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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现状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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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终于和习近平通了电话,他对于这次通话似乎很满意,也不在乎主动要求通电话,只要能解决他所希望解决的问题,哪怕是认怂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务实的精神。

不论中美关系紧张到什么程度,也不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强硬到什么程度,特朗普始终对习近平赞赏有加,从来不敢有所冒犯,因此当他要求和习近平通电话,习近平似乎也难以拒绝。这就是特朗普的聪明之处。

特朗普很早就宣布希望访问中国,这一次,他得到了习近平对他的邀请,他也表示欣然接受。

根据特朗普在自己社会真相(Truth Social)上的账号的说法,这个长达90分钟的电话,主要的议题是贸易,但大家都知道他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解决稀土金属的供应问题。这通电话也许没有具体解决问题,但是双方的态度是正面的,为下一步的谈判打开了大门。

据报道,中美将于下星期一在伦敦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

“特朗普1.0”中的中美贸易症结是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特朗普2.0”最初的症结是芬太尼问题,现在矛盾的焦点是稀土金属的供应问题。

自从中方对全世界收紧稀土金属的出口之后,首先受到打击的是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工业,它们都开始恐慌起来,甚至可能停产。这是什么原因?

稀土金属最主要的下游产品是永久磁铁,磁铁是制造直流电动机(不论是有刷或无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今天的汽车和50年前相比,那时车窗的起落和座位、倒后镜的调整都是手动的,而今天这些都依靠电动,其他如汽车的转向助力、刹车系统、冷却风扇和雨刷等,也都需要依靠数量众多而又控制方便的直流电动机。

自从中国严格控制稀土金属的出口后,有人建议在中国生产直流电动机,用出口电动机来规避对稀土金属的出口控制,甚至有人建议把没有磁铁的直流电动机送到中国去加装磁铁部件后再运回美国。

这些说法都说明没有直流电动机就没有现代的汽车,没有磁铁就没有直流电动机,没有稀土金属就没有磁铁。虽然存在种种的替代手段,但似乎都不现实。

美国重建稀土金属行业需要多年的时间,自从2010年出现稀土金属的供应危机以来,已经15年过去了,美国的稀土行业仍然举步艰辛,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稀土金属出口价格太低,还有大量的出口走私,使得美国的稀土行业因为赔钱而一再破产。

现在,美国终于“政治挂帅”,下决心重建美国的稀土行业,但仍然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

如果中方同意放宽对稀土金属的出口管制,作为交换条件,美方也可能放宽对C-919发动机和机载设备的出口限制。

从特朗普当前的表现来看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他一方面继续朝“脱钩“方向狂奔,例如美国继续保持高科技产品的严格出口管制,几乎完全切断美国AI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继续支持台湾的“台独“势力,最近还增加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全面抵制。另一方面,短期内他将”脱钩“降级为”脱险“,保持和中方至少在表面上的友好关系,这是因为美国要达到与中国脱钩的苦谛,还需要至少几年的时间。特朗普深明此理,短期内必须对中国赔上笑脸,不能得罪中国,以便赢得时间,这就是特朗普的狡猾之处。

今后双方的谈判可能进入比较理性的阶段,甚至可能出现阶段性的进展,但互相敌对下的暗潮汹涌仍然是两国关系的基本盘,表面上的友好随时可能破裂,好在90天的限期近在眼前,大家拭目以待。

总而言之,两国关系的缓和表面上的友好都是暂时的,美国继续视中国为敌,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最近美国高官在公开讲话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为”共产中国“,就是明证。

美国出口管制,自伤产业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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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商务部暂停向中国商飞(COMAC)出口关键航空技术的许可证,这一举措影响到LEAP-1C发动机的供应。该发动机由美国通用电气(GE)与法国赛峰集团(Safran)合资的CFM国际公司生产,是中国国产C919客机的核心动力来源。

这一旨在遏制中国航空产业发展的决定,反而可能对美国自身产业、工人和经济竞争力造成深远损害。

航空航天一直是美国制造业和出口的支柱产业。GE、霍尼韦尔等公司长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客户提供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中止出口许可证不仅切断了这些合作关系,还可能使GE数亿美元的营收化为泡影,并冲击其遍布全美的供应链网络。

这不仅是大企业的问题。数以千计的工程师、技术员和装配工人依赖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和维修岗位谋生。中断出口将直接威胁这些岗位,尤其是对那些依赖航空制造的地区更为致命。而遍布美国的中小型供应商企业更面临生存压力,订单骤减、资金链紧张、员工裁减在所难免。

更具战略性的担忧是,这种出口管制可能适得其反。此前,中国商飞对外部零部件的依赖确实制约了其全球市场竞争力。但美方限制技术出口,反而可能迫使中国加快自主研发步伐。事实上,中国已在自主航空发动机方面加大投入。随着国产替代逐步成熟,美国企业将可能永远失去进入这一全球最大新兴市场的机会。

这一逻辑在更广泛的科技领域也同样成立。过去八年间,美国不断加码对华出口管制,试图遏制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崛起。相关时间线如下:

  • 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出台,扩大了总统对国家安全名义下限制出口的权限;
  • 2019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美企被禁止向其供货;
  • 2020年:外国产品规则(FDPR)修订,扩大对使用美国技术的海外产品的管制;
  • 2022年:对高性能计算与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全面出口限制;
  • 2023–2025年:限制范围扩展至AI芯片、EDA设计软件及先进芯片制造工具。

这些措施带来了沉重代价。仅英伟达(Nvidia)一家就因AI芯片出口受限在一个季度内损失25亿美元,预计后续损失将高达80亿美元。美半导体行业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高,销售和市场份额持续下降。

影响还波及全国范围。截至2025年5月,美国制造业已连续第三个月收缩,新订单、生产、就业均下滑,贸易紧张局势影响日益明显。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措施反而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自主化进程。华为、中芯国际(SMIC)等公司在芯片与电信设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美技术依赖显著下降。这种趋势不仅削弱了美国产业在全球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更可能在关键领域丧失长期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出口管制也令美方与盟友、贸易伙伴之间关系紧张。在将出口限制条款嵌入贸易协议的过程中,美国产品竞争力也在被不断削弱。多国开始质疑美国作为可靠供应商的稳定性,纷纷转向其他替代来源。

保障国家安全固然重要,但过去八年以“安全”为名大规模滥用出口管制,所带来的经济与战略代价不容忽视。损失的是就业、创新能力与国际信誉。

真正明智的战略,应是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兼顾经济利益,重振本国研发、提升产业能力,并加强国际协作。单边管制或许能赢得短期博弈,但从长期看,无异于削弱自身实力。

八年的实践已给出警示——现在,是时候从“限制”转向“重建”合作伙伴关系。

【作者:滕绍骏是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同时担任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荣誉学者,中美交流基金会特邀顾问,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及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他长期深入研究和分析中美两国的历史,政治,体制,与政策。】

第二届亚太和平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在东京成功举办

2025年5月29日至30日,由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与青峰资产管理集团联合主办、ENKADON Capital支持的的“第二届亚太和平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在东京成功举办。会议以“中美日韩等国应如何相处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多国的前政要、学者与青年代表参与。

论坛由秘书长千耀程代表青峰资管集团主席宋诚熙致开幕词。他说,在全球地缘局势复杂化、民粹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尤其需要建立起开放、包容、持续的对话机制。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致辞中指出,应通过对话与多边合作推动亚太和平,反对加征关税等对立性政策。他还强调,日本应秉持“友爱”理念,超越国家利益的对立,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和平纽带作用,推动构建包容与互信的亚太共同体。

英国前驻朝鲜与白俄罗斯大使John Everard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包括中俄、日韩在内的世界各国应加强机制对话与责任共担。他强调亚太地区需要设立常态化安全协商机制,以管控风险、防止误判。

日本前驻荷兰大使、外务省条约局长东乡和彦发表了题为《特朗普2.0与东亚外交》的演讲。他分析称,面对“美国衰退”的历史趋势,特朗普政策提出了“缩小战略”以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这对亚太和平带来了系统性挑战。东乡提出,中国与日本应以“邻国协作”的务实方式为地区稳定提供动力,并呼吁建立“东亚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A)以回应长期机制缺失问题。

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博士对第一天的讨论做了总结发言。他说是这是吉米·卡特和平对话第二次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主办,特别感谢青峰资管集团对这一论坛的大力支持,感谢论坛团队的专业策划和精心组织。他呼吁参会的所有人继承卡特总统的遗志,把世界和平发展当作自己的事业,对任何可能导致战争和动乱的领导人、主义和思潮说不。

2025年5月29日至30日,由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与青峰资产管理集团联合主办、ENKADON Capital支持的的“第二届亚太和平发展论坛暨吉米·卡特和平对话”在东京成功举办。会议以“中美日韩等国应如何相处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多国的前政要、学者与青年代表参与。

论坛由秘书长千耀程代表青峰资管集团主席宋诚熙致开幕词。他说,在全球地缘局势复杂化、民粹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尤其需要建立起开放、包容、持续的对话机制。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致辞中指出,应通过对话与多边合作推动亚太和平,反对加征关税等对立性政策。他还强调,日本应秉持“友爱”理念,超越国家利益的对立,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和平纽带作用,推动构建包容与互信的亚太共同体。

英国前驻朝鲜与白俄罗斯大使John Everard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包括中俄、日韩在内的世界各国应加强机制对话与责任共担。他强调亚太地区需要设立常态化安全协商机制,以管控风险、防止误判。

日本前驻荷兰大使、外务省条约局长东乡和彦发表了题为《特朗普2.0与东亚外交》的演讲。他分析称,面对“美国衰退”的历史趋势,特朗普政策提出了“缩小战略”以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这对亚太和平带来了系统性挑战。东乡提出,中国与日本应以“邻国协作”的务实方式为地区稳定提供动力,并呼吁建立“东亚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A)以回应长期机制缺失问题。

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博士对第一天的讨论做了总结发言。他说是这是吉米·卡特和平对话第二次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主办,特别感谢青峰资管集团对这一论坛的大力支持,感谢论坛团队的专业策划和精心组织。他呼吁参会的所有人继承卡特总统的遗志,把世界和平发展当作自己的事业,对任何可能导致战争和动乱的领导人、主义和思潮说不。

特朗普、万斯与“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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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舞台上,创造故事最多的人物,实在是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莫属。如果说他每日必出一戏可能夸大,说他每周必出两三戏,则真是实事求是。

由于故事太多,即使限于近期,一篇文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取一个特定角度,就是文题所示,来略加分析。

之所以选到这个角度,是因为特朗普和万斯近期对此有立场鲜明的表态。国家和人一样,所有的行为都要受三观支配。政府的政策,其实就是这个政府奉行的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世界中的显现。

这个说法当然是有点过于唯心。因为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建立在各种复杂的外部尤其是物质环境的基础之上。仅仅靠愿望、理想,往往是行不通的。通俗地说,就是屁股会决定脑袋。历史唯物论的说法,就是存在会决定意识。

就在本月中旬,特朗普访问中东三国,其所作所为全部略去。这里只提,关于意识形态,他说了很重要的几句话:“我们不是来讲课的——不是来告诉别人如何生活、该做什么、该成为什么人或如何崇拜。”

这句话的内涵,与西方人主流的意识形态数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必须普世的诸般价值,似有出入。因为这些价值观,已经写入联合国人权宣言和宪章,成为西方人“告诉别人如何生活、该做什么……”的依据。而且西方人不仅是在“告诉别人”,在他们认为必要时,他们会用金钱甚至枪炮去推行这些理念。这种身体力行,尤其在大中东地区施行得最多。本世纪以来,美西方在这里武力介入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至少四个国家。茉莉花革命则涉及了包括突尼斯和埃及等至少六个国家。结果呢?特朗普的结论是:“到头来,所谓的国家构建者毁掉的国家远比他们建设的多,而那些干预主义者干涉的是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复杂社会。”他最后敦促中东地区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同样的方向,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则是一再发言,更系统地阐述类似的已经明确超出了意识形态范围的总体路线的思考。就在几天前的5月24号,他在美国海军官校毕业典礼上坦言,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全球主导地位已经结束,并警告中国、俄罗斯等对手正全方位挑战美国实力。

万斯强调,当前美国正面对“极为严峻的挑战”,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对手正试图在各个领域击败美国,从无线频谱、低地轨道、供应链到通讯基础设施都面临严重威胁。他回顾冷战后美国一度主宰全球空域、海洋、太空与网路空间的黄金时代,但如今这种“无人能敌的优势”已不復存在。

“冷战后,我们曾自以为是世界无可匹敌的超级强权,” 万斯表示,“结果是,我们停止生产汽车、电脑、甚至武器与军舰,把硬实力换成了软实力。”天真地以为经济融合能让对手“变得更像美国”。“我们的领袖选择在中东打造民主,而不是专注于中国等对手的崛起,结果证明那不仅几乎不可能实现,还付出极高代价。”

基于这些特朗普其实一直在表达的新三观,他复出以来,已经采取了不少的行动。限于篇幅,这里仅引用几项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

这个方向,特朗普政府最大的行动就是通过冻结美国国际开发署,断掉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和大量海外独立记者和媒体组织的经费。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媒体(人)存在“自由派偏见”,“过时且不必要”等。很多人指责这些宣传组织参与“颜色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还扣减了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个大名鼎鼎的支持各地颜色革命的金主机构的经费来源。舆论认为,这一举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美国政府不再将全球民主推广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对该组织进行激烈批评的权威人士,大概非马斯克莫属。2025年2月,他在其刚买下的社交平台X上发布多条帖子,称其为“骗局”,“充满腐败”,是“邪恶的组织,需要被解散” 。

同样在这个方向,最新的故事是,特朗普以哈佛大学不配合政府对反犹学生的调查而直接宣布取消该校招收任何外国学生的权利。已经在校的学生,或者转学,或者就会面临吊销签证的前景。

笔者感觉,除了反巴勒斯坦,特朗普对哈佛等一大批高校进行制裁的中心点是遏止在教育界蔓延已久的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多元、平等、包容)。什么事都有个度。前些年力行DEI,的确已经过分(比如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但现在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似也过于简单粗暴。

特朗普如果想的是把外国人才赶出美国,把好工作都留给本土人士,那他就是愚不可及啦!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能优冠全球,靠的就是全球虹吸人才。君且看,美国的多少独角兽初创企业,都是外来人才所创!连特朗普的爷爷,和他的漂亮妻子本人,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笔者真是没想通,特朗普怎么可能愚蠢到这个地步。

今天又听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叫停所有新的外国学生签证预约。说是有加强审查社交媒体内容的新规将发布。这个两句话都骇人听闻。前者可以导致下年外国学生入境人数大幅锐减。后者的审查宣示,岂不是比许多号称专制的国家还要严厉太多吗?

哈佛是美国这块土地上的第一所大学,比美国本身的资格还老,而且也在全世界堪称首屈一指的名校。其势力之大,本人觉得,特朗普的斤两,恐怕还不足以将其扳倒。各位且看事态发展。

笔者很长时间以来就感觉,西方对付国际事务的主流意识形态,比起对国内,有更加重大的漏洞。西式的制度,对国内,对欧洲,对工业化的富裕国家(政体),比如日韩台,可以是合适的,或至少利大于弊的。

其余的非西方世界,鉴于这套制度,还是有好些优点(比如法制、宪政、人权平等),实在也是不妨各国主动去择优学习、模仿。但美西方最好不要运用金钱或软实力去强行推动颜色革命。那种没有社会基础的颜色革命,(比如在中东)失败的概率太大。在东欧,就成功太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实在值得认真分析。

至于用武力去推行普世价值,那失败的概率就更是大多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利比亚和叙利亚。尤其是如果不止于使其“改朝换代”,还要参与建设新的西式民主政权,那失败的概率就会高到无顶。这方面的最典型事例,就是阿富汗。至于伊拉克,公允而言,(美国)建设(该国)或有一些成绩,但代价(包括伊斯兰国的一度崛起)是美国显然是不愿意付的。笔者查询ChatGPT,在2005-2008年,美国驻军在那里的开支,会超过当时伊拉克的GDP远逾10倍!况且这个国家现在一点也不亲美,心心念念要赶走美国驻军。而且以推翻独裁为理由开战,美国实在忙不过来,也无法一视同仁。比如伊拉克旁边就有沙特,它可是美国的好朋友呢。

关于中东的局势,笔者二十多年来陆续写过很多文章,观点一如上述,从未变过,都是觉得,美西方的种种尤其是武力的干涉,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笔者不明白的是,西方聪明人很多,比如下面马上要提到的两位。为什么他们的政府会连续地犯下如此多的全局性的战略错误。而且对此又是这般地后知后觉。

笔者一直深表欣赏的两位美国政治学者是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已于2008年过世的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概念,在1990年代准确地猜出2000年代会有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重大冲突。还有东亚的经济崛起会对西方造成根本性的压力。他苦心孤诣地研究,苦口婆心地讲解,西式的制度,成长于西方的社会和历史之中,绝不具有普适性。到处去强力推广,只能适得其反。只可惜,西方的主流政治学界,完全不接受这一套“异端邪说”。于是就有了2000年以后,美国在中东的各项“伟大”建树。

他提出,各大文明之间的接触带,是地缘政治的断层线,最容易发生冲突。他甚至如神般地预言到穿过乌克兰中部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断层线,也是次一级的容易发生冲突之处。谁能想到,这个预言,会在20多年后应验!

米尔斯海默则提出一套以实力为基础的进攻现实主义理论。这里都不暇概述。但他有一部专著,名叫《大幻觉》,于此值得一提。该书不厌其烦地举例说明:一直在西方政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当其成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指导原则,尤其是美国试图向全球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时,它往往带来战争、混乱和失败。

比如,米尔斯海默在2014年就公开警告:“西方让乌克兰成为反俄桥头堡,将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应。”只是无人听取。

他认为,国家之间的行为应该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即以国家利益、权力平衡和安全为核心目标。自由主义虽然在国内政治中可能有效,但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是理想化且危险的。

在美国的政治学界,他也是一个另类边缘人物。他的理论以前从未成为美国官方的指导思想。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则好像要把这两人代表的理论路线奉为新的圭臬了。但具体做起来,又是那样地矫枉过正,甚至荒腔走板。实在让本人叹为观止。更具体的评论,头绪很多,一篇文章,说来肯定话太长,暂且留待下回下回下下回慢慢分解吧。

笔者痛觉,是不是存在,或能找到一条,挽救西方颓势的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正道?如果这样的正道根本就找不到,那才是一件最痛苦的事。笔者在西方居住数十年,深铭西方文明的卓越之处,也还是切身领受到西方文明的很多利益。比如言论自由,比如社会的相对公正,比如福利的甚至过于的丰厚。也深切希望这里能和整个世界一起长治久安耶!

中国学者:中美第二阶段博弈已在激烈进行

中国学者认为,中美关税战虽暂时停火,但两国第二阶段博弈已在激烈进行。双方都在争取第三方支持,在晶片领域也展开新一轮角逐。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星期二(5月27日)举行报告会,五名复旦大学学者围绕“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各抒己见。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发言时说,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开始,中美就进入激烈博弈阶段。随着日内瓦会谈结束,第一阶段博弈告一段落,双方进入第二阶段博弈。

中美本月上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达成在90天内大幅互降关税的协议:美国将对华加征关税从145%降至30%,中国对美加征关税则从125%下调至10%。双方同时开启新一轮谈判,以达成更全面协议。

吴心伯指出,第二阶段博弈中,中美在国际关系上都在争取包括拉丁美洲、亚细安、欧洲和中东在内的第三方支持。双方近期都有动作,如中国本月中旬举行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特朗普同期则出访中东三国。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税谈判中加入涉华条款,要求他们限制对华贸易往来。吴心伯认为,从亚细安到中东到欧洲这条线,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三个重要的点,“我们都要争取保住。”

他补充,中美在晶片领域也正展开新一轮角逐。之前美国看重的是保持晶片技术的领先地位,现在可能更关注与中国争夺晶片市场。近期美国商务部对华为晶片发布禁令,实际上就是要封杀华为昇腾晶片的国际市场。

吴心伯研判,第二阶段谈判的议题比第一阶段更广,可能涵盖中国服务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美国对华技术限制等。美国目前已经意识到关税牌效果有限,下一阶段为了迫使中国让步,可能会打出外交牌、安全牌、台湾牌等。

至于下半年中美领导人何时会晤、以何种方式会晤,是在多边场合还是特朗普声称的访华,都取决于第二阶段谈判的结果。 

在半小时的报告中,吴心伯也对中美第一阶段博弈作出分析。他说,第一阶段美国有一系列“严重的失误”。首先是美国对华误判,一方面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下行期,要靠出口撑经济;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对美还击手段有限,对美国造成的伤害较轻。

其次,美国的失误还在于准备不充分,贸易战开打后很快面临商品短缺、供应链衔接不上的问题。在战术上,美国发动全球关税战,陷入多线作战,也犯了兵家大忌。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本轮贸易战的方式也和特朗普第一任期大不相同。吴心伯说,七年前中国对形势判断不够准确,认为贸易战打不起来;贸易战开打后准备也不够充分,打法上较为单调,稀土牌、市场牌都没用。此外,中国当时急于谈判,认为谈判可以尽快结束贸易战,“正好中了特朗普的计”。

到了今年的关税战时,中国有了充分准备,决心更大,打法上也更加丰富,能够打到美国软肋。中国也不再急于谈判,还大力争取国际支持。

吴心伯说:“第一阶段谈判取得这样的结果,超出许多人预料,这跟前期的‘打’是有必然联系的……中国为其他经济体争取到90天暂停期,大家也从中美博弈中意识到,原来跟美国博弈是可以强硬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认为,第一阶段关税战消耗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势能,让双方更清醒理性地认识对方,降低了军事冲突的可能。

宋国友星期二(5月27日)作报告时说,关税战本质上也是一种战,是两国通过全国范围的动员和战略设计,达成一种相对能接受的外交剧烈斗争。“这样一种剧烈斗争,会消耗彼此冲撞的势能,让中美知道双方的实力和底线,避免军事上可能的、更加不应该的误判。所以打关税战比打军事战要好。”

不过,贸易战终究会有输赢。无论是中国成功反制美国,取得更大经济优势;还是美国通过关税战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增强对华战略竞争信心,都可能为今后中美博弈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在20分钟的报告中,宋国友也从美国历史角度剖析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逻辑。他说,从美国建国到1935年都是高关税时期,也有过多次有标志意义的关税战,如1816年关税法、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以及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等。

他说:“特朗普不是去创造一个新的全球关税体系,而是回到一个他更为熟悉的,美国对全世界发动关税战的经济体系,是‘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

对外加征关税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对国内减税。宋国友说,这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税一定要加,美国联邦赤字的问题也一定要缓解。“那么钱从哪里来?我是冒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分歧、甚至会冲击明年中期选举(的风险),还是把锤子锤向其他国家?……他有一种‘两税相权取机轻’的政治思维。”

来源:联合早报中文网

哈佛海外“党校”地位受冲击 支持和反对者各持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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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生签证新闻正处于风口浪尖之际,《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文章写道,长期以来,哈佛大学等美国顶尖高校一直是中国中高级官员出国学习治理理念的首选目的地。不过,特朗普政府正计划以“中共关系”为由,限制这些官员及其家属赴美留学,这一决定或将终结这一延续数十年的交流传统。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上周三宣布,美国将收紧中国学生的签证审批标准,并“积极撤销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学生的签证,特别是那些就读于敏感领域的学生”。声明并未说明美方将如何判定申请者与中共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达到何种程度将被视为“风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回应称,美方举措“严重损害了中国学生的正当权益”。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于5月22日宣布撤销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授权,其中一个理由是该校“与中共有合作”。不过,在受到舆论和法律质疑后,美国政府给予哈佛30天时间提出申诉。目前,哈佛已提起诉讼,力求维持其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

这篇文章写道,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长期被戏称为中共官员的“海外党校”。许多中国政坛重量级人物,包括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务院前副总理刘鹤等,均曾在该校接受中高层培训。

李源潮2002年以时任南京市委书记身份,参加哈佛的中期官员培训项目。他在2009年一次回访中回忆称,培训课程的“危机管理”内容帮助他应对南京一起重大中毒事件,及时抢救200余人并在36小时内抓获嫌疑人,受到中央肯定。“所以今天我回到这里,只想说一句:‘谢谢你,哈佛!’”他说。

刘鹤则于1995年在哈佛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另一位现任政治局委员李鸿忠也于1999年参加哈佛的短期培训班。

除哈佛外,雪城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等美校也曾开设针对中国官员的高级行政管理培训项目。2000年代初,雪城大学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曾协助中国多所高校设立公共管理研究生课程。

哈佛自1998年起,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中国发展领导者项目”,每年培训约20位中国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课程内容涵盖公共管理、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等,还包括赴美政府机构的访问。

一些中共高官子女也在哈佛就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曾以化名在哈佛攻读本科,并于其父掌权后毕业。江泽民之孙蒋涵、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也曾是哈佛校友。

哈佛的对华联系也助其学者在北京获取高层接触机会。哈佛肯尼迪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近期曾获习近平和外交部长王毅接见,就中美关系交换看法。

目前,还不清楚鲁比奥的学生签证问题如何实施,是否已经实施。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最新限制措施显示,美中教育交流将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指责,中国共产党借学术渠道在美“窃取智力资源”,损害美国利益。福克斯新闻的一则报道则强调哈佛利用纳税人的钱培养中共官员,这点很不公平。对于支持这个做法的人来说,通过影响这些中共官员,传播美国的软实力,这是对美国有利益的事情。

中美贸易战硝烟又起 谈判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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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Truth)社交网站上发表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帖子:

大意如下:“两周前,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我设定的极高关税几乎让中国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市场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我们实际上对中国采取了“冷火鸡”(突然终止)式的制裁,这对他们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工厂倒闭,甚至出现了“内乱”,说得委婉一点。我目睹了这一切,我不喜欢这种局面,对他们来说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却并非如此。我与中国迅速达成了一项协议,以挽救他们,避免他们陷入我认为会非常糟糕的境地,我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由于这项协议,一切迅速稳定下来,中国恢复了正常运转。每个人都很高兴!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中国——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并不意外——彻底违反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做好人结果如此!”

中国违反了什么协议?特朗普虽然没有明说,大家不难听出,90天的“休战期”过去还不到30天,中、美“贸易战争”硝烟又起,又打起来了。

今天,6月2日,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这一事件的背景。

据知情人士透露,5月12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日内瓦进行贸易谈判时,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向中方谈判代表出了一项要求,即北京方面恢复稀土出口。作为回报,美国将同意为期90天的关税休战。这些知情人士称,何立峰是在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讨论后,在最后几个小时同意了该要求。

据报道,许多美国公司,特别是汽车制造商已向美国政府抱怨中国政府迟迟不批准稀土矿物出口许可证,这些矿物是汽车多种零部件的关键原料。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公司已警告白宫,如果中国不加快审批速度,汽车工厂可能不得不像疫情期间那样停产。

这就是特朗普所称中方“违反协议”的由来。看来“稀土”是美方的软肋,也是中美贸易谈判的症结所在。

据分析,5月12日美国商务部曾发出警告,“不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使用华为研发的人工智能芯片”,此举引起中方的不满,可能是中方拖延不批稀土出口证的原因。

中美关系再度紧张的另一事件是美方将大举审查和取消中国学生的留学签证。中国外交部称此举是“政治性、歧视性做法”。

目前,启动高级别贸易谈判的进程已陷入停滞。贝森特上周四对福斯新闻(Fox News)表示,可能需要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来打破僵局。他说:“我认为,鉴于谈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这需要两国领导人的直接介入。”

为回应其所称的中国未遵守日内瓦协议的行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包括中方特别看重的C919商用飞机制造所需的产品,以及中国公司设计芯片所需的某些软件。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似乎没有让步的迹象。

中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中被“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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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对话(The Shangri-La Dialogue)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以及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携手组织的年度安全论坛,每年5月尾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28个亚太地区国家通常派国防部长出席会议。

据部分媒体报道,中国代表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遭到“围攻”。

今年的对话会,美国派出了历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之一,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没有出席会议,而是由层级较低的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校长胡刚峰少将率团参会,并取消了原定于周日的演讲,这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避免直接交锋。

这一安排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是否有意降低与会层级、避免正面交锋的猜测。

在6月1日的会议中,中国面临了来自多国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台湾、南中国海和军事扩张等问题上。

5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海格赛斯在全体会议上发表强硬讲话,警告中国若试图“征服”台湾,将面临“毁灭性后果”。这是海格塞斯迄今为止就台湾问题发表的最强硬的声明,他发出严厉警告称,来自中国的台湾威胁“可能迫在眉睫”。他表示,美国的目标是通过与盟友的威慑来“防止战争”。“但如果威慑失败,并且“我的总司令发出命令,我们准备采取国防部最擅长的行动,坚决作战并取得胜利。”

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指责美国的言论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并批评其在亚太地区煽动对抗、挑起争端。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我们对美方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曾经在2024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警告称:“谁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和今年海格赛斯的强硬警告形成尖锐对比。

在南海问题上,中方代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中国解放军代表鹿音在星期天(6月1日)的全体大会的提问环节发言说,给中国贴标签、言语攻击和指责中国,似乎成了香会的“政治正确”,“但无论中国如何被曲解,都会以自己和平的方式发展”。

特奥多罗在回应中方的提问时,用讽刺的口吻说:“感谢你们将政治宣传伪装成提问……”引发了全场的掌声,使中国代表感到被孤立。这一事件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中方被围攻的主要表现。

作为回应,中国指责美国是区域和平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并批评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态度。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也表示,美国如今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不确定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期间公开批评中方正阻止各国参与本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并表示未能与中国代表团会面感到失望。

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天(6月1日)回应一系列问题时强调:“如果中国觉得世界不够尊重和了解自己,中国的责任是善用香会在内的一切机会,让大家听到中国的声音、表明自己的立场,以及协助别人了解中国为何做出的一些行为。”

中美贸易战实时跟进12:谈判陷僵局 双方互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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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处于贸易谈判阶段的中美两国,目前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在Truth Social上指控中国”完全违反”两国上月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并宣布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将钢铁进口关税从25%大幅提升至50%,声称此举将”彻底保障美国钢铁业”。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也表示,两国贸易谈判“有些停滞”。

在特朗普4月2日关税“解放日”当天,他宣布了对全球加征关税的决定。其中,对中国的关税一度高达145%,而中国对美国的关税也高到125%。在经历了两国贸易上的实际停运之后,中美两国上个月在瑞士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同意在接下来的90天内相互降低部分关税,并就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然而,双方近期的言行表明,这项协议已陷入僵局。

针对特朗普上周五的表态,中国商务部迅速回应,指责美方通过AI芯片出口管制、限制或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出口EDA软件(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及取消部分中国学生签证等措施”严重破坏协议”,并誓言采取”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中方强调,已严格履行协议义务,而美方的行为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典型表现”。

而据《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方官员透露,中国延迟向美国出口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是双方矛盾的核心之一。这些矿产对美国汽车、电子及国防工业至关重要。财长贝森特批评称:”中国扣留供应链关键产品,这不是可靠合作伙伴应有的做法。”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表示,特朗普预计将与习近平通话以推动谈判。贝森特亦乐观预测”问题将在领导人通话后解决”。然而,截至发稿,中美双方均未确认通话安排。

就在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2025年里根国家经济论坛上发出严厉警告,称美国需迅速调整国内政策,否则未来40年可能丧失全球经济与军事主导地位,进而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戴蒙直言,相较于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的”内部问题”更为紧迫。他列举了六大改革领域:许可制度、监管体系、税制改革、移民政策、教育及医疗体系,并强调维持军事同盟的重要性。谈及中国时,戴蒙表示:”中国是潜在对手,他们有很多优势,但也面临挑战。我真正担忧的是我们自己——能否重振价值观、提升能力和管理水平?”

戴蒙特别提醒:”别指望中国人会向美国低头,他们根本无所畏惧。”此番言论引发财长贝森特的反驳,后者在CBS节目中称”经济规律对中国同样适用”,称他和戴蒙是好朋友但不同意他这个观点。

若双方未能通过高层对话化解分歧,新一轮贸易战或不可避免,全球供应链与经济复苏将面临更大冲击。

美国用卡脖子C-919来回应中国的稀土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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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网传美国商务部暂停了部分美国公司向中国商飞(COMAC)出售用于C919飞机的产品和技术的许可证,包括由美国通用航空航天(General Electric Aviation)与法国赛峰集团合资生产的LEAP-1C发动机。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中国限制稀土等关键矿产出口的回应,反映了中美在供应链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加剧。

中国的C-919商用飞机虽然是国产的,其发动机等零部件依靠外国厂商提供,主要是美国,但是美国至今没有卡C-919脖子。

C-919的国产含量究竟占比多少,说法很多,有人说只占40%,有人说高达60%,总的来说,大概是50-50。

问题不在于国产和外国部分占比多少,如果把一架飞机比喻为一个人具体分析其内容,可以发现,国产部分主要是飞机的躯体和四肢部分,而飞机的头脑、心脏和神经系统主要来自外国,主要是美国。在今天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的“贸易战”的大环境下,美国完全有可能用C-919的美国成份作为谈判的筹码,类同于中国的“稀土金属”。

本文无意贬低C-919的“国产”意义。这架飞机毕竟是中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C919的总体设计、机体制造和系统集成由中国商飞自主完成,这是其核心自主技术的体现。

C-919虽然采用了很多外国零、部件,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就好像苹果手机,最初的国产部分只是组装,后来国产部分越来越多,最后出现像华为这种主要是国产的智能手机,足以与苹果相竞争,更何况中国可以自主生产各种军用飞机,完全自主生产商用飞机只是早晚的问题。

应该承认,“全球采购”是航空制造业的普遍做法,即使波音和空客的飞机也大量使用跨国供应链。

根据网上(包括国内网站)资料,C-919的主要外国供应商及其产品如下:

CFM国际(CFM Internatioanl,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赛峰公司的合资公司): 提供LEAP-1C航空发动机。这是C919的核心动力系统。

美国通用电气航空: 除了发动机部分,还可能通过合资公司(如与中航工业的AVIAGE Systems)提供核心航电系统、显示系统、机载维护系统、飞行管理系统、飞行记录器等。

美国霍尼韦尔(Honeywell): 提供飞行控制系统、机轮和刹车系统、辅助动力装置(APU)以及导航系统等。

美国派克汉尼汾公司(Parker Hannifin): 提供液压系统、主飞控作动系统、燃油系统和油箱惰化系统。

德国利勃海尔(Liebherr): 提供空气管理系统。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合资的利勃海尔LAMC空航也提供起落架。

美国穆格公司(Moog): 提供高升力系统。

美国汉胜公司(Hamilton Sundstrand): 承担电源系统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法国米其林(Michelin): 提供飞机轮胎。

美国柯林斯宇航(Collins Aerospace)/洛克威尔柯林斯(Rockwell Collins): 通过合资公司(如与中航工业的ALRAC,与中电科的RCCAC)提供气象雷达、通讯及导航设备、综合监视系统。

完全国产的部分主要是:

机头,机体 中机身、外翼翼盒、副翼、后缘襟翼、扰流板 :成飞和 西飞

垂尾、平尾 :沈飞

机翼扰流片 :昌飞

前机身和中后机身 :洪都航空

雷达罩 :济南特种所

燃油系统、液压系统、空气管理系统:金城南京

由中、外合资公司生产的主要有以下各项:

通信与导航系统:中航工业电科电子(中)/柯林斯(美)

核心处理系统、座舱显示系统、大气数据系统、惯性/卫星导航系统、飞行数据系统: 中航上海测控所、中航电子(中) / 柯林斯(美)

飞行控制系统 :霍尼韦尔(美)/中航工业西安飞控公司(中)

机电和电源系统:联合技术(United Technologies,美)/中航机电公司》,上海航空电器(中)

机载照明系统 :古德里奇公司(Goodrich,美)/江苏彤明公司(中)

辅助动力装置、APU系统:霍尼韦尔(美)/中航发动机公司(沈阳) (中)

起落架:利渤海尔(德)/《中航工业起落架公司 (中)

刹车系统:霍尼韦尔(美)/博云新材 (中)

为了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中国正在研发自主的CJ-1000A发动机。该发动机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完成适航认证,并装备于C919上。一旦成功,C919的国产化率将显著提高,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增强其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据悉,截至2023年,C919已获得超过1300架的订单,显示出强大的市场需求。然而,国际市场的适航认证仍是其发展的关键障碍。美欧的质疑和限制,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和航空公司对C919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