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现政府对中国的滋事挑衅又被爆出了新的表现。据媒体报道，自9月以来，美有关机构突击检查一批到岸商船和入港飞机，询问船机上的中国人谁是中共党员，甚至要求说明入党的原因，有时会纠缠几个小时。这项检查过去在美中之间从未发生过，在全世界也属首创。

这届美国政府不仅恶化了美中关系，而且发明了一种反华新方式：名义上将中共与中国区别开来，将中共树立为主要攻击靶子，实际打击目标是稳步走向强盛的中国。他们这样做是要把美中冲突打扮成价值对抗，以此动员美国的西方盟友加入到反华阵线中来，将华盛顿的极端对华政策在西方“合法化”，同时也帮中国国内的亲美势力在政治和道德上“自圆其说”。

然而流氓就是流氓，穿上燕尾服、拿上文明棍，但说的话办的事都是流里流气的。中共不仅是中国的执政党，而且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骨骼，是支持了国家健康、有力运转的血液，是中国高速发展不断进步的精气神。中共党员有9000多万，加上他们的直系亲属，再加上他们的其他亲朋和紧密联系者，足以成为中国的大部分人口。一句话，与中共作对就是与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国社会作对。

美国这届执政团队稀里糊涂的，鲁莽而自负，来一场新冠疫情，等于是他们用奇葩理论搞死了26万多美国人。这个团队有一种令人吃惊的自作聪明，他们显然没有能力搞懂中共在中国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对聚焦攻击中共究竟意味着什么，更是一笔糊涂账。

美国这届政府之所以能搞出恶怼中共的蠢招，不是偶然的。看他们是如何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又是如何谩骂世卫组织的，他们查入境美国者中谁是中共党员，就古怪得足以让我们对他们“见怪不怪”了。

如何反制这个即将下台的美国流氓政府的恶俗表现，看来需要有所讲究。

第一，要考虑到他们很快就要离开权力，他们的实际影响力正在土崩瓦解这一基本情况，他们现在搞的极端操作能否被新政府接过去原样延续有很大不确定性。

第二，需要对美国现政府的极端行为开展反击，强化新政府对挑战中国利益的风险认识。不能因为现政府团队要走了，我们就什么都“忍一段”，那样拜登团队很可能产生误读，今后损害中国利益时更有胆子。

第三，调查谁是共产党员，这一做法太过野蛮，不仅政治上恶毒，而且侵犯人权。我们要在世界上大声指出美国现政府的疯狂样子，不仅批判这一政策本身，还可借此让世界更加看清美国过去几年对华政策整体上的理性丧失。

第四，我们的反击不要针对入境中国的无辜美国人士，那样等于跟着华盛顿一起秀道德下限。他们现在这拨人马上要下台了，不要颜面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不能被他们一起毁了。这一次我们应该找一个专门针对这届美国政府及反华政策执行者的反击点切入进去，既打得狠，也打得准。

第五，我们主张列出一个推动美国聚焦攻击中共的华盛顿外交和国安人员名单，对他们实施制裁。另外那些积极执行反中共政策的人员也应进入制裁范围，制裁的力度不妨大一些。

对回击美方的各种挑衅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心态上完全适应了这样的博弈。该原样对等反击回去的，我们毫不手软，在其他一些领域，我们也尽可以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

回顾过去4年，总的结论就是：华盛顿没能占到真正的便宜。今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GDP的70%以上，而4年前这个数字只是接近60%，这是对这届美国政府狂妄打压中国崛起最无情的嘲弄。

来源时间：2020/12/1   发布时间：2020/11/30

旧文章ID：23588

作者：  来源：西瓜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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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12/1   发布时间：2020/12/1

旧文章ID：23586

作者：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2020年11月24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智库创新年会在北京举办。论坛旨在持续捕捉全球局势变化的最新动态、解决全球智库发展的迫切问题、寻找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提出智库方案。此次论坛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自多国的智库负责人和资深专家在论坛上研讨，二百余位智库界人士通过线上线下参与了本次论坛，来自全球的260万观众观看了论坛直播。

 

中联部原副部长、CCG顾问于洪君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进入新世纪20年，国际力量对比转变，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同步推进。世界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广泛深刻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空前突出。以普遍规则为基础，以政策协调为手段，以多边机制为平台，以共存共融为目标的世界新秩序，需要有大智慧，需要开展大交流，需要推进大合作，超越价值观差异，社会制度分歧，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全球治理理念之争。求同存异，缓解对立、管控危机，预防冲突，所以要共同负起责任。中美两国应当做出一些符合人类社会共同期待的负责任的新举措，新贡献。

以下为于洪君部长演讲全文：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改变，世界多极化进程曲折发展，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复杂性空前显现。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人类社会的统一性与矛盾性，不同文明的互鉴性与差异性，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与冲突对抗的危险性，全球治理进程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得到集中展示。重建以普遍规则为基础，以政策协调为手段，以多边机制为平台，以共存共荣为目标的世界新秩序，需要大智慧、大交流与大合作。

(一) 观察思考当今大变局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

人类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确立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建立普遍遵循的某种秩序，并非始于今日。公元前14-13世纪，雄居北非的埃及帝国与统治叙利亚地区的赫梯王国，历经百年恶战，两败俱伤，后来签署了旨在和睦相处的友好条约，开创了大国自我约束、争取共同安全、谋求共存共荣的古老范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欧洲诞生，标志着以主权相互平等为重要前提，以不干涉内政为基本原则，以保证领土和独立不受侵犯为共同准则，以多边条约和国际会议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世界秩序，初具雏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诞生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电报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和日内瓦公约、海牙公约相继问世。19—20世纪之交，欧美国家不仅召开两次国际和平会议，甚至还建立起常设国际仲裁法院。但是，粗糙而简单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足以应对国际力量重组和大国关系裂变的造成的巨大挑战，因而未能阻止大规模的区域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于是，一战后召开了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有了凡尔赛体系，甚至有了非战公约、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会议。不幸的是，以矛盾重重的凡尔赛和约为支撑，以先天不足的国联为主体架构的世界新秩序，仅仅存续20年，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冲垮。二战结束前夕以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决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世界新秩序即雅尔塔体系正式形成。此后几十年间，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体系，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和平发展、处理重大危机、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应当指出，在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作为第一超级大国，其国际政治思维与价值观取向严重制约了战后世界新秩序与全球安全新架构的健康发展。二战后的世界仍然动荡不宁，雅尔塔体系局限性显而易见。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国际法体系亟待更新，国际社会呼唤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呼唤世界安全格局应有新的安排。全球治理从理念到实践，都有必要创新发展。(二)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需要有战略性大智慧

在国际战略格局由两极转向多极、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社会制度与道路选择日益多样化的历史过渡期，世界上形成了“一超独霸”局面。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进一步膨胀。近年来，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肆虐全球，中东之乱祸水四溢。人类和平发展面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行为的严重威胁。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将“美国第一”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唯一准绳。现行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组织体系受到剧烈冲击。目前的世界秩序和安全形势，可以说比冷战时期还要混乱、复杂和危险。2020年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但使各国被迫按下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暂停键，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国与国的交往方式与国际合作机制。连各国元首出席的国际会议，也不得不改以视频方式召开，其效果有时不可避免地打了折扣。美国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削弱了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也扭曲了全球治理进程。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当口，如何调整现行国际关系准则，如何完善以联合国宪章为主体的国际法体系，如何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如何推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安全架构，需要国际社会相向而行，相约而动，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共同探索，在彼此配合与协调中进行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大变局呼唤大智慧，就是要求我们有高尚的时代站位、宏大的观察视角、深遂的历史思考。特别是中国和美国这样两个对人类前途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首要大国，应对世界大变局带来的大挑战，不但要考虑自身的发展和安全，同时还要兼顾彼此之间乃至整个世界的共同发展与安全;不但要考虑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地区性组织与全球性组织、传统型国际组织与不断涌现的新兴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但要考虑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还要考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走向、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和人类自身所要承受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问题，包括人类健康繁衍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个日益庞杂、几乎难以招架的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在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以及与此相关的时代观、文明观、发展观、合作观和安全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大视野与大战略。这个以人类社会命运与共为核心理念的思想主张和政策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合、体现、包容并反映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和安全诉求。这个构想既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又适应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大力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目的在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开拓发展联动、安危与共的历史进步新格局，其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三)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开诚布公的大交流

目前，面对极端复杂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走向与全球安全态势，我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构建以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为基础、以大国关系均衡协调为依托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全球安全新架构。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中的世界，呼唤各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对话、政策沟通，开展政府与民间齐头并进、智库与媒体深度参与的交流与互动。中美两国作为具有不同价值观体系、不同制度设计、不同治理理念和不同发展取向，对当今世界进程具有不同影响的两个大国，理应在全球范围内带头开展和推动与时俱进的大交流。在广泛开展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引领世界潮流”的提法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甚了了，甚至茫然不解，颇有微词。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做好释疑解惑、正本清源的舆论引导工作。要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据说的“引领”作用，绝不意味着中国要取代某个国家成为世界“领袖”，充当“国际警察”，更不意味着中国要重复历史上“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引领时代潮流，是要做对外开放的楷模、互利合作的典范;是要做平等相待的表率、联动发展的标兵;是要在努力做好现有世界秩序维护者的同时，深谋远虑，放眼未来，积极做打造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这也就是说，一方面，中美双方必须与国际社会一道，以相互尊重、彼此包容、互惠发展、共谋安全为前提，推动世界秩序和安全架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一如既往，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反对不负责地随意改变联合国体系，包括不切实际地变换安理会机制。要在坚持反对弱化甚至废止现有国际组织体系的同时，努力推动G20等新型对话与交流平台在推动建立世界新秩序、完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了增进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政策沟通，中美两国就共同承担责任，做国际交流与对话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四)推动构建新秩序需要有前所未有的大合作

2021年是美国白宫易主后的第一年。美国的内外政策或有重大调整。虽然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要代表和维护美国利益，但两党的施政方式还是会有很大区别。拜登先生和特朗普先生的执政理念，一定会有很多不同。中国一方面要与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密切协调，推动美国政府改弦更张，切实履行其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并且要与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道，携手共进，相向而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国际秩序构建是个不断求索而没有止境的过程，是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相始终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超越价值观差异，超越社会制度分歧，超越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超越全球治理理念之争，求同存异、缓解对立、管控危机、预防冲突的国际大合作、时代大合作的过程。在这场异常复杂和艰辛的历史性的大博弈与大合作中，中国作为全面复兴和加速崛起的世界级大国，如何调整与霸权型守成大国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因中美关系恶化而趋于复杂的国际处境，如何树立一个开明开放合作包容、负责任敢担当守诚信的建设性大国形象，既是推动构建新国际秩序和新的安全格局的关键所在，也是确保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创新发展因而凯歌行进的重心所在。美国新政府，即拜登政府在清理特朗普政治遗产、修复并适度改善美国国际形象、调整与修补严重损毁的美方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包括对华关系方面，要做的事情更多。中国两国有责任，有义务，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安全进步，共同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新挑战，做出史无前例的大贡献。这种新的大贡献，只能孕育在我们所说的大合作之中。这种大合作，也不能搞成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小圈子，搞成针对某个国家并具有特别功效的小集团。

(本文根据中联部原副部长、CCG顾问于洪君在2020年11月24日的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智库创新年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时间：2020/12/1   发布时间：2020/11/26

旧文章ID：23584

作者：邓聿文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没有如华盛顿的欧日盟友一样，在美国大选不久即祝贺拜登选胜，而是观察了多日后，才由外交部而非国家领导人出面祝贺，某种程度上，这是拜登时代中美关系的象征——两国关系充满迟疑和曲折，北京对这位即将成为白宫新主人的对华态度和政策不是很有把握。

中美关系与四年前已完全不同了，基础已破坏，任何一位新当选美国总统，都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另外，虽说总统在美国政府的对外事务中具有较高自主权，特朗普尤其将这种自主权发挥到了极致，但拜登受到的约束无疑会比前者大得多，因为华盛顿与美国社会整体对华负面感强化，加上党派政治极度分裂与特朗普政府下台前对中国不断升级的打压，他不得不照顾美国各方的利益和诉求，在特朗普搭下的对华政策框架内寻求改变——而不大可能像特朗普对待奥巴马一样，大步否认以往40年的接触政策，直接挑战中国。

事实上，民主党同样趋向认同过去40年实行的对华接触战略没有起到期待的效果。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卖力攻击拜登和中共勾结，而拜登在竞选期间也多次抨击中国，称习近平为“恶棍”(thug)，今年4月，他还为《外交政策》撰文，指美国必须以“强硬手段”应对中国，因此可以想象，至少在初期，拜登会继续对中国摆出强硬姿态，甚至在部分领域会更强硬。

但拜登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对华认知有助于他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使得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会遵循一般的外交决策原则，回归以往的常规外交决策模式，不会像特朗普一样一味强硬、极限施压。拜登曾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职业生涯中秉持温和态度，在副总统任上同习见面八次，了解其野心及对美国的挑战。拜登会有别于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后者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下一刻会出什么牌，这虽然增加了对对手的威慑力度，可也极易导致误判。拜登的外交策略无疑会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避免将两国关系弄到不可收拾乃至兵戎相见之地步。

特朗普四年的对华战略奉行的是“原则现实主义”，中国被华盛顿鹰派定位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敌人，虽然言辞上也表示合作，可在实际的对华行动中，只有竞争和遏制，没有合作。尽管有特朗普的选战考量，但是因为是敌人，所以就无须顾忌太多，只要能够把中国打趴下，什么手段都可使用，哪怕对美国自身利益也会带来很大损害。

这里最需反思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对华策略的“对等”或者“互惠”政策。在华盛顿的鹰派看来，只有用对等的原则和手段同中国打交道，即以彼之道还彼之身，才能让中国明白和“清醒”：自由世界是不可让中共这类邪恶政权挑战的。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技术战、媒体战、外交战等对中国的极限打击，秉持的都是此一原则和思路。

然而，“对等”或“互惠”政策从实际看，并未起到它应有效果，虽然在某些方面造成对手的很大痛苦，如对华为的芯片断供，但也在很多方面违背了美国自己在民主与市场的自由开放原则上的底线，并招来了中国的“对等”报复，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包括对被对等对抗所裹挟的个人，也造成很大困扰。比如美中媒体战，就对中国损害有限，尽管中国驻美记者人数远多于美国驻华记者，可鉴于中国官媒的信誉问题，并没有多少中国民众相信它们的对外报道，却使得北京有“理由”把一些长期在中国从事报道、深受中美两国大众欢迎的资深记者赶出中国，减少一线的对华报道。故一定程度可说，华盛顿的对等政策变成了对等伤害，“互惠”变成了互损。

拜登应该会避免延续这种做法。虽然他尚未抛出自己的对华政策，在就任之后肯定要先面对疫情等国内问题，但从他关于俄罗斯是美国当前敌人、中国是美国长期竞争对手的立场来看，有两点基本可以确认：一是免不了有遏制，但这种遏制不是无底线的打压和脱钩，不是新冷战，而是讲规则、有底线的。拜登的幕僚和中国政策顾问如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在竞选期间都强调，不会和中国进行新冷战或者使两国完全脱钩。二是强调竞争也并非就不要合作，在有些领域需要合作，拜登自己也不否认和中国开展有限合作的必要，特别是在面对全球变暖的问题上。

问题是如何合作，布林肯的意见是站在“强势地位”与中国合作。这个“强势地位”既是实力之强，也是价值之强，像拜登的选胜演说所言，以榜样为力量，即以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同中国打交道，让中国民众重新感受美国的民主灯塔之光，很可能价值观外交会成为拜登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

2012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与习近平在加州会面。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对拜登最近的当选感到担忧。
MONICA ALMEIDA/THE NEW YORK TIMES

基于民主党的理念和现实，舆论普遍认为，拜登当政后，美国政府会加强对中国/中共的人权和意识形态的进攻;修复同盟友的裂痕，共同围堵中国;抛弃特朗普的单边主义路线，在全球治理中用多边主义的规则约束中国，迫使中国遵守国际实则西方的规范;经济上未必长期和中国打贸易战，可能会减少现有的贸易关税，但会要求中国取消对国企的补贴，进行结构性改革;对中国龙头科技企业尤其是关键行业和领域的科技龙头企业的打压会依旧，科技脱钩趋势将继续;在南海、台湾等议题上，不会以“不惜一战”的姿态对抗中国，但会推动台湾谋求更多的国际空间和地位;在关乎人类利益的大规模传染病防治、反恐、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同中国进行有限合作;两国政府现有被中断的对话机制和平台及人文交流可能会部分恢复。

假使如此，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对抗和极限打压，拜登的对华政策似乎能让中国/中共喘口气。不过，实际情形或许拜登是一个比特朗普更难缠的对象。特朗普打击起中国来看似无原则，给人的感觉很“爽”，可四年下来，中国应该已经适应了他的这种行事风格，美中关系在特朗普时期跌到谷底。因此从战略言，特朗普连任中美关系的未来反而是清晰的，不确定性只表现在手段和策略的运用上。但只要中国能够承受打击，痛苦只是短中期的，而特朗普对美国自身的损害可能是长期的，尤其如再让特朗普折腾四年，美国民主的灯塔很可能黯然无光，导致民主在全球受挫，从而也损害美国国力，因为受内政牵制，届时即使在抗中上全国一致，有可能也显得力不从心。

拜登是个更难对付的对手，主要在于中共害怕美国和西方世界合起来围堵中国，以及以人权和民主为名重新扶持中国国内特别是党内习近平的反对者，从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共党内撬动习近平的统治。特朗普若连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会越来越大，出于对美的不信任，即使华盛顿想联合它们打击中国，也不太可能得到积极响应，从而给中国分化美欧留下了可运作的空间。拜登当选很大程度上会改善美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会使得欧洲对美国的信心部分恢复，欧洲会配合和响应美国的制华举措。也许中共不太担忧美国的一家围堵，然西方世界，或再加上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围堵，对它无疑是个噩梦，中共就很可能不得不接受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和规则。

另一面，若拜登政府用普世价值和人权要求中共，聚焦中国内部的变革，给自由派以支持，从内部瓦解习近平的极权统治，对习和中共强硬派将会造成很大困扰。据我了解，虽然在习近平的改造下，包括这次美国选举，中共官员很可能对西方选举民主的看法会有改变，然亦可肯定，经过40年的开放接触和西方文明的洗礼，民主自由的种子在许多党政官员心中已经种下，在党内实行变革的条件和基础是具备的，只是这股自由民主的力量现今因为中国外部条件的恶化和习的政治高压而被压制。拜登如果启动这个力量，让党内和社会的自由派在西方支持下复苏，为习的统治制造内部障碍，恐怕是习最害怕的。

尽管如此，对拜登的人权民主牌和盟友牌的作用也要有个客观认识，不宜夸大。舆论有种错觉，认为特朗普政府不重视人权和意识形态。应该说，前期确实不太重视，尤其是特朗普为图利同习称兄道弟，惺惺相惜，但后期尤其今年以来，华盛顿对中共大打人权牌，无论香港、新疆、西藏、台湾，出台了多个法律支持这些地方的人权，乃至制裁香港和中共官员对人权的侵犯。美国政府还特意区割中共和中国人民，声称反对的是中共和习政权，虽然效果有待检验。拜登的人权民主牌程度上估计不会超出这些。

从此角度看，它可能不会对中共构成想象中的巨大杀伤力，大概率是回归奥巴马时期的做法，把人权的关注重点放在中国内地，尤其是针对个案的救济上。要使美国的人权民主牌达到应有效果，华盛顿应该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国际人权机构取得领导力，并协调盟友，持续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纪录保持压力，采取多种方式制裁与救助，迫使中共改善人权，等等。

就地缘政治言，美欧跨大西洋联盟会得到强化，但美国和它的亚洲盟友在围堵中国的判断上有可能产生分化。华盛顿的多数亚洲盟友虽然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和他领导下的美国，表面上对美国政府在南海等问题上共抗中国的呼吁不响应和选边站，但鉴于它们没有力量单个甚至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实际它们是欢迎美国的印太战略，希望美国以一种强硬方式介入南海事务。拜登上台后它们反而可能有些不放心，因为知道民主党政府不大可能为海域争端有同中国“不惜一战”的姿态和勇气，所以对华盛顿的联合抗中未必配合。

总结起来，拜登时代的美国，遏华和制华的战略和方向不会改变或有大的调整，但遏华方式方法的改变很可能会带来活动空间的扩大，让北京得以空间换时间，减缓短期和美对抗程度，并尽量把这种对抗关系拉长，用时间来稀释对抗损害。

在这个过程中，为达遏制和改变中共的效果，我建议拜登政府应明确把激活中国社会和党内被习打压而处于休眠状态的自由和改革力量，支持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作为对华政策目标，而把地缘政治的制华放在次要位置。由于美国这次大选造成了中国自由派内部的严重分裂，实际削弱了中国社会的自由民主力量，拜登政府的外部支持，将有助于中国自由派的自我修复，否则，中国的民主化之路会更显漫长，这对美国来说也并非好事。

邓聿文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胡赵基金会秘书长，时政评论家。他今年9月出版了《最后的极权》一书。

来源时间：2020/12/1   发布时间：202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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