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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或不再抽签! 川普称将优先向高薪岗位发放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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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编者按】美西时间2020年10月29日,根据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川普政府提议取消H-1B签证抽签,改为优先向高薪岗位发放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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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提议取消H1B签证抽签 改为优先向高薪岗位发放签证

根据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正在提议有效地取代H-1B签证抽签制度,采用优先选择薪酬最高的工作岗位的程序。H-1B签证抽签是让每年外国专业人士可以在美国工作的一种签证方式。

这项提议于本周三(10月28日)宣布,将有一个30天的评论期,预计它是川普政府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对签证项目进行改革的剩余部分之一。

上述提案是川普政府为限制人们获得H1-B签证所做的一系列改变中的最新一项。

长期以来,川普政府一直认为,签证项目允许雇主以较低的工资雇用外国工人,从而人为压低了工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向在各自领域收入最高的外国专业人士发放签证,将对市场整体造成上行压力。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Ken Cuccinelli表示:“现在通过随机抽签分配H-1B签证的做法加大了企业进行招聘规划的难度,无法利用H-1B计划真正争夺全世界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并且以牺牲美国劳动力的利益为代价引入薪资相对较低的外国劳动力,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

该提案的反应

这一提议遭到了商业团体和其他移民倡导者的批评。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移民政策执行主任乔恩•贝塞利斯(Jon Baselice)表示:“这项提案将严重扰乱许多企业的运营,因为它们无法获得发展和创造就业所需的人才。”

根据这项提议,签证将颁发给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其所从事职业的最高工资水平的申请人。政府为特定地区的每个职业计算了4个工资水平,雇主需要根据签证员工的工作经验支付相当于或高于这些水平的工资。

美国土安全部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优先向高薪岗位发放签证,这样的方法既保留了类似抽签的制度,又增加了高薪水平的外国专业人士中签几率。

参与制定新规定的一名政府官员表示,川普政府打算在川普第一任期内完成这项政策,以便在2021年3月下一个注册期开始之前生效。

如果当选,拜登(Joe Biden)可能会选择改变这一政策,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他对此的看法。

拜登竞选团队的发言人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不过,拜登的移民政策引发了一些商业团体的担忧,他们担心拜登可能会支持对H-1B签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政策。

拜登在竞选平台上说:“高技能临时签证不应被用来抑制招聘已经在美国从事需求职业的工人。”

在川普政府发表声明之前,本月早些时候公布了另一套规定,这些规定将大幅提高雇主必须支付给签证工作者的工资,并限制符合H-1B签证申请人资格的学位和职业种类。

这些规定在商业团体和大学发起的至少三起独立诉讼中受到挑战,它们表示,这样的规定将限制企业和研究机构可以吸收的人才库,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今年6月,川普政府试图阻止所有新的H-1B签证持有者在今年秋天来美国,签证通常是每年发放的,但联邦法院本月早些时候取消了这一临时禁令。

来源时间:2020/10/31   发布时间:2020/10/30

旧文章ID:23344

陈定定、王悠:美国大选已无悬念

作者:陈定定、王悠  来源:大国策智库

导读:预判2020年大选结果的重要参考是2016年大选与2018年中期选举的选情,由此可判断两党选民结构、投票心理与摇摆州政治风向。两次选举中的细节与特点均需要被重视,用以辅助预判2020年的选举前景。这方面的分析显示,拜登赢得大选的可能性较大。此外,2020年出现的新情况暗示拜登更有希望获得选举胜利。

陈定定,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王悠,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0年10月 总第十六期

2016年大选与中期选举的细节预示2020年大选结果

回顾2016年与2018年,需要重视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整体投票率偏低与希拉里流失众多选票使2016年选举“爆冷”。2016年大选中,公众对两位候选人的好感度均较差,投票率偏低影响选举结果“爆冷”。2016年的选民投票率接约为55%,为20年来最低,表示选民两位候选人均无好感。这从当年的好感度民调中也可看出,2016年9月《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仅41%的美国人对希拉里有好感,56%的受访者表示没好感;35%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有好感,63%的人表示没好感,两者在公众好感度上的差距很小。但是,这一情况在2020年出现了改变,拜登的民众好感度长期领先于特朗普。

同时,希拉里在2016年得票率远低于前几届选举,给选举结果制造变数。2016年,共和党的全国得票率和往年相比属于正常水平,2008年、2012年与2016年为分别为45.7%、47.2%与46.1%。然而民主党的全国得票率相比2008年与2012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16年为48.2%,2012年为54.9%,2008年为58.2%。所以,助力特朗普在2016年获得大选的并不是其本人的动员能力,而是因为希拉里流失了大量选票。

第二,2016年大选中少数族裔投票率低使克林顿失去民主党重要票源。民主党长期在青少年、女性、少数族裔和高等教育人群中占优,尤其是,少数族裔在大选中为民主党人提供了重要票源,尤其是美国黑人选票在奥巴马的2008年和2012年的选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2016年,少数族裔和黑人选民的投票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少数族裔的投票率不仅在全国普票中较低,而且在关键的摇摆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尤其是威斯康星州)也是如此。譬如,在2016年,美国黑人的投票率仅为59.6%,相比2012年下降了7.1%,成为自2000年以来黑人投票率最低的一次。这是希拉里在2016年输掉选举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这一情况在2020年也出现了变化,民主党人少数族裔票源的回归可能助力拜登赢得大选。

第三,2018年中期选举的形势暗示民主党人势力正在回归。中期选举是观察摇摆州政治风向的重要参考,而2018年中期选举的结果暗示民主党人在摇摆州的实力在回归。譬如,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自1988年以来首次在亚利桑那州取得胜利,由塞内玛(Kyrsten Sinema)代表民主党获得参议员席次。同时近二十年以来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在亚利桑那州的优势不断增强,与共和党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又譬如,在佐治亚州的州长选举中,共和党人肯普击败民主党人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当选,不过胜出的优势仅有1.4%,已经反映出民主党在该州的发展已经在人口结构和偏蓝的亚特兰大都会区的支持下,不断追近共和党。而在密歇根州,参议院方面,民主党参议员斯塔布诺(Debbie Stabenow)顺利在中期选举连任,也使得民主党人继续保持该州两席参议员全取的局面。众议院方面,2016年民主党败北,共和党成功在14席中取得9席,而中期选举民主党则收复失地,将席次比降为7:7,双方在密歇根州的众议院席次相等。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其他摇摆州中,这些信息均传递出民主党人在摇摆州的势力恢复。由于特朗普2016年大选在数个摇摆州的优势都非常微弱,包括在宾夕法尼亚州(+0.7)、佛罗里达州(+1.2)、威斯康星州(+0.7)、密西根州(+0.3),所以把握摇摆州的政治风向十分重要。

2020年出现的新情况暗示拜登更有希望获得选举胜利

首先,相比希拉里更为稳固、明显的好感度使拜登可能动员更多选民参与投票。自从宣布竞选总统后,拜登不仅在全国支持率民调上长期领先特朗普,其好感度等级也持续领先于特朗普,且有较大差距,这为拜登赢得大选争取了更多有利因素。从图1和图2的比较可以看出,拜登相比希拉里在好感度上有明显且更为稳定的领先优势。2016年,选民对两位竞选者的好感度均不高,且对希拉里的好感度多次震荡,甚至数次与特朗普十分接近,这也是2016年投票率低的直接原因。但是,2020年选民对拜登的好感度拉开差距可能使今年的投票率得到明显提升,翻转2016年的选情。

并且,实际投票情况证明2020年的投票率确实正创下新高。据佛罗里达大学的美国大选项目(U.S. Election Project)10月28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7100万美国选民在此次大选中投票,超过2016年大选投票总数的一半以上(51.6%)。负责美国大选项目的教授迈克尔·麦克唐纳表示,今年大选的提前投票率很高,他预测总投票人数将达到创纪录的1.5亿,占合格选民的65%,是自1908年以来的最高投票率。投票率的明显提升可能改变2020年选举的态势,选民对两位候选人好感度出现的明显差距也可能改变大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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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拜登VS特朗普好感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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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希拉里VS特朗普好感度比较

其次,左派青年与少数族裔对拜登的明显支持可能助力其击败特朗普。民调显示,60%的拉美裔年轻选民,75%的年轻非西班牙裔黑人选民,以及72%的年轻非西班牙裔亚裔选民表示,都将投票给拜登。在这些群体中,分别有19%、12%和16%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票支持特朗普总统连任。在年轻的非西班牙裔白人选民中,40%的人表示他们会投票给特朗普,48%的人表示会投票给拜登。虽然,少数族裔的民调优势长期倾向于民主党人,在2016年,希拉里也在少数族裔选票中明显领先于特朗普。但是,相比2016年,对候选人的好感、新冠疫情、种族骚乱以及对邮寄选票等情况可能使少数族裔与左派青年的投票率可能会大幅上升,帮助拜登赢得大选。

同时,早期投票显示,部分共和党选民已经开始秘密投票给拜登。《国会山》的政治观察家指出,2020年大选的早期投票中出现了一群选民,他们是从未支持过民主党候选人的共和党人,但他们在这次选举中投给了民主党人拜登,这预示拜登正在争取共和党中的摇摆选民,扩大自身优势。

再次,选民结构的变化利于拜登,且影响美国未来政治版图。在2020年,女性、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选民所占的比重比2016年更大,这可能对拜登选情有所利好,因为民主党人向来强调身份政治,在这些选民中较受欢迎。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是特朗普2016年赢下大选的基础,当前他们也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提前投票。到目前为止,估计有280万选民投票,几乎是四年前这个时候投票人数的7倍。这预示着美国政治内部的分裂化与极端化,正给选情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但是,与2016年的58%相比,这些选民今年在全体选民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为49%。受大学教育的白人选票已从四年前的30.3%增长到近35%,而黑人选民在选民中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2%。因此,从选民结构来看,民主党人面临比2016年更有利的竞选局势。更值得注意的是,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指出,代际更迭与选民结构的变化可能使美国未来选举中的优势天然倾向于民主党人,这可能改变美国未来的政治版图。

总之,与2016年相比,2020年大选的不确定性较小。从被选举人个人素质、动员能力、选民结构与摇摆州政治风向各方面来看,拜登在2020年赢得选举的可能性较大。但是,虽然拜登有可能为民主党人赢得大选,但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将继续推动美国政治的各方博弈与整合。同时,选民结构出现的变化也将成为未来观察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参考,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获得的优势可能更加明显,而美国政治生态的极化与分裂化继续加剧。

来源时间:2020/10/31   发布时间:2020/10/31

旧文章ID:23343

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们为下一任总统准备的一份具体的、即时可操作的外交政策举措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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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成、麦瑞安  来源:乙的晚间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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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中国的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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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主任

麦瑞安,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副主任

这一年美中关系风起云涌,贸易紧张局势起伏不定,记者被驱逐出境,外交领事馆关闭。特朗普政府努力消除教育和文化交流的举措只会恶化美国在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的地位。使美国与中国脱钩而采取的措施不胜枚举,就美国而言,也许对民间关系最大的打击来自于和平队和富布赖特在中国的项目的相继取消,这些项目的核心是增进相互理解、促进和平。

1947年,富布赖特参议员与中国签署了全世界第一份富布赖特协定,这是富布赖特参议员在二战后希望维持和平的结果。中共政府接管后不久,该项目于1950年关闭,但在1979年又重新启动。在过去的40年里,美中富布赖特项目赞助了3000多名美国和中国的参与者,在两国进行教学或其他学术交流。

和平队是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为帮助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成立的,于1993年扩大到中国,中国是第一个主办该项目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自1993年以来,和平队派遣了1300名美国人到中国西南边远和欠发达地区的140所大学和技术学校担任英语教师。

取消这些项目将对美国利益造成自食其果的打击。这些举措在关键时刻切断了对一个复杂国家实地和深入了解的渠道。曾经这些项目的校友继续为美国服务,并在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等多个领域分享他们对中国的专业知识。彼得·赫斯勒(和平队校友及获奖作家)指出,之前中国项目的志愿者已经出版了不少于11本非小说类书籍和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章。

此外,这些努力正中中国强硬派下怀,中国的强硬派一直对美国的这些计划持怀疑态度。如果没有机会与美国人交谈、学习并成为朋友,中国人就更有可能拥抱日益增长的反美民族主义。

最后,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需要扩大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民主和法治问题的跨文化对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白宫应该立即改变方向,恢复和平队和富布赖特在中国的项目。放弃在这个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的这些立足点,美国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寻求与朝鲜达成临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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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E. O ‘Hanlon,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和研究主任

尽管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接触最终失败了,但回到奥巴马总统对朝鲜“善意忽视”的态度上,那将是一个错误,因为一个国家每年制造大约6打核武器,同时还改进导弹运载技术,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最好大胆思考,例如,下一届政府应寻求一项临时协议,要求朝鲜以可核查的方式拆除所有核生产能力,同时暂停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以换取部分(但不是完全)解除制裁。

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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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Dollar,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Mireya Solís, 东亚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

我们建议美国重新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特朗普总统退出最初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后,日本在其他11个亚太成员国之间维持一项雄心勃勃的贸易协定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余成员国得以保留了TPP协议的绝大部分内容,只是取消了一些条款, 比如仅由美国推动的药品专利延期。

重新加入TPP有多种目的:

1)它将加强美国与其在亚洲最大的盟友日本的关系,并表明美国不会退出亚太地区,而是重新加入;

2)美国和日本加在一起,将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引领成员国进一步扩大,将韩国、印尼、泰国和其他亚太经济体包括进来,创建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强大集团;

3)因为CPTPP涵盖了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投资、补贴和国有企业等问题,它是消除美国与中国贸易分歧的理想工具,中国要么必须适应这些规则,要么被排除在这个地区最大的贸易协定之外;

4)加入CPTPP将为发展可信赖的供应商网络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

5)这将是新一届国会决定哪些是美国可接受的新贸易协定的机会,新一届国会可能更愿意接受CPTPP在药品专利问题上的妥协,而不是推动美国原来的立场。和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一样,国会可能想要加强劳工和环境条款。

对于新一届国会来说,避开像贸易这样有争议的问题是很有诱惑力的,但这是错误的,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地的伙伴期待着美国恢复其在建立开放、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方面的领导地位。

加入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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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ie P. Horsley,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访问学者

美国应该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作为一种建设性合作的途径,以帮助稳定紧张的美中关系和增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亚投行有103个成员国,其中包括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亚投行采用并正在改进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MDBs)所实行的国际公认准则基本一致的治理标准。两名前美国政府官员目前在该委员会的国际顾问小组任职。自2016年1月开业以来,亚投行正在帮助填补亚洲在2030年急需的基础设施方面26万亿美元的缺口。作为迄今规模不大的银行,随着经验的积累,该行正谨慎扩大其贷款组合,通常与其它多边开发银行合作。

AIIB成员资格将为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提供额外的平台,加强基础设施治理标准,并提高AIIB资助项目的透明度,更广泛地包括其“一带一路倡议”(BRI)。迄今为止,BRI是一个分散化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机构,其资金主要来自不透明的中国政策和商业银行,而不是亚投行,对金融、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关注不够。

这两项由中国牵头的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缺口的国际努力和健康竞争。欧盟、日本等国际捐助者加强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许多国家虽然不是“一带一路”成员,但也在开展高质量的“一带一路”项目合作。为了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于2019年成立了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目前拥有800多个项目,它宣布了“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与澳大利亚和日本一道,为高标准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认证,以促进融资。所有这些努力都带来了额外的资本和国际专业知识,帮助提供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它们还为美国企业提供工程、设计和其他与项目相关的服务和设备提供了机会,也为美国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机会,帮助项目所在国改善治理,更好地管理与外国有关的开发项目。美方与中方在亚投行或“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有条件项目合作,将进一步扩大美方的商机。

中国领导人已承诺对“一带一路”进行升级和多边化,以应对国际和伙伴国在可持续性、透明度和治理方面的投诉,并欢迎更多私营部门资金和项目参与。随着中国经济放缓,重点控制国内外的财政风险,以及对国际社会甚至“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怀疑态度和敏感,美国提出通过加入亚投行与中国开展合作,并可能加强“一带一路”优质项目升级合作,这将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并向亚洲和其他国家发出信号,它们不需要在与美国或中国合作的有利项目中做出选择,同时帮助解决全球基础设施缺口,改善全球基础设施治理,并为美国私人参与创造更多机会。

求加深与台湾的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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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ard C. Bush,东亚政策中心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下届政府应立即与台湾就双边贸易协定展开探索性谈判,或者应开始就一系列贸易和投资协定展开谈判,这些协定累加起来将在功能上相当于双边贸易协定。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29

旧文章ID:23342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美国料需一二十年时间适应中国

作者:蓝云舟  来源:岛读世界

美国料需10年至20年时间,才有办法接受中国并非西方所想象的那样,在实力增强的同时愈发趋向帝国主义。在中美的这种对立关系消除之前,双方将在冷战与冷和平状态之间不断切换。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认为,双方有可能时不时在边缘地区出现小冲突。虽然不排除爆发战争的可能,但相信双方的理智会防止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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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银行总裁钱乃骥(左)与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右)在“下一个转捩点”主旨对话上就中美关系和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交谈。(华侨银行提供)

杨荣文昨天在新加坡银行和华侨银行宏富理财私人客户(Premier Private Client)旗舰财富会议“下一个转点”的主旨对话上,回答主持人华侨银行总裁钱乃骥有关中美紧张局势是否无可避免的提问时,发表上述看法。

他指出,中国重登世界舞台,这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们认为中国在国力增强后将走向帝国主义。然而杨荣文认为,中国更像是“自备自足、经常围墙高筑”的国度,但美国还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接受中国的这个面貌。

“一些观察家指中国使用胁迫性外交……但中方的理解是,使用市场和经济手段,好过出动炮舰和战机。中方无意像美国那样采取控制全球海洋的马汉战略……目前他们只高度关注台湾、南中国海,确保自己的生命线不受阻碍。”

中方姿态强硬是为避免开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抗美援朝70周年等一系列讲话中,明确表示中国对试图分裂中国领土的外部势力“必将迎头痛击”。杨荣文认为,中方摆出强硬姿态,释放在台海课题上不惜一战的信号,恰恰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开战。

“如果不采取这些步骤,台湾内部的台独声浪会变得势不可挡,到时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但中方目前正尽一切所能维持和平局面,要做到这点有时需要他们坚定立场,有时需要他们示出搏斗的意愿。”

杨荣文解释,打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内生产总值倍增,便引起他国戒心。“虽然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但当你的经济增长了10倍之多,你就没法这么做。到了某个时候人家会说,你也许是只熊猫,但你有利爪,我应该担心你对我造成威胁,应该把你关进笼子。这是美国国内目前的情绪。”

在美国消除这方面的戒心之前,中美会经过试探期。杨荣文说,中国现阶段采取的策略,是在遭受美方抨击时站稳立场,但不还击,以免事态升级。“像个太极师父一样,中方只任凭力道从身边流过,调整姿态,但仍在原地保持通话。”

杨荣文指出,中国的增长势不可挡,并将在冠病疫情后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中国在新疆喀什测出新一波病例后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进行检测,再次说明中国有能力控制冠病,并与之共存。

杨荣文说:“中国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在2%,也许会到3%,世界其他地方则萎缩5%甚至10%,这个差距是很大的。”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29

旧文章ID:23341

孔捷生:美国铁案

作者:孔捷生  来源:陌上美国

先有家后有国,这是文明发展史常识。小河有水大河才满,这是物理常识。


1952年是我出生之年,此前发生的事,于我都是“史前记忆”。

这一年新中国开始“三反五反”、上甘岭战役打响。以广角史观,这些事件跨度很短,却贯穿许多人的一生,乃至铸锻了国家站立的姿态。

而那于我也是史前记忆,本年底我才出生,此时艾森豪威尔已赢得大选。故而杜鲁门总统于我亦属史前人物,他的篇章完结,我的人生才启始。

战争改变了许多法则,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他的最后一届任期是杜鲁门任副总统。罗斯福与杜鲁门关系疏远,单独见面只有两次。罗斯福第四届任期仅82天便去世,杜鲁门继任才被告知美国拥有原子弹。

这个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的政治家,一不留神被权杖砸在肩上。用杜鲁门的话,“我的感觉就像月亮、星星和所有星球都要坠落到我身上!”

下面的故事却告诉人们,什么法则是战争也不能改变的。1952年,志愿军正筹备最后一波攻势——金城战役。

就在此时,美国钢铁业劳资纠纷白热化,联邦政府介入调解无果,全国钢铁工厂工会拟发动大罢工。

杜鲁门将纠纷交由联邦工资稳定局(Federal Wage Stabilization Board)研判,得出结论是工会索求过甚。

杜鲁门认定战时钢铁业罢工危害国家安全,便诉诸强硬手段。4月8日,总统在电台宣布决定,由商业部长索耶全面接管各地重要钢铁工厂。

这是国家意志掌控民营企业的典型。杜鲁门《总统行政命令10340号》才公布15分钟,即被告上联邦法庭,这就是《杨斯敦铁工厂诉索耶案》。

此案迅速发酵,如同面团拱起蒸笼屉,但当事双方都被嘶嘶蒸汽模糊了视线。

此案核心不再是劳资纠纷,而演变成美国司法史上总统挑战《宪法第五修正案》,以及民间挑战总统行政命令的首宗案件。

一句话,就是公权与民权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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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

此时,相持不下的劳资均有微妙心理变化。

业主唯恐工厂被充公,工会忌惮政府接管后工人工资将被冻结。两造既希望这会迫使对方让步,又都峻拒政府接管。

于是钢铁工厂律师团队紧急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阻止总统将工厂充公。

法官巴斯甸安本人拥有萨隆铁工厂股权,有利益冲突,不便接案。但他深知此案非同小可,当即排定次日开庭聆讯。

法院轮签交由霍尔佐夫法官审理。而霍尔佐夫任联邦法官是由杜鲁门提名,又因利益冲突而回避,遂改由潘尼法官(David Pine)审理。

历史书写者通常称为天选之子。天选其实是偶然机遇,如同城堞哨兵,本非当值,只是替班。他望见远方山梁升起尘头,便果断点燃烽火示警,此举决定了国族命运。潘尼就是这个哨兵。

这个春天,朝鲜半岛与华盛顿都异常寒冷。华府樱花瑟缩于枝头迟迟不绽放,惟此案热度燃爆全美。

开庭聆讯,全国钢铁工厂与工会两边律师团队倾巢而出。而代表美国政府出庭的只是助理司法部长鲍德里奇,显然白宫自认胜券在握。

听证会上劳资方双方律师起点也不高,均有一叶障目之嫌。劳方论证加薪合理性;资方力辩一旦被政府充公,大家都是输家。

潘尼法官听得索然无味,便打断辩论,要求双方撇开劳资冲突,聚焦到宪法原则。工会律师团茅塞顿开,顿时抖擞起来。毫无准备的鲍德里奇却阵脚大乱。

法理精髓不在案情之来龙去脉,它就在细节之中,庭辩对答的分量胜过故事本身。实录几段——

潘尼:你坚称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拥有无限权力?

鲍德里奇:如有需要,总统可以如此。

潘尼:如果是在紧急状态下, 总统权力就没有限制?

鲍德里奇:按逻辑推理那是事实。只有两种对总统行政特权的约束:一是选票二是弹劾。

潘尼:你凭什么觉得总统有权接管全国钢铁厂?

鲍德里奇:在紧急战时,总统拥有无限行政权力,可下令接管任何企业,无人有权干预。只有总统有权决定何时为紧急状态,法院无权过问。

潘尼:问题是现在国会并没有宣战。

鲍德里奇登时语塞。美国理论上是按联合国决议参加韩战,却一直未经国会讨论批准。

潘尼进而逼问:如果阁下房子也被总统下令充公,你是否还认为法庭无权介入?

鲍德里奇:总统是可以那样做的。

潘尼:如果总统命令商业部长索耶先生把你也关押起来,你是否还认为法院无权介入,甚至连人身保护令也不能签发?

鲍德里奇:如果有可以保护我的法规,我当然愿意接受。

潘尼:什么法规可以保护你?

鲍德里奇: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潘尼:假使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法院是否无权查证其紧急状态是否属实?

鲍德里奇:正是如此。

潘尼:这种总统特权的法理是什么?

鲍德里奇:来自宪法第二条第一、第二和第三款。我们先贤制定这条宪法,限制了立法权力,也限制了司法权力,但并没有限制行政的权力。

堂堂司法部官员竟如此亵渎宪法,令潘尼法官惊骇至极。他追问:“举案例证明。” 鲍德里奇答不上来。潘尼怒容满脸,当即宣布退庭。

大戏舞台需要这类人物来烘托。他出场时深信手握宇宙真理,用庄重凛然的口吻念出近乎插科打诨的台词,反能彰显戏剧主题之深刻。

司法部助理副部长违背宪法常识的言论,热爆各大媒体。连白宫新闻秘书都奉命出来澄清:“鲍德里奇的观点不代表本政府。”

代表政府出庭的官员不代表政府,试问他代表谁?很快就知道,此非愚蠢失言,他秉承的是顶层权力意旨。

杜鲁门现身说法了,1952年4月17日,

记者提问:“如果总统有权充公民营铁工厂,这种权力是否可以延伸到接管报纸或电视电台?”

杜鲁门慨然作答:“按照同一情况推理,只要对国家有利,总统有权如此处理。”

记者再问:“为什么不要求国会立法,来实施你的决策?”

杜鲁门说:“不需要。美国总统是三军统帅,本来就拥有这种权力,没有任何人能将此权从总统那里夺走。”

权力的傲慢令舆论大哗。次日《纽约时报》批评:“总统的意思是,在国家紧急状态下,他有权充公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民营事业。”

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班达更直接提出弹劾动议:“我不相信美国人民能够容忍总统打着国家紧急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去接管民营企业、新闻媒体或大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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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

杜鲁门犯了什么天条?

美国宪法订立时,先贤们担心中央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总统成为无冕国王。于是强烈要求增加保障个人权利与地方权利的条款。

反对者则认为,列明之危害,在于未列明的人民权利就会被认为不存在。

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意在限制政府权力和防止出现中央集权。

《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杰斐逊为打破僵局,提出:“如果我们没法保证自己所有的权利,那就保障那些能够保证的吧。”于是各方通力合作,通过了十条宪法修正案,统称为《权利法案》。概括如下——

第一条:人民拥有言论、宗教、出版、集会与请愿的权利;

第二条: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第三条:人民拥有拒绝军人入住民宅的权利;

第四条:人民拥有不被司法机构无理搜索身体、财产与住家的权利;

第五条:人民拥有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自证其罪,不得征用私人土地、财产、住家的权利;

第六条:人民拥有律师辩护和公平审判的权利;

第七条:人民拥有民事财产纠纷(超过20美元;现在是75000元)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第八条:人民拥有不被索取过高保释金、过重罚款,和不受残酷及不当惩罚的权利;

第九条:本宪法不得解释为忽略和否定人民拥有目前尚未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

第十条:本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及未禁止的州权,人民和各州政府拥有保留和行使的权利(这条意即申明联邦主义原则,人民和州政府不是联邦政府的附庸)。

这十条《权利法案》,都旨在限制权力泛滥,堪称立国圭臬。私人财产是所有权利的根基,不得用国家、信仰又或任何宏大崇高的名义去剥夺私产。

150年后,惊见第一个总统践踏宪法,他就是杜鲁门。

1952年4月29日,潘尼法官判决:“宪法并没有授权总统拥有充公私人企业的权力。国会亦从未有过类似授权法律。政府并没有达到宪法第二条所规定的紧急情况。”

“所谓司法无权介入,在我看来,正是宪法约束政府权力的法理所在。因此,我认为被告的充公行为是非法的。”

“没人可以挑战总统处理国家危机的权力,但总统行政命令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总统无权越过宪法下令充公民营企业。”

判决出来,全国钢铁工厂工会当即宣布大罢工。而联邦政府也立刻上诉最高法院,并申请临时禁制令阻止罢工。

如果说民权已给公权套上了笼头,就只差一条勒住笼头的缰绳了。

案件注定要在更高殿堂一锤定音,成为镌刻国家彝鼎的终极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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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

1952年5月12日,最高法院开庭审理。

外间均预测官胜民败,毕竟九位大法官几乎都是罗斯福总统时期任命的。

尽管如此,联邦政府不敢怠慢,派出司法部长珀尔曼领衔。

他有备而来,宗卷共有175页证据与案例,力证独立战争、1812年英美战争、南北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多次在国家紧急名义下,充公民营企业。

特别是林肯,他直接用总统行政命令解放黑奴,没收民营电报公司与铁路局;马里兰州虽未参加南方联盟,但该州蓄奴,又是南北战事边界,为国家安全计,林肯总统下令拘捕马里兰州官员。珀尔曼称:“本人从未听过有任何司法机构认为那是非法行为。”

钢铁厂业主与工会搁置利益争拗,结成临时同盟对抗政府。这是七个最大钢铁企业的联合诉讼,代表全美五十个钢铁厂,聘请的都是顶尖律师。

庭辩最出彩的戴维斯大律师,是一战时期威尔逊总统任内的司法部副部长,他曾于二十年代初竞选过美国总统。他出生于蓄奴州,却是唯一敢公开谴责三K党的南方政治家,导致自己失去蓄奴州选票而惜败给另一总统候选人柯立芝。

最高法院开始聆讯,其他律师都在引经据典,纠缠细则,被大法官一再打断。

司法部长珀尔曼的说辞也多次被驳回——独立战争、第二次英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案例,不适用于未经国会宣战的对外战争;

南北内战时交战州的电报公司、铁路局涉嫌被利用通敌,被林肯总统没收。

而无论何种情况,钢铁厂业主、争取权益的工人都不是国家敌人。

轮到戴维斯作辩,他高屋建瓴,雄辩滔滔,光芒笼罩全场。庭辩规限五小时,他一个人就占了87分钟,其间仅被打断一次,九大法官都敛息静听。

戴维斯以清晰法理与大量判例直指杜鲁门总统“篡夺宪法”。

在不同的地域邦国,对法理或会有不同认知,但基本常识应该是一样的。

“没有国哪有家”及“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一种价值判断。

先有家后有国,这是文明发展史常识。小河有水大河才满,这是物理常识。

在笃信“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地方,常识却被价值判断压倒。

而在美国,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是挂在嘴边说的,这是不可撼动的大道理。

《独立宣言》写明,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可剥夺。“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杜鲁门的总统行政命令,正是践踏人民权利的危险一步。

二战中的1942年,盟军战局晦暗不明,便发动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以期逆转形势。

正在往岛上运输紧急物资之际,新西兰码头工人却在大罢工。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得不自行搬运装卸,个个疲惫不堪,战役因此延后一周。

新西兰正是参战盟国,事关国运安危,政府并没有拘捕罢工者。军队浴血奋战,为的不就是捍卫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戴维斯大律师所言,本案内核是总统以权力凌驾宪法。它对国运的意义,远比韩战胜败重要得多。

整个美国都摒息等待结果。两周后,最高法院终极裁决出来了,6:3维持联邦法庭原判,美国政府败诉。

略去高院裁决书和联邦法庭潘尼法官重合的部分,列出若干精华,这是法治精神之光——

“本庭考虑要点:一是决定总统是否拥有此等权力,远比是否维持禁制令更重要;二是这种国家接管行为是否宪法所授予。

美国没有任何法律允许总统剥夺民营企业。国会也没有支持或暗示总统可以如此操作。没有任何国会立法允许用政府接管来解决劳资纠纷。在宪法框架下,总统如此行事,他是在自行立法。

政府提出几件战争期间的案例,最高法院不予采信。三军统帅没有为保证生产就充公民营企业的权力。国家紧急情况并不能衍生权力。

1787年通过宪法分散权力,并非为提高效率,而是杜绝专制暴君产生,保障人民不被独裁祸害。”

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杜鲁门立即下令派驻各大钢铁厂的政府人员撤出,管理权交还业主。

钢铁厂劳资短暂的“吴蜀联盟”使命结束,相争重启。大罢工坚持50天,直至劳资达成提高时薪协议才结束。

史上第一宗总统逾越宪法的巨案,权力落败了;第一宗司法抗衡总统行政命令的巨案,法律胜利了。

这个案例成为美国法典准绳,也是勒住权力的结实缰绳。

即便桀骜不驯的特朗普总统,他矢志“让美国重新伟大”,力促海外企业回归本土,却也不敢以行政命令逼人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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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

事过之后境亦迁,那个废柴衙门联邦工资稳定局被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撤销。

杜鲁门卸任总统时民望跌到22%,比后来面临弹劾仓皇辞职的尼克松更低。

除却此案,杜鲁门余生绝口不提的还有原子弹,那已成难解心结。

顺便一提,“抗美援朝”时被斥为战争贩子的杜鲁门,于对日作战末期使用原子弹之举,偏偏在中国民众中获得最多认可,其间复杂心理不必细论。

然而,当历史尘埃飘散,杜鲁门声望渐渐回升。转折点是水门事件,这桩共和党丑闻,令民主党杜鲁门连年民调均进入前十名,最高是2009年CNN民调排行列第五。

只缘除了开国先贤华盛顿,最清廉的总统就是杜鲁门。

离开白宫的总统都是净身出户。杜鲁门毕生穷困,连大学都未读完。他年轻时借贷投资,血本无归;与朋友合开洗衣店,生意又告失败。他拒绝申请破产保护,宁可长债长还。直到他当选联邦参议员,债务仍未还清。

杜鲁门卸任总统回密苏里州定居,唯一经济来源是陆军退役时每月112元退休金。他不得不用未来回忆录版权费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以帮补生活。

回忆录出版,以67万元一次性卖断,缴交75%个人所得税,支付助理薪水后,仅剩37500元。

归隐老家后,费城预备役军官协会请杜鲁门演讲,他谢绝车马费和出场费,与老妻开车前往。高速公路令这对老人发怵,遂被警察截停,违章理由不是超速而是太慢,妨碍交通。

尽管多家大公司聘请杜鲁门为顾问,年薪十万,却被断然拒绝。

他表示:“他们需要的不是杜鲁门,而是前美国总统这块招牌,美国总统头衔是不出卖的。我永远不会用它来交换金钱或物质。”

1958年国会通过法案,每年补贴卸任总统25000元生活费,以保障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是因杜鲁门而起。

1972年,毁誉参半的杜鲁门过完最后一个圣诞节,翌日去世。唯一出席葬礼的卸任总统是约翰逊。

不管历史如何评价杜鲁门,都绕不过钢铁厂充公案。笃信国家意志压倒一切的权力者,并不由杜鲁门始,也不以由他而终,却都挣脱不了法律缰绳。

当下特朗普是何等人物,并不由他自己来评定。自以为能决定历史的人,其实都被历史决定着。

于是想到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连任两届后归隐。曾有拥戴者劝进,请他终身执政,被峻拒。

华盛顿与乾隆皇帝同年去世。后者是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却终究没能“再活五百年”。

今人说起乾隆,联想到的是一个远去的王朝。反观华盛顿并不那么遥远,而是仍具深远影响的现代人物。

建造国家如同建造大厦,不同楼宇各有形状是自然的。人们最易想到的是材质不同,其实更大差异在于大厦为谁而建。人类至今至今在思索。

原载2019年财新周刊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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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栋:美印已是准军事同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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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家栋  来源:环球时报

在刚刚过去的美印第三次外交和防务部长级对话上,美印签署了《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至此,美国与印度之间的防务关系远远走在其他领域关系的前面,拥有一个框架性条约《美印防务关系框架协议》,以及四个功能性合作协议为支柱。对此,不少舆论认为,美印已经走向准军事同盟甚至同盟关系。不过,在笔者看来,当下这种不对称、不平衡的美印关系,与同盟或准同盟关系仍有着质的区别。从印度的角度来讲,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战略自主权。

首先,美国积极推进美印防务合作,目前看主要还是以自身利益考量居多。一是美国为了开发印度巨大军火市场。2016年6月美国赋予印度“国防主要合作伙伴”的身份,将印度提升到亲密盟友和合作伙伴的级别。为扩大对印度的军火出口,美国还专门修改了《出口管理条例》。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印度出口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军火,并有取代俄罗斯、成为印度第一大军火供应国的可能。二是美国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美国作为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最核心的考虑还是要维持亚洲的地缘均势,以此实现对亚洲分而治之,当下只是均势的天平向印度方向暂时挪动。三是美国为了约束印度的未来,会努力把印度的军事发展约束到自己可以控制的轨道上。而一旦印度像美国的其他盟国一样,军工体系最终被美国以各种方式控制,最终也逃不过自己的战略选择权被美国控制的结局。这是印度不愿意看到的。

其次,美印关系基本上还是平等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美国与传统盟国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美国与其他盟国签署四项功能性协议时,盟国是没有什么谈判空间的,大多只能被动地接受。但是印度不一样,在就每一项协议进行谈判时,印度都进行了修改、做出了重要保留,以防止被美国控制。印度对美国的战略顾虑,是BECA长期议而不决的主要原因。这次签署的BECA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揭露,但印度的考虑一定会表现在一些条款之中。

再次,当前国际格局已经不适宜用新的同盟或准同盟体系来解释。一方面,当今世界不是冷战两极对抗的格局,而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国际体系。国家间的敌我关系并不是可以明确界定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转换。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融化”现象。同床异梦的现象越来越常见,日本在追求更多的战略自主权,德国和法国与美国的差异也在增多。国际环境在变,传统盟友对美国战略可靠性信心在下降,很难想象,印度会成为美国一个死心塌地的新盟友。另一方面,不管是同盟关系还是准同盟关系,都需要清晰、明确的共同威胁来源和利益界定。这在当前是很难做到的。中国与印度之间固然有分歧,有些还是难以调和的,但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共同利益,这也是两国难以回避的。敌人和朋友,都不是可以用来描述中印关系的概念。对中印两国来说,都无法用冷战逻辑来组织自己的对印/对华政策和相应的准同盟体系。

最后,印度的大国定位仍是观察美印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从立国以来,印度一直都以世界大国自居,不愿意成为任何国家的小兄弟。在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和意愿显著下降,印度显著上升并有望成为多极世界中新的一极的情况下,印度没有理由完全地倒向美国,接受被美国支配的地位。印度的目标,是利用美国对印度战略倚重从美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资源,以加速自己的崛起进程。在目前两国共同对抗中国的背景下,印度的打算有短期获利的可能性。但是从长期来看,美国的目标是防止任何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被任何一个美国以外的国家主导。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不会甘心看到中国主导东亚,也不会愿意看到印度去主导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与东亚诸强并立的地缘格局相比,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内部缺少制衡,更容易被单一国家主导,地理位置也更加重要。美国也许一时不把印度洋地区放在优先的位置上,但不会长期忽略这一战略风险。

简而言之,在中国强、印度弱的情况下,美印防务合作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两国可能继续制衡中国。但一旦三国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如出现印度快速崛起、三国间力量对比关系更加平衡的现象,现在的美印防务合作关系将会转型甚至是解体。如果印度不能快速发展,那么无论印度与美国发展什么样的防务关系,也都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大国政治的逻辑,不仅适用于中美之间,也会适用于美印之间。(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30

旧文章ID:23339

危机管控:美中两军举行危机沟通工作组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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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中两国军队星期三(10月28日)举行了首次危机沟通工作组视频会议。五角大楼说,这次会议讨论了“危机沟通、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的概念”。

美国国防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会议提供了一次本着预防和管控危机并减少对军队风险的原则在美国军队与人民解放军之间建立相互理解的机会。”

五角大楼的声明还说:“双方认同在危机期间建立及时沟通机制的重要性以及维持定期沟通渠道以预防危机和从事危机后评估的必要性。”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星期四说:“10月28日至29日,中美两军举行危机沟通工作组视频会议。”他还提到,两国军方高层官员本月早些时候通过一次电话,他还说:“双方商定于11月中旬以视频会议方式开展2020年度中美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研讨交流活动。年底前,两军还将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视频会议等。”

目前,美中两个大国的关系处在几十年来的低谷,两军也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区域关系紧张。美国官员谴责中国共产党政府威胁自由世界的秩序和价值观,美国军方已把中国定为美国的战略威胁。上星期,美国宣布由于中国的非法捕鱼和骚扰船只的行为,美国将在西太平洋部署海岸边警卫队的巡逻舰。

美国政府本月批准了几项可能向台湾出售鱼叉岸防导弹等先进武器的军售方案,中国宣布制裁美国公司并威胁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星期在中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70周年的讲话上宣称中国“惹不得”,“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他还高呼“以战止战、以武止戈”。

但与此同时,北京高层又采取了一些试图稳住双边关系的姿态。

星期四,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网站刊登中国海军少将杨毅的文章说:“美关系越是紧张越要守住底线”。作者一方面放话说:“任何国家、任何人妄图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完整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必将遭到我军事力量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又表示“双方都做一定程度的妥协,确保两国关系不脱轨”。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说:“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中美两军关系稳定符合双方的利益,需要共同的努力。”

美国国防部说,参加这次危机沟通工作组视频会谈的美国代表团包括来自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联会和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代表,中国代表团包括来自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和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部的代表。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目前正在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道访问亚洲,争取各国合作,抗衡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30

旧文章ID:23338

提前投票和邮寄选票数量​激增加剧选举后的不确定性

作者:法里瓦尔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在每次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成千上万张邮寄选票会由于多种原因被选举官员作废,原因从错过截止日期到未能在信封上正确签名等不一而足。

但是今年,由于一半以上的美国选民参加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更多的缺席选票可能会被作废扔掉。这引发了对投票权的质疑,也加剧了主要战场州选举后的不确定性。

以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为例。在11月3日大选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前副总统乔·拜登的这两个南方州势均力敌。

尽管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在选举前不公布拒票的数据,但两位学者—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迈克尔·赫伦(Michael Herron)和佛罗里达大学教授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Smith)—分析了这两州的邮寄选票数据,用以汇总面临拒票风险的选票。

赫伦和史密斯两人表示,在佛罗里达州,到目前为止,在380万张邮寄选票中,有15,000张面临被拒,拒票率为0.4%。在北卡罗来纳州,拒票率更高。他们的研究发现,截至到10月25日,在该州寄出的超过78万张选票中,超过1万张可能被拒,拒票率约为1.3%。

少数族裔选民

和近年的一些选举一样,少数族裔选民比白人选民面临更高的拒票概率。研究人员发现,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例,黑人选民投票被作废的可能性是白人选民的三倍。如果民主党人计划对非常接近的大选结果提出异议的话,那这将是一个可以被用来大做文章的话题。

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被标记为不当的选票都会被自动拒绝。与其他许多州一样,这两个州的选民都有机会“矫正”或纠正选票上的错误。

“目前,断定那些被退回的选票已经被选举委员会拒绝且不被计算在内还为时过早。”佛罗里达州州务部代理通讯总监马克·阿德(Mark Ard)表示。

在北卡罗来纳州,官员已开始因选票有误而联系选民,北卡罗来纳州选举委员会公共信息总监帕特里克·甘农(Patrick Gannon)表示。

甘农在电子邮件中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而没有时间修正选票的选民,都可以在10月31日早期投票期间或在选举日亲自投票。”

乍一看,在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被标记为费票的数量似乎不多。但是,在这两州,就跟过去在其他选票接近的州一样,1万票有时足以决定胜败。

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最终获胜者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在佛罗里达州以537票战胜民主党人阿尔·戈尔。研究人员指出,2018年竞选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职位的共和党人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仅以10,033票险胜。

随着未来几天有更多的邮寄选票抵达,拒票的数量可能会随之增加。在某些情况下,拒票数量有可能超过选情胶着的战场州的总统、国会、州或地方候选人之间的胜出数量。

“在选票如此接近之际,拒票数量竟然比获胜差数还大,这简直是噩梦般的场景,”赫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根据美国选举项目的统计,截至周三,有4900万美国选民通过邮寄进行了投票。

赫伦和史密斯首先在研究出版物《对话》中公布了他们的发现。他们还与美国之音分享了更多来自佛罗里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最新数据。

法庭之战

如何处理签名有问题的选票以及11月3号大选日过后多久还接受并计算选票这些问题一直是美国各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长达数月的法庭之争的主题。

由于选用邮寄方式投票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多,共和党人一直在寻求法院干预,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以阻止迟到的选票计入最终统计数字。

近几周来,由保守派控制的美国最高法院援引选举规则不应在临近大选前改变这一原则,最终裁定反对改变选举程序,包括改变投票截止日期。

宾夕法尼亚州计划选举日过后三天以内到达的选票都将被计入总数,即使邮寄选票上没有清晰的邮戳。对此,10月19日,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给出了4比4的投票结果。——这发生在特朗普最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得到确认之前。周三,大法官们否决了共和党人提出的最高法院尽快审理对宾夕法尼亚州邮寄选票统计延后进行挑战的要求。

但本周早些时候,在一项被视为民主党人遭受重大挫折的裁决中,高等法院阻止了威斯康星州一项选举后六天内邮寄选票仍然作数的计划。

位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Hans von Spakovsky)表示,邮寄的拒票将会成为大选后诉讼案的缘由。

“如果缺席选票的数量大幅增加,我估计选票计数可能会大大延迟,而且我认为可能还会有因不符合州法出现缺席选票拒票而提起的诉讼案,”联邦选举委员会前共和党成员冯·斯帕科夫斯基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从历史上看,只有不到1%的缺席选票由于行政失误而成为拒票。但是,根据《今日美国》、《哥伦比亚新闻研究》和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前线(FRONTLINE)节目组联合调查的最新预测,今年,由于通过邮寄投票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而且其中许多是首次参加投票选民,至少有100万张选票可能会被作废。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8月份的一项分析显示,在今年的总统初选期间,30个州作废的邮寄选票超过55万张,这远远超过了2016年总统大选时的废票总数。亚利桑那州前选举官员,现供职民主基金会的塔米·帕特里克(Tammy Patrick)指出,这事发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州对疫情大流行期间邮寄投票数量激增没有做好准备。

帕特里克说,自初选以来的几个月内,许多州采用了多种更好地管理邮寄投票的方式,这些改变很可能会减少拒票的数量。

“他们重做了投票指示,重新设计了投票信封,采用了选票追踪等做法。”帕特里克说。

选民现在可以在线检查其投票状态,并且至少19个州的选民在需要更正其邮寄投票时会收到通知。在科罗拉多州,选票不当的选民会收到短信通知,并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更正错误。

帕特里克说,这样的结果是,大选期间最终的拒票数量会大减。

帕特里克说:“废票数量可能依然会比以前的总统选举时要高一些,因为今年有很多新选民,但我希望我们不再看到像初选时那样的数字。”

但是,还有一个难以预测的问题,那就是选举日后收到的邮寄选票。虽然有些州延长了投票截止日期,但包括佛罗里达州在内的32个州不再接受选举日之后收到的投票,这使得选民几乎没有时间修正他们的选票。而北卡罗来纳州在选举日后六天内仍接受选票,前提是选票要在11月3日或之前盖戳寄出。但共和党人已要求最高法院阻止该计划。

“我认为,一个大的、潜在的问题是选举日之后会有多少张选票到来,”赫伦说。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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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还是特朗普,华裔投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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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文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离11月3号美国大选日还有几天的时间,但7000多万美国人已投出选票。在美国华人圈中,投票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支持特朗普和支持拜登的选民除了投票以外,也在有组织地进行捐款、电话拉票等活动,更有人去做了投票站的志愿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关心的议题很类似:疫情、中美关系、对亚裔的歧视、移民政策、城市执法、税收、平权法案等。但是,即使是关心同样议题的中国人,也可能在思考之后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分裂的华人群体,也是分裂的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我们询问了几名来自不同州的华裔选民,他们会把票投给谁,以及理由。这里是他们的回答。

今年一系列的事件促使我投票

在密歇根的成城今年是第一次投票。仅仅几个月前,看到周围的同事在准备选民登记,她还有些不以为然,觉得疫情这么严重,还不如呆在家里不投票。

“我原本对政治并不热衷,也没有想过要投票,”她说。“但是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的歧视,和特朗普政府针对华人的移民政策让我下决定投给拜登。”

39岁的成城在四川长大,在上海读的大学,做过团支书,入过党,却从未行使过投票权,也从未想过自己可以行使投票权。“我在国内的那些年,对‘公知’的言论挺不感冒的,觉得他们美化了西方国家的制度,”她说。

2009年来美国读博士,然后做博士后,在做研究的这十年里,她也下意识地不去参与政治方面的讨论,更不会去参加网络情愿、游行等。“我有时候看到朋友在网上说特朗普的坏话,我都会让他们删掉,担心会影响他们将来申请绿卡或者入籍。”

今年一系列的事件却改变了她的想法。

3月,和她同一个实验室的男同事去底特律开会,从停车场走到酒店的短短一段路,他就被两个陌生路人指着鼻子骂:“中国病毒,快滚回中国去!”那段时间,因为特朗普屡次在Twitter上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亚裔群体被歧视、被袭击的新闻层出不穷。她说自己那段时间为了出门要不要戴口罩而纠结,如果不戴则有可能感染病毒,戴了又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后来,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政策越来越多,她身边有朋友因为政府对H1-B政策的改动,没有办法回美国,不得不与新婚的妻子长期分居。也有申请到了美国大学的朋友,因为两国互相关闭领事馆,预约不到签证的时间。还有从事计算机科学的访问学者,因为特朗普把这群人称为“中国间谍”,没来得及完成课题就草草结束了访学。

她投票的前一天10月22日是最后一次辩论,特朗普在开头五分钟里就多次把一切指责为中国的错,成城看完之后非常生气。

“我觉得他是在针对在美国的中国人,那我只能用选票表达我的声音,”她说道,还开玩笑说,“我自己重任在肩。”

“真正受到歧视的是我们亚裔”

住在加州洛杉矶,在科技公司担任程序员的杰瑞·赵(Jerry Zhao)和成城一样关心针对华人的歧视问题,也经常在网上参加为华裔发声的联署活动,但是他却选择投票给特朗普。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政策都对华人不利,但是如果让民主党上台,他们只会支持墨西哥裔、非裔、非法移民,我们华人其实会更加吃亏。”

35岁的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子女的前途。他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在上小学,他坚信如果平权法案在加州通过,名牌公立中学和公立大学中的亚裔人数将会下降,势必对他的孩子有影响。他非常关心几起亚裔团体起诉大学“种族平衡”录取政策的案件,包括哈佛大学的案例。他说自己为好几个维护华裔利益的诉讼活动捐过钱。

“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公开支持此案中亚裔原告的要求,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种族或民族,而被哈佛以及其他藤校拒之门外。这是我为什么会投票给他的重要原因,”赵先生说道,“2019年,左派法官判哈佛大学胜诉,如果拜登当选了,这些左派人士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现在在加州,政治正确已经过度了,”他接着说,并明确表示反对他眼中的一些“大学里给黑人家庭的学生,特别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提供招生分数上的优待”。他说:“他们哪里受到歧视了,根本是受到优待,真正受到歧视的是我们亚裔,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都没有发声权,在孩子教育上的领先优势却要被削减。”

他说:“许多人觉得拜登上台了,对少数族裔是有好处的,但是我身边的华裔,无论是领政府救济还是拿免费医保的都很少,可以说根本没有。民主党那些照顾弱势少数族裔的政策,根本不会照顾到华裔。只有特朗普当选,才能保住我们华人在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上的优势。”

“为我女儿建立更公平的社会”

住在奥斯汀、育有两个女儿的辛迪·史(Cindy Shi)却和赵先生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我选总统,要选一个能够为我的女儿建立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的人,一个能够做榜样的人,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

40岁出头、从浙江搬来美国的她在中国呆了二十多年,父亲非常大男子主义,她自己在美国也做过一阵子单身妈妈,深知女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容易。作为一名创业者,在融资和招商的时候,她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性别歧视,也努力反抗着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但是她很害怕随着特朗普的连任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社会开始倒退,女性的权利越来越少。她最害怕的,是特朗普总统连任之后,会推翻罗伊法案等一系列维护女性权利的法案。

“最近,我给我的两位女儿看了RBG(刚去世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丝·巴德·金斯伯格)的纪录片,我希望她们知道,女人也可以很聪明,很强大,可以像男人一样改变社会、改变世界,”她说,“但是如果特朗普再做四年总统,女人可能连自己的子宫都掌握不了了。”

“我其实一直希望民主党可以有更好的候选人,现在,拜登和特朗普都是七十几岁的白人男性,没办法代表我这样少数族裔女性的利益,“她说。”但是我相信拜登,是因为他找了哈里斯做副手。我看了哈里斯辩论,她可以一下子抓住白人男性话语里的漏洞,也可以展露女性的温柔和共情能力,我太喜欢她了。”

“我可能要多交一点税,许多华人最顾忌这么一点税金,在我看来是短视的,把其他少数族裔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将自己从少数族裔中孤立起来,也没有什么好处,”她说,“我希望社会越来越好,我的女儿能享受到比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为了香港,我投票给特朗普

过去四年里,改变政治立场的华人也不在少数。来自香港、现居纽约,为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做产品经理的米歇尔·吴(Michelle Ng)是其中一位。她坦承自己在今年选票上选出“特朗普—彭斯”的时候非常挣扎。52岁的她曾经非常关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也一直都投给民主党。四年前,特朗普当选的时候,她还难过了好一阵子。

“但是2019年,美国政府对香港事件的支持,让我觉得选择特朗普,是对我仍然在香港的同窗、家人和朋友来说,更好的选择。”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让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她有许多亲人和朋友参与其中。她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一度爆发学生和警察的对峙,她的许多旧日同窗都回到母校声援,不少人挨了催泪弹。到了今年,香港因为一纸“国安法”,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用她的话来说,“感到痛心疾首”。

让她失望的是,“许多民主国家在中国政府的人民币前面低下了头,不再管政府剥夺香港人民的选举权和言论自由”;让她觉得安慰的,则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她非常崇拜地说:“全世界只有他敢加收中国商品的关税,禁止美国厂家对中国出售芯片,在美国的App store(应用商店)下架中国科技公司的应用程序,遣返中国政府派来的学者。”

吴女士认为,如果让中国政府继续无所顾忌地发展下去,西藏、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权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镇压会越来越强硬,“新冠疫情、新疆集中营,这样的事件会反复发生,他们会有恃无恐。”

”我不喜欢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不喜欢他对疫情的忽视,但是我宁可在特朗普的统治下再过四年,也不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失去人权。”

来自陕西的程序员兼自由撰稿人王兵兵的心路历程和米歇尔·吴相反。他原本更支持特朗普,但是现在坚决反对他。王兵兵花了许多业余时间,写文章对华人圈里流行的一些美化特朗普、贬低拜登的谎话进行辟谣,他的文章专栏在北美华人圈里小有名气。

王兵兵2004年来到美国读书,今年快40岁,住在加州硅谷。他说:“我开始和许多硅谷的工程师一样,反对加州的SCA5(加州参议院第5号宪法修正案,即平权法案),反对政治正确,反对奥巴马医保。”

让他不再挺川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2016年大选投票两天前,一个反对特朗普当选的得了脑瘫的小孩在川普竞选大会上被取笑,被人嘘,还被赶了出去。最后是奥巴马接见并安慰了这个小孩。原本要投给特朗普的他临时改变了想法。

“这种反人伦的事情彻底击溃了我这个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防线,”他说,自己也因此开始看到了特朗普身上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一面。

从那时候开始,王兵兵开始关注政治,关心的话题也从自己要交多少税拓宽到了LGBT和少数族裔的权利上。2018年,他参加过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的拉票活动,去年参加了哈里斯和佩洛西在旧金山同性恋游行中的拉票活动,今年则在网上积极替拜登进行宣传。

曾经有留学经历的他,特别反对特朗普说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并且反对技术移民的言论。他也心痛在特朗普政策下和父母骨肉分离,至今都不知道父母在哪里的五百多名孩子,也心痛因为疫情而去世的二十多万人。

“现在,疫情没有控制住,他又甩锅给别人,”王兵兵说。“今年他面对疫情和种族问题的处理,让我为家人的生命安危和美国未来的强盛稳定感到深深的担忧。这更坚定我投给拜登的决心,可以说他完全把我推向了民主党。”

他参加了好几个在美华人微信群支持拜登,还鼓励身边的人都去投票:“Vote like your life depends on it.” (用你的生命去投票)

科学决策获得了我的选票

“俄亥俄州early voting(提前投票)开始的第一天我就投了票!”陶晴坚定地说。

她的老家是江苏无锡,毕业于中国外交学院,现年46岁,她如今已经在美国呆了二十多年了。陶晴现在跟家人,包括先生和两个孩子住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从事市场品牌工作,负责一个上市科技公司的多个品牌管理工作。

对陶晴来说,支持拜登和哈里斯的理由有许多。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动摇了美国自由和民主的根基。她和丈夫移民到美国,是因为他们向往一个有权力制衡、依法治国的国家,但是现在,他们眼中所喜欢的那个美国正在逐渐瓦解。

她不安地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弱美国的民主根基,日益趋向独裁。这四年中特朗普极力党同伐异,不仅清洗了政府各部门中一大批非党派的专业人士,而且在他自己任命的团队中也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主要内阁好像旋转门一样地更换领导。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本来应该是中立、为宪法效忠的部门,比如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也成为他打击政敌的私人工具。他对不听命于他的人施加压力,甚至不惜用各种手段捣毁这些人的职业生涯。”

在移民美国之前,她曾经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提到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中美发生的变化时,她说,可以明显感受到特朗普许多充满种族歧视意味的言论对美国人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两年前,她和丈夫在旧金山找旅馆的时候被人踢行李箱,并用非常侮辱性的言语骂“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她说:“我在美领馆的朋友都说,之前美方人员和中方人员之间相处非常融洽,经常一起活动;现在,就有种互不相关的感觉了。”

陶晴不仅对特朗普种族歧视言论反感,更对他新冠期间执政不力不满。她认识的人中,就有因为新冠而去世的。

“特朗普的欺骗和谎言,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嘲弄正是美国新冠案例和死亡人数遥居全球首位的根本原因,”她说。“更让人绝望的是,他认为他比拜登更应该获得民众支持的原因是,拜登会听科学家的。是的,拜登会尊重事实,以科学为决策依据获得了我的选票。


刘文(Tracy Wen Liu),独立记者、翻译。著有《这世上的种种告别》等五本书。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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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卫东:中美如何摆脱全球领导权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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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虞卫东  来源:中评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虞卫东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中美冲突中的认知陷阱》,作者认为:中美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提是,双方都将“全球领导权”视为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令人略感不安的是,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大国之间对同一目标的任何争夺,都将自然陷入“安全困境”。如何摆脱横亘在中美之间关于全球领导权的安全困境,是中美关系能否保持总体和平的关键问题。中国将世界领导权看作一种有结构的、可分享的自然权力,而美国将世界领导权看成一种无结构的、不可分享的实体权力。如此,两国的对话方式便极容易在彼此之间产生误解。文章内容如下: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一直希望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和交流,推动中国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开放。20多年前,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基本观点是,“一个稳定、开放、成功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他支持中国加入WTO,目的是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能最终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小布什总统延续了其家族与中国关系的传统,想与中国建立稳定相处的关系。特朗普成为总统后,美国一改以往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转变为强硬的对华遏制政策,明确提出要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和遏制。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的政策圈视中国为新兴的威胁和战略对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和“压制的政权”;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包括《国家防务战略》、《核态势评估》、《国家情报战略》等。美国正在以一种“全政府”方式逐步落实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构想。2020年5月20日,美国防部和白宫网站同时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报告,从问题挑战、应对策略和贯彻落实三个方面,阐述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美国对华战略逐渐进入全面遏制状态。

一、认知的错觉

1963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一书问世,使用博弈理论和理性逻辑推理对战略性互动进行了理性的分析。1970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学者罗伯特·杰维斯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认知逻辑》出版。他一方面借鉴了谢林的战略互动理论,一方面开创性地讨论了核时代国际行为体发出的信号和行为体预期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不完善信息条件下的战略互动和沟通问题。谢林认为,在零和博弈中,采取模糊战略是必要的,以使对手猜测你的行为。而在非零和博弈中,采取一个更加透明的战略则是有益的。因为这种混合动机的博弈属于非确定的情势结构(indeterminate situations),博弈双方都存在着多种策略选择,这样就容易因利益分配的冲突而导致无法达成理想的结果。因此,博弈过程中关键是采取讨价还价的策略来实现确定的双赢结果。同时也为了获得讨价还价结果中的优势,谢林认为可以通过限制自我的选择权来达到限制对手的权力。换言之,谈判实力来自于自我约束的实力,而限制对手的能力取决于束缚自己的能力。

杰维斯认为,战略冲突和威慑的另一面就是安全困境下的合作。安全困境的产生是由于国家希望增强自我防御而导致对方的敏感知觉而产生的。所以,如果国家在增强防御的时候,将进攻型战略和防御型战略清楚地区别开来,使对方得到明确的非进攻性信号,安全困境就会得以缓解,国家也就可以合作。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调整博弈矩阵的支付结果,加大相互合作的收益、增加单方不合作行为的成本,加强各方对对方合作的预期期望。他还指出,国家性质、国内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等等,也都对国家的对外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人做出的,也是由人执行的,所以,作为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人的个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极端重要的。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又会带来不同的决策。同时,作为决策者的人,具有同所有人一样的认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所以难免出现错误知觉。在决策者这一微观层次上面,对国家冲突行为的解释是:国家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并且大多数这样的错误知觉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由于互动的双方都趋于发生这样的错误知觉,冲突的几率就可能明显地大于合作的几率。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当一个人接收到信息或者受到环境中刺激因素刺激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对这一刺激因素的知觉。知觉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人在受到刺激后进行选择、组织和判断自己接收的信息的过程。然后,人对知觉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刺激因素做出反应。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是基于他对刺激因素的知觉,而不是基于客观真实的刺激因素本身。所以,如果人的知觉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就会是错误的,他的反应也会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在决策过程中,知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杰维斯发现,在两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第一,作为对手的双方或其中的一方旨在改变现状,确有侵略和发起冲突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存在错误知觉,冲突都难以避免。第二,双方都是维持现状国家,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是冲突还是发生了。杰维斯认为,在第二种情况下,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决策者的错误知觉。错误知觉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专门术语,指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误断,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结果,事物的发展结果就与决策者的原本意图不相吻合。也就是说,由于决策者对形势和对方意图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往往是夸大对方敌意的判断,所以,他们会采取过分的行为。如果双方均是如此,敌意螺旋就会不断上升,冲突也就会在双方都无意冲突的情况下爆发。

首先是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相符。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或是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趋于忽略或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比如,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将苏联视为邪恶的代表,将任何关于苏联的信息和任何苏联的行为都与邪恶联系起来,即使苏联做出合作的表示,他也不惜曲解事实,表现出极强的认知不相符倾向。其次是诱发定势(evoked set)。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用我们的俗话来说,颇有“丢了斧子的人”的意思:自己总是想着丢斧子的事情,也就将所有的人都视为偷斧子的人。

由于存在这些导致错误知觉的机制,决策者是很容易错误地认识客观事实的。在从理论层面讨论了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之后,杰维斯继续分析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首先是国家决策者往往将对方想像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这样一来,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事件都会被视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其次是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就认为是自己的影响所致。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第三是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愿望思维。最后是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正确的,别人认为不正确,于是就会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中美双方在诸多问题上出现错误知觉问题,其中许多是来自认定对方具有强烈敌意这一知觉的。但是,产生这一知觉的根源可能不仅仅在于个人的知觉局限,更多的则是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双方的关系之中有着较强的霍布斯文化的成分。

二、美国对中国的认知

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就认为美国注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而且会比它们更完美。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那么美国对外政策自然包含着一种超越国家疆界的强烈使命感,一种传播美国梦和美国价值观的义务。认知心理学认为,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威胁认知”有三个主要因素影响主体对客体的知觉:主体本身的特征、客体的特征、发生交互作用的情境特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免不了会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至上”的认知理念。随着中国力量的逐渐变强,中美之间人员和技术的往来和交流,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变得越来越具体。认为中国正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个方面对美国发起强烈挑战。

经济挑战:美国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承诺和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和实践方面的不良记录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扰乱了全球市场,破坏了国际规范和污染了环境。一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彻底,未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承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同意接受该组织“开放市场化原则”并将其纳入本国贸易体系和制度中,世贸组织成员也希望中国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和市场化步伐,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中国经济改革并不彻底。二是“强制性技术转移”。⑴要求或强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移技术;⑵通过市场许可的方式限制美国公司技术进入中国市场;⑶直接和不公平地帮助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⑷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窃取了大量美国公司敏感信息和商业秘密。三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享有与自身实力不对等的“身份”。美国认为中国已经是“成熟经济体”,但在与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打交道时依旧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防支出和对外投资也居世界第二位。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四是中国“一带一路”。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开展不正当竞争,输出工业标准、强化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扩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全球影响力等。

价值观挑战:美国认为其所提倡的“普世价值”正日益受到中国的挑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开始体现,甚至在很多方面比西方发达国家运作更好,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二是中国寻求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中国通过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干涉他国内政以及运用媒体宣传等手段,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西方“普世价值”造成巨大挑战。

安全挑战:近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迅猛发展及其军事动作严重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的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造成挑战。一是中国在黄海、东海、南海、台湾海峡以及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违背了其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二是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美国认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使解放军有能力开发和获取先进技术,由于该战略的不透明性,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其军民两用技术支援解放军的研究与开发项目。三是中国试图主导全球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报告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国家网络安全法》、与华为和中兴等企业合作等方式窃取他国资料。

美国对中国意象的形成过程,是在相互交往时作为认知主体的美国对认知客体的中国的信息进行肯定或者否定的认知活动过程,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对中国的认知选择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美国对中国的价值判断和政策取舍取决于它对自身价值的认定程度和评判结果。在认知过程中,美国要确定对中国的基本价值判断,除了受一些客观因素影响外,还要受社会心理因素和决策者个体心理因素的制约。在中国逐步走向强大的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错误知觉,较为主流的是关于“中国威胁”的负面认知,即认为中国的发展将会对地区乃至世界构成威胁,崛起的中国将成为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企图挑战与突破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者。

三、中国对美国的认知

如何评估国家实力原本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指出的,“在所有公共事务中,没有比准确评估一个国家的实力更容易犯错误的事情了。”有关美国衰落的分析,如果仅仅和中国崛起对照,则是不完整的,也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美国无疑依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一二十年有超过美国的现实可能,但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依旧长期存在。尽管美国面临着霸权衰退,但仍拥有相对于中国的重大、众多优势。应对地区性问题,美国也需要其他大国的实质性合作。实际上,美国不再有能力单方面为地区做出安排,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地区安排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一种标志。如果说过去中国崛起是世界的忧虑的话,那现在美国衰落也是世界的忧虑,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世界格局更具有不确定性,也意味着美国战略动向的不稳定性增加,它如何进行战略抉择成为关涉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

中国认为就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和自由贸易经济秩序而言,中国是积极建设者,而美国才是真正的修正者。同时,中国认为自身并未对美国进行主动挑战,反而是美国不断挑起事端。其次,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异质国家,主要是建立在非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而中国却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认为所谓异质国家是西方的阴谋论。中国则认为作为一个数千年来很少主动对外扩张的国家,自身的强大本身就是和平力量的加强。中国人认为美国依然在短期内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将很快被中国超越。中国人认为中美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中美两国的友好与否关乎世界福祉即与全人类利益相关,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和坚定维护者,而非挑战者。同时,中国人认为美国单极秩序祇是一个神话,最多仅仅短暂的存在于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年,中国也不试图以自身在未来重复一个单极的世界秩序,而是在多极并存的世界中,取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由此,中国严格奉行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坚守不结盟的国家对外发展战略。②

当前,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总体而言,中美接触与合作日益紧密,但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下降。中美互不信任的状况突出,双方均对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备感疑虑,对对方的一举一动高度关注。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牵扯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各种问题环环相扣。具体表现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交往密切,但互信度有限;经贸金融领域广泛合作但纷争不已,冲突不断;人文社会领域交流丰富,相互影响巨大但相互设防;国际事务上责任相近,但常常立场相左,主张各异,利益趋异。中国认为美国所提倡的“普世价值”有可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干涉台湾、香港、新疆等地区的中国内部事务。

美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安全战略上对华防范心理越来越强,对中国政策走向不断提出要求甚至施压,力促中国朝着美方所期望的方向演变。中美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提是,双方都将“全球领导权”视为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令人略感不安的是,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大国之间对同一目标的任何争夺,都将自然陷入“安全困境”。如何摆脱横亘在中美之间关于全球领导权的安全困境,是中美关系能否保持总体和平的关键问题。中国将世界领导权看作一种有结构的、可分享的自然权力,而美国将世界领导权看成一种无结构的、不可分享的实体权力。如此,两国的对话方式便极容易在彼此之间产生误解。

四、脱钩还是磨合?

推进美国利益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因素。美国贸易代表谈论美中经济脱钩,如何再造全球供应链,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公司仍致力于中国市场,目前很少有公司剥离现有业务。然而,企业的反应暗示,他们对中国的供应链进行了谨慎评估。在华经营成本上升的长期趋势是这种评估的重要推动力,但美中关系恶化的影响也是促成因素。政治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企业推迟或取消计划中的投资决策。今年表示将加快在中国市场投资的受访者比例是过去几年最低的。近3成受访者表示,由于紧张局势加剧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放缓、推迟或取消了在美国或中国的投资,这一比例是2018年的两倍。美中关系紧张增加的成本是促使他们决定将投资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原因之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决定停止或减少新投资的公司数量有所上升,有17%的美资公司作此决定。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历史趋势,但60%的受访者表示,美中贸易紧张增加了成本或不确定性;47%的受访者表示,2019年削减或停止计划投资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政治环境。这些原因在前两年的调查中并没有被企业提及。另有58%和50%的企业分别提及在华成本上升和美中关系紧张是它们将投资转移至美中之外第三方的原因。

如何在讨价还价中采用威胁和允诺的策略来实现双赢的结果。而这些策略的使用中最关键的是可信度的问题。例如,对于微弱的侵犯而言,大规模报复这样的威胁就是缺乏可信度的。由于威胁行为本身的显着特征就是威胁主体从未有付诸行动的决心和意志,因此,要实现威胁的可信度,除了束缚自己的行为选择之外,还可以假装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实施威胁的后果,或者假装自己是一个易于冲动非理性的人(亦即所谓的疯子理论),或者还可以把声誉因素与威胁捆绑在一起等等。③

最近,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遏制措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人员往来和技术交流等。当前正值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不排除配合选情的需要。等选举结束,双方仍然会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磨合的几率会大些。

注释:

①《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美)杰维斯着,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②“中美关系中的认知差异与战略互动研究-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李红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③《冲突的战略》,(美)谢林着,赵华译,华夏出版社,2011-05。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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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连任将意味着美国辉煌不再,世界回到丛林

作者:艾略特·科恩;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成功连任,很多事情都不会改变。他狭隘的世界观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古怪的领导方式,他对盟友的蔑视,他对独裁者的好感——所有这些都将贯穿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但在政策领域之外,特朗普的胜利将标志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将向其他国家发出这样的信号:华盛顿已经放弃对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渴望,并放弃了在国际舞台上追求任何道德目标。这将导致一段混乱和冲突不断的时期,因为各国会按照弱肉强食的法则,争相保护自己。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使许多人担心的事情变成现实:山巅之城的光芒开始暗淡,一个强大的美国将成为过去。

记下他做了什么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的作为预示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放弃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承诺,包括巴黎气候协议,并冷却了与北约盟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奠定了与中国对抗的基调,并对俄罗斯采取了前后不一的政策——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崇拜与国会对莫斯科的敌意相悖。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异常密切的关系,加上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关系,加速了中东政治的变革。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已经逐渐消失,焦点转移到建立针对伊朗和土耳其的联盟上。现在,对人权的关注已纯粹是一种工具,是现实政治和国内政治中的便利杠杆。美国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并只是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待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关系。

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有一种粗糙但在很大程度上连贯的世界观,这体现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中。从20世纪40年代,他们就了解了这个口号的含义,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是想让美国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但他们并不特别在意这种背景。他们无意参与扩大自由的项目,甚至仅仅是捍卫自由。他们厌恶国际组织,包括二战后美国帮助建立的那些组织。与大多数前任不同,他们不认为这些机构的领导能力是彰显美国力量的工具,而是对美国的限制。(中国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联合国事务。)特朗普政府将世界视为残酷的商业和军事竞争的舞台,美国没有朋友,只有利益。

这类普遍的看法确实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尤其是在俄罗斯问题上,以一种鲁莽的方式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这反映了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25年前在书中所说的“回到最初”的愿望,一种天真的、最终站不住脚的“孤立主义”。

施莱辛格低估了美国一直以来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美国的价值观偶尔会推动它参与国际事务——不管明智与否。但是孤立主义的冲动,特别是作为本土主义活跃的表现,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特朗普只是这种主义的一个新版本——其他人把美国人当傻瓜,国际机构是那些想剥夺美国主权的人的邪恶工具,其他地方的流血和恐怖不会真正影响一个两侧有两大洋和两个弱小国家的强大合众国。

当然,特朗普的表现的独特的。因此,即使政策方向或多或少是正常的,或可预期的——例如,亲以色列的倾向,或对联合国的质疑——其风格和执行方式却并不常规。

行事风格与实际作为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特点是周期性的大放厥词,羞辱盟友与其发生争执,以及对独裁者的大肆恭维和奉承。另一个特点是行政无能,再加上共和党的资深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不愿为他们厌恶和鄙视的领导人服务。因此,关于连任的问题需要从实质性层面(政府的政策)和风格层面(政府的基调和人员配备)进行考量。

从政策角度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特朗普想要通过连任确保自己的历史地位,这种动机在第二任期的总统中很常见。总统通常通过取得一些大的交易来实现这种愿望——巴以和平是长期以来的首选,但结束战争或与宿敌和解也是如此。

客观地说,对于特朗普而言,做笔大交易的想法是他自我展示的核心,他是一个商业大亨,把自己来之不易的市场智慧独特地带入了政府事务。即将完成的最大交易将会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这也将缓解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紧张关系。较次要的协议可能包括巴以和平协议,以及可能与俄罗斯达成的一些重大和解。为了达成这些交易,特朗普可能会愿意付出很高代价。作为一个多次破产的人,他在私人生活中对赌场、航空公司和高尔夫球场做出了一些极其糟糕的商业决策。毕竟,作为(对美朝核问题谈判的)回报,身为美国总统,他访问了朝鲜,并暂停了与韩国的军事演习。

然而,事实上,这些大交易中没有一项是可以实质要求对方的。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源于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逻辑,还源于两国之间深深的猜疑,以及中国领导人排除美国在其周边地区影响力的愿望。即使特朗普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北京方面也可能不会与他坐在谈判桌前,而且及时双方会面,任何协议都可能在下届国会的争议声中难以通过。同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不太可能提供给巴勒斯坦人一个比克林顿政府时期所能得到的更好的协议(很可能更糟),而且毫无疑问也无法满足巴勒斯坦人不受约束的国家地位和在耶路撒冷建都的愿望。至于与俄罗斯关系一定程度的缓和,尽管特朗普与普京关系密切,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或官僚机构中很少有人会愿意这样做。

这就是行事风格的问题。特朗普对传统盟友的言论几乎算得上一种持续的侮辱:他当然很少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担忧。他可能认为美国可以单独解决问题,但他终会明白,如果关键的亚洲盟友反对,就很难与中国达成协议;如果让当地阿拉伯政权暴露在危险之中,就很难实现巴以和平;如果欧洲坚决反对,就很难与俄罗斯达成协议。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将不断受到行政无能的困扰。在清理了大量官僚机构之后,他将发现——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现——外交政策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在白宫就可以完成。人员配备不足的官僚机构总是以有意或无意的方式使工作陷入困境。

特朗普不会完全被束缚住手脚。如果他命令军队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甚至从欧洲回国,那将会发生。尽管他自己任命的官员在从叙利亚撤军方面也会给他施压的做法令人吃惊。然而,如果他坚持,他可以设法撤回美国军队,并放弃这些承诺。这样的军力削减将再次巩固他作为和平缔造者的自我形象。

那么,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就好比孤立主义者罗伯特·塔夫脱在1952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击败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但在此过程中却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没有理由认为,特朗普的浮夸、自怜、前后不一、好斗的自恋和软弱会在第二次奇迹般地战胜一位更受欢迎的民主党对手后减弱。与施莱辛格所描述的更为传统的“回到最初”的孤立主义相比,他那急躁多变的“美国优先”版本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

首先,这将永远玷污美国稳定和可预期方面声誉。如果特朗普以三个州极微弱的优势当选,可能会被视为侥幸,这会是美国一种新版本的政治病毒,近年来,这种病毒折磨着众多民主党控制的州。对于外界观察者来说,第二次选举将会发出更糟糕的信号——要么是体制存在根本性的缺陷,要么是美国经历了某种道德崩溃。无论哪种情况,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日子都将结束。这个建立了国际机构、确立了自由和法治的基本价值观、支持盟友的国家将不复存在。当然,美国仍将是一个大国,但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大国。

丛林法则

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一直令不少人不安,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但对那些严厉批评他的人来说,他再度连任的结果可能更糟。这将意味着世界回到一个没有法度的丛林世界,类似于混乱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而更糟的是,因为不会再有一个美国在外面,可以唤醒和拯救它。

相反,世界各国将以激进的方式寻求生存发展,任何有利于扩大权力的工具都将被最强大的理性合法化。各国将更容易获得核武器,并考虑使用暗杀、有针对性的生物武器和常规颠覆来确保自身安全。威权制度的吸引力将会增加。

此外,即使是一个大国,美国也会因内部不和而受到严重削弱。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举团制度和共和党政客的巧妙操纵而取得的,这将导致政治不稳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共和党在普选票方面注定失利,因为它的大部分支持者是些人数不断减少且日趋老龄化的选民,而共和党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的对手也是如此。美国街头已经发生了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很可能还会有更多。可能不会发生全面的内战,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两党对政治领袖的围攻和谋杀——所有这些都是在胜利的特朗普和他愤怒和激进的对手的怂恿下发生的。当然,美国的外国敌人也会想方设法地煽风点火。

特朗普再任四年总统的最大后果是最不可预测的。另一个任期可能会迫使人们改变对美国的看法。建国以来,这个国家一直是属于未来的沃土,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一个无论有缺陷和磨难都充满希望的地方,一座在建而尚未完成的城市。随着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到来,美国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座对过去的纪念碑。不是作为一个失败的国家,而是一种失败的愿景,一个衰落的大国,它的时代已经过去。

美国以前也曾面临过这样一场潜在的形象剧变。内战让人们对美国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存在产生了疑问,大萧条让人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产生了怀疑。在这两种情况下,杰出的总统们都受到美国开国元勋理想的鼓舞,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为美国人指引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一些关键立法重点是开放西部,也是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保证,除了恐惧本身,他们别无所惧。

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在2017年1月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特朗普用了一个更具震撼的说法“美国大屠杀”(American Carnage),来形容他所认为的美国凋敝现状。总统接受了一种美国衰落的观点,这种观点会破坏美国在世界上所能做的一切好事。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他所称的“美国伟大”缺乏具体指涉;他的政治吸引力来自于怨恨、受损、对流离失所的恐惧,甚至是彻底的绝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意味着美国将进入一场多方面的危机,可能会像19世纪50年代和30年代那样严重。但这一次,这个国家的领导机制将因为他自己的自恋、无能,以及对一位共和党前任经常说的“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的悲观理解,而陷于瘫痪。

作者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院长;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27/end-american-power

来源时间:2020/10/30   发布时间: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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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特朗普连任失败,“美国优先”政策也会延续

作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白人民族主义身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特朗普“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式的民族主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发挥了作用,但被严重夸大了,正如共和党在2016年和2018年的选举中所赢得的黑人和西班牙裔选票比例缓慢上升,而白人选票比例不断萎缩所表明的那样。很少有人讨论的是另一种身份政治的作用:大西洋身份政治,这种身份政治鼓舞了许多鄙视特朗普的富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欧洲人。

当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中创造了“大西洋共同体”这个词时,它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肯定很新奇。从建国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多数美国人头脑中世界政治地图的样子,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想象的中线,将新世界和旧世界分隔开来。旧世界满是战争和暴政;新大陆,则是一个和平自由的隔离区,至少对白人定居者和白人移民来说是这样。

南方贵族和东北部贵族中的亲英人士常常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英裔美国人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个分支。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不是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犯下的错误,美国人和他们在海外的表亲们本应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英语英联邦的一部分。有时,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也被归并到英国人和他们的海外定居者中,组成一个日耳曼民族大家庭,对他们来说,北大西洋比格兰德河和莱茵河还要窄。

1900年左右,这两种美国身份的概念被一种超国家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小册子宣扬了世界法庭、世界联盟和世界议会的计划。这种“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随着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和后来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创立而取得了胜利。

随后,对这些全球性组织的失望让一些理想主义者提议建立更小的民主联盟。1939年,《纽约时报》的克拉伦斯·斯特利特发表了《当下的联盟:自由大西洋联邦联盟的提议》。他还创立了一个组织,即“民主联邦联盟主义者”,这个组织的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改名,直到今天还存在着。

大西洋共同体和民主国家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与冷战期间的北约成员重叠。然而,1989年以后,民主和半民主政体的增多,造成对“民主国家联盟”的迥异观点,在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民主国家联盟”的概念在一些外交政策精英中颇受欢迎,而建立一个基于共同遗产和文化(如果不是种族的话)的大西洋共同体的观点则更为独特。

超地域的民主理想主义和地域文化认同之间的类似张力,困扰着为赢得跨大西洋自由主义者感情而推行的大西洋主义计划的主要对手,即欧洲联邦制。大西洋主义在华盛顿比在布鲁塞尔更受欢迎。对于大多数欧洲精英来说,欧洲联邦制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之外的超级国家,并能够与未来的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印度抗衡。

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被称为欧盟的同行者。正如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尽管苏联存在种种缺陷,但它是一个新兴文明的典范,而许多亲欧洲的美国人则将一个理想化的欧盟视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第二故乡和未来世界的典范。就像20世纪中期的大西洋联盟主义者在短期内放弃了国际联盟一样,他们认为欧盟是未来全球秩序的一种试点项目,在这种设想里,国家主权将受到劳动力、商品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侵蚀,而弱势群体将受到福利丰厚的国家的保护,而那些不同意自由社会规范的人将因“错误思维”和仇恨犯罪而受到起诉。

对于那些一直关注着英国和其他地方反对欧洲联邦制的民粹主义潮流的人来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许多美国的亲欧派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政治潜流,即使他们在欧洲度假或参加会议,在那里他们只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和同事交往。

英国脱欧公投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一些同事,都是美国人,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难过,他们极度震惊和悲伤。当我问他们,既然我们美国人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为什么要在意这个问题时,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说清。

对于许多美国进步派人士,甚至某些温和的保守人士来说,以“日益紧密的联盟”为口号的欧盟,似乎是包括美国、西半球和亚洲在内的整个世界未来的典范。那些英国脱欧支持者投出的反对票,是在反人类,反文明。他们是野蛮人。他们是法西斯。

特朗普的当选在这类人这儿激起了同样的恐惧和愤怒。当英国的留欧派试图不择手段地推翻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时,民主党人和从未支持过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正发布阴谋论,支持弹劾,试图废除2016年大选的结果。美国建制派的歇斯底里和特朗普的实际作为之间的失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能用心理因素来解释。除了异常温和的外交政策和令人讨厌的个人风格,特朗普其实算是一名相当典型的共和党总统,

所有这些使我相信大西洋主义现在是一种准宗教或部落身份。这一点我在布什时代就有过体会,当时一位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他认为自己不是美国的爱国者,而是“大西洋中部的公民”。当时,他的话让我想起汤姆·沃尔夫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项有喜感的研究:在英国和美国的中大西洋人和其他品种(1969)。沃尔夫嘲讽了像阿拉斯泰尔·库克这样往返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名人记者。在《虚荣的篝火》(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英国外派记者彼得•休洛德就是这种典型。然而,自冷战以来,假想中的“大西洋主义祖国”的东部边界随着北约(NATO)的扩张,一直延伸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边界。

在亲欧洲的美国大西洋主义者的想象中,理想化的欧盟扮演着未来实验室的角色,这解释了他们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密切关注”。以任何理性的标准来看,中国对美国世界地位的威胁都远远大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法国一样,俄罗斯也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拥有席位、在其势力范围内有时存在残酷现实政治的传统、以及有着更大全球重要性的地区大国。

如何解释普京引起左翼的歇斯底里?妖魔化普京似乎让大西洋主义者和欧洲联邦主义者可以把自己国家的民粹主义不满情绪归咎于外部邪恶势力的颠覆,而不是他们执政机构的政策失败。欧盟是伊甸园,普京则是一条策划阴谋导致人堕落的毒蛇。不管是否真心,普京对欧洲社会保守派和国家民粹主义者表示同情,这使得亲欧派将后者视为俄罗斯的棋子,就像冷战时期的反共右翼将民权运动和劳工运动的领导人视为克里姆林宫的棋子一样。

就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异议可以被归咎于由外国资本支持的托洛茨基派“破坏者”一样,许多看似理智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保守派也将英国退欧和特朗普的选票归因于俄罗斯的宣传和对选举的干预。如果不是普京对英国政治的狡猾操纵,英国留欧本来会赢!如果Facebook上没有俄罗斯的宣传广告,希拉里·克林顿可能已经当了四年总统了!尽管特朗普不受欢迎,但如果他再次当选,那么大西洋两岸的大部分权势集团将把这一结果归咎于全能、邪恶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阴谋。在希望拜登获胜的人那里,有小部分原因是那可能会终结歇斯底里的新麦卡锡主义,过去四年来,这种主义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学术和媒体机构。

未来会怎样?对美国知之甚少的欧洲人有时会猜测,不断增长的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将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拉丁美洲或亚洲。除了表现出某种潜意识的种族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寻求有影响力的决策立场的美国少数族裔成员往往完全被精英文化同化,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党派偏见比他们的血统更能影响他们的观点。

拉丁美洲或亚洲也没有为美国人提供有吸引力的社会模式。拉丁美洲已由多党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威权主义,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从北美的角度来看,边境以南的大多数共和国即使不是失败国家,也是欠发达国家。出于不同的原因,东亚国家既不是美国进步主义者的榜样,也不是美国保守人士欣赏的典型。社群主义下,东亚国家对大规模移民的排斥,招致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开放边界的进步倡导者的反感。与此同时,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对东亚的经济民族主义深恶痛绝。从美国人存有超国家共同体的愿景来看,这一共同体既不可能是太平洋共同体,也不可能是美国人想象中的泛美共同体。无论2020年谁入主白宫,人们熟悉的美国在世界上角色的三种愿景——大西洋主义、亲英主义和新世界主义——都可能继续在美国的政治潜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有些人会继续成为大西洋主义者,但其他人可能会宣称,只要民主党再次掌权白宫,美国就已经取代欧盟,成为全球民主革命的中心。

对保守派精英来说,他们似乎延续了亲英的余绪,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加上从保守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理念一致的政治伙伴那里继承来的恐欧情绪。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保守知识分子都被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的理念所吸引,后者被更为自由的大西洋主义者视为与大西洋圈的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新的冷战,而欧盟对北京采取绥靖政策,这个英语圈学派可能会变得更有影响力。

亲大西洋、亲欧洲和亲英都是精英的意识形态。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的教育结束于高中,可能还有一年或两年的社区大学教育,或者几年没有完成的大学教育。这些美国人,不管是不是白人,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去英国或欧洲大陆度假,而且不会把巴黎或伦敦当作第二故乡。

此外,大多数美国白人是工人阶级或欧洲农民的后代,他们逃离了原国家的贫穷或压迫,但后来他们的家人被征召到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参加了噩梦般的战争。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很自然地把欧洲看作是祖先遭受苦难和战争的地方,而不是绿色可再生能源政策和扩大跨性别权利及反种族主义边界的高贵实验室。而大多数不是英国人后裔的美国白人,也不太可能像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那样,把他们当做失散已久的表亲,重新团结在一个庞大而快乐的盎格鲁文化圈里。

尽管这个新世界的南部与危险的旧世界的边界是大草原而不是火地岛,但大多数美国人仍将继续坚持美国是一个新世界的愿景。这些民粹主义的新世界大陆主义者(一个比孤立主义者更少贬义的词)在美国精英外交政策圈子里几乎完全没有代表。由于亲欧洲/大西洋主义进步派和亲英保守派一次又一次地透支了美国公众对他们过于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计划有限的支持,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代表民粹主义的新世界大陆主义者的观点,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周期性地出现政治危机。

因此,不管这是不是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最后一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中几乎肯定会出现新的不计后果的脱轨者,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连任失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仍将继续存在。

作者是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Lyndon B. Johnso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的教授,著有《新阶级战争:从管理精英手中拯救民主》(the New Class War: Saving Democracy from the Managerial Elite)。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2020-election/why-america-first-here-stay-even-if-donald-trump-defeated-171420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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