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梦溪  来源：中评社

中美关系专家李巍26日表示，为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应大胆采取主动姿态，在拜登上台三个月内，在疫情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中方应派遣高级代表团到访华盛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26日接受中评社专访，谈及中方向拜登致贺电节点，中美关系改善中的中方作为，中美关系改善的阻力，以及拜登个人意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

中方重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

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拜登，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拜登于11月8日首先获得超过270张选票，被预测赢得美国大选。两个多星期后，中方终于向拜登发去正式贺电。

李巍认为中方选择当下的时间节点致贺电，是因为美国大选基本尘埃落定。标志是美国总务管理局局长艾米丽·墨菲23日向拜登及其团队发出邮件，称已准备好启动正式政府过渡进程，并将为过渡提供资金。

李巍指出，实际是特朗普批准发出的这封邮件，这说明特朗普已经变相承认选举失败和拜登胜选的事实。尽管此后还有各州需在12月8日前处理争议选票和12月14日选举人投票两个节点，以及一些法律诉讼程序也还在走流程，但以上行为已表明，美国大选基本尘埃落定。所以，相比一些国家在选举结果落地前致电祝贺，中国选择现在向拜登致贺电，显示了对美国选举程序的尊重，也符合中美关系的实际现状。

分析贺电内容，李巍指出，“不卑不亢”是总基调，同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重新提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尽管中方在贺电中没做具体提出这八个字，但表达了希望构建一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这实际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内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早是由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现在，我们重申了中方的这一愿望和原则。

二是强调“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这句话说明了中美关系不仅是两国关系，还关系到全世界，指出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给予了中美关系很高的定位。

三是展现冷静和理性的姿态。贺电内容很短，对“老朋友”也没有过于热情。这一方面体现出，中方期望拜登上台后，中美能共建一个更加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出现很大的挫折，中方的态度是克制和冷静的，对拜登新政府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有期待但也很谨慎。

中方应派遣高级代表团到访华盛顿

不少声音认为，为改善中美关系，接下来中国应采取主动姿态。李巍对此表示赞同，他建议，中方不需太过矜持，在拜登上台之初，应该大胆采取主动措施，因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中方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也已经大大增强。“中国现在应该有强大的外交的自信，我们完全可以主动一点”，他说。

就此，李巍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建议。首先，在拜登上台三个月内，在疫情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中方应派遣至少是副国级的高级代表团到访华盛顿。如此一来，中方一方面可以和老朋友拜登以及拜登团队见面和沟通，向他当面表示祝贺，传递中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另一方面，可以表达对美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和对美国最终能够战胜疫情的信心。

第二，中国要准备一份同美国政府合作的详细清单，并列出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中方需要把“合作诚意”直接摆在白宫的桌子上。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拿出实质办法帮助美国应对疫情，提出一个应对全球疫情的详细合作方案，包括疫苗研发、国际合作、信息共享、人员支持等。拜登依靠疫情赢得了总统大选，所以他执政的合法性在于能否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内全面控制住疫情。如果拜登无法控制疫情，他和选民的蜜月期将很快过去。因此，拜登政府对于中美合作抗疫是有很大需求的。

李巍强调，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像当年的合作反恐和合作应对金融危机一样，以共同抗疫为契机，把中美合作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政府的重要诉求，也是民主党的基本意识形态，得到了美国环保主义的大力支持，所以中国也应该快速就气候变化问题拿出一个清单谋求合作。

第四，在贸易问题上，由于拜登面临巨大的经济复苏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提出一些经济合作方案。特别是在贸易方面，如果双方能同步降低关税，重启中美贸易，将立竿见影地拉动双方的经济增长。中国要拿出诚意，把清单摆在白宫的桌子上，也需要继续兑现我们的承诺，增加从美国的进口，这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拜登个人意识能否塑造对华关系?

在采访中，李巍还分析了拜登个人因素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强调，我们虽然不能对拜登政府任内的中美关系抱有过高期待，但必须认识到，在近几任美国总统中，拜登是最熟悉中国的一位。他曾四次到访中国，见过中国的四代领导人，和中国的学界、政界、商界保持了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我们从没遇到过这么了解和熟悉中国一位美国总统。”

因此，李巍建议，我们一定要抓住2021年的前三个月，甚至是上半年的黄金窗口期。“否则我们就可能错失良机”，“而如果这一次错失良机的话，中美关系改善的机会将更加渺茫”，他说。

至于在推进中美关系改善这一过程中，中方可能遇到的阻力，李巍认为，存在拜登是一位弱势总统的可能性。

所谓的“弱势”体现在，一是，他必须面对强大的特朗普和回应特朗普粉丝的关切。特朗普获得了7200万张选票，拜登必须关注这些选民的利益甚至予以回应。而且拜登可能面对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这意味着拜登政府的诸多政策都会遭遇很大的掣肘。

二是，拜登成功当选，靠的是铁锈地带翻蓝。四年前，希拉里也因为铁锈地带翻红败选。铁锈地带在美国选举政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那么拜登一定会回应铁锈州的诉求，然而铁锈州总体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支持美国在贸易上打压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可能构成阻力。

三是，拜登会受技术官僚团队的影响。虽然拜登的技术官僚团队没有特朗普团队那么蛮横和极端，但总体上的理念还是以防范中国为主。他们几乎都来自于奥巴马团队，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本质上就是防范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的个人意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华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李巍表示，再加上经过特朗普任内的政治动员，美国的整个社会舆论和社会氛围，特别是对华社会氛围已经大幅度恶化，这也会钳制中美关系的改善。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1/28

旧文章ID：23613

作者：张蕴岭  来源：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小i导读】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大选之后，国际形势孕育新局，值得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韩国亚洲大学中美政策研究所以及金九论坛于2020年11月12日联合主办第七届中韩政策学术会议。本届会议以“全球秩序变化与中韩关系”为题，汇聚了两国专家深入探讨关键议题，寻求更加稳定与强化合作的中韩关系及政策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张蕴岭提交了书面发言，从五个方面分享了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看法，包括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和主要体现，以及中美间存在的沟通、对话、协商与合作空间。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关于中美战略竞争有如下五点看法：

第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战略竞争阶段，战略竞争具有综合性，长期性，不仅是双边，也涉及地区和全球。

第二，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要体现：一是力量与权势竞争，具有战略对手和一定对抗性的特征;二是科技领衔竞争，即竞争高科技的领先性和规则制定权，鉴于中国具备了在一些领域超越美国的潜力和能力，美国利用现实的优势，会极力阻止中国超越。不管美国谁当政，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不会变，但在操作方式上可能会有不同;三是政治竞争，亦可称之为制度之争，或者称之为意识形态之争，美国从政治层面看中国，会随着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成功而强化。

第三，中美利益交织，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包括诸多方面，在当今重要事务上，完全排除中国对美国不利，也难以成行。因此，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在地区和世界，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中美都存在沟通、对话、协商与合作的空间。

第四，特朗普政府单边和任性行为已经证明，对中国搞单边贸易惩罚、高技术封堵，也会伤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公司，特别是大公司，不愿与中国脱钩。因此，争取中美开放、对话关系框架的基本稳定还是可能和可行的。

第五，尽管把中国作为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拜登政府的做法与特朗普政府不同，会为对话留有空间，在一些地区问题(比如朝鲜半岛、亚太)、全球问题上(比如WTO、WHO、气候变化)合作的机会更多些。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2/1

旧文章ID：23612

作者：  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0年经济峰会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在“后2020时代的中美关系”环节发言。

提要：

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损害了中美两国的企业。

总统大选后，美国正在经历非常重要的交替期，政策仍不明朗，两国企业需要保持耐心。

这期间，美国企业非常关注过渡、贸易、投资与技术四个领域的动向。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中美需要马上采取行动，将建立一个更新、更好、更加稳固的双边关系作为双方的主要的任务。

克雷格·艾伦 Craig Allen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不确定性是中美两国企业的首要挑战

克雷格·艾伦表示，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和在美经营的中国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可能的反制措施也给企业的规划和供应链的稳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不确定性损害了中美两国企业的商业信心、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他表示，尽管短期内存在紧张局势和经济不确定性，美国企业仍致力于对中国市场进行长期投资。他们继续将利润再投资于中国的员工和供应链。艾伦表示，企业界是以长期视角看待两国关系的。这意味着我们的视野要超越眼前的挑战。中国仍是美国企业的亚太战略的基石。

政权交替期间，美国企业的关注点是什么?

艾伦指出，美国正在经历非常重要的政权交替期，美国企业目前特别关注这四点。

第一点是过渡。艾伦认为，在拜登正式就任之前，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他呼吁，中美双方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过渡时期的挑战与困难影响企业界的信心。目前，拜登新政府中众多重要职位仍然虚位以待，对华政策也不甚明朗，两国企业需要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第二点是贸易。艾伦表示，目前美国企业界希望拜登政府出台的新的对华政策既能够满足自身商业要求，也能够构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长期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贸易。在贸易领域，中美两国政府都要努力遵守并兑现第一阶段协议的承诺，包括逐步取消关税、扩大贸易和投资活动，以及重建信心。对话的频率和范围也应提高和扩大。此外，他也认为，中国需要解决在华美国企业的长期顾虑，比如竞争环境、产业补贴等。

艾伦表示，美国国会已经出台了与中国相关的477条草案，这给中美双边关系增添了紧迫性。他认为，如果两国不能就上述问题在拜登任期早期达成实质性的进展，双边关系可能有被更加强硬的政策所冲击的风险。

第三点是投资。艾伦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双边投资本应达到更高的水平，但事实上，中美双边直接投资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艾伦建议，中国应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进程，快速落实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上作出的承诺，包括进一步开放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同时，美国也应该更加热情地欢迎中国的投资者来美国投资兴业。

第四点是技术。艾伦认为，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国家安全定义的外延都在不断扩张。在艾伦看来，在未来，中美应该清晰且严格地界定国家安全的定义，并在少数有限的领域筑起高墙，而不能让过度宽泛的国家安全定义成为保护主义的借口。

竞争会是常态，但中美应该重建信任

艾伦表示，虽然在短期内，中美经贸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长期来看，美国企业依然承诺加大中国市场投资力度，并将中国作为美国企业的亚太战略的基石。

在未来，中美竞争可能会是一种常态，但健康、公平的竞争最终有助于消费者的利益、企业的创新，以及全球的繁荣。

在竞争之外，艾伦特别强调中美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重建信心，他希望看到双方政府付出努力，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实施置于首要地位，并在抗击疫情、疫苗研发与网络等领域共享合作;在之后的第二阶段谈判中，中美需要进行更加真诚的协商。

“拜登政府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可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看到的，”在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时，艾伦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中美需要马上采取行动，将建立一个更新、更好、更加稳固的双边关系作为双方的主要的任务。”

整理 – 夏天、楷欣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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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文玲  来源：昆仑策网

拜登如果执掌朝政 将出现五个“重”字行动

——陈文玲在中国第86次改革国际论坛“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讨论会上的发言

谢谢吴士存院长!感谢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召开这样非常重要的会议。刚才各位老师谈得非常好，我受到很大的教益与启发。今天，围绕会议主题，我谈三个观点。

一、美国终于有了一个正常的人，可以执掌朝政，概括起来是五个“重”字。

所谓正常的人，起码是可预期的，不会上午说了下午就变，今天说了明天就变，变来变去，使整个世界处在极度的不确定性之中。现在看起来，拜登当选的可能性在90%以上，虽然仍然有不确定性。刚才时褚殷弘老师、吴海龙大使谈得特别好，对拜登和特朗普进行了比较，我就不再进行比较了。拜登如果执政对华关系，或者美国对华政策比较明显的调整，可能概括几个“重”字。

第一，重回国际组织，重回多边主义，特别是重回WHO、巴黎协定和伊核协定。这是在拜登竞选演说时就明确表示的。对于WTO，我认为美国将会派出大法官，会利用WTO这个国际组织作为大国博弈的平台，决不会放弃这个平台。

第二，重回盟友体系，联合盟友，用占世界经济二分之一的力量抗衡中国。这是拜登在他于前两个月竞选演时说的，这也是除特朗普以为的几乎所有美国总统的战略选择。

第三，重回建制派的外交方式，特别是建制派制定政策的思维模式。我认为，美国有非常成熟的建制派，他们重中长期战略，重整体战略设计，重意识形态输出美国价值观，重利用第三方力量打击对手。拜登已经提出，如果他执政将召开一个全球会议，即民主国家联盟。

第四，重回斗而不破的中美关系，但今后斗而不破和过去斗而不破有本质的区别。斗是核心，斗是实质，斗的程度将加深，斗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从拜登现在竞选团队的言论看，发出了两个比较清晰的信号。一是认为对华发动新冷战是不可取的，应该更大力度遏制但也需要在利益交汇处合作;二是认为全面脱钩是不可取的，拜登本人认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特别是加征高额关税是不可取的。

第五，重拾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政治遗产，带有明显的副总统生涯的印记。现在拜登竞选团队有一千多人，分了20个小组，研究各方面的治国方略。我个人认为，很大程度会重拾奥巴马、希拉里政治遗产。最主要可能是三个遗产，一是重返亚太战略，可能会重回TPP，重启TTIP。二是重组决策咨询的团队，启用美国强大的智库体系，为拜登执政出谋划策。这是美国重要的国家软实力，是非常厉害的，美国智库的战略谋划能力，在世界上还是顶级的。三是重新启用民主党以及非民主党重要官员，已经有消息说奥巴马要出任驻英国大使，希拉里要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拜登在演说中说，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美国又回来了。这些消息是不是准确还不知道，反正现在假新闻很多，今天中午我看到一条新闻可能也是假的，说特朗普准备承认失败，准备要定居海牙，估计这也是假新闻。但是，拜登肯定会用奥巴马、希拉里老班底的人，这应该是可预期的。

二、拜登如果执政，将面临不可忽视的，或者难以解决的美国自身矛盾，美国的身体与灵魂产生了严重的撕裂。

拜登非常想“去特朗普化”、“去中国化”，这都非常难以做到，他将面对着一个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社会。特朗普留下了一地鸡毛，一腔怒火，一骗箫条。拜登面临四大问题，非常棘手。

第一，拜登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甚至也不是特朗普，而是如何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在这次疫情灾难中，拜登会把抗击疫情放在第一位。拜登说，要拯救美国的灵魂，我认为拜登最大的问题不是拯救灵魂，所谓灵魂是生命升天以后永恒的东西，而拜登首先面对的是拯救美国人民的生命。

第二，拜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拯救当前的美国经济，不是遏制中国经济变强，而是避免美国经济变差。美国经济从长周期看，GDP占世界经济总量在下降，制造业产值占世界制造业总值在下降，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在下降。当前最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将进入深度衰退。2020年一季度-5.9%，二季度按照年化率-32.9%，调整后按年化率-31.4%，三季度利用大剂量刺激政策比二季度环比上升34.9%。三季度这个数字是有很大水分的，按照三大国际组织预测，美国经济今年都将是-4%以上。今年以来，按照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数字，美国国债已经超过了27万美元，增发的基础货币已经超过了3万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经超过了7.3万亿美元，美国财政政策货币化，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将使美国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

第三，拜登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不是如何领导世界，而是如何领导美国。奥巴马政治遗产之一就是再领导世界一百年。但一百年之后是什么样，谁也很难预测，不过三大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各国研究机构都预测，到2050年，世界各国GDP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排在第二位的是印度，排在第三位的是美国。我去年12月4日到美国参加一个中美关系专家闭门对话会，我在会上说，美国是不是能够正视世界的未来?能够正视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能够正视美国将从世界第一位变为第二，甚至到第三。美国如果因为保持第一和霸权地位，必须首先解决自身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遏制打击其他国家。

第四，拜登现在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是中国，而是纠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和错误的战略转向。

三、当前是中美关系一个重要的窗口期，也是磨合期，如果处理好了会变成机遇期，如果处理不好就是高危期。

中国应该抓住这个窗口期，主动塑造中美关系。当前中美关系应该怎么办?有几条比较重要的建议，

第一，开足马力，精准施策，全方位对美国开展工作。重启对话机制，包括中美战略高层对话，包括过去形成的95个对话机制，包括民间建立的很多平台与渠道。重启对话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话比对抗好，交流比隔离好。

第二，全力纠偏，推动中美之间贸易与投资恢复常态。中美贸易这几年在特朗普政府的高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今年中国1-10月份对美出口还增长了20%多，证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有刚性需求。中国从美国进口增长了不到5%，证明中美贸易发展是极度不平衡的。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从2017年456亿美元下降到2018年280亿美元，2019年48亿美元，2020年下降到2亿美元。所以，恢复中美正常的投资和贸易关系，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应该重启中美BIT谈判，推动中美BIT谈判尽快达成协议，中美之间曾经谈了34轮，我认为这个领域是最有基础的，保证中美双向投资安全，这是中国的优势，也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需求，中国既有投资的优势，也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优势。

第三，积极推动一些领域的合作，特别是环境、生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拜登竞选演说推出的25条执政纲领中，提出美国碳中和实现三个零的三个阶段，十年期、十五期、三十年期，美国碳中和的目标是2050年，中国碳中和的目标是2060年。我们提出碳中和的时间比原来提前了十年，中国积极推进落实《巴黎协定》，拜登重回《巴黎协定》，立足恢复世界的生态与环境修复，在这一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点。从拜登提出的一些主张来看，我认为合作点非常多，应该抓住这些合作点扩大合作，弥合分歧点求同存异。但是，对拜登执政也不能报太多的希望，因为我上面归纳的几个“重”字，实际上回从战略上对我们形成了更大的压力，或者新的挤压之势。所以，中国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中国自己的谋篇布局谋划好，保障中国两个百年的进程不被打断，我们最终战胜对手是有信心的。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1/27

旧文章ID：23607

作者：关不羽  来源：思想潮

来源 | 凤羽经略

2009年入主白宫不久的奥巴马意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轻松获得的荣誉与其说是奖励。然而，当他离开白宫时，显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和平。

2020年，拜登目前的情形与2009年的奥巴马相似，美国主流媒体将这场选战渲染为正邪之争的终极之战。那么，会不会如“终极之战”的神话结局那样，人类社会即将进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呢?

回答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拜登在竞选中的政策表达并不清晰，尤其是在外交领域，由于今年竞选聚焦于美国国内事务，外交政策的关注度极为有限，拜登在这一领域的政策表达较为零碎。

以现有的信息以及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对拜登时代的国际形势不能盲目乐观。

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因素复杂

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都和国内经济和政治因素密切关联。拜登时代的美国的国内形势将会异常复杂。

首先，拜登的经济政策将会极大地透支美国经济实力，严峻的财政压力将会影响其外部行动力。如果拜登接掌白宫时疫情还未过去，那么他会采取更为严厉的管制措施优先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美国的复工状况将会停滞，乃至倒退。这对短期经济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

即便此时的疫情因疫苗正式投入使用而趋缓，拜登在竞选期间承诺的大量补贴将会出台，那项在国会“躺”了几个月的2万亿美元疫情援助措施就是蓝本。尽管国会仍有相当的阻力，但是以疫情为契机将美国的福利化进程大大向前推进的趋势将不可改变。疫情补贴、全面复活奥巴马医保、福利受益人群在学生、老人中扩大，都将逐一成为现实。

和福利化的进程相匹配的是高税收政策，拜登明确主张从2021年起开始提高税率，包括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率，以此在十年内增加超过4万亿美元的联邦收入。

这一增税计划带来的财政增收，不仅要为福利扩张埋单，还将用于支撑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和公共交通等项目的巨额投资。显然是不够用的——仅“绿色新政”一项就涉及到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因此，拜登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创战后新高几无悬念，最新的分析预测为3.3万亿美元。

而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正在鼓励拜登采取的措施——以高税收、高财政支出提振经济，这或许会给拜登执政之初带来“人造的繁荣”，但是必然带来透支美国国力、透支美元信用的结果。

无论如何，联邦政府将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国内的经济刺激时，致力于处理复杂的经济事务时，其外部行动力必然受到影响。

其次，美国政坛在拜登时代也会更为复杂。修复两党之间的裂痕仅仅是拜登面临的问题之一，真正的长期威胁来自党内。民主党内部建制派对AOC为代表的少壮派的控制力下降，在此次选战进程中已经暴露无遗。

民主党“四朵金花”

后者更好斗、更极端的政治主张会逐步取代两党传统政治议题，成为新的政治纷争焦点。在新人崛起的时代，拜登的年龄、资历和温和的风格很可能会成为少壮派的靶子。

因此，内忧外患的拜登的政治处境也会相对弱势，各方势力会借外交问题大打“横炮”，这对拜登政府的外交决策无疑会有牵制作用，因此未来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稳定性堪忧。

从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看，拜登政府在执政初期将会迅速且密集出台一些外交政策，这既是回应内外支持者调整特朗普外交的必要举措，也有走出疫情后美国经济反弹时的乐观情绪支持。但是，随着其执政时间的增长，内部共识将会持续削弱，长期的外交政策会缺乏连续性。

多重张力下的“巨轮迷航”

如果把美国的外交及外部行动形容为航行中的巨轮，那么拜登时代将是“巨轮迷航”式的状态——在内外多重张力下显得曲折犹豫。

首先是来自欧洲盟国将会对美国外交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此前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克林顿-奥巴马”时代的显著特征，无疑将会在拜登时代完整复活。实际上，拜登本人就是那段美欧关系蜜月期创造者之一，甚至可以视为他入主白宫之前最大的政治成就。因此，修复乃至强化欧美外交同盟关系，肯定是拜登外交政策的基石。

问题在于，欧盟及欧洲大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颇多负面因素。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原则与复杂的国际事务诉求一直是欧盟外交的特点，由此衍生出的意外与混乱层出不穷。克林顿时代的巴尔干战争、奥巴马时代的中东乱局，都有欧盟和欧洲主要大国的影响。

站在美国保守派的立场看，“老欧洲”总是把美国作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干预力量，把美国卷入到没有利益关系的纷争中，却又经常带头谴责美国的干预主义。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指责至少在一定程度是真实的。

无论是美俄关系还是美国和伊朗的对抗中，欧盟和欧洲大国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实际上，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后，直到特朗普上台前，美国政府再也没有在欧洲盟友们明确反对的情况下采取过重大的外部行动。

一定程度上，阻止或促使美国采取实质行动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欧洲大国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构成部分，但这并不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美欧之间的潜在矛盾并不会因为拜登上任后的花好月圆而消失，但在表面上会显得更为平静。

可以肯定的是，让美欧关系恢复“常态”，这也包括WTO、WHO等国际组织的重振声威，这些将是拜登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按照欧洲主张的多边主义框架，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强烈的正面冲突，但是在局部区域将会存在不可预测且不可控的混乱局面。这将主要发生在中东。

中东地区的美国外交还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朗普遗产”的问题。担任过奥巴马副手、又接盘特朗普的拜登必须在奥巴马路线和特朗普路线的两极中选择自己的方向。

按照奥巴马路线，缓和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实现从中东抽身的目的。而特朗普路线则是打压伊朗，巩固和强化美国与以色列、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甚至容忍土耳其在中东的扩张，以扶持区域代理人的方式实现对中东的“遥控”。

从结果看，特朗普路线虽然得罪多方，却能保证中东的相对稳定。而奥巴马路线虽然“看起来很美”，结果却是中东高度动荡的结局。但是拜登没有什么选择，他对中东问题的表态中仅限于承诺不推翻美国大使前往耶路撒冷是保留了“特朗普遗产”，算是做出了安抚以色列的姿态，其他各方面都将回归了奥巴马路线。

美国重回“伊核协定”只是时间和方式的问题，伊朗经营“什叶新月带”的外部势力范围会有所进展。而这也会影响伊朗内部的政治平衡，甚至会影响到哈梅内伊的接班人方案。

至于特朗普重视的“中东传统盟友”，拜登明确表态不会给中东“独裁者们开空头支票”，这意味着美国不会对海湾君主国给出安全承诺。

最典型的莫过于沙特，拜登在竞选期间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沙特政权现执政者的严重不满，扬言对“残杀记者案”要追责。如果拜登在掌权后说到做到，那么经历疫情期间油价暴跌打击的海湾各国恐怕很难有安全感。

无论是这些国家再现“阿拉伯之春”，还是重回非对称对抗的策略，都将是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埃及穆兄会已经公开表示了对拜登的欢迎，这算是好消息吗?

拜登的外交将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走钢丝，将在奥巴马路线和特朗普遗产之间走钢丝，要避免犯错且方向明确是不容易的。

亚太地区局势可能趋缓

与中东地区再次陷入混乱的不祥之兆相比，全球另一热点地区亚太有望在拜登时代出现缓和趋势。

亚太的核心问题无疑是中美关系。过高估计拜登的对华善意是没有依据的，中美关系的紧张基调是美国两党少数的共识之一，拜登不可能在战略方向上大幅修正。但是，拜登将抛弃极限施压的做法，代之以更为传统的方式与中方互动，包括“接触-遏制”、“渐进式改变”、政治与经济相对区分的方式等等。

拟任国务卿的布林肯是外交世家出身，是拜登的长期助手，也是中方打交道的老手，由他主持的美国外交会忠实地执行拜登长期以来的风格。中美之间最为显著的改善将出现在经贸领域，以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战将结束，拜登的副手哈里斯对此有过明确的表态，拜登本人也一直有此意向。这一改变将会成为拜登政府重启全球化的一部分，较快得到落实。

全球产业链的重整仍然会是拜登政府关心的议题，将产业移回国内，或者至少实现“安全”的分散布局仍将继续。但是，雄心勃勃的基础建设和新能源事业都需要大量产能配合，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在短时间内无法摆脱。

拜登在遏制中国方面强调与盟友的集体行动，这也是很传统的民主党建制派政策路线。不过，和其他多边政治一样，其协调工作将会是困难且漫长的。尤其是欧洲盟友重回美国外交决策的核心，“包围网”存在很多变数。整体而言，中方面对的外交压力不会减轻，但中美沟通会更为顺畅，双方形势误判的概率会降低。

东北亚地区另一热点朝鲜核问题，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拜登对朝态度一向强硬，朝方对其上台执政也不抱欢迎，双方可能会提高对抗的调门，甚至不排除美方对朝施以更严厉的制裁。但是，韩国的对朝态度软化，以及疫情以来朝核问题明显边缘化的趋势，双方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作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俄关系，俄罗斯已经有明显的缓届迹象，这有可能是美俄关系改善的机会，但也同样存在风险。不过，俄罗斯整体国力的衰弱已经不可逆转，它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权重”会逐步降低。

整体而言，亚太地区的“热度”会降低，但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微妙的状态，能否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取决于中美双方的努力。

总之，如果明年一月顺利完成政权交接，拜登政府的外交将会有一个受到各方欢迎的开局，表现也会较为平稳。至于这一平稳时间能持续多久，将取决于多项无法预测的因素，诸如拜登的健康状况、美国议会中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民主党内部结构的变化等等。

无论如何，拜登激进的国内经济政策如果按照现有版本推进，那么美国经济和政府财政状况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迅速恶化，这一后果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外交政策。从这一趋势看，拜登时代的世界格局会很接近他的搭档奥巴马，一个颇有希望的开端，和一个心灰意冷的结尾。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2/1

旧文章ID：23604

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福山等：如何从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巴拉克·里奇曼(Barak Richman)、阿希什·戈尔(Ashish Goel)

译者：赵宇飞

法意导言

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人们日益注意到，谷歌、脸书、推特、苹果等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借助其强大的技术，垄断了信息的收集和分发，对民主选举造成了重大的威胁。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2020年11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与人共同撰写的《如何从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Ending Big Tech’s Information Monopoly)一文中指出，政府监管、拆分巨头、诉诸隐私法等传统方法，都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大型科技公司对民主政治构成的潜在威胁。在福山及其合著者看来，添加在既有的技术平台之上，并允许用户至少部分拥有对其所阅读和浏览内容的控制权的“中间件”(middleware)，或许能成为上述难题的破局之法。

在美国经济发生的诸多变革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巨型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和推特，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经相当强大了。而在疫情期间，由于很多日常生活都在网上进行，它们甚至变得更加强大了。尽管它们的技术十分便捷，但对于这种主导性企业的出现，我们应该感到警惕——不仅因为它们掌握着如此强大的经济力量，还因为它们对政治传播拥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这些庞然大物现在支配了信息的传播和对政治动员的协调。这对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威胁。

虽然欧盟试图对这些平台实施反垄断法，但美国对此的反应要平淡得多。但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在过去两年里，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和一个由州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这些平台可能滥用垄断权力的行为展开了调查。在10月时，司法部对谷歌提起了反垄断诉讼。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的批评者现在既包括担忧国内外极端分子操纵的民主党人，也包括认为大型平台对保守派有偏见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由一批有影响力的法学家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日益壮大，他们正在寻求重新解释反垄断法，以对抗平台的主导性地位。

尽管人们对大型科技公司对于民主构成的威胁正逐渐形成共识，但对如何应对却鲜有共识。有人认为，政府需要拆分脸书和谷歌。另一些人则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法规，来限制这些公司对数据的利用。由于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许多批评者默认了应向平台施压，要求它们进行自我监管，鼓励它们下架危险的内容，并对网站上展示的内容做更好的规划。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比经济危害更严重。更鲜少有人考虑过以下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取消平台作为内容把关人的角色。要施行这种方法，需要邀请一批新的有竞争力的“中间件”(middleware)公司，来让用户选择如何向其展示信息。相比于试图将大型科技公司彻底拆分的不切实际的努力，这种方法可能更有效。

平台的力量

美国当代的反垄断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其出现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检察长的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高高在上的学者形象出现，他认为反垄断法的目标应该只有一个：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他认为，一些公司之所以发展得规模如此之大，是因为它们比竞争者更有效率。因此，任何拆分这些公司的尝试，都只是在惩罚它们的成功。这一阵营的学者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领导的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方针的影响，他们对经济管制持怀疑态度。芝加哥学派认为，如果反垄断法被构造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福利为目的，那么它就应该是高度克制的。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一学派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影响了几代法官和律师，并逐渐成为最高法院的主导力量。里根政府的司法部接受了芝加哥学派的许多信条，并将其写入法规，而美国的反垄断政策自此则基本定位于宽松的方针。

在芝加哥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几十年后，经济学家们有了充分的条件来评估这种方法的效果。他们发现，美国经济的集中度在航空公司、制药公司、医院、媒体机构，当然还有科技公司中稳步提高，而消费者则深受其害。许多人，如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明确地将美国的物价高于欧洲的物价与反垄断执法不力联系起来。

如今，正在兴起的“后芝加哥学派”认为，应该更有力地执行反垄断法。他们相信，执行反垄断法是相当必要的，因为不受管制的市场无法阻止破坏竞争的垄断者们兴起并巩固其力量。芝加哥学派反垄断方法的缺陷还导致了反垄断领域的“新布兰迪斯学派”(neo‑Brandeisian school)的兴起。这批法学家认为，美国早期的联邦反垄断法规《谢尔曼法》(Sherman Act)不仅要保护经济价值，还旨在保护政治价值，如言论自由和经济平等。由于数字平台既掌握了经济权力，又控制了传播方面的瓶颈，这些公司自然成为了这一阵营的靶子。

诚然，数字市场呈现出某些区别于传统市场的特征。首先，这个领域的通货是数据。一旦亚马逊或谷歌这样的公司积累了数亿用户的数据，它就可以剑指全新的市场，并击败缺乏类似知识的知名企业。此外，这类公司大大受益于所谓的网络效应。网络越大，对用户就越有用，这便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导致一家公司主导整个市场。与传统公司不同，数字领域的公司不争夺市场份额，它们争夺的是市场本身。先发者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得进一步的竞争变得不再可能。他们可以吞噬潜在的竞争对手，就像脸书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那样。

但大型科技公司是否会减少消费者的福利，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数字产品，如搜索、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账户。消费者似乎非常看重这些产品，即使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放弃了自己的隐私，并让广告商对他们做定向投放。此外，这些平台被谴责的每一项滥用行为，几乎都可用具有经济效益之名来做辩护。例如，亚马逊使得母婴零售店倒闭了，这不但摧毁了主干道上的商店，也摧毁了大卖场。但该公司同时也在提供一种许多消费者认为无价的服务。(想象一下，如果人们在疫情期间不得不依靠线下现场零售，那会是什么样子。)至于针对平台收购初创公司以阻碍竞争的指控，我们其实很难知道一家年轻的公司如果保持独立，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苹果或谷歌，或者如果没有从新主人那里获得资金和管理专家的注入，它是否会失败。虽然如果Instagram保持独立并成为脸书的可行替代品，消费者的状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但如果Instagram完全失败，消费者的状态则会变得更糟糕。

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经济理由很复杂。不过，存在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政治理由。互联网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远比它们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害都更令人担忧。它们真正的危险，不是扭曲了市场，而是威胁到了民主。

 

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

信息垄断者

自2016年以来，美国人已经醒悟到科技公司塑造信息的力量。这些平台让招摇撞骗者得以兜售假新闻，让极端分子得以推广阴谋论。他们创造了“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在此环境下，由于算法的作用，用户只会接触到能够确证其既有信念的信息。而且，平台可以放大或埋没特定的声音，从而对民主政治辩论产生干扰和影响。最大的忧虑是，这些平台已经积累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它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左右选举。

批评者对这些担忧的回应是，要求这些平台对其放送的内容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呼吁推特查禁或检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具有误导性的推文。他们抨击脸书，因为它表示不会对政治内容进行监管。许多人希望看到互联网平台像媒体公司一样，对其政治内容做管控，并对公职人员做问责。

但向大型平台施压，要求它们履行这一职能，希望它们能以公众利益为重，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回避了潜在的权力问题，而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都必须限制这种权力。今天，抱怨互联网平台存在政治偏见的，主要是保守派。他们(并非毫无道理地)假定，如今经营这些平台的人——亚马逊的贝佐斯、脸书的扎克伯格、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和推特的杰克·多西(Jack Dorsey)——愿意推动社会进步，即便他们主要是受到商业私利的驱动。

从长远来看，这一假定可能并不成立。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巨头中的某一家被一位保守的亿万富翁收购了。鲁伯特·默多克对福克斯新闻和《华尔街日报》的控制，已经让他拥有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力，但至少这种控制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当你在阅读《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或观看福克斯新闻时，就已经知道这一影响了。但如果默多克控制了脸书或谷歌，他就可以巧妙地改变排名或搜索算法，塑造用户所能看到和读到的内容，并有可能在用户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而这些平台的支配性地位，也让人们难以摆脱其影响。如果你是一个自由派人士，你可以只看MSNBC，而不看福克斯;但倘若默多克控制了脸书，如果你想分享新闻报道，或与朋友们协调政治活动，你可能没有类似的替代选择。

还要考虑到，这些平台——尤其是亚马逊、脸书和谷歌——掌握着个人生活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之前的垄断者们从未掌握过的。它们知道人们的朋友和家人是谁，知道人们的收入和财产，以及他们生活中许多最私密的细节。如果平台的高管心存歹意，利用令人尴尬的信息逼迫公职人员就范，那会怎样?或者，想象一下，对私人信息的滥用与政府的权力相结合，那会如何——比如，脸书与政治化的司法部联手。

数字平台集中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像放在桌子上的一把上了膛的武器。此刻，坐在桌边的人很可能并不会拿起枪，并扣动扳机。然而，对于美国的民主而言，问题在于把枪放在那里是否安全。在那里，另一个更加心怀叵测的人可能会拿起枪。任何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都不会满足于基于对个人良好意愿的假设，而将集中的政治权力委托给个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对这种权力实行制衡。

 

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破解之法

要制衡这种权力，最显而易见的办法是政府监管。欧洲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比如德国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传播假新闻的行为定为犯罪。虽然在一些社会共识度较高的民主国家里，监管或许还有可能，但在美国这样一个观点两极分化的国家，监管不太可能奏效。早在广播电视的鼎盛时期，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公平原则就要求网络保持对政治问题的“平衡”(balanced)报道。共和党人穷追不舍地攻击该原则，声称网络对保守派有偏见，而联邦通信委员会则于1987年取消了该原则。因此，想象一下，今天一个公共监管机构如果试图决定是否封锁一条总统推特，那会如何?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

制衡互联网平台权力的另一个办法，是促进更多的竞争。如果存在多个平台，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平台会拥有脸书和谷歌今天所享有的统治地位。但问题在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不太可能像拆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那样，拆分脸书或谷歌。今天的科技公司会激烈抵制这样的尝试，即使最终败诉，拆分它们的过程也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或许更重要的是，目前还不清楚拆分像脸书这样的公司能否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很有可能，这样的拆分所产生的婴儿体脸书会迅速成长起来，取代母体。即使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被拆分后，也重新获得了主导地位。社交媒体的快速扩张性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得更快。

鉴于拆分方案的前景黯淡，许多观察家转而希望用“数据可移植性”(data portability)来为平台市场引入竞争。就像政府要求电话公司允许用户在更换网络时带走他们的电话号码一样，政府可以强制规定，用户有权将他们提交的数据从一个平台带到另一个平台。2018年生效的强大的欧盟隐私法，即《数据保护通用条例》(GDPR)，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为个人数据传输规定了标准化且机器可读的格式。

然而，数据可移植性面临着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难以转移多种数据。虽然传输一些基本数据，如一个人的姓名、地址、信用卡信息和电子邮件地址，已经很容易了，但要传输一个用户的所有元数据(metadata)就难多了。元数据包括喜好、点击、订单、搜索等。恰恰是这些类型的数据，在广告定向投放中很有价值。这些信息的所有权不仅并不明确，而且信息本身也是混杂的，并与平台绑定。例如，过去的谷歌搜索记录，究竟如何才能转移到一个新的类似于脸书的平台上呢?

遏制平台权力的另一种方法是依靠隐私法。根据这种方法，法规将限制科技公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一个部门产生的消费者数据，来提高其在另一个部门的地位，从而同时保护隐私和维护竞争。例如，《数据保护通用条例》要求消费者数据只能用于最初获取信息的目的，除非消费者另有明确许可。这样的规则是为了应对平台权力最有力的来源之一：一个平台拥有的数据越多，就越容易产生更多的收入，甚至是更多的数据。

但依靠隐私法来阻止大型平台进入新的市场，也会带来自身的问题。如在数据可移植性方面，《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等规则是只适用于消费者自愿给平台的数据，还是也适用于元数据，目前还不清楚。而且即使成功，隐私举措也有可能只是减少了每个人的新闻个性化，而不是削弱了编辑权力的集中。更宽泛地说，这样的法律是要关上马厩的大门，但马早已离开了马厩。科技巨头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用户数据。正如司法部的新诉讼所显示的那样，谷歌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其不同产品所产生的数据，包括谷歌邮箱、谷歌浏览器、谷歌地图及搜索引擎。这些数据结合在一起，揭示了每个用户前所未有的信息。脸书也同样收集了大量的用户数据，据称部分是通过获取用户在浏览其他网站时的一些数据。如果隐私法阻止新的竞争者积累和使用类似的数据集，他们将面临被这些先行者的优势锁死的风险。

中间件解决方案

如果监管、拆分、数据可移植性、隐私法都落空了，那么对于集中的平台权力，还能做些什么呢?鲜有人关注其中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案之一：中间件。中间件一般是指位处现有平台之上的软件，可以修改底层数据的呈现方式。添加到现有技术平台的服务中后，中间件可以让用户选择如何为他们规划和过滤信息。用户将能挑选中间件服务，来决定政治内容的重要性和真实性，而平台则会利用这些决定，来规划这些用户所能看到的内容。换句话说，一个具有透明算法的新公司竞争层，将介入并接管目前由算法不透明的主流技术平台占据的编辑网关功能。

中间件产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供。一种尤为有效的方法，是用户通过苹果或推特等技术平台访问中间件。想一想用户新闻源上的新闻文章或政治人物的热门推文。在苹果或推特的后台，中间件服务可以添加“具有误导性”、“未经核实”、“缺乏背景信息”等标签。当用户登录苹果和推特时，他们会在新闻文章和推文上看到这些标签。更具干预性的中间件还可以影响某些信息源的排名，比如亚马逊的产品列表、脸书广告、谷歌搜索结果或YouTube视频推荐。例如，消费者可以挑选中间件提供商，调整亚马逊的搜索结果，优先考虑国产产品、环保产品或低价商品。中间件甚至可以阻止用户观看某些内容，或者完全屏蔽特定的信息源或制造商。

每一个中间件提供者都必须在其产品和技术功能上保持透明，以便用户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中间件提供者既可以包括追求改进信息源的公司，也可以包括寻求提升公民价值的非营利组织。一家新闻学院可能会提供有利于优质报道和抑制未经核实的故事的中间件，或者一个县级学校董事会可能会提供优先报道当地事件的中间件。通过调解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关系，中间件可以迎合个人消费者的喜好，同时为主导者的单边行动设置巨大的阻力。

很多细节问题都有待解决。第一个问题是，要将多少规划权移交给新公司。一个极端是，中间件提供者可以完全改变底层平台向用户呈现的信息，而平台起到的作用则仅仅是充当一个中性的管道。在这种模式下，中间件将单独决定亚马逊或谷歌搜索的内容和优先级，这些平台只是提供对其服务器的访问权。另一个极端是，平台可以继续完全用自己的算法，对内容做规划和排名，而中间件只起到辅助过滤的作用。例如，在这种模式下，脸书或推特的界面将基本保持不变。中间件只会对内容进行事实检查或标注，而不会对内容赋予不同的重要性，也不会提供更精细的推荐。

最好的方法可能介于两者之间。赋予中间件公司过多的权力，可能意味着底层技术平台将失去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在其商业模式被破坏的情况下，技术公司会做反击。另一方面，赋予中间件公司太少的控制权，则将无法遏制平台对内容的规划和传播能力。但无论界限到底划在哪里，政府的干预都是必要的。国会很可能必须要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平台使用开放和统一的应用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或者说API，这将允许中间件公司与不同的技术平台无缝对接。国会还必须对中间件提供者自身做细致的监管，使其达到明确的可靠性、透明度和一致性的最低标准。

第二个问题是找到一种商业模式，激励新公司竞争层的出现。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让主导平台和第三方中间件提供者达成收入共享协议。当有人进行谷歌搜索或访问脸书页面时，访问的广告收入将由平台和中间件提供者分享。这些协议很可能要由政府来监督，因为即使主导平台急于分担过滤内容的负担，想来也仍会抵制分享广告收入。

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细节问题，是找到某种技术框架，来鼓励多样化的中间件产品出现。该框架需要足够简单，以吸引尽可能多的新进入者，但又要足够复杂，以适应大平台，而每个平台都有其特殊的架构。此外，还必须允许中间件评估至少三种不同的内容：可广泛访问的公共内容(如新闻报道、新闻稿和公众人物的推文)，用户生成的内容(如YouTube视频和私人的公共推文)，以及私人内容(如WhatsApp消息和脸书帖子)。

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细节问题，是找到某种技术框架，来鼓励多样化的中间件产品出现。该框架需要足够简单，以吸引尽可能多的新进入者，但又要足够复杂，以适应大平台，而每个平台都有其特殊的架构。此外，还必须允许中间件评估至少三种不同的内容：可广泛访问的公共内容(如新闻报道、新闻稿和公众人物的推文)，用户生成的内容(如YouTube视频和私人的公共推文)，以及私人内容(如WhatsApp消息和脸书帖子)。

也许其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要求中间件达到最低标准的法规来解决。但同样重要的是，上述撕裂可能已经发生，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很可能无法阻止其在未来发生。想一想QAnon的追随者所采取的方式。QAnon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极右阴谋论，它设想存在一个全球恋童癖阴谋。在他们的内容被脸书和推特限制后，QAnon的支持者们放弃了大平台，迁移到了4chan这个更为宽松的留言板论坛。当4chan的审核团队开始节制煽动性言论时，QAnon的追随者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即8chan(现在叫8kun)。这些阴谋论者仍然可以通过普通的电子邮件或Signal、Telegram和WhatsApp等加密渠道相互交流。这样的言论，无论多么成问题，都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极端主义组织主要是在他们离开互联网的边缘，进入主流的时候，会危害民主。当他们的声音被媒体接收或被平台放大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与8chan不同的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可以在违背人们的意愿和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影响广大民众。更宽泛地讲，即使中间件鼓励撕裂，这种危险与集中的平台力量所带来的危险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对民主最大的长期威胁，不是意见的撕裂，而是巨型科技公司所掌握的不负责任的权力。

交出控制权

公众应该对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平台的扩张和力量感到惊恐，而政策制定者则有充分的理由将反垄断法作为补救措施。但这只是解决私人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集中这一问题的几种可能对策之一。

现在，美国和欧洲的政府都在针对大型科技平台发起反垄断行动，由此产生的案件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进行诉讼。但这种做法未必是应对平台权力对民主的严重政治威胁的最佳方式。第一修正案设想的是一个思想市场，在这个市场里，竞争而非监管保护着公共话语。然而，在一个大型平台放大、压制和锁定政治信息的世界里，这个市场就会崩溃。

中间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将这种权力从技术平台的手上夺走，交给一群新的竞争性公司，让用户可以定制自己的在线体验，而非托付给单一的政府监管机构。这种做法不会阻止仇恨言论或阴谋论的传播，但会以一种更符合第一修正案初衷的方式限制其传播范围。如今，平台提供的内容是由人工智能程序生成的模糊算法决定的。有了中间件，平台用户将被赋予控制权。他们自己，而非某个看不见的人工智能程序，将决定他们所看到的内容。

文章来源：

Francis Fukuyama, Barak Richman, and Ashish Goel,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Ending Big Tech’s Information Monopol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1 issue.

译者介绍：

赵宇飞，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政治哲学专业)，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主攻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尤其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

来源时间：2020/12/3   发布时间：2020/12/2

旧文章ID：23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