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时间12月3日（周四）上午9点
北京时间12月3（周四）晚上10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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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美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南海研究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和美国卡特中心协办的“展望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2月3日上午9点在线举行。在开幕式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将主持中美驻美大使崔天凯与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的对话。之后，研讨会将就“美国新政府下的中美战略博弈”（Outlook for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During Next Administration）和“新形势下中美在经济贸易、科技及环境等领域的互动”（Outlook for U.S.-China Engagement on Trad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During Next Administration）举行两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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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11/24   发布时间：2020/11/24

旧文章ID：23551

作者：刘亚伟  来源：环球时报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前夕，随着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它在不同国家肆虐的程度，不少国际关系实践者和学者开始热议：一些人认为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另一些人则认为，新冠疫情难以改变世界，但它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加速器”。

西方从“欢呼”到“惊呼”

那么，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前这个世界都在酝酿什么样的变化？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不到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美苏对峙轰然塌陷，西方世界欢呼雀跃，高调宣布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政经体制是人类发展的“万能钥匙”，充满血和泪的世界发展历史到此为止。

这种不可一世的发展观随着“9·11”事件及恐怖主义袭击一落千丈，美国和西方自此进入全球反恐时代。而刚刚完成新老交替并进入国际世贸组织的中国掌握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谋发展、灭贫困，请进来、走出去，经济规模不断攀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前经过努力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美国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让不少中外学者觉得，也许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和国家治理，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新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在之后的近十年，美国国力的相对萎缩和中国实力的快速发展，使得之前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市场的一种观点渐渐甚嚣尘上：中国的崛起不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也会根本颠覆在1945年之后由美国打造和捍卫的世界秩序。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对本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政府在海外参与战事和重建及对国际组织的慷慨资助感到不理解和愤怒。他们对当下的不安和未来的恐惧，让一位从来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商人趁虚而入，出人意料地当选总统。

美国政府从2017年以来主导的对华贸易战及与中国“脱钩”、在国际舞台大搞单边主义及“退群”、对盟国和友邦的攻击及打压，与中国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投行、南南合作等多边主义方式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不少西方意见领袖惊呼“已经坐大的中国要输出自己的模式了”。而如今在美国越来越严重的疫情，更加剧了这种担心。美国的一些政治精英，近几个月对中国的指责及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似乎都旨在抑制中国可能取而代之并缔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如果不是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政治炒作。

首先，疫情不仅大大伤了美国的元气，也没有给率先较好控制住疫情并复工复产复学的中国带来太多的优势。换句话说，在目前和今后若干年，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国际社会搞“脱美”另起炉灶。中国是目前国际秩序和国际机构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和最积极的改革者之一。虽然这些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因为各种原因可能遍体鳞伤，但随着美国可能发生的政治外交变化和中国更为积极的参与，它们或许很快将迎来重整旗鼓。因此，在今后10年，国际秩序应该不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中国来说，捍卫和完善现行的国际秩序和现存的国际机构是最佳选项和当务之急。

其次，在过去四年，美国朝野都有人鼓动建立所谓“民主联盟”，欲在贸易、大数据、高科技、区域安全和全球发展方向等领域与中国“划清界线”。如果拜登在明年1月20日就职之后，他的外交政策至少会与特朗普有两大不同：一是在对华政策上与盟国和友邦有更多的协调；二是会重返国际机构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这种情况下，对北京而言严峻挑战主要是采用什么方法阻止一个要把中国拒之门外的国际组织的出现。其实，中国最行之有效的反制措施，可能还是加强自己在现存国际机构的参与，彰显自己的负责任和有担当。中国在疫情期间对世界卫生组织全力以赴的支持、做出将自己研发的新冠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承诺以及最近加入国际疫苗联盟的决定，都表明北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再次，要获得国际组织成员的支持，关键在中国能否与它们搞好双边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相对融洽，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除美国之外的G7成员国、部分G20成员和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每一对双边关系都非常复杂，解决好这些关系需要极大的智慧、技巧和努力。比如，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在疫情发生之后进一步下滑，如果未来北京与堪培拉的关系能得到修复自然会有示范效应。

最后，全球的“经济发动机”在亚太，这也使得亚太地区是全球政治的核心之一，亚太国家抗疫的成效使得其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更加重要。虽然目前在亚太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机构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就具体的国际议程形成“亚太共识”和“亚太行动”应该不是大问题。比如，中国能否联合日本、韩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在某个框架之下，可以探讨成立亚太气候变化联盟、亚太数据联盟、亚太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等等。

多数国家是制度获益者

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动荡时期，但是现行国际制度不会分崩离析，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获益者，二是这一国际制度的寿命和效率可能因其创始国的三心二意会出现波动，但只要绝大多数成员国心齐就没有被废弃的可能。未来因为制度不同和价值观各异，世界出现两大阵营仅是理论上存在可能性。对中国而言，不仅反对这种分裂，而且还在努力探索如何同与中国在制度和价值观上不同的国家形成更稳固的良好合作关系，发展经济、维护和平、化解冲突并应对全球性危机。（作者是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中美印象》网站主编）

来源时间：2020/11/24   发布时间：2020/11/24

旧文章ID：23550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两岸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李登辉执政时期无疑是个转折。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两岸密使会谈到1995年的“康奈尔事件”；第二个阶段是从1995年的“康奈尔事件”到1999年炮制“两国论”。

第一个阶段是两岸冷战之后的蜜月期。蒋经国晚年所进行的经政改革给台湾带来了新的变化，也给两岸关系的改善带来契机。他的过早去逝让李登辉突然接掌政权，后者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而试图在两岸关系上打开一个新局面，这时候的大陆也试图通过改善两岸关系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双方的想法出现了难得的交集，于是通过九次密使会谈，最终促成了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公开会谈，这种会谈一共进行了十八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事务性磋商成果和政治性的谅解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后来成为两岸关系稳定基石的 “九二共识”。大陆不公开承认台湾方面“一中各表”的说法，但也给予谅解和尊重。对于台湾方面强调的对等和尊严，大陆在双方会谈的安排上，尤其是仪式上，总是千方百计而又小心翼翼地予以满足。

这个时期的李登辉不宜被定义为台独分子，他本人也多次托人捎话给大陆，自己决不搞台独，而是追求国家统一，并成立了国统会，制定了国统纲领，规定两岸关系经由短程的交流互惠、中程的互信合作，再到远程的协商统一。这反映了“坚持一个中国，追求国家统一”是当时国民党党内和岛内的广泛共识，作为党内和岛内的新领导人，从稳固自己权力的角度考虑，是不太可能有制造台独事件的政治动机的。

事情的变化还是起源于岛内所谓“民主化”和“本土化”潮流所催生的“走出去”的想法，以从中美建交后“中华民国”失去国际空间的悲情意识中走出来。这种想法得到了美国政界比较一致的响应，他们对于台湾的民主化表现出了高度的赞赏，认为既是台湾的胜利，也是美国的胜利，要给予政治上的奖赏。1994年11月，美国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大获全胜，同时控制了参众两院，国会便开始出现一边倒地支持台湾的气氛。1995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压倒性地通过了要求行政部门核发签证给李登辉的议案。已经成弱势总统的克林顿顶不住压力，决定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康乃尔大学。

这个决定对于台湾朝野来说，都是意外的惊喜，对于大陆来说，则是意外的震惊。一个月前，美国国务卿还告诉钱其琛，李登辉访美不符合美台的非官方关系。大陆内部的压力也是可以想见的，如果不采取果断办法，其他国家也会效法美国。事实也是如此，台湾领导人“走出去”战略在其他地方也取得突破，尤其是出访一些非邦交国。大陆被迫对前一阶段的两岸关系进行检讨，对李登辉展开批判，推迟两会协商，并进行军事演习。对美国，中国则以召回驻美大使，暂停一些合作计划作为回应。这种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克林顿做出了“新三不”承诺：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但也有不能遂愿的地方，那就是大陆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武吓来说，美国两艘航母开过来，台湾人就吃了定心丸；就文攻来说，大陆越骂李登辉，支持他的台湾人就越多，因为他们并不认为李有什么错。

这种文武过招后，大陆深悟到两岸关系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中美关系。所以，大陆采取了“先美后台”策略，加大对美外交力度，终于签署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与俄罗斯等大国也签署了不同性质和程度的伙伴关系。期间，被动的台湾上百次地主动呼吁复谈，大陆不予理会。当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搞定”后，大陆才于1997年11月主动邀请海基会来大陆开研讨会。海基会尽管最后答应，但重启后的会谈气氛与以前大不相同。就台湾方面的感受来说，大陆不再尊重台方以前的对等、尊严的要求，而是突现台湾的地方政权性质。在“康奈尔事件”之后，两岸复谈之前，大陆领导人和部门首长在公开场合屡次谈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方统计共有八次之多。复谈之后，大陆方面不再愿意谈事务性内容，而是强调政治性会谈，首先就要谈“一个中国”问题。强调的主要考虑是防止台方在国际上再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端，因为大陆方面认为，康奈尔之行不只是象征性的，李登辉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民国在台湾”。

大陆方面似乎改变了对“一中各表”的态度，而是正式提出了关于“一个中国”含义的说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这段话似乎与台湾的国统纲领距离不大，但在台方看来，这是一个攻击性很强的说明，专门强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而不强调大陆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最后一句，专门讲“台湾的政治地位”而不是讲两岸的某种关系。再联系到大陆没有讲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这种说法已经在国际上通行开来，台方就不仅有一种被“矮化”的感觉，而且有一种被“吃掉”的感觉。

如果从谈判攻防战本身来说，大陆的外交工作和对台工作的一套组合拳还是很漂亮的，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忽视了台方心理上的变化，或者把握到了这种变化，但没能预见到其可能导致的进一步的后果。

就李登辉本人来说，康奈尔之行是其人生的高光时刻，也得到台湾人的广泛支持，大陆的文攻武吓让其非常恼火，但也一下子找不到办法应对。也许在大陆采取进攻性姿态提出关于“一个中国”的说明之后，他就开始思考同样进攻性的策略，那就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往台独立场靠拢。但这要研究出一个合适的说法，于是就组织秘密专班，利用秘密经费，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这个专班由李信任的“国安会”幕僚组成，蔡英文是其中的负责人员，研究报告由蔡提交当时的“国安会”秘书长。最后经过李登辉接见德国记者表达的论述是：“一九九一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所以北京政府将台湾视为‘叛乱的一省’，完全昧于历史与法律上的事实。也由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因此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这个论述实际上就是宣布“不用宣布的独立”，（蔡英文在连任后又表演了一遍），这在当时起到了石破天惊的效果。对于李登辉来说，这个谈话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大陆的逼迫之下而采取的一种进攻性策略，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他内心想法的直白表露。抬头强调“一九九一年修宪以来”，其实是强调此段表述的所谓法理依据。自1991年修宪之后，台湾的一些法律专家，尤其是国际法专家，就在研究、谋划“法理台独”，以形成台独势力的核心表述。“两国论”专班所要达成的表述就是那些努力搞“法理台独”的专家所研究的成果，其背后的根本认知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也可称为“中华民国台湾”，它的主权和治权均不及于大陆，人民和领土也仅及于台澎金马。说到底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国家，两岸关系是国际关系。陈水扁后来简洁地表述为“一边一国”，其实这就是蔡英文的内心想法，也是她给陈水扁做陆委会主委时所支持的说法。

“两国论”出台后，大陆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一个可以直接导致开战的说法，也的确听说大陆有几十位将军联名上书请战。大陆加紧进行渡海作战演习，军机两次越过海峡中线。大陆在做出强烈反应时，特别想弄清楚这背后有无美国的因素。情况很快就比较明了，美国没有支持李登辉这样做，而是重申一个中国立场，并且通过私下和公开的渠道向李登辉表达不满，进行劝告。更明确的信号是，在“康奈尔事件”上一致支持台湾的国会也因“两国论”出现了重大分裂。共和党的议员大多支持李登辉的论述，但也有重量级的共和党议员反对，如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汤姆斯就公开反对“两国论”。包括拜登参议员在内的民主党议员则支持行政部门的立场，认为“两国论”违背了美国政府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的态度让大陆心里有了点底，知道这是台湾单方面的动作。更重要的是，美国进行了高规格的危机处理，克林顿总统主动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让中方相信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同时美国自国务卿以下，各层级官员全数出动，在两岸之间进行说明，强调“一个中国”的同时，努力劝和促谈，也就是贯彻落实克林顿总统所提出的“三个支柱”：“认知一个中国”，“期望两岸对话”，“和平解决分歧”。

从“三个支柱”来看，那种猜测美国一直不希望，甚至阻挠两岸谈判的说法不一定成立，美国对台政策也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中美关系比较正常时，美国至少是不妨碍两岸走上谈判桌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台独”是台湾内生的产物，不能过于怪罪美国。无论是诱导“台独”的李登辉，还是后来推进“台独”的陈水扁，美国都将其定义为“麻烦制造者”，并给予了一定的打压。但是美国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主导的，当某种力量的发展超出其控制范围时，美国最终会予以认可的，如果发现这种力量还可以为其所利用，那态度转变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当面临苏联的共同威胁的时候，中美改善关系并最终成功建交，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尽管大陆认识到两岸关系背后美国因素的重要性，但在处理台湾问题的过程中过分考虑这个因素是不妥当的，也是最终要吃亏的。大陆要坚持认为两岸问题是内政，是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而且要的确想办法加以解决。

在跟李登辉打交道时，大陆通过加强对美外交，比较成功地化解了两次危机，但也留下重大的隐患。第一个隐患就是当时在大陆和美国的双重压力下，台湾从“两国论”上往回收缩，表面上回到“一中各表”的立场，但在台湾产生了更强的“两国”心理定势，对于“台独”势力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大陆越是打压，台湾人的“两国”心里就越强烈，民进党得到的支持就越大。炮制“两国论”的主谋蔡英文即使在危机当中仍然坚持不退缩的立场，在接任陈水扁的陆委会主委时给前主委苏起抛下一句话：“今后两国论只做不说”。第二个隐患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可能转变，“两国论”出来后，尽管带来了美国朝野对台立场的分裂，但共和党议员大多是支持的，民主党议员尽管跟政府立场保持一致，但不少人内心是同情台湾的，一旦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他们也很容易与共和党持相同的立场。

今天来反思李登辉时期的两次危机，从短期来看，大陆比较成功地进行了危机处理，尤其是在稳定和推进中美关系的同时稳定了台海局势，为大陆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和平的内外环境，从长期来看，台独势力在这种危机处理中“进两步，退一步”，总体上是不断发展壮大的。直至今天，民进党把三十年前“天然统”的台湾人变成了“天然独”的台湾人，两岸关系的态势是台湾方面大多认为已经独立。蔡英文刚刚赢得第二任期，就宣称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将“两国论”重新表述一遍，强调过去“两国论”危机后台湾的立场并没有变化。现在的不少国民党党员内心也大抵清楚，“两国论”危机处理主要是说给大陆听的，台湾自那个节点以后就难以回到“一个中国”立场了，国民党为了在选举中生存，也不得不“民进党化”，往“两国”的立场上靠近。在此局面下，大陆人则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丧失殆尽，如果要统一，就不得不采取非和平方式。

过去可以用来抑制“台独”的美国因素现在反而成为促进“台独”的因素。大陆人普遍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感到不满，认为其非理性，甚至疯狂。尽管特朗普个人具有赌徒的心理特征，但在台湾问题上，其实质性动作并没有过分偏离共和党的主流立场。“两国论”时期，共和党支持台独的立场已经显露出来，小布什上台，如果不是“9.11”事件，在台湾问题上可能就要往前折腾一步。在当前美国反华气氛高涨的情况下，对台独的支持出现了跨党派一致的态度。蓬皮奥说“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是美国一直以来的跨党派立场，这个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但如果只限于描述今天的情况，也没什么大错。因为确认台湾是一个由2300万人组成的国家的《台北法案》就是参众两院跨党派一致通过的。

因此，无论在台湾方面、大陆方面，还是美国方面，寻找稳定两岸局势的因素已经变得异常的困难。还有一点可能性的就是曾经反对“两国论”的拜登能否像克林顿那样来主动进行台海危机处理。这种可能不是完全没有，但希望较小，因为，克林顿化解危机的背景是台湾在不知会美国的情况下主动挑事，破坏了美国不想破坏的中美关系。现在情况则大不相同，主动挑事的是美国，美国立法部门确认台湾独立，美国行政部门主动提出台湾加入联合国，二者相互配合，不像在其他问题上那样相互牵制。

大陆现在几乎唯一的选择就是认真做好非和平方式的准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是吓唬一下台湾。与李登辉打交道的时期，武吓台湾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美国航母一来，台湾人就不相信大陆真的敢打，反而强化了支持台独的心理。美国倒是被大陆吓住了一下，因为大陆放话说，我们的核弹是可以打到洛杉矶的，美国更关心台湾还是更关心洛杉矶?

就蔡英文来说，她也许并不认为目前的局势有“两国论”时期那么紧张，她关于“国家”问题的表述也没有超过“两国论”，现在挑事的是美国，台湾只是配合而已。她不仅没有被定义为“麻烦制造者”，而且还被捧为明星，在台湾和美国都得到广泛的支持。她坚持认为自己没有挑衅，是在维持现状。然而，她所说的现状就是“一边一国”的现状，是台湾事实独立的现状，她认为这是台湾人内心普遍认同的现状。如果这种描述成立的话，那么其源头和责任还是要追溯到炮制“两国论”时期，大陆那时候逼着台湾做了表面上的退缩，但并没能阻止“两国”认知在台湾人心中不断发酵的进程。蔡英文今天不需要有什么动作就可以享受着某种“事实独立”的成果，就像李登辉当时说的，也是她现在强调的，台湾已经独立，不需要再次宣布独立。现在的蔡英文表现出大陆抓不住辫子，打不着板子的某种自信和淡定。台湾人对大陆的态度也似乎是“我们已经这样，你们急了，早干嘛去了?”

大陆现在的立场，相对于“两国论”提出以前，有很大的退让了，或者说退到大体承认李登辉早期的立场了，但世易时移，那个时期已经过去，台湾现在是立场一贯的台独分子当道。尤其是蔡英文，她是“两国论”的炮制者、推进者和坚持者，在其背后，还有更死硬的台独分子，这些人在操纵、控制着台湾的权力场和舆论场。大陆“文攻”的一面几无从下手，“武吓”的一面取得了一点效果，譬如说暂时让台独势力不敢迈出“关键一步”。但如果不是认真准备非和平方式，这种效果也会很快减弱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陆是在认真而全面地准备台海战争，不是像过去美国人说的那样，借准备台海战争，而实现军事现代化。实现军事现代化，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写进权威文件的目标，这与准备台海战争并不矛盾。现在与以前不一样的是，自上而下，大陆人大都走出了单纯“和平统一”的幻想，认为不采取必要的军事手段，结果只会是台湾“和平独立”。这个几乎已经形成广泛的共识，这也是从李登辉时期汲取的最大教训。

这是一个很苦的果子，但不得不吞下去。

事情也并非完全没有转机。纠正一件坏的事情，就要回到这个事情发生时的情景。蔡英文炮制“两国论”时，当时无论在官方层面，还是民间层面，如果进行公开讨论的话，是不可能支持他们这种做法的，也就是说，“两国论”是违背官意和民意的，是少数人以秘密的方式制造出来的一件错误的事情。然而，这件事情在台湾却产生了不断发酵，且难以逆转的效果。如果要逆转的话，也需要一种更大的力量支持的事件。蔡英文现在强调“对等”、“对话”，其实隐含着辩解炮制“两国论”的理由：只有如此，才能跟大陆对等地对话，否则只能在大陆“合法对叛乱”或“中央对地方”的套路中打转转。

问题是，如果像一位美国官员曾经说的，“一个中国（ONE CHINA）”就像“一个上帝（ONE GOD）”，是不能违反的，而且在大陆也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你违反的情况下，那还能不能找到“对等地对话”的路子呢?

这不仅是台湾方面思考的问题，也是大陆方面思考的问题，在用包括非和平方式逼迫台湾回到“一个中国”立场后，还能够“对等地”会谈吗?如果能够及早发现这种“对等”的方式，那还有必要等到用非和平方式来逼迫吗?

如果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找到答案的，这几乎是两岸和平的“一线生机”。（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0/11/24   发布时间：20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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