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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大选两周过后,我的感觉如何?惊叹和恐惧。我惊叹于美国做出的民主表达。这是自1864年以来最令人赞叹的一次选举,也可能是自180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然而,我仍然感到恐惧,要不是关键州的几千张选票,这很可能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次选举。

把我的感受用形象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是自由女神在11月3日走过第五大道,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开着大巴的疯子闯了红灯。自由女神差点就躲不开了,她现在正坐在路边,心怦怦直跳,只庆幸自己还活着。但是她知道——她知道自己真是险些就逃不过这一劫,这个鲁莽的司机还在继续开车,他绝对不会看到红灯就停下来,而且,上帝呀,他的很多乘客还在为这段惊险的旅程鼓掌,尽管很多人内心深处知道他是对整个城市的威胁。

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一切。等一下,想想这次选举有多棒。在一场大流行加速蔓延的疫情之中,参加投票的美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而他们的同胞们负责投票站的运作和计票工作,其中许多是美国老年人,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还是自愿承担这项任务,有些人已经染病了。

正因如此,这次大选是自1864年南北战争期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击败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将军以来,美国民主活力最伟大的体现。正因如此,唐纳德·特朗普试图用投票舞弊的欺骗性说法来玷污这次选举,就显得何其卑鄙。

如果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只是抵抗一两天,好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他们继续这样做,想方设法推翻人民的意志,他们在媒体的马屁精还不断加以怂恿——卢·多布斯(Lou Dobbs)居然在福克斯商业台(Fox Business)表示,共和党应该拒绝接受这个剥夺了特朗普“合法应得”的选举结果——这一切不禁令人质疑:

你怎么能把白宫再次交托给这样一个共和党?

特朗普没有利用联邦官僚机构对抗汹涌而来的疫情,而是对机构内部他认定的敌人开战——包括国防部长和国家核安全管理局负责人——在我们最需要联邦机构的时候削弱了它,面对这一切,共和党成员坐视不理。

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报道,负责特朗普内部清洗工作的是30岁的约翰尼·麦肯蒂(Johnny McEntee),“他曾是一名大学橄榄球四分卫,两年前在安全审查中发现他有大额网络赌博习惯,因此被赶出白宫,”但特朗普后来又让他回来,安排他担任整个美国政府的人事总监。

一个政党如果面对这样鲁莽的领导人还不发声,那就不能称其为政党了,而是某种民粹主义的个人崇拜。

自从成为第一个总统提名大会后没有提出任何政治纲领的政党以来,这一点就很明显了。它宣称,它亲爱的领袖说什么,它的纲领就是什么。这就像是邪教。

难道只要特朗普一走,我们就应该忘记这个共和党的行为吗?然后让它的领导人说:“嘿,美国同胞们,特朗普试图用毫无根据的主张推翻选举——我们也跟风说了说——但现在他走了,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们接下来会干好事。”

所以乔·拜登(Joe Biden)能在这次选举中获胜,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如果特朗普输掉大选,共和党人的表现就是这样,想象一下,如果他赢了,共和党会有多愿意容忍他的过分行为?任何红灯也无法阻止特朗普了。

最了解这一点的,是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尤其是欧洲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土耳其、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以及菲律宾,目睹了特朗普那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让自己当选,然后控制法院、媒体、互联网和安全机构,利用它们来削弱对手,并且在位子上赖着不走。

海外的民主主义者担心,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同样的政治病毒会降临美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他们担心,美国在1800年赠予世界的核心民主理念(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选举中败给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并和平地移交了权力)将会枯萎,破坏全球的民主运动。每个独裁者都有胆子对红灯视而不见。

法国外交政策专家多米尼克·穆瓦西(Dominique Moïsi)对我说,看到一个美国总统真的要试图破坏自由公正选举的结果,“是对全世界民主主义者的一个警告:不要对民粹主义者漫不经心,他们不会像亚当斯输给杰斐逊那样,轻易地放弃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的使命——以及所有正派的保守派的使命——不仅仅是修复美国。它是为了将这个特朗普版本的共和党边缘化,并帮助建立一个健康的保守党,一个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社会政策、教育、监管和气候变化上采取保守做法的同时,也关心治理并因此接受妥协的政党。

民主党人无法召唤来一个有原则的保守党。那需要勇敢的保守派。但民主党人也的确需要扪心自问,为什么特朗普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工薪阶层选民中依然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而且这次的选举中,他获得了黑人、拉丁裔和白人女性选民的更大支持。

这次选举也为民主党敲响了警钟:他们不能依赖人口的结构来赢得选举。他们需要确保每个选民都相信民主党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政党,而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政党。他们需要赶在一个更聪明、没有那么粗鲁的特朗普推进特朗普主义之前这么做。

他们需要让每一个美国人相信,民主党人既支持重新划分蛋糕,也支持扩大蛋糕;既支持改革警察部门,也支持加强法律和秩序;既支持在大流行中挽救生命,也支持保住就业;既支持多元,也支持爱国主义;既支持让大学教育更便宜,也支持让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在工作上更受尊重;既支持修建高高的边境墙,也支持给边境墙装上大门;既支持那些创业的人,也支持对他们的监管。

他们需要减少对政治正确的要求,为那些希望与时俱进,但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目标的人提供更大的宽容——而不是让他们感到羞耻。

我们需要让下一次的总统选举在一个有原则的中右翼共和党和“兼容并蓄”的民主党之间展开。大国由一个健康的中心所领导。弱国则不然。

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晋其角、杜然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11/18

旧文章ID:23507

基辛格、李显龙、方星海、李开复等探讨拜登当选后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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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标题:拜登当选中美关系能否回暖?基辛格、李显龙、方星海、李开复等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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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入主白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世界对中美关系能否破冰给予了高度关注。11月16日至17日,在“2020年创新经济论坛”前两天的讨论中,拜登政府外交策略、中美关系走向、大国关系平衡成为会议焦点。

美国前国务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表示,美国新一届政府应该尽快同中国领导层恢复对话。他强调,两国应该同意,无论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冲突,都不能采取军事行动。

在讨论过应该避免的问题之后,基辛格表示,双方可以转向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希望能努力达成一些合作,有一个可以合作的方向。“我们两国肯定会存在分歧,除非有一些合作的基础,否则的话,世界将会滑向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严重的灾难,因为现在的技术比当时的技术更难以控制。”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希望拜登能集中精力同中国建立一个全面的建设性关系框架,以明确一些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同时管控好可能出现分歧的领域。“这意味着你要确定在哪里竞争,在哪里可能会出问题,但两国不应该出现硬碰。”

李显龙用“相当震荡”来描述过去四年的中美关系。对于中美可以如何改善关系,李显龙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亲自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两国必须了解是否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但却是有可能的。”

对于当前中美关系困难的根源,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大概在四五年前,美国突然发现中国已成为规模庞大的经济体,而且还在非常迅速地增长,于是就琢磨着要重新调整一下同中国的经济关系。”

更糟的是,方星海指出,他感觉美方谈判人员要求迅速从中国得到结果,希望中国迅速改变,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态导致了两国后来出现了各种麻烦。

方星海称,中国非常愿意改善中美关系,但美国应该更有耐心。“中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经济体,虽然有时候改革的步伐有些缓慢,但却是非常稳定的。未来四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会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我真诚地希望,在拜登四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中美关系能够比现在好得多。”

本届创新经济论坛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彭博有限合伙企业、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南非曼德拉研究院等机构以视频会议方式联合举办。

拜登应该从特朗普那里吸取什么教训?

以史为鉴,基辛格认为,双方可以学到的是,如果长期不断地发生小的冲突,最终会导致两个社会滑向大的冲突,直到突然全面爆发,引发巨大的灾难,就像是世界大战。“我们需要为避免战争而努力。当然,每一方都会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大家都是理解的……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双方就可以共存。”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策略,基辛格评价道,“特朗普采取了一种远远超出适用范围的对抗性策略”。“在这个过程的最开始阶段,他强调美国人对世界经济不平衡有深切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而且我确实认为应该强调。但从那以后,我更希望采取一种具有差异化的做法。”

对于中美可以如何为紧张局势降温,基辛格指出,“对双方来讲,重要的是要理解对方的敏感点在哪,不一定非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要把这个问题缓和到有可能取得进一步进展的程度”。

美国全国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前特朗普经济政策顾问加里·科恩表示,他对于拜登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因为拜登懂得中美是相互需要的,中美关系对两国人民的福祉和经济成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基于对彼此的了解和重视,科恩说,两国可以逐步改善双方关系,比如,让更多的美国公司进入中国,让更多中国产品进入美国。他强调,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这才能够让双方关系得到改善。

谈及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指出,双方需要在比较容易合作的领域取得一些小的胜利,比如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农业解决方案等,通过这样的进展来证明中国是可信的伙伴和竞争者。

“中美两国是可以优势互补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制造业,而且是最大的市场,美国有世界上最强的研发能力和最好的大学,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互补。”李开复说,“想象一下,中国的数据和市场,加上美国的知识,双方可以取得怎样的成绩。”

未来四年噪音将减少,中美关系前景可期

至于特朗普的政策是否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持续的伤痕,李显龙认为,“特朗普政府中确实有一些人想采取一些行动,让下一届政府难以扭转局面,以便为未来的长期关系定下基调。”以惩罚性关税为例,他指出,“一旦实施,不管有没有好处,后来的政府也不会轻易地说这事做错了,要把它取消。”

另外,在技术领域,李显龙指出,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尖锐言论将带来后果。“在技术方面,你如何定义你的对手,是把他看作竞争对手、挑战者、战略威胁,还是一个正面的敌人?我想,在这方面发出的声明是会有后果的。”

李显龙认为,很多美国总统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对华激烈的言论,但是在上台之后却同中国开展了大量合作,“我希望下一届美国政府也能这样做”。

但李显龙也承认,这可能会更难,“因为把中国视作战略威胁的看法基本上已在华盛顿成为共识”。“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将难以忽视这一点,假装过去几年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前进,这个是很难的。”

美国前贸易代表、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资深国际合伙人查琳·巴尔舍夫斯基也同意拜登执政下的中美关系前景可期。“拜登不会火上浇油,也不会大幅删减政策。”

但与此同时,巴尔舍夫斯基也强调,中国也必须有所行动才能缓和紧张局势。“我会想知道中国可以在经济领域做什么,以展现回应美国国内和其他经济体关切的诚意。”

“中美关系过去是偶尔敌对的合作关系,现在变成了偶尔平静的敌对关系。” 巴尔舍夫斯基说,“我希望未来四年两国关系中的平静期可以延长。两国之间的竞争条件正在被设定。我觉得这种竞争不会减少。我希望并且相信,不必要的恶言恶语将从两国关系中移除,更加积极的一面将会体现出来。”

方星海表示,希望拜登上台是一个重建中美关系的机会,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同美国合作。他指出,中美可以在很多领域开展合作,比如,中国企业可以为美国制造业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可以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做出贡献。另外,两国在技术、金融、服务等领域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美国新一届政府太急于做这件事,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美国每一届政府只有四年时间,总是希望在这四年中一下做成很多事情。”方星海警告称,“如果急于求成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建立反华联盟不明智,没有国家会加入

对于拜登政府将修补同盟友的关系以形成针对中国的联盟的可能性,基辛格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在由共同信念决定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但如果是为了针对某个国家而形成国家联盟,是不明智的”。他指出,跨大西洋关系对于美国有着历史性的利益,在执行外交政策时应牢记这一点。

至于欧洲会不会倒向美国、对抗中国,基辛格指出,欧洲的问题是,它们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的演变中,是会试图扮演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角色,还是会看重共同的大西洋立场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欧洲是把自己看成是亚洲边缘的一个半岛,还是说基于历史渊源和共同利益与美国联系在一起?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其对这些挑战的应对方法。”他说,“我觉得这两个方向都有可能。”

而对于新加坡是否会加入一个针对中国的联盟,李显龙明确表示,现在已经不是冷战时代,没有国家会加入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

“我们都希望与美国合作,我们都希望与其他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合作,我们希望在本地区进行合作。但我想没有多少国家愿意加入一个联盟来反对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国家,而中国将会是这些国家的领头羊。”

李显龙说,不仅新加坡不会加入,欧洲国家也不会加入这样的联盟。“有很多国家愿意和中国做生意,比如,欧盟正试图同中国达成一项投资协议,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们希望每个国家都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努力对世界秩序做出一些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会形成联盟互相合作,找到共同的目标和事业,但是形成一种冷战风格的对峙阵营,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11/17

旧文章ID:23506

美国的新政治:阴谋和不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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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汉娜•墨菲, 西达尔特•文卡塔拉马克里希南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大选前10天,白宫新闻秘书凯莉•麦肯尼(Kayleigh McEnany)在Twitter上发布了乔•拜登(Joe Biden)的一段简短视频,并配上文字:“拜登承认选民欺诈!”

在视频中,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表示,他的竞选团队“组建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广泛、最具包容性的选民欺诈组织”。

事实上,这是一个无心的口误。拜登实际上说的是他的竞选团队发起的选民保护项目——一项旨在打击选民压制现象的倡议。但这段视频经过精心剪辑以暗示其他的意味,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

该视频发出后仅数天就在美国Twitter上被浏览约2000万次,很快成为一个持续发酵的阴谋论的一部分。该阴谋论认为,因为存在猖獗的欺诈,所以2020年大选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手中被“偷走”了。

这一指控经常被总统本人和一群忠诚的右翼“网红”放大,并得到自投票日以来在互联网平台和一些右翼媒体上扩散的数十个相关谣言的支持——其中许多谣言是通过篡改或断章取义的视频和图表呈现的。

事实上,拜登赢得了大选——截至上周五的计票结果,他又获得了500万张选票,将赢得选举人团多数票。美国选举安全官员上周四表示,投票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但是研究人员警告说,阴谋论继续扩散,表明政治竞选的基本原则可能已经永久改变。

“从2016年起,政治现状发生了变化——虚假信息叙事成为了选举的玩法,”反虚假信息组织Logically的高级研究员乔•翁德拉克(Joe Ondrak)说,“这将永远是阴谋论的选举。”

美国情报机构称,2016年,大多数试图影响投票的虚假信息来自俄罗斯——这是所谓信息战的一部分,政府机构和社交媒体平台试图在11月3日之前对此做好准备。

但在2020年,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外国势力的重大的影响力活动。相反,传播虚假信息的是美国人自己,而且规模很大。媒体情报平台Zignal Labs的分析发现,在选举日后的一周内,社交媒体上提及选民欺诈的次数约有470万,其中许多集中在“战场州”。

有帖子宣称,民主党人一直在破坏特朗普的选票,使用死者的身份投票,使用婚前姓氏重复投票,或者完全用假选票投票。一些人说投票机和软件被操纵或发生故障。最有阴谋论色彩的说法是,整个选举是一场揭示民主党如何操纵投票而开展的“诱捕”行动。

“2020年,(我们已经看到)国内说法可能非常有效,也非常有害,”监控不实信息网络的VineSight的首席执行官吉迪恩•布洛克(Gideon Blocq)表示。

但是各种阴谋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发现,自今年7月以来,共和党候选人或团体花费了约21万美元在Facebook上投放了近350个使用“操纵”、“欺诈”或“窃取”等措辞的广告,广告展示次数达到多达940万次,这表明共和党为选举僵局做好了准备。

First Draft战略和研究主管克莱尔•沃德尔(Claire Wardle)表示:“我们完全没有做到一点,那就是认真对待总统和他周围的人五个月来传递的讯息,这些讯息创造了这一刻,让受众做好准备,让他们说无论发生什么,肯定存在欺诈。”

特朗普的论点也受到包括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内的一系列知名右翼学者和盟友的推动,帮助放大了这一讯息。在几名右翼Twitter人士引导用户加入一个名为“停止偷窃”(Stop the Steal)的Facebook群组后,该群组开始每10秒钟增加1000名成员,直到Facebook将其关闭。

“有很多关注者……又有能力从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挑选出一些小想法、一条Twitter帖子、一张照片、一段视频,然后编织进这些叙事中……这样的人相对很少,”Facebook前首席信息安全官、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亚历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说。

Facebook上周删除了一系列与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有关的页面,这些页面掩盖了身份,并利用工具来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受欢迎,这是行动更协调的迹象。

许多人认为,消除误导性内容是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责任——即Facebook、Twitter和谷歌(Google)的YouTube。作为回应,这些平台已经开始给毫无根据的说法打上警示标签,并限制疯传的虚假信息的传播,这促使共和党人指控审查制度,并导致一些人士威胁未来要进行监管。

但替代性“自由言论”社交媒体应用——这些应用几乎不对内容加以审核——和替代性新闻提供商(如One America News Network和Newsmax)有所增加。特别是,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推动了社交网站Parler的发展,本周Parler一跃成为安卓(Android)和iOS系统美国下载榜的榜首,用户群体几乎翻了一番。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202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政治人士说谎是不好的,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但我对美国制度的实力有更广泛的信心,”自由主义团体Stand Together技术和创新政策副总裁杰西•布卢门撒尔(Jesse Blumenthal)说。他表示,过分强调这些叙事对社会构成的危险代表了“道德信号,而不是真诚的信仰”。该团体与亿万富翁查尔斯•科克(Charles Koch)有关联。

但其他人警告说,破坏对选举过程的信心将对民主产生灾难性的长期影响。

任职于纽约大学坦登工学院(NYU’s 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在线政治透明度项目(The Online Political Transparency Project)的劳拉•埃德尔森(Laura Edelson)表示:“共和党建制派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短期利益,但他们正在破坏他们的民对选举的信任。这不符合他们自己的长期利益。”

译者/裴伴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11/17

旧文章ID:23505

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如何改善美中关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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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印象

点击这里下载英文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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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11/18

旧文章ID:23496

Miles Yu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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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茂春  来源:VOA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余茂春,11月12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在中共的行为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根据其行为重新认识的对华政策理念和方式也没有改变的理由。“不管谁当总统,他毕竟是美国的总统,他一定是按照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考虑。这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余茂春指出。以下为专访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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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没有特朗普主义?如果有,它有哪些特征?  

余茂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有其既定的方针和政策,特朗普政府也不例外,而且它带有几十年(来)最鲜明的政策走向(的特点)。所以说,特朗普主义确确实实有,而且提得很响亮。  

具体方面,第一,特朗普主义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是特朗普总统从他竞选开始到他四年执政以来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的政策走向。美国优先就是美国在制定所有国际国内政策时考虑到的都是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搞单边主义、自己走自己的路,不管全世界,因为这个不可能。美国是一个有世界意义的举足轻重的国家,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跟全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它只不过意味着在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制定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因为美国对全世界的影响很大很深刻很深远,对维持现存的国际秩序有非常大的作用,因此维护现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并不仅仅是美国,而是全世界都在收益,所以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政策不仅仅得益于美国,而且得益于全世界。  

第二点,我们在外交政策上奉行原则性的现实主义 (Principled Realism),重点是讲原则。这届政府讲的原则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讲最根本的原则,即所谓的“First Principles”。方针、政策有很多,但不要忘记美国立国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想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最近(2019年)建立了美国天赋权利委员会 (the Commission on Unalienable Rights),强调美国立国最根本的信念对国内外政策的指导作用。这个包括人权、自由,尤其是个人自由,这都体现在美国的国内外方针中。  

还有一点,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不会放弃根本原则,绝对不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和指使。在美国历届政府中,之所以美国老百姓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加深,是因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还有外国代理人对美国政策制定上的非常重大的影响。比如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华尔街,还有美国以前的高官和政客现在投身做中共代理人的这些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这届政府由于采取了原则性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杜绝了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外国代理人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这一点我身临其中,有非常深刻的感触。无私才能无畏,才能看到像蓬佩奥国务卿所做的非常有前沿性的而且非常大胆的对华政策,因为没有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和操作。  

在北约问题上,我们不但强调北约成员国付款的问题,我们更加强调北约成员国要去找到First Principle,即为什么北约还需继续存在的理由。还有对北韩问题的解决方面,我们不是沉溺于过去一些无效的程序,像六方会谈,我们问北韩核武器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抛弃了六方会谈,直接和金正恩谈判,大大降低中国这个中间人的作用。这些都是非常有原则性的做法,就是我们讲究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号原则。  

第三点,我们非常重视美国的国际信誉。本届政府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政府,这跟以前很多的美国政府不一样的。说到做到是特朗普政府最大的特征之一,原因在于我们想恢复美国的全球信誉。尽管很多国家说不喜欢特朗普这样、那样,但是不喜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届政府重新恢复了美国政府在全球的信誉,让他们不舒服。比如,美国多届政府都在竞选时说要把以色列的首都迁到耶路撒冷,没有人做到,本届政府说到做到了。还有像对ISIS等恐怖分子组织,对伊朗等问题,我们采取的做法都是说到做到,不仅在竞选纲领上提出来,而且在具体实施中都做出来了。ISIS折磨了全世界很多年,美国历届政府都发誓要解决,奥巴马政府没有做到,在反对基地组织时布什政府也没做到,我们现在把ISIS打得基本上不存在了。在叙利亚的问题上,在伊拉克的问题上,我们采取有效的措施,说到做到。叙利亚用化学武器杀人,我们就对叙利亚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俄国人在那干涉,那么我们就毫不留情制止了俄国和叙利亚在那里生乱。这就是说到做到。  

还有,历届总统往往说一套做一套,国会通过了很多有关中国、有关世界其它国家有争议和有重要后果的法案,虽然这些法案反应了美国民众的意愿,到了美国总统那里基本上是不签署的。本届政府不一样,特朗普总统说到做到。我们说要维护香港的自由、维护台湾的自由和民主,国会通过什么法案特朗普总统毫不犹豫全部签署了。这就是信用。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所以,这是一个能够说到做到的政府;是个能重振美国在全球信誉的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比他在2016年的选举时多出了一千多万个选民(的支持),所以说他是一个深受众多美国人民爱戴的总统。这是特朗普主义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定义。  

问:特朗普总统离开白宫之后,特朗普主义是否还会继续存在?如果会,原因是什么?  

余茂春:当然会。原因就是因为特朗普主义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来自什么地方呢?因为美国人民都看到了,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使美国的经济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增长,使美国的国力全面大增,使美国在全球的信誉得到了恢复,基本上没有人拿美国的承诺当笑话。信誉不是建立在空话之上、不是建立在冗长的谈判的过程中间,而是在于美国的决断和实力。虽然这个总统的作风很多人不敢全面苟同,但美国又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总统说一句话,全世界都会认真去听。奥巴马总统对俄国人说,我跟你设一条红线,在叙利亚你做某种事情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俄国人根本不把奥巴马放在眼里,他根本就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本届总统不一样,美国总统说什么,所有其他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的人都会重新注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威信在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生命力还会长期下去。因为它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原则上、理念上,是有一种有政策架构,而不是在一种临时性的措施或政策之上,所以他会对美国的国内外政策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问:对华政策在特朗普主义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余茂春:对华政策在本届政府中占有头号地位。如果几十年后看特朗普政府最大的成就,其中很显然是本届政府领导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有了重新的战略上的定义。这个重新的定义是本届政府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这个定义就是美国抛弃了所谓打中国牌的非常不智的做法。从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几十年美国基本上只把中国当牌来打,最终目的是通过打中国牌去获得其它的更加直接的美国关心的一些利益,比如,打败苏联,协助美国从越南撤兵,或者制约北韩发展核武器。现在,我们不是通过打中国牌去获取另外一种战略目标,而就是针对中国来制定我们的对华政策。所以中国再也不会是美国战略中的一个过客,我们把中国定义为美国安全战略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017年底发布了“美国国家战略”这个文件,非常明确地说出中国的威胁是对美国国家威胁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一点,我们的对华政策放弃了幻想,放弃了以接触为中心的对华政策。以接触为中心的对华政策有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一直想通过中共内部改变来实现真正的进步。结果是中共通过接触政策想来改变美国甚至全世界。这是一个幻想的破灭。所以我们现在放弃了以接触为中心的对策,代之以从理念上的重新认识,就是放弃了从尼克松总统以来对华政策中所谓的“求同存异”的非常危险的政策方针。“求同存异”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概念。“同”是共同利益,“异”是什么?“异”是带有根本原则性的两国间的冲突和不同点,像人权、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所谓的“异”。本届政府基本上已经抛弃了那个政策。蓬佩奥国务卿7月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就非常明白地讲明了这一点。 

第三点,本届政府划清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关系,阐明了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这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跟中国政府接触是一回事,跟中国人民接触又是另外一回事。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这是蓬佩奥国务卿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中非常突出的一点。  

这些都是对华政策中理念上的根本改变。具体到操作方式上也有不同的做法。第一,我们以不相信中共的承诺为基础,但要求中共自己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核实,也就是所谓的Distrust And Verify(不信任,要核实)。这跟冷战时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不一样。80年代的对苏政策是Trust and verify(信任再核实)。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国内的人权问题上、南中海问题上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基本上是不诚实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以不相信为前提,然后要求中国政府去核实。  

第二点,就是要采取对等原则来处理双边关系,所谓的Reciprocity。比如,你驱逐我们的记者,我们也对你的记者施加一定的管制。  

第三点,就是要实行以结果为中心的接触政策,所谓的Results oriented。以前在中美之间一旦遇到什么不可解决的问题时,中方始终强调要有战略对话,要有谈判,要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动,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而主要是想拖延时间,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际上根本问题什么都没解决。我们现在就是要尽量减少这些冗长的毫无意义的战略对话、酒会、宴会,着重在于具体地解决问题。  

另外一点在接触方式上的改变是我们双边关系中的透明度和坦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这样做后果严重。在疫情发生之后我们总结了一个惨痛的教训,认识到这个疫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全世界很多人相信了中共一开始的一些不诚实的声明和做法,所以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有那么一些情况的话,那么全世界到现在为止就不至于让疫情那么泛滥。  

还有在新疆、台湾的问题上,尤其在香港的问题上,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希望用一种比较坦诚和公开的方式跟中共搞外交。以前所谓闭门交谈、通过中介人做幕后的秘密交易的做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另外还有一点,在具体的对华政策的运作方式上,我们还强调了制裁措施。比如,以前在对华政策框架下,中共做了很多很多违反人权的事情,我们基本上是反应得不够,现在新疆100多万维吾尔人被关起来,对新疆人残酷的欺压,还有对香港问题上,它用国安法取消香港高度自治,我们都采取了毫不留情的制裁措施,尤其是对直接参与的这些高官。  

问: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余茂春:最终目标就是保护民主自由在全世界继续存在,反对威权和专制。这听起来好像很有概括性和理念性,但是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中共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实施管控,它有很多共产党人的组织方式和实施手段,最近十几年它又有非常强大的技术能力。现在由于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际力量,还有它技术方面的成长,它想管控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而且想管控全世界。像华为,像5G都可以反映这方面的问题。中国在走向全球,这样全球的自由民主就受到极大威胁。所以这并不完全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而是中共向全世界自由民主发起了一个挑战。我们已经认识到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跟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都认识到中国挑战的全球性。  

问:有专家认为,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对华政策的战略思想,只想打贸易战,蓬佩奥国务卿的目标是推翻中共,而其它官员则是追求对等。你的看法?  

余茂春:这实际上是从外面看里面,是完全不对的。从里面看外面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每个国家领导人有自己的工作作风。特朗普总统是商人出身的领袖,他有几十年的领导经验,他成功之一的地方在于他可以制定大政方针,把大局势稳定下来,具体的政策操作方面,他可以让他下面这些有才能的部下尽量地发挥,发挥他们自己政府本身的部门职能、功能。比如,在记者会上,有几个记者问总统,你为什么不和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州长直接通话,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去解决疫情的问题?特朗普总统说,我不想给他打电话,我不喜欢他,所以我没有理由给他打电话。但是,我的副总统是专门负责这方面的问题,他给他打电话,给他解决必须的问题,我从来不阻止副总统和他合作。这就是总统做事的方式。对华政策上也是同样的原则。特朗普总统有一个政策底线,他保持了一种战略沟通,使得两国之间不直接对抗起来,他和习近平有一种通话的渠道,但在大的共同的意识下,他让他下面制定外交政策的国务卿充分发挥其政府职能,让他的财政部长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情,让国防部长做他份内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在对华的战略问题上,在我刚才讲的几个重大政策理念上,没有任何分歧。只是在做法上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分工不一样。美国对华政策主要的制定者是美国国务院,但是每一项重大政策都是通过总统认可的,都是反映出美国政府的意愿,而不是某个个人的意愿。过分强调个人在对华总体政策上的作用,是隔靴搔痒。  

问:在采访前驻华大使洛德时,他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给予了很多肯定,但是他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应大砍刀式一刀切,应是用手术刀做更仔细的区分。你的看法?  

余茂春:说起来比做起来更容易,并不是我们不想区分,但是对付中国对世界的挑战,和对付苏联对世界的挑战,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当年的美苏对抗是泾渭分明一清二楚的。苏联和美国领导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国不一样,中国跟它想垄断的自由世界是紧密不可分的。自由世界有很多松散的地方,有很多公开的地方,中共可以钻空子,所以要用手术刀的办法去做也很难。比如微信,微信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也不是一个好的应用程序,之所以微信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是因为在中国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中国政府禁止所有美国的社交媒体),在政府垄断的支持下,造成了一头独大,而中国的(民营)企业跟中国政府又有无可奈何、必须配合的地位。所以,如果让微信掌控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那么就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那么这个不用一刀切的方法你用什么方法来做?具体操作有许多实际问题。当然我听到洛德大使对美国现政府的赞扬,我感到吃惊,因为我看过他的一些批评是非常尖锐的,基本上是一刀切的否定。所以你说他对本届政府还有一分为二的看法,我感到很欣慰但很吃惊。  

问:但洛德大使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不应破除美国八届政府贯彻的一个中国政策。  

余茂春: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现在逐渐地逼迫我们对这问题做出非常深刻的思考。比如,我们曾相信中国说的一国两制,而一国两制最重要的实验室是香港,某种程度上很多人都认为中共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实际上是做给台湾看的,做一个样板。但香港这个样板完全失去了效力。所以不是我们在采取强烈或温和的对台政策,而是中国的所作所为,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逼迫我们采取一种更加现实的一种对策,这一点大家要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问:能否盘点一下特朗普政府跟以往如此不同的对华政策的成果?  

余茂春:特朗普跟以前政府如此不一样,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跟中国以前常说的一句话有关 ,就是“与时俱进”。这个并不见得是蓬佩奥本人,余茂春本人,或者其他几个人在密室里做出的一个对华政策。在美国,各个党派对中共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听说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或者是众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任何实质性的批评。美国国会通过的对中国有关的法令,尤其是有关香港、台湾、新疆的法令,基本上是全票通过,所以对华政策不是我们做得比以前如何不一样,我们只不过是顺应了现实,顺应了美国人民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里对中共本质和行为的一种比较现实的认识。在这方面我们把很多东西提出来了,有系统地整理出来了,而不是像一些民主党人对本届政府的攻击那样,说我们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并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在政策理念上有了根本改变。  

问:你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设定的目标达到了吗?  

余茂春:虽然在政策理念上很成功,但是任务还未完成。比如在对等方式上有很多困难。中国驱逐美国驻华记者,根据对等我们也应该驱逐中国在美国的记者,但实际上是不那么简单,因为两国之间对记者的职能和定义差距非常之大。中国驻美的记者大都不是真正的记者,他们是宣传口的、搞统战的,专门报道美国阴暗面的,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新闻记者,也不是新闻行业的人士,所以说,这个有很多的困难。还有一个就是对中国威胁的认识有一个全球联盟正在形成,还没有完成,如果特朗普政府再有四年的话,当然会更好。  

问:很多对特朗普的批评认为他没有维持原有跟美国盟友的关系,而是破坏了这种关系,这跟你说的情况似乎有很大认知上的差距,能不能解释一下?  

余茂春:这种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美国在全世界确实有联盟,这些联盟是基于价值观。比如,美国最大的联盟是美国跟北约,美国实际上是北约最大的支持者,最大的出资者,在军事上基本上是美国在领导。但是我们需要北约重新定位。1949年北约成立的初衷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威胁。现在在欧洲哪有苏联的威胁?俄国是一个威胁,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它是个地区性的威胁,而不是个全球性的威胁。所以我们需要北约盟友要对北约的任务和使命有个重新的认识。现在不少北约盟国跟我们想在一起,觉得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威胁。在中国问题上,我们自始至终采取的是多边主义,从来没有单边主义,所以这种指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在亚洲和其它地方也一样,但我们并不是让他们加盟形成一种新的军事组织。任何联盟的形成都是基于一种基本的理念,现在这种基本理念都有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感觉到中国势力的增长对他们国家造成很大的威胁。有些人不愿意站出来直接跟中国对抗,想走中间道路,走妥协,这种妥协越来越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要拆散联盟,而是要巩固联盟,比如在东北亚地区,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联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韩国跟中国在军事上,在地缘政治上达成联盟的话,就会对现存的盟友组织有损害,所以我们要加强美国与韩国的联盟,主要目的是维护现存的联盟,而不是让这个联盟的实力由于中共的影响而遭到削弱。因此我们不会是单边主义。  

问:最后一个问题,特朗普总统离开白宫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理念、操作方式哪些是有可能会被逆转的,哪些是不可逆转的?比如,特朗普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退出巴黎协定,现在当选总统拜登已经明确表示要逆转这些政策。在你看来,你刚才盘点的这些理念和方式,哪些是不可逆转的?  

余茂春:我觉得我刚才提到的政策理念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这不仅是说美国有什么策略,中共每天都在证明我们这些重新认识的理念是正确的。而这些政策理念不是因为我们的主观意愿而是根据现实来的。你刚才讲到下一届总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下一届是谁继续在白宫做主,所以我不完全同意你刚才讲的下一届总统就一定是民主党人,当然很多人都那么认为。  

问:假如是民主党入主白宫,你觉得这些理念方针也是不可逆转的吗?  

余茂春:中共的行为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因此这些理念方针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行为,不仅是本届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有不满,民主党当政的奥巴马有八年时间跟中共在世贸组织争斗。所以我想这些政策不会改变的。至于退出不退出,完全看双边争论的实质。不管谁当总统,他毕竟是美国的总统,他一定是按照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考虑。如果世卫组织违反了美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不管谁当总统都会重新考虑留在世卫组织是否值得,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就像联合国下面的人权理事会一样,对人权违反最严重的国家,像中国、古巴,都在里面,成了笑话,所以美国呆在里面还有什么意思?两党都有这种共识。 

来源时间:2020/11/18   发布时间:2020/11/18

旧文章ID:23495

阶级:美国的另一个身份认同差异

作者:拉娜•福鲁哈尔  来源:FT中文网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种族往往是一个核心问题。但是,正如2020年总统大选向我们表明的那样,阶级是一个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的问题,至少就选票而言是如此。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数据显示,尽管共和党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了大多数小镇和农村地区,但他的民主党挑战者乔•拜登(Joe Biden)拿下了代表高达70%美国经济的社区。无论哪个地区的选民,只要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就很可能会投票给拜登。

这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美国的重要事情。第一,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当你看美国的选举地图时,会发现除了沿海地区和少数内陆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红色的(红色指支持共和党——译者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美国逾三分之二的就业增长集中在25个城市和地区中心。与此同时,约7700万人口居住的低增长和农村地区的就业增长“持平或下降”,即使在从上一次金融危机中复苏之后也是如此。

这种向少数“超级明星城市”的集中是一种全球趋势。而且随着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被吸引到少数几个城市中心,该趋势还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推高房地产价格,让那些不是超级明星俱乐部成员的人更难攀登社会/经济阶梯。那些被抛在后面的人耿耿于怀,极易受到煽动者的蛊惑。难怪特朗普在美国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县的领先优势达到35个百分点,高于2016年的32个百分点。

但如何解释拜登能够在锈带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修复“蓝墙”(蓝色指支持民主党——译者注)呢?在这几个州,白人工人阶级男性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比例从23%上升到2020年的28%,而白人工人阶级女性的投票支持比例也上升了两个百分点,达到36%。

答案很简单,拜登会说他们的语言。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她不屑一顾地把特朗普的支持者斥为“可悲的人”,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曾称中西部工人阶级是一群“墨守枪支或宗教信仰”,“愤愤不平的”人。但拜登在这些地区表现出同理心和尊重,并巧妙地重塑其对手的形象。“我这辈子都在跟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会因为我们没钱或者我们的父母没上过大学而看不起我们,”他在威斯康星州马尼托瓦克(Manitowoc)的一次演讲中说。“这些人一辈子得到的一切都是继承的,然后虚度一生。”

正如许多作家和学者最近所写的那样,话语很重要。如果精英阶层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能少一点鄙视,说话更直白,秉持较为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或宗教观念,那将会大有帮助。这或许是开始弥合同理心鸿沟的一种方式,这条鸿沟至少把部分选民推向了特朗普。更具体地说,它将会帮助一些进步人士避免落入狂妄自大和政治专制主义的陷阱。

例如,无论你对堕胎——我郑重声明,我支持堕胎——或美国福音派基督教有何看法,在最近举行的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埃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的确认听证会上,都表现出了不止一点的沿海地区抱有的这种蔑视。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我们都应该对差异“感到好奇,而不是愤怒”。

将资本、教育和网络推向农村地区,也将有助于弥合这种政治鸿沟。拜登提出的200亿美元农村宽带投资计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还提议给学生1万美元的贷款减免,这将超出比例地惠及主要经济中心以外的人。

改革中等和高等教育系统是另一个优先事项。与学生一样,许多高校的债务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承受能力,它们很可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破产。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升级高中的教学大纲(它们100年来没有重大变化),加入两年本质上是大学水平的学习。许多城市已经在地方层面这么做了。拜登可以在全国推广这种做法。

企业也可以尽一份力,不再把四年制学位当做招聘者将求职者简历放入“可能”名单的唯一凭据;在算法招聘的时代,这已经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相反,我们应该注重技能。许多《财富》(Fortune) 500强企业已经在这样做了,它们与Year Up和Markle Foundation等非营利组织合作,以其他方式量化个人能力。

当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强大的德国式学徒计划可以显著提高那些没有传统学历证书的人的收入。这并不需要做出某种基于阶级的取舍——比如在阅读经典著作与就业之间。肯塔基先进制造教育联盟(KY FAME)计划教授数学和机械加工,哲学和团队建设,该计划已被证明能将毕业生的工资提高近一倍。我们需要在美国内陆开展更多这样的计划。

对民主党人来说,这不仅关乎什么是正确的,还关乎政治。拜登的支持者可能拥有美国经济的70%,但除非改变选举人团的“赢者通吃”制度,否则农村地区的选票将继续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20/11/17   发布时间:2020/11/17

旧文章ID:23504

总统特朗普输了,“保守主义者”特朗普没有输

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基本明朗,尽管特朗普还在“负隅抵抗”,用法律手段企图扳回局面,但不大可能改变拜登选胜的事实。不过,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虽然输了,可从他赢得史上第二高、共和党候选人第一高的选票以及多数白人的支持来看,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特朗普没有输,他给美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特朗普主义遗产,这不但将制约拜登时代的美国政策,而且对共和党乃至美国的未来会造成长久影响。

特朗普虽然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和主流共和党的保守理念与价值其实是不合拍的,所以一直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共和党人,但这不妨碍我们把他看作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他事实上很可能不是一个保守主义人士,因此笔者特意在保守主义者这个称呼上加上引号,以示特朗普和真正的保守主义是不同的。

本次美国大选,参加投票的美国选民估计有1.5亿人,创史上最高。舆论把它看作是对特朗普的公投,因为特朗普四年来争议最大,对他的政策尤其是个人的评价,反应黑白分明。

支持者——“川粉”们,称他是神选之人,差不多是除开国总统华盛顿之外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反对者则视他为恶魔,是把美国弄成地狱的那个“撒旦”。他的撒谎成性、反科学、反移民、反媒体、骨子里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对女性的不尊重、将政治对手当作敌人,无视美国民主的一些基本制度规范,都激起许多人尤其是信奉进步主义价值观的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的批评;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无能和失误,也导致多数美国人对他的反感。一些共和党人也和他切割。

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和特朗普个人都在全力鼓动自己的支持者出来投票,把对手拉下来,激发了民众前所未有的投票意识,因为自己看似微不足道的一票,很可能左右大选。故与其把美国这次总统大选看作选举,不如看作对特朗普四年政绩和个人品行的公投,更为恰当。很多人对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也不满意,他们投拜登,不是喜欢拜登和民主党,而是实在太讨厌特朗普了,认为特朗普此人在台上,美国将会万劫不复(这当然是愤怒和夸奖的说法)。这才有了这次超高的投票率。

尽管选前民调一直对特朗普不利,显示他不但会输而且是大输,然而,大选投票结果还是让人有些吃惊。特朗普虽然输掉了总统,可民众对他的支持不减,他赢得了7200多万、将近一半选民的支持,比拜登只少400多万。考虑很多人是讨厌他转而投拜登的,实际支持拜登的人未必比特朗普多。鉴于前述理由,这7200多万选民的多数应该不是冲着共和党来的,而是为了支持特朗普,因此和四年前的大选相比,他其实没输,只是赢得比对手少而已。

分析这次选民的结构,更清晰地显示出这一点。在投给特朗普的选民中,男性占52%、女性占44%,其中45岁以上的选民占51%,白人选民占55%;从学历看,高中及以下占52%,大专占50%,其中白人男女大专以下分别占64%和60%,白人男女大专分别占52%和39%;从收入看,年收入5万-10万美元者占50%;从城乡看,小城镇和农村分别占55%和65%。换言之,特朗普的选民在男性、中老年人、白人、中低学历、中等收入以及小城镇和农村中居多。比较2016年,特朗普在男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为53%,女性中为42%,白人中为58%,由此看来,他四年前的胜选,并不出于意外。

如果说,四年前美国人民把特朗普选进白宫乃因他是个政治素人,没有执政负资产,希望他给老朽政客把持的美国政坛带去一些改变,那么,执政四年,特朗普确实给美国政治带来了很大改变,只是这些改变比起民众憎恶的腐朽政客来还不堪,可是居然有那么多人对他不离不弃,特别是他在男性、白人选民和中产阶级中拥有高支持率,无视他的道德缺陷和拙劣的处理疫情手法,这就不能不去美国社会内部寻找原因。

从美国选情地图看,支持特朗普的“红州”多数位于除东西海岸外的地区,主要是美国中西部、南部以及大湖区,这些地区是传统的工业区和农业区,以农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为主,大城市不多。这个地区分布格局直观和形象地反映了美国的地区发展差异和贫富状况。以新英格兰为主的美国东部地区和以加州为主的美国西部地区是美国经济最发达和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尤其所谓的铁锈地带,繁荣程度远不及这两个地方。此种发展差距是由全球化的分工地位带来的。换言之,这些地区的工人农民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并未享受全球化的红利,这个红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和硅谷的科技集团获取,没有通过联邦政府的二次分配,把红利转移一部分给前者,导致他们对全球化以及美国金融科技精英高度不满。而这两大集团传统上和民主党关系密切,它们是民主党的票仓。

中产阶级对特朗普的支持主要和税收负担有关。共和党在理念上是主张小政府、低税收的,民主党则偏好大政府和高税收。尽管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小企业和中产阶级未必受益,但至少要好过加税。而民主党的加税很可能要落到中产阶级身上,由他们来承受高税收。美国中产阶级这些年的萎缩,虽然有发展机会的不平等问题,税收负担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税负高会直接遏制人们的创业热情。但民主党要在美国建立全民健保和福利体系,必然要加税,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中产阶级的收入,使他们中的多数人选择支持特朗普,尽管未必喜欢特朗普这个人。

比起上述两者,近一半美国人尤其将近六成白人支持特朗普,更深刻的原因或许是他们对民主党在美国倡导进步主义的担忧,而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非白人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占美国人口多数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白人对美国传统白人文化和生活方式被有色人种改变的恐惧。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针对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及后来的平权运动发起了一场保守主义运动,基层共和党人的强大组织能力,保守派智库的崛起及其对政治议题的设定,以及福音派教会在美国宗教界的崭露头角,三者共同发力,要把美国带入一个“右派国家”,反对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和民主党的“政治正确”,维护和保守他们认为的美国由宪法确立的自由和传统价值观。这场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过去长期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南方地带,变成了共和党的天下,美国此后的历届总统选举,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执政比率基本是3:1,即共和党执政三次,民主党执政一次。

尽管半个世纪来,共和党和保守主义主导了美国政治,不过,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在美国的大学、媒体和科技行业还是占据优势,这几个行业和领域,奉行的基本是美式自由主义,左翼激进力量有很大市场。美国主流媒体大都掌握在自由派手中,大学信奉的也是自由主义的多元价值观。在媒体和知识界的鼓动下,配合民主党的社会政策,加上全球化的推波助澜,在社会生活和政策话语体系中,逐渐衍生固化成了一种禁忌。

这是指在语言、行为和社会政策层面为保护或避免冒犯少数群体而形成的一种评价标准,左翼激进主义试图将此确立为教育、学术研究乃至社会生活的一条基本准则。这遭到了共和党以及保守主义的反对,多元与保守,也就构成了这场争论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许多白人看来,他们既没有了自美国建国以来的种族优势,且还在慢慢丧失社会各领域的主导权,这构成了一种对白人的所谓“逆向歧视”。这种焦虑感加上全球化导致的贫富差距,让他们对民主党和进步主义更加不满,忧虑传统生活方式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特朗普为什么得到广大内陆地区民众特别是白人的支持?因为东西海岸的城市和郊区是不同族群和白人混合的地方,而内陆地区白人仍占主导,他们多数是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面对着和东西海岸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心理失落感严重,担忧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特朗普就利用这些白人(或许还有其他族裔人士)对贫富差距和民主党“政治正确”的高度不满而生出的民粹力量,把自己打扮成美国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和他们的代言人,污名化民主党,声称民主党当政美国就会由进步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激起白人的危机意识和种族憎恨。这可以解释多数白人在疫情死了那么多人的情况下仍然支持特朗普,很可能在他们看来,疫情终将会过去,但白人的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同美国的保守主义一旦丢了,美国就不再是美国。

特朗普就这样套取了美国白人的“保守主义”身份,尽管以目前的生育趋势,几十年后,白人才会在美国沦为非主体民族,即使不是主体民族,就单一种族而言,它可能依然还是人口最多的种族,而且成为非主体民族,并不表示白人在200多年历史中积累起来的各种优势特别是政治和财政优势就不复存在,大概率白人依然会在很长时间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的主导力量。然而很多白人显然考虑不到这点,他们被特朗普这类政客打着“反政治正确”实则是种族主义言论的“恐吓”所吓倒,想象或虚构了一个灰色的美国及暗淡的美国白人的前景,从而使得他们从现在起,就要强化美国白人的身份意识,保卫白人的利益和文化,拖延乃至扭转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不利的历史趋势。在正式成为非主体民族前的这几十年里,白人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还垄断着各种资源,共和党无疑会利用这一优势,强化白人的主体叙事,敲打和牵制民主党。

由此看来,作为“保守主义”者的特朗普,在7200万选民的支持下,将在美国政坛继续发挥作用,延续政治生命,“特朗普主义”可能会挟持共和党,成为未来共和党的主导思想。从这个角度看,夸张点说,特朗普输了总统,但赢了美国。这也就给拜登和民主党接下来的四年提出了艰难挑战。

来源时间:2020/11/17   发布时间:2020/11/17

旧文章ID:23503

萧功秦:用成熟的智慧来应对中美关系

作者:萧功秦  来源:FT中文网

我是一个历史学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近年来,我也主要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视角,来关注中美关系问题的。之前我写的《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引发了不少关注,本文再进一步阐发一下我的观点。

一、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美关系的40年。首先从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谈起。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国面临着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威胁,美国意识到中苏关系的变化,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开始尝试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想象力,迈出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的第一步,那就是与“世敌”美国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了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毛泽东问过基辛格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排外?你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毛泽东使用了中国意识形态中很少使用的排外这一用语,而基辛格的回答同样十分分寸,他回答说“也许是因为中国人近代以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吃亏太多了。”这个回答使毛泽东很满意,双方都用常识来对话,通过这两位充满政治智慧的大人物的坦率交流,双方都意识到,对方已经超越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在共同应对苏联挑战这一点上,求同存异,从此,双方建立了越来越密切关系。

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有这样一块巨大的压舱石,那就是双方都要面对同一个强大对手——苏联。到了邓小平时代,这个压舱石仍然存在,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1978年年底,双方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密切合作的新的时代。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中美关系仍然可以保持着越来越密切关系?

首先,邓小平意识到,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非常有利的。他在从美国回国的飞行途中,曾经对自己助手指出,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后来都富起来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美国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就劝他不要再搞苏联式的计划经济,那种消灭市场经济、消灭企业家的做法,中国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当时津巴布韦穆加贝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他根本不理解邓小平的善意的建议。邓小平也知道与他根本讲不通,在与穆加贝结束会晤之后,邓小平对身边的翻译感叹地说,“这个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出访新加坡。回内前,为了消除新加坡等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他撤消了长期设置在中国内地的东南亚某国游击组织的电台的对外广播。

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此后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发展,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的前十年,美国的政治首脑人物来访中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会忘记说这样一句话:我们美国愿意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双方都认为,美国人说这样一句话,再自然不过了。

邓小平既保持和西方的密切联系,又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邓小平是懂得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应该如何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在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远不够成熟,邓小平接待戈尔巴乔夫以后,翻译在休息时间,问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邓小平用四川话回答:“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虽然戈尔巴乔夫看上去仪表堂堂,但是他忘记了共产党的领导是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所需的政治的稳定不利。

南方讲话以后,他又让党内的保守派政治上边缘化,从此以后,中国的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经形成,从此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极左思潮与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尊重常识,尊重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样性,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超越左右,用世界各国可以解释的政治话语,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在相互理解与合作共赢的过程中,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江泽民时代也继承了邓小平时代的这些特点。更具体地说,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新的话语实际上也体现出,中国抛弃了原来乌托邦式的世界革命道路。宣示中国与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人类的共同美好价值,这一系列新观点和新观念的提出,对保持良好中美关系,应该说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能加入WTO,正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新认识为基础原。

胡锦涛时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发展观”。提出中国要不断地“有序扩大政治参与”,这些观念在西方看来,中国在逐渐地融入世界。

二、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紧张、冲突,甚至是恶性互动,究竟何以至此?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思路。

一种解释是本质论。

概言之,就是认定对方的问题是对方本质的问题。并根据为一本质前提,推导演释出结论来,例如当前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见解,认为美国的本质是霸权,害怕崛起的中国挑战它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要把中国打压下去。美国打压中国是霸权的本质所决定的。一般而言,中国民间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一看到某个角色出来,就会问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从所谓的好人与坏人看问题,就是本质论。中国自古从来就是以“君子小人”之辩来看问题的,本质论的思维模式,简单明了,表面上一语中的,一看就懂,无须进一步思考,就可以得出结论,所以很能吸引人。

另外一种解释可称之为互动论。

所谓互动论,就是从历史上对峙的双方的关系是如何从历史上发展演变过来的,彼此之间是如何理解对方的,如何在这一理解基础上判断对方,并作出自己反应的,这种反应又如何被对方理解,双方是如何互动的,双方关系是如何持续紧张、矛盾、冲突、危机,甚至爆发战争的。换言之,双方的关系是一个持续的历史互动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与解释方式,比较符合历史学的思维方式。通过互动论,可以更好地认识整个过程是如何逐渐被激化起来的。

互动论之所以比本质论更能合理、全面地解释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那就是,之前多年中美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为什么近几年双方关系却越来越差?2012年,美国两党的竞选纲领中,对中美关系一直都很乐观,共和党比民主党甚至更为乐观,但到2016年,两党看法都改变了,本质论如何解释2012年以前美国两党对华乐观态度?按本质论的解释,难道2012年美国人的态度就不是出于美国人的本质了?

从这个角度看,互动论更有解释力。我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一文中也指出,西方对中国主要有三个不满:

第一方面,中国确实在逐渐强大,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最近几十年,中国得益于全球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甚至可以说,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要比美国多,欧美大量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吃苦耐劳,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自然会将产业转移到中国。

这个过程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是大量美国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向中国转移,另一方面,美国则出现产业空洞化、出现大面积的“铁锈地带”,中国由此而快速实现经济起飞,成为制造业大国,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则成为最大失利者,中国得利,美国失意,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美国对中国产生了负面印象。

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动用国家力量来支持商业发展,即所谓的“重商主义”。中国利用强大高效的政府权威,在强大的举国体制下,大量并购西方的高科技企业,让这些高科技成果为我所用,大大提升发展速度。

举国体制再加上全球化,中国模式备受侧目,也使得美国人颇为妒忌。恰恰与此同时,而我们作为一个长期备受压迫的民族,一旦强大起来之后,不少国人的心态也有所失衡,我们缺乏与世界相处的经验,“富必骄,众必嚣,大必肆”的天下大国心理,在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群中极度膨胀, “厉害了我的国”。对方的误解与疑虑也就越来越深,双方的不满交替上升。由此产生的越来越恶性的互动。

第二方面,美国觉得中国不但在崛起,还是以挑战国际秩序的方式在强势崛起。

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但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美国自居为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对中国的做法自然有所不满。

例如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联合国也要求俄罗斯退出克里米亚,但遭到拒绝,因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禁运。因为它们认为俄罗斯破坏了现存秩序,要对之进行惩罚。而中国希望在中东以外,开辟多渠道的石油来源,也是一种民族利益的需要,于是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并达成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一次性付款700亿美元。这之于俄罗斯,实属雪中送炭;之于美国,则被认定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还有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支持,对委内瑞拉的支持,这些国家都是美国要进行打压的对手。美国认为,中国之所以和上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要重新组建“邪恶轴心”。此外中国为了伸张国家主权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包括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美国也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种种因素的叠加,让美国将中国的强势崛起,视作对现存秩序的破坏者。

第三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以“红色帝国”的姿态在强势崛起。

我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强调红色基因;为了打击腐败,强调共产主义信仰;这是国内围绕着社会稳定而采取的一些政治上的做法。这些做法让美国激活了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警惕。美国认为强调“红色基因”、“共产主义信仰”、“不忘初心”等做法,是回归极权主义的一元化集权,调度红色的政治资源,则被理解为“红色帝国化”。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也使得美国觉得中国在咄咄逼人。

国内一些名嘴提出,“炸沉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美国人就老实了。”“中国哪怕死10亿人,中国还是世界老二。”“中国要赶快造成一千原子弹”,而这种高调的煽情宣传,实际上也会影响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判断,强化了他们对中国已经成为“红色帝国”的刻板的错误印象,再进一步影响到美国的精英层和民间。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评价已经到达历史最低点。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的最新统计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恶感度已经达到73%,是近四十年来最高值。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客为了竞选的需要,为了讨好选民,纷纷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与宣示,可以看出,美国社会从民间到政府,对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误解。

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客观上造成很多问题。

新冠病毒的来源如何,目前并不清楚。而中国是最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很自然地让一些人产生联想,即新冠病毒是中国传过去的。尤其是美国的疫情防控能力比较弱,中国的表现又特别好,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中国本次疫情防控的高效状态,近乎于军事化的动员体制,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优势。中国的政治结构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郡县制,形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到了共产党的治理国家时期发挥到极致。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能够迅速将居委会、街道变成连排级的运营系统。而且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配合程度很高,尤其是在发生灾害的情况下,最愿意牺牲个人自由来实现集体目标。

中美关系由于这三大“不满”:中国的崛起,中国强势的崛起,以及中国作为被认为是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激活了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意识,这种敌对意识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的决策中,也让普通民众对中国表现出比较一致的负面看法,这个状况值得警惕。

三、

2019年5月,美国国会以414: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两个涉台法案,这说明美国两党对中国问题的负面看法高度一致,这个投票率相当于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中国视作战略敌人。

美国对于战略敌人的判断,牵涉到美国的战略文化问题。美国的战略文化有两个特点:

其一,高度的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你触犯我的根本利益,你就是我的敌人,这是第一个条件;

其二,对方被认为触犯美国利益的同时,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又被美国判断为“邪恶者”,就符合第二个条件。

美国对战略敌人的看法,属于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

如果一个国家在利益上和它有冲突,但还不是邪恶者,它并不将你视作敌人。

如果在价值观上有很大冲突,而在利益上冲突并不大,它也不将你视作敌人。

当你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体量以足够大,它就会把你看作战略对手,视作敌人。

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如此对待日本的。1937年到1941年以前,美国虽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不满,但是美国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战略敌人,美日之间还在不断做生意。日本什么时候成为美国的敌人?源于日本做出的两个行动,美国认为侵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个行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建立联盟,亦即“德意日联盟”。

第二个行动,日本军舰进入金兰湾。日本此举并非有意挑战美国,主要是为了获得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但美国认为日本的行动威胁到其在菲律宾的利益。

于是在1941年6月,日本真正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美国一旦将对手视作战略敌人,出手往往非常过分,缺少战略对等的意识,这就是美国的特点。当时美国告诉日本,一旦拒绝美国的要求,就将截断日本所有的石油进口渠道,日本自然也不愿意妥协,最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目前,中美之间现在已经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美国已经把中国看作是战略敌人,因此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出手非常过分的行动,而当双方的恶性互动达到一定程度,会使双方都产生误判,这些误判的叠加,往往会让局面失控,这才是最大的威胁。

有学者曾经提出假设:如果美国要求中国撤离在南海吹填造岛的领土,撤走岛礁上的军事设备,中方必然拒绝,美国就可能将之炸毁。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有些高调人士认为,如果美国这么做,我方干脆也将美国的关岛基地炸毁。这样的话,接下来美国国会很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之后双方不断地层层加码,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但冷战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中美双方都有必要改变这种恶性互动。如果冷战激化,军备竞赛将会拖垮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非常不利,而且美国在国际上拥有比中国更为强大的统筹能力,可以对中国周边的国家进行拉拢,进而孤立中国,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这些年来,中国和周边的不少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目前它们绝大多数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事情是可能起变化的。

四、

中美对抗是一场双输的冲突,我们对中美现状也需要有冷静的分析:

第一,要意识到美强中弱是一个基本事实。

从美国的综合国力、科技力,资源动员能力、文化力(话语力)、国际统筹力,军事打击力度等指标来看,确实要强于我国。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说得重一点,中美关系现在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场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冲突,如果出现这样的恶性事件,美国国会就有可能通过对中国的战争授权,对华进行一场战争,尽管美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分裂和各种问题,然而,战争恰恰会被美国政客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来形成内部的团结。

其次,我们要从大局上看,美国内部是多元化的。

这意味着在对华强硬派之外,还存在对华温和派。中美40年的友好合作,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从中获利,他们希望中美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像美国的企业家、中产阶级、高科技的供应商,和中国友好合作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基于这些基本认识,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可分为三点:

首先,是利用水的智慧,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所谓以柔克刚,我们不要主动去刺激美国,使美国有理由利用自身的国家资源,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谓以静制动,我们不必对美国所有行动都采取对等性报复,美国实际目的是和中国脱钩,它撤一个领事馆,你也撤掉一个,如此你来我往,更加速了脱钩的进程。美国要脱钩,我们要做是事,应该正好相反。不能从面子出发,认为必须要对着干才有面子,应该避免“面子思维”。

其次,中国应该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在商言商,淡化意识形态思维,不要将冲突上升为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的特点就是没有妥协性,当双方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互相解读,问题就会陷入不可解的状态,形成有你无我的敌对关系。

不要再提国际阶级斗争这一套理论,一旦进入国际阶级斗争的语境,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寻找“国际阶级敌人”的“国内代理人”,大量的留学生、华侨都会成为清理对象,这会将大量在中美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推到对立面。

第三,关于体制的阐释,要用发展型的阐释替代意识形态的阐释。

要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型的体制,目标是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阐释上要去意识形态化,在国际上呈现一个开明的国家形象。

除了上述三种做法,我们应对还需要柔中有刚。

不能以为实力有差距,就要处处退让,这样反而不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如何在以柔克刚和柔中有刚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确实需要智慧。

总而言之,我今天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用硬拼的斗争思维来应对中美关系。不能简单认为,当年毛主席对帝国主义那么强硬,帝国主义也拿我们没办法,中国还是强大起来了,所以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时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剑。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做任何事件都与世界关系不大,而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全球化之中,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毛细血管,在无所不在地在世界相互渗透,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与世界联结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简单地把大门关上,就会两败具伤,中国和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封闭时代完全不同了。中国离不开世界,当然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我们必须要保持中国人的理性和智慧,去克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困难,使局势逐渐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希望我们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渡过难关,让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来源时间:2020/11/17   发布时间:20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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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今后如何与美国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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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  来源:IPP评论

注:本文系郑永年教授在2020年10月24日的IPP中美关系闭门研讨会——“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回顾与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的主旨演讲稿。

学国际关系的都熟知两句话,第一句是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第二句是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但政治学还有一句话,即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local politics)。把这三句话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所有战争的原因都是来自地方政治。中美关系的恶化尽管主要问题出在美国身上,但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缺少对美国内部发展的理解。

一、全球化:从福特汽车到iPhone

从1980年代的里根和撒切尔革命开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历了一波超级全球化。在这一波超级全球化中,美国和中国在其中扮演两个主要角色。如果中国当时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加入世界体系,这一波全球化很难成为超级全球化。这波全球化,美国实际上获利最多,中国获利也不少。

但美国在获得巨大利益之后就产生了严峻的内部问题。今天,很多美国人都在问,我个人从全球化里面获得了什么,社会获得了什么,国家获得了什么。大量的美国人发现,他们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财富分化越来越大;社会中产阶级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小;国家也没有得到什么,因为国家失去了就业和税收,失去了经济主权。

在这一波全球化之前,1945—1980年也经历了一波全球化。但那一波全球化只是西方阵营为主体的全球化,并且那一波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是凯恩斯主义。在国家干预和刺激的情况下,西方经济蓬勃发展,美国和其他大多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规模达到了70%。

与此不同,在1980—2008年的超级全球化,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萎缩到50%以下。中产阶级规模如此快速缩减,在任何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奥巴马执政八年,美国的中产阶级每年以1%的规模下降。没有奥巴马的执政,就不会有特朗普的上台,奥巴马的八年执政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民粹主义原本是欧洲的社会现象,但现在美国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大本营。

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规模缩小,是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很多大问题的根源。过去,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达到70%,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要照顾到这70%人群的利益,但现在中产阶级萎缩后导致社会分化严重。

那么,在国家层面,这波全球化让国家获得了什么呢?这波全球化和以前的全球化完全不一样,国家既不能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就业,也不能获得更多税收,所以美国人一直污蔑说中国“偷”走了他们的工作,偷走了他们的税收。这当然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超级全球化造成的。

美国人喜欢把福特汽车时代的全球化和iPhone时代的全球化放在一起比较。福特时代,美国有技术就有工厂,有工厂就有就业和税收,工人阶级赚了钱变成中产阶级。iPhone时代,技术还是美国的,但生产线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生产,所以iPhone时代,美国没有产生新的工人阶级,中国珠三角的农民工成了美国的工人阶级;同时美国政府也拿不到税收,所以国家的经济主权越来越少。唯一得到巨量利益的是少数人,成为超级富豪。以往,美国人为自己的中产阶级感到骄傲,但现在中产社会变成富豪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均,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从历史上看,今天美国的民粹主义也不是新生事物。历史上西方的民粹主义有左派民粹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之分。左派民粹主义也经常出现,尤其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左派民粹主义希望通过对内改革、财富分配、福利社会等来解决问题;右派民粹主义则总是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就是右派民粹主义的典型。

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国内自由主义秩序向国外的延伸。一旦国内的自由主义秩序出现问题,国际自由主义秩序就无法生存下去。也就是说,美国内政的变化必然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化。

特朗普的几个判断是正确的,美国的帝国主义确实过度扩张,如果不在国际层面做收缩,那么美国霸权很难支撑下去。所以,特朗普开始向美国盟国收取“保护费”,需要盟国承担更多的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尽管特朗普的判断是对的,但他做的方法太激进,很糟糕。现在美国右派民粹主义更是把中国当做竞争对象,甚至敌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今天中美关系的恶化主要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牺牲品。

三、美国新对华战略:“四全”+“四分”

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我把它概括成“四全”模式。“四全”模式是指全政府、全社会、全世界、全方位的模式。

“四全”之一是全政府模式。过去,美国与中国的外交主要涉及国务院、商务部和五角大楼,但现在美国要把所有政府机构协调起来,来针对中国,所以叫全政府模式。

“四全”之二是全社会模式。美国要动用所有的社会力量来针对中国。美国的各种非政府组织都被动员起来攻击中国。美国的高校以前自称是最独立的,跟政府没有关系,但现在美国高校也不得不跟政府配合。中美以前的科技交流大都是通过美国研究机构协调的,现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很多领域的留学生都出不去了。

“四全”之三是全世界模式。美国人说要组建一个“世界队”来对付“中国队”。美国现在到处组建各种新的同盟。美国一方面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里“退群”,但同时又在重新组建各种同盟来针对中国。美国一方面在“退群”,另一方面在重新组群,实质上它要换一种新的形式来主导世界。

“四全”之四是全方位模式。现在美国正在全方位针对中国,从前两年的贸易到当前的技术冷战。技术冷战下一步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从国家安全领域延伸到民用的其他各个领域?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有很大的趋向性。这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例如,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发动机出口,我们的大飞机制造就会面临很大困难。除技术外,美国还在军事上针对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美国也在意识形态和认同政治等方面围堵中国。

美国的这些想法当然是异想天开,但我们不能忽视。不管怎么样,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美国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再一次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中国近代晚清被西方打败以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就一次又一次被打断,前面几次是被日本人打断的。今天美国人其实也很清楚,中国太大,很难围堵;中国已经改革开放40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围堵中国也太晚了一些。

美国怎么办呢?这两年我们国内在讨论两个陷阱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美国现在很明确,如果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就永远没有能力挑战美国了,也就是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了。所以,美国意图从技术冷战开始,再延伸到各个领域遏制中国。

四、中美之间的文明冲突

中国怎样应对目前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说,当前的形势比美苏冷战更为严峻,因为美苏冷战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没有文明的冲突,美苏至少还属同一个文明。俄罗斯人理解美国,我们不那么理解美国。我们观察一下海外社交媒体上的现象就知道,俄罗斯人用美国人的化名,可以伪装成美国人的情绪去影响美国的选举,而中国人只会简单地把自己的情绪放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和美国之间即使没有文明冲突,也有很大的文化理解差异,很多人不理解美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一拳打过来,我们就一拳打回去,这种方法不行。软力量和意识形态是我们的短板,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这一短板去挑战美国(西方)的长板。中国外交要充分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有两个比较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开放的潜力,第二个优势是市场规模。

第一,中国开放的潜力是什么?中国有很多的市场领域还未开放,任何一个领域的开放都可以改变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中美这两年一直在打中美贸易战,关系越来越糟糕,但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智库报告,过去这两年有6000亿美元流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因为这几年我们金融市场开放了一个口子。最近英国《经济学人》统计,今年前十个月有2000亿美元流入中国金融市场。这么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和中国的市场规模是有关系的。

第二,中国市场规模有多大?消费社会主要和中产阶级有关,穷人不是消费阶级,精英阶级已经消费过度了,对经济贡献也不会太大。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比大概为50%,中国现在是30%,但我们的人口基数庞大,中产阶级已经有4亿人口,美国的中产阶级是2亿人口。就是说,我们的中产阶级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数。前段时间特朗普政府和日本政府都希望用钱吸引本国企业回归,但美国和日本都不会成功,主要是因为美国和日本的企业都不想放弃中国市场。

五、中美之间实现脱钩很困难

我并不认为这两个经济体能完全脱钩。美国在搞“一个世界、两个市场”,或者“一个世界、两套体制”。我觉得两套技术体系有可能,但是要两个市场完全脱钩是不太可能的。美国的脱钩政策在一个领域有可能实现,即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美国会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甚至强制高科技企业回归。

另一个领域即医疗物资领域,贸易依存度会大大减低,但完全脱钩也不可能。医疗企业的回归已经开始了,很多人把这理解为“去中国化”,但我觉得医疗物资是老百姓生命攸关的大事,不能全部放到海外生产。根据美方的统计,美国85%以上的医疗物质依靠中国供应,97%的抗生素依赖中国。尽管这个统计数据有夸张成分,但如果依赖程度太高了,便是不合理的。

中美之间其他领域的产业转移,不能说是脱钩或者“去中国化”。在中美贸易战之前,西方一些企业已经从珠三角和长三角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提高了,环保意识增强了。这种产业转移是正常的经济行为。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对中美经济关系变化的解读太过于民族主义化了。

这一波超级全球化导致了国际层面的劳动分工,但很难持续。道理很简单,经济和社会本身是一体的,是互相嵌入的,但现在资本的主导地位太突出,经济和社会完全分离了,并且因为是国际层面的分离,主权国家无能为力。那么社会怎么办?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收入分配的问题,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所说的只是分配问题。但实际上,远远不止收入分配问题,还产生了更深刻的问题,并且无解。

我最近在思考,我们在崛起过程中,如果没有开放,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没法打破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共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过去不允许开放的金融领域实现开放,这是一个策略问题。中国发展到今天,应该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对美西方实行单边开放政策。中国要学习历史上的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是实践单边开放的,即使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美国的做法是对等,你向我开放,我再向你开放。

在很多方面,大英帝国的方法要远远优于美国。美国霸权持续没多长就开始衰落了,大英帝国的霸权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单边开放的道理在于:只有在开放状态下,全球生产要素才能进入你的国家。西方的企业像汽车工业,德国、日本、美国本身的汽车行业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产业链,不可能把整个产业链迁回去,企业本身更没有动力放弃中国市场。

只要政府不像解放初期那样把外国企业赶出去,外国企业是不会走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那么大的财政投入,把这些企业都吸引回去。所以,对于完全脱钩,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只要美国(西方)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中国是开放的,完全脱钩就很难实现。如果我们实行单边开放,那么美国搞脱钩就更没有希望。

六、结语

总之,我们要对美国有一个客观评估。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它没有绝对衰落,美国还在进步。美国的媒体报道美国负面新闻,中国媒体也报道美国负面新闻,这样我们很多人就容易产生幻觉,以为美国已经完全不行了。但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大国的衰落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不会一下子衰落的。美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是治理体制问题,美国的经济体系没有多大问题,经济还是自由创新的,创新能力、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优质人才还都留在美国,并没有往外逃跑。

美国当前的危机远远赶不上1960年代反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危机。实际上,美国一直危机不断。它的宪政体制就考虑到危机,一般性的危机冲垮不了其宪政体制。

未来,中国只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这个颠覆性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继续开放。只要中国持续开放,外国资本还是会进来,技术也不会完全脱钩。中国要学会和美国共存,不要想着怎么样打败美国。中美这样的大国,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很难打败对方。我相信中美两个国家,最差的情况也可以做到像美苏冷战期间那样半个世纪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对中美关系,我们并不需要那么悲观。

来源时间:2020/11/17   发布时间:20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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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白:2024年,民主党可能会迎来更大的失败

作者:采写 | 林子人  来源:界面文化

美东时间11月16日凌晨,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我赢了大选”,他的这条推文随后被推特官方贴上标签“与官方消息源对这场选举判定的结果不同”。7日,据美国媒体测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重要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胜出,当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然而特朗普本人及他的支持者似乎都无意接受这一结果。当地时间14日,特朗普支持者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MAGA万人大游行”,喊出的口号是反对“选举舞弊”,呼吁特朗普“再干四年”。

在新冠疫情横行肆虐之际,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折射出了美国国内民意分裂严重的现状。今年7月,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只会变得更尖酸、更偏执,“特别是如果未来出现某种极端戏剧化的场面,特朗普声称自己成就非凡但遭受迫害,而不是接受败局下台。”她的判断非常符合现实情况。

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中,美国著名记者、政治评论家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 J. Dionne, Jr.)将政治极化的源头追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指出,彼时的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刺激保守派找到新的同盟力量,谋求反击;与此同时,占上风的自由派却在政策和实践中出现失误,逐渐远离了他们最庞大的选民基础——工人和中产。与此同时,共和党吸纳了传统主义保守派,将“文化战争”引入选举辩论中。两党之争越来越围绕“议题”而非“问题”展开,造成了两派越来越无法理解彼此的局面,然而“议题”在很多情况下掩盖了真正的问题,例如阶级流动性丧失、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平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本首次出版于1991年的著作中的许多论述至今依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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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0年11月3日,美国内华达州帕伦普,美国大选选举日正式开始投票,社区内设置着两党总统候选人标语。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自2016年特朗普一跃成为政坛黑马并意外击败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就在不断反思“自由主义的溃败”究竟是为何。霍赫希尔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一书中分析认为,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那些在薪资水平停滞、经济不平等拉大的时期感到失落的美国人的情感,她呼吁自由派去理解保守派的忧虑与关切,去讲述自己的愿景,去重建社会共识。

也有越来越多学者看出,自由派政党应当从“文化战争”中抽身,直面普通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即经济。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积极声援伯尼·桑德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同时抨击特朗普偏向维持现状、保护富人利益的经济政策。2017年特朗普政府履新之际,萨克斯的专栏文集《重塑美国经济》出版。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三个关键点”的改革方针——以基础设施升级为核心,推动智能、公平、可持续的改革,重建新型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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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美国经济》,[美] 杰弗里·萨克斯 著 石烁 胡迪 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05

在大选结果揭晓之际,界面文化采访了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政治评论专栏作家徐曦白,就本届大选政治极化愈发严重的原因、下一届美国政府的主要挑战等问题展开讨论。根据徐曦白的观察,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依然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其重大失误是忽视了少数族裔选民群体内部的复杂性,未能进行有效动员。他认为,特朗普虽然连任失败,但他的支持者依然众多,这意味着共和党阵营的“特朗普主义”依然势力强大,共和党将进一步滑向右翼民粹主义,并有可能在四年后推出一位更有煽动性的总统候选人。

在徐曦白看来,对于左翼式微的现状,自由派内部难辞其咎。自由派一直没有找到和特朗普支持者有效沟通的方式,反而对他们态度轻蔑,“但稳固的政治联盟不可能建立在取笑、羞辱自己应该争取的对象,以及空谈理论和秀优越感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左翼应当尽快走出文化战争的泥沼,回归左翼政治的本源——工人的权益、就业、收入、住房、贫困问题、公共医疗。唯有这样,自由主义才能洗刷掉“无道德”的污名,重拾合法性。

01

政治极化愈发严重

民主党“虽胜尤败”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新冠疫情对本届大选的影响,这是“特朗普基本盘出现松动”的主要原因吗?此前阿莉·霍赫希尔德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认为,虽然郊区“轻微右翼”共和党人更有可能转向拜登,但特朗普的票仓只会变得更尖酸、更偏执。

徐曦白:美联社的选前民调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新冠疫情是美国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些人中73%支持拜登;与之相比,28%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更重要,他们当中81%支持特朗普。由此可见,两党支持者对新冠疫情的看法截然相反。民主党支持者自然认为特朗普不负责任,草菅人命,要在他的诸多罪状之上罪加一等;但在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眼中,他是在努力拼经济、拼就业,使人民生活不受疫情影响。如果你已经信任特朗普,那么这种宣传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这些支持者拒绝戴口罩,参加各种反对隔离的示威,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会觉得自己也在拼经济,救美国,认同感得到强化。一些底层选民,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私营业者,没有城市精英那样的积蓄和缓冲,是否取消隔离政策,重开经济,对他们来说是最基本的生计问题,因此他们也更有可能支持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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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0年10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马丁斯堡,美国总统特朗普举办竞选集会为自己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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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同霍赫希尔德的看法,美国的政治极化更严重了,双方阵营的支持者更偏执了,新冠疫情也是加剧这种极化的因素之一。它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老年白人、高学历白人和温和共和党人小幅转向拜登的趋势。但从有限的选后数据来看,在全美新冠死亡率最高的100个县中,有68个县的特朗普得票率出现了上升,这些县大多位于农村。新冠疫情可能强化了这些地区的特朗普支持率。当然,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界面文化:和上一届大选相比,本届大选呈现出了哪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徐曦白:这次大选是多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双方都视其为生死决战,进行了极限动员,投票率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高的。由于疫情影响,提前投票(包括邮寄选票)的选民超过1亿,再创历史新高。邮寄选票中支持拜登的比例接近七成,而几个重要的摇摆州都规定选举日结束后才开始清点邮寄选票,因此媒体报道呈现出特朗普开盘领先、拜登后半程绝地反攻的节奏,甚至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因此怀疑后期邮寄选票的计票有假。实际上这完全是开票顺序造成的假象,倘若这些州先开邮寄票,后开现场票,那么媒体报道很可能会变成“拜登开盘领先,特朗普逆袭失败”。

根据出口民调的数据,拜登的全国得票率与希拉里相比约有1.5%的增长,主要来自城郊(近郊)的白人和高学历白人选民,其支持率提高了超过10%。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温和派共和党人,对共和党大幅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和特朗普本人都颇有微词,他们的转向是民主党人在2018年中期选举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特朗普仅在高收入(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人群中支持率小幅上升,这得益于他为富人减税的政策。同时,拜登作为宾夕法尼亚“蓝领”出身的候选人,稳固了锈带地区威斯康辛、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的低收入低学历白人票源,这几个州的大城市投票率推高后形成的人口优势,也对民主党有利。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拜登最终在这几个州险胜,保住了希拉里当年丢失的“蓝墙”,成为本次大选胜选的关键因素。

这次选举在城乡和教育维度上的极化更严重了。城市选民比以前更支持民主党,农村选民也比以前更支持共和党。近郊选民的投票意向开始靠近城市选民,而远郊选民则向农村选民靠拢。从地图上看,就是蓝的地区更蓝,红的地区更红。

在种族维度上,极化反而减轻了。尽管特朗普在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整体大幅下降,但在少数族裔中的支持率却大幅上升。其中,拉丁裔选民的支持率增幅在10%左右,大多来自低收入低学历人群,在亚裔和非裔中也有2%-5%的增长。

拜登虽然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但人们事先期待的“蓝潮”并没有出现,在几个摇摆州都只是险胜,可以说“虽胜尤败”。民主党在国会和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表现都非常不理想。众议院选举本来预期可以趁着2018年的气势继续攻城略地,结果反而丢失了不少席位,优势从超过30席锐减到10席左右。参议院的形势更加严峻,虽然增加了科罗拉多和亚利桑那两个席位,但丢失了深红州阿拉巴马的席位,此消彼长,只增加了一个席位,不足以获得参议院多数。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在选前砸下血本猛攻特朗普的重要盟友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Mitch McConnell),针对每位投入的选举经费都接近一亿美元,呈碾压态势,但最终这两位仍以超过20%的优势获胜。

民主党国会选举失利的原因之一是选票分离(ticket-splitting)现象大大减少,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在总统大选年,总统候选人和参议员、众议员、州议会候选人的名字印在同一张选票上,一次投票即可完成多个选举。选民有时会选择一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但把票投给另一个党派的国会议员或州议员候选人——这种选票分离现象在过去十分常见。尽管总统候选人对同党派的议员候选人有一定“加持”作用,但地方因素占主导。在一些深红州,深耕基层的民主党候选人依然有机会凭借个人能力当选。但最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政治取向极化,地方选举中全国性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重,选民越来越不愿意挑选不同党派的总统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这使得选票呈现出高度的党派一致性,也意味着民主党在深红州获得国会议员席位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反之亦然。

界面文化:鉴于今年“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如火如荼,我们很容易认为种族会是影响选民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有趣的是,今年西裔和非裔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率都比四年前高,拜登相比四年前的希拉里获得的额外支持反而是来自白人选民。这是为什么呢?

徐曦白:民主党人一直认为,随着美国人口结构发生变迁,白人人口逐渐减少,少数族裔人口逐渐增加,后者又是天然的民主党支持者,仅靠这一点就足以“躺赢”共和党。2020年的大选表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少数族裔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具有相当的多样性,不同族群之间也存在“鄙视链”。亚裔和拉丁裔虽然同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他们对非裔的境遇普遍缺乏同情,甚至因为治安和积极平权(affirmative action)等问题对非裔抱有强烈的排斥。即使在同一族群内部,情况也很复杂。比如拉丁裔来自古巴、墨西哥、波多黎各等十几个社会和文化状况迥异的国家,其中有白人,有原住民,有混血,也有被贩运至此的黑奴后代。这些人中既有笃信天主教的保守主义者,也有年轻的自由派选民;既有第一代移民,也有早已在美国落叶归根、更认同美国人身份的老移民;既有知识精英,也有低学历的蓝领工人,后者在诸如治安、移民、性别和种族问题上的看法与低学历白人不无相似,因此很容易被特朗普的话语吸引。这种复杂的成分构成和经济议题、文化心理的叠加,使得预测拉丁裔的投票意向变得十分困难。

实际上,拉丁裔选民多年来一直是共和党的重点争取对象,小布什在这方面就颇有建树。和2012年相比,2016年大选中的拉丁裔和非裔选民已经开始转向共和党,只是当时的转向幅度较小。到了2018年,这个趋势就相当明显了。在2018年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选举中,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候选人尼尔森(Bill Nelson)在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提高了2%-3%,但因为流失了大量拉丁裔选票而败选。特朗普此次在佛罗里达州胜选的原因之一,就是迈阿密地区的古巴裔选民中超过10%转投共和党——特朗普团队将拜登和民主党描述为“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这种恐吓宣传对逃离古巴的“反共”移民效果明显。10%的翻转足以抵消拜登在佛州其他地区的郊区和老年白人中的票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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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0年6月10日,美国波士顿,在反对种族不平等的抗议活动中,发现美洲大陆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雕像头部被摘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一个特朗普大幅收获拉丁裔选票的地区是得克萨斯州南部与美墨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谷(Rio Grande Valley)地区。在这里的几个县,有多达30%的墨西哥裔选民改投特朗普,这与民主党长期以来忽视这里的选情,较少进行基层动员有关。特朗普团队在这里十分积极,“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打击体制精英的口号颇具吸引力,因为当地常有民主党候选人当选后因腐败落马。墨西哥裔选民又普遍认为自己是通过合法途径来到美国的,或者已经成为“美国人”了,担心新移民会和他们形成竞争,反而会认同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里最大的就业部门是执法机关,这些人本来就有反非裔情绪。BLM运动提出“削减警察经费”,令很多温和或偏保守的选民难以接受。而在全国层面上,当BLM进一步演变为暴力示威后,特朗普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口号更符合小企业主和商户对于稳定的需求。可以说,BLM运动虽然提高了一部分(特别是白人)对种族正义问题的关注,但同时也严重撕裂了少数族裔群体,把不少人推到了特朗普阵营中。

02

共和党进一步滑向右翼民粹主义

民主党未来十年将十分被动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大选后美国政局的走向?

徐曦白:首先,特朗普不可能认输。以他的性格,大概这辈子都不会承认败选。他不会甘于被遗忘,会继续鼓吹民主党大规模有组织作弊的阴谋论,将自己树立成受到体制和政治精英迫害的草根英雄。法律诉讼也会继续下去,虽然这些诉讼只是走过场,但这种姿态对稳固铁票仓十分重要。特朗普虽然败选,但他仍然获得了7100万张选票,在共和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铁票仓甚至比四年前更加稳固,这说明特朗普主义依然盛行,甚至更加盛行。在短时间内,他依然会是党内民意号召力最高的人物,可能到了2024年,他还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即使他本人不再参选,他也可能成为挑选下任参选者的“造王者”。共和党在他的裹挟下,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滑向右翼民粹主义,毕竟获得特朗普铁票仓支持的诱惑实在太大。下一位总统候选人不会是温和的保守主义者,只可能是更聪明、更极端、更有煽动性的人物。对民主党而言,他(我很确定不会是她)将是更难战胜的对手。

美国的国会和总统选举总体上更偏向农村和低学历白人为主的州,这些州所占的总统选举人团权重更大、人均参议员数量更多,这对共和党来说是明显的制度性优势,民主党在最近几次大选中流失的也正是这部分选票。如果不能取得参议院控制权,通过新的法律重新划定选区、增加州的数量(华盛顿特区、波多黎各)、增加最高法院法官数量以解决制度性劣势,那么民主党将在未来十年中面临非常严峻和被动的局面。

短期而言,人们关注的焦点将是2021年1月的佐治亚州第二轮参议员选举。民主党必须同时赢得这两个席位才能在参议院中取到50比50的均势,并依靠副总统的一票获得微弱优势,但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共和党主导参议院,那么拜登将成为跛脚总统。他固然可以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比如重返巴黎协定、重返世卫组织、修补与北约盟友的关系——但在国内政治中将面临严重掣肘,人事任命首先就会被参议院“卡脖子”,民主党提出的改革类法案也会被共和党批量否决。根据以往的经验,总统所在的党派在中期选举的表现一向欠佳。2022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可能会进一步丢失参议院席位,甚至丧失众议院多数,如果两院由共和党控制,那么无论拜登有多么大的雄心壮志,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了,可以参考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两年,共和党在参议院全面运用拖延和阻挠战术,所有人事和法官任命都被长期拖延,立法几乎陷入停滞。到2024年,民主党可能会迎来更大的失败。

界面文化:大选结果揭晓以前,许多观察者发现美国政见不同的选民之间的分歧已经严重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双方都视对方为邪恶化身而非政治对手。下一届美国政府要如何应对如此严重的党派分歧?

徐曦白:没办法应对。“国家团结”是拜登的主要竞选口号,但我们没有看到有效缓和党派冲突、走向和解的措施。他的当选或许能够为加速冲向选民极化、社会撕裂、甚至暴力冲突的美国踩一脚刹车,但恐怕很难逆转这一大趋势。美国政治近几十年来越来越不遵循“阶级”路线,逐渐演化成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之间的文化战争。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双方阵营的支持者开始沉浸在各自阵营的媒体,活在各自的“回音室”中。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很多人对“自由派”,或者说文化上的左翼精英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倡导的平权理念破坏了传统的美国精神,压制了白人的文化优势和生存空间,甚至构成了针对白人的“种族灭绝”(white genocide)。这种仇恨如此刻骨,以至于他们宁可接受品格上有缺陷的总统候选人,只要这个领袖能够有效地打击自由派的气焰。在他们看来,这次大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善恶之争,“让自由派再次哭泣”(make liberals cry again)成了和“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样响亮的口号。北卡罗莱纳州新当选的共和党参议员考索恩获胜后发出的第一条推文就是“接着哭吧,自由派”(cry more, libs)。这种在政见分歧之上滋生出的部族仇恨近年来在特朗普的鼓动下愈演愈烈,呈现出加速暴力化的倾向,出现了“骄傲男孩”(Proud Boys)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民调也显示,双方阵营都越来越认同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手段。

反观自由派,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高得多,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态度自然也是轻蔑的,认为这些人要么智商低下、见识浅薄,才会被特朗普轻易蒙骗,要么就是赤裸裸的男权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场正邪之争,没有妥协余地。自由派一直没有找到与特朗普支持者进行有效沟通的方式,更谈不上说服。自由派媒体有两个爱好,一是派记者混入特朗普竞选集会,向支持者提问,让他们说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以显示这些人的不可理喻,但这种“智商羞辱”并不能使对方诚服;另一个爱好是“核查事实”(fact-checking),这对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样是无效的,因为承认事实错误就等于承认自己搜集信息的能力不如人,这也让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而且自由派以掌握知识、掌握真理的专家精英形象自居,垄断公共话语,形成对底层民众的实质统治,这本来就是特朗普支持者最反感和强力反抗的,“核查事实”只会加剧这种反感。

正如霍赫希尔德所说,政治是关乎情感的。在这个后真相时代,特朗普的支持者要的不是事实,而是某种情感上的共鸣和文化上的认同,使他们能找回失落已久的自尊和优越感。但在自由派看来,这是在留恋基于种族和性别压迫的的特权,他们断然无法赞同。杨安泽(Andrew Yang)等民主党人士提出自由派在胜选后应当更关注与特朗普支持者之间的共情,努力去理解这个群体愤怒和被剥夺感的来源。他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以“全民基本收入”为主要政见,大谈经济和就业问题,避谈文化问题。桑德斯2016年针对锈带区工人的竞选口号也限于经济议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在2020年开始大谈文化问题后,支持率反而有所下降。但这一点在自由派内部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杨安泽在疫情期间表达的种族立场被左派广为诟病。他们也指出民主党能够翻转佐治亚州这样的共和党堡垒,靠的是基层工作者挖出了那些以前被压制、没有机会投票的选民,但挖票的潜力最终还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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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美] 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 著 夏凡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5

自由派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价值观远远比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偏左,他们可以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泡泡里,但稳固的政治联盟不可能建立在取笑、羞辱自己应该争取的对象以及空谈理论和秀优越感的基础之上。自由派在BLM运动后期展现出的那种无节制的愤怒、敌意、侵略性和暴力倾向恰恰是右派所乐见的,越是如此,底层民众越会投向右翼民粹的怀抱。右翼同样乐见左派沉浸在文化议题中,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去关注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层矛盾了。因此,左派需要回到左翼政治的起点:工人的权益、就业、收入、住房、贫困问题、公共医疗。正如罗蒂(Richard Rorty)所说:文化左派必须自我改造,要与改良左派结合,要与工会接触,要大谈特谈钱的问题,为此不惜尽量少谈屈辱的问题。

03

当下左翼最迫切的任务不是改革

而是形成政治联盟获得执政权

界面文化:霍赫希尔德认为,由于政治上的失利,当下的美国左翼正沉湎于悲伤中;而在全球范围来看,自由主义似乎都在经历一个被打压、被质疑的时期。很多人批评自由主义不过是牟利政客的幌子,失去了普世正当性的主张。至少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开始,人们就在不断讨论为什么会这样。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徐曦白:确实,自由主义同时受到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批评,但双方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右翼的批评集中在文化方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主张的世俗化和个人选择权消解了宗教和家庭等传统权威,使个人陷入自私自利、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造成整个社会的失序和道德沦丧。这类批评继承了几百年来天主教对自由主义的各种攻击。自由派在性解放、堕胎、生育权、LGBT权利、控枪、大麻合法化等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完全超出了保守主义者能容忍的极限;而种族正义、对少数族裔的积极平权和支持移民的态度,也使白人保守主义者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指责自由派做着世界大同、文化多元的黄粱美梦,却不关心周围白人同胞的境遇,实则是引狼入室,以外来文化毁灭原有的美国主流文化。为此,他们不得不重新高举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以自保。

左派的批评集中在经济方面。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正当性的丧失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英美政府开始对国有经济和政府的服务功能进行私有化,减少公共福利,降低富人赋税,减少市场监管,放开资本流动。在这种“新自由主义”中,市场的逻辑一跃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最终准则,人与人的关系被简化成了市场中的交易关系,所谓的自由,只剩下市场的自由、资本的自由和剥削的自由,个人只能为自己负责,不再有制度化的互助,原子化的个人面对强大的资本时毫无招架之力。这种偏向资本和富人的体系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也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左派的批评与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立场紧密相关,在他们看来,新自由主义就是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正因为资本主义的这种侵害,才使自由主义为人们带来自由、平等、繁荣的许诺无法得到实现。

大多数西方的左派批评家既不反自由,也不反民主。相反,他们认同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比如个人自由,他们思考的是如何从资本主义中挽救自由主义。首要的措施就是对资本加以限制,通过赋税等手段防止超级富豪积累过多的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影响政策,然后推进全民医保、免费教育、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实现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并争取更多的工人权利。因此,美国的左派大多支持桑德斯,虽然他的理念放在欧洲并不算很左,但在美国的语境中,已经是少有的明确指向以更社会化、更公平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尽管这个过程将会相当漫长,终点也不甚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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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从古罗马到21世纪》,[美] 海伦娜·罗森布拉特 著 徐曦白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10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仿佛如钟摆一般循环往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的进步主义者不满对市场自由放任的旧自由主义,提出了融入社会主义理念,强调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这个新自由主义传统后来成为欧美的主流,特别是在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中得到了实践,以至于反对国家干预的右派在20世纪后半叶又重新发明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自由主义当下的危机同时也是机会,左派可能需要重新夺回“新”字,发展出一套“新新自由主义”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尝试,比如效仿罗斯福新政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旨在同时解决气候变化和经济不平等问题,已经获得了不少民主党政治人物的支持。

界面文化:我的感觉是,即使左翼有意进行改革,它也已经无法以国家为单位来进行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它造成的问题也成为了一个全球体系的问题,这可能是和19世纪最大的不同。当国家面对全球精英力有不逮的时候,我们可能确实难以想象一个自由主义回归的未来?

徐曦白:是的。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全球化使资本和人力具有了高度流动性,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很难解决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当左派提出加强监管和更严的税收政策时,反对者会说,这样做会导致资本和人才外流,对国家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这类政策有赖于跨国协调,像欧盟这样的机构就能发挥重大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一些资本家急于支持脱欧,因为他们不希望受制于欧盟更严苛的政策监管。

但是,这不是左派当下最急迫的问题。想要进行改革,首先必须执政,想要执政就必须赢得选举,想要赢得选举就必须形成占据多数的政治联盟,而英美的左翼连这一点都很难做到。中左翼政党的两大核心票源:城市精英和劳工阶层在价值观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如何将这两大群体粘合在一起才是最大的难题。

来源时间:2020/11/17   发布时间:20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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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争夺参议院控制权最后一战 拜登加入决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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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纽约华人资讯网

据 新闻周刊 报道 佐治亚州即将进行的参议员决选,将决定民主党能否在美国参议院取得控制权,也将对候任总统拜登上任后能否顺利推行其新政产生重大影响。民主党需要再填补两个席位,才能与目前共和党代表占据的50个席位相抗衡,而民主党人当选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将能够在平局时使天平倾斜。

据拜登最近任命的幕僚长今日(周日,11月15日)透露,拜登将同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一起,加入到佐治亚州参议员竞选活动中来。

罗恩·克莱恩(Ron Klain)——他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幕僚长,也将在拜登1月上任总统后正式进入白宫幕僚长的角色——在周日上午出席NBC新闻的《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时表示:“我想随着大选日的临近,你会在那里看到当选总统的竞选活动。我们将投入人力、资金和资源,帮助我们的两位优秀候选人获胜。我对我们能够赢得这些席位充满希望。”

佐治亚州的第二轮选举将于1月5日举行,距离拜登预定的总统就职典礼只有两周左右。该州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开始分发缺席选票,选民可以在12月7日前登记参加2021年的提前选举。

这两场选举中,民主党挑战者拉斐尔·沃诺克牧师(Raphael Warnock)和乔恩·奥索夫(Jon Ossoff)将争夺目前由共和党人凯利·勒夫勒(Kelly Loeffler)和大卫·珀杜(David Perdue)占据的美国参议员席位。

几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士——包括纽约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蒂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佐治亚州前州长候选人州长艾布拉姆斯(Abrams)—— 已经组织了筹款活动,支持沃诺克和奥索夫各自的竞选活动。此外,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在周五向《新闻周刊》发表评论时表示,将致力于 “数百万美元的实地努力”,不过该组织拒绝提供具体数字。

而亚裔民主党人正在展开积极的宣传,呼吁亚裔选民“再战一场”。

企业家和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在上个星期决定把家搬到佐治亚州,为两位参议员候选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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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推特上写道:“伊芙琳和我将搬到佐治亚州,帮助奥索夫和沃诺克获胜!”“这是我们清除米奇,帮助乔和卡马拉在未来4年内完成任务的唯一机会。”他补充道。“更多的细节还在后面,让我们行动吧!!!”

亚裔美国人委员会(Asian-American Commission)委员,韩裔美国公民联盟(Korean-American Citizens League)执行董事Sam Hyun发视频提醒亚裔选民不要低估自己的影响力。

他说:“在2020年的大选中,有一个惊人的数字。佐治亚州有114017张亚裔的提前投票。而其中有30571票是新登记选票。最重要的是,拜登在佐治亚州以14122多票胜出的,这说明亚裔出来投票至关重要!”为此,他说“2021年元月5日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选举”,“全美人民在恳求佐治亚州的亚裔朋友们”,“我们需要你再战一场。务必投票给参议员候选人奥索夫(Jon Ossoff) 和沃诺克(Raphael Warnock)!”

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以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全国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也承诺将捐出大笔资金,努力让勒夫勒和珀杜连任。

民主党能否在1月决选中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可能会影响到拜登政府提出的政策议程。当选总统的过渡团队上周公布了有关管理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医疗保健和经济发展的计划细节。如果共和党人保持其参议院多数席位,这些建议可能会在国会受阻。

克莱恩在《会见媒体》时承认,民主党人赢得佐治亚州的参议院席位 “显然很重要”,这不仅是为了推进拜登的总统议程,也是为了在总体上追求 “更好的”政府领导力。

“我认为乔·拜登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已经谈论了一年之久,他将与任何当选的人合作,民主党人,共和党人,独立人士,全国各地的人,民间社会的人,各种部门的人,”克莱恩说。“所以,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情。我们想要赢得佐治亚的那些席位,在佐治亚赢得这些席位肯定会有帮助。但我们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我们推进我们的议程。”

编译:新约客

来源时间:2020/11/17   发布时间:20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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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提醒拜登:中美冲突的规模堪比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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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科学百姓

美中两国应该共同建立 "一个制度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指定我们总统信任的某位美国领导人和中国主席信任的某位中国领导人,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领导人与对方保持联系"。—— 基辛格

彭博 2020年11月16日报道 ——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表示,拜登新政府应该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建立在特朗普时期破裂的与中国的沟通渠道,否则将面临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的危机。

基辛格博士在彭博新经济论坛开幕式上说:"除非有一些合作行动的基础,否则世界将滑向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他说,今天可以获得的军事技术将使这样的危机比早期的危机 "更加难以控制"。

97岁的基辛格在接受彭博新闻社主编米克尔思韦特采访时说:"美国和中国现在越来越趋向于对抗,他们正在以对抗的方式进行外交。。。危险的是,会发生一些危机,冲突将超越言辞性质,变成实际的军事冲突。" 这位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历史性访华铺平道路的外交官说,他希望两国面临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共同威胁,能在拜登1月20日上任后为两国进行政治讨论提供一个突破口。

基辛格博士说:"如果你能把新冠病毒看成是一个警示,即在实践中,它基本上是由每个国家自主处理的,但它的长期解决方案必须是基于某种全球性协作,应该把它作为一堂课来处理。"

"特朗普的谈判方法更具对抗性,不是一种人们可以永久依赖的方法。" 基辛格博士说在特朗普先生任期的早期,"对他来说,强调美国人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演变的深切关注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他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要强调。但之后要是我的话,会倾向于采取更有分寸的做法。"

基辛格博士说,今年来两国关系的迅速削弱,意味着中美两国正在向新的冷战前行,他还说,双方应该 "同意,无论他们有什么其他冲突,都不要诉诸军事冲突"。基辛格说为了保障这一前提,美中两国应该共同建立 "一个制度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指定我们总统信任的某位美国领导人和中国主席信任的某位中国领导人,代表他们各自的国家领导人与对方保持联系"。

来源时间:2020/11/17   发布时间:2020/11/16

旧文章ID:23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