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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智库为下届政府描绘对台政策蓝图:台湾是美国重大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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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辰芳  来源:美国之音

一个为美国下一届政府提出对台政策蓝图的智库报告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无论谁执政,美国朝野在对台政策上都有广泛共识,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确保台湾持续安全繁荣,因为台湾的成功与否攸关美国重大国家利益。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这份名为“朝向一个更强劲的美台关系”(Toward a Stronger US-Taiwan Relationship)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以对美国利益的清楚评估作为推动力,“那些利益包括确保台湾持续作为一个安全、稳定、健康、坚韧、繁荣及创新的民主社会,不受攻击与胁迫。”此外,美国的利益也在于台湾持续能融入全球经济以便能继续为全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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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如果美国要达到这些目标,台湾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台北应该做的努力包括:强化其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全球竞争力和经济自主性;投资并建立一个能够进行有效防卫的军事能力;改善民主治理,以及扩大对外发出台湾成功的信息。

这份64页的报告强调,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依据美国自己的诠释),以及“六项保证”,应该持续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框架。

“今日在美国,公众及国会对台湾的看法非常正面”,因此报告说,未来美国的政策也必须根植于对“台湾的未来对美国国家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理解:包括价值、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繁荣,因为在这三方面,台湾的重要性已经大为提高。

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协助台湾融入供应链安全多边讨论、发表高层宣示确认台海和平是国际重要关切、对台湾安全进行高层跨部会全面审视、发展一套新工具来强化威慑并形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意图、扩大美台防务对话、加强美台高层对话沟通机会、协助台湾扩大与多边团体的接触、加强与理念相近国家的联盟以扩大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等。

在报告发布前,负责这个调查研究的该智库专家葛来仪(Bonnie Glaser)及格林(Michael Green)星期三(10月21日)也对报告的背景对媒体进行简报。

葛来仪说,中国对台的各种施压行为已经引起更多对台湾可能是北京继香港之后下一个目标的担忧,CSIS民调显示54%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挑战,认为俄罗斯是美国主要挑战的只占22%,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者之际,现在也是评估美国对台政策和框架是否有效的适当时机。

她说,报告是由CSIS今年初成立的“美国对台政策工作组”负责,工作组有16名成员,包括前政府资深官员,贸易、科技、法律、国安及人权事务等各领域专家,她、格林和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睿哲是共同主席,报告内容涵盖经济与技术、防卫与安全、双边与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和国会等,并且在各章节中分析趋势、问题和机会,并提出可执行的政策建议。

格林表示,这个工作组报告是由从事亚洲政策、台湾政策、贸易、防卫政策30、40年的跨党派专家所提出,“是一个无论是拜登或第二任特朗普政府都可以非常放心执行”的政策蓝图,而能够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对台湾的“跨党派共识已经出现。”

在小布什政府担任亚洲事务特别助理及资深主任的格林说,当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非常两极化的,而在更早的90年代他在国防部任职时,国会与克林顿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看法更是有巨大分歧,“你大概可以在智库里挑出谁是亲台湾谁是亲中国。但那已经是过去了。”

他说,“国会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广泛且超越党派,正如你可以看到我们工作组的组成,这是一个由跨越意识形态光谱不同部分及各种不同领域,从贸易到国防到外交和法律的专家所组成。这个团体有广泛共识,而且我认为它反映了美国的共识,那就是台湾的成功与我们有利害关系。”

格林说,报告提出的蓝图反映出对台湾的共识,也来自国会和美国思想领袖及各领域人士看到,中国在香港的行为、对台湾选举的干预、台湾位于民主前线、在新冠疫情中要全世界感谢它的“战狼”作风,以及蔡英文虽然来自传统上主张独立的民进党,但在两岸政策、在与美国的关系上却采取“极端谨慎、极端连贯”的表现,以便使美国“确定她不是问题的来源,而是可靠/稳定的来源”,这种做法也达到它的效果。

他说,这个报告即便在10年前或15年前马英九或陈水扁执政时都难以执笔,因为那两个政府对美国在关于台湾的辩论上造成不同的影响,但蔡英文政府却使九成以上关注台湾的美国人士支持台湾,这是非常广泛的支持,它也是因为蔡英文的领导能力才让报告有可能提出这个蓝图。

不过格林也指出,报告中的一些政策建议,可能对一个拜登政府会比较自然,例如非常关键的是,如何将美国及日本原本就比较支持台湾的立场扩大到欧洲、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中国“360度的全球性胁迫”已经增加了那些国家对台湾的同情和支持,所以那将涉及跨大西洋对话,如果是特朗普第二任,也必须将此议题带入与欧洲的关系内。

另外,在简报会的问答环节中,葛来仪和格林对于近来引起高度关注的中国是否武力犯台,以及美国是否介入的问题做出答复,两人都认为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的可能性不大。

葛来仪说,美国国会一向对台湾极为支持,这种支持今天已经达到新高,部分原因也在于中国对全球民主的破坏行动,因此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美国国会必定会有支持台湾的反应,不过她和格林都没有看到近期内有任何可能情况台湾会采取被北京视为挑衅的行动,因此如果发生武力冲突,“那可能是中国挑起的。”

此外,葛来仪也认为,中国专注的焦点是如何防止台湾成为法律上的独立国家(de jure independence state),统一不是习近平的近程目标,那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努力。目前中国已经防止台湾宣布独立,她认为习近平事实上专注的是国内的挑战,确保中国不会掉入中产阶级陷阱,而不是每天一早醒来就想到统一的问题。

格林也认为,中国对台湾发动侵略“极端不大可能。”。他说,“全面战争将导致政权改变,不是在台北,而是在北京。它对任何中国政府都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提议。我认为较有可能的是某种灰带胁迫的升级,例如通过网络攻击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至于美国对台海议题的立场应该战略清晰或战略模糊,格林说,报告中对此不采取立场,不过报告建议美国应增强支持台湾的宣示,表明中国的胁迫,而这种胁迫在喜马拉雅山、南中国海、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以及在香港都越来越明显可见,美国必须清楚宣示那些胁迫将有后果。

除了葛来仪、格林及卜睿哲三位共同主席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美国对台政策工作组”成员包括邓志强(Abraham Denmark)、麦艾文(Evan Medeiros)、何瑞恩(Ryan Hass)、洛曼(Walter Lohman)、桑德斯(Phillip Saunders)、白明(Jude Blanchette)、韩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葛天豪(David Keegan)以及戴杰(Jacques deLisle)等。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22

旧文章ID:23272

美国批准对台湾的三项军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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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三项可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方案,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三(10月21日)就此通知了国会。

其中一批武器包括11个M142高机动火箭炮系统(HIMARS)及相关设备,据估计价值为4亿3千610万美元。

另一批武器包括135枚AGM-84H增程型防区外对地攻击导弹及相关设备,据估计价值愈10亿美元。

第三批武器包括六个MS-110侦查吊舱及相关设备,据估计价值为3亿6千720万美元。

国防安全合作局说,拟议中的军售方案符合美国法律和政策,支持接受方使其武装部队现代化并维护“可信防御能力”的持续努力,从而有利于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

本月早些时候,在媒体披露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武器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了“坚决反对”,还声称北京“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回应”。

美台商业协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对这三笔军售案表示欢迎。会长韩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说:“今天通知的三个项目的质量明确反映了为抗衡中国霸权行为而持续使台湾军力现代化的紧迫性。”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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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再指定六家中国媒体为外国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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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10月21日)宣布,国务院又将六家在美国运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传机构定为外国使团。他说,此举是为了反击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宣传。

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一财全球》、《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周报》和《经济日报》指定为外国使团。这使得今年被指定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媒体机构数量达到15家。

蓬佩奥说,此举是反击“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宣传努力”的一部分,称这些被指定的中国媒体“被一个外国政府实质性的拥有或是有效控制”。

“我们对这些媒体可以在美国发表的内容没有施加任何限制;我们只是想确保,美国人民、信息的消费者,能够区分自由媒体撰写的新闻和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布的宣传。(它们)不是一回事,”蓬佩奥说。

美国国务院同天发表的声明说:“过去十年来,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任职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支持的宣传机构实行了更大的控制,同时试图把它们装扮成独立新闻机构。习总书记自己曾宣称,‘党的新闻舆论媒体……都要体现党的意志,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由媒体受制于真相,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则受制于中共。”

被认定为外国使团后,这些机构向美国国务院通报其工作人员的名单和持有的房地产。

北京目前还没有对华盛顿的这个举动做出回应。

美国国务院今年6月22日宣布把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这四家中国官媒在美的分支定为外国使团。今年2月18日,国务院把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的海外代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定为外国使团。

美中两国还就记者的签证问题进行了拉锯战。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宣布把中国主要官媒在美国办事处工作的记者人数从160人减少至100人。中国则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大约12名驻华记者。

蓬佩奥星期天将启程前往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

他在发布会上说,他预计,他在出访期间举行的会谈将包括讨论“自由国家如何合作挫败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威胁”。

他还表示,美国与欧盟这个星期五将启动就中国展开的对话。

来源时间:2020/10/22   发布时间: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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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大选下中美关系的“不变”因素

作者:王英良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两党候选人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竞选。中国普通民众感受不到美国两党及其拥趸因为政争所进行的激烈对峙,甚至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街头暴力冲突的场景。

政治选举意味着存在淘汰。美国政治周期性地城头变幻大王旗,但美国政治精英的治国套路和核心逻辑是一贯且连续的,就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利益。无论特朗普与拜登谁胜出,在执政风格与政策上会进行调适的同时,一些不变的因素始终存在。

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不变。中美关系一路过来跌宕起伏,美国始终不放弃对华的遏制和戒备,其对华中长期战略即试图利用中国发展的利好同时预防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接触+遏制”是美国政治精英对华战略的一贯风格,区别在于如何调试两种手段的比例。美国众多对华政策往往具有“接触”和“遏制”的复合特征。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趋势不会变。尽管中美两国因为贸易战以及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限制使中国对美投资严重下挫,但资本的力量依然稳定且强大。这表现在美中贸易逆差依然扩大,中国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尽力稳定美国在华投资,而美国跨国公司也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较大依赖;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尽管受到美国职能机构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合规审查的风险,但中企依然继续扩大对美资本市场的投资和融资,目前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额接近历史最佳水平,因为中企领导人都深刻明白美国依然是全球财富、货币和金融中心。可以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依然方兴未艾,表现出强大的黏性和内嵌的深度,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边界没有完全的出现“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

斗争与合作复合一体不会变。美国力图通过对中国的种种限制重新掌控对规则的制定权和领导权,但中国进行了有效的抵制。美国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规则、环境规则、人权和发展规则上与美国看齐,而中国往往以主权刚性为由积极进行相应的改革作为回应,努力增加自身在这一系列事务上的政治回旋空间。中美在诸多领域的斗争涉及主导权与领导权的争夺,也涉及具体规则的冲突与协调,政策的趋同与趋异,在诸多的合作领域伴随的是难以预料的冲突。在特朗普时期,中美斗争面凸显,但在诸如新冠疫苗、学术交流、金融领域、公共外交上依然保持规模性的合作热度。在冲突情景下的合作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主题。

中国对美的积极防御不会变。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针对中国的攻防态势中,美国占据主导主动地位。由于美国实力总体强于中国,其进攻态势明显。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是中美关系深度调整的四年,总体关系的变化使得中美两国都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和代价。行政力量主导下的“脱钩”改变了诸多的国家利益和群体或个人利益。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使得中国看清楚了既有的中美政治经济互动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在军事力量、外交方向、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中国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特征,无论在军事、经济、安全领域中国对美都表现出了积极防御和集中力量保卫核心利益的态势。避免出现可能的武力冲突应该是中美两国的共识。

中美两国都力图借助中美关系调整来进行政治动员。从政治学理论上讲,作为政党,其执政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现实的治理水平这一显性的要素,也来自于外部压力而导致的有利态势来支撑本身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特朗普政府借助与中国关系的紧张来实现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员,通过建构中国的消极形象和威胁认知来对盟友进行动员,通过渲染中国军力来进行区域的军事动员,通过构造中国投资的“工业间谍”形象来实现排挤中国投资的立法升级和从严监管,以此阻断中国通过直接投资来获取或习得美国先进工业技术的渠道;通过渲染中国“军方学生”来阻隔中国留学生在美深造的机会。当然其代价是相应群体经济利益的受损,部分盟友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分摊成本并承担与中国关系可能对立走弱的风险。

中国政府也同样在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力图激发国内的“爱国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中美关系的改变使得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出现诸多的调整。政府外交信号的转变在民间往往会被变相解读甚至夸大解读,这就体现在自媒体等领域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反美主义”。

台湾问题依然会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台湾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的主权和政治议题。在历史上,美国长期把台湾和统一问题作为一个“楔子”打入中美关系中,并成功地实现了对中苏关系的分化和瓦解。在中美关系相对稳定阶段,美国则把台湾作为商品、军火销售市场;在中美关系走低之际,美国便更加紧密地建立对台政治和军事支持以此对中国政府施压。无论谁当选,美国不会放弃使用台湾议题作为制衡中国的手段。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21   发布时间: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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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主义与民主制度角力之下,中国到底需要谁赢

作者:沙磊(John Sudworth)  来源:BBC中文网

长期以来,美国大选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来说,既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也是恼怒的根源。

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民主活动,北京的政府官员总会密切关注。

这也无形地提醒着这个国家的14亿人,在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没有太多选择,中国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因此受到严格控制。

不过,此次美国大选到来之际,新冠疫情仍在不断蔓延,全球经济遭到重创,政治两极化加剧,中国察觉到有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

似乎突然间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不是中国的威权主义,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作为这个世界上最自由和富裕的经济体,美国曾被认为可以凭借其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更有力地抗击疫情,但现在已远远落后。

中国尽管在初期对疫情的隐瞒被认为暴露了其体制的固有弱点,后期却通过一个严厉集权国家的庞大权力,有效而畅通无阻地对民众进行核酸检测或隔离。

这里的工厂、商店、餐馆和学校都已开门营业,公共交通上的乘客人数略低于普通水平。中国是今年唯一一个预计将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公共讨论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社会的运作过程截然相反,任何人都不被允许对任何级别的政府决策者投出一张有意义的赞成或反对票。

过去的一些基本面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感觉正达到顶峰。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但没有暴露出弱点,还显示出优势,这种反差让中国长出了一口气。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举行的一场表彰抗疫卫生工作者和英雄的活动中表示。

用来佐证这条信息的,是中国官方电视台新闻报道中充斥着的严峻的统计数字,讲述着美国不断恶化的卫生灾难,以及抗议活动、反对者和大选活动混乱的画面。

潜台词似乎是,谁能赢得大选似乎并不重要,重点是美国政治体制出了毛病,它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威望正在下降。

在本月举行的北京车展上,亮丽灯光映衬着炫目的消费品。再也没有比这一幕更好的视觉隐喻能形容中国对其体制日益增长的信心了。

这也是思考这个时代的一个很好角度:在中美关系中,经济合作应该取代意识形态对抗。

在大型展览中心举办的这个展会,是新冠全球大流行以来全球举办的首个主要车展,证明了中国抗击疫情的胜利。

除了人们仍佩戴的口罩,现场和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并无两样。

手上拿着各式各样宣传册的人潮簇拥在展台周围,肆意与站在车旁身着紧身裙的模特摆姿势拍照,就像是很古老时代的回忆。

如果说这场车展是中国遏制疫情能力的体现,那么它也证明了一些更深层次和更长期的问题——它有能力将全球贸易的大潮引向自己的方向。

车展中最贵的汽车之一是一款浅绿色的全电动SUV,价格为人民币55万元(8万美元)。“红旗”轿车,这是一个以稳重和苏联风格著称的豪车品牌。

“我们应该支持我们自己国家制造的品牌,”一名男子一边检查前排乘客座位上的皮饰,一边对我说。

这源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当年正是他开启了美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1972年,在尼克松对北京展开历史性访问时,他乘坐传统的红旗车沿着车辆寥寥的道路行驶。这是两国交往的开始,这种互动后来持续了40多年。

自那以后,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相信,中美交往不仅有利于中国和在中国获利的跨国公司,也有利于美国和整个世界。

有人认为,这不仅会促进全球繁荣,还将使中国融入自由的全球秩序,甚至促进中国接受国内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但实际上,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它唯一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全球舞台上夺回自己应有的地位。

到2016年美国大选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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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来源,GETTY IMAGES,图像加注文字,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让世界震惊。

然而,它也被指从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机密盗窃,并打算实施一场可能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单个种族的监禁。

在2016年那场竞选中,对于跟中国进行日益增长的贸易和接触是否明智这一问题,日渐式微的共识出现破裂。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竞选第一任期时,向他的蓝领阶层选民表示,奉行极度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背弃其对自由贸易的承诺,让自己得以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

他认为,在失业问题上,中国让美国工人处境更糟,而非更好。

他带着这个论调一路入主白宫,从此天翻地覆。

在特朗普与中国展开以牙还牙式的贸易战的巅峰期,共有3620亿美元的商品遭受惩罚性关税。

今年,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实施一连串政治压力,同时加大经济制裁。

红旗展台前那辆闪闪发光的中国产绿色SUV吸引了不少这个一党制国家受益者的目光时,我问其中一位,他希望谁能赢得美国大选?

“可能是拜登吧,”他说,“我讨厌特朗普。”

“因为他对中国太苛责了?”我问道。

“有点,”他回答,“我觉得他是个疯子。”

中国领导人可能越来越觉得,美国民主已经过了保质期,但如果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他们是否也会高兴地看到特朗普败北?

这当然是美国情报界的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他对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意味着共产党领导层宁愿他败选。

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不同意这种看法。

“如果你问我中国的利益所在,”他说,“我会倾向于选特朗普,而不是拜登。”

“不是因为特朗普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会比拜登小,而是因为他对美国的损害肯定会比拜登大。”

这是一个迹象,体现了为互利而建立更紧密经济联系的想法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

著名的中国观察人士现在准备开诚布公地表示,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衰落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的利益。

虽然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早在疫情爆发和特朗普上台之前,中国就相信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将会终结,但变化是,中国已准备好将它拿到台面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成为更好选择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他支持民主理念,而是因为他常被视为这些理念的拒绝者和破坏者。

例如,他对新闻自由的指责之声,对于敌视独立监督,并有意使互联网进一步屈从于其意愿的中国政府来说,就像音乐一样悦耳。

虽然特朗普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愈发强烈,但其动机似乎是出于对贸易和经济利益的狭隘考虑。

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称,特朗普曾对习近平表示,他支持习近平对维吾尔人的严厉镇压。但特朗普本人否认这一说法。

尽管他嘲笑乔·拜登(Joe Biden)此前支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但相比之下,北京方面担心的可能是拜登,后者可能为维护民主价值做出更多努力。

与奉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相比,拜登在修复与民主盟友的关系、通过建立联盟向中国施压方面也更占优势。

在一些美国学者眼中,克里斯蒂安·纪(Christian Ji)是华盛顿以中国学生为目标的排外政策的牺牲品之一。

作为一名在亚利桑那州学习计算机科学的交换生,由于美国政府对数百名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大学的中国研究人员实施入境禁令,他在上月被吊销了签证。

因为这项法令本身旨在将本科生拒之门外,而不适用于纪先生,他的签证后来获得恢复。

尽管这段经历让他对特朗普总统感到愤怒,但并没有改变他对美国的看法。

“我真的很喜欢美国的环境,”当我们在北京的一家茶馆见面时,他告诉我。

“这里的污染比中国少,教学更多地基于想法。在中国,人们更关注对或错。”

这提醒我们,尽管中国越来越相信西方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但美国的价值观仍受到许多中国人的尊重。

如果民主灯塔真的已黯然失色,那么你可能会疑惑,2018年美国有36万中国学生,是美国在华学生人数的30倍多,这是为何?

中国的宣传攻势将战胜疫情标榜为体制优势的证据,但这只是表象。

中国领导人也清楚,一些民主国家也成功地控制了疫情,比如日本、新西兰和韩国。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即便一些国家为疫情依然焦头烂额,但人们仍有理由对开放社会最终学习、适应和纠错的能力持乐观态度。

虽然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可能会使控制流行病变得更加困难,但一个可以将人们“铐在家里”的制度不太可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乌托邦。

因此,中国认为疫情加速了一个“多极”世界的到来,在这个世界中,中国的威权准则与民主准则同等重要,这可能更像是一厢情愿,而非历史预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美国总统重申自由世界秩序的信念,并重返世界舞台,这在短期内对中国可能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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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很可能承诺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他已称习近平为“恶棍”,这表明华盛顿的共识已发生相当大的转变。

但他可能会在关税问题上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他将更愿意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寻求合作,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些合作来发挥优势。

中国的统治者并不必从任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正在考虑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美国重树普世价值引领者地位,并重现山巅之城的辉煌,才是他们最担忧的。

来源时间:2020/10/21   发布时间:2020/10/21

旧文章ID:23268

那些“群体免疫”支持者没有告诉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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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HN M. BARRY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不管人们持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他们几乎总是听那些说他们想听的话的人。

因此,白宫和几位州长正在认真听取《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建议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宣言是一群有足够资历的科学家提出的,他们想把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政策转向实现群体免疫,达到一个有足够多的人对病毒免疫、让病毒的传播变得不太可能的状态。

他们想通过让“死亡风险最小的人正常生活”来实现群体免疫。他们说,这会“让他们通过自然感染增强对病毒的免疫力,同时更好地保护处于高风险的人,我们称之为重点保护”。

这些学者显然属于一个不同于主流的少数派。他们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大多数同事谴责他们的提议不可行、不道德——甚至如哈佛医学院教授、现在领导着一个全球健康基金会的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Haseltine)上周对CNN所说的那样,这等于“大屠杀”。

但谁是对的呢?

宣言的签署者确实说得有点道理。旨在减少死亡的限制措施能导致真实的伤害,包括(但绝不仅限于)对经济的压力,以及家庭暴力和药物滥用的增加,癌症筛查的减少等等。那些独自生活的人在遭受隔离带来的真实痛苦,年轻人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不能接受实质性的教育,失去了本该有的高中毕业舞会的记忆,或在大学宿舍里的凌晨2点、某个运动队、某些其他活动中建立起来的长期友谊。

因此,回到某种类似于正常的状态——把所有的人从某种监狱里释放出来——的想法很有吸引力,甚至很诱人。但当人们仔细检查宣言中三个极其重要的疏漏后,这个想法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首先,它没有提对低风险人群中的感染者的伤害,但许多人的恢复过程缓慢。更严重的是,相当数量的人的心脏和肺受到损害,包括那些没有症状的人。一项对100名康复了的成年人的最近研究发现,其中78人有心脏受损的迹象。我们完全不知道这种损害是否会缩短他们的寿命或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第二,宣言几乎没有提如何保护易感群体。不让小孩去见住在另一个城市的祖父母比较容易,但如果小孩与祖父母住在一起会怎样呢?怎么保护一名25岁的糖尿病患者,或癌症幸存者、肥胖者以及其他需要每天去上班的患有伴随疾病的人?定睛一看,宣言所谓的“重点保护”成了三张牌猜王后的游戏,谁也拿不准。

第三,宣言没提这种政策会导致多少人死亡。答案是很多。

白宫曾用过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简称IHME)建立的大流行病模型,据该研究所预测,即使继续采取目前的限制措施,到明年2月1日,美国的死亡人数也会达到41.5万人左右。如果简单地放松这些限制——而不是完全取消,采取群体免疫政策就要求完全取消——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到多达571527人。这只是截止明年2月1日。该模型预测,那时的每日死亡人数仍将继续上升。

那时我们会实现群体免疫吗?不会。

当足够多的人通过自然感染或疫苗获得免疫力的时候,就会出现群体免疫,让疫情最终消失。据我的计算,即使放松了限制措施,到明年2月1日也只有25%的人口会受过感染。最乐观的模型表明,43%的人口受过感染后,可能出现群体免疫,但许多人估计,60%至70%的人口受过感染后,疫情传播趋势才会决定性地下降。

这些都是模型。来自监狱人口和拉丁美洲的实际数据表明,直到60%的人口被感染后,传播才会变慢。(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目前只有大约10%的美国人口被感染。)

会有怎样的代价呢?即使通过只是40%的人口被感染或接种疫苗来实现群体免疫,IHME的估计是,总共会有80万美国人死亡。实现群体免疫所需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过100万。

这个代价足以令人震惊,但如果从病毒的直接影响中恢复过来的人的心脏、肺或其他器官受到不可治愈的损害,从而导致过早死亡或丧失能力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但我们要在几年后才会知道。

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一些后遗症直到20世纪20年代或更晚的时候才表现出来。例如,在1919年流感高峰期出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后的健康状况比在高峰期前后出生的孩子更差。有一种猜测是,流感导致了一种叫昏睡性脑炎的疾病,这种疾病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是一种流行病,但后来消失了。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觉醒》(Awakenings)一书中有对患者的描述。1918年的大流行以及其他病毒已被发现与帕金森氏症有关联。

群体免疫的支持者以瑞典为例。虽然瑞典官员否认曾积极推行这一策略,但他们从未停止经济运行,也没有关闭大多数学校,而且他们至今仍不建议人们戴口罩。瑞典的邻国丹麦和挪威则建议戴口罩。瑞典每10万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是丹麦的5倍、挪威的11倍。这些死亡是否带来了经济繁荣呢?没有。瑞典的GDP在第二季度下降了8.3%,相比之下,丹麦和挪威的GDP分别下降了6.8%和5.1%。

最后,《大巴林顿宣言》针对的是一个假想政策,它反对的是今年3月开始的那种大规模的、全面的行动限制。现在没人建议那样做。

有其他的选择吗?一直有一个简单的做法,绝大多数公共卫生专家好几个月来一直在建议这些:保持社交距离、不去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勤洗手,建立一个完善的接触者追踪系统,为那些被要求自我隔离的人提供支持,并在必要的时候和必要的地点采取选择性的封闭措施。

一些州听取了这些建议并已看到了不错的效果,许多学校也听取了建议,在恢复课堂教学后并未看到感染人数激增。但特朗普政府和太多的州长们从未支持这些措施,太多的州过早地重新开放,而且一直没有做好病毒检测工作。

更糟糕的是,白宫差不多已经接受了群体免疫,而且还用错误信息毒害公众,使得几乎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全国性的、几乎所有人都遵守的公共卫生建议。

结果是,美国的情况很糟糕,不可能像韩国(441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澳大利亚(904例)、日本(1657例)和其他几个国家那样基本上遏制了这种病毒。但我们仍可以争取有与加拿大和德国类似的结果。上周五,加拿大有23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德国有24例。

要做到这点,最终需要按照公共卫生专家们已经提了几个月的建议去做。这不会在现在的白宫发生,尤其是白宫如今差不多已在公开提倡群体免疫,但各个州、各个市,以及人民可以自己行动起来。

包括单克隆抗体药物、快速抗原检测、甚至疫苗在内的一切,都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良方。但所有这些都会有所帮助。而且,在追求群体免疫的政策下将会死亡的数十万美国人,也将继续活下去。

John M. Barry是杜兰大学公共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教授,著有《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一书。

翻译:Cindy Hao

来源时间:2020/10/21   发布时间:2020/10/21

旧文章ID:23267

How China Threatens American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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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bert C. O’Brien  来源:foreignaffairs.com

For decades, conventional wis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held that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China would become more liberal, first economically and then politically. We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wrong—a miscalculation that stands as the greatest failure of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1930s. How did we make such a mistake? Primarily by ignoring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the CCP’s leaders and reading its key documents, we believed what we wanted to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ruling party is communist in name only.

Today, it would be a similarly grave mistake to assume that this ideology matters only within China. In fact, the CCP’s ideological agenda extends far beyond the country’s borders and represents a threat to the idea of democracy itself, inclu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ambitions for control are not limited to the people of China. Across the globe, the CCP aims to spread propaganda, restrict speech, and exploit personal data to malign ends.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ly, cannot simply ignore the CCP’s ideological objectives. Washington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fight against Chinese aggression first requires recognizing it and defending ourselves against it here at home, before it is too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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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ARE BULLETS
The CCP is a self-proclaimed Marxist-Leninist organization, and Xi, as the party’s top general, sees himself as Stalin’s successor. Marxism-Leninism is a totalitarian worldview that maintains that all important aspects of life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and the CCP’s intent to dominate political thought is stated openly and pursued aggressively. For many years, the CCP’s leaders hav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A 2013 Chinese policy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ideology” held that there should be “absolutely no opportunity or outlets for incorrect thinking or viewpoints to spread.”

“Chinese leaders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power derives from controlling both the physical battlefield and the cultural domain,” the journalist and form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official John Garnaut has noted. “Words are not vehicles of reason and persuasion. They are bullets. Words are for defining, isolating, and destroying opponents.” Within China, this approach means mandatory study sessions on communist ideology and the required use of smartphone apps teaching “Xi Jinping Thought.” It means heavy censorship of all media. Outsid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re banned—from foreign newspapers to Twitter, Facebook, and WhatsApp. The CCP reinterprets religious texts, including the Bible, to support its ideology and locks up millions of Muslim Uighurs and other minorities in reeducation camps, where they are subjected to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and forced labor.

Efforts to extend this control of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globally are well underway. Nearly every Chinese-language news outle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wned by the CCP or follows its editorial line. Americans hear pro-Beijing propaganda on more than a dozen FM radio stations.

Chinese-owned TikTok deletes accounts criticizing CCP policies. Since August 2019, Twitter has removed more than 170,000 CCP-linked accounts for spreading “manipulative and coordinated” propaganda.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China has expelled so many Western reporters in recent months—Beijing wants the world to get its news about China, and especially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its own propaganda organs.

The CCP is increasingly using its leverage to control American speech.

In addition to influencing the information Americans receive regarding China, the CCP is increasingly using its leverage to control American speech. When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Houston Rockets basketball team tweeted his support for peaceful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the CCP announced that Rockets games would not be shown on Chinese TV and pressed others associated with the league, including star players, to criticize the twee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CP, American, Delta, and United Airlines removed references to Taiwan from their websites and in-flight magazines. Mercedes Benz apologized for posting an inspirational quote from the Dalai Lama. MGM digitally changed the nationality of an invading military from Chinese to North Korean in a remake of the movie Red Dawn. In the credits for its 2020 remake of Mulan, Disney thanked public security and propaganda bureaus in Xinjiang, where the CCP has locked up millions of minorities in concentration camps.

The CCP is also gathering leverage over individuals by collecting Americans’ data—their words, purchases, whereabouts, health records, posts, texts, and social networks. This data is collected through security flaws and backdoors in hardware, softwar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genetics products (many operated by CCP-subsidized businesses such as Huawei and ZTE) as well as by theft. Beijing hacked Anthem Health Insurance in 2014; the U.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which holds security clearance information on millions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in 2015; Equifax in 2017; and Marriot Hotels in 2019. In these instances alone, the CCP gathered key information on at least half of all living Americans, including their names, birth dates, Social Security numbers, credit scores, health records, and passport numbers. The CCP will use this data the same way it uses data within China’s borders: to target, influence, harass, and even blackmail Americans to say and do things that serve the CCP’s interests.  

The CCP also uses trade to coerce compliance. For example, when Australia called for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coronavirus’s origin and spread, Beijing imposed an 80 percent tariff on Australian barley exports, threatened to stop buying Austral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ltogether, and signaled it would prevent Chinese students and tourists from traveling to Australia. Most recently, the CCP reportedly ordered importers to stop buying Australian coal.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s another part of China’s plan. China has sought leadership positions within many global bodies and now heads four out of the 15 United Nations specialized agencies, more than France, Russi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ombined. Beijing uses the leaders of these agencies to co-op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parrot its talking points, and install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 their facilities. Secretary-General Zhao Houlin of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has aggressively promoted Huawei sales;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Secretary-General Fang Liu blocke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s and covered up a Chinese cyber-hack of the organization. China’s membership on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has enabled the CCP to prevent criticism of its abuses in Hong Kong, Tibet, and Xinjiang. In many cases, the CCP’s reach extends to the head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o are not themselves Chinese officials. Director-General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utifully repeated false Chinese talking points on 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even opposing international travel restrictions on China while praising China’s own domestic travel restrictions.  

DECISIVE ACTION
American policymakers, und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leadership, are aware of what the CCP is doing and are taking decisive action to counter it across the boar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BI are directing resources to identify foreign agents seeking to influence U.S. policy. The DOJ, for example, informed Chinese state media company CGTN America of its obligation to register as a foreign agent as specified under 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which requires registrants to disclose their activities to federal authorities and appropriately label information materials they distribute. The State Department designated the U.S. operations of nine Chinese state-controlled propaganda outlets as “foreign missions”—which places personnel and property reporting requirements on them—and implemented a policy requiring Chinese diplomats to notify and, in some cases, seek permission from the U.S. government before meeting with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also working to highlight China’s malign behavior, counter false narratives, and compel transparency. U.S. officials are leading efforts to educate the American public about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ree and open society to push a CCP agenda inimical to U.S. interests and values. That includes combating Beijing’s co-optation and coercion of its own citizens (and American citizens) in U.S.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working with universities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Chinese students on American campuses, providing information to counter CCP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and ensuring an understanding of ethical codes of conduct in an American academic environment. Chinese military researchers are no longer allowed to pursue certain advanced technological degr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 Chinese students, coming here to learn rather than to steal, are always welcome.

The FBI opens a new case on Chinese economic espionage every ten hour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countered the malign activities of Chinese companies abetting CCP efforts. It has sanctioned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that answer to the CCP’s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pparatus, including by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Huawei’s access to U.S.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It is blocking companies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purchasing American businesses with sensitive technologies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about American citizens;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signed into law in 2018 has greatly expanded the United States’ ability to screen foreign investments that put national security at risk. The Defense Department recently submitted to Congress a list of companies linked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at have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fully informed about the companies they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Washington has also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dozens of Chinese companies (as well as Chinese government entities) complicit in China’s campaign of repression, mass arbitrary detention, forced labor, and surveillance against Uighurs and other minorities. Officials involved in these abuses can no longer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rtain goods produced using Uighur forced labor cannot be imported. Meanwhile, the DOJ has concentrated resources on prosecuting Chinese technology theft—the FBI opens a new case on Chinese economic espionage every ten hours.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is working to protect investors by insisting that publicly listed Chinese companies adhere to the same standard of public oversight and accounting that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must follow. And the administration left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in response to the travesty of its co-optation by China and terminated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ecause its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showed that it, too, is beholden to the CCP.   

RECTIFICATION OF NAMES
These steps mark just the beginning of a longer process of correcting 40 years of a one-sided, unfai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ne that has severely affected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nd, more recently, political well-be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spoken with candor and shone the spotlight of transparency on the CCP’s true character and will continue to so—what Confucius called a “rectification of names,” making words correspond to reality. The CCP operates as a global influence and propaganda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cognize it as such, neutralizing attempts to dominate global discourse by recommitting to our own values and reinvigorating the common terminology that binds us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doing so, we will improve the resiliency of our institution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o prevail against the challenges China presents—ideologically and otherwise.

Washington must also continue to impose costs on Beijing in order to compel it to cease or reduce actions harmful to the United States’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ose of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 United States can no longer let the CCP grow stronger at our expense or with our assistance. The days of American passivity and naivety are over,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peak about and respond to the CCP as it is, not as former U.S. policymakers had wished it to be. Th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alls this approach “principled realism.”

Lasting peace comes through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strongest country on earth, and it must speak out, fight back, and above all, stay true to its principles—especially freedom of speech—which stand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embraced by the CCP.


来源时间:2020/10/21   发布时间:2020/10/21

旧文章ID:23266

特朗普骂福奇是“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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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76期

    距离美国大选还有14天。

特朗普今天到战场州宾夕法尼亚竞选。本来第一夫人会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第一次陪老公造势,但是到快出发的时候她取消了行程,说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让那些想一睹梅拉尼娅风采的选民倍感失望。在飞往滨州运河城市埃里(Erie)之前,特朗普在白宫提前中断了美国CBS电视台“六十分钟”节目(Sixty Minutes)对他的采访。“六十分钟”类似中国的“焦点访谈”,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访谈节目,采访特朗普的是美国电视新闻界巨星斯塔尔(Leslie Stahl)。特朗普随后发推说,斯塔尔的提问有偏见,并威胁说他会在周日“六十分钟”节目播出之前让美国人民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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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最后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还有两天。拜登继续在家精心演练,特朗普不辞劳苦走南闯北竞选,试图改变选民对他的看法。他的竞选班子提出最后一次辩论应该聚焦外交问题。拜登的助手说,辩论中的问题由主持人确定,候选人不能干预。对特朗普来讲,他最近在外交领域成就卓著,从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到争取与俄罗斯就军控问题达成协议,从胁迫中国采购大宗美国商品到取消对苏丹的制裁。此外,聚焦外交可以转移选民对抗疫不利的注意力,还可以让特朗普抓住拜登的儿子在乌克兰和中国的丑闻不放。然而,总统辩论委员会不是政府机构,也不受党派控制。主持人威尔克(Kristen Welker)今天宣布的辩论议题共六个方面,分别为抗疫、美国家庭、宗族关系、气候变化、国家安全和领导力。此外,为了防止特朗普在第一次辩论中不断插话重演,总统辩论委员会决定在一位候选人回答问题时,另一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将被关闭。

特朗普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他在跟自己在内华达州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通话时说,“人民已经对新冠深恶痛绝。新冠肆虐,但我的竞选造势集会规模空前。人民说谁怕谁,(政府)别再多管闲事。他们早就烦了。他们再不愿听福奇(Anthony Fauci)和那些白痴胡说八道。”福奇是美国的“钟南山”,美国国家卫生院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先后在五位总统手下供职,美国百姓对他的信任大大超过对联邦政府和特朗普总统的信任。特朗普在这个时候破口大骂福奇对他的粉丝也许是大快人心事,但对争取犹豫不决的选民的支持的努力这无疑是愚蠢之举。美国国家卫生院院长科林斯(Francis Collins)今天说,象福奇这样德高望重的专家因为让民众戴口罩居然接到死亡威胁,他感到无比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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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10月6日曾发推说,涉及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邮件门调查的所有文件已经解密并移交给司法部。当时媒体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兴高采烈,因为这些文件的解密或许会引出更多的丑闻。白宫办公厅主任麦多斯(Mark Meadows)今天致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说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言论并不是解密的行政命令,这些文件是否能解密还在审核之中。特朗普在推特的粉丝有8,730万,他发推可以干预选举,扰乱治安,影响股市,搞乱美国。

特朗普今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福克斯和朋友”节目(Fox & Friends)电话采访时说,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Barr)应该尽快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腐败行为。最早和唯一报道所谓电脑门事件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和福克斯电视台都是默多克麾下的媒体机构。因为难以核实具体细节,默多克拥有的《华尔街日报》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所谓的“十月惊奇”(October Surprise)去报道。

美国选民投票积极踊跃,截至美国东部时间今晚7点,已经有近3600选民通过邮寄或去投票站投了票,目前投票人数已经是2016年全部提前投票总数的67%,虽然距离选举还有整整两个星期。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一位政治学教授麦克唐纳(Michael MacDonald)的统计,有选民党派纪录的州(共19个州)的数据表明,民主党选民提前投票的人数超过共和党选民一半(52.8%:25.3%)。虽然民主党对其选民提早和踊跃投票感到高兴,但因为函投的票在很多州只能在11月3日选举日投票结束之后开始计票,特朗普或许会根据当时计票的情况宣布自己获胜,并指责函投选票都是假票或是废票。这会大大增加11月3日没有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并因此将美国带入不可预测的政治混乱。

昨天笔者参加了一场关于美国大选中的中国因素的线上讨论,几位美国学者指出,1)10月已经没有时间发生任何其他惊奇,亨特·拜登丑闻可能是俄罗斯与特朗普的支持者甩出的定时炸弹,但其杀伤性远远不能跟2016年10月下旬联邦调查局重新启动对希拉里的邮件门的调查相提并论。2)尽管2016年10月希拉里的民调与拜登现在的民调大同小异,但两人在美国选民心目中的形象截然不同。因为克林顿家族的丑闻接二连三,2016年几乎超过一半的选民不喜欢希拉里,而眼下美国选民对拜登的看法要相对正面。3)特朗普要打“腐败牌”,但他的家族利用权势搞腐败远远超过亨特的小打小闹。【《纽约时报》刚刚发表一篇文章,试图通过特朗普的缴税纪录厘清特朗普家族与中国的生意关系。点击这里查看这篇文章。】4)担心特朗普会在选前打“中国牌“,在台海或南海寻衅应该是“杞人忧天”。5)美国首都华盛顿已经有“树倒猢狲散”的迹象,在政府和国会为共和党效力的人已经开始投送简历,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美籍华人教授黄亚生2016年大选之前曾做过一次讲座,预言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毫无悬念。北京时间10月25日上午八点,黄亚生教授将再次点评本次大选,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上线参与,请点击这里注册。

来源时间:2020/10/21   发布时间:2020/10/21

旧文章ID:23265

国际观察员:美国大选公信力的救星?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摘要:选举日在即,角逐连任的特朗普突发宣称确诊新冠,为本届美国大选再添一项重磅不定因素。在此之前,本届大选已是坎坷不断——美国邮政局不久前预警的海量邮寄选票延迟、饱受争议的首场大选辩论、少数群体选民继续面临的诸多挑战等,让大选的公信力屡遭质疑。迷雾重重下,独立于选举机制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观察员的介入或将挽救目前岌岌可危的大选公信力。本文希望通过讨论日前美国大选存在的几大难题,分析国际观察员在本届大选中存在的必要性,并预测国际观察员面临的潜在挑战。


本届美国大选面临的公信力危机

在探讨影响本届大选公信力的具体因素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读懂“选举公信力 (electoral credibility)”这个概念。

根据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的权威释义,一场选举的公信力主要取决于四大要素:选举的透明度(transparency)、包容性 (inclusiveness)、竞争性 (competitiveness) 及“责任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其中,选举透明度主要指代选举相关的 “受监审程度(scrutiny)”以及选民的知情程度,包容性强调所有群体的公平投票权,竞争性要求保证所有公民的平等参选权利以及选民投票免受任何干扰,而责任可说明性则类同于我们常常听到的“问责”,意指选举过程中的每一步均需有明确的人员“把关”,以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另有学者(Bush & Prather, 2017)提出额外几点影响选举公信力的重要因素。第一,选民可能会因本人选择的“阵营”(individual vote choice)而对选举公信力产生不同的态度。一般情况下,若选民当初投票予最终获胜的一方,则会对选举公信力持较正面的态度和看法,反之则更有可能对选举公信力产生怀疑。第二,公众会根据选举环境(electoral environment/playing field)对选举的公信力作出判断,而选举环境囊括的因素通常包含不同党派间的竞争环境、选举体制、投票点的管理、信息公开、资金流转及其它不定因素(如大选延迟等)。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也对此进行延伸, 主张选举资金(electoral spending)是影响选举竞争性的一大关键。尤其在美国,由于政治开支的自由被认作是民主的体现,部分候选人无上限的选举开支使一些相对资金不足的候选人被边缘化(如在2008年的初选中奥巴马和希拉里都拒绝了公共基金以确保自己的选举开支不受限制),从而直接影响选举竞争性和公信力。

以此为据,我们便不难分辨出,撇开完全由主观决定的个人“站队”,2020美国大选中还至少存在几颗危及大选公信力的不定时炸弹。

其一,邮寄选票的制度存疑。《华盛顿邮报》在引用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EAC)给出的官方报告时发现,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邮寄选票占比约23.7%,而其中有约1%的(邮寄)选票作废,理由层出不穷,包括“选票没签名”、“选票上的签名和档案记录的签名不符”、“装选票的信封有问题”、“选票迟到”等等。相比之下,同一场选举中,现场投出的选票被作废的概率少了三分之一。佛罗里达大学近日还根据2018年乔治亚州的选举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同样显示,邮寄选票比起其它投票途径而言遭遇更高的作废率(3%),且少数族裔、年轻人及初次投票者寄出的邮寄选票被作废的占比最大,使人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存在欺诈现象。而在疫情之下,今年美国大选中的邮寄选票占比达到历史新高,如此大范围地运用这样一个不够透明、存在疑点的投票制度显然不利于选举的公信力。虽然有部分学者称这些只是个例,并不足以影响选举结果;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再加上特朗普多次公开抗议使用邮寄选票并对该制度进行抨击,部分选民——尤其是特朗普的忠实粉丝——难免会对该投票渠道乃至整场选举的可信度产生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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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的一个选票中转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清点邮寄选票(图片来源:路透社)

其二,大选最终结果很可能延迟。美国邮政局日前宣布,疫情下的裁员(人手不足)等原因将很可能导致数百万选票无法准时到达计票现场,从而延迟计票时间及大选结果。计票的延迟将打乱很多原定的安排,且有机会引起一连串的后续效应,包括计票现场混乱、程序仓促等;并且在大选延迟几乎已成定局的前提下,战线的延长也不可避免会让不少选民对于摇摆州的定向等选举进程中可能产生的变数而感到焦虑。在这些不定因素的影响下,大选的透明度、竞争性及责任可说明性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而公众对于大选结果的疑虑也将很可能进一步加深。

其三,少数群体投票目前面临不小障碍。在本次大选中,部分州政府以疫情人手不足为由,削减少数族裔社区的点票人员,造成少数族群选票的拖延甚至缺漏。此外,来自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的学者还指出,由于疫情的影响,大量选举相关的线下公共宣讲活动告吹,使在往届大选中扮演重要推广角色的诸多民间组织无处施展;尤其是丧失了许多本可以接触包括少数族裔、残障人士、有犯罪史的群体等在内的“被边缘化 (marginalized) 群体”,从而实现选举科普、提高投票率等目的的机会(如在教会、学校中宣传等),令选举的包容性受损。

综合以上的几大因素来看,本届大选的公信力可谓“岌岌可危”,但国际观察员(international/foreign election observer)的介入或能及时挽救这个危机。

国际观察员对大选公信力的影响力

国际选举观察员最初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奥匈帝国企图占领原隶属于战败国沙俄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但遭欧洲列强的反对。最终,关于这两个公国主导权的投票在欧洲各国派遣的观察员的监视下进行,史上第一批“国际观察员”由此而来。

美苏冷战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 System)下的西方援助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通过向求助的非民主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等,大力推广自由民主制度,让不少非民主国家尝到了采纳自由民主制度的“甜头”。但另一方面,这也催生了“伪民主 (pseudo democracies)”的现象——部分非民主国家想吃接纳民主制度的红利,于是在相关政治信息不全、不透明且不受监视的庇护下,将自己伪装成新生的民主国家。特别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种伪民主的现象愈发猖獗,而选举作为自由体系的重要组成,便成为了分辨伪民主现象的重要指标,国际观察员也因此被委以重任。根据《国际选举观察工作原则宣言》,国际观察员的主要目标正是“提高公众对于选举的信任”,也就是选举公信力。他们大多由国际组织派遣,包括联合国、欧盟、非盟、欧安组织(OSCE)、亚洲自由选举网络(ANFREL)、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国家民主研究所、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美国国际共和学会(IRI)等。但近年来联合国已不再组织派遣,而欧安组织则进一步成立了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ODIHR),专门负责组织派遣国际观察员前往选举现场。

一般情况下,这些国际观察员在选举中的主要职能包含以下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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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工作看似普通,政府的新闻署或是资源丰富的媒体似乎都能办到。但数十年来,国际观察员之所以独树一帜、广受信任甚至被当作选举公信力的重要佐证,主要归功于他们的两大功能:身份功能(identity function)及信息功能(informational function)。其中,观察员的身份功能在于,由于他们大多来自海外,因此被选民普遍认作无党派、与选举本身无任何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人士,从而保证了他们客观中立的身份。但同时,由于他们多数受派于整套自由民主体系中的权威组织,对真民主的拥护和主张不言而喻,故与大众选民保有间接的共同利益关系(追求真民主、抗击选举舞弊等),也能让他们更受公众的认可。另外,由于国际观察员相较政府的新闻机构和工作人员而言偏袒的可能性较小,而与普通媒体相比又在选举现场有更大的权限去知悉、视察选举过程中每一步的发展,因此这种独立于整个本土选举机制但又严格遵循真民主制度的身份往往更为选民所信任,故而被寄予厚望会对公众阐述最真实的情况。而信息功能顾名思义,主要体现于国际观察员回馈予国际组织公布的选举观察报告中关于选举过程、环境等的重要评估信息。他们的信息收集和评估能力不但源于他们在选举现场的访问权限,更得益于他们在这方面所受的针对性训练以及所属国际组织处理选举信息方面的经验,使他们脱颖于媒体及其它选举研究人士,得以更全面、更大限度地观察每一次选举并提炼出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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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刚果大选现场的一位国际观察员(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而美国虽作为现今民主体系的引导者,也曾多次受国际观察员的选举监督。欧安组织从2000年起开始参与美国大选的监督,派遣的人员和报告任务量在2016年的大选中达到巅峰。


其中,欧安组织的国际观察员们对于2016美国大选的观察报告中主要强调了少数群体的投票权益。他们通过调查后发现,《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中原本的一项条例——有种族歧视史的州在通过投票新规时必须接受联邦政府的监察(federal scrutiny)——于2013年在最高法庭上被废止。国际观察员在发现该问题后迅速反映,并要求美国政府还原这条法律,以保护少数族群的投票权。然而,虽然美国国会于2019年尝试恢复联邦政府对于这些新规的立法审查,但关于该项法则的讨论却因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阻挠而被拒之门外。

除此之外,国际观察员在监督2016美国大选的过程中还呼吁各州政府恢复出狱者的投票权,但同样困难重重。在接到国际观察员的报告以后,仍有包括佛罗里达、爱荷华、肯塔基等多个州政府在恢复有犯罪史公民的投票权的路上设障,例如仅通过恢复出狱者投票权的行政法(即可被继任长官随时撤销)等。

不过,尽管国际观察员在参与以往美国大选时收获的官方响应不尽人意,美国民众对于他们的角色和能力还是认可的。而在本届大选的层层挑战之下,公众对于引入国际观察员的呼声越发高涨。西肯塔基大学国际民意研究所(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Lab)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七成的受访者迫切希望国际观察员参与本届美国大选的监审。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观察员确实有望为本届大选的公信力带来正面影响。前文提到的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功能及信息功能,对于缓解前文所述的几大公信力危机均有积极作用。

首先,对于邮寄选票可能遇到的选票无故作废、舞弊等“暗箱操作”,国际观察员的介入可以在媒体报告、政府信息公开等基础上为选民再增一条具有公信力的信息渠道。相对于有一定党派属性和大选结果偏向的媒体,以及不大可能发布相关负面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国际观察员的报告普遍被认证为较客观并专注事实和细节的信息来源,因此对于提高选举透明度有较高效用。

其次,对于延迟计票的问题,外籍的国际观察员在各计票现场作为(理论上)无党派属性的监督者,在公众的眼中将是所有见证点票的人中最中立、公正的群体,也会令公众寄托希望于这些国际观察员在事后将计票现场的真实情况告知全体选民。当公众对于选举现场的情况有一定的知情能力(选举透明度)时,他们对于选举的公信力也会随之上升。

而对于少数族群的投票比例,国际观察员因有先例而将更容易获得公众信任。前文提到,国际观察员这个群体在2016美国大选中就已公开指出美政府在投票权法案中的漏洞,在展示他们的观察及调查能力的同时,也证明了他们对所有族裔的选民一视同仁并持有最公正的态度。此举也意味着,国际观察员的介入将同样增强本届大选中公众对于他们维护少数族裔投票权益的信心,并向参议院进一步施压,尽早将还原联邦监督法则的事情提上日程,从而保证本次选举的包容性、进一步提升总体的公信力。

此外,从一路以来愈发激烈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到两周前被德媒称为“a joke”的首场大选辩论来看,选民们对于本届大选公信力的主观判断很可能进一步受扰。结合先前两人你来我往的切磋和舆论轰炸再看这场辩论,纽约时报甚至用上了“chaos(混乱)”“shock(震惊)”“despair(绝望)”等字眼,以表达对这场选举活动的失望之情。两位候选人在辩论中差强人意的表现将很可能影响部分选民在此之前对于两人以及整场选举的主观印象;再加上先前两人竞争下的海量信息干扰(包括特朗普自己认证的“可能不会承认大选结果”等),可能会令部分选民对未来的大选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疑虑,而国际观察员后续对于选举较为客观而详尽的观察评估报告,或多或少能减轻这样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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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首场总统选举辩论现场(图片来源:洛杉矶时报)

国际观察员在本届大选中或将面临的挑战及限制

国际观察员在本届大选中获将面临的最直观亦是最严峻的挑战大概是被阻止进入点票现场的可能性。从目前来看,美政府(受疫情影响)在本届大选过程中一直强调“成本效率”,这点从特朗普政府罔顾计票延迟也坚持让邮政局裁员便可看出。因此,我们也可以预计派驻各点票现场的工作人员(包括检疫人员)将不会太多。在大选结果公布当天,国际观察员有不小的可能性会在计票现场以疫情防控、检疫安排等为由被拒之门外。而包括阿拉巴马、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康涅狄格、俄亥俄等11个州在内的州政府长期以来明令禁止国际观察员介入选举进程,且就目前来看,这些州政府并不会因今年的特殊情况而对这项政策作出调整,国际观察员将很可能完全无法对这些州的选举相关情况进行观察和报告。

另外,国际观察员对大选公信力的实际影响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其关键在于介入的时机。若国际观察员介入得较晚,则对于部分选民已先入为主、根深蒂固的对于选举公信力的认知无法造成太大影响。且就目前逐渐白日化的候选人竞争来看,国际观察员若在各项争议达到巅峰的当口介入,或许会受到部分选民的质疑——国际观察员是否系其中一方邀请、为此方所用?未来对于大选结果的观察报告是否会具有偏向性?诚然,国际观察员的存在对于大选公信力必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介入的时机也需把控妥当,否则有可能适得其反。

结语

邮寄选票制度、少数族裔的投票障碍以及基本可以预测到的大选结果延迟,让本届美国大选的公信力从透明度、包容性、竞争性及责任可说明性这四个主要层面来看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国际观察员的介入或许能成为一剂良药,但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场大选的公信力不仅会直接影响公众对于当选政权的态度,更关键的是,其还关系到盟友今后对于美国在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中霸权地位的看法和信任——如果连本土选举的民主公信都无法保证,美国还能否继续向国际社会推注民主的建设?这场选举可能会给所有人一个答案。

作者:陈贤婕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10/21   发布时间:2020/10/21

旧文章ID:23259

黄亚生: 美国共和党:从GOP到G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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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亚生  来源:亚生看G2

编者按

“GOP”一直以来是美国共和党的一个代称,其代表了共和党在美国内战期间的光辉过去。然而,这个政党在近20年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反智愚昧的政党,或许,我们不应该再用“GOP”来代指共和党,而是应该用“GSP” (Grand Stupid Party 傻大党)了。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在这次疫情中,美国、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因为共和党这个Grand Stupid Party是执政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毫不夸张的说,2020年的大选是一次关乎于文明和野蛮,启蒙和黑暗时代的选择。你这一票是投给伽利略,还是投给罗马宗教裁判所?”

本文由“亚生看G2”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美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中,经常用“GOP”这个缩写来代指共和党。GOP的全称是“Grand Old Party”,直译过来就是“伟大的老党”。共和党“伟大的老党”的这个称呼最早可以被追溯到19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美国内战刚结束不久,美国国内政坛和媒体为了纪念和肯定共和党在内战期间为保护美国的完整性所作的贡献,用“勇敢的老党”(Gallant Old Party)和“伟大的老党”来称呼共和党。最终,“伟大的老党”这个称呼保留了下来,而GOP成为了共和党的代名词。

悲剧的是,当下共和党已经早已背离了“伟大的老党”这个称呼。今天的共和党已经变得愚蠢且反智,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Grand Stupid Party”(“傻大党”)。

新冠疫情与共和党

我在3月份先后通过公众号的两篇文章《黄亚生:一个完美的风暴——特朗普和新冠状肺炎》和《黄亚生:美国应对COVID-19失误的三字原因——特朗普》总结了美国早期应对新冠疫情不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特朗普和其共和党政府的无能。如今,距离疫情第一次在美国出现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美国对疫情的应对依旧是十分的糟糕。这进一步印证了特朗普和其政府的无能。我这里提到的“无能”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愚昧反智。在这样一场公共卫生危机里,愚昧反智是致命的。

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愚昧反智在这场疫情里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他们自己也成为愚昧反智的牺牲品。最新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大规模感染。10月1日,特朗普和其夫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随后进入华盛顿的一家军事医院进行治疗。这就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愚昧反智的一个缩影。在特朗普感染消息传出后,陆陆续续又有数十位白宫官员、政府官员、特朗普竞选团队工作人员以及共和党议员被确诊感染新冠,如白宫新闻发言人凯莉·麦肯内妮(Kayleigh McEnany),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娜·麦肯丹尼尔(Ronna McDaniel),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李(Mike Lee)和汤姆·迪利斯(Thom Tillis)。

在特朗普出院回到白宫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镜头前站在白宫阳台上摘下口罩。他用这个举动表示他对科学和知识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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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离开医院回到白宫的第一件事情是摘口罩。图片来源:The Boston Globe

特朗普和共和党官员频频“中招”并不能算是意料之外。特朗普和共和党官员完全无视公共卫生的准则,习惯性的出席人员密集的公众活动,并在活动时不戴口罩。在特朗普感染前,他就已经多次参与线下的竞选集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且大部分参与者没有戴口罩。在特朗普感染前,9月26日,他还在白宫举行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大部分与会者都没有佩戴口罩。虽然会场设立在了户外,但座椅之间距离很近。事实上,10月初的共和党官员大规模感染事件中,很多人都参与了9月26日那场提名活动。美国权威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表示这场活动就是一个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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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的大法官提名活动,每个人做的都很近,而且很多人没有佩戴口罩。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特朗普不只是不相信科学,而且频频对科学家进行人身攻击。他在本周的一次竞选电话通话中表示,“人们已经厌倦了听从福奇和其他那些白痴的话。这些白痴都是错的。如果我当初听福奇的,美国到现在因为疫情恐怕会死超过50万人(目前美国死亡超过22万)。” ——在10月16日,美国增加了超过70,000人的感染,是2月以来第三次高峰。这就是美国总统在美国迎接疫情的第三次高潮时候所发表的言论。

共和党过去20年的历史是一部“狂人日记”

不光是特朗普愚昧反智,整个共和党就是一个“傻大党”(“Grand Stupid Party”)。我在之前的一篇公众号文章《黄亚生:为什么说华川粉是最不负责任的父母?》引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政治学教授马托·密尔登伯格(Matto Mildenberger)在2017年12月发表的论文表明,只有31%的共和党人相信人类活动会导致全球变暖。挪威政治学家桑德·巴斯特兰德(Sondre Båtstrand)在2015年发表论文指出,在全球所有民主国家的保守政党中,美国共和党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都属于另类和最极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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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31%的共和党人相信人类活动会导致全球变暖,图片来源:UCLA

其实在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共和党就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愚昧反智的历史。我在2016年一篇题为《美国很多问题三个字可以说清楚:共和党》中指出,共和党过去2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狂人日记”,共和党里面有相当的一拨人是反科学的,他们既不承认全球变暖,也不承认进化论。他们所持有的是中世纪的价值观念和僵硬的意识形态。

我当时谈到,特朗普不是共和党第一个狂人,也不是唯一一个,而且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只不过特朗普达到了最高水平,并且受到了最大的曝光度。美国GQ杂志曾于2014年评出的20个美国政治狂人,其中17个是来自共和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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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GQ杂志曾于2014年评出的20个美国政治狂人,图片来源:GQ

在特朗普之前,共和党就“狂人”频出。比如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因霍夫,他反对全球变暖之说,2015年的一天,他拿了一个雪球走进国会,用这个作为证据说并没有全球变暖,不然全球变暖怎么还会有雪球?在我记忆里,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还是参议院负责科技拨款委员会的主任,就是说美国的科技研究的生杀大权是掌握在这么个人手里的。我虽不信教但我也要说,“上帝保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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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因霍夫曾拿了一个雪球走进国会,用这个作为证据说并没有全球变暖,图片来源:C-SPAN

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Sarah Palin)也是其中一位。当年记者问她:“你如果做副总统的话,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位副总统候选人说我家就在阿拉斯加,从那里可以看到俄国。这就是她认为她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资质。我们可以按这个逻辑去推衍,我现在早上起床后天天能看到美国,是不是我也是合格做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资质吗?(声明一下:我自认为是合格的,不管早上起来看不看到美国。)当一名记者问她平常看什么报纸,她说不出任何一家报纸的名字。这就2008年共和党选出的副总统候选人,也就是说如果当总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美国总统就是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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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佩林曾代表共和党角逐副总统席位,图片来源:Twitter

再比如德克萨斯的共和党众议员路易·戈莫特(Louie Gohmert),我建议大家在网上看看跟他有关的视频。他是最让人逗乐的,被公认是美国最愚蠢的政治家。下面是他对政教分离原则的理解:国家不能干预教会, 但是教会可以干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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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戈莫特曾表示,“国家不能干预教会, 但是教会可以干预国家。”图片来源:Twitter

好多共和党政治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英语”。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在演讲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进口产品来自海外。”(“More and more of our imports come from overseas.” )我很想知道那些不是从海外来的进口产品是从哪里来的?另外,他在一次有关教育演讲中大声地呼吁大家考虑下面这个问题:“Is our children learning?”这句简单的话存在明显的语法问题。顺便说一下,布什的英文被称为是Bushism。在美国的书店里,你可以买到Bushism的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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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曾在演讲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进口产品来自海外。”图片来源:AZ Quotes

特朗普的英语水平也是很低的。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夸耀自己非常非常聪明。但实际上,根据一份对美国每位总统就任后公开场合说的前三万个单词的研究,特朗普的英文水平大体和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差不多。另一份研究聚焦在了语法而不是词汇,但也得出了差不多的结果,认为特朗普的英文水平差不多就是小学五年级。另外,特朗普不仅英文水平有限,而且错误频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推文经常存在各种语病和拼写错误,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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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英语频频出错,图片来源:Twitter

结语

共和党愚昧反智这个观点不是我总结出来的,就连有些共和党人也深以为然。美国路易斯安纳州前州长、共和党人鲍勃·金戴尔(Bobby Jindal)曾表示,“我们必须要停止成为一个愚蠢的政党。我讲的真的。共和党人是时候应该像个成年人一样讨论问题了。”(“We must stop being the stupid party. I’m serious. It’s time for a new Republican party that talks like adul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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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人鲍勃·金戴尔(Bobby Jindal)曾表示,“我们必须要停止成为一个愚蠢的政党。"图片来源:Az Quotes

在这次疫情中,美国、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因为这个Grand Stupid Party是执政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以毫不夸张的说,2020年的大选是一次关乎于文明和野蛮,启蒙和黑暗时代的选择。你这一票是投给伽利略,还是投给罗马宗教裁判所?

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来源时间:2020/10/21   发布时间:2020/10/21

旧文章ID:23258

美国最后一场总统辩论将举行,专家:大选不是支持谁,而是反对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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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莲  来源:外事儿

据CNN报道,当地时间10月22日21时至22时30分(北京时间10月23日9时至10时30分),美国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将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第三次总统辩论。

美国无党派总统辩论委员会此前公布了第三次总统辩论的六大议题,分别是抗击新冠疫情、美国家庭、美国种族问题、气候变化、国家安全、领导力。辩论将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持续15分钟,每位候选人在主持人提问后都有2分钟回答时间,之后展开辩论。

这是美国11月3日大选日前两人的最后一次面对面交锋,也是两人事实上的第二场辩论——由于特朗普感染新冠且拒绝举行线上辩论,此前原计划于10月15日举行的第二场总统辩论被取消,两人当天晚上分别在两个平台上举行了与选民的对话。 在第一场总统辩论陷入混乱、第二场总统辩论被迫取消、距离大选日仅15天的背景下,第三场总统辩论有哪些看点?特朗普和拜登将采取什么策略争取选票?今年的美国大选本质上关于什么?就此,新京报记者独家对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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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将继续打“疫情”“种族问题”牌

特朗普或试图引入新话题

新京报:美国无党派总统辩论委员会公布了第三次总统辩论的六大议题,你怎么看这几个议题?

李成:这六大议题都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美国选民目前最关注的议题。

首先,美国疫情正处于前一波还未结束、新一波又要到来的阶段,这影响着每一个人。从数据上看,美国确诊人数超过800万、死亡人数接近22万,33个州的感染人数超过湖北感染数、13个州的死亡人数超过湖北死亡数,但没有一个州采取过像湖北或武汉那样的封城措施,疫情不可谓不严重。但即使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辩论是否需要佩戴口罩。因此,这个话题在辩论中是必然出现的。

其次,美国的种族问题目前非常尖锐,对社会结构、今后发展都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除此外,气候变化、国家安全、领导力也都是备受选民关注的议题。

整体而言,这些话题都对拜登有利,也是拜登希望聚焦的话题。特朗普可能会比较希望谈法律秩序、经济等议题,但事实上他在这两个问题上得分也不多。

新京报: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总统辩论,特朗普和拜登分别会采取怎样的策略?这次辩论是否会像前一次一样陷入混乱?

李成:由于这是美国大选日之前的最后一次总统辩论,特朗普和拜登应该都会努力争取摇摆州的支持。

从拜登的角度来说,他希望能在大选中获得大胜,因此会继续在疫情、种族问题、领导力等方面强化对特朗普的攻击,同时在最高大法官提名一事上强调那位保守的候任大法官一旦上任就会取消奥巴马全民医保,由此为自己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在辩论中,他可能会紧扣这些议题,努力不让特朗普转移话题。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会希望引入新的议题,以改变目前对他不利的局面,争取还未决定投谁的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一些摇摆州。

对主持人来说,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辩论可能不会像上次那样混乱,但两人相互尖锐的攻击仍然会出现,甚至可能会更加猛烈。

“不是关于支持谁,而是关于反对谁”

新京报:您认为此次美国大选,最核心的议题有哪些?

李成:在今年的背景下,美国选民显然更关心国内议题,而非对外关系例如中国议题。我认为,以下这七个议题是美国选民目前最关注的:

第一,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议题。换言之,对于大多数选民而言,这次选举的焦点不是拜登,而是特朗普;不是出于是否喜欢拜登,而是出于是否厌恶特朗普;不是关于支持谁,而是关于反对谁。这也是今年大选最鲜明的一个特点——以往的大选虽然也关注候选人本人,但更多还是看双方的政策,然而这一次大选已经变得非常情绪化,尤其是由于价值观和理念的根本冲突,疫情和种族矛盾爆发使美国社会的分裂、极化越来越严重。对美国的很多民众来说,特朗普不是在缓和冲突,而是不断在火上浇油。

第二,新冠疫情。令人担忧的不仅是目前仍在扩散的局势,而且人们不知道今年冬天甚至明年会是什么状况,很多人认为未来半年的疫情可能比之前更严重。

第三,美国经济,包括失业率创新高、是否应该全方位重启经济、是否应该重开学校、重启后如何防控疫情等。此外,更严重的是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疫情期间美股市场表现不错,但这和实际经济情况是脱钩的,只会导致富人越富,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大。这也是美国经济本身就存在的一个问题。

第四,种族矛盾和对非裔和拉美裔的制度性歧视。

第五,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因为新法官任命会牵涉到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譬如奥巴马的全民医保、美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女性堕胎权等。

第六,选举日是否能顺利选出总统。这次大选和以往都不一样,很多人担心11月3日无法得出结果,因为特朗普近几个月一直抨击邮寄选票,称这是美国史上最可能欺诈的一次选举,这意味着他很可能输了也不会承认。若是出现这种局面,可能会引发宪政危机。

第七,围绕两位候选人一些非常耸人听闻的故事。譬如拜登儿子涉腐败问题、特朗普疑似逃税漏税等。

新京报:您认为此次美国大选本质上是关于什么?

李成:我觉得这次选举和美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总统选举都不同。

以往的大选,很多人关注的是两党政策的不同、对各自利益的利弊。但对于这次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人说,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抗争,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良知与愚昧的冲突。这种说法凸显了这次选举中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问题未成焦点议题 两党存在很大分歧

新京报:为何中国问题没有成为此次大选的焦点议题之一?

李成:此次美国大选,特朗普和拜登的第一次辩论、之后的与选民的对话都没怎么提到中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虽然设置了和中国相关的议题,但最终两位副总统候选人却没有正面回答那个关于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战略对手、还是敌人的问题,而是回避了。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问题存在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候选人无法确定美国选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和态度。

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和他的竞选团队在新冠疫情问题上一直甩锅中国。但目前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对甩锅中国不感兴趣——因为甩锅中国就意味着减轻了特朗普在各个问题上的责任。

此外,从民主党和共和党最近的表现可以看到,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不尽相同。拜登和哈里斯方面称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是失败的,言下之意就是他们的中国政策和特朗普是不一样的,也就意味着两党并未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从拜登此前的言论、美国众议院成立中国问题工作小组、国会通过指责各种形式的反华议案等方面可以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国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进一步讲,共和党的外交政策精英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完全一致。

今年投票率或创新高 仅3%左右选民仍在摇摆

新京报:大选日前最后一次面对面交锋,会影响两人的选情吗?

李成:目前距离美国大选日仅有2周左右,在以往的选举中,这个时候大约有6%或者更多一些的选民还没有作出决定;但在此次选举中,还未决定的选民大约为3%。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选民都已经决定好了要选谁,因此除非辩论中有非常令人震撼的特殊情景出现,否则这次辩论不会对两人的选情造成太大的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说,特朗普对拜登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年龄大、没有经济政策、造成美国城市混乱等方面,都是老生常谈;拜登对特朗普的攻击也将重点放在新冠和种族歧视问题上,不会有太多新内容。因此,辩论基本上不会改变目前的选情。

新京报:据美媒报道,截至10月18日已有超2600万人参加了提前投票,是2016年同期投票人数的六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李成:此次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不断说邮寄选票不靠谱、存在欺诈,引发了外界对于他不会和平交接权力的担忧。也是因为这一点,民主党人不断呼吁选民尽早投票,所以很多州都出现大批选民排队投票的现象。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考虑到持续的疫情,一些人不希望挤在大选日当天投票,所以参加提前投票。

事实上,以往大选的投票率大概在50%,但今年可能达到65%左右破纪录的新高。从提前投票就能看出,民主党注册选民的投票率非常高,这对于拜登来说显然是好消息。

目前拜登选情占优 大选日无法选出总统或引发宪政危机

新京报:距离大选日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你认为还可能出现什么“惊奇”吗?

李成:变数还是存在的。首先,民主党和共和党肯定还会不断推出打击对方的新内容,也就是所谓的黑料。但特朗普如果想要人为制造一些大的“惊奇”,可能会受到美国媒体、民主党的牵制。此外,所谓新料是否会起作用、是否会改变选民的态度,还未知。

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11月3日的大选日无法选出新总统,这将给美国带来宪政危机。但这也是不确定的,若有一方能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就不会有太大争议,因为华尔街不会让这种不确定性、混乱的状态持续,各大利益集团也会及时做出调整。

不过,大选过后的街头争议闹事、两党支持者的抗议肯定还是会出现的,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真正大规模的社会混乱或内战,是可以避免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特朗普和拜登目前的选情?

李成:不管是从目前的民调,还是其他方面来看,拜登的优势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

首先,很多人或许认为,拜登和2016年的希拉里可能面临着相同的状况——即大选前民调持续大幅领先,但最终却输给特朗普。但需要注意的是,上次大选中的民主党是分裂的,桑德斯的支持者不支持希拉里,最终要么没有投票要么转而投给了特朗普。然而这一次民主党非常团结,反倒是共和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声音,如马里兰州共和党州长公开表示不投特朗普、许多共和党知名人士转而支持拜登。

其次,从特朗普本人的角度来说,对他的不支持率(disapproval rate)一直高于60%,居高不下。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次大选关键焦点在于选民如何看特朗普总统,或者说选民投票不是出于喜欢拜登,而是出于反对特朗普。

再次,在2016年的大选中,蓝领工人、65岁以上老人、城郊居民这三大群体大部分都把票投给了特朗普,然而这次的民调持续显示,他们大多数都会投拜登。在关键的多数摇摆州,拜登的支持率也要高于特朗普。

此外,拜登的筹款金额要远高于特朗普,仅在9月就比特朗普团队多出1亿美元。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可以看出,拜登的选情明显要优于特朗普。但最终谁能胜选?是否会有十月惊奇、大选难产、宪政危机的情况出现?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真正的答案。这也是这次美国大选与以往总统选举之不同之处。

来源时间:2020/10/20   发布时间:20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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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会长在“美国大选期间及之后的中美关系”视频会上发表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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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SI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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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会长杨洁勉应邀出席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裁会)和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主办的“美国大选期间及之后的中美关系”视频会,并发表题为“美国总统选举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的主题发言(要点附后)。

附:杨洁勉会长主题发言要点

Possible Developments of China-US Relations after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美国总统选举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few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ones in the world and has seen drastic down-spiraling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becaus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aking China as the strategic competitor. Moreover,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have been making this relationship even more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The Trump-Biden competition for American presidency is of defi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China-US relations and the overall global affairs. Although the election is still full of uncertainties such as President Trump’s contracted case with Covid-19 and the vote counting might be very controversial, yet some of the post-election developments of China-US relations can somewhat be outlined according to the trajectory in the past four years.

First, China-US relations will see continued tensions in geo-strategic,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 ideological, military fields no matter who comes into the White Hous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 looks likely to be one of the major features of China-US relations at least in upcoming five to ten years. This feature reflects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readjusting their mutual relations at the critical turn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Secondly, the two countries will interact more on global and regional orders. Either Trump or Biden will continue to preserve the so-called US world leadership in political clouts, S&T primacy and military supremacy, although the two disagree on the ways to do. Consequentiall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keep on maximum pressure on China, thus inviting backlashes and counter-actions. Regionally, Asia-Pacific/Indo-Pacific will be the testing groun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strategic competition. Europe will be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 for the four powers among the US, China, Europe and Russia. Hopefully,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might see some chances for the Third Party cooperati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rdly, S&T competition will go further and deeper in China-US rel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T and compares Huawei’s 5G as the Soviet’s Sputnik in the mid-1950s. There are not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on taking security as excuses to restrict exchanges, limit investment, blacklist entities and decouple with China so as to protect its leadership in S&T field. This will not only exert great impacts on China-US relations but also hurt the world as a whole.

Having said so, it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China-US relationship has its own dynamism that promotes it ahead. Economic interchange is still one of the few most important ballasts as their import and export still rise. WeChat and TikTok are two cases in points as well. Besides, the province-state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keep their own momentums.

More and more people on both sides are preparing the possible cooperation after the election. Among the possible are climate changes, public health and UN 2030 agenda. Some think tanks already suggest that the two governments should resume some of the frozen dialogue mechanisms.

Moreover, most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pe that China-US relations could be back to normal track. Few of America’s allies and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 want to choose sides in China-US conflicts. These would greatly restrain American policies of decoupling and regrouping of confrontational blocs. After all, peace, develop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re still the call of the days. And China is determined not to fall into the trap of a new Cold War.

As the saying goes, four years in world politics can be very long and embrace a lot of surprises. Changes can develop in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directions. China adheres to the direction of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and stability in its handl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ope eventually the latter would realize that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best option. While we are preparing all the adversities in the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 we should never give up our hope and efforts.

来源时间:2020/10/20   发布时间:2020/10/20

旧文章ID:23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