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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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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习近平  来源:新华网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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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史册上!

——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为维护国际正义、捍卫世界和平、保卫新生共和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年作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此时此刻,我们要向老一辈革命家,表示最深切的怀念!

——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以及所有为这场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所有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伤残荣誉军人,向当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参战支前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属、军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7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万7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党、政府、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成了伟大战斗友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给予了有力支援和支持。我代表中国党、政府、军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朋友们!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之害、饱经战火蹂躏之苦,更是深深懂得战争的残酷、和平的宝贵。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平安宁。但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却受到了粗暴挑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争强加在了中国人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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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侵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下进入朝鲜战场。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巨大。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称赞志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最终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同志们、朋友们!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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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

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

经此一战,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

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同志们、朋友们!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70年前,帝国主义侵略者将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志愿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用胸膛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敢于“空中拼刺刀”。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志愿军将士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把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面对各种阻力压力,中国人民总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总能展现大智大勇、锐意开拓进取,“杀出一条血路”!

同志们、朋友们!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今天,我们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再次证明,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惜流血牺牲,不懈努力奋斗,团结凝聚亿万群众不断走向胜利。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就一定能够使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人民军队的力量,根基在人民。我们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民谋利,为民尽责,为民担当,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就一定能够激发出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就一定能够不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华章!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当前,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只要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一定能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不断创造让世界惊叹的更大奇迹!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更好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向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就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历来秉持“亲仁善邻”的理念。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只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够迎来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同志们、朋友们!

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当今世界,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讹诈、封锁、极限施压的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同志们、朋友们!

回望70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瞻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无比坚定、无比自信。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来源时间:2020/10/23   发布时间: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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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娜:后真相、党派斗争与信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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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海娜  来源:《读书》2020年10期新刊

按:“后真相”一词来自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2014年开始被西方政论界广泛应用。在今天的媒体环境里,人们对于真实性的追求,转换为对于情感接受性的追求,价值中立、客观的论辩立场,退化为相互攻讦的政治。特朗普利用自媒体登上政治舞台,同时也遭逢以媒体为武器的党派斗争;甚至国际政治,也充斥着近乎“信息战”的真假消息。因此,看似各自独立的三个问题,在当代西方政治的框架下,是彼此连带、彼此作用的力量。


“欢迎来到虚幻世界”(Welcome to Shadowland),美国《大西洋月刊》新设的网页专题如是说。该专题辑录了数篇调查和评论文章,从解构阴谋论的角度,对美国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态做了详细描述。这些阴谋论中最显著者,当属于二〇一七年在美国兴起的QAnon(“匿名者Q”)运动,它由一个匿名人士Q发起,在特朗普支持者之间广泛传播。这些人认为一群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统治着世界,他们通过民主党的组织秘密地在美国渗透,特朗普因为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而成为自由派精英和媒体攻击的对象。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利,引发美国媒体的广泛指责,这非但没有动摇这些人对特朗普的支持,反而更加确信了民主党正在策划一起推翻特朗普的“政变”。而特朗普更是借助这种情绪,散播诸如高温和潮湿能够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羟氯喹药物能预防新冠病毒、病毒来自生物实验室等观点,回避自己的抗疫失职,对这些言论予以质疑的媒体机构,都成为特朗普口中的“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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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在美国兴起的QAnon(“匿名者Q”)运动(来源:religionnews.com)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阴谋论就像是黑压压的乌云,紧密排布在美国上空,这是后真相时代的隐喻。这是一个迎合比尊重更重要、感觉比真相更真实、利益比道德更高尚、攻讦比论辩更受欢迎的时代。它表现为理性时代的终结,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的破产。跟这种幻灭相关,人们对于真实性的追求,转换为对于情感接受性的追求,价值中立、客观的论辩立场,退化为相互攻讦的政治。在各种利益和情感诱导下,坚持独立报道真相,捍卫职业精神的美国媒体,跟两极分化的政治信仰不谋而合,彻底扭曲了美国政治的公共空间。

01 后真相与媒体的党派化

国人对于美国向来存有“新闻自由”的印象,人们相信美国捍卫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鼓励观点讨论和思想交锋。但与此不同的观点认为,新闻报道从来都是党派政治的产物,从来没有奉行专业和独立精神的报刊,所有传媒都是政党宣言和立场的传声筒。《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马克·莱文(Mark R. Levin)二〇一九年出版的《新闻不自由》(Unfreedom of the Press)一书,对美国新闻的党派性进行了深刻描述。他指出,美国建国早期的出版商都是真正勇敢的人,他们冒着一切危险,推进和捍卫一个独立国家和公民社会。但在建国后不久,美国新闻就被政党化,大多数报纸与政治家、竞选者或政党公开结盟。莱文认为,当代的媒体环境与十九世纪似乎并无差别,党报又回来了,而且发展得欣欣向荣。在早期政党报刊时代,报刊还能在不同党派间均匀分布,但现在的新闻媒体几乎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敌视共和党,尤其是保守派。大部分媒体的记者与民主党政府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媒体从业者跟奥巴马时代的民主党政府形成一个“旋转门”,至少有二十四名记者从媒体工作过渡到在奥巴马政府工作。这些人大多对美国的建国原则、传统和制度充满敌意,他们就像是社会的滤镜,企图强制读者以进步的意识形态为中心,作为社会思想和政治活动的统一性。

这一切都充满了神秘和不透明的色彩。如果有谁胆敢质疑或批评这些报道的动机,这些记者就会群起而攻之,义愤填膺地将质疑者或批评者描述为对新闻自由抱有敌意的人。他们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以及他们出台的政策充满了强烈的敌意,并通过各种不实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将特朗普扭曲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而特朗普也不甘示弱,利用脸书等新兴媒体平台,攻击主流媒体的政治偏见。二〇一六年的政治竞选宣传,成为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精准定位并引导选民意识的巅峰之作。根据二〇二〇年三月《大西洋月刊》文章《为了赢得总统选举,发起数十亿美元的虚假信息运动》(The Billion-Dollar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to Reelect the President)报道,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大数据,为美国的每一位选民建立了详细的“心理档案”,并尝试利用某些性格特征来激发选民的偏执症和妄想症。从当年六月到十一月,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利用这些数据,在脸书精准投放了五百九十万个广告,而希拉里团队所投放的只有六万六千个。成千上万具有目标性的微广告涌入互联网,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位打击外国腐败的英勇改革者,而民主党人则被描绘成为正在策划政变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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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专栏作者简·迈耶(Jane Mayer)撰写的长篇深度调查报告《福克斯新闻白宫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Fox News White House)
(来源:fairpress.net)

在当选总统之后,特朗普与福克斯新闻网结盟,打造能替自己说话的传媒“喉舌”。《纽约客》专栏作者简·迈耶(Jane Mayer)撰写的长篇深度调查报告《福克斯新闻白宫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Fox News White House),披露了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台福克斯新闻与特朗普白宫的利益关系。该文章指出,在上任美国总统之前,特朗普跟福克斯新闻网的背后大佬默多克结成了共赢关系,特朗普以其放荡不羁的形象,出现在默多克掌控的《纽约邮报》上,从而提高知名度,而默多克则通过报道特朗普的爆炸性新闻来出售报纸。在成为美国总统后,特朗普通过系列人事任命,巩固了这一利益联盟。二〇一八年七月福克斯前联席主席比尔·希恩被任命为白宫公关总监兼人事副总监,而希恩的前任、白宫前公关总监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则被任命为福克斯公关部门的最高领导。不仅如此,特朗普还任命了前福克斯成员本·卡森(Ben Carson)为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前福克斯评论员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和K.T.麦克法兰(K. T. McFarland)分任正副国家安全顾问。

这一结盟形成了白宫和福克斯的反馈循环机制,双方在不断地重复互动,兜售着各种阴谋论思想,并将谎言包装成真相,传递给它们的受众群体。在美国国内两党政治极化的挤压下,媒体不再是真相的拥护者,观点变成了相互攻讦的武器,电视新闻采取夸张的方式来报道政治新闻,并采用情绪化的方式,宣传自己支持的领袖,贬低其竞争对手。在资本和政客们的操盘下,进步变成激进,保守变成疯狂,不断侵蚀着真相的生存空间。集体情绪带来的利润非常可观,而当读者们食不果腹地蜗居在恶臭的汽车旅馆中,为这些情绪化的假新闻激动或愤怒时,这些媒体大亨正坐在他们的私人飞机上,喝着红酒,抽着雪茄,俯瞰着这些因他而躁动的人。

02 当情感战胜了理性

在《紧张状态:民主和理性的衰退》(Nervous States: Demo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Reason)一书中,英国政治经济学者戴维指出理性优于感觉的时代,开启了科学的革命,但现在这一时代已经终结了。通过对建立在理性和事实基础上的真相观的思想史追溯,戴维意图为这种政治混乱提供解释。他指出,西方之所以能够能形成对于真相的共识观念,完全是宗教冲突的结果。由于无法就宗教真理达成共识,欧洲社会产生持续的暴力冲突,这驱使人们探索理性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方案,它认为人们可以发现真实,并基于事实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提出解决问题之道,从而将欧洲从宗教冲突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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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状态:民主和理性的衰退》(Nervous States: Demo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Reason,来源:ebay.com)

戴维指出,维持这种机制的关键有两个环节,其一是社会精英能够基于事实分析问题,其二是公众和精英之间存在基本信任。这些精英分布在政府、学术和媒体领域,媒体通过对事实的收集、核实来展开报道和评论,学者通过对事实的收集和分析,摸索社会规律,并对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政府官僚机构处理和收集数据,勾画社会改革的蓝图并予以实施。它们的权威取决于立场的客观性,与政治无关,而社会公众也愿意相信这些人,认为他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感和个人观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或者政治意图,而是通过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和职业技能,为公众服务。

戴维将此称为和平主义或维持和平的心态,并指出这种维和思想将特定问题排除在政治范畴之外,为解决分歧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愿景,有利于达成实现社会合作所需的最小限度的共识。这种思路建立在启蒙开启的真理观之上,人们相信,感官只是一种片面的直觉,具有欺骗性,只有理性才能获得普遍的、必然的认识。基于理性的政治活动,要求人们通过深思熟虑和激烈的辩论达成共识,并以宪法的形式将这种共识变成文化和制度化。作为这些活动展开的平台,公共空间成为自由社会得以开展的前提,而组织和传递这一空间的媒介,就成为自由社会健康运行的关键。

但与理性主义传统并行不悖的还有另外一个思想传统,那就是感觉的传统。这一传统认为知识不是可确证的,而只是需要被核实的,知识不是为了提供客观的世界图景,而是感知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一种方式。这种认识论发展出基于情感的伦理观念,它认为人类丰富的情感不仅仅有爱和同情,在心灵与身体、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阴暗空间里,还存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它让人恐惧、痛苦和焦虑。它让人越来越依赖感觉而不是事实,来认识和看待世界,它使得人们对于政治的期待,不再是建立在专家基础之上的技术化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它能够安抚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这就为政治家利用人们的情感进行煽动提供了空间,并使得政治过程不再是形成共识,而是动员群众,公共领域不再是基于理论论辩基础上的协商过程,变得更具有冲突性和战斗性。

戴维指出,十九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正是建立在这一情感认识论基础之上。二十世纪晚期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将包括知识生产在内的一切领域都商品化,知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被法律保护起来,在市场上当作商品被出卖,带来特权群体对知识的垄断。基于算法科学和偏好设置开发的数字技术,更是加剧了公共空间的瓦解和断裂,社交媒体的精确定位功能,不断将公共社区部落化,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特征被这种数字围墙所打破,缩小了交流的范围;各种精准推送,加剧了人们的彼此疏离和猜疑。

其后果就是十七世纪确立的共识政治崩塌了,媒体变得不可靠,传统政治家被忽视或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各个行业的专业机构除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之外,别无他用,民粹主义煽动者在世界各地兴起。频发的社会冲突,给人一种找不到解决方式的错觉。当一九九二年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首次使用“后真相”(post-truth)一词,他力图传达的正是这种“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生存状态。二〇一四年,拉尔夫·凯斯(Ralph Keyes)敏锐地捕捉到西方精神的蜕变,将当代社会描述为“后真相时代”,认为在当今媒体驱动的世界,欺骗越来越普遍,谎言不再被视为不可原谅的东西。

03 “信息战”的内外之维

后真相不仅改变了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而且发展出了更新的国际斗争形式,这主要体现为“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的理论和实践。在《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复兴与政治化》(Russian “Hybrid Warfare”: Resurgence and Politicization)一书中,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研究人员奥费尔·弗里德曼(Ofer Fridman)对混合战争的概念进行了细致梳理。他指出,混合战争概念来自美国军事理论家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他试图用这个概念去解释美国面临的诸如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这之后,一批俄罗斯军事理论家在俄罗斯政治经验、军事经验以及对战争现象的理解基础上,重新定义了混合战争的概念,将它演变成政治行为体通过侵蚀对手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来削弱对手的方式。经过这种改造,混合战争就变成一国动用所有的机制,对他国政权进行渗透、影响和颠覆的政治行动,它不是将特定冲突升级为直接的物理军事对抗,而是在内部腐蚀和破坏对手,以实现某些政治目标。

在信息时代,混合战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信息战,它将战争理解为一场争夺精英和社会群体思想控制权的信息斗争,主要目的是通过控制和操纵信息趋势,散布虚假消息,来颠覆对手的政治力量,这些信息趋势决定了精英阶层的行动,特别是公众舆论。弗里德曼指出,混合战争在俄罗斯已经从理论付诸实践,被俄罗斯广泛地应用于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和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二〇一六年俄罗斯对于美国大选的各种干预,也成为混合战争的突出表现。

初看起来,信息战似乎是信息时代的新战争形式,但与其说它是国际斗争问题,不如说它是国内政治的外延,西方有关信息战的大讨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这些讨论的主导者,北约集团、学术界和西方政治的建制派,将这些议题政治化,通过不断渲染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威胁,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对北约而言,在一九九一年华约解体之后,它就陷入了关于自己存在必要性的辩论之中,在这场认同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威胁的复活被证明对北约领导层是有利的,它能够迫使北约成员国将资源投入到传统军事挑战之外的一系列活动中,并强化该机构作为西方价值观主要捍卫者的地位,为中东欧国家寻求西方盟友的保护,提供了借口。而对西方学术界而言,通过宣扬俄罗斯混合战争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学者们获得更多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并获得更多体制内的资源。对西方政治建制派来说,俄罗斯干预他国事务这一观点被不同的政治团体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所利用。在英国,俄罗斯被指责影响了英国脱欧公投;在德国,俄罗斯被指责破坏了总理默克尔的连任机会;在美国,俄罗斯被视为为了确保特朗普当选而干预大选。

由此看出,围绕混合战争和信息战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本身已经形成一种产业和一种叙事结构。在这种叙事中,俄罗斯是否真的发动了信息战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叙述所营造的话语生态,为军事官员和政客们推动自己的议程提供了机遇,并利用这种危言耸听的形象来获取国内政治利益。于是,一个地缘政治斗争背景下的国际秩序问题,在后真相时代下被不断放大,被不同党派拿来用作政治宣传和攻击的武器。

各种虚假信息运动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竞相上演,“灰色地带”成为战争主战场,理性和科学不再被信奉,专家和机构不再被信任。在这个意义上,后真相时代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历史进程,启蒙所启示的真理被激情的宣泄取代,共识的破产意味着党派时代的回归,多维度的大国竞争正在加速,如此真能开启下一轮的“百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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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复兴与政治化》(Russian “Hybrid Warfare”: Resurgence and Politicization,来源:amazon.ca)

来源时间:2020/10/23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3283

水力压裂: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分歧点

作者:Timothy Puko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本期译者:及晓佳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贺钰燕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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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息

原标题:What is Fracking? Where Trump and Biden Fall on This Campaign Issue.

来源: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作者信息

蒂莫西·普科(Timothy Puko),专栏作家。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在更广泛的气候变化讨论中,水力压裂技术是一个核心要素。在美国使用化石能源的历史中,水力压裂技术的高效率促进了全国范围内钻井的大规模扩张,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并使能源价格处于历史低位。然而,这项技术加剧了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主张宽松管制政策的特朗普和呼吁实施有限禁令的拜登在这一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不管是谁成功当选总统,其颁布的与水力压裂技术相关的政策可能对美国的就业、环境、国际地位、外交政策等均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副总统候选人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10月7号晚上的辩论中就水力压裂技术争论不休,这一争论由来已久,持续了长达十年。

在更广泛的气候变化对话中,水力压裂是核心内容,也是油气行业和环保人士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的根源。以下是您需要了解的水力压裂知识:

什么是水力压裂?

水力压裂(Fracking)是一种从页岩中提取石油和天然气的技术。压裂技术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但现在这个术语通常指的是一种叫做“水平水力压裂”的特殊技术。

钻孔工人使用这种技术钻穿数千英尺的泥土到达页岩,然后将钻头水平转动,又钻了数千英尺,在一层只有几英尺的地层中探测石油和天然气。

然后,钻孔工人将混合了沙子和少量化学物质的水高速注入岩石中,撞击的力量使岩石破裂,沙粒粘在这些微小的裂缝中,支撑着使岩石处于张裂状态。石油和天然气分子继而从裂缝中流出,回到地表。

水力压裂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高效率促进了全国范围内钻井的大规模扩张。在过去的十年里,它也是一个主要的新兴就业来源,并使能源价格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而且,在经过从世界各地进口燃料并积累长达数十年后,美国现在是一个燃料净出口国,在国际上形成了新的优势。

为什么水力压裂技术备受争议?

水力压裂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使用有毒化学物质,以及它会产生大量含盐废水。这些废水有时由于溢出或未经适当处理就倾倒而污染了河流和淡水供应。许多公司现在对这些水进行循环利用,并利用其他技术来减少污染。

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呼吁对水力压裂技术实施有限禁令,停止在联邦政府管辖的区域内使用该技术。他的竞选团队和盟友认为,这是减少化石燃料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一步,而化石燃料正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他们说,通过重点帮助那些满足清洁燃料需求的绿色行业,这一战略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现任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则拒绝任何禁令,并将自己视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就业岗位的保护者。特朗普对现在气候变化的客观趋势发起挑战,并试图支持促进化石燃料生产的政策。他说,继续放松管制能够有效确保美国不再依赖进口外国燃料。

为什么这成为总统竞选中备受瞩目的焦点问题?

特朗普抓住这个问题来攻击拜登,并以此吸引可以从中受益的工薪阶层选民。为了争取这些选民,拜登拒绝了其他民主党人的一些更为极端的建议——尤其是实施一项全国性禁令,并辩称政府投资清洁能源是确保就业增长的更好方式。

选举政治为这场辩论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在有四个摇摆州受水力压裂技术影响最大: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

150多年前,宾夕法尼亚州是石油工业的发源地,但这里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曾急剧萎缩,直到水力压裂技术使其复苏。该州现在是美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仅次于德克萨斯州。美国能源部(Energy Department)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9年,边境另一边的俄亥俄州的天然气产量增长了5倍。

宾夕法尼亚州有20张选举人票,俄亥俄州有18张。这两个州可能是继佛罗里达州之后最大的两个摇摆州,而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这两个州。

如果禁止使用水力压裂技术,将会发生什么?

一项全国性的禁令将有效地阻止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发展。自2018年以来,北美近90%的油气钻井平台一直采用水平钻井方式,只有不到10%采用传统方式,即直接向下钻井。油田服务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 Inc)的数据显示,在2004年,这一比例还出现了逆转。

现在正值经济低迷期,停止所有这些工作将会造成更多的失业,而失业者无法立即找到替代工作。同时,这将推高能源价格,并可能导致美国丧失其保持多年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大国的优势,使其需要进口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这将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并对其外交政策产生广泛影响。

来源时间:2020/10/23   发布时间:2020/10/23

旧文章ID:23282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 (10月11日-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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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金峰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82期 

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中美互动大事记(30)

(10月11日-10月20日)

10月16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00万例,近期日增近6万,死亡人数超过22万。与此同时,美国制药企业辉瑞 (Pfizer)公司、莫德纳 (Moderna)公司、礼来 (Eli Lilly) 公司均表示,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度因一些 “安全原因” 放缓,最早可能在11月的第三周申请新冠疫苗的批准授权。

10月19日,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例。全球累计确诊病例6月28日超过1000万例(用时超过半年),8月10日超过2000万例(用时44天),9月17日超过3000万例(用时37天),而从3000万到4000万仅用时3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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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报道成功破获数百宗台湾间谍窃密案件,在东南沿海配备新款“东风-17”超音速导弹,习近平视察海军陆战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建议台湾加强防卫,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说美国军队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应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扩张和侵略行为,航母“里根号” 打击群今年第3次部署于南中国海。

美国要求智库和学术机构公布接受外国政府或国有企业资金的信息,委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要求美国孔子学院年底前全部关闭。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复苏步伐加快,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通过《出口管制法》,成功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指责美国损害全球环境治理。

中国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和棉花;继五眼联盟和德法之后,芬兰中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瑞典宣布将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该国5G网络建设;中加建交50周年,总理特鲁多反对“胁迫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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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报道,中国大陆过去一年来展开专项行动,成功破获数百宗间谍窃密案件,拘捕一批台湾间谍和相关人。台湾陆委会批评大陆方面的做法,形容那是“恶意的政治炒作”,破坏两岸关系,动机“令人质疑与不齿”。

10月12日

——中印两军在楚舒勒举行第七轮军长级会谈。双方重点围绕两国一线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脱离接触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沟通,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让分歧上升为争端。

10月13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智库和学术机构公布它们接受外国政府或国有企业资金的信息,警惕中国和俄罗斯等外国政府渗透或影响美国这些学术机构独立性的行动。

——第75届联大投票选举2021至2023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成功当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国、俄罗斯和古巴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广东巡视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了潮汕地区的海军陆战队。习近平强调,海军陆战队是两栖精锐作战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等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中国海军陆战队组建于2017年。

——加拿大与中国建交50周年之际,总理特鲁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将继续与各盟友合作,以确保中国胁迫外交的方式、对两名加拿大公民的任意拘押不会视为成功的策略。”北京则称,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与胁迫外交”。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中国已停止接收从该国进口的煤炭,澳政府已开始就此进行调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这种支持中国内部市场的进口配额其实并不罕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4.4%,但中国经济将增长1.9%,比6月预期值提升近一倍。IMF还表示,中国经济以高于预期的速度回归正常,2021年中国经济复苏增速有望达到8.2%。

——中国海关总署宣布,中国对外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9%。而进口额则在同一时间段内增加了13.2%。今年九月,中国进出口总额高达4430亿美元。中国的官方消息称,今年春季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损失在第三季度结束前全部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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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将委任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出任“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回应称,美国设立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完全是政治操弄,中国一贯反对也从未予以承认。

——习近平14日上午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

——根据《香港自治法》,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递交评估报告,就违反香港《基本法》的个人和机关提供观察名单,美国行政部门可依照名单内容考虑予以制裁。此举同时被视为对国际金融机构的一种警告,若持续与遭到点名的个人持续进行业务往来,这些金融机构或将面临制裁。

10月15日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此前宣布,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里根号”(USS Ronald Reagan)打击群今年第3次部署于南中国海。解放军则宣布从18日起连续两天在海南岛西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10月16日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已经指示棉厂停止购买澳洲棉花。如果中国棉厂继续从澳洲购买棉花,可能面临40%的关税。此前中国暂停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今年5月,中国对澳洲大麦征收了总计80.5%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并开始对澳洲葡萄酒进口展开反倾销调查。

——继五眼联盟和德法之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o)发布声明稿表示,为因应香港国安法实施,正式中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出席华盛顿智库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网上论坛时,建议台湾加强防卫,包括考虑一些非对等及反介入能力策略,以阻止中国大陆的两栖登陆或针对其灰色地带采取行动。他认为解放军的海陆两栖作战能力有限,现时不会武力攻打台湾,10至15年后或有可能做到,提醒台湾加强防卫。

——蓬佩奥(Mike Pompeo)接受多家媒体访问,要求美国孔子学院年底前全部关闭。根据美国非营利全国学者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统计,截至今年9月7日,美国国内共有67间孔子学院。2017年4月时,全美共有103间孔子学院。美国已经在8月宣布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注册为外交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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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出口管制法》,规定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针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采取对等措施。自12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新法将允许北京对美国以国家安全理由制裁中国公司加以报复。

10月18日

——《南华早报》报道,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配备了新款“东风-17”超音速导弹,取代已经在此部署几十年的“东风-11”和“东风-15”导弹。与老款导弹相比,“东风-17”射程更远,最远可达2500公里,且精确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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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发布了《美国损害环境事实清单》和《美国损害全球环境治理报告》两份文件,指责美国损害全球环境治理,在美国国内环境保护政策上大开倒车,也严重损害全球环境治理的公平、效率和成效。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三季度GDP数据,7到9月GDP同比增长4.9%,高于第二季度的3.2%。各项数据预计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全年将扩张1.9%,是唯一一个预计在2020年报告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倡议”的视频峰会上发表讲话时重申美国对该倡议的支持。他说这是使欧洲国家保持强大、自由并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机会。美国希望通过对“三海倡议”提供外交和经济上的支持来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并遏制中国在那里的进一步渗透。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雷诺兹(Linda Reynolds)宣布,将在11月与美国、日本、印度一同参与马拉巴尔军演。这次军演旨在"展示共同支持一个开放繁荣的印太的决心。"马拉巴尔军演(Malabar)始于1992年,当时是印度与美国的联合军演。2015年以后,日本也加入其中。澳大利亚曾于2007年一度参与该军演,招致中方强烈反对。此后,澳大利亚一直未再参与该军演。

——美国政府宣布将两名中国人和六家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原因是他们曾与伊朗船运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IRISL)交易,或在某些情况下协助该公司规避美国制裁。

10月20日

——瑞典电信监管机构宣布,出于安全考量,将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该国5G网络建设。这是继英国之后,又一个明确将华为等中企排除在外的欧洲国家。

——由共和党人组成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推出《中国工作组法案》,为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法律蓝图。《中国工作组法案》是一项全面的立法蓝图,包括137项法案和中国工作组建议的其他条款。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Mark T. Esper)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军队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并制定协调的战略方针,以应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扩张和侵略行为。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警告说,中国政府的黑客正在将目标对准涉及国防的美国电脑网络。该情报机构首次详细列出了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不断利用的25个安全漏洞,并敦促网络防御者优先考虑修复这些安全漏洞。

来源时间:2020/10/23   发布时间:2020/10/23

旧文章ID:23274

美国发达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何阻挡不了疫情?

作者:张家栋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

美国拥有发达的医疗卫生体系,但这次疫情却也暴露了其中一些问题。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同,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具有清晰的霸权国家特征,更注重市场竞争和大投入背景下的科技创新能力,更注重医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领先优势的获得与维持,而不是公民的医疗福利与公平。这导致美国虽然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卫生体系,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医疗科技创新成果,却没有让其民众享受到最好的、最公平的医疗卫生待遇。

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不是民众福利导向型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医疗卫生体系也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据2019年发布的全球健康安全指数,美国以83.5分位列第一。但是,在另外一些排名体系中,美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又经常在发达国家群体中位居末位。排名虽然不能说明一切,但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科技和资金优势,以及在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公平性等方面的劣势,却也是世界公认的。这说明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走出了一条与绝大部分国家不同的道路。

美国医疗资金来源于自由市场主导的多元模式。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医疗资源,如医疗设施、医护体系和医药等,往往并不缺乏。体现一国医疗卫生水平的,往往是医疗资金的获得与支付方式。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四种医疗资金保障模式:一是贝弗里奇模式(Beveridge Model),又称公共医疗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医院主要是公立的,医疗服务是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通过高税收来保障资金供给。在这种体系中,看病虽非完全免费,但免费程度一般都比较高。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等国家,主要采取这种模式。二是俾斯麦模式(Bismarck Model),又称社会保险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医院多数不是公立的,但国家规定强制投保、政府适量补贴。民众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与其工资和具体的保费相挂钩。德国、法国、比利时和日本等国,多采用这一模式。三是单一支付者模式(Single Payer System),是前两种模式的混合,医院主要是私营的以维持市场竞争,但医疗费用来自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机构。四是自付模式(Out of Pocket Model),也就是市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强制公民投保,公民自愿选择医疗保险。在常规状态下,政府只保障特定人群的医疗卫生需求。美国事实上是一种混合模式。针对65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和特定慢性病者的“医疗护理计划”(Medicare),属于单一支付者模式;但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援助计划”(Medicaid),以及针对军人及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等的医疗计划,则更像贝弗里奇模式,主要是由政府承担的。其他普通民众的医疗保障,则基本就是自付模式。“奥巴马医保计划”本来像俾斯麦模式,但是被特朗普总统2017年修改成“特朗普医保计划”以后,“强制投保”成了“自愿投保”,基本上又变成了自由竞争的自付模式。

美国医疗资源分布是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美国的医疗资源非常分散、多元。独立医生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医疗传统。2018年,美国医生中的47.4%为医疗机构的雇员,45.9%为独立医生。在医疗机构中,政府所占的比例也非常低。2020年初,美国共有6146座医院,其中联邦政府医院只有209座,占总数的3.4%;社区医院有5198座,占总数的84.6%,支出额为1.01万亿美元,占美国医院支出总额的91%;州和地方政府医院只有965座,是社区医院总数的19%左右。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DHHS)虽然是内阁级的一个大部,拥有11个部门,15个相对独立的办公室,10个地区办公室,十多万员工,但主要负责领导和规划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并无多少实体医疗卫生资源。公共卫生应急反应体系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中少有的拥有实体性医疗资源的政府机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拥有9000多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预防、控制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的传播。CDC与卫生资源服务局(HASA)在地区的“医院应急准备系统”和地方一级的“城市医疗应急系统”形成了一个纵向应急系统,但相互间的协调关系并不融洽。

美国联邦政府控制着一部分医疗资源。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军队医疗系统”(MHS)最为强大,由一助理国防部长领导,年度预算为500亿美元,共有13.3万名工作人员,59家医院。另外,退伍军人事务部也有153家医院。这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统一管理的医疗卫生机构。美国军队医疗系统不仅具有丰富的医疗资源,还拥有强大的医疗研究能力。美国海军医学研究实验室曾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美国陆军医疗机构也发明过甲肝疫苗。美军医疗机构还有一个强大的全球性相关伙伴体系。1946年以来,美国国际部在海外与东道国相关机构建立了20座实验室。印第安人保健服务所(HIS)负责向印第安及阿拉斯加原住民提供医疗服务。但是,上述联邦政府能够控制的医疗资源,只向自己的服务对象开放,在平时并无公共服务职能。

非政府力量积极参与是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对医疗卫生领域的介入逐渐增加。默克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等长期支持医疗卫生项目。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介入绝非仅仅是补充性的。在2005年,社会资本向公共卫生领域投入的资金达513亿美元,是当年联邦财政投入的1.78倍。非政府组织还承担了很多美国政府的国际医疗卫生合作职能。2020年2月,盖茨基金会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1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以后,盖茨基金会宣布再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1.5亿美元,以弥补美国政府所造成的资金缺口。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大量医护人员自愿参与抗疫活动,是纽约抗疫大军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多元性,给人们带来了两种印象:一是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效率不高。美国有一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体系,但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倒数第二,仅高于土耳其。并且,这一数字还有下降的趋势。二是美国政府似乎在医疗卫生方面做得不多,在医疗应急方面还有些混乱。尤其是在这次疫情管控过程之中,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声音和措施,经常有相互矛盾甚至是摩擦之处。

影响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四方面因素

每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都是受本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经济水平影响而形成的。美国也一样。但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形成过程,除了上述常规因素以外,还与其国际地位和对外战略有一定的关系。总体来看,影响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有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宗教文化四个方面的因素。

国际政治因素。与很多发达的OECD成员不同的是,维持霸权地位或领导地位是美国各产业、各部门的共同使命,医疗卫生领域也一样。其他国家的医疗卫生部门主要服务于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兼顾一些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职能。美国则不同,除了各国均有的职能以外,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还必须服务于美国的霸权目标,有时甚至还要直接与美国的具体对外政策相一致。

一方面,美国医疗体制建设要服从于意识形态斗争。早在1944年,美国第一家政治公关公司“选举公司”就代表加州医疗协会,反对加州推行的用社会保险体系支持强制性医疗保险的计划。反对者称,这是正在与美国打仗的纳粹德国发明的,是政府干预医疗事务的强制性体系,会降低美国参与二战的价值观优势。后来,这些人又利用冷战初期的反共、反苏联情绪来鼓动民众,称私人主导的医疗体系优越于国家主导的医疗体系,一旦改革就相当于向苏联模式屈服。在2009年的反奥巴马医保计划大游行中,反对者继续用反共情绪来恐吓民众,让民众相信市场化医疗体系的优越性。桑德斯在民主党内竞选期间,曾提出政府接管美国医疗体系的主张,也被反对者批评为社会主义主张,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不符合。所以,美国在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方面,长期是“宁要资本主义草,不要社会主义苗”。

另一方面,医疗卫生体系还必须有利于维持美国在医疗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指出,美国的市场化医疗制度能够促进科研和技术进步,提高新技术发明被转化为实用的速度。因此,虽然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的覆盖率和公平性在OECD国家中是最差的,但却是在OECD国家里最有利于医药领域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和新药品的研发、应用和普及的。换句话来说,美国人支付的世界最昂贵医疗费用,虽然没有为自己带来世界最好的医疗保障服务,但却帮助美国的医疗企业长期占据世界医疗领域的顶峰。美国在医疗卫生的科技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本国民众的福利为代价的。

国内政治因素。美国是一个分权制衡的国家,不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在法律划定的领域内,每个人、机构和行为体,都可能拥有“最高的权力”。这导致美国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之间,在联邦与州和地方之间,在政府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分权制衡关系。这种政治模式,使得美国无论是进行自上而下的动员,还是进行自下而上的动员,都比较困难。尤其是在医疗卫生领域,美国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的资源是相当有限的。

一是美国医疗体系市场化水平很高。美国拥有6000多家医院,床位80余万张,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1500余万人。与此相配套,美国有1000多家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提供近2000多种医疗管理计划。这个庞大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医疗体系,主要依靠社会层面的高投入来支撑。2019年,根据购买力平价法,OECD国家人均医疗开支为4000美元,美国最高,超过1万美元,相当于德国的1.6倍、英国的2.5倍。在1万多美元的医疗开支中,公共财政支出部分只有4993美元,低于德国的5056美元,只相当于英国的1.6倍。这导致美国的医疗产业也超过能源、军工和教育,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美国联邦政府的医疗体系主要关注军人与弱势群体的医疗需求。例如,Medicare主要针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Medicaid主要针对贫困人口,SCHIP主要针对儿童。另外,有大约15%、约27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与此相比,其他OECD国家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大多接近100%。

二是在政府的医疗开支中,州和地方政府又占主要部分。美国公共医疗资金由联邦、州和地方三级财政共同承担,其中联邦政府承担的部分约占三分之一,其他由州和地方财政负责。美国联邦政府承担的主要是Medicare和Medicaid等项目,以及印第安人健康服务局(HIS)等特殊项目,还有一些科研教育支出,约占联邦财政收入的26%。并且,这笔钱名义上属于联邦财政,但事实上都是由各种法律和预算事先确定好的。联邦行政机构其实只是过路财神,对绝大部分医疗支出都无真正的决定权。

三是医疗资本在美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政策影响很大。美国的医疗企业非常强大,不仅使得医疗卫生体系难以实现真正的市场竞争,还直接影响美国医疗政策和法规的制定。2018年美国500强公司中,66家属于医疗保健公司;在前100强中,则有19家。美国联合健康集团(United Health)2018年营业额为2012亿美元,居美国企业第五位,超过通用汽车、亚马逊,与苹果公司相当。这一方面导致市场竞争机制失灵。市场竞争需要大量的、信息对称的市场供给方和消费者,两者之间的充分博弈才能使市场真正发挥效率。但是在医疗市场中,相对于病人,医疗器材和药品的提供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拥有完全不对称的信息和技术优势。病人不仅没有议价能力,甚至连质疑医疗服务水平的能力也没有。另一方面,医疗资本的强大,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在供需之间的调节能力。这不仅可能损害了病人的权益,也事实上削弱了政府在这一重要经济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中的发言权。2016年,医院和养老院为美国大选活动提供了9500多万美元的捐款,制药企业提供了高达2.5亿美元的捐款,占大选捐款总额的14.4%,与医疗卫生产业在GDP中的比例大致相当。很显然,这个医疗市场肯定不愿意看到政府主导的定价体制。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奥巴马医保中的核心内容“强制投保、不得拒保”等很快进行了调整,称这些做法限制了市场自由,增加了财政负担。在特朗普总统的背后,不仅有很多医疗资本和保险公司,也有很多担心医保开支上升会增加纳税比例的中产阶级。

经济因素。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是契约关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对社会力量的动员,也往往有高额的经济成本。这导致面对Covid-19疫情时,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其实都不愿意、也不敢轻易下达停止经济运行的任何指令。经济一停摆,政府的收入会大幅减少,开支会迅速增加。为刺激经济,美国出台了总额为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相当于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刺激计划的近3倍。美国政府不但要救助失业者、企业和低收入群体,连高校也要救助。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有一笔140亿美元的高等教育拨款。

但花钱容易,钱从何来?怎么还钱?根据美国失业保险金制度,州政府一般要承担26周以内的失业保险金。如果州失业保险金库耗竭,可以向联邦政府或其他州借款,或发行债券。但是,这些都是要偿还的,也是有利息的,在未来会增加一个地方的税率,影响经济发展。美国的疫情管控措施,导致短期内失业率急剧上升。截至4月16日,美国已经有2600万人登记为失业者,相当于美国25个州劳动人口的总和,占美国劳动人口的16%。在这种情况下,纽约州等比较富裕的州也支持不了多久,财政状况差的州则连联邦规定的最低标准都满足不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手段多一些,可以通过加税和发行国债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但是在美国经济面临压力、债台已经高筑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将考验美国政府承担债务能力的极限,负作用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彻底消除。

宗教文化因素。美国民众多数信仰宗教,对死亡的认知与中国人有很大区别。美国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这种情况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水深火热、民怨沸腾了。但情况却恰恰相反:美国民众并没有因抗疫不力而一边倒地指责政府,很多人抗议的反而是政府抗疫政策“过度”,伤害了民众的自由权。美国民众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一方面,美国民众中的宗教信众占据主导地位,占总人口的85%左右。另一方面,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宗教气氛最深厚的一个国家,宗教信仰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降反升。1776年,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只占17%,1850年占34%,20世纪初占50%,现在约占60%左右。

宗教信众与无神论者对待生命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其他宗教的信众,对生命都有一些类似甚至是相同的看法。一是,宗教信仰使得很多人并不把生命权视为个人的专属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自然力量赋予的。很多宗教信徒相信生命是可以复活或轮回的。因此,在他们看来,生命的获得和失去,并不完全受世俗法则和个人意志的支配,也并不是十分可怕的。二是,人的生命和自由是自然权利,也不是世俗法则赋予的。以此为基础,美国人对世俗政府机构的不信任度更高;尤其是对公共卫生官员的不信任,影响了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根据《纽约时报》2018年的一篇文章,只有34%的美国人信任医疗人员,只有25%的人表示信任美国的医疗制度,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公共卫生官员分享的信息是准确和全面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一方面不太在意生死,另一方面又不太相信世俗政府机构和专业人员,要接受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医疗卫生体系,确实是有难度的。哪怕是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很多美国人照样游行示威。因为这既可以体现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又可以体现自己追求自由的意志,获得某种社会存在感。

无论是常规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还是公共卫生应急反应体系建设,在很多国家的政策选择背后,往往都有一系列难以改变的结构性因素。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有世界上最优秀当然也是最独特的一个医疗卫生体系。这种独特性来自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宗教文化,也受到美国国际政治地位和相关对外战略的影响。虽然美国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卫生体系不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但却是最有创新能力的,对世界医疗卫生体系的影响也很大。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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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亚洲北约”能建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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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  来源:FT中文网

10月初在日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被舆论广泛看作针对中国的建立“亚洲北约”的尝试。这个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至少就美国而言,有这样的打算。在“四方对话”结束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希望将美日印澳四国的合作制度化,将其进一步扩大到周边其他国家,从而建立印太多边安保框架,强化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的国家间的凝聚力,建立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也即“亚洲北约”。然而,美国的意图现阶段未必能够得到其他三国的附和与赞同,虽然它们都有着共同的遏制中国的目的,此次对话会没有发表共同声明亦表明这点。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SD)是美日澳印四国建立的一个非正式战略论坛。2007年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议,当时是日美澳的三方对话,印度后来才被拉入。“三方战略对话”初衷并非是要针对中国建立一个安全联盟,而是要在全球落实反恐战略,尽管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希望美国维持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承诺。13年来,QSD对话断断续续,期间澳大利亚在陆克文执政时还一度退出对话,印度加入时对针对中国也不感兴趣,很长时间QSD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直至2017年12月复活,当年在东盟峰会后举行了四国首脑的首次对话,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强化,但用国际媒体的话说,除了制衡北京,也有约束华盛顿的用意,因为美国的诸多盟友都不确定特朗普政府有多靠谱。

虽然四国在QSD的名义下也开展了一些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例如举行“马拉巴尔军演”,但迄今仍是一个非正式和不定期的对话机制,离蓬佩奥希望的制度化还有很长距离,至于把亚太周边的国家拉进来,组成一个围堵中国的包围圈,现在还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和设想。

那么在不太远的未来,QSD能不能发展成针对中国的“亚洲北约”?取决于三方面的状况,一是现有四国特别是除美国外的日印澳的意愿和意志;二是亚太周边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加入QSD来围堵中国;三是中国的反应。这三方面又互为因果和互相强化,其中,中国对上述国家的态度和做法某种程度起主导作用,而非美国。换言之,中国是否让它们感受威胁,而且觉得这种威胁是实在的,会对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带来很大破坏,倘若中国的态度和做法让它们中的多数做出了这个判断,那就很难避免“亚洲北约”的形成,否则,即使美国怎么再胁迫这些国家,都不大可能。

要说明这点,不妨简单回顾北约的出现和今天的状况。美国之所以组建北约,是为了防范和抗衡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的扩张,阻止共产极权制度对自由世界的侵入。二战后,美苏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对抗,由于欧洲受到战争摧残,无力保护自己,抵抗苏联的军事入侵,来自美国的军事保护就至关重要。所以在1949年由美国牵头,联合英法意等12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成立北约,行使集体防务权,作为当时美国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北约在整个冷战时期,在地缘政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确保了欧洲的集体安全。

按理,在苏东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作为冷战工具的北约也应解散或转型,但它反而向东扩张,将原东欧国家和从苏联分离出来的一些国家吸收进来,逼近俄罗斯的家门口,变成了一个不再承袭意识形态使命的纯粹的防堵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工具。因为俄罗斯虽然国力衰减,但它毕竟接续了苏联红色帝国的庞大军事遗产,从军力上来说,欧洲国家都不是它的对手。若没有北约保护,欧洲会承受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压力,冷战后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或许会有改变。尽管如此,今天的北约并未阻碍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发展除军事外的正常国家关系,包括一定的政治关系,双方的经贸和文化往来也未受北约太大影响,这和冷战时期有很大区别。

从北约的前世今生看,是否有必要在东亚复制它的翻版?一旦在中国周边建立了亚洲版的集体防务体系,中国势必会大大增强对这些国家的敌意,双方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冷战时期北约和苏联的关系,而不会是现在的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对北约的敌意虽然不如苏联时期强烈,但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已经存在半个世纪之久,已经相互适应了各自的“脾气”,且俄罗斯的国家制度总体上和西方并不有太大冲突,尽管普京政权被西方看作独裁体制。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制度和西方根本有别,更要提醒的是,针对中国的“亚洲北约”会被中国看作明目张胆遏制中国的发展,阻止中国实现某些不能不做的目标,例如统一台湾。因此中国必然会对参加“亚洲北约”的国家做出强烈的反制。从而东亚反而不可能有“亚洲北约”要实现的目标——集体安全。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显然不是1949年的苏联,它早已没有雄心要在全球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虽然官方过去也会高调宣传中国模式的价值,但它清楚,中国的这套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是其他国家学不来,也不会学的,它只适应中国,移植到其他国家就不灵了。今天的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当年的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不同,后者是解放和被解放的关系,东欧国家不管愿不愿意,受苏联的“军事保护”,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卫星国关系,东欧国家没有选择和退出的余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显然不是这样。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壮大,它们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还包含着中国外交某种意义上的“盛气凌人”产生的不愉快,但此种具体外交行为的“盛气凌人”跟东欧国家对苏联基于不平等和无选择权而导致的压力,在性质上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事物,没有可比性。中国今后会不会以自己的强势或霸权向周边弱小国家施压谋取国家利益?理论上当然不排除,但即便如此,这和当年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还是有性质和程度的不同。

换言之,今日的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地缘政治状况同冷战时期的欧洲有本质区别,中国不可能像苏联一样,以军事威胁,组建自己的卫星国,然后再去威胁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中国没有军事扩张的野心,它的“野心”仅限于收回台湾以及在有争议的领土上保证不吃亏或吃太大的亏。外界现在感受到的中国压力,包括美国认为的中国共产体制对自由世界的渗透,更多是通过经济和市场的力量传导的。中国现在实行的这套制度是附着在经济和市场之上的,因此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中国有意识地借助经济和市场力量推广自己的模式和价值观。或许某段时间中国也这么做过,但在受到外界的反弹后它应该明白要把自己的价值和模式向外输出很难,甚至根本做不到。

故此,站在东亚其他国家的立场,不会因为仅仅来自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压力就要加入美国组建的“亚洲北约”,在政治和军事上对抗中国,它们清楚这样做的代价太大,那就真成了中国的敌人,反而得不到所要的国家安全。何况现在事情远没到这种不得不选边站的地步。一些国家虽然和中国有领土争端,但如果中国不以武力相逼,它们也没有必要做出这个非黑即白的选择。考虑东亚周边国家多数和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和人员往来,让它们为了价值观牺牲经济加入围堵中国的“亚洲北约”更不可能,还会进一步使得自己的国土更不安全。

具体而言,韩国、朝鲜、蒙古、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东盟除菲律宾外的国家都不大可能参加“亚洲北约”。仅举韩国、越南和菲律宾来分析。韩国虽然是美国盟友,但鉴于朝鲜问题需要中国帮助以及韩国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它不可能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国。越南也不会,虽然越南和中国在南海有争端,处处防范中国,然而越共非常清楚,倘若中国在“亚洲北约”的围堵下倒下去了,下一个被收拾的可能就是它,因此越南再怎么对中国不满,确保政权安全会成为越共首选。菲律宾在目前杜特尔特当政的情况下不会随美起舞,但如果换了一个亲美人士做总统,由于有南海争端就难说。极端情形下美国胁迫这些国家选边站,至少还可保证朝鲜、缅甸、越南、巴基斯坦、柬埔寨等不会选择美国。东亚地区最有可能加入美国“亚洲北约”阵营的是台湾。

从“四方安全对话”的日印澳三国来说,日本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问题,如果美国施压太大,有可能帮美国组建“亚洲北约”;澳大利亚虽然和中国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但由于和美国盟友的关系以及目前同中国的此种状况,亦很可能加入。然而这两国都和中国有密切的经贸往来,尤其是澳大利亚,它的经济繁荣和中国息息相关,因此,在美国现有的压力下,是不会公开协助美国在军事上对抗中国的。印度的情况比较难讲,若它和中国的边界对峙进一步恶化,很大可能会公开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制华的马前卒,乃至不排除和中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

前面说到了东亚周边国家对“亚洲北约”的态度也受中国对它们态度的影响,甚至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对它们是否加入“亚洲北约”起着决定作用。然而正考虑这一点,中国不会主动火上浇油,以大欺小,恶化同它们的关系,将它们推上自己的对立面。相反,中国很可能会是在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事情上,该让步的时候让步,对它们用胡萝卜而非大棒进行安抚,防止它们不被美国利用。即使不得已,也可能只是惩罚个别的挑头国家,而不会打击一大帮。对日印澳,中国也会区别对待,能够分化它们和美国的关系就尽量分化。

可见,美国要想建成“亚洲北约”围堵中国,实际很难,除非在某种极端情况下,然而,让多数亚洲国家不得不选边站的极端情形在现实政治中基本可以排除。尽管如此,中国也无法高兴,因为仅仅“四方安全对话”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对中国也将构成很大的地缘政治压力。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22

旧文章ID:23280

从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纲领看未来美国对华政策

作者:刘英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总统大选日益白热化,恐怕将成为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大选,已经引发选举争议诉讼,甚至还可能出现宪政危机。由于美国在全球占主导地位,及其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的紧张关系,美国大选已不仅是3亿多美国人民的事,更牵扯到中美关系走向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因此不可不察。

美国时间的10月22日晚,美国总统候选人将开展最后一场辩论,主题包括抗击新冠、美国家庭、美国种族、气候变化、国家安全和领导力六个选题。其中,抗击新冠、美国种族和气候变化方面,拜登占绝对优势,而这三项特朗普都是弱项。美国家庭、国家安全和领导力方面,特朗普或许略占优势。

当下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是美国最重要的两项任务。新冠病毒给大选带来前所未有的变数,而美国经济依然牵动选民的神经,美股也牵一发而动全身。据报道,投票给拜登的90%认为其能控制疫情,投票给特朗普的70%认为其能抓好经济。从首场辩论来看,拜登比预期更好,特朗普比预期更差。最后一场辩论中双方的现场表现也成为看点所在。

离大选不足两周,特朗普突患新冠肺炎为大选增添了剧情。伴随美欧新冠疫情的二次爆发,拜登民调支持率持续上升,最新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领先特朗普12个百分点。也有人认为选举人票特朗普占优。

美国大选绝不仅美国人关心,由于美国经济政策、外交等政策影响全球经济局势走向,特别是其对华政策更直接关系中美关系走向,影响世界安全与稳定,所以举世关注。

新增加选民及千禧一代改变选民结构:算下来在2016年实际上因投票率的关系,美国全体选民中只有26%的支持了特朗普。今年选举形式因疫情而改变。此次拜登和特朗普都呼吁选民出来投票,伴随千禧一代首次投票,加上邮寄选票参选人数可能增加,今年首次参选率或上升10%,选民的代表性会增强。约8000万人选择函投方式投票,超过2016年一倍。而且为避免函投引发争议,已有超过4000多万人提前到投票站投出了自己的选票,占选民人数的1/3。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最后一次辩论对大选结果的影响,加上美国选举人制度,“十月惊奇”的出现恐怕难改大局。但分析双方竞选纲领,对于研判美国大选走向,为下一任总统上台预先做好准备,仍极为重要。

拜登还是特朗普赢,需要站在选民的角度看,谁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纲领更符合要求。

特朗普和拜登竞选纲领主要分成内政和外交两部分,而内政主要看如何应对疫情控制、就业与经济、医保与教育,外交则主要看对华政策走向、外交政策重点。预计在最后一场辩论中,双方也将聚焦在这些领域。当然除了双方所宣传的竞选纲领及施政策略外,谁能当选关键还要看美国选民倾向、选举路径。

总体上来看:共和党支持小政府,支持减少政府干预,减少福利支出,反对非法移民。尽管特朗普减税让富人得利,但企业增加投资也会令民众受惠。而民主党支持大政府,增加政府干预,增加税收,扩大福利支出,在移民问题上提倡平等包容。

“富人总统”特朗普的连任纲领貌似简洁明快直指要害,但实则在经济与就业方面乏善可陈,除了所谓结束对中国的依赖,就是从中国转回制造业和就业,做得像PPT一样的十条竞选纲领背后充斥着民粹主义、保护主义色彩。而且其防疫不利且导致包括其本人在内的白宫数十人感染的实际表现也令选民失望。为挽救落后的支持率,特朗普为加快新冠治疗方法及疫苗的工作进度更是调配了100亿美元资金。但无论其在控制疫情上讲得多么天花乱坠,疫情防控都是其减分项。

“平民总统”拜登90多页的竞选纲领写得更加细腻,洋洋洒洒,表现出建制派与多方协调的特征,延续着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纲领也存在促增长和加税自相矛盾的逻辑问题。无论从内政和外交来看,都能看出其要将偏离正常轨道的特朗普政策调整回来的勇气和决心。可以预见如果其胜选,上台后的施政纲领也会表现出各种回归。他3月就在《外交事务》上撰文阐述其外交政策:“若我成为总统,我将立即采取措施复兴美国的民主和联盟体系,保护美国的经济前途,并再次让美国领导世界。”从内政看,其疫情控制是亮点,经济与就业更加务实,从外交看,指责特朗普打贸易战,上台会与中国停止贸易战,但对华会采取联合盟友一致行动等策略。从近期两党对华法案均高票通过可以看出,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仍是拜登与特朗普的共识,两人只是手段和政策重点不同。

镜中花的增就业要靠从中国转移?特朗普和拜登都把提高就业作为重要目标来看待,而且都提出明确的目标数据。拜登提出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失业保险等具体举措,表示将领导清洁经济革命为美国创造1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特朗普提出未来十个月提供1000万个工作岗位,包括要从中国转回100万个就业岗位。但当下提高就业率还取决于疫情能否得到控制。截至美国时间10月17日,美国累计感染新冠肺炎达835万人,美国平均2.5%的人感染新冠,而实际感染人数更多。只要美国疫情失控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恢复就业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在疫情失控的情况下增加就业也只能是给选民开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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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新冠疫情爆发还是归罪中国?特朗普控制不住疫情,便在竞选纲领中将新冠疫情归罪给中国。白宫西厢数十人感染的事实证明,其控制疫情的纲领只是空话套话,其所说年底疫苗和明年控制住疫情也难以令人相信,疫情防控成为特朗普竞选的减分项。而拜登对于疫情的看法则明显客观,提出控制疫情不能甩锅中国,不仅要提供免费检测,而且要实施全国性检测及跟踪等各种有效控制措施。这是拜登最明显的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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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增长心有余而力不足:经济纲领是决定胜选与否的关键变量。有人统计出在选举年份的经济增长形势以及选前三个月美国股市走势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上涨则执政党能当选或连任,正如克林顿所说,经济决定一切。二季度经济环比大幅下滑32.9%,尽管股市仍在高位,但其脆弱性大幅增加。相对美国经济二季度30%以上的环比下滑,特朗普很可能在大选前公布美国三季度经济数据,如环比上为数大幅增长,特朗普就会夸口其促进经济有效。

对中国经贸诉求不同影响其经济政策走向。尽管拜登与特朗普都提出加强在华美国制造业回流及相应抵免税费等举措,但两者对华政策分化显著。在恢复经济增长方面,特朗普延续极限施压和保护主义特点,除了归罪中国和老调重弹表示要抢回制造业和100万个工作岗位外,几乎无计可施。其贸易战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美国经济增长,而且令美国从中国最大贸易伙伴降至排名第三。

拜登提出要建设更加公平、强大的经济体,表示要恢复与中国经贸往来和降低关税,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广阔,中美绿色合作与发展前景广阔。其经济纲领包括增加新老基建投资,增加绿色投资,改革税法增加税收,也提出要制造业回流,加强金融监管,反对垄断等举措,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但其提出税改和加税,这恐成为其减分项。

新冠疫情下扩大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合作方面空间巨大。从国际看,新冠病毒疫情二次反弹多国失控,加强中美及全球抗疫和卫生安全合作有利于各方。从国内看,医保等民生保障的未来受关注。作为平民总统,拜登会加强医保等民生保障,回归奥巴马医改,并向全面医保的方向努力。拜登还提出扩大奥巴马医改范围,不仅限于解决现有医疗保障而且旨在消除医保的不平等现象。在面临新冠病毒疫情的当下,对奥巴马医改的回归,应是拜登加分项。

为灵魂而战改变美国政治生态。特朗普强调要继续“抽干沼泽”改变华盛顿的政治生态,但经过四年时间选民实际感受却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华盛顿的水没抽干又挖了一个特朗普“沼泽”。十大纲领中,特朗普专门提出来一条是保卫我们的警察。拜登提出要找回美国民主及在全球的领导力,要改革司法体制,要为美国灵魂而战。他以民主党的自由主义针对目前共和党的威权主义,并攻击特朗普的独裁,指责特朗普损害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强调特朗普的各种“退群”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

《纽约时报》日前在一篇长篇社论中列出了特朗普腐败、愤怒、混乱、无能、谎言、衰败等六宗罪,直指其不配当总统。不仅如此,全球顶尖的《自然》《科学》《柳叶刀》《细胞》等杂志也发文严厉谴责特朗普,旗帜鲜明地支持拜登的抗疫策略。哥伦比亚法学院专门建立一个网站来记录特朗普的科学偏见、虚假陈述、政府审查等,从报刊网站的连篇累牍可以看出美国主流精英对特朗普的反对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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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美教育人文交流与合作的不同态度。当下中美教育人文交流严重受阻,只要特朗普在台上就不会改变而只会变本加厉。而拜登如上台则有可能恢复中美两国正常的教育等人文交流与合作。他特别反对特朗普对在美学习的国际学生反复无常的政策,有望为国际学生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恢复中国留学生政策,因为这也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最重要来源。

应对气候变化和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空间看好。与特朗普退出气候变化协定正好相反,拜登不仅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而且认为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拜登一旦上台就会让美国回归奥巴马任内达成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他提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清洁能源经济,通过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来解决上千万新增就业岗位。而特朗普对于退出气候变化协定毅然决然,不仅对气候变化只字不提,而且表示将继续解除对能源独立的管制,支持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发展,这是其减分项。

从外交政策看从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特朗普竞选纲领提出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延续浓重的单边主义色彩。同时提出停止战争让军队回家,要让盟友承担更大份额的集体防御成本,保持美国军事力量,反恐和构建强大网络安全导弹防御体系,明显从进攻主义退为防御主义。而拜登则回归多边主义,强调要回归美国的国际信誉,体现出了建制派的浓厚色彩,被特朗普退出的各种国际群,拜登会一个一个地重新加入进来。同样,拜登反对特朗普与中国等打贸易战,尽管他可能采取规则和加强联盟合作对付中国,但其行动是可预测的。

中美关系走向结束对华依赖:十大纲领中特朗普单独列出一个竞选纲领就是结束对中国的依赖,表示其“脱钩”的意愿,包括带回制造业岗位100%免税和免费,限制把联邦的合同业务外包给中国公司等。

但事与愿违,从中美双边的实际经贸投资数据看,双边经贸不降反升。企业宁可自负运费和承担关税也要从中国进口商品,美国一时半会儿恐怕无法摆脱对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的依赖,特别是疫情当下,更难找到大量而低价的贸易方。与此同时,拜登在反对特朗普对华大打贸易战的同时,会按规则出牌,减缓对华贸易摩擦,但拜登也会把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不是独自针对中国,有可能团结盟友,通过提高规则一起来对付中国。

选举危机与竞争对峙带来大选争议。除了已投票的选民外,有不少人采取函投方式,这可能带来选举危机,美国今年已在40个州发生了190多起选举诉讼案件。特朗普也不止一次地暗示可能不承认败选,即使败选也可能不会顺利和平交接政权。有的州通过增加验证等手段来压制少数族裔选举和投票,此前特朗普迫使邮政局局长实施改革要求其压缩邮筒数量,而且有的州已经大幅减少邮筒的数量,采取各种举措来限制民主党人投票。除非一人选票遥遥领先,否则选票争执恐会影响总统选举结构的确定,最后或需由最高法院裁决,这可能引发宪政危机。

相比特朗普存在着在位优势,而拜登恐怕还存在潜在的丑闻软肋。从《华尔街日报》10月13日预测候选人选举团得票,特朗普为225,拜登为313。在竞选白热化的两周内两位都拼命拉票。孰胜孰负、鹿死谁手不仅看10月22日辩论,也要看拜登的潜在丑闻会不会继续发酵。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和全球肆虐。疫情不仅冲击白宫让其失分,还让患病者失去生命,在救人与救市,要钱还是要命的根本问题上,应当体现出人类的光辉。但特朗普的纲领对疫情防控则大打折扣,其保护警察而非保护公民的竞选纲领也彰显出行政本质,而其所谓“抽干沼泽”改变华盛顿政治生态,恐怕也与其树立特朗普主义独断专行生态自相矛盾。特别是针对中国的举措,归罪中国既无用处也并无新意。其连任纲领中还存在严重的边际效益递减问题。

针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拜登则是主张美国强势回归。一是国际上加强美国在国际事务的领导力和竞争力,回归世界卫生组织,回归巴黎协定。二是国内方面政策转向,回归奥巴马医改,指向全面医保,回归加强金融监管,回归沃尔克法则,大打绿色牌、公平牌、平民牌。三是对华政策方面,尽管竞选时提出强硬举措,上台后预计也会采取联合抵制及规则制定来对付中国。但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他会加强与中国的贸易与投资等各领域的合作。

此次大选无论谁当选,中国都要做好应对举措。特朗普上台会延续其对华的极限施压全面打压举措,而拜登在一篇文章中曾表示:“应对(中国)这一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美国盟友及合作伙伴的统一战线,哪怕在诸如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趋同的议题上我们将寻求与中国合作。”因此预计拜登上台虽可能取消关税,但从战略上会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从战略层面采取联合盟友围堵及规则制定等办法对付中国,但在战术上,无论是气候变化、基础设施、人文交流,还是贸易投资方面都不仅可以回归常态,中美都将有合作的空间和前景。

现在距离美下任总统上台还有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国不仅要保持战略定力,促进中国经济稳健恢复和增长,而且要根据情境变化采取合纵连横、加速中日韩、RCEP、加强与中欧投资协定及自贸协定谈判、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措施来有效应对美国对华的各种举措与政策变化。

(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22

旧文章ID:23279

美国大选最新民调追踪: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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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数据新闻组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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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周时间,民主党提名的前副总统拜登(Joe Biden)目前在关键州的民调以微弱优势领先现任共和党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不过自夏季以来,拜登在这些州的领先优势已经缩小。

特朗普曾在2016年以些微优势在密歇根州(Michigan)、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和威斯康星州(Wisconsin)获胜,而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在这些州正领先6个百分点。至于关键的佛罗里达州(Florida),两人的民调差距更为接近。

不过,更激烈的竞争发生在特朗普在上次大选里获得胜选的州。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和佐治亚州(Georgia)在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有9次投给了共和党,但今年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这里的竞争似乎显得更为激烈。至于俄亥俄州(Ohio)和艾奥瓦州(Iowa)也有类似的竞争,尽管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120年拿下这两个州,但在2016年的大选里,特朗普在这个两州分别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

其他争夺激烈的州还包括亚利桑那州(Arizona),过去70年里只有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曾在亚利桑那州赢得了胜利,以及得克萨斯州(Texa),在今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朗普的民调优势保持在五个百分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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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全国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拜登处于显著优势。特别是曾推动特朗普在2016年取得胜选的白人与老年人族群,这些选民已露出不满总统处理疫情的迹象。至于拜登,过去几年,拉丁裔选民在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关键摇摆州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目前拜登在拉丁裔选民中仍保持相当大的领先优势,但一些民调显示,拜登在拉丁裔选民中的受欢迎程度不如2012年的奥巴马或2016年的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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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总统大选民调追踪页面的数据来自于RealClear Politics。我们使用指数衰减公式计算拜登和特朗普在各州的平均民调,该公式赋予最新的民调更多权重。接着,我们以这些平均数来确定一个州是“稳固”、“倾向”还是“势均力敌”。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若超过10个百分点,该州被归类为“稳固州”;若差距在5个百分点以下的州,则被归类为“势均力敌州 "。如果一个州在过去60天内进行的民调少于两次,我们会使用《库克政治报告》的选举人团评分(Cook Political Report Electoral College Ratings)来对其进行分类。在我们的分类里,我们把《库克政治报告》中的“可能(likely)”州和“倾向(lean)”州都视为“倾向”州。至于历史大选结果数据,则来自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和政治博客网站Daily Kos。在6月23日的某几个小时,我们呈现的数据包括只有进行一次民调的州。

大多数的州以“赢家通吃”的准则来分配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的选票,意即该州普选的赢家获得所有选举人票。然而在缅因州(Maine)和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每个国会选区的胜者获得一张选举人票,而全州的胜者则获得两张选举人票。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22

旧文章ID:23278

陆伯彬:并非冷战: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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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伯彬(Robert S. Ross)  来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20(上)

作者:陆伯彬(Robert S. Ross),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学者。

在将近四年的时间内,中美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不断增加,合作却不断减少。对两国来说,这一趋势将造成重大损失,它已经导致了代价的增加和对潜在收益的放弃。不过,两国的智库分析师、民族主义者和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者都主张富有攻击性的冷战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将使两国关系加速向着更为敌对和斗争的方向发展。

中美之间安全冲突和紧张态势的加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中美正处于变革的权力转移过程中,这对东亚的均势和两国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都有着重大意义。随着权力转移继续进行,它必将加剧大国对东亚安全秩序的竞争,包括对东亚地区次级大国的联盟和结盟的竞争。权力转移同样也导致了贸易紧张,因为力量对比的变化迫使中美两国重新考虑双边贸易和投资的条款。但是,权力转移并没有阻止安全和经济竞争态势的缓和,也没有排除中美在双边及全球事务中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合作。

领导层和政策选择在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当前,中美关系朝完全冲突方向的发展,既不是必然的,也非不可逆转的。关注各自国家利益的务实领导人可以促成中美两国限制冲突并扩大合作。

一、中美竞争的持久根源

作为国际政治中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既非朋友也非盟友。相反,它们总是争夺国际影响力的竞争者和对手。中美双方都不应认为两者之间的竞争将易于掌控或将减少。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大国将心怀猜疑和恐惧地评估其他大国的实力,而且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大国将增加自身的实力。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过,这一趋势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尤为明显。相对衰落和安全减少的预期驱使处于衰落中的大国抗拒实力对比的变化。与此同时,出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及寻求更多安全的考虑,崛起国采取政策推动实现一个修正的地区安全秩序,包括权力对比、地区结盟和军事基地安排的变化,因此将加剧衰落国的猜疑和不安全感。

这些权力转移的动力在中美关系中显而易见。后毛泽东时代40年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达到了几乎与美国同等的水平。中国培育了世界级的创新大学和企业,向美国21世纪高科技的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同样,中国拥有规模庞大且发达的经济以及先进的技术,使其能够挑战美国在重要地区和全球的双边经济关系以及在全球贸易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而且促成中国的军费预算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增加,并带来了庞大且现代的海军和空军力量。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崛起正在改变东亚的实力对比,挑战美国在东亚的海上霸权地位及二战后的地区安全伙伴关系。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回应是可预料到的。美国抗拒相对衰落及变化中的地区秩序。特朗普政府增加了军事开支以与中国海军的崛起相抗衡,而且美国海军已经对未来之必需做出了广泛的评估,包括重新考虑船舰建造的优先排序以及导弹和飞机的要求,美国正在利用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设计新的武器系统和通信技术。美国海军正在开发新的战略,并开拓更大的通路,通向位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东亚周边港口设施,以限制和遏制中国海军在东亚海域的活动。由于中国海军挑战了美国海军的霸权地位及美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性,美国海军增加了对中国海事声索的质疑频率,以此显示其对抗中国崛起和捍卫自身安全承诺的决心。

不过,中国对其自身崛起的回应也是可预料到的。美国是现状国家,对二战后将其安全最大化的地区秩序感到颇为满意,然而中国从未接受美国在中国沿海水域,以及经黄海、东海和南海的贸易线路上的海上霸权的合法性,也没有接受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包括韩国、日本和菲律宾)部署空军和海军力量投送能力的合法性。凭借掌握更多的经济和技术资源,中国挑战了美国的海上优势地位及地区联盟体系。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斥资实现了海军的扩张和现代化,其结果是与美国的海军船舰相比,中国的海军船舰既现代化又规模庞大。中国开发了先进的导弹,目标锁定为美国在东亚的海军和空军设施;中国在南海建造了人工岛,使得中国海军和海岸巡逻船只可以在美国安全盟友的水域内保持经常的出现。中国还发起了坚决的海事诉讼,劝说东亚地区的次级大国来满足中国的要求,并限制它们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合作。

二、趋向有限制的竞争

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紧张地和冒险地朝着发生严重海上对抗的方向演进。这一趋势反映了中美政策的强硬化:尽管中国持续崛起,美国仍坚决地抗拒一个变化中的地区安全秩序;尽管美国的抗拒不断升级,中国仍决意重塑东亚地区秩序以反映变化中的实力对比。不过,无休止的冲突升级和冷战敌意并不是由结构或权力转移冲突造成的。中美竞争的进程将由两国的政策选择塑造。中美两国务实的政策能够促成有限制的竞争。

有限制的竞争要求美国针对权力转移做出相应调整,并认可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寻求更大影响力。美国坚持维护二战后的地区联盟和结盟现状,这将必然导致中国产生更大的好战性,因为中国需要一个与其自身更强的实力及变化中的大国权力分配相匹配的、修正后的地区秩序。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Loong)就此做了很好的表述:

美国很值得塑造一个新的认识,将中国的抱负整合到当前的体系中……中国将期望在这一进程中拥有话语权,因为在中国看来,现行的规则是在过去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期待……世界必须为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调整。

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单极海上秩序为美国在东亚地区提供了几乎绝对的安全,所以正在形成的两极秩序对美国来说并非最优选项。不过,两极能够防止中国权力不受制约地发展,也能够限制中国在东亚和全球的战略野心。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做出调整并不要求美国将东亚拱手让于中国的霸权。确切地讲,美国可以在两极的地区均势中与中国竞争,同时适应中国的崛起。而且,美国将保持在安全事务、关键技术创新和研发,以及国际领导力上的全球领导地位。

调整和有限制的竞争将要求美国缓和在海军和外交方面的姿态,这一姿态向中国和东亚地区表明美国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将持续扩展和现代化其军事实力,与地区安全伙伴保持广泛的合作,并促进自身国际经济和全球利益的实现。但是美国海军对中国海事声索的高调质疑,包括频繁地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并不能打消美国的东亚安全伙伴的忧虑,反会招致来自中方的强硬回应加剧中美海上紧张局势。美国将保持和中国台湾密切的安全合作,不过最近美国海军快速通过台湾海峡,无论对威慑中国大陆,还是对台湾的安全来说,均无益处,还导致中国大陆采取反制措施,加剧了中美和台湾海峡的紧张态势。美国指控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国际合作和全球规范并不相容,这一指控不仅没有说服力,还向中国领导人暗示,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利益或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合法地位,刺激中国因美国明显地遏制其崛起而产生敌意。

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将发挥全球领导力,但是中国不能期待保持对全球贸易机制或全球技术创新的支配地位。而且,认为中美可以在经济上脱钩是非常鲁莽的——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贸易和供应链的依赖,这需要两国私人部门的持续合作。但是,美国对华全面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已经向外界传递了其扰乱中国经济增长、重建美国地区和全球军事及经济优势的意图。适应中国崛起就要求承认,经谈判的协议以及美国有选择、有目的和独立的贸易战略调整能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和代价高昂的经济竞争。

不过有限制的中美竞争同样要求中国认可美国的安全关切,要求中国限制动用其更大的海事实力,并且在实现一个修正的地区安全秩序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大的耐心。中国将不会放弃其主权声索。但是,中国海军和海警频繁地出现在有争议的水域及美国安全伙伴的沿海周边,且中国在这些区域频繁地进行资源开发,为强迫美国的安全伙伴接纳中国的利益诉求反复采取海军外交和经济外交,这些活动都加剧了中美冲突,使美国相信中国想要寻求将美国的战略存在排除出东亚地区并建立自身的地区霸权。作为回应,美国已经增加了对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抵制,而且通过炫耀武力的方式,美国增加了对中国在东亚不断扩大的海上存在的回击力度。同样地,美方这些做法也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并使双方面临更高的海上冲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与其不断上升的全球经济影响力相适应。中国国内的经济规章给予国有企业诸多特权,包括政府补贴、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非竞争性国际准入,这些经济规章与双边或全球经济合作是无法兼容的。中国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存在的限制,表明中国意在维持基于已经过时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贸易规则,因而强化了美国发动贸易战以应对中国崛起的决心。

不过,中国的克制和调适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法与美国竞争,或者放弃重塑地区秩序或者实现更大程度安全的抱负。中国将继续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并在国际经济和全球事务中寻求领导地位。更准确地说,有限度的中美竞争需要中国的战略耐心和经济调整。即使不存在频繁且高调的中国海军和经济外交,即使中国没有坚持不懈地强调本地区认可其领土和经济声索,中美权力转移仍将对东亚地区的次级大国持续产生压力,促使其执行战略调整并避免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站。这一趋势在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些美国长期安全伙伴的外交政策中已经出现。中国推动过时的保护主义国内经济管制自由化将减轻美国和全球保护主义带来的压力,否则它们将限制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并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长。经济方面的调整将使得中国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实现富有活力的竞争。

有限制的中美竞争并不要求美国默许中国的地区霸权,或者要求中国默许二战后的战略现状。准确地说,即便大国权力竞争持续存在,甚至加剧,有限制的中美竞争仍要求克制的外交和相互调整。对于那些置身于高度竞争的均势政治中的务实的中美领导人来说,有限制的中美竞争所必需的政策完全处于他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三、合作,尽管存在竞争

大国能够在不陷入冷战模式的状态下展开竞争,在冷战模式下,每个问题都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零和冲突,能够决定战略竞争的结果。美苏冷战在外交史上是反常的,甚至20世纪70年代双方在核军备控制上的有限合作也被证明是短暂和无效的。在高度紧张的战略竞争和权力转移过程中,政治对话和谈判、贸易及共享的国际领导机制仍持续存在,这是历经时间检验的正常情况。不过在近几年中,权力转移的安全竞争使中美关系的整体议程充满了零和视角。这对中美在一系列非安全问题上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是有害的。尽管存在中美权力转移和战略竞争,但中美在广泛的议程上有着共同的双边和全球利益,需要为了共同收益而进行谈判和合作。

显而易见的是,中美在应对“新冠肺炎”(COVID-19)蔓延方面合作不足,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中美两国带来了不必要且非常昂贵的人力、经济和社会成本。中美全球安全合作的现状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两国国内有着改进政策的重要机会以促成更大程度和更有效的合作。第一,两国政府必须放弃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认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是零和发展,能使某一方在贸易竞争中获益。诽谤中国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扮演的角色无助于遏制病毒的蔓延,但却会破坏将疾病和死亡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合作。疫情之中没有赢家。第二,在新疫病的医学发现方面需要更大的政府透明度,以便国家和全球层面在新疫病发现的早期对其予以回应,同时便于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应对疾病的传播、预防和治疗。第三,中美两国需要在对方国家重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团队,以充分利用日常合作及对潜在全球卫生危机及时回应。公共卫生合作应该是中美高级别对话议程中永恒不变的议题。第四,中美必须合作强化世界卫生组织在抗击全球疾病中的作用,而且中美必须增加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以共同管理和预防两国国内的疾病。

如果中美能够限制两国在东亚的战略竞争并缓和贸易冲突,那么中美能够在反恐方面进行更大的合作。中美针对恐怖主义的情报合作应该是例行合作。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出其军事力量,中美能够合作推动阿富汗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虽然中美就在印度洋的战略影响力展开竞争,但反恐合作和推动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是中美双方共同的利益。中美在中东有着多重利益冲突,但是,中东不稳定会助长不受约束的暴力活动,这对中美两国都是无益的。相反,中东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符合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中美都不应该评估认为对方对这些中东国家的援助计划是对自身安全利益的损害。

中美在防止核武器技术流入伊朗和朝鲜方面共享至关重要的利益。但是,在东亚战略竞争加剧、持续的贸易战,以及缺乏连续的功能性中美对话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几乎停止了在防扩散方面与美国的合作。特朗普政府独自采取了阻止朝鲜和伊朗核扩散活动的政策,但是没有中国方面的合作,这些政策无法取得成功。中美外交冰冻期的融解以及美国在重大的高级别防扩散对话上与中国接触,将促进中国在防扩散外交方面与美国进行更大的合作。

中美合作议程也包括断绝非法药品交易。麻醉剂和其他违禁药物的走私在中美两国都造成了生命的损失。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特别忧心于芬太尼从中国走私进入美国,而且美国已经寻求中方合作以停止芬太尼的生产和走私。在2018—2019年12个月的时间内,大约3.5万美国人死于过量服用芬太尼。不过,中方的合作是断断续续且有选择性的。在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以及发动对共产党意识形态攻击的背景下,中国领导层并无帮助美国管理其国内问题的动机。

中美在管理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作为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任何管控气候变化的努力,在没有中美合作的前提下都无法成功。但是,权力转移竞争蔓延到中美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再有双边对话。中美两国和全球因此变得更为不幸。管理全球问题需要中美共享领导地位,而不是为了追求单边的收益,一心求胜地努力推动以单边的方式应对全球问题。

实现中美在这些双边和全球问题上的利益,要求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大使馆配备充足的工作人员。1979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因管理双方共同利益需要大量的和日常的磋商及合作,中美两国驻对方国家大使馆配备的职员人数不断扩大。但是,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为双边关系整体营造了一个竞争性的氛围,两国驻对方国家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数量不断下降,而且外交官也越来越无事可做,因为对话与合作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有害。这是一个错误的而且代价高昂的评估。中美两国的外交官和专家必须合作以推动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并管理全球问题。

四、结论

中美两国注定要相互竞争。但是两国既不注定走向战争,也不注定发生冷战。权力转移将驱动中美在未来几十年中相互竞争,但是它并不要求全面冻结两国的合作和对话。中美关系不同于美苏关系,中美并未陷入意识形态之争。在意识形态之争中,每一方都认为对另一方政治体制潜在威胁的抵制需要全面的外交战。而且中国并不是苏联。中国不仅没有将自身隔绝于全球经济之外,而且自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认为中国获益于参与到二战后美国领导的经济秩序中,并支持这一经济秩序。中国在全球贸易秩序中的参与促成了中国的崛起和中美竞争,但同时也为中美合作创造了机遇。中国支持并参与到应对全球问题的多边路径中。中国领导人还推动中国人参与到非政府层面的全球文化和社会交往中来。

中美竞争的缓和以及双方基于共同利益开展更多的合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两国的领导层至关重要,政策制定中更多的务实思想能够扭转当前两国关系下行的走势。美国的专家和前政策制定者对当前美国的政策持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机会。很多美国人支持通过出口以及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方面的国际合作带动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因此美国领导人在同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方面有着政治利益。对中国而言,自身的和平崛起和韬光养晦战略有助于国际稳定和中美合作,这两点是中国经济得以增长和实现崛起的重大因素。务实的中国领导层明白,能够获益于同美国在国际经济稳定(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的时期)及东亚战略稳定方面的合作。

中国将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来处理中美基于共同的双边和全球关切的谈判。不过,美国也将是如此行事。应对双边和全球问题的谈判解决方案将体现出中美共同的妥协,这远比双方没有合作和协调要好得多。

中国的崛起挑战了二战后时期美国在东亚秩序中的安全利益,包括地区联盟体系的稳定,而美国的抵制挑战了中国在一个修正后的地区秩序中的国家利益,这样的地区秩序能够给予中国更多的安全。不过,中美的权力转移并没有排除两国基于共同利益的接触和合作。单边主义可能在单极时代奏效,但在当下及未来,中美大范围地采取单边主义将有损两国共同利益的实现,双方将无一是赢家。中美将在双方必须竞争的领域展开竞争,但还是存在着机会来限制双方的战略竞争,以将两国敌对的可能性最小化,同时将两国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务实合作的机会最大化。如若中美两国能够限制双方的战略竞争,它们将能够同时进行合作和竞争。而这正是中美两国领导层面临的挑战。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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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民在种族和族裔结构上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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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近期载文称,随着2020年总统大选日益临近,美国选民的种族和族裔结构变化再次引起关注。文章称,过去二十年来,非西语裔白人选民人数下降,而非白人选民人数大幅增加。

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近几十年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正在重塑其选民构成。了解关键州的种族和族裔构成变化,有助于为了解政治风向如何随时间变化提供一定线索。

黑人、西语裔和亚裔登记选民历来倾向民主党

皮尤研究中心二十多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党在黑人、西语裔和亚裔注册选民中保持着广泛和长期的优势。过去十年来,白人选民对两党的态度总体上保持平衡,共和党略占优势。

全国出口民调数据显示,在过去四十年的总统选举中,白人选民一直轻微偏好共和党候选人,而黑人选民则坚定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西语裔选民历来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但这些种族和族裔群体不是铁板一块,这些群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观点,有时也会因原籍国而有所差异。例如,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针对拉美裔的调查发现,在忽略登记选民身份的情况下,波多黎各裔(65%)和墨西哥裔(59%)的西语裔合格选民比古巴裔(37%)选民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后者则更可能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士或更倾向于共和党(57%)。

在亚裔注册选民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党派倾向。例如,与其他亚裔选民相比,越南裔选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而印度裔选民则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上述不同群体在各州人口中所占比例将影响该州选民的党派倾向。例如,在佛罗里达州,倾向共和党的古巴裔历来是该州最大的西语裔群体,但过去十年里,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波多黎各裔已经成为该州增长最快的西语裔群体,且现在他们在规模上已经可以与古巴裔匹敌。与此同时,在加州和内华达州等州,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墨西哥裔成为了主要的西语裔群体。

不过,在投票模式方面,党派划分不能说明问题的全貌。选民投票率(即18岁及以上美国公民投票的比例)在不同种族和族裔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历史上,白人成年人的投票率最高,黑人成年人的投票率也相对较高,相比之下,亚裔和西语裔成年人的投票率则较低,只有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在2016年参加了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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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至2018/2019年,主要种族和族裔的党派倾向变化趋势

自2000年以来,非白人合格选民占美国新增选民的四分之三以上

非白人选民在推动美国选民人数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2000至2018年,全美合格选民人数从1.934亿增至2.337亿,共增加4030万人。西语裔、黑人、亚裔或其他种族选民占据这一增长的四分之三以上(76%),这主要是由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子女以及那些入籍并获得投票资格的移民所推动。

西语裔合格选民是全美选民人数上升的最大贡献者,占据了全美新增合格选民人数的39%。西语裔人口在过去二十年里持续增长,将使其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首次成为美国合格选民中最大的少数族裔。

亚裔合格选民的人数也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460万人增至2018年的1030万人。2018年,亚裔合格选民占全美选民总数的4%(2000年为2%),在所有主要种族和族裔中所占比例最小。

尽管合格非白人选民人数显著增加,但2018年非西语裔白人选民仍占美国选民的绝大多数(67%)。2000至2018年,其增长率是所有种族中最低的,这导致其所占比例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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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来,新增选民主要是西语裔、黑人和亚裔合格选民

50个州的非西语裔白人合格选民比例都有所下降

在所有州都可以观察到,非西语裔白人合格选民人口整体下降。

2000至2018年,共有10个州的白人合格选民比例下降10个百分点或更多。在内华达州,白人选民占比在近二十年间下降了18%,是所有50州中降幅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白人选民占比也经历了类似的急剧下降,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15%,导致加州从2000年白人选民占多数(60%)的州转变为2018年白人选民占比不足一半(45%)的州,尽管他们仍然是选民中的最大种族或族裔群体。

尽管全美50个州的白人合格选民都有所下降,但他们仍占合格选民的多数。在47个州,超过一半的合格选民都是白人。例外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和夏威夷州,其白人选民分别占各自州选民的45%、43%和25%。

从全美层面来看,西语裔合格选民是大多数州选民种族和族裔多元化的主要推动因素。2000至2018年,39个州的西语裔合格选民涨幅都比其他种族或族裔群体更大。

在过去18年里,全美黑人合格选民人数仅略有增长。不过,在东南部三州,黑人选民是所有种族和族裔中增幅最大的,这三个州分别是佐治亚州(5%)、特拉华州(4%)和密西西比州(4%)。

至于亚洲合格选民,2000至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5%)、内华达州(4%)和新泽西州(4%)的亚裔选民人数都有所增长。然而,与西语裔选民在这些州的增长相比,其增长显得微不足道。总体而言,除了夏威夷州以外,亚裔在各州选民中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夏威夷州亚裔选民比例下降了4%,但该州亚裔选民占比仍是最高的,亚裔选民占该州所有合格选民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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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至2018年,主要“战场州”白人选民(绿色)与其他种族和族裔选民(灰色)占比变化趋势

摇摆州中合格选民的种族和族裔变化

人口结构变化在一些关键“战场州”尤为值得注意,这些州的选民构成变化可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

在全国范围内,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非西语裔白人合格选民比例下降幅度分别排第三和第四。另外四个“战场州”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在2000至2018年间也出现了白人合格选民比例下降的情况,不过降幅较小。

在过去20年里,佛罗里达州一直是美国历届总统获胜的关键州。自2000年以来,佛州白人选民占比下降了13%,拉美裔选民则增加了9%,从2000年的11%升至2018年的20%,黑人选民增加2%,亚裔选民增加1%。

在很大程度上,亚利桑那州被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战场州”,其选民的种族和族裔构成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西语裔成年人如今约占该州所有合格选民的四分之一(24%),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8个百分点。

有几个摇摆州选民构成变化较小,仍具有潜在意义。2000至2018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白人选民比例下降了7%,西语裔选民上升了3%;在特朗普以及之前奥巴马、小布什和克林顿胜选的北卡罗来纳州,白人选民占比从2000年的75%降至2018年的69%,西语裔选民占比升至4%(自2000年以来增加3%),黑人选民占比升至22%(自2000年以来增加1%)。

虽然得克萨斯州目前并不被认为是“战场州”,但人口结构的变化让一些人认为,该州今后可能会在政治上竞争更激烈。2018年,该州30%的合格选民是西语裔,较2000年增加了8%。与此同时,白人选民占比下降12%,从2000年的62%降至2018年的51%。

本文摘译自皮尤研究中心网站文章The Changing Racial and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U.S. Electorate。译者:沈佳琦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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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O发布2020版美国州长财政政策评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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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网站近期发布了每两年一次的美国州长财政政策评分报告,从有限政府的角度再次对美国各州州长的财政政策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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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如下:

2020年初,美国经济延续了过去十年的扩张势头,各州政府的收入和开支大幅增长。随后新冠疫情暴发,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州政府的预计收入下降,于是开始削减开支,以保持2021年预算的平衡。一些州已经积累了大量应急资金,并为经济低迷做好了准备,但其他州却一直超支,债务不断增长,几乎没有应对当前紧急情况的积蓄。

州长在州财政政策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提出预算和税收改革建议,签署或否决税收和开支法案。经济增长时,州长们可以利用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扩大各种计划,或者通过减税把额外的收入返还给公众;经济停滞和预算赤字出现时,州长们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或削减开支进行应对。

这份报告从有限政府的角度对州长们的财政政策进行了评分。评分机制基于七个变量:两个开支变量、一个收入变量和四个税率变量。报告考虑了影响各州短期预算的税收和开支措施,但没有考虑州长可能实施的长期或结构性改革,比如州养老金计划的改革。因此,报告结果只是衡量每位州长财政保守程度的一种方法,并不能反映州长所采取的所有财政措施。

报告使用的税收和开支数据来自全国州预算官员协会、全国州议会会议、税收基金会、各州预算机构以及新闻报道。数据涵盖的时间段是2018年1月至2020年8月,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各州预算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大幅扩张。这份报告对47位州长进行了评分。报告不包括肯塔基州州长和密西西比州州长,因为他们上任时间很短;也不包括阿拉斯加州州长,因为该州预算具有特殊性。

根据七个税收和开支变量,每位州长的得分从0到100不等。得分被转换成A到F的等级。得分为A的州长是那些减税和削减开支最多的州长,而得分为F的州长是那些增税和增加开支最多的州长。

有四位州长获得A,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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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Chris Sununu)。苏努努从2017年开始担任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此前他曾是工程师和企业主。苏努努一直在维护新罕布什尔州作为一个低税收州的地位。尽管邻近的马萨诸塞州征收了高昂的工资税来资助新的带薪休假计划,苏努努已经两次否决了这个计划。他认为,工资税“实际上就是所得税”,会“摧毁新罕布什尔州的优势”。苏努努还降低了该州两大主要企业税的税率,并阻止了旨在取消减税的法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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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奥瓦州州长金·雷诺兹(Kim Reynolds)。雷诺兹曾是艾奥瓦州参议员和副州长,于2017年就任州长。她已将自己对有限政府和个人责任的信念转化为相当精简的州预算和税收改革。她2018年签署了一项重大改革法案,降低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扩大了网上销售税的征收范围,并将税收总额每年减少了3亿多美元。雷诺兹在2020年提出进一步降低税率,但疫情和经济衰退使这些改革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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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布拉斯加州州长皮特·里基茨(Pete Ricketts)。里基茨2015年就任内布拉斯加州州长,自此他一直在推行所得税改革,抵制增税提案,并将一般资金开支的年平均增长率控制在2.8%。里基茨在2018年签署了一项所得税削减法案,这将为内布拉斯加人每年节省超过2.5亿美元。他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措施,以降低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税率,并在2020年签署了财产税减免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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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俄明州州长马克·戈登(Mark Gordon)。戈登自2009年开始担任怀俄明州州长,管理着州预算。在全国范围的经济衰退开始之前,戈登就开始削减政府开支,因为他注意到这个依赖能源的州收入逐渐下降。他不支持立法机构对企业征收所得税,因为这将削弱怀俄明州作为免所得税天堂吸引人才和企业、重建经济的能力。

另有七位州长评级为F,他们是弗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Ralph Northam)、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新泽西州州长菲尔·墨菲(Phil Murphy)、伊利诺伊州州长J·B·普利兹克(J. B. Pritzker)、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Kate Brown)和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Jay Inslee)。

在今年的报告中,所有得到A的州长都是共和党人,所有得到F的州长都是民主党人。而在过去的卡托财政工作报告中,有一些得分高的民主党人。

自2008年以来卡托报告一直使用相同的评分方法。共和党和民主党州长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5和46(2008年)、55和47(2010年)、57和43(2012年)、57和42(2014年)、54和43(2016年)、55和41(2018年)。

这一模式在2020年的报告中延续。这一次,共和党和民主党州长的平均得分分别是56分和45分。共和党在开支和税收方面的平均得分都高于民主党,不过共和党在税收方面的优势大于开支方面,此前的报告中也是如此。

当经济增长和金库充盈时,民主党倾向于增加开支,而共和党倾向于增加开支和减税。在经济低迷时期,民主党州长通常会通过增税来平衡预算,而共和党州长则更注重控制开支。州长和立法机构在未来几个月将努力缩小巨大的预算缺口,做出艰难的决定。

本文摘译自卡托研究所报告Fiscal Policy Report Card on America’s Governors 2020。译者:沈凯麒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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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必须制止特朗普瓦解国际体系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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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克斯 文 谢鸿雁 译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81期 

【编者按:面对特朗普政府极力反对多边主义和国际组织的作为,美国著名经济学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今年2月在梵蒂冈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他对多边主义的洞见。萨克斯教授是著名的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被《纽约时报》评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他关于美国单边主义外交行为的真知灼见或许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以下是他的演讲全文。标题为本站编辑所加。点击这里查看萨克斯教授演讲的视频链接。译者谢鸿雁是本站学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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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萨克斯教授与教皇在一起

在讨论开始前,我想首先明确一个观点:多边主义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并未遭到威胁,但美国或成全球多边主义的“公敌”。

过去几十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与技术强国。但今非昔比,虽然美国的经济与技术实力仍然强劲,但是它已不再能够支配世界。欧盟市场前景广阔,后起之秀中国亦是如此。迄今为止,美国拥有6000枚核弹头,800个军事基地,卷入14场战争之中,并且【挑起】了多场战争。美国军事第一强国的地位尚能保住,但其卷入的多场战争却不断告诫它:军事手段已经难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

目前,美国成为世界性的难题。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这一难题更加复杂诡异。近年来,美国阻止了一切多边主义倡议。它是世界上唯一退出《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的国家。与其说中美之间在打贸易战,不如说这是美国强加于中国的一场战争。这两种表述截然不同。这场没有预谋的攻击的实质是美国对中国日益崛起与其举世瞩目的技术创造能力的忌惮。中国人才华横溢、精明能干,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博士已说明问题,在人工智能以及其他与安全相关的领域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

当今世界的运作方式是:知识无法垄断,人才无法垄断。这一现实迫使美国的战略家们无计可施,因为他们的大战略是以美国优先为基础。这并非我的调侃,在我们的政策文件与各种学说中都有据可循。美国优先不是事实,这对于世界而言,更为安全。世界不再围绕着美国优先的原则而运作,但是美国的政策却重弹旧调。美国强烈反对数字税,并且大幅削减公司税,这已导致全球性对公司的征税额大幅攀升。此外,美国无视世贸组织并且破坏其上诉机制。目前,美国声称,它将重新裁定汇率,并针对美国认为操纵汇率的国家单方面征收关税。我了解美国的财政部门,恕我直言,他们对外汇市场的运作一无所知。木前美国的众多行为,都是在地缘政治背景下完全对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经济的正常运作。2020年初,伊拉克要求美军撤军。对此,特朗普政府的财政部警告伊拉克,如果巴格达将美军驱逐出该地区,它将冻结伊拉克在纽约联邦储蓄银行的账户。这是对国际规则的公然践踏与赤裸裸的破坏。但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一个危险的国家。如果特朗普赢得连任,这一情况将持续恶化。

然而,世界的发展不能再以美国的意志为中心。它不能阻止《巴黎协定》的实施,不能阻止G20峰会的召开,不能禁止数字税,更无法阻止全球税收改革的步伐。世界不能让美国的一己私利来决定全球汇率,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职责。世贸组织的上诉机制不可或缺,不应因美国的作为而瘫痪。我们不能让一个占世界人口4.2%,仅占世界产出15%,而非50%的国家,决定另外96%的人赖以生存的国际体系。

此外,特朗普并没有得到美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倘若少数人得以单方面瓦解国际体系,那将是多么的荒诞!

我衷心请求支持现行国际体系的诸位,进行公开的讨论,不要因霸凌行为而却步。我们要坚持不懈努力推进国际体系变革,因为多边主义不会导致全球危机,但美国却正继续向多边主义施压。

我因公而游历世界,月复一月,与各国政要会晤。据我的亲身所见所闻,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多边主义都未受到攻击。但在美国它确实备受攻击。这就是欺凌者的所作所为,他们威胁你,只要你稍微有所抗争,你就会受到欺负。

但是,全世界都认为我们应当继续公开讨论,应当继续努力改善气候变化,应当在世贸组织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联合国大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以185票反对美国。他们接连不断地投反对票:或是指向美国,或是反对美国的盟国。我知道这些事情的缘由,因为大使们告诉我,美国正在实施直接或庸俗的威胁。

鉴于此,我们并没有陷入全球多边主义的危机。这是一种虚张声势,犹如欺凌者的虚张声势。美国无法像它所假装的那样摧毁自己的经济。但是,如果每个国家无所作为,那么欺凌者就会得逞。

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不能任由特朗普一意孤行。其实,这不仅是特朗普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已经弥漫了20年。早在1992年之后,美国就变得十分猖狂,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强霸主。它沉浸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一个新的罗马的诞生,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乃至全球不可或缺的唯一国家。但是,现在情况愈发恶化。美国对世界各国敢于公然敌视,这不仅前所未有,而且有恃无恐。特朗普根据国家紧急应对法,采取上述行动。这是对美国法律的滥用,因为他并不拥有这一权力。

例如,特朗普怎么能以葡萄酒关税为筹码威胁法国呢?因为法国明确表示支持数字税。这是美国法律吗?当然不是,这是对法律的践踏与滥用。共同打造一个更为公正和美好的世界,是我们已达成的共识。这不是我们一致通过的,但我们也不能指望所有的人认同我们的目标。让我们与世界上多数群体携手并进,坚守正确的方向!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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