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遐思客  来源：美国华人

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有一个名词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好之者谓其"正义方向"，厌之者谓其"万恶渊薮"。这个名词就是：社会主义。为了让这场争议的参与者有的放矢， 很有必要对这个名词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梳理。

社会主义的初始定义

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挑战者，社会主义最初的理念着眼点是经济形式，即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源拥有和控制方式。就是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源拥有方式，取代私人生产资源拥有方式。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财富分配方式做大幅改造。欧洲早期社会主义倡导者代表有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和欧文(Robert Owen)。

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

到了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深化和加剧了。在反制资本主义的需求下，社会主义从单纯的经济诉求，演化成了政治和社会运动。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人的推动下，欧洲社会主义者在1864年成立了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在这第一个国际性社会主义组织停止活动后不久，马克思的助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又帮助建立了第二国际，继续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著《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巨大影响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时也被称作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主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全方位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但是，在实施改造社会的手段和最终的目标上，运动内部存在巨大分歧。

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裂变

恩格斯在1895年去世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一场重大分裂。以俄国的列宁(Vladimir Lenin)，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德国的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然后由无产阶级政党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以德国的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考茨基(Karl Kautsky)，英国的韦伯(Sidney Webb)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在欧洲各国现有宪政体制内，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然后在法律框架内推动分配制度和所有权制度的改革，以此为中下层民众谋取正当权益。两派争执愈演愈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革命派在列宁率领下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道路，自建第三国际，向全世界输出革命，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共产国际。改良派自己重新组建了社会党国际，推行合法的改革运动，日后成为在许多欧洲国家执政的社会党，工党，或社会民主党。

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曲惨烈间奏

不少知识界人士说过，政治上的左右两翼走向极端，就会互相融合。这个令人惊叹的融合，在布尔什维克和纳粹的精神拥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纳粹党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語：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英语：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摈弃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观念，主张雅利安(Aryan)社会的全体成员，必须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上，寻求集体主义的最高目标，即雅利安人对欧洲乃至世界的主导。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家机器有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上国际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区别，就会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在追求各自最高目标的手段上，异曲同工。

社会主义的美国实践

当罗斯福为了应对肆虐的大萧条，把国家公权力直接用于美国经济活动时，他受到了美国保守派的强烈质疑。保守派祭出的杀手锏，就是给他戴上社会主义这顶红帽子。罗斯福在1936年的国情咨文中答复说，他的新政项目寻求的是社会负担的调整，以帮助有需求的人，保护弱者，解救受盘剥的人，真正保卫普通民众的资产。如若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活动就算社会主义，那么罗斯福的新政的确包含明显的社会主义成分。新政就是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践。让保守派人士无比遗憾的历史结论是，没有这场新政旗号的社会主义实践，美国根本无法步出大萧条的泥沼。

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

共产国际所推行的那条苏维埃道路，随着苏联国旗1991年12月底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走到了尽头。莫斯科传出的这曲挽歌昭告世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理解，社会主义在今后的存亡消长，都不再与苏维埃道路相关。

同在这一时期，在欧洲版图的另一面，社会党国际的理想在西欧和北欧国家的艰辛实践中，高歌猛进。著名的"北欧模式"(Nordic model)，在实行宪政民主体制的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和冰岛大获成功。这个模式的特征是，中央政府以中间人的身份居间调和，帮助雇主和受雇者达成符合各方利益的最佳妥协方案，以法律和条例的形式制定各方遵守的规则。高税收和高福利保证了社会成员对经济发展的合理享受。同时，对雇主地位的法律保护又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

北欧五国劳工市场平稳、社会凝聚力强、收入分配公平，具有高效而且能保持增长的经济。在国际社会的各项社会指数分析中，北欧五国都名列前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2019年联合国世界快乐指数排名报告中，北欧五国都在前十名中，并囊括前四名。透明国际发布的贪污感知指数，北欧五国历来位居清廉前列。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挪威工党，芬兰社会民主党和丹麦社会民主党，都在二战后长期执政。

西欧的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在各自国家当过执政党，对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有过重大贡献。

冷战结束后，世界共产主义之星的陨落殃及社会主义的声誉。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实质区别。殊不知，社会主义依然是世界政坛的一股力量，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道路选择。这主要得益于欧洲在宪政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北欧国家的亮丽成就。欧洲展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精髓辨析

从源头上说，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所有权的形式，它反对私人掌控社会生产资源，主张社会成员以某种方式共同享有生产资源，以便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可以说，社会主义的着手点是生产资源的控制，着眼点实际上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有人说，资本主义注重生产的效率，社会主义注重分配的公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开始，这个运动中的思想者就一直在思考，社会控制生产资源，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最佳手段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运动从来就没有垄断达成目标的方式。那种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用中央政府公权力强制控制生产资源，并整齐划一地分配社会财富的做法，是一种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的极端路线，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奇异点(outlier)。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性路线，由欧洲社会主义代表。这条温和路线表明，社会主义的理想，可以在保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在法制的框架内，通过协商和立法，达成社会各方可以接受的妥协，对生产资源的占有做一定程度的社会管控，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做合理的调整。

不论对北欧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作为生产资源控制形式和社会财富分配方法，社会主义和特定的政治体制没有逻辑的关联。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本意，是一种有弹性的经济形式。如果社会主义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灾难，罪不在它本身，罪在与之结合的政治体制。

参考来源：

Dionner Jr., E. J. Galston, William A. “Socialism: A short primer”, Brookings, May 13,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19/05/13/socialism-a-short-primer/

McKay, Andrew. “Scandinavian ‘Socialism’: The Truth of the Nordic Model”, Life in Norway, August 3, 2020.

https://www.lifeinnorway.net/scandinavian-socialism/

Newport, Frank. “The Meaning of “Socialism” to Americans Today”, Gallup, October 4, 2018.

https://news.gallup.com/opinion/polling-matters/243362/meaning-socialism-americans-today.aspx

Hiltzik, Michael. “They tried to call FDR and the New Deal ‘socialist’ too. Here’s how he responded”,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3, 2019.

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hiltzik/la-fi-hiltzik-socialism-20190213-story.html

Socialism, Merriam-Webster.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ocialism

Socialis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socialism/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10/21

旧文章ID：23518

作者：遐思客  来源：美国华人

导读

种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引发过多次巨大风波。从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到金博士的民权运动，反种族主义的力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种族主义势力并没有认输。在新世纪世界性种族融合的潮流冲击下，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与欧洲种族主义势力携手并肩，试图以最后的努力，阻止经济全球化促进的种族融合趋势。最近，美国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听到了来自政治高层的清晰喊话，“后退一步，时刻准备着”(stand back and stand by)。这种赤裸裸的白人种族主义宣言，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性质，下了清晰无比的定义。

反种族主义力量需要了解的是，种族主义之谬，不仅在于道义荒悖，而且在于(也许更加在于)科学证据缺失。本文力图从科学史角度，阐述种族主义的荒诞性质。以人种学的惨烈结局和基因学的优美结论，揭示人类同源的事实;以近代科学发展史的多元因素，表明没有一个种族在智慧上有任何特殊之处。

"黑人命也是命"的政治意涵和社会冲击力，已经通过各种媒体走进了千百万人的视野;可是它的思想史意义，却还只是在知识界的小象牙塔内撞击着零星的心灵。因为人们的政治举动和社会倾向基于他们的思想理念，解读"黑人的命也是命"或者类似的种族平等诉求的思想史意义，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和社会价值。如果我们从思想史角度看，种族平等的诉求，本质上是要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落实现代科学有关人类种族的事实论证。所以，科学史和思想史在这里绝非抽象的知识思维游戏，而是现实行动的理念基础。

正如有遗传学专业背景的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斯(Jonathan Marks)在《人类生物多样性：基因，种族和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类学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同是人类，人们对基因和种族的探讨过程，同样是一部人类价值观发展的思想史。对这个科学发展和思想历程的探讨，不仅可以让我们懂得种族平等的科学立论根基，也可以使我们深切体会人类理念进步的艰辛。此外，白人至上主义的立论根本在于白人的种族优越感，而而这个优越感的一个重要凭据，就是由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在欧美白人世界的出现和发展。由此而论，对科学发展史，尤其是近代科学发展史中多元推动力因素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种族平等的科学依据。

由于本文力求在尽可能短的篇幅里，从生物分类学和近代科学发展两个角度，说明人种问题的来龙去脉，思路比较繁杂。下面这个逻辑流程图表，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本文的思想走向。图表中条目的颜色，对应于正文中以时间顺序展开的各个题目。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对人种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人类在自然界地位的思考。要确立高贵种族的地位，首先要确立高贵物种的地位。

在西方思想史上，由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开创的静止的单线条物种观念(自然界的伟大链条，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影响极其深远。按照这个观念，世间万物排列在一个阶梯式的链条上，由低到高，人类自然占据高端的位置，仅次于神。这个链条产生后，就不再变动(即静态理念)。

当瑞典人林奈(Carl Linnaeus)在18世纪建立他的生物分类学时，革命性地创立了分枝层级观点，但依然保留着静态理念。生物物种以树枝分杈的形式互相关联。人类当然处在林奈分枝层级体系的高端。和林奈同时期的法国人布丰(Comte de Buffon)却坚持认为，物种(species)是生物链条上唯一有意义的单位，无需添加分枝这个层级概念。令科学史学者惊讶不已的是，布丰反对林奈的理由，在于林奈的分枝层级体系观念会推导出物种共同祖先的概念。如我们所知，共同祖先，正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柱概念之一。就是说，布丰错误地把一个正确概念看作是林奈分枝层级观念的谬误所在。他止步于真理的边缘。

林奈本人则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观念所包含的革命性意义。比林奈和布丰稍后的法国人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在物种存在形式上，继续亚里斯多德和布丰的单线链条理念。但是拉马克革命性地打破了亚里斯多德以来学界确信不疑的静态观念，把进化这个动态观念引入了物种学说。拉马克认为，在单线条上存在的各类物种，是进化形成的。

达尔文科学革命与人类的位置

正如爱因斯坦物理学革命前夕的科学界一样，林奈，布丰和拉马克这些学者，为达尔文的到来准备了丰富的生物学数据和科学思想养料。在总结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达尔文对林奈的分枝层级观念和拉马克的进化思想做了改造，提出了以共同祖先和自然选择为理念基础的进化论，翻开了科学史的新篇章。需要强调的是，除了共同祖先和自然选择，达尔文进化论还有一个通常被忽略的革命性观念，那就是生物进化的盲目性。从亚里斯多德到拉马克，学者们都囿于一个物种链条排列从低等到高等的观念。达尔文进化论则推翻了这个观念，认为物种演变没有一个从低等到高等的规律。物种"成功"的唯一衡量准则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在这个意义上，物种演变完全是盲目的。现代进化论者甚至明确指出，人类的出现是一个生物演化史上的偶然事件。这个科学观念所隐含的思想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尽管达尔文自己对此着墨不多。一个很自然的逻辑思路是，假如人类和其他生物来自共同祖先，既非进化目的，亦非进化顶峰;那么，人类中的族裔有什么原因会演化出高低贵贱呢?

人种在人类世界的位置

思考生物分类的人，无法避免人类族群这个问题 。作为近代生物物种分类学的创始人，林奈感受到了来自学理逻辑的压力，需要对人种分类。林奈以地理线条为界，把人分成了四个种类：红种的美洲人，白种的欧洲人，黄种的亚洲人和黑种的非洲人。林奈的人种分类影响非常深远。时至今日，无数的人们仍然以林奈18世纪的观念看待人种。美洲人固执而散漫，依照习惯统治;欧洲人聪明而富有创造力，依照法律统治;亚洲人阴郁而贪心，依照舆论统治;非洲人冷漠而愚钝，依照怪想统治。

比林奈晚几十年的德国学者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在观念上显得相当矛盾。他一方面承认人种间的界线难以划出，另一方面却又走在林奈的道路上，定义出五个人种。高加索人(Caucasian) ，蒙古人(Mongolian)，埃塞俄比亚人(Ethiopia)，美利坚人(American)，马来人(Malay)。现代定义人种时使用的"高加索人"一语，就出自布鲁门巴哈。

林奈和布鲁门巴哈的人种分类观念，为后来两个世纪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和思考，确定了思想范式(Paradigm)。

"科学"种族主义的兴起

从林奈到布鲁门巴哈确立的人种理念，在19世纪开始成长壮大，滋生出"科学"种族主义。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它的推动者们，从林奈和布鲁门巴哈那里借用了生物和人种分类法，为种族等级观念戴上了科学桂冠。其首创者法国旧贵族戈宾诺 (Arthur de Gobineau) 于1855年出版代表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An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按照戈宾诺的观点，人类历史上出现过10种不同的文明，而这10种文明的兴衰，都能用亚利安人(Aryan)血统的比例高低来解释。当某个种族中的亚利安血统被稀释以后，这个种族代表的文明就会衰落。这种用遗传秉赋概念，解释世界文明史的白人至上伪科学观念，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一战前后，回响在欧美知识界。1899年英国出生的休斯顿·张伯伦(Houston Chamberlain)用德语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认为欧洲在19世纪所取得的所有经济、科学和文化成就，都归功于亚利安种族。无怪休斯顿·张伯伦日后成了纳粹党的精神领袖，希特勒的至交。无独有偶。1916年美国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发表了《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主张北欧种族至上主义。这种观念日后发展成德国的日耳曼至上主义(Germanicism)，和英美的昂格鲁-萨克森至上主义(Anglo-Saxonism)。

歧视理论的应用——优生学

如果说，"科学"种族主义的思想，还主要局限于理念的探讨和概念的建设;那么，优生学倡导者的活动就进入了应用实践的领域了。优生学倡导者的目标，是运用科学手段改造人种。

发出优生学第一声呼喊的，是英国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高尔顿1869年的著作《遗传的天赋》 (Hereditary Genius) 试图以逻辑推理和统计数据来证明，优秀源自天赋，也就是遗传因素。更重要的是，这种天赋的不同，是有种族界线的。因为遗传因子的稀释，当时的欧洲人已经比古希腊人低了两等，但仍然比黑人要高两等。高尔顿担心，如果不采取优生措施，其他低等人种和欧洲人中的下等人，会进一步稀释和败坏欧洲上等人的“高贵品质”，包括发达的智力、强健的体力、高尚的道德和深刻的洞察力等等。到1883年，高尔顿首次使用了"优生学"(Eugenics)这个名词。颇具创意的是，高尔顿期望把优生学变成一种宗教信仰，以使低等人种和人群自觉运用优生方法。

高尔顿的理念，很快就在美国遗传学家中找到了大批信奉者，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哈佛毕业的遗传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他在1911年出版的《与优生学相关的遗传》(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一书，成为使用多年的大学教科书。正如他的欧洲先师一样，达文波特既是等级主义者，也是种族主义者。在他看来，由于大批东南欧移民的涌入，美国人群的色素正在快速暗化，个子在变小，而犯罪率在提升。由于达文波特和其他美国优生学者的大力提倡，20世纪早期的美国，优生学成了科学殿堂的尊者。在实践中，这门伪科学直接催生了美国国会在1921年和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案，限制中欧、南欧和东欧移民。

由于打着科学和人道的旗号，美国的优生学者们还不能提出直接消灭"不适合生存"的人。但他们成功地游说几十个州的议会，通过了对社会不适者强制进行绝育的法案。需要强调的是，从强行绝育到纳粹的"最后解决"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人道"遮羞布。当美国的优生学者们还拘泥于绝育手术时，他们的德国同行就在纳粹的军乐声中扯下了遮羞布。三位德国著名生物学家鲍尔(Erwin Baur)、费希尔(Eugen Fischer)和冷兹(Fritz Lenz)，在1923年合作出版了一本教科书《人类遗传和种族卫生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Heredity and Race Hygiene)。当希特勒在监狱中撰写《我的奋斗》时，这本教科书是他的科学参考书。在纳粹德国发动欧洲战争后，德国国家机器开始在欧洲实施"仁慈的杀死"计划。对犹太人的屠杀是这个计划最臭名昭彰的部分。纳粹党副领袖赫斯(Rudolf Hess)不加掩饰地声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即纳粹运动)不过是“应用人种学”的实施。

人类多样性理念取代人种观念

优生学最后走上纳粹"应用人种学"的道路，标志着这门伪科学的破灭，对生物学界的等级主义和种族主义理念是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人们在抛弃"应用人种学"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放弃种族和等级的观念。大家放弃的，是一种极端化的实践;保留着的，是导致这种实践的思想基础。问题在于，只要种族和等级的观念还被当作合理的思想，"应用人种学"这类伪科学悲剧依然具有发生的可能性。杜绝这种悲剧的最佳途径，是铲除种族和等级观念。那么，种族和等级观念在人类学范畴内，究竟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可否被人类多样性理念取代呢?

线粒体夏娃(mtDNA Eve)和人类共同起源

1987年, 瑞贝卡·堪恩 (Rebecca L. Cann), 马克·斯通金 (Mark Stoneking), 和艾伦·威尔逊 (Allan C. Wilson)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通过对现代人细胞内线粒体DNA的研究，他们以生物学证据，支持古人类学界关于现代智人(Homo sapiens)的单线起源理论。就是说，所有现代人都是14到20万年前非洲一个单一人群繁衍而来的。这个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的理论，迅即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由于线粒体DNA只能通过女性相传，现代人的线粒体DNA又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祖先。《自然》杂志同一期的"新闻与意见"栏目中，有人以"线粒体夏娃"称呼这位远古非洲的女性。于是，在欧美世界家喻户晓的"夏娃"就成了那位现代人女祖先的名字。用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话说，我们都是非洲人。道金斯的这个结论，与他的先辈同胞达尔文150年前的推测，不谋而合。

虚拟的种族界线和实际的生物学阶梯

有了古化石和基因的双重分析证据，从林奈开端的人种分类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该观念的理论体系摇摇欲坠。但是，人们习惯于感官的欺骗性，喜欢用眼见耳闻的"事实"抵御科学证据展示的真相。现代科学共同体在这场考验耐心的理念冲突中，不断地用伽利略开创后继续更新的科学方法，向同行和公众说明种族概念和等级观念的荒谬性。

比如，肤色一直被当作种族分类的标志。实际上，人类群体肤色的差异，是自然选择作用下对阳光多寡的适应结果。阳光会损伤人体内的叶酸，影响生育。在热带地区，深肤色对人类繁殖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在高纬度阳光较弱地区，肤色较浅的人能够吸收更多的阳光，不易得软骨病，就有了生存优势。六个影响肤色的等位基因，在所有人群中都存在，它们的不同分布频率和各种排列组合的频率，导致肤色的深浅。就是说，以肤色区别歧视他人，实质上是不公正地看待自己身上同样存在的等位基因。更有甚者，要以肤色划分人种，如何处置那些介于黑白、黑黄和红白之间的肤色?那些生活在欧亚大陆两极之间的人群，算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假如严格以各种肤色划分人种，只怕会划分出成千上万的不同人种。这样的划分能有什么意义?

除了肤色，人种学家们还尝试过使用脑容量，头盖骨形状，血型，智商测试来确定人种。令他们失望的是，所有这些方法最终都无法通过科学证据的检验，因而都不能立足于科学殿堂。此类种族划分一再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考古证据，古人类学研究分析，和现代基因学术成果得出一致结论，人类种族界线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个虚拟的概念。无论以外形而论，还是以基因成分组合而论，人类个体成员的区别，是阶梯型的线性谱系，一个渐进的变化斜线。位于两端的群体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似乎可以设立种族界线。可是一考虑两端间大量的中间群体，划分种族的困难立刻显现，其难度之大尽展其不可克服的荒谬性。一个必然的结局最后出现了：在上个世纪70年代，人种学在学术界寿终正寝。

生物学和人类学在思想史上的交汇

当代学术界主流认定，人种是个社会和文化的概念，它在界定人群间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区别方面，有历史形成的功能。仅此而已。种族本身在生物学上是个微小的问题，涉及到的基因多样性微不足道。用遗传学数据来证明种族性质，是提错了问题。走错了方向。

种族优越性的历史迷思

在科学共同体吹破了生物学层面的种族优越性肥皂泡后，那种五光十色的异彩，依然炫耀在众多人士的眼前。他们依恋那份虚幻的荣耀。世界历史的表面现象则好象喜欢戏弄人间喧闹嘈杂的发声者，把史实真相隐藏在史册每一章节的末尾脚注之中，只让最为孜孜以求的学子，探得云雾缭绕中的奇峰异泉。不是吗?如若忽略史海里不起眼的贝壳，埋没了其内的珍珠，人们就可以把珍珠的璀璨，归功于起跳在海面的飞鱼。当白人至上主义者声称，欧洲人的近代科学发明成就，证明了高加索人种的至上性时，他们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由于近代科学成就的无比辉煌性，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错误声称有很大的迷惑性。因此，揭示这个历史迷思的谬妄所在，就可以在种族主义理念的棺柩上，敲进最后一颗钉子。

李约瑟问题与爱因斯坦诘难

几乎人人皆知，爱因斯坦是个大科学家;但知道他同时也是大思想家的人，就要少得多了。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的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史问题上所表现的深邃智慧，在他对李约瑟问题的评论中尽显无遗。

英国专攻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感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提出了一个日后名满天下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学界多番讨论后，有人向爱因斯坦咨询。科学巨匠在1953年4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答复了这个问题。在爱因斯坦看来，西方近代科学的出现源于两项历史发展：欧几里德代表的古希腊形式逻辑体系，和完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以探寻因果关系为目标的系统实验。中国圣贤没有发展出以这些步骤为基础的科学体系，不足为奇。应当为之惊讶的是，这些发现居然产生了。也就是说，没有出现近代科学是常规现象，而出现近代科学属于非常规现象。

从爱因斯坦的评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出现就像人类在地球的出现一样，是小概率事件。也就是说，是许多偶然因素凑合在一起，促成了一件本来多半不会发生的事情。李约瑟的问题实际上是个错误而没有意义的问题。其次，既然是小概率偶然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主事者，高加索人，也就无从声称举足轻重的地位了。因为诸种偶然因素要是发生在另一个地理位置，比如亚洲，科学革命就可能在那里出现了。再次，小概率偶然事件中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对于我们理解该事件的起因和缘故，往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理解了这些被忽视的因素的积极作用，我们就能愈加深刻地体会爱因斯坦有关评论的思想精髓。

古希腊科学发展的多元因素

为爱因斯坦所称道的古希腊科学，尤其是数学公理体系的辉煌成就，具有至少两个非希腊的渊源，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远远早于古希腊文明，又同处地中海地域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早就开始了天文学，数学，建筑学的探究。因为商业往来频繁，属于古希腊文明体系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都先后到访过古埃及和地中海其他地区，深受那里先辈学者的影响。泰勒斯对公元前585年5月28日日食的预测，很可能和他从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那里学到的天文学知识相关。有关毕达哥拉斯的几何成就，古希腊学者斯特拉波(Strabo)在其公元1世纪的著述中强调，几何学起源于古埃及人对尼罗河地区的土地测量，几何这个古希腊词的本意就是"土地测量"。古埃及人也早已知晓直角三角型三边的关系。对这种周边文明体密切文化交流关系的研究，使得天文学史专家克拉克(Leonard W. Clarke)得出结论：希腊化时代(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后100年)的天文学成就，并非全都归功于古希腊人，而应当把其中的许多记在古巴比伦人的帐上。古希腊人过于遵从柏拉图(Plato)的教诲，重推理而轻观测。古希腊天文学派长于使用数学工具计算推导，但他们所需的观测资料则来自周边文明，尤其是古巴比伦。

不难得出的结论是，与其说智慧女神雅典娜，赋予欧几里德为最高代表的古希腊人无比的天资，以完成特殊使命;不如说地中海区域不同文明多角度的推动，在一个巧合的关键点形成了人类智慧火花的闪耀，成就了古希腊科学造诣。

文艺复兴时代科学进步的多元因素

近代科学革命的另一个思想源泉，欧洲文艺复兴，也同样受到了周边文明因素的重大影响。两个最为值得提及的文明是伊斯兰和拜占庭。这两者之中，伊斯兰文明的作用尤为重中之重。

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被北方日耳曼人灭亡后，古希腊文化在西欧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西欧在科学文化上的进步，乏善可陈。所幸之处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保留了大部分希腊和罗马古籍。拜占庭帝国千年历程的文化功绩，就是图书馆的作用，它自己几无创新。此外，由于拜占庭帝国毗邻伊斯兰世界，双方的文化交流相当频繁。伊斯兰学者通过拜占庭帝国保留的古希腊典籍，掌握了古代世界的科学知识，并由此推进科学进步。伊斯兰学者的科学文献，又由拜占庭学者翻译成古希腊文，传布到西欧。最后，当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败亡时，大批懂得古希腊文和阿拉伯科学文化的学者涌入西欧避难，为当时已经展开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人才和知识。可以说，拜占庭帝国在同源三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地中海世界，起了科学文化中转枢纽的作用。

伊斯兰世界同一时期的科学发展，比拜占庭帝国要耀眼得多。史学家把公元8世纪到13世纪称作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伊斯兰学者在天文学，化学，医学和数学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成就。天文学方面，因为建立了多处良好的天文观测站，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Nasir al-Din al-Tusi)和法哈尼(Al-Farghani)得以根据自己的观测修正古希腊学者的天文体系。他们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日后成为哥白尼和伽里略的参考书。化学方面，阿拉伯学者首先发明并使用了蒸馏法，还首次描述了酸和碱的性质。医学方面，伊斯兰世界继承了古希腊的基本医学理论，以土，气，火，水四种元素来解释病理。但在药学，医学院建设和医院设置上，伊斯兰学者有独到进展，为日后欧洲的医院系统打下了基础。在最为出彩的数学方面，伊斯兰学者综合了古代希腊，印度，波斯和中国的成就，做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人尽皆知的阿拉伯数字，就是在9世纪由几位伊斯兰数学家，在印度7世纪发展的数字系统基础上，完善，奠定，并传布的。到了10世纪，伊斯兰数学家还运用阿拉伯数字，发展了分数和小数的概念。此外，在古希腊学者提出的代数学基础上，伊斯兰数学家们经过数百年的努力，终于在14世纪确立了全部由符号表述的代数学，使代数学脱离了几何学，成了一门独立的数学学科，从而把有理数，无理数，几何线段统合在代数的抽象思维之中。这是一个数学史上革命性的进步。它为数学日后的大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视角。代数(algebra)这个名词，就来自阿拉伯语"“al-jabr"。

伊斯兰数学家的这项成果通过拜占庭学者，传到了西欧。

走出历史迷思

爱因斯坦在他的诘难中，着重的是科学概念和体系关键的作用，没有隐含任何族裔的特殊历史地位。他不愧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路与我们看到的历史进程完全一致。以古希腊形式逻辑体系和欧洲文艺复兴为基础的近代科学革命，是多种因素偶合而成的辉煌成果。没有任何族裔可以独占伟大声誉。试想，假如日耳曼民族的征战军旗挥向东方，同时毁灭了东罗马帝国;假如伊斯兰统治者和上层宗教界人士对古希腊文化兴致索然;假如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对学术界采取严苛得多的管制，等等;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与否就会陷入重大疑问。近代科学革命没有任何历史必然性隐于其中。它不是任何人，任何族裔，任何帝国的目标。相反，它是多个族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理位置的各自努力下，出现于一个时空巧合点上的思想结晶体。所以，近代科学革命不能证明高加索族裔的优越性。

爱因斯坦的诘难向我们诉说，在思考科学史问题时，必须按照世界史的本来面目，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科学史是人类共同体的历史。

科学视野无种族

生物学和人类学以明确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证明，人种这个概念在生物学意义上是无法成立的，它只是一个人文观念。科学史则以确凿的文献资料和严谨的推理表明，近代科学革命绝非某个族裔的优等基因，在设定地域和确定时间的优雅表达，它是世界史上族裔间不经意合作的共同产品。由此而论，种族平等这个诉求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道德的拷问和情感的呼唤，它也是理性的追问。这个诉求以"线粒体夏娃"的名义呐喊，既然我们本是同根生，那又为何急切地煎熬共同母亲的另一些子孙呢?让我们在一起，以"线粒体夏娃"的名义发出誓言，以地中海区域历史性合作的事业为样板，还"高贵"族裔以平民的身份，救"低贱"族裔出水深火热之中。

本文初稿得到志同道合的亲友们的审阅，特此由衷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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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10/9

旧文章ID：23517

作者：遐思客  来源：美国华人

如史学家常言，危机中有危险，也隐藏着机运。危险越大，机运就越高。历史在释出机运时，通常显得格外吝啬，百年中往往难得一两次。以此而论，美国民主党人是历史的幸运儿。驴背驮着的党，在百年内遇到了两次施展新政的大好机运。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两次机运的历史背景。

1929年大萧条

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并不鲜见，但在短短数月内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带来毁灭性重创的经济危机则不多见。1929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正是这种罕见大危机的例子。从1929年到1932年，世界GDP减少了15%(作为对比：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造成世界GDP减少1%)，国际贸易剧减50%。美国工业产值减少46%，失业率高达25%。

罗斯福新政

大萧条造成的危机呼唤着具备远大目光和实践经验的领袖人物走上政治舞台。民主党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应运而出。1932年，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罗斯福运用了斯图尔特·切斯(Stuart Chase)当年出版的政治论著的术语，向美国公众承诺他将实施一场新政(New Deal)改革，以保证人民可以有公正的机会分享国家的财富。1933年伊始，成为第32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不负众望，以雷霆之势推动新政改革。一系列方案和项目以国会法案或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在短时间内付诸实施。大型公共工程的启动，金融财政系统的改革，经济生活中大量规范条例的推行，很快见诸成效。几年后，美国的经济走出了低谷，步入健康轨道，为随后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好了经济基础。

2020年美国危机

2020年，当知识界人士正在辩论美国社会危机的诸种因素和危机的触发点时，一个默默无闻的瘟神——新冠病毒 (COVID-19)不期而至，叩开了美利坚大厦装点华丽的大门，把大厦内部的斑斑锈迹和蛛网霉点展露在世人眼前。时至今日，已没有人还能质疑瘟神的恐怖。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听从医学专家的意见，用科学方法打退新冠病毒的进攻。可是同样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与瘟神的搏斗不断地提示我们，美国的体制存在重大弊端。

不难想象，一个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缺医少药状态的国家， 何以能有效应对大规模恶性流行病的肆虐。病毒传播是否能被控制，取决于贫困人口能否得到救治。就是说，以赢利为最终目的的医疗体系根本无法保障，在运作中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宗旨。在经济制度问题上追根溯源，又不难看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8世纪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意指市场盲目利益驱动)，是有局限性的。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公权力)约束那只看不见的手，普通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愿望就是空想。

再从经济制度追踪到政治现象，我们不得不仰天长叹，一个面对恶意煽动者而束手无策的社会，是病态的。共和党和保守派几十年经营造就的邪教式领袖崇拜和根植于美国南方的落后文化，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规模的文化革新。就政治体制而言，两百年前各方妥协而成的宪政体制，如选举人院(Electoral College)和参议院制度，已经成了保卫落后势力的工具。这样的体制需要脱胎换骨的变革。再观察一下国际体系。我们有理由忧虑，在美国推卸自由世界领袖责任四年后的今天，人类还剩下几多时间来应对日益迫近的三大难题：公共卫生危机(如当前的新冠病毒和将来的未知瘟疫)，核战争，和全球变暖。世界需要引领风骚百年之久的美国继续承担领袖职责，带领人类走出困境。

时代呼唤民主党新政

自由女神在哀伤地哭泣，美利坚在焦急地呼唤，世界在忧虑中等待，美国民主党能否尽其所能，以集体力量承担罗斯福的角色，启动升级版的新政。如果说，1933年罗斯福面临的问题相对比较单一，集中表现在经济领域，那么，2020年民主党面临的问题则要复杂广泛得多。升级版的新政首先要以新政联盟的形式，在选举中击败对美国宪政体制构成致命威胁的特朗普和共和党。然后由取得执政党身份的民主党，展现大开大阖的政治家气度，在所有需要改革的领域展开力所能及的有力行动。同时，在国内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以软实力引领世界潮流，为解决世界性的难题指引方向。

新政的哲理实质

综观罗斯福新政的整个过程，一条改革主轴非常明显。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注入社会主义管理因素。国家出资和管理的大型工程，对金融财政行业的法律和行政约束，等等，都是经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这些社会主义因素犹如市场经济中那只看得见的手，对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盲目性行为进行即时纠偏。市场经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以逐利的动机推动市场大潮，让弄潮者永远热情洋溢，却没有眼光看清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新政设置的那只看得见的手，以理性督导公权力永远冷静清醒，促使宪政体制中的执政者着眼于社会的百年大计。健康的现代经济需要两只强而有力的手，一只手热情地推进日常的经济活动，另一只手冷静地保证经济活动的理性方向。罗斯福新政的成功，证明了这两只手的不可或缺。

其实，共和党和保守派并非全盘反对社会主义因素。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他们赞同使用纾困方案(Bailout)帮助大银行和大公司。这种纾困方案实质上就是公权力使用公款向企业输血，帮助人口中1%的富裕者走出财务困境。可是，当奥巴马医保用公款帮助贫困人口得到医疗保险时，共和党和保守派则视其为寇仇，必欲除之而后快。明显的结论是，共和党和保守派赞成为1%富人服务的劣质版社会主义因素，反对为99%普通人服务的优质版社会主义因素。

今天，面对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危机的民主党，需要从罗斯福新政理念中获取思想养料，更全面，更大胆地修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宪政体制的缺陷，对落后的南方文化做一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式的变革。在新时代，新政倡导的那只看得见的手，不仅要更加深入地导引经济活动，而且要全面地介入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以保障政治生活的健康性。只要宪政体制正常运行，自由媒体的监督机制恰当行使，看得见的手所掌握的公权力，就依旧只能在划地为牢的范围内活动。牢笼内公权力的兽性受到有效抑制，其正当的行政，司法，和监察力则可以尽量发挥。

为了准确理解升级版新政的必要性和内涵，我们需要对当前美国危机中显露的问题做简短的分析。

政治险境

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的问题都会在政治问题中集中体现出来，也由于当前的政治危机的化解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我们就从特朗普主义谈起。

注意观察特朗普现象的人很容易发现，尽管特朗普的大话和骗局一再被主流媒体和有识之士揭穿，尽管他撒谎的手段毫无高明之处，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们依然对他不弃不离。难道世界上真有供魔鬼使用的勾魂术?当然没有。难道那些人都暂时失明了?也无可能。他们看得见奥巴马就职典礼人群和特朗普就职典礼人群之间的明显差距，也看得见美墨边界上的高墙几无进展。问题不在于事实本身，特朗普的支持者不在乎事实和真相是否在他们的领袖这边。他们在意的，是这位领袖毫无保留地展现的一种姿态。只要领袖始终展现这种姿态，他的支持者就相信，领袖的诺言终究会实现，他们梦想中的极乐世界就在不远的前方。

因此，特朗普主义实质上是特朗普所展现的白人种族主义态度，所表达的对宪政体制的藐视，所代表的对知识界的轻慢，所呈现的对现代文明社会规则的鄙夷。令他的支持者如痴如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姿态。共和党几十年来"狗哨政治"(参见遐思客《通往法西斯之路-美国共和党蜕变历程警示录》 )所播下的意识形态种子，在特朗普主义精神养料的浇灌下，疯狂生长。领悟到特朗普主义的精神实质，就不难理解共和党和福音派所显露的邪教现象。民主党面对的是一个超大型邪教组织。

这是美国面临的政治危机。

经济困境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3月25日在英国《卫报》撰文，认为新冠病毒传染已经以最快的速度造成了历史上最深远的经济震撼。短短几周之内，道琼斯指数下跌35%，无情地抹去了若干年来积攒的增长值。失业率会高达20%以上。截止3月28日，美国已经有660万人提出了新的失业救济申请。我们面临的经济下跌情势，既非V型，也非U型，更非L型，而是I型，也就是无止境地下跌。

鲁比尼得出如此悲观经济结论的理由是，第一，欧美国家无法实施中国那样的抗疫措施，而有效疫苗的大规模接种，至少要一年以后。疫情的消除尚需时日。第二，美国的决策者们需要更大规模地推出非常规的财政金融措施，以鼓动银行向濒于破产的中小企业注资，来重新启动私营企业的活动。这样大规模的财政金融措施绝非短期可以达成。第三，要防止大萧条的出现，联邦政府必须直接向民众手中投放大笔现金，而不是通过会引发利率上涨的债券发行来输送资金。遗憾的是，目前经济拯救计划的资金规模和发行速度，都无法及时阻止大萧条的出现。

从另一方面说，美国金融界的问题由来已久，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一些有限的改革措施，根本没有触动问题的根子。政界共和党人和一些保守民主党人的改革意愿，也一直是金融界问题的一部分。本来就疾病缠身的金融界，偏偏遇上了撼动全球经济的新冠病毒的袭击，恰如屋漏偏遭连夜雨，岂有独善其身之力。

这是美国面临的经济危机。

医疗体制的低效

Olga Khazan在2018年6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指出，美国的医疗体系是发达国家中质量最差的。恶劣质量的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过低。2千7百万美国人完全没有医疗保险。如果算上保险不足的人口，覆盖率过低意指的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口了。第二，医疗体系行政管理低效。表现之一在于，医生和患者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与保险公司打交道。第三，美国的初级保健体系(Primary Care System)杂乱，零散，低效，难以进行有效的医治协调。

新冠病毒肺炎的爆发，更是彻底暴露了美国医疗体系的问题。正如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3月15日在《卫报》上所说的那样，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体系。美国的卫生体系所关照的，是那些有幸付得起保险费用的个体，而不是公众整体。莱克深刻地看到，美国的政治词典中，公共一词，意指个体相加的集合，而不是共同利益。从莱克的这个观点往前走，就不难发现：着眼于个体，注意力就会在市场;着眼于共同利益，注意力就会移向公权力。

达兰·斯柯特( Dylan Scott)3月16日则更加直接了当地指出，新冠病毒肺炎暴露了美国卫生系统的所有弱点。而所有这些弱点，比如每百万人中接受病毒感染测试的比例，人均医疗现金支付率，每千人病床拥有率，成人当天医疗应急预约比例，都指向同一个根本问题：美国缺乏全民保健系统。事实上，目前美国在应对新冠病毒中所实行的有限度临时全民保健，也说明了美国医疗体系缺陷的症结所在。

这是美国面临的医疗体制危机。

南方文化的落后性

不少人曾经预言过美国南方文化的没落，包括小说《飘》的作者。她认为，一种文明随风而去了。与他们的预言相反，南方文化生命力十分强盛，不仅没有随风飘入墨西哥湾，反而乘风北上华盛顿，成为共和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透过共和党反对进步理念的种种行为看其思想根基，就会发现南方文化的诸种因素。在盎格鲁撒克逊英语世界里，美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落后性，有明显的南方文化特征。

美国的人权记录，一直受到白人种族主义的拖累。毫无疑问，这种白人种族主义的根基，就在南方文化的土壤中。众多南方白人多少代以来坚信不疑，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含义之一，就是上帝赋予白人在美国的特殊统治使命。这样的理解，极大地弱化了美国例外主义中原本的自由人权意义，把自由人权的主体限定于特定人群。就是在民权运动之后，南方共和党人依旧想方设法开历史的倒车，限制非裔和其他有色族裔民众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权益。共和党选出白人至上主义者成为2016年总统候选人，南方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福音派所表现的宗教狂热一直是近几十年来共和党的特征之一。如果没有福音派的有力支持，没有人可以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49%的福音派基督徒住在美国南方。所谓的"圣经带"(Bible Belt)与"迪克西州"(Dixie States， 意指南方州)基本吻合。宗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尤其是在共和党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角色，与南方的宗教狂热密不可分。

南方传统上的"荣誉文化"(Culture of Honor)使得南方的枪支拥有率，一直是美国各地区中最高的。共和党成为拥枪党，南方文化的印记清晰可见。

"选民压制"(Voter Suppression)一直是民权组织试图消除的现象。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想方设法阻挡反对者投票。具体的做法有加大投票登记难度，减少投票站数目，临时撤消公共汽车站，缩短投票站开放时间，反对把投票日定为国假日，等等。在这种"选民压制"的现象中，一马当先的又是南方州。

南方文化的这些阴暗特性，使得传说中的南方好客传统和绅士风度变得索然无味。假如南方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我们宁可失去那些传说中的正面因素，从而获得美国整体的提升。

这是美国面临的南方文化落后性危机。

国际体系困局

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在二战后从来没有犹疑过领导地位，没有吝啬过领导行动。尽管美国领导层在国际舞台上有过失，但70多年来世界的大致和平与经济繁荣，证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瑕不掩瑜，其正当性是压倒性的。2016年后，世界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美国放弃了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听任欧盟竭力苦撑，日本勉力维持泛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在俄罗斯的干扰破坏下，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不错，最近二十年的快速全球化造成了许多问题。可是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全球化这种现象，而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手段过于关照大公司，使得财富积累过度向富裕阶层倾斜。纠正这个错误现象，不能倒转历史，退回自给自足的老路上去，而是需要改革版的全球化。因此，国际体系不仅不能消除或削弱，恰恰需要加强。强化国际体系的需求呼唤美国重返国际舞台，担当世界下一个70年和平繁荣发展的领袖重任。

除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应对全球传染病，全球变暖，和核武器威胁这些世界性问题，也需要国际体系的框架联合全球力量共同努力。COVID-19无可辩驳地说明，在一个国家内，一个人的感染是全社会需要应对的公共卫生问题;而在全球范围内，一个国家的感染是全世界需要应对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样的逻辑，可以运用到全球变暖，和核武器威胁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这些世界性问题，而全球努力需要国际体系的协调功能。下一次全球性传染病，大概会在十多年后;第一次全球变暖造成的大危机，可能在二，三十年后;核扩散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那样悬挂在人类的头上。美国的国际责任重大。这种责任，并非只是美国大公无私的付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在这种责任之中。美利坚在20世纪的光荣与梦想，是与国际体系的成长同步前行的。

这是我们面临的国际体系危机。

拜登的使命

当前的共和党已经堕落成为法西斯色彩的邪教组织，没有能力担当起民主社会中正常政党的责任了。套用《三国演义》第六回描述东汉王朝残局的话: 共和党气数已尽。

由是，历史把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责任，交付给了正常状态中的民主党。值此历史转折点上，民主党77岁的老牌政治家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在党内初选中冲过激流险滩，奇迹般地站上了领先位置。参议员桑德斯的退选，使拜登成了实际上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是说，第32届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点燃并高举领跑的的新政火炬，将要递交给拜登来跑第二棒了。

因为拜登在民主党内历来属于温和派，与新政所要求的进步理念在思想上有距离，民主党内进步派对拜登实行新政一定有怀疑。但是有三个事实可以有效地打消这样的怀疑。第一，COVID-19大爆发后的形势，和初选刚开始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当前的形势召唤新政改革，不允许推搪。不推动大刀阔斧的改革，新一届政府根本无从施政。第二，拜登的温和形象可以成为正面因素，有利于打消正直保守派人士对于民主党新政的顾虑。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拜登会带领美国走上苏联的道路。第三，选择一位恰到好处的女性副总统人选，可以保证新政的第三棒四年后顺利交接。这位女性必须比拜登年轻一个时代，具有执行新政改革的潜在力量和可信度。

拜登胜选战略措施应该是仿效罗斯福，建立广泛性的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从1930年代持续到1960年代，保证了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升级版新政的广泛内容和进步倾向，对于60%的选民会有吸引力，尤其是对人数众多但投票意愿低落的年轻一代。只要全国范围内冲高几个百分点的投票率，民主党胜选就有了保障。

民主党胜选后的首要政治任务，是在法律上杜绝共和党法西斯势力回潮的可能性。从人口比例上说，法西斯回潮在20年内是可能的。所以，民主党在清除杰瑞嵘螈(Gerrymandering)等共和党恶法方面，绝不可以姑息养奸，以免后患。如果不能马上做到废除选举人院制度，至少应该尽快推动摇摆州立法，规定本州选举人一律投票给赢得全国选民票的候选人。以此让选举人院制度名存实亡。

第二项政治任务，是审理特朗普执政期间的违法案例。民主党人不能图绅士虚名而纵虎归山。这不是对任何特定个人的恶意报复，而是修补被特朗普破坏的制度。如果破坏制度的人不受任何惩治，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普适性何在?

第三项政治任务，是弥补法律漏洞。美国政治制度中，有太多的地方以君子承诺代替法律强制。比如总统候选人公布税表，国会传票的权威性，等等，都假定站在一定位置上的人应该是有自我约束力的君子。共和党的堕落表明，这个假定是错误的。从今以后，所有的规矩都要以法律形式写明，而且必须有毫无歧义的执行方式。藐视国会传票的人，应当立刻就地自动免职，传票内容则由法律指定机构强制执行。司法部，疾病控制中心(CDC)，和药品食品管理局(FDA)这类机构，都应该像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那样成为独立机构，且由专业人士引领。

经济改革的重点，是解决里根以来不断恶化的国民收入差距问题。当前的危机和新政的号召力使得这项改革名正言顺，正当其时。此项改革的政治意义，是以公权力扭转中产阶级萎缩的趋势，把宪政体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夯实。

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险改革方面，拜登政府可以继续高举为人熟知的奥巴马医保旗帜，在头100天里推出奥巴马医保第二版，扩大保险范围，涵盖更多国民。在头两年里，推出奥巴马医保第三版，大举扩大医保内容，把它变成切实可行的全美公共卫生体系。有强大政策分析和执行能力的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可以担当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牵头人。

国际体系方面，新政府的首要工作是稳住二战后的国际体系，阻止滑坡，重点在亚太地区和欧洲。只要美欧同盟和美亚同盟稳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就有了实现的基础。修补和改革国际体系的努力，可以以建立全球传染病预警系统为突破点。这是全人类利益所在，容易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推动TPP类型的国际贸易整合，并兼顾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新政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跨出更大步伐，使得美国无愧于自由世界领袖的称号。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拜登维新，天命永续。历史在危难时刻把机运的画卷展现在民主党人眼前，就看罗斯福的继承人们有无魄力和智慧挥毫泼墨，下点睛之笔，完成危难和机运共同构成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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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思客. “通往法西斯之路-美国共和党蜕变历程警示录”. 美国华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30689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4/14

旧文章ID：23516

作者：遐思客  来源：美国华人

如果要在美国现代政治生活中找出一个被政治光谱中的各方都广泛使用，却又让各方都感到难以准确把握定义的词语，那么，这个词语非“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莫属。这个集模糊性和广泛性于一身的政治概念，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的政治纷争中扮演着旌旗和号角的角色。2016年的美国大选更是把“政治正确”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在政治风雨涤荡数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时间老人赠与我们的历史资本，可以回朔以往，透视本源，分析这个概念的变幻脉络了。

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Hegel)在《法哲学原理》 (Philosophy of Right) 序言中所说，那站在智慧女神密纳发肩上的猫头鹰(owl of Minerva)要等到黄昏才起飞。意思是说，智慧女神所象征的思辨之光是沉思的理性，只有在历史现象充分展示之后才能显现。今天，让我们在密纳发猫头鹰的引导下对“政治正确”的内涵和外延做一番解析，看看这个“你不问我很清楚，你一问我就糊涂了”的概念，究竟隐含着些什么神秘的内容。

“政治正确”的哲学含义

作为观念，“政治正确”和与之对应的“政治不正确”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导向性概念，为公众确定某种标准，来判断某些言辞和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把这一组观念与经济层面上的市场化程度之争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观念与经济观念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撇开世界上所剩无几的公有化信奉者，在经济层面上，市场化程度之争的焦点是市场规范化的程度。就是说，在多广的领域，多深的层次上，公权力需要对市场做规范性控制。相仿的是，在政治层面，“政治正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相争的核心问题是，在涉及意识形态理念的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舆论压力，或曰规范性压力，是否应当存在。假如规范性压力需要存在，那又该达到到什么程度。

再进一步探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反对规范化的理念内核，我们会看到一个若隐若现的幽灵在跳跃：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对于这个幽灵的态度是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古典自由派(就是现代保守派)认为，自由放任是以市场为制度基础的自由社会的准则;而现代自由派则相信，政府对社会的适度干预是自由社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保守派的观念，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应对1970年代末经济问题的话来说就是，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政府是问题本身。

以“规范化”一词取代“政府”一词，把它说成“规范化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规范化是问题本身”，源自里根的这句话仍然可以准确表达里根及其追随者的意思。在保守派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眼中，规范化市场是对市场的恶意侵犯。放松管制(deregulation) 是里根们在经济领域的终极政策目标。把里根的这种思维平移到政治领域，就可以看懂共和党人政治哲学的实质，实际上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翻版。把古典自由经济主义思想运用于政治哲学构造，是里根以来共和党保守主义的鲜明特色。里根以来共和党保守派与新时代自由派的冲突正是起源于这个政治哲学理念的根本分歧。“政治正确”在政治哲学的本质上就是寻求政治言辞和行为的规范化，而反“政治正确”则是追求政治上的放任自由。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及其启示

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我们所做的保证相反，不折不扣的市场自由放任并不能保证公平公正的市场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规范化，市场自由放任将会听凭市场本性中的丛林法则发挥到极致，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和市场失序，因而断送自由竞争。反垄断法就是应对市场自身内在缺陷的规范化行为，是以“反自由”的方式保障自由市场的公正运行。反垄断法的出现和成功，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那么，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失败是否有政治领域的对应现象呢?

让我们从“政治正确”的历史发展脉络谈起。

两百年世界史透视

法国大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世界史向我们展示，近代政治历史的终极目标是完成人类历史的最后进程，以建设理想中的普遍性同质国家，消除社会上无法自行调和的内在矛盾(参见遐思客：《历史终结之美与文明冲突之痛——评福山和亨廷顿的国际观之争》) 。这个历史进程的方向，是由法国大革命擎起的自由，平等，博爱三色大旗导引的;它的行为，是由宪政民主制度约束的。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有必要对千百年以来形成的，已经为许多人习以为常的意识理念进行一场革命性变革，以便全方位地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其中难度最高的变革，莫过于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独立的人文观念串联在一起，以打破部落主义的最后意识形态枷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理想。

具体说，在过去两百多年中，虽然有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在飘舞，行进在历史进程中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在大家珍爱的言论自由原则下，贯彻种族，性别平等意识，如何在维护新闻自由的法律时，推行博爱情怀。正是这种对三色理念的追求，构成了“政治正确”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正确”是人类历史推进的必需手段，用以矫正三色理念在实现过程中的不完美之处。所以，没有“政治正确”，三色理念无法最终实现，历史无从走向终极目标——建设理想中的普遍性同质国家。

无庸讳言，各种形式的部落主义，尤其是以种族为基础的部落主义对三色理念的相互融合一直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尽管种族主义从科学观念上来看毫无根据。当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以言论自由为法律盾牌叫嚣种族主义谬论时，他或她不会想到，这种自由践踏了平等原则和博爱情怀。在一个平等原则和博爱情怀遭到践踏的社会，个人自由是违背自由理念伦理基础的，是被扭曲的，是遭到截肢的。这种令自由女神蒙羞的现象，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后的今天，对于处在历史发展最后阶段的欧美世界来说，已经令获得启蒙的心灵无法容忍了。个人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必须在平等和博爱理念的框架内实践。不顾及平等和博爱理念的自由在实践中等同于公民暴政。

两百年美国史透视

“政治正确”作为一个政治术语于1793年出现在美国政坛。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尔逊(James Wilson)在针对涉及佐治亚州的一个案例判决时使用了这个词语来说明判决的正确性。威尔逊大法官赋予了“政治正确”一词以社会常规的含义，以便让彼时的社会精英遵循某些法律之外的规则。大法官本人和当时的社会精英都没有把“政治正确”当作公众生活中辩论主题或政治工具的意图。所以，这个术语在当时仅仅是昙花一现，波澜不惊，远非万众瞩目的明星角色。它隐含着政治能量，悄无声息地安睡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耐心等待着属于它的时机。

终于，当美国的新左派(自由派中最活跃的一支)在1960年代开始全面批判和冲击现存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时，“政治正确”的内在政治能量找到宣泄的载体了。它的时代来临了。新左派开始使用“政治正确”来概括他们反越战和支持民权运动的各种诉求，以求得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这股期待和寻求“政治正确”的潮流，在1970年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高潮。标志是巴姆巴拉女士(Toni Cade Bambara)编辑出版的文集《黑人妇女》。巴姆巴拉在文集中写道，"一位男性不可能既政治正确，又同时是个男性沙文主义者。”非洲裔女权主义者的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准确表述了引领时代潮流的新左派改革思想的核心观念，定义了“政治正确”的内涵。

从此，对于美国自由派来说，“政治正确”的中心概念就是在自由主义理论和行为中注入平等和博爱的理念，摆脱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为自由主义在新时代的活力增添养料。纵观由新左派发端的新自由主义的种种诉求，我们不难看见它们的核心观念正是平等和博爱。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因袭市场自由放任理念，给两百年来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强势团体(种族，性别，阶层)带来了享受自由的特权;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是试图运用平等博爱理念，给仍然处于弱势的团体建造分享自由的平权环境。显而易见的是，新左派以来的美国自由派是在正面和肯定的意义上使用“政治正确”这个概念的。对于新左派人士来说，头顶“政治正确”的光环是一种积极的褒扬。他们满怀豪情地高举“政治正确”大旗涤荡不正确的旧时代痕迹。

如同我们所知，凡在历史上存在的，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正是因为这种理由，旧时代的痕迹再不合时宜也总会有坚定不疑的维护者。正当新时代自由派高举“政治正确”大旗高歌猛进之时，处于被涤荡一方的保守派无法安居了。他们察觉了“政治正确”对于他们所熟悉的政治环境的威胁。对于“政治正确”的各种攻击性批判在里根时代逐步在保守派中间盛行起来，于1987年形成阶段性高潮。

是年，保守派哲学家布鲁慕(Allan David Bloom)发表了392页的著作，《美国头脑的闭关》(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在书中，布鲁慕以他熟悉的大学校园环境为例证，力图说明新时代自由派对于旧时代偏见的批判造成了道德相对主义，而自由派把偏见定义为劣等思想则关闭了学生的头脑，使得学生无法提出正确的问题。布鲁慕这种以哲学术语间接批判“政治正确”的方法，和他为偏见的合理化辩解，赢得了保守派的喝彩。

布鲁慕的书获得了大大超出预期的出售量，一举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在大众文化流行的1980年代，一本哲学意味浓厚的论辩著作能有如此大的销售量，非同寻常。一场围剿“政治正确”的文化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正确”这个名词此前是被人以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布鲁慕的书却把一件负面色彩的外衣批在了这个词语上。由于此后大批保守派人士从此书的观点出发批判“政治正确”，很快地占用了这个名词的使用权，把“政治正确”变成了供批判的靶子。渐渐地，自由派人士开始避免使用这个名词，似乎接受了它的负面形象，尽管他们仍然在尽力维护“政治正确”的具体诉求。

2016年美国大选是“政治正确”历史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虽然保守派人士一直在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攻击“政治正确”，但保守派政治最高层还保持着克制，避免与“政治正确”正面冲突。2016年共和党初选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最终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毫无顾忌地点名“政治正确”这个名词，并直接攻击它的内容。反“政治正确”的口号犹如毒品一般刺激着保守派民众，令他们如痴如狂，陶醉于消除“政治正确”的想象社会中。令人惊讶的是，一大批大陆在美华人俨然以保守派强势中坚力量自居，跟随特朗普冲进政治格斗场，对以保护弱势人群为终极目标的“政治正确”大加挞伐。一时间，“政治正确”这座意识形态城堡面临黑云压城的局面，一场生死之战在即。

公正原则的命运及其后果

在我们对“政治正确”的生死之战作出评判之前，我们先看看一个“政治正确”的具体案例，思考一下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历史警示。这个案例就是美国联邦信息交流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ttee)的公正原则(The Fairness Doctrine) 。这个针对性很强的公正原则设立于1949年，其宗旨是要求联邦广播许可证的持有者在讨论有争议的公共事件时，必须秉持一种诚实，公正和均衡的方式。很明显，在这三项要求中，最具操作性的是均衡。均衡，就是要求广播公司在讨论有争议的公共事件时，必须向公众传达争议各方的观点和指向不同结论的事实证据，不能因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压制不同意见方的看法。在这里，均衡展示争议各方的观点就是电台和电视台广播领域的“政治正确”，是公权力对自由市场的规范化约束。正是因为公权力进入了市场，妨碍了无约束的自由放任，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从“公正原则”出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对这个原则的攻击，力图推翻它。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由于自由派的强力守护，“公正原则”大体上得到了维持和贯彻，虽然在1974年佛罗里达的一个案件中(Miami Herald Publishing Co. V. Tornillo)，最高法院在这个原则上已经有所退缩。形势的根本转变发生在1980年代。里根的当选标志着保守派的回潮，对前二十年新左派浪潮的反扑开始了。在反扑行动中，新闻媒体自然首当其冲。对于信奉自由放任市场信条的保守派，象征公权力的“公正原则”犹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在一系列的步骤之后，保守派在1987年终于如愿以偿。联邦信息交流委员会投票废除“公正原则”。

新闻广播领域的规范化被清除后，保守派乐见的结果立刻显现。就在次年，保守派媒体界的代表人物林堡( Rush Limbaugh )开设了他的著名广播节目拉什·林堡秀(The Rush Limbaugh Show)，开始了单一观点的保守派宣传，开了纯粹保守派言论电台的先河。这扇门一打开，全国数以百计的地方保守派电台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迅速覆盖保守派选民云集之地。从此，保守派选民得以切断他们与新闻媒体主流，乃至知识界主流的联系，两耳不闻主流言，一心只听蜚语音。经过近十年的宣传教育，一批自愿接受洗脑的选民为一家全国性保守派电视台打下了坚实的观众基础，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在1996年应运而生。福克斯台与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关系，这里毋庸赘言。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没有福克斯台就没有特朗普政府。所以，若要举出单一对特朗普上台有最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废除公正原则一事是无可争辩的有力候选者。

公正原则的教训

如果说，经济领域的全盘自由放任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那么，政治领域(这里的例子是新闻界)的全盘自由放任终将造成愚民的普遍化和造就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自由市场没有内在的机制来保证信息传播的公正性，因为信息在离开电子发射装置后，就脱离了信息发送者的直接控制。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意识形态相似性，成了两者间的唯一纽带。因此，新闻界的信息传播公正性呼唤公权力的介入，以规范市场。就是说，“政治正确”不仅可以保障新闻传播的公正性，还可以维护社会运行的健康性。

“政治正确”在实践中的例证分析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诟病“政治正确”的人所常用的一些例证，看看这样的例证究竟说明了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反对“政治正确”的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陆在美华人，误于何处何地。

在举例反对“政治正确”时，大陆华人非常喜欢摆出常春藤学校录取学生的种族比例来证明“政治正确”的荒谬性。他们坚信，打碎“政治正确”所包含的保护弱势团体的因素，他们那些SAT/ACT考满分的子女就可以没有阻力地进入常春藤大学了。这个假设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常春藤大学的录取比例。在亚裔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仅仅5.6%的情况下，八所常春藤大学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大体在15%到28%之间。如果以总人口中族裔比例为基准来考虑问题，常春藤大学对亚裔已经三倍地照顾了。可见问题的实质并不在种族比例的公正性。

我们追根寻源地查一查就会发现，一些大陆华人论据的根本点是书面考试成绩在录取考虑中的权重。他们试图把唯分数是重的观念搬到常春藤大学的录取办公室。其实，分数的权重是个衡量学生优异性的技术性问题，应当留给教育专家们考虑和处理。把这样一个技术性问题提升到政治层面，当作反对“政治正确”的武器，是不明智的。纵然常春藤大学在这个技术性衡量中有失误之处，稍微影响了招生的种族比例，它仍然是个技术性问题，可以在技术性辩论中加以解决。在这个事关社会平衡的问题上，一大批大陆华人以唯分数是重为剑，刺向照顾弱势群体之盾，实在是文不对题，找错了比试的对手，是企图以一个针对技术性问题的可疑答案，来解答一个政治性和历史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在其他有关“政治正确”的争论议题中，语言规范(Speech Codes)，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大概是最受保守派攻击的目标。语言规范的初衷是要求在校园或公司办公室中，注意避免使用令谈话对象感觉受侮辱或受歧视的言辞。比如避免对华裔使用"中国佬"(Chinks)一词。多元文化主义的初衷，是在校园中设立更多有关非西方文化的课程，让学生充分了解人类文化的全貌，具备全球视野。无需否认，在执行这两项政策的过程中，难免有些过激之处。语言规范中需要过滤哪些词语，本来就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尤其是在一个奉自由为宗旨的社会。多元文化的教授如何与原有西方文化课程平衡，也非易事，需要实践的检验。

近四十年从大陆移民到美国的华人需要明白的是，语言规范和多元文化主义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是政策层面的缺点，无伤观念的根本，而保守派攻击这些观念的目的，是扫除这些观念所代表的价值。保守派要消除语言规范，要的就是可以对华裔使用"Chinks"，对非裔使用"Negro"这种词语的权利。他们想废除多元文化主义，就是想建设单一文化社会。保守派电视主持人公开说过，单一文化的社会有利于保持向心力。其实，这个单一文化的概念只是一层装饰，它的实质是单一种族。"Chinks"们再努力也达不到保守派设定的单一文化层次。因为“政治正确”一些观念在政策执行层面上的缺点而否定“政治正确”所维护的核心价值，是追逐虚幻的蝇头小利而否定自己政治生存的护身符—— “政治正确”。这样的行为连得不偿失都算不上，完完全全是失而不得。

事实上，如果“政治正确”被清扫出美国政治殿堂，与之息息相关的平权运动的成果就会陷入危境，朝不保夕(参见遐思客：《“白左”的名与实》)。

自由放任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危险性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自由放任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失败在政治领域有对应现象。在世界历史走向最后阶段的时候，社会需要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痕迹和文化遗留。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白人至上主义没有理由存在;缺乏全球视野的欧洲中心观念需要多元文化知识来平衡。没有规范化制约的自由放任主义在政治领域不仅会阻挠自由派推动历史前行的努力，而且能鼓动保守派开历史的倒车，强化本应去除的旧时代遗留物， 这等于造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定会造成历史最终阶段社会政治领域的失序。无规范的丛林法则在经济领域最终会导致自由竞争的反面——经济垄断;无规范的放任言行在政治领域最终会走向自由表达的反面——法西斯主义。两者殊途同归，都是盲目野性的胜利。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对这种原始的力量有精湛的描述。

“政治正确”的实质和目标

密纳发的猫头鹰对求知的人从不吝啬，它指明了思考的方向。在本质上，“政治正确”就是政治领域的规范化"劝喻"，以舆论压力和心理说服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以期完成历史最终阶段的意识形态整合，把理念中无法自行调和的内在矛盾予以清除。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正确”是一曲旧时代的挽歌，新纪元的咏叹调。它送走的是心灵内的鬼魅，迎来的是大同中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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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政治正确’：过去与现在》，美国华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4435

遐思客，《历史终结之美与文明冲突之痛——评福山和亨廷顿的国际观之争》，美国华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9304

遐思客，《“白左”的名与实》，美国华人: https://chineseamerican.org/p/27193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19/10/23

旧文章ID：23515

作者：遐思客  来源：美国华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甫一结束，美国政治学领域两位有师生关系的重量级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和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就掀起了一场有关国际关系路线的争论。虽然引发争论的两位主角都以学者身份享誉知识界，由于该争论事关二十一世纪世界的走向，他们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很快就超越了学术领域，引发世人的广泛关注。

2016年的两个重大政治变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胜选，更进一步把这场争论推向政治纷争的风口浪尖。值得注意的是，和大陆在美华人大批倒向特朗普同比，众多大陆在美华人，包括知识届人士，在这场争论中站到福山的对立面，嘲笑他的自由主义国际观幼稚可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华裔人士的嘲笑言论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认真读懂了福山自由主义国际观的开山之作， 即：1989年发表在双月刊《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的论文 ——《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遑论福山稍后的论著， 即：发表于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这就使得在华语世界里对福山和亨廷顿的争论焦点做一个梳理成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自由主义思想受到严重挑战的关口，华语世界的自由主义者有责任捍卫福山的自由主义国际观，说明自由主义国际观的价值所在和成功理由。

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1.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的厚重西方古典学术造诣和他的精湛哲学修养，给了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贯穿哲学概念的能力。他的自由主义国际理论是建立在由亚力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阐述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历史理论基础上的。因此，福山的国际观充满德国思辨哲学的神秘感和法国存在哲学的宿命感。但是，福山借用黑格尔和科耶夫概念所阐述的理念自身却既不神秘也不宿命。

福山赞同黑格尔的思辨观念，认为人是存在于历史过程中的，是由他们所身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塑造的产物，而历史过程是人类意识形态和认知(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的各种具体形态辩证冲突所构成的行程，从开端到中间，再到终点。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他的自然属性远远不如他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重要。福山又进一步吸取了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的思想，认为历史终点的"普遍性同质国家"(universal homogeneous state)，将是一个以法律系统认可和保障个人普遍权利的自由国度，是一个以受治理者的首肯为前提的民主国度。这样一个国度之所以成为历史的终点，是因为其体系内不再存在无法自行调和的内在矛盾(Internal contradiction)。所以，事件仍然会在社会的发展行程中发生，但是以打破现存社会体系为目标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不会再发生了。就是说，1789年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监狱和1917年俄罗斯工人武装冲进冬宫这样的事变，不会重演了。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达到了它的终点。换言之，福山所定义的历史终点是指人们经历过的“大革命”到达了终点，而社会历史进程没有终结。

对于众多上过政治思想课程的大陆华人来说，福山所运用的这套黑格尔思想概念可能并不完全陌生。原因在于，卡尔·马克思深受黑格尔观念和逻辑的影响，他的哲学著作中随处可见黑格尔的思想痕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福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赞成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福山的论著中，他引用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作为一个例证，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福山对黑格尔的历史发展线索思想的运用，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和认知对于历史走向终点的重大意义，而不是经济形态变化有什么决定性影响。他对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 《大国的兴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一书的批评，就在这一点。他认为保罗·肯尼迪忽视了认知的作用。恰恰是人的认知内容(政治优先目标)决定了一个国家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这个比例的失调，按照保罗·肯尼迪的想法，最终导致大国的覆亡。

在福山对欧洲近代史发展脉络的考察思索中，黑格尔的历史洞察力无可争辩地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806年，加冕不久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率军在德国耶拿打败由国王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 of Prussia)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时年46岁的哲学家黑格尔立刻意识到，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来到了，历史迈入了走向终点的行程，因为拿破仑象征的法国大革命理念从此将所向披靡，一个崭新的拥有所有美好设想的世界将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黑格尔因此称呼拿破仑为骑在白马上的绝对精神(指代表历史终点的理念)。福山认为，透过黑格尔晦涩的德语思辨词汇，我们可以辨析出来，法国大革命高举的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三色理念和宪政观念代表着人类政治追求的最高境界，它们已经冲出思想的桎梏，由拿破仑传递到欧洲全境，历史因而走进了最后的阶段。

晚于黑格尔近两百年的福山进一步推论，黑格尔揭示的历史最后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后期划上了句号。这个终结的标志性事件是苏联的瓦解(1991)和欧洲联盟的建立(1993)。虽然福山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时，苏联尚未解体，但瓦解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苏联的体制已经寿终正寝了。福山1992年发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时，欧盟尚未正式成立，但欧盟条约已经签署了，驶向理想彼岸的航船鸣响了启程的汽笛。在福山看来，欧盟的意识形态和认知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它的宪政体制的牢固性和文化感召力加上美国的对等因素，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与之匹敌的力量。历史在此终结 (强调：这个终结是笔者前面解释的意义上的终结)，而社会将趋于完善。

2.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就在福山刚刚为历史的终结划上句号之时，他的导师亨廷顿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文章。1996年，亨廷顿在该文章的基础上扩充内容，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亨廷顿文章和论著的观点恰好与福山针尖对麦芒，即刻在知识界掀起论辩浪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卷入了论辩，甚至政府首脑和外交部官员也来发表评论。

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

由于亨廷顿没有象福山那样运用思辨哲学的概念作为他的理论基础，理解他思想的脉络和主要观点相对容易一些。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没有减少冲突的危险，所改变的现象仅仅是，冲突的根源从不同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变成了不同文明(如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印度教对伊斯兰教)。1990年代的事例有南斯拉夫，车臣，和南亚半岛。2000年以后的事例有911恐怖袭击，欧盟发生的恐怖袭击，等等。亨廷顿强调，西方一直流行着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是幼稚的和错误的。这种看法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全世界各地通行。西方强力推行自己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做法，实际上恰恰加速了文明冲突的到来和加重了冲突的强度。作为自己理论的事实脚注，亨廷顿列出了两个西方文明面临的"挑战者文明"(challenger civilizations)：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Sinic and Islam)。按照亨廷顿的想法，这两个挑战者文明不仅不可能被西方文明同化，反而会在各自的地缘政治版图内寻求霸权，抵御西方文明的影响力。

在讨论文明基础的不可改造性时，亨廷顿的目光指向了宗教。在他看来，被工业化和信息化技术革命急速改变的各个文明，并没有失去保持文明特性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只有落实在宗教层面上才能有效抵御西方文明和技术革命的改造冲击。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对文明的认同比以前更加依赖于宗教信仰。比起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宗教的可塑性要低得多。正是这种低可塑性奠定了宗教作为文明底基的地位。以宗教为底基，亨廷顿把现代世界划分为九种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非洲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在意识形态冲突随着苏联的瓦解消失后，新的冲突将在这九种文明之间展开，尤其是在西方与中国，西方与伊斯兰之间。

3. 两种观念冲突的焦点

显然，福山和亨廷顿的理念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差别的程度不亚于亨廷顿所描绘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差异。那么，这种针锋相对程度的差别聚焦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就在两人对西方文明普适性的看法中。福山运用黑格尔单线式历史发展的观念，虽然不否认每个国家或民族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但强调的是历史发展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的共同性。从福山的观点来看，在抽象成概念的历史发展形态上，各国的相同性远远比差别性来得重要。尤其是到了近代，当历史走上了最终阶段时，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各国在意识形态和认知上的趋同性愈加明显，而这种趋同性证明了世界历史正在走上一条九九归一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文明在近代自耶拿战役到欧盟建立的历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并不代表任何民族或宗教特性，而只是先于其他民族或国家达到了人类意识形态和认知理应达到的境界。正如福山指出的那样，西方文明在现代所表现出的稳固性和感召力，是无以伦比的。今天，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政治制度，其政府也鲜有公开用法令声明反民主反人权的，他们多半是用曲解的方式把那些西方文明观念纳入他们可以接受的框架内，制造出伪民主伪人权的现象。正是这种恶意曲解西方文明观念的做法，证明了当今西方文明在意识形态和认知观念方面的制高点和感召力。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文明，任何一个国家，曾经有过如此这般的制高点和感召力。这样的制高点和感召力中就蕴含着西方文明的普适性。

反观亨廷顿的理念，不难看出，他的理论立足点就是通过强调宗教的不可改造性来证明西方文明没有普适性。按照亨廷顿的看法，世界上现有的各大宗教，作为各自文明的基本核心内容，都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千年以上了，很难在可以预想的将来消声匿迹。近代以来的经济现代化所导致的"地球变小"现象，不仅没有加速文明间的融合，反而强化了各个文明内部成员对自己文明核心的认同感(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这种文明认同感进一步强化了宗教在各个文明中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因为宗教不同于文化的其他因素，如饮食，服饰，甚至语言，它很难被其他文化因素改造或同化。宗教在各个文明中的核心地位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各个文明的政治形态和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以其他宗教为核心的非西方文明完全不可能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融合。更进一步说，不仅文明间的融合不可能，文明间的冲突无法避免，因为文明认同感的强化必将导致对异类文明的警怵和敌视。

综上所述，我们面对的，一位是在人类史的意识形态和认知体系中寻觅并描绘最终归宿的睿智哲人，一位是替各大文明划定边界线并告诫不详之兆的敏锐导师。孰是孰非?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切入这个题目，作出判断。一是从价值观评判的角度向我们自己提问，在我们追寻人类未来发展蓝图的视野中，有没有比西方文明(或曰欧美近代文明)更加吸引人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价值观呢?二是在近代史两百年的过程中考察一些个案，看看西方文明的诸种核心因素能否成功融入其他文明体。

4. 历史终结之美

先回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提问。对这个问题的简明答案，就在西方文明的感召力之中。两百年的世界近代史告诉我们，非西方国家在这个时期追求的主题就是现代化，而现代化在本质上就是西方化。不错，亚非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多半从求得船坚炮利为开端，以期军事上能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但这种对船坚炮利的追求总是很快就向工业化，教育体制，乃至政治体制延伸。处于这个进程中的人们，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发现，西方的船坚炮利背后是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

中国近代史上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到洋务派改革学校制度，建立现代企业的努力，到维新派建立议会制的企图，到革命派推翻两千年帝制的壮举，再到新文化运动全面改造中国文化的雄心，就是一部受西方文明感召的历程。而且，任何国家只要开始了这个历程，这种感召力就不会灭绝，不管守旧势力如何努力地打压它。

我们在俄罗斯的近代史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苏联瓦解后，俄罗斯的开明势力曾经努力推动这个外在于西方文明的欧洲国家走上诗人普希金向往的道路。可是，满怀帝国雄心的普京以铁腕手段阻断了俄罗斯通向欧洲的道路。不过肯定令强人耿耿于怀的，是俄罗斯年青一代的向往。最近几年屡次发生的全国性抗议浪潮充分展示了俄罗斯年青人的目光所在，他们的心跳与十二月党人是同步的，他们读得懂普希金激情澎湃，憧憬自由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他们和普希金一样眺望俄罗斯的西边。如果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有同样的感召力，这样的示威就会以眺望莫斯科为主题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了。

这是一首感召力的诗歌。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 曾说，他在历史中可以读出美感。如果说历史中真有美感的话，这种美感就是福山所说的最高境界的理念在历史行程中逐步展现。人类历史上还有哪一种文明表现过同等的感召力?假如我们承认，凡人设计的制度和价值观是不可能完美的，那我们就可以大胆推断，西方文明所体现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价值观是我们所能拥有的顶级社会系统 (虽然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但这个社会的系统已经确立)。如果我们再近一步询问自己，更会以百倍的热情拥抱福山的理论。在这个为核武器所威胁，为气候变暖所危害的时代，人类不去遵循欧盟所启示的道路走向历史的终结，难道是想坐以待毙吗?可供我们选择的理想道路没有很多。

5. 文明冲突之痛

再让我们探讨一下，西方文明的诸种因素是如何渗透到其他文明体的，这些因素是否已经成功地把那些文明体改造到可以和西方文明共组世界大家庭了。若论西方文明改造其他文明体的成功例证，不少人脑中恐怕立刻会跳出亚太地区最东边的汉字使用国。其实，在美国海军马休·佩里准将(Matthew Perry)在1853年打开日本国门之前，日本的闭关锁国状况和科技落后的程度与当时的大清国可谓不相上下。此前的日本，虽然已经有了兰学(江户时代幕府将军准许的荷兰商人带来的欧洲文化)，但因限制严格，内容狭隘，传播不广。当时与少量荷兰人来往的所谓兰学生，也是只知荷兰，不晓欧洲，更别提大部分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日本国民了。

可是，打开国门后的日本却一反以前视异种文明为洪水猛兽的态度，在明治天皇和维新领袖的倡导下，如饥似渴般吸取西方文明的养分。在饥不择食的状态中，连福泽渝吉这样的开明派也接受了帝国主义这种负面因素，遂使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了一段弯路。二战后，在美国的直接督导下，日本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都做了重大变革，把帝国主义因素从主流中逐出，在认知的层面上更加靠近西方文明的正面因素了。现在的日本无愧于G7成员国的身份，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的的组成部分了。福泽渝吉曾经主张的"脱亚入欧"论，在走出中世纪，迈入历史最后阶段的意义上实现了。虽然日本在亨廷顿的笔下属于摇摆文明，意谓文明归属的立场可以发生变化。但2016年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显示，日本精英阶层在主观认知上，是认同战后日本历史走向的，他们没有意图要偏离与西方文明共同行进的道路。

如果说，在国际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日本仍然有走回军国主义老路的可能性，因而可以被称为摇摆文明;那么，可以把一个法西斯色彩明显的煽动家选入白宫的美国，不也有背离西方文明核心内涵的倾向，岂不是也可以被归入摇摆国度了吗?所以，以坚守历史最后阶段核心意识形态和认知这一点论，日本成功地完成了文明改造，成了广义上的西方文明的成员。

其实，就是在现代文明改造最少成功的伊斯兰世界，我们也不难看到西方文明因素的多方渗透。在很少有国家可以完全拒绝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的情况下(汽车，手机，电视，飞机，等等)，要全方位地杜绝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不少伊斯兰国家的精英阶层人士都做过全面现代化(西方化)的努力，虽然成效远远比不上东亚国家。如若把1853年前的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做个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那时日本与西方的文明距离不比伊斯兰与西方的文明距离小。那么，既然在文明的各个方面都与西方格格不入的日本可以融入西方文明，我们就没有理由断言伊斯兰文明只能停滞在历史的中段，永远不能跨入历史的终端。也许，伊斯兰国家跨入历史最后阶段的关键一步，就在于实现政教分离，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一步一旦迈出，伊斯兰世界走向历史终端(西方文明)的进程就开始了。

6. 两种理论洞察力之别

如果以上两段论辩可以成立，那我们就能够得出主题结论，只要对世界史作长线考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其内含的自由主义国际观在学理上和历史事实上都是经得起严格检验的，值得为士子所究，为黎民所敬。另一方面，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不仅丧失了理想精神，而且丢却了对历史事实作长线分析的眼光。仅仅就一时一事一地的事实看待历史，是无法看清历史发展脉络的。这是亨廷顿的失误所在。911事件发生后，有华裔学人惊呼亨廷顿理论的准确性，其实是在亨廷顿的失误之处以误再误。911的轰动效应在现代传播媒体技术手段的放大功用下远远超过了耶拿战役，但耶拿战役的历史功效却远非911可以比拟。原因在于，911没有给世界历史的发展注入新因素，没有把历史提升到新阶段的杠杆作用。耶拿战役则恰好做到了这一切，把历史新阶段的大门为人类打开了。黑格尔，科耶夫，和福山在世界史的洞察力上远远胜过亨廷顿，更不用提某些大陆华裔学人了。

7. 福山理论之瑕

正如古话所说的那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福山对世界史的思考已经达到万虑的程度，当然也应该有其失误之处。"历史的终结"发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的目光更容易看清作者思考的漏失之处。在新法西斯主义猖獗于欧美世界之时，我们可以确定地指出，福山低估了白人种族主义在欧美中下层蓝领人群中的影响力。法国大革命开启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观念在政治精英和知识阶层扎下了牢固的根基，这一点福山没有看错。

欧美政治精英和知识阶层在2016年压倒性地支持主流政治人物，反对右翼煽动家的表现，是福山理论的最好脚注。但福山没有料到，法国大革命开启的意识形态和认知观念在中下层蓝领人群中却未扎下稳固的根基，几部偏远地区的地方电台，一家集中了极右翼口无遮拦的脱口秀主持人的全国性电视台，就可以用赤裸裸的谎言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呼风唤雨，调动投票意向。

在耶拿战役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英国可以投票脱离她在意识形态和认知上无法背离的欧洲大陆，美国可以投票选出一位与美国战略利益的头号对手相互勾结的总统。历史的车轮碾碎了克罗齐赞颂的美感蓓蕾，把一朵毒气逼人的恶之花奉献给新千年的初始岁月。是的，福山没有料到，我们大家也没有料到，原来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所歼灭的仅仅是一种有形的制度，"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所达到的不过是唤醒了深肤色人群的追求，而那一大群浅肤色的人们却依然对平等博爱怀有深切的敌意。正是这种敌意，使得历史终结阶段的意识形态和认知未能沁入半数浅肤色人群的肺腑，导致原本高速驶向最高阶段的历史列车逆向倒行。

此刻，当我们重温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似乎领悟了它的真缔。在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表层之下，还有着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一切，而这没有发生的一切都会在环境适合的当口幽灵般地跳跃在你我的身边。更进一步思考，我们会思绪飞舞，脑门洞开。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实质上是百年沉渣的回光返照。美国内战后，由于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的保守政策，美国白人，尤其是南方白人中的种族主义精神基本没有被触动。现在，这个躲藏在暗处的幽灵在法西斯领袖的呼唤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政治殿堂。然而，这种以仇恨为基础的种族主义观念体系不会具备超越特定人群界线的感召力，它随着特定人群的焦躁而复活，也会随着特定人群的消逝而飘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白人种族主义回潮，没有冲击历史终端意识形态和认知的理性力量。主导理性力量的知识界比任何时候都坚定地维护着西方文明大厦。这栋世纪大厦正是福山历史终结理论的具体表现。

8. 亨廷顿理论的实践者

有意思的是，福山可能没有想到过，历史终结理论的缺点，可以进一步印证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错失。在福山忽视的地方，亨廷顿理念恰恰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已经有不少学者试图探究亨廷顿理念的起源是否有种族主义缘由。由于亨廷顿本人从未明确表明立场和态度，我们可以暂时撇开诛心之论。不过，一个无法否认的现象是，文明冲突论天然地成了种族主义煽动家的理论源泉。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前白宫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 。作为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的首要功臣，班农的国际观正是以文明冲突为基础的。更有甚者，在班农的眼中，文明冲突的基本界线正是宗教。

在2014年夏季于梵蒂冈对极右翼人士的一次演讲中，班农指出，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西方正处在巨大的危机中，信奉犹太-基督教的人们正在经历一场极其残酷和血腥的冲突的开始阶段。这场冲突的意义在于保卫犹太-基督教西方免遭全球化消灭。班农使用了诸如"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这类概念来批判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以期这类概念中的合理因素给他的粗糙理论披上一件知识外衣。但是，拥戴特朗普这样一个胸无点墨之人这个事实，毫无遮拦地暴露了班农国际观的实质。谁能相信，班农指望特朗普这个权贵游戏的玩弄者会打破权贵资本主义，替下层蓝领谋利益?班农理论的真相隐藏在他对犹太-基督教的大力鼓噪中。班农从来没有深入犹太-基督教的任何概念细节中去探讨教义，而是把犹太-基督教作为文明标志招摇过市。班农在意的，根本不是犹太-基督教义的实现程度，而是犹太-基督教代表的西方所涵盖的特定人群的未来，也就是欧美依然占人口多数的白人的统治地位。

在民权运动几十年后的今天，唯有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才能毫无顾忌地对着下层蓝领鼓吹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这才是班农带着他简陋包装的种族主义国际观投靠特朗普的原因。班农敏感地意识到，有TPP这样的国际组织推动，经济全球化很快就会打破欧美世界的种族比例。他这样的死硬种族主义者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必须加快行动，阻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保障白人在欧美世界的人口优势。在这样的理念中，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福山疏漏之处，正是亨廷顿落实之地。

9. 史诗终将唱响

不用追溯久远，只需回眸遥望百年，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两场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残烈战争的厮杀景象，千百万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在弥漫的硝烟中毁灭。福山以他的历史终结理论，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唯一值得追求，也完全可以走通的发展道路。他的例证就是他所钟爱的欧洲联盟。法德和解，在欧元的五彩缤纷中拥抱整个欧洲，这是集所有欧洲诗歌之美于一身的壮丽史诗。这首史诗是属于全人类的，她超越任何一种肤色，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语言。她给世人无尽的启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一时一事一地的现象当作永恒，给世间的恶意破坏者们准备了论证谬论所需的观念和依据。与汨罗江上屈子魂魄心心相印的当今士子，为瓦釜雷鸣而心神俱伤，为苍生之危而心扉深痛。在长河中缓慢漂行的历史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以十年百年为单位审视历史，我们会看见理性的胜利。以仇恨为基础的煽动终究会造恶，最终戕害参与造恶的人，因而没有可持续性。福山为我们描述的历史之美一定会在欧盟的欢声笑语中征服世人之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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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Kojève, Alexandr.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lated by James H. Nichols, J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Hegel, Georg E.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 2003.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22-49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Croce, Benedetto.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Translated by Sylvia Sprigg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0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1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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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遐思客  来源：美国华人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在美国执政后, 现存国际体系受到巨大冲击。欧美日国际关系学者, 主流知识界, 和主流政治家们忧心忡忡, 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存亡坐立不安。相反, 特朗普支持者们却为”美国优先”这样蛊惑性的口号欢欣鼓舞, 认为美国的黄金时代再次来到了。显然, 这道分歧线的根本点在于对现存国际体系的认识和认同。了解了现存国际体系的内容及其重要性, 自然就会体会到专业学者, 知识分子群体和主流政治家们的担忧和苦心所在了。

本文的讨论就从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源头开始吧。

有一种说法, 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 意思是说, 二十世纪见证了美国从地区大国成长为国际大国, 乃至国际领袖的过程。实际上,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个过程, 也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形成的过程。

当然, 这个世纪还有另一个国际体系, 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体系。 但是, 苏联的垮台已经证明了这个体系没有生命力。目前, 除了普金领导下的俄罗斯, 没有谁缅怀这个体系。所以, 本文不讨论这个体系。

美国以领袖形象走上世界舞台的第一步, 是在一战期间跨出的。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 美国的科技进步, 经济发展, 和社会改革, 为美国奠定了良好的国内基础。美国的经济实力, 到一战时期, 已经超越英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英国一样, 美国的经济发展, 与对外贸易不可分割。可以说, 没有对外贸易, 美国的经济起飞就无从谈起。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过程中, 美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在同步扩展。这种交往, 拨动着一些敏感心灵的神经。渐渐地, 这样的拨动达到了临界点。在世纪之交, 知识界和政界某些领袖人物意识到了一个国际体系的作用和必要性。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 就是第二十八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威尔逊见证了欧洲大陆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和毁灭性, 从而敏锐地意识到, 人类在未来要避免这样可怕的战争, 就需要一个国际体系, 以和平谈判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 以建立国际条约来约束各国的行为, 为和平共处和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威尔逊的伟大在于, 他先知般地预见到, 这个国际体系可以创造一个双赢乃至多赢的世界格局。无庸讳言, 作为这个体系的倡导者和领袖, 美国可以从这个国际体系中，用外贸为其经济获取巨大的交易利益; 与此同时, 其他参与国也可以尽情享受消除政治和其他壁垒后的可观好处。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国际体系范围内制定和执行的条约, 会成为行之有效的国际法的雏形。

心怀这样崇高的理想, 威尔逊在一战结束之时来到欧洲, 参加巴黎和平会议。会上, 威尔逊提出了自己建议。简单说, 威尔逊希望战胜国放弃向战败国征收巨额赔款的想法, 不要拘泥于殖民地的争夺和扩张, 应该立足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国际联盟。

先知的现实命运大抵是不佳的。威尔逊也不例外。

美国从建国到一战, 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观是孤立主义。华盛顿告诫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国际纠纷, 这在十八世纪末期的美国, 有他的道理。那时的美国, 在欧洲既没有实质性经济利益, 又缺乏军事和政治影响力, 冷眼旁观不乏政治智慧。二十世纪初的美国, 情况却完全不同了。美国在欧洲, 既具有广泛的经济利益, 又具备不容小觑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干预欧洲事务, 不仅可能, 而且必须。遗憾的是,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 不仅公众, 就连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极少有人站到了威尔逊的国际观高度。结果是, 国际联盟一案在国会被否决。就是说, 发起国无法加入这个全新的国际组织。欧洲的战胜国依然强迫战败国签署极其苛刻的赔偿协议, 照旧尽力扩展殖民地。因为巴黎和会其他参与国批准了国际联盟条约，国际联盟倒是建立了。可是, 没有美国的参与, 这个国际组织完全是个摆设, 连道义上的牵制作用都乏善可陈。

晚年威尔逊的心境想必是凄凉的。

可以告慰唯尔逊的是, 他的理念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 (1924) 而随风飘散。恰恰相反, 巴黎和会以后一系列的国际事端不断地警示美国精英和普通公众, 威尔逊的先见是极其明智的。战后的混乱国际局势和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 (某国优先), 导致法西斯主义在几个大国迅速抬头, 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舞台的表现方式就是战争。三十年代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就意识到孤立主义的危险和过时, 但鉴于国内仍然强大的孤立主义意识, 他只能为介入世界事务做一些准备工作, 等待时机。欧洲战争和亚太战争的爆发, 给了罗斯福说服国会和公众的机会。美国全面介入世界事务的时机到来了。威尔逊的先见成就了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可以确定地说, 没有美国的全面介入, 世界不可能战胜法西斯。另一方面, 如果美国在法西斯节节进取的情况下依然奉行孤立主义路线, 听任德国法西斯吞并欧洲, 日本军国主义席卷亚太, 美国将失去外贸市场, 这对美国会是空前的灾难。不能听任任何一个大国在欧洲大陆或亚太区域建立霸权, 是美国外贸经济所要求的国策。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斯大林在一起。

二战后期开始, 凭借一枝独秀的强大国力和崇高的国际声望, 美国开始依照威尔逊的理念建设新型国际体系, 宗旨是防止二十世纪前半期毁灭性世界大战的重演。虽然罗斯福1945年在任内去逝, 继任者杜鲁门继续全面推行威尔逊开创，罗斯福推行的国际路线。首先, 作为主要战胜国, 美国的惩罚措施仅仅针对负有战争责任的战犯。美国不仅放弃战争赔款, 而且主动提供援助, 帮助战败国恢复经济生活, 重建民主政治体制。短短二十来年, 美国占领的主要战败国就在经济上恢复元气, 成为国际体系中生机勃勃的成员。在国际政治组织方面, 由罗斯福开启, 杜鲁门完成的联合国(即威尔逊国际联盟的升级版), 成为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政治架构。虽然在多方面遭人诟病, 二战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 联合国的国际政治作用是难以被其他组织取代的。在金融体系方面, 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开始了二战后国际金融的所有活动。即便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年代初难以为继, 从它衍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稳定着国际金融秩序。在外贸方面, 美国主导建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 对世界贸易的平衡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这一系列的国际组织机构, 确立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 被许多学者称作威尔逊-罗斯福国际体系。

这个国际体系的成效如何呢? 一言以蔽之, 辉煌绝伦。这个体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公正,最为有效的国际体系。它创造了历史上最令人惊叹不已的成就, 人类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该体系成功地防止了二十世纪前半期毁灭性的世界大战, 为欧洲这个世界火药桶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最终导致了欧洲联盟的建立, 为根本性地消除欧洲战争奠定了基础。更为瞩目的是, 所有加入这个国际体系的国家, 都不同程度地成为受益者。为史家津津乐道的日本经济奇迹和亚洲四小龙腾飞, 自然是经典案例。就是后来者大陆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经济腾飞, 是对外开放的结果。对外开放的实质内涵恰恰就是在经济上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用当年一位中国领导人的话说, 叫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如果没有这样的开放, 中国的经济腾飞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2010年，TPP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和各国领导人在一起。

自然, 如同所有人类建立的体系一样,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远非完美。比如, 世界贸易组织缺乏惩罚破坏协议者的机制。它基本上是个君子协议, 假定签字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协议。一旦遇到签字国违约, 它束手无策。显然, 这个国际体系需要对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机构进行升级换代。历史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既有责任感又有远大眼光的奥巴马。奥巴马不负众望, 在任内完成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太平洋伙伴协议)的谈判。12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将释出部分国家主权, 组成一个占世界GDP40%的新贸易体系。与此同时, 大西洋版本的伙伴协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个升级版的, 具有强大惩罚力的世界贸易体系在地平线现身。把升级版的世界贸易体系和欧盟的政治实验联系在一起,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人类大同世界, 初现端睨。如果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伙伴协议最终生效, 世界大部分GDP都会囊括在新国际体系中。这将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景啊!留在外面的国家, 只能有两个选择, 要么签约加入, 要么发动核战争毁灭地球。我们有理由假定, 没有政治领导人会丧失理智到主动自我毁灭的程度。

遗憾的是,威尔逊的不幸命运再次出现。

就在欧美近代文明携冷战胜利的豪情席卷全球时, 一股世界性的逆流, 针对国际体系进展中出现的副产品, 在欧美游荡。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 使地球缩小了, 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商业贸易的全球化, 促使人员的交流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进展着。在数百年间, 一直是白色人种(注意, 笔者在这里为方便起见使用这个仅仅在社会学上有意义的名词。生物学意义上, 这个人种概念是不存在的)占绝对优势的欧美地区, 看到了非白人人口比例的迅速上升。一部分白人, 尤其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开始担忧他们的种族优势。这样的担忧, 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温床。

英国支持和反对脱欧的示威游行。

2016年, 世界见证了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和美国特朗普大选的胜利。新法西斯主义的这两场胜利, 有着共同的主题。那就是, 以白人种族主义为旗号动员民众, 以期瓦解现存国际体现, 来维护白人种族主义者心目中的白色欧美世界。为了白人的优势地位, 新法西斯主义者宁可牺牲现有国际体系所捍卫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 自由贸易, 乃至宪政民主。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上台后第一个工作日即签署行政命令退出TPP。(图片来自CNN截屏)

2016年选举的结果, 直接导致TPP被发起国新总统否决。美国退出了自己花费数年时间谈判而成的新型国际组织, 错过了一次整和世界的良好机遇。TPP遭遇了当年国际联盟的命运, 奥巴马成了威尔逊第二。

那么, 破坏现有国际体系的具体危害有哪些呢?

我们先看欧洲。美国主导国际体系在欧洲最大的成就, 就是解决了老欧洲战乱纷繁的可怕局面。没有美国和北约, 欧盟是不可能产生, 也不可能维持的。欧盟纵然有千般不是, 万般缺点, 她比老欧洲好上千万倍。二十世纪前半期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彻底毁掉欧洲文明, 不是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战争狂人不想或不敢, 而是他们还没有掌握那样的武器。现在, 核武器早就不是少数国家掌握的先进技术了。连北朝鲜和巴基斯坦这样的落后国家都能制造原子弹, 哪个欧洲国家不能制造? 假如现在欧盟解体, 北约解散, 欧洲马上就会分裂成几个政治军事集团, 立刻就可以为了阿尔萨斯-洛林, 巴尔干半岛这样的纷争而使用武力, 大家都可以声称, 那是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各国普遍掌握核武器的今天, 一场新的欧洲大战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不难想象吧?哪怕远在亚洲, 美洲, 哪怕自己不卷入战争, 核污染的风险, 谁能承受? 这就是为什么, 2016年选举前, 五十位共和党籍外交策士(对!共和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 谴责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这些国际问题专家非常清楚, “美国优先”是蛊惑人心的口号, 意味着放弃美国对国际体系的领导权, 必然导致欧洲的崩溃和世界的困局。二战以后, 美国两党分歧最小的领域就是国际关系, 两党在外交政策上没有根本性的歧见。2016年的大选则根本不同, 国际关系的主流意见与无知透顶的候选人的愚昧和险恶水火不容。

再看亚洲。美国国际体系在亚洲的第一个成功范例是日本。日本经济起飞后, 精英阶层人士深有感触地说, 日本企图在二战中通过战争手段获取的一切, 战后在美国体系中全部以和平手段获取了, 而且具有可持续性。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 日本从政界精英, 经济届精英, 到知识届精英, 和普通民众, 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日本通过血的教训, 认识到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价值。从相反的角度看日本, 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威尔逊-罗斯福国际体系的重要性。假如这个体系瓦解了,日本会如何反应? 因为日本是个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国际体系的保障, 日本自然就会想到用自己的军事实力来确保自然资源通道的安全, 就会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日本从来就不缺少鼓吹军国主义的人，只是在目前国际形势下, 这样的人缺乏号召力。一旦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日本开始感到不安全, 情况就会不一样了。日本是科技强国, 要造出一流的核武器, 轻而易举。亚太地区的国家, 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吗?

第三个案例是中国。GDP占第二位的成就并没有让中国达到世界领袖的地位。在科学技术的创造力方面, 政治制度的号召力方面, 文化艺术的感染力方面, 中国和国际体系领袖国之间的差距, 远非几年时间就能消弭。换句话说, 中国现在的繁荣兴旺是有赖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有效运行的。如果说, 美国自身是现存国际体系崩溃的最大受害者; 那么, 中国就是该体系崩溃的第二大受害者。许多人对中国远洋货轮在五大洋的出现感到自豪，这本身没错。可大家是否知晓, 世界海洋通道安全是谁在保护的? 假如伊朗或沙特阿拉伯以导弹封锁波斯湾石油通道,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有能力在几个月内打通这条生命线? 更有许多人为人民币的半硬通货身份兴高采烈，这也没错。可大家想过没有? 假如美元, 欧元, 日元一夜间失去价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瞬间垮台, 人民币还会有地位吗? 也就是说, 人民币的地位是在现存国际体系中体现的。没有这个体系, 人民币的国际身价无从谈起。事实上，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社会和谐长足进步的机会就在TPP。就像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加入TPP是中国下一个辉煌时代的必要条件，中国民众将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谈到这里, 谁是威尔逊-罗斯福国际体系的受益者, 谁是这个体系崩溃的受害者, 非常清楚了。那么, 这个体系的崩溃, 有没有受益者呢? 有! 俄罗斯的当权者。

自彼得大帝起, 俄罗斯一直存在着两条国家发展路线之争: 欧洲派路线对欧亚派路线。欧洲派就是要走西欧的道路, 市场经济, 加宪政民主，代表人物有十二月党人和临时政府。欧亚派则强调俄罗斯特殊性, 拒绝西欧道路，代表人物有沙皇尼古拉一世和斯大林。俄罗斯有两次走上知识精英向往的西欧道路的机会。一次是一战后, 但临时政府的努力被国内革命打断。一次是苏联解体后, 但各方的努力被普金葬送。普金掌权后, 俄罗斯曾经面临石油涨价带来的绝佳转型良机。天赐石油财富使得俄罗斯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应付转型期间的财务困难, 完全有可能完成转型, 又避免社会动荡。可是普金却听任良机在眼前流失, 用石油财富养肥了一群聚集在他周围的寡头, 把俄罗斯经济死死地压在苏联模式的深渊里。

今天, 我们在世界市场上能看到什么俄罗斯产品呢? 只有两样: 能源产品(石油和天然气)和军工产品。我们知道, 美国的新型隐型战斗机已经在质量上超越了俄罗斯战斗机。以信息革命为先导的美国新技术, 很快就会在重要的军工领域全面压制俄罗斯产品。二十年内, 俄罗斯的军火工业就会失去世界市场。与此同时, 新能源的研发已经让我们看到了突破的曙光。用不了多久, 俄罗斯的能源产品就会在欧美日世界滞销。俄罗斯的能源财富支撑不了几个年头了。出路在哪里? 西方主流媒体的分析是，普金想到了一条计谋: 利用民主制度的天然弱点破坏欧美国家的稳定, 改变欧美国家的行进方向, 以便让外在于国际体系的俄罗斯免遭淘汰的命运。具体说, 普金试图利用民主社会信息公开流动的特点, 以散布虚假信息和提供金融支持的方法培养俄罗斯代理人, 最终毁掉欧美民主世界。在英国脱欧, 法国勒庞崛起, 美国特朗普胜选中, 我们很容易看到俄国人的身影。把这些活动联系起来, 一条清晰的主线是, 废除北约, 解散欧盟, 解除美日联盟,打碎现存国际体系。由于俄罗斯缺乏经济影响力, 俄国政府的手段集中在政治领域。

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 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在特朗普放弃美国对世界体系领导权的情况下, 德国和日本成为自由民主世界的中流砥柱, 扮演着国际体系临时召集人的角色。要论特朗普上台”对我们有利”, 德日两国最有理由做如是想。二战中, 这两国都遭受美国军事力量的沉重打击; 二战后, 这两国都处在美国国际体系中被领导的地位。现在, 领导国主动放弃领袖地位, 对德日来说, 岂不是东山再起的天赐良机? 可是, 这两个国家却费尽心机, 主动担当临时领袖, 勉力维持威尔逊-罗斯福体系。这个现象, 是美国国际体系优越性的绝好证明。此外, 可以确定, 当美国走回常轨时, 德日两国一定会把国际体系的领导权拱手相让。这就是美国的领袖魅力所在。

受益者和受害者界定明白了, 世界各国各自应有的行动也就随之清晰了。威尔逊-罗斯福国际体系以及隐隐现身的升级版体系, 是人类的希望所在。面临全球变暖威胁的人类, 在今天尤其需要一个协调世界共同行动的政治-经济-社会框架。我们不能再去愚蠢地自相残杀两百年, 然后再回到国际整和的道路上来。如若人类的大规模自相残杀再次发生，最大的可能是，人类根本就没有机会找回威尔逊-罗斯福国际体系了。这个世界在期待,美国宪政体制的坚韧性可以击败国际体系破坏者的阴谋, 让威尔逊, 罗斯福, 奥巴马的国际理想再次大显光华，使世人看到大同世界的隐隐雏形。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19/4/18

旧文章ID：23513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来源：FT中文网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研究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的文章。作者是乔•拜登(Joe Biden)。

在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写的这篇文章中，拜登哀叹特朗普政府“放弃了美国的领导地位”。文章承诺，“拜登的外交政策议程将使美国重新坐上谈判桌的主位”。

但是，对这位当选总统来说，在纸上空谈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要比真正付诸行动轻巧多了。美国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仅仅是重新加入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或巴黎气候协定——并不能让美国“坐上谈判桌的主位”。参与国际谈判的代价可能是接受不受华盛顿欢迎的妥协结果。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界人士和选民会否接受这一代价。

在华盛顿，“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以及“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三个词似乎经常被互换使用。这种混淆是可以理解的。二战后的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总部设在华盛顿，联合国(UN)总部设在纽约都是有原因的。1991年苏联解体只是加强了美国的霸权。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声称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对美国不再有用。他说，美国一直在被蒙骗，而“全球主义者”让普通美国人变得越来越贫穷。剔除特朗普式的夸张和偏执，这一夸张言论确实揭示一个问题。在一个力量分布更为均匀的世界，基于规则的秩序与美国主导的世界不是一回事。

这种未解决的紧张贯穿于拜登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拜登断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必须领导世界”，并承诺美国将“召开一次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峰会”。最大的单一排放国是中国，而北京方面看来极不可能会顺从地同意出席由美国召集的峰会——拜登承诺该峰会将 “敲定可执行的减排承诺”。

现实地说，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将会坚称，唯一合适的气候谈判论坛是由联合国发起的谈判。对拜登政府来说幸运的是，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东道国将是盟国英国。即便如此，当选总统有关可执行减排的承诺可能也无法兑现——尤其是在美国本身。美国的谈判伙伴将知道，美国国会很可能对美国的任何承诺拥有最终决定权。由于共和党可能继续掌控参议院，拜登政府将很难兑现承诺。

类似的问题可能会破坏新总统有关美国将在贸易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承诺。拜登承诺将抵制“全球滑向保护主义的危险局面”。但他知道，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的敌意引起许多美国选民的共鸣。对新贸易协议的怀疑跨越党派界限。2016年，由于其所在的民主党内部的敌意，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被迫放弃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一项她曾参与谈判的影响深远的贸易协定。

拜登的解决方案是承诺在美国未来参加的任何贸易谈判中，“劳工和环境领袖”将从一开始就“坐到谈判桌前”。但这可能会大大减缓达成新贸易协定的进程。与此同时，世界正在翻开新的一页。上周末，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等15个亚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拜登和他的团队大谈特谈如何团结美国的朋友来反制中国。但新的事实已经在第一线形成。

这位当选总统强调与盟友合作，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对抗和辱骂盟友，这显然是个好主意。但是，美国态度更加友好并不能保证成功——即使在欧洲也不例外。

欧盟正在推进对谷歌(Google)和亚马逊(Amazon)等美国科技集团加强监管和征税的计划。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样，可能会反对欧盟在这方面的许多努力。一场围绕对科技公司征税或监管的早期争吵可能会打破两个希望：即一个跨大西洋友谊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以及“美国领导力”是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简单答案。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学者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这一说法的首创者，他在新书中提出，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概念需要与美国霸权分开。他认为对美国而言，“在一个美国实力不断下降的时代，美国与其它自由民主国家合作的价值应该加大”。这很可能是真的。但这一说法在普林斯顿的说服力可能大于在华盛顿的说服力，后者仍狂热地捍卫主权。

拜登将会发现很难说服美国人相信，美国可以受益于国际参与，而无需自动扮演领导角色。但从积极的一面看，美国将不再主动摧毁全球机构。这个理由足以让人松一大口气。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11/18

旧文章ID：23509

作者：李伟  来源：FT中文网

从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在今天的希腊半岛上，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细节林林总总，原因更是纷繁复杂，但有一种观点在两种多年后被人重提，而且迅速成为了世界性的话题，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基于古代雅典历史学者和军事将领修昔底德的一段话，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斯巴达对雅典实力的增长心生恐惧。“修昔底德陷阱”最早是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2年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文章中提出的，文章引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段话。在书中修昔底德指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艾利森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进一步阐述，认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

“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含义是，当大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就有很高的可能性爆发战争。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的渐次展开，这种观点的受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现在特朗普已经败选，拜登新政尚在酝酿之中，但笔者认为美国会以更理性，更务实和更注重多边主义的理念来调整其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中美是否真的必有一战，还是可以实现和平和共同发展呢?

以史为鉴

为了证明“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引用了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在近代历史上新兴强国与守成强国爆发的16次冲突中，其中12次导致了战争。

仅仅在20世纪，我们就亲眼目睹了三次“修昔底德陷阱”，前两次导致了世界大战，第三次导致了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作为新崛起的工业强国，要挑战英法的既得利益，双方最后无法协调，爆发战争。战争最后以德国的失败告终，《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套上了牢牢的枷锁。

然而，和约并未带来永久的和平。当时就有人声称“这不是和平条约，这是一纸20年的停战协定”。果不其然，德国人一直对《凡尔赛和约》愤愤不平，于是大家纷纷将选票投给了宣称要废除该条约的希特勒，希特勒顺利成为德国总理，后又登上了元首的宝座。希特勒没有“食言”，他一上任就开始扩军备战，而且将自己侵略的魔爪伸向四邻，最后在欧洲引发大战。先是德国对阵英法，后来美苏也加入进来，最终德国战败，而且败得很惨。

二战重塑了整个国际体系。德日意三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几乎是完全衰落，英法也受到重创，美国成了大赢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享有独一无二的霸权。苏联也趁势崛起，并主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美苏在经济上虽有差距，但政治和军事上几乎旗鼓相当。更重要的是，双方都有大量的核武器，拥有互相毁灭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恐怖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核武器恐怖的摧毁力使得冷战始终没有发展成热战。随着1980年代美苏竞争的缓和，苏联开始了一系列内外改革，但此时的苏联已是积重难返，最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冷战以苏联及以其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失败作为结局，这说明“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必然会导致热战，和平竞争也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大家都具备毁灭地球生态环境的核能力的情况下。

苏东剧变之后，美国曾有学者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然而，有些意外的是，中国从一个小角落开始，一步一步地迈向了复兴的过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数据，以1990年不变美元计价(购买力平价)，在170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是600美元，全球平均水平是615美元，大体处于一个水平上。但此后中国一直没有能跟上工业化浪潮，1955年时人均GDP仅为577美元，而此时的全球平均水平已升至2467美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GDP一路狂奔，到2008年时，中国和全球平均水平分别为6725美元和7614美元，再次回到了大体一致的水平。在GDP总量上，中国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2008年总量为8.91万亿美元，与美国的9.49万亿美元相差已经不大。

当年美苏竞争，打的是科技战、军事战、政治战，但在经济领域，苏联向来是严重落后于美国的。但今天的中国不一样，它是一个世界级的制造业大国，经济门类齐全，不像苏联，重视重工业，轻工业非常不发达。另外，前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自成体系，和美国领导的市场经济体系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而中国以更开放的态度，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全球供应链之中，离开了中国制造，美国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人都一定会承受巨大的损失。然而，问题在于，无论谁是美国的当权者，目前都已经意识到一点，即中国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基本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和美国具有根本性不同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两个国家如何做才能和平共处呢?

四个合作方面

要想让中美两国实现长久的和平共处，的确是很难的，但全面对抗的后果对谁都是难以承受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具备有效的核反击能力，还在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市场今天和未来的强大消费能力。那么中美两国有没有加强合作的利益共同点?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历史。在1970年代，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原则(中美都与苏联敌对)，中美两国通过各种途径在不断接触。实际上，当时中美尚处于交战状态下，而战场就是今天的越南。美国扶植南越政权，而且自己出兵几十万，中国也向北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物资和人员。

当时中美之间无论是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其分歧都比现在要大得多，当时都能坐下来谈判，并最后达成合约，现在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可能呢?在经历了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谩骂后，笔者认为拜登新政会更理性和更务实。毕竟在中美合作的历史中，分歧是双方的共识，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误判，合作是因为双方有众多的利益重叠。

在1990年代，克林顿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是很反华的，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现实主义政策，将中国更多地容纳进现有的国际体系，而不是反向为之。例如他促成了中国加入WTO，这一政策现在受到质疑，因为有些人认为中国过多的出口抢夺了别国的出口和就业。中国现在提出双循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减少中国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内消费，提升中国人民的获得感。一举两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过去美国扮演了世界消费者的角色，为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提供了巨大的总需求。在全球产能过剩的今天，中国也要为提高全球总需求起到更多的作用。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接下来就要看如何做了，但求同存异是一个始终应该贯彻的原则。

下面笔者来探讨一下中美可能合作的几个方面：

第一、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无疑是我们人类当代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国是排放大国，但历史排放量不高，人均也不高，假如强行降低排放量的话，可能损害中国的发展权。美国也是排放大国，而且由于工业发展的早，历史排放量高，人均排放量也高。假如人类不控制住温室气体的产生，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南极的冰盖就可能融化，到时候海平面可能大幅升高，那么那些建在海边的城市，恐怕就都要遭殃了。届时人类即使不遭到灭顶之灾，也会受到重创，所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人类的紧急问题。

很难想象，假如没有中美两国的参与，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从这方面来说，中美两国虽然面临着发展权与减排量的矛盾，但在减排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根本利益还是一致的。既然根本利益一致，那么就有谈判和妥协的基础。

第二、南北合作的问题。这里说的南北可不是中国的南北，是南半球和北半球。因为富裕国家大多集中在北半球，贫穷国家大多集中在南半球，如何实现南半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让那里的人民脱贫致富，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过去，发达国家给这些贫穷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接受这些援助的前提是受援国必须改善公共治理水平，例如减少腐败等。几十年过去了，发达国家的援助初衷虽然是好的，但效果却乏善可陈，大量的贫穷国家并未实现当初设定的目标，依然在贫困中挣扎。

现在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利用这些机制来带动贫困国家的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在经济援助上附加政治条件。这等于说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对待，先发展经济再说。西方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恶化了相关受援国的公共治理水平，但西方的道路一定是正确的吗?假如它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几十年都不见成效呢?或许中国先发展经济，再提高公共治理水平的做法更有意义一些。西方国家至少应该让中国试试这个方法，再去予以评价不晚。

第三、东亚的集体安全问题。在东亚，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美国在日韩的驻军问题。有的人将其看作对中国的威胁。对这一点，笔者倒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从某些角度来看，美军的确是中国的威胁，但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美军维护了这个地区的军事平衡，并促进了和平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没有美军的存在，那么日本很可能会制造核武器，日本有了核武器，韩国也会制造，再加上已经拥核的朝鲜和中国，那么东亚就有四个国家有核武器了，而且这些国家之间还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不信任感，届时整个东亚的安全问题就会非常严重，所以笔者认为美军在东亚的存在是有一些正面意义的。

第四、数据安全标准的全球统一。当前中美在多方面对抗，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数据领域。美国制裁TikTok，制裁微信和华为，中国也相应制裁了美国的一些科技企业，两边都在对方的企业上使劲，却忽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们需要在宏观角度上构建一个全球性的数据安全标准。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通过这个标准来判断，哪些事情是企业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政府可以做的，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中美两国坐下来慢慢谈。要是没有一套标准，各国就只能自行其是，企业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终受害的是经济和消费者。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说：“50或100年后人们在书写我们时代的历史时，主要谈及的可能不是2008年的经济衰退，或有关美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面临的财政问题，而是世界如何适应历史舞台向中国转移这一变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了，但大概率依然会维持一个追赶的态势。随着力量对比的改变，国际关系势必会发生改变。过去美国不相信别国有能力干预其国内政治，但2016年总统大选中，俄罗斯借助社交媒体成功影响了最终的结果，美国也只好自尝苦果。对中国来说，其长期忧虑外部势力的渗透与作用，这与美国的态度非常不同。这种态势对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各国需要搁置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尊重彼此的差异和利益，同时让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要素顺畅地流通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政府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意外的遗产，就是他的政策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那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再重复冷战的局面了，热战更是不能考虑的选项，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角度来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关系机制能包容各方的发展，让我们求同存异，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些难题。

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多数是一些短期的现象，但也有少数长期的趋势，这种长期的趋势往往是决定国际关系走向的最终因素。现在中国的实力在相对上升，而美国在相对衰退，这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假如我们希望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国际关系的和平变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一步形成，那我们就应该从全球角度去制定相关的规则，然后让各国遵守。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其可能导致的冷热战。

(注：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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