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宇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这是纽约聊斋第40期（2020年11月14日）的文字纪录。本讲主讲人是刘宇,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专职副研究员、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秘书长、香港中文大学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口述历史、中共地下党史和香港史。自2005年至今，已专访200多位中国现当代史的重要亲历者(如中国首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和10位外国前政要(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从‘防共’到‘拥共’：龙云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1927-1949）”和“The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1938-1946”等论文。讲座的题目为“口述史法与口述史访谈：经验及启示”。】

口述史法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确立的。自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新闻记者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创建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及正式纪录美国精英的口述记忆时起，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已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如今，学界对口述历史的研究已经进入深入探讨的阶段，而这恰恰与口述史法、口述历史访谈及其多元化应用密不可分。口述历史研究的独特之处也正源于此。

（刘宇博士采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

尽管早在20世纪前，已有美国学者如历史学家温斯洛⋅沃森（Winslow C.Watson）提及“口述历史”这一术语，但学界普遍认为口述历史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口述史学先驱、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保罗⋅汤普森指出: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宣称，当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开始纪录美国重要人物的回忆录时起，“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获得历史文献（Historical Documentation）的现代技术在1948年建立起来。

关于阿兰⋅内文斯创建的“哥伦比亚大学模式”（Columbia approach）,原美国口述历史学会会长、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United States Senate Historical Office）荣誉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模式促进了对政府、商业、军队和其他高层领域的杰出人士的访谈——与当时在历史学专业里盛行的‘自上而下’的方法（the‘top-down’approach）并行”，“与之相反的是，欧洲口述历史项目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他们试图记录劳动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经历”。他指出，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的美国历史学家开始‘自下而上’（from the bottom up）的书写历史”，“他们渴望书写那些遗留在标准历史文本之外的群体的历史，他们缺乏可获得的有关精英的丰富手稿资源和正式文件，进而转向口头资料（oral sources）”。

一、口述史法及其价值

1. 什么是“口述史法”？

所谓“口述史法”，包括就一个历史事件采访多位当事人，或多次采访同一位当事人，并将由此搜集的口述史料与当事人的回忆录、回忆文章和有关事件的档案文献等相互比对、考证和补遗。在比对和考证后，如发现不同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之间或者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之间有矛盾之处，采访者将首先分析矛盾的原因所在，例如当事人记忆出现错误，一时口误，故意隐瞒事实，还是文献资料记载有误等。在此基础上，采访者须带着疑问再次访问当事人，力求获得最有历史价值的口述史料。

2. 口述史料的价值

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门做了一套口述历史丛书，近史所口述历史组在台北前后对“云南王”龙云先生的长子龙绳武先生进行了8次访问。他们在书中指出，“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

同时，书中也指出了做口述历史笔录的方法，这种方法也是我所使用的，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相同的保留口述笔录的方法。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在做口述史访谈项目的时候并不是用的这种方法。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因为它保留了受访者的口述原意。书中指出，“本所访问人员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所成笔录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饰”，这是非常重要的，“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采访者及其团队在口述史访谈完成后应第一时间将口述访谈影像交到资料人员手中，由资料员第一时间入库登记，并由速记人员对口述史访谈的视频进行速记，速记过程中一定要记录受访者的身体语言和表情等，因为很多信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速记人员将笔录记录下来后，应由资料员依据口述史访谈影像再校对一至两遍，将相应的不确定的人名、地名等标注出来，然后将一校或者二校的口述笔录原稿带给受访者。

受访者看到口述笔录原稿后，如果希望美化、修饰其口语化的文字内容，则是不可行的，这样将破坏口述原意和口述史料的价值。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采访者及其团队应向受访者解释清楚为何不可对口述笔录原件进行美化和删减，理由如下：其一，口述笔录原件标注的时间和口述史访谈影像的时间是一一对应的，如果受访者的文字稿件内容发生改动，则不易于与口述史访谈影像素材相匹配；其二，更为重要的是，采访者的本意是想保留受访者的口述原意。

与此同时，口述笔录原件中的人名、地名的确认还须得到受访者的帮助。因为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口述时所讲到的人名和地名，并没有在档案文献等第一手材料中呈现出来，相关的人名或地名可能只有受访者本人知晓，因此这些人名和地名需要受访者帮忙将其准确的记录下来。须指出的是，受访者亲笔标注过的口述笔录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或校史馆。

此外，书中也提到口述历史是存在局限性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指出，应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漏，或有涉及价值判断、个人恩怨、政治立场，而纪录或有语意不清之处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受访者所讲述的口述史料的价值。

诚然，口述史料存在局限性。时过境迁，当事人心境已然不同。尽管如此，但不可忽略地是，口述史料配合回忆录和回忆文章，不仅呈现了“文化的主体——人自身的人生观、思想感情、价值意义、精神生活等”，而且显现了历史的细节和隐藏在档案材料背后的故事。事实上，亲历者的口述史料和回忆录可以帮助研究者拨开云雾，看懂档案材料中字里行间的深意。

3. 口述史访谈对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校史馆的意义

第一，采录重要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史料。

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主动权在图书馆或博物馆手中。如果史料的来源是由重要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家人捐赠的，则有可能会附带条件，例如，不许对学者及公众公开，即便公开也要进行文字删减等。然而，如果是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校史馆主动策划口述史访谈项目，那么他们在采录口述史料时就会有很大的主动权。可以采访一个群体，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想要采访的对象，想要收录的珍贵史料等。这样就可以连成一片，就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而是通过一个历史事件，可以涉及到很多个历史事件。比如，口述史访谈西南联大学子群体，由此产生的口述史料会涉及很多方面、很多条线，如西南联大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云南省工委、南方局、民主同盟、飞虎队、三青团等。这些重要的线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网络，一幅历史图景。

与此同时，通过一位受访者又可介绍多位受访者接受口述史采访。例如，口述史访谈年龄最长的联大学子、“皖南事变”后的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著名作家、年届106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通过马识途先生，我又有幸结识了周有光先生。所以图书馆或博物馆主动地去联系一个受访群体，可能会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比如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珍贵的史料等。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口述史料是指采访者和受访者进行一对一长时期口述史访谈后所得到的口述笔录。

（刘宇博士陪同联大学子马识途先生一起拜访周有光先生[二老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此外，外拍也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外拍呢？比如：我采访了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的次子闻立雕先生。闻一多先生遇害时，闻立雕已17岁了，所以他随父母在云南生活的记忆是十分清晰的。在闻立雕先生80多岁的时候，我们陪同他一起重新回到云南，重返他与他的父母在联大时期生活过的地方，重回历史现场。闻立雕先生带着我们一起做田野考察，故地重游，忆述了好多不为人知的他所亲历的历史故事和细节，同时也讲述了闻一多先生遇害的经过。这些外拍的影像素材尽管不属于口述史料，却也是非常珍贵的独一无二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扫描受访者保存的老照片、日记、信件、手稿、调查报告、毕业证书等独一无二的原始资料。

以清晰度300dpi来扫描受访者的老照片和信件等第一手资料为宜，同时文件不会太大，易于保存。同时，采访者及其团队一定要与受访者确认清楚老照片里的人名、时间、地点、事件等信息，尽可能详细、准确地标注清晰。如果受访者对照片的印象不深，采访者及其团队应将这些可能的信息（比如：大约是50年代）在照片下标注出来，因为在由受访群体构成的网络中，我们可以通过老照片中的其他人来补齐受访者记忆缺失或模糊的部分。

第三，征集受访者珍藏的大衣、军毯、军用水壶等历史文物。

由于口述史访谈过程历时很长，采访者及其团队会与受访者建立起紧密的信任关系。比如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两位秘书之一钱嘉东大使，在接受口述史访谈时穿的是一件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大衣，是他当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外交部为代表团成员定制的大衣。我们询问钱嘉东大使，是否可将大衣捐赠给相应的博物馆。钱嘉东大使也觉得将大衣捐赠出来将会更有意义，于是就将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大衣无偿的捐赠了。

相应的接收方会给予捐赠者证书，作为对捐赠者的认可和感谢，也会重视捐赠的历史文物。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院士，把自己保存的有关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历史文物捐赠给清华大学校史馆，清华大学对于潘院士捐赠的历史文物特别重视，还特地做了一些介绍潘院士的捐赠品的纪念册送给潘院士本人。这些精美的纪念册可作为礼物送给亲友，同时也使捐赠者感到自己捐赠的历史文物受到接收方的重视和善待。

事实上，采访者的学术素养和口述史访谈经验直接决定着口述史访谈内容的价值和含金量。不同的采访者访问同一位受访者，所获得的口述史料的价值全然不同。

台湾学者林德政指出，“采访者在‘口述历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口述者回忆的声音’其实是重要的‘史料’，“因此不同的采访者即使采访同一对象也会得到不同的资料”。他强调，“采访者‘引导访谈进行’的部分最重要，但因为在撰写口述历史时，此‘引导访谈’的过程并不会表现在行文之中，所以最容易被人忽略它的存在，事实上采访者引导访谈的进行是‘口述历史’能否获得历史价值的重大关键。因为‘引导访谈’的过程，不会形诸文字，也许有人会误以为口述历史仅仅只是靠口述者的回忆完成，采访者祇是听写录音的内容而已！事实则不然，采访者必须具有独特的识见与能力，方能引导口述者讲出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回忆”，“所以口述作品虽然呈现出来的全是口述者的话语，但隐身在其后的最大功臣是采访者，采访者非仅仅整理及撰写访谈纪录而已”。

其实，在采访者的头脑里和知识储备中，所有受访的个体和群体都不是孤立的，受访者们所讲述的内容将在采访者的头脑中汇总成一个大的网络或脉络，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在网络中是交织的，而连接这一网络的核心即采访者。因此，随着访谈的深入和采访嘉宾人数的增多，以及历史知识和人生阅历的积淀，采访者会对其所采访的群体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感知，这也将使采访者与受访者共同完成的口述史料更具有历史价值。

此外，口述史访谈与新闻采访也有本质的区别。新闻采访追求时效性，口述史访谈则是慢工出细活，是采访者与受访者、受访群体及其家人的深入接触。口述史访谈往往要历时几个月，有时要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访谈完成后，采访者与受访者及其家人往往会建立起长期的深厚的友谊。

同时，采访拍摄的画面质量和声音效果等也将直接影响到口述史影像的价值。口述史访谈的拍摄和采录质量应达到国家级电视媒体的播出标准，以供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校史馆上百年或更长时间的永久保存。

如今，很多中国现代史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年事已高！比如，以西南联大为例，年长的联大学子如马识途已年届106岁高龄，年轻的联大学子如1944年入学的胡邦定也已年届97岁高龄。因此，对中国现代史重要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史访谈无疑是抢救性的，迫在眉睫！

二、口述史访谈的要素

这一部分，我将结合我的口述史访谈经验来探讨口述史访谈的方法、技巧、心态及启示。

我们先看两小段纪录片视频，每段视频各1-2分钟。纪录片里采用了我对符浩大使和凌青大使的口述史访谈影像和史料，该纪录片在中央一套首播，在中央九套重播，其中引用的所有独一无二的档案文献都是由外交部提供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校史馆如有口述史项目，就可搜集到一些重要的档案文献。同时，受访者也会珍藏一些独一无二的第一手资料，在口述史访谈过程中，采访助理可对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扫描和拍摄。

通过纪录片视频，我们可以对口述史访谈及其多元化应用有个直观的了解。在纪录片中，我们也可看到受访者在接受口述史访谈时，身后有一个背景板并打着摄影灯的灯光，这个背景板实际是起到标识（logo）的作用，由此具有了版权标识的性质。这样，其他个人或机构就不能私自使用这些口述史影像素材，除非是得到项目主办方（如图书馆或博物馆）和受访者的同意。如果口述史访谈影像未使用背景板作为标识，也可以后期在口述影像的角落打上标识的方式加以解决，使得这些口述影像不能被未经授权的人或机构擅自取用。

自2005年至今，在我专访的200多位中国现当代史重要的亲历者中，有多位受访者口述史访谈影像长达50个小时（不包括外拍的影像时长），所涉及的领域和代表人物如下：

1、外国前政要（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欧盟前主席兼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阿尔巴尼亚前总统莫伊休、罗马尼亚前总理伊利埃斯库、芬兰前总理帕沃⋅利波宁、匈牙利前总理麦杰希）

（刘宇博士采访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

（刘宇博士采访欧盟前主席兼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先生）

当时，在外国前政要来北京出访时，我们全程跟拍。我们将提前向外交部和外交学会了解访问行程。一般他们的行程安排的非常满，能给采访者一对一的专访时间有限，一般不到半个小时。由于有外交部和外交学会的支持，我们对外国前政要的专访一般会安排在其重要的外事活动之后进行，这样访谈时间就会宽松些，往往外国前政要在接受我的专访时，会延长接受访谈的时间，有时可达到四五十分钟或更长的时间。

（采访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亲笔写给刘宇博士的感谢函[由外交学会转交]。）

在口述历史访谈时，尽量使受访者在放松的状态下口述，访谈过程中在场的人员应尽量减少，最好只有采访者、受访者和摄像师。受访者的家人如果想陪伴，一般会安排其坐在采访者的身后，这样不会影响到受访者的视线和干扰受访者讲述的内容。采访间的灯光布置、麦克风摆放、座椅位置等都有一定的专业要求。

口述史访谈结束后，采访者往往会请受访者在特制的留言本上留言并签名，由此留言本也具有了史料价值。比如，外国前政要的留言本可存放在图书馆或博物馆中，多年后也将成为重要的有关外交的历史资料。

（刘宇博士采访芬兰前总理帕沃·利波宁先生后，请他在留言本上留言并签名。）

（著名材料科学家、两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院士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后，在留言本留言并签名。）

2、 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长大的红二代（如：任弼时长女任远志和小女儿任远芳、叶挺将军长子叶正大中将和四子叶华明、博古女儿秦吉玛、瞿秋白女儿瞿独伊、项英女儿项苏云、陈昌浩儿子陈祖涛、蔡和森女儿蔡妮和小女儿蔡转、林伯渠女儿林利、蔡畅女儿李特特、彭湃儿子彭士禄、李范五儿子李多力）

他们都是在苏联长大的红二代群体，经历过苏联卫国战争，对苏联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俄语说的都非常好。当他们进入耄耋之年后，获得了苏联卫国战争勋章。

3、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留苏的科技人员（如：著名地质学家、地热专家、任弼时侄子、任作民之子、1948年留学苏联的任湘，蔡和森女婿、原中国冶金部副部长、50年代留苏的洪戈，原地矿部部长、第八届全国政协秘书长、50年代留苏的朱训，原湖北省省长、原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50年代留苏的郭树言）

4、延安长大的红二代（如：1948-1952年沈阳市市长朱其文大使之子、原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朱育理，原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原公安部部长、原海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阮崇武，原中国轻工业部部长曾宪林）

（1948-1952年沈阳市市长朱其文大使之子、原中国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朱育理先生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

5、中国大使及夫人（百岁高龄的原中国驻尼泊尔、驻越南、驻希腊大使杨公素，原中国驻匈牙利、驻几内亚、驻埃及、驻泰国大使、中国首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中国首任驻蒙古政务参赞、原外交部副部长、原中国驻越南、驻日本大使符浩及其夫人、原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焦玲，中国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原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原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凌青及其夫人、原中国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张联，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毛泽东的保健医朱仲丽，原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原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大使级副主任，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夫人葛绮云，原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原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原外交部副部长、原中国驻日本大使徐敦信，原新华社驻联邦德国分社社长、原外交部副部长、原中国驻联邦德国、驻奥地利大使、原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殊，原中国驻卢森堡、驻罗马尼亚、驻德国大使、原外交学会会长卢秋田，原中国驻马里、驻摩洛哥大使、原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原外交学会副会长程涛，原中国驻沙特阿拉伯、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全权代表、原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原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吴思科及其夫人、原中国驻埃及参赞李剑华，原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卢永华及其夫人张志京，原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原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原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杨成绪，原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驻瑞典大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吕凤鼎）

（中国首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大使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后合影）

（原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大使[原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大使级副主任，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夫人葛绮云女士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

（百岁高龄的原中国驻尼泊尔、驻越南、驻希腊大使杨公素大使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

（原中国驻马里、驻摩洛哥大使、原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原外交学会副会长程涛大使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

（原中国驻沙特阿拉伯、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全权代表、原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原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吴思科大使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

6、将军及夫人（如：开国中将方强将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原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陈右铭中将，原海军副司令兼海军参谋长张序三中将，原二机部部长、原教育部部长、原四川省委书记刘西尧少将，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开国少将张学思将军的夫人谢雪萍）

开国上将吕正操将军的儿子吕彤羽先生于2009年9月28日与我联系，希望由我来口述历史访谈吕正操将军，我特别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深入访谈吕正操将军。但我前期正在准备案头工作时，吕正操将军在北京逝世（2009年10月13日），时年106岁，后来知道吕彤羽先生联系我的时候，离吕正操将军逝世仅两周的时间，吕正操将军走的很突然，大家都没想到。没能采访到吕正操将军，十分遗憾！我们参加了吕正操将军的追悼会，并全程拍摄记录下来。

7、 建国前留学欧美的归国科学家（如：著名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联大学子、1947年赴美留学、1950年归国的沈善炯院士，“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院士[1968年牺牲]的夫人、1947年赴美留学1956年归国的李佩教授，著名岩土工程专家、1946年赴美留学、1950年归国的周镜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1946年赴美留学、1955年归国的李正武院士，著名地质学家、1949年赴英留学、1951年归国的郭令智院士）

8、 两院院士（如：著名材料科学家、两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院士，“两弹一星”元勋、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院士，“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院士，著名动力机械工程专家、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倪维斗院士）

（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著名动力机械工程专家、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倪维斗院士）

（著名金属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院士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

9、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两位秘书（钱嘉东大使和纪东将军）、中央保健局（如：原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王世英之子、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

10、 核工业（包括核潜艇、核武器和核电）开拓者（如：原二机部部长、原河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见证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由周恩来总理挂帅的15人“核武器工程总指挥部”采访时唯一健在的部长刘杰，彭湃之子、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原六机部主管核潜艇项目的副部长、原水电部主管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工作的副部长、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副部级]、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彭士禄院士，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核动力研究开发和第一代核潜艇研制生产改进定型的参与者、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副部级]、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核电站一期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原中广核集团首任董事长昝云龙，原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原河南省省委书记兼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刘杰的夫人李宝光）

（彭湃之子、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原六机部主管核潜艇项目的副部长、原水电部主管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工作的副部长、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副部级]、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彭士禄院士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核动力研究开发和第一代核潜艇研制生产改进定型的参与者、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副部级]、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核电站一期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原中广核集团首任董事长昝云龙先生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

11、 中国海关（如：原海关总署副署长宿世芳、原北京海关第一副关长徐鸿、原上海海关志办公室主任张耀华、40年代原江海关地下党负责人金兴祖、40年代原江海关地下党人邵亚东）

12、汽车工业（如：原一汽厂长黄兆銮、原一汽总设计师刘经传）

13、总参测绘局（如：原总参测绘局大地测量队总工程师马玉玺）

14、 老红军（如：邵永清、邹盛栋、韦堂成）

15、 西南联大（如：著名植物学家、西南联大讲师吴征镒院士，联大学子、联大物理系助教、烟台大学首任校长、原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沈克琦教授，著名焊接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首任校长、南昌大学名誉校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院士，著名作家、“皖南事变”后的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人、已106岁高龄的马识途，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百岁高龄的许渊冲教授，联大地下党人张定华及其先生、云南大学学子徐守源，联大地下党负责人、黄敬[1949-1952年天津市市长、原一机部部长]的秘书、原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李之楠，联大教授闻一多先生的次子闻立雕，联大学子、著名翻译家杨苡女儿赵蘅）

（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百岁高龄的许渊冲教授与刘宇博士一起看口述史采访提纲）

（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著名焊接工程专家、中科院院士、南昌大学首任校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院士，并与潘院士一起整理老照片等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6、音乐家（如：留苏学子、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教授，著名作曲家赵季平教授，华裔著名作曲家、俄罗斯爱乐乐团团长、普京颁发的“友谊”勋章获得者左贞观）

（在原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大使的夫人葛绮云老师家里，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教授后，与两位老师一起共进晚餐。）

17、中外友谊的民间使者（如：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理事、原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校长丹 牟德院士，“中秘建交使者”何莲香[年届94岁高龄]，南非侨领陈玉玲，舞蹈家黄嘉敏教授，比利时《今日中国》杂志创办人丽娜与安娜）

事实上，口述史访谈并不是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设备、特别专业的摄影师，如果有的话是最好的，没有的话也可以进行。有些口述史料的内容是不对外公开的，但其本身的历史价值是非常重大的，是留给受访者本人的。待多年后，在受访者或其家人的允许下，再交由图书馆或博物馆，对学者或公众开放。

口述史访谈应具备的几个重要的基本要素：

要素一：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确立口述史访谈项目的受访群体，制定项目策划案。对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校史馆的口述史项目，口述史访谈的紧迫性是其优先考虑的要素之一。受访者身体健康、记忆力情况等个体因素将直接决定着口述史访谈的史料价值。

要素二：口述史项目在确定受访群体后，须寻求与这一受访群体相关联的组织或团体，以及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及其亲友的支持。

要素三：明确以专业的采访者为核心的口述史采访团队的重要性，团队的职责包含口述史访谈（同时录影和录音），受访者日常生活、工作等的花絮外拍（录影），扫描受访者的老照片、信件、日记和手稿等原始资料，以及帮助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校史馆进行文物征集和受访群体的联络工作。

要素四：制定采访、拍摄和储存资料设备的技术指标。

勿因技术问题而影响画面、声音质量（如声音失真或有噪音，画面晃动或构图及光线有误）。

要素五：明确受访者访谈的影像时长、外拍内容的范畴和文物征集工作。

要素六：口述史访谈及外拍高清影像的版权，应全部归委托单位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校史馆所有，并通过法律文件加以确认。而文字稿的版权原则上则归受访者、采访者和委托单位共同拥有。

关于口述史项目操作，除了前期项目筹备（如前期外联、调研，准备案头工作，就采访提纲与受访者沟通，制定知识产权法律协议等）之外，还包括确定每位受访者的采访时间、访谈场地、访谈时长和周期，以及后期的资料存储、多元化应用和与受访群体的关系维护等工作。此外，后期的资料存储或存档也是口述史访谈重要的组成部分。笔录一般至少三校。如果要求更精准些，笔录还应标注受访者的身体语言和访谈时的情绪变化，这些在口述史访谈影像中都是可以看出来的，这也有赖于速记员和校对者对笔录工作具有敏锐、细致和认真的态度。同时，受访者的这些身体语言是否在口述史访谈时被摄像机纪录下来，要看采访者的阅历、访谈技巧和经验，以及其所具有的同情心、敏锐性和责任感。

三、口述史访谈、创伤记忆和怀旧疗法

唐纳德·里奇指出，“口述史学先驱”保罗·汤普森和乔安娜·博纳特(Joanna Bornat)“将口述历史访谈与精神分析和家庭治疗相比较，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创伤后压力以及其他与讲述痛苦经历相关的问题的影响。他们考虑了口述历史在老年人‘怀旧疗法’（reminiscence therapy）中的应用，以及它与生命回顾（life review）访谈的联系”。

（唐纳德⋅里奇[美]著、刘宇译：《评保罗⋅汤普森和乔安娜⋅博纳特<过去的声音: 口述历史>》，杨祥银主编：《口述史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例如，有一位90多岁的受访者（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她的爱人在20世纪60年代失踪（是被不认识的几个人强行带走），在80年代时她获悉她的爱人已然离世。自她的爱人失踪后，她变得少言寡语，并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她在看过采访提纲，几经考虑后同意接受我的口述史访谈。接受访谈时，她话语平实，向我讲述了压在她心里几十年的往事和心结。访问其间，老人家突然无声地哭了，哭到已经无法继续讲述。在此情况下，要看采访者的经验，即要不要继续录下去。答案是肯定的，要录，摄像机不要停，因为老人家压抑了几十年的泪水本身就是一种有力量的语言。但前提是，采访者要事先了解老人家是否有心脏病，是否带有心脏起搏器。

此时的采访者犹如心理医生，如果处理得当，老人家压抑多年的情绪得以释放，由此不仅可纪录重要的访谈影像，而且也对老人家的身心健康有益。但如果事先（指首次见面时）了解到老人家心脏不好，那么就需要采访者在老人家哭出来后，适时地用话语或身体语言转移老人家注意力，或者请老人家稍事休息。如果受访者没有心脏疾病，那么采访者应以不干扰为宜，即不发出任何声音，用身体语言（如眼神和面部表情）而非有声的话语来告诉受访者这一信息“我懂您”，同时采访者可以轻轻地递给受访者纸巾，以便受访者擦拭泪水。这样一方面受访者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另一方面受访者可以感受到来自采访者的理解和尊重。

事实上，当受访者在讲述过程中哭泣时，采访者的任何话语都会是多余的，此时的采访者不应干扰或打断受访者释放情绪。在受访者压抑多年的情绪释放后，会与采访者建立起更深厚的互信关系，口述的内容也将更加深入。须指出的是，采访者对受访者始终是发自内心地尊敬并以诚相待的，采访者和受访者在长时期的访谈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类似知己的情感交流和默契，同时采访者是无法预估受访者是否会在讲述中释放情绪的，而使受访者释放情绪也并非采访者的目的，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这位90多岁的老人家在口述史访谈中留下泪水后的第二天，继续接受我采访时对我讲：“我昨天难得睡了个好觉，已经很多年没有睡得这么好了，谢谢你！”当我听到老人家这番话也很受感动，更加体会到口述史访谈的意义所在。

又如，西南联大学子沈善炯院士，是赵忠尧事件的亲历者。1950年，在海外学成归国的科学家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乘坐轮船准备回到祖国，轮船抵达日本横滨时，却被强行带下船，关进了日本的巢鸭监狱，受尽了屈辱和折磨。经过种种波折，在被扣押58天后，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终于获得自由，回到祖国。口述史采访时，沈善炯院士年届92岁高龄，记忆力非常好，但身体给人感觉有些虚弱，现在11年过去了，沈善炯院士已年届103岁高龄，身体还是不错的。年长的受访者在接受口述史访谈时将自己的人生都回忆了一遍，这种深入的口述史访谈对受访者的身体无疑是有益的。

唐纳德⋅里奇亦指出，“口述历史的本质是去记录现在的记忆并反思过去。成功的访谈要求大量的技巧，从预先的调研到掌握设备，设置合适的环境，以及表现出一种促进信任和坦诚的同情心。口述历史也要求对伦理问题具有敏锐的敏感性，以避免在采访中或随后的使用过程中对受访者造成伤害”。保罗⋅汤普森和乔安娜⋅博纳特也“提醒访谈者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诚然，“以小历史为主场对大历史的诠释”是对中国现当代史亲历者口述史料文本分析的意义所在，正如联大学子马识途所言，“我的革命和人生经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大的时代”。

（著名作家、“皖南事变”后的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人、年届106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于2011-2012年接受刘宇博士口述史访谈后合影）

总括而言，口述史访谈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共同的成果。好的口述史访谈是在访谈影像中较少听到采访者的声音，在访谈笔录中较少看到采访者的文字，却在受访者的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处处感受到采访者的存在、功力及其认真的态度。

来源时间：2020/11/23   发布时间：2020/11/23

旧文章ID：23538

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國評論》2020年11月號總第275期

（本文原載於《中國評論》2020年11月號總第275期，作者授权本站转载。原編者按：中評社香港11月21日電/ 回顧與檢視兩岸對於“國統綱領”與“九二共識”的種種爭議及後來的現實政治塑造，對於兩岸關係的現實和未來發展有著借鏡的作用。）

2020年7月30日，原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病逝於台灣。兩岸媒體即刻開始了對李登輝的“蓋棺論定”。大陸官方對李登輝評價一律負面。《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說他“一定會在中國歷史上遺臭萬年”。央視新聞評論說他是民族罪人。國台辦發言人說台獨是絕路，國家要統一。台灣政黨對他的評價不一。民進黨政府讚譽李登輝開創了台灣民主與自由之路，是“民主先生”，國民黨則對李登輝毀譽參半：一方面承認他對台灣民主的貢獻，另一方面認為他分裂了國民黨、引入了黑金政治。

本人更關心的是兩岸關係發展到今天這樣勢不兩立，毫無迴旋餘地，李登輝到底有多大責任。抑或對今天的發展，大陸方面也難辭其咎。換句話說，關係不好，一定是雙方都有責任。古典社會學理論的三個範式之一是社會互動理論（另外兩個是結構功能和社會衝突理論），講的主要就是人和人之間是如何互動的。其實一個政治實體和另外一個政治實體、國家和國家的互動也在遵循同樣的規律。

本文將先介紹社會互動的理論。然後我們分別來看兩岸在李登輝時時期的《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上是如何攻防的，他們相互如何闡釋、定義這些概念，並根據自己的闡釋來決定自己的行動。最後我們來看互動雙方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可以做哪些改進。我的主要觀點是任何發展都是互動的結果，所以互動的雙方都要檢討並克服自己在互動過程中的謬誤與迷思，從而把兩岸關係拉出目前的低谷。

社會互動的理論

社會互動的理論是以韋伯(Max Weber)、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布魯默(Herbert Blumer)等為代表的闡釋性社會學，或者說符號互動論或者象徵互動論。如果說結構功能主義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在雙邊關係中文化、意識形態、政治結構的功能，社會衝突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在雙邊關係中國家政治與經濟的利益及其實力的作用，那麼社會互動理論則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在雙邊關係中人和人的互動、政府和政府的互動如何促使雙邊關係變得和諧或者緊張。

具體來說，第一是人和人或者政府與政府之間有互動。比如大陸的學者和台灣的學者、大陸的國台辦和台灣的陸委會、前者的海協會和後者的海基會、雙方的媒體等等。第二是他們通過互動來定義自己面臨的形勢並給它賦予一定的意義。第三是這個互動的過程使他們建構起來一個社會現實，或者說這是一個“對現實的社會建構”。

對“現實”的闡釋不同，所構建起來的“現實”也就不同，比如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就是這樣。中共、國民黨、民進黨所構建的現實相互之間都有差別。之後這個現實對他們來說就是真實的，他們的行為便是建立在這個社會建構出來的現實之上，由此便產生了一系列的後果，無論是積極的後果還是消極的後果，喜劇性的還是悲劇性的後果。

那麼，如何闡釋現實、構建現實、呈現現實，幾乎和結構功能主義和衝突理論所處理的問題同等重要。下面我們來看兩岸在《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問題上是如何解釋、建構並呈現現實的。

兩岸在《國統綱領》問題上的攻防戰

在這個攻防戰中，我們看到了雙方如何解讀當時的政治局面，如何回應對方的訴求。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回應的方式如果不同，效果就會很不相同，一些機會或許就不會在“一念之間”喪失掉。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對台政策從毛時代的“一定要【武力】解放台灣”轉到1980年代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上來。這個方針既針對香港和澳門，也針對台灣。而中華民國政府則提出“一國良制”的方針對付“一國兩制”：即“民主、自由和均富”的“良制”。

這個“一國良制”的方針繼而在1991年形成了一個具體的《國家統一綱領》，我們簡稱《國統綱領》。其目標是“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其四大原則是1）大陸與台灣都是中國的領土，所有的中國人都應力促國家的統一；2）中國統一以全民福祉為依規，而非黨派之爭；3）中國統一以發揚中華文化、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基本人權、實踐民主法治為宗旨；4）中國統一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權益，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達成。

《國統綱領》提出了國家統一的三個階段。近程是互惠交流階段：1）化解敵意，良性互動，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2）建立中介機構，放寬各項限制；3）大陸推動經濟改革，逐步開放輿論，實行民主法治，台灣則加速憲政改革，推動國家建設；4）和平解決一切爭端，在國際上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中程是互信合作階段：1）建立兩岸官方溝通管道；2）直接通郵、通航、通商；3）協力互助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4）推動高層互訪，創造協商統一的條件。遠程是協商統一階段，即成立協商機構，在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公平、軍隊國家化的原則下，研訂憲政體制，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

即使在近30年之後的今天看來，這個《國統綱領》仍然是非常不錯的兩岸前途的選項。但是大陸方面當時對此是如何回應的呢？

大陸有關方面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贊成該文件一個中國應該統一以及通郵、通航、通商等主張，但是仍然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換句話說，一個是中央，一個是地方，兩者不能平等。顯然大陸方面無法承諾在在兩岸實行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措施，恐怕危及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正如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的蘇貞昌2006年在終止《國統綱領》時所說，“據當時兼任陸委會主委之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所作「中共對我《國家統一綱領》之反應」報告說明，中國對《國統綱領》之反應，除「共建統一的中國」一詞給予肯定外，對所揭示之目標、原則及進程，均極盡詆譭之能事，毫無採納、商榷誠意”。於是《國統綱領》就被終止了。

時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邱进益後來對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靜波說當時李登輝制訂《國統綱領》的確是“真心地想推進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但是李登輝在回答徐靜波的問題時卻說制訂《國統綱領》目的不是為了與中國統一，而是為了安撫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

或許大陸方面當時不認為李登輝真心想國家統一，或許李登輝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也只是見步行步，如他給徐靜波的書籤上對自己的描述，“我是不是我的我”。是《國統綱領》不是他呢，還是“台獨”不是他呢？

與李登輝同齡的台獨大佬彭明敏在一篇紀念李登輝的文章中說：“我常說，有兩個互相矛盾的身分在李登輝的身上結合在一起。一是作為臺灣人的李登輝，另一是作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前者要保護和伸張臺灣人的政治權利即民主化，後者則為了「統一」中國，一些基本人權必須犧牲，他在此兩種立場上掙扎，天人交戰”。顯然他也認為李登輝有統一或者台獨的糾結。

或許李登輝的這種糾結，也影響了大陸對他的解讀，從而直接影響了兩岸關係逐漸惡化的走向。

但是無論李登輝當時如何想，如果大陸從正面解讀李登輝，把這個《國統綱領》的球接過來，然後兩岸在政治、經濟、社會上都先互動起來，並承諾在這些方面的漸進改革，或許就不會有1996年台灣總統大選時的武力威脅台灣，以及李登輝全面走向台獨的情況發生。

台灣方面對大陸的反應的反應，也即終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的運作，繼續去中國化，包括政府機構以及國營公司的改名、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繼續往台獨的方向走去，從而坐實了大陸對民進黨是台獨黨的指控。於是在《國統綱領》這個問題上，由於各自的意識形態和敵對解讀，兩岸失去了一次共建和平的機會。

在“九二共識”上的攻防戰

“九二共識”的失敗，也是各方在解讀、闡釋、現實構建上出了問題的原因。“九二共識”是1992年大陸的海協會和台灣的海基會代表各自的政府在香港會談的結果，即雙方都認為兩岸都是中國的一個部分，但是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內涵上無法達成一致。即大陸方面認為這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灣方面則認為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由於雙方無法在這個問題上達成文字協議，於是他們決定各自作一個口頭表述。台灣方面的表述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這其實就是一中各表的意思。所以國民黨政府一直堅持“九二共識”的內涵是一中各表。

而大陸方面的表述則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換句話說，大陸方面知道雙方對一個中國的認知不同，就乾脆不談這個問題，直奔兩岸具體事務的談判，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就好。

但是大陸對一中各表的曖昧與迴避，使民進黨及其政府得以整個否定“九二共識”，說兩岸根本就沒有共識。大陸各方後來也一再解釋說“九二共識”就是求同存異，但是在官方文件中從來不說這個“異”是什麼。

的確，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在2005年3月31日會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時，提到“你們中華民國和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講起來都是‘一塊招牌，兩個班底’，大家有共同的基礎，沒必要搞成對立”。中共中央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也在一些場合指出，“九二共識”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台研會副會長許世銓也指出，“九二共識”就是求大同、存小異。大同是一個中國，小異是對一個中國內涵的解釋。

但是這些都不足以抗衡中共方面在官方文件中不提中華民國、不承認一中各表的事實，是可以被解讀為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於是民進黨說九二無共識，國民黨也百口莫辯。其實當然是有的地方有共識，比如一個中國；有地地方沒有共識，即這個中國長什麼樣。由於互不相讓，就和《國統綱領》一樣，一盤好棋就這樣被下輸了。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又重新定義了“九二共識”。他說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謀求國家統一。統一的方式是“一國兩制”。這就直接否定了賈慶林、孫亞夫、許世銓上面的辯解，明確宣示說台灣是一個地方政府，要像香港和澳門那樣被統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來。

這個宣言使得國民黨徹底失去了在兩岸問題上已經岌岌可危的“一中各表”的道德高地，連國民黨內的很多人都覺得“九二共識”不能再用來論述兩岸關係了，只能另闢蹊徑。但是如果沒有大陸方面的合作，談何容易。韓國瑜在2020年競選中華民國總統時一敗塗地，和失去“九二共識”有非常大的關係。台灣人在獨立的道路上也就越走越遠了。

兩岸在《國統綱領》與“九二共識”問題上的社會互動模式對今後兩岸關係的啟發

如前所述，影響兩岸關係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及意識形態。但是，從社會互動理論的角度看，在基本維護自己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及意識形態的情況下，他們如何可以改善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從而仍然可以達致和平發展的目的呢？

第一，打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邏輯謬誤。社會互動理論認為對人和事的闡釋決定了他們對現實的認定以及如何處理政治和經濟問題。在《國統綱領》問題上，大陸政府本來可以把它解釋為一個友好的表示加以接受，並在此基礎上循序漸進地發展兩岸關係。況且中共在原則上也並沒有反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民進黨政府也完全可以接受“九二共識”對一個中國的認定，接受在一中各表問題上的模糊狀態，並在此基礎上和大陸交往，並不會失去台灣的主體性。但是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因，他們都沒有這樣做，於是兩岸問題便越來越無解。

打破非此即彼的邏輯錯誤也是因為人和世界本來就是充滿矛盾的，不是非黑即白。如上所述，李登輝說自己是“不是我的我”，他在台獨和統一的問題上最初並不是黑白那麼分明。即使現在民進黨執政，蔡英文在總統宣誓的時候，不是也面對孫中山的畫像，向中華民國的憲法宣誓嗎？大陸方面可以把這個解釋為台獨“借殼上市”，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解釋為台灣和大陸同是一個中國的宣示。一念之差會決定自己對現實的認知並直接影響自己的決策，並導致兩岸的戰爭（冷戰或者熱戰）或者和平。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經訪談過一些台獨人士，也曾經當面問過李登輝、蔡英文、許惠佑、施明德等人關于文化的、歷史的中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即台灣也是文化中國和歷史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上，他們的反對情緒幷不是那麽强烈。陳水扁當年承認香港會談的模式，也是間接承認“一中各表”。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也提出過“憲法一中”、“重疊共識”等主張。顯然，在一個中國的內涵上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

泛綠和泛藍陣營也完全可以拿出自己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幷在此基礎上和大陸談判未來兩岸的政治安排。眾多政治人物和學者都曾經提到過歐盟模式，比如宋楚瑜的“一中屋頂”、台大教授張亞中的“一中三憲”等等，都是可以考慮的安排。

中共在如何統一問題上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了從“一定要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從“老三句”向“新三句”的轉變。2000年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2005年又說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在新三句裏，大陸和台灣就被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了，而且“中國”取代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還一再强調“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麽都可以談”，包括中國的國名、國旗、臺灣在聯合國中的地位等。厦門大學台研院劉國深的“國家球體”（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爲一體的兩面）、和黃嘉樹（至少是曾經）認同的“一國兩府”的觀點都是兩岸和解的積極思維。當然習近平時代的態度又趨強硬。但是這一切都說明大陸的態度也是在變化的。

台灣方面在和大陸的互動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而模糊對自己不利的政策，以使兩岸關係向良性的方向發展。這也是一念之差的問題。

非此即彼作為一個謬誤也表現在關於兩岸談判的條件上面。大陸政府說台灣必須先承認一個中國；民進黨說談判不能有任何先決條件；馬英九政府說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這些都是非此即彼的政治操作。如果都如此缺乏誠意，不視對方為自己人，不願意妥協，那麼兩岸便永遠面臨兵戎相見的危險。

第二，打破政治現實主義的迷思。大陸政府對台灣的強硬態度，其實是建立在政治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即認為反正我大你小，只要我全面打壓你，你就得向我屈服。於是最近幾年來，強迫國際商業航空公司必須在自己涉及台灣的標示中改為“中國台灣”、大力限制大陸、港澳和台灣的交往等等。好像只要將名字改過來，台灣就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在大陸和港澳，在一般媒體上，不能提“中華民國”、“總統”、“行政院”等等字眼，實在要提，得加上引號。好像只要不提這些字眼，這些機構就不存在了。這些鴕鳥政策帶來兩岸和平了嗎？當然是自欺欺人，結果是兩岸漸行漸遠。

民進黨政府現在將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想靠美國來保護自己的安全，也是非常靠不住的選項。靠山山要倒，靠水水要乾。只有靠自己，未雨綢繆，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找出來一個和大陸和平共處之道，才能夠真地保護住自己的現實利益。

總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40多年來兩岸關係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其中有些比較好的發展勢頭，比如李登輝時期的《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但是這些發展，都因為雙方（尤其是中共和民進黨）沒有能夠充分理解對方的矛盾性和複雜性，從而使得這些發展都沒有能夠持續，並導致了今天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漢賊不兩立”的局面。

但是只要雙方能夠克服這些邏輯上的謬誤和思維上的迷思，不要把對方視為敵人，從積極方面闡釋兩岸論述，或許兩岸關係能夠在雙方基本利益都不受到損害的情況下柳暗花明。大家或許就能回歸到《國統綱領》、“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原則上面來，合作共建一個世界主義的、歐盟式的中華聯邦，也即我說的“邦聯式的聯邦”與綠營人士李筱峰所說的“中華聯盟”，也說不定。（作者为澳門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

来源时间：2020/11/23   发布时间：2020/11/23

旧文章ID：2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