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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哲：美国在大数据治理方面是否已“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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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2020

作者：孙哲来源：腾讯新闻

最近几年数字经济异军突起，直播带货、线上教育、云上旅游等新商业模式已经成为时尚。

据预测，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5年后可能达到60万亿元。美国科技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但是在应用大数据治理方面，真的如很多人印象中以为的那样，美国已“相对落后”了吗?

这次剧情魔幻的总统选举让我们看到两位竞选人其实都是“数据高人”。他们一方面推出了很多在社交媒体上的虚拟竞选演讲和拉票活动，另一方面也细分了全美政治市场，对50个州进行“网格化管理”，优化选举投资。比如，对各自铁票仓，两派放心地只投入了10%左右资源;而对那些摇摆州，则寸土必争，各自投入了大约60%的资源来打选战。“大数据”是两位候选人决策的新“葵花宝典”。

其实在数据开放时代，美国政府起步很早。别的不说，2009年1月，时任总统奥巴马就签署了一份《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政府数据(data.gov)”很快上线。 2013年6月，他又带领8国集团首脑共同签署了《开放数据宪章》。

今天来看，美国各级政府的公共数据网站数不胜数，以推特、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也领跑世界。远在万里外的学者可以根据美国可视化极高的各类网站的公开信息，预测美国大选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美国强大的数字化国家能力和影响。

美国在有些大数据运用相对落后，我观察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商业角度来说，对涉及隐私的数据应用特别小心，比如人脸识别、移动支付，因为市场推广起来一旦惹上官司就会面临天价罚款或者破产;二是那些花里胡哨只做表面功夫的数据公司的市场淘汰率很高。比如，美国领先世界的科技专利，转化为商业后的成功率却不超过5%，“打水漂”比例相当之高。

一位业内专家聊到美国人太过傲慢，他们眼里的中国数据“量大质低”，大部分是“噪音数据”，因为创新主导权还不在中国手里。比如，全球 50%的人工智能文章确切地说是很多华人发表的，顶尖作者里面75%的人长居美国。

经常挑事的近邻印度，总理莫迪推动“数字印度”与“数字高速公路”计划后，印度扎扎实实地推广了针对每一位公民的“生物信息识别卡片”，将印度十几亿居民的医疗、贷款、银行账户甚至选举联系方式都整合在一起，拓展了印度的公共服务空间。

从国际经验来看，要避免过分迷信大数据，或者数字跃进。要不忘初心，就要明白大数据应用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提供一个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在此基础上打造出更优质的、更低成本、更透明清廉的政府，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方便人民生活的各民生领域，加快打通数据收集与服务平台;而在可能伤害个体权益的领域，公共数据的采集则要加倍谨慎。

来源时间：2020/11/30 发布时间：2020/11/29

旧文章ID：23578

王缉思、王栋、马建标、金光耀谈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中美印象》转发

29/11/2020

作者：来源：风云大外交

来源@明德史馆

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特举办太平洋论坛系列讲座。本文系2020年11月27日太平洋论坛第五期“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纪要。

主持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金光耀教授

老师们，同学们，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第5期太平洋论坛。本期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协办。同时，该论坛也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和汪熙先生诞辰100年。

汪熙先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是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我们今天的主讲人王缉思老师，是中美关系正常后新一代中美关系史和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王缉思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也是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在牛津大学、伯克利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外大学担任过访问教授。王缉思教授对中美关系有许多全局性、前瞻性的观点，对学界和决策层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很高兴，王缉思老师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刻，带来一个非常大家期待的题目——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主讲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王缉思

非常高兴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太平洋论坛，我在准备今天的发言之前，看到一些关于太平洋论坛的过往讲座，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论坛，我觉得很荣幸。

这次论坛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和汪熙先生诞辰100年。刚才金教授说我算是新一代，其实我应该是“垂垂老矣”，只能说比汪熙先生年轻。这让我回忆起八九十年代和汪熙教授的一些交往，对他非常尊敬，特别回想起80年代初汪熙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门户开放”问题，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我觉得汪熙教授坚持他自己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坚持真理。我向汪熙教授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感谢金光耀老师、马建标老师和王栋老师的主持和参与。

今天我的主讲题目定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但是既然是与历史学家一起座谈，我想我还是谈一谈历史。因为现在关于中美关系已经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团队是怎样的，上台以后会在外交政策、内政方面有哪些调整。现在这些讨论已经很多了，如果继续重复，我觉得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想从我个人对于历史的感受，来谈谈中美关系及其现状。

我是1948年出生的，我认为我所经历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大家年纪比我轻，比如说70年代以前的中国和世界是什么样子，可能大家的个人体会不多，我在70年代以前也没有出过国，但是在国内还是有很多体会的。

70年代以前，对时代主题的概念，是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的前70多年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都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中，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那时我们都坚信，这个时代就属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现在我们讲和平，但在当年我们并没有突出和平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刚才说的独立、解放、革命。而且在6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和1968年分别发表了两次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运动的声明。这都是我们现在不能忘掉的一段历史。

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是时代主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国际上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对整个世界潮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我们党的正式文件，还是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从我个人认识看，我觉得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到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又发生一次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需要关注。当初我们欢迎经济全球化，到后来有逆全球化的潮流，我也很重视王栋老师最近出版的《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

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会打仗，但我觉得打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双方出现某些军事上的危机，但是双方会加以控制，不至于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和平”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有安全就会有和平，但是有和平不一定有安全。就拿现在的新冠疫情来说，这不是和平的问题，这也不是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方面的安全。又比如说，拜登上台以后，可能会重新关注气候变化，这就涉及到生态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军事安全，而且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医疗卫生安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和平的问题仍然重要，但是和平的问题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安全的问题所替代。

另外，我认为当今时代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公正。我们也提出，这个世界要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或者说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公正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平等，所以公正问题更核心的就是平等问题。

美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产生于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抗，不同的族群之间也在对抗，老移民和新移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白人觉得黑人命也是命，但是白人下层仍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上现在出现了一种很难逆转、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而贫富悬殊的差距又往往与人们所在的族群、民族、社会团体有关系。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分配不平等扩大的问题，这就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

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带动和影响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变化，世界本身的趋势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外交的根基是在于国内政治。我们谈外交时可能有很多不同变量，我个人坚持认为，外交的基础是国内政治，而大国外交尤其如此。

从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波动和滑坡来看，我觉得根本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变化造成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上“甩锅”中国，和美国国内族群矛盾的激化有关系。美国领导人把自己国内的问题说成是外国问题，打中国牌、打移民牌，捞取选民的支持，这个倾向在特朗普执政四年间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发生了比较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比较右的“茶党运动”。美国现在国内遇到的种种难题，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都不会因为执政党更迭而化解。现在拜登上台，我们仍然会看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美国国内的变化，是一个很持久的变化，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面临的各种问题仍然会存在。

我们讨论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首先要强调，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基本态度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不能对他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寄予太多的希望。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不变的。当然，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两面，一方面是竞争或者是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要寻求某些范围内的合作，但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实质是不会变化的。虽然两者侧重点和具体做法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两国贸易赤字问题，通过关税调整令中国多进口美国产品。拜登上台以后还会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重点可能不放在贸易赤字上，而可能更多的涉及到一些贸易规则，也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态度，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态度。也就是说，拜登高度关注的是经济规则问题。特朗普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也还会继续强调“对等”。比如说，中国向美国开放多大的市场，美国就会对中国开放多大的市场。

在人权问题上，也许拜登政府会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或者做得更多。比如说，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还有中美关系中核心的问题之一——台湾问题，这些基本态度是不会变化的，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大概不会比特朗普政府小。

现在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美国人会问“我们是谁?”，美国人会说他们是黑人、白人，或者会说他们是新移民、老移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所谓的认同政治或者叫身份政治。

从全球角度看这个问题，认同政治演变为现在全球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不仅在美国，也包括在欧洲、中东、非洲，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认同政治都在发生。从中国来看，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也存在认同问题，比如说香港、台湾的部分人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淡化，或者有其他想法。在新疆、西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裂势力还很活跃，这也是认同政治问题。

因此，中美关系与认同政治是分不开的，我在观察中美关系时，更多观察的是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当中也包括了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比如，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什么。但是今天，美国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希望同样关注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十四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中美关系。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然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但是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才发生变化。而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我们在国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1979年以后，中美在经贸关系方面突飞猛进，我们派了大量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到美国，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合作，这也是中国的变化造成的。

而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也跟中国的变化非常有关系。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实力上升对美国造成了影响，对美国人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影响。有人说美国在衰落，我认为如果拿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美国相比，就很难说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在衰弱，但是美国跟中国相比，确实实力在下降。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现状。

而中国在国内，特别是从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做出了一些举动，比如说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四个自信”等等。美国人非常关注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觉得没有看到中国朝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却在中国产生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更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中国在国内的举动、在世界上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我们的态度。

如果拜登上台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必须要去抓住这个机遇，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我们不会有重大的政策调整，我们不会对美国的诉求产生很多回应。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在国内做出什么调整，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们在经济领域进行一些改革。比如说，对外资政策上的调整，在外贸方面，欢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在很多经济领域的调整，可能会对拜登政府产生一些影响。同时，我们可以在生态环境方面发挥重大影响，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还有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也是可以改进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主要在谈些什么?我自己曾经在做课题的时候，就把实力对比的变化看成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讨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就是觉得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能不像我原先设想的那样大。中美实力对比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那么中美关系会更好还是更不好?或者如果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障碍，而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进步，那么这在什么程度上会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什么道理。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比美国强了，或者说未来几年中国会比美国发展更快，那么这会怎样影响中美关系?会使中美关系更好还是更不好?这个我不太能想明白。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会比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简单提一提，那就是美国的华人华侨问题。现在有550万的华人在美国生活，其中有200万是在中国出生的，也就是所谓第一代移民和在美国的留学生。这些人对于美国的政治开始产生影响，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关于特朗普、拜登、中美关系之类问题，最大的信息来源是中文媒体，而不是英文媒体。我们有多少人能每天看美国的英文媒体在说什么?我们基本上是看华人媒体，包括美国的华人网站。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身份政治里，这些华人华侨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他们是倾向于用中国文化的观点看待美国社会，还是带着美国人的价值观来看美国社会?这其实会成为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观察点。而美国社会现在对华人、对亚裔人的排斥，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偏见，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起作用的。

我认为，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方面，我们妥协的余地是很小的。但是我仍然认为，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来说，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因素。特别是美国企业家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一个不可能逃脱的市场，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也许会缓慢、有限地恢复。

另一方面，两国经贸界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期待，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常态，但是这又涉及到我们国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高度重视中国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等等这些安全问题，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压倒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反复告诉美国的企业家，说你们在中国多赚一点钱，都等于更多地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企业应该回到美国，应该考虑国家安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要忘记你们是美国企业。

所以，在两个国家都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压倒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由此，我认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恢复或者人文交流的恢复，很难改变中美关系中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格局。

其中，我高度重视的还是技术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各个方面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世界上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从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纺织机，到后来的互联网技术，技术创新给西方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中国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迈开新的步伐。现在，技术创新给两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给双边关系带来很多的消极因素，而且这种消极因素可能会大于技术创新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积极因素。

最后我想强调，我们需要加强历史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让我主讲拜登上台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我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美国新政府上台，曾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如果带来的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哪些是关键因素?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去看，比如说，我认为中国是中美关系中更为决定性的一方，以及两国内政治变化造成双边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观察得出的。

我也非常关注我所尊重的一些学者做出的学术贡献。比如，我看到徐国琦老师提出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共有的历史是两国的非政府机构或者很多个人塑造出来的。还有一位年轻老师是王元崇，他最近有一部新作是关于晚清时期的中美关系，包括晚清政府对美国的态度，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传教活动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多看一看历史非常重要，晚清时期或者民国初年的中美关系很重要，这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推进我们对中美关系的了解，也推进我们对美国的了解。

讨论环节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

王栋

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来参加这次讲座，特别刚才非常认真地听了王缉思老师非常精彩、非常深刻的报告。我也和金老师一样，对于刚才王老师的很多看法非常认同，特别是关于认同政治对现今中美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不能忽视的问题。另外，我也赞同王老师讲的，现在中美关系基本上是竞争大于合作的格局，这一格局恐怕短时间之内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特别有感触的是，王老师最后强调历史维度的重要性，并提醒我们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做一点历史研究，主要是冷战史方面的研究，这个学期也在给学生讲关于冷战的课程，大概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和学生们讨论冷战起源的问题。这也是我近一个阶段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所谓“新冷战”。到底冷战的爆发是一个结构决定的问题，还是说包含了观念的因素、情感的因素乃至各种认知的因素。

在课上我和学生们也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冷战的起源，我觉得这样的学习和讨论给我很大启发。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简单的力量对比变化，也不是说整个国际结构就决定了美苏一定会爆发冷战。在冷战中，特别是美国决策者其实对苏联的看法有根本性的变化。所谓的“attitude change”在社会心理学中是一个很重大的命题，很多学者研究发现，认知的错误乃至归因的谬误等等，各种心理机制其实都发挥作用。这也呼应刚才王老师所讲到的内容。

另外，我非常赞成刚才王老师对拜登上台后对华政策的判断，我大概补充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拜登上台和特朗普连任后的对华政策会不会有差别?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没有差别，但是我仔细想了一想，我觉得恐怕还是有差别。当然二者肯定有共同点，都是要维护美国所谓的领导权，维护美国的霸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具体的战略选择上，以及对华政策的取向上，他们还是有较大的区别。

我认为其中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拜登和他的团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就是中美全面脱钩是不理性的，美国不应该寻求和中国的全面脱钩，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他们认为中美不应该打新冷战，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足够大的差别。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一半，他的对华战略就是要跟中国寻求全面脱钩，要打新冷战。特朗普在大选前两天发表了128页的“Trump on China”,将特朗普本人以及蓬佩奥、彭斯等决策团队成员对华政策的演讲全部集合在一起。虽然从思想的深度上面，这肯定远远比不上乔治·凯南8000字的长电报，但是它胜在128页的长度。我认为，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就会发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新冷战的宣言。所以我认为，特朗普这次败选，可能真的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

我也非常赞同刚才王老师的分析，就是所谓民主、人权问题是民主党一贯的神主牌，拜登上台后一定会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来施压，像涉疆、涉藏、涉港问题等等，拜登民主党政府一定会在这些问题上继续向中国发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这其中，我预测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拜登政府不会把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摩擦，作为发动一场新冷战的逻辑起点，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重要的差别，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我想补充的第二点是，现在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在讨论，特朗普虽然败选，但是他不见得会离开美国政治舞台，或者可以说，会出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他所代表的美国优先、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来处理美国对外关系，乃至对全球政治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这样一种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会不会对美国政治乃至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赞同这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尽管拜登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其实民主党在整个众议院里的席位是下降的，他们丢了10个席位。民主党原本盘算想趁机进一步扩大在众议院的优势，甚至把参议院也收复，但是这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这对民主党来说其实是很大的忧患。

换言之，这次的选举也显示了美国政治的极化。尽管拜登最新的票数超过了8000万张普选票，但特朗普也有7300万张普选票，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美国人其实是狂热地支持特朗普所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乃至右翼保守主义的思潮，在美国仍然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这也会涉及到和我们中国相关的问题。比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问题，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中国将积极地考虑加入CPTPP。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网上还有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是，这是中国在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当然这只是网民的一个调侃。但是我想从我们中国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抉择，确实展现出我们中国的一个大格局和魄力。

那么拜登上台后，美国会不会重新寻求加入CPTPP呢?根据我的一个简单分析和判断，我认为拜登政府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主要的原因刚才王老师也讲到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认同政治，乃至美国基本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拜登政府在此问题上完全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民主党碰都不敢碰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民主党真的敢碰这个问题，恐怕2022年中期选举就很有可能面临大溃败。这也反映出，美国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深刻的困境，就是美国这种政治极化、这种矛盾、这种福山讲的“political decay”，导致美国没有办法在国家层面做出一个理性的、最优的选择。其实从理性角度来讲，美国就不应该退出 TPP的谈判，但是因为特朗普呼应了民粹的呼声。但是民众的呼声是由非常少数的人反映的，如果从16年选举情况来看，就是密歇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三个摇摆州加起来不到7万张票，但是从一个很吊诡的意义上看，这些人的偏好实际上决定了美国整体的偏好。他们选择特朗普，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 TPP。这对美国来讲，当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项，和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尽管在意识形态光谱上有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倾向，但是在CPTPP问题上，拜登团队肯定私下认为美国应该加入，但是美国的政治生态不允许拜登政府采取这一措施，或者说拜登政府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大的突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

最后我想要补充的一点是，我很同意我们对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不能抱有盲目的乐观，确实也需要把期望值降低。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觉得拜登上台后恐怕也会重新校准中美关系的航向。中美如何真正地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何避免完全陷入新冷战，拜登上台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但这个机会窗口可能很短，因为22年中期选举其实很快就到了，而且前面的100天拜登政府又要搭建竞选团队并进行准备。所以中美关系真正想要破局，在被特朗普破坏的基础上重新校准航向，重新将中美关系引向避免新冷战的方向，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中美两方来讲，我们认为恐怕都要积极地进行思考，也要做出相应的努力，如何相向而行，如何真正走出中美新型关系的道路。我想这需要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包括在座各位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马建标

刚才听了王缉思老师的演讲以及王栋兄的评论，我深受启发。我尤其赞同缉思老师的那句话，我们看中美关系史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刻，尤其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我首先从历史的维度来谈谈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刚才王缉思老师讲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特别要强调“认同政治”在中美关系史中的作用。讲到这一点，我就想到我最近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想法。我们知道，中美两国有史记载的往来，开始于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驶往中国广州，开启了两国的民间贸易。从这一时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到台湾这将近165年的时间内，两国关系中认同的力量确实在发挥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传教士的力量。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在建构中美关系中，他们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强大。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有个概念叫“中美特殊关系”，这一概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非常响亮。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概念，主要是由于美国来华的传教士，这是他们所提倡的。中美两国尽管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中国是以儒家精神为底色的东方文明，这与美国的基督教文明具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传教士认为，两国文明可以对话，甚至有一天他们期待中国能够实现基督教化，这代表着美国改变中国的梦想。

像这些传教士，我列举几个人，比如卫三畏、裨治文、丁韪良、明恩溥、司徒尔与司徒雷登父子，等等。这其中有几个在中美关系的建构中特别重要的，例如卫三畏。卫三畏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与此同时他还是中美《天津条约》的翻译官，也是美国来华全权代表的助手，他就认为要在条约中加上一条保护传教的自由。在此之后，例如明恩溥以及很多传教士，他们一直要把宗教的力量带入中美关系中。

美国有位著名的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韩德(Hunt),他的一本书就是研究1914年一战爆发前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在1949年之前，只要有机会接触到美国教会学校、美国医院的中国人，或者是去美国留学的人，他们会很自然地感受到，这种宗教的力量对于建构中美特殊关系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从1949年到今天，两国交往中宗教的力量越来越淡化，这是由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意识形态强调无神论，忌讳宗教的力量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也有人表示，美国的政治是一种基督教的神权政治，宗教力量在美国社会是非常强大的，美国的动员往往是靠分布在各个社区的宗教支会进行动员，这与中国的全能型中央集权政府，依靠政府力量动员是截然不同的。

1949年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包括一般的学生，对于曾经发生在中美关系中，对于建构中美友好特殊关系的宗教力量，就慢慢地遗忘了。我们今天在研究中美关系中的对峙、冲撞时，过于强调经济的力量。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我们能够看到宗教这种精神性的力量、人文交流的力量，在建构特殊的中美友好关系中，发挥的作用非常强大。但现在我们似乎遗忘了这段历史，这种遗忘让我们今天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反而更加强调物质性的力量，这可能会对建构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友好造成一种错误的判断。

除了宗教力量外，还有政治的力量在建构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往往超过经济的力量。这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在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之后，那时美国很多传教士宣扬，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实现宗教自由，这让美国很多传教士都非常兴奋，呼吁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那时美国总统是塔夫脱，他主张金元外交，于是他和英国、日本、俄国、德国、法国建立了六国银行团。在1913年民主党人威尔逊成为总统之后，他认为六国银行团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威尔逊政府就断然决定，不事先告知其他政府，而是直接在《纽约时报》发布声明，不通过外交渠道告诉其他5个国家，美国要退出银行团。这就是美国通过政府的政治力量，改变了资本在对华关系中的作用，这显然是政治在主导经济。

到一战结束时，威尔逊政府又认为由于一战造成了一个空隙，让日本资本对中国的控制影响非常大。所以一战结束之后，威尔逊政府觉得有必要重新组建新的国际银行团，这就是“新四国银行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资本和银行界其实一直在为美国政府马首是瞻，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过于强调美国民间资本的力量，事实上美国政府对资本的控制、导向是非常强大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四国银行团最后也失败了，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当时中国交通银行总裁梁士诒，他曾经做过袁世凯的秘书长，号称“梁财神”，他带领中国银行业反对国际银行团，他认为新的银行团企图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将会造成中国主权的丧失。这表明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同样也会干预经济的往来。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确实存在有一个迷思。美国往往确实容易相信金钱的力量，相信金钱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解决很多问题，类似中国所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意味着美国相信资本的力量可以搞定一切，持有这种观念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从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关系中，在美国的东亚政策中，这种政治性的力量在特殊的时刻，是可以改变两国关系中经济力量的走向。所以我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政治体制不同、又拥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在进行交往的时候，这种政治力量的主导作用是远远超过经济力量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经济上的接触，两国关系就自然地会好起来，这种想法十分危险。

14、15年我在美国访学时，曾有意识地跟美国宗教界的一些人士进行过接触。有一次我和美国教会中的一位年轻人交流，就提到了王缉思老师刚才所提到的“认同政治”的问题。我问他，你既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又是美国的公民，当教会派你出去传教时你就有两种身份，第一你是美国公民，第二你是教会的传教士，这两种身份你内心更认同于哪一种?他告诉我，他说他当然是美国公民，但在他心中最高的身份是教会成员，他要为教会服务。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美国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往往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相对于宗教的信仰，国家的身份、公民的身份对他们而言是次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司徒雷登也是这样的人，他说他既爱中国，也爱美国，他这种跨文化的理念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此外，丁韪良去世以后也是埋葬在中国的。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超越狭隘国民概念的、普适性的宗教身份认同。而我们中国的学者，在理解美国人时，往往会用我们自己的这种生存体验去理解美国，往往会造成很大的一种疏离。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想到了汪熙先生的一个判断，这也是基于历史的一个判断。他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介于冲突和不冲突之间。几年前我在理解汪熙先生这句话时觉得没什么，但到现在经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汪熙先生这句话是非常有深意的。为什么说中美关系是在冲突与不冲突之间?刚才王缉思老师也提到，中美两国之间有强烈的竞争，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不同，这必然会产生冲突，但也会有合作。换言之，我们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既不能太看好，但同时也不能太悲观。未来中美之间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这首先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智慧。越是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我们越是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才能更好的把握未来，使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来源时间：2020/11/29 发布时间：202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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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沃尔特解析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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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2020

作者：来源：上海美国研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近期登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文章称，尽管特朗普可能已经失去总统职位，但特朗普主义仍然存在，这意味着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主张而进行的争斗将持续下去。

文章摘要如下：

假如共和党继续控制参议院，拜登上任后在国内立法上将会受限。在当前阶段，拜登可以转向总统具有更大自由度的外交政策领域，这也正是拜登一直以来的志趣所在。

当前围绕美国所扮演的全球角色的辩论仍在持续。根据人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划分为四大阵营(虽然这种划分有过于简化的风险)：第一，国家特别是联邦政府的适当角色是什么?第二，美国应该奉行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还是应该更有选择性、更加克制?

将以上两个问题进行二分法组合，可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分为四大类。

表一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分类表

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位于第一象限。他们热衷于维护自由和个人选择，质疑政府的权力。低税率、最低限度的法规、不受约束的市场以及个人自由是他们的代名词。虽然COVID-19已经暴露了这类主张的一些明显缺陷，但是自由意志主义并没有也不会在美国消失。

自由意志主义者长期以来主张减少干预的外交政策，认为美国不应在西半球以外作出安全承诺，而应依靠强大的核威慑和广阔的大西洋、太平洋来确保自身安全。他们认为，即便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美国依旧可以保持安全、繁荣和自由的状态。他们主张避免与中国开展新冷战，因为代价高昂且不可避免地对国内自由产生威胁。

主流共和党人居于第二象限。共和党的核心主张一直是减税和福利，削弱国税局的执行能力，并直斥除安全机构外的所有政府机构的存在都是浪费，甚至开始对高等教育和科学本身宣战。

主流共和党人对上文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根本上是矛盾的。他们希望建设一流的美军，使其具备全球作战的实力。而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需要强大的政府，也需要政府提供社会福利，以保持人民的健康和良好的教育，促进真正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团结，并要确保美国的大学和研究实验室保持世界一流水平。小政府可能会吸引共和党富有的阶层，但这与其统治世界的愿望和随之而来的频繁发动战争的需求相矛盾。

桑德斯等进步主义者位于第三象限。他们希望国家强大，资金充足，并致力于解决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种族问题、警察改革、金融监管等问题。他们重点关注国内政策。进步主义者在美国是否应在世界范围内维护人权、制衡中国等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内部分歧，但他们都赞成(或多或少)减少在国外的活动，这样就可以投入更多时间、金钱和政治资本解决国内问题。

守旧民主党人大多出现在第四象限。他们尊重政府的力量，相信政府可以积极地塑造社会。他们仍致力于追求美国的全球领导权，青睐所有为人熟知的外交政策机构(如北约、联合国)，并且希望美国带头加强或完善它们，并建立新的体系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然而，美国当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有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两党支持也不足以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不受挑战的单极大国。

至于特朗普(或特朗普主义)，很难将他归为某一个象限。他有时像自由主义者，主张减税、反对政府资助医疗保健，蔑视法治;有时像进步主义者，反对愚蠢的战争，并希望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外国竞争。但从其实际执政政策来看，他更像是主流共和党人，支持庞大的国防预算，要求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主张在海外使用无人机打击和定向斩杀等策略。总的来说，特朗普只是现代共和党身份的更粗糙、更直白的表达。即使特朗普2024年不再参选，可能的竞争者(国务卿蓬佩奥、副总统彭斯、参议员鲁比奥、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等)也将延续特朗普主义。

未来四年，可以有何期望?外交政策总是充满惊喜，但拜登的外交政策预计将更接近进步主义者。新一届政府对新战争不感兴趣，国内仍有大量待办事项，包括COVID-19、经济复苏、“黑命贵”运动、选举改革等。

本文编译自《外交政策》期刊网站文章The Election Is Over. The Ideological Fight Is About to Start. 译者：康晓蒙

来源时间：2020/11/29 发布时间：20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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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S：美国防部需制定国家技术战略且投资三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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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2020

作者：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报告摘要如下：

技术一直是取得军事优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在信息革命中拥有先发优势，但让美国在1991年占据军事主导地位的技术如今已经扩散开来。

美国国防部的高层已经将目光转向了人工智能、高超音速导弹等新技术，以重新获得美军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将需要实行一种适合当今技术格局的技术战略。国防部必须在最有可能迅速改变战争的技术上押下重注，同时在其他技术领域押下较小的赌注，以防范意外风险。

这项国家技术战略的关键优先事项包括：增加联邦研发支出;通过理工科教育和高技术移民积累人力资本;提供有利于研发的公共产品，如数据、计算资源和标准制定;确保政策和监管生态系统能够激励创新;与合作伙伴和盟国合作，确保全球技术生态系统保持竞争性、开放性和安全性。

信息革命是当今世界主要的技术发展趋势，促使数字能力(网络、数据和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如果美军要在未来的战斗中保持竞争力，必须成功地利用这一趋势，并在快速应用信息技术获得作战优势方面胜过对手。

因此，国防部在技术投资方面应该采取三级方法，投资三类技术：

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国防部技术战略的首要重点应该是，迅速采用通常在商业领域成熟的数字和信息技术，并利用它们满足特定的军事需求。国防部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将技术原型交付给作战人员，试验新的作战方式，以获得战场优势。未来几年最有可能出现戏剧性变化的能力是那些充分利用数字趋势的能力：网络、电子战、传感器、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

关键的军事专用技术。国防部还应该投资于关键的军事专用技术，如定向能武器或高超音速导弹(如果这样做有明确的军事行动价值)，但应该认识到这些领域的进步是渐进的。材料、光学、能源和电力等非数字技术虽然在不断发展，但其发展速度比不上信息技术，而且在未来几年，这些技术不太可能给战争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变格局的“黑马”技术。国防部应该投资可以改变格局的“黑马”技术。根据目前的趋势，这些技术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成熟，但一旦成熟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比如量子技术(量子计算、通信和传感)、脑机接口、强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将帮助国防部防范战略意外，并提供早期预警，但国防部不应押注这些技术将在短期内达到可用于作战的成熟度。

这项三级投资战略将帮助国防部投资于应对未来冲突所需的最关键技术，同时防范其他技术领域出现的意外。

总之，美国需要像太空竞赛时期那样倾全国之力，以扭转当前的轨道，重振科学和技术基础。美国决策者应该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为榜样，重新确立美国作为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在这一竞争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包括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以及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移民体系。协调一致的联邦政府行动有助于点燃美国的创新火焰，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持续下去。

本文编译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报告Defense Technology Strategy，作者为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主任保罗·沙雷(Paul Scharre)以及助理研究员艾尼基·里科宁(Ainikki Riikonen) 。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20/11/29 发布时间：20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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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民主党中间派正在酝酿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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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2020

作者：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近期载文称，在拜登的团队中，民主党中间派人士正在酝酿一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具体可以划分为“修复派”(restorationist)、“改革派”(reformist)和“进步派”(Progressives)三个派别。

文章指出，拜登不能在外交政策中简单地依靠专家治理。他必须考虑一个由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团队做出的战略选择，并且他必须做出与美国和世界各地当下的政治相协调的重大选择。

在拜登的团队中，民主党中间派人士正在酝酿一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但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修复派”“改革派”和“进步派”。

“修复派”主张实行与奥巴马时期大体一致的外交政策，主张以谨慎和渐进的方式对冷战后秩序进行精心管理。他们不希望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且对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及其他问题上的双边合作寄予厚望。他们支持拜登提出的旨在恢复民主和鼓励合作的“民主峰会”的构想，但对民主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持谨慎态度。他们赞成重返伊朗核协议，并打算继续发挥美国在中东的传统作用。他们通常支持自由贸易协定并拥抱全球化。

“改革派”认为，要应对特朗普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ist populism)的潜在力量，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进行根本改变。相比于“修复派”，他们更愿意承担一定范围内的风险，并且更愿意接受与竞争对手和部分盟友的摩擦。他们将美国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合作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中东问题上，他们希望利用对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影响力，达成一项取代伊朗核协议的新协议，并在总体上减少在中东的介入。他们主张对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进行重大改革，重点包括国际税收、网络安全和数据共享、产业政策和技术。

“进步派”认为，外交政策应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和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削减国防开支，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非军事化。但他们也希望对全球范围内专制主义的兴起予以反击。拜登的几位顾问，特别是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还与进步派人士进行了接触。而今，关注美国国内政策的进步派人士可能成为拜登经济议程制定的推手，而关注外交政策的进步派更可能扮演反对者的角色，在对华政策、伊朗政策以及国防开支等议题上施压。

文章称，拜登应将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视为资产，并积极创建一个能够推动更广泛外交政策辩论并避免思维趋同的团队。同时，拜登也需要积极管理不同的观点，以学习奥巴马为起点。拜登也可能无意中在团队中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奥巴马世界观”，除非他有意决定走另一条路。“恢复派”“改革派”和“进步派”的基本假设和政策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受到压力测试和评估。拜登需要做出各种战略选择，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领导人，他处于有利位置，能够对这场辩论做出裁决。

本文摘译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文章The fraught politics facing Biden’s foreign policy，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编译：康晓蒙

来源时间：2020/11/29 发布时间：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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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当选总统，会停止对华科技战吗？朱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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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2020

作者：来源：凤凰网《风向》

编者按：

北京时间11月8日凌晨，据美媒正式计票显示，拜登赢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当选46任美国总统。在这届被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大选中，拜登当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美关系能否出现转机?在哪些领域将有合作，哪些领域能管控竞争?请看凤凰网《风向》栏目对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的访谈。

核心提示：

1、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在中美关系方面会有三个明显可以改善的基本前景：非情绪化、熟悉中国事务、更可行可信的合作领域探索。

2、特朗普此前希望以科技战以及产业链“去中国化”等举措打压中国，但讽刺的是，全球市场需要稳定，需要“中国化”的过程。如果出现计票争议出现骚乱，特朗普打压中国很难松手。正这也是现在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地方。

3、同样在科技战领域，对拜登政府是否会迅速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但拜登政府上台，至少会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个多层次对话、沟通和交往的空间。包括疫情、环境、区域安全热点方面都有合作空间。

4、很多人担心拜登上台会重回多边主义有助于美国建立“反华全球联盟”。朱锋教授完全不同意该观点，拜登政府在继续打压中国的路上能够走多久和多深，不是简单地取决于美国的政策表现，最重要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作为和行动。

凤凰网《风向》栏目：朱院长您好，您怎样看待这次选举?

朱锋：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特朗普原来想要把中国政策作为今年大选的一个重要选题来向民主党和拜登施压，显示只有他才能所谓“强硬”地对待中国，并以此作为他2020年竞选造势的亮点。

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美国大选，中美关系始终难以成为美国两党竞选的中心议题。美国民众关心的不是政府的中国政策、不是所谓的美中对抗，更关心的是国内安全，他们自身从美国疫情泛滥中应该获得的安全、以及美国民众更关系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生活安全。

这次选举美国选民的基本的态度倾向，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分裂，有什么样的社会性的对峙，拜登现在还是很明显的代表了美国更多人的选择。

凤凰网《风向》栏目：您认为拜登当选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朱锋：我觉得拜登当选，对中美关系肯定还会继续带来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影响。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想要迅速地恢复到正常化恐怕都很难。即便是拜登当选，我觉得中美关系近期内发生实质性改善的可能性也并不大。

拜登当选的话，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会有三个明显可以期待的基本前景。

首先我觉得拜登不会像特朗普那么的情绪化。特朗普今年四月份美国疫情爆发以后，他的整个中国政策说到底是在对中国进行疫情报复，利用疫情来发泄对中国的不满。使得美国左中右的对华强硬派，在特朗普对华疫情偏见和疫情发泄中，共同找到了对中国所谓反华的机会。

结果是今年五月份之后，中美关系一路下滑，不仅降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真的是离新冷战一步之遥。中美关系在短短几个月出现全面对抗性的质变，最大的原因一是特朗普的个性，不仅把中国作为美国抗疫失败甩锅的对象，更因为他睚眦必报的个性，要把中国作为“疫情报复”的对象;二是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的鹰派和特朗普的对华爆发相一致，基于美国霸权地位的稳定想要在疫情期间打压中国，防止所谓疫情变成中美力量对比出现有利于中国转变的地缘战略竞争的抓手。

美国政界战略界左中右一致想要在疫情期间所谓“打痛”中国，因为对他们来说，疫情不是全人类面临的公共健康危机，而是有可能使得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关键时刻。美国越乱，美国越是向世界披露了它的脆弱性，越是要对美国今天已经牢牢锁定的最大的战略对手、挑战对象——中国实施打压。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百年不遇的公共健康卫生威胁，中美不能合作、反而在进一步加剧对抗的事实，不符合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但非常令人悲哀的是，特朗普的小心眼和美国政坛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忧虑，采取了和国际社会以及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的做法。美国在疫情期间对中国的疯狂打压，典型地说明了单极霸权体系的自私、狭隘和缺乏有效权力制衡机制下权力不对成均衡而造成的霸权国家私利之上的可悲一面。

第二点，拜登对中国事务还是比较熟悉的。他有43年的从政经历，也多次访华，今天中美关系实际上不管有多大的战略竞争，双方在商业、社会，包括政治领域，在经济、在安全、战略领域，都有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了解中美关系并且有战略透视力的美国的领导人。并不是说我们奢望拜登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的改善，但至少可以重新使得双边关系回到对话接触和谈判轨道上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自从3月27日，中美领导人最后一次通电话，中美关系在各个层级上的这个交流、沟通、对话几乎都已经瘫痪了。

第三点或许更重要，如果拜登能赢，中美关系不仅可以避免情绪化的进一步对抗升级，而且也给重新开启两国对话沟通的轨道预留空间。面对当前疫情带来给全球政治经济带来的动荡和不确定性，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两国不仅需要有合作的意愿，需要有有起码的合作沟通交流的意愿，更需要展示对国际社会起码的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我相信。拜登政府在上台以后，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出现实质性的改善，但至少探索和寻找中美合作领域方面，要比特朗普政府可行和可信得多

凤凰网《风向》：回顾来看，您认为怎样评价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朱锋：特朗普就是固执的、白人优越感特别强烈的、十分自以为是的74岁的老头。特朗普不仅是个美国民粹主义分子、反全球主义分子，更是白人至上主义分子。他的这些基本的价值和观念是难以改变的，更是很难改变的。

美国疫情地图

美国疫情正在出现第三波高峰，确诊病例达到了将近每日10万，但特朗普在这最后几天的选举造势中还不断强调说美国疫情已到了尾声。特朗普执政近四年美国经济表现不错，2020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还出现了35%的同比增长。但这态势，奥巴马时代8年的贡献也有很大关系，也是特朗普为了政治利益需要基于复工复产的结果。但在美国疫情依然如此严重的局面下，美国经济的复苏究竟能够走多远?这很令人怀疑。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是基于他个人的价值和他个人的利益定位，全力以赴地要去服务于右翼的美国白人的利益，他对世界的看法、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方式，第二任期也不会与第一任期有实质性的改变。第二特朗普的个人从政风格，从来不在乎、也不善于去协调和平衡美国民众中左中右之间的利益，他就是要忠实于、服务于和他的价值信仰理念完全一致保守的、右翼的美国白人。

所以如果特朗普继续在任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一个越发内部争议的美国，将是一个继续给世界可能带来更大冲击、挑战和消极影响的美国。

凤凰网《风向》：您提到了更加分裂的美国，如果出现因为计票争议出现骚乱或者动荡，会不会使留守的特朗普对外做出一些极端举动?

朱锋：我的基本判断是美国越是分裂、美国国内问题越是沉重，特朗普打压中国的这个既定战略越不会松手，更不会停手。因为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美国一定要防止有竞争者利用美国的各种国内国际的环境，尽快赶超美国，或者尽快去削弱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

特朗普政府现在一方面是对美国的全球角色进行收缩。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对于这种所谓“天定美国论”的自我优越感从来没有任何的懈怠和放松。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团队紧紧盯在所谓“中国是21世纪唯一有可能超越美国的重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盯防中国将继续成为特朗普最基本的对外政策战略考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进一步出现骚乱或者国内暴力事件，特朗普一方面有可能是自顾不暇，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打压中国很难松手。正这也是现在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地方。一个越发脆弱的美国，将是一个越发对华强硬和打压的美国。

凤凰网《风向》：那么您认为特朗普会以什么议题作为抓手，比方说南海、台海，或者说其他的议题来打压中国?

朱锋：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的最重要的抓手是在科技战，想要使得所谓美国市场、美国但科技创新资产、科研机构和美国的科技人才与中国加速脱钩。在科技领域的去中国化，现在比贸易领域的“去中国化”走得更快、更明显。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中特朗普政府想要谋求“中去中国化”，这是美国当前执政精英下想要打压中国、重新拉大和中国的实力对比的对华新遏制战略的核心环节。特朗普目前已经将超过三百家中国企业、研究机构和科研实体列入“制裁清单”，这确实使得中国企业的国际业务运营和国际市场开拓变得日益艰难，让美国 “投资要回归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施压也在不断升级。这样的一种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上“去中国化”的做法，特朗普政府是不会停手的。

然而，当美国深受疫情打击，世界疫情感染与扩散状况依然严峻的背景下，整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对疫情中复兴的最快的中国的综合依赖，是在不断的上升而不是在下降。这也给了特朗普政府的科技和商业遏制政策一个莫大的讽刺：美国想要加速去中国化，但是整个全球市场稳定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却更需要加强“中国化”进程。特朗普政府如何其对华贸易战、科技战等带来的对美国和世界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伤害，正在构成对中美关系、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考验。

凤凰网《风向》：拜登当选总统，会停止跟着中国的科技战吗?

朱锋：拜登当选，至少现在科技战、贸易战，人才战，包括信息战等诸多高技术和经贸领域，不会迅速和完全地改变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基本政策架构。对于拜登政府是否会迅速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我们同样不应抱有任何幻想。

但拜登政府上台，至少会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个多层次对话、沟通和交往的空间。中美双方未来如何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稳定、各自国内市场的开放和自由化进程的延续等问题上，可以展开坦诚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可以向世界更好的阐释中美各自的贡献和作用。让世界经济在疫情时代尽快地恢复和振兴，是中美两国共同可以承担的责任。拜登政府上台，坦诚、理性的声音至少会给中美两国恢复多层次对话、交流提供应有的空间。

特朗普任上极大影响了各国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凤凰网《风向》：拜登希望重振美国的领导力，国内有一种声音是说，拜登当选的话，他可能会把之前被特朗普冷落的盟友重新聚集起来，进而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朱锋：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中国国内很多人担心拜登会回到多边主义和盟国协调中心主义，有助于美国建立“反华全球联盟”。但问题是，美国能不能实现这样的意图，基本上不是取决于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中国的表现。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在商业、在科技，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我们的作用和影响力都是不可替代的。

我们如果能够少一点“战狼外交”，多一点低调务实，我们就可以使美国的盟友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今天深受疫情冲击的这个动荡的世界，它们对中国的依赖和期待将更加深化 ;对于中国在全球稳定、和平与繁荣进程中能够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会有更深的需求和依赖;对于中国崛起作为制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霸凌主义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会更加感同身受。

说到底，美国能否建立“反华全球同盟”，关键取决于我们的作为和行动，而不是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将所谓“反华联盟”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分裂的前景强加给其盟国、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

此时此刻，中国人的脑子一定要清醒：拜登政府在继续打压中国的路上能够走多久和多深，不是简单地取决于美国的政策表现，最重要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作为和行动。

世界政治是一个充满互动关系和互动进程的社会生活领域。千万不能简单地认为，拜登回归多边主义、回归美国的全球角色和责任，就会使得盟友跟着美国跑。中国今天只要走稳、走实我们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开展疫情时代的中国外交，中国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忽视的。

凤凰网《风向》：拜登当选总统，会不会中美会不会在疫情防控上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朱锋：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我相信中美在疫情问题上重启某种形式合作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疫情是百年未遇的公共健康危机，而且疫情到底会持续多久?在多大程度上会给人类的正常社会生活、经济繁荣稳定带来威胁?现在我们依然有很大的未知数。包括对疫情的特效药、疫苗以及针对性的治疗手段到底什么时候能成功?现在同样还是未知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在抗疫问题上的合作，事实上不仅是两国的大国担当，更重要是今天这个世界对中美关系共同期待。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为什么在美国疫情迅速扩散以后，把本来应该具有的中美合作完全置于不顾，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特朗普的个性。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中那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反华势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疫情无法合作，根本原因还是特朗普和他的政策团队所采取的美国霸权利益至上、美国意识形态至上的这样一种狭隘的国际认识和战略选择。

凤凰网《风向》：您认为除了疫情之外，在拜登执政的背景下，中美还有可能会有哪些合作领域?

朱锋：拜登上台，中美关系的合作领域其实非常多，除了疫情之外，环境问题，所以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年很多数据告诉我们说包括减排、气候变暖，环境生态恶化其实在进一步的加剧，人类未来可能不仅是面对疫情，还要面临一个生态和环境更加恶劣的世界。中美必须携手。

然后当然第三个包括很多的区域安全热点问题，朝核问题能够如何获得突破?需要中美的合作;中东局势如何稳定避免(就像今天我们说在法国我们可以看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这种威胁?也需要中美合作。所以现在中美并不缺乏合作的领域和需要所可以采取的共同努力，最重要的是两国的领导人都要显示眼光和决心。

凤凰网《风向》：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觉得拜登当选之后，他能不能就是对美国的鹰派进行有效的制约，从而在南海包括台海以及中国周边议题上有一个质的变化?

朱锋：拜登政府上台，中美在台海和南海出现全面缓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应该是很小。今天台海也好，南海也好，还是东海也好，西太平洋已经成为中美战略地缘战略竞争的最主要的战场，亚洲的海洋已经取代了原来亚洲的大陆，成为了中美战略竞争的最重要、最迫切和最核心的地缘战略竞技场。不管哪个领导人上台，美国都不会放松在亚太地区的对华战略打压和战略遏制。

然而，一旦中美两国如果能够在刚才我们刚才所说的在疫情、环境、朝核问题、自由与开放的全球商业体制等领域开启新的合作进程，双方的对话交流的进一步的升级和深化，就有可能在西太平洋的这些中美战略竞争的热点区域，带来新的对话、合作与沟通的机会，就会使得南海和台海局势重新得到有效的管控和稳定的方案。

凤凰网《风向》：好的，谢谢朱院长。

来源时间：2020/11/29 发布时间：20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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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将会如何应对中美科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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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2020

作者：刘仪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人工智能资讯周报》总第103期

摘要

拜登的对华政策立场将以合作竞争、趋于强势为特点。在中美科技竞争议题上，拜登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加强美国在技术领域的联盟和伙伴关系，采取一种联盟的多边主义的方法来应对中美科技竞争。

图源：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正文

2020年美国大选的悬念接近尾声，截止美东时间11月12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以290张选举人票、50.9%的得票率、77,435,145得票数领先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217张选举人票、47.5%得票率、72,261,330得票数)，拜登即将当选为美国第46任美国总统，顺利的话将于明年1月入住白宫。

新任总统的对华政策立场是什么?他对中美科技竞争的看法及上台后可能采取的方法是什么?本文将通过梳理拜登出任参议员和副总统时的政策立场、今年大选期间的施政纲领和竞选口号，分析过去一年华盛顿的对华共识、未来一年拜登面临的国会压力，来回答以上两个问题。

(一)拜登对华政策立场：合作竞争，趋于强势

在对华政策立场方面，拜登长期被视为与北京接触的民主党建制派成员，但他在今年大选期间宣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拜登投票赞成《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为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提供了法案依据。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夕，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访华期间表示“美国欢迎一个繁荣的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期望这将是一个按规则行事的中国。”20年后的今天，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拜登接受CBS采访时重申这一立场：“我要让中国做的是遵守国际规则”。

2011年5月，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拜登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时说“中国的崛起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不仅对中国是如此，对美国和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同年9月，拜登在《纽约时报》撰文“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美国的垮台”(China’s Rise Isn’t Our Demise)，文章提出美国整体经济实力强于中国，美国比中国更适合在21世纪取得成功。两年后，拜登积极支持奥巴马的“重返亚太”(Asia Pivot)战略，制衡中国崛起。拜登曾对日本《朝日新闻》表示“美国不仅拥有决心，而且拥有在未来几十年中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资源。”

总结来说，拜登认为美国可以和一个崛起的中国合作，他过去四十年的政治生涯里也多次承担这样的任务。然而，拜登眼中的中美合作，其前提是中国按照美国的步调走(遵守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规则)，其根本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当形势发生变化，拜登治下的中美合作空间不容乐观。今年10月，拜登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此外，尽管拜登的措辞没有共和党总统特朗普的措辞——将中国称为“敌人”(adversary)那么激烈，但未来一年“参议院很可能继续处于共和党控制之下，拜登将面临国会中鹰派的共和党人持续的压力，要求他采取强硬路线”，曾担任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15年的贸易专家威廉·赖因施(William Reinsch)接受CNN采访时说道。因此，来自国会的压力也有可能为拜登治下的中美关系蒙上阴影。

“拜登政府将会继续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并与盟友协调对华政策”,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高级副总裁巴里·帕威尔(Barry Pavel)撰文表示。“转变可能仅仅是姿态方面的，拜登的语气和做法会更加外交。”海因里希基金会(Heinrich Foundation)的研究员卡普里(Alex Capri)说道。

(二)拜登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立场强硬，联盟对抗

在中美科技竞争议题上，拜登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今年大选期间，2月，拜登表示他将禁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9月，拜登宣称对TIKTOK如何处理其约1亿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在“真正的担忧”;10月，拜登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研究技术政策的高级研究员韦斯特(Darrell West)表示，对TIKTOK的审查反映出华盛顿对中国参与科技行业的担忧日益浓厚，这是两个政党的共识。拜登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并将制定一项战略。特朗普既没有进程也没有战略。

那么，拜登将制定什么样的战略?

拜登曾表示，他将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制定有关网络盗窃、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的全球规则。他承诺对窃取美国技术的中国公司实施新的制裁，并威胁要切断它们进入美国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渠道。他还承诺“团结世界各地民主国家的经济力量，打击滥用经济行为”。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研究员埃里克·塞耶斯(Eric Sayers)表示“拜登会采取和特朗普类似的策略，但寻求使其更加多边化的方法”。

总结来说，拜登很可能加强美国在技术领域的联盟和伙伴关系，采取一种联盟的多边主义的方法来应对中美科技竞争。

事实上，华盛顿早有智库具体提出美国联合盟友对抗中国科技发展的路线图。今年1月，美国华盛顿智库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CSET)发表“如何加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报告，报告提出美国利用其盟友和合作伙伴网络，来抵御中俄利用人工智能获得战略优势。报告列出了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可以共同运作的10项战略倡议，详尽地确定了每项倡议的最佳合作国家，并强调利用现有的多边组织平台展开合作。例如第1项倡议“防止敏感技术信息的转让”，最佳合作伙伴是英、德、法、日、加、澳，可利用的现有多边论坛包括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敏感技术多边行动会议、FBI领导的与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反情报和执法官员的多边对话等。

此外，今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跨大西洋人工智能合作的重要性和机遇”的报告，呼吁美欧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化合作。今年6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international Peace)发表《美日技术政策协调：在全球化世界中平衡技术民族主义》报告，呼吁美日在协调的多边标准中减少贸易、投资和供应链发展的障碍，与北京展开有效竞争。今年9月，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表《利用联盟方法维持半导体领导地位》的报告，提出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专注于打造本国的半导体生态系统)，美国要认识到自给自足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目标，半导体领域的联盟合作至关重要。美国“旋转门”机制下智库的声音不可小觑，大选之年，华盛顿老牌智库接连发声，呼吁美国采取联盟方法对抗中国科技发展，值得予以关切。

(三)结语

古罗马政治家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以其坚决维护罗马旧原则的立场著称，演讲的结尾总是使用同样的一句话，“必须毁灭迦太基!”拜登还未喊出过这种口号，但他坚决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立场，或许昭示了他是老加图式政治人物的本质，预示了他对华政策立场强势的走向。而在中美科技竞争领域，拜登很有可能联合盟友，围堵“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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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11/29 发布时间：202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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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学者刘英：拜登上台，中美十大政策合作加强，十大挑战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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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20

作者：来源：凤凰网《风向》

编者按： 北京时间11月8日凌晨，据美媒正式计票显示，拜登赢得超过290张选举人票，即将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然而，他能否顺利上台?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对美策略?在处理其他国际事务时需要注意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凤凰网《风向》对话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研究员。

核心提示：

1. 拜登赢得大选，但特朗普不会和平交接政权。美国或爆发更多摩擦冲突，甚至存在宪政危机，但内战几率小。

2. 十大政策合作加强：拜登若上台，中美贸易战或将暂缓激烈摩擦，双边贸易往来、人文交流等合作机会将恢复和大幅增加，同时可能削弱对华的政治挑衅和金融投资限制;在国际上美国将回归巴黎协定、WH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各大国际组织，重新争夺世界规则制定权和领导权。

3. 十大挑战在即：在对华态度上，拜登仍将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延续科技战并拉拢盟友，通过科技限制、技术转让、网络安全等传统手段对中国实施打压。针对劳工、环境、人权问题以及香港、南海和台湾问题，继续打压中国。

4. 中国应对策略：对内专注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美平等基础上加强合作，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对美国可能的围堵要实施“合纵连横”策略，同时不断加强双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

5. 特殊时期下的中美合作成为全球抗疫、经济复苏的关键。WTO等国际组织的完善和改革需要美国积极支持重启，拜登需要吸取特朗普的种种教训。

拜登上台不易，冲突几率大、内战概率小

凤凰网《风向》：有西方媒体表示，大选进一步凸显或者说加剧了美国的分裂，您认为美国会因此爆发“内战”吗?

刘英： “内战”我觉得倒不太会爆发，只是这一次大选还是有一些史无前例的情况出现，恐怕特朗普很难和平地交接政权。我们现在看大选情况，截至目前拜登已经赢得超过290张选举人票，即将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但是特朗普说过“我不会蓄意的交接政权”。拜登要想顺利上台还是存在困难的，因为这之间可能会爆发各种冲突和摩擦。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图源AP Photo

但事实上特朗普将很难采取手段阻挠拜登获胜，因为那是在无理取闹、限制民主。我认为僵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双方势均力敌，都接近270票了，双方之间就可能会采取更加激烈的搏斗、竞争。不过现在拜登已经获胜，但是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拜登将会重新“加群”?

中美人文交流、贸易合作迎来春天

凤凰网《风向》：对中国而言，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会比特朗普政府更有利吗?

刘英：对中国来说，拜登上台比特朗普上台有利得多，相比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翻脸比翻书还快来看，经常把各种国内疫情、就业等问题凭空甩锅给中国不同，拜登相对理性而务实，关键是可预测，确定性强，现在世界需要稳定性。总体来说，拜登上台，中美之间合作的机遇和空间是广阔的。虽然他依然不会改变对华的战略，还会像特朗普一样把中国作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跟中国博弈，但是他会改变战术，这就会使中美之间有非常多的合作机会。

凤凰网《风向》：中美之间的合作机会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美国会停止对华贸易战吗?

刘英：我认为，如果拜登上台，对中国有十个方面的“加强合作”机会。

首先，中美之间贸易合作的领域更宽、力度会更大。我认为拜登会逐步停止中美的贸易战，与共和党坚持贸易保护主义不同，民主党秉持的是自由贸易，拜登多次表示反对贸易战和关税战，因此拜登上台后中美贸易摩擦有望缓和，甚至回暖可期。从今年10月份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看，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逆差增长超过38%，这说明关税战、贸易战对减少贸易逆差不起作用，只是保护美国幼稚产业等的借口而已。实际上近几个月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在加强，而不是在削弱的。美国打贸易战实际上是不可能获胜的，贸易赤字并不是终止两国贸易的决定性因素。何况中美贸易赤字其实是由中美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和国际分工，以及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性质决定的。美国只有保持逆差才能输出美元。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对华的投资。现在差不多7万家的美国企业在华，但是中国在对美的投资较少，考虑到美国对华科技产品的严格限制出口，综合来看，中美之间贸易是平衡的，而不是美国从前认为的“贸易赤字中国占了美国便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拜登会停止对华的非理性且有损中美两国的贸易战。

其次，拜登如果上台，美国会恢复和加强与中国的人文交流。调整目前的移民政策，他曾表示会增加每年就业绿卡14万张，也会恢复中美教育人文各领域的合作交流。

回顾四年来看，特朗普其实一直在偏离中美关系的正常轨道，他一直在搞孤立主义，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甚至霸权主义，他偏离中美关系正轨太远了，而我觉得拜登上来会有各种回归，中美关系也会回归到正轨上来。

虽然他不会改变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这种定位，但是至少不是像特朗普一样把中国当成了敌人。但是从具体战术层面来看，他需要与中国合作来挖掘美国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对华层面，拜登将恢复人文交流、贸易往来、金融投资等各方面的合作。

图源Getty images

第三，拜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会回归巴黎协定。

另外国际层面也会有回归，我认为他上台后会回归到巴黎协定、WHO，伊核协定有可能重启，朝核问题也会推进，各种被特朗普退的群基本都能回归，我认为，CPTPP(TPP)、甚至TTIP都有可能回归和重启，包括之前被特朗普退出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他都会陆续回归。他希望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他就要回归到这些国际组织中来，他不会退出WTO而会设法重建WTO。

因此我认为，特朗普推行的这些非正常的、偏离轨道的路径，会逐渐回归原位，这是国际层面。

第四，中美的合作清单将会加长：对话机制100+。

7月9号，王毅国委在智库和媒体峰会上提到，中美相互之间要有合作的清单，而且合作的清单越长越好。在中美合作清单方面可以很长，而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光是现有的中美对话合作机制超过150个，也就是中美无论是联邦层面还是州层面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文各个领域的合作对话机制160个，这些机制我认为会逐渐重启起来，而不是被特朗普阻断。

第五，拜登将削弱对华的政治挑衅，但是会联合盟友统一对华策略。

拜登上台后，我觉得他会吸取一些特朗普时期的教训。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的策略实际上并没有让美国伟大，反而让美国的信誉严重受损，甚至影响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拜登竞选演说提出要为灵魂而战，他希望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但是美国要想领导世界，首先要把自己做好。首先，美国要处理好跟最大发展中国之间的关系，毕竟中国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各种多边组织的重要成员国。

其次，我认为，拜登不会像特朗普极限施压，无理取闹，甚至到处踩线，利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和新疆大做文章，用所谓的美国国内法来对一个主权国家说三道四。拜登至少会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他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明白不能挑战他国的主权问题这个底线，也不会轻易去挑衅。但是拜登也可能会在南海、台湾、香港、新疆、西藏方面继续实施对华的所谓美国法案，而且他可能会联合其他所谓的联盟采取另外的一些手段来跟中国相处。

第六，拜登或会“削弱”对中国企业到美国金融投资的限制。尽管拜登会适当加税，但是对华投资不会全面限制。之前特朗普政府直接限制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而且华尔街也由民主党的一些实力支撑着，它会对中国投资者各种威胁，施加压力。但是如果拜登上台的话我认为会比现在要好一些，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是中美双方都需要的，他也会削弱这种限制。

外交如此，内政也会回归，从美国国内来看，拜登会回归之前的奥巴马医改并加强金融监管。在医改方面，奥巴马医改旨在全民医保，他一定会回归奥巴马医保。还有就是加强金融监管，回归沃尔克法则，多德弗兰克法案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制定的，覆盖监管空白、防止监管套利、加强防火墙，特朗普政府放开多德弗兰克法案，放松了金融监管，我认为拜登上来会重回沃尔克法则，重回金融监管，他会加强金融监管。

第七，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会有大量的合作的机会。

比如在传统能源方面，特朗普是有所放松的。他为了促进所谓的经济增长，对煤炭和对油气都是放松管制的，但这些其实是在西方是被限制的。我认为拜登上台之后，为了气候变化也好，未来清洁能源也好，他会在新能源领域增加中美之间的合作机会。毕竟中国在风电、太阳能各个方面都是全球领先的，拜登竞选纲领表示要在清洁能源领域解决1000万的新增就业。

第八，中美在基础设施的建设领域也会加强合作。拜登提出2万亿的气候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包括铁路、智慧城市等方方面面，而基建方面，无论资金、成本还是管理中国都是全球领先，在这些方面中美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九，拜登上台后，会改变目前公共卫生领域的政策，回归WHO，联合抗疫。在全球卫生领域，特别是在抗疫上面，中国作为率先控制疫情的国家，在口罩方面产能充足，拜登表示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抗疫，并已经开始指定专家来解决疫情，拜登上台后也可以加强中美抗疫合作，这对于修复中美关系是有帮助的，对全球抗疫也是一个巨大贡献，对世界人民都是一个福祉。

第十，在反恐合作上将会有所加强。拜登在反恐等问题上是专家，而且也把反恐问题提到议事议程，反恐方面，中美本身就有合作机制，重启反恐合作，有利于中美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科技战、规则之争仍将延续

拜登对华打压将重拾传统手段

凤凰网《风向》：您认为拜登会为中美关系带来哪些新的挑战?拜登会组建“反华联盟”吗?

刘英：相应的，拜登上台后也会对中国实行一定的打压，主要是以下十个方面：

第一，在知识产权方面，拜登领导下的美国会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提出各种要求。

第二，我觉得他一定会继续加强对中国的科技打压。美国其实已经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对崛起大国采取科技打压手段，拜登也会将科技战延续下去，在战术方面会改变一些策略。

图源Getty images

第三，合作对华。拜登多次表示一定会团结之前的盟友，每一个被特朗普政府贸易战各国打的落花流水的盟友，可能会被拜登收回来，他会团结盟友来一致对付中国，这个我们是需要防控的。

第四，拜登还会通过限制国有企业这种传统的防范来打压中国，比如限制国家补贴。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方面美国一直颇有微词，在补贴方面，我觉中美需要坐下来谈，当然中国深化国企改革一直在路上，要分类改革深入推进。

第五，拜登还可能通过汇率操纵等问题来打压中国。民主党喜欢拿汇率操纵国说事，这是因其背后支持的力量，我们需要防止美国又拿汇率操纵国来与我们理论。

第六，拜登政府会在规则方面要领导全球，甚至限制和排挤中国，比如在数字经济、贸易规则、投资规则等方面的制定。

第七，在金融投资方面，拜登政府会加强投资安全审查，限制中国对外投资。尽管中国对美加强金融业开放，各种卡公司、资管公司纷纷落户中国，但是美国还会对企业在华投资进行各种审查。

第八，针对劳工、环境、人权这些一贯的议题，在国际社会上，质疑和干涉中国政策。这是民主党的惯用伎俩，作为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和经济高水平发展，我们都会解决这些环境问题和劳工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也需要防止西方拿这些阻碍共建“一带一路”。

第九，拜登还会通过网络安全这种传统的防范来打压中国，尤其是在数字贸易中。拜登说要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作为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属于前沿，而这方面中国是领先的，我们需要参与进来与世界各国一起制定规则。

第十，在政治安全上，对于关键的香港、南海和台湾问题，会加强干涉。作为民主党的管用手段，也是特朗普的政治遗产，两党高票通过的法案，拜登恐怕会继续履行，继续找茬。

和美国打交道需要“合纵连横”

凤凰网《风向》：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和特朗普时期相比，需要进行哪些策略上的调整?

刘英：中国要跟美国处理关系，我觉得当下务必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深刻领会五中全会的精神，坚持贯彻和全面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0年的远景目标。我们一定要将创新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创新务必要做到自立自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立科技强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惧来自任何方面的打压这是首先要做好的事情，其次才是处理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美国的围堵，我觉得需要合纵连横。一方面我们要跟美国加强合作，重启各方面的合作对话，只要美国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对外开放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可以全方位地开启对话通道，加强与美国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我觉得要规避，尽可能的规避中美之间的冲突，求同存异，管控分歧。当下全球控制住疫情、恢复世界经济是当务之急，为此需要加强中美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中美之间可以按照合作清单、对话清单、管控清单来正常交往，加强对话合作。中美合作中遇到一些问题要通过对话来解决。我们有150多个对话机制，要把它重启起来，然后通过沟通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凤凰网《风向》：除了加强中美合作外，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需要注意什么?

刘英：我们需要明白，尽管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却不是唯一的，我们要加强跟欧洲之间的合作。世界那么大，我们不能只关注美国，但现在我们要更加加强中欧、中国东盟、中非、中日韩等各双多边之间的合作。

还有重要的要高质量地共建“一带一路”。不能说因为疫情出现，我们就停止或者收缩共建“一带一路”，相反，我们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这里面高质量我觉得体现在绿色、可持续、惠民生等各方面。需要与130多个国家加强密切合作，实现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也需要加强。在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上，我们恰恰需要去参与，甚至去引领。这些国际规则的制定，我们不能像以前只是等着美国，或者所谓的西方来主导。本来“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中国与各国都有更多的工作要去做。

特殊时期下的中美合作

成为全球抗疫、经济复苏的关键

凤凰网《风向》：在当前这一特殊时期下，中美关系的缓和有何世界意义?

刘英：我认为，稳定中美关系，不仅是对中美两方有帮助，对全球的世界经济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尤其在当下，其实我觉得当下中美之间比较大的一个合作、迫切的需求就在抗击疫情方面。在全球卫生安全抗疫中，中美有大量合作潜力。美国10月4号新增了14万例。美国可能不只是第二波疫情，已经接近失控状态，而美国控制不住疫情，全球其他国家就很难说疫情控制朱了，所以应对疫情我也是一个中美双方的合作点。

中美的经贸领域、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有待进一步的加强。管控分歧是非常需要的，现在当下什么所谓的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美国需要收手，他不能够用所谓的“印太战略”、“长臂管辖”和“离岸平衡手”来捣乱，中美双方要互相尊重在平等基础上加强合作。

除了疫情之外，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经济今年处于负增长的状态，美国也是下滑很多，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正增长。加强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经济合作、产业合作及各领域的合作，其实对于促进全球的经济的复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实际上是全球经济的增长的引擎，也是稳定器，能够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使之尽量不发生金融危机，同时还能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重启中美之间的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贸易的秩序，对于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是非常之重要的。

包括国际组织的改革，其实也是需要中美共同努力。在WTO等国际组织的完善和改革方面，由于美国的阻挠导致WTO上诉机制瘫痪，需要美国积极支持重启。在国际合作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等各方面，都需要中美加强合作，并通过五是合作和共同努力去承担国际责任，去控制疫情，去重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在G20组织也好，联合国也好，也都需要中美共同努力，在多边层面加强合作，来共同控制疫情，来重启世界经济，来维护正常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这需要中美双方加强合作，而不是去搞分裂，搞分歧，我觉得在拜登上台之后，他需要吸取特朗普的种种教训。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特朗普上台也好，拜登上台也好，我们都应该淡然处之。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加强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合作和交往。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我们其实也开始做更多工作了。如果拜登上台的话，总体来说我认为中美有转圜的空间。不管是他们的战术层面要加强中国的合作也好，还是他要回归正常的中美关系也好，尽管或有更强的压力，对中美还是持比较一个审慎乐观的态度。至少我们会拥有更多的合作可能，更大的合作空间和潜力，有可预测的中美关系，这对全球也是一大福祉。

来源时间：2020/11/28 发布时间：20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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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将更加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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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20

作者：来源：法意读书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com/welcome-to-the-turbulent-twenties/

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将更加动荡

作者：

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

译者：潘偲毓

法意导言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黑人的命也重要”等抗议性运动的频发以及总统选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然而，政治脆弱性模型表明美国走向“动荡的20年代”其实早有预兆：数年来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与精英阶层的日益固化为社会的分裂与政治的极化埋下了伏笔，亦为如今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奠定了基础。本文于2020年9月10日刊载于NOEMA杂志，旨在对美国历史的两大周期进行梳理，从而指出当下美国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并通过对于历史案例的分析为美国提供应对危机的建议。作者杰克·戈德斯通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社会运动、革命以及政治人口学，著有《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等十余部著作;作者彼得·图尔钦的是一位任教于康涅狄格大学的俄裔美国学者，以擅于运用数学建模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分析历史社会动态而闻名。

近三十年前，杰克·戈德斯通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以确定一个国家面对政治危机的脆弱性。该模型以人口如何改变国家、精英和大众行为为基础。戈得斯通认为，根据这一人口结构理论，21世纪的美国可能出现一位倡导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而这位领导人将引起急剧的冲突。

十年前，彼得·图尔钦基于当时的数据而将戈德斯通的模型运用于美国历史。他得出的结果令人震惊：美国政治危机的脆弱性正在到达一百多年来的最高点。甚至在特朗普赢得选举前，图尔钦就已经发表了其有关美国正在走向“动荡的20年代”的预测，指出美国与西欧将面临一个不确定性不断增长的时期。

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到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抗议和对抗性武装派别之间的冲突已经席卷到美国的各个城市，这表明我们已经在走向动荡。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图为参加“黑人生命重要”抗议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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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模型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精英阶级的行为是历史上政治不稳定性的成因，而他们常常会对人口的长期增长反应过度并因此犯下三个大错。首先，面对抑制工资和生产力的劳动力激增，精英们试图将更多的经济收益据为己有，从而加速了不平等;其次，面对精英在财富和地位方面更激烈的竞争，他们收紧了阶级流动的渠道，以使自己及后代受益。例如，在一个越发精英化的社会，精英们能够限制顶级大学的入学名额并提高入学要求与费用，从而使成功人士的子女受益。

第三，出于对保住不断增长财富的焦虑，他们采取一切措施抵制对其财富和利润的征税——即使这意味着政府将无法得到所需的收入，基础设施的衰退、公共服务的减少、政府债务的激增也将随之发生。

这些自私的精英促使了革命的发生。他们制造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导致政府的效率及受尊重程度降低。但他们的行为本身并非唯一原因。为使民众中形成能够被动员并采取行动进行变革的自觉组织，我们还需要城市化和更好的教育。

最高领导层很重要。旨在以包容态度解决国家问题的领袖能够控制冲突并延缓危机。然而，那些试图煽动政治分裂并从中受益的领导人将加剧终极危机的进程。一般来说，部分精英支持维护他们地位的领袖;而改良派精英则希望动员民众支持重大改革，从而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秩序。这两派精英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两方都将另一方描绘为对于社会的致命威胁，从而造成了极其深刻的两极分化，以至无法创造出任何价值。问题逐渐加剧，直到一场使脆弱社会秩序崩溃的危机最终爆发。

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与美国内战，再到20世纪俄国与中国的革命以及开启21世纪的诸多“颜色革命”，这些都是政治史上大动荡的前兆。因此，数据表明美国正在出现相似的情况令人颇为惊奇。

在将我们的模型用于美国时，我们追踪了从1800年至今一系列有关大众福利、不平等以及政治极化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了工人工资的中位数与人均GDP的比率、预期寿命、新百万富翁的数量与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国会中严格党派投票的程度，以及致命暴动、恐怖主义与政治暗杀的发生率。我们发现所有的指标都指向了美国历史的两大周期。

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尽管政党斗争日益加剧，执政的精英们常常能够达成妥协并共同投票，国家也变得越发繁荣。积极的局势在1820年左右达到顶峰，从那时起，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在内战前的几年内急速加剧。危机指标在1860年代达到最高值，但并没有在战后显著下降。相反，它们直到1920年仍停留在相当高的数值。(战后重建、吉姆·克劳、镀金时代、暴力劳工骚乱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均属于这一时期。)

随后，风潮发生了变化，第二波大团结与大繁荣重新开始积聚力量。与预期相反的是，一战和大萧条并没有造成政治不稳定指标的上升。相反，国家实现了团结。在进步时代被推行并在新政时期得到巩固的改革减少了不平等并增加了工人所拥有的经济份额。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国家在新的税收政策方面达成了共识，并加快了修路与建造学校的进程。

1950年代是工人进步和政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哪怕是在种族冲突严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国家领导人仍然能够就改善民权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改革达成共识。然而，政治弹性指标在1960年代达到了高点。自1970和198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到了1990年代，新一波不平等的加剧与政治分化再次降临——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担任众议院议长时期的政策便是其例证。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危急指标就像内战前十年一样急剧增长。到2010年代晚期，不仅总体不平等上升到了自镀金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高度，工人工资的中位数与人均GDP的比率也下降至历史新低。

2010年，我们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撰文指出，这样的趋势是政治不稳定性迫在眉睫的可靠指标，它们“看起来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在2016年早期发表的《不和谐时代》(Ages of Discord)一文中，我们指出，美国的“政治压力指标”近年来急剧上升，并有望使我们进入“动荡的20年代”。

政治压力指数(PSI)综合了戈德斯通-图尔钦理论中的三个危机指标：生活水平下降、精英内部竞争/冲突加剧和国家衰弱。PSI越高，政治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福祉指数表明，平等程度以及精英共识程度越高，国家就更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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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于明尼阿波利斯警方之手一事为美国政治带来了双重危机。美国面临了长达数月的一系列全国范围城市抗议活动。这股抗议潮并非仅仅因今年的事件而起。美国此前也经历过流行病和种族抗议，而其因此通过立法使国家变得更好。这十年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事件发生在政治极化的时期，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持续下降了几十年，而越发固化的精英阶层则反对提高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这些趋势削弱了美国政府有效应对疫情的能力，阻碍了我们提供包容性经济救济政策，也加剧了种族不平等带来的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因弗洛伊德之死的视频而迅速升温。

美国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抗议和暴力吗?简而言之，答案是肯定的。自19世纪以来，不平等与两极分化程度从未如此之高。民主党人确信，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民主将无法生存。共和党人同样确信，如果特朗普败选，激进社会主义者将攫取精英阶级的财富并将之分配给不配得到的穷人与少数族裔，从而永久摧毁美国经济。双方都相信另一方意在改变民主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得他们无法在未来的选举中有效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选举不仅仅是政策偏好的争夺，而是变成了关乎国家未来的生存之战。输掉的一方很可能认为选举结果是被操纵的，而选举结果则不可容忍。

即将到来的选举因此提供了几种能够引发大规模暴力的可能性。如果特朗普在选举团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但在普选中大幅落后，抗议选举结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必然会发生，而人们将抗议选举结果违法并要求顺应美国多数人的意愿。特朗普可能会要求联邦军队来镇压抗议(正如在波特兰发生的那样)，而结果可能也会像波特兰一样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

图为一名抗议者在波特兰7月21日的抗议活动中走过法院，其一边挥舞美国国旗，一边穿过联邦官员发射的催泪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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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败选，他很可能对“被操纵的”选举提出质疑。但这一行为会再次导致大规模群众抗议，而这一次是为了要求选举结果得到尊重。如果特朗普再次让联邦军队上街，各州州长可能会要求他们的州警甚至国民警卫队保护公民并捍卫宪法。又或许，特朗普会号召他的众多武装起来的平民支持者捍卫他们“有史以来最爱戴的总统”(这是他的说辞)，并对抗所谓的“自由暴政”。

基于其他国家在民主与专制之间摇摆不定的先例，许多观察者认为民众党的大胜是唯一的出路。但仅仅是这样或许还不够。特朗普或许仍会将拜登的大胜视作“明显被操纵的结果”，声称其支持基础使之不可能获得大胜，并表示这是由数百万张欺诈性的邮寄选票所致。又或许，如果特朗普害怕失败，他可能会用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借口想方设法推迟选举——这是他曾经在推特上提及的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7月28日的国会听证会上也得到了讨论。然而，这也显然将会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并最终导致反对特朗普的抗议者与联邦军队及特朗普支持者之间形成对立。

即使拜登获得大胜，许多美国民众现在已受到了暗示以至说服，进而认为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选举存在瑕疵。这并不仅仅是特朗普夸张的指控所致的结果，而更是因为美国人已经不再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拥有准确的认识。例如，几年前的一项投票表明，美国人大体认为穆斯林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实际情况的17倍。另一项投票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的多数移民是非法的(实际上，77%的移民都是合法的)。由于这样的错误认知，人们很容易认为数百万张选票都是由实际上无权投票的人投出的。数以千计的人们甚至不需要多少暗示就会自发上街，抗议拜登所取得的实质性胜利的合法性。

此外，选举之夜任何一边的形势都不会明朗，因为邮寄选票很可能会在全部选票中占据前所未有的比重。这会使特朗普的支持者势力与反对者势力都获得时间宣告胜利，并试图煽动其支持者们去要求获得对于其胜利的承认。这很可能最终导致双方的党派之争。

简而言之，鉴于过去二十年来累积的不满、愤怒与不信任情绪已经被煽动了起来，今年秋天的选举出现任何一种结果，都可能导致我们在这个世纪见所未见的群众抗议。特朗普宣称数百万张邮寄选票为伪造、选举本身被操纵且不公平的做法可能是在玩火;但我们的模型表明，很多危险的因素已经聚集到了一起，只要一点火花就能引发无法控制的灾难。

美国特殊论以富人与穷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合作为基础。从这个国家诞生之日起，不同经济阶层以及信仰不同宗教者的团结就令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St. John de Crèvecoeur)与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欧洲观察家惊叹不已。这种合作精神在19世纪中叶消散，进而导致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和谐时代”。在新政时期，它被重新锻造为一种政府、企业与工人之间不成文但真实存在的社会契约，从而引发了战后美国又一个繁荣与合作的时代。然而，这种契约自1970年代起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和企业间的契约。这种新的契约限制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却慷慨地奖励资本收益和企业利润。

这种新契约在某些时期制造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但增长速度缓慢且远比战后前三十年不平等。在过去二十年里，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停滞不变，而高薪蓝领工作因技术和全球化而流失则意味着许多工人实际收入的减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

因此，美国政治陷入了一种许多发展中国家特有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部分精英并非通过分享财富、扩大公共服务以及做出牺牲以增加共同利益来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而是让工人阶级相信他们被憎恶他们的敌人(自由派精英、少数族裔、非法移民)所包围，并声称这些人想要夺走他们拥有的东西。这一模式导致了两极分化与不信任，并且与国内冲突、暴力与民主衰退紧密相关。

与此同时，许多自由主义精英忽略或无力纠正毒品上瘾、社会流动性下降、无家可归、城市衰败、工会解体以及实际收入下降等问题，而是承诺全球化、环境法规以及为被忽视的少数群体发声能够带来足够的好处。他们因此导致人们对政府和“专家”越发不信任，使得政府和专家越发被视作腐败与无能，从而使政府失灵加剧的循环成为常态。

美国人怎样才能结束当前的“不和谐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是新的社会契约，一个能够使我们超越极端的两极分化并达成共识，使经济增长的份额重新向工人倾斜并提高政府在公共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投入的契约。

这听起来像是令人司空见惯的左派言论、是对当前极端情况的虚弱回应。让我们通过审视两个历史上的案例来说明危机的紧迫性与改变方向的可能性——在这两个案例中，濒临灾难边缘的国家成功地悬崖勒马并开辟了新的进步之路。

1820年代的英国面临着分崩离析。在战胜拿破仑后，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成为了一群试图维持传统地主主导权的精英阶级的领袖。作为首相和当时的上议院领袖，威灵顿公爵试图忽视而非适应高速发展的工业经济下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新兴城市的全新现实。与此同时，这些城市的工人则要求给予他们在议会中发言权的政治改革。

这些工人们尤其反对臭名昭著的“谷物法”(Corn Laws)，该法案通过对国外谷物的进口施加关税而使粮食成本(以及英国地主的收益)居高不下，而工人的实际收入则极其低下。1819年，曼彻斯特发生了一次大型工人抗议。骑兵冲向了人群，导致约10至20人死伤(该事件便是所谓的“彼得卢屠杀”)。英国政治的分化因此变得更为严重。该事件成为了被记者广为报道的最早事件之一，而愤怒之情席卷了全国。

图为步兵向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的暴动人群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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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灵顿公爵不仅拒绝任何法律改革，还试图镇压要求选举改革的骚动。扩大警方权力和阻止公共集会的新法得以通过，报纸被关闭，抗议者和记者们则被关进了监狱。民众骚动仍在持续，甚至有人企图暗杀几名内阁大臣。工业劳动力与新兴制造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欧洲各地带来了类似的激进政治变革的压力，进而引发了1830和1848年的改革浪潮。许多英国人希望迎来类似的结果，但国家在那些年里始终极力避免革命。

问题的解决方式便是让领袖接受改革运动，该运动旨在改变选举以削弱地主的权力并支持新型的工业工人阶级。经过1820年代日益加剧的对峙，威灵顿公爵的托利党于1830年失去了对议会的控制，支持改革运动的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Lord Grey)成为了首相。格雷伯爵通过改革法案的努力一开始便遇到了挫折。为此，他威胁国王增加更多辉格党人议席以通过该法案。托利党人随即让步，于是国会于1832年通过了第一个改革法案。该法案扩大了选举权，削弱了地主精英的地位，并使工业城市的居民获得了代表权。此后附加的改革法案也得到了通过，英国得以在大规模工人运动频发的背景下避免了使欧洲大陆严重受损的革命，一跃成为了欧洲经济的领头人。

一个世纪后，面临分崩离析的则是美国。在1930年代早期，欧洲的民主正在倒退;而美国经济则陷入了萧条，沙尘天气波及了整个大平原，数百万工业工人失去了工作。禁酒令加剧了文化冲突并使犯罪率上升，而本土主义煽动者们(如电台名人考夫林神父与路易斯安纳州长休伊·朗)则引发了恐惧。

1932年，美国人通过选举以求改变。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取代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成为总统。他实行了全面的改革计划，从而为建筑工人、手艺人和艺术家提供工作。在这一进程中建起的建筑都配备了彰显劳动尊严的纪念碑。过渡到以机械化、熟练劳动力、强有力工会和公共教育为基础的经济体花费了多年时间，但美国因此成为了一个足以对抗日益加剧的全球性法西斯浪潮的国家，并跃升为世界经济的领袖。

图为有关罗斯福新政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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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案例中的方案都很清晰简明。首先，不顾经济变化和冲突加剧而试图维持旧社会秩序的领袖被一位愿意进行亟需的改革的领袖所取代。其次，尽管新领袖利用支持他的势力迫使其对手向可能到来的改变屈服，但激进革命并未发生;暴力得到了避免，改革则得以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进行。第三，改革是务实的。诸多方案都曾被试验，而新的领导人则试图为改革建立起广泛的支持，因为他们认识到国家的力量取决于争取多数人对改变的支持，而不能强行采取带来由狭隘派别或意识形态驱动之胜利的措施。两个案例中的底线都是适应新的社会与技术现实、让富人做出一些牺牲、保障和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机会与收入。实行这种改革后，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地位。

当然，重新塑造一个强大、团结、包容的美国并不简单，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条清晰的道路确实存在，它涉及到领导层的改变、涉及到对于妥协的关注，涉及到对现实世界作出反应，而不是极力试图停留或重回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

今年已经是、且仍将是美国动荡的一年。我们需要迎接选举后的暴力，两党则需要准备好措施以保证选举结果被广泛承认为公平与合法。重建政治中心、联合起企业与工人并使之建立共识，以及在税收与公共支出方面重建公平将会耗费艰巨的努力。无论哪个党派将统领政府，只有各方都重获在政府中的地位时，我们才能避免陷入危机——这场危机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宪法，并使美国的人们以数代人见所未见的方式相互对立。

文章来源：

Jack Goldstone, Peter Turchin, Welcome To The ‘Turbulent Twenties’, NOEMA, Sep 10, 2020.

译者介绍

潘偲毓，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重庆大学博雅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热爱竞技体育和摇滚乐的翻译爱好者。

来源时间：2020/11/28 发布时间：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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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基辛格等人突然被撤职，特朗普政府又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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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20

作者：环球时报评论来源：网易号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26日报道，三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在当地时间25日撤掉了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se Policy Board)的几名知名成员。报道称，这是“特朗普时代”的最后阶段对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专家和国家安全权威人士的又一次“清洗”。

CNN报道截图

其中两名官员透露，突然被撤职的成员包括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高级成员简·哈曼(Jane Harmann)以及众议院多数党前领袖埃瑞克·坎托 (Eric Cantor)。

报道称，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是一个由前国家高级安全官员组成的外部顾问小组，他们基于美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的具体任务，就国防政策事项提供独立的建议和意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报道称，第三名官员透露，“作为考虑已久的改变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确认国防政策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已经被免职。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所做的奉献、承诺和贡献。委员会的新成员将很快公布。”

资料图：特朗普和基辛格

前两名官员称，被撤职的成员还包括前海军作战部长、退役上将加里·拉夫黑德(Gary Roughead)、五角大楼前首席技术顾问鲁迪·德莱昂(Rudy De Leon)和前布什政府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克劳奇(J.D. Crouch II)。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26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感谢离任的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服务了数十年。在我们调整国防部以适应大国竞争的同时，我期待着在未来几天任命新的委员会成员。”

资料图：美国前防长埃斯珀

报道提到，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解雇了前任国防部长埃斯珀。之后，五角大楼对领导层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撤换了几名最高级别官员，取而代之的是被认为忠于总统特朗普的人。此举引起了美国军方和文职官员的警觉，他们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示担忧。

特朗普任期倒计时这名30岁的年轻人正忙着“清洗白宫”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过去一周，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忙着“清洗白宫”。他接连解雇了国防部长及多位五角大楼高级助理、美国国际开发署副局长、两名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一名高级气候科学家，以及国家核安全局局长丽莎·戈登-哈格蒂。

而主导这项“清洗”工作的幕后推手是一位30岁的年轻人——约翰尼·麦肯蒂(John McEntee)。

▲约翰尼·麦肯蒂。图据美联社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麦肯蒂是特朗普多年的助手兼心腹。两年前，因被发现沉迷于在线赌博，他被赶出了白宫;今年2月，他又“依靠着忠心”重返白宫，并被任命为白宫人事主管。但白宫官员透露，麦肯蒂本人对各个部门如何运作，以及担任某些内阁级别职位需要哪些技能，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而在特朗普连任无望后，麦肯蒂开启了“疯狂模式”，一面忙着解雇不够忠心的联邦官员，一面忙着在关键位置安插“自己人”，为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埋雷”。

多年心腹助理任白宫人事主管

负责揪出“不忠之人”

据六名政府官员透露，自从拜登成为“当选总统”后，身为白宫人事主管的麦肯蒂一直忙于“散发”解雇通知书，并警告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不要与拜登过渡团队合作，威胁要驱逐那些忙着“找下家”、表现不忠的人。

《华盛顿邮报》称，白宫和机构官员表示，随着特朗普任期进入倒计时，预计将有更多人被解雇，其中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局长克里斯托弗·克雷布斯，因为CISA在12日驳斥了特朗普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

报道称，大选后的疯狂“炒人模式”是麦肯蒂长达数月运作的高潮。特朗普痴迷于“泄密”一说，不信任为多届政府服务的资深政府官员，他曾抱怨“联邦官僚比外国领导人更难打交道”。

▲麦肯蒂与特朗普。图据《每日野兽》

“我已经炒了一些人，干脆把他们清除掉。”特朗普曾于上月在纳什维尔对捐助者表示，“有一些资历很深的员工。我们裁掉了很多人。”

于是，他选择将这样一份“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心腹麦肯蒂。

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十分依赖麦肯蒂。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早在纽约特朗普集团时，麦肯蒂便是特朗普的助手。2016年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期间，他也一直伴随其左右。

而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麦肯蒂也成为了他信任的私人助理，陪他去高尔夫球场、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看电视、在空军一号上随身保管文件。

▲后排左一为麦肯蒂。截图自推特

2018年，麦肯蒂因被时任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发现有赌博习惯，不得不离开白宫。此举激怒了许多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总统(特朗普)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非常忠诚的人，”特朗普的密友克里斯·拉迪说。

201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宣布对特朗普发起弹劾调查，在弹劾程序结束的几周后，“因联邦官员对自己的不利证词而感到沮丧”的特朗普重新聘用麦肯蒂，并给予他很大的人事变动自由。

麦肯蒂上任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行动——用一小群年仅20多岁的助手替换了白宫人事办公室的长期工作人员，并清除了被认为“不够忠诚”的官员。

▲重返白宫执掌总统人事办公室的麦肯蒂。图据美联社

一名官员向《华盛顿邮报》透露，麦肯蒂当时曾直言：“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总统。我不怕解雇任何人。”官员们表示，这些举动在政府内部制造了一种“有毒的文化”，几名内阁成员曾向特朗普抱怨过麦肯蒂，但并没有任何用处。

麦肯蒂办公室很快启动了一个内部面试审查程序来找出“不忠行为”，问题包括：“你们团队中谁好?谁坏?谁不为总统的议程服务?谁把你带进政府的?你对某一政策有何看法?”熟悉这一程序的人表示，麦肯蒂只是想要“测试”那些被认为不忠诚的人。

▲始终以特朗普为中心的麦肯蒂(右)。图据CBS新闻

一位环境保护署的雇员被问及他对从阿富汗撤军的看法，“我在环保署工作，”这位官员吃惊地说道; 另一名官员称，自己被问及对总统的“跨性别者军队禁令”的看法;一位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被问到“都是在哪儿看新闻”，据该官员回忆，当时麦肯蒂似乎对他给出的答案“福克斯新闻”感到满意。

“这是一些非常严厉的‘面试’，”一位政府官员说道。

加快将“效忠者”安插进政府部门

批评人士：或动摇联邦机构广泛体系

自大选以来，麦肯蒂的工作节奏似乎加快了不少。三位知情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在美国国土安全部，麦肯蒂办公室决心在未来几天“解雇所有不忠诚的员工”，因为“特朗普长期以来对该机构‘十分火大’”。

此外，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过渡计划、包括为下届政府准备440页文件的高级官员邦妮·格利克突然被撤职，以便“为特朗普的一名效忠者让位”;在五角大楼，据CNN新闻报道，四名高级官员被接连“炒掉”，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埃斯珀及其幕僚长，以及两名负责政策和情报的高级官员。

▲在五角大楼，包括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内的四名高级官员被接连“炒掉”。图据CNN

《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其中一些职位的变更，“似乎为特朗普政府在‘所剩无几的日子’里取得政策成果创造了机会”。

例如，白宫在11月6日突然撤换了气候科学家迈克尔·库珀伯格，库珀伯格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USGCRP)的执行董事，负责《国家气候评估》的监督工作，而后者是“对抗气候变化最重要的联邦文件之一”。

取代库珀伯格的是大卫·李盖茨，一位曾声称大气中过量的二氧化碳对植物有益、对全球变暖无害的气象学家。今年9月，李盖茨刚被任命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高级官员。此外，白宫还指派气象学家瑞安·莫伊协助监督这份报告。莫伊曾质疑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否会像许多科学家预测的那样具有灾难性。

▲库珀伯格主导的USGCRP。图据大西洋理事会官网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举措将“兑现”白宫官员的承诺，即采取措施在NOAA和USGCRP中安插“志趣相投”的工作人员。

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投资者迈伦·埃贝尔称，身为特朗普议程的坚定支持者，麦肯蒂负责“将‘特朗普的人’安排进政治岗位”，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成功“打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又比如，五角大楼本周聘请了“特朗普忠实支持者”迈克尔·埃利斯担任国家安全局法律总顾问。《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一职位让埃利斯拥有了公务员身份保护，拜登团队很难把他撤掉。几名官员透露，麦肯蒂还希望帮助特朗普的竞选盟友在白宫“保住工作”。

▲麦肯蒂。图据CBS新闻

《华盛顿邮报》评论称，虽然目前他们的动机还不够明确——特朗普领导的白宫究竟是在最后一刻努力完成政策目标，还是仅仅在惩罚“不忠之人”?但批评人士认为，在权力移交给下一届政府的过渡时期，解职高官可能会动摇联邦政府机构的广泛体系。

一些官员表示，他们担心这些新就任的人“将破坏为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准备的简报文件”;另一些人则直言不讳地批评麦肯蒂在关键政府职位上的安排。

“约翰尼(麦肯蒂)对总统忠心耿耿，但对部门如何运作以及担任某些内阁级别职位需要哪些技能没有基本的了解，”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把不合格的人安排在高级职位上，实际上阻碍了总统的发展。”

来源时间：2020/11/28 发布时间：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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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时殷弘：近乎全面的西方联合反华阵营正在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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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20

作者：萧予泉野来源：末谈国是

尽管在广泛的意义上，拜登赢得了这场选举，但眼下的局面意味着，即将接管白宫的拜登，无论是在对内还是对外，都难以展开充分行动。拜登如何面对“特朗普主义”?共和党还会利用最后时间给民主党制造哪些障碍?美国大选又将如何改变地缘格局?末谈君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

Q：从某种意义上看，特朗普即便输掉了这次大选，但他执政四年留下的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特朗普主义”，还将对美国产生经久的影响。本次大选结果揭晓的过程非常胶着，特朗普也获得了超过7,000万的普选票，几乎和拜登分庭抗礼，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将如何“治愈”撕裂的美国?如何面对庞大的特朗普支持者?

时殷弘：今年的大选结果从普选票来看与2016年没有根本区别，特朗普也只输了600万票。今年美国民众的投票率很高，基本对半分，投拜登的人会认为，只有拜登才能够拯救美国，而投特朗普的人也认为，只有特朗普才能继续救美国。因此，美国社会最根本的撕裂并没有改变。

背后的原因非常深刻，即使特朗普在法律意义上输了选举，但以特朗普为系统的政策提出者和施行者塑造的，我将其称之为美国民粹主义运动，对于世界、美国自由主义精英身怀仇恨的运动，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以同等的力度持续下去。

2016年，特朗普的支持者以白人草根、弱势群体为主，他们对于精英有着非常大的嫉恨，经过了四年，特朗普将这种嫉恨转变成一个基本成系统的、联动的内外政策体系，尽管其中还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美国社会最基本的撕裂仍然非常严重，拜登的民主党政府，若要有最起码的政治自信和道德自信，就不能不争取，较为显著地治愈社会撕裂。因此，拜登政府未来的执政，必然要在不同问题上，绥靖和迁就特朗普的选民基础。但另一方面，拜登能够竞选成功，且在未来顺利执政，也要依赖民主党激进派的认可和支持。

民主党激进派对于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美国外交、尤其是对待盟国和中国的政策方面，与共和党的民粹派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拜登身后至少有两大力量的制约，这两大力量，总体来说，在对内政策方面彼此相反。

美国国会中，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与此同时，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规模显著缩小，再加上新冠大流行，以及与此相关的严重经济衰退，意味着，民主党今后四年的对内任务，几乎无法实现化方为圆。

此外，从拜登以及拜登竞选团队的公开讲话可以看出，2008年到如今12年间，民主党的世界观并没有重大创新型调整。

拜登上台之后可能会局部纠错，比如重新进行中美贸易协议的谈判，逆转中美较高层的外交脱钩，在原则上参与全球治理。其他的可能性很小，在极具否定性的对华共同目标之下，中美会在越来越多领域发生严重冲突和对抗。

另外，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继续脱钩已经没有悬念，高科技关系到美国的优势能否保持的问题，甚至可以理解为美国的“命根子”，基本上围堵中国，和与中国脱钩的趋势只会加强。

Q：在对外方面，共和党正在利用仅剩的时间给民主党制造问题，尤其给中美关系制造问题和障碍，蓬佩奥此前就公开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相当于直接否定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除了台湾问题，共和党还会在哪些方面给拜登带领的民主党制造问题和障碍?民主党党上台之后，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动作有可能改变吗?

时殷弘：今年6月份以来，美国共和党反复宣告，颠覆中共执政地位是共和党的对华共同目标。在军事阵线上，不断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推进构建印太十国联盟，甚至是印太十国军事同盟。与此同时，在香港、南海、疆藏问题上，针对中国的人权现状和宗教现状的法律制裁还在继续。另外还有更大程度的高科技脱钩等也都在继续或深化。

可以预料未来两个月内，共和党残余政府仍旧会以继续对华超鹰派方针，甚至会变本加厉。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毕竟输了，在未来两个月内，他基本上只是一个国家看守者的身份，共和党当局高层，不是患过新冠肺炎，就是遭受了新冠的严重威胁，这也影响了他们展开行动，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另外，要在两个月内做出重大危机性行动，也就是军事行动，时间显然不够。无论是通过法律程序、动员社会舆论，协调本党本派，时间都不够。特朗普当前的心理状态很沮丧，基本不想做事。受以上条件制约，未来两个月内，在中美关系方面，共和党残余政府发动重大危机性事件的可能性明显降低。

虽然共和党政府还在强化美台互动，但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威胁要公开废弃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政治、外交支持还在切香肠的范围内。但由于推进各项支持，包括对台军售的步伐加快，可以说是切大片香肠。

美国多年的台湾问题政策还在继续，也就是坚决反对并且阻扰台海任何一方未经挑衅改变现状。所以，根据以上预估的原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仍然会继续切香肠，甚至切大片香肠，但公开废弃传统一个中国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台湾问题的危险日益增进，但在台湾地区引爆中美大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最大的制约是，中美都认知到，两个大国的军事冲突绝对不可取。问题在于，中美都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对对方做出重大让步，不过，日益加剧的军事紧张，增加了事故性冲突的风险。

双方都不想打仗，但不排除一些因素，使得事态有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所以，既不能低估台湾问题的危险性，也不能高估其危险性。9月18日至19日，据报道有三架中国军机飞过台海中线，外交部声明从来没有所谓的台海中线。这主要是针对美国对台湾的外交支持。

台湾问题，如果军事冲突危险过大，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都会采取一定的收缩，但由于相关紧要利益和立场不变，收缩也只会是暂时的，一定时候又会恢复高度紧张。

Q：美国大选后，从各方反应来看，欧洲似乎松了一口气，期待美国“老大哥”回归;印度则有点慌，莫迪显然更期待特朗普的另一个四年;中国还在观望，毕竟中美关系的大局还难依托于拜登的上台就轻易改变。拜登上台后，世界地缘格局将会发生怎样的明显变化?

时殷弘：其实欧洲并没有松一口气，欧洲当然希望拜登当选，因为拜登当选之后，美国同北约、欧洲盟友的关系会得到部分修复，但是除此之外，欧洲也没有过多幻想。世界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定要指出的一点是，拜登不是拜登副总统，拜登当局也不是奥巴马当局。

可以说，拜登试图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让盟友关系回到过去，但也只能回归一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自顾不暇，而且民主党激进派和共和党民粹派两股巨大势力的牵扯，美国如何能够回到过去?

回归一半，这句话适用于美国对欧关系、对日关系、对韩关系、对华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美国受到东京、首尔、布鲁塞尔等欢迎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

再看发展中国家，印度不用说，莫迪肯定有信心，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上台，美印越来越接近的战略甚至准军事同盟关系不会动摇，我不认为莫迪“慌了”。

人们总是偏重于依赖过去那些让自己愉悦的经验，但这些经验有暂时性和局限性，世界已经变了，即便拜登想有所作为，但都只能做到一半，因为他遇到的两大政治势力制约，恰恰是往两个相反的方向。

拜登今年的竞选战略，以攻击特朗普破坏美国民主为主要抓手，但与此同时民主党无法拿出明足够系统的内外政策纲领，外界能够看到的，也只有拜登关于重回世卫组织、巴黎气候协定等局部政策承诺。这主要是因为，拜登其实没有办法直接拿出一个清晰的政策纲领，因为一旦拿出来，会遭到两派的共同攻击，在高度撕裂的情况下，提出系统的政策纲领并不现实。

十九大之前，我们观察到有利条件很多，认为世界的总体变化越来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世界。但当前现实颠覆了这个认知，最后我们发现“竟然是这样”。

中美关系已经恶化到最坏地步，其余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海洋性发达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近几个月对中国的谴责和愤怒越来越多。与疫情爆发前相比，中国在国际上政治的孤立程度要更严重，中美高科技迅速脱钩的局面，犹如冷战，甚至比冷战时期还恶劣。

可以说，发达世界正在迅速且全面的形成一个反华阵线，在各方面支持和同情中国的重要国家正在显著减少。

Q：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1月17日在出席彭博社创新经济论坛时被问及这一话题时，回应称：“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一个会排除其他国家的联盟，尤其是一个没有中国的联盟。我想这不仅是新加坡和亚洲国家，即使在欧洲，也有一些国家希望与中国做生意。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觉得这样更好。”在你看来，拜登真的能促成与西方较全面的反华统一战线吗?最大的变数或者说障碍在哪里?

时殷弘：李显龙不是谈论这个话题的适当人选，新加坡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很大，但在安全、国际政治、战略领域又深度依赖于美国。新加坡是典型的希望尽可能保持不公开在中美之间站队的代表。

在经济上，新加坡可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在军事战略上，新加坡肯定更接近美国，因此要看实际情况。

除了美国之外，发达国家还有海洋性发达国家和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它们在战略和以高科技为内涵的高端经济上，与美国高度一致。另外，在一系列问题，如新冠肺炎疫情来源、香港、台湾、边疆问题、高科技脱钩以及军备控制问题等方面，也基本与美国一致，有些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把所有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可以说，近乎全面的西方联合反华阵营正在浮现。

当然，不排除有新加坡这样的情况，或者有一些中国可以加入合作的领域，如气候变化等。但以上提到的问题还不够得出结论吗?

疫情爆发以来，除了发达国家之外，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南非、巴西、印尼与中国的关系都有了明显疏离。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增添了世界地区内部的复杂性，可以说，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调整与中国的关系。

拜登执政后，因为中国问题现在远不是美国的头等大事，他可能一时半会顾不上对华关系，但他肯定不会放弃旁敲侧击地给中国制造一些困难。

Q：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显著降低。但同时，显然拜登和民主党更担忧与中国发生重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该怎么理解这里的“显著降低”与“更担忧”?中美是否发生重大军事冲突，目前来看“球”在哪一边?

时殷弘：这两者是统一的，民主党中间派，拜登和哈里斯与民主党激进派相比，不赞同美国在全世界过多的军事武力卷入，不赞同过高的军事预算。

前两个月，全世界似乎都在讨论，美国在南海地区与中国动武和废弃一个中国政策的可能性。拜登当局肯定更担忧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但并不能因此排除，拜登行政当局不会在台湾问题上，继续支持台湾所谓的民主制和颂扬台湾的有效抗疫;继续把台湾同美国在西太平洋总体战略联系起来;继续以实际行动和言辞坚决反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所谓军事威胁;继续施行更实际的增强台湾战力的行动。

总的来说，防止中美爆发军事冲突，与各方面支持台湾并不矛盾。

危机不会在台海爆发，美国绝对不会在台湾海峡与中国摊牌，因为这在作战上对美国非常不利。军事冲突一旦爆发，美国的航母会选择停靠在目前中国常规战略导弹打不到的地方，使用大量的巨型无人加油机，直升机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起飞，保障中途和归途的加油。

Q：如果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爆发军事战略冲突，日韩等中国周边的美国盟友国家会如何选择?

时殷弘：韩国是一个未知数，日本绝对会和美国一道。日本的菅义伟首相上台之后，短时间内就强化了与中国的战略对抗。今年10月9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三艘舰艇在南海开展反潜战作战演练，本次演习还出动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最先进的水面作战舰船，未来还将在舰上部署F-35B战斗机。此外，日本已在原有的42架F-35战斗机购买计划外，再增购105架F-35A/B战斗机。

另外，菅义伟上台之后，迅速邀请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外长、防长到东京开会。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总理访日期间，与菅义伟签订了规定可以在对方国家部署本国部队，并进行联合军训的《互惠准入协议》，我称之为准军事同盟条约。

最大的一次行动是10月26日，日美出动几十艘军舰、数百架军机和4.6万名陆海空军参加演习，这次军演是菅义伟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军演，我并不记得安倍时期，日美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军演行动，可以看出，菅义伟的动作幅度要比安倍大得多，他与安倍的不同在于，避开了正式提出修宪，但仍进行实际战略行动。

目前菅义伟担任首相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军事战略上，已经展露出比安倍更锐利的锋芒，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

至于韩国，文在寅政府表达了对华友好的姿态，但这在韩国社会缺乏根基，韩国近90%的民众讨厌中国。此外，美国一直对韩国施加对华经济脱钩的压力。文在寅政府在国内经济、抗疫问题上也接连遭到挫败，如果韩国政治再度发生变化，保守党上台，应该很难会再有一个对华友好的政府。

Q：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大选之后的格局，东北亚局势有可能发生变化吗?此外，民主党一直以来视俄罗斯为最大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中美俄关系是否会有调整?

时殷弘：东北亚局势只有一点是明确的，东北亚的首要操盘者不是任何大国，而是金正恩，大国对东北亚的局势没有任何控制能力。

金正恩的态度目前非常坚决：

第一，要保持朝鲜最低限度的拥核，绝对不会放弃核中程导弹;

第二，保留核中程导弹的同时，不再扩大对朝经济制裁以外的打击。

关于半岛的局势，很难预言，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朝鲜不会追随任何大国。

这样看来，半岛就是一个潜在地雷，外界无法知道会不会爆炸，什么时候爆炸。

中俄关系近来明显有些疏离，尽管美国国内政治困难，特朗普没有能够实现美苏关系缓解，尽管民主党仇视俄罗斯，但美国已经很明确，从全局来看，中国才是第一对手。

只要中美竞斗依旧持续，在宏观上，中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战略协作伙伴，中国将继续以往的基本对俄政策，一方面防止卷入，俄罗斯与中国利益无关的冲突，另一方面对俄罗斯从长计议，有些问题忍耐一点，维护中俄基本关系。

现在有一种共识认为，即便拜登上台，中美关系的主要趋势不会变，中美竞斗从长远看，还是会加剧。你此前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中国的战略目标要足够聚焦，关于拜登上台之后的中美关系，你有哪些新的判断?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

时殷弘：我认为应当肯定，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趋势，颇大程度上会有中国的影响，甚或由中国塑造。特别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因此我认为中国方面的战略和政策与其适当的调整至关重要。

首先应该肯定，对冲性反制有的时候完全必要。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两项对冲性反制，都是必要的。第一项就是勒令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另一项，甚至更为重要，就是从青海发射两枚东风21D，两枚更厉害的中远程东风26D，发射到海南岛到西沙群岛之间的海域，这是在美国两航母打击群七月两次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用美国的先进武力所谓震慑中国之后，完全必要的。

但是同时必须明白，缺乏对冲性反制能力，就不要时常从事对冲性反制。因为我们的反制能力跟美国对中国施压、威胁和制裁能力相比，攻击性要小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时常从事对冲性反制。事实上这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也没有时常从事对冲性反制，如果经常从事对冲性反制，会有几项弊端：

第一，会加剧反制工具，竭尽耗竭的风险。

第二，会消解应有的战略和政策灵活性以及回旋余地。

第三，会减抑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和理解。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可能恰合美国超级鹰派势力的凶恶心意，以至更受其制。

目前中美之间彼此武力威慑升级，军事反应升级，与此相伴，中美两国各自从完全相反的立场和道德高度出发，强烈谴责对方。只要求对方做整系列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让步。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其目标是颠覆和消除中共的执政地位，因此就全无可能显著缓解中美对抗或竞斗，解决是根本不可能，甚至即使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显著缓解中美对抗和竞斗也全无可能，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更谈不上逆转当前局势更为恶化的趋势。

我认为应当争取停止这种状况，比如中国采取主动，因为美国方面不会采取主动。由中国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争取美国新一届政府在登台后，迟早，半年以后，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与中国从事这样的对话谈判，必须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讲求实际;

第二个特征足够聚焦;

第三个特征，有具体的重要提议。

中美之间，谁都不愿意中美打大仗，但是谁都不愿意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妥协，以致达成互相妥协，适当的互相妥协，所以这样一来，这个难题根本解决不了。

中美之间没有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者谈判，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新的战略稳定，就会打大仗。如果要不打大仗，迟早要回到具有这样特征的对话或者谈判上来，达成相应的协议。

就中国而言，我认为从更大的范围，根本的至少是必须做到两条。第一，坚决足够和较持久的收缩，战略军事收缩。即使中美关系现在还不错，为了中国自己节省资源，为了适应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和中国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也需要实行适当的战略军事收缩，何况现在为了阻止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更需要实施适当的战略军事收缩。而且要具体，在南海问题上、台湾问题上和中美军备竞争问题上，以此作为较经久的摆在桌面上，说是美国未来新政府迟早相应的收缩基本谈判条件。

这不是中国单方面，而是中国先做这些事情，作为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中国的战略前沿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始终是在西太平洋西部，中国海岸到接近第一岛链。美国的战略前沿也是至少在第一和第二岛链，我们看到这两个战略前沿越来越在竞斗、对话和对立的状况下彼此接近，不能说绝无可能互相猛力碰撞。所以要减抑中美各自战略前沿碰撞危险，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

中美之间过去的战略稳定，一去不复返，但没有战略稳定，就要打大仗，所以要谋求新的战略稳定。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以此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

第二，必须要做的，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总的来说，坚决不整美英以外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对他们的反华、斥华行为还是有选择的脱钩，一般需要坚毅地忍耐。总的来说，就是允许有例外，一般也是允许有例外。

我不太同意目前有些人一种观点，援引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第二次金门马祖台湾海峡危机的时候说，有指示说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在当时完全正确，但其结果某种意义上只是战术性的，它没有改变当时台湾蒋介石集团跟美国结成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蒋介石对美国承诺的怀疑，所以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我要引一个历史，就是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第一次战役是志愿军打败、重创南朝鲜军，这个有用，但这有决定意义吗?没有，就必须有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重创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美军主力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这才有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占取的巨大的战略主动、巨大的战略利益，和中国的相应的成为东亚强国的尊严，所以要攻坚定。

一段时间内总的来说坚决不整美英以外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对他们的反华斥华行为一般要坚毅忍耐，为了什么目的?以虑战略集中，美国跟中国对抗进度这么厉害了，一定要战略集中，要减少一二线对手，一线只能有一个对手，二线对手也是越少越好，三线就不是对手，必须这样做来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别是要经过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

要足够，半吊子水是没有用的，要及时，任何大事情都有是一个时间条件的允许，过了这个时间条件黄花菜就凉了，所以要足够和及时，要经过彼此妥协，不是中国方面妥协，而是要双方妥协和具体安排，笼统的安排都是含糊的、都是宽泛的，是没有用的。通过这些要切实地维持和发展与欧盟的合作互利关系、与东盟的合作互利关系，以及与韩国的合作互利关系，这就是根据我个人的想法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也就是中国应该走的路。

Q：也会有一种观点认为，正因为预判到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中国外交的精力基本上放在了对于中美关系的处理上，其他国家，比如印度才会一再挑衅中国，认为中国会忍耐，因此中国的忍让造成了“周边起火”的局面。

时殷弘：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它们会制造更少的麻烦，中国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最惯于直接使用帝国主义霸权的美国，对中国很不客气的美国，再加上发达国家的盟友，英国舰队、日本舰队，还不够吗?

我们的根本问题，平时常常说有五大事项，ABCDE，往往倾向于同时实现五项事情，没有明显的优先级，但战略常理是先解决A,巩固A的成果，维持B，维持C，等A的战略目标实现，并且巩固了，再去处理C和E。。

我这里有个逻辑，世界上全都很困难，都不是英雄，都缺钱。世界上有两种可能性，不“整”它们，它们会变得更嚣张，这最多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会消停，而且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谁都很困难，谁都有“第三者”要预防。

来源时间：2020/11/28 发布时间：20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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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作出最大让步： “如果选举人团最终投票选出拜登，他就会离开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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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20

作者：陈思佳来源：美國美中報道

继同意拜登阅读美国总统每日简报后，拒绝认输的特朗普又作出更大的让步。

据《国会山报》等美媒当地时间11月26日报道，在当天感恩节活动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接受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如果选举人团最终投票选出拜登，他就会离开白宫。

美媒指出，这是自三周前的大选以来，特朗普首次正面回答记者提问，这也是目前为止特朗普让步最大的一次表态。

不过，特朗普还是重申了对“选举欺诈”的指控，称从现在到权力交接期间“会发生很多事情”。

拜登已经于11月24日公布了他的外交与国家安全团队成员，他并不对特朗普拒绝认输感到担忧。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拜登就宣称，如果特朗普不肯认输，“美国人民会站出来的”。目前，美国各州的选举结果认证工作正在进行中，拜登预计将以306张对232张选举人票的优势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我当然会离开”

根据《国会山报》发布的现场视频，在26日感恩节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特朗普，如果选举人团最终投票选出拜登为下一任总统，他是否会离开白宫。

特朗普则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也是他时隔半个月后首次正面回应记者的提问，他这回作出了“让步”的表态：“我当然会(离开)，我当然会，这你应该是知道的。”

特朗普称如果选举人团投票给拜登，他将离开白宫

但接着特朗普又话锋一转开始批评“选举欺诈”。

他声称：“我觉得从现在到1月20日(拜登宣誓就职)期间，将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已经发现了大量选举欺诈，就像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国会山报》认为，这段话表明特朗普还是在暗示自己不打算承认失败。

尽管已作出“让步”发言，但特朗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还是表示“不太可能承认败选”，并一再强调计票存在问题：“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知道一件事，拜登没有得到8000万张票。”特朗普还声称，他实际获得的选票“远远超过7400万张”。

此外《国会山报》称，特朗普还向记者表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通常，前美国总统都会参加继任者的就职典礼以彰显“美国的团结”，四年前奥巴马就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

11月23日，美国总务管理局(GSA)已经通知拜登准备启动过渡进程，局长艾米丽·墨菲(Emily Murphy)也向联邦政府各部门发送邮件确认拜登“当选总统”。同日，特朗普一边发推称将继续推进诉讼，一边也“建议” 墨菲“做该做的事”。部分美媒认为，这可视作是特朗普政府承认竞选失败的第一步。

过渡进程启动的一天后，11月24日，特朗普在扬言要继续推进诉讼的同时却又作出更大让步，同意让拜登阅读总统每日简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形容这是特朗普“向权力移交迈出的又一步”。

策划“选举人政变”却被泼冷水

路透社指出，总统候选人要想赢得大选，不一定要赢得全美民众的多数选票，但必须获得各州合计538张选举人票中的多数票(270张以上)。各州任命的选举人都应承诺支持该州的获胜者。

特朗普竞选团队就试图通过诉讼或向州议员施压，来获取关键战场州的选举人票，但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路透社认为，这意味着特朗普已是穷途末路。

此前，《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曾披露，特朗普主动给密歇根州的共和党选举官员打电话，还约见该州的共和党州议员。特朗普试图争取他们的支持来阻碍该州选举结果认证，让州议会趁机任命亲特朗普的选举人，从而绕过投票结果一举拿下选举人票。密歇根州州议会共和党领袖希尔基形容这种“策略”为“选举人政变”。

但他的计划被该州的共和党人狠狠地泼了盆冷水，尚未实施就即刻破产了。密歇根州州议会的两名共和党领袖希尔基和查特菲尔德，都公开否定了任何“干预大选”或“选举人政变”的想法，并在联合声明中称他们不会干涉认证程序，会按照法律程序任命选举人。

密歇根州议员告诉特朗普，他们不觉得该州结果会改变”，《华尔街日报》报道截图

特朗普在各州的“选举欺诈”官司也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27日的统计，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各州打了至少38场官司，其中至少26起被法院驳回或“达成和解”，剩下的都还在审理中或暂时未宣判结果。

《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法律专家也不看好特朗普竞选团队推翻选举结果的尝试。他们告诉特朗普，“选举人政变”几乎是“注定失败”，因为就算掀翻一个密歇根州，选举人票也是不够的，除非特朗普竞选团队有能耐在几个关键战场州同时实现“翻盘”。

“特朗普打了30多场选举官司，进展不怎么好”，NBC报道截图

拜登宣称“美国归来”

据路透社报道，在特朗普做出让步表态的同一天，拜登一家正在特拉华州过感恩节假期，拜登暂时还没有对特朗普的发言做出回应。

但假期中的拜登夫妇发布了几段视频，向支持者来了段“总统式的演讲”，他表示美国民众正在为国家“做出共同牺牲”：“我知道这不是我们很多人希望的度假方式。我们也明白，待在家里本身就是给其他美国民众的一份礼物。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拜登已经公布了其任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成员。11月24日，他在特拉华州举行了一场发布会，拟定国务卿布林肯、白宫国家安全顾文沙利文(Jake Sullivan)等人悉数亮相。

在介绍会上拜登宣称，这是一支“反映美国归来”的队伍，美国“准备好重新领导世界”。

25日，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采访时，拜登又重申了一遍“美国归来”的口号：“美国回来了，我们会再次坐上谈判桌的第一把椅子……我已经和20多位国家领导人谈过话，他们对美国将重申其在世界上的角色，并成为一个同盟的构建者而感到激动。”

拜登接受NBC采访宣称“美国归来”

拜登宣称，他打算废除一些“极具破坏性的行政命令”，还承诺不会干涉美国司法部对特朗普的任何调查、不会对司法部施压任何压力。由于公开亮相的团队中有不少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官员，拜登强调他任内不会变成“奥巴马的第三个任期”。

天空电视台认为，拜登的言论表明，他将在上任后搁置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转而加强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合作。

拜登告诉NBC，特朗普还没有联系过他，但如果特朗普不接受选举失败，“美国人民不会沉默，会出面的”。

美国各州选举结果认证情况，美联社24日报道截图

美国各州的选举结果认证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相关法律，所有对选举结果的质疑必须在12月8日之前解决，美国所有州需在12月14日的选举人团会议前完成选举结果认证。

根据美联社的数据，截至11月24日，共有16个州完成了选举结果认证。拜登预计将获得共计306张选举人票，他已拿下其中54张;特朗普预计将获得232张选举人票，他已获得其中的73张。

来源时间：2020/11/28 发布时间：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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