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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离开美国？”90后中国留学生发长文流露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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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双语君  来源：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今年9月，北京姑娘栾奕从纽约回到她从小生活的城市，这也意味着她6年美国生活的结束。

名校硕士毕业、成为抽签拿到H1B工作签证的幸运儿、公关做得风生水起。栾奕原本计划明年完成绿卡申请。她坦言，离开美国，是一个“几乎要前功尽弃、成本极高的决定”。她为此思考了几个月的时间。

回国后，她将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意外地在社交账号上引起很多共鸣。

结合她的自述，我们一起来看她的思考。

01 我为什么离开美国?

我在纽约一共生活了6年：在纽约大学读研2年，工作4年。2017年拿到美国工作签证，原计划在明后年完成绿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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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奕从纽约大学毕业

读书时做过很多兼职，工作后做过公立学校教师，自媒体博主，纽约知名餐饮品牌PR经理。就职期间帮公司三登《纽约时报》并获得过近百篇主流媒体报道，个人也上过一些华人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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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奕在美国做美食博主探店

对我来说，离开美国是一个几乎要前功尽弃、成本极高的决定。

但我还是回来了。原因概括来说有四个：

➤ 美国疫情以来的行为，完全站在了它所宣扬的那些价值观的反面。➤ 在美国我无法获得我所看重的共鸣共情与社会参与感。➤ 美国综合得分日益走低，中美差距显著缩小，中国在我有生之年甚至有可能实现反超。➤ 同等条件和同等努力下，我在中国获得快乐和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栾奕这一代人看美国电影、动画和出版物长大。在这些作品中，美国宣扬着它的民主、自由和多元。而在经历了美国疫情暴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政府打压中企的一系列事件后，栾奕看到的，是“美式价值观的崩盘”。】

02 被打碎的“美国滤镜”

2012年我开始准备出国的时候，美国宣传的主流价值观大概是这样的：崇尚科学、人人平等、民主法治、自由多元。

对于一个有点人文情怀的文科生来说，这简直就是“理想世界”的定义。

而在纽约这个“最不像美国”、最激进多元的地方，我曾经一度觉得世界真的还挺美好。

直到疫情、特朗普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这记组合拳，彻底打碎了所有的美国滤镜。

而见识到美国最真实的面目之后，我无法说服自己继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像原来那样与之共处。

【接下来，她从三个角度写了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观察。】

1. 民主与法治：“看不见的手”突然看见了

好多人特别欣赏美国的政治制度。说实话，初高中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但政府对华为、Tiktok、微信明目张胆的制裁，“看不见的手”突然能看见了，还连扇了我们三个嘴巴。

这让我对美国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属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政治体制没有优劣之分，哪个体制能让自家国民踏实发展、国家稳步向前就是好的。国民幸福感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才是王道。任何抛开历史阶段和国情空谈体制都是耍无赖。

非要借题发挥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来，以干涉和贬低中国为乐，有大国的瞎操心没大国的责任心。

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外国人，即使是和平年代，这种“随时都会被第一个放弃”的感觉太令人不安了。我选择回到让我更有安全感的土地上去。

2. 反智与傲慢：“反疫苗”的美国人

疫情带给我的一个巨大冲击是，它让我十分具象化地意识到，美国社会的反智现象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眼看着2020年都快过去了，美国社交媒体上至今还有人在争论要不要戴口罩。我盲猜，如果没有这些反口罩的游行，美国感染人数大概能少个10%。

有人说，那是因为民众在等疫苗。但问题是疫苗一般要达到60%以上的接种率才能实现美国的全民免疫。那么，有多少美国人愿意接种疫苗呢?

宾大今年八月份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20%的人不相信疫苗。注意，不是说新冠疫苗，是所有疫苗，疫苗这个概念本身。

这使我对美国人“崇尚科学”的滤镜破灭了。 

这六千多万不信疫苗的，加上几百万几千万不戴口罩的，让我觉得美国抗疫之路实在是道阻且长。

当然，美国疫情到今天这个地步，政府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他们手握一切信息和科技资源，甚至还有宝贵的两个月窗口期。但他们选择把头埋在沙子里，什么都不做。

疫情刚暴发的两个月，美国疾控中心宣传了：多洗手、别恐慌、保持社交距离。而在我和所有中韩日留学生戴了半年的口罩之后，5月，疾控中心终于建议大家戴口罩了。

其他国家的确诊病例不作数，早就发布的科学研究也不作数。

除了傲慢，还是傲慢。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美国政府在赌。《纽约时报》在美国死亡人数达十万人时，发布了一整版的讣告。上面是1000位逝者的名字。 

借用《三体》的一句话，希望美国有朝一日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3. 有条件的自由和开放

继续从口罩说起。

口罩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薄薄三层无纺布，遮住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权与法治和那自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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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加州通勤者戴着白色的防护口罩，其中一人身上还写着“要不戴口罩，要不去坐牢”。 来源：纽约时报

有不少人，哪怕面对生死，面对求大家居家隔离的医护，面对每天开发布会教怎么戴口罩的州长，都要坚守不戴口罩和朋友去海滩晒太阳开派对的自由。

这件事本质上是高度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和东亚文化圈“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社会责任感的观念区别。

我们都没错，只是观念不同，不必强融。

5月北京新发地疫情前期，大姨夫去了趟新发地买菜，事发后一家人开始了强制隔离。两个快70岁的老年人，愣是在隔离期结束后又接着自我隔离了两周，一共在家里窝了25、6天。北京好不容易快清零了，他们生怕给社会添麻烦。

中国老百姓这种心照不宣的社会责任感，对我来说更加熟悉，也更加有安全感。

4月份的时候，美国著名国民电台节目连线采访中餐企业，探讨如何向中国学习，振兴“后疫情时代”的餐饮经济。

照理说是挺拉好感的方向，偏偏主持人在临结束时问：听说中国现在封城，出入公共场合强制扫码、查体温，中国群众就真的没有意见?

面对主持人的笑里藏刀，几个连线方都坦诚地说“没有怨言，大家都很理解”。然后就是主持人心领神会的笑容。在最后剪辑播出的版本里，主持人果然意味深长地补刀了一句。

这次访谈也让我对美国人的自由开放精神有了更绝望的认识。这样见多识广的媒体人，理应保持着开放的心，不带明显预判和倾向地去采访他人。

可惜没有人能逃离美国这么多年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的洗脑，很多美国人所谓的“持开放态度”(open-minded)，也不过是愿意接受在自己观念的同向延伸线上的更多观点罢了。

4. 普通票：$100、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学生和残疾人：$50

促使我做出回国决定的导火索，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看到那条视频的时候，我也跟着里面的路人从不解，到质疑，在看到弗洛伊德尿失禁的一幕时愤怒地热泪盈眶。

接下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目之所及的所有活动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让路，所有媒体资源向这场运动倾斜，整个美国似乎都停滞了，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大部分信息都与它有关。

再后来，我熟悉的媒体圈和餐饮圈开始流行互相检举，谁家的编辑有过歧视行为，谁家拍杂志同工不同酬，谁家店员曾经驱赶过黑人顾客。

后来不知道是谁想出了“统计纽约哪些餐厅是黑人开的”这个主意。

最后发展到餐饮界各种意见领袖、主厨、食客的大联动，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接力扩充“黑人开店”名单，号召粉丝去名单里的这些餐厅点外卖以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

因为主厨是黑人所以去吃这家餐厅，主厨真的会为此开心吗?这是不是反向歧视呢。

这场运动进行到这里，个人观感已经很离谱了。而让我彻底震惊的是下面这件事。

8月底的一天我在网上闲逛，看见一个线上讲座活动，票价是分级制：

普通票：$100;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学生和残疾人：$50。

作为有色人种的我感到被冒犯，给主办方写了一篇长邮件表达这样定价多么不妥。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对方CEO，一个金发碧眼白人美女的官方回复，邮件字数是我的三倍。

她表示，定价分级是因为之前与平权NGO合作过，他们也更希望借此举，给经济有困难的群体一个机会。言外表达了“其他人一片好评，你是第一个来投诉的”意思。

一位美国朋友说，这就是在实践“机会均等”啊。给“弱势群体”一个机会!并向我祭出网上的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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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VS 公平”

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看起来是少数族裔占便宜了，但这背后的逻辑和当年的种族隔离又有什么区别。又是谁给他们的权利，可以这样居高临下地评判他人呢。

经历了这场全民运动，“平等”和“人权”两个大词现在看来有点变味。而直说整场运动是白人的自我感动，又实在有点太悲壮了。

美国黑人世世代代重复着“黑人闹-白人哄-再闹-再哄”的命运。“黑人的命也是命”期间曾有一个视频冲上微博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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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都很难过。

“黑人的命也是得”闹的沸沸扬扬的时候，也时有亚裔同胞站出来，试图借着这股东风，为新冠期间亚洲人遭受的歧视发声。其实在特朗普一句China Virus(中国病毒)“震惊四座”之前，针对亚裔的歧视就已经开始了。

1月底国内疫情大规模暴发的时候，纽约地铁就开始有人辱骂亚裔乘客“滚回中国”。唐人街晚餐时段整条餐馆街空空荡荡、陆续有中餐馆被打砸抢。

偶尔有几个政客跑到当地唐人街餐厅吃饭拍宣传照)，试图拉动经济以及拉点选票。除此之外，亚裔基本上是孤立无援的状态。

首先美国的亚裔人口就不多，大家还以不爱投票著称。对主流政客来说，亚裔基本不算数。

如今亚裔精英越来越多，经济地位高，又重视教育，已经形成正向循环。在日常生活中，亚裔是真正能够与白人抗衡并且抢夺资源的一群人，他们对白人的食物链顶端地位是一种威胁。而帮自己养狼的事情，傻子才会干。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感情健全的人，我当然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我做不到在支持的同时，不感到一点委屈。

【除了美式价值观的崩盘，栾奕说，她长久以来形成的认同感，让她对美国始终是一种异乡客的感觉，无法得到她所看重的个人社会参与感。】

03 隔了一层纸的共情

其实黑人平权运动和中国疫情早期抗疫的讨论度和全民参与度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慢慢地我意识到，无论我自己多么努力，我始终无法对这两件事情达到同样程度的共情。

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我是更加真情实感地感受着共鸣，这些是我在纽约再待10年20年都永远无法获得的一种精神共鸣。 

很遗憾，面对弗洛伊德这样被残忍地夺去生命的人，即使刽子手如此具象，身边的人们如何群情激愤，我也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程度的共情。

我终于明白，对于美国，我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异乡客”。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我的心态可能永远都是“他们美国又怎样怎样了”。

以前总觉得，如果我再多读点书，再苦练一下英语，再多交点美国朋友，总有一天能融入美国社会的吧?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后来我GPA3.9从纽约大学毕业，业余时间把《六人行》看了十遍，毕业后在美国学校教书，交了ABC男朋友，离开前两年每天的工作都是跟美国媒体打交道……

6年了，我明白了融入美国社会并不是可以用“能听懂深夜脱口秀95%的梗”来判定的客观状态，而是一个心理状态。

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一份社会参与感。我想要时刻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在一起。我知道我们离完美的社会还有很远，但是，哪里又有什么完美的社会呢?我愿意跟同胞们一起吃苦，一起摸索，一起通过自己的努力，亲手让这里变得更好。

【而除了这些“感性”的原因，中美力量对比的理性思考也是促使栾奕做出回国决定的原因。】

04 分数走低的美国

如果说多年前我出国的时候，美国和中国就像是“100分”和“70分”。

留学生们为了这30分的差距，克服语言文化身份饮食等诸多不便，背井离乡追求“向往的生活”不难理解。

如今将近十年过去，以及美国在疫情期间不负责任的表现，美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下降有目共睹。

两者的差距确实还有，但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上，为了享受这多出来的分数，付出那么多代价实属不值。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人心。

现在的美国不仅面临着内部的撕裂，还因为疫情期间的表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信用危机。它几乎是釜底抽薪的移民政策也让很多外国人才寒了心，无论是已经在美国的，还是曾经向往美国的。

失掉国际信用，失掉外来人才，美国的实力会被严重削减。

来源时间：2020/11/27   发布时间：2020/11/25

旧文章ID：23566

孙哲：怎么看待拜登的改革蓝图和美国政治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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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哲  来源：腾讯新闻


拜登梦想要替天行道，誓言要拨乱反正，把美国重新打造成一个让各国羡慕、学习的榜样，带领美国重新领导世界。从他的系列演讲来看，确实有一番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豪迈霸气，拜登也时不我待地开始了任命内阁成员。不过，我个人预测未来美国政治发展可能有六个趋势，必定让他头疼不已。

第一就是可以预见的财政大战。在美国，“钱是会说话的(Money talks)”，意思是想干大事的人必须也是搞到钱的高手，粮草充裕才能在政坛一路过关斩将。两党近年来在争夺财政权上的恶斗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特朗普上台前的2016财年，美国国家赤字是5870亿美元;今年因为疫情，美国通过了2.2万亿的紧急救济法案，全年赤字可能会飙升到3.8万亿美元，国家累积赤字也将创历史新高，达到27万亿美元之巨。庞大的财政黑洞不仅是世界经济的“滴滴作响的定时炸弹”，而且敲响了拜登政府有可能因为预算争端而被迫关门的警钟。

第二是税务之争。围绕增税与减税，两党主张各不相同。特朗普时期减税是流行趋势，拜登要给富人和公司加税，既不讨喜又难以落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税务之争一旦引发“抗税风暴”， 振兴经济的目标可能会变得相对遥远。

第三是总统权威的削弱。二战以来，美国总统的权力相对扩张，特朗普执政更是强化了这类权威总统的风格：做法简单粗暴但决策果断有力。在27个州长都是共和党人、参议院还被共和党控制的背景下，性格温和的民主党总统拜登是否能打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很多专家预测他怎么也变不成一个政治强人。

第四是社交媒体导致的价值观差异鸿沟难以弥合。媒体号称是西方国家的“第四种权力”。社交媒体的崛起和分化将个体权利凝聚、放大，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类似“部落政治”的文化现象，即三观一致、生活方式相似的公民“部落”彼此相对独立，不愿接纳价值观相异的他方观点，有时甚至觉得只有自己才具备真正的独立判断能力、自己的判断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雾霾太大，拜登内政外交很可能因此找不到引领方向的“北极星”。

第五是国内族裔矛盾的加深和文明的冲突在美国持续内化。美国国内出现“第三世界”早有争论，但是要落实均衡发展的前提是政治稳定和司法改革。美国后一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因此，拜登和他的继任要缩小美国国内的三大差别(城乡、精英与平民、收入)，任重道远。

第六是美国持续高涨的政治热情产生的溢出效应对全球政治的负面冲击。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担心“境外势力”影响本国政治。比如，拉美不少国家对美国的外国使团、跨国公司、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敏感，生怕美国渗透太深。美国此次选举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如果延续下去，有些人可能会陷入一种“战略怀旧”或者“外交自恋”情节而不能自拔。但实际上，美国二战后那种历史荣耀和“美国世纪”不会再现。


来源时间：2020/11/27   发布时间：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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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哲：“敌对伙伴”：中国对美战略的演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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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哲：“敌对伙伴”：中国对美战略的演进与挑战

作者：孙哲  来源：中美印象

前两个月在纽约，一位在中美交流领域非常有名的朋友跟我说：他现在处于半隐居状态，天天关注美国和中国国内新闻，但是感到非常郁闷，他可以批评美国，但是不愿意多说中国好话，怕给自己惹上麻烦；他更不愿意得罪中国朋友，担心失去继续跟中国交往的机会。回到北京后，同样也是一位做美国研究的大家跟我抱怨，自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敢点评美国政治，不愿多谈中国内政，因为他的微信号已经被封了两次了。中美两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变革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深度动荡，如何从复杂中国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对美战略的演进与未来挑战？拜登时代中美关系是否可以“重启”或转圜，还是逐渐形成一种实质性的“敌对伙伴”关系？

分析中国对美战略必须从三个角度考虑问题：一是中国是否有一个连贯、明晰和准确的对美战略目标？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对美国的判断是否正确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中国是否有全局性的或者说是“顶层设计”的对美战略规划和战略方针，确定不同时期对美工作的重点和主要工作方向，不争一时之长短，在运用或协调政治、经济、心理、军事力量方面发挥出最大效力。三是“底线思维”，为避免对美战略出现大的失误而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评估战略效应，调整或修正战略目标及手段，确保中国对美战略赢得最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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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对美战略目标及战略模式

中国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明确而清晰的，即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的成就和经验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参考。但是，近年来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如国内两党分立甚至某些政治领袖独断专行、防疫不利、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等，对中国的强硬打压，却让中国甚至世界感到相当困惑，过去那种“以美为鉴、谋中国富强之路”的判断已被摒弃。

对比美国对华接触、防范、遏制等战略选择或不同战略组合，我们同样可以梳理与美建交之后（这个时间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重叠）对美战略的几种模式，大致包括：

1）政治主导与“塑造”型战略，旨在构建中美“合作范式”，营造气氛，深化两国健康关系内涵。例如，中国分别提出过“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希望中美作为两个伟大的国家，用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站在历史的高度共同担负起对世界前途的重任。中国一直强调要加强相互了解、深入交往和彼此借鉴的动力，通过平等对话来求同存异，逐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

2）经济吸引战略：中国希望通过自身的改革，在市场开放及准入、保护外资利益等方面做出承诺，为美国实现相应经济利益提供便利条件，促进中美经济的深度融合。从改革开放初期麦当劳、波音公司进入中国开始，到今天美国迪士尼乐园、通用汽车、特斯拉在上海的落户成功与快速发展，中美之间不乏较为成功的经济合作案例。当然，在中美经贸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两国经贸摩擦甚至冲突时有发生，持续了两年多的贸易战基本终结了这种吸引战略的功能效应，两国正在剧烈的经贸较量中不断调整着利益边界。

3）文化攻心与地方交往战略：“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深厚根基和强大动力。中国非常重视与美国各地民间组织的交往，2013年后更是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美公共与人文外交，希望“让中美友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多年来，中国举办了一系列国家形象公关活动和中美教育与人文交流对话，同时也构建了其他诸多平台，如学术界与智库、非政府及公益组织之间的交流、友好城市对话，等等。媒体外交、网络外交甚至孔子学院都被看成是对美公共交流的重要渠道。

4）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战术安抚与灵活让步战略：中国在很多危机时刻为了稳定中美关系，或是改变美国的对华消极认识，都采取了一些配合性的积极行动，维护了美国关注的一些领域的安全及经济利益。近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经历多轮复杂谈判之后，中美之间在2020年年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在新冠疫情冲击及美国大选反华声音加大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相向而行，最大限度地执行了协议的内容，落实了数批大规模的购买，同时修改了自己的相关法律，对外资进行了更大程度的开放。中国在“六方会谈”及后来朝美对话中扮演的角色、在联合国维和、阿富汗重建、应对气候变化、毒品走私等诸多领域的表现都体现了较强的担当感，相关政策也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大致肯定。

5）均衡反制与强力对抗战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呈现，使得中国在自己认知的国家利益方面设定了一些底线和红线，在很多时候，中国为了阻挠美国的行动，也采取了反制甚至对抗型战略，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形成准对抗性同盟牵制美国力量、在国际组织中否决有利于美国的提议、经济或贸易反制裁等等。相关例子很多，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期间的反复较量，到今年中国针锋相对关闭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对涉港问题上表现积极的美国国会议员及机构负责人进行制裁、针对美国对台军售决定对美国境内武器装备的制造商进行制裁、通过军演在南海和台海周边对美国发出警告，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与综合性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对美国战略的变化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判断做出的，有“斗智斗勇”方面的考虑，也有针锋相对“斗气”的成分。不同的战略组合既试图融合中国哲学中刚柔奇正、虚实转化等朴素辩证的思想因素，也体现出在与美交往多年后总结出来的必须在“斗争中求团结”的工作思路。例如，在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阶段，中国交叉使用了经济吸引和经济制裁、对抗战略，一方面加大谈判力度，通过修改外资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来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吸引美资；另一方面，也针锋相对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试图打破美国对华贸易禁运、设置投资及贸易壁垒,经过几轮艰巨对话和谈判，最终签订了初步合作协议。其他例子还有很多，20世纪90年代美国放弃将中国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EP3事件”的危机处理，都说明这一旨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混合型战略在中国化解经济压力及中美相关政治矛盾方面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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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形势下对美基本判断及外交思路

近两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前景更加微妙而充满不确定性。从美国政要近期一系列表态特别是2020年6月份以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以及国务卿迈克·彭佩奥等人发表的5份关于中国政策、中国意识形态、中国间谍、南海问题等方面的代表性讲话，基本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有转向的倾向，名义上的竞合关系被系列危机甚至冲突阴影笼罩，在意识形态、经济、网络、工业间谍、舆论等方面，美国开始直接批评中国，形成抗华共识。这种情况可能在拜登执政后还会持续下去，甚至还可能扩展到涉及中国内政、人权的其他方面。

相比起美国的战略转向，中国对美外交基本上还在延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从近来中国外交高官的一系列讲话、专访和文章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国高层对管控中美关系的基本思路，这主要体现在中方提出了新阶段改善中美关系的路线图，具体包括下面一些内容：1）要继续加强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2）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3）要避免战略误判，管控分歧；4）要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5）要维护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在这些呼吁和建议中，中方特别强调基于平等开放态度的坦诚有效的对话。中美原有上百个对话交流机制，涵盖了政治、经贸、外交、科技、军事、文教等众多领域。其中，较为重要的对话交流机制有首脑热线、军事热线、议会交流机制、“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等等，针对这些机制，中方希望“原有的沟通对话机制不能弃之不用”，同时“还要创造新的对话方式和渠道。能合作的尽量合作，一时不能合作的也要尽量管控，建立各种预警、应急、磋商机制，确保中美关系不失控不脱轨。”

当然，中国明确提出下一步的中美工作重点首先应该是抗疫合作，“面对百年大灾疫，人们最需要N95口罩而不是F-35战斗机”；其次，双方的智库应该共同努力找出管控中美关系的“三个清单”，即：1）合作清单，确定在双边领域及全球事务中需要而且能够合作的事项；2）对话清单，把双方尽管存在分歧但有望通过对话寻求解决的问题列出，纳入现存的对话机制和平台；3）管控清单，把少数难以达成一致的难题找出来，搁置难题，尽可能减少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和破坏。

对上述政策主张做梳理和分析，中国对美工作的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即便是面临可能发生的巨变，中方仍然坚持继续对美宣传喊话，希望能够通过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使美国改变现行政策。拜登当选后，中方期待双边关系能够转圜或者重启，因为中方一直认为，中美脱钩不得人心，美方应及早迷途知返，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把双边关系拖入新冷战。针对美国选后的新形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可能会继续呼吁美国要与中国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康庄大道上来。

在已经发表的中国外交制定者的这些谈话中，中国还态度明确地特别反对美国一些人刻意把中国执政党与人民脱钩的言论和做法，指出制度和道路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人民来决定，“任何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血肉联系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任何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当然，中国虽然指出美国少数政客“世界观和时代观出了问题，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但是为了避免冲突，仍然保持相对克制，媒体和外交发言人都没有直接批评川普总统本人。中方也再三重申，中国不会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将会保持定力，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

第二，在涉台、涉疆、涉藏、涉港及南海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对抗升级行动，重新给美国划定了不得插手中国内政的红线。中国再三声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一国两制”的践行，挑起了地区紧张局势。两国在南海的军事演习达到了新的高度，中方奉劝美方放弃注定失败的干涉主义，不要煽动对抗制造事端。

第三，中方也进行了实质性的迎战动员，提出了新的对美工作规划和斗争方针。例如，针对中美贸易形势的恶化，中国推出经济内循环的概念，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塑造新的发展格局。中方非常重视危机转型，希望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的对美综合国力优势。在军事上，中国也加强了相关的对台、对美准备工作。中国认为“以武止戈”是最好的防范危机的途径，只要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就能慑止中美军事冲突的最终爆发。

第四，为化解美国压力的总体外交努力。按照中方的观点，“中美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公平正义与霸权强权之争、天下为公与美国优先之争。” “在21世纪任何谋求霸权的道路都行不通。中国将始终站在国际道义的一边，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一边。”中国判断，即便是拜登上台后强调要加强美国与同盟国的关系，美国也难以形成新的后疫情时代的对华统一战线，中国有可能借东南亚RECP及与欧洲合作，寻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合作平台，更有效地发挥中国市场和资本的制衡作用。中国外交人员近期通过一系列视频会议和对欧洲、东南亚的出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够重塑中国形象，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直接或间接抑制、平衡、反制美国。

第五，在战略安抚或者灵活让步方面，中国也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包括相对坚定地执行着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没有报复美国在华企业，在南海问题上声明“南海是共同家园”，同时对孔子学院领导及协调机构进行了及时的改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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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对美战略的内在矛盾与困境

中国“希望美方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但是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的认知大相径庭，因此相关诉求不太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方积极喊话美方却变本加厉围堵中国的状况？抛开美国选举因素不谈，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面对美国新政府需要作出怎样的表态，以往的对美战略是否存在一些内在矛盾，如对战略目标期待过高、被“受害者心态”困扰、战略框架与不同政策选择之间的不同步甚至相互冲突等等。更严格一点审视，所谓中美关系“最忌因短视和浅见导致战略误判”这样的提醒对中方也适用。例如，现在中国国内流行并被官方接受的几种流行观点都有很多争议的部分，对此需要特别厘清。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观点。按照中方的逻辑，“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搞‘武大郎开店’——不允许别人比自己更优秀。”美国有些人可能相信而且偏执于“中国之所得，必是美国之所失”的迷思，但是中方不能由此单向推论得出“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甚至中国比美国更优秀的结论。

因为看问题角度不同，中国习惯于把美国看成是引发中美关系巨变的始作俑者，对于中国作为一个自变量的检讨还不够深刻。学者萧功秦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在美国甚至其他一些国家的认知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基本都被外界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对外扩张。

可以假设的一个问题是：一个遵守规则、和平善意的大国的崛起会引发美国不同的反应吗？中国的善意是否会被美国误解，从而进一步压制中国、希望借此改变中国政治制度或者治理模式？假设中国集中于内部经济建设，在国际社会上推行善意外交，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也会构成“制度挑战”或者“模式威胁”吗？中国的“有所作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应当如何展现才能获得西方的信任？美国和盟国愿意让渡多大的发展空间给一个制度有自信、治理有特色的中国？

可以想象，国际政治本身残酷竞争的现实只能延缓中国与世界的冲突，但是无法避免低烈度的全方位碰撞和矛盾。

其次，中国内政的变化引发的国际反应在中国国内也一直没有成为讨论话题，美国人看中美关系中的敏感话题如宣传教育的强化、涉疆涉藏、涉及国家治理中的法治、科技监控、言论监管加强的一些问题，在中国无法展开实质性讨论，因此很难成为两国对话的议题。的确，美国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指控没有考虑到中国减少贫困、改善公民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基本事实。在处理疫情问题上，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的相对成功，稀释了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间接打破了美式治理的神话。然而，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应对疫情、处理与世界卫生组织关系透明度方面的“制度疑虑”和实质抵制是真实而强大的。强政府、“全民动员”式的中国的经验也很难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的样板。

再次，中国民族主义泛滥问题也是一个禁忌话题。盖洛普（gallop）和皮尤（pew）等美国民意测验中对中国的普遍不信任感在近期不断上升，美国大选之前对中国的负面值甚至比1989年后还要高；但是，如果做一个类似的调查，我们在中国也能得出差不多相同的对美国反感和不信任的结论。低估中国，会让美国难以真正理解全球政治多元化的现实，失去拜登所言的要重新“领导世界”的机会；同样，低估美国、认为美国的重要性下降了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对美国的客观判断，妨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华盛顿对“中国渗透”的恐惧的真实性。美国对中国政治走向其实充满无奈感，美国国内不断有人提出：为什么中国要以信息安全的名义封杀那么多的国际互联网网站？中国可以在美国办那么多所孔子学院，而美国在中国却不能办林肯中心做文化传播？中国为什么修改法律不让美国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习近平主席说过，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对这些美方反复提出的中国信息、媒体和文化市场开放的要求和指责，中方是不是要表明立场，或者一直坚持不予理睬、冷处理五年甚至十年以后再说？

最后，必须承认，出于多方面内政安全的考虑，中国并没有倡导资本和信息自由流动这两个全球化原则，因此中国对国际秩序的遵守是有选择性的。在这几年的外交实践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美国不断强化其传统的双边联盟、寻找新的盟友，如印度、越南、中亚有关国家，实施对华战略反制；另一方面，中国在“与谁为伍”的立场方面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以美划线的政策倾向，希望借“一带一路”输出“中国主张”、以“中国智慧”推销“中国方案”。中国一直对与美关系紧张的俄罗斯、伊朗、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保持商务合作关系，甚至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进行了大力的经济支持。

任何一个国家在遵从国际关系准则方面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严重伤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相比直线，中国的选择合理性在哪里？这些做法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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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对美战略演进：从“超限竞逐”到“敌对伙伴”关系？

费正清认为，当美国面对中国时，便“感到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欣赏这样的心情”，而且美国人“自以为懂得怎样让全人类都过上现代生活”。这种历史自信、优越感和使命感使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于高高在上，喜欢这种中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费正清的观察是真实而准确的，但是中国有权随着国家的成长与发展寻求一种更平等的双边关系。

以近期中美互动为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在十八大后其实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话语重点的偏向和政策的明显转向。2017年之后，新时代中美关系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和贸易战的逐渐展开一直处于紧张阶段，新冠疫情加速了中美关系的加速下滑，使其成为“垂直落体”。即便如此，中国“不忘初心”的努力在中美关系演进中也显示出更大的主动性，这不仅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决心、意志和道路自信上，还体现在中国希望能够“逆向而行”、勇于担当起对整个世界的重大责任上。

中国的对美战略发生的大转变，其实在于中国改变了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针锋相对迎接挑战，这就是“伟大斗争”在外交上的指导含义所在。可以确定，中美关系已基本脱离既有阶段，高投入、高烈度、多领域、多形态战略的长期战略博弈将成为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即便拜登改变美国一些原有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开始强调中美合作，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方面有可能加大批评的做法和中国维护自身发展权的信心和努力，会使中美关系难以真正回归正轨，中国对美斗争主题有可能会越来越成为外交主旋律。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面临未来中美竞争加剧，中国已经开始针对美国的“脱钩论”而加速战略转型，希望改变对美不对称依赖的状态。一方面，中国试图构建全新的对外开放布局，希望能取得未来创新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在坚守经贸底线的同时，也在其他很多领域对美采取了全面推回战略。中国认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整体高效的体制优势，才能支配更多的战略资源，同时通过整体统筹和调动，将战略资源高效地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和能力。

如果把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总结为限制性竞争战略的话，那么两国近期互动表明，新时代中美关系很有可能会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敌对伙伴”关系。美国很可能继续通过限制、施压来来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至少削弱和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也会做出更加全面、强硬的反应，“斗争型”战略组合的运用会超过“团结型”战略组合的运用，致使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既斗争又不能完全脱钩的敌对伙伴关系（adversary-partnership）。这个概念以前也曾经提出过，二三十年以前叫“亦敌亦友”（Frienemy）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中美之间敌对与合作的周期可能会有多长？双方在哪些具体领域可以合作，在哪些领域有可能冲突不断？中美是否都在低估对方的抗争力？中美如果继续脱钩特别是科技脱钩的话，中国能不能不跟美国打交道还能变得更富裕？美国是不是能够排除中国干扰，完成自己的国家整合与发展目标？

五、思考与建议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这是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历史上，中美曾经几度交手甚至兵戎相见，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直接和间接较量之外，建交后经历的几次重大危机，包括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海危机、炸馆事件以及撞机事件等，都对两国交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震荡。当下美国对华政策从软硬两手转向全面施压，既有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负面的原因，同时还有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激化的背景。中美对抗性在加强，管控危机仍是目前及未来想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难解之结。

我们都明白在事关中国国家利益方面“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求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在两国关系进入新时期内还能做到斗而双赢却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中美两国不仅要避免因战略变化而产生冲突碰撞的陷阱，更应该避免希腊神话中的不被听信的卡珊德拉女神（Cassandera）的悲剧：即便能够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但是还是会眼睁睁看着城邦倾覆而无力阻止。

基辛格博士一直强调大国之间要建立多层次的、有效率的合作。中国应当学会在下一阶段“如何与一个分裂的美国打交道”，同时也不可忽视美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对华共识。当务之急，中国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领域探讨与美国讨论、磋商未来合作的可行性问题。这些领域是：（1）对新冠病毒起源和传播的调查；（2）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贸易和经济政策宏观调控协商；（3）国内经济更为开放透明、平衡和对等的改革措施，特别是要针对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华运营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4）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深度合作。

其他可以合作的领域还有很多，包括（1）朝鲜半岛无核化及之后的和平与发展；（2）核武器的能力和使用的战略稳定；（3）打击毒品的国际生产和贩运；（4）和平重建阿富汗、促进重启伊核谈判和中东和平进程；（5）寻找和归还美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战中阵亡或失踪的官兵的遗体，等等。

除军控谈判已被中国“有条件拒绝”之外（在英法也加入美俄谈判情况下考虑参与），在其他这些领域里中美完全可以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开始“重启”关系或者探讨深化已有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格局放大一些，其实还有一些既与双方利益有关但更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也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如全球生物安全、大数据应用与网络安全、中美共同反恐等等。

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对华战略决定着美国的未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中方角度来看，面对中美关系诸多困难和挑战，抓住机遇“逆风而行”的关键，在于采取更为积极的“攻心”上策，使用更多的“主动塑造”、经济吸引、地方交流、灵活让步战略来促成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转圜。当然，我们都明白，中国作为一个外部因素，无法决定美国的国内政治走向，中国的理性选择是最大限度地选择化解中美关系危机的最佳战略：在大变局中，中国应该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构建更新的发展格局，以对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带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创新，这才是中国理性和智慧的真正展现，才是中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

来源时间：2020/11/27   发布时间：2020/11/27

旧文章ID：23564

她扬言"72小时摧毁350艘中国军舰"，这次咋没上拜登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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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涵  来源：观察者网

原标题：拜登首批内阁人选中无防长候选人，媒体：她与军工企业走太近

当地时间23日，拜登过渡团队公布首批内阁成员名单，外交、国家安全领域的一批重要职务人选揭晓。可颇为显眼的是，执掌美国联邦政府最庞大机构的国防部长人选，并未出现在名单中。

“政客”新闻网站23日爆料，数月来热传的下一任防长候选人米歇尔·弗洛诺伊(Michèle Flournoy)，仍然没有得到拜登的正式认可。值得一提，弗洛诺伊曾撰文宣称要维持“72个小时内摧毁350艘中国军舰”的对华常规威慑能力。而她支持对外军事干涉的立场，引发了民主党内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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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等媒体曾预测，拜登将宣布弗洛诺伊为防长 图自：美国国防部

弗洛诺伊曾先后在克林顿、奥巴马两届民主党政府的国防部工作，官至副部长。4年前，希拉里就计划在获胜后安排她担任防长。美媒曾预测，这个“未竟”的安排将在拜登政府实现，弗洛诺伊可能成为美国首位女防长。

但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团队目前仍在“寻找其他人选”，弗洛诺伊可能不会被选中，理由有三：与军工企业关系过于密切、“不够进步”以及曾在阿富汗增兵问题上与拜登分歧。

弗洛诺伊有着在政府、智库与企业之间任职的典型“旋转门”经历。本世纪初离开国防部后，她进入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协助创办保守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两家机构都接收过军工企业的大量资助。

2012年从奥巴马政府离职后，弗洛诺伊又加入波士顿咨询集团。3年内，这家公司从军方拿到的合约金额翻了20倍，从160万美元暴增到3200万美元。2017年，弗洛诺伊参与创办了政治战略咨询公司WestExec Advisors，帮助军工企业向五角大楼推销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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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形容，WestExec Advisors公司已经成为拜登内阁人选的“预备班”

值得一提，拜登刚刚公布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国家情报总监人选海恩斯，均是该公司创始人之一。事实上，已经有媒体开始盯上WestExec Advisors，形容是拜登内阁的“预备班”。

知情人士曾透露，这家公司“干的就是游说的活”，但WestExec Advisors从未公开客户资料，并且特意没有将弗洛诺伊列为“说客”，因为拜登提出的施政计划，就包括禁止游说人员担任政府高级职务。

“政客”认为，这些都增加了拜登任命弗洛诺伊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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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宣布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与弗洛诺伊同为WestExec Advisors公司创始人 视频截图

弗洛诺伊曾主持撰写1997年版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主张通过单边使用军事力量来捍卫美国利益。“防务新闻”提到，她的对华态度强硬，视中国为“美国头号竞争对手”，希望美国联合地区盟友对中国施压。今年8月16日，弗洛诺伊在《外交事务》上撰文称，美军对华常规威慑建立在“72个小时内完全摧毁350艘战舰”能力上。

民主党内则有“进步派”质疑她支持海外干涉的立场，一些拜登团队成员也担心她“深陷体制”，无法带来“进步的变化”。

前桑德斯竞选团队副主席、众议员罗·卡纳称，弗洛诺伊曾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空袭利比亚以及反对奥巴马不干涉叙利亚的决定，质疑她是否能兑现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对沙特采取武器禁运等承诺。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滚石》杂志报道，当年正是弗洛诺伊说服奥巴马向阿富汗增兵，但时任副总统的拜登曾明确反对增兵，两人产生分歧。

6名拜登过渡团队成员透露，虽然弗洛诺伊仍然是防长人选强有力的竞争者，拜登“从未对她特别热心”。

来源时间：2020/11/25   发布时间：2020/11/24

旧文章ID：23563

重磅！拜登新任特使约翰·克里谈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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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的过渡团队23日发布声明提名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担任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全职应对气候变化。总统气候特使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一个职位，将直接向拜登汇报工作。克里随后回应称“将以应有的严肃性和紧迫性来应对气候危机”。

多年来，克里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此前，他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与慕尼黑安全会议联合举办的主题晚宴——“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The 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上就曾呼吁，中美需要就气候变化议题进行对话，中美应共同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

以下为克里先生参加CCG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圆桌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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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月14日，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在德国慕尼黑举行。本届会议以“西方缺失”为主题，旨在探讨世界安全形势与欧美关系新风向。会议共吸引了来自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等领域的超过500位全球高级别的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参加，包括数十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100多名外长和防长。当日，全球化智库(CCG)作为慕安会唯一来自中国的机构，与慕安会联合举办主题晚宴——“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The US-China Cold War? Myth and Reality”)，为从贸易和安全的角度审视美中双边关系、减少两国间的误解、加强交流搭建了国际平台。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CCG理事长王辉耀：感谢克里国务卿能够参加CCG与慕尼黑安全会议联合举办的“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的主题晚宴研讨会。克里先生曾担任美国国务卿，曾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也曾多次访问中国，非常期待听到他对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趋势的判断。

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谢谢王辉耀博士的介绍。

叙事的方式会影响人们对事情的看法。眼下，人们正在为“冷战”创造条件。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整个讨论，围绕的是我们会不会和欧洲——我们的朋友在持续数月的华为问题上发生对抗?我的发言不代表特朗普政府，我只是想表达我对某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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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在这场‘贸易战’中获得胜利，也没有人想要‘贸易战’”

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这场摩擦上面。在我还担任国务卿期间，我发现在处理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时，需要的是和懂得尊重和实事求是的人打交道。

当前世界很迫切的现实是，我们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两个伟大的国家不应自动陷入使我们分裂的角色，从而妨碍世界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我们之间有差异吗?是的，我们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是，如果你追溯美国和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中美合作有着非常了不起的一段历史。你可以追溯到1784年，以及鸦片战争和各个力量对抗和平衡的时代，还记得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第一艘商船吗?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有多少飞行员在中国获救?有多少 “驼峰”飞行员坠机在中国?是你们救了他们，他们才能回家。

我们时而同仇敌忾，遗憾的是，时而不在一条战线上。我们是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现在，我们很乐意看到中国正在解决存在的一些有悖于我们价值观的问题。关于人类生命的价值观，不是美国和西方世界所独有。从中世纪到“强权就是正义”的时代，这种理念最开始从欧洲兴起。继“三十年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终于试图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世界秩序，以制止人们相互残杀并为世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回想一下人类的至暗时期，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愚蠢，最没有必要发生的战争。这次战争使人类见证了最惊人、最荒诞的杀戮。首领站在战壕中，吹一声口哨，接下来数百人爬上墙，然后他们都在下一场浪潮中死去。 

我反战，那绝对不是自我标榜的。因为战争对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所以我对来自中国的朋友说，我们必须非常理性和谨慎。衡量历史，当前我们必须往前看。中国现在有14亿人，是美国人口数量的三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美国将永远不会停止推动某些事情，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但是，中国不喜欢我们做的某些事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公平竞争，强迫技术转让，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决定等这些事情，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来对待。

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就如何弥合差异抱有根本性的尊重，我们将无法避免一个混乱的世界，然后将我们推向我们真正不希望去的方向。我们认为商业应该有公平的赛道，认为不应有干预、操纵以及货币等问题。然而，这场“贸易战”并没有解决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做到了让大家坐下来谈谈怎么处理矛盾和分歧，每年开展双边经济与安全对话。如今中美关系经历了三年的动荡和混乱，而回到了原点。现在的贸易谈判到底是关于什么, 增加关税只会提高商品的价格，我们也有一再强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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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对华为的恐惧?”

在座的各位都很聪明，有些机密的事情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我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经起诉过俄亥俄州。为什么?因为它计算票数的算法，这种算法，实际上是将每五票中的一票投给了另一方，当投票关闭时，该算法消失，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就是网络世界的现实。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我们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着手做的事情，那就是网络规范。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基础，中美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合作。我们为何不能讨论如何真正实现以低廉的成本迅速的开发5G技术呢?如何保证问责，透明和对等，以确保双方都互惠互利?对于安全，中国可能也和我们有同样的担忧。为什么?美国的Stuxnet系统就曾经被运用到伊朗，成功的推迟了他们的拥核进程，这件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朋友们，我为什么要对你们说这些呢?我成长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我们上学时经常伏在桌子下，双手抱头，为核武器袭击做准备。这就是当年人民的日常，直到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看到，我们有5万个导弹互相瞄准对方，我们走错了方向，我们正在浪费数万亿美元，我们需要结束这种疯狂。 

现在的我们该怎么办?朋友们，想想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当年参议院批准美苏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我参加了这个过程。今天的世界可以不必重复过去，但前提是伟大的领导者站出来提供不同的选择。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填补奥巴马离任留下的空缺时，当时我也在，倾听他发表了奥巴马本来也想在会上表达相同意思的演讲。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出色的演讲，在开放、公平贸易等等议题上，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有着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听到一些看法，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衰退，本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的世纪，而不是美国的世纪。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会议，有俄罗斯人站起来说，我们不需要美国，我们不需要西方国家，这是俄罗斯的世纪，这是中国的世纪，俄罗斯与中国同在。对于这些看法，我们不太同意。在座的Graham Allison教授是我很敬仰的朋友， 他有一本非常出色的书很快就要出版了，届时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修昔底德陷阱，还有强国竞争等内容。

中美间没有必要开启新一轮“冷战”，相反可在气候领域加强合作

我始终相信中国和美国没有必要开启一轮新的“冷战”。我代理美国代表团去巴厘参加APEC峰会的时候，当时美国政府正在面临停摆。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是中国人、俄罗斯人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你看见美国政府停摆，连预算都没法通过，你会不会坐在那儿问你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今天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可以谈论他们的政府如何更快地做出决定以及他们不需要什么。我们将教育我们的孩子们，民主在今天受到了考验，因此我们必须有远见，我们必须对我们想要的世界有愿景，这就是领导力。

我已经就气候变化议题研究了35年。自首次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以来，我参加过每一届会议。老布什总统在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签署了一项自愿协议。我去过京都，和戈尔等人在那儿进行谈判。我们达成了《京都议定书》。但我们无法在参议院中推动它。为什么?因为中国做得还不够。我们无法在参议院提出这个建议，因为美国人说，为什么中国不减排，为什么美国就应该减排?所以朋友们，我们应该一起行动起来。在担任国务卿时，我荣幸地带领我们的谈判团队参加了巴黎气候大会。那时，我去了中国，习主席在我面前做出了决定。我们在同一个小组中一起合作直到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起宣布中国和美国将会共同削减排放。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整个世界都知道美国和中国开始合作了，它传达了一个信息，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巴西也无法避免削减排放。

我们去巴黎时，我们达成了这项协议。196个国家参加了巴黎大会并且表示我们不会保证可以将地球的温度涨幅保持在2℃，但是很有希望，我们会尽力将这个信息传递到市场。196个国家/地区正在尝试做同样的事情。

朋友们，想想吧，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新能源市场。今天这个市场有45亿用户。在未来三年内，它将有90亿用户。它已经是一个数万亿美元的市场。这将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工作机会，根据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和马克·卡尼的估计。我们保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当我从战争中回来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在反对声中，在我们的体制下，美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安全饮用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沿海地区管理，濒危物种保护等相关法案。因为有识之士站出来发声，我们创建了我们的国家环境保护机构。现在每个人都会站出来为保护环境发声。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过去更加奋勇。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这些工作，我的子孙将会继续奋斗。

但当前的事实是，美国、中国、欧洲和印度的排放量还在上升。难怪这些孩子罢课上街抗议，对我们这些成年人表示愤怒。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要赚更多的钱，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做成更多的成绩，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冷战”?我们应该一起应对气候危机。朋友们，我们还应该花时间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昨天在南极是70华氏度，一周前我知道报道的是华氏零下65华氏度，这已经够糟糕了。

我去过南极洲。科学家告诉我情况是这样的：温暖的水从冰壳流过，融化了冰，这个不稳定性能够使得整个巨大的冰川滑落到海洋中。现已发现冰洋流的移动速度比以往快76%。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甲烷正从冻土带的永久冻土地面中倾泻而出。

我知道我从习主席那里学到了一件事，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合作，并带领世界达成了《巴黎协定》。现在，我们必须比以前更加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在电池存储领域，我们正处于突破的边缘。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并组成一个国际财团，以加快问题的解决。我们应该与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进行创新练习，以发现我们将如何采用负排放技术或者是任何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让我整理一下我的思绪。当我代表我的政府宣布我们政府停摆时，我遇到了一群外交部长，他们对我说：“国务卿，我们对你的政府关闭了这件事感到难过。我可以请你吃饭吗?我们的飞机可以送你回家。”这很尴尬。

在与习近平主席的谈话中，我说他，“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合作?”他跟我说，听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叫做“一带一路”倡议，而且我们将在世界各国投资。我说，“主席先生，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做呢?”他给出了回应。但我们政府的运作没有允许这个对话变成现实。

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坐下来谈谈这个项目，中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花费了上万亿美元，但我不得不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将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结合使用。我们有能力在大范围内运行智能电网，通过智能电网，我们可以将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和生物燃料融合在一起，然后将这些电输送到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我们为何不共同努力来发展这种技术呢。

这可能会改变当前中美两边的态度，或者代替“冷战”，我们需要与气候变化议题进行对话。我们共同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因此，我希望中国在这个新世界中认真思考这个倡议。在21世纪的曙光中，我们不能停留在总是为了“冷战”而战，或者总是被旧思维困住。看看当今冲突最严重的中东地区，伟大的亚伯拉罕宗教的发源地，是全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融合程度最低的区域。

朋友们，让我们在2020年想想当我们为世界共同努力的场景。王毅先生，他非常高效，非常开放，随时准备工作。每次我对他，或对杨洁篪，对李克强或其他人说，您是否仍准备与美国合作以帮助开发这些领域并改变世界?每当他们说“是”时，我们都愿意这样做。因此，我希望今晚的讨论不要回到“冷战”范式的轨道，我们将讨论如何更好实现更好的愿景并避免造成灾难性错误的可能性。非常感谢大家。

随后，在讨论环节，克里表示，中美两国必须努力通过寻找共识，从而重建互信。他指出，当前美国政治受煽动情绪影响较重，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这并不有利于解决当前中美间面临的挑战。同时，中国也应正视自己被国际社会误解的因素和原因。他表示，中美两国都应更加“克制”和“成熟”。此外，克里还提到，美国对中国的部分商业行为感到不满，这亦是美国两党达成的共识。最后，克里强调，他十分不愿看到中美间理性的相互理解被吸进一个可怕的困境，中美应共同努力避免犯下这种错误。

(本文根据克里先生在全球化智库(CCG)于2020年2月14日与慕安会联合举办的主题晚宴——“中美冷战?迷思与现实”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演讲人：

约翰·克里(John Kerry)，1943出生，2004年7月29日获民主党提名为该党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2013年1月出任美国国务卿。美国民众对国务卿克里上任以来在推进美国外交方面取得的卓有成效给予了很高评价，美国多家媒体将克里评价为“美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外交之星”。

来源时间：2020/11/25   发布时间：20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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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带、族裔、民调与特朗普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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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2016和2020两次选举暴露出美国社会积重难返的种种问题，以及特朗普四年任期为美国本土和国际局势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在王炎老师看来，特朗普的政策回应了美国长久以来的保守呼声，即想要回到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化，也试图抛弃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图景。至于特朗普本人，比起传统的共和党大资本家，他更像是一个黑道头子，与支持他的美国底层白人共享同样的一套文化、价值观和语言;他不相信美国式的民主，只相信权力。在过去的四年里，特朗普非但没有被建制所吸纳，他不断冲击美国的政治规则，这既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重创，也是以奥巴马时代为参考的一笔巨大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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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失望的美国锈带，靠特朗普宣泄情感

张之琪：王炎老师这两天看选情的心情是怎样的?

王炎：就像看球赛，特别紧张，从前没有过。以前我赶上过几次大选日，2000年戈尔和小布什那次我集中看了一晚上，但也没到特别晚，后来就睡了。从我记事开始，终究美国大选都没有一定要某个人上某个人下，或者说，谁上谁下对美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不那么重要无论对世界格局还是对美国格局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实际上，上去的人和下来的人的政策改变是非常有限的。

在冷战之后，美国政治——无论是国会选举还是总统选举——基本上都集中于治理范围内的议题上，比如税收是高是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社会福利如何、计划医疗怎样，怎么刺激就业等等。在和平时期，关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问题没有大是大非，冷战之后的所有选举基本上都无关大局，所以那些选举也很和平、很顺畅。

另外，随着冷战慢慢远去，美国政治中大选的娱乐化越来越强。大家更多关注两个候选人的口才，比如两个人的演讲是不是漂亮。从尼克松之后，丑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但这次显然不是。

张之琪：除了选情观感，我们也想和王炎老师聊一下从大选里生发出来的诸多议题。第一个就是锈带。在4年前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竞选中，锈带后来被认为左右了最后的选举结果。锈带州包括了宾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辛州——2016年希拉里只赢了伊利诺伊州，其他州全部由特朗普赢下。今年截至目前的情况是拜登已赢下三个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宾州的计票还没结束，很多人分析认为宾州很有可能会翻盘。王炎老师怎么看锈带州这次的表现?

王炎：锈带对我来说最清晰的一个地区是匹兹堡。它在过去是一个重工业地区，工业非常发达，有各种各样制造业。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开始衰落，从一个特别繁荣壮大的工业区走向破败。年轻人离开，房价地价往下跌，一个厂整个卖给中国。连钢铁厂车间里的凳子都一块装在集装箱里运走，跟处理垃圾一样。

二战之后，锈带地区一直是民主党的势力范围，它和罗斯福新政和民主党的整个政治传统紧密相连。相反，宾州的大城市传统上是共和党的地盘，在战后很多年里一直如此。冷战之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美国的制造业、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开始外移，外包(outsourcing)使得巨大的白人工人队伍开始慢慢远离民主党。

民主党主张的是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以及最大限度的新自由主义：利润最大化，把制造业变成全球生产链，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第三世界和劳动成本比较低的地区，设计和研发放在发达国家。慢慢地，整个美国的社会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传统白人和老移民们以前进入制造业的工人大军，如今这个时代里被一点点边缘化。当然，他们的子女有可能上了比较好的大学，到大城市从事金融或律师行业，但这毕竟是有限的，大部分工人子弟还是留在当地。如果要对比的话，锈带地区和中国东北很像。

整个锈带对于民主党新自由主义的一套逻辑感到失望，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时一直在说传统行业要回来，我们要搞“保护主义”。当然他不直接使用这个词，他提出要对进口商品征税，实际上就是“保护主义”。美国在此之前进口都是零税，是真正的自由开放市场，特朗普提出加税，显然要保护国内经济。特朗普要把那些大企业和制造环节搬回国内，提供各种各样的补贴政策;如果企业不搬回、把资本外移的话，还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惩罚。

这是特朗普的政策，其实这也是几十年来保守的呼声，即呼唤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而非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特朗普不仅提出这一观点，他也确实付诸实践。他打了各种各样的贸易战，想把制造业带回本国。但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也绝对没那么容易。

张之琪：在特朗普的4年任期之内，您认为他到底为锈带做了些什么?他是否兑现了2016年竞选时的承诺?

王炎：现实状况积重难返。毕竟美国是一个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介入都是靠一些税收或贷款方面的刺激政策，利用的杠杆非常有限。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状况下，在整个重工业外移之后，别说4年，就是8年，这也是完不成的任务。

但是特朗普的提法对于锈带白人相当有吸引力，这既是一种希望，虽然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同时也是一种情感宣泄。实际上，特朗普的政策是一个不断指责和谩骂的政策，是对建制精英和的华尔街资本家——不断指责的时候，对于被抛弃的老一代美国人而言，显然是一个特别大的情绪宣泄。他们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希望，虽然很少有人真地相信特朗普能拯救他们。

N2 选的不是拜登，而是不要特朗普

张之琪：今年有很多人说拜登的优势在于他出生于宾州，是一个蓝领阶层的候选人，有利于动摇特朗普在锈带的支持者，王炎老师怎么看?

王炎：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有限。拜登有一种老美国人的稳重，这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能让传统美国白人产生移情，但这种情感作用极其有限。

这次竞选关乎更深刻的问题，选民们从未在投票日之前把这个问题想得如此清楚：从我的立场如何理解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应该向何处去?美国应该是什么的国家?这次选举之所以极其特殊，是因为参与投票的人数达到了世纪之最。很多投票率很高的州——新泽西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等等几十年来都是蓝州，个人的投票或不投票不能改变结果。但很多人花几小时去排队投票，只是想表明自己的立场。它是一种在排队过程中的宣誓：我要让特朗普离开。显然，这一刻的美国大选，与历史上任何一个节点的历次大选，都产生了不同的含义。

傅适野：王炎老师此前也说，大家选的不是拜登，大家选的只是我不想要特朗普。

王炎：拜登年龄大，脑子也慢，没有特别多的想法，是一个经典的副总统的样子，显然不是一个有任何强烈个性主张和意识形态政策的领导人。大家选择他意味着什么呢?是让美国慢下来，停一停，想一想，我们应该向何处去?

特朗普所有的观念都是保守的，但他很激进，以激进的方式实施保守政治。我们熟悉的保守是指经典的共和党人所定义的美国保守主义，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了，比如里根、布什父子、罗姆尼、切尼和哈利波顿(Halliburton，世界上最大的油田服务公司之一)的老板，这些人和大的军工企业密切相关，这才是经典的保守主义。如果要定义什么是共和党人，这些才是共和党人：大资本家，有非常明确的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的价值观。崇尚道德，虽然自己的道德并不一定高。他们崇尚美国式贵族的优雅，虽然在美国从来没有贵族。但特朗普不是，虽然他很有钱，但他一点都不像这些保守的大资本家。如果要在文艺作品中找和特朗普对应的人物，电视剧《黑道家族》里有特朗普的影子。

我们媒体上有挺大的一个误导，认为特朗普是大资本家，特别有钱，大房地产商，所以从阶级的角度看，他怎么会跟蓝领工人阶级、这些被剥夺者形成联盟呢?我觉得特朗普不是这样一个经典的资本家，而是一个黑道式的，很有底层色彩。

《时代》杂志80年代有一个深度报道，讲特朗普买大西洋城一个赌场的过程。商人的做法是遵循市场经济，跟人讨价还价。但特朗普与赌场老板一见面，人家说“我根本没想卖”，而特朗普面无表情地说“下星期我们再见一次，你看你想要多少钱”——这是典型的黑道做法。所以特朗普特立独行，他是个官僚体制和政治规则之外的另类。

而在《黑道家族》《美国往事》以及好多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黑道和美国底层之间的价值观、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有很直接的关联。所以Fox说这次选举不仅仅是关于阶级的选举，还是一个文化之战。事实上，这是美国白人与有色人种的战斗，美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战斗，美国民粹和精英之间的战斗。因此拜登赢得大选了，不是因为他出色的表现，而反对派害怕特朗普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反对者已经想清楚了，只要不是特朗普，谁都行。而支持特朗普的人，却不想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而想在特朗普这条激进的路线上再走下去，恰恰是这些激进的人很保守，他们拥有一切保守和民粹的价值观，特朗普要以激进的方式进入现实政治之路。

N3 从拉丁裔“跳水”到华人川粉

张之琪：王炎老师说特朗普很像一个黑道，他身上有点第一代移民的色彩，因为黑道就是所谓的第一代移民，比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黑人，而不是传统的安格鲁萨克逊人。而今年特朗普获得了很多拉丁裔的选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特别微妙的关联?

傅适野：这次选举中很多媒体也提到了拉丁裔，尤其是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非常支持特朗普。而如果我们对比古巴裔和华人的川粉群体，两者是不是也存在某种联系?

王炎：拉丁裔传统上是民主党的铁票仓。拉丁裔跟其他族裔不太一样，诉求很简单，他们对移民的要求是连续的：他来了，他弟弟要来，他妈要来，儿子还要来，他们移民是连锁式的。所以任何反移民的、维护传统老一代移民的排外政策，都是拉丁裔所不取的。

所以拉丁裔的诉求和民主党有很多相交之处。虽然民主党说我们是个移民国家，是大熔炉，是国家的基本底色，但同时我们要求合法移民，而拉丁裔有大量的非法移民。但不管怎么说，民主党不会筑起大墙来，把儿童和父母强行分开。

但这次主流民调特别大的失误是在佛罗里达州，有两个错误：

一个说佛罗里达州老人多——因为那里特暖和，也没什么工作机会，老年人拿退休金去海边养老，是一个养老州，而老年人都怕新冠，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一定会反对他的。

第二个失误就是古巴的西裔。他们主要在佛州南部，大都是卡斯特罗革命那一代来到美国的，这一代人的诉求和墨西哥、哥伦比亚的移民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在价值观上基本很保守——是一种冷战思维式的保守，也就是说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反专制的一切，价值观倾向于美国那种原汁原味的自由民主，更像国父时代所倡导的民主或是西部牛仔的那种自由。

这些人当然会算到西裔这个族群里，但他们确实有点特殊。第一，他们时间待得长，融入得深，英语是母语。另外受教育程度一般比较高，工作普遍好一些，因为在革命时期一般都是有钱人才从古巴跑出来。

这一次他们力挺特朗普，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浪潮下，他们和上面提到的传统底层、极端保守的白人之间有交集，他们认为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不在了。他们相信，特朗普所主张的东西能够把美国的黄金时代带回来。

在这一点上，华裔也和古巴裔也有交集。一般来说，华裔在美国的情况要比非洲裔和拉丁裔好。华裔分两种，一种是老华裔，19世纪和20世纪初从广东和福建来的那一波，这一波影响不是那么大。另外一波是80年代之后的移民，以及1997年之后从香港来的华裔。那时移民政策的门槛已经很高了，所以当时到美国移民的教育水准都比较高，比较容易拿到好的工作。也不像西裔那样要把家里所有人都带到美国，美国华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感到恐惧，会认为资源是有限的，不断涌入的新移民是在稀释华裔精英的位置。因此华裔倾向于反移民政策，倾向于建起高墙，这回应了他们内心的呼声。另外一个维度可以说是个幻象，跟古巴裔和一些中下产白人类似，华裔也认为特朗普带回来了美国黄金时代一些老的东西，但特朗普却不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不知是否注意到，特朗普讲话从来不说“美国民主”，他不爱用这个词。这次他宣布胜选使——当然是假消息——讲话后让副总统讲。彭斯说，我们正在走向赢的道路上，我们正在计票，我们应该等待计票票，这是美国民主的精华所在。实际上，彭斯和特朗普在基本理念上分歧很大，这从他们的竞选中就能看得很清楚。彭斯仍然是一个共和党人，仍然是一个要把传统的偏右翼美国民主——小政府大社会，延续美国政治传统中的自由民主价值。但特朗普不是，他基本不认同美国的民主，他崇拜力量，功利到了牙齿。

1920年代美国遭遇重大危机，也有疫情，连威尔逊总统都被传染了西班牙流感。一战之后的美国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选择——是继续像威尔逊所说的那种高扬的世界主义、加入国联，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还是回到孤立主义?最后显然是回到传统的声音比较大。那是美国的一个转折关头。另一个转折点是1968年。在越战、民权运动和种族问题上，美国社会整个被撕裂开了。当时要么更加像威尔逊、罗斯福那样继续全球干预，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帝国，要么回到美国例外的路线上。虽然美国一直这两者之间来回摇摆，但一直在美国民主传统的大框架下。政治文化有时摆向外向，有时摆向内向。而特朗普呢，有个评论说他是背着一个鹰嘴锄头走到民主的大帐篷下、拿起锄头就刨帐篷支柱的人。他要瓦解民主的根基，他不认同民主政治。所以他很少提“民主”这个，在他只承认力量。

冷建国：我也想顺着王炎老师刚刚对美国华裔川粉的分析问一下，为什么中国国内会有这么多川粉?因为川粉力量太过庞大，最近有很多研究粉丝文化的学者都想要研究国内川粉的粉丝话语和组织方式了。这是否跟您刚才说的特朗普不那么美国，甚至要亲自把自由女神像推倒这种印象有关呢?

王炎：在选举前一天，我看到一篇评论文章说，你们都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特别希望拜登赢，因为拜登对中国更友好。你们错了，粉红和工业党其实希望川普赢。因为他赢之后有诸多好处：一个是灯塔倒了，美国民主被证明是错的;另一个是美国不继续干预政策，其自身的不断收缩、撤出海外、“美国第一”等政策，给中国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很多的空间。

张之琪：所以您觉得他们这种支持特朗普的态度是reasonable的?

王炎：我不敢说这是不是reasonable。但我觉得，其实是这些人在一个灯塔国家看到了和自己类似的价值观体现出来，看来这种价值观没那么荒诞，也没那么过时，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实现了对特朗普的共情。

另一个是现实政治层面。美国确实是一个帝国，美国的一举一动和它方向性的变化，实际上不仅是国内政治，也是国际政治。具体来说，如果特朗普连任，他撤出的国际组织会越来越多，这实际上也是让二战之后的整个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给了new players的崛起更多的空间。中国肯定是new player——但也不止是中国，德国是，俄罗斯也是。

N4 民调的失误与女性的左转

冷建国：您刚提到特朗普在任期内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昨天虽然选战激烈，但长期在微博热搜第一的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我也看到一种观点，说的是昨天这个选举状况不是那么好，拜登并没有大幅度领先，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科学的失败。第一是民调科学的失败，实际的选情似乎与民调的乐观有很大差距;第二是在过去四年里美国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在不断批判特朗普导致的退步，但现在没有人听科学共同体的声音了。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关于民调的讨论，以及美国科学共同体影响力的退步。

王炎：在选举前我看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深度采访，是针对一家新型民调公司Trafalgar Group的负责人Robert Cahaly。他在2016年就非常准确地预测了特朗普会赢，各州的选票都预测特别准。这次大选在某种意义来说他也预测得比较准，尤其是佛罗里达州的票数走向。在这个采访中，他强调了他的民调和传统民调的不同之处。传统民调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和时代脱节。传统民调一般是查电话黄页、给座机机主挨个打电话，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第一，现在用座机的人很少，接座机电话的人往往都是不主事或者没事的人。

傅适野：有一种说法是在大多数家庭里，女性更倾向于接座机电话，所以也有性别层面的因素。

王炎：对。第二是传统民调基本有20多个问题，在这个时代，大家凭什么回答这么多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他多年前就提出的shy voters，也就是腼腆的投票者。一个陌生人——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实习生——打电话来询问你的政治立场，接电话的人通常会比较警觉。如果一个陌生人来问你投票给谁，一般都会收到拜登这个答案，因为拜登很中庸。但是对于特朗普这种极端的候选人，你说投给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给自己贴标签——种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仇女者、恐同者等等。因此对陌生人会采取最安全礼貌的方式(回答投给拜登)，所以有关特朗普的民调会出现大量失误。

Robert家在南卡罗来纳州，他说自己从小就知道邻居是什么样子，太知道南方人是怎么想问题的了。中西南部的南方人跟城市人很不一样，他们比较传统，活在老一套的生活伦理之中。他们总希望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特立独行，会给自己一个低调的形象，这时候民调就会出现很大的错误。

他采取的改进方法是，想法拿到选民的电子邮箱地址、也可以用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或者是Facebook。他通过这种私密的方式与被访者联系，当然大部分情况得不到答复，可一旦得到回复，往往是真实的回复。因为这种联系方式没有风险，是私密性的、相对匿名的。另外他还有一个adjustment系数，会根据不同的州的人口特征，得出的个系数做出调整。在采访里他也提到，这次选举之后，民调行业的大部分人可能会失业。所以民调行业必须得更新，不可能再用过去的方式。

傅适野：我早上看微博上一个博主发了一个播客信息，是一个political analyst和一位记者讨论民调。他们讲到，记者报道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是随机街头采访，得到更有代表性但却没有普遍性的案例，二是参考和援引民调数据。如果街采，记者担心被说报道不客观;如果引用民调数据，会让报道显得客观，并且有很多点可以分析，但可能不准确。

这有点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狗屁工作。民调不准确，并且一直在往不准确的道路上偏，但并没有人出来纠偏，说这个东西我们做得不好，我们重新来过，因为它涉及到太多的人力、精力和数据。我记得2016年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大家也说我们的民调出了很大的问题，跟现在情况差不多，4年过去了民调还是不准。

张之琪：民调本质上是数据研究，是定量研究，我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发微博说，民调的不准确是不是应该让我们重新开始重视质性研究，就是不完全按照数据来判断。

今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人讲拉丁裔的选票问题。美国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本身也有一个大的框架，这个框架说白了就是白人中心的。比如我怎么判断一个言论是不是种族主义的，判断的方式是白人是不是认同这个说法，并不是以少数族群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这其实是学术研究本身的习惯路径导致的，和民调的问题类似。

傅适野：我之前听 New York Times的一档播客The Daily，有一集讲为什么俄亥俄郊区的主妇4年前投的是特朗普或者第三方，而现在她们都在改票。一位民主党女性动员者说，做民调的专业工作人员一般都是25岁以下，有一些talking points and scripts，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但这些主妇是不会跟他们分享自己的脆弱性或者内心真实想法的。

这跟之琪刚讲的有点像，主妇在当地做的动员活动更偏质性，也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她会听每一个母亲的故事，下午约她们喝咖啡。虽说今年俄亥俄州还是特朗普赢了，但是我专门看了一下投票比率——2016年他赢的是8.13%，今年是8.1%。我就在想，这0.03%是不是因为主妇们的努力。

冷建国：这群郊区女性的特点是有很多具身性的经验，并且有强大的反思能力，她们会反省为什么自己之前投给了特朗普，现在我后悔了，我要出来纠正错误的结果。也有人说因为我这4年之间经历了堕胎，我不希望女性失去这样的权利;还有人分享经验说，她的女儿会问为什么我们的总统不戴口罩，而我要戴口罩?这些经历都是发生在母亲身上的非常日常的经历。

傅适野：我记得还有一点是她们为什么要转票。也是因为在弗洛伊德事件里，他去世之前一直在喊“妈妈”，这一幕唤起了中产郊区主妇们的共情。这些点可能在选举里都非常重要，包括王炎老师之前讲的，特朗普回应了底层白人男性一些很虚妄的情绪宣泄。情感维度可能在我们在讨论大选时经常会忽略掉的一个维度。

王炎：我记得2016年选举之前BBC做过一个电话采访，随机打电话问民众会选谁。当时正值特朗普性丑闻期间，电话打到了一个妈妈那，主持人问她会选特朗普吗，她说不会，如果我投了特朗普的票，我没法面对我的女儿。另外一位男性说，你是选中学老师、小学老师，还是选美国总统?从中你就能看到，男性立刻把情感理性化了，他会说这根本就不是你选择的重点，重点应该是选一个好的管理者。

冷建国：王炎老师提到男女在政治方面情感的approach不一样，也让我想到，美国Metoo运动也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大规模掀起来的，既是女性从身体的层面出发去反抗一种性的不合理压迫，其实也是在反对一个有性丑闻的总统、反对特朗普的统治。

我今年还看到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越来越多男性投共和党，而女性越来越多转向民主党，为什么特朗普的抗疫政策如此失败都没有扭转这个局面。文章提到了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分析：很多男性从特朗普不怕疾病的话语，以及他得了新冠又恢复的经历中，看到了他的男子气概并受到了感召。

张之琪：建国说的这篇文章也谈到，今年是美国女性获得选举权以来，两性在投票上分歧最大的一年。美国的女性现在普遍左倾，世界上很多比较发达的民主国家都是如此。但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是偏右倾的，普遍更保守。其中有一些时代的具体原因，比如那个时候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比例比较低，对宗教更虔诚，所以更容易偏向共和党的价值观。

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里面有一个转折点很有意思——80年代里根第一次把堕胎权的问题和共和党的基本政策、基本价值观绑定起来，堕胎权在80年代里根时期开始变成了一个党派问题。也正是在此之后，共和党大规模地失去了女性支持者。

N5 特朗普最大的政治遗产是不断冲击僵化的美国政治制度

张之琪：王炎老师刚才提到，这次大选是美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一次战争，生活在郊区的富裕白人都转向民主党，尤其是在一些摇摆州，我们能从地图上看到，大城市以及大城市周边的郊区是非常蓝的，而以白人人口为主的农村地区则变得更红了。

王炎：对。我觉得移民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可能会比较偏向民主党，但相对保守的、收入比较高的白人，这次会投拜登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们不能接受特朗普对于共和党的定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激进在毁掉共和党，毁掉共和党的基本价值，而共和党的这些大佬们正在无原则地向特朗普妥协。很多人在投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的时候，选的是共和党人，而在投总统候选人时投了拜登。他们认为这样是在拯救共和党，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冷建国：四年前很多人就在批评美国非常独特的选举人团制度，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赢者通吃的制度的话，当时很可能就是希拉里胜出。这次依然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特别的选举人团制度，选情可能不会这么焦灼。想问王炎老师，这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赢者通吃的制度是怎么来的?

王炎：这个制度要追溯到1787年签订宪法的美国国父时代，那时候美国没有政党，没有政党就意味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机构。对于许多州的选民来说，总统候选人完全是陌生人，他们离华盛顿特区太遥远了，离联邦政治太遥远了。那时候一切现代通讯都还没有，连广播都没有，只有报纸，很难把全国联系起来。

另外，在麦迪逊、杰弗逊时代，妇女、黑人和没有财产的人都不能投票，因此各州的权重不完全是根据人口划分的，所以electoral college的成立实际上设计了经典的间接民主的模型——有一定财产的男性要先把票投给“政治达人”，投给少数的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再到国会投票，根据自己的判断投给最合适的人，而不是盲从。我觉得选举人团制度那个时代其实是相当有道理的，但那是18世纪。如今过时了。

理论上，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后，各州的选举人应该签一个协议，按照赢者通吃的原则，把他们手中的选举人票投给在本州获胜的党。到了12月13号或14号，各州的选举人会再投一次票，1月份国会要清点票数，这个票数理论上应该和前一年11月的选举结果一样。

但事实上联邦法并没有规定选举人必须按党派投票，他们理论上是可以根据自己意愿投票的，比如2016年就出了7个没信誉(faithless)的选举人，但是他们的票没有改变大选的结果，所以没太追究。但如果两党获得的选举人票很接近(比如271：268这种情况)，那么这些“跳船者”就可能会改变整个大选的结果。

如果改变了怎么办?没有先例，理论上国会会介入，推翻选举人的投票结果，但法律上没有规定。1876年曾出现过一次争议，共产党候选人Rutherford B. Hayes获得了165张选举人票，民主党候选人Samuel J. Tilden获得了184张选举人票，两人相差19票，而剩下4个州的总计20张选举人票却因为选举人资质问题引发争议。最终两党达成妥协，这20票归共和党的候选人Hayes，作为条件，共和党人同意从南方撤出联邦军队，结束南方重建，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1877妥协案”(Compromise of 1877)。

张之琪：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预言家环节”，因为特朗普其实已经做好了败选的准备，已经开始在一些争议比较大的州提起诉讼。如果最后拜登获胜，后面还会有什么幺蛾子出来吗?

王炎：拜登获胜的话风险其实特别大，选票差距很大的话会好一些，如果选票非常接近，就可能很麻烦。

一来，票数特别接近的话就会触发重新计票机制，2000年戈尔和小布什在佛州就是这种情况。二来就是选票本身出现的作假问题，比如死人投票、影子投票，这个情况一直都有，而且确实是在邮寄环节最容易出现。因为邮寄票没有人查验投票者的证件，你直接填上生日、社保号码等信息就可以寄出去，谁也查不出来。所以如果Trump咬定邮寄票有问题，肯定是能找出问题的。计票问题出现往往是无解的，因为规模太大了，无论你算多少次，每次结果可能都不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就又回到了经典的“绅士协定”(The Gentlemen’s Agreement)，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loyal dissident，即作为一个忠诚的异见者的立场;另外一个就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我做得更加漂亮、更加宽容。这是美国政治传统中一直大家依赖的政治家伦理。但是，这两方面Trump都没有，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例，所以我觉得这次会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考验。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Donald Trump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就算闹的话，如果没有胜算，他也会早早地收场。这是他的另外一面——他不是一个胡闹的人，他极其精明。有一种说法是他败选之后不离开白宫、占领白宫，这怎么办?那可能就让他住这了，只要国会不再给你权力，不给你送文件了，你就自己在那待着吧。

冷建国：美国媒体最近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叫“Trumpism”(川普主义)，大家围绕这个词在真正探讨的是，特朗普任期四年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无论是在两党政治层面，在美国社会的撕裂问题上，或者是在国际关系层面。王炎老师能从自己最关切的角度出发，跟我们讲讲特朗普为美国和世界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吗?

王炎：有一本特别著名的书，研究政治学和美国史的人都会看，叫做《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我认为，美国政治的演变，从建国到二战，确实是有一条很清晰的线索的。

最近十几年美国有两次运动。一个2008年的Obama Coalition(奥巴马联盟)，对于美国政治传统是一个有冲击性的运动。首先，它实现了募捐的民主化，不再是通过大的财团或者利益集团募捐，而是通过Email实现那种五块十块的小额捐款，积少成多。其次，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Change，改变，因此大量年轻人、有色人种、有远见、有改变意图的liberals加入到了他的阵营之中，那一年的大选给了美国一个巨大的希望。出结果的那天，我正在康奈尔大学做讲座，我想回去睡觉，他们说你别睡觉，没有人睡觉。当晚街上不断有人游行，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喝酒，直到第二天。为什么?因为奥巴马要冲击传统，这个传统到08年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僵化，曾经的活力已经越来越少。但奥巴马当选之后没有做什么，他很快就被制度吸纳了。这个制度非常resilient，能够吸纳各种各样的异质性力量，奥巴马被这套政治的establishment整个捆住手脚，他做的事可能比任何总统都更少，而不是更多，他带来的变化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这也是Trump四年之前能够当选总统的原因。如果没有奥巴马，你想象不出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能上去。他攻击奥巴马的点就是“嘴大事小”，没干成任何事。我记得特别清楚，2017年1月，在20号白宫正式易主之前，奥巴马和Trump在白宫有一次聊天，俩人关上门在里边聊了挺长时间，出来之后感觉都特别好。Trump说，“我现在知道了，奥巴马是好人”;奥巴马说，“我放心了，我跟他说，你在这个位置上坐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你也会像我这样。”

但是奥巴马错了。这正是Trump留下的一个巨大的政治遗产——他完全没有被establishment吸纳，非但没有吸纳，他不断地冲击传统、冲击制度。他辞掉FBI局长的时候就跟人家说，你听不听我的，你对我忠诚不忠诚，不忠诚你就别干了，这是一个国王的做法。

实际上，所有的官僚系统都应该有一个规则去follow，你既然坐这个位置上，就应该按这个制度来做，只有这样才能做成事情。但他完全不守规矩，但可以用一种独裁的、僭越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能达到他的目的。反过来说，要想达到他的目的，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你要是中规中矩，那你什么也做不成。所以这是他留下的特别巨大的政治遗产，这可能是对美国整个民主制度的一次重创。

Trump的国际图景是什么样的呢?他绝对不是一个世界警察。他说过很多次，我不当世界警察，我也不当世界领袖，我就是要美国第一。其实像北约这样的协定，不是通过简单计算就能得出利弊的，它是基于一个特别长远的、关乎美国对全球影响的一个宏大图景，才可能花巨资去维持这些东西。但是川普说，我算不出这个账，它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Trump的世界图景和美国战后主导的整个国际秩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认为美国就是北美大陆上的一个民族国家，别人收税我也收税，凭什么你收我不收。可是他没想过，整个世界的贸易秩序是你制定的，大家都在花美元，你不是一个和别人对等的国家，你是高于别人、在别人之上的国家，你必须benevolent，你必须有一种让步和悲悯，你是一个帝国。

这个变化我觉得是十分巨大的，当然财政支出会大大减少，但是你的国际影响也会大大收缩，这是很多new players想看到的，俄罗斯、中国以及很多国家都想看到这一点。拜登上台之后可能想修复，但是修复起来挺难的。

傅适野：王炎老师刚刚说的更多集中在美国政治和国际格局方面，那这两次大选在美国民众间造成的巨大撕裂，拜登上台有可能弥合吗?还是这种撕裂会继续下去?

王炎：我觉得答案是悬置。拜登的上台会把一切矛盾悬置、静止，不让它们继续发展。他甚至不能决定发展不发展的问题，只能说这个问题我先暂时不去触及它，我觉得这是拜登的最大作用，这些都是火药桶，一触及就会爆。

但是，像种族问题、农村问题、旧白人问题、工业问题、国家定位等等问题，恐怕早晚都得触及。奥巴马拖了8年，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激化，所以希拉里的竞选才那么难。2016年美国人选择Trump，其实是有病乱投医、饮鸩止渴，只不过找了一个放狠话的人。现在就算他下去了，绝不意味着问题解决了，这些矛盾不会因为换了总统而发生任何改变。

来源时间：2020/11/25   发布时间：2020/11/25

旧文章ID：23561

彭胜玉：从拜登要给中国划红线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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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胜玉  来源：中美印象

近日，拜登发表公开讲话，宣称一就任就要干三件事，一是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二是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三是要联合盟友给中国划红线。拜登一上任就要给中国划红线折射出的拜登对华政策的思路，意图和思维逻辑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绝不仅仅是为了不让中国触碰美国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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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中美必须为两国日趋激烈的竞争建立游戏规则，否则有可能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球政治的不确定性局面。他说，美国应放弃全球霸权的思想，必须更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别惹中国！他认为，美国已无法再在经济和战略上取得“单边优势”。1个月后，即11月16日，在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基辛格向即将上台的总统拜登发出呼吁，迅速采取行动，恢复美中沟通的渠道。

11月20日，包道格发表题为《为何拜登的第一要务是美国而非中国？》的文章指出：恢复美国竞争力影响力，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才是拜登上任的第一要务。他建议要管控中美争端，恢复对话。他同时指出要向中国表明美国红线。他还说，美国称霸西太平洋的时代已经结束。

11月19日，美国务院前中东问题谈判代表亚伦·戴维·米勒发表文章，标题为拜登必须为不统治世界的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文章指出要淡化中美大国竞争，避免和中国进行危险对抗。

如果从包道格和米勒的思维逻辑去研判，那么拜登的这个划红线的意图极大可能体现出美国将对特朗普的对华对抗打压的极端政策进行收敛。那意思就是我划出美国的几道红线，中国你别踩，你少侵扰我重大利益，让我安心发展美国经济，控制美国疫情。

很多美国人之所以在美国疫情肆虐之时还对中国意见很大，就是他们认为：中国趁人之危趁，用各种办法侵夺他们的世界领导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还利用这场危机四处宣扬美国制度的无能，美国民主的虚伪，美国自由的荒唐，美国国家的脆弱。

不得不承认，中国媒体和很多中国人确实干了这种事，美国各种乱时，很多的中国人不是同情，而是拍掌叫好，巴不得美国从此没落。抨击美国民主和制度，打压美国各种原有地位和利益的行为和言论，确实不少。这些意见虽然不见得代表中国政府，但是给美国人民的感官就是，中国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当然，我们中国国内常说美国打压中国，核心是美国想维持住美国世界老大的统治地位。这个不错，但是可能并不全面。维持美国世界最强地位是美国的追求，同时，美国自身感受到地位和利益的威胁也是促使打压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

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大经济体，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对抗则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美国和中国清楚，世界上不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如果冲突和严重对抗，带来双输，世界其他国家无一不拍手称快。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欢迎美国和中国的霸权和老大地位。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巴不得中美打的你死我活。这就是人类的现状。中美冲突对抗，是人类除中美外的国家和人民巴不得的事，他们只会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

这种全世界趋同，巴不得中美冲突对抗，甚至你死我亡的共同心理，就决定了拜登要划红线的另一层意图。

这就是，又想最大极限遏制你、打压你、排挤你，又不想引起大战导致双输，这种心态，决定了美国还是存在一种较强的防止中美危机升级和避免误判的欲望。

红线本质是就是一种约定好了的冲突升级管控机制的原则。那么，中国是否应该成全美国这种又想最大极限打压遏制排挤又能避免战争的中美危机管控机制呢？

如果成全美国这种心理，认可其划的红线，达成健全的中美冲突管控机制，那么，美国打压遏制排挤中国将变得肆无忌惮。当然，认可了其红线，达成了健全的中美冲突管控机制，也确实有助于中美管控危机升级为战争。如果中国不和美国达成中美冲突管控机制，又能收获到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你让美国担心冲突升级，担心误判，担心引发不想发生的战争等不可控行为，美国在做出各种极限打压遏制行为时，势必将有所顾忌和收敛，如此，缺少了更多的极限遏制打压行为时，中美之间冲突升级和误判的可能性也反倒能降低很多。同时，中国也能少遭受一些美国的敌意行为。

故，这种红线，本质上是中美冲突管控机制，是一把双刃剑，于中国，有利也有弊，关键是如何应对。

美国划出的红线，如果不触犯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倒是可以考虑认可。但是估计美国对中国划出的红线很难不触碰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诸如南海、台湾、钓鱼岛等可能都将是美国红线涉及的内容。那么这种触及到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红线，中国如果认可，那就是丧权辱国了。芯片你美国自己的，不卖中国，中国没话说，但是美国要是强迫别的国家也不能卖芯片和设备给中国，那就明显地触犯中国发展利益了。

倒是可以让拜登多从中国受到的美国对中国的威胁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发展美中关系。美国给中国的威胁，是远多于中国给美国的威胁的。如果你想让中国少威胁美国，那么你选择少威胁些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则一定是条正确的路。

中美双方都可以给彼此划红线，中美双方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这种给彼此的红线怎么划。如果能划出双方都可以满意的红线，那么于中美两国都是大事、幸事和好事。毕竟中美如果冲突升级，走向极端和战争，结果只会两败俱伤。

拜登要对中国划红线，可能既是想给中国带一顶挑战美国地位和利益的紧箍咒，也是给中美控制中美冲突双输的一个现实需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中美双方都可以考虑减少和降低对彼此的威胁行为。

如果北京和华盛顿都换位思考，可能才会更理解对方的行为逻辑。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11/25   发布时间：2020/11/25

旧文章ID：23555

傅莹：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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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

作者：傅莹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编者按：傅莹的时评发表之后可能受到了不少批评，《纽约时报》评论版代理主编Kathleen Kingsbury专门撰文说明为何要发表傅莹的文章。其中主要一条理由是，傅莹的文章可以被看做是中国政府对拜登当选后第一次有实际意义的表态。她还说，傅莹是一位女性高官，她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文章末尾标注的那些职务。点击这里查看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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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查看傅莹时评的英文原文

北京——正所谓大国政治无边界。未来美国政策的方向成为许多中国人热议的话题。
    毋庸讳言，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双方都表达了许多不满和关切。

美国认定中国要争夺世界霸权，而中国人看到的是美国处处阻挡中国前进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程。

似乎双方都确认对方是错误的一方，一方提出的倡议总会被视为对己方利益的损害。

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旨在促进更多的经济增长和更大的互联互通，而美方视之为一种谋求地缘政治主导力的战略。

随着两国关系近年变得更加紧张，华盛顿开始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给中国留学生制造麻烦。我遇到许多曾经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企业家，在两国经历了多年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他们现在被美国视为安全上的威胁，这使他们感到很困惑。将人文交流也都政治化的做法，令很多人担心曾经惠及双方的纽带还能否再现活力。

重新激活中美关系时，重要的是准确判断对方的意图。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也无需担心美国改变中国的制度。

中美这样两个强大的国家若因误判而滑向冲突，那将是历史性悲剧，必然要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让许多企业乃至普通民众付出代价。

中美两国政府各自都有重要的国内议程去关注，即便竞争不可避免，也需要合作管控好。两国是有可能通过解决彼此关切来发展某种“竞合”（合作与竞争）关系的。

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规则和法律须得到遵守。北京重要的是倾听和解决在华美企提出的合理关切，比如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和隐私。中国一直在这些领域做出努力，不断完善法律、从严执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了对著作权法的修改，其中就包括了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等内容。

而华盛顿则应该为在美经营的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环境。美方对华为公司在尖端领域拥有优势的恐惧，不应该以政府霸凌的方式表达，这样做不仅伤害到相关企业，也阻碍了人们从新技术进步中获益。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鼓励自己的企业与华为开展合作和竞争。

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试图禁止颇受欢迎的社交平台TikTok的做法也是很不公正的，美方并没有能够公开证明其所谓违反安全的说法，而TikTok承诺了要遵守美国的所有法律和规则。

华盛顿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中国企业的论调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很虚伪的。因为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引进了各种西方技术，也欢迎美企进入中国。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维护国家安全。

所以，如果双方能够进行平等和坦诚的谈判，应能为长久互利交往奠定坚实基础。

在政治领域，美国早该放弃干涉他国内政的习惯了。多年来美国的全球干预行为屡屡碰壁，例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华盛顿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美国担心外国干预自己的总统大选，那么是否也应能理解为何他国对美国的干预如此敏感。

美方指责中国制度或者针对中国的国内政策采取行动令中方反感。当然，中方也需要更加主动地向外部世界提供第一手信息，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中方的立场和行为的缘由。

中美应当相互尊重、承认各自政治制度不同、各美其美，从而营造一种更加平和的气氛。

在安全领域，双方都有责任维护和保持亚太地区多年来所享有的和平、安宁局面。美方需要尊重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信念，不要在台湾等问题上挑战中方，或是介入南海领土争议。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海军的成长给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带来压力——美国海军一贯自恃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中国这个强大本土力量的出现令其感到不安。美军针对中国申明拥有主权的领土进行抵近活动遭到中国军队越来越强的反对。

美方漠然对待中国在台湾和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关切，不能不让中方怀疑其动机何在：美国是否想帮助台湾实现独立，是否想在（南海）争议中选边站队帮助其他争议方，要像过去的帝国主义者那样欺侮中国？

为了避免误解和意想不到的冲突，两国军方可以在战略层面开展对话，以建立有效管理潜在危机的机制，找到和平共处的路径。

这并非不可能。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美就建立了海上安全磋商机制，后来还建立了处置海空意外相遇的规则和平息可能发生的危机的热线系统。近年两军建立了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机制。

现在需要的是坦诚交谈以更好地了解彼此意图和培育信任。

最后是在全球层面，中美合作的空间和需求很大，最紧迫的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

两国科学家以往在应对卫生危机上有着坚实的专业合作经历，应鼓励他们再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相互交流和联合研究的潜力。中国和美国在疫苗研发方面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两国能够携手提高全球疫苗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获益。

气候变化是另外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领域，世界期待中美发挥引领作用，两国有许多事情可以一起做。至于其他全球议题，诸如经济稳定、数字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也都需要团结协作来应对。

中美如能携手与其他国家同心协力应对这些挑战，多边主义将继续为人类进步带来希望。

（作者为外交部前副部长、前大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来源时间：2020/11/25   发布时间：2020/11/25

旧文章ID：23553

基辛格：我们的工作不应当是去驯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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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中报道

11月16日晚，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彭博合作举办的2020年“创新经济论坛”线上视频会议上，彭博社总编米斯伟对话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探讨在接下来阶段中美双方如何应对双边关系。观察者网翻译对话实录，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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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伟：基辛格博士，非常感谢您再次参加彭博社“创新经济论坛”。之前您和我共同参与的一次讨论中，谈到今天会议小组应该聚焦于哪些问题。我们期待这次的讨论能媲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正是那场多国领导齐聚一堂的会议在欧洲创造了一个世纪的和平。您的第一本书题为《重建的世界》，就是关于那次维也纳会议。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要保持长久的和平，您认为必要条件是什么?假定总统会是乔·拜登，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您认为他需要做什么?

基辛格：我认为首先美方需要和中方领导人开展对话，探讨需要努力尝试预防什么?两国领导人要商定，无论有什么其它冲突，都不会走向军事冲突。同时，双方商议形成制度化的架构，(在这个架构里)中方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分别指定他们信任的高层官员代表他们与对方保持联络沟通。在讨论完需要避免的冲突之后，我们可以讨论需要共同达成的目标。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此前从未遇到过体量与本国相当的国家。这是(中美两国)首次经历，而我们必须防止双方滑向冲突，希望双方能做出一些合作的努力。

米斯伟：去年的“创新经济论坛”上，您(把两国关系所处的位置)描述为“冷战的山脚下”。目前来看，您认为我们是否在进一步往山上爬?

基辛格：我认为目前我们在山路上，而这个进程不应当继续下去。

米斯伟：刚刚您提到了美方应当做的一些工作，您认为中方还有哪些有能力且应当进一步做的工作呢?

基辛格：围绕人权事务产生的分歧。很重要的一点是，双方都要理解对方的敏感点，并不是一定要立马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把问题的严重性降低到有回旋余地的程度。基本的历史性问题之一是，美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是针对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务实政策，而中方外交政策(的制定)仍然是立足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因此当中美最高领导人会面时，他们不一定是在谈同一个话题。我们美方必须开始理解这些历史性问题，而中方应当理解：重要的不光光是达到目的地，在此过程中的一些节点也要应对。

米斯伟：您认为是否有办法让人们以史为鉴?您觉得中国人对全球化的解读是否和美国曾经的解读一样?

基辛格：中国的历史和美国很不同。美国的历史基本上是连续的成功。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屡次陷入危机。美国则很幸运，没遭遇迫在眉睫的危险。中国经常被一些谋划和破坏中国统一的国家包围。美国和中国都有必要去充分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对方关于国家利益的基本定义和原则，这样才能启动对话。我们能从历史学到的是，一旦社会滑向冲突就可能出现重大灾难，尤其是某种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复出现，直到突然爆发。一战就是这么爆发的。当前的问题和过去几十年里应对过的十多项问题并没有本质不同。但以前用过的外交手段，这一次就不管用了。我们要设计新的办法来避免冲突的爆发。当然，任何一方都会捍卫各自的国家利益，这应当予以理解。我们的工作不应当变成去驯服中国。这个问题能够通过达到双方共存的结果得以解决。

米斯伟：在您看来，特朗普是不是加速了美国对华关系的进程?他是否描绘了某种对华立场，他有没有做任何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工作，还是说任由中美关系走了下坡路。

基辛格：我认为特朗普更多采取了对抗的方式，而非谈判的方法，但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进行运用。在(执政)最初阶段，强调美国人对于世界经济演变失衡的深层次关切非常重要。在当时，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在那之后，我个人倾向于采取更为不同的方式。

米斯伟：拜登圈子里有些人主张，民主国家应该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在你看来，这种观点是否合理?还是只是一种挑衅?

基辛格：我认为民主国家应当合作，无论其信念支持什么、宣称什么。我认为为了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而形成联盟是不明智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结成联盟来预防危险。当然，有史以来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美国始终是利益攸关方，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必须始终牢记的。

米斯伟：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欧洲能做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基辛格：目前欧洲面对的待解答的问题是，在与世界其它地区关系的演变中，他们会尝试扮演完全独立自主的角色?还是会认为形成统一的跨大西洋事务立场?这点非常重要。换句话说，欧洲是把自己看成亚洲边缘的一个半岛，还是一个在历史和共同利益上与美国关联(的地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取决于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米斯伟：在您看来，欧洲是否把自己看做美国的跨大西洋的盟友?还是说在召唤中转向欧亚大陆?

基辛格：在我看来，往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都存在。这于欧洲和美国而言素来都是挑战。

米斯伟：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自从我们上次谈话以来，出现了一个重大事件——新冠疫情。关于疫情对全球权力平衡的影响，它改变了全球权力平衡吗?很多人认为美国没能应对好此次大流行，看看美国的死亡病例，再对比其它国家，比如中国，应对情况要好得多。

基辛格：评判各国的表现，一方面是满足国内医疗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向全球、所在地区释放的信号，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但是我不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看新冠疫情。我认为我们能从新冠疫情获得的经验教训是，特定问题只能通过大范围合作甚至是全球合作才能解决。

米斯伟：这是否就是你在一开始提到的，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坐下来建立合作框架，可以共同商议解决新冠疫情、气候变化、贸易等问题?

基辛格：我不想说美国和中国关系会很和谐。我想说，中美之间还是会有紧张和拉力，问题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能够合作的方向。尽管会有其它事务让双方产生分歧，但只要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否则，世界将面临与一次大战同等级别的灾难，而且当前的技术力量要比历史上更难以控制。

米斯伟：基辛格博士，谢谢您为本次“创新经济论坛”奠定基调，我代表彭博社向您表示感谢。

(来源|宁栎，译:凯莉)

来源时间：2020/11/24   发布时间：2020/11/23

旧文章ID：23560

大选后美国将在外交上寻求“欧洲再平衡”，这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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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云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张云(Zhang Yun),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美国总统选举竞争激烈。民主党候选人、原副总统拜登当选已经基本确定，尽管特朗普总统拒绝承认并表示要诉诸司法程序，但从目前情况看其论据严重不足，翻盘可能性较小。然而，两位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数均超过奥巴马当选得票数，且两人选票数极其接近。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高度分裂和两极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总统当选后，这种内部对立的弥合仍然任重道远。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大选后美国外交战略上的动态对国际关系影响极大。拜登在竞选活动中已经明确展示出重回多边主义的姿态，但他并未提及外交战略的重点和优先地区是什么。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明确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笔者认为，从地区重点来说，拜登新政府在外交上将朝着“欧洲再平衡”方向发展。

“欧洲再平衡”的必要性

此次美国大选后，国际反应中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现象是，在美国尚未正式确认谁最终获胜的情况下，美国的主要盟友就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承认拜登为美国下一任总统。大选后，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首脑以推特、脸书或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对拜登表示祝贺。即使曾被拜登调侃为“克隆了特朗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迅速在美联社采访中表达了要与拜登新政府合作的明确意愿。这种反常现象一方面说明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洲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的确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试图迅速给拜登以国际承认，通过对美国国内政治施加“外压”以尽快结束乱局的强烈愿望。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在2020年夏天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美国总统对国际形势有正确认识的被调查者在德国仅占10%，法国为11%，这与奥巴马时期的超过80%相比几乎是自由落体式下降。

当选总统拜登同样很清楚，对美国外交来说，过去四年受损最大的不是美中关系，而是美欧关系。欧洲国家经营多年的外交成果，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框架协定等，都被特朗普政府无情抛弃。此外，美欧自由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已停止。美国还以撤离驻德国美军相威胁，要求欧洲盟友支付高额军费。美国撤出叙利亚导致当地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使大量难民流入欧洲。对于拜登来说，要在外交方向上重回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无论是伊朗核问题、气候变化还是安全保障，首先都必须要修补大西洋两岸关系。因此，拜登在11月10日一天之内连续与英法德三国首脑进行了电话会谈。拜登在电话会谈后对媒体说，美国回来了，美国不孤立。他还披露，英国首相在电话中已经邀请他参加2021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领导人峰会。

“欧洲再平衡”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正如当年奥巴马提出“亚洲再平衡”不意味着美国在外交上会放弃欧洲，拜登的“欧洲再平衡”同样不会放弃亚洲，只是可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欧洲地区。因为只有抓住欧洲这个焦点，美国外交才会有较大转机。那么，这个转向对于美国与亚太的关系特别是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笔者认为，美国新政府的“欧洲再平衡”对中美在多边领域合作的空间扩大、成果增加是一个利好，对缓和中美双边关系的紧张有益。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在《巴黎协定》履约问题上，中美欧三边共同引领，将为世界各国尽快设立各自的减排目标提供巨大推力。中美欧在WTO的改革和强化上增加合作，将为世界贸易带来更多确定性。中美欧在伊朗核问题上重回多边合作轨道，将有助于为大国协调管控重大地区热点问题积累更多经验。这些通过多边合作发展的互信和协调习惯，反过来又会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良性影响。

第二，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美国新政府的“欧洲再平衡”也可能对中国产生新的战略压力。欧洲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做法极其不满，对他在对华政策上一味打压、征收高额关税的反自由贸易原则做法也颇有微词。然而，欧洲对中国在市场准入、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的不满与美国是一致的，在香港等问题上美欧立场也相近。这意味着美国的“欧洲再平衡”并不等于其战略重心会从特朗普时代的对华全面打压完全转移。

面对美国外交可能出现的“欧洲再平衡”，如何努力顺应新形势，趋利避害，尽可能地扩大中美欧的合作空间，提高合作质量，就显得十分重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原文标题《大选后美国将在外交上寻求“欧洲再平衡”》

来源时间：2020/11/24   发布时间：2020/11/20

旧文章ID：23559

丁刚：特朗普解决不了的难题，拜登同样解决不了

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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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刚  来源：丁刚看世界

此次美国大选，让世人再次看到美国社会的极度分裂。造成这种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贫富差距加大，但这只是一个表象。隐藏在其下的，是财富的不平等已造成了机会的不平等，处于中低层的个人发展和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

本文写于2018年初，是笔者为《富豪政治的悖论与悲喜》(陈晨晨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一书所作的序言，此次推出做了修改补充。

我在横贯美国大西北的火车上开始读陈晨晨的新书——《富豪政治的悖论与悲喜》。那是2017年的秋天。美国之行的前两天，我收到她发来的电子版书稿。书名让我眼睛一亮，它正好与我这次去美国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相关：为什么那么多普通白人，准确地说，是那些对现实不满、对未来焦虑的中下层白人民众，会投票支持特朗普这样一个亿万富翁?

火车上的阅读常常被剧烈的晃动打断。在去餐车吃早餐时，行走在前的一位美国老太太竟差点儿被晃倒，不知怎么我就突然就联想到了这趟列车的车名——“帝国建造者号”。

这是一条连接美国太平洋沿岸与中西部城市的铁路线，已有近百年历史。可以说，“帝国建造者号”“驶过”了这个国家最辉煌的时代。我乘坐的这趟双层客车是在10多年前改造升级的，车上的设备和部件虽然有些陈旧，但看上去依然十分坚实，与列车的名字颇为相称，它现在应当还是美国最好的客运列车之一。

车速不快，每小时大约六七十公里，有时略快一点，但中途会在很多小站停靠，很像中国的慢车。有关这趟列车的中文介绍说，乘坐“帝国建造者号”是用最短时间一览美国中西部风景的捷径。不过，但凡有在中国乘坐列车经验的旅客，都会对这条线路的路基如此之差感到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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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帝国建造者号”是用最短时间一览美国中西部风景的捷径。丁刚 摄

一辆有些陈旧却依然坚实的列车，行驶在路基已经不那么平整的铁轨上，会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呢?还是接着去读陈晨晨写的书吧。

于是，在咣当咣当的车声中，我的视线开始在窗外的景色与iPad的屏幕间不停变換，思绪也慢慢地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富豪政治的崛起，向美国政治架构的深处延伸。

陈晨晨把特朗普所拥有的以不动产为主的企业称为“财富帝国”。“帝国”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纽约，那里是美利坚帝国的财富中心，也是特朗普家族的发韧之地。21世纪初，我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经历了“9·11”事件。

但凡到过纽约的人都会明白恐怖分子为什么会选择曼哈顿的世贸大厦作为目标。因为那里不仅仅是帝国的地标，也是全球资本力量的心脏。特朗普通向白宫的轨道从那里铺设而出。

纽约的外表壮丽雄伟，它是“美国梦”的终极体现。对一百多年来从自由女神像下不断进入美国的移民来说，更是一种梦想成真的象征。如同书中描写的特朗普大厦的金碧辉煌一样，那些五花八门的摩天大楼与奢华无比的装璜，也展示了资本的力量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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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心脏——纽约。丁刚 摄于帝国大厦观景台

尽管一些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和工作看上去与纽约没有太多直接联系，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帝国大厦的瓦工”。即使他们已经感觉到那个纸醉金迷的纽约离自己越来越远，他们的生活也依然无法摆脱这个资本力量中心的左右。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纽约也始终没有消逝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需要对自己和家庭的前途做出关键性抉择时，会毅然决然地把选票投给那个从纽约走出的亿万富翁。这是美国政治的逻辑，它是分裂的，又是统一的。“一位亿万富豪 ‘局外人’的崛起，让美国政治正以极为有趣的方式持续演进”(陈晨晨)。

相较于10多年前我在美国工作时的体验，此次美国之行，让我看到了更加突出的财富分化。一踏上美国，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向偶遇的美国人提出陈晨晨书中的问题：为什么特朗普这个大资本家能赢得那么多白人中产的支持?

在火车上用餐时，餐桌对面的两对白人夫妇，对我的问题作出了几乎一致的回答：“特朗普知道美国该怎么做。”一位50多岁的销售经理说，“那些希望得到更多补助的穷人和移民应当到工厂去工作，到农庄去摘苹果，那里有适合他们的工作。只要努力，他们就不会成为福利的负担。”另一位退休的政府职员更是直言不讳：“我已经辛辛苦苦工作了40多年，而他们呢?总不能直接就站到领取社会保障金的队列后面吧?”

答案似乎已经找到。

美国重新强大的关键就在于找回以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价值观为代表的美国精神。要让所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和底层民众都像当年漂洋过海来北美创业的欧洲前辈一样，辛勤努力地工作，政府不应再慷慨解囊，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或者，干脆就把那些想来还没有来的人堵在美国的大门之外。

美国是多元的，但这种多元以一元为基础。美国总统徽章和美元硬币上都印着这样一句箴言——“合众为一”，这就是美国政治的基本准则，多元化绝不能损害这个准则。特朗普所代表的群体有着明确的目标——确保“美国第一”，而这个第一首先要靠“合众为一”来实现。

资本力量往往崇尚以竞争求强盛，这种努力奋斗的竞争意识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国的价值观基础，也是为什么美国社会一直都比欧洲更能承受贫富差距加大的原因所在。

如果把特朗普看作一个唯利是图、只讲实用主义的商人，那就错了。那些把他推上台的选民更为看中的是，他能够为维护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做些事情。正是这种白人的核心价值观在现实中遭受的创伤，影响了选票的走向。

然而，答案又没有那么简单。

在明尼苏达，一位大学二年级学生在听我讲述了上面的分析之后，耸耸肩说，“他们只看到了表象。的确，有很多人靠着个人奋斗实现了美国梦，但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们选了特朗普，可他们并不了解，特朗普的崛起不是靠努力打工换来的，而是靠资本的力量换来的。他未必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因为我们不再拥有更多的机会，即便你是白人。”

是的，特朗普家族是靠房地产崛起的，而他们对那些高楼大厦的拥有权是由不断积累的资本力量造就的。资本的一个天然特性就是它总会青睐富人。资本越是厚重，就越会青睐富豪。就越会为富人创造更多的成才的机会。

对于钱能生钱，这位大学生的解释是，它理所应当地包括“钱可以生出更多机会”，而这些机会很可能是穷人、新移民不再可能得到的。

明尼那波利斯市郊一家Punch Neapolitan 比萨连锁店门前的招工启事，让我对这位大学生的话有了更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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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ch Neapolitan 比萨连锁店招工广告 丁刚 摄

“招募新工，起薪每小时11美元”。2013年，这家连锁店因率先将起薪提到每小时10美元，引发了同行广泛抱怨，但它的老板却因此受到时任总统奥巴马的接见。在我看到的最新招工启事上，起薪又提升了1美元。当地媒体报道说，在这家店工作的350多名雇员中，70%已经通过一年的试工期，拿到了12到13美元的时薪，这要比美国联邦政府自2009年以来一直未变的最低时薪7.25美元多出不少。

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认识这个变动。第一个是我在火车上遇到的那几位白人中产的角度，他们认为美国现在的最低时薪太高，而且雇主还要为他们购买保险，开支太大，这是美国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角度是那位大学生的观点：那些拿低薪的雇员里，有多少人能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机会呢?他们支付得起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吗?他们当中即使有人通过奋斗当上了总经理，那也不过只有10万美元的年薪(税前)，何况这个概率至少是三百分之一。

再换一个角度。时薪11美元的工作，会有多少大学毕业生愿意去做?作为暑期打工挣点零花钱也许可能，但作为一项长期固定工作，恐怕没有人会考虑。对于那些热衷于在脸书上发表评论，并且不停追随iPhone更新换代的一两代人来说，工厂和农庄并不是他们将来要待的地方。

最后一个角度。贫富差距制造的不平等已经成为全球现象，资本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也在迅速地增加着机会的不平等。机会的竞争变成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激烈博弈。

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流动着，它遵循着从劳动力价格水平的高地向洼地流动的基本定律。资本在流动中加速积累，也在流动中加速寻找着新的洼地，它不断地把一部分中下层的工作机会转向更低洼地带的另一部分中下层。它的积累也越来越远离劳动与奋斗。当今天的特朗普靠昨天家族积累的资本不断提升自己的身价和技能，那些在洼地里生存的人们拥有的机会越来越少。

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对这一现象作了深入阐述与分析。他认为，“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一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越大。”

现在的状况是，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在加速扩大，“拼爹资本主义”已经重现。特朗普内阁的上台恰恰是在美国历史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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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去年9月的报告表明，处于财富金字塔最顶端1%的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39%，较2013年增加了2.7%。根据皮尤中心的报告，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从1971年的60%降到了2015年的50%。虽然速度很慢，但中产阶层明显在收窄。而且，这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失去的找不回来了。

因《世界是平的》一书而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将这一理论与美国的现实“接轨”。他在《皮克提的新书吓坏了谁?》一文中写到：“《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他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社会确实是由一个继承了大量财富的寡头阶层把持的。这本书令人信服地阐述道，我们正走在退回那种状态的道路上。”

指望特朗普能治服资本这匹野马的狂奔，其实是在指望特朗普与成就了自己的那个帝国作对。根据陈晨晨书中的数据，从特朗普内阁成员中的商业精英占比看，其在美国政治史上不算高水平。但从内阁成员的财富规模看，特朗普的首批内阁成员的资产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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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华盛顿的特朗普国际饭店大厅。

特朗普帝国的崛起得益于美国赖以强大的资本力量。但是，它因为带有这一体制原产的基因，也必将受制于这一体制。那些支持过特朗普的白人们终于开始明白，当他们在用双手铺就“帝国建造者号”的轨道之时，也为其确定了行驶的方向。

在本次大选中，拜登就是借此来抨击特朗普的。他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演讲中说：“我这辈子都在跟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会因为我们没钱或者我们的父母没上过大学而看不起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得到的一切都是继承的，然后虚度一生。”

当财富的多少不仅可以决定一个家庭及其后代的生活和受教育水平，还能决定他们有没有更多的脱贫致富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

特朗普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拜登同样解决不了。

来源时间：2020/11/24   发布时间：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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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支持川普的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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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ric  来源：纽约时间

首先介绍一下选情进展。我们上周提到川普在上周五邀请了密执根州的共和党人去白宫内部开会。这个会议的内容是完全保密的，新闻界至今没有得到消息。但关于这个会议是否能够说服共和党议员 “大选存在舞弊，结果不能被认证”，这个有比较明确的结果。

密执根州参众两院议长联合发布公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可能改变大选结果的信息，我们将遵循正常的认证程序，选出我们的选举人”。

另外，川普律师团周日突然发布声明。一直宣扬 Dominion 计票系统有阴谋的 Sidney Powell，突然被川普律师团声明，“她不是我们律师团的成员，而是独立行动的律师。” 这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川普在 11 月14 日的推特里明确表示 Powell 和他的私人律师 Giuliani 是团队的组员。新闻界分析，这可能是因为 Powell 的指控过于荒谬，她不但开始声称所谓美军突袭了德国法兰克福某电脑公司，缴获了一台 Dominion服务器，这台服务器目前就在她手上。甚至公开指责佐治亚州州长，川普的长期支持者Brian Kemp，说他收取了 100 万美元好处，也参与了大选舞弊，所以才导致佐治亚重新计票的结果和第一次计票结果相同。这就有点玩过头了。也许川普律师团考虑应该和这个疯女人保持距离了。

虽然川普败选的事实是如此明显，但是很少看到共和党人站出来公开承认这一点。一位新闻评论员对此的解释看上去很有说服力。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佐治亚州还有两位参议员的选举，共和党必须保证至少赢得一个席位，才能保持在参议院的多数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公开承认大选结果，就会得罪川普的支持者，这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另外，他们很可能也会担心美国的安全。对，你没有看错，是美国的安全。因为川普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人，如果把他逼到墙角，你很难预测他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如此说来，相信美国的制度一定能带来权力制衡，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如果了解美国历史的话，应该可以发现，白宫的权力是在逐步增大的。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府的行政权占很大的优势。一旦脱缰，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没有一个制度是绝对安全的，这就为什么保持政治常态 norm，选择领导人时要考虑他们的道德自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今天我想聊的却是华裔中的一些现象。

首先我需要澄清一个事实。华裔是否大多数支持川普?这是一个缺乏统计资料的问题。全美国来看，亚裔支持拜登的比例是 63%，而在加州，亚裔对拜登的支持率高达 76%。从对拜登的民调支持率来看，华裔实际上还高于越南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大约 56% 支持拜登，顺便说一下，对拜登支持率最高的是印度裔和日裔美国人。另外，华裔并不是一个整体，我们内部的分歧也很大。正如佛罗里达的拉丁裔大多数支持川普，而亚利桑那的拉丁裔则大多数拜登。

但如果你登录神州的微信平台，你却会发现大量的川普的支持者。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中间大多数自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对极权。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却非常虔诚地支持川普，是的，我想我可以用“虔诚”这个词，这意味着无论在他们面前放任何不利于川普的事实，他们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来原谅他。但我们知道，川普在西方普遍受到指责就正是他的极权倾向。请注意，这是整个西方的主流态度，而不是美国的左派态度。川普在英国的认可率是 26%，在法国的认可率是24%，加拿大在本次美国大选中支持川普的只有 16%，甚至在日本这样的传统东方国家，川普的认可率也只有 30%。对此，神州的自由主义者们给出的答案是：你们西方左得过头了。

神州自由主义者的这个反常态度甚至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因报道神州而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 Ian Johnson 日前在纽约时报上也探讨了这一问题，他的题目叫 “为什么神州的自由主义者会拥抱美国的保守主义者?”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英语环境中，自由主义者 Liberals 和保守主义者 Conservatives 是针锋相对的。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

Johnson 认为，这主要是来自于神州的自由主义者们非常欣赏川普敢于和神州政府硬怼，而不是像他的前任们那样试图通过把神州纳入世界体系来寻求共存。这种态度来自于古老的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的认识。但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忽略了川普执政下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一个根本的趋势，那就是全球性的收缩政策。“美国第一”和“美国孤立”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川普实际上无意和 CP 作对，但来自神州的自由主义者们似乎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刚刚得到的消息，沙特同意将部分原油交易用人民币结算，这使得人民币国际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蚕食了美元的统治地位。川普遏制了神州吗?没有。因为他根本不懂该如何去做。

这只是他们喜欢川普的一个现实原因。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汉族华裔的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文化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有趣的是，在过去，是那些保守的汉族古典文化爱好者来批评西方文化太过强调个人自由(比如辜鸿铭);而现在，则是那些看上去进步得多的神州自由主义者，他们成了西方的古典文化爱好者，反过来批评现代的西方文化太过强调公平和宽容。

在他们普遍反对的“政治正确”理念中，他们认为这是妨碍了言论的自由。但这一观念在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则是为了避免弱势群体受到伤害。公平 fair 这个观念在汉族文化中并不被强调，事实上必须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汉族人看来，世界本来就是有优劣高下之分的，某些人称为牺牲品必然有他们自身的原因。这被称为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和汉族文化有关，也和神州近代的历史有关。在过分强调一大二公之后，神州迅速拥抱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充分解放了个人的能力。这一进一出，导致现代种国人，普遍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行我上，能者多劳，优胜劣汰，按劳分配。他们认为社会福利和向社会弱势人群倾斜的财富分配是某种新版的 “打土豪分田地” 和 “均贫富”。这一点上和西方的左派观点也相去甚远。

那么在去除了 “公平扶弱” 的理念之后，“政治正确” 显然就只剩下“限制言论” 的罪名了。碰巧，川普是一个非常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这一点上，引起了神州和美国华裔的自由主义者们的共鸣。

Johnson 提到一名神州的法学教授 Qianfan Zhang 先生。张先生表示说，“中国自由派对自由市场过于痴迷，以至于他们错误地认为所有美国右翼都是自由的捍卫者。这一错误理解不仅会让我们付出失去反极权的同盟军的代价，而且在自由派内部产生了价值观混乱，甚至可能改变‘自由派’ 的定义。”

另外两点需要提出的是，华裔文化中，有强烈的性保守主义和历史上形成的对毒品的恐惧。这使得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者更为开放的性态度，对性少数者的保护，以及对大麻这样的低成瘾性毒品的宽容态度深恶痛绝。另外一点和第一代华裔移民的受教育经历有关。他们绝大多数是在神州接受的早期教育。而神州的教育中，科学思维习惯的培养和人文科学的教育，极度缺乏。这导致第一代华裔普遍缺乏科学思维方式，也不理解现代西方的平等和多元化的价值观。

我在种国微信群里结识的一位研究西方的学者，Yanling Du 先生。他是一位非常罕见的对西方政治文明有深入理解的人。他和其他从事西方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知识界虽然了解西方的思想史，但他们依然采用种国式的思维方式。杜先生却能具有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一点让我诧异。我知道的真正具有西方思维的种国知识分子只有两位：方舟子先生具有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而杜先生则具有西方的人文价值观。非常难得。

杜先生有自己的公众号 “思想言说者”，最近他也发表了一篇关于很多华人为何喜欢川普的分析文章，更为专业和深入，希望大家阅读。

最新消息：密执根州以 3-0 的投票结果，宣布了最终认证大选投票结果。这意味着拜登正式赢得该州的 16 张选举人票，也意味着上周五的闭门会议中，川普没有说服密执根的共和党议员大选存在舞弊。那么，如果他有证据，怎么可能说不服自己的同志们呢?

而宾州绝大部分县已经开始了认证过程。最有可能本周三完成认证。川普律师团于周日已向第三巡回法庭提起上诉，他们将用尽全部的努力来阻止宾州认证自己的大选结果，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在宾州，拜登得票超过川普 8 万余张。

来源时间：2020/11/24   发布时间：20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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