比西方智库,比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它研究中国问题就是专业化的,他们能够在我们“十九大”人事酝酿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就能够比较准确地预见到半年以后,甚至一年以后“十九大”后的情况。这可不是“情报学”,而是“政治学”,因为布鲁金斯有专业方法和分析工具。我们中国的智库和政治学者应该迎头赶上,这也是为什么我总呼吁和强调中国的政治学一定向科学化努力,可惜我的呼吁没有我希望的响应,有些尴尬,也许还需要时间吧。

三、结构与技术:观察美国大选的两个维度

从我个人来讲,关注美国大选开始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从2000年开始关注美国大选。那时我还在高校教政治学原理课,那年美国大选胶着,小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闹到了重新计票的地步,很有戏剧性。记得那段时间我在课堂上都要说上几句美国大选。

我们政治学所是从2006年中期选举开始派人赴美观摩。12年了,我们每次中期选举和大选都派人去美国实地考察。

2016年的大选,按照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的话说“每一次美国大选都是非常的特殊,但是2016年的大选真的是很特殊”。我们对这个问题大概是两个层次的观察与研究。

一是从所谓’结构性”的层次来看,我们概括为“政治正确性之争”,这也是我们报告的题目。

我记得在2015年8月在克利夫兰,共和党党内初选举行第一次辩论会的时候,特朗普语出惊人说

“我对政治正确性不感冒”。特朗普貌似出位的话实际上恰恰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从2000年大选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从2000年以后,美国大选投票率比以前有所提高,竞争愈发激烈。

用政治语言解读一下特朗普,实际上他并非否定政治正确,而是要重新认识、重新建构、重新定义美国的政治正确性,实际上特朗普是认为想说以前的政治是不正确的,而他要建立新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性之争背后是美国社会的分化。

去年美国有一本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它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后现代社会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原来称为社会稳定器的美国主流社会、中产阶级正在边缘化。

有人用了一个概念叫“新民粹”,新民粹的特点就是原来的主流被边缘化了,是原来的主流民粹化了,这和过去来自于草根的那种民粹主义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当前美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新民粹”是特朗普的社会基础!抑或说,特朗普的“基本盘”来自“新民粹”。

二是技术层面的探讨。我亲自执笔的所谓的技术革命的问题,即通过技术进行行为控制,是这次大选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以后,人类社会的政治议题之一就是怎么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通过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控制整个社会。这次美国大选,在科学意义上首次对人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准确的预测和干预,并且获得成功,这是划时代的,超越了选举,超越了传统政治认知与手段。简单地说,他们在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下,特别是互联网的移动终端成为重要生活要素的条件下,对人的政治行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成功的预测、研判和干预。

两百年来美国学界一直在研究选举,得出了三个规律,即所谓的财富规律、媒体规律和党派规律。这次特朗普在这三个方面,在竞选资金、媒体支持和党派选举等三个方面都处于一个表面上的劣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内对大选结果测试的80%以上都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是因为这次大选中出现了新情况——特朗普在选举中采取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进行了干预。简单说可以归结为三个技术革命:

一是把普通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测绘学转化成政治心理测绘学,这是第一个技术革命,它可以精准的测出你的社会价值以及政治观念方面的偏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把心理学测试以及政治心理测绘学测试,从实验室环境下转化为通过普通社会行为,甚至网络行为完成测试。英国剑桥分析公司,即我们所说的CA公司,根据一位美国学者的方法,借助各种大数据以及移动终端等进行大规模的相关个体测试。即,把政治心理测绘学运用于实际,而且是全样本的调查与测试,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竞选决策辅助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大范围的预测人的行为,非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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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大范围政治心理测试的基础上,透过互联网对选民实施“一人一策”式的精准影响。改变过去那种“媒体轰炸“、“大水漫灌”式的竞选方式。概括起来就是:变“大众传播”为“小众传送”。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特朗普阵营这次确实采取了这样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技术手段,这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政治、智力产生深远影响的方式。这也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将来甚至关系到很多国家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

总而言之,我们做的毕竟是一个大选的报告,它首先是记述发生的事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适当的分析,这还是非常初步的。我们不揣冒昧,把这样的不成熟成果提出来,是为了接受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教,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0/12/11   发布时间:2018/2/6

旧文章ID:23709

邓聿文:如何认识中国当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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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改革本来是一件认知清楚的事情,但曾几何时,在该问题上产生了混乱和争议。对中国政府近两年出台的一些“改革”举措,包括10月深圳改开40周年通过的先行先试方案,一种看法认为,它们称不上改革,只是一种管理体制的事务性调整。

改革从字面看,具有改变革新的意思,也就是单有改变还不行,这种改变还必须含有以前没有的“新”内容,从价值上来说,即具有好的、向前行的价值导向。如果一种改变,是改回去,甚至变得更差,在价值上没有进步,那显然不是通常所说的改革;或者它只是一种事务权限上的调整,且这种调整不能增加所涉对象的福利,也谈不上是改革。假如我们确立了这样一个判别改革的标准,对什么是改革,尤其是中国语境下的改革,就不会迷失。

我把中国改革分成三种类型,一是意识形态的突破,二是重大的、具有基础意义的生产关系和制度的变革,三是某个具体领域和行业的管理体制的调整。中国最初的改革,是从某个行业的某项具体制度开始的,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所以在这些制度上稍有微小的改变和调整,就会释放可观的改革红利,为民众增益。这在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上表现得很突出。但它势必走不远,因为具体制度的天花板的高度是有限的,改革只要持续推进,就很容易触碰天花板,这时要打开局面,必须有第二种类型的改革跟进。这种类型的改革有时也具有意识形态的革新性质。而要改革进一步取得关键突破,则须在意识形态上更新观念,甚至整个意识形态,至少是有碍改革的意识形态,需要重构。

中国改革的狂飙突进发生于1992年,由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开启。九二改革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突破,而它恰恰包含了第一、第二种类型的改革。具体来说,邓小平提出的姓资姓社的生产力判断标准打破了长期禁锢经济自由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为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的理念及做法。九二之前,中国在理论探索和意识形态上最多能够做到的是允许商品经济概念的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似咫尺之遥,却类似于阻隔牛郎织女厮守一起的天河,两者具有质的区别。市场经济不仅是从市场的角度去理解经济的运作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市场”比“商品”更具本原的意义和价值,更能让我们去认识和看待经济和社会的性质。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其实具有文明史的含义,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演进规律。现代文明简单讲是由四个维度组成的,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社会,多元文化。市场经济的建立是四维中有其一,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是一个受控的市场经济,但毕竟已经搭好了制度框架。

所以我们看到,在引进并确立了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体系,破除姓资姓社这个意识形态的魔咒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迅猛突进,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私营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中国之所以能够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发展势如破竹,很大程度是因为私有经济事实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当以生产力而非所有制的形式来衡量社会主义的本质后,私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就获得了政治合法性,故可把九二改革称为一场具有基础意义的改革。

九二改革的黄金时代持续了10多年时间,到2004年,由于改革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在中下阶层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改革的合法性第一次受到审视,标志就是当年兴起的席卷全国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后果是原本应该推出的许多改革措施不得不延迟或取消,比如当时受到普遍质疑和反对的管理层收购,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说公有制会导致严重的大锅饭和普遍贫困,私有制客观上也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但这不能成为限制和取缔私有制、重回公有制的理由,而是需要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和二次分配调节的作用。企图用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缘木求鱼,不仅缓解不了贫富差距,反会扼杀社会的进取心这个财富源泉。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官方既没有在公共服务和二次分配调节方面做好自己的份内事,私营企业和私有经济也由于政治原因,事实上陷入了某种程度的限制发展状态。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在政治意义上去改革政府的公共管理制度,以及党和政府的关系,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让市场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真正起到基础性的配置作用,但中国改革在涉及政府时,只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转变政府职能,即使如此,也遭到政府部门的软抵制。比如前些年热炒的大部制。大部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本来是公开透明,放权于市场,建立一个责任制的政府,但很多部门合并实际是换汤不换药,借之扩权,党政关系也从有限的改革重回之前的以党代政状态。

因此,中国改革在2004年后的10多年里基本是停滞的。它受到两方面的阻滞,一是民间对改革的态度从原来的支持渐有污名化趋向,一种激进的声音甚至公开宣称改革已死;一是官方对改革也兴味索然,尽管调子依然在宣传改革的重要,但在动作上雷声大雨点小,改革患上了疲劳症。

重新激发官民改革热情的是2013年18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规划。那是当局少有的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又非常细化的改革工程。假如按照这个改革规划扎扎实实推进落实,中国改革的面貌也许会焕然一新。可由于政治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只是让社会激动了不长时间,重又陷入沉闷状态。

不过,不能因此说之后改革就完全停滞,而是改革进入了我称之为“按部就班”的事务性改革阶段。就改革自身言,它已经上演了三四十年,确实也不能老是处于“激情燃烧的年代”,而要回归平静。改革的“按部就班”,就是改革以第三种类型推进,即进行事务性的管理权限的调整。改革之所以回归事务性的类型,主要是由于,如果要想在意识形态或重大的基础性制度方面有突破,就必须开拓改革的领域,把改革从经济领域推向社会和政治领域,至少在政治意义而非行政管理意义上对政府进行深层次改革,但现在没有这个空间,所以只能局限在经济领域按部就班。经济领域的改革空间还存在,许多制度约束要打破,但像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这样的具有基础价值的制度约束,应该说在1992年那场改革中已经做完。

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外部环境的险峻,事务性的改革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贸易战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让中国社会感受到了进行第二种类型的改革的必要。某种意义上,美国施压中国的目的和中国社会的此种感受是一致的。所以中国政府对此也有一种紧迫感。10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在规划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任务时,将“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作为原则和目标,提出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要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基本形成。

事实来看,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促使改革有一定提速,比如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加速推出,开放领域的扩大及外资持股比例的放开等,如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降低,这些在过去一直是推而不动的。

这里需要提到开放,即中国特色的开放算不算作改革?人们在谈起中国改革时,一般将改革和开放并列,统称改革开放,这给人的印象好像改革是改革,开放是开放。但在我看来,开放其实是改革的组成部分,把两者并列,是为了突显开放对中国的特殊作用,并非否认开放是改革。如果单称改革,它实际上含有开放的意思。很多时候,开放还倒逼狭义的经济改革。开放也分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后者其实就是改革。可以看到,这两年中国在市场开放方面的速度也明显快于体制改革的速度。

前段时间,中国政府提出要搞内循环或双循环,国内外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要开始关门搞建设,和西方脱钩。这其实是一种严重误解。内循环也好,科技自主也罢,中国政府更多着眼的是一种对极端情况的防范,而不表示中国不会开放,无论主动被动,哪怕事务性改革停止了,中国也不会关起门来。中国政府深知,尽管美国对中国的围堵还要持续几年或十几年,但若真正关起门来不和外界来往,就真中了美国的“圈套”。所以在11月一系列的国际高峰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都在向国际喊话中国不会搞封闭,用他们的话说,我们绝不会走历史回头路,不会谋求“脱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假如对中国政府的说法还有怀疑,那么中国最近签署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协定(RECP)以及表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已经表示了这个“决心”。这两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尤其是CPTPP,有着很高的要求和标准。它原来是美国主导的排斥中国的自贸协定,对加入者在劳工、环境等方面制定了黄金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改革国内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RECP对成员国的要求和标准虽然比CPTPP低一些,但相对也很高。中国加入RECP并首次公开表态申请CPTPP谈判,等于挡住了中国的后退之路,没法关门封闭,要用国际多边自贸协定的要求和标准来调整和改革国内的制度和政策,不改是不可以的。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政府授权深圳进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改革探索,其授权范围超越了一般的事务性调整,是深圳作为特区在历经40年的发展,其改革潜力基本释放后,当局对它作的力度比较大的一次改革。这次授权的特点就是将深圳过去一直想要但中央政府不给的除政治之外包括立法和干部管理权限在内的权力一次性给深圳,以让市场要素在深圳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被官媒和一些学者称为深圳改革的2.0版,可以和40年前成为特区的改革1.0版媲美。虽然这有夸大之嫌,但也确实不能否认这是改革。我的看法是,深圳此次改革可能介于事务性改革和重大制度调整、即第三种类型的改革与第二种类型的改革之间。

中国外部环境在可见之将来还会严峻,因此,若不出意外这样力度的改革会继续推进。回到开头的问题,一味否定中国改革,说中国已经没有改革(指经济改革),是不对的,但夸大已有改革的意义和作用也不对。就全国现阶段言,仍然会以第三种类型的改革为主。对此,需秉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来源时间:2020/12/11   发布时间:2020/12/10

旧文章ID:23708

骆家辉、洪博培:恶化的美中关系对各州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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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冰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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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博培、骆家辉、霍尔顿、斯奈德四位美国前州长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线上讨论截图


纽约 — 两位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美国前州长洪博培、骆家辉说,恶化的美中关系对他们所在州的贸易、旅游、就业和人员交流造成很大损失。他们认为,从地方层面恢复美中交流对各州人民福祉至关重要。但他们同时承认,中国的经贸政策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必须聪明应对;作为州长必须坚持美国价值观,正视中国人权侵犯的事实。

贸易战让地方经济受损

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商务部长和华盛顿州长的的骆家辉(Gary Locke)说,过去几年已经可以感受到由于美中贸易战导致从樱桃、苹果、小麦到波音飞机等产品出口的下降。

骆家辉说,贸易战以来依赖贸易的华盛顿州出口额从贸易战前的水平下降了65%,失去了10万个与货运相关的就业岗位;从俄勒冈到华盛顿的港口进出口下降了60%;波音公司从2018年到2020年三年间未向中国出售过一架飞机,更别说新鲜樱桃空运中国已经基本停止。

“贸易战给我们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出口,还提高了在华盛顿州从事商务的成本,”骆家辉说。“虽然许多国家也对中国的经贸政策有相同担忧,但美国孤军作战的战略实际上在帮助欧洲或世界其它地方的美国竞争对手,”他补充道。

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前犹他州州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说,犹他州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技术等领域的贸易以及旅游,“ 美中关系低迷将影响我们的贸易机会。 如果由于不断恶化的关系而持续下去,那将是一件坏事。 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为经济方面的任何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他还注意到,到犹他州的游客人数,不仅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也由于当前美中关系的挑战已经减少”。

周一(12月7日),在一个美国前州长讨论当下美中关系给各州带来挑战的视频讨论会上,洪博培、骆家辉,以及前密苏里州长霍尔顿(Bob Holden)和前密歇根州长斯奈德(Rick Snyder)与会发言讨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在全国州长协会上警告美国的州长,要警惕中国的渗透,称美国正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竞争,其结果将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

州长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当地人民福祉

但是,密歇根州前州长斯奈德说,这并没有影响密歇根现任州长的政策,“我们知道美中关系对于与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中国是我们最大出口国,至少在关税战、贸易战前是这样。因此,我们知道对我们的经济成功而言与中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

骆家辉表示,“显然我们必须承认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华盛顿指出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参与国家安全问题,我们的任务是帮助我们的农民、我们的制造业者,将其在美国制造的商品和产品出售到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去。这是州长要做的事情。我们注重的是就业机会、教育和安全网络等人民福祉。”

“我们可以让北京和华盛顿去解决那些安全问题,显然,我们需要对中国施压以在法治框架下保护知识产权,但是正如我的同事们指出的,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越多,对人权和民主以及我们在美国这里所享有的某些自由和多样性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就越多,也许会加速中国的发展和开放,”他说。

洪博培认为,对于州长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平衡资产负债表,因为“你必须让企业家、企业、教育、医疗保健都能付清账单。”

“每个州长在资产负债表上都会发现,即使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就是中国,”洪博培说。

“这样一来,自然就要促进本州的出口和经济活动,这是州长要做的一件大事。这样做是因为你要支付账单,你希望自己的商务繁荣,那自然你就会到中国去。这就是我们所有人以及大多数其他州长都对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原因。”洪博培进一步解释了从地方层面加强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关税战不能解决问题

在这场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视频讨论会上,与会的前州长们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战并不能解决中国不公平的经贸政策和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而当选总统拜登最近表示,他上任后不会立即停止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骆家辉表示,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制定更有效的战略,以打击和解决中国一直在执行的、与他们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背道而驰的经贸政策,“我认为贸易战是错误的处理方式,我们需要与我们的盟国和对中国也有类似担忧的世界各国合作。”

洪博培说,对于像犹他州这样拥有大量技术基础的州,知识产权保护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他认为单独征收关税并不是一项长期解决方案,它“必须成为更大贸易战略的一部分” 。

洪博培表示,“只有到了中国当地企业家感到其(知识产权)后果跟他们利益攸关,他们要对中国决策者施加压力的时候”,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洪博培认为,而这正是“一个美国的州与中国的省之间的互动、以及各省可以对中央政府施加压力的领域。”

密歇根州前州长斯奈德说,该州是美国最大的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州之一。但关税战对中国公司到那里设厂购买设备也施加资本关税,导致价格太贵买不起设备,有损雇用当地工人的中国工厂的运作。

斯奈德说,美国政府需要更聪明地处理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了解国家利益、重要的安全利益、知识产权利益,但是,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其它事情,而不是可能导致意想不到后果的大动作,这对美国人就业、美国人在教育机构的学习,以及彼此学习,都是非常不利的。”

州长代表美国价值观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内强化对少数民族、人权异议人士、律师的镇压,大规模关押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对外继续其破坏现行秩序的扩张政策,对香港实行破坏“一国两制”的国安法,在南中国海对人造岛礁军事化,对台湾不断进行军事恐吓。美国的州长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跟中国交往?

洪博培说,美国的州长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你代表着自由、公开、透明的价值观,你走到哪里都在充分展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因为你是美国制度的生动体现。”

洪博培认为,在美中关系的外交层面上,虽然华盛顿联邦政府扮演主角,必须面对和处理棘手问题,但是在州一级的次国家层面上,坚持美国价值观也将影响美中关系。

“很多我们在体制中所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在如何培养和教育下一代中所做的事情,很多有关我们的自由市场,我们的创新,都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它在州和地方层面上得到的展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为什么中国复制了那么多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经济技术发展的其他方面,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模式的好处。我们的价值观会引起争议,我们会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我们可能无法解决很多问题,也不应期望如此,但是地方领导人,特别是州长,确实希望他们的所有工作都代表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前驻华大使、商务部长、华盛顿州长骆家辉说,作为州长不能回避中国的人权侵犯,而鼓励更多人来访问美国符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说:

“越多中国人接触到美国的民主、我们的多样性、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尤其是我们的自由——当然我们也有问题,但至少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公开承认、并且面对问题、试图解决问题。而如果中国人,尤其是学生,对美国的运作方式了解更多,他们对美国成功的秘诀,即法治、不断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企业家精神就了解更多,他们也就越想在自己的国家拥有这些。”

因此,骆家辉认为,与中国人展开接触,公开讨论各自的问题,就会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一切都是不透明的,少数民族没有机会担任政府、企业或学术界高级职务,极少有妇女在中国担任高级职务。因此,尽管我们有问题,但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应该为如何试图解决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而感到骄傲。这实际上可以与中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来源时间:2020/12/11   发布时间:2020/12/10

旧文章ID:23707

攻击不存在的敌人:美国政客挥散不去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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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最近,美国动作频频: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周三,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新规:

限制部分中国公民赴美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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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收紧了对中国共产党成员的签证规定。

近两个月来,美国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多次突击检查我赴美航运,大部分船只刚刚靠泊,就立即遭到登船检查。很显然,美方,有备而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做出了严正回应,她在回应中提到了一个词,值得注意,那就是“麦卡锡主义”。

华春莹的原话是这样的:

“美方有关做法挑动意识形态对立,破坏中美正常人员往来,是对中方的严重政治挑衅,也是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和美反华势力对华全面遏制打压的又一表现”。

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值得我们警惕。什么是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真的要沉渣再起?它又将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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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你有没有加入过共青团?”

“你有没有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

“你是否同情共产主义运动?”

这些问题,充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美国人的每一天。

当时,共产主义的威胁,被无限放大。很多人,都处在被怀疑和攻击的恐惧和焦虑当中。

就连参加选美大赛的选手,也必须向评委陈述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看法。

认同共产主义的,肯定不美,直接淘汰。

一个3岁的“童模”小女孩,也要签署一份“忠诚宣誓书”,保证自己坚决支持和拥护美国的制度,经过政府审查后,才能拿到拍广告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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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宣誓书样本

美国棒球职业联盟的辛辛那提红人棒球队(Cincinnati Reds),因为当时的“Reds”代指“共产党人”,就被迫改名为“红腿队”(Redle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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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人队”改名为“红腿队”

那段时间,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麦卡锡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告诉谭主:

这是麦卡锡主义惯用的伎俩——有意识地,把政党和国家、政府和人民分离,使他们相互对立。

1950年2月,时任美国参议员的麦卡锡在一次演讲中声称:

“国务院里有205个共产党间谍,国务卿知道他们的身份,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消息一出,美国上下一片哗然。

几天后,麦卡锡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将名单人数,改为57人。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一夜之间,麦卡锡从一个新晋参议员,变成了全国知晓的政治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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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上的麦卡锡

通过这份名单,麦卡锡使得政府和人民的对立、政府和政党的对立、以及政府内部不同部门的对立空前,大部分美国人都坚信,麦卡锡的手中,一定有一份名单。但实际上,一直到麦卡锡去世,他也没有拿出这份名单。在数次被质疑名单的真伪时,麦卡锡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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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麦卡锡在演讲中挥舞涉职案件清单除此之外,麦卡锡还在编造的“事实”上,继续夸大、扭曲。

麦卡锡的传记作者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细节——麦卡锡得到的材料上写着,“据说被调查对象的兄弟是共产党”。

但经过他的“加工”后,这句话变成了“被调查对象的兄弟在国务院任职,他是一个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虚拟语气变陈述语气,捕风捉影成了既定事实。作为一个投机分子,麦卡锡,一直在说谎。

美国人民,为什么没有识破他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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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麦卡锡主义刚刚兴起之时,它的拥趸,不在少数。

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50%受调查的美国人支持麦卡锡,不赞成的只有29%,没意见的是21%。

麦卡锡主义为什么有着这么强的“生命力”?这和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有关系。当时正是冷战时期,美国树立了一个“假想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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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对所谓的“敌人”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考虑国家利益,这背后,有一些人的小算盘。

当时,民主党连续赢得大选,共和党一直在寻找扳倒民主党的机会。而麦卡锡的出现,让共和党看到了希望。

无论是那份莫须有的名单,还是麦卡锡的言论,都在告诉人民,民主党政府内部,有共产党,有苏联间谍。

而共和党,根本不在乎麦卡锡言论的真实性,只要能让民众对民主党政府产生怀疑,那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好事。

作为“催化剂”,麦卡锡也促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的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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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47年出版的恐共漫画狼来了喊多了,就不怕被美国人民识破吗?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普遍缺乏安全感,是美国人民本身的病态心理”。

美国是一个建国时间相对较短的移民国家,美国民众之间,缺乏一些诸如文明、历史、生活习惯等这样的强力纽带。

所以,当一个明确的“敌人”出现,美国人民会团结起来,获取安全感。

这种心理,也成为了某些政客拿来利用的手段。

当他们想要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时,就会试图“复活”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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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寻找共同敌人”的基础上,美国达成了团结。

但这种团结,是短暂的,甚至是虚假的——因为麦卡锡主义,只是把矛盾外化,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

这就导致麦卡锡主义会愈演愈烈——它的手段、它的对象、它的范围,会不断扩大,只有不断寻找新的打击目标和对象,才能持续消费美国人民的认同感。

许多人遭到了恶意诽谤和迫害。

最开始,只是在娱乐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好莱坞的一大批编剧、演员、导演都被扣上了“通共”的帽子,就连被誉为“好莱坞象征”的卓别林,也只能去瑞士避居。

随着事态发展,美国引以为傲的科学领域也没能幸免。

“曼哈顿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被全面禁止接触一切美国原子能项目;爱思斯坦被长期监听和监视,1950年,美国移民局一度想取消其美国公民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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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美国《国家》杂志上发表的奥本海默案我国著名的两弹元勋钱学森,在当时同样已经不能从事有关研究,甚至无法留在实验室里工作。

不到5年期间,事态愈演愈烈,有近2000万美国人遭到了恶意诽谤和迫害。

美国政客,已经把“麦卡锡主义”,作为了一种工具。

这个工具每使用一次,就会导致美国社会,更撕裂一分。

所谓的“美国建国的初衷”,所谓的“美国梦”,都消失了。那美国,也不再是美国了。

麦卡锡通过指控民主党政府“通共”,进入美国民众视野。

在共和党上台后,他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无视正常的法律程序,随心所欲地提出指控,导致美国上下,人人自危。

多数人,都被笼罩在恐惧当中,而麦卡锡,是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

但后来,人们逐渐认清了他——麦卡锡,没有挖出一个真正的潜藏在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人。更为重要的是,反对不存在的敌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尤其是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麦卡锡的名单无法填饱美国人的肚子。

他消费了美国人民对安全和稳定的渴望,却在美国遇到危机的时候,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和不稳定。

麦卡锡主义,固化了美国保守主义的统治思维。那段时间,美国的政策、社会福利,并没有向少数族裔倾斜半分。贫困、住房、医疗、失业、教育等各种问题,困扰着他们。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爆发了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

尤其是当运动的两位领袖,马尔科姆·X和马丁·路德·金相继被刺杀后,美国社会的对立情绪,达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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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洛林旅馆遇刺前

但这些恶果,麦卡锡不曾亲眼看到——正如他的出现,麦卡锡在美国政坛上的消失,也是突然的。而这一起一落,只有不到5年的时间。

如今这个幽灵有可能再度复活,如果允许其大行其道,对于美国,对于世界的伤害是否不可避免?

来源时间:2020/12/11   发布时间:2020/12/6

旧文章ID:23706

斯蒂芬·罗奇:是时候重新算算中美贸易这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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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ephen Roach  来源:观中国

作者: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

如果拜登成功入主白宫(目前看这似乎是肯定的),那么他将在上任第一天面临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解决长达4年的中美冲突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一场贸易战迅速发展为科技战,进而一路将形势推向“全面冷战”的边缘。对中美任何一方来说,给这场愈演愈烈的纠纷降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为了防止一场政治误判演变成经济灾难,甚至更糟,“降温”恰是现在所需要的。美国对华贸易战从一开始就是个大错误。把美国中产阶级承受的痛苦归咎于中国,或许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是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这种政治算计根本站不住脚。

失衡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在一个全球供应链将各国紧密相连、储蓄严重失衡的世界里,计较双边贸易逆差几乎毫无意义。美国的贸易逆差全球第一,因为它的国内储蓄缺口也是全球第一。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下降至负值,为国民收入的-1.2%;与此同时,今年第三季度,美国整体商品贸易逆差(折合成年率)创下9700亿美元的新高。

这绝非巧合。美国一方面国内储蓄不足,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实现增长,因此它必须从国外进口储蓄盈余,并维持巨额国际收支和外贸逆差,以吸引外国资本。这就导致了多边贸易逆差,也就是与许多国家都出现贸易逆差。2019年,美国与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存在逆差——而美中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巨大的多边贸易失衡中的一部分。

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例确实是最大的,但这是由于中国生产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发挥了作用——而更低的生产成本恰恰符合了美国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包括iPhone手机在内的多种产品,零部件产自世界各地,但最终在中国进行组装。由于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是根据货物的起运港来计算出口的全部价值,因此美国认为其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40%,实际是因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把双边逆差严重夸大了。

转移

所以说,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不仅愚蠢,而且荒谬。出于政治原因对中国穷追猛打,这种所谓的“双边解决方案”只会令多边问题更加复杂。

目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联邦预算赤字激增,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状况正日益恶化。这一问题不解决,美国多边贸易逆差中的对华逆差部分只能被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这些新的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成本无疑比中国更高,其最终结果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多收了一重税。

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2019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收窄至3452亿美元,比2018年减少738亿美元——这显然是贸易战的结果。然而,处境艰难的美国工人几乎没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如果不算中国,美国2019年国际商品贸易逆差实际上扩大了520亿美元,对华逆差减少的“窟窿”大部分又被墨西哥、越南、加拿大、瑞士和爱尔兰等国给“填”回去了。

也就是说,对华双边贸易逆差的缩小,在很大程度上被向成本更高的外国生产商的贸易转移所抵消。美国试图通过双边方式解决多边问题,结果事与愿违。

停火

好消息是,这笔简单的贸易账,拜登团队还是算得清的。这意味着,此前的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框架与贸易谈判轨道相去甚远,很可能被推翻;同样的,此前美方对华施加的惩罚性关税也可能随之回落。在中美贸易谈判桌前,有望出现一个新的美方谈判团队,将目光转向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上来,例如创新政策、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国企补贴等。

特朗普政府曾在2018年3月针对中国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301调查”,在当时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些结构性问题,但指控中国的证据非常薄弱。如果拜登最终成功入主白宫,新政府必须提出一个与中国接触的新框架,把重点放在两国认为对各自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结构性挑战上。

贸易战转移了人们对真正最重要的事情的注意力。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瞄准明确的目标,中美贸易战尽早“停火”,两国才有机会去解决双边分歧中最关键的议题。

来源时间:2020/12/11   发布时间:2020/12/10

旧文章ID:23705

杰克·沙利文:回归“大政府”应是民主党施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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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杰克·沙利文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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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democracyjournal.org/arguments/the-new-old-democrats/

回归“大政府”应是民主党施政方向

作者: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译者:胡铭烨

法意导言

受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影响,里根时代的“小政府”宣言成为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的重心。虽然民主党前有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与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的先例,但在里根时代的阴影下也不得不据此自我设限,而怯于如前人一般大刀阔斧地推行社会经济改革。2018年6月,曾任希拉里竞选高级政策顾问、当选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民主杂志》(Democracy Journal)上发表了《传统民主党的现代回归》(The New Old Democrats)一文,指出当前美国政治重心正在发生新的转变,这也为民主党派摆脱束缚实行大胆改革提供了最佳时机。同时,作者认为民主党人应当回归传统的民主党执政理念,依据现代世界与美国经济社会的最新状况,以为所有美国人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成果共享的环境为目标进行努力。

除了唐纳德·特朗普,政治评论家们的议论经常聚焦于民主党是如何左倾的。他们论调中的痛惜之情往往表露无遗,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党已被激进的左翼操纵了。但这样的观点是否有可能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本质?最起码就经济政策而言,有无可能是由于美国的政治重心正在发生转移?换而言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不仅是一个政党发生了转变,而是美国全体选民开始支持更加主动的政府——直面缺乏政府监管的自由市场,并摒弃为人所熟悉的有限干预政策,来通过重大立法应对严峻的挑战?那么,这对民主党人将意味着什么?在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一则历史轶事或许能对此有所启示。

在1971年,由于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的缘故,美国未能通过普惠育儿制度(Universal Child Care)。这项两党法案本可以资助建设全国性的托儿所网络,并为工人家庭提供收入补贴。参议院以四比一的优势通过了该法案。最初,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本有望签署这项法案,但由于后期来自右翼的压力,他便否决了该项法案。布坎南作为当时的白宫助手,起草了一份决定性的否决声明,抨击这项政府资助的育儿政策是社会主义政府的做法。尼克松总统最终不仅抹杀了该法案,还扼杀了整个想法。纵然近50年后,它也再未获得曾有的重视。盖尔·柯林斯(Gail Collins)等人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这为我们确定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治重心提供了有用的手段。该事件展示了当时人们对于政府与自由市场关系的普遍共识——包括政府的监管、再分配、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政策在促进社会公平、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两党中决定性的大多数成员——民主党员和共和党员——支持了一项新的权益保障计划。虽然尼克松最终驳回了育儿法,但即使他批准了该法,也并不值得惊讶。毕竟,他坦然接受了一系列其他的大刀阔斧的政策,而这些措施在今天肯定会被定性为 "大政府"。他创建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签署生效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和《平等就业机会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ct),提出了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的 “负所得税”制度,在大幅扩大联邦食品券计划,还主张全民医保,包括强制雇主为雇员购买保险和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

尼克松政府所遵循的政治重心最初是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所建立的,而进一步为其后继者所强化,其中以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为最。他提出的 "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施政纲领在几乎所有的国内政策领域都推动了重要的新立法。当时,主流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有一个共识,即认为一个积极、雄心勃勃的政府是能够解决重大的全国性问题。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到了1980年,经济停滞不前使得公众倍感失望,强调降低税率与减少管制的意识形态不断壮大,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狗哨政治(Dog-whistling)也日益激烈,以及企业通过组织大规模游说来反对管制并逐步废除社会保障政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顺势上台。创造一个以减少管制与干预的小政府也就成了共和党共同的目标,而这种小政府的设想则恰好有利于共和党内强大支持者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社会趋势一直延续了30年,最终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重心。从罗纳德·里根所谓的 "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你!” 到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宣告的 "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 ,一直到2012年大选,无一不证明了里根所塑造的政治共识占据着社会观念的高地。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虽然支持且贯彻进步的政策,却仍然是以里根的政治共识为界,这就意味着相较于林登和罗斯福时代,他们不得不控制自己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则是不断积极地废除早期的进步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贫富差距急剧增加,美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失势。

这篇文章认为,当前的美国已经到了另一个转折点。正如罗斯福新政前的保守派,虽然他们为了实现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而不断在党派、法院中努力奋斗,但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出现使其信誉尽失。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暴露了政府的失职——由于政府金融监管失败而导致的市场膨胀,最终使得民众深受其害。虽然转变并未立刻出现,但人们不仅正逐渐看清金融危机是如何由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缺陷引起的,而且还看到了在2008年之前的数十年中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与陷入停滞的居民收入,以及在此之后不均衡的经济复苏。目前美国社会的政治重心正在不断地据此进行调整——社会的浪潮正在势不可挡地朝着另一方向前进。鉴于历史,此次的转向很可能会延续数十年。

事实上,对于政府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共和党内部也存在争议,尽管该党的领导层所顽固坚持的施政纲领甚至会让里根感到羞愧难当。在2016年竞选的最后几个月,特朗普清楚地明白人们支持他的原因,所以他选择支持一系列与共和党正统理念大相径庭的议题。例如,对富人加税、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以及保护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计划免被削减预算。他在竞选中甚至提出要解散最大的几家银行。不过不出所料,特朗普上任后,并没有据此施政。恰恰相反,他将自己的内政议程推给了国会的共和党领导层及其企业支持者,作为交换,他们不过问特朗普的任何言行举止。虽然2008年的危机又是一次教训,但保罗·瑞安(Paul Ryan)和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却仍是采取了与罗斯福新政前的保守派相似的举措。

相比之下,公众似乎已将这些教训铭记在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新闻节目和华尔街日报在一月份联合进行的全国调查显示,58%的注册选民认为政府应该为美国人民做更多的事情,而38%的人认为政府做得太多。(这创下了自1995年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的新高。在当时的民调中,结果呈相反势态:62%的人认为政府做得太多,只有32%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做得更多。)NBC对民调的分析指出,总体结果反映了 “人们普遍希望政府能更多地参与解决国家的问题”。当前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共和党更希望联邦政府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是因为身为共和党人的特朗普掌控着白宫。但这似乎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政府和政府项目的态度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有关医疗保健和其他议题的民调中进一步证明了该判断。

在评估公众如何看待政府的职责时,要清楚地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的问题。里根时代所表现出对 "大政府 "的反感情绪根植在其对政府救助项目的反对声中。这样的观点里有着几乎毫不掩饰的种族歧视色彩,因为反对者经常将这些项目描述为过分向“不值得帮助”的少数族裔倾斜——是在救助“他们”而不是“我们”。尼克松与他煽动起来的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为这种叙事埋下了种子;里根则是收割了它们。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人所激起的仇恨情绪尚活跃于一部分公众的心中。对此,特朗普最清楚不过。

然而,多亏了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对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以及经济衰退产生的持续影响,甚至是共和党的基层成员也逐渐抛弃极具欺骗性的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理论,而选择相信经济公平才能够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正是因为共和党提出的医改法案所试图削减的医疗补助预算,影响到了无数人的生计,所以导致其不得人心(在去年6月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只有42%的共和党人和18%的无党派选民表示支持)。这也揭示了共和党的领导层为何一直无法向公众推销特朗普的减税政策(NBC新闻与华尔街日报的四月份民调显示其支持率为27%)——主要是由于该项政策明显地偏袒富人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西弗吉尼亚州、俄克拉荷马州和肯塔基州等传统意义上共和党的堡垒,能够看到众多教师选择激进主义做法,上街抗议游行——尽管人们对于一些教育改革措施意见不一,但无论是持有何种政治态度的人,都已经无法忍受政府继续任由公立教育体系陷入危机。

诚然,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为了削弱基础卫生服务、安全与环保法规而进行的有条不紊的破坏活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持续阻碍(他确实邀请了企业说客进入政府,挑选他们想废除的法规)。但据我猜测,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推特上狂轰滥炸式的人身攻击、挑衅和乱发脾气行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那么他的那些行为将会更不得人心。民意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们都坚定地支持上述法规,包括奥巴马执政时期提出的限制发电厂碳排放的法规。

那么,这一切对民主党人意味着什么?面对特朗普,一些民主党人怯于采取大胆的经济政策,唯恐疏远那些可以帮助我们捍卫共同的国家制度、核心价值观与民主政体的无党派人士与温和的共和党人。当前的趋势表明,民主党人并不需要在支持国内政治重心与以强势政府介入来应对经济挑战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二者皆有可能。事实上,两者都是消除特朗普主义所导致的长期威胁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当政治评论家批评民主党左倾时,民主党人不应该感到羞愧,也不应该太过在意。美国政治重心本身移动,而这是一件好事。在未来几年里,政府在管控自由市场的过度行为、支持工人和家庭方面的作用应当获得重新定义,而真正的问题则是在于如何界定政府的职责范围。

从历史中寻找原则,从未来中寻找解决方案

显然,我绝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些趋势或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其他人已经对此展开过论述了。事实上,我不得不承认,在2016年竞选之初,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进行彻底反思的必要性。我曾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高级政策顾问,负责制定和提出从税收到银行监管的各种政策建议。更根本而言,作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亲历者,我深受当时的温和主义政治影响,而在竞选前的几年里,我一直从事着外交政策工作,通过周游世界来了解国外的状况,而不是接受国内所发生的一切。

不过,自从2015年我与希拉里开始合作后不久,我就逐渐更善于观察国内政治的状况。虽然我发现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中存在不足,但他的竞选活动帮助我进一步细化了我的判断。希拉里作为毕业于历史系的学生,她远比外界所认为的更加支持改革。我的诸多思想也因此深受其影响。她的大部分提案——普及学前教育、带薪家庭假、终身学习——都是基于一个能够灵活应对21世纪家庭需求的政府而提出的。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因竞选活动而走访全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发现全球化这股无形的力量并不是导致美国经济出现破碎的原因;相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几十年的国内政策制定所造成的——里根确定了政治的重心,两个党派都据此制定政策。

这并不是要指责90年代的新民主党人。一方面,克林顿政府虽存在不足,但却推动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发展,后人无人能出其右——工资全面上涨,弱势群体的收益尤其如此。另一个方面,当时的政治约束是客观存在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上台的同时提出了一项大胆的施政方案,但他的医保计划(希拉里医疗改革计划)的失败,以及1994年中期选举中受到的冲击,迫使他不得不收敛自己的雄心壮志,选择更加渐进式的方案来实现突破。不可置否的是,如今的经济系统与90年代已相去甚远。大卫·莱昂哈特(David Leonhardt)引用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话说,在面对过去20年中 "日益扩大的不平等、金融危机、零利率、预期寿命和机会的不平等 “时,纵然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经济学家也会选择左倾,因为他们自身对美国经济与社会做出的诊断所指向的必然结果。关键是,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有着全新机会的特殊节点。

2016年,我们的竞选活动未能很好地向民众传达这样的想法。在与桑德斯争论的过程中,我们的争辩焦点往往在于,他所提出的方案在根本上是无法实现的。当希拉里在拉斯维加斯的首次初选辩论中,自称是一个 "能把事情做好的改革派 “时,我为此感到雀跃。这虽然是辩论过程中的高光时刻,但是也创造了一个陷阱,而随着大选的推进,这个陷阱显得越发明显。我们给予公众的不是美好愿景,反倒是一道算术题:从预算角度,桑德斯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犯下的错误在于,针对桑德斯的方案,有时我方确实应当警惕人们注意方案所需的预算规模过于庞大,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我们驳斥他的核心论点。整个竞选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加专注于希拉里本身,应当指出桑德斯提出的方案并非当时美国所需要的,而非强调其过于天马行空、不切实际。因为桑德斯的世界观根植于上世纪70年代,这决定了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基于过去世界的状况,而不是世界的现状与未来;面对不断变化的工作性质、不断变化的美国家庭特征或是已成为现实的全球化,他几乎是无话可说(例如,他的方案缺乏明确的计划来处理非正式雇佣关系的工人,或是那些因技术革新而流离失所的工人)。

作为民主党人,我们确实需要敢于接受大胆的政策方案。我们也需要听从罗斯福和林登的号召,前者要求我们将资本主义从其过分放纵的行为中拯救出来,后者要求我们敢于运用政府与政府项目来实现这一目的。但最关键的在于,我们需要将他们的理论应用于新的经济格局。最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推动“新的传统民主党人”的崛起。

传统的部分在于:在尊重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认识到仅靠自由市场是无法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政府干预是制约由市场带来的滥用、腐败与过度不平等的必要手段。必要时刻,需要具有重新采取积极政府干预措施的意愿。罗斯福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而深受我崇敬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也对此十分了解。社会不平等加剧与社会流动性的僵化不是由抽象的“市场失灵”所导致的,而是因为利己的行动者刻意地滥用市场,政府因失职而未能阻止问题的发生。罗斯福与休伯特都明白,这样的问题是公共政策能够应对的。

新的部分在于:面对已经全球化、科技驱动的21世纪,我们在贯彻罗斯福的执政原则与跟从林登的号召的同时,需要结合当下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家庭生存模式与企业和政治力量的运作模式。

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个全新的任务。对罗斯福来说,对抗的是经济萧条。对约翰逊来说,敌人是贫困。今天,拯救和重建美国中产阶级将是我们必然的使命。自1971年以来,国内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占比都在增加,而中间阶层仿佛被掏空——中产家庭占比从61%降低至50%以下。与此同时,同期中等收入家庭的总收入份额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扶贫。自“伟大的社会”时期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而当下我们更要完成这项任务——尤其是消除儿童贫困。但近年来,我国中产阶级明显遭受了严重损害。而我国的民族活力与民族团结已被这种空心化现象蚕食殆尽。正如我的前任老板乔·拜登(Joe Biden)经常说的那样,"中产阶级不是一组数字,而是价值观的体现。” 也就是说,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反映了我们的国家价值观,两者之间相辅相成。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应受到我们的特殊关注。

最终,我们需要的是新的政策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重复前人的做法。当罗斯福开始”新政"、约翰逊提出 “伟大的社会”时,他们绝不是拘泥于前人之法而制定政策的。为了应对当时令人震惊的现实,他们所做的是制定全新的政策计划。他们举措正是罗斯福所谓的 “大胆的、坚持不懈的实验”。在当下,时代号召我们再度展开大刀阔斧的新创举。

民主党新政纲的四大核心支柱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将这样的设想付诸实践呢?将前几代民主党人的理念和价值观运用到新经济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我们需要认识到,人们以为是未来才需要替工作担心的事情,实际已是面临的现实了。

在如今的政界,人们热衷于讨论如何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变革做准备——以先进的科技为核心的变革,诸如人工智能等。每周我都会收到一封新的电子邮件,提醒我参加会议或需要完成的报告。其实,所谓的未来早已融入我们的工作中了,而如今需要做的是确保人们能够从事有尊严、人性化的工作。这要从早期民主党的主张说起,即政府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确保自由市场为工人提供体面的工资、福利、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通过集体谈判(以传统工会或其它形式)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但在践行该主张的过程中,新的传统民主党人所制定的政策需要以三大现实为根据。

首先,传统的劳资关系正不断地丧失其原有形式。到2030年,承包商与自由职业者将占据超过40%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这些人因为并非全职、工薪员工,所以并不需要用到W-2收入税表[1]。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所谓的 “零工经济”只占这种趋势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况正发生在传统行业的大量工人身上,包括门卫和其他后勤人员。这些人在过去算是公司的正式员工,但今天却成了外包出去的承包商。所以,林登与罗斯福的执政理念需要处理一个全新的现实——人们会频繁更换工作、同时兼做多份工、以及雇主几乎不会向劳动者发放福利。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下,社会保障政策必须承担起 “社会蹦床”的兜底作用,帮助人们应对经济困难并且尽快找到工作。政府对社会进行更多的干预,并非是保护“倒下的”人,而是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然后迅速重返劳动力市场。

对于这样的现实,《平价医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为后续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因为当人们在换工作或辞职创业的时候,该法案能够为人们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能够享受医疗保险或是类似的公共保险项目。除了医疗保险,政府还应该确保所有美国人——无论他们是全职还是兼职,一份工作做了10年或是换了5次工作——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仅是扩大社会保障是一些左派的最热衷的方式,却无法充分满足现实所提出的需求。这样的政策只能保障退休人士的生活,但对于仍在工作或失业的人却是无法发挥作用。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应对策略,包括新的规则与新的工具(如,工资保险与涉及到新兴工人的福利体系)。本刊一直致力于该领域的最前沿,为人们提供新兴的政策方案。对于不同的行业、辖区,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但最根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工人都是其方案的主要对象。换而言之,无论职业或行业,每个人都应有权利获得就业保障——能够享受到平等的薪酬待遇权、劳工赔偿权、不受歧视权以及组织权。或许在不同行业实现就业保障的方式不同,但内容是一致的。基于此主张,我们才能厘清推行方式,在促进创新的同时保护工人权益。如果要实现这些,就必然需要劳工组织起来,共同表达自身的权益。就如大卫·罗尔夫(David Rolf)所言,工人应通过新的集体协商机制来广泛行使权力,以改善数百万工人的生活状况。

其次,家庭的角色和责任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常态是父母双方都要工作。养育着未成年孩子的双亲家庭中有66%是双收入家庭。劳动力市场上单亲父母的占比已大幅增加,尤其是单亲母亲。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在工作的同时照顾其父母。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难以兼顾家庭生活与工作,所以需要政府制定更为大胆的政策来处理。家庭对平价的儿童养育服务需求迫切,这也是尼克松时期的首要任务,尽管那时更多都是单收入家庭。而且,家庭要想维持稳定、健康并具有偿债能力,就需要为其制定全新的带薪休假制度,帮助他们减轻赡养老人的开支。在竞选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向希拉里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中遭遇的困难,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难以兼顾各种责任而导致的。这些人并非是渴望不劳而获,而是希望通过参加工作与劳动能够享受到公平待遇。纵然希拉里在演讲中不断地提及这些问题,但是许多人觉得这只是简单的家庭问题,而非经济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家庭的问题正是核心的经济问题。第三,约1.25亿美国劳动者在服务业工作,并不是工业或农业。然而,民主党人在考虑或讨论问题时,例如俄亥俄州,他们会直接面向制造业工人与炼钢工人,却忽视服务业占据了俄亥俄州经济的三分之二的事实。我记得在一次竞选集会上,我和一位从事家庭保健助理工作的妇女交谈时,她问我为什么政治广告和竞选宣言中,“工人”总是形象单一、局限于少数行业。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的身影,例如儿童看护员、前台接待员、后台员工、亚马逊或沃尔玛的仓库工人,这些人都代表了零售业的未来?事实上,许多服务业岗位的薪水低于制造业岗位,而且服务业岗位的福利政策也与制造业不同。对我们的社区和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应该提供一条通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可行途径。鉴于3D打印等新技术的普及,即使是制造业工作,明天的外观和感觉也会与昨天不同。因此,民主党人需要重新制定其政策,以确保在看护行业、服务业、加工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不仅能够获得体面的工作与更好的福利待遇,而且在工作中能够受到尊重。虽然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些设想,但在我看来,我们必须要将这些问题上升到全国性的政策对话中,对其进行讨论。

不过,一个壮大的中产阶级不仅是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作为基础,更需要有足够的机会实现阶级跃迁。新的传统民主党人需要重拾传统的改革承诺,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从而给予每个人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但是,在践行该项改革时,他们也必须认清一个可悲的现实,即当今美国的教育系统与以往的大不相同——整体设备落后、师资良莠不齐。麦肯锡(McKinsey)近期发布的分析指出,由于人工智能的崛起,到2030年将会有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消失。因此,重点应该从学位和文凭转向技能和资历。相较于“免费高等教育”,我们更应该优先考虑无债务负担的终生学习:无论年龄,每一个美国人只要愿意满足基本要求,就应当有权利以合理的费用获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并获得相应的工作。这种方法既能保证中产阶级家庭及其子女能够持续保有活力,也能为出身贫穷的孩子提供了进入中产阶级的道路。当人们谈及 "培训制 "和 "学徒制",通常想到半心半意、半资助的活动,既不能提供技能也不能提供工作。但这些项目并非是必然会导向失败的结果。对此,欧洲的做法正值得我们借鉴。控制人口变量后,美国的学徒人数仅为英国的7%。在德国,通过稳健的学徒制,每年大约有50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而美国已有几个州模仿了德国的模式,根据一项调查显示,98%有相应学徒制的雇主都推荐该项制度。令人振奋的试点项目也在不断涌现,例如,马克尔基金会(Markle Foundation)、微软和领英引领了政府、社区学院和私营部门之间独特的合作项目,以确保培训能够提供企业需要的技能,并为参与培训的人提供实际的工作机会。如今的民主党人需要大范围推广的正是这些方法。

二、政府应该通过税收与垄断政策来应对当前的财富与权力集中问题,保证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

早期的改革派人士与随后的“新政”民主党人曾努力争取前所未有的税收政策与反垄断政策,来应对当时所出现的财富与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现象。他们深刻地明白,这样的举措不仅能够增强经济,更能够壮大我们的民主制度。新的传统民主党人也应当如此,基于相同的理念治理全新的社会经济问题。

先从税收说起,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诞生于镀金时代所存在的极度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距之中。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和其他进步人士通过不懈的努力推动了国家所得税制改革,最终促成了宪法第16条修正案和1913年《收入法》。今天,正如其他人所见证的那样,我们正生活在第二个镀金时代。倘若根据1%最富有人群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美国的贫 富差距在20世纪中叶有所大幅下降后,如今又迅速回升到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相较于1979年的7%,截至2012年,美国最高收入的0.1%的家庭已拥有全国22%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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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16,美国顶层1%与底层50%财富对比

图片来源:https://itep.org/how-a-federal-wealth-tax-can-help-the-economy/

现行税收制度没有能力应对当前的问题。在通过个人工资与劳动收入征税获得公共财政收入方面,我们颇有成果,但在处理资本收益(即投资收入)和财富积累方面,税收制度却效率低下。然而,在当前这个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更多的是通过投资生财。2013年,收入位列前1%的人群每赚10美元,其中只有不到1美元是纯劳动收入。这对于政策制定而言意味着什么?民主党人希望解决社会不平等与权力集中问题,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来实现经济改革方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跟着钱走,也就是采取更有效的方式向最富的人群征税。撤销共和党在2017年提出的税法正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因为该法律完全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其旨在为大企业减税、为最富有的人创造偷税漏税的机会。但我们也需要新的解决方案,仅仅是提高最高边际税率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在竞选期间,在评估民主党提出的传统一揽子税收政策后,结果令我感到不满,而纵然是在桑德斯阐述自己的方案之后,我仍是感到不满。两次竞选都并未真正地“跟着钱走”。我便催促我们的税务专家,能否提供新的政策方案——当前的竞选漏了什么可行的好政策?不出所料的是,他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例如,有一个方案是改变政府处理高收入纳税人资本收益(capital gains)的方式,如此就能够根据该类型收益的实时变动来进行征税。目前,最富有的纳税人只要没有出售资产就能够不用为其资产收益缴税,甚至可以通过永久保有资产而避免缴纳任何税款。通过采用 "按市价计征 “(market-to-market)的方法,即每年对收益进行计算并征税,从而防止上述情况发生,而且在未来10年内创造超过1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另一个想法是直接对富人征税。在1999年,唯独特朗普提议,政府应该对最富有的人一次性征收14.25%的税,从而创造近6万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虽然这项提议虽然并不现实,但是现在已有更严谨的模型,如何对顶层(如0.1%)富人的财产来筹措大量的税收收入。学术界对于累进税制的功效和合宪性都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辩论。现在是时候让人们对此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了。一些改革派认为,即使存在一个有效的策略,能够让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那部分税额,那么"勇敢 "的民主党人也必须告诉中产家庭,他们的税率也要增加。我认为,现在尚非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像提高燃油税为已耗尽的公路信托基金(Highway Trust Fund)[2]提供经济支持这样的提案应该继续摆在桌面上讨论,但在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关于同时提高整体税率前,我们需要使中产阶级稳定下来,并建立起一个不负众望的公平税收制度。

对于垄断问题,我们可以向终结托拉斯(trust)的改革派与“新政”民主党人寻找灵感。如今,由于几十年自由放任主义的反垄断政策,企业权力集中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紧迫问题。一份又一份的报告显示,从金融到科技再到医疗保健,几乎每一个产业都在加速合并。经济也因此受到了扭曲性的影响——消费价格上涨、垄断租金上升、工资下降的压力;而民主制度本身也深受其害——企业通过向华盛顿派驻游说大军来影响国会立法,增强了其政治影响力。

民主党人有必要重新启用一系列反垄断战术,并根据全新的垄断权力进行调整与应用。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占据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向消费者与工人施压。但是,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衡量产业过度集中的标准也需要改变,而我们用来对抗该现象的工具也同时需要改变。相较于过往全国铁路系统与石油网络,如今占据主流的已是跨行业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平台,而其中不少都是互联网平台。这些平台产生的 "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不仅影响价格,而且影响到创新、创业、工人薪酬与企业权力——因此,执法和监管策略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这就需要新的游戏规则,以对应新形式的集中问题所导致的负面后果——传统的“消费者福利”标准未能考虑到这些新的问题——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破坏市场的创新与活力。在希拉里的竞选中,我们一直在思考该如何用政治信息来传达反垄断的观点。在竞选政策办公室里,一块白板上写着几个大字“租金!”(代表垄断资金)——表现了我有多么迫切地希望将该问题摆上桌面,并在社会中引起共鸣。虽然这个愿望从未实现,但从那时起,包括汤姆·佩里洛(Tom Perriello)和罗·卡纳(Ro Khanna)这些年轻的民主党领导人,切实地使反垄断政策成为经济信息的重要核心。

改革派与“新政”民主党人认为,解决财富不平等和企业权力集中的问题,不仅仅是创造一个更公平、健康的经济,也是令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具有韧性——通过服务社会中的多数人而非少数人。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指出,民主制度失败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其内部的腐败。我们必须保障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受这种危险的影响。

三、解决机会分布不均问题,从而使所有区域能够感受到中产阶级复苏的利好。

在民主党人采取政策应对社会不平等、增加向上流动机会以及建立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过程中,地方问题是重中之重。在面对社会与科技变革时期,传统民主党人仍是十分关切落后社区的状况。罗斯福通过大力投资为乡村地区实现供电,肯尼迪和林登皆为了城市与乡村贫困而努力奋斗。今天人们仍然应当着重关注机会的地理分布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城市和农村社区、城市核心区和富裕社区、郊区和郊区、沿海大都市和美国中部的中等城市之间存在的经济增长差异与社会活力差距。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观察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区域差异持续在缩小,但自那以后,这样的趋势便停滞了,甚至是出现了逆转。同时,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拉杰·切蒂(Raj Chetty)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一个人能够实现阶级跃迁很大程度上受其居住地影响——影响单位小到郡与市,甚至是社区层面。

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所公布的惊人数据显示,全国75%的风险资本主要聚集在三个州,导致其他47个州只能够争取剩下的25%。尽管落后地区缺乏私人投资的问题值得警惕,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政府政策也很重要。在早年,公共投资与重大的公共项目降低了地区差距,而民主党人今天也需要朝着同样的目标努力。

本杰明·奥斯汀(Benjamin Austin)、爱德华·格莱瑟(Edward Glaeser)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今年撰写了一篇具有有说服力的论文,提出了 "地方性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的必要性,以打破落后城市和地区经济衰退和社会解体的循环。对民主党人来说,地方性政策也会有助于他们公开反对先进沿海地区所存在的邻避主义(NIMBY-ism)。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标,民主党人应该更积极地处理贫困落后地区的社会呼声,这些当代危机对于经济有巨大影响。除了社会和公共健康问题以外,例如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经济危机。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初龄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削弱了经济增长和流动性。根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仅2015年,阿片类药物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就超过5000亿美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机会的丧失助长了社会问题的滋生,而这些社会问题又恶化了经济的衰退和中产阶级的空洞化。2015年,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前往新罕布什尔州时,就发现了众多陷入恶性循环的受害者。在此之前,我们并未注意到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活动结束后,希拉里在车上给我打电话,用了这么一句话说:”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民主党人必须认识到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的紧迫性,并且配给与之严重程度相应的资源予以纾解。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前瞻性令人钦佩,但他们仍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限制而无法实现根本的改变。民主党人应该呼吁人们对该问题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对抗该危机的蔓延趋势:从预防到恢复再到门诊治疗。就如同阿片类药物问题一般,为刑满释放的重罪犯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工作机会同样不仅是社会政策,也是经济政策。一项研究发现,近200万名获释重刑犯是处于失业状态,主要是由于他们难以就业。这些人(大部分为男性)最终只会陷入绝望而再度犯罪。类似的情况遍布全国,但对于因犯罪率过高而人烟稀少的社区更是如此。民主党人应该鼓励刑满释放人员的再就业,这不仅是关于公平、正义和尊严的问题,也是关于尚未开发的经济机会。对此,民主党需要采取全新的刑事司法政策。我们应该积极迎接这一挑战。虽然传统民主党人热衷于联邦层次的项目,但现代的民主党人必须超出联邦的范围。

诸如幼儿教育、非传统工作的新福利体系、清洁能源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地方涌现了不少最先进、最具创新性、以及结果导向的解决方案。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应该尽可能提供政策激励,鼓励这种创新(同时竭尽全力阻止其他州的倒退政策),而不是过于注重 "一体适用 “战略。

四、与商业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现实需求。

美国一直是一个充满创业活力和商业创新的国家。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将捍卫和珍惜这些国家优势,并积极主动地与商界沟通,强调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和加强监管执法并非是惩罚。这样的措施只是为了应对我国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因为错误的政策已经扭曲了国内经济,整体变得中心化、缺乏活力且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问题,而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易受特殊利益的操控。因此,对政策方向的修正是恰当且合时宜的,这不仅会帮助中产阶级,还将为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并长期地创造高薪工作。

同时,我们也不该怯于说真话。在二战后,像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这样的组织,代表着一批负责任的商业领袖,他们致力于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利好。今天,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商业游说集团中的部分人已经抛弃了这个战后契约。事实是,虽然确实有一些突出的私营部门声音在提倡更公平、更合理的政策,但在近几个月中,鲜少有商业领袖站出来伸出援手。许多人主张减税,但却牺牲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许多人尽管心存疑虑,但还是为特朗普欢呼,因为他放松了政府管制。不过,仅仅指出企业的错误行为是不够的,因为商业领袖是恢复我们枯竭的中产阶级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民主党人需要设计更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来实现企业文化的转变——尤其是通过政策手段,奖励那些对工人与社区投资的公司,同时追究那些不投资的公司的责任。社会道德素质应成为公司的重要竞争优势,而非面对道德意识低下的公司(这些公司把工人当作成本而不是资产)时处于劣势地位。

更广泛地说,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长期政策,而不是以财政赤字为代价实行减税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对于私营部门的客户群几乎毫无用处。例如,对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进行投资,由于其回报率极高,这将刺激持续利润增长并提高企业的最终效益。事实上,这些政策对于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构成了社会和经济制度更普遍的“基础设施”,使得中产阶级的生活得以维系。我之所以没有在本文中更多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其他人对此已做出过绝佳的阐释。

向企业传达的信息应该指出,我们应该共同合作来进行影响深远的投资,帮助每个人都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非不劳而获或是收租。相应地,华盛顿应该与国内私营部门合作制定一项国际经济战略,解决21世纪恶性竞争问题(如国有企业与汇率操纵行为),为那些站出来帮助工人与社区的美国公司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我已经在其他地方阐述了我对民主党人应该如何处理贸易问题的看法。毫无疑问,在有些地方政党和企业会发生一些争执但是,但在更多的地方,他们可以建立健康、长期的合作关系。罗斯福在1934年说得好:”本政府不会伤害正当的企业。我们在寻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中,是为了实现社会普遍繁荣,而不是通过对一部分人的剥削来补贴另一部分人… 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减法和加法,更关心的是通过合作来实现整体财富的增长,使全社会能够享受到这份成果。”

不要选择错误

这指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关于民主党未来的讨论总是陷入强调基本经济问题或是怀疑派所嘲讽的“身份政治”的窠臼之中,难以抉择。在我看来,两者缺一不可。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应该听从罗斯福的意见:"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打造一个没有人被排除在外的国家。” 诚然,罗斯福对包容的概念比较狭窄,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要将他的设想付诸实践。民主党的政策讨论需要以帮助所有美国人为基础,而不应该考虑性别、种族、性取向或是民族。

许多如詹姆斯·特拉布(James Traub)这样的评论员的疑问是,上述理想在政治上是否真的切实可行;在为捍卫少数群体的民权过程中,民主党人是否已经忽视了人数众多的白人工人阶级。他甚至将2016年的选举结果归因于休伯特所提出的民权法案。我承认在希拉里败选后,出于同样的好奇心,我仔细查看了当时的选举数据,结果确实显示特朗普的成功很大程度是源自于社会中存在种族与身份问题。我也无法忽视特朗普通过持续的竞选活动,煽动白人的怨恨情绪并强化了白人身份问题。

但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勇敢面对问题本身。希拉里的观点很正确,我们需要解决所有阻碍人们前进的障碍——不仅是经济与政治障碍,还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视。对此,我们不应该过分小心。我们的任务与不足之处皆在于,需要在开诚布公地指出这些障碍的同时,让所有人也感同身受地参与到扫除障碍的共同努力中,使得全社会受益于此。虽然我不认为民主党人应该淡化或直接避开在一些人看来是“麻烦的”议题(诸如种族、身份与移民),但我同样认为如果竞选演说中仅针对特定的人群,那么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而非促进社会团结。这又让我想起了休伯特。我们需要 的是"快乐的战士”——坚定投身于对抗不公正与阻碍社会进步的问题,为人们带来希望并鼓起人们的勇气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意味着在践行过程中,不仅应该强调公平,也需要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市场活力与鼓励创业精神。

这个项目不能只是将现有的蛋糕切成大小不一的小蛋糕,而必须要将蛋糕做大,邀请更多的人上桌,并给每个人一块。要想实现这些并非易事,事实上,这也正是关键之处: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应当坦然面对当前的现实,即经济上的改革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这并不意味着该项目无法落实,或是会导致政府背上负债。在过去40年间,民主党总统被迫处理共和党总统留下的财政烂摊子。正如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对共和党税收立法的最新预测所清晰表明的,下一任民主党总统仍需要面对一样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彻底逆转共和党的税法,推行我所描述的累进税制,利用科技来增加效率、减少浪费,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来减少系统性的医保成本,那么我们能够在实现经济改革的同时,保证财政收支稳定。

本篇文章并不旨在为竞选策略提供蓝图,而是为未来几年经济政策议程的核心主题和实质内容,提供的初步选择。任何最终的政策成果都应当是经过更加精细的雕琢,摒弃我所提出的一些不成熟的思想。事实上,2016年大选所带来的关键启示在于,诸如“建墙”与“解散大银行”这样简单、权威性的政策主张远比一长串精心阐述的政策建议和方案要有力得多。政治领导人在推进该政策议程时,将不得不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去确定敌人、选定反派。虽然这并非我的风格,但2016年的情况表明,更强硬的民粹主义不乏受众。也许最重要的教训是,提出的政治纲领必须足够宏大。传统民主党人将国家使命感作为核心纲领,唤起了美国人民对更崇高使命的追求。而到了近几年,民主党则是采取了更为克制的方法。现在是时候让新一代民主党候选人——新的传统民主党人——围绕一种新的国家使命感而团结起来了,即复兴美国的中产阶级。

现在美国的政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动,社会潮流正在转向,而政治重心也在发生变化。这对于民主党人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制定大胆的目标并实现它们。我们应该站在前人总结出的正确原则之上,采取大胆的执政风格来重新界定民主党与政治重心,来提出并实践新的方案来应对当前时代的挑战,实现增长和公平、创新和平等。这样的时机在历史上并不常见,民主党人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注释:

[1]W-2收入税表是公司出给雇员的年终总结表,填写W2的属於全职员工。公司会在每次发放工资的时候扣税,如每个员工都需要扣减工资总额7.65%的社会安全金,同时,公司老板还要为员工支付另外的7.65%社会安全金。

[2]公路信托基金(Highway Trust Fund)指美国于1956年成立的基金,旨在通过征燃油税负担全国的公路建设。

文章来源:

Jake Sullivan, The New Old Democrats, Democracy Journal, June 20, 2018

译者介绍

胡铭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0/12/11   发布时间: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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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性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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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廌  来源:學人Scholar

当前的美国大选不仅是美国人民的大事,也牵动着这个星球上其他亿万人的心。有人戏言,若让中国人民参与投票,特朗普可能会赢得90%的选票。

包括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在内的很多人认为拜登已经赢得了选举。但是,法律事实是截至11月26日,美国大选仍未完成。不仅因为几个争议州的选票重新计票没有完成,还因为即使重新计票完成,即使拜登得票仍然领先特朗普,特朗普若未承认败选,拜登仍不是当选总统。仍要等到12月14日选举人团选出总统之后,才能确定下届总统。这一关键程序要归于具有伟大共和传统的美国宪法。特朗普也在11月26日向驻海外美军祝贺感恩节后,表示将尊重选举人团的选举结果。

美国宪法为什么这么规定?这不是有反民主的嫌疑吗?

是的,这确实是反民主,但这就是美国宪法的规定。因为美国国父们设计的美国政体根本就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共和制度。

什么是共和?在古典时代,共和主要是指执政者、贵族和平民的“共和”——三个社会阶层相互妥协、相互制约,共同治理国家。这种集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各自优点的政治制度当时被称为“混合宪政”。在古希腊,混合宪政的典型代表是斯巴达和雅典,而雅典后来的民粹化则导致其衰落,成为后世人们汲取的教训。混合宪政可以追溯到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城市共和国和出埃及后的以色列部落共和,甚至更久远的两河流域。鉴于雅典的教训,民主在其后2000年里都是一个负面词汇,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宪政民主与共和含义趋同。

在千年共和国威尼斯那里,共和制度经历了嬗变,从“人和”——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制衡,转向“权和”——权力分立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制衡。因为在威尼斯,政权传统上掌握在贵族手中,但是贵族们掌握的各个国家机构之间形成了制约与平衡。这在现实上成为以后三权分立的雏形。

在经历了威尼斯共和国、荷兰共和国、英吉利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后,尤其是美国成熟稳定的宪政共和成为世界灯塔,共和制度在全世界得以发扬光大。正如共和制度使罗马成为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国家一样,共和也使美国成为现代最伟大的国家,被誉为“新罗马”。

在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时,其共和特色十分明显。参议员由各州议会选出,总统由选举人团选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他们均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仅众议员是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就是说,在三权分立的三个政府部门中,仅立法部门的一半是民选产生,或者说仅仅六分之一的政府部门是民选。

然而,20世纪,美国政体越来越向民粹化倾斜。1913年,通过修宪,参议员改为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选举也向这个方面发展。宪法中虽然保留了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的形式,各州却变得越来越民粹化,要求选举人不得违反本州选民的意志。

总统选举的民粹化要求违反宪法。上个世纪虽然由多条宪法修正案对选举总统的程序做了修改,但是并没有改变选举人团选举总统这一体现了共和而非民主的核心宪法规定。

1787年制宪会议对选举总统进行了详细讨论。代表们认为,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在具体做法上的确会出现一些困难”。有的代表甚至认为:“人民不了解情况,总是被少数有企图心的人误导……由人民选举全国行政官,肯定是最坏的办法。”因此,制宪会议以绝对多数的赞同票通过了由选举人团选举总统的办法。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对宪法规定的总统选举程序有如下权威评价:

“联邦体制设计中,首席行政官的产生办法,几乎是唯一逃过反对派严厉申斥,甚或得到些微赞许的部分。报刊露面者中,嘴巴最巧的人,也屈尊承认:总统选举办法,考虑甚为周全。我愿更进一步,毫不犹豫地断言,这种选举办法,若非尽善尽美,至少也是出类拔萃。这个办法,尽量结合各种优点;结合方式,可谓尽如人意。

“大家同样期待,这种一次完成的选举,应交给善于辨别总统所需各种品质的人,让他们处于一种有利讨论的环境,把所有理由和好处,合理结合,然后,做出选择。这个人数不多的团体,由同胞从基层选出,见多识广,具有展开复杂调查所需要的辨识能力。”

宪法这种避免直接民主,采取间接民主——结合了广大选民和精英选举人的共和方法的做法,实是人类数千年政治文明的精华,是美国这一伟大共和国的支柱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后来的共和国总是在反思前期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和汲取哲人的思想甘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通过不断纠错而成长。迦太基、斯巴达、雅典、罗马、威尼斯、荷兰、英吉利、美国,每一个共和国都是如此。其中罗马、美国不过比较突出罢了。因此,美国宪法包含的智慧不仅是制定宪法的那代人的智慧,而是之前无数世代智慧的结晶。这种深思熟虑的优良做法不能轻易改变。

可以说,民粹主义和暴民政治是美国开国之父们殚精竭虑要避免的事情。而不幸的是,近100年来,美国正日益滑向民粹的深渊。1913年,国会已全部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统选举也逐渐变相成为选民直接选举。如果说,一般情况下,选民选举总统和选举人团选举总统差别不大,可以忽略的话。那么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这个差别则会是巨大的。会严重影响国运。这正体现了宪法规定由选举人团选举总统的精妙所在。

为什么宪法要规定选举人团选举总统?制定宪法的国父们都是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明白,一般民众的眼光是短视的,才智是平庸的。而民众选出的选举人,这些精英则相对站得高,看得远。大众选举精英,精英进行决策。精英的决策可能在短期内不符合大众的口味,但是大众受到启蒙,或者被事实说服,尝到甜头,可能会信服精英的决策。而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也发挥作用,使精英的决策不致荒谬。这就是宪政共和的功效。平民大众如同躯干四肢,蕴含力量与激情。而精英则像头脑,更具有智慧与理性。选举人团的意义就在于结合了大众与精英的长处,选出国家真正需要的领导人,使得国家长治久安。

如果非得要求选举人按照本州选民的意志进行选举,那就失去了选举人存在的意义。选举人的存在就是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理性独自做出选择。人们选举他们代为决策,就是看中了他们的品质,相信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判断,能够符合人们的长远利益,使国家避免暴民政治。

美国国会议员已是选民直选,若总统再改为直选,则三权分立之中的两权已经代表民意,甚至有时会表现为民粹,仅剩下联邦最高法院代表稳定与理性。联邦最高法院能否抵抗民粹的压力令人担忧,况且法院9名大法官中也仅有部分是保守派人士,有人也会与民粹合流。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紧要的关头,如果总统选举彻底改为选民直选,更多的人则不会怀疑美国已经蜕变堕落为一个民粹主义国家。美国宪法规定的宪政共和制定基本消磨殆尽。今天,在总统选举法律程序尚未走完,选举人团选举还没有进行时,就有拜登的支持者对联邦总务署工作人员进行死亡和人身威胁,迫使总务署于11月23日决定开启总统权力移交工作。拜登支持者的这种行为是赤裸裸的暴民政治。

因此,此次美国总统选举,是考验美国人民是否坚持宪政共和的试金石。而处于这一考验前列的则是选举人团。选举人们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是按照自己的智慧独立选举总统,还是按照经常反复的民意行事;是遵循理性光芒的指引,还是甘受感性的诱导;是遵从伟大的宪政共和传统,还是屈从于堕落的民粹主义。

当前,美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世界也处于十字路口:是走向稳定和自由,还是走向混乱和专制。

我们仍然牢记于心的是,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根据美国宪法和法律,由选举人团选举总统。一切爱好自由和法治的人们都在等待这一历史时刻。

来源时间:2020/12/11   发布时间:2020/12/11

旧文章ID:23703

两党拚决选 杨安泽为乔州民主党籍候选人造势 吁投票:亚裔票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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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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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泽(右四)与多名乔州亚裔州议员,呼吁民众积极参与1月5日的联邦参议员决选。左五为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沃纳克。(记者阎尚恩/摄影)

曾参加民主党内总统初选的华裔杨安泽(Andrew Yang),日前在亚特兰大的巴克亥山羊农场(Buckhead Goats Farm)呼吁亚裔选民踊跃于明年1月5日二轮决选(Runoff)中投票,因乔州两席联邦参议员将决定国会多数党。当天,数字乔州亚裔州议员亦连袂出席,为民主党籍候选人牧师沃纳克(Raphael Warnock)与欧瑟夫(Jon Ossoff)造势。 

当天包含48选区新科州参议员欧晓瑜(Michelle Au)、5选区州参议员雷曼(Sheikh Rahman)、89选区连任成功州众议员阮碧(音译,Bee Nguyen)、99选区新科州众议员Marvin Lim、及德州22选区亚裔候选人寇坎尼(Sri Kulkarni)均出席,有近80名民众到场。

杨安泽表示,乔州甫结束的重新验票,总统票胜负差距约1万2000票,华盛顿邮报指出,出口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的亚裔选民支持拜登,因此亚裔选票是助拜登当选的关键之一。超过一半以上的亚裔选民是首次投票,这是地方草根组织戮力登记亚裔选民,踊跃催出投票的功劳。

杨安泽说,从小家里不谈政治只重课业,符合亚裔一般印象。但他说乔州亚裔基层民意代表,自2016年首位亚裔当选州议员后,逐年增加。相较于参选总统,参选州与地方层级更难,因为选民多是街访邻居,熟悉候选人里里外外。因此他感佩并恭贺亚裔州议会议员,持续政治动能唤醒亚裔,其潜能足以从宏观改变美国政治面貌。他说当亚裔形塑美国政治生态时,也将改变亚裔的刻板印象,像是「不够美国、纯度不足」的偏见。

杨安泽分析,共和党亚裔川粉心中若只在乎「减税」,与之沟通时就应举「此时国家内外交迫,难道我们期望政府一事无成,碌碌无为?」他说自己是中小企业主,经营困难时,千万不能坐以待毙、因为啥都不做就是束手就擒。他表示,1月投票将决定谁是参议院多数党,若共和党继续占多数,麦康诺(Mitch McConnell)将瘫痪国政,因此他支持沃纳克与欧瑟夫。他说亚裔身为民主社会的一份子,责无旁贷必须投票、用选票决定未来方向。

远从德州休士顿22选区前来的亚裔候选人寇坎尼也到现场,寇表示自己竞选时就缺少像乔州草根活力,登记选民,踊跃动员投票,因此前来乔州参考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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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泽夫妇与支持民众合影。(记者阎尚恩/摄影)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8

旧文章ID:23702

邓聿文:拜登对华政策的轮廓正在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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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北京最近频向拜登新政府递上橄榄枝。前副外长傅萤、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以及外长王毅先后对美喊话,提出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任何问题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谈。北京的行动是要给拜登新政府一个至少不坏的印象,它担忧在特朗普重置美中关系后,拜登上台后也走不出特朗普设下的障碍。华盛顿眼下在加紧出台打压中国的措施,将两国关系继续向深渊推进。

从习近平迟来的恭贺拜登当选,到中国外交系统这些官员的喊话,拜登本人及其团队未有任何回应。这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中美关系即使在拜登时期至少在初期也好不到哪儿。其实这也契合外界和中方的预期。中国官方学者已经警告北京,不要对拜登有任何格外的改善关系的过高期待。

尽管拜登和他的国安团队在选胜后没有对美中关系发表系统的看法,但从拜登及其幕僚在大选期间谈到中国挑战以及本月初拜登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专访提到有关对华政策来看,大致可以勾勒出拜登上台后可能会有的对华政策轮廓。

拜登在纽时专访中谈到对华政策时称,自己就任后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对中国部分输美产品征收的25%关税,也不会撤销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自己的目标是采取能促使中国改变在盗窃知识产权、倾销产品、非法补贴企业,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行为上的贸易政策。他还表示,与中国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制衡",而过去特朗普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什么是制衡,拜登除了强调美国两党要在政府主导的对美研发、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大规模投资,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达成共识外,没有进行阐述,但普遍认为,包括拜登和他的团队之前也说过,要加强和民主国家盟友的政策联系和协调,共同对付中国,包括在经贸问题上的协商。

弗里德曼将拜登的对华政策概括为"谨慎制衡"。通俗地讲,就是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竞争,具体而言,又可分成这样几个层面:在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对立与对抗,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与限制,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核扩散和人文交流上的有限合作。这大概会是拜登新政府未来4年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和轮廓。这个"遏制/竞争+合作"的对华政策,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没有合作,只有遏制与围堵,但是它也不同于特朗普之前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遏制"政策,该政策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而拜登的对华政策将是竞争/遏制为主,合作为辅。

之所以要将拜登的对华政策细分成三个层面,是因为这样才能看清两国关系对立的本质和在拜登新政府下,两国关系能够改善的最大程度或者达到的边界。

毫无疑问,美中关系的对立和对抗,首先并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地缘政治上。美国曾认为通过两国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融合以及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能够缓慢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使中国向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转型,但40年的接触政策没有达到该效果,中共变得更专制,既然事实证明通过接触不能改变那就只能通过对立对抗,用遏制围堵的方式来改变中共和中国。这现在是华盛顿的想法。

美中的对立和对抗也表现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主地位,只有政治制度的对立,或许华盛顿也会打压中国,但不会有如今这种程度。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更多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看待两国关系,必须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双重视角,即自由民主/共产极权、老大/老二的对抗,任何单一的视角,都不完全,遮蔽事情的本质。

美中政治体制和地缘战略的的对立与冲突,除直接体现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较量,现阶段更主要是通过经济竞争和科技围堵实现的。中美过去40年的最大变化,就是经济、科技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事实共同体。按照中国的说法,经贸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一旦动摇了,中美这条大船就会倾覆。华盛顿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要来个釜底抽薪。但鉴于两国经济结合得太紧密,要做到经济完全脱钩,既不现实对美国损害同样巨大,所以退而求其次,先部分脱钩,把重点放在科技上。因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实是科技尤其8高科技的竞争,而中国在这方面,包括科技的产业化正在迅速赶上,威胁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此乃华盛顿着力打压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科技企业的原因。

从拜登前述纽时专访来看,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华盛顿除了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提高美国自身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之前拜登的幕僚,包括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通过加大美国在基础产业和科技的投资,提高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来超越中国,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一味施以极限打压,所以,未来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将是通过竞争的方式来遏制中国。

拜登和他的团队也多次表达过新政府会恢复特朗普退出的国际组织,如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伊核协定等。这一方面是要发挥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平衡中国的影响,如果美国退群,重回孤立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赢得盟友信任,以换得盟友在遏制中国时的配合。拜登新政府如果只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加强和盟友协调,而在这些关乎全人类利益也是它的大多数盟友在乎的问题上继续不承担责任,其盟友可能对它还是不很信任,不能很好团结它们应对中国挑战。当然,美国重新加入这些国际组织也有在全球层面同中国进行一定程度合作的意图。两国要在气候、传染病防治和核扩散等问题进行有限合作,除双边外,从目前的政治气候看,在全球层面可能更合适。

要合作就要有对话,竞争和遏制是不可能有对话的。美中原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文领域以及官方民间有许多对话渠道和机制,但在过去四年它们基本停摆。拜登可能会恢复部分对话渠道,北京对此已释放了积极信号。

虽然拜登的对华政策预期性会提高,也不像特朗普一样没有分寸感,从这点看,有利于改善美中关系,但是,拜登比特朗普受到的国内约束更大。这次美国大选,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输了,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特朗普赢了,7300万选票,共和党的"特朗普化",都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制约因素。在优先决国内问题,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以及两党和民众趋于对华强硬的背景下,拜登改善对华关系的空间不大,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不被对手抓着把柄,所以,抗中仍然会是拜登政府的"主旋律",两国政治和军事的对立仍然十分尖锐,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和限制会继续强化,其他方面的有限合作随时会因为某个环节处理不好或者对方的某个不当反应而陷入停顿。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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