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IPP评论

作者： 马扬科杜·凯拉特·纳拉亚南(Mayankodu Kelath Narayanan)，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

2020年10月26—27日，印度和美国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第三届印美“2+2”部长级对话会，此次对话会的意义非比寻常。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印度将成为“本世纪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 印美的战略考量

对话会期间，印美签署了《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该协议允许双方交换高度机密的地理空间情报，意味着印度正式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除此以外，双方还计划将双边合作关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涉及军事合作、安全通信系统和信息共享、国防贸易等议题。 如今，印美在军事情报、后勤补给、军事通信、地理空间信息等方面都有了合作关系。随着BECA的签署，印美实质上已经开启全面军事合作的大门。在2016年、2018年举行的印美“2+2”部长级对话会中，双方签署了《物流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及《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COMCASA)。印度媒体形容这三项“基础性”军事协议为奠定印美军事联盟关系的“三驾马车”。 本文认为，上述协议的签署宣告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架构的一部分。往届的印度政府曾一度拒绝与美国签署军事协议，理由是会损害印度国防的安全性和独立性。事实上，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协议中有条款明确规定美国不可侵犯印度国防的安全性和独立性。 印美结盟的利与弊

与美国共享高度机密的情报无疑是把双刃剑，美其名曰“发展互操作性”，实际上是“引狼入室”。BECA签署后，美国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印度军方最核心的数字化空间。鉴于美国强大的网络能力，不能排除美国对印度进行恶意网络活动的可能。 BECA的签署也意味着，印度“不结盟”的传统外交策略走向了终结。有观点认为，印度偏离了“不结盟”立场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今世界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务实外交才是明智之举。换言之，意识形态模糊化更适合今天的印度。

即便如此，在追求务实外交的同时，也有可能会陷入机会主义的陷阱。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其最新著作《印度之道：应对动荡世界之策》(The India Way: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中指出，“鉴于全球流动性的迅速增长，印度有必要巩固和扩大伙伴关系”。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就必须跟更多的国家签署军事协议，但是收获大，风险也大。 印度外交政策的转变

种种事例表明，印度外交政策正在转变，例如，过去印度一直对“四国集团”的构想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主要是鉴于其强烈的反华属性，但最近印度却一反常态，邀请澳大利亚参加其主办的“马拉巴尔”海军演习(史上首次美日印澳四国参与的联合军演)，还对组建四国集团表现出积极的意愿。 本文认为，在外部威胁倍增之际，印度与美国走近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印关系一直跌宕起伏。即便如此，印度一直试图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2018年4月，印度总理莫迪前往武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非正式会晤。武汉会晤后，有关分歧得到了妥善管控，两国关系也恢复了正常化。

然而，印度的外交重心却在不断地向美国倾斜，印中关系恐再次面临挑战。目前在中美激烈对抗的大背景下，BECA的签署表明印度选择了站在美国的一边。 与其选边站，不如把精力放在重建印度在南亚和西亚的影响力上，或许能给印度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首先，搞好周边外交，因为目前印度的主要邻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与印度在众多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其次，确保印度-阿联酋关系平稳和持续发展，尤其是要确保阿联酋与以色列的亲近不会危及印度在西亚的利益。最后，努力恢复印度-伊朗关系正常化。 印度仍需与中美划清界限

印度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在中东的定位，以避免陷入战争的泥潭。2001年以来，印度就一直支持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且从未向塔利班低过头，印度坚持反塔利班的立场对印度的中东政策影响深远。考虑到印度过去几十年来对阿富汗民主建设的巨大投入，现在是时候让阿富汗回报印度了。 本文认为，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印度既要讨好美国，也要考虑到自身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身份，这在印度外交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印度对“不结盟运动”的冷淡，以及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疏远，印度未来有可能会丧失“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身份。一旦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 印美结盟对印俄关系的影响

与美国过于亲近势必会影响印俄关系。近年来，印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虽然不如2014年以前那么强劲，但两国关系仍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印俄年度双边峰会也从未中断过。如果印度继续与美国走近，印俄关系就会出现动摇。

当然，随着中俄关系的日益密切，印度更不能将俄罗斯视作战略盟友。因此，如何在不破坏印俄关系的前提下发展印美关系对于印度而言，又是一个重大挑战。本文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持印俄关系的稳定，更必须切实管控风险，确保印俄关系不失控、不脱轨。

本文系IPP独家译著。译：曾辉，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来源时间：2020/12/9   发布时间：20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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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2/07/america-needs-a-new-economic-philosophy-foreign-policy-experts-can-help/

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新的经济哲学引导

作者：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

译者：李直珊

法意导言

11月7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已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12月4日，结果最终确认有效，拜登正式获得足够多的选举人票以入主白宫。随着拜登首批内阁名单的公开，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之一。奥巴马政府时期，沙利文曾担任国务卿希拉里的副幕僚长和国务院政策设计部主任。2013年2月，成为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2016年大选期间，担任希拉里的外交政策顾问。2020年2月7日，他与曾在希拉里手下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的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共同撰写了《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哲学，外交政策专家将提供帮助》(America Needs a New Economic Philosophy Foreign Policy Experts can Help)一文，讨论为什么美国大战略应考虑“新经济哲学”。两位作者认为，美国应当以史为鉴，认识到投资不足的严重后果，积极开展政府的介入活动，谨慎盲目扩大贸易，避免囿于已有的普遍认知，将跨国公司和国家相对分离开来考察，同时，寻求外交政策专家的帮助积极探索新的经济模式。

美国外交决策者如今所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以经济术语衡量和行使权力的世界。威权资本主义正在挑战市场民主的主流模式，而技术性颠覆、气候变化和不平等不断加剧政府和人民之间契约的紧张。这样一个世界里，经济，至少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将决定美国地缘政治的成败。

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经济尤其重要，要知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已经达到了苏联从未有过的水平。尽管军事实力仍然很重要，中美之间的新兴大国竞争最终取决于两国将如何有效地管理本国经济，又将如何塑造全球经济。

回顾美国从共和国早期到二战后时代的这段历史，大战略的转变不时迫使经济哲学发生转变——从重商主义到绝对的自由放任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而国家安全的论点已被证明是确保这种变革的关键。在美国进入大国竞争新时代，与不平等、技术和气候变化等强大力量作斗争的今天，情况也是如此。

以史为鉴，美国需要超越过去几十年的普遍经济意识形态(有时不完全称为新自由主义)，重新思考经济如何运作、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该做出哪些调整——这是地缘政治上的当务之急，也是一种经济任务。同样的道理，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界应该遵循历史经验，在这场关于国内经济政策的辩论中发挥积极作用，倡导并协助推进必要的改革。

如今，温和派国内政策专家正在经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清算，他们承认经济学家的众多误判，也坦承采取重要纠正措施为时已晚。温和派国内政策专家的态度使得有关工人权力、资本征税、反垄断政策和公共投资范围等问题的辩论发生了转向。虽然外交政策专家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但在基本问题的判断上他们还没有形成共识。现在是外交政策专家对国内和国际经济假设需要改变什么形成更敏锐、更系统的意识的时候了。

在过去三年里，为了应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全国紧急状态，民主党人和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联手捍卫一系列有关联盟、价值观和制度的重要主张。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忽略在艰难的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或者避免回答这些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外交政策专家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问题交给了一小群管理国际经济事务的专家。

这种顺从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学和外交政策应该分开，似乎把这两者混在一起会让长期以来被视为客观科学的经济学受到地缘政治自私自利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外交政策专家和美国社会大部分人一样，已将这种经济正统思想内在化，并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在他们看来授权只是一种便利。例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和乔治•W•布什政府在处理国内经济政策时的方法相差千里，但在处理对外经济政策时的手段却高度一致——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但外交政策专家不必，也不应该，在新兴的经济政策辩论中置身事外。过去，美国的大战略建立在与当时形势相适应的经济理论基础上，战略家拥有核心话语权。例如，在建国初期，美国一直拒绝在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帝国，因为它很清楚自己无法在这场竞赛中战胜法国和英国等老牌大国，所以美国采取了自由贸易模式，并成为了这种模式的有力传播者。事实上，美国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早期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缘政治的生存有关。

冷战也产生了类似的故事。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倡的方法，以苏联经济无法匹敌的速度发展经济。其中包括通过公共投资和有利于充分就业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需求和工业生产。尽管历史倾向于将当年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归结于为对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世界大战的一种显而易见且不可避免的回应，但在冷战初期，很难说这种做法会巩固为正统理论。

美国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系列的声音都提出与苏联竞争，要求摒弃大萧条前几十年主导的政府不干涉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哲学，这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声音，比如1933年至1944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和资深外交官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肯南在冷战初期就曾强调要进行更具扩张性的经济，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政策恐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错失良机”。

历史再次敲响了警钟。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变化，应该会在当代外交政策体制内激起类似的本能。今天的国家安全专家需要超越盛行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这种哲学可以概括为对竞争市场的反身信心，是最无可置疑的最大化个人自由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这种哲学同时认为，政府的作用最好限于通过执行产权来保护这些竞争性市场，只干预所谓的罕见的市场失灵事件。

外交政策的建制派不必提出下一个经济哲学，他们只需要为正在展开的有关“新自由主义应遵循什么原则”的辩论提供地缘政治视角，然后在新自由主义出现时为国家安全提出理由。

为此，外交政策界需要摒弃一些陈旧的假设。尽管前一种方法中最具破坏性的部分正在被主流经济学抛弃，但某些比喻仍在外交政策对话中挥之不去。

首先，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投资不足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国债更大。海陆军定期在美国国会为此作证。然而，在华盛顿内外的年度会议上，高级国家安全专家仍然在猛烈抨击债务是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但眼下，毋庸置疑，长期性经济停滞而非债务才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担忧。毕竟，世界过去长达10年的现场实验已经充分展示了在经济低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紧缩和投资不足是如何创造出破坏稳定的独裁者的，就像匈牙利的维克托•奥班(Viktor Orban)和巴西的贾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那样。

这并不是说债务和赤字无关紧要。恰恰相反，这是为了强调可收回的债务和坏账的区别，这一点在当今的经济圈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开始坚持投资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教育，这些举措将决定美国相对中国的长期竞争力，因此长期来看是可收回的、好的债务。在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利率都滞后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们不应被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关于美国负担不起这些投资的论调吓倒(如果2021年民主党人上任，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很可能会回归)。

不过，在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不足的情况下，坏账确实会带来一系列风险。特朗普政府2018年的税法标价1.5万亿美元到2.3万亿美元就是一个昂贵的教训，这个数字相当于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成本的两到三倍。现在，流减税(trickle-down tax cuts)简直就是催命符，让原本就不乐观的处境更为艰难。在企业和美国最富有的人看来，流减税只不过是一种僵尸意识形态，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那里重新分配给最富有的人。因此，外交政策界应废除流减税。

其次，倡导产业政策，广义上说，倡导政府进行重塑经济的行动。在绝对的自由放任主义时代，这种行为一度被认为令人尴尬，但现在，政府介入是很自然的事。尽管有40多年的停滞期，20世纪80年代前，产业政策在美国深受欢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对美国制造业的设想是美国的第一项产业政策。从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美国体系”，到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州际公路网”，再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这一传统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延续着。

产业政策的重提不应只是简单地重新拾起几十年前国家放弃的东西。越来越多的共识表明，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投资需要跨部门创新的大规模项目上，比如登月或实现净零排放，而不是专注于挑选特定领域的优胜者。

重返产业政策的最大地缘政治原因是气候变化。仅通过征收碳排放税无法解决问题，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大量经过深思熟虑的、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通过研发、部署新技术、发展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为美国向“后碳”经济转型提供保障。同时，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尤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制造2025》是一份为期10年的蓝图，旨在让中国在商业和军事领域成为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领导者。准确的估计难以实现，但中国仅补贴就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些投资已经在人工智能、太阳能和5G等多个领域获得了丰厚回报。许多专家认为，在这些领域，中国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

如果华盛顿继续对私营部门研发的高度依赖，美国企业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的失利也将继续。这些研发主要着眼于短期的盈利应用，而非长期的变革性突破。如果美国缺乏在危机中生产从军事技术到疫苗等必需品的生产基础，美国将更加不安全。

第三，人们普遍认为，每一项贸易协议都是好的贸易协议，扩大贸易永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政策制定者必须超越这一“共识”。细节决定成败。无论人们对TPP有何看法，美国国家安全共同体都毫无疑问地支持它，而没有探究其实质内容。多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犯了太多的错误，导致以表面价值为依据的赞成贸易的论点通常得不到支持。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类似认错的言论，他指出，在谈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时，自己“错过了一个关键的部分”。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回应大卫•奥托尔、大卫•多恩和戈登•汉森的著作，这些著作记录了大量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向中国的情况。然而，传统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辩论中对这一结论嗤之以鼻。

新思想家们还超越了个人协议的范畴，对应用于当今经济的贸易理论的一些基本前提提出了挑战。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原则上任何输家都能得到补偿，那么贸易必然会让双方都受益。不难想象，这种观点受到了不少质疑。考虑到美国最初通过征收公司税来获取、广泛分配这种“收益”的黑历史，这种质疑更容易理解了。

因此，更好的贸易方式应该包括更积极地打击避税天堂和弥补制度漏洞，这些漏洞破坏了许多理论上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政策制定者还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美国的工资水平和创造高薪就业岗位上，而不是如何让企业的全球投资更安全上。举例来说，为什么向高盛(Goldman Sachs)开放中国金融体系会成为美国谈判的优先事项?外贸政策与国内投资应当联系起来，这样贸易调整才不会是一个空洞的承诺。

如果做得好，走一条不同于往常的道路应该会带来战略和经济红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反对货币操作的规定可以通过限制中国的筹资能力，帮助到美国中产阶级，并维护美国的战略地位。比如限制“一带一路”倡议，因为该倡议旨在通过一系列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增强中国在多个大洲的实力，中国通过其外汇储备储备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很多资金，这是通过多年大量干预外汇市场以压低其货币价值，从而使其出口更具竞争力积累来的储备。

第四，外交政策专家必须放弃这样的观念，即对美国跨国公司有利的必然对美国国家也有利。美国外交官用纳税人的钱周游世界，为美国公司能在外国赢得合同和交易到处奔走。但是，这些合同和交易创造的就业机会往往是在海外，而不是在美国，而且所有或大部分利益都给了投资者，而不是美国工人或美国社区。

以制药业为例，美国在药品研发方面无可争议地处于领先地位，大多数美国谈判代表都将药品视为出口优势的来源(因此在美国的贸易协议中，大型制药公司都享有慷慨的条款)。然而，现实却与谈判家们所想的截然不同——美国拥有知识产权，但活性成分大部分是在国外生产的。这听起来似乎是全球化的一个不足为奇的事实。然而，美国最大的药品进口来源不是低工资国家，而是爱尔兰和瑞士。

这不是意味着全球资本向低工资国家转移，而是因为避税的缘故，事实上避税收入几乎占公司每年税收收入的20%。

这样做的结果，正如经济学家布拉德·塞泽尔(Brad Setser)指出的那样，美国制药行业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民用航空行业的顺差。也就是说事实上，美国进口的药品比智能手机还多。显然，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在一个已经完全脱离美国利益的行业上投入如此多的政治资本，这一点还远不明显。

政府为公司辩护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未来的美国政府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为在海外经营的美国公司使用外交手段时，应该考虑税收结构和收入。

最后，在一些领域，外交政策专家的帮助对于找到答案至关重要。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重振反垄断政策的激烈辩论。鉴于有证据将经济集中度与低增长、工资停滞以及日益严重的不平联系在一起，无论出现什么新的经济共识，新的反垄断法都将是一个必要特征。

但是，一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打破了大型技术平台，这可能只会将全球市场份额拱手让给中国的科技巨头，除非美国政府也在国内也推动新的国际反垄断战略。尤其是考虑到悬而未决的一系列战略技术，外交政策界应就这些技术的生产地点和生产方式发表意见。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由国家安全问题以及提出问题的领导人所推动的论点，是一种强有力的验证来源，往往决定哪些观点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或严肃的，而哪些则不是。如果外交政策界能帮助证明这一点，如何管理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常识将更容易获得认同。这很重要，因为对当今世界来说，新的大战略的好坏取决于其背后的经济哲学的好坏。过去的假设导致了国内流离失所，也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弱点和盲点，是时候抛弃它们了。

外交政策界应该积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此。

文章来源：

Jake Sullivan, Jennifer Harris, America Needs a New Economic Philosophy Foreign Policy Experts can Help, Foreign Policy, Feb.7th.2020

译者介绍： 

李直珊：中央财经大学财经新闻专业大四在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即将成为一名法硕学生。

来源时间：2020/12/9   发布时间：2020/12/8

旧文章ID：23670

作者：龚克瑜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小i导读】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大选之后，国际形势孕育新局，值得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韩国亚洲大学中美政策研究所以及金九论坛于2020年11月12日联合主办第七届中韩政策学术会议。本届会议以“全球秩序变化与中韩关系”为题，汇聚了两国专家深入探讨关键议题，寻求更加稳定与强化合作的中韩关系及政策方向。

中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龚克瑜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对中美战略竞争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这一主题进行发言。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变革和动荡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对比、战略基础、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不断调整亚太战略，“制衡”、“牵制”中国的色彩浓厚。“政治素人”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起伏直接影响到地区局势。在东北亚地区，美国在战略上，加强与盟国的关系，深化盟友的实质和内涵，借助东海、台海和南海问题对中国形成制约;在经济上，美国以美国优先、美国利益为口号，不惜与中国展开贸易战，并通过封杀华为公司等升级为科技战，将来还可能会升级到金融战、汇率战、产业战等;在军事上，美国战略重心继续东移，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加快军事部署和地区介入。随着美国大选的进行，特朗普政府更是在经贸、科技、人员交往等领域接连对中国无端设限和打压，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人权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蓄意攻击抹黑。

中美关系发展的变量主要在于美国方面，主要是美国本身和美国领导人(总统及其主要幕僚等)。从美国本身来看，2020年以来，美国深陷“三重危机”，也就是公共卫生危机、种族民族危机、党派政治危机，而大选结果的纠结进一步深化了两党、各派和民众的撕裂和矛盾。从美国领导人来看，总统个人性格、外交政策等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

虽然中国方面普遍认为，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博弈已经呈现必然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但是，中国方面还是认为“中美博弈不是美苏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国方面也强调“中国无意也无力改变美国，更不想取代美国”。

对韩国而言，中国和美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不得不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不明，韩国面临“中国还是美国”、“经济还是安全”、“多边还是单边”、“同舟共济还是独善其身”等不同选择，不得不夹缝中生存。近几个月，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国防部长等多名高官陆续访问美国，希望达到几个目的，包括争取美国政府和政界强化美韩同盟的承诺;试图重启朝美、朝韩对话，打破半岛僵局;推出和平协定、无核化进程等方案与美方沟通。从现实情况看，美韩频繁接触暴露出美韩在终战宣言、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和承担防卫费等方面的分歧。面对美国的重压，韩国进退维谷，既需要美国在加强安保防卫和稳定地区局势方面的帮助，也无法切断与中国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

另一方面，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单边主义横行、贸易保护主义泛起，冲击着自由贸易体系。特朗普还频频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由，对韩国提出大幅增加美国驻军“经费”的要求，并以自由贸易协定、经济贸易合作或者军事安全援助等为要挟，逼迫盟国就范。在全球面临秩序转换、格局调整、大国关系剧变、国际规则重建等一系列变革中，为减少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中韩可以在多领域、多层面、多地区展开合作。

就朝鲜核问题和朝美关系而言，拜登政府将表现出与特朗普政府的不同，也就是将重视“自下而上”的实务性、工作层面的外交，而非“自上而下”的首脑外交，将更重视与盟国的合作，遏制所谓朝鲜核威胁和地区挑衅行为。拜登政府也将展现出与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的不同，原因在于，一方面朝鲜的核武能力已进一步提升，美国认为对其威胁上升;另一方面，美国内部“战略忍耐”的成效也饱受诟病。拜登方面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政策回顾和反思期，在此期间美国会强化对朝制裁与施压，并维持对朝孤立政策。拜登虽然比特朗普更加重视盟国的作用，但是由于韩国2021年下半年将进入总统选举的预热，美韩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并非易事。

来源时间：2020/12/8   发布时间：20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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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么思齐  来源：腾讯新闻

大选结果出炉两周后，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陆续公布了新内阁的部分核心成员名单。除了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之外，其他人都追随拜登多年，也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老面孔。但对拜登而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精英政治的回归，他正处于美国前所未有的内外危机交缠的节点，并且留给他的是一个没有中间道路的极化环境。

新内阁团队

虽然“对华强硬”成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面对拜登这样熟悉中国事务的传统政客，中美关系一定程度上迎来了新的契机。就拜登新内阁成立后的种种挑战以及对华政策，《凤凰周刊》采访了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 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他强调，中美双方要利用这个机会，重建在特朗普时期几乎全面停摆的交流渠道，这才是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起点。

赵穗生教授

拜登很难延续传统外交风格

《凤凰周刊》：随着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很多人评价说，即便特朗普时代结束，特朗普主义还在。在你看来，特朗普时代会给拜登留下什么?

赵穗生：特朗普2016年上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社会对共和党建制派新保守主义抵制的结果。所谓新保守主义(Neocon)是一种基于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对外干涉主义，最主要表现是“9·11”事件后时任总统小布什发起对外战争和干涉主义。

现在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 (isolationism) 情绪仍然很强烈，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且这次获得7400万人的支持，与这种情绪有很大关系。特朗普限制移民、不再对外扩张、没有进行直接对外战争、把对外资源拿回国内，这些主张都满足了国内的这种情绪。

拜登的外交政策理论基础是民主党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与新保守主义殊途同归，都是要传播美国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下，拜登的外交政策会继续追求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重建过去那种盟友体系。但是时过境迁，美国已经没有这么强的经济实力，毕竟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很大;而在国内，他的政策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尽管拜登用的都是他信任的建制派老班底，但这些人进入政府后在外交上的作为相当有限。特朗普虽然离开了，但支持他的民众力量还在，这股力量将牵制美国的内外政策。拜登要改变过去四年中所有的政策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能否做到也很难说。

拜登当选后一直强调，他将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但他不可能如愿——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迎合特朗普的支持者，如此一来选择拜登的8000万人就会不满。如果拜登不考虑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就做不成全民总统。他的两难处境非常明显，尤其是特朗普到目前都没认输，而且共和党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特朗普的政党。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时代结束了，但特朗普主义还会延续，这也是对拜登的最大挑战。

《凤凰周刊》：拜登新内阁中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国安顾问杰克·沙利文等人都是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的老面孔。这是否意味着拜登政府会延续奥巴马时期的风格?

布林肯

赵穗生：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奥巴马时期的风格?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非常传统。当时的背景是从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而且“9·11”事件后美国在外交事务上过分透支。奥巴马因此想重新设定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帮助美国走出经济衰退。这样的内外环境迫使奥巴马选择在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上以建立合作关系为核心。

当时美国声称欢迎一个崛起的中国，并强调美中之间的共同利益。后来美国意识到，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因此搞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来重新定义对华关系，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逐渐压过了合作。但奥巴马时期的总基调还是致力于两国之间的合作。

而等到拜登上台时，国际环境彻底变了。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了，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了。现在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智库，整个大环境都把中国当做对手，特朗普政府里甚至有人把中国当做“冷战敌手”。因此拜登很难延续奥巴马时期的风格，尤其是其对华政策。

不过，美国的传统外交风格强调与盟国的合作，强调美国要作为世界领袖承担国际责任，占据道义制高点，有责任维护全球各个地区的稳定、经济自由化，这整套思路不能简单说是奥巴马的风格，奥巴马也是延续了这个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受到很大的破坏，拜登在这一层面重新回到奥巴马时期，也可以说是美国传统外交风格的回归。

美国传统外交强调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相对理性追求，这一点也在过去几年也被严重破坏。特朗普不仅抛弃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而且经常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拜登肯定会改变特朗普的做法，因为他的风格与奥巴马以及美国传统外交在这一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从拜登目前挑选的内阁成员可以看出，这些人都在建制派体制里浸润多年，他们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与奥巴马时期以及美国传统也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可以对拜登及其团队的行为做出较为理性的预测，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会依据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传统价值观。不过，由于整个国际环境不一样了，美国国力也大不如前，能多大程度上延续这种风格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凤凰周刊》：拜登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这种传统风格呢?

赵穗生：我认为想要延续很难。美国想重回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重新建立盟友体系，这些在特朗普时期全部被毁坏，不断退群，出尔反尔，美国在世界上已经信用全无，很难让其他国家短时间内再次相信美国。很多人都会问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果四年后再出现一个特朗普式的人物怎么办?

特朗普的出现不仅是由于美国价值观的削弱、政治决策失误或选民的失误，而是美国相对国力削弱所决定的。过去大家都在说美国为首的G7(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如今却在谈E7——即“东方七国”(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及土耳其)，E7的GDP总量2015年就超过了G7，2040年很可能达到G7的两倍。整个世界力量的重组使美国在应对很多问题时会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也引发了来自国内的焦虑——对美国这套运作体系、制度功能的焦虑，尤其是美国在外交上的过分透支，让它的国力不再能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有过的那种单极辉煌只是昙花一现，不可能再回来了。

《凤凰周刊》：拜登这次任命了很多女性和少数族裔来担任政府要职，这说明了什么?

赵穗生：拜登任命女性和少数族裔迎合了目前美国政治正确的环境，这两大群体也的确对他当选起了很大作用。不仅仅是迎合，拜登是真心感谢黑人和女性在投票当中对他的支持。

提名的财政部长耶伦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美国左倾的自由主义和政治正确——即这种所谓的对少数族裔或对女性的倾斜在某种程度上走得太远了。拜登看中的身份标签其实与美国传统中知人善任的原则相违背，抛弃了贤能政治(meritocracy)，即根据个人能力而不是依据肤色性别来用人。这个问题现在美国没人敢说，非常忌讳。这种政治正确大大增加了美国制度的运作交易成本。这将成为美国未来的一个潜在威胁。

过去政府里做到地位较高的人都是白人男性，很多人这次却难有机会进入拜登政府，除了几个跟他关系非常好的人(如布林肯和沙利文)，很多有能力的人落选。他们也辅佐过拜登多年，并为他竞选筹款，这些人肯定会失落，却无法表现出来，因为他们更不喜欢特朗普。

格林菲尔德

在涉及少数族裔和性别问题上，特朗普显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他太缺乏尊重和同理心，但拜登在这方面也存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虽然他比民主党内那些极端派好得多。他的选择也反映出他当前受到来自极端自由主义的压力，这一发展趋势值得担忧。

“美国政经两极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凤凰周刊》：拜登政府上任后，在内政外交上首要议题分别是什么?

赵穗生：拜登率先宣布了国安和外交团队，显然他对这方面非常重视，而且这些人员因为相对熟悉也较容易任命。但他上台后，外交和国安都很难成为首要议题，当务之急还是国内问题。拜登已经感觉到美国民主制度、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这些都反映在疫情的处理和这次选举上，所以他最迫切的是要恢复经济，以及在跟共和党的平衡较量中恢复美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民主制度运作。此外，社保、公共卫生和社会公正以及因为种族矛盾导致的问题都必须面对，但是难以解决。

特朗普的四年里，基本一半以上的政府职位都没完全通过国会任命的程序，大多数都是代理或空置。这样有利于他个人拍板做决策。拜登要重新建立决策制度运作和程序，与特朗普有着天壤之别。但很多人这几年离开了政府职位，外交国安人员士气低落，重新建立需要时间。

拜登施政时还将面临的挑战是——右的特朗普主义，左的极端自由主义，两股力量把他夹在中间。美国政治经济两极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包括中产阶级也受到很大打击，中间派的观点、政策两头不讨好，拜登想走中间路线虽然可取，但是很难有所作为。

对外议题上，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些热点国家只要不成为爆发点，拜登很难有机会主动出击，而会先控制住局面，进行危机管控。美国接下来对外的首要议题是跟盟友修复关系，因为这相对容易得多。拜登当选后，美国的盟国基本上都第一时间发来祝贺，说明这些国家早就对特朗普忍无可忍了。

《凤凰周刊》：拜登能扭转过去四年特朗普给美国社会和外交造成的影响吗?

赵穗生：未来在走中间路线难的情况下，拜登可能还是会回到他的基本盘——温和的自由主义但又不会走向极端自由主义的政策。未来四年中一个关键节点就是两年后的中期选举。

这次大选民主党在众议院虽然维持了多数，但失去了几个席位。能否拿到参议院还是未知数，要到明年1月5日才能揭晓。如果拿不回参议院，拜登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如果能够拿回参议院，最后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50票对50票的局面，加上副总统一票打破平衡(注：在参议院的100个议席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目前分别拿下50席和48席，剩余2席由佐治亚州明年1月5日的计票结果决定)。如果中期选举再丢哪怕一张票，未来拜登会面临国会的掣肘，想有所作为就更难了。因此，他现在就得开始为两年之后的中期选举布局，否则这四年会举步维艰。

《凤凰周刊》：虽说特朗普输了大选，但很多分析认为共和党并没有输，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优势。你怎么看?

赵穗生：我认为共和党输了。特朗普不仅仅输掉一次选举，还会在卸任后面临很多官司，包括他的企业逃税以及家庭成员非法问题等。他现在正考虑给家庭成员和自己特赦，但是很难做成。

有报道称四年后特朗普会重新归来，但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四年后美国政局变化会很大，他要重新出山必须先经过激烈的党内初选，和这次不同(在任总统党内初选只是走形式)。届时共和党很难再选择他，而要给别人机会。所以从这一角度而言，共和党输了。共和党需要重新聚集力量，找到新的方向和领袖。过去四年来，特朗普在很多地方改造了共和党，因此共和党要重新找到出路并不容易。但如果做不到，共和党会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基本盘会越来越窄，想东山再起也很难了。

应重建对话机制让中美重回正轨

《凤凰周刊》：中国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即便拜登上台，中美之间的对抗局面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因此不要对他抱有过多期待。拜登和特朗普打压中国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什么?

赵穗生：谈到中美关系，我总结为过去奥巴马时期和小布什时期是寻求共同利益，合作定义竞争，现在是利益冲突加剧并定义竞争，竞争定义合作。特朗普时期是为了对抗而对抗，为了打压而打压，甚至做一些违背双方利益、损人不利己的事。未来中美竞争格局不会改变，但会更为理性。拜登绝不会为了打压中国而打压，他对中国的了解远远大于特朗普。

如果说特朗普把中国当成冷战敌手，拜登则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冷战敌手和竞争对手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零和游戏，后者有可能双赢。特朗普发动冷战是想要推翻中国执政党，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拜登不会以此为目标，而是与中国在竞争中一比高下。

未来拜登想要跟中国竞争，需要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国力——例如让美国有更多盟友、进一步加强科技能力、经济结构上能承受各种竞争从而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还要解决国内社会分裂、收入不公、教育滞后、种族矛盾等问题。

《凤凰周刊》：拜登上台后会在哪些领域给中美关系留下喘息窗口，又会在哪些领域持续施压?

赵穗生：我认为现在不仅是喘息的窗口，更可以称之为一个机会。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但可以回到理性、避免新冷战以及全面对抗的正确轨道上。对中美两国来说，现在有了理性思考设定双边关系的机会。

不过，由于对华施压和强硬已是华盛顿共识，双方心理上的不信任也达到短期难以弥合的状态，拜登也不会改变这个趋势。美国两党早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前就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未来会成为美国主要的战略对手，因此不管谁上台都要对中国进行打压，特朗普当选时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 (tipping point)”。而现在远超当时的临界点。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建交以来最坏的地步。但在这期间，中国承受美国压力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尽管美国会继续对中国施压，未来拜登在符合美国利益的一些问题上仍会做出调整，比如人文交流会逐渐增加，以签证来要挟中国留学生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无论从经济还是人才需求上，美国大学都很需要中国学生。但他在经贸、科技、人权领域会继续对华施压，在科技领域绝不会松手。此外，包括中美双方在疫苗上的竞争——尽管大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想要开始合作，恐怕还要有缓冲期。

《凤凰周刊》：是否可以从拜登选出的内阁成员——例如布林肯和沙利文等人的态度来推断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

赵穗生：拜登最强调游戏规则，布林肯、沙利文这些人强调的也是要靠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所以他们主导的以竞争为主的对华关系和冷战那种你死我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在两国利益相冲突的地方，他们绝对不会手软;但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他们不会像特朗普那样非理性地对中国进行打压。而且他们会改变特朗普单打独斗的方式，联合美国的盟友，通过多边机制、以对等公平游戏规则为抓手对中国施压，中国的外部环境因而有可能更为严峻。

沙利文

《凤凰周刊》：拜登主张修复、巩固与盟友的关系，如此一来欧洲和日韩等国是否会因美国而疏远中国?

赵穗生：拜登会修复与这些盟友的关系，但不会像特朗普一样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一点对这些国家压力不大。拜登团队在这一方面比较清醒。至于说欧洲、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并不是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而是自己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它们不喜欢特朗普，但还是想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牵制中国。这种局面未来会继续存在。至于拜登如何平衡与盟友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拜登

《凤凰周刊》：11月16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及中美问题时提建议说，拜登应迅速与北京恢复沟通渠道。对中美双方来说，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

赵穗生：沟通对于双方太重要了。前段时间，我非常担心中美之间沟通渠道全面停摆。2017年中美国家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提到准备建立六个对话机制，结果一个都没启动。中美交恶以来，从最高级别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到部委之间的双边对话，乃至像知识产权、跨国犯罪等对话机制都全面停摆。这是特朗普这四年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非常恶劣的影响。

当初奥巴马上台时曾对中国抱有很高的期望值，我跟奥巴马团队的很多人有过接触——他们当时给奥巴马提建议说，“要尽快尽早在个人层面上和中国领导人建立很好的沟通关系。”他也是首位在就任第一年就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

拜登的上台是一个把中美关系带回正常交往轨道的机会，而且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当初宣布竞选时，拜登说过一句话：“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Come on, man!”(中国人要来吃我们的午餐?根本不可能!)言外之意，拜登认为“中国是美国威胁”这一想法很荒唐，但当时这点被特朗普抓住不放，认为拜登上台后中国就高兴了。我期待双方利用拜登新政府上台的机会，重新建立实质性的对话机制，这是中美重新建立正常关系的起点。

来源时间：2020/12/8   发布时间：20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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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海  来源：观中国

作者：赵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

当前美国政府已经用种种孤注一掷的行动，明确释放出了这样的信号：它认为“对华强硬政策”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并打算通过制裁更多中国企业、将更多国家拉入它一直试图打造的“反华联盟”，来进一步加大对华施压。这种政治信号过于强烈，甚至没有给自己留回头的余地，以至于未来任何对目前政策的转变都将无异于“政治自杀”。

美国政府直到现在都没能认清自己的优先事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即将上任的新一届美国政府似乎对目标的把握更准，将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复苏和气候变化放在了其政治议程的首位。而且这些问题上，中美合作的空间很大。

在卫生健康领域，中美两国曾在抗击埃博拉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方面进行过合作。事实上，自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以来，两国在慢性病、预防医学和传染病等全球公共卫生课题上开展了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中美开展双边科学交流、医学培训、联合研究等活动曾是一种常态——直到近年来遭遇本届美国政府阻挠。

在经济领域，中美曾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通过在国内实施刺激计划和参与G20框架下的共同行动，为助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已经失败。双方谈判团队通过来之不易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给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按下了“暂停键”。未来拜登政府上台初期将延续这一协议。

在气候环境领域，两国也有过很好的合作经历，共同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尽管现任美国政府退出了该协定，但美国许多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仍坚持在协定框架内执行原定计划。中国也一直坚持按照《巴黎协定》的轨道履行着自身义务，并且做出了力争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最新承诺。

拜登已经提名美联储前主席珍妮特·耶伦担任财政部长，提名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为总统气候特使，还成立了一个新冠疫情顾问委员会。新一届美国政府似乎将更加专业而理性。在中国、欧洲，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眼中，这届政府获得的期望值都很高。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再次担当起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将有利于改善全球治理。

从中美政治风向看，合作之舟应该尽早启航。中方希望纠正此前的中美关系，恢复两国关系的积极势头，强调中美合作而非竞争，这将带来一种双赢的结果，是填补双方信任赤字的迫切需要。

新一届美国政府最有可能选择采取一种“有条件接触”政策来处理对华关系，即一方面就全球问题与中国进行接触，另一方面继续对中国施压以提高谈判筹码。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可能面临三重风险：

首先，对华鹰派将继续存在，他们会想方设法阻止任何可能令中美关系转暖的事情发生。特朗普虽然败选，但仍收获了7400万张选票，这可能会令他认为，自己即便没有获胜，也起码证明了自己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再加上目前参议院仍在共和党控制之下，任何与中国合作的举动都会遭到阻挠，并被理解为向中方“示弱”甚至“投降”。

二是“等对方先迈出第一步”的心态。如果双方都等待对方先表现出善意，那么最终可能会失去合作、和解的机会。

三是由于缺乏高层协调，中美可能陷入非核心、非实质性问题而纠缠不休。细节决定成败，中美关系更是如此。多年来，中美领导人一上任就对对方怀有恶意的情况鲜有发生，通常双方总能坐在一起，就涉及两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然而后续的谈判过程却往往因为涉及具体部门的利益和责任而受到干扰或拖延，消磨双方的善意和耐心，最终导致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丧失。

当前中美相互之间的负面舆论都很强烈，如果双方没能如广泛预期的那样走向合作，而是重新走上相互指责的老路，那么将错失机会窗口。如果两国找不到管控和化解分歧的办法，就无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的历史考验，我们只能希望两国都能有足够的智慧，避免期望落空的危险。

原文标题《拜登时期，警惕三个因素可能令中美关系转圜期望变失望》

来源时间：2020/12/8   发布时间：20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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