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源，贾玉梅，赵丹宁  来源：美中教育基金

【编者按：“美中教育基金”（US-China Education Trust）协同其友好合作伙伴“中国美国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第四次华盛顿现场报道中，特别面向对此感兴趣的中国观众，开展了为时90分钟的以2020年大选中的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5名学界、商界以及政府部门的代表参加了此次热烈的讨论。美中教育基金特别顾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柯白（Robert Kapp）主持了这场会议。受邀的主要嘉宾包括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高级副总裁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部副主席、美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华盛顿特区科恩集团高级顾问、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威廉姆·蔡瑞德（William Zarit）。这场由美中教育基金与中国美国商会合作举办的华盛顿直播研讨会，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后阶段，对当代美国政治中备受争议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趋势提出了深刻且丰富的见解。美中教育基金希望，在中国的朋友们能够关注这场会议和以往几期的华盛顿现场报道。这可以帮助他们在大洋彼岸持续关注这场将行至11月3日选举日的喧嚣而混乱的选举大戏。线上研讨会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杰出演讲人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发言者所属机构、美中教育基金或中国美国商会的官方观点。】

每位发言者都以发表各自的评论开场，随后三位发言者就会议开始阶段提出的要点问题进行反复讨论。活动的最后阶段是现场观众和杰出发言者们的问答交流。

整场网络研讨会都牢记其受众主要在中国，包括大量来自学术界和商界的中国公民，以及在中国运营的中国美国商会公司代表。

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

托马斯·卡罗瑟斯的开场评论借鉴了他对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和民族主义这一孪生现象的权威性研究。他指出，两极分化意味着社会被分为两个不可调和且对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不将对方视为竞争者或对手，而是当作没有任何共同利益的仇敌。根深蒂固的两极分化将普通的政治争论演变为无情的身份冲突。美国内战、大萧条-新政时期尖锐的政治分歧，以及近期两党演变为对立阵营的冲突，每个阵营都垄断了基于身份认同的选民的忠诚。这些都代表了美国政治将在一段时期内走向两极分化的趋势。近期发生的政治两极化事件反映出大众传媒，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影响，它们加深了美国不同群体间的隔阂。此外，卡罗瑟斯指出，在未曾摆脱分裂倾向的美国社会中，美国总统一直扮演着维系统一和巩固群体团结的角色，但现任美国总统却将自己的政治战略建立在加剧社会分裂趋势的基础之上。

然而，卡罗瑟斯坚持主张，美国仍然保持认同其国家身份的总体观念，即使在当前民族凝聚力受到严峻考验的情况下，这种理念仍可能将美国团结在一起。

卡罗瑟斯认为，民族主义通常是任何国家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民族价值观念，或许在积极意义上是国家的特殊性和独特性。然而，当民族主义激起仇外情绪或者对外部势力怀有侵略性的敌对态度时，它会变得十分危险。这类民族主义通常源于某个国家的民众深刻且紧迫的不安全感。以当前的美国为例，这种不安全感的根源似乎在于美国内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包括过去几十年来移民数量的持续增加和某些就业领域的日趋不稳定。鉴于此，那些政治机会主义者对民众不安全感的操控，会创造出一种极端、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现今的美国政治生活中随处可见。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以尚未被承认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美国民众的危机感与日益增长的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担忧交织在一起。

最后，卡罗瑟斯指出，无论哪位候选人赢得2020年大选，在未来几年内，美国政治中越来越明显的民族主义不太可能消失。用卡罗瑟斯的话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旅程。”

方艾文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中国问题学者，同样也是一位具有近十年实际工作经验的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他对美国和中国民族主义的现状及未来趋势进行了令人颇感兴趣的分析。方艾文指出，美中两国都表现出一种基于抵御共同威胁的强大民族主义。此外，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超越了党派界限：两党间形成的“奇怪的政治盟友”，尤其在美国国会内部，紧密地关注着中国给美国构成的挑战。

方艾文在分析民族主义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影响时，强调了民族主义的三个不同维度，他称之为安全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以及域外民族主义。

在安全民族主义的环境下，近年来与美国商业惯例和规范相关的一般性竞争（此类竞争不等同于消灭竞争对手），也被零和竞争理念所控制。这一框架下，几乎所有与中国的商业合作都会首先经过美国国家安全标准的“过滤” 。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对美中经贸合作可以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缓和作用，以防止始终存在的安全问题破坏整体双边关系的假设已经被逆转，随着美国当局对军事和安全问题的担忧不断加深，中美商业交流的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其中包括货物、人员、技术、资本以及数据。方艾文认为，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最近就中国“军民融合”政策的危险性所作的演讲就是美国思维转变的一个关键案例。在现任美国政府看来，这一政策将消除商业技术与国防技术的界限，因而要求削弱与中国在全方位技术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贸易以及创新合作伙伴关系。

方艾文认为，技术民族主义始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技术的产生必须依托本国的资源并且要保护其免受他人染指或窃取，特别是在一系列被视为未来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关键领域。中美两国间日益增长的担忧导致了复杂的跨国供应链的解体，这一趋势在美国当今的政策和商业实践中都显而易见。但是，以某些美国领先技术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为例，技术创新的全球化意味着技术民族主义者的“脱钩”行为将很难不伴随着剧痛。方艾文认为，宏观的现实是商业创新和军事创新之间的动态转变。然而，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变革性技术起源于军事创新，例如雷达和计算机；到了70年代，由非政府或商业部门主导的，如半导体和其他商业微电子技术的创新，愈发推动着美国军事技术的变革。方艾文认为，现在的发展重点是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双重或多用途性质，因为这些关键的前瞻性创新部门，如人工智能，除了创造商业和公共利益之外，对国家安全和国防也至关重要。然而，这已经在美国引发了明显的争议，包括围绕着美国大学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培训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以及美国政府迫使美国企业将其供应链和出口战略与中国企业完全隔离所展开的激烈辩论。中国的自主创新和“中国制造”政策也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根源。

方艾文在会上的最后评论是关于目前美中两国政治决策中民族主义的表现，即两国现在都试图对第三国实施域外干涉。例如，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内容似乎意在迫使第三国的人民遵守中国颁布的法律，以加强香港政府的“国家安全”。美国也在持续颁布旨在迫使第三国的行为者按照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规定行事等措施，其方式类似于早期美国对第三国与伊朗关系实施的域外干涉。

方艾文对这些问题冷静的分析，昭示着民族主义将很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影响着中美两国关系，无论美国政府是由唐纳德·特朗普还是约瑟夫·拜登领导。

蔡瑞德的演讲侧重于中美之间的商业关系。他强调，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中两国已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商业关系。

蔡瑞德此前曾担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并在华盛顿特区的职位卸任后继续担任商会副主席，他的讲话以其尖锐的观点开场。他认为：随着私营企业意识到，如果他们过于直接或大胆地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将面临中国政府不确定性的制裁，美国商会在过去几十年间，常常代表商会广大的支持者，寻求以非常谨慎的方式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只是在过去四年中，美国商会不得不担心，如果他们对美国政策发表批评性的意见，同样会面临来自美国政府的报复。蔡瑞德指出，美国政府如今甚至指责美国企业援助和鼓动中国共产党。因此，当前美国公司在遵循美中两国政策时必须谨慎行事。尤其是在华的美国公司必须采取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更低调的方式来发展它们在中国本土的商业活动，以免在中国政府和媒体的政治批评中陷入困境。

然而，在三位发言者中，蔡瑞德站在美国商业的角度最坚定地强调，目前民族主义的冲突不仅在美国有很深的根源，在中国同样根深蒂固。 他认为，“临界点”出现在2017年，美国开始对所谓的“中国重商主义实践”做出更强硬的反应。正如他所说，美国可以接受一个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小国，或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的大国，但对于一个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大国是无法容忍的，而在美国公司看来，后者就是中国的现状。

依据自己的丰富经验，蔡瑞德注意到，从商业和贸易联合委员会（1983年）开始，到布什和奥巴马主政期间发起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重大磋商，有无数个中美政府间的论坛，讨论实际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但并没有达到美国人的预设目标——即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投资、销售或（急切地）寻求在广阔且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立足的美国公司提供系统的“公平竞争环境”。

然而，美国过去四年的对华政策都未曾追求、更不必说达成这样的“大型交易”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美国政府诉诸高额关税，而中国报复性征收进口关税，事实证明，这使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没有实现关税问题上要达成的任何开放市场的目标。蔡瑞德批评道，美国目前试图将许多国内问题归咎于中国。最后，他总结道，美国的政治决策来自高层，但他们做出的那些与对华经贸有关的决策对美国的商业发展并无益处。

讨论

在随后三位发言人的讨论中，有几点值得提及：

·      中国问题经常出现在美国全国性的政治竞选活动中，但它通常不是“决定性的”问题；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问题都不是美国选民所考虑的首要议题。2020年大选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冠疫情的流行，这种疫情最早出现在中国，而现任美国总统尖锐地指责中国将其传播给美国人民。但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政治影响尚未明确，自然也无法为现任总统提供绝对的政治优势。

·      在中国问题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意见分歧要小于华盛顿特区和全国各州和地方之间的分歧。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决策之下，各州州长、市长和许多公民团体仍然有兴趣发展与中国进行商业和其他领域接触的互利机会。农民、牧场主等认为自己是双边关系中的利益攸关方，但他们所属的州和投票集团出于其他与中国无关的原因，而倾向于支持现任总统。

·      中国的国际行为“没有给它自己带来任何好处”，这似乎表明部分领导人的过度自信到了不理智的程度。正如近期皮尤民调所显示，“战狼”外交以及用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威胁，迫使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做法，已导致各国对中国的看法普遍恶化。

·      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都包含怀旧元素，能够激发公众的想象力：墨索里尼对古罗马荣耀的呼唤就是一个例子。如今，特朗普呼吁“让美国再次伟大”，以及中国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似乎也体现了类似的诉求——渴望恢复过去的辉煌和伟大。这种民族主义因素也常常出现在一些权力相对没落的国家中，例如以往的欧洲殖民国家。特朗普补充道，他正在以前任总统未能做到的方式使美国“站起来”面对外国对手。

·       在回答有关未来五年美中关系的“最好和最坏前景”问题时，费根鲍姆（Feigenbaum）创造了“管理敌意”这一术语，他意指是一种不受限制的竞争环境，但减少了对抗，并有一些国家安全守卫。在他看来，近年来美国政策的特点是大量的对抗，而非激烈的竞争，主要是因为美国尚无能力组织自身力量来应对中国带来的无可争议的竞争挑战。他认为，最佳结果将是通过围绕安全政策问题设置“边界”，以使双边关系“处于目前的自由落体之下”，从而使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避免目前的趋势——即一切事件都需先经过军事—国家安全的过滤。同时，重要的是，要重新确认中美合作中那些过去有效的，和未来或将被证明的是至关重要的跨国合作领域。

·      如果美国和中国不控制当前的趋势，世界其他国家更有可能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在美国或中国当中“选边站”。 世界不会像美国—苏联冷战时期分化成两个对立的全球阵营，而是更有可能导致全球“碎片化”和针对特定问题结成的不断变化的联盟，从而给全球稳定和国际进程带来严重问题。例如，在冲突问题领域建立全球技术标准方面存在一个问题，美国越来越将其视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基础。认为世界将分为“美国标准区”和“中国标准区”的假定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许多国家，如印度，将致力于独自制定标准。

·      在其中一位发言者看来，未来五年里，中美两国任何涉及先进技术的行业都将陷入“政治十字准线”（另一个比喻是“处在政治显微镜下”）。美国所采取的已经开始生效的措施不会取消。然而，如果下一届美国政府由约瑟夫·拜登领导，在这一领域负责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官员会更加系统、更加适应稳定的体制安排、更加认同多边合作的潜力，包括向北京施压，现任总统领导下的政府官员对重大议题的处理方法，在这场研讨会中被一位发言者描述为是“毫无计划的”

来源时间：2020/11/16   发布时间：2020/11/16

旧文章ID：23490

作者：谭哲  来源：中美印象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美没有了共同的对手，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础被削弱了，经贸关系成为了双边关系的“压舱石”。

中共建政后，在列强的围堵下独立自主地建立了一个体系健全完整、布局相对合理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的完整性在当年只有美国和欧洲的工业体系能与之相比。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并快速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当年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和巴西实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远早于中国，但发展速度却明显落后于中国的重要原因。

但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智库和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吹的经济自由和市场自由其实是任由资本攻城掠地的自由、是坐地食利的自由，而非劳动创造的自由。中国走了一条去产业化去工业化的道路，走了一条让资本利益集团不断套利离场的道路。举国上下为房子奋斗了十几年，资本从制造业流出，工业体系被动摇，产业升级中断，产业链逐渐离开。

美国的经济体系的运转要求美元定期回流。冷战后美国在国际上的重大举措（包括军事行动）往往与资本的流向和套利有关。例如，99年1月欧元在欧洲启动，2个多月后美国在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几千亿美元回流美国，欧元暴跌。

美国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对潜在的对手总要找机会敲打。美国曾在经济上忌惮中国两点：1. 中国是世界工厂，是产业链所在，美国和国际产业资本利益集团在那里有着巨大的利益；2. 中国手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储和美债，这笔外储堪称“经济核武”。据维基解密披露：澳大利亚领导人曾建议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希拉里表示无能为力，因中国持有巨额美债。

奥巴马上台之初提出了从中国拿回实体产业的目标，美国智库对中国走去产业化的道路早有预判和运作，但美国自己吸引实体产业回流、走上了再工业化的道路。奥巴马下台后，参与投资拍摄电影，首选曹德旺的福耀玻璃集团在美投资的工厂(该片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足见其对这一目标的重视。2012年美日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几位门生故旧遍朝野的顶尖经济学家公开呼吁：持有大量美债不安全，应减持美债，将外储多元化。中国开始大幅减持美债，增持欧债和石油。中国在美国指定的时间抛售处于低位的美元资产，接盘处于历史性高位的欧元资产和石油，被深度套牢，外储的流动性逐渐丧失。那一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6个多月内两次访华，此后近6年未再去中国。美日欧配合得不错，这水有多深，“您品，您细品”。

据BBC报道，曾任川普总统顾问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表示，奥巴马执政的最后2年已制定了比川普政府还要强硬的对华政策。可见对华强硬并非川普政府的发明，奥巴马政府当时应该已经意识到对华采取强硬措施的条件正在形成，并在为此做准备。美国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处处算无遗策，从来不干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的事。在对华斗争中，步步为营，拿回实体产业和消灭中国外储流动性等目标逐一实现，国际资本利益集团的主流资本也逐步完成了在中国的高位套利离场。至川普执政时，双方经济实力的差距已足够大，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的分量已严重不足，在经济上合围中国，对华砸盘，逼中国就范的条件已经具备，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已是水到渠成之事。美国从未浪费过这样的机会，驴象两党的对华政策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几个月前，美日两国政府呼吁各自在华的企业撤离，并由政府支付搬迁费，这是在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准备。若美企再次大量离开，美国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若日本产业链离开，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日本将会积极参与对华围堵，对华政策将会骤变。届时中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

有人建议中国拉拢其它国家来对抗美国，但是靠别人不如靠自己。现在因为疫情，很多国家无法开工，一些已从中国撤离的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并不顺利，大量订单回流中国，中国的出口强劲增长。这可能是中国深度参与整合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留住实体产业、吸引实体产业回流、重振制造业的最后的良机。中国应从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既要算经济帐更要算政治帐。若能把握住这一良机，稳住中美关系的 “压舱石”，待疫情结束后，美国经济要休养生息，需要与中国合作，双方很可能达成共识、改善关系。

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手里不能没有牌。中国已将一手好牌打烂，现在想求和、签城下之盟也已不易，“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

不能再犯错了，不能再误判了。采取什么政策，何去何从，庙堂上的诸公应当三思。对政策的选择就是对命运的选择，就是对历史结果的选择，就是对成王败寇的选择。

来源时间：2020/11/16   发布时间：2020/11/16

旧文章ID：23488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申“战略机遇期”，一方面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意指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提出建军一百周年的目标，要求“全面备战打仗”，意指统一的战略机遇期。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逐渐形成战略机遇期的观点，并一直坚持下来。近几年来，全球出现百年未有大变局，犹如地质板块出现大烈变。美国因国内外矛盾加剧，产生很强的战略焦虑，在试图摆脱焦虑的过程中，改变了对华战略，采取越来越强硬的遏制态度。一些非理性的，甚至歇斯底里的行为竟然在当今的美国得到广泛的支持。政府的更替也许会减少一点歇斯底里，但改变不了总体上对华强硬的态势。

在不少反华好战分子那里，这种强硬意味着不惜采取战争的方式对付中国，其最狠毒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鼓动台独分裂势力铤而走险，将中国再次拉入内战之中。

台独分裂势力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当然不完全是美国此届政府的功劳。中美建交后，美国尽管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的局面，希望维持两岸分治的状态，但也不愿意鼓励台独发展而让中美处于直接的对抗之中。只是在台湾内生出的台独势力越来越壮大之后，正在寻找遏制中国办法的美国反华势力发现了启用台湾这颗棋子的时机，于是就修正过去采取的平衡与模糊的策略，而越来越清晰地支持台独。如果台湾独立成功，那么它就会名正言顺地像日本一样成为美国的正式盟友，如果独立不成，也要让中国为反独促统付出巨大代价，从而达到遏制的目的。

自从《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大陆为了和平统一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断出台惠台惠民措施，尤其是在贸易上主动让台湾获利。自1980年以来，两岸贸易中，台湾一直是顺差，到2019年，累计顺差额达17141.3亿美元。但大陆的好心并没有换来好报，大陆越是让利，支持台独的声音似乎就越大。民进党执政后，着手进行“人心分裂”工程，尤其是通过修改教科书，对年轻人进行“去中国化”洗脑，培养了一代所谓“天然独”的台湾青年。大陆相应地采取了和统的“三入（入耳、入脑、入心）”策略，但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岛内形势发展到今天，舆论几乎成一边倒的态势，两岸同胞对和平统一的信心几乎丧失殆尽。

不少大陆同胞对于过去的和统政策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并把很多的怨气发泄到国台办身上。其实，和平统一的方针本身没有错，即使在今天这个局面下，也要坚持这个方针。大陆过去采取诸多和统的政策也没有错，不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大陆硬实力没有发展到让台湾人信服的程度，对台独动作的威慑被认为是虚张声势；二是在中美舆论舞台上，中国处于结构性的弱势，大陆无论如何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台湾人就是不听。

现在，大陆的硬实力上来了，即使在美国深度介入的情况下，大陆也有把握取得攻台战役的胜利，只是代价不同而已。就舆论这一块来说，大陆该讲的道理还是在讲，只是不会像以前那样苦口婆心了。

2020年是大陆对台政策的转折年，大陆不只是提高了非和平方式的声调，而且正式将“以武促和”作为政策的主基调，意味着从“和主武辅”模式转到了“武主和辅”模式。尤其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时间表，也就是建军一百周年时要有决定性成果的呈现。

过去有一种类似学生考试答题的思维，那就是将容易的题目先做，困难的留在后面。十八大之后改变了这种思维，也就是不再将困难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历史担当的精神去解决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央以身作则，带头处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顽症痼疾。

对于台湾问题，不再讲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智慧，也不再讲越往后越有利于和平统一。傅高义正确地讲到，两岸问题不会留到下一代解决。大陆关注两岸问题的学者也越来越确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决心解决台湾问题。

习近平同志说过，他如果关注一件事情，就会“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台湾问题当然一直在中央的关注当中，但真正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来关注的关键点就是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刚过去一年，大陆围绕台湾问题就已经出台一系列举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后勤、作战、占领、治理等各环节，都在“全面备战打仗”的要求下紧张有序地展开。

自此以后，经过两三年的准备，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体制、流程等方方面面都会宣告成熟，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大陆都会主动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将和与战的选择题交给台湾来回答。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的空间，台湾主要政治力量必须明确表态放弃台独，并与大陆展开商谈。如果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不免一战，那么大陆已经准备好所要付出的代价。台湾的代价当然更为沉重，台独主谋者将会在大陆人的怒火中受到严厉的惩罚。大陆付出的代价越高，对台独主谋者的惩罚就越严厉。

对于美国，中国也准备了和平与非和平的两手。美国国内陷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中美合作有利于美国有效化解国内矛盾。如果美国仍然采取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甚至不惜用最强烈的手段对付中国，那么中国也做好了包括非和平手段在内的一切准备。

当历史来到一个非常规的节点时，就需要一个非常规的权威来度过这个节点，引导历史通往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毛泽东运用非常规的权威领导了革命的胜利，邓小平运用非常规的权威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局面，习近平也正在运用非常规的权威来完成重大的历史使命。

“领袖”就意味着一种非常规的权威，它的合道性是与“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简单地由现有的规则赋予的。这种历史使命也是现有规则不能自动实现的，而常常需要打破现有规则才能实现。这并不是说现有规则的合道性出了问题，而是作为有限性的规则为非党规的问题让出一个空间，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规则又会正常运行。如果规则让位后，这个非常规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权威和规则的合道性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非常规权威也不是随时可以产生的，它的出现有历史的偶然性。如果出现了优质的非常规权威，其本身就是“战略机遇”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机遇期既然来了，中国就需要把它抓住，错过了就会有更大的麻烦。非和平方式的决心越大，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0/11/16   发布时间：2020/11/16

旧文章ID：23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