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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拜登将提名首位华裔女性贸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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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琰  来源:长安街知事

据CNN消息,美国当选总统拜登预计提名美籍华裔凯瑟琳·戴(Katherine Tai)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如果提名通过,凯瑟琳·戴将会成为首个担任该职务的有色族裔女性,并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在特朗普政府中任贸易代表的是有“贸易沙皇”之称的罗伯特·莱特希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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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报道截图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官网资料显示,凯瑟琳·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在华盛顿特区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曾在华盛顿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国际贸易部门工作。她在1996年至1998年代表耶鲁大学来到中国,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教授英语。

凯瑟琳·戴现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首席贸易法律顾问,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她曾作为中国贸易政策专家负责监督中国的贸易执法,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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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戴 资料图。图源: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官网

CNN称,拜登提名凯瑟琳·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是在向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他正在切实履行竞选活动中关于应对中国贸易规则的承诺。

拜登曾在竞选活动中承诺,将与美国的盟国一道严厉打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并表示不会迅速撤回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措施。

《纽约时报》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特朗普用来对外国征收高额关税并谈判一系列大小贸易协定的机构,过去几年,这一职位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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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所以,拜登任命的首席贸易代表将要处理特朗普政府留下的一大摊子贸易遗产,包括协助决定是否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及是否继续给予某些公司免征关税的权利。其中许多禁令定于2020年12月31日到期,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计划延长禁令。

《纽约时报》认为,中国被视为美国在贸易领域最大的竞争对手,而凯瑟琳·戴对中国事务十分熟悉。

凯瑟琳·戴曾于2007年至2014年间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总法律顾问办公室任职,其中2011年至2014年间负责中国贸易执法工作,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功起诉了几起有关中国贸易的案件。

《华盛顿邮报》称,凯瑟琳·戴主张,美国可以利用补贴和激励措施来摆脱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过度依赖”,并且建议美国和盟国之间加强贸易,而不是从中国购买商品,即使这可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也在所不惜。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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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派还是美国范式———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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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胜湘  来源:时政国关分析

摘 要:中国学派的生成与发展需要学理辩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被介绍、争论和运用得还远远不够。过去 20 多年,中国出现了一些反映自身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派之一,其研究与发展至今已有 10 多年历史。从 2009 年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到 2012 年的《关系与过程》,再到 2018 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英文版的问世,其理论体系已日臻成熟,这是中国学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由于关系理论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科学立论方式,又有“关系性”的关系思维概念,因此,可以说关系理论既是美国范式的产物,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学派,同时又是中国学派之一,是一个交互格义的杂交理论。然而,其理论的终极关怀、关系理性概念、关系治理逻辑、无主体过程和不确定性解释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疑惑。该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研究启示———文化融合研究路径,这一视角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开启了一扇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门,并将形成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进程。

关键词: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美国范式;文化融合研究

作者简介:刘胜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 2020 年第 11 期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已被国内外学界广泛介绍、评论和运用,而国内建构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被介绍、争论和运用得还远远不够。西方理论是在辩论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学派的生成与发展也需要学理辩论。提倡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至今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反映自身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如天下体系理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简称“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全球国际关系学、共生理论、进化理论等,其中,关系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

笔者拟通过梳理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而提出几点质疑,与秦亚青教授商榷,并尝试提出文化融合的研究路径。

一、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发展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运用西方建构主义的理论建构路径,并将中国的“关系性”概念植入其中,现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其研究与发展至今已有 10 多年,经历了从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到日臻成熟的过程。国内学者最早运用关系理论分析国际事务的要数秦亚青、魏玲,他们在 2007 年提出了“过程型建构主义”,认为东亚是一种进程主导型的地区合作模式,合作进程使大国行为社会化、权力社会化,孕育合作规范和规则,催生集体认同。这是我国运用“关系”概念分析国际事务的发端。马骏在同一年提出了关系性权力概念,认为“关系性权力观从关系属性而不是行为体属性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问题” ,不过其关系性权力观指的是权力关系,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关系性”概念有所不同。2008 年,王志强提出了与西方工具理性相对的、以互动与变化为特征的“关系性”概念 。2009 年,宣兴章提出西方讨论的国际关系是立法者预定性质下的派生性关系,而不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关系”概念,柔性的礼制体系和刚性的法治体系是有可能相互补充的 。以上研究共同促进了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关系性”的相关概念,并初步运用关系理论解释国际事实。

2009 年,秦亚青在《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一文中将中国文化的“过程和关系”概念植入西方结构建构主义理论框架,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范式 ,其运用和发展由此进入到一个“繁荣时期”。2010 年,秦亚青发表《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 一文,特别是 2012 年出版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一书,大幅推进了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研究。2010 年,马兰起提出了“关系型权力”概念,他依据黄国光的“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认为国家可以根据相关方的脆弱性程度、责任观念和人情大小,获取相应的“关系型权力” 。高尚涛在《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一文中提出了关系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框架和“关系理性”概念,即研究的主要问题———国际体系的共在关系结构及其与国家的国际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基本构成要素———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构成单元的共在关系体系、关系理性逻辑、主权共在关系结构中的相互作用、关系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假设 。随后,一些学者运用关系理论分析对外援助、网络视角下的社会性权力、中美信任关系维持、国际合作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网络视角下东盟的地位、东盟安全合作实践等。还有一些学者如苏长和提出了关系理论的学术议程,包括关系理论方法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会通法基础上延伸和扩大“关系”的范围、从关系选择角度认识国家行为和国际秩序演变、互联互通实践为关系理论提供了研究素材等。季玲提出了有关“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的一些看法。她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原子式的实体主义本体论越来越脱离世界政治的现实,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推动东西方学者共同转向“关系本体”。坚持“关系本体”、反对实体主义世界观和研究路径是“关系转向”的共同基准线,也是超越东西方分野、推动全球关系主义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曹德军在《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一文中分析了两种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即过程建构主义和关系均衡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学理比较,提出了该理论在适用范围、概念类型化和政府功能区分等方面存在的难题。尚会鹏则直接提出了与秦亚青教授商榷的几个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问题,包括用“关系性”概括中国儒家思想是否合适、主流国际关系三大理论范式是否忽视了国家间关系的讨论、行为体(包括国家和人)的行为是否完全决定于“关系”或“关系类型”、在对立意义上使用“理性”与“关系性”两个概念是否合适、采用何种方法提升中国的文明经验等 。这一时期关系理论已形成基本的理论解释体系,有自身的一系列理论假定,运用关系理论解释国际事实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秦亚青是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从 2003 年开始倡导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并指出中国学派难以生成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厘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自此其开始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2004 年,秦亚青受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布赞(Barry Buzan)的邀请,参加“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项目,他将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重心开始放在不同文化的差异上。他和魏玲合作的《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一文,正是基于文化视角专门论述了东盟与欧盟的不同,即过程主导还是结果主导:东盟强调过程主导,过程既是结果也是手段、过程塑造利益与规范,强调结构与主体关系的互动性、松散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欧盟强调结果主导,过程是手段、规范决定利益,强调规范结构与主体关系的单向性、正式制度安排,明确提出“过程型建构主义”重视“关系”的观点,即主体间互动产生的“化”力 。反映中国传统文化观点的“关系性”是该文立意的核心概念。2009 年,《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的发表反映出秦亚青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已经形成。他在文中将“关系性”与西方的“理性”概念相对应,利用主流建构主义的基本假设———社会本体、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和国际社会进化原则,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的核心假定,即关系身份和关系权力的关系本位,强调过程的重要性,指出过程具有自在性和过程动力,过程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和集体认同,其理论核心是“关系性”,即关系本位 。2010 年的《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一文,借鉴国际社会概念,运用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具体讨论了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实践过程,两者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动态过程,并都在互动中发生和平变化,形成新的合题,中国和平崛起是可能的,文中反驳了布赞基于实体视角提出的中国因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不同难以融入国际社会而不太可能和平崛起的观点 。2012 年,《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的出版使世界政治关系理论更加系统和完善。书中进一步强调了过程本位和关系本位,补充了关系理性假设、元关系、中庸辩证法等概念,认为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可以相互补充,并通过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东亚地区合作的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解释 。2015 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一文又进一步论证了关系世界假定、知行合一假定、中庸辩证假定,并认为这是构成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思想基础 。2018 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英文版的问世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历史上的里程碑,该著作提出了关系世界观,进一步强调了关系本体、过程本体和元关系思想 ,关系理论的体系日臻成熟,包括系列理论假定、理论的思想基础等,关系理论已形成了自身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其影响已扩展到国外并为国外学界所认可。

综合来看,关系理论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关系”概念植入西方主流建构主义,对“关系”概念进行理论化和概念化,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关系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或称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过程建构主义等,它是交互格义的产物 。二是运用易经文化的阴阳对偶关系,提出了元关系概念,强调理解世界的关系本位视角,对国际政治作出了不同于西方理性视角的全新思考,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社会性的关系世界,这是关系理论的社会性本体论前提假设,不同于西方基于个体理性思维的国家原子论说和原子世界观。三是提出了将中庸辩证假定、知行合一假定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基础。正如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所言,这部开创性著作标志着真正全球性国际关系学科的到来 。这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给国际关系学科产生以来的“百年献礼”。

二、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与美国范式、中国学派

关系理论与美国范式密不可分,是美国范式的产物,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学派,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之一。

(一)理论假定与假设

美国范式源自西方理性思维传统,在方法论上强调科学实证,主张通过说明和解释来探寻社会事实为什么发生的确定性因果关系,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本质区别,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具有客观规律性。其具体研究路径是在理论假定(Theoretical Assumption)或前提假设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Theoretical Hypothesis),并用具体社会事实证明假设,即证伪或证实,最终得出具有确定性的研究结论。因此,美国范式也可称为科学范式,它遵循理论假定、理论假设、假设检验(Hypothesis-testing)和因果关系的研究样式。理论假定或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无需验证的假设。在理论研究中,公理或依据公理而提出的假设是无需验证的,这就是理论假定,比如“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直线”“两点连线中的直线距离是最短的”等,否则,假设则需要证明。“假设可分几种,有的是可以证实的,并且一经实验证明就可以成为真理的渊薮。”学者可以通过理论假定来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变量,建构简约理论。理论假设是需要通过研究进行验证的假设,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是如此。

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现象普遍存在。比如,社会科学理论关于理性人的通行假定,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结构、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系统和西方政治学关于政治体系的理论假定。在一个具体的理论建构中,会有一组理论假定,其目的是为了排除干扰变量,找到明确的因果关系,并通过社会事实来证明理论假设。

(二)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美国范式的产物

探寻因果关系是美国社会科学范式的主要目的。学识是关于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之间依存关系的知识 。“任何理论都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假设,每一个假设都详细说明变量间的既存关系。”在现在的事实之间必然存在一种联系,因此,“关于实际事情的一切理论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关于实际存在的一切论证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关于实际存在的一切论证都是这种性质的”。政治学讨论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切物体都按照一种必然的因果规律运动着”,“国家的运动也是受因果规律支配”。

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创立范式理论以来,美国社会科学界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范式思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没有摆脱范式研究的掣肘,并在辩论中逐渐形成了三大主流理论研究范式,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范式认为,国际社会事实是客观的,国际关系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对国际社会事实进行科学研究。它们均遵循理论假定、理论假设及其验证,以及论证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新现实主义坚持理性人的前提假定,其理论建立在这个假定基础之上,认为国际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国际结构对国家的影响大于国家对国家的影响,国际结构决定国家行为选择,即结构决定行为。国家的结构选择是一个理性选择 。与新现实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也是建立在理性人这一前提假设的基础之上,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降低国家交往成本和使国家的行为有预期,因此,国际制度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即国际制度影响行为选择,国家的制度选择是一个有利于增进国家收益的理性选择 。建构主义同样也是建立在理性人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认为国际社会有三种不同的文化,包括战争文化、竞争文化与和平文化,国际政治文化是建构国家行为的关键变量,即文化建构行为。虽然国际政治文化建构国家的行为选择,但文化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因果逻辑,无论是选择战争文化、竞争文化还是和平文化,国家的选择也是国家的一种理性选择 。可见,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美国主流关系理论试图“通过抽象的逻辑演绎过程而非直觉或者经验过程来逐步探寻客观世界的规律”,“寻求确定性的因果知识”,而“建构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论述集中在其理论核心:‘规范’、‘认同’及‘话语’的论述”,重视研究“对身份和利益产生的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因此,“对建构问题的论述绕不开因果理论”。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接受了建构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设及其论证方法和因果逻辑。它“试图设计一种国际关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即采纳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构架”,接受了结构建构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即社会本体、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和国际社会进化原则 。因此,可以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建构主义的一个分支学派。

该理论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国的关系文化与建构主义理论相结合,建构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其运用建构主义的立论方式提出了一组理论假定,包括关系本位假定、关系确定身份假定和关系孕化权力假定 ,在其著作出版时补充了关系理性假定,并同关系本位假定、关系身份假定和关系权力假定组成关系理论的四大假定,后来又补充提出了关系世界假定、知行合一假定和中庸辩证假定 ,这既反映了关系理论对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时也可以说是关系理论基于中国关系文化而提出的系列理论假定。从范式思维的角度看,这些理论假定不需要通过学理证明,它是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实践并经过理论思维而提炼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建构简约的关系理论体系。

关系理论认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静态理论,难以认识国际体系的过程性和国际社会的复杂关系,是静态的单向因果机制理论 。由于世界是动态的,属于关系本位和过程本体,因此,只有通过从社会性入手的关系理论才能理解这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社会世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是认识关系世界的真谛。“元关系是一切对偶关系的抽象表现”,社会世界是一个以人为基础的关系世界,根本上是统一的和谐关系。“中庸辩证法是认识元关系的根本方法。” 该理论还专门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为例来说明中庸辩证法的合理性,主张用关系治理作为规则治理的补充,并通过东亚地区合作案例,在反思西方理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理论的过程性解释,认为西方非此即彼的理性思维是导致其不能解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关键问题,新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新自由主义的利益观和英国学派的主权观等正是这种思维逻辑的结果。中国包容性的中庸辩证思维强调,对偶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A 可以转化生成为非 A,非 A 可以转化生成为 A,两者间的共同进化(Co-evolution)、通过维持适当的关系和过程以及通过中庸的方式实现和谐,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合体,因此,关系治理文化完全可以和规则治理文化相辅相成 。共同体成员遵循关系选择逻辑,东亚地区合作就是注重关系治理的典范。本质上看,关系选择也是一种因果逻辑,因为行为体是为了某种利益,通过打通关系、维持关系和显示关系而采取行动的。

可见,该理论完全遵循了建构主义的理论立论方式。可以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就是范式思维的结果,这个范式可称之为过程建构主义范式或关系理论范式。

(三)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与中国学派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出现关于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至今历经了倡议和创建两个阶段。在倡议阶段,宦乡、程毅、梁守德等学者就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也可称之为呼吁建立“特色理论”时期。他们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认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建设就是要强调“中国特色”,要“自尊、自信、自立”,“打上中国印记”,倡导“建立一门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理论”。进入 21 世纪后,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日益高涨,有学者甚至认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已成为当今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历史使命”,中国学派进入创建阶段。学界主张建立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的“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回归中国重心 ,倡导构建中国学派要“坚持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为研究线索”。与此同时,反对声也随之而来,出现肯定派和否定派之间的争论 ,中国学派的创建阶段也开始真正启动,肯定和支持派逐渐成为主流。有学者还提出了中国学派的两条建构路径,即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和观念引导路径 ,也有学者提出从中国本土哲学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

归纳起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实践:一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如郭树勇的《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曹泳鑫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李爱华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  ;二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如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胡守钧的《社会共生论》、任晓主编的《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秦亚青的《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等 ;三是采众家之长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如蔡拓的《全球学导论》、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等 ,可见三个方面的研究都有所进展。然而初看起来,中国学派的形成似乎还不太明显。其实,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即广义的中国学派和狭义的中国学派。广义的中国学派包括以上三个层面的内容,狭义的中国学派主要指第二个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国际关系事实 ,尤其是解释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世界变化问题,也即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秦亚青是狭义中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在倡导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2005 年,他指出,“如果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能够有意识地在三个向度方面对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就有可能产生世界政治的中国学派”。2006 年,他再次指出,中国学派的生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中国“不仅可以产生一个中国学派,而且有可能产生两个、三个或多个中国学派”。2008 年,他又提出“中国原创理论范式的研究会继续下去,知识积累会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化会受到更多重视。天下、大同、秩序、中庸这些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会更多地进入中国学界创建中国范式的努力中来”,“中国理论范式是可能出现的”。2016 年,他又先后在《文汇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中国学派是一种符号,一种标识”,“一定是复数的”,会“有很多理论流派”和“很多概念创新”。

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已有不少成果,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分析世界政治,比如天下体系理论的“天下”概念、国际共生关系理论的“共生”概念、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关系”“关系性”概念和道义现实主义的“道义”概念等。二是这些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要么是正向格义的产物,比如天下体系理论和国际共生关系理论,要么是交互格义的产物,比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派是“在汲取中华文化背景知识的精华的基础上”,不断汲取其他学派的知识而升华,并形成对“当今世界的关联性解释和进步性理解”。三是从本体论来看,中国学派主张的是“关系本体”,无论是天下关系、共生关系还是道义关系,都是关系性思维,都是从本体论上对西方主流的个体理性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并从关系社会的整体思维视角进行理论重构。四是其运用的论证方法可以是中国传统的理解和诠释方法,也可以是美国科学范式的论证方法。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运用科学范式的论证逻辑,将“关系性”概念植入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从而形成了关系理论的解释体系。由于植入建构主义理论的是“关系”概念,关系思维和中庸辩证的理解特性也被同时带入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之中,因此,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关系思维和理性思维相融合的一种分析方法,其论证的结果是确定结论与不确定性结论的结合。确定的结论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和东盟组织的建构具有“关系性”和“过程性”特征,不确定性是指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和东盟组织的建构具有动态性和可能性。

由此可见,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也可以说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主流学派,是狭义中国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可以称作“关系学派”,也可以与“道义学派”“天下学派”“共生学派”一起称为狭义的中国学派。

三、关于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几点质疑

关系理论的创新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其理论建构的方式也值得学习和借鉴,运用关系理论分析国际政治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受。已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评论,比如《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问题》、《< 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 之管见》、杨晓文的《书评》等 。笔者在此主要就关系理论的终极关怀、“关系理性”、关系治理、无主体过程和不确定性解释等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主要目的是提醒不要曲解和误读创立关系理论的文化视角思维的本意。

(一)关系理论及其终极关怀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对“关系”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变动不居的过程 。然而,这只是一个“关系”表层状态的描述,其内涵的核心意义并没有完全表达清楚,“关系”是天下关系、共生关系还是道义关系? 该理论限于理论研究的简约,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解读。笔者认为,“关系”是一种社会秩序状态的描述,包含以血缘为基础的亲疏差序等级关系、以互存互补为基础的共生关系,其治理方式是德治。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概念是指行为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秩序状态,包含三个层次,即表层是横向互动和纵向流变,中层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疏差序等级关系和互存互补的共生关系,内层是义利关系,依靠德治,通过“仁义礼智信”来协调和维持。

关系理论强调的是关系秩序和关系世界,“关系”概念的含义应该是广义的,“关系性”概念中暗含差序等级、共生、仁义道德等,是一般性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系理论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天下体系理论强调的是差序等级秩序和差序等级世界,道义现实主义强调的是道德秩序和道义世界,国际社会共生理论强调的是共生秩序和共生世界,这些理论属于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一个分支,可以称之为狭义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这里建构理论的问题在于,由于关系理论暗含着差序等级、共生、德治等,未来社会如果是像关系理论所描述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未来世界发展的图景似乎就是一个差序等级的世界。共生是差序等级式共生,德治是差序等级式德治,关系理论似乎失去了人类价值关怀的终极目标———平等、正义和自由等。

(二)理性与“关系理性”假定

秦亚青教授在关系理论中提出了“关系理性”概念,并将其作为理论体系的前提假设之一,也对其进行了理论解释,认为“在重关系和重人情的社会中,理性可能会呈现另外的状态”,“通过自己熟悉的人脉关系去实现某种利益,这就与个体社会中的个体理性不尽相同,可以称为‘关系理性’”。“理性是关系环境中的理性,是关系互动过程中的理性。” 笔者在此提出三点疑问:

第一,“关系”与理性能否相提并论。从“关系”的基本含义上讲,“关系”应与个体相对,“关系性”应该与个体性相对,理性相对应的词应该是感性。“关系”和“关系性”可以理解为社会性的,但感性就不一定是社会性的,因为感性也可以是个体感性。因此,用“关系”和“关系性”来解释国际政治,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性的,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个体性的。“关系理性”所表达的含义更像是关系感性的社会与世界。正因为如此,秦亚青教授在运用关系理论解释国际政治时,使用的是“合情合理”“通人性”的表达方式 ,这是一种感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理性的思维方式。这恰恰又是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所在。因此,将关系思维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可能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关系思维实际上是一个模糊性的感性思维,所谓的“关系理性”本质上是关系感性。

第二,“关系”界定理性还是“关系”界定感性。关系理论认为,“关系理性是指关系界定理性”,“理性很可能是关系条件下的理性” 。笔者认为,“关系”可分为理性关系和感性关系,因此,“关系”可以界定理性,也可以界定感性。国际社会既是理性社会,更是感性社会。东方关系思维视角下的关系社会和关系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感性社会和感性世界,关系理论实际上运用了“关系理性”假定这一概念来分析一个关系感性社会,因此,“关系理性”假定本质上是关系感性假定。可见,“关系理性”中的“理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理性”含义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此理性非彼理性,在逻辑上也有悖同一律。

第三,“关系”与理性的区别是什么。表面上看,“关系”和理性本不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概念。“关系”包括自然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理性专指人类,两者的差别很大。但如果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两者的联系就很紧密了,即关系思维和理性思维,因此,关系理论中“关系”与理性的区别实际上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关系思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一种思维方式,注重感觉、感悟、悟性。理性思维是西方的思维方式,注重逻辑和推理判断。与关系思维不同,理性思维方法可以摆脱激情和偏见 ,不会凭感觉、直觉作出结论。因此,可以说理性思维是在关系思维基础上的思维逻辑升华。

“关系理性”假定客观上隐含着的含义是用“关系理性”模糊规则理性,因此,关系性解释和规则性解释就可能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关系理论的解释也是在模糊关系社会与理性社会的界限,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关系,这两者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三)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逻辑

社会治理可以分为规则治理和非规则治理,其都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调节。严格来说,规则治理也是一种关系治理,因为规则是对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的约束,体现出的社会治理现实是规则性关系社会,其本身是在注重人治的非规则性关系治理基础上的一种进步。它既是人类的一种治理实践,也是人类治理行为的一种理性选择,而不是关系理论认为的不一定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即所谓的“重规则治理还是重关系治理并不完全是理性行为体的有意识选择”。

国际社会可以分为规则性关系社会和非规则性关系社会。关系治理也应该包含规则性关系治理和非规则性关系治理。很明显,关系理论所运用的关系治理概念是后一种含义———非规则性关系治理,强调的关系治理本质上是非规则理性的德治、人治治理方式,因为规则治理是“更具法律意义上的治理”,关系治理是“更具社会意义上的治理”。因此,可以说规则治理是法治,关系治理是强调以德治为基础的人治,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体现的是德治或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这种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法治严重不足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延续。虽然如关系理论所主张的,非规则的人治式关系治理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补充方式,但一定不能作为主要的或基础的社会治理方式。无论是国内社会治理还是国际社会治理,都应该以法治为基础,国际社会的关系治理应该建立在规则治理(法治)的基础之上。

关系治理的关键是要什么样的关系治理,如何解决不道德的关系治理问题。关系治理的弊端是很难做到治理透明,而且很容易演变为暗箱操作式治理,治理中很容易出现一些“潜规则”,因为“关系理性”隐含的利益关系是不确定的和模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获取利益就要把控好不同的关系网路,关系网络是获取利益的渠道。由于无规则约束,行为者就会通过“找关系”“拉关系”“买关系”来建构人脉关系网,实现其目的,尤其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者,包括个人和国家,利用关系网络去压制另外一些人或国家。如果人类的聪明才智运用到“找关系”上而不是发展创新上,往往是竞争力弱者会利用加强关系网络来赢得竞争,而有能力的德才兼备者往往被压制,这是影响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是一种逆淘汰现象。如果缺乏法治规则,国际社会将会从明规则博弈关系演变成一种关系性的潜规则博弈关系,获取关系性权力和利益将会是维系和增进关系的主要动因,其结果可能会导致对规则治理的破坏,这样就很难实现社会治理的公平与公正,历史上的德治社会几乎都是如此。这也是国际上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一带一路”治理漏洞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治理需要加强的是规则治理或法治,而不是关系治理或德治。秦亚青教授期望的“以德治为支撑,治理参与者的自我处于一种不断依照道德和仁义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的和谐治理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相反,规则治理可以避免“潜规则”和暗箱操作的治理乱象。世界恐怕也很难再从规则治理社会退回到关系治理社会,而是要不断加强规则性治理,不断完善规则治理,关系治理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迫不得已非要运用关系治理,应该有明确的关系治理条件限制,比如,治理过程透明以避免关系治理的漏洞。基于自由、民主、平等、公开和公正的规则性国际社会关系是高等级的国际关系状态,是在无政府状态的非规则国际关系基础上的进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四)是否无主体过程

秦亚青教授在论述社会过程的特点时认为,主体与过程不可分离,过程具有自在性,过程本身可以产生动力。同时他也认为,社会过程可以是无主体过程。“许多过程是无法追溯到具体肇始者的,比如谣言的传播、磁场的震颤等,这样的过程无法还原到一个具体的行为体有目的、有意识的行动。其实,我们在考虑社会规范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谣言传播这类过程,亦即某种规范是在无肇始者和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比如东盟的‘舒适度’规范。”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存在两点疑惑:一是既然主体与过程不可分离,那怎么又会出现无主体过程呢? 显然这是存在矛盾的,与不矛盾律相冲突,因为两者不能同时为真。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制造过程的主体,主体都是存在的。制造过程的主体不会因为难以发现或不受关注而消失。无法还原并不意味着没有主体,主体可能有意识或没意识,但不能说无主体,诸如谣言、磁场和全球化等都有其主体。无论谣言怎么变化,每一个谣言一定都有一个始作俑者。传谣的过程中谣言可能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产生了不同的谣言,谣言的每一个节点的改变者就是谣言的制造者。震颤的磁场中没有“磁”就不会有“场”。全球化的主体就是国家、跨国公司,或者是资本控制者。正是因为近代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以及跨国公司的对外发展,这才导致了全球化进程。没有国家的扩张以及跨国公司和资本的推动,全球化无从谈起。

二是无主体过程假设可能导致主次不分、责任不清。一个没有主体的社会实践过程可能会导致主次不分、责任不清的现象,结果是“眉毛胡须一把抓”,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社会性问题,即忽视、模糊、甚至掩盖主体。例如,罪犯、谣言制造者及其支持者就希望通过“关系和过程”来掩盖主体,以使他们免责。推卸责任者也可以利用模糊主体来免除责任。因此,理性逻辑和关系逻辑同样是因果逻辑,其背后隐含的意义和造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关系思维容易被人利用而“浑水摸鱼”。找不到责任主体对权力拥有者处理事务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掌控着解释事务的主动权。在利益关系中,掌握解释权和执行权的人或与解释权和执行权关系密切的一方将占据主动,这也是谋求改变关系的动力。笔者认为,主体与过程不可能分离,没有主体就没有过程。一个主体可以产生不同的过程,比如“舒适度过程”和“规则化过程”,这要看主体如何选择,选择舒适度就是舒适度的过程实践,选择规则化就是规则化的过程实践,但不太可能没有主体,没有主体的实践过程如何产生?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系”是由主体导致的,没有主体也就没有“关系”。“关系”产生以后的互动和流变也需要主体的推动,无论是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还是伙伴关系与结盟关系,其都有主体的推动或运筹帷幄,否则“关系”将难以维持。比如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是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推手,中国政府是中美新型大国合作关系的发动者,中美两国会形成怎样的双边关系,关键看两国的利益平衡、互动与妥协,主体是中美两国。

(五)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解释

西方理性思维是一种确定性思维,规则理性涵盖的利益关系是确定性答案,强调理性是知识的来源和认识世界的确定性原则,认为知识是“在原理、概念和法则里面,而非察觉个别的物体”。

“完全确定性的寻求只能在纯认知活动中得以实现。”关系思维是不确定性思维,因此,“关系理性”隐含的利益关系是不确定的和模糊的。关系理论“将关系设为基本单位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研究思路,采取了一种动态的研究取向”,因为“中庸辩证法不刻意追求确定性”。这会带来两点疑问:一是理论的社会价值导向问题。理论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自由主义带来以市场与民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带来以计划与威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在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导向的是权力争夺,自由主义导向的是国际制度建设,建构主义导向的是文化选择。因此,从社会价值导向意义上讲,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带来的将是关系选择。在关系理论的导引下,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关系社会和关系世界,这将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社会和世界,社会发展有可能出现关系社会挤占规则社会的发展空间,出现喧宾夺主现象,人们可能会担心鸠占鹊巢,这有点类似《阿拉伯人和骆驼》的寓言故事。

二是理论和社会的进化问题。理性思维文化和关系思维文化分别是西方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西方的理性思维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到中世纪的上帝理性,再到近代的科学理性,在西方社会实践中取得了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再到建构主义,也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理性思维的特点是逻辑严密和解答明确,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精准客观答案,比如权力、制度和文化。中国的关系思维是一种感性思维,从“仁义礼”到“仁义礼智信”,无不是生活感性的产物。关系思维的特点是强烈的主观色彩,其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比如“舒适感”“合情合理”“通人性”等。由于“舒适感”“合情合理”“通人性”实际上是一个寻求变通的模糊性解释和结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由谁来解释“合情合理”、其标准如何、如何制定和执行? 这在客观上可能导致打破规则和法治。如果用关系理论解释世界,这意味着用“关系人”“关系社会”假设取代“理性人”“理性社会”假设。这是在运用一个相对落后的、类似朝贡体系的差序等级社会治理思维概念来解释当今的国际社会,它是否会带来理论与社会退步而不是理论与社会的进化? 这有点像论证从高维思维走向低维思维的合理性,其与关系理论所倡导的进化理论思维也是相悖的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科学等观念是人类的共有价值,是理性思维的产物。我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倡导的、已百年有余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与不确定的关系思维不无关系。

理论的建构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建构起来也没有那么完善。没有能够解释所有社会事务的全理论,如果有,那一定是经不起检验的假理论,或是不需要检验的宗教,宗教只需要相信即可,不存在对错。任何理论都存在一些问题,无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过程建构主义。笔者在此只是提出关于关系理论的几点疑惑和思考,希望有益于今后关系理论的辩论、完善和进一步发展,仅此而已。

四、理论建构与融合视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既可以说是美国范式,也可以说是中国学派,它是一个杂交理论 。这一视角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即运用文化视角分析国际政治,其体现了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关系”和“关系性”这一文化基因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其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假设和论证方式,反映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也可以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是关系思维文化与理性思维文化的结合,这或许是我国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一步突破的主要方向。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研究方法的启示———理论融合研究,它包括理论范式融合研究、文化范式融合研究和实践范式融合研究。

理论范式融合研究主要指相同思维文化导致的理论融合分析。比如希尔和卡赞斯坦提到的自由现实主义、现实建构主义、自由建构主义和分析折中主义 。他们认为,“不可通约律的‘极端’形式反映的是一种狭隘的科学观,认为不同理论完全是相互排斥的解释系统,实际上,不同理论中的一些要素或术语是可以调整和融合到其他理论之中的”。我们可以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进行范式间的融合分析,范式分析与范式融合分析可以相互补充 。另外,天下体系理论、共生理论也可以进行相互之间的融合探讨,即形成天下共生体系理论。天下体系需要共生理念,必须以共生关系为纽带;共生关系需要天下观念,必须以天下体系文化为背景,天下关系与共生关系缺一不可,两者融合生成天下共生关系体系。大同世界、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属于天下共生关系的世界。其他理论范式融合还可能包括天下道义体系理论、共生道义理论、天下共生道义体系理论等。

文化范式融合研究主要指运用不同思维文化之间的融合进行理论分析。比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就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范式相结合,设计出“一种国际关系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道义现实主义是中国古代的道义思想与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相结合而生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不仅如此,还可以研究关系理论、天下体系理论、共生理论与西方理性主义理论的结合,比如,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融合生成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关系现实主义(Relational Realism)、关系制度主义(Relational Institutionalism)、关系建构主义(Relational Constructivism)、天下制度主义(Tianxia Institutionalism)、共生制度主义(Symbiotic Institutionalism)等。实践范式融合研究是对一个共同体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知识和思维能力的人,彼此影响并吸收对方行为路径的行为选择实践的考察。实践范式与文化背景有关,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对外实践有不同的实践理性、实践路径和实践经验,比如,欧美的对外实践与中国的对外实践不同。

融合实践是指不同文化行为之间的交叉、碰撞、吸收并生成新的文化行为实践。只有实践路径才能打破西方二元分立思维,并“将物质和理念有机结合起来”,将不同的文明、文化实践结合起来,因为文明、文化是一个实践共同体 。国际关系实践是不同文明、文化的实践,也是具有不同实践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实践,注重不同文化交流、碰撞的实践融合范式是研究文化融合趋势的可行路径。实践的结果与实践者的背景知识、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关。如果说跨范式研究开启了范式融合研究之门 ,那么,跨文化实践研究则开启了实践融合研究之门。文化融合实践研究将形成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进程。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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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宣布对美反制措施:对等制裁!同时取消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港澳免签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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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汶倩 杨毅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12月8日,美方以涉港问题为由宣布对14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实施制裁,中方表示将采取反制。请问具体有哪些反制措施?在今天(10日)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回答了记者的上述提问。

华春莹表示,鉴于美方利用涉港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同时,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

华春莹指出,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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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大教授王勇:中美关系迎来“重置”机会,但仍应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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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佳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12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京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举行视频交流。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当口。当务之急是,双方应一道努力,排除各种干扰阻力,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同时,沿着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争取使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重启对话、重回正轨、重建互信。

12月5日,在中国法国工商会举办的“2020法中企业年会”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王勇表示,拜登上台以后,中美将迎来“重置关系”的机会,但依然存在着美国借助“国家安全”名义打击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可能性。

“对此,我们需要警惕,特别是要锻造中国的‘杀手锏’,与美国进行实力上的较量。如果中国能够拥有制约、平衡美国的手段,美国自然会做出更多让步,在对华制裁、约束时会更加谨慎。”他说。

拜登对华政策受牵制

21世纪:遏制中国貌似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你认为可以期待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回暖吗?

王勇:拜登上台以后,应该说中美面临“重置关系”的机会,迎来机会之窗。因为拜登本人是“知华派”,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与中国领导人也有交往,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对中美关系也非常重视。

他的团队集合了美国国家安全、对外关系领域的精英,有丰富的经验,在华盛顿的政治光谱中属于建制派,相对而言要比特朗普的班子更reasonable,应该会更讲规则、更具可预见性,更倾向于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

当前,中美竞争关系在加大,拜登上台以后不会改变。美国在“老大”的位置上时间太久,倾向于打压任何一个可能挑战它的国家,对于中国也不例外,也会采取竞争的措施。但竞争又可分为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希望拜登能把中美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引导到一种良性的竞争局面。

中美存在着形成“竞合关系”的可能性,毕竟中美关系经历了过去40年的发展,已融合到全球经济中去,两国处于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中,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比如,美国人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要回到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产业形态是不可能的。中美之间可以在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合作,有分歧不可怕,可以采取良性竞争的方式。

但是,拜登的对华政策会受到国内政治非常大的牵制。首先,特朗普在过去四年对中美关系的基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目前还不断地“埋雷”,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参议院也搞了很多的议案,限制中美关系发展的条款达上百个,有的条款是非常危险的。

其次,美国政治极化进一步恶化,共和党会给他设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他要组成的内阁能否顺利实现,都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事情。 并且,两年之后又要中期选举了,他现在就要考虑民主党能否占据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民主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基本上没有获得支持,这是他们在未来几年要着重反思、解决的问题,否则施政将非常困难。

当前两党在所有的问题上几乎都是尖锐对立的,但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形成一致的意见,都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要跟中国坚决地竞争。但我想,两党对此的理解不一样,掌握的尺度也不同。

关税有望逐步取消

21世纪:你提到竞争会是中美之间的一个主要趋势。那么在具体做法上,拜登会与特朗普有怎样的不同?

王勇:拜登与特朗普的政策会有很大不同。首先,拜登对中国的定位不同,他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一种竞争关系,中国可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其次,方式不同,拜登会更多地依赖盟友、依赖于多边机制。他上台之后会立刻寻求修补美国和盟友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这是他明确讲的。我想,中国会感受到一些压力,但是在所谓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联盟关系,也不会如拜登团队所愿。因为美欧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也矛盾重重,如在有关军费的分配、互联网经济、大数据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

第三,拜登不愿打贸易战,认为贸易战是无效的、加征关税是不对的。因此,我认为他在对华政策上可能更多要集中于“通过谈判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当然,短期内他可能不会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也不会取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因为这里存在国内政治的考虑。未来,我认为会逐步取消关税,但拜登可能希望中国方面要做出一定的交换,如进一步开放市场等。

跟特朗普很不一样的是,拜登不会去采取一些极限施压、无底线、对美国自身也没有好处的方式。因为贸易战打了一段时间之后,负面效果已经显现,美国的厂家、消费者都蒙受非常大的损失。另外,拜登的选民基础、政治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跨国公司。美国工商界是支持全球化的,希望能够稳定、延续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中国市场非常看重。在这些方面,中美之间能够找到可以合作的地方。

21世纪: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中国所谓“涉军”企业,不少中国高科技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拜登上台后有望解除吗?

王勇:特朗普埋的“雷”铲起来非常艰难,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政治资源,耗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所以这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中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拜登上台后,对于美国国会立法通过的相关条款,清理起来要更加困难。而对于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采取的措施,应该说有更大的处置权限,可以对这些政策加以检讨和纠正。但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讲,这涉及到两国之间的竞争。

预计美国在科技方面会继续打压中国,但拜登会更多地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更多地听取美国工商界的意见。所以,依然存在美国借助国家安全名义打击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可能性。在压力之下,拜登可能会这么做。

对此,我们需要警惕,特别是要锻造中国的“杀手锏”。如果中国能够拥有制约、平衡美国的手段,美国自然会做出更多让步,在对华制裁、约束时会更加谨慎。

美国短期之内不会回到TPP

21世纪:拜登的政策对“区域一体化”会有怎样的影响?

王勇:美国短期之内不会回到TPP,也不会去谈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因为拜登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前不会去签署任何一个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他国内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马上去谈这些自贸协定,只会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 所以,我估计在两年之内,他不会考虑这个事情,而是优先考虑中期选举。

21世纪:特朗普政府试图让美中两个经济体“脱钩”,拜登政府会继续推动“脱钩”吗?

王勇:拜登团队明确说了,中美的共同的利益非常多,全面脱钩不现实。但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中有可能会减少接触,比如在技术领域“局部脱钩”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但采取的方式和程度会发生一个较大的调整。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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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对美国大选和中国经济的最新研判,太犀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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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小年  来源:新浪专栏-许小年

保持清醒,抛弃幻想

1、中美科技脱钩的负面影响深远

从国家的角度讲,我们是否可依赖内循环或者双循环来应对挑战,来渡过难关。

我们看一下数字。在中美相互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35%。贸易依存度就是出口加进口除以GDP,35%仍然是世界上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起码是之一,起码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除了小型经济以外,在大型经济中,中国仍然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

这35%中20%是出口,15%是进口。占GDP20%的出口,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欧洲、日本。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像发达的国家的出口市场遭受阻碍,我们能否用内需替代,我们能否用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字,2019年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6.5倍,美国的人均GDP是6.5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是1万美元,一般我们把1万美元作为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的一个标准、一个门槛,所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中等发达或者中等收入国家这样一个范围。欧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

人均GDP是购买力的指标,由于在购买力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对发达世界的出口很难由内需来替代。这都是数字。

那么发展中国家,它的人均GDP我们看一下,印尼大概只有5000美元,我们看一下印度,印度只有2000美元,仅仅是中国的1/5~1/2,所以不发达世界更不可能替代我们所失去的发达世界的出口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国要继续保持开放,最近中国和东盟10国以及日本、韩国签订了一个一揽子的贸易计划,叫做RCEP。这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中国会继续保持开放。

如果和发达世界脱钩,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会产生无法替代的负面冲击,负面的影响,脱钩对中国经济发展更大的伤害,是科技,是科技脱钩,这对中国经济会有更大的伤害。

恰恰是在我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在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逐渐消失的时候,恰恰是在我们寻求新的增长点的时候,美国提出和中国的科技脱钩,这对我们的冲击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不能再靠过去的消费拉动、外需拉动,投资拉动,所谓的三驾马车拉动,已经不可能再依靠传统的这种方式来保持经济的增长。

在后工业化时代,在存量市场上,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国家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只有依靠技术创新,而这个时代是信息的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如果中国和发达世界科技脱钩,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2、科技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家,不能搞群众运动

和工业化时代不一样,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现在已经不再重视传统工业技术,他们愿意以低成本转让这些技术,而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这是他们不愿意转让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是我们很难获取的。

我们都知道芯片现在又有一股芯片的热,我一看到这种芯片热,我心里就紧张,这种芯片热会不会又像是过去的电动汽车热,过去的太阳能电池热?过去的教训已经太深刻了。

进行科技方面的创新,不能搞群众运动。科技的创新只能依靠企业,只能依靠企业家。

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来讲,我们芯片设计的软件,芯片的制造设备,甚至芯片的生产工艺,我们现在都依赖海外。这些技术不是一天,不是投入资金就可以解决的,是要依靠企业持续的投资研发,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够提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外的交流至关重要。

以软件开发为例,在核心的软件开发上,我们依赖海外的平台,我们依赖海外的生态,安卓系统、手机操作系统,这是谷歌控制的开发平台,虽然说是开源的,但是对会员有很多的限制。离开这样一个开发平台,会使中国手机操作系统的研发落后国际水平。你要想达到国际水平,必须在国际的生态中,才能够跟国际上保持同步。

中国自己搞一个开发平台,自己搞一个生态,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在平台经济中,平台越大,它的创新涌现越多,因为它的应用案例越多。平台的大小就像西湖和太平洋一样,它是有差别的。西湖里能产什么鱼,太平洋里能产什么鱼,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国际的开发平台,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它对于中国科技水平提高的作用。服务器操作系统,也是国际开发平台,阿帕奇联盟,我们要参与,要做贡献,要和国际上进行多样化的交流,才能够使中国的软件开发水平能够和国际上保持同步。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今天仍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第一重镇,这是事实。每年的诺奖得主美国是最多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数字化、信息化等等这些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原型也都在美国,我们津津乐道的新四大发明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发明,新四大发明仔细地去考察一下,我们全都可以在海外找到原型。比如说电子支付,支付宝确实做得很好,微信支付确实做得很好,但是它不是中国的发明,电子支付是一家美国公司,是马斯克参与的一项创新,这家公司叫PayPal。

电商不是中国的发明,淘宝、天猫、京东做得都很好,我们依托一个巨大的市场,做出了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发明而言,这不是我们发明的,eBay首先做了电商,然后又由亚马逊把它推广到几乎是所有的商品上。我们在国内市场上做得好,但这并不是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新四大发明,不是这样的。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目前在科技上的落后,是我们提高水平的前提。

3、拜登不会改变特朗普的对华政策,那是中国人一厢情愿

大家这几天都非常关心美国的大选,我在一个学者群里,这些学者为支持拜登还是支持特朗普吵得不可开交,甚至老友反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希望拜登上台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事呢?他想的都是拜登上台以后会改变对华政策,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敌视中国。我感觉这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从目前的情况下,拜登已经赢得了这一届大选。能不能做完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拜登政府不大可能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只可能改变它的手法,从特朗普的单打独斗转向协调盟友,共同遏制中国。

从目前很有限的信息的情况来看,因为他还没有正式上任,他还没有发过他的正式白皮书。从他过去所做和民主党的传统来看,他不会改变现行对华政策的基调。因为美国的政策取决于民意,实际上取决于选票,选票的背后是民意。美国的民意是朝野一致认为过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改变成什么样?基本上是改变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上。

过去为什么美国的民间和政府认为他过去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呢?过去美国人希望通过开放美国的市场,希望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是希望中国加入到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中来。

今天他们经过反省之后,他们是怎么反省的,我也搞不清楚。但是目前从媒体上我们所看到的评论,我们所看到反应出来的民意,他们认为过去的政策是失败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这个得到了美国民间、美国政府相当程度的支持,只要民意不变,拜登政府很难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方向性的改变。

所讲的这一些似乎对中国的发展不利,那么是不是美国政府处心积虑地要和中国过不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在历史上,凡是一个大国,一个落后的大国,试图通过工业化来提高国力,来对国家的经济各个方面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都会在国际舞台上破坏原有的均势,使得国际的格局向一个新的均衡移动,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次,并不是命运特别地不照顾中国。

中国崛起之后,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讲,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是小概率事件。

日本和德国,在它们工业化之后都进入了一个国际局势动荡的时期,都引起了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这样的动荡和重新组合毫无疑问增加了各个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历史的事实面前,在现实面前,我们只能保持理性的心态来看待它,而不能够心存幻想。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崛起,引起了远东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日本崛起以后,在亚洲国际冲突就接连不断,这就反映了原来的均势被打破了。整个的远东和亚洲摸索着要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的状态,达到新的稳定状态之前,有着很多的冲突。我们都知道日本崛起之后,打了第一场战争,击败了满清,击败了清王朝。接着又打了日俄战争,击败了俄罗斯帝国,1930年代入侵中国的东北,很快深入到华北,全面抗战爆发,直接引出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在欧洲的崛起,在欧洲的崛起也是一系列的紧张和摩擦,最终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就是哈佛这位教授讲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新的力量崛起的时候,原有秩序的维护者,他要想方设法遏制新的力量,就表现为冲突,甚至是以战争收场。

我们希望避免德国和日本崛起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动荡,这样的动荡对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希望能够避免。

在这方面我们不是命定论者,我们认为这种最糟的结局是可以避免的。同时我们要面对未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在复杂的形势下要保持定力,及时地转换经营模式,从交易型企业家过渡到创新型企业家,从资源整合转向研发创新,从产能扩张转向打造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企业要高度重视新技术的潜力,特别是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的新技术,中国的企业是有足够的韧性。坚韧的韧,不是任意胡为的任。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能够在认识国内国际形势的情况下,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经营方略,在困难的环境下,在严峻的挑战下能够取得新的成就。

本文选自许小年在“东软解决方案大会”的主题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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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闻美政:川普时代与麦卡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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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YouTube-纽约焦点

美国绝大多数州已经认证了大选结果,拜登获得的已认证结果州的选举人票数为 288,最后两个拜登赢得的州,夏威夷州(4票)和新泽西州(14票)也将于近期认证大选结果。 今天是安全港Safe Harbor日,也就是说,大选结果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但绝大多数议会中的共和党人依然不敢公开承认大选的结果。 共和党人的这种集体沉默,还让我想起了麦卡锡年代。

2020年12月9日 主播: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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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9

旧文章ID:23695

Mike Pompeo: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e America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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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ke Pompeo  来源:state.gov

MR CABRERA:  Good morning.  What a great day.  What an honor to have our Secretary of State with us today to share his views on foreign policy.  And what a great way to inspire many of our own students.  By the way some people they think that being an engineer may not necessarily be the right path to become a diplomat or let alone our chief diplomat.  And it turns out, you’re about to hear an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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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POMPEO:  That’s exactly right.

MR CABRERA:  That was your major, wasn’t it?

SECRETARY POMPEO:  It was a long time ago.  Yes.

MR CABRERA:  A long time ago – so there you have it.  But you can also come to Georgia Tech and not study engineering, but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ven though some people associate normally Georgia Tech with a very, very good – one of the best engineering schools in the world – we’re proud of that – we do a lot more than just engineering.

And since I have your attention, I’m going to put in a little plug for all those wonderful things that we do.  And by the way, we have today with us the dean of the Ivan All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Kaye Husbands Fealing – she’s waving over there.  And I don’t know if the chair of the Sam Nun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dam Stulberg, is here or not, but – so, yes, there is very strong and very excit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Georgia Tech.

We believe strongly that in a place that is as ric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Georgia Tech that can provide a very interesting context for diplomacy and for policy setting.  We are committed as an institution to educating leaders who advance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That is our – that’s – that is our mission.  And of course that bears – brings up the question of what are the aspect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at requires not only str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it requires a lot of policy and liberal arts and history and understanding of what are the issues that the world faces.

We understand that many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that we face as a species or even the problems that affect u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re in Georgia are global in nature.  And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how decisions are made on a global scale is fundamental for the work that we do.  And that’s why we’re so proud of the work that the Nunn School carries out at Georgia Tech.  By the way, we have some incredibly distinguished faculty in the school including Admiral Sandy Winnefeld and General Phil Breedlove and Doctor Elizabeth Sherwood‑Randall who have played roles either in the – in the U.S. defense or in the federal level.  And we have many other incredibly important faculty.

Anyway, so we’re delighted once again and always be remissed to highlight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us again that Georgia Tech be a place of debate, of discussion – not just Georgia Tech, but all of our universities are to be places where we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discuss the big issues of our time in an absolutely open – in an open way.  And I couldn’t think of anybody better to bring a discussion about our nation’s policies in relation to China than our chief diplomat, Secretary Pompeo.  And it is my distinct honor to introduce him to you.  You know that Secretary Pompeo is the 70th person to have this job.  The first one, I guess, must have been Thomas Jefferson.  What a distinguished line of individuals that you follow.

Secretary Pompeo has had a whole number of jobs.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how to keep a job, but not – there is a very positive side to that, of course, which is that you have accumulated a host of experience that I think very few people can.  Secretary Pompeo has been a soldier.  He has been an attorney.  He has been a business leader.  He has been an elected official.  He has run our intelligence.  And now he is our chief diplomat.

He is also slightly competitive, I’ve found, reading about him.  Everything he does, he wants to do it well.  He wants to be best in class.  So when he went to West Point, he graduated very first in his class.  And then when he went to Harvard for law school, he was editor of the law review which is one of the biggest honors for a law school student at Harvard.  When he served our military, I think it caught you at a very interesting time patrolling up and down the Iron Curtain in – between West Germany and East Germany, and right befor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And as we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arlier, he may be – we don’t know this, but he may be the first person who has been the head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having been director of the CIA, which what an interesting perspective that would – that would give you.

So with that background, his absolutely really has a fascinating background, and I’m incredibly honored – incredibly honored on behalf of all of us at Georgia Tech to welcome and please join me for a warm welcom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ary Pompeo.  Please.

SECRETARY POMPEO:  Thanks.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s for that kind introduction.  Welcome.  Good morning, everyone.  I love having the liberal arts dean back there.  It was always a big challenge when I was in school making sure I got the periods and the paragraphs, everything just right.  I like the math, zeros and ones.  President Cabrera, thanks for the very warm introduction that you gave me today.  I want to personally thank you and Lynn for hosting our entire team here.  When I come, it’s not always simple.  And especially in these times, it’s even trickier with all the requirements.  I thank you for getting that right.

And thank you too to all the leaders here at Georgia Tech and students.  Those of you watching virtually, I appreciate you joining me for what I hope will be a good conversation today.  I have some opening remarks, and then President Cabrera and I will have a chance to have a lively conversation.

I know we have a special guests, some good friends: former congressman Phil Gingrey is here.  Phil, good to see you.  Senator Chambliss, thank you too.  When I was nominated to be the CIA director, Senator Chambliss was so gracious.  He had spent so much time i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You were so gracious to me to help me figure out what was up and what was down, and I deeply appreciate that.  It’s good to see you again.

As President Cabrera said,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studying engineering, although I joke, don’t drive across a bridge that I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It’s been an awfully long time.

Some of my classmates ended up in the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I happened to command a cavalry unit.  But I can tell you math matters an awful lot when you’re bore-sighting the cannon of an M1A1 tank.

And I’ll say, too, even the State Department – you talked about people leaving this institution going on to careers in diplomacy.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at came across my desk as Secretary of State was there was an important dam across a bridge in Iraq and it was in trouble, and we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could we figure out how to save it, could we figure out how to deploy resources in a difficult place.  And we had the best engineers in the U.S. Government, some of whom worked for me at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best solution, the best contractor to bring in, how we would do this to protect Baghdad and the downstream places in this historic Euphrates River Valley and the Tigris River Valley from potential flooding should the dam collapse.  So all you engineers out there, state.gov.  Go to the website, take a good look at it.  We would welcome your career in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Now, you know I’m not lost.  I know this is Georgia the state not Georgia the country.  (Laughter.)  But it’s important that I come here to talk about the topic that I have in front of us today because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sects deeply with the things that happen at importa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like this one.

I thought I’d start with a quick story, by way of explanation.  Professor Fei-Ling Wang is with us here today.  Professor, where – I didn’t see you sitting?  Welcome.  Nice to see you.

Several years ago, Professor Wang took a trip to China where he was scooped up by security agents inside of China.  He was held in a secret location for two weeks.  Professor Wang was interrogated and threatened.  They wanted information about his research about China and his time teaching at my alma mater, West Point.  He could tell you the stories better than I could.  But they thought they could intimidate him or perhaps recruit him because he’s ethnically Chinese.

It’s a blessing he’s here with us today.  And thankfully, he was released after pressure from the leadership of lots of places, including this very university and the Carter Center.

The lesson I think that we can take away from this is clear.  It’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nts what we have, and they will do whatever they must do to take it and get it.  They will steal our stuff.  They will pressure cri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keep quiet.  They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And it’s important to come and talk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about this because Americans must know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poisoning the well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 its own ends, and how those actions degrade our freedoms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f we don’t educate ourselves, if we’re not honest about what’s taking place, we’ll get schooled by Beijing.

Now, it’s taken this country and indeed, the entire free world, a long time to understand the trajectory that China is on today.  In fact, we’re not quite there ye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re’s no one to hold accountable for this.  That’s not the important part.  Because for a long time, Republicans, Democrats, leaders all across academia, institutions, commercial space thought that by trading and engaging with China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reform itself, it would loosen up, it would embra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reedom, and it would present less risk to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But instead, that’s not what we got.  Instea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used the wealth that was created by this to tighten their grip on power, their grip on power ove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o build a high-tech repressive state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made clear his intentions.  You only have to listen to what he says.  He says he wants total control at home, and to make China the number-one power abroad.  And he’s well on his way to working on that project.

He’s building up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e’s manipula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 Beijing’s benefit.  And he’s engaging – as we have seen in TV only just these last two days, he’s engaging in a vast influence campaign all across the world.

And that may for some of you sitting at home today seem like a long ways away and very ambitious touch for Xi Jinping to make, but I must say he has his eye on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Over the past year I’ve talked to America’s governors in Washington about this, state legislators in Wisconsin, tech leaders in Silicon Valley, and many other groups.  I’ve gone out to talk to them about this challenge.  And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schools across America, especially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laces like where I’m standing today.

Just think about i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cientists aren’t pioneering cancer cures.  We are.  And it’s not North Korean biochemists that are producing safe COVID vaccines.  We are.  And Iranians aren’t ahead in supercomputing.  No.  In fact, we are.  It is the free world and free peoples that produce these superior results.  And we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that fact.

But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protect it, to preserve it, to make sure that that’s the case 10 and 50 and 100 years from now.

Because on places like this campus, scientists have pioneered quantum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diatric technology, even autonomous robots that can function without human control – and I must say that frightens me just a bit.

Look,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nows it can never match our innovation.  It h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t’s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t is a government-centric focus.  That’s why it sends 400,000 students a year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study – 400,000 students a year studying in our universities come from one country.  It is no accident.

Much of the high-end industrial base inside of China is based on stolen technology, or technology purchased from other nations.  It’s not home-grown.

Beijing doesn’t want Chinese researchers to sta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eed, after they’re trained, they want them to come back.  They want to induce their return for the singular purpose of serving the Socialist Motherland.

Look, the Party’s propaganda apparatus cannot tolerate pesky Americans or Chinese nationals exposing its bankrupt system, or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can actually flourish when they are in free societies.

It doesn’t want you to know what I’m about to tell you.

Now, let’s be clear.  I want to be sure that my language is precise today.  When I say “China,” I’m talking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 love and value, as we all do, our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liv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ose that live in China as well.  We want good things for them.

And I say “genuinely” because of cases like Xin Wang, a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who allegedly lied about being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ficer, all the while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UC-SF labs.  The good news is the FBI nabbed him.

And Ji Chaoqun studie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th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hicago.  He tried to enl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He allegedly omitted his ties to Chinese intelligence, which tasked him with recruiting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where he was working.

These are just two examples, but what’s m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ploys dollars just as much as it does cloaks and daggers to get its hands on valuable knowledge.

There are many American scholars – often doing research funded by American taxpayers – that have been lured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The CCP pays them what is for them a fortune to do research related to their current fields for, or in, China – and then often uses the fruits of their brainpower to build its military strength.

A researcher from my home state of Kansas was caught up in this trap, as was the Harvard chemistry department head.  Think about that.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John Ratcliffe, recently described the CCP’s strategy as “rob, replicate and replace.”

But I want to add another “r” to the DNI’s list: I want to add “repress.”

Yang Shuping, a student from China, delivered a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ck in 2017, just a couple years back now.  She praised “the fresh air of free speech.”  She was soon demonized and harassed by CCP propaganda – propaganda outlets.  I promise you, while I cannot tell you everything, that was no coincidence.

One University of Georgia student said of the CCP secret police in 2018, quote, “They have harassed me repeatedly and asked me to give them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overseas democracy activists and dissidents, [and] they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activities of Uyghurs and Tibetans,” end of quote.

Some of the CCP’s biggest victims on campuses are innocent Chinese nationals themselves, and this is a tragedy.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police this.

Another example: At Princeton, just this year, students in a Chinese politics class were forced to use code names on their work, lest the CCP discover their identities, and prosecute them for free expression of views on Hong Kong and the CCP under its draconian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at’s right here.  This happened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rican students.

American students talk about “safe spaces” as shelter from ideas they dislike.  Chinese students need safe spaces to learn of the ideas that they love.  What a stark contrast.

Students from China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also live in fear that their families back home will be arrested, will be interrogated, tortured – or worse – because of things they say in an American classroom.

But look, the CCP doesn’t just target Chinese nationals.  They want to influence American students as well, professors and administrators too.

Look, they know that left-leaning college campuses are rife with anti-Americanism, and present easy targets for their anti-American messaging.

That’s why they planted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our campuses.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 our State Department has made very clear thes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literally up to no good.  Many have gone away.  Many campuses have seen that and they’ve chosen to close down these institutes.  But right here in Georgia, Wesleyan College still has one in Macon.

Look, it’s why there are groups on campuses called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s here too.  They’re directed and almost always funded by the Chinese Embassy or a local Chinese consulate.  Its purpose: to keep tabs on students and to press pro-Beijing causes.

Now, you would think at freedom-loving places like Georgia Tech and institutions and scholars all across the world, administrators, school faculty would be more up in arms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utright theft and flagrant violation of freedoms that I’ve described, but we see it too seldom.

Well, why?  Why do schools censor themselves?  They often do it out of fear of offending China.

Indeed I must tell you that MIT wasn’t interested in having me to their campus to give this exact set of remarks.  President Raphael Reif implied that my arguments might insult their ethnic Chines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But of course nothing could further from the truth.  These are the very people that this set of remarks is intended to protect, to protect their freedoms.

And I must say, the yielding to the objection of hurt feelings plays right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ands.  They watch America closely.  It’s what the party says constantly in response to legitimate criticism around the world.  You can see it.

And how would the party know how the Chinese people feel anyway, as no one ever gets to vote?

Look, we can’t let the CCP weaponize political correctness against American liberties.  We have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m.

Fraudulent cries of racism or Sinophobia should never drown out a candid exposure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we see too often on American campuses that there is silence and censorship.  It’s being drive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usually boils down to something far less idealistic.  So many of our colleges are bought by Beijing.

Let me tell you about Vera Zhou.

She’s a permanent of the 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e’s originally from China and a senior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October of 2017, so just on three years ago, she returned to China to visit her father.  Local authorities put her in a re-education camp, a re-education camp for five months and under house arrest for 18 months after using a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connection to connect to her school’s website, something many of you are doing even as I speak.

Back here, we saw this.  Our State Department team; Vera’s mother; Bob Fu, a great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 desperately petitioned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o advocate for her return.

Bu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 woman named Sarah Castro, head of the federal relations office, said – she said that the university wouldn’t help because of a multi-million dollar deal with China.

Now, thank God, Vera was eventually released and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 thanks to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nd no thanks to the deal that it had mad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ver the last years has found that schools have taken an estimated $1.3 billion from China since 2013.  That’s just what we know about.  Like so many – like Columbia – so many schools that have failed to report the true amounts.

What more – what more bad decisions will schools make because they are hooked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sh?

What professors will they be able to co-opt or to silence?

What theft and espionage will they simply overlook?  What business deals will get done as a result of that?

Look, there’s a lot of work to do.  And I have laid out a pattern and practice t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about.

And we need to begin to respond to this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  And our administration has begun to do that, but there is an awful lot more work to do.

We cannot allow this tyrannical regime to steal our stuff, to build their military might and brainwash our people, or buy off our institutions to help them cover up these activities.

We cannot – we cannot let the CCP crush the academic freedom that has blessed our country and blessed us with great institutions like the place that I am standing today.

But we need your help.

We need help of students.  We need help of faculty.  We need help of administrations all across America.  We need trustees to police their endowments and the deals their universities are striking with the CCP and CCP-backed groups.

We need administrators to close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investigate what so-called student groups backed by the CCP money are actually up to on their campuses.  The government will help, but we need people to assist us.

We need researchers to be vigilant against fraud and theft,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reject the CCP’s financial siren songs.

And we need students to truly stand for free speech – the free speech for themselves, those who grew up here in America, and especially the free speech of Chinese students who are on our campuses, who are here to study and learn and to improve their rights, their lives, and to enjoy the fruits of the freedom that we provide them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ook, we need you all to speak to truth to power in solidarity when administrations exert pressures on censorship as has so often happened to project deals – protect deals with Beijing.

Let’s do this.  Let’s carry forward a banner of freedom to defend our schools, what these institutions were built upon.  It will aid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from the central threat of our t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ident Cabrera, I’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vigorous conversation.

I thank you all for your attention this morning.

May God bless the State of Georg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this morning.  (App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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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ABRERA:  Thank you so much, Secretary.  And I appreciate you coming here and – let me – you bring so many important and incredibly difficult questions for us.  You know that Georgia Tech, we’re a proud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e are one of the most research-intense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The head of our Georgia Tech Research Institute is in attendance.  That organization alone does about $750 million in research grants, a lot of that classified work with different agencies in the government.  The overall institute does over a billion dollars of grants every year.  We’re very proud.  Not all of that, of course, is funded, but most – the bulk of that – is.  So we take issues of protection of our idea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ery, very, very seriously.

At the same time, we attract amazing Chinese students,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some of whom join faculty ranks and contribute to making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way you described it, the most 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So help us figure out a way – how can we even frame these seemingly incompatible objectives of continuing to leverage that advantage to bring all that talent in without putt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 at risk?

SECRETARY POMPEO:  Yeah.  So it’s the exact right question and it is not a simple thing to answer.  What I can say with certainty is that we’ve had the balance completely wrong for decades.  That is, we had an open spigot for these risks to be present in our system without the balance and checks that are required.  And so you see – if you watch w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with respect to this, we still – this year it’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virus, but in 2021, 2022 there’ll be 350, 360,000 Chinese students that come to America.  We want these students here, but there has to be a process, there has to be a rigorous evaluation.  And some of t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and we have to do a better job of doing that, but we need institutions too that are transparent, that are clear, that are following the requirements, both Department of –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quirements, the requirements to make sure that U.S. property rights are protected in the way that you just described.  If you have someone invent something, we want the fruits of that effort to benefi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not end up being used to surveil American citizens in cities all across the world.

We’ve had the balance fundamentally wrong because there was this notion that there was no cost connected to permitting the risk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dentified, the opportunity that they saw, and the efforts they have undertaken.  You all would have seen – it’s been a few months back now – we want Chinese diplomats to be here engaged in diplomacy, b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using their consulate in Houston as a den of spies.  And for an awfully long time, the United States just said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about that.  That’s unacceptable.  That’s unacceptabl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perspective, it’s unacceptable to the people of Houston and the businesses that are there that these so-called diplomats are out stealing their stuff, and so we did the work.  We collectively –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id the work, identified the problem set, and solved the problem.

This is the model that we have to use.  The model has been for an awfully long time they’re – it’s a big country, there’s enormous economic opportunity by engaging with them, let’s just do that and hope things turn out well.  It’s too dangerou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 mission set.  We only need to listen to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vision for global hegemony and the capacity that he has developed to actually execute.  He has capability and intent.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present risk to Americans, and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take on these hard problems, to protect American freedom, to welcome citizens who want to come study at our universities from all across the world, but do so with an eye towards making sure that we do all the things that we are duty-bound to ensure that we protect.

MR CABRERA:  So thank you.  It turns out I am – I myself came to this country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so I grew up in Spain.  I was lucky enough to ge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one of the wonderful programs of the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and I have experienced it personally, how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smart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ey dream of coming to a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  That’s – they don’t dream to go to somewhere else.  They want to be here, so always sensitive to, again, being smart about the way you described it, about protecting our interest and at the same time not send the message that would somehow weaken that huge advantage that we have, right, that we have first pick.  It’s almost like we have first draft picks every year.  Smar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e get to choose first.

SECRETARY POMPEO:  Yeah, absolutely.

MR CABRERA:  So how do we continue to send that message that wait, wait a second, we want smart people to come here?

SECRETARY POMPEO:  Yeah.

MR CABRERA:  So given that you’re our first, our number one salesman also, that’s I guess part of your job description.

SECRETARY POMPEO:  Yeah.  I think I just sent exactly that message.  This is why I’m here.  We want these students, but when they’re here, it can’t be the case that they live in fear, right – these institutions – you all have an obligation to protect these students as well.  These students are returning home to suffer.  A Fulbright student coming in from some country ought not be returned to their home country and to suffer from the jack-booted thugs that now want to tak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got, send them back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nly to have them just take a little bit more information that they’re going to hand off to the Chinese MSS, their security apparatus, or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ir formal military team, or to the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is is not the best of America.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those Chinese students, too, in addition to the duty that I described to protect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We have an imperative to get this right.  And when we do, I am convinced, President Cabrera, I am convinced that this will still be a beacon.  The number of America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n 2021 I didn’t refer to.  It’s very small.  Why?

MR CABRERA:  I have it here.

SECRETARY POMPEO:  Yes.  Why?  Why is that?  It’s because if you want to be a technologist, if you want to be an innovator, if you want access to capital, if you want to be around a network, an ecosystem of innovators to create the next great whatever it is you want to go create, where do you do it?  You do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cannot forfeit that capacity by allow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infiltrate our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ake that away from us.  After all, it is the American private sector, the American taxpayers, taxpayers in the state of Georgia have invested in preserving, promoting, and building out this enormous capacity.

It’s – we’ve lived in a bit of a fantasy world for the last 40 years.  It is time for the – it is time for the balance to be struck to both maintain 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protect the American advantage from the threat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clearly stated they intend to – the costs they intend to impose upon us.

MR CABRERA:  Yeah.  So I have the data.  In fact, this is your data.  (Laughter.)  This is the open door —

SECRETARY POMPEO:  I know it well.  Yes.

MR CABRERA:  And we – I love it, by the way, keep this – this is the best source of information we get every year.  And speaking of imbalances, that’s another imbalance I wanted to discuss with you.  Right.  So we get about – I mean, give or take, we get about a mill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 every year.  About half of that comes from China and India alone.  A third – more than a third, like 35 percent is from China.  Then, when you turn the page,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he number of American students that go to China – China is not even the number-one destination – is 11,000.

SECRETARY POMPEO:  Yeah.

MR CABRERA:  So here’s what I’m thinking.  Okay, you’ve been a businessman.  So you land in Shanghai.  You go to a boardroom to make a deal,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e guy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ble, they speak English, they know our culture, they watch our movies, they laugh at our jokes, they know all about us.  In most cases, we don’t –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their culture.  Shouldn’t we be sending a vastly larger number of American students to China to learn their culture?  And not to stay there and set up their companies; we want them back here in Atlanta – Midtown, by the way, Tech Square.  (Laughter.)  But to learn about China.

SECRETARY POMPEO:  Yeah.

MR CABRERA:  Don’t you think that would be a good idea.

SECRETARY POMPEO:  It is an enormous knowledge gap, enormous knowledge imbalance.  I would – I would agree with that.  I would tell you that we work very hard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We are nowhere near where we need to be to have enough Mandarin speakers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even at the most senior diplomatic lev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 have the capability to watch and read what’s coming out in the Mandarin-language press from China.  So it is an enormous undertaking.

You talked about this as an imbalance.  One of the central theses of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China these past four years has in fact been about that, about reciprocity.  So imagine now you are a company here at Georgia Tech and you want to go build out a business in China because you want to sell to the 1.4 billion people there, and you need to make an investment.  The rules for you to invest there are radically different than some young person in China who’d like to come invest here in Atlanta.  That’s not right.  We need fair and reciprocal rules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e need fair and reciprocal rules when it comes to press reporting.

So one of the reasons we know so much less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has less to do with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he fact that a person who is a credentialed Western reporter inside of China can’t move around freely.  This is an enormous imbalance.  We’ve tried to take that on.  We had Chinese propaganda outlet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re running free and clear while valid U.S. media companies that wanted to report on what was taking place – by the way, at an incredibly important time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permitting the export of a virus around the world – and they couldn’t get to the places that they needed to get to find the information that would have been very valua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had in a timely fashion.  So there’s an enormous information imbalance attached to that.

I talked about one reason there’s only 11,000 American students traveling to China.  It’s that they don’t want them there.  They don’t want Americans.  Why?  Because when Americans go to a college campus – you’ve seen it.  I traveled the campus a bit this morning.  Students jogging, running, talking, having fun, inquiring, doing the things that we do in a place, a democracy, a republic like our country.  This is not the Chinese campus.  And so there is an imbalance there, and we have to work to convince and impose cost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til such time as there is reciprocity in every space.  The President talked about it in trade.  We’ve talked about it in terms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 could go through the list of places where we have for decades permit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have an exception to every international rule.

So what’s a good other example?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to make lives better, for jobs for people right here in the state of Georgia.  Nearly every country participates (inaudib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ays:  No, we’re special.  We should be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 set of trade preferences that benefit China enormously.  And what – the Americans just for decades – this isn’t partisan – both political parties just said we’re going to let that – we’re going to let that pass.  It can’t be.  It can’t be any longer.

And this is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nymore.  We’re going to demand that China comply with the same set of rules that every other nation is asked to comply with.  And when we do, America will be safer and more secure.  America will be more prosperou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Southeast Asia and in South Korea and in Australia and in Europe, they’ll be safer and more prosperous.  And we will build out a coalition that simply demands that sovereign nations compete on a fair and level playing field.

It should happen in academia.  It should happen in the commercial space.  If we get that right, America will be just fine.

MR CABRERA:  So let me bring the topic to something that I know would b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many of our students, which is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n diplomacy.  I mean, given that we are in a century of this is a knowledge economy where we win or lose by our innovation, by our science; even our military strength relies more and more on —

SECRETARY POMPEO:  Of course.

MR CABRERA:  What is the role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and technologists in driving or influencing and shap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o you have folks like us around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I mean, what is the role?

SECRETARY POMPEO:  We do.  We have them in a handful of places.  The two most prominent – we have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And then we also have a huge group of folks that are – that we call our economic team led by a fellow named Keith Krach, invented a company called DocuSign out in Silicon Valley, came to join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d a set of common understandings around technology.  So we spent a lot of time on this.

So I’ll give you one vertical, one space where we’ve worked really hard.  S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en it competes around the world has an enormous advantage.  It has state sponsorship of nearly every one of their significant enterprises.  A young entrepreneur here from Georgia Tech goes out there on their own.  They’ve got to raise their own capital.  Somebody’s going to want return on that investment.  They’ve got to make money.  They’ve got to pay their workforce.

Not so in China.  Not so.  Many of the companies they will come to compete against will have government funding, direct government funding.  Not a grant that we might provide to a research institute, but truly will be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This is deeply unfai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presents enormous risk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nd so we set about in one space – I’ll call it the “communications tech space” – to challenge the presumptive global winner, a company called Huawei, that was domin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echnology called 5G technology.  They didn’t win it because they were the fastest and the best.  They won it because ultimately they delivered a solution to countries that was cheaper because they had the back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a technology that was good enough.

This had an enormous national security risk that I had seen in my previous role, but it had an enormous commercial risk that we wouldn’t be the – that the West, that the rules-based system wouldn’t be the victor in 5G technology.  It’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so we set about traveling the world telling the story that says if you have software or hardware that comes from Huawei, you are handing the data of your citizen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o your child who is on a Chinese piece of software or a Chinese app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security apparatus.  It’s not whether; their law requires the company to turn this information over to them, and so it’s going to happen.  So, parents, think twice before you do this.

But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as a government to protect our citizens, and so we set about doing that and helping citizens around the world do it too.  And first, we met on deaf ears because there was a product that was chea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uld show up and subsidize it, and so it was efficient for governments to put these systems, routers, and servers into their systems.

We today have over 60 countries that have said we’re not going to permit that to happen.  Twenty-seven out of 29 EU countries.  I think the number now is 67 percent of the globe’s GDP has forsworn technology that is not trusted, right, mandating trusted vendors.  And when you limit yourself to trusted IT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vendors, you are by just simple math excluding vendors connecte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o we’ve prevailed.  We’ve created space for entrepreneurs, for Ericsson, for Nokia, for companies that will abide by simple rules of protecting data, protecting data privacy for citizens all across the world who will operate in a way that is a true straight-up commercial transaction, who will not provide access to this information to their host country’s militaries on a continuous and repeated and nonvoluntary basis.  We fundamentally made that change.

The State Department led that effort.  We’re proud of what we have achieved.  We still have more.  When I say we have 60 countries, I think we have 130 telephone companies – in many countries, the access to this communications is driven not so much by the government, but by the dominant telephone company inside of that country.  We’ve got 100-plus telephone companies that have forsworn any – all but trusted vendors.  This is wher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iplomacy come together to help America be more secure and more prosperous.  It’s a good story.  There is an awful lot more work to do in lots more spaces.

MR CABRERA:  So – and it creates also one of those incredibly difficult questions to solve.  I guess that’s why you get paid the big bucks, as they say,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se balances, but – so there are areas of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hat clearly are of a competitive nature, right?  We want our fighter jets and our weaponry system to be better than everybody else’s.  We want our companies to have products before anybody else.  But there are areas of science that are globally mentioned, right?  I mean, and the coronavirus —

SECRETARY POMPEO:  Oh, yes.  Yeah, of course.

MR CABRERA:  — is the perfect example, right?  At this point, honestly, who cares who comes up with the cure first or the vaccine?  What we want is whatever three billion, four billion —

SECRETARY POMPEO:  You bet.

MR CABRERA:  — people to get the vaccine.  In fact, the sooner the Chinese sequence the virus or make that available, the sooner we all could start working on the new RNA vaccine or DNA vaccine or – and so forth.  So again, how do you balance the competitive nature of some research areas with the fact that in many of the big questions that we deal with as a species, we’re in this together, right?  These are global threats that we all face, that we want smart people everywhere, even in China, to help us figure out.

SECRETARY POMPEO:  Sure, sure.  No, this is not – this policy isn’t restrictive, but this advancement of civilization best takes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le of law,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sovereign nations,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 all the things that our founders knew so well.  This is not the model that Xi Jinping wants for you and wants for you and your children.  It is a very different model.  It is a model that ultimately collapses upon itself, but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protect and secure American prosperity.  And when we do – I can say this with certainly – when we do, citizens all across the globe will benefit from that.

I’ve seen it.  I’ve seen it with my own eyes.  I’ve seen American technology linked up with technology that was manufactured and developed inside of India linked together to serve people in destitute places in difficult parts of Africa.  I’ve watched it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each step along the way, it benefited from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someone out there operating in an ecosystem that respected the rule of law, respected property rights, permitted commerce to take place, contracts were honored.  If there was – something went amiss, there was a court system that one could resolve the conflict.

This is the West.  The West isn’t a place; it’s a concept, it’s an idea.  This is the West.  And the challenge, the challenge that’s here on campus that I spoke about, is in fact the challenge between freedom and tyranny.  It’s the challenge between the ideas that we have in the West and an authoritarian model that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th the sole intention of spreading it as the predominant model around the world.

I – with all my heart, I can tell you, President Cabrera, that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people anywhere, including inside of China.

MR CABRERA:  So let me, if you don’t mind, switch gears a little bit and get somewhat personal.  I know many of our students are thinking about careers and career choices, and earlier I joked that you don’t seem to be able to keep a job.

SECRETARY POMPEO:  (Laughter.)  I hope you weren’t referring to this one now.  (Laughter.)

MR CABRERA:  No, no, no, no.  Of course, no, but I feel like I could make the joke because I feel somewhat —

SECRETARY POMPEO:  Yeah.

MR CABRERA:  — in the same place.  I’ve changed and I’ve done various – as you look back and try to make sense of your career – again, having been a soldier and an attorney and a business leader and so forth —

SECRETARY POMPEO:  Yeah.

MR CABRERA:  — how have these experiences informed even the way you carry out your job now?

SECRETARY POMPEO:  Yeah.

MR CABRERA:  I mean, because this is a one-of-a-kind job you have now, but if you look back, what – how did – do those experiences inform, make you – prepare you for this?

SECRETARY POMPEO:  If you stare at it in hindsight, one could argue that there has been a progression, that each task that I’ve been – had put in front of me has prepared me, put me in a better place to be, and to at least have the capacity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the next job that I took on.  I think that’s true.  I didn’t set out on that path.  No one could dream that you’d be the 70th secret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goodness’ sake, although I am mindful President Trump is the 45th president.  There’s a lot more turnover in my job than there is in his.

I just – I always think back to what my father taught m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find yourself, work your tail off.  I tell young people – I get asked by young people all the time, “Well, tell me what I should do to be successful,” and the answer is I have seen successful people who are lazy, but not very many.  Most people who find success, however they define it, achieve that because they were prepared to make sacrifices, to make tradeoffs in their life, and to work really, really hard.

The second thing is to grow where you’re potted.  Don’t be chasing that next stream.  Don’t spend your time looking over the horizon about the job you want someday.  I have not found that to work, not just for myself but in all the others who I’ve helped and tried to mentor.  In the end, if you work hard and do well, opportunities will present themselves not every day and not always, but with enough frequency that the right solution is to stay very, very focused on the task that you have in front of you and do it – do it really, really well.

The second thing is that there is nothing like one’s reputation, the capacity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 of who you are, and you only get to build that over time and every day.  And so wherever you find yourself, you got to speak the truth even when sometimes it is not welcome, and it’s difficult.

If you do those couple of things, then – and then for me, keeping my faith – if you do those three things – that’s what I told them, I said tell the truth, work hard, keep your faith – the world will – the world will come present you with things that will be fulfilling for you and for your family.

MR CABRERA:  Thank you.  I know that our – that’s incredibly valuable advice for our students, and yet you still made turns in your career, right?

SECRETARY POMPEO:  Yeah.

MR CABRERA:  So – with major – like you’re a soldier who said I want to go to —

SECRETARY POMPEO:  Yeah.

MR CABRERA:  — law school, not an obvious choice.  I want to go piece together a number of businesses in – Wichita, I think?  That’s right?

SECRETARY POMPEO:  I was really lucky in that sense, is that I was in a – I always – the – I had these chances, and I was prepared to take risk, right?  So I – literally, I had a job practicing law and – one of them is here today – myself and my two other best friends in the whole world said let’s go start a business.  We didn’t really know what it was going to be.  And we decided we’d take that risk.  We’d jump – we’d jump off on this.  So you also have to be prepared when you see something where you have a passion to go pursue something, and you believe you have a skillset that – where you can generate value, not always financial value, but value, then you got to be prepared to go make the change and take the risk.

MR CABRERA:  So – and then maybe back to your current job, obviously it’s an interesting – I think in one of your earlier speeches, you described that you were taking a pretty significant shift in – back to the China policy.

SECRETARY POMPEO:  Mm-hmm.

MR CABRERA:  Now, you have this job.  How likely are we to see some of these policies stay beyond January —

SECRETARY POMPEO:  Yeah.

MR CABRERA:  — or are we going to see another 180 degree shift?  I mean, some of your message is not necessarily partisan, right?  I mean, you would have —

SECRETARY POMPEO:  Yeah, yeah.  I don’t think a single thing I said today reflected a partisan viewpoint, but rather relied on a dataset.  And so I don’t think frankly what I said today was particularly controversial about those who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ents.  And indeed, I’ve seen this on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and even in others in think tanks around the world.  I think there is an increasing in awareness of this challenge.

So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I was in a NATO meeting with my foreign minister counterparts earlier last week.  NATO grew out of the challeng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was very focused on confront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n Russia.  Today NATO is challenged by cyber threats, base threats, disinformation threat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o we, the United States, had worked for and a long time to convince NATO that it needed to focus on this.  And we spent an hour and a half of our roughly four hours of NATO talking about the threat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 say that as an exemplar of the fact that I – I think this challenge is now widely recognized, and so I think whoever has the burden and the opportunity being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just in February of 2021 but February of 2025 and ’29 and ’33, I think every one of those leaders will feel the challenge and recognize they have a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confront this in a very real way.

I think our administration and President Trump should be given credit for having faced this.  It would be the first administration to truly – to truly identify this.  We did it in 2017 in what’s called – it’s an obscure document call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ut we identified this challenge very clearly.  And then we have begun to do what every institution does when there’s a challenge or an opportunity to move our resources and our focus to confront that primary challenge.  I think this will be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eed for Western democracies for an awfully long time.

MR CABRERA:  Well, I think we’re pushing our luck with your time.  You’ve been awfully generous.  And what I can tell you is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and your service.  I know how intense – I know how intense your job is because I know some of the people who work with you and run around the world chasing you.  And regardless of how people feel about policy, I think we all need to agree that we appreciate public service, we appreciate what you’ve done for our country, and w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nding some time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Secretary Pompeo.

SECRETARY POMPEO:  Thank you very much.  No,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MR CABRERA:  Thank you.

SECRETARY POMPEO:  Thank you all.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10

旧文章ID:23694

中国驻美大使馆推特账号被黑客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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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推特账号当地时间12月9日发布推文并置顶称:“中国大使馆的推特账号当天下午被黑客攻击,我们谴责这种行为。我们在此澄清,使馆在12月9日没有转发任何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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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10

旧文章ID:23693

当选总统拜登提名的贸易代表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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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网络

戴琦——比余茂春更显赫、更危险的华人来了

转自微信:押定离手  解释系  2020年12月10日

10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将提名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法律顾问、美籍华人凯瑟琳·戴(KatherineTai)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KatherineTai)今年45岁,中文名为戴琦。

美国贸易代表为内阁部长级官员,特朗普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为莱特希泽,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莱特希泽是这样出现的:刘鹤与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姆努钦通话。按外交对等原则,贸易代表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

戴琦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父母来自台湾。戴琦在华盛顿特区长大,就读于西德威尔友谊学校,这是美国最著名的私立学校之一,位于华盛顿市郊,涵盖小学、初中和高中。西德威尔友谊中学培养了众多华盛顿精英。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戈尔的儿子、拜登的孙子都曾在西德威尔友谊学校就读。

戴琦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完成法学院,普通话流利,作为耶鲁学者曾在1996年至1998年在中山大学教授两年英语。

2011年至2014年,她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负责中国贸易执法工作、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就违反贸易规则的案件提起诉讼。在加入USTR之前,她曾在律师事务所、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的美国地方法院担任文书工作。

戴琦解决贸易纠纷策略被打上了实用主义者的标签,她会跳出自由贸易者与贸易保护主义者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能够基于现实做出理性判断。可以认为是一个介于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人物,不可避免的带有华人的中庸色彩。也就是一个受过彻底、完整西方教育,但依然具有华人特质的典型香蕉人。基于此,她是比余茂春更难对付的人物。

被母校重庆永川中学从状元榜上被铲除名字的余茂春,1979年考入南开大学,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5年到美国留学, 199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担任东亚和军事史教授。

特朗普上台后,余茂春进入特朗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其主要政策贡献是将贸易战建立在中美意识形态的不协调之上,这个出发点再结合川普的商人实用主义,最后形成目前美国贸易战的策略。

纵然余茂春被蓬佩奥大家赞赏,但余茂春所受训练以及个人经历只能作为一个高参,他所做的贡献只限于对他中国的理解,与中国的做事方式。基于余茂春个人经历,其行事必然要掺杂很多个人情感因素,加之学养和训练与贸易相去甚远。

反观美国发动贸易战时,所提条款无论有多霸道,但总是基于美国法律而提出具体条款。

所以余茂春纵然可以提出又准又狠的建议,但少了专业性和更高站位的智慧,其危险性和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戴。所以余茂春只能是蓬佩奥账下师爷,而戴琦则走上前台。这大概也是老华裔和新华裔之分。

戴2007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律师,为华盛顿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上针对中国的争端提起诉讼,她长期是国会工作人员,国会工作人员通常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次要角色,例如总顾问,在川普制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时,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她将在制定政府对华政策方面发挥作用,包括何时或是否开始对特朗普政府征收的3,7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戴对华策略的最新表态是在8月的一次小组讨论中,她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描述为“防御性的”,意思是川普的重点是确保中国遵守规则,如果不遵守,则采取对策。对于防御策略,她认为不够,“还必须具有令对方反感的元素,美国需要更好的攻势。

她说:“进攻必须是关于我们要做些什么,使我们自己、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盟友更快、更灵活、跳得更高、竞争更激烈。”

她具体建议,美国可以利用补贴和激励措施来帮助美国摆脱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过度依赖。美国和盟国从彼此购买,而不是从中国购买。如果制造商知道自己有保证的市场,他们就会有动力在国内生产更多产品。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厄尔·布鲁曼瑙尔(Earl Blumenauer)称,戴“知识渊博,耐心且富有创造力”具有“一流政治技能”。

在中美长期贸易战的背景下,以及余茂春成功的示范下,拜登见样学样,将戴从国会工作人员升为美国首席贸易大使,这是连跨多级的晋升。或许以华制华,任用华裔出任贸易高官将成为美国政府的长期策略,这样也好,谈判时直接用普通话就成了。

戴出任这一职务希望很大。民主党众议员唐·拜尔(Don Beyer)支持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理由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太可能同意让任何现任议员加入政府,因为这可能危及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地位。其次,在对华强硬方面美国两党几乎没有分歧,所以共和党没有必要否决一个比余茂春更危险的角色。

在特朗普政府中,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制定对华经贸政策方面发挥了核心作。所以贸易代表也将是拜登政府中极为核心的职务,如果获得通过,戴琦估计要将和拜登的主要幕僚托尼·布林肯(TonyBlinken)、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对华政策制定中展开竞争。

总起来看,从戴琦的使用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度,相比较川普政府的简单粗暴,拜登政府的打法将会更有章法,既会从意识形态方面发力,也会跳出自由贸易政治正确的束缚,拿出针对性操作。如果说川普是单拳出大力,拜登就是双拳组合,真奔着双赢去了——既要赢得贸易战的数字,又要保住自由贸易的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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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拟任命华裔女律师戴琦为贸易代表

纽约时报,ANA SWANSON,2020年12月10日

华盛顿——据了解其计划的知情人士透露,候任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预计将任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首席贸易律师戴琦(Katherine Tai)为美国贸易代表,这是一个关键职位,将负责执行美国的贸易规则,并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协商新的贸易条款。

戴琦得到了其国会同僚的大力支持,他们称赞她在谈判中帮忙对付了难以驾驭的政客和利益集团,才让修订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得以通过。2007年至2014年,戴琦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工作期间,在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的贸易行为成功提起了几起诉讼。

如果任命获得批准,身为亚裔的戴琦将成为首位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有色人种女性,贸易代表是内阁级别的官员,拥有大使头衔。

Politico网站于早前报道了戴琦的候选。

尽管拜登曾表示,在“对国内和对我们的工人做出重大投入”之前,他不打算开始商讨新的贸易协定,但他的贸易代表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这些任务可能包括确保美国的贸易规则得到充分执行,以及确保这些规则促进而不是阻碍拜登议程的其他部分,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通过诸如扩大“购买美国产品”项目来鼓励国内投资。

国会民主党人一直在争取戴琦的任命,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她将在确保《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的条款执行上发挥关键作用,该协议将在今年取代NAFTA。协议中包括对违反劳动法规的墨西哥工厂提起新的贸易诉讼,并确保墨西哥将完成对其劳工制度的大规模改革。

作为筹款委员会的首席顾问,戴琦在拟定民主党对美墨加协议最终修改的要求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协议是由特朗普政府谈判达成的。在这一职位上,她平衡了工会、环保组织、集团说客与本届政府之间的竞争性需求,并帮助敲定了一项在国会两院以较大优势获得通过的协议。

11月,在给拜登的一封信中,十位众议院女民主党人写道,戴琦在那次谈判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使她具有了作为下一任贸易代表“去领导实施和执行工作的独特资质”。

“戴琦清楚每一种让墨西哥和加拿大负起责任的办法,”这些议员写道。

虽然这个职位有时没那么引人注目,但在特朗普总统任内,贸易代表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特朗普曾通过这一职位对外国征收高额关税,并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拜登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将负责处理大部分遗留问题,包括帮助他决定是否继续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及是否继续将某些企业排除在这些关税之外。许多排除条款将于12月31日到期,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准备将其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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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議員聯名籲拜登選華裔Katherine Tai任貿易代表

中央社,2020年11月26日

美國民主黨籍總統當選人拜登將在這幾天打造他的經濟行政團隊,部分有力國會議員呼籲他選擇華裔的凱薩琳‧戴擔任貿易代表;她現為聯邦眾議院歲計委員會民主黨貿易顧問。

美國貿易代表一職權力廣泛,有時被稱為「貿易沙皇」(trade czar)。由於拜登承諾要推翻現任總統川普「美國優先」政策、創造國內工作機會、並懲罰北京違反公平競爭的貿易作為,預期這會是個關鍵職位。

熟知拜登團隊考量的消息人士透露,凱薩琳‧戴(Katherine Tai)在與川普政府協商於新版「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中加強勞工相關規範時,扮演了關鍵角色,在勞工及商業界也有堅實後盾。

凱薩琳‧戴曾在耶魯及哈佛大學求學,能說流利中文,曾在中國廣州的大學教過兩年英語;她還於2011年到2014年在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負責執行中國貿易相關事務,並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違反貿易規範的訴訟。

聯邦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民主黨籍參議員布朗(Sherrod Brown)以電郵回覆路透社提問時表示:「凱薩琳‧戴是執掌貿易代表署的最合適人選,我很驕傲地舉薦她。」

布朗還說,凱薩琳‧戴去年在美墨加貿易協定中替勞工待遇爭取到真正改善一事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且「她為了處理中國議題而做了獨特的準備,她知道如何與盟國合作,促進美國利益」。

10名民主黨籍眾議員25日呼籲拜登任命凱薩琳‧戴為貿易代表,在聯名信中稱她「有獨特能力與友善或不友善的談判夥伴協商,並推動優先事項」。

45歲的凱薩琳‧戴未回覆提問,眾議院歲計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發言人說,她目前不受訪。拜登的政權交接團隊發言人也不願置評。

今年8月,凱薩琳‧戴在「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論壇上,概述與中國來往的另一做法,不同於現任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發起的懲罰性關稅戰。

凱薩琳‧戴當時說,川普政府一向「強硬對抗中國」,但這種關稅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防禦性質,而美國需要更好的進攻行動。

她說:「我認為,進攻必須攸關我們如何讓自己及我們的勞工、產業和盟國能更快、更靈活地跳得更高、具有更強的競爭力。」

要爭取貿易代表一職,凱薩琳‧戴的勁敵包括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成員魏塞(Michael Wessel),以及眾議院歲計委員會成員葛梅茲(Jimmy Gomez)。

拜登据信将提名华裔女律师出任美国贸易代表

(VOA, 2020年12月11日)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据信即将提名一位女性华裔贸易律师出任美国新的贸易代表。如果这项提名得到参议院的核准,她将不仅是拜登政府首位华裔内阁官员,也将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少数族裔女性担任贸易代表。

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三(2020年12月9日)引述多个消息人士的话说,拜登将提名熟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法律顾问戴琦(Katherine Tai)出任下一位美国贸易代表,显示预计明年1月上任的拜登政府要求中国履行贸易协议和规则的决心。
此前,拜登表示,他会努力团结盟友的力量共同应对与中国的贸易问题,而且上任后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对中国采取的关税措施。
戴琦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2007年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贸易律师,担任过副总法律顾问和负责处理美中贸易问题的首席律师。2014年,她进入负责贸易立法工作的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并从2017年起担任委员会的首席贸易律师。
   在国会审批特朗普政府2018年签订的美墨加三国贸易协议时,戴琦在协议中添加了较为严格但让两大政党都能接受的劳工和环保准则的条款,被认为在国会最后批准这项协议的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因此获得了民主党人的好评和共和党人的尊重。
   戴琦的提名还必须获得预计继续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的核准。她在前奥巴马和拜登政府中负责处理美中贸易纠纷的经历可能在核准听证会上面临一些质疑。在总统大选竞选中,特朗普总统一直指责他的对手拜登以及前总统奥巴马在执政时未能强有力地要求中国履行贸易协议,容忍了“中国占尽美国的便宜”。
   戴琦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在首都华盛顿长大,能说流利的汉语,曾在中国的一所大学教过英语。台湾媒体说,她小时候经常随父母回台湾探亲。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10

旧文章ID:23692

岳东晓:微信起诉案最新进展;UCA递交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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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月如  来源:中美印象

  • ·        焦点:岳东晓律师和Jin Tong律师代表美国华人联合会(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简称UCA)就微信禁令一案于2020124日向位于旧金山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递交了“法庭之友”(Amicus Brief)的论辩。

  • ·      采访人:岳东晓律师,男,湖南益阳人,1968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学博士,计算机信息科学硕士。现居美国硅谷。在美国联邦法院就其PowerRPC知识产权针对美国若干上市公司的诉讼中作为原告获胜。岳律师也是2002年轰动一时的贺梅案(生父母争夺抚养权的案子)胜诉的关键人物。《赢在美国:贺梅案真相揭秘》的作者之一。

  • ·        什么是法庭之友:案件第三方的利益相关人就某一观点进行的陈述,以期其观点能够帮助法庭做出判决。

  • ·        微信上诉案件回顾: 202086日,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要求在45天内禁止微信在美使用,理由是微信与中资公司腾讯关系甚密。88日,由五位华人律师发起成立的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在新泽西成立;821日,该组织正式向位于旧金山的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920日,该法院的比勒法官(Laurel Beeler)判定微信用户联合会胜诉,暂时阻止了微信禁令的实施。特朗普政府不服判决,进行了上诉。目前,这个案子在同样位于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等待判决。


以下为采访记录:

1,很多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赢得连任,大家因此也对微信案松了一口气,认为微信继续使用成为定局。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微信上诉案件?

  岳东晓:这个案子目前在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进行上诉阶段,美国政府试图要推翻之前比勒法官做出的临时禁令。如果临时禁令的裁决被推翻,那么,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就会立即执行。反之,微信继续使用。如果美国政府不服输掉的上诉判决,他还可以选择上诉到最高法院。另外,目前法院只是颁布临时禁令,在诉讼过程中维持微信能够用这个现状。案子的实质诉讼还在继续进行。

  最后一个可能性就是拜登上台之后,废除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但是,目前这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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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日,您代表UCA向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递交了一份“Amicus Brief 。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Amicus Brief”吗?

  岳东晓:Amicus是一个拉丁文,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法庭之友。它指的是非当事人的第三方对某个案子有利益关系,第三方认为其观点可能能够帮助法庭作出判决,因此向法庭提供其观点,作为判决的参考。就拿封杀微信这个案子来说,涉及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方面的内容,所以,类似这种案子通常会有很多机构参与进来,表达观点。这一次的微信案件,除了UCA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之外,其他也有机构递交了这样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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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递交的这份法庭之友的文件中,主要观点是什么?

  岳东晓:首先,法庭之友的观点不应该重复原告的观点,因为法庭已经有这方面的材料了。因此,我们提供的陈述基本上没有和原告重复的内容。我们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特朗普的微信禁令违反了平等保护的原则(Equal Protection),换言之,就是禁令存在歧视性,具体来说就是歧视华人。这一点,是整个文件的重点,我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第二点,禁令侵犯了UCA自由结社的权利 (Freedom of Association),这里我引用的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例非常有启发意义,有兴趣的可以查看文件。第三点,根据UCA对在美华人使用微信的情况的调查支持原告的立场。调查额外提供了一些证据,比如在言论自由方面,以及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越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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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UCA对在美华人使用微信的民调来看,这个APP到底涉及不涉及特朗普政府所指控的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

  岳东晓:我在文件里做了一些比较。首先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根本没有就微信危害国家安全方面提供任何具体证据,这是加州北区法院已经裁决的问题。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上诉的时候提出行政命令更多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们认为总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可以采取措施进行预防。这是他们目前的主要论点。

  UCA提供的陈述里说,任何通讯工具都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比如SkypeFacetime等。为什么要单独挑出微信呢?这就是一种歧视。再说个人信息,在美国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比如谷歌地图把你家门口照的清清楚楚,Facebook上显示你的朋友圈,你的日程等等。如果有人来收集信息,这都是公开信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这些平台没有任何的关注,单单挑出来微信来说事呢?这些通讯工具的唯一区别就是一个的使用人群主要是华人,一个不是,而这就构成了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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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用户联合会是在新泽西注册的,为什么会跑到旧金山打这个官司呢?这和旧金山作为美国自由派大本营有关系吗?

  岳东晓: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美国的联邦法律应该是一致的。几位主要律师在加州,朱可亮就在加州。律师一般倾向于选择一个他们熟悉并且方便的法庭递交诉讼。这就可以是选择加州法院的充分原因。

  在硅谷打官司的优势就是法官更懂科技。因为硅谷的法官经常涉及到高科技的案子。在微信案件中,比勒法官就很明白政府的措施是完全关闭了微信使用的渠道。仅从文字上看,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以为政府为个人使用微信留有余地,这也是被告律师不停辩解的地方。但比勒法官没有被这些迷惑,认定这就是完全禁止微信的使用。

  在微信这个技术问题上,如果法官相信了被告的陈述,认为确实给用户留了一条路,那么其法律观点和法律判决也许就会大相径庭。

在特朗普的同一个行政命令里还禁了抖音(TikTok)。抖音在哥伦比亚特区(也就是首都华盛顿)法院起诉,法官是尼古拉斯(Carl J. Nichols)。这位法官是特朗普在2018年提名任命的。他在 这起抖音案件中裁决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颁布的行政命令是越权。这也是目前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考虑的法律问题。我们UCA刚刚递交的法庭之友的文件支持这个观点。

  事实上,针对同一个行政命令(包括微信与 TikTok)在越权问题上,加州北区法院没有做结论,但特朗普任命的法官率先裁定越权。目前的情况是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要求诉讼双方就越权问题进一步阐述,说明这个法律问题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文件里就这个问题做了分析说明

  所以,所谓自由派法官的论调属于无稽之谈。法官是专业人士,在微信这种案件中,法官的判决基础是法律和事实。

 

6,您能再详细分析一下像UCA这样的组织和微信的关系吗?为什么微信对于UCA这样的组织很重要?

  岳东晓:我们强调的是微信是一个通讯平台。微信的使用没有人强迫。它之所以被很多华人选择使用是因为它的设计或者功能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总之,因为各种原因,华人包括美国的华人选择了这个通讯平台。

  UCA的主要活动都是通过微信来联络。这不仅仅是对UCA而言,UCA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自由的选择了这个平台,这就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权利。政府辩护方的律师提出,为什么不换用另外一个平台。但问题是我们已经选择使用了这个平台,政府要强制停止你的使用,这就是侵犯你的权利。而且我为什么就要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呢?再说另外的方式也不是最适合的方式。

  假设现在微信就不能使用了,UCA在微信上组织的活动就会立即被中断。有些人可能不会英语,如果使用其他通讯工具的话,还需要进行培训。这种损失对于UCA这样的组织就是很实际的。

 

7,您在参与微信案件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岳东晓: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看到很多华人已经知道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在贺梅案件中,当时支持的华人相对较少。当然那个案子涉及到个人事件。

  但是,大家没有看清楚的是那个案件侵犯的是父母权的问题,也是基本权利的问题。微信案件涉及到很多人的直接利益,微信用户联合会收到的募捐都达到了上百万美元。这说明华人群体是一个有实力的群体。朱可亮律师团队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组织起来进行这样的诉讼,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在我们华人的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即阻止总统行政命令的实施。这在华人的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

  当时UCA和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律师也在讨论是否要法律起诉,但微信用户联合会那时候已经提出诉讼了,我们决定加入到支持他们的队伍中。
(本采访首发于UCA公号北美新视界。)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10

旧文章ID:23691

黄潇丹:中美两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及政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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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潇丹  来源:中美印象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化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19年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数字经济占据了全球GDP4.5%15.5%。中美两国的信息通讯技术对于全球经济的附加价值的贡献占据了全球的40% 。随着各国数字经济由消费型转向产业型,比较分析中美对于数字经济的政策有助于我国找到自己的短板,从别国吸取经验教训,增强我国数字经济的韧性和激发更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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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表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指出我国目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格局总体呈加速增长态势。2018年,数字经济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34.8%,在2019年达到36.2% 。随着《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我国的数字经济由消费需求牵引。这其中各个数字化平台成为促进互联网经济的主力军,微信在中国有约十亿的活跃用户,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几乎占据了中国移动支付的全部市场份额。同时,阿里巴巴大约占据了中国60%的电商市场。在“十三五”信息化指标中,2020年信息产业收入规模达到26.2万亿元,网络零售额达到10亿元。为了享受信息全球化的红利,我国也积极参与到了各种区域性信息合作中,深化国际信息互联互通,包括世界互联网大会、中美互联网论坛、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中国—东盟信息港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网上丝绸之路论坛,以及一带一路沿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意味着我国在进一步推进数字化经济具备巨大的潜力和市场。

然而,我国的信息化产业也有着较为明显的短板。比如自主创新能力欠缺。即便我国已制造出一批高质量的高科技产品,例如无人机,无人超市,智能诊疗系统等等,但核心技术如芯片、发动机等技术的欠缺,依旧折射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尤其是在美国对华实施禁售令后,自主创新成为了必需的主攻方向。正如阿里云副总裁李津所说,“中国只有两种云,一种是拿来主义的云,一种是自主可控的飞天云。自主可控才能走得更远“。第二个短板是地域间尚存在较大的差异,北京和上海的数字经济在地区的GDP占比达到了50%以上,数字产业化在GDP占比在广东、江苏、北京的地区经济中超过15%,而在一些西部省市如宁夏、青海,占比只有2%左右。这说明数字产业化与地区的产业结构息息相关,在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数字产业化对经济的贡献远高于第一二产业较为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针对上述我国数字经济的潜力和短板,加强内部创新同时鼓励本土科技走出国门可以进一步激发我国数字经济的活力。从消费型数字化转向产业型,开发产业自主创新的潜力,通过核心技术突破的激励机制,培育核心技术创新企业等等。同时,随着数字经济催生出人工智能等新劳动力,促进新劳动力和传统劳动力结合从而赋能劳动力,避免技术挤压劳动力带来失业率增高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也提出了“四化”的框架来进一步引领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另外,海外信息网络的布局也在迈进,例如鼓励在“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市部署数据中心等设施。

美国由于信息技术发展较早,各种核心技术和产业已渐趋成熟,在数字经济中成为引领全球的风向标。尤其是科技巨头对于全球互联网市场都占据垄断地位,谷歌占据了全球搜索引擎市场的90%,脸书则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社交软件市场。美国的计算机服务行业在世界遥遥领先,对于整个产业的增值几乎是排在美国之后9个拥有最大的计算机服务经济体的总和。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2018年美国的数字经济占比GDP9%,贡献总就业率的5.7%。有学者认为,和中国的劳动力赋能型数字化经济相比,美国的数字经济更多是取代劳动力;即使其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却在放缓。预计到2025年,美国会有一千两百万中级技能的岗位被自动化和数字化取代。然而,自今年以来,美国的数字经济呈现出加速度放缓的趋势。一方面是受到疫情的强力冲击,宏观经济整体走弱,另外也由于新空间挖掘不足,接近发展的瓶颈期。

目前美国政府的数字经济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揣摩。第一,重点强调了对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保护。美国商会在2018年发布的数字化新政中表示,需要加强对专利、版权、商标等的保护,从而使得这些知识产权在促进公平竞争中发挥作用。另外,新政中表示应该加强信息安全伙伴合作,调动政府和私营企业增强互动,建立更完善的事前预防机制,而不是事后的个案报告。相比欧洲较为全面的通用信息保护法,美国的信息保护常被批评为 “补丁法律 “,即每当发生一起信息安全事故,才会在某一方面完善信息保护。第二,美国近期一系列对华强硬政策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数字化崛起的焦虑,同时也体现出美国把信息安全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的决心。今年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了” 网络清洁 “计划,旨在应对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威胁。美国强调了和欧盟等西方国家建立网络安全合作,并抵制对华出口芯片等,这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挑战。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让在家办公(Work-from-home)成为了新的工作模式。纵观包括中美两国的数字经济格局和政策,不难发现不少地区都有逐步数字产业化的趋势。但中国和欧盟更加偏向技术为劳动赋能,而美国则更偏重于技术替代劳动力。由于强大的市场份额和先进技术,在未来几年中美主导数字经济的局面将会持续。然而,随着信息全球化和信息散播渠道的复杂化,数字经济中的很多方面也越来越演变为主权问题,掌握核心技术、信息治理、网络安全等逐步成为国家角逐的焦点。也可以看到,即使是欧盟这种美国的传统盟友,在最近也做出了一些制约美国的政策,比如最近欧盟正准备以违反反垄断法之名起诉美国的亚马逊公司,如起诉成功,亚马逊可能会面临100亿美元的罚款。另一方面尽管欧盟对待中国的科技公司非常谨慎,禁止华为在欧盟开展5G业务,但并不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目前并没有像美国一样抵制TikTok,这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尚有一线生存空间。 因此,找准机遇对于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10

旧文章ID:23690

黄潇丹:拜登时代对于南海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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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潇丹  来源:中美印象

  随着特朗普时代过去以及新上任的拜登总统慢慢选拔出他的执政团队,我们的目光也随之聚焦到一些关键的中美议题冲突点上。南海问题向来是两国的博弈场,中国对于主权问题寸步不让,而美国却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帜大肆开展联合军演和巡逻活动。拜登是否会延续特朗普时期的频繁挑衅?是否会变本加厉地联合起美国的盟友牵制中国?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弄清几个关键的要素:拜登的国家安全系统团队的核心人物,以及拜登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扶持美国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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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领导层

  128日,拜登赢得大选刚一个月,便决定由四星上将洛伊德·奥斯汀 (Lloyd Austin)担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年67岁,曾经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总司令,作为第一位当选国防部长职位的非裔,这个决定非同小可。

  在今年轰轰烈烈的乔治·弗洛伊德事件过后,美国对于少数群体(其中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群体)的地位十分重视。对于很多本来就是民主党为主的州来说,多元化和包容性更是被当成了一项首要的任务被提上议程。例如,麻省是美国最深蓝的州之一,州长查理·贝克在10月刚提名了第一位黑人女性作为大法官的候选人。
  但如果大概浏览一下奥斯汀的履历,发现他的大部分服役经历都是在中东。他曾今是驻伊拉克美军的总司令,主要的任务是和伊拉克的一个武装组织作斗争。他几乎没有做过任何与中国相关的工作。

  另外, 根据美国的宪法,服役的军人必须要在退役后至少七年过后才能够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军队和政治分开。很多白宫的高级官员都认为特朗普时期把军队政治化给美国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因此,目前国会正在就是否免除奥斯汀受这项“七年规定”的限制进行争论。
  由于这项规定,向来对于多元和包容化十分看重的民主党人似乎也对奥斯汀的提名感到并不满意。
129号,华盛顿邮报便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党人必须捍卫法律,反对任命洛伊德·奥斯汀为国防部长“ (Democrats need to defend norms. They should oppose Lloyd Austin’s nomination)的文章。他们认为宪法对于军人担任政治领袖的限制是有道理的,不能因为一个人去推翻宪法。

  因此,由于缺乏对华经验,加上作为军人缺乏从政的背景,使得奥斯汀这个新任国防部长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盛气凌人。相反,比起拜登的另一个国防部长候选人米歇尔·弗洛诺(Michele Flournoy),在对华政策上奥斯汀似乎显得温柔得多。弗洛诺是有名的对华强硬派,如果她当选,对于南海可能会有更大规模的军演、更强硬的制裁政策。
所以奥斯汀更有可能的政策是延续美国在太平洋既有的常规军演和巡逻,不太可能采取非常极端的军事政策。

  而对于拜登而言,任命奥斯汀更大的意义是对美国国内来讲,有学者认为,拜登任命一位少数族裔的领袖,在中期选举中更利于赢得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因此,如拜登的其他政策一样,他目前的首要考虑因素都是内政而不是外交。

  另一个影响未来几年海南态势发展的重要人物是白宫的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拜登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一样,沙利文也被认为是较为靠中间派的政治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投射美国的影响力来遏制对手,一方面又保留一线在某些领域如环境方面合作的空间。

  因此,沙利文的南海政策,可能更多的依旧是依靠在盟友中重建美国的威信为主。

巩固盟友

  对于拜登而言,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应该就是重新取得盟友的信任,建立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时期由于极端又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使得很多美国的传统盟友纷纷和美国闹僵。

  拜登一上台,便立马安排了和日本的新首相菅义伟的电话会议。拜登向菅义伟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对于近期和中国在钓鱼岛上屡屡摩擦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颗定心丸。拜登主动在和菅义伟的谈话中提及了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并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而第五条的内容,便是如果日本所管辖的领土遭到袭击,美国将会出兵援助。
  这对于南海问题来讲,的确是一个不太有利的信号。拜登下定决心维护美国的盟友,要修护和盟友的关系。进一步彰显要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牵制中国的决心。但是,会有和美日同盟同等级的条约来给美国趁机进入南海的借口吗?目前来看并没有。

  美国和菲律宾曾在1947年签署了美在菲继续使用和扩大军事基地的协定。但由于菲律宾民族主义被激起、美菲双方就基地费用产生不和,该协定在1991年废除了,美军也随之撤出了苏比克湾与克拉克空军基地。

  在南海和中国有利益冲突的东盟各国向来在中美博弈上处于尴尬的位置。一方面不希望得罪中国,一方面又希望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和他们站在一边。但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在近年来,东盟各国对于南海的问题更加的独立也更加强硬。今年的东盟峰会上,轮值主席国越南指出了地区的“势力角逐和摩擦”是目前东盟必须站在统一战线的理由。
  但是,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的签署,亚太的区域平衡似乎又有了新的转机。这一项伙伴协定使得中国和东盟以及日韩的关系更为紧密。这在中国的外交层面上的确是一个机遇。

  然而,从近二十年一系列的外交形势来看,这并不代表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在美国看来,中国向来会把经济合作作为“制约”东盟国家的砝码。而这一把经济保护伞又恰恰并不是刀枪不入的。随着拜登开始着重审视美国在全球化扮演的角色,便会一个个把那些特朗普时代退出的协定和伙伴关系重新加回来。

  所以,单单依靠经贸合作对于消除中国在南海的顾虑是远远不够的。正在协商当中的《南海行为准则》如果处理得当,对于亚太的区域安全将起到很大的稳定作用。

  由此看来,拜登总统的新团队对于南海来说,确定性大于不确定性,政策可预测性大于特朗普时期。对于那些已经被制裁的参与到“南海军事化”的企业,制裁措施仍将继续。但是笔者不认为近期会有新一轮的针对南海基建的制裁措施。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拜登对于重建美国在盟友当中领导力的决心。这对于中国来说,将是一项外交和耐力的挑战。

来源时间:2020/12/10   发布时间:2020/12/10

旧文章ID:23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