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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届美国总统面临的台湾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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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  来源：BBC中文网

中国正在准备入侵台湾吗?这是一个在中国许多论坛上激烈讨论的问题，也应该是即将被选出的美国总统最大的地缘政治担忧之一。

这种气氛在10月13日以后愈加升温。在那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部省份广东视察了一个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基地，他告诉那里的士兵，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

在这之后，一些报纸以头条新闻报道暗示，一场入侵迫在眉睫。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属实。但中国专家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亟需讨论台湾的未来。

长期以来，中国与美国已经隔着台湾相互观察许久。北京坚称这座拥有2300万人口的岛屿是中国“不可侵犯的领土”。

华盛顿称，所有关于两岸长期分离的决议都必须是和平解决的。

几十年来，这种令人不安的僵局一直在持续。直到今天。

习近平着眼于他的遗产

但是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现状不再继续。第一个原因便是习近平。

“习近平希望要回台湾，”伦敦大学亚非学院(London’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表示。“而且习近平希望在他将权力交给继任者之前要回台湾。”

斯坦佛大学的中国军事分析专家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称，在台湾问题上引起她警觉的是2018年习近平强行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使他自己可以做终身主席。

“突然间他关于台湾的所有言论都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意味，”她说。“他说自己想解决这个问题在时间线与他作为领导人的合法性与他的任职时间联系在一起了。”

曾教授称，习近平视自己为一个历史伟人，他的目标是，要实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此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们没能实现的。

“邓小平没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他解释称。“甚至连毛主席都没能得手。如果习近平做到了，(他)不仅比邓小平伟大，而是比毛泽东也伟大。”

习近平曾经公开声称，统一台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他实现的“伟大复兴”的时间表是到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那一天到现在还有近30年时间。

但还有其他原因解释，为什么习近平在更多程度上有些着急。

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首先，中国可能很快会拥有可以在台湾之战中击败美国的军事能力。

“在过去20年间，大多数人问及的主要问题是，美国会保护它的盟友和伙伴吗?”梅慧琳称。“这是一个事关意志的问题。美国会帮助台湾吗?但随着中国军队变得更加先进，这个问题已经从他们会不会，变成了他们能不能?”

中国军队从技术含量低的“人民军”转变成为现代化高科技军队的过程，比许多人预测的要快很多。

在去年10月1日北京举行的中共建政70周年阅兵式上，这个变化发生的速度及规模得到了展现。

在熟悉的坦克、火炮及火箭发射器等设备中，也有隐形战机、隐形无人机以及所谓的“高超音速滑翔机”等非常醒目的新型武器系统。这些新系统是为打击美国航母战斗群而设计的，以备他们试图为保护台湾而从中干预。

范内尔上校(Captain James E. Fanell)曾任美国海军情报局(US Naval Intelligence)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管，直到2015年退休。

“我称这是十年关切，”他在新的工作地点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表示，“这是指从现在2020年到2030年，我认为这是最危险的时间段。(前主席)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曾下令，要求解放军在2020年前后拥有拿下台湾的能力。”

“所以，他们在过去20年间一直在努力达到这些要求，争取拥有发动一次针对台湾的军事入侵的能量和能力。”

美国在南海的“失败”

中国也在一直逐步考验美国的决心，观察美国在其盟友受到威胁会做出反应前，中国到底可以走多远。

范内尔上校认为，美国在这些测试上一直没有过关，从而使得中国在2012年取得了对菲律宾沿海的黄岩岛(又称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的控制，之后又没有做出任何行动阻止中国在南海域内建立一系列大型人工岛礁基地。

“2012年4月至6月发生在斯卡伯勒浅滩的事情，是自1975年美军直升机从西贡那些使馆建筑物屋顶上空起飞以来美国在亚洲最大的外交政策失利，”他表示。他指的1975年的事情是美军在越战中战败。

“那是一场灾难，当我们没有做任何行动捍卫菲律宾的时候，这真的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国家信誉。”

台湾事关的不仅是中国收回所谓的“丢失的领土”。如果控制了这个岛，北京将得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所称的“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梅慧琳称，中国对台湾的胜利将完全彻底改写亚洲的战略版图。

“如果中国确实就台湾发起战争并获得胜利，他们不仅将可以统一台湾，这基本上还将会是我们所知的美国在亚洲的领导角色的终结，”她解释道。“所以，从中国角度来看，这其实有很多好处。”

目前在华盛顿，台湾面临的威胁正在日益增长已经是两党共识。作为对中国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特朗普政府已经批准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其中还首次包括先进的空对地导弹。

误判美军的风险

然而目前，如果台湾受到袭击，美国会如何做仍然是一个远未清晰的问题。范内尔上笑称，这是一个错误。

“从历史上讲，我们知道由于科威特政府缺乏支持，使得萨达姆认为他可以随意进入科威特，”他解释称。“我们知道在朝鲜战争中，模棱两可的声明使得中国和苏联认为他们可以在朝鲜半岛发起攻击。如果我们不明确说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是谁，以及我们会多努力捍卫他们，那我们会让他们陷入危险之中。”

但是曾教授称，习近平也应从过去的冲突中吸取一个教训。虽然比预想的要晚，但美国的确还是帮助了大韩民国，以及科威特。他表示，中国不会低估美国在遇到挑衅后的军事意志。

“美国军队的精神是他们会战斗、战斗、战斗，”他表示。“如果中国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在做打算时更加谨慎一点，这样或许会减少出现误算的风险。”

如果你算上新冠病毒带来的愤怒与猜疑，以及贸易战、华为调查、双方互相关闭领事馆及驱逐记者，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已经降至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来的最低点。

目前双方都有呼吁下一届美国总统放下敌意、回归对华接触的呼声。但与我交谈过的人均认为，过去那个接触的模式已经失败。

他们表示，下一届美国总统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更加诚实、更加强硬，且美国需要更加明确它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盟友的义务与意图。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8

旧文章ID：23332

美国大选之后，中美脱钩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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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中国是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核心外交议题。现任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挑战者拜登互相攻击对方的对华往绩。

特朗普抨击对手对中国软弱，表示如果拜登胜选，“中国会拥有美国”。拜登则批评特朗普与中国等国的“恶棍”领导人来往甚密。

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都声言，若上台，将采取对华强硬的政策。

在特朗普执政的三年多来，“脱钩”逐渐成为美中关系的关键词。美国大选之后，中美脱钩将呈何种态势?除了对华脱钩，美国有别的选项吗?

就以上问题，BBC中文驻北美记者冯兆音近日专访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经济资深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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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经济资深顾问甘思德(Scott Kennedy)

90到95分钩紧的中美关系

BBC：“脱钩”成了中美关系近期的热词，在你看来，它是什么意思?

甘思德：脱钩意味着减少两个国家的互相依存度。它原本是一个来自中国、而非美国的想法。人们担忧依赖中国的市场、科技、资本等等会为美国带来经济与国家安全上的威胁。他们因而认为，当互相依存所致的威胁上升，最好的方法是脱钩、减少联系。在过去两年，这个观点越来越受到关注。

BBC：中美脱钩的现状如何?是全面脱钩，还是也有钩得越来越紧密的范畴?

甘思德：情况很有意思。因为疫情，两国的联系不如以往紧密。我很久都没经历时差了，我的中国朋友也有一段时间没往美国跑了。当然，在高科技的领域，人们熟知美国限制华为购买美国科技及市场准入。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如果一个完全钩紧的中美关系是100分，我们如今大概在90到95分。在一些方面，我们其实比以往都走得更近，例如在金融。在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资本比起去年翻了一倍。所以，在某些领域，我们设立了更多限制，然而在某些领域，我们联系变得更紧密。

越来越明晰的是，美国各地正渐渐认识到一个观点：在一段双边关系中，威胁是必须管控的部分。如果它们无法被管控，我们必须减少相连性。CSIS刚刚做了一个面向美国、欧洲、亚洲意见领袖以及美国公众的调查。很有意思的是，不到20%的受访者认为全面脱钩是个好主意。但是每个类别之下，特别是公众，都有高比例的受访者认为，对华为或其他中国公司设限是值得的。没有人真的赞成全面脱钩，他们支持的脱钩是小范围的。

自从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和采用其他行动以来，美中贸易基本上维持在2017年的水平，在一些领域有下滑。中国将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也在进口来源上多元化，但尽管有关税，两国的贸易量依然相对比较高。同时，大部分商业、高科技贸易和投资仍然在进行。最大的改变是没有人在两个国家之间往来了。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学习的中国人数量下降，出于安全原因，旅游交流目前也大幅减少。在金融范畴内，我们依然处在全球经济当中。所以改变了的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一些供应链和商业关系是具有高黏性的，很难改变。一些人说，我们把所有公司把工厂从中国挪到越南或者印度去吧。但你没办法打个响指就做成这件事。中国有很多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公司和它们的生产，这是很多其他地方不具备的条件。而且一些公司是环环相扣的，你不能只搬一个，一搬要搬整个行业。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不过我确实认为，尽管目前的脱钩程度有限，未来脱钩可能达到的程度是相当高的。人们说美中是体制之争。如果两个体制无法找到方法与对方合作，说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语言，我想我们会经历更加显著的脱钩。

BBC：完全的脱钩会是怎样的?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甘思德：美国与中国的经济高度相联。很明显，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但那只是一部分，这些产品背后还有大量创新和研究。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大学里深造或在美国企业里工作，而美国企业在中国有数十万计的员工。微软最成功的一些人工智能项目是在中国的实验室里研发的，很多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科学家帮助了他们。所以脱钩在这些领域将会十分困难。

然而，尽管这些领域的脱钩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发生，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当国家安全与经济问题产生矛盾，华盛顿的抉择显而易见。

在北京也是同样，中国对云计算、社交媒体行业的美国公司，甚至对于BBC都有各种限制。在某些领域，我从没看到中国“接钩”。在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深圳，习近平近日发表演说，称中国需要自力更生，特别在高科技领域。两国的国家主义思想都高涨，这将会导致进一步脱钩。

从理论上看，美国和中国可能完全脱离，双边贸易量有限，基本上形成一个分开两支的国际经济。但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国际经济)碎片化。因为美国中国的紧张气氛高涨，可能我们会看到全球的贸易和投资下滑，紧接着人们对游戏规则产生巨大分歧，进而对国际贸易组织(WTO)等多边组织的重视下降，更看重单边主义。那将是跟我们如今截然不同的世界。

世界需要选边站

BBC：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两者的脱钩将如何影响世界其他地方?

甘思德：美中脱钩将会产生一连串的效应，对于某些工厂和企业来说，这可能是个利好，他们可能成为取代中国的生产地。如果把供应链系统搬到区域性中心，多个地方可能受益。但在高科技领域，你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有好坏的双重用途，那你可能被迫选边站，只跟中国或只跟美国做生意。又或者我们要在两边建起极佳的防火墙，让两边的生意完全独立，或必须找到能让两边都能满意的体制。这个情况会让很多国家、公司、学生、雇员都进退维谷。

BBC：联合国秘书长最近警告这一趋势，他说，世界面临被分裂成两部分的风险。这样后果有多严重?

甘思德：美国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在苏联瓦解之后，人们一度认为中美间的争斗会马上发生，然而并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国如今的关联度，是当初苏联与美国没有的。数十万中国人如今在美国学习、旅行、投资。这不是关乎把中国变成一个有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而是关于建立一个系统能与西方相融，并且进行大量改革。

这些我们发展出来的共同利益，缓冲了我们在政治上巨大的分歧，例如对台湾的看法。所以说，如果我们脱钩和减少关联度，那会减少我们的共同利益，也是我们政治矛盾的缓冲区。那不仅仅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重要。

以台湾为例，40%的出口销往中国，数百万台湾人生活在中国，两地有大量的贸易与投资往来，中国对台湾的科技十分依赖，特别在信息与通讯技术上。难以想象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在经济方面互不往来。这显然并非阻止争端在台湾和中国之间爆发的唯一阻力。但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争端的成本大幅减少，那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升高。我认为，全球的关联度增加战争成本，有助于降低争端的可能性。当然，通过脱钩我们可以着手解决其他国家安全问题，例如不再泄露科技技术等等。这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有得有失。

中美谁将是赢家?

BBC：在你看来，如果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与科技领域进一步脱钩，谁将是赢家?

甘思德：总体而言，我认为美国在科技和经济竞争上更具优势。然而，我认为尽管这是一场竞争，最终的得分会比较低。两边都会受损，尽管美国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必须记得这是一个全球经济，不只是两个国家。而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以二比一打败对方，而是提高整体的得分。如果得分不高，就说明经济发展停滞，没有创造就业，无法提供医疗，像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问题和气候变化得不到解决。所以我们想要找到一个跟中国交流的方式，既能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又能够提高经济得分。挑战就在于我们能否管控两个体制的紧张关系，同时试着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BBC：华盛顿似乎主导了近期多个回合的脱钩，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对脱钩已做了诸多行动。两国的哪些举措导致了现状?

甘思德：中国对向外界开放一直存有疑虑，就像打开门但装上纱网，免得让全球化的苍蝇害虫、精神污染趁虚而入。中国从未100%完全开放市场，他们如今经济变得更发达，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在社交媒体、云计算等种种科技领域施加了新的限制和规则。

在中国的很多商业领域，如果你想做生意，你必须接受合资。这是一个保护中国经济的重要防御机制，还有对国有企业的保护。中国作为脱钩概念的发源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萌发了这个想法，因为他们当时担心中国会被美元主导的世界所控制。脱钩最初是围绕美元的，近期则聚焦在科技上，在中国已经被谈论多时了。

美国在2019年初左右进口了这个词，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这跟美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是一致的。美国对全球化的疑虑、对制造业与工作机会流失的恐惧，跟美中争端和一些来自中方的表态，将我们带到了如今的局面。

BBC：除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美国有别的选择吗?

甘思德：首先，面对中国不公平的竞争手法，无论是知识产权盗窃还是国有企业的补贴，美国显然需要自我防卫的措施。我们需要担心国家安全、需要出口限制和投资限制的措施。但它们必须是有针对性的，非常精确的，针对最重要的科技和军民两用科技。我们还需要一个机制来认证全球企业的服务和技术资质，看他们能否被信任、被纳入到我们的生态体系当中。我们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机制，但大部分都是单边主义的，不是全球性的。

我们还要多元化我们的供应链。我们不需要撤离中国，但必须要减轻对中国作为供应商和市场的依赖程度。

同时，我们要做好应对紧急情况的准备。如果我们遇上一个危机，例如正在发生的疫情，我们要有足够的防护用具和药品供应，无需在地球的另一边加紧生产。

我们还需要企业机制，帮助我们在跟中国企业做生意时保证安全。例如TikTok，现在商议的解决方式是与甲骨文合作，沃尔玛也是投资方之一。这么一来，美国也拥有这个公司的份额，或能有一定程度的运营控制、接触到源代码、决定数据存放地点、确保没有内容审查。这可能是其他中国公司能在美国或西方做生意的一个潜在模式。这跟中国的合资模式类似。我们能探索这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体系可以如何整合。

在这基础上，美国应该在科研创新上加大投资，在各科技领域继续领跑。而且要让这些科技进入市场，特别是一些处于劣势的社区，如今美国存在一个巨大的数码鸿沟。每一天都有人难以在家办公或学习，因为他们无法承担宽带上网的费用，或者网络根本就没覆盖到他们所在的区域。我们要加大对各种科技的投资，并且确保更多美国人能使用到它们。我认为这将帮助美国保持在科技上的领先，不仅相对于中国，还相对每一个国家。

美国大选之后的美中关系

BBC：许多观察家认为美中关系跌至历史低谷，你有多担忧?美国大选过后，双边关系会如何发展?

甘思德：我对美中关系的趋势非常担忧。我对两个国家的现状感到忧虑，这些情况作用到双边关系上。两个国家都在往高度民族主义的方向走，内部有很多分裂与冲突。过去几年里，中国的专制主义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不仅在新疆和香港，在整个国家都是如此。在美国，我们连对现状都无法达成共识。我认为这让两国很难找到共同点，当一方采取自卫措施，另一方也报以同样的举措。

无论明年1月起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还是拜登的第一任期，挑战是他们如何与中国找到某种平衡，即便双边关系很大程度是竞争，能否有一些合作。

我认为美国有自我修正的能力，通过竞选、地方层面的改变、公民社会。我认为美国会在方针策略上作出某种改变，试着解决自身问题和与中国打交道。

我最大的担忧是，在中国会发生什么呢?习近平的政府会愿意搏一搏、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妥协，尝试找出一个我们和平共存的方法吗?这不是迄今为止他们在做的事。他们说想要合作，而(关系变差的)责任100%在美国一方。这无法让我们向前迈进。他们会愿意改变吗?如果他们愿意，我想我们还有机会来解决问题。

事到如今，我认为双方都觉得作出改变很困难。我们可能要做好准备，紧张关系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并不是我乐见的，但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8

旧文章ID：23331

决战摇摆州 特朗普打经济牌 奥巴马巡回为拜登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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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BBC中文网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选举日越来越近，两党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 )及拜登(Joe Biden)都在做最后的冲刺。今年大选因为战况胶着，“摇摆州”再次成为两大党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为左右竞选胜负的关键。特朗普这两天前往密西根以及亚历桑那州，拜登则在乔治亚州启动他的最后冲刺。

同时，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台湾译欧巴马)高调到佛罗里达州为拜登站票引人瞩目。

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麦当诺(Michael McDonald)分析，这次大选的投票人数将达到约1.5亿人，占合格选民的65%，是1908年以来的最高投票率，将创下纪录。

摇摆州冲刺

这次选举外界分析有9个摇摆州：德州、俄亥俄州、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爱荷华州、北卡罗莱纳州、亚历桑那州、宾夕凡尼亚州和明尼苏达州。

拜登在周二(27日)就闯入传统共和党票仓乔治亚州，在竞选活动抨击特朗普是个骗子。他又说，特朗普对冠状病毒的处理等同“投降”。他在温泉城(Warm Springs)大会，誓言要成为“不分裂我们，但团结我们美国人的总统”和一个可以“治愈这个国家”的总统。

自1992年以来，民主党在总统大选中就没有获胜过。但民调显示，民主党在这个南部州与特朗普民调不分上下。

特朗普则在密西根州第一大城兰辛市(Lansing)开启他这周的造势之旅。

上一次，他意外的在这个知名的摇摆州内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外界评估，谁能拿下密西根及佛罗里达州，是此次大选的关键。

特朗普打经济牌，并向群众说，若拜登获胜，美国的“经济复苏”不会到来。他特别向该州妇女喊话，“你的丈夫，他们想重新就业，对吧。我们正在让你的丈夫找到工作。”

星期三(10月28日)，特朗普到了亚利桑那州，他的炮火向大型科技和互联网媒体公司发射，认为他们不报道指控拜登涉贪的新闻，重申自己被媒体针对，十分不公平。

德州意外成摇摆州

本年美国大选的一大看点，是德州竟然变成双方差距甚微的战场州。但是上次大选，特朗普是以九个百分点的差距轻松压倒对手对手希拉里。但此次德州成为“摇摆州”令外界惊奇。

外界分析，德州此次两党差距缩小的原因，在于许多大城市，譬如这几年德州经济发展持续，大城市如达拉斯(Dallas)或休斯顿(Houston)有许多大型公司企业迁入。因此，众多来自加州等“自由派”民众搬到德州，让该州的民主党票数增加。

来自台湾的移民潘哲蒲告诉BBC中文称，来美多年，他从未看到那么激烈的选战，竞选看板及标语充斥在德州大街小巷。

潘哲蒲已经把票投给了民主党。他解释说，除了“自由派”选民移入德州之外，他个人认为这次疫情的关系重创德州，因此德州人对于共和党籍的州长及特朗普防疫政策十分不满。“德州一开始时候，比起纽约市，疫情并不严重，但州长在特朗普的要求下解除封锁等防疫措施，德州旋即成为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州，确诊人数全美最多，失业率来到了8%。”

不过，虽然自由派的人数渐增，德州仍有许多忠诚支持共和党的人口，特别是在该州大城市之外。同样来自台湾，目前住在休斯顿的刘小姐告诉BBC中文，他们家族1949年后从中国到台湾，再移民到美国数十年，全家都是忠诚的共和党支持者：“我们家族是冷战时期的老中华民国派，坚持反共，但认同共和党价值。我认为，美国是中产阶级支持起来的国家，奥巴马在任八年，却试图打击中产阶级的生活及价值，譬如将移民与非法移民混做一堆，炒作种族议题，我的非裔朋友反而不喜欢奥巴马那一套。”刘小姐说。

奥巴马巡回摇摆州

就在拜登计划在未来几天继续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佛罗里达州竞选造势时，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10月27日也到佛罗里达州为拜登拉票。

在大城奥兰多(Orlando)举行的选举大会中，奥巴马警告民主党选民不要“自满”或“懒惰”，让特朗普像2016年一样从后面追上，拿下胜利。

各界也在等待，高人气的前第一夫人米歇儿‧奥巴马(Michelle Obama)是否会现身替拜登站台。

无论如何，美国此次选举空前激烈。“摇摆州”到底会属意谁拿下大位，左右选情。此外，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推动的投票浪潮下，超过6900万美国选民已经通过邮寄或亲自提前投票。

根据民调，特朗普在距离选举日的一周，还处于落后状态。

但是，根据港媒“香港01”报导， 2016年大选做出最准确的民调公司之一，拉斯穆森民调(Rasmussen Reports)最新民调显示，两人差距开始迅速缩小。该民调发现，拜登的领先幅度从2星期前的12%，缩小到了一周前的3%，而现在，特朗普甚至领先一个百分点。

分析：特访普的最后冲刺

BBC驻北美记者安东尼·泽克尔(Anthony Zurcher)

如果特朗普下周输掉白宫大位，那将不是因为他在竞选过程中没有全力以赴。

周二，他在密歇根州兰辛市开启了为期三天的跨州多处巡回造势活动。尽管小雨夹杂着冰块在机场坠落，气温徘徊在冰点，但仍有数千人等待几个小时为求见总统一面。

特朗普回应群众的欢呼声说：“我可是拼了命在做事。”人们一度回应说，“我们爱你”。

在大会上，美国总统继续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其中包括他对对手拜登并不意外的残酷言语抨击，以及对这个以汽车工业为主的州，在有关移民和贸易的话题上即兴发表的言论。

他再次批判该州的民主党籍州长惠特曼(Gretchen Whitmer)用强硬的手段防止新冠病毒蔓延。回应特朗普，民众以熟悉的口号，“把她锁起来”(Lock her up)的口号表达赞同。

众所皆知，密歇根州可能是2016年美国大选的最大惊喜。尽管当年选举前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大幅落后对手克林顿，但结果是特朗普在这州险胜。

如同上次选举，这次民意调查显示密西根的数据对特朗普并不乐观，但共和党人在造势大会后告诉媒体称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在该州仍有胜算。

密歇根州若能再次为共和党制造另一次惊喜，便是为特朗普连任开了大门。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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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凯：美国的第一次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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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凯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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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传》，[美] 罗恩·彻诺著，张向玲、高翔、何皓瑜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党争是美国政坛最为显著的表现，风平浪静之时也会争执不休，每逢重大事务或是关键时刻，两党之间更是相互攻讦、势如水火，大有你死我活之势。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美国的建国者们对于政党大都没有好感，华盛顿在1796年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警告美国人当心党派的危险。“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明确表示，“我们遭受的痛苦……主要是党争精神用来败坏我们公共管理的那种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麦迪逊不仅看到了党争的危害，还对其实质洞若观火，并且给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后麦迪逊自己也加入了杰斐逊阵营，与时任华盛顿内阁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展开了唇枪舌剑的大辩论。为了占得先机，杰斐逊甚至不惜动用公帑扶植党羽，成立报社作为舆论阵地，不断攻击对方。而汉密尔顿也非善类，他也成立一家报社，并且频频撰文反击杰斐逊一方。一时之间，美国政坛硝烟弥漫，各为其主，党同伐异的形势愈演愈烈，令华盛顿在位时期确立的和谐局面毁于一旦。孰是孰非，未有定论，但是如果对这次大辩论进行考察，的确能发现其背后体现的党派因素，从而对美国党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美国史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汗牛充栋，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修正共和派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和戈登·伍德相继出版著作，对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来源提出质疑，认为杰斐逊等革命领袖更多是接受了英国反对派乡村辉格党的观点，而汉密尔顿则继承了英国“宫廷党”的衣钵，因此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之争就是英国宫廷党与乡村派辉格党斗争的延续。这是从外部影响的角度分析双方辩论的实质，其逻辑严密，结论令人信服。但这种宏观的分析与总结多少显得过于理性，缺乏对人物的感知。要知道杰斐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彼此之间也是时敌时友，其中的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完全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包括传记作家等，明显加大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杰斐逊和麦迪逊先后担任美国总统，属于政坛主流，关于两人的著作向来不少。而汉密尔顿由于特立独行的性格和前卫激进的举措，时人对他多有诟病，一直都被史学界忽视。不过2004年，企鹅出版社推出罗恩·彻诺所著的《汉密尔顿传》，改变了这一局面。该书被称为汉密尔顿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书中特别关注了汉密尔顿在当时被主流政治忽视甚至攻击，而在后世却逐渐显现出其高瞻远瞩性的主张，如对强大中央政权的强调，以及矢志发展工业的决心，并对这些主张进行了当代意义上的重估。以此为契机，美国史学界出版了许多关于这三位国父的著作，其中就有《初心：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和美国的缔造》。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如彼此的信件往来、报刊文章等，从他们之间的关系入手，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展现了从1780年到1793年总共十几年的一段历史。作者安德鲁·尚克曼在写作过程中并没有采取立场，避免褒贬扬抑，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在书中没有任何盖棺定论的言辞(也没有人会这样做)，但是我通过设身处地地分析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所在的处境，来构造我的故事，表达我的看法”。

这十几年不仅见证了三人由合作逐渐走向交恶，同时也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即美国从邦联走向联邦，并且制定出宪法，颁布了包括《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方面的文件。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杰斐逊、麦迪逊与汉密尔顿之间的关系在这十三年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780年代中期、晚期和1790年代。

在第一个阶段，三人之间有诸多共识，当时他们都经历了残酷的独立战争，尤其是汉密尔顿还亲自走上战场。作为华盛顿的军需副官，汉密尔顿亲眼目睹了军队的困境。1780年代初，由于缺乏征税权的支持，邦联议会发行的纸币已经一文不值。士兵与军官的薪饷经常被拖欠，有时他们得到的只是以债券形式发放的一纸空文。然而即便如此，在没有征税权的前提下，邦联议会连债券都无法兑付。孱弱的邦联政府处处受制，各州政府则各自为政，在重大问题上拖沓延宕，虚与委蛇，从而导致经济凋敝，机构一盘散沙。麦迪逊也同意汉密尔顿的观点，即军队所受遭受困境的根源在于州政府独享大权。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多次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后者在邦联议会任职，同样深感召开议会进行议事的难度，当时经常出现各州代表数目不够而导致会议取消的窘境。因此，三人达成一致，即中央政府必须有征税、管理贸易，制定各州都必须遵守的法律等权力。汉密尔顿对当时的形势还有一个看法，也就是除了州政府的掣肘之外，缺乏理智的民众也乘混乱之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而少数官员出于谋取选票的目的对此也推波助澜。例如，以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毫无原则地迎合民众的无理要求。克林顿最初担任州长时，正值英军将战火烧到纽约，其行政管理部门被摧残得所剩无几。于是，一些普通民众便乘机填补空白，在战争造成的混乱当中，克林顿迎合了大多数普通纽约民众的意愿，因而大受欢迎。在纽约的东北部地区，克林顿允许小农场主继续拥有从富人那里夺来的土地，并且准许他们从纽约州独立出去，建立新州佛蒙特。克林顿也向民众承诺，只要他们重建并尊重州政府，那么战争结束后，他们的利益也将得到保证，许多革命战争之前的佃户都能够继续拥有他们在战争中抢来的土地。克林顿任职期间，纽约州还发行了大量的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这无疑有利于欠债者，因为他们可以以远低于最初借债的代价来偿还借债。于是，富人的财富因贬值而缩水，贫穷的借贷方成了受益者，克林顿也因此稳坐州长的宝座直至1790年代。汉密尔顿将民众的行为称为“肆意妄为”，认为他们会滥用自由，侵害少数富人的权利。鉴于对178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形势的分析，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都认为国家有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深渊之虞。

不过，尽管汉密尔顿、杰斐逊和麦迪逊三人之间在1780年代中期有诸多共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时，就会发现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有极为明显的分歧。例如，在1780年代早期，汉密尔顿就开始构想其财政体系的总体框架，为发展工业的远景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杰斐逊和麦迪逊则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以农业立国，并且以农业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为西部扩张、农产品的自由贸易与全球市场提供保障。与杰斐逊的方式相比，汉密尔顿的财经规划显然复杂无比，简而言之有三点：第一，建立一个享有征税权和借贷权的政府。第二，成立一个国家银行，将其作为强大的中央政府与共和国中富人们之间联系的纽带。第三，给予国家一种“受众广泛的价值媒介”，这一点的实现是以前两点的完成为前提的。所谓“价值媒介”实际上指的就是联邦政府发行的货币、债券等。于是，双方的不同开始显现，虽然当时三人的私交不错，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上他们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切的根源还在于三人不同的出身背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来自西印度群岛，出身贫寒，甚至连生父都不知是谁。由于年少时才华横溢，乡里乡亲不愿意看到他明珠暗投，埋没于瓮牖绳枢之所，于是便凑钱将他送到纽约国王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从情感上讲，他对北美大陆的任何一个州都缺乏依恋或归属感，他更愿意把美国看作是一个超越任何州的利益的联合体。杰斐逊与麦迪逊都出身于南方种植园主家庭，弗吉尼亚独有的乡绅文化氛围使得两人在举手投足、为人处世方面带有高贵自信的气质。值得指出的是，杰斐逊并没有颐指气使的做派，也并未视民众为草芥，而是将财富与责任感等同起来，正如史学家刘祚昌所言，“弗吉尼亚的这些绅士都有一种强烈的公共责任感，感到参加管理殖民地是责无旁贷、自己份内的事”。于是，弗吉尼亚的乡绅阶层与普通农民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信任，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形成了北美殖民地一幅独特的景象。这是杰斐逊推崇的农业理想国的模式，与汉密尔顿的构想相去甚远。

第二个阶段恰好与美国宪法的制定时期重合，其特点是汉密尔顿与麦迪逊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杰斐逊则与他们稍有不同。事情的起因是来自于1786年爆发的“谢司起义”，该起义的原因在于对英战争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导致农民收入锐减，从而无力偿还债务，深陷破产的边缘。于是，一些退伍军人在丹尼尔·谢司的领导下发动叛乱，试图解决农民的困境。杰斐逊对起义大加赞赏，当时他作为使节出使欧洲，他听说了事件之后，对起义者带有法国大革命的斗志高度肯定，为此还发表了“自由之树必须时时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使之鲜绿常青”的著名论点。但是汉密尔顿对起义没有任何好感，因为它表明，如果不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进行各州事务的管理，民众对某一事件的不满情绪势必会扩大和蔓延，继而引发严重的后果。起义的原因表面看来是农民不满州政府对他们利益的漠视，强行征收选举人头税，但从深层次而言，这是民众对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认识而造成的。谢司具有极强的煽动能力，短时间内聚集了一大批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汉密尔顿担心像谢司这一类的人通过正当程序进入州政府或是立法机关，从而对美国的秩序构成巨大的威胁。谢司起义也对麦迪逊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观点与汉密尔顿类似。他认为，仅仅通过加强中央政府管理各州之间事务的权力对于改变现状是不够的，中央政府应当“凌驾于州立法机关之上”。而不是仅仅得到征税权和管理贸易等新的权力。一直以来，麦迪逊都担心大多数人会滥用自由，侵害少数人的权利。谢司起义发生之后，麦迪逊更加相信，在共和制度下，多数对自由的危害要远大于少数。为了宣传并说服民众，麦迪逊在1787至1788年间年与汉密尔顿以及另一位政治家约翰·杰伊共同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为制定新宪法营造舆论氛围。正是在这部文献中，麦迪逊谈到了党派，他认为党派无论大小都极其危险，但是我们无法消除党派，只有与之共存，禁止党派存在是不现实的。一个公平合理的政府应该在保持由多数选举产生的同时，能够防止多数人的胡作非为。既然无法消除党派，麦迪逊的解决之道是控制其影响，方法之一就是扩大国土面积，也就是向西部扩张。麦迪逊和杰斐逊都认为，土地是保证永久自由的先决条件。而汉密尔顿对此却不以为然，宪法制定之后，他就开始着手打造酝酿已久的金融帝国。

在第三个阶段，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关系由公开争论走向彻底决裂。1789年，乔治·华盛顿被一致推举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随后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杰斐逊为国务卿。虽然都在华盛顿内阁任职，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快显现。汉密尔顿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其金融计划，该体系必须极大依赖于增加新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杰斐逊和麦迪逊则希望建立新的全球贸易体系，让农民能够自由地出售农产品。在当时，为了遏制新兴美国的发展，英国严格限制美国商船进入西印度群岛，同时英国船只也垄断了美国出口商品的运输。不仅如此，英国还不断压低美国生产的船只价格，让生产商不敢投资于船只建造，害怕美国制造的船只无法同英国制造的船只竞争。麦迪逊认为英国是妨碍公平竞争的罪魁祸首，其推行的政策完全偏袒己方，试图牢牢控制美国的经济。当1789年7月法国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继而掀起追求自由的大革命浪潮之时，麦迪逊对此深感鼓舞，他认为革命的法国才是美国依靠的对象。但是汉密尔顿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感到害怕，这让他联想到乔治·克林顿治下的纽约州，民众的肆意妄为如果失去控制，美国又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为此，他将注意力放到了英国，诚然英国在当时并不受美国人的欢迎，但是毕竟两国同根同源，语言、风俗、民情大致相同，经济的互补性也很明显。因此，从长远来看，英国应该是最安全的伙伴。此时，汉密尔顿实际上已经知晓麦迪逊的亲法反英态度，他在给英军少校兼加拿大总督的副官乔治·贝克威思的信中表示，“他(麦迪逊)和我在最终目标上有相同的看法……但是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巨大差别”。虽然汉密尔顿一语中的，但是他无法解决这一根植于出身背景所产生的差异，决裂只是时间问题了。

1790年1月9日，汉密尔顿向国会发表《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他对该报告寄予厚望，因为可以借此实现三个目标中的两个——公共信用和流通媒介，并且为第三个目标——建立国家银行做好准备。但是，汉密尔顿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一个月之后麦迪逊首先发难，他以双方在债券兑付问题上的分歧为切入点，坚决反对汉密尔顿建立公共信用的方法。为了安抚来自南方的麦迪逊及其支持者，汉密尔顿以迁都作为交易，将首都搬迁至弗吉尼亚州波托马克河畔的偏僻地区。这一方案换取了麦迪逊在国会投票过程中的默许态度，最终报告得以通过。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麦迪逊希望将新首都设在偏远地区，能够遏制经济的无序发展，让投机者无处可去，纽约、费城等大都市正是被这些投机者弄得乌烟瘴气。麦迪逊的担忧不无道理，1790年12月13日，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了《关于美国银行的报告》，将国家银行的设立与国家的金融、税收和借贷能力结合起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他的具体计划是，银行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分两万五千份发行总额为一千万美元的股票，每份价值四百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时整个美国都只有五家特许银行，其总资金加起来不过三百万美元。这一大胆的计划受到了麦迪逊的强烈反对，他反驳了汉密尔顿援引的促进全民福祉的宪法条例，并得到了杰斐逊的赞同。但是汉密尔顿的报告最终在议会通过，华盛顿签字生效。

为了方便筹集资金，汉密尔顿将八百万美元的银行股票用于私人资本购买，并且允许用公债购买银行股票。于是一些精明的投机者看到了机会，他们利用获取到的内幕消息，去往全国各地低价收购政府在革命时期发行的公债，以此作为购买股票的资金。1791年7月4 日，国家银行的股票相继在费城、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的股票市场开始发行。受到利益的驱使，人们狂热地购买银行发行的股权票据，在7月4号发行当天价值二十五美元的票据，到了8月10号就涨到了三百二十五美元。在这场全民投机的行动中，有一位颇为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汉密尔顿好友，并且曾担任助理财政部长的纽约富商威廉·杜尔。杜尔利用获取消息的便利，大量买入银行股票，并高价卖出，甚至不惜向高利贷借债来购买股票，行为十分恶劣。1792年1月到4月，狂热的股市开始下跌，泡沫终于破裂，杜尔也因负债累累而锒铛入狱。汉密尔顿动用了政府的偿债基金，才勉强使得股市不至于崩溃，可是美国的经济也因此大伤元气。

杰斐逊和麦迪逊一开始就强烈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认为他不计后果地追逐金融利益无异于舍本逐末。为了全面展开与汉密尔顿的对决，1792年7月两人出版了名为《关于使政府违背真实原则的记录》的备忘录，其中都是对汉密尔顿的批评和谴责。也许认为仅仅出版文章还不够，两人准备开立一家报社，来发起民众抵制腐败的金融计划。为此，麦迪逊请来了大学同学菲利普·弗雷诺，杰斐逊委任他担任美国国务卿办公室的兼职翻译，薪水由政府负担。不过弗雷诺的主要任务是开办《国民公报》，与亲汉密尔顿的《合众国公报》分庭抗议。双方以报纸为阵地你来我往，猛烈攻击对方的政见。虽然对战激烈，语气充满火药味，但是就观点而言都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总的来说，杰斐逊和麦迪逊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君主主义者，妄图在美国恢复君主制氛围;汉密尔顿则指责杰斐逊和麦迪逊煽动民众，会使美国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境地。

自此以后，美国政坛开始出现泾渭分明的两派，尽管时代不同，主张各异，但是双方在围绕关键问题的争论方面都是剑拔弩张，甚至恶语相向，可以说这一切与三人确立的先例不无关系。

延伸阅读：

Andrew Shankman, Original Intents: Hamilton, Jefferson, Madison, and the American Foun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Gordon S. Wood, Empire of Liberty: A History of the Early Republic, 1789–18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罗恩·彻诺著，《汉密尔顿传》，张向玲、高翔、何皓瑜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9

旧文章ID：23329

多数美国选民愿意接受大选结果 专家：选举乱局被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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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之  来源：美国之音

从美国情报单位警告外国势力干预大选，到政治人物质疑选举舞弊的可能，2020美国大选结果能否取信于众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无论最终谁当选下一任总统，大多数美国选民都会愿意接受大选结果。专家指出，美国人没有那么政治化，对选举乱局的担忧被夸大了。

根据路透社和益普索10月25日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79%的受访者愿意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其中包括59%的特朗普支持者。7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接受特朗普当选，其中包括57%的拜登支持者。

这一民调对2649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1039位特朗普支持者和1153位拜登支持者。

对此，美利坚大学新闻学教授理查德·贝内代托(Richard Benedetto)说，

“我们美国人没有那么政治化。。。。如果美国人是非常政治化的，我们会有25个政党，非常庞大，各式各样的政党。但我们没有。我们有两个主要的政党， 一个被认为更倾向自由派， 一个被认为更趋于保守， 因为我们美国人没有那么政治化。”

他补充说：“美国选民一直以来都能够接受大选结果。即使在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之间的选举闹到法庭上，我们进行了一场法庭斗争，我记得直到12月16日，我们才得到最高法院的最终决定，确认了选举结果。一旦选举结果确认了，就是最后终结。对人们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输了的人可能不高兴，而获胜的人可能很快乐。但事实是，政府继续运转，小布什担任了八年的总统。”

然而，一些美国媒体将重点聚焦在不愿接受选举结果的少数选民身上。对此，曾经担任《今日美国报》驻白宫记者的贝内代托(Richard Benedetto)说，这样的报道不够公正客观。

“我们媒体应该是诚实的。我们应该诚实地给受众传递信息。如果我们想扭曲事实，我们是可以这样做，但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为公众服务。但是，如果媒体是诚实的，他们不会专注于负面信息。”

在不愿接受大选结果的人中，许多人担心选票舞弊。特朗普总统一直强调，邮寄投票的方式可能导致舞弊行为。而拜登在最近的一段视频中说，他的团队创建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广泛、最具包容性的防止选举舞弊项目。

专家认为，虽然舞弊行为确实存在，但非常罕见。部分原因是这样做难度很大。因为即使有人愿意冒触犯联邦法律的风险，也存在许多保障措施，包括个性化的投票条形码和选民数据库的签名匹配验证，因此在个人基础上进行选举舞弊极其困难。

贝内代托说，“最常见的一种舞弊是找到在这一年里去世的已登记选民，以他们的名义寄出选票， 因为他们的名字仍在登记名单上。这是一个常见的方式，但没有多少人能用这种方式(冒名顶替)。”

《华盛顿邮报》对允许普遍邮寄投票的三个州的研究发现，"在2016大选和2018年中期选举中，在邮寄的约1460万张选票中，只有372个案例可能是双重投票或代表死者投票，占总票数的0.0025%。“

亚伦·温申克(Aaron Weinschenk)是威斯康辛大学格林贝分校政治学教授。

“我认为有关选民欺诈、操纵选举的说法被夸大了。操纵总统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选民欺诈事件比例非常小。因此，我认为，关于美国选举的某些方面有很多错误信息。”

今年以前，美国已经有3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允许选民无理由缺席现场投票。今年因为新冠病毒流行，几个以前没有向所有人提供邮件投票的州在今年大选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有些州允许选民以新冠作为要求缺席投票的理由，其它一些州完全不要求任何理由。全美国只有五个州的选民需要有理由才能申请缺席投票。

截至10月27日，全美国已经有超过7千万选民提前投票。

温申克说：“我认为，这表明人们认为这次选举很重要。他们认为这很有趣，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很多人已经出来投票了，这让我觉得很有希望。你知道，人们一直在抱怨美国缺乏公民参与，我们可能有望在这次选举中看到选民参与度创纪录。所以对我来说，这告诉我，人们在认真对待这次选举。他们认为这很重要。他们想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9

旧文章ID：23328

伍俊飞：理解深层国家 善用美国理性力量

伍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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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俊飞  来源：末谈国是

深层国家(Deep State)作为一个政治术语，近年来频繁被提出，并成为阴谋论者最好的谈资。曾为美国哈佛燕京学者的伍俊飞先生对这一概念背后利弊进行了深入解析，提出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利用这些重要力量。 

伍俊飞：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深层国家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

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需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

第三世界的深层国家主要由武装力量控制，在历史上曾经常推翻民选政府;而西方的深层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利益联合体，主要通过影响民选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则因国而异。

作为一个理性自利的非正式社会建制机构，西方深层国家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特定的价值偏好，尊重和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并非妄图统治全世界、奴役人类的妖魔鬼怪。

即使是保密等级最高的情报机构，它也存在于尊重传统的理性的建制体制当中，服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对民选政客负责，并没有无视民选政客而独立存在的全球性议程。

深层国家的各个组织单元当然拥有因分权制度设计而产生的部门利益，但这既是多元民主允许的存在，也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宪制的维护，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

制约民粹势力

在本质上，西方深层国家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理性建制力量，与民粹主义势力存在明显利益和价值冲突。

在民粹主义者的眼里，深层国家是人民、国家和政府的公敌。希特勒为了获得权力，一直把掌握金融机构的深层机构视为德国的控制者，指责他们是德国苦难的始作俑者，把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犹太人被妖魔化为万能的替罪羊，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错误和无能上转移。

民粹的特朗普政府否认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指责情报机构通过泄密或其它手段来阻挠特朗普施政，声称情报官员伙同留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处心积虑地打击特朗普政府。

深层国家与选举产生的政客无疑存在矛盾，但这有利于实现对民选政府特别是政府民粹力量的制衡。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现代社会的运转依赖有着专业技能的企业家、公务员、职业军人、经理人、专业人士等等，而他们正是构成西方深层国家的核心力量。

政府雇员的职能在此方面比较有代表性。政府雇员无论如何不会违背、反抗政客的指令，但可以在执行命令时加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和情感。如果政客胡乱或者错误地发号施令，那么政府雇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力所能及的修正。如果政客明显越界，决策缺乏科学、法律甚至常识基础，政府雇员会考虑挑战甚至抵制政客的决定。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公权力构成约束的良性平衡机制。

在2020美国种族骚乱中，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军进行镇压，但不仅高级将领集体反对，甚至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都公开表示不支持特朗普的决定。

深层国家敢于向政客讲出真话，要求其根据法律规范和理性精神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府顾问大多是学者或专业人士，无论是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还是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都会从学理、专业的角度为政府服务，但大多并不会持特定的政治立场，基本属于中立的力量。他们基于专业精神为政府提供的建议或批评，有利于政府的政策保持理性。

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行政权通过行政立法迅速扩权，立法权逐渐弱化，而行政权的民粹化在特朗普时代已经成为现实。这种情况下，深层国家代表的理性力量对美国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就变得尤为重要。

充满臆想的阴谋论

通俗作家经常把深层国家想象成反民主、反公意的见不得阳光的小集团。他们把深层政府理解为精英政府、财阀政府、军阀政府，认为在民选政府背后存在一些“造王者”，把持朝政，为非作歹。

阴谋论者更进一步，声称深层国家实质上统治民主国家，践踏民主，破坏政治程序，摧毁法治基础。他们声称民主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影子政府，近乎封建特权，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府组织，秘密操纵国家的内政与外交，议会、总统或者总理以及法官都受其摆布，不敢损害其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们声称深层国家存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能够通过自己伸向社会各界的触角，动员强大的资源来达成自己的国内和境外目标。

事实上，构成深层国家的机构和人员只是维护自身利益，并非为了故意损害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无论公务员还是军人，都是为政府打工的雇员，需要养家糊口，有着七情六欲，有自己的专业信誉、判断和知识，也存在能力和视野的不足。那些被称为造王者的政府供应商、法定机构、民间社团、智库等等，在宪法的允许下，可以合法地与选举产生的政客合作或者保持距离，社会找不到合法理由要求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牺牲。

由于深层国家各组织的价值观取向不一致，利益存在冲突，其存在是多元化、碎片化的，所以很难说民主国家存在一个强大的单一深层政府。

内部各组织的分散状态使深层国家无法进行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达成系统性政治目标。他们各自为政，大多关注与自身相关的单一议题，比如劳工组织关注劳工福利和权益，气候变化组织关注极端气候，卫生组织关注流行病的蔓延等等。由于利益分散，深层国家很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本身就弱化了其影响能力。

美国的深层国家

美国的深层国家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财政部、华尔街、军工集团、新闻媒体、硅谷高科技企业等。它们与民选政府相互支持，分享利益，比如美国财政部需要华尔街的配合才能监控国际资金的流动和执行国际制裁，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需要硅谷的配合才能监控本国国民和外国要人的通讯往来。

然而，美国各界对深层国家一直持怀疑态度，而相关信息的保密更是引发诸多疑惑。1961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卸任告别演说中，公开表达对军工复合体左右美国政策的担忧。

美国的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人员来源广泛，大多数来自美国的普通家庭，并没有职业行为之外的特权。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遵循理性的专业逻辑，薪金中等，收入透明，没有机会积累财富。

与国会议员和政客们相比，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人员更代表平民而非权贵的利益。情报机构内部设置多样化，力量分散，各机构之间存在竞争与制衡关系。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由选举产生的政客任命，因此系统本身很难形成享受公信力和威望的领袖，无法挑战政府的权力。军人和情报人员至多能稀释政客的命令，但是无法拒绝服从命令。

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和华盛顿的官僚之间存在着旋转门，华尔街不断向政府提供资金和人员。美国许多财经高官出身华尔街，包括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亨利·保尔森等等。

华尔街对华政策倾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企图以此迫使中国推行符合其利益的改革;另一方面，华尔街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和投资机会。

咨询公司奥纬咨询预计，中国散户的可投资财富将从2018年的约2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41万亿美元，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自然不想错过这一诱人的市场盛宴。尽管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但华尔街不完全支持特朗普推动的与中国“脱钩”政策，美国金融界人士拒绝配合其对华政策，反而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中国抗疫成功，经济逐步恢复，加上目前超过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率水平，这些事实成为华尔街资本不断涌入中国的强劲动力。

许多硅谷公司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为政府部门提供企业主动收集的用户信息。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著名硅谷公司都曾加入NSA的棱镜项目。大多数硅谷企业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赚取高额利润，但近年来它们对中国的自主研发、国产替代政策不满，希望借助美国政府改变中国的科技追赶政策。

在华为、中兴、抖音事件中，硅谷的企业都配合甚至积极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但这并不意味着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与美国政府完全一致。日前AMD和英特尔公司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继续向华为正常供应芯片，这是对此最新的注脚。

美国政府理解硅谷企业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资产，因此不可能不顾及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作为全球第二大市场，硅谷企业可以暂时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往来，但并不希望永远和彻底放弃中国市场。

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宰白宫，美国政府都积极外包关键的政府服务，目的在于获得物资和装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作为承包商的军工集团一直试图在海外寻找敌人，长期破坏国际和平局势，挑起国际纷争，近年来它们为寻求扩大国防开支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

然而，它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与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关系。在激光、雷达、声纳、夜视仪、导弹制导和航空发动机所需的稀土材料方面，中国是其唯一供应国。在军用太阳能电视、燃料电池和飞机液晶显示屏等领域，美国大量使用来自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

承包商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有时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为了降低成本从而谋取高额利润，他们经常从中国采购大量产品和物资。承包商可以通过与政客私密的关系，通过游说来恶化中美关系，也可以以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

在美国的社会团体中，共济会属于兄弟会中的精英团体。共济会总体上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知识守护和创新群体，相信造物主是宇宙的创作者，是一位理性的有着丰富科学知识的存在，赋予宇宙以井然的秩序;相信人能够以理性为途径，不断凭借自己的努力完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完成人生的价值与使命。共济会重视会员的兄弟情义，有时候出现徇私枉法的案例，这是被社会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共济会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吸引了西方大量知名科学家、学者、王室成员、企业家、银行家、政客、专业人士参加，共济会由此可以对财富和权力发挥巨大影响力，这令其成为民粹攻击的目标，但实际上共济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普通人，共济会的会所也遍布英美普通社区，其私密程度还不如中国企业家组团创办的私人会所。

不幸的是，共济会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连许多著名舆论领袖也不遗余力地传播共济会阴谋统治全世界这种说法，相信共济会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世界政府和由其制定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而中国是共济会重点针对的目标。

作为一个信奉科学与理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实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有着特殊价值观的利益集团。共济会对全球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它只是参与全球博弈的众多力量之一，而且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势力的对立面。

政策建议

当前各界一致认为围堵中国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共识，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是铁板一块，也不意味着中国在美国完全没有可以合作的力量。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入主白宫，美国的深层国家都在无声地运行，而其理性和专业的精神、与美国政府的不同利益都是可资联合的力量。

在崛起的最后一程，中国宁愿面对一个理性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民粹力量，或者一个标榜政治正确的好莱坞表演团。

对于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中国宜视其为理性博弈的对手。美国军情部门是高度专业化的理性行为体，行为选择基于清楚计算可能的收获与代价以及对手的反应，从而确保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

美国军情机构拥有长期的战略和战术实践，形成完备的战略和战术管理体系，不仅将自身的评估、规划、执行与控制等理性环节与国家安全管理流程有效对接，还促进了国家安全力量建设从战略、理论到能力的有序转化。军情机构理解核武威慑、战略平衡、博弈论、灵活反应等现代安全概念，是中方可以对话和谈判的对手。

对于硅谷和华尔街，中国宜继续巩固和促进互利共赢。对于硅谷而言，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之外最重要的伙伴与市场。中国在电子、半导体、机械和设备领域已全面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中国既是供应方，也是最大的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占全球产出的38-42%。中国为全球生产90%的个人电脑、90%的手机和70%的电视机。2017年，中国市场消化了全球手机销量的40%、全球个人电脑销量的19%。中国已成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既是稀土等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电子元器件的组装者，还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

对于华尔街而言，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逐步得到满足。中美发生技术和贸易战以来，中国陆续发布了金融领域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的政策和措施，让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华持有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甚至开办独资公司。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总规模高达47万亿美元，华尔街公司一心致力于提升其在华市场份额，进入中国市场的美资金融机构数量显著上升。随着中国上市公司在明晟(MSCI)和其它全球指数中的权重逐步提高，进入中国市场的华尔街资本将会持续上升。

对于军工承包商，中国宜维持有限利益交叉。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策略，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不断强化国防能力，军民融合战略应运而生。美国军工集团由此致力于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开启军民用技术互相转化道路，夯实军民一体化科技与工业基础。这种政策导致美国军工企业的民用部门从中国进口大量零部件甚至在华直接投资生产，而军工生产所需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也来自中国。中国尽管制裁了一些美国军工企业，但没有必要将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化。

对于共济会，中国宜主动接触，重点引导，为我所用。作为一个信奉西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非政府国际兄弟会，当代共济会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全球金融自由化，并追求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既是共济会的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混合经济体制发展，更部分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通过接触共济会，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中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熟悉国际金融资本运作，扩大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影响力。这显然有助于我们管控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本文原载于天大报告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9

旧文章ID：23327

刚刚，五中全会公报出炉！中国时隔55年再提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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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汉城  来源：旺角黄汉城

今天下午，持续了4天的五中全会顺利落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未来五年的中国做出重大战略部署。

刚刚，新华社发布了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字字珠玑，透露出了几个重大信号。

第一个信号

出现了“备战”

中国很可能会在时隔55年之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再次出现“备战”的词眼。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要求在"三五"计划期间，也就是1966年-1970年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第三个五年计划强调备战，有着极其复杂的时代成因，以及地缘政治格局。

当时，中苏交恶还在持续当中，中美也还没有开展兵兵球外交，尼克松访华还是在1972年，中美之间的正式建交还需要几年之后。

为应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中国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实属自然。

这一次全会公报，以较大的篇幅提到了国防和军队建设，这在五年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当中，是没有的。

而且，它还强调了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要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协调发展，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虽然具体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几天后才会发布，目前还没有看到完整的版本，但是全会既然已经提及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相信这个要求和精神，大概率会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

当然，这不是近年来中国的决策中心唯一一次提及练兵备战。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会议报告中提出——加强练兵备战，有效遂行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亚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武器装备加快发展，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两者的不同在于，上一次提及加强练兵备战，背后紧跟着的是海上维权、反恐、护航等。而这一次紧跟着的，是“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第一，是指向的不同，过去捍卫的利益属于政治上的边缘利益，这次是捍卫核心利益。

第二，“发展”上升到了跟主权、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损害、阻断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也要坚决说不。

个中韵味，着实耐人寻味。

值得一提的是，五中全会公报中还提及：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毫无疑问，我们正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二个信号

对于港澳的描述，出现了微妙变化

十三五规划对港澳台的表述是“支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发展，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进程。”

这一次的公报则是说，“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对于港澳的表述，从支持长期繁荣稳定，变成了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大不相同。

支持的意思是说，港澳在前边闯荡拼搏，需要什么资源和条件就吼一声，中央会作为强有力的靠山，帮助港澳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事情当中，港澳自身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保持则有一点能动性调换的意思，未来中央会变得更有主导型，去主动维护港澳所取得伟大成绩，防止不良因素的扩散。

对台湾的表述反而没有变化。这是因为，不管台湾省内的形势如何变化，它自始至终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三个信号：实体经济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这一次，公报提及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这是一个新的表述。

五年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没有提到实体经济。而在随后不久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当中虽然有所提及，但分量显得偏轻——“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过去的五年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把根基打牢就好了，属于战术领域。未来五年是要紧紧围绕着实体经济布局，把实体经济视为重中之重，属于战略领域。

众所周知，上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中，经济长期有脱实向虚的趋势，大量资本没有流向实体经济，反而流向房地产，造成了一系列后遗症：

第一在社会领域，房地产的高杠杆造成贫富分化，先上车的人迅速积累了巨大资产，掉队的人需要耗费几代人的生命才能追赶上，对于阶层流动性，对于社会公平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大量青壮的劳动力要么为首付所困，要么为房贷所困，制约了内需的释放，不利于内循环的构建。

第二在金融领域，高房价的泡沫始终高悬头上，成为今天金融系统性风险当中最大的灰犀牛，从而压缩了国内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弹性空间。

第三在制造业领域。高房价对人才和企业造成了挤压效应，制造业被遏住发展的步伐，产业升级、技术革命都受到了阻碍。中兴危机、华为风波等美国对华科技战中，深刻反映了脱虚向实的危害。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成了未来五年的重中之重。它是中国制造2025精神的另一种阐述方式。

就在几天前，媒体报道说《中国人民银行法》即将迎来17年的首次大修。《征求意见稿》将“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明确写入立法目的，引导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定位。

未来脱实向虚的组合拳，会打的更加坚定和凶猛。

第四个信号：长江中游城市群或将迎来大礼包

公报提及：“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新型城镇化都不是新概念，但在十三五规划中，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是分开表述的，而十四五规划却将这两者组合到“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子级集中。

这样的组合与叠加，可能是为了“内循环”提供最优空间支撑。

此外，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对国家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有重要保障。遇上非常时期，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也方便将国家的战略纵深最大化。

""

比如说成渝双城经济圈，就在内循环的大背景下，成为第4个国家战略的城市群，得到了高层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横空出世，是中国优化空间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大措施。

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还还没有正式公布，相信里头会含有前瞻性的规划，以及重磅红利。

为了在国内一盘棋的基础上，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未来五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也很可能会成为第5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城市群。受益者，是武汉、长沙等城市。

此番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表述，显然带着很高的政治智慧与执行的灵活性。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9

旧文章ID：23326

杨子：川普是你和我的总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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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子  来源：海客范

作者：杨子，原名杨贵葆

教育心理学博士

爱莫瑞大学终身教授

前爱莫瑞大学牛津学院

体育健康舞蹈系主任

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中国武术六段

日本空手道黑带三段

庚子年，真非常年也。连连的天灾，人祸，瘟疫，加上人心的分裂，感觉好像我们都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大变动的前夕，前途看起来迷茫未卜。

先来看看美国大选的选情，这也是中国和美国大多数华人目前最关心的问题。

尽管川普之前的很多刺激经济的政策我挺喜欢，但我个人观点认为他已经不适合继续当下一届总统 。因为我认为他如果继续执政，美国将会越来越分裂。坦率的说我来美国33年，第一次感觉到美国呈现出乱相，而且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的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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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美国、分裂的美国

今年不但有黑命贵运动和其中极左和犯罪分子引起暴乱，还有川普的粉丝，极右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推波助澜，双方都在表演，两者之间不可调和。坦率的说，和平抗议是每个美国公民的权利，我想大多数就是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也会尊重你的权利。但由于抗议而引起暴乱而不谴责不制止就是对犯罪的纵容。实际上就是这些极左还是极右的人才是美国乱相的真正根源。我们多数的华人都对黑命贵造成的暴乱极其反感，很多人也因此站着川普一边，认为川总才是法治和社会安定的代表。那我问你一句，你对川总支持的白人至上主义怎么看?

我和这些朋友的观点恰恰相反。从川爷这近四年的表现来看，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极右的种族主义者。他和拜登两次辩论之后 ，我就更加肯定了我的这个看法。尤其是回头看看他这一、两年的政策，你能够看到，他敌视外族移民，敌视留学生，更别说大部分来自南美非法移民了。表面上看，他自称在保护美国的国土和边界安全，深一层去看可以看出他不欢迎除了白人以外的任何其他种族。他公开宣称他不欢迎穆斯林，不欢迎从穷国来的人。虽然他没有公开宣称他不欢迎华人，但从他对华人移民和留学生的政策，他的潜台词就是不欢迎。他自称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我不相信。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强行的把四千多个孩子跟父母分开?我相信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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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同大多数的华人一样，我也特别讨厌黑命贵运动造成的暴乱。但美国那么多地方暴乱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其中两个原因就是极左的民主党的推波助澜，还有极右的川总统的火上浇油。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在种族动乱时，不但需要强调法治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也更需要是理性的让步，妥协，听取不同的需求和意见，开辟对话通道。看看我们川总统在动乱的表现，他不仅不安抚，还关闭对话通道，只是一味的执行他强硬的政策，从而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多，最长时间的抗议和暴乱!

作为总统，他不知道什么是安抚、妥协、调和，而是火上浇油，挑动群众斗群众。看看川普在威斯康星州，群众喊口号要把民主党州长关起来，他跟着一起喊。这个女州长前些天差点被十三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绑架了!而绑架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响应川普总统的号召，推翻民主党执政的州政府。还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的白人大兵，公开宣称响应川总统号召，要杀掉中国黄鬼 Chink。

我个人认为选他绝对会继续引起美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美国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尤其是黑人和白人之间。作为美国的总统就应该，和必须是各个种族之间矛盾的调和人。纵观川总执政这几年在这方面的政策和行为，好像他从不会主动去调和种族矛盾，或者根本不愿意，不屑去调和。不但不去调和，而且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加深分裂。他的行为表示，他只想当白人和极右派的总统。我断定如果他当选，只要有机会，黑命贵运动就一定会越来越闹腾，美国也会因此越来越分裂。

回到了歧视华人时代的美国

我们华人自己觉得自己是模范少数族裔。在和平时期，没有人给华人任何的少数族裔的优惠。而美国一旦动荡起来，华人弱小的政治力量很难起到作用和改变什么。那你就像是别人砧板上的肉，无论那个种族都随便拿捏你。看看川普最近，叫 COVID-19 病毒是“中国病毒”、“功夫病毒”，你不管怎么反对他照样叫。但是，作为总统，他的言论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他的这些言论和行为正在伤害我们华人。很多人的孩子在学校和工作单位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歧视，而且这种歧视会在川普的治理下越演越烈!再看看微信的问题，我们华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用微信这个平台，他却以微信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非要把它封了。而我们一批挺川的朋友还在充分利用微信平台给他造势，不知他知道了会怎么想?我想他绝不会因为你用微信支持他而不封微信。微信对华人的重要性他的幕僚应该告诉过他，他很清楚。但他也许他根本就不在乎华人这点可怜的选票，也不会在乎你们华人对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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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别人选谁跟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如果是朋友，更不应该在乎人家是民主党，共和党。在美国这种民主大环境下，除了极右或极左，大多数都是中间偏左或偏右的人。我就是因为奥巴马的一些极左政策后来偏右支持共和党。应该说大多数人都是在正态分布的中间。但我们目前有一批华人，因为支持川普，不遗余力的妖魔化左派，好像你不支持川普就是脑残，就是支持黑命贵暴乱打砸抢。扪心自问，这种非黑即白的言论是不是太极端了?不客气的说，发表这种极端言论的人不是居心不良，就是没有真正理解美国民主的真髓。美国民主的真正意义是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意愿的权利。人民拥有平等参与公共政策的参与权，民主的基石包括集会及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平等、公民权、选举权、生命权。把同你不同看法的人当作敌人，极像是极右川爷的腔调， 按照他的看法，左派的民主党就没有一个好人。说实话我的很多朋友都支持川普，我从来都很尊重他们的选择，也基本不发表任何言论试图去改变别人。最终是你自己的选择，不管什么选择都可以，选对选错自己高兴明白就好。

刚刚一个朋友说起了一件事情，说他在今天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华人专业人士群里看到以下这样一段转发的短信：

“我是一个做工程生意的。想说几句关于总统选举的话。我日常打交道的几乎都是白人男性，工程师一类，也大多是支持 Trump 的。说实话，这几年工程生意日子不错。但是作为华人，我的感觉却是越来越差。只要是个会，不管是政府开的还是例行会，不出三句话，反华的言论就会出来。虽说不是冲着谁，但是对于思想狭隘的人，我这张脸就是中国。最近杰城政府做了一个针对少数族裔生意的不平等调查。结果表明在工程项目中亚裔生意有明显的 disparity。大家都知道，公司里最好的工程师往往是亚裔，如此的差异，只要四个字可以解释：殃及池鱼!我的一个孩子在上大学。最近一次在开学校 Zoom 会议的时候，忽然有人插进来大喊‘中国人滚出美国去’。尽管我的孩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仍是惊恐不安了好一阵。在这一个大选的关键时刻，如果你对两名总统候选人都不满意，两恶取其轻，请你为 Biden 投票!如果你欣赏 Trump,也请你考虑为 Biden 投票，因为 Trump 的反华立场，即使只是说说而已，会很快的波及到我们这些华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大多是两手空空的来美国发展的。能有今天是出于勤劳智慧和这个国家对移民的相融相吸。如果没有了大环境，就没有了我们的今天，没有了立足之地。所以，我希望大家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下一代在美国的生活和发展，投 Biden 一票!我不会去和谁争论辩解孰是孰非。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我也有两个亲身经历，第一个是刚刚发生的。这个月初去女儿家，回来时从新墨西哥阿尔伯克基上飞机后，一个光头白人排在我身后，当我把手提箱往行李厢放的时候，他故意靠近我，不知什么意思，眼光里充满了仇视，我放好了一个箱子，放另外一个之前跟他对视了一会，他最终退后一步，我才把箱子放上去。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得到他对我的敌意，没有其它任何原因，可能就因为我是他们眼里的 Chink。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二十几年前，博士毕业后找工作，去田纳西杰克逊一个大学面试。故事发生在面试后回佛罗里达的路上。当时我们一家四口开到阿拉巴马州，路上儿子和女儿饿了，我开车开始寻找快餐店路旁的广告牌子。开了好久，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麦当劳的牌子，想都没想，就从出口下了公路。当时记得是在阿拉巴马州的一条快速路上行驶，路是半封闭，隔一段就会有交叉口红绿灯。没想到从出口下来后麦当劳不在路边，只好沿着指示牌往一条小路里面开，好像开了至少三英里才进入一个小镇，小镇很漂亮干净，古色古香的建筑和教堂。也看到小镇路旁的的麦当劳。停好车，带着孩子就冲进了餐店大门。进门以后突然发现很安静，抬头一看有很多白人，男女老少，个人或者家庭，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有各种眼光，惊奇，鄙视，探视，漠然冷淡。有两人竟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面容冷漠的用眼睛盯着我们，感觉像是在看动物园的动物。我和夫人都傻了，儿子小倒是不知怎么回事儿，继续嚷着要食物，女儿觉得奇怪转过头看着我们用眼光询问。我冷静下来，对夫人说，你带孩子先去洗手间，我来点餐。她带着孩子离开，我装作若无其事，直接走到柜台点了外卖，拿到车上，迅即离开了这个让人压抑的地方。几十年以后还会时常想起这件事情，尤其去高速公路边上的麦当劳，印象极其深刻。

有个以个人意志为中心的总统的美国

不客气的说，黑命贵运动是左派和政府的较量，督促司法改革。打砸抢是极左和犯罪份子借此闹事。目前看来，伤害我们华人的犯罪大多是图财不害命，当然也有少数特例。但极右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一旦抬头，对华人的侵犯可能会要你的命，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

就疫情这件事情上，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川普说美国控制住了。武汉封闭以后，从中国飞回美国三万人，到美国机场，根本没有人管，问都不问就放行。封闭有什么用?这三万从中国来的人、加上欧洲旅游回来的人，里面有多少带病毒者根本不知道，不爆发疫情才怪。当时川总如果一开始就重视和控制从疫区回来的外来人，疫情不会到今天这一步，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作茧自缚。

还有一件事我特别想不通。我们川总不但不相信科学，还把戴口罩政治化，妖魔化。很多傻的可爱的他的粉丝还真的特别相信他，去他的竞选活动都不戴口罩，到处传播病毒。记者访问他们为什么不戴口罩，他们同川总一个腔调。他的下属 CDC 主任一再告诉公众戴口罩的重要性，他完全不听。作为美国总统，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都要把它复杂化，只能说他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什么，科学，专家，对他来说只是有用就用，不想用时就把你一把摔开。就像他对待 NIH 富奇博士，不可思议。

""

我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我认为川普不代表真正的共和党保守主义，很多共和党资深人士都这样认为。我定义他代表的是以川普为中心的主义和理念，强调对他绝对忠诚。他的内阁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否则你就走人。看看这几年他的内阁走马灯的换人，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的以自我为中心。

美国因为奥巴马政府后期极左政策泛滥，因此诞生了川普这样的总统。美国民主需要有他这样的人来刺激一下。但我个人认为他作的过分了，也可能这就是他极右的本来面目。如果他没有把疫情搞砸，如果他抑制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不拉仇恨，开展对话，我想很多人都会选他。可他有自己的一套，就是他要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以自我为中心。所有人，所有事都必须围绕这些开展。我可以断定，如果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制度国家，他一定是一个独裁者!他已经不适合当美国的总统。

有很多朋友选他因为他们认为他经济搞得好。实际上懂一点经济发展的人都应该明白，经济本身是有自己的周期和发展规律的。总统制定的政策会刺激经济发展，但并不能决定经济的发展好坏。再者经济搞得再好，遇到疫情不会处理造成今天泛滥成灾的局面，自己把自己搞垮了。我来美国33年，遇到经济最坏的时候都是共和党执政的时代。川总这两三年好不容易挽回了共和党的一些面子，但由于不会控制疫情又砸了锅。回想历史，希特勒当年也把德国的经济确实搞上去了，但由于他的极右法西斯主义，最终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

还有一点就是川普是一个到处拉仇恨的总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好总统?可爱他的人爱的死去活来，但是恨他的人也是恨之入骨，这是什么总统?川普也有可能只想、只愿意做支持他、爱他的人们的总统。所以只要是民主党州长的州，他会不断的指责，不管这些州干什么都不合他的胃口。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公开号召他的极右粉丝去推翻这些州政府。幸好美国司法独立，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 FBI 也是相对独立的系统，才能够及时制止了这些极右白人至上组织的阴谋，否则有两个州的州长都要被干掉!

对立的美国能回归到妥协的美国吗?

还有感觉现在的没有那个媒体比较客观，他们在政治上都有倾向性，而且反川的比较多。最典型的是两大对立媒体 CNN 和 FOX NEWS 。我时常两个都会看看比较一下。觉得他们的新闻全都不客观。一个爱川，一个恨川。但我觉得我们主要还是看我们的川爷这几年做过什么，他正在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至于现在很多川粉的文章，很多人以拜登儿子的事情攻击拜登，把拜登妖魔化，对这些我不予置评。但我只相信一点，拜登如果真的犯了罪，川普的司法部长早就把他搞掉了，还能等到大选最后关头?川普最近还在指责他的司法部长没有把拜登搞倒。我最近研究了一下拜登的四十七年的历史和政治生涯，他不是川粉妖魔化的坏人。试问他一个已经退休的老人图什么?他就是因为川普的极右倾向而出来竞选。有百分之55以上美国人相信他的人品。而看看我们川爷，民调认为他是历史上被评论最差的总统。当然挺川的人绝对不会相信这些民调，他们大多还在期待着像2016年一样的十月惊奇。我真心的祝你们好运!

我只想说，拜登没有挺川的人说的那么不堪，而川爷也没有你们美化的那么好。有人说川爷对华人友好，我绞尽脑汁，想了再想却怎么都不能找出他做的那一件事证明他对我们华人友好?我目前看到的都是他满嘴的“中国病毒”、“功夫病毒”，封微信，限制中国留学生，没有一件事情看出是对我们华人友好。试问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那里得罪你了?公开歧视限制的政策不但给我们这些求学的学生和家庭造成了种种困难，也给我们所有的大学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上的损失。这些损失包括给我们降工资。

我们亚城华人挺川的朋友大都旗帜鲜明、不遗余力的造势支持。支持拜登的人也有一些人公开自己的观点。文章也是，看到反拜登民主党的文章很多，我的很多微信群里都有。仔细研究了这些文章的来源，基本都是从国内论坛公众号来的。这些文章极力美化川普，丑化拜登。其实大都是别有用心，博人眼球，请求打赏，不值一提。可笑的是川普要封微信，而我们华人支持川普的朋友充分利用了这个平台为他助选。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川普是商人CEO。我也接触过几个CEO。我个人感觉这些CEO的共同点是他们大都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哲学，目标明确，但经常变化调整，说变就变，说干就干，说走就走。他们的下属必须同他们的目标一致，顺应他们的变化、为他们服务，他们执行力较强。很多私人公司都基本上是这种模式。但作为一个总统，治理一个国家，我个人认为不能用这种管理公司的模式。尤其在美国这种三权鼎立，相互制衡的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的总统要有宽阔的胸襟，能团结所有人，让步妥协，给对立党表达意愿的机会，才能统一协调治理好国家。而不是像川普，到处攻击不同政见的人，心眼极小。他就像是一个骂街的老太太，你们都见过，我也就不必一一举例。或许可能他的有些政策是对的，但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不接受任何其他人的意见，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共和党失去众院中期选举跟他有直接关系。以至于后来他被众院弹劾，都是同他偏执的思想和性格有关。

在美国的民主政体下，无论极左阵营还是极右阵营都会永远存在。但需要在民主法制下制定政策和法律限制，压制这种极端主义的泛滥。我认为美国现在面临最重要的现实是两点，一是控制疫情，二是调和种族矛盾，压制极左或极右思潮。只有这样，美国社会才会恢复和正常化。美国现在需要选一个总统来干这些事情，而我认为拜登目前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最好的候选人。我断定如果川普当选，极左和极右思潮都会继续泛滥。原因很简单，因为以川普为代表的极右不会妥协，极左也不会退让，美国只能越来越乱。

我个人觉得目前拜登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性当选。我也不会因为他的当选而那么兴奋，只是会舒一口气，庆幸多数美国人民的选择。美国民主选举每过四年或八年就会矫枉过正，让美国人民在民主的道路上永远不偏离大方向。如果川普当选，幻想他会吸取教训，对右倾有所克制，真正走共和党保守主义的路，而不是极右。我估计对川普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好像不太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让我们相信美国人民的选择没有错!如果错了，就让他乱一阵子吧，最多再等四年，看你川普走不走!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8

旧文章ID：23325

法律的审判：等待连任失败的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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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ra Scannell and Erica Orden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译者：刘京津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The legal reckoning awaiting Donald Trump if he loses the election

来源：CNN

作者信息

卡拉·斯坎内尔和艾丽卡·奥登(Kara Scannell and Erica Orden)，CNN新闻撰稿人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若特朗普不能够成功地连任总统，那么他会失去总统职位的庇护，面临一系列的指控，不仅是对其个人违法行为的诉讼，还有对特朗普公司的违法操作进行调查指控。许多律师与检察官都已做好诉讼的准备。

若特朗普连任失败，比起打点行李，他可能还要处理更棘手的问题。

如果没有总统职位的庇护，特朗普将接受多项调查，以查明他个人和他的公司进行的金融商业交易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同时，他也将被指控诽谤。一些女性称特朗普性骚扰，其中包括指控他强奸的前杂志专栏作家吉恩·卡洛尔(E. Jean Carroll)，而特朗普否认了指控。还有人谴责他滥用了总统职权谋划个人利益。

作为总统，特朗普之所以能够阻止和推迟几项调查和要求特朗普上交退税记录等诉讼，部分原因是他享有总统特权。目前有许多事件已经在审理，无论特朗普是否再次当选总统，特朗普都将遭迎面痛击。

最近民调显示，拜登在竞选中保持领先，如果特朗普输掉大选，他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纽约检察官发起的刑事调查等多项法律问题将在选举日后的几周内成为焦点。

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前联邦检察官哈里·桑迪克(Harry Sandick)说到：“从各方面看来，若特朗普竞选失败，检察官和一些民事案件原告向特朗普提起诉讼的难度将大大减小。例如，他要求在刑事案件和国会传票案件中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这样他就不受传唤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他享有总统的特权。”

有人建议在特朗普卸任后设立一个正式的调查机构。在八月份，加州民主党人埃里克·斯瓦威尔(Eric Swalwell)提出建立“总统犯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将是独立检察官，埃里克在推特上说，这些独立检察官将审查“那些帮助总统搞腐败的人，比方说：黑掉邮件以赢得选举。”

最严重的法律威胁是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对特朗普公司财务运作发起广泛刑事调查。检察官在法庭文件中提到，调查旨在查明总统和他的公司是否存在银行诈骗、保险诈骗、税务欺诈和伪造商业记录的行为。

调查过程中，特朗普收到法院传票，要求他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8年的纳税申报表和财务记录。特朗普拒绝并起诉。五家法院已经裁定传票有效，自10月4日以来，特朗普又遇到了麻烦。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并裁定大陪审团的传票没有过于宽泛，也并非恶意发布。10月13日，特朗普的律师要求最高法院阻止传票的执行，以便腾出时间向法院上诉。今年7月，最高法院裁定总统不能免于州大陪审团的传唤，特朗普败诉。

纽约检方表示，对于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来说，特朗普的商业交易的税务记录、工作文件和文档至关重要。

就国家检察官是否可以对现任总统提出指控而言，现仍存在一些法律问题。

CNN法律分析师、前联邦检察官詹妮弗•罗杰斯(Jennifer Rodgers)认为：“特朗普现在很有权势。现在虽然还不能起诉他，但可以进行立案并做好充足准备。我认为，如果他不能连任总统，针对特朗普的调查会很快开始。”

草率利用公司资产

纽约总检察长也在着手对特朗普公司进行单独民事调查，调查特朗普公司是否在某些情况下不当地夸大或压低某些资产的价值，以获得贷款和相关的经济及税收利益。

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位于纽约州的贝德福德七泉庄园(Seven Springs)和洛杉矶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所获减税的情况。他们还正在调查华尔街一座特朗普办公大楼的估价，以及芝加哥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超过1亿美元贷款的减免。

在上周，特朗普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向民事调查人员提供证词。一些律师正在搜集特朗普的长期税务律师谢里狄龙(Sheri Dillon)的证词。

特朗普公司律师团队在法庭文件中表示，他们认为纽约司法部长莱蒂娅·詹姆斯(Letitia James)政治动机明显。团队最初试图将埃里克作证日期拖到选举日之后，但法官拒绝了这一请求。州检察长已经表示，并无与任何刑事执法机构合作，此案只是民事案件。但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将其转为刑事案件。

曼哈顿地方检察院的前检察官丹·阿隆索(Dan Alonso)说：“一个大人物在进行数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交易时，总会听取律师和会计师的建议。在总统这边，从搞乱税收待遇到要负刑事责任，中间还得有很多件事才能最终促成结果。差别显著。”

揭开诉讼的序幕

如果特朗普不能连任，他将失去法庭对他的庇护，许多诉讼将接二连三地到来。

2017年，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州的州检察长起诉了特朗普，指控他将自己的经济利益置于美国公民之上，利用职位优势搞腐败，牟取个人利益。

州调查人员准备了30多份传票，包括给特朗普公司和其他与特朗普商业活动有关的传票。诉讼指控他违反了宪法的薪酬条款，因为外国政府和一些人在特朗普房产上花费了数十万美元。特朗普想通过起诉以阻止诉讼，特朗普已就裁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尚未决定是否审理此案。同时，纽约特朗普国际酒店和其餐厅的经营者提起的第二起薪酬诉讼也正在审理中。

今年8月，在一名州法院法官拒绝了特朗普延后一起诽谤诉讼的请求后，唯总统马首是瞻的司法部试图介入这场长达近一年的诉讼。司法部要求一名联邦法官代替司法部，替特朗普出席卡罗尔提起的诽谤诉讼。卡罗尔(Carroll)曾是《Elle》杂志的顾问专栏作家，她指控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朗普在百货公司的更衣室强奸了她。但特朗普否认了这一指控。

这一举措如果得到批准，可能会有效地扼杀这场自2019年11月以来一直在法院审理的诉讼，因为司法部并不能被起诉诽谤。一名法官已将此案的听证会安排在10月21号举行。卡罗尔表示，她希望总统出庭作证，还要把被强奸当天所穿衣服上的男性DNA进行样本比较。

由于特朗普的总统身份，其他诉讼也被搁置。

另一个等待裁决的案件是《学徒》节目的前参赛者萨默·泽沃斯(Summer Zervos)在纽约州法院提起的诽谤诉讼，她称特朗普在2007年对她进行了性侵犯。泽沃斯曾说，特朗普在纽约市办公室的午餐会上吻了她，并指他还在比佛利山庄的另一次会面中强行吻了她，并摸了她的胸部。据法院文件显示，在他否认她的诉讼请求后，她受到了骚扰和威胁，于是提起了诉讼。

纽约州法院法官拒绝特朗普对泽沃斯的诉讼驳回，在这之后，特朗普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认为宪法至高无上的条款禁止州法院审理针对在任总统的诉讼。就他任职期间州法院是否对他拥有管辖权的问题而言，泽沃斯一案目前仍待纽约州上诉法院的裁决。

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Mary Trump)也起诉特朗普，她认为特朗普姐姐和特朗普已故的弟弟存在房地产诈骗行为，指控他们剥夺了她从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 Sr)建立的家族房地产帝国中获取利益的权利。

在某些民事案件中，特朗普试图避免作证或提供DNA。桑迪克说，如果特朗普无法连任，他将失去总统职位的庇护。“如果他不是总统，他的特权都随之消失。”

对潜在证人影响力减弱

现仍存不确定的因素。据《纽约时报》报道，财政部下属的国税局正在调查特朗普声称的7.29亿美元退税信贷。此项审计已长达十年，将会有什么结果尚不可知;如果拜登当选，此项审计也有可能会移交给司法部审查。

一些律师认为，如果拜登获胜，可能会有一点不明显的变化。会计师、银行家以及特朗普核心圈子中的人可能是重要证人，而如果拜登当选，特朗普对这些证人的影响力会发生改变。

罗杰斯(Rodgers)说：“他们将不再害怕谈论一个不再是总统的人。”她补充说: “一个涉及对银行虚假陈述或税务欺诈指控的案件可能会被重点记录，一旦提交报税传票，这可能有助于调查。”

当然，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有可能会充分利用诉讼时效，纽约州法律对某些罪行的诉讼时效是5至6年，他会将这些诉讼再推后4年，又或者会继续得益于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意见，即现任总统不能被起诉。

在两个案例中，法律顾问办公室已经使特朗普免受潜在的起诉。由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领导的特别调查顾问发现了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的证据，但没有指控他。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指控特朗普前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涉嫌为两名与特朗普有染的女性提供封口费，罪名是竞选资金犯罪。特朗普否认了这些事情。但科恩却认罪了，并发誓说是特朗普指使他做出违法行为。直到2017年，科恩都从特朗普公司获得的这些付款，这可能会将对该罪行的诉讼时效延长到2022年。一些律师猜测，特朗普有可能在卸任前试图赦免自己的联邦罪行。

拜登政府和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高级执法官员将决定是否恢复这些调查的决定权。

在国会作证时，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肯·巴克(Rep. Ken Buck)问穆勒说：“你能在特朗普总统卸任后指控他犯罪吗?”

“是的，”穆勒回答。

“你认为他犯了罪，那么你可以在他卸任后以妨碍司法公正罪起诉他吗?”巴克问。

穆勒回答：“当然。”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9

旧文章ID：23324

浅析美智库对人工智能防务问题的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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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文蓉 赵超阳  来源：国防科技要闻

导读：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影响的不断扩大，美国决策者对人工智能治理问题日益关注，人工智能对安全和防务问题的影响成为重大关切，策略分析和应对建议的需求逐渐增大，智库敏锐捕捉机遇，及时呼应，或主动为之，或按要求为之，纷纷设置各类人工智能研究专项，由此产生一大批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为美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或战略提供了智力支撑。

新美国安全中心

“人工智能和全球安全”项目

与过去的工业革命导致国际权力深刻变化类似，人工智能同样具备影响世界格局的潜力。新美国安全中心敏锐察觉到由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支撑的新工业革命的到来，认为对于技术界和政策界来说，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革命对全球安全以及应对未来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2017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启动“人工智能和全球安全”项目，旨在分析人工智能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影响，探索人工智能革命对全球力量及冲突性质变化的影响，审查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的前景，为决策者提供专业分析及应对未来变化的建议。该项目的关键研究议题包括权力转移、冲突性质、危机稳定、人工智能安全、合作前景五个方面。其中，权力转移包括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国际舞台上相关角色之间的关系、权力的关键要素将如何转移等议题;冲突性质包括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将如何改变战争性质和军事结构、人工智能是否会改变冲突性质等议题;危机稳定包括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战争的爆发、终止和升级，人工智能系统的扩散将如何影响军备竞赛等议题;人工智能安全包括人工智能系统受到颠覆和攻击的可能性、如何实现人工智能安全等议题;合作前景包括人工智能安全需要多大程度的合作、促进各行为体之间合作的措施等议题。

该项目由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和谷歌云人工智能负责人安德鲁·摩尔博士共同主持，并组建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特别工作组执行具体任务，工作组由学术专家、私营部门领导人、前政府高级官员等32名成员组成，成员的理论及实践经验丰厚，对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深刻的思考和了解，能够保证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人工智能和全球安全”项目的研究成果以报告为主，辅以评论、视频、播客等形式。成立至今，该工作组陆续发布《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竞争》《战场奇点：人工智能、军事变革与中国未来军事力量》《人工智能：每个决策者需要知道的》《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理解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美国人工智能世纪：蓝图行动》等深度研究报告，均在官方网站公开发布。“人工智能和全球安全”项目覆盖广泛，系统性强，且大多数议题具有预判性、前瞻性，可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决策和战略制定提供专业的支持。

布鲁金斯学会

“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项目

布鲁金斯学会在人工智能技术浪潮兴起之时，就颇具前瞻性地意识到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潜在的安全挑战与政治风险。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咨询借鉴，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项目，致力于寻找并确定人工智能最佳治理模式和实践，以使美国社会在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方面获益，同时能够有效规避和管理风险，促进变革性新技术的良好治理。自2014年4月发布第一份报告《产品责任和无人驾驶汽车：立法问题和指导原则》以来，该项目已产出《人工智能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人工智能改变世界》《跨大西洋人工智能合作的重要性和机遇》《人工智能时代的中美关系》等深度研究报告76篇，广泛涵盖了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政策、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偏见、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等主题。

该项目由布鲁金斯主席约翰·艾伦直接领导，约翰·艾伦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四星上将退休后，于2017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他曾担任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拥有丰富的军队履职经历。他还是《转折点：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定者》一书的作者之一，该书论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作原理，阐述了人工智可能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并对人工智能政策进行剖析。“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项目的独立性和非党派性，吸引了布鲁金斯学会、学术界、政府、民间社会和技术领域20余位专家参与。

布鲁金斯学会涉及人工智能的项目还包括“全球中国：评估中国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项目、“人工智能未来的蓝图：2018-2019”项目等。其中，“全球中国：评估中国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项目旨在分析、研究与评估中国在全球范围影响力，为美国决策者和公众提供了解大国竞争的全新视角，研究涉及中国外交政策、关键技术、东亚安全等多个主题，《中国军事创新中的“人工智能武器”》《人工智能、地缘政治和信息完整性》等均是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人工智能未来的蓝图：2018-2019”项目汇总了来自布鲁金斯各地学者的相关研究报告，旨在挖掘新兴技术给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带来的机遇、冲击和影响，包括《美国数字城市中的人工智能》《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人工智能如何影响金融消费者》《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能源和气候的未来》《人工智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人工智能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等深度研究报告20余篇。

兰德公司“人工智能”专项

依循关注防务问题的深厚传统，依托专业的人才队伍和强大的科研实力，作为国防部长期资助的智库，兰德公司积极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如，2019年12月，兰德公司发布受国防部委托开展的《国防部人工智能态势》研究报告，2020年4月，兰德公司发布受美空军情报、监视与侦察主任委托开展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不确定世界中的伦理关切》研究报告。此外，兰德公司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为政策决策、战略制定建言献策。例如，2019年，国家安全人工智能委员会就“新兴技术在全球秩序中的作用”公开征集创意，兰德公司研究人员加紧应对这一挑战，集思广益，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最终十篇文章公开发表于《岩石战争》《战略桥》网站上，包括《拥抱开源军事研究以赢得人工智能竞赛》《如何为人工智能挑战招聘人才》《如何训练人工智能士兵机器人》等。

兰德公司除接受美军相关部门委托，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定向研究外，还依托“安全2040”等项目进行专题深入研究。“安全2040”项目是兰德全球风险与安全中心实施的一项研究计划，跨越核战略、经济学到人类学等领域，旨在为决策者提供专业知识指导，预测新兴技术给全球安全带来的威胁，内容涵盖了“脑机接口”“全球气候变化”“量子计算”“3D打印”“人工智能”等议题。在人工智能议题方面，围绕人工智能是否能够跟踪或监视敌方力量、如何在决策支持系统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根据核武器控制的经验控制人工智能等问题开展一系列研讨，形成了《人工智能对于核战争风险意味几何》报告，分别以英、中、韩三种语言发布于兰德公司官网。该报告认为，到2040年，人工智能有很大潜力推翻核稳定根基并削弱其威慑力，在日趋多极化的战略环境中尤为如此。

据官网显示，兰德公司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研究专家现有34名，其中19名拥有博士学位，学科背景广泛，涵盖物理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量子技术、化学等，例如高级研究员布里恩·阿尔基尔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气工程专业博士，接受过算法设计师培训;斯科特·哈罗德拥有哥伦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等的外交和国防问题;贾斯汀·格拉纳获得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致力于将博弈论应用于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此外，研究团队的专家也与政府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例如，2011—2016年，兰德公司高级信息科学家菲利普·安东曾两次被借调至国防部，担任采办政策分析中心的高级主管职位，直接向国防部负责采办、技术和后勤的副部长汇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实施了改善国防部政策和机构绩效的战略计划，制定了可负担性政策等，并获得国防部杰出服役勋章。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人工智能项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作为长期关注防务领域的知名智库，依托“技术与创新”项目、“国际安全”项目、“人权倡议”项目等，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研究，为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相关政策和战略提供参考。

“技术与创新”项目旨在分析变革性技术的发展对国家安全、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涉及人工智能研究的计划包括“人工智能”计划、“中国创新政策”计划、“面部识别”计划等。其中，“人工智能”计划旨在探索管理人工智能风险的方法，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人工智能为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利益。“中国创新政策”计划旨在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创新政策以及中国在高科技创新方面的成果，评估其对行业、中国贸易伙伴和全球经济的影响，该项目研究内容分为三类：一是概述中国科技创新的总体趋势;二是针对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半导体、人工智能、商用飞机和制药等六个中国最先进的领域开展研究;三是研究中国的技术进步、整体实力与其国际影响力之间的关系。该计划发布了《中国不平衡的高科技发展：对美国的影响》《中国大力投资发展人工智能》等研究报告，并举办了以“中国的人工智能创新系统”为主题的研讨会，讨论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现状以及美国应如何回应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面部识别”计划专注于探索美国面部识别技术在使用和管理方面的未来趋势，侧重于面部识别基础技术的发展、确保人权和公民自由的规则和管理机制，以及美国政府在促进人脸识别技术有益应用方面应发挥的作用等。

“国际安全”项目聚焦国防战略和政策、美国核政策、反恐和国土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防预算分析、导弹防御等常规军事问题，还致力于解决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非军事问题，旨在对美国面临的国防和安全挑战进行非党派分析，为国会、行政部门和行业提供决策支持信息。其下属的“了解人工智能”计划旨在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探索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中的应用与商业应用之间的联系。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研究团队还通过圆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主题，包括人工智能应用的概念框架、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和挑战等，形成了《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等研究报告。

“人权倡议”项目于2014年6月启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是华盛顿唯一设置此类项目的智库。该项目将跨部门和跨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应对全球最紧迫的人权挑战，包括“技术与人权”“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工权力”“冲突、安全与人权”等计划。其中，“技术与人权”计划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的定义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制定政策以支持言论自由，同时应对错误信息、虚假信息等。

另外，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认为美国需要制定全面的国家机器智能战略，以实现保持技术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保护美国公民等四个关键的政策目标。为此，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全球最顶尖的管理咨询机构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合作，开展针对机器智能风险和隐患的项目，为美国在机器智能领域保持竞争优势、应对相关风险和挑战提供建议。

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人工智能研究

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成立于2019年1月，是美国最大的人工智能和政策研究中心，位于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专注于人工智能和先进计算的研究。该智库具有以下特色：一是将人工智能和先进计算领域的专业知识与乔治敦大学广泛的政策网络相结合，对新兴技术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二是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均为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界、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的专家，拥有丰富的情报和运营经验，为技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信息基础。三是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数据科学团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收集、处理和分析开源数据，包括各种来源的信息图表、专家证词、已发布的报告、外文资料和技术资料等，能充分保证研究成果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可靠性。

自成立以来，该中心发布人工智能相关研究报告40余篇，涵盖了技术、国家安全、国际事务等领域，并致力于中俄人工智能发展动态追踪，翻译、分析了大量中俄人工智能计划、战略、重要机构的预算等，例如《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简介》《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南》等。此外，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还会定期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言论，并提供国会证词、时事评论等。2019年9月，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还与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中心联合组织了主题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乔治·卡拉里斯情报会议。

来源时间：2020/10/29   发布时间：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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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代际因素对美国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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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States of Change项目2018年的报告分析了未来总统选举(从2020年到2036年)的一系列情景。这些情景可能会因美国及其50个州的人口结构在未来几十年发生变化而出现。今年的报告从几个重要方面更新了这些选举情景。

首先，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报告对全美、各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人口结构做出了全新的预测。这些预测描绘了全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可能路径，包括所有人口和合格选民的变化。

其次，报告第一次明确地将性别纳入预测和假设情景中。这并非因为人口的性别分布可能会发生变化，而是因为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特定群体中，性别都已经成为影响投票行为的重要分界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报告在划分选民时考虑了代际因素，并通过模拟选举分析不同世代群组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发生的变化。

本报告和之前的报告都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描绘未来那些相对可知的要素的潜在影响。这样就能够设定严格的基准，思考一个给定的现象在几种可能的情景下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尚不得知2024年的大选是在经济衰退期间还是在经济繁荣期间举行，但仍可以为此描绘出一个相当准确的人口结构格局。

今年的报告中，探讨了一个不同的想法。模拟的情况是：如果根据出生年份确定的选民群体(如“千禧一代”或“婴儿潮一代”)在年龄增长后政治偏好保持不变，会发生什么?

年轻一代不同于老一辈

关于美国选民的一种常见说法是，他们年轻时偏向自由派和民主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变得更加保守、倾向于共和党。这种说法最常见的版本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中的某些事件(如拥有住房、结婚和养育孩子)会使人们变得更加保守和倾向于共和党。

这种观点导致一些人对现代政治中世代群组的重要性不屑一顾。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美国年轻一代的政治倾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重大变化，进而重新构建当前的政治平衡，而不是改变政治格局。然而，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当前年轻一代的成长经历在许多方面与他们的长辈有所不同。

首先，不同世代的人在年轻时偏向自由派和民主党的程度是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似乎比前几代人年轻时更偏向民主党。即使今天的年轻一代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加保守，也不清楚他们最终是否会像今天的老一代一样保守。

其次，很明显，对于一些让人变得保守的生活事件，如拥有住房、结婚和抚养孩子，年轻一代与老一代的经历并不相同。平均来说，今天的年轻一代经历这些里程碑事件的时间更晚，甚至可能不会经历这些事件。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在前几代人当中非常明显的“越老越保守”效应可能会减弱。到目前为止，这与本研究所掌握的数据是一致的。例如，“千禧一代”的政治偏好没有发生重大转变(这代人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快30岁了)。

最后，当今美国的年轻一代在种族和民族构成上比老一代更加多样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非白人美国人比美国白人更少受到群体效应的影响。因此，人们习惯于谈论的以白人为主的世代的变化和效应，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种族和民族更加多样化的世代。

如果上述任何一点适用(只有时间才能证明它们是否适用)，那么世代交替的潜在影响可能远远大于“年轻时自由，年老时保守”这种传统模式所假定的影响。这意味着，本报告中的世代模拟可能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见解，有助于了解美国政治格局如何随着世代格局的变化而变化。

本报告表明，在分析中纳入世代群组，将对未来选举的政治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报告考虑了四种情景：

情景一：世代交替没有产生影响。该情景假设，在未来的选举中，各人口群体(由种族、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州界定)的投票和投票率模式与2016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这些群体在合格选民中的规模。该情景没有考虑选民的世代结构变化是判断世代偏好影响的基准。

情景二：世代交替产生全面影响。该情景假设在未来的选举中，各世代的政治偏好将保持不变。简单地说，这个情景不是假设年轻选民变老后的投票方式会和年长选民完全一样，而是假设每一代人在未来的选举中都会像2016年一样投票。与第一种情景一样，这种情景也考虑了选民基本结构的变化(包括种族、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各州的变化)。各群体的年龄相关投票率保持在基于年龄的模拟中假设的水平。

情景三：世代交替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和第二种情景一样，该情景假设各世代的政治偏好将延续到未来的选举中，但也假设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世代会变得更加保守。与前两种情景一样，该情景也考虑了选民基本结构的变化，并假设各群体的年龄相关投票率保持不变。

情景四：“千禧一代”之后的世代更加保守。这个情景假设，一代人的政治偏好将完全延续到未来的选举中，也假设“Z世代”和他们之后尚未命名的一代将比“千禧一代”更加保守。与其他情景一样，该情景也考虑了选民基本结构的变化，并假设各群体的年龄相关投票率在未来的选举中保持不变。

这些假设情景带来了两个关键的发现：

首先，在接下来的几次选举中，美国可能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总体上将有利于民主党。按种族、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州划分的群体的预计增长，在倾向于民主党的群体中往往更为强劲，给共和党制造了持续不断的阻力。这将要求共和党在一场又一场的选举中，提高他们在关键人口群体中的表现，正如第一个基于年龄的模拟情景(无世代交替影响)所展示的那样。模拟选举的结果显示，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将在2020年转向民主党，而在2020年之后的选举中，佛罗里达州、威斯康星州、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将加入民主党阵营。

其次，将世代群组纳入分析(正如第二种情景所展示的那样)大大加快了美国政治版图的变化速度。在这种情景中，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将在2020年转向民主党，而在接下来十年的选举中，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也将加入民主党阵营。

即使在第三种情景(各世代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更加保守)和第四种情景(年轻一代变得更加保守)中，政治格局的变化速度仍然远远快于只考虑年龄群体、忽略世代交替影响的模拟。

本文编译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报告America’s electoral future: The coming 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20/10/28   发布时间：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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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文娟：美国总统大选前景及中美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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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文娟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聂文娟，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11月的大选即将来临，选举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带上戏剧性色彩。特朗普与拜登的骂战、特朗普自爆染上新冠肺炎又迅速宣布“痊愈”、拜登性侵丑闻、特朗普漏税事件、大法官去世等等戏剧化事件不断上演，情节不断反转，公众关注点也不断被更新。我们入迷地捕捉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去推断谁将赢得这场大选，但拉开历史的镜头，我们却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选情表演越精彩，似乎离初衷越遥远。这场选举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关注什么?我们应该去关注什么?

特朗普和拜登在竞选中不时针锋相对，但令人遗憾的是，二人的立场似乎越来越接近，要么为一个伪命题面红耳赤地争吵，要么在同一个命题上重复来重复去。

比如，在国内税收问题上，双方又回到了民主党“高税收高福利”和共和党“低税收低福利”的老路上。二者自然都有其逻辑，哪一个更好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伪命题，不同立场会决定不同的态度。在国内种族问题上，特朗普强调法律与秩序的意义，谴责暴力，拜登强调平等与团结的重要性，谴责种族主义。但仔细一想，二者的立场似乎也没有矛盾之处，完全可以共存，双方只是在论述同一命题的不同侧面而已。在对华问题上，两位候选人更显得殊途同归，反华目标已定，只是手段和方式不同而已，一方对另一方亲华政策的指责显然没有多大意义。虽然两位候选人为一些微小差异争论并非毫无意义，但关键的问题是，双方好像又进入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竞争模式，分歧固然存在，但毕竟都是“可乐”。

特朗普与拜登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我们不仅要问，特朗普还是四年前那个特朗普吗?还是那个打着民粹主义旗帜，力图代表99%中下层人民向1%华尔街精英做斗争的特朗普吗?显然，在过去四年里，特朗普已经和华尔街精英实现了和解甚至合作。他废除了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颁布的大部分金融监管法规，减税行动和经济刺激计划的好处大部分流向大企业，邀请了多名来自华尔街的人组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矛头也似乎完全指向反移民和反中国等，而最重要的反精英反建制标签已被弱化。特朗普已经不是四年前的他，因此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上台，华尔街精英都再次赢了，99%的中下层人民又一次输了，政治的幕后主导权仍然在华尔街金融集团手中，这仍是一个金融资本主导的历史时代。

在金融集团主导的历史时代，金融集团的利益会演化成美国的主要国家利益，金融集团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深层次主导性力量，因此不论谁走上前台，中美关系的走向都将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在金融资本的流动下，中美关系接触的基本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只存在“一个世界一个体系”，金融资本将跨过所有边界，在全球寻求利润最大化。只要中国市场仍存在着巨大的利润诱惑，中美关系就不会走向全面脱钩。美国金融资本将会反对二者之间建立隔离墙，无论是来自美国政府，抑或是中国政府。它将进一步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以方便金融资本短快狠的投机行为。

其次，美国金融资本将会和中国金融资本展开惨烈竞争，这也导致中美两国战略关系进入了实质性竞争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尽管中美两国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冷战后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不复存在，两国关系因民主人权问题磕磕绊绊，但美国金融资本与中国的产业资本保持了互补性合作，“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维持了两国的战略合作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资本的壮大开始动摇美国金融资本的现有利益格局，两者的战略合作基础不复存在。两种金融资本进入竞争轨道，尽管会披上各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外衣，但这种竞争在本质上是一场美元与人民币的终极之战，事关国运，两国关系必然进入竞争性对抗的轨道。

再次，两种金融资本的竞争将促使中美矛盾以常态化危机的形式显现。与地缘政治等类竞争不同的是，这种金融资本的竞争并不必然要夺取哪种资源，而是旨在制造各种形式的危机，包括国内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甚至生态危机，也包括相关的周边危机、地区危机等。危机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通过制造不同的危机，来削减另一方的信用和市场信心，从而取得金融霸权。因此可以说，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危机常态化的时代。

来源时间：2020/10/28   发布时间：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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