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坎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来源：法意读书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库尔特·坎贝尔：中美能否良性竞争将决定印太的未来

演说者：坎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译者：李曼昀

法意导言

随着中国踏上世界舞台，美国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诸多困境;而在当下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之际，美国在各方面更是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时任亚洲集团有限责任公司(The Asia Group, LLC)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自2009年至2013年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曾因将美国战略渗透入亚太地区而被授予了美国最高外交荣誉国务卿杰出服务奖(the Secretary of State’s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在近日的一场演讲中，他反思了当下美国情势以及目前美国所扮演的世界角色的思考;指出未来应当侧重于内部投资、能力建设、亚欧盟国的交涉和国际组织的再参与等战略，以谋求在当下的竞争环境下同中方寻求一方共生的土壤，实现美中之间竞争的平衡与对冲，在亚太地区建立起和谐的秩序。本文内容选自2020年10月31日的科林·克兰普霍恩纪念演讲(Colin Cramphorn Memorial Lecture)。

非常感谢院长，也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以这种方式同诸位参与《政策交流》的活动，如果我能够亲临现场就更好不过了。我曾在牛津住了很多年，在牛津读大学的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之后，我也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工作过一些时间。感谢这次演讲的邀请，可以让我通过这样的方式回到牛津，同我的友人兼同僚——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在此进行科林·克兰普霍恩的纪念演讲。昨天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他的演讲稿，恐怕我不能像他一样用中文演讲。尽管我将会使用英语完成演讲，但仍然希望演讲的内容能够抛砖引玉，让诸位对一些问题有更为深入的洞见。

在我看来，“政策交流”最为有趣之处莫过于其蕴含的目的和野心——一种也许现在许多人认为不甚古怪的理念，即“政治止于水边(Politics is at the water’s edge)”。一些人认为在执行和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仍然可以存在一定程度的两党合作，他们援引与赞扬这种理念。这个说法起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位名为范登堡(Vandenburg)的参议员，他是一名著名的孤立主义者，曾经阻止了美国参与世界活动;然而尽管作为一名声名在外的共和党孤立主义者，在冷战初期他又与民主党政府结盟，支援北约与联合国，并且事实上成为了两党合流的标志。有时，我们会戴上玫瑰色的眼镜去回顾上世纪四十年代，我们相信彼时的美国倚靠着崭新的制度与能力，以某种方式在世界的舞台上初步塑造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并自此将这种地位稳固了下来;然而事实上，当你仔细凝望和审视这段时期，你会发现那时的美国仍然与今日一般饱受非难、身陷囹圄。

 

图为美国国会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

毋需多言，如今美国正面临着事实上一直所经历的一项困境——也是每一个进行历史性选举的国家都会经历的历史缩影。正是因为在美国，如此困境所招致的风险将更为严峻。我猜想下周有相当的概率会发生全国性的暴力活动，美国在法律与政治层面都会颇受考验。尽管我认为这些问题或许能够被非常快速地处理妥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为之努力的两党合作将会愈难进展。

院长在先前的交流中已向我强调了一点：他希望将来对中国或者说整个亚洲的政策能够成为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所共同努力的领域之一。我对此的想法是：目前无论是民主党派还是共和党派，都正在经历着某种深刻而显著的变革，因此对于未来或许会出现的跨越党派界限的重大政策变动，我丝毫不会感到讶异。我们的某些政策在许多方面反应出了部落主义(tribalism)，而非对于思想抑或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信奉。我们当下正处于反思各个方面的一个阶段，一个重新开始的阶段。反思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政策，还包括了对我们如今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思考。这次选举的结果不仅仅预示着国内形势，也将是国际形势走向的一个引路牌。当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尤其需要诸位能够体会到一种已经悄然开始的变化：我想告诉你们这正在进行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我将用三个简略的数字去谈论这个问题——75、20、40。接下来，请允许我向诸位解释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每一个数字都反映了中国是如何全方位地冲击着美国，并且为美国带来了深刻的系统性变化。在二战后大约75年的实践中，如果将目光聚集于亚洲，诸位会发现这段时间里美国与亚洲的盟国友邦通力合作，已经基本上构建了某种运作体系——一种复杂的、乐观的、贸易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也被我们用于各地部署军事、结交强大盟友、达成原则共识、实现航行自由、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实现对于IPO的保护。我们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个错综复杂的结构中的每一个部分的存在，这样一个运作体系在过去的75年时间中，引领着人类历史上亚洲最伟大的繁荣时期。了不起的一项成就。中国如今也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十亿人口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贫困，这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而言也算有所裨益。

有些人并不意外地将这75年的时间描述为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然而，这种说法目前已经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个在意料之中，另一个则有些出乎意料。第一个挑战显然来自中国本身。在国际体系中初来乍到的国家，总会对现有的体系造成或多或少的挑战，中国在这一方面并无二异。人们总想看到心中所盼，因此并不希望保留某些有助于中国发展的事物，这种层面的竞争在意料之中，长期以往也将继续下去。而另一挑战则出乎意料地来自一个个体。如果诸位长期观察过特朗普总统政策上的倾向，我认为他并没有把亚洲看作推动美国前进的风帆;而始终认为亚洲在利用美国;他对所有贸易协定都持怀疑态度，我不认为他能够在贸易伙伴、朋友抑或是敌人等之间作出有效区分。我想这之中的许多国家也许确实利用了美国，譬如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建立的体系受到了北京和华盛顿的挑战。当下美国的运作体系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副总统拜登是否能够当选，使美国的运作体系起死回生?当下的体系是否还能继续正常运行，或者已经遭受到了实质性的破坏从而影响了未来的发展?……我依然坚信，目前的运作体系中仍然存在一些要素受到了各地区之间的广泛的认可，而这正给予了体系能够起死回生的可能性。尽管它的未来仍然布满了荆棘。

第二个数字是“20”，这个数字相当不同寻常。鲜有国家能够像美国一般在历史上走了如此多的迂回道路。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在中东、南亚、伊拉克、叙利亚与阿富汗地区都投入了过度的金钱、资源、军力，甚至付出了血与汗的代价，才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基地。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为此投入了过多。我们都很清楚，21世纪的主要篇章将会在亚洲书写，但是美国却没能很好地利用这点认识。我们必须要开始一个转变，对此两党已经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我用“枢纽”这个词汇去形容亚洲，或许是有点过时了，但总体而言，美国正在对亚洲进行重新定位，正如院长所言，两党的合作对于这一进程而言将会是尤为关键的。

第三个数字是“40”，代表了中美建交的时间。美中的接触基本上始于40年前。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现有的战略中的部分内容可能发挥了切实的作用，在未来却难当大任。美国目前正处于努力构建针对中国的新型战略的时期，过去美中之间通过秘密的私下外交进行交涉的先例，将不可复制。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范式，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与阐释中国对于世界提出的机遇和挑战。

特朗普政府曾分析，中国将会在很多方面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一局势将会持续下去。对于美国本土政策的挑战则在于，每届政府都会认为前几届政府的实践和做法应当被历史摒弃;所有的一切应当重新塑造。这也是目前这一届政府的特点：奥巴马曾经有所实践的领域，特朗普一定会将其推翻，即便原来的做法可能更符合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和发展。我对此遗憾和痛心。我衷心地希望假如副总统拜登能够当选，我们可以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美国的做法与欧洲完全不同。我想诸位中的大多数都会更倾向于选择更迭目前的政府，然而目前特朗普对于亚洲的政策中仍然有一些可取的部分值得我们共同回顾，我当然也希望这些政策能够继续保留下去。首先，当然是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存在的野心进行的冷静的评估，并且充分认识到这一强大的政权将会长久地伴美国而行。其次，坦率而言，特朗普总统同尤其是来自于亚洲使者的外交模式是令我钦佩的。且看看他与安倍首相那长久的晚餐会谈和共打高尔夫的场面吧，我很乐意这样的外交模式能够保留下来。我期待副总统拜登能够成为一名充分给予亚洲领导人尊重的美国总统;能够愿意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能够与他们进行密切的合作，而非出入于一些有时会给全球的外交注入转瞬即逝的活力的短暂的会议;能够在和我们的亚洲朋友的交往中，更为“从容地”达成某项共识。

我还是非常赞同一种观点，对于目前美国的战略而言，应当对某些部分有所侧重。目前战略的实施是稍显混乱的，我寄希望于即将上任的新一届政府能够有所行动，树立和昭示美国未来的规划与目标。那些需要被侧重的部分，其中的某些来自于副总统拜登和他的顾问，对于接下来的美国而言这些观点是颇具意义的。美国显然需要首先为将来的道路制定明确的战略声明与文件，即使这可能将花费相当漫长的时间。也许数年、也许数十年，美国才能真正确定与实现保证自己继续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战略性文件。

首先应当被重点考虑的，也是在未来将会被反复提及的观点：美国应当进行内部投资。这并非戏言，而是民主党派在外交政策上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理解这一策略的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美国与中国真正竞争的并非军事领域。尽管军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中国最终将会在技术领域领先：人工智能、5G、机器人、量子技术——对这些领域的研发、公私合作以及教育资源需要大量的投入，美国在这些领域显然已经落后了。自冷战之后，美国没有再进行过这些领域的投入。美国在未来将出台一系列具有双重目标的重大举措：既为了从当下的疫情之中复苏;同时也为了之后能够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合作，或者用“竞争”来形容更为恰当，为美中的竞争做好准备。

第二个目标，尽管更需要长期的付出，但在我看来其重要性不可低估，我称其为“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在美国如此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的同时，也应当将视点落入国内政府、军队和情报部门之中，致力于建设一支深谙中东当地的历史传统的人才队伍，我们的政府建设缺乏类似的投入。企业同样也要真正地理解亚洲给我们带来的的挑战与机遇。能力建设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完，我在学术界、智库与商界中看到了这种能力正在逐渐建设起来;然而许多高官与外交人员初次涉足其他地区和其他领域的事务，他们经验浅薄无法应对这些问题，这在未来会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问题;在冷战时美国对苏联曾历时了一代人努力，完成了能力建设以及军备控制，眼下的美国也必须要重新开启这种建设。在过去的几年中，建设已经开始了部署，但仍有许多亟待完成。目前我所共事的企业中的大部分对于亚太地区潜在的主导市场的投资就还远远不够。

第三点则是关于盟国的战略。尽管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会提及到这一点。美国应当去倾听更多盟国的意见，和盟国更为紧密地合作。这种战略将会形成与特朗普政府作法的全面反差，尽管我刚刚称赞他们成功且有效地指出了中国对我们构成的一些挑战，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此在国际社会上孑然一身的策略将会导致美国缺乏更为广泛的国家联盟之间的有效合作。特朗普政府在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和一些双边关系上有过一些建树，但是总体而言，美国仍然需要在盟友国的互动与交流中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些工作终究会有人去做的——作为一个在五角大楼、国务院等其他地方任职过的人，我已经在友盟国家的交涉中完成了很多工作。这项工作是颇具挑战的，甚至比我们理解范围中的还要难上许多。和友盟的交涉从开始而言就是困难重重的：当我们尝试在一开始听取他们的意见的时候，一些国家可能会提议共同制定一个有效的、开放的、乐观的贸易战略;然而眼下美国两党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进入这场“大型游戏”的门票正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各国都在寻求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依靠，因此他们才会希望能够加入由美国参与制定的、开放乐观的贸易框架之中。

另外很明确的是，除了在亚洲结盟，美国还要与欧洲盟国有广泛的接触。我过去就曾经在官方场合与其他场合如此尝试过。现如今时机已到，美国应当同亚、欧就亚洲问题展开一场结果深远的对话。我不认为这将会是一场格外轻松的对话;所有涉及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但美国当然也要在这场对话上面更坚定自己的目的。我们已经讨论过气候变化问题、阿富汗问题、北约问题、巴尔干半岛问题，接下来必须要将同样的灼灼的目光地落在亚太地区的问题上。这些不同类型的联盟关系是极具挑战性的，却也具有非常的意义。顺便简单一提，美国人热爱去强调聆听也喜欢承担一些中心的工作，坦诚而言，从心理上这也构成一种对我们的挑战!问题是，在许多国家质疑我们能力与稳定性的当下国际环境下，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发挥出巧妙的外交作用?

最后，朋友们，你们是否意识到当面对一群国家有组织的反对，从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使其他国家分崩离析。看看中国在G20中所做的吧，它非常有效地阻止了那些试图对他们采取共同措施的国家，因此不要低估同盟友国的对话的难度。我确实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四方安全对话(the Quad)值得赞扬，然而他们本可以做的更好。美国并不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唯一需要改进的国家，而这也就引向了第四个需要指出的问题——也就是组织机构问题。美国退出一些组织，并且对他们进行非常有限的投入并非是一项有利于美国长远发展的选择，美国应当重新加入那些组织——譬如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同时美国也必须在与亚洲的交涉中付出加倍的努力。如诸位有所耳闻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东亚峰会(the East Asia Summit)——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某种外交活动的代号，亚洲人逐渐通过美国在这些峰会和论坛的出席情况和参与度来评估美国，尽管也许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确实要赞扬蓬佩奥部长在研究亚洲问题上的大量付出，美国也必须加快下一届政府的改革步伐，花更多的时间建设这些机构，参与各种不同的讨论，并从根本上寻求全面的“能力建设”。

如果诸位将亚洲与欧洲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一旦欧洲的机构设立了自己的秘书处，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并且展现出了长久不息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在亚洲同样的情况也势必会发生，美国将不得不参与其中。最后，院长，我想要总结的是，我们如何更为直接明了地去看待中国的发展。在我看来，未来美中之间的关系将会以“竞争”作为关键词汇。也许我们很想尝试用“良性”(stable)去修饰“竞争”这个词汇，但事实是我们并没有权利去选择修饰与否。美中关系是一种不同于美国与前苏联抑或和那些倚靠着冷战隐喻一方的关系，目前没有一个国家确实地表达出站在谁的身后;以冷战的框架来思考美中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尤为非常糟糕的视角。除此之外，一些中等规模的势力将会对美中关系产生有效作用，但各国之间与各国政府内部的分歧也尤为严重。一些人因为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与美国和其他西方机构建立某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立场的动态变化势必将会持续下去，因此美中关系将完全不同于美苏之间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种染上了多重色彩的的多元架构，了解这点是异常重要的。

再强调一遍，“竞争”将成为美中之间的关键词汇。希望将来可以变成“良性的”，尽管美中关系其实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栏可言：任何潜在的疏忽与意外都可能导致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的进一步升级。目前美国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美中这样日益复杂的关系。我们往往低估了美中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性质。某种观点认为，美国能够永久且果决地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与脱钩，在某些技术、5G方面的领域这种脱钩关系或许仍然将会续存一段时间，但是这一过程也是异常困难的，因为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会受到阻碍，那么将来也许中国将会采取一些报复性质的手段。

美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对中国采取措施会产生的不利后果;两国也都要清楚地认识到渐行渐远将会产生的是经济隐患。但，道路基本上已经就在前方了，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上述我所提及的那些策略以及如拜登团队的成员所希望的那样，在一些领域与中国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从而去实现对于美中竞争的平衡与对冲。有一种观点认为，将美国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是事关人类存亡的议题。也许在疫情的尾声会因为气候变化而导致疫情的再次爆发，在这方面美中之间或许不需要合作，但是仍然需要一定程度上保持协调一致。非常有趣的一点在于，我已经为美中关系工作了近三十年时间，我发现美、中尽管偶尔能够在步伐上保持一致，但是几乎不存在任何合作的习惯;美、中互相猜疑，在关乎第三世界、发展和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过结构性的合作。而如今加剧的紧张局势对于合作而言将会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我所期冀的是——在与盟国多次交涉后，美国将会努力向中国明确合作的意愿，寻求一方共生的土壤。然而困境在于，我同我的中国朋友们，无意冒犯，我们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仿佛是一场谈判，一个不断想要寻求杠杆换取利益的交锋;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从中吸纳经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中交涉的过程中，美国对于中国的外展是其对于中方的一种“热烈追求”，对于这种观点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中国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并非出于对美国或者世界利益的考量，而是因为这符合中国自身明确的战略利益，在今后前行的道路上，必须格外注意这一点。最后，朋友们，坦率而言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打消各路纷扰的观点、担忧和无谓的希望。一方面中国上上下下的领导人都紧密地联合，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目前的美国正在处于急剧的衰败之中，结合这场疫情中美国政府惨不忍睹的表现和可怕的社会分裂问题，以及正如我一开始提及的那样对美国在世界层面上正在面临的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如此种种都昭示着现如今的美国在许多方面于全球政治体系的式微。我安慰自己，这也并非没有先例，在朝鲜战争时、越南战争最激烈时、冷战结束时、上世纪九十年代金融危机时以及近年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每一次都会有亚洲之声唱衰美国，声称我们将无法再发挥往昔的领导作用。然而每一次美国都能够改头换面，重新投入并且开拓创新领域，继续担任一贯的主导角色。

当下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踏上世界舞台，美国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挑战。我企盼着美国能够拿出勇气、智慧和有效的对策，继续与亚太地区的同盟国发挥引领的作用。美国赢得这场竞争的唯一途径，正如“政策交流”本身所表明的，在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到来之际，我们要确实在“政治的水边”找回了一些镇定与信仰，去支撑着民主党人、共和党人以及有着共同目标的盟友们共同砥砺前行。目前对此还尚未有定论，但是我坚信，我们能够做到共同前行，这也是我涉足商界的原因——我衷心希望能够与盟友、志同道合之士以及支持呼吁同样观点的人们携手奋进，共面挑战，使亚太地区不断发展;美利坚和西方世界永远繁荣。

文章来源：

Kurt Campbell, The Future of the Indo Pacific, Policy Exchange, October 31, 2020

译者介绍：李曼昀，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大四学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0/12/4   发布时间：2020/12/4

旧文章ID：23621

作者：张爽 张莹  来源：中评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对中评社表示，拜登上台后，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香港牌”在中美关系中的冷战角色的定位整体上不会改变。拜登政府仍然会使用已经制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香港自治法案”，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多层复杂博弈。拜登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会对香港平台有一定的缓和与保护性的调整，但在人权和民主的议题上很可能会更激进。

田飞龙对中评社说，“香港牌”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中，在外交政策和法律上已经固化为中美关系全面质变以及新冷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战战场。中国为了维护自己主权和发展利益，进行了相应的法律、外交、政治上的全面接战，形成了一个所谓“香港新均衡态势”。香港国安法是这一新均衡形成的制度标志。

至于拜登上台之后，美国是否会在打“香港牌”上有一些变化，田飞龙认为，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香港牌”在中美关系中的冷战角色的定位不会改变，拜登政府仍然会使用已经制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香港自治法案”，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多层复杂博弈，“不能期待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就会放弃香港牌、中美关系在香港问题上就会回到过去，其实过去也没有那么美好。”

田飞龙对中评社说，拜登会基于民主党的全球治理路线，以及对中美经贸议题的不同思路，对香港平台会有一定的缓和与保护性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香港平台以及通过香港平台与中国市场连接起来的庞大商业利益，这是拜登的选举基础(华尔街金融集团、跨国公司与全球化精英等)向拜登所要求的东西，拜登在这方面会展示出缓和的一面，会在经济制裁与贸易战方面调低对抗烈度，寻求适度恢复利益与合作空间。但是由于民主党奉行软实力上的全球进攻主义，在人权和民主的议题上很可能表现得比特朗普政府更加激进，在援助所谓香港反对派来维护或者追求人权和民主方面，拜登政府会延续既往的民主党传统，这会使得香港反对派可能会获得另外的支持资源。

“‘港独’在香港本地受到国安法的钳制，但是在国际化路线上可能会受到美国民主党的支持，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还是要用法治的手段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讲好“一国两制”故事、做好关于依法管治香港有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才能够根据拜登政府对‘香港牌’利用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反制，同时保留合作的立场和空间。“田飞龙说。

田飞龙对中评社说，今年11月11日，全国人大做出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之后，从美国到欧洲尤其是英国，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们认为中央对香港议员资格以及民主制度的管理是在破坏“一国两制”，是在压缩高度自治，这表明欧美国家对“一国两制”并没有真正地出于法理与立法原意进行理解，而是仅仅从自身利益，甚至从自身的政治价值观的偏见出发。“香港的民主规范如何重建，特别是疫情结束之后，新一届立法会如何选举，哪些人符合参选的资格，这些是特区宪制秩序内部的事务。在泛民议员总辞、重新参选门槛升高的条件下，香港的反对派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民主游戏怎么持续下去等等问题，需要香港社会在高度自治之下自己来回答。中央的决定只是提供了符合宪法与基本法的框架规范和秩序，香港民主舞台上怎么具体跳舞、博弈甚至斗争，还是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只不过民主自治有了更加完整的法律规矩，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拉布、揽炒和寻求颠覆性政治目标了。”

田飞龙表示，在香港国安法之下，尤其在全国人大决定有关香港民主规范的最新的法律框架之下，以往的揽炒式拉布以及通过议会来追求完全自治和“港独”的危险政治游戏已经结束，新的政治游戏规则、规矩框架正式确定。如果香港反对派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据此调整选战立场和议员行为规范，就只能在政治上日益边缘化和出局。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的反对派如何适应新的民主游戏规则和法律框架，其适应的结果也会影响到香港民主政治如何再出发。现在留任的立法会议员以建制多数占主导，这给建制派出了一个大难题，在反对派拉布以及对抗的压力结构性消解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向香港市民和全世界展示，他们也可以是民主派，他们与政府之间不是简单的应声虫和橡皮图章的关系，而是也能够在基本法之下体现出立法对行政在宪制上一定的制衡功能，能够理性地辩论，能够对政府提出的拨款、法案进行合理和富有质量的审议，展现出代议政治代表的能力素质，从而取信于香港市民，也为未来立法会的选举打下扎实的民心民意基础。”田飞龙说，当建制派在短暂的时空中要唱政治独角戏的时候，独角戏的段位要求反而变高了。香港市民会自然而正当地期待：现在是你的舞台和你的镁光灯，请跳好你的民主政治舞蹈。这对建制派如何政治重生，如何去覆盖以及争夺原来由泛民所垄断的香港民主的话语权、议会制衡的话语权以及广泛的中间选民资源和基础，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也是一次关键的机遇。

来源时间：2020/12/4   发布时间：2020/12/4

旧文章ID：23618

作者：沈联涛 肖耿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

沈联涛(Andrew Sheng)，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

肖耿(Xiao Geng)，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当今的美国人在很多事情上意见各异，但他们基本上一致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以及美国长期领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生死存亡的挑战。这种国内的分裂与对他国的妖魔化结合在一起，使中美之间的对抗越来越难以避免，而且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近些年来，社交媒体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分歧，它们通过向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内容创造出“回声室”效应，使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强化，而不是经受挑战。不同的思想进入到这个“回声室”，往往被扭曲或污化。若是“室内”有人对大家共有的信仰提出质疑，他们可能会立即遭到排斥，或者用时下的说法，被“删除”。

这种对不同观点极尽敏感地加以妖魔化，不仅使言论趋于单调，而且让分歧更容易演变为冲突甚至暴力冲突。人们对在位者未能提供正义、安全和机会的广泛不满更加大了这些风险。

同样的趋势也见诸美国的对华政策。例如，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的报告《中国挑战要素》就给中国共产党安上恶名，称其“不受尊重个人自由和人权的约束”。

这份报告还唤起人们对所谓中国“专制意图”和“霸权野心”的担忧，暗示中国意欲将其社会政治模式灌输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之中。报告建议美国组建反击中国的统一战线，以在必要时用军事力量确保世界的“自由”。

中国对这一切不会视而不见，它一直在对美国做它自己的评估，而且结论越来越不利。中国的领导层、民众和企业现在似乎清楚，美国远非充满自由与机会的地方，那是一个极度分裂的社会，受着系统性种族歧视、不平等加剧和缺乏共同目标的困扰。这些弊病长期以来不过是被虚幻的“美国梦”掩盖着。

而且美国远非民主的典范，其政治体制高度扭曲。它的选举团、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等机构，它的不公正划分选区、策略性减少投票点和选民验证规则繁琐等做法，说明它也不总是多数人说了算。有钱的捐款人可能通过资助竞选活动，或者收买媒体，来买到影响力。

随着中国放弃了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幻想，它对拥有建设性双边关系的希望已经淡然。可以肯定的是，当选总统乔·拜登不太可能延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策划的过山车式突袭、反转、中断和险兆事件。但混乱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抗也减少，拜登承诺要领导一场协调行动“施压、孤立和惩罚中国”。

为此，中国正在做最坏的打算。也许是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还会继续下去，也许是因新冠肺炎的传播而蒙受更多无端的指责，甚至可能是中国台湾、南海和其西部边界出现军事紧张。

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正滑向美国式的孤立主义和妖魔化。相反，尽管某些外交官使用了不太明智的“过激”战术，但中国已经采取了重要措施在各国共同关心的关键领域推进国际合作。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就在联合国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计划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贸易方面，中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它的15个成员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0%。令世界惊讶的是，中国还表示有可能会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定是在特朗普让美国退出最初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诞生的。

美国正在为控制疫情而挣扎，同时似乎正走向双底衰退，因此它最好也采取类似中国的政策。贸易是美国摆脱当前经济困境的唯一途径，其中包括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在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第一个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也是唯一在2020年里实现GDP正增长的。

但是，只要误解、对抗和相互猜疑主导中美双边关系，这些就不可能实现。正如前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所说的，美国拥有两种关键的实力：激励的实力和恐吓的实力。在与拥有14亿人口的经济强国中国打交道时，恐吓不起作用。中国是不会在香港、台湾等内政问题上屈服的。

不过，美国仍有时间利用激励的实力，来表明它与中国可以成为和平的平等伙伴，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这一当务之急亦包含道德层面。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外国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会让26万多人因为一种病毒而死亡，而穷得多的国家用简单的措施就取得了更大的抗疫成功。为了让合作发挥作用，美国需要展现从“我们”而非“我”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

正如英联邦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所阐述的：“世界分成了与我们相似的人和与我们不同的人，失去的却是共同利益这个概念。”中国长期以来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表明它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现在也该这么做，围绕需要进行建设性接触的问题进行直接和诚挚的对话。

拜登出任总统可以说是开启这一关键对话的绝好机会，但时间至关重要，如果拜登选择以分裂而非对话开始他的任期，要想改变航向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是不可能的了。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Division or Dialogue with China?”(2020)。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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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里奥·普格列瑟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乔里奥·普格列瑟(Giulio Pugliese)，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讲师，重点研究亚太地区特别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政治与国内国际政策。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人们随之而来的刻薄言论表明，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充满分歧，存在一定程度的部落主义，和对妥协的拒绝。这种分歧贯穿了种族、性别、收入差距、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美国的城市与乡村。

美国将全力应对主要的国内问题——从疫情带来的痛苦经济影响，到社会的高度分化和分裂。即便民主党拿下参议院，在安全问题和贸易议程上，拜登在总统任内也将受到本党美国外交政策激进派的制约。美国会否远离外交政策而专注于国内问题?毕竟，拜登过渡团队的选前工作组始终关注的一是疫情，二是经济危机和可能的补救措施，三是种族歧视，四是气候变化。

近年来，每当美国公共预算出现5000亿美元赤字时，国防开支总是会被削减。今年美国政府已经启动一项规模约4万亿美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的拨款和贷款超过了阿富汗战争18年的开销。在最近的一份合著报告里，拜登阵营中主要的国防问题设计师、将在五角大楼扮演重要角色的米歇尔·弗卢努瓦承认，“那些关系到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的需求，解决系统性种族歧视，让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国家对未来疫情的防范，所有这些都会争夺联邦资金。不断加码的赤字和债务会抑制一些议员提高国防支出的欲望”。

简言之，正如安全问题专家Masashi Murano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美国军方也许不得不做艰难的选择，并可能调整美国酝酿的全球姿态，进一步削减军费支出(可能是在欧洲)，并更多依赖于让盟国分担费用，因为对付中国也许仍是首要任务。

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确实使这一政策转向中偏右。在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的两面夹击下，短期内不太可能有自由贸易议程，也不太可能出台和解意味明显的对华政策，因为民主、共和两党正在形成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共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吸引两党达成了共识，但却未必吸引更广大的选民。尽管特朗普试图以其强硬的对华政策左右大选，批评拜登对北京唯唯诺诺，但在总统辩论和竞选活动中，中国问题并不如国内问题那样引人关注。不过，这次大选绝非对特朗普主义的否定，特朗普不会消失，短期内肯定不会。通过一家原创电视台和一个新组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特朗普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政治游击战，最终这将用来巩固他作为共和党领袖的地位，及至让他参加2024年的总统选举。

这会影响到可能引起分歧的对外政策，如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在北京未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取消对中国征收的一系列关税。此外，拜登还将受到来自民主党内部的抨击，在他任总统期间以及2024年，民主党内部直言不讳而又有影响力的激进声音会对他构成挑战。选择卡玛拉·哈里斯担任副总统有可能预先抑制这些挑战，但她在掌权期间是不得不站在拜登一边的。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参议院的组成，拜登将被迫采取中间立场，争取共和党中间派的声音，至少在特朗普的光环失去力量之前是这样。佐治亚州是传统的红色州，1月份选举之后，共和党很可能在美国参议院占多数席位，为此，拜登将不得不让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和推出的政策更受欢迎，与中国有关的事务也要确保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

总而言之，美国总统选举及其早期余波体现出来的国内因素表明，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十之八九不会出现大反转。与此同时，拜登将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而把外交和安全政策交给国家安全机构特别是国务院的专家。这将意味着我们不会重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无休止逐底竞争的覆辙，这种做法在整个2020年尤为明显。我们也不会发表愚蠢的、非外交性质的公开声明，对共产党进行刻薄的非黑即白的谴责，更不要说那些暗示政权更迭的表述。毕竟，一定程度的稳定和与中国保持工作层面关系是有好处的，而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挑战和武器扩散等议程项目上的合作，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实现些许稳定的跳板。这对全球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原文标题《美国大选以及影响拜登任期的国内因素》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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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士存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大选结束以来，下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中美关系将迎来何种变化备受关注。目前来看，国际舆论对拜登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乾坤并不一致看好，尤其关注中美关系的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笔者倒是觉得，现在中美关系应该追求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面向未来、避免对抗、稳步前行。

对话沟通曾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回望历史，从台海危机、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到南海撞机、无瑕号事件，中美关系自1979年建交以来经历的风浪和挫折不可谓不多，但两国在一次次冲突和危机中不断自我调整、彼此适应，同时学习如何与对方相处。

以中国视角看，从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似乎从未放松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警觉和对中国的防范。尤其奥巴马政府，曾出于对中国可能在南海“挑战”美国地区霸权地位的臆测而备感焦虑。正是为了化解矛盾、消除猜忌，两国先后建立“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直通热线、“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以及开展战略与经济对话、外交与安全对话等外交和军事危机防控和处理机制，两国领导人亦频繁会晤，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指引方向。

显然，这些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作以及两国领导人的高层引领，为双方在对话沟通和相互适应中探索和平共处之道发挥了特殊作用。

笔者曾亲身经历并参与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处理，从事件发生到初步解决仅仅用了12天时间。当时中美关系没因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大的转折，背后的原因部分在于“9·1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转变，但两国决策层对避免危机升级的共识、彼此一定程度的互信基础和及时对话沟通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事件给今天人们的启示是，只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把握对方底线、顾及民心向背，以合作精神和对话方式处理分歧和危机，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两国关系出现大的颠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从既往一系列事件的危机管控和应对结果来看，中美之间似乎没有过不去的坎。

笃信对抗重创中美关系

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奉行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政策，肆意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炮制“经济脱钩”“中国病毒”“南海军事化”“海洋帝国”等各种论调，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导致两国间上百个对话沟通机制处于停摆或中断状态，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滑至建交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还以南海问题为例，特朗普政府彻底放弃美国历届政府“保持中立”的官方立场，不断加码在南海针对中国的海空军事行动。从25次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到2020年上半年超过3000架次空中军事行动和60艘次水面舰艇活动，中美两军南海对峙几成常态。蓬佩奥“7·13”声明更是毫不掩饰地鼓动其他争端国，试图拼凑遏制中国统一阵线的意图昭然若揭。中美在南海的较量因美国的海上霸权主义行径和徒有虚名的“中立政策”愈演愈烈，中美在南海海空“擦枪走火”已不是小概率事件。

美国一些战略精英和智库学者声称中美进入两强相争时代，这些人深受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影响，甚至对这一分析范式深信不疑。建交40年后的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但稍有常识和理性的有识之士都能清醒认识到，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仍与美国有着相当大的实力差距，此其一。其二，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知识和科技大融合，不是民粹主义鼓噪下的逆全球化浪潮所能阻止的。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错综复杂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等诸多因素，也是基于2000多年前历史现象而得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设所无法预见的。

又到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怎么走

美国大选结束以来，国际舆论对拜登引领美国重回多边主义轨道、重回合作应对人类社会共同挑战寄予厚望，也对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时少些对抗多些合作、少些不确定多些确定、少些战略博弈多些对话沟通抱有一定期待。

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的世界历史一再证明，国与国之间关系并非全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大国在经历风雨甚至激烈冲突之后还是不得不寻求共存。依笔者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亦不例外。中美肯定回不到20世纪70年代的关系，但完全对抗是只会导致“双输”甚至“全输”的下策选择。事实上，中美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探索出如何相处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全球影响力、多边机制、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等方面的竞争或许难以避免，但在经贸、气候变化以及疫情应对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性公共议题上，合作无疑是唯一正确选择。

简而言之，再次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或可从以下方面构建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

第一，美国的决策者们应摒弃“妖魔化”中国的偏好，对一些政客故意煽动的反华思潮进行纠偏，为恢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外交与安全对话”等政府间对话机制营造积极气氛。同时采取实际行动鼓励两国智库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等人文领域的互动，取消对大学以及省、州之间交流的人为限制。

第二，逐步回归多边组织和机制框架下的中美合作，利用G20、APEC和东亚峰会等全球性或地区性多边机制，围绕全球治理、疫情应对、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及地区安全挑战等议题推动制定共同行动方案。

第三，尝试构建新型双边关系和危机管控机制，力争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确立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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