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波  来源：群学书院

 

△1979年，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在肯尼迪中心

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被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普雷斯说。 “肯定是发生了危机。”卡特判断道。 “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 “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2008年12月，在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卡特接受中国媒体集体采访时，回忆起北京时间1978年7月10日发生的这一幕。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派5000人，第一批只有50人。”2011年11月15日，在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内，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唐占晞(John Thomson)说。33年前，他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 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互派留学生的共识后，两个承担具体工作的人，成为中美双方落实政策的直接接口。美方就是唐占晞，中方则是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工作人员郭懿清。 33年后，他们几乎同时关注到在2010/11学年度，美国共招收国际留学生723277人，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57558人，比上一学年度增长23%。这意味着自去年留美学生数量首次超过印度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赴美留学第一大生源国。 “当时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同意跟美国互派留学人员，也没有人会预料到，30多年后这个数字会从50增加到15万这么多。”唐占晞一边往自己的菊花茶里加糖块，一边感叹说。 这位美国前外交官精通汉语，了解中国人100多年来的留美历史，也曾亲历中美高层之间有关留学事务谈判的现场——那是一个一度封闭的大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推开国门的瞬间。

国门开

文 | 王波

《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7日

一扇多年敲不开的门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John Thomson访问台湾后，对中国文字和文化产生兴趣。他开始学中文，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占晞”。

“当时美国很少有人学中文，对我们来说，苏联很恐怖，是第一个不能去的地方，而中国大陆也是个陌生而可怕的地方。”唐占晞回忆。

 

△唐占晞(右)

他要深造中文，能选择的地方只有台湾和香港，因为“不想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也不让进”。1966年，在成为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留学生后，他几乎天天能看到或听到“光复大陆”的标语和口号。

海峡对岸，原本只对苏联、东欧开放的留学之门，此时也彻底关闭。1966年6月30日，负责留学工作的高等教育部向全国下发通知，“经请示中央批准，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决定推迟半年进行”。

“半年”的时间，最终变成了12年。1966-1976年间，中国仅仅向21个国家派出337名留学生。“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实际上都是语言生，跟1978年之后以理工科为主的留学生，并不大一样。”2011年11月29日，郭懿清在家中回忆说。

 

△郭懿清

1973年，33岁的南开大学外语系教师郭懿清曾作为考察团成员赴美，教育部派这个8人团赴美考察的内容，仅限于语言教学。

此时，她未来的合作伙伴唐占晞，已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业硕士毕业，担任美国新闻总署驻台湾新闻处新闻官。那两年的局势变化，让唐占晞有些眼花缭乱。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第二年，美国在中国大陆设驻华联络处。但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中美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美国国内政治不管怎么变，一个愿望一直没变，就是跟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学者、学生。美国认为这是加深互相了解的最好方法。”唐占晞说。

1974年前后，一些美国教授开始给北京的一些大学和1949年前曾留美的教授写信，“希望到中国做研究，交流合作”。但无论是给自己的中国学生写信的美国教授，还是直接与大学联系的美国教授，在一番焦急等待后，都未能收到回信。

“中国正讲阶级斗争，美国又发生了‘水门事件’，大家很怕涉外事件。中美还没正式建交，跟美帝国主义合作，谁敢说?不敢。敢说就有人给你戴帽子。”唐占晞搅着他的菊花茶这样自问自答。

自1970年在台湾担任外交官开始，唐占晞的工作和生活与中国再未脱离关系，对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中国词汇，他应用自如。

虽然身在台湾，但唐占晞在1976年得知，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当时正跟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合作，每年互派几个考察团，在图书馆、工程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交流。

考察团的美国成员回国后，很快便会给刚认识的中国同行写信，建议“应该交换学生，开始研究交流”。依旧没有回音。

唐占晞的印象是，“美方一直提出要交换学生，中国一直没有接受”。郭懿清1976年被借调到教育部外事局出国处，她也记得当时的情形，“美国一直想跟中国交换学生，咱们一直没答应”。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1978年6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晞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当晚9点半左右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

他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片被台湾人形容为“匪区”的土地。从机场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联络处，他乘坐的小汽车迅速掠过一辆又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沥青路两旁大部分都是农村景象，路灯下面，隔一段便有穿短裤背心的老百姓坐在灯下打扑克。

就在唐占晞赴任的这个月23日，邓小平决定专门安排时间，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当面汇报。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教育部外事局随后专门开会，传达讲话精神。郭懿清回忆，“会上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特别振奋。”

不过，这个消息当时并不为唐占晞等美方人员所知。

△邓小平夫妇与卡特夫妇在白宫

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在现场的唐占晞注意到，谈判桌两边，一排穿西装的美国人对面坐着一排穿中山装的中国人，“界线非常分明”。

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

唐占晞作目瞪口呆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方毅的话被翻译后，美方人员有那么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对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随行人员，低声问，“有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Who will pay(谁出钱)?”普雷斯抬起头，严肃而略带困惑地问。

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

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晞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谈妥”。

“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唐占晞这样解读当时的困局。

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

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

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那时候从上到下，是从内心里觉得美国比我们先进，真心要向他们学习。”郭懿清回忆说。

“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

但在普雷斯回到华盛顿近3个月后，中美双方有关教育合作交流的工作协议还没有达成。普雷斯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宜。

这件事，让唐占晞第一次到了位于北京西城的教育部。在民族饭店附近，他下车问路，发现不少人远远看见他过来就提前走开了。最后，一位老太太朝教育部的位置斜了斜眼睛，努了努嘴，又用一只手贴在胸前指了指方向，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走进大木仓胡同，唐占晞看到一栋五六层的红砖楼，不少玻璃已经被打碎，大门外面挂着的教育部的牌子却很新。

“什么人?要干什么?”看门的人问。

“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回答，同时递上名片。

看了一眼名片，看门人朝大楼里面喊了一句，“美国一秘来了。”楼里面的人接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看到唐占晞进来，里面的人也跟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直至唐占晞走进接待室。

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10月访问美国。35年前曾留美的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则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代表团顾问的民间身份出访。谈判的对手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国际交流署署长以及白宫、国务院的有关人员。

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

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会后，唐占晞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宫旁边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

第二天，唐占晞一走进罗宾逊的办公室，就看见房间墙壁上的一块黑板，上面写着120多个苏联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专业。当时，美苏之间进行一对一的交换学者。跟中国则没法这样交流，因为中国的人选不是按人而是按学科门类来划分。

“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

“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晞答。

“多少人?”

“第一批，500个。”

“哦，黑板不够大，写不下。你明天再来讨论吧。”罗宾逊耸了耸肩告诉唐占晞。

次日，唐占晞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

唐占晞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晞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信息。

这样的研究范围限制沿用至今，并在当时让谈判陷入僵持。

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周培源

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

访问哈佛大学时，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医学院院长。

“我们来的是科协主席、北大校长，是名望那么大的周培源周老。他们等于是派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觉得太不尊重我们了。”郭懿清回忆说。

会见过程中，周培源出来上厕所，看到会场外的郭懿清，便问：“小郭，礼品还送吗?”

“不送了。”郭懿清随口回答。

“对!不送了!”周培源说。

那期间，代表团成员讨论问题时，常常跑到院子里去，认为户外不可能被窃听。

在美国停留13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议定，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起到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唐占晞后来了解到，那些曾在1974年前后给中国写信的美国教授，在5年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教授，谢谢您1974年来函要求交流，我们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才能做，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

在与教育部外事局时任副局长胡守鑫熟悉之后，唐占晞问他：“胡先生，你们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50个人的?”

“我们抓人。”

“怎么抓?”

“我们开着面包车，到中关村的大学和研究所，走进办公室就问，你们这里谁又红又专又有英语基础?人被叫来后，我们问几个问题，挥挥手说，好，上车。经过几天思想教育，告诉他们这次到美国留学符合国家政策，然后就送到使馆来。”胡守鑫笑着说。

唐占晞对胡的话至今信以为真。以唐占晞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有自己的判断：毕竟“文革”刚过，大家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之后，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被戴帽子。教育部需要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做贡献。这样大家才会安心。

不过，在具体做选拔工作的郭懿清眼里，生前说话一直很幽默的胡守鑫，是在跟唐占晞开玩笑。实际上，这50个人是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唐先生，请您马上到教育部来一趟。”

“有什么急事吗?”

“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唐占晞和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英语考试，60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60分以上的不多。有几个考到八九十分的，要么本人是1949年前从教会学校毕业，要么他们的导师1949年前曾在英美留学。

李琦非常重视人员选拔，明确表示：“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人员，必须保证质量，政治上要过硬，业务能力要强。”

最终，外事局确定了50人的名单，其中女性不到10人。郭懿清等人开始正式下达集训通知。

△1978年12月26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专门接见52名留美人员

这50个人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期间不能请假，还要经常就集训内容进行严肃讨论。

集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国外报纸很多，但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后来，这批人出发前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因为听说在美国上厕所要投币收费，下飞机前他们甚至提前上好了厕所。

集训期间，每人得到700元置装费，带着证明信，便可在专门给留学人员做服装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选衣服。他们被一辆大巴车统一拉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背后的服务部后，尽管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但几乎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一样的西服，一样的皮鞋和包。

后来，他们又被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办理签证。唐占晞看到，车上下来的50个人，大多穿着涤卡中山装，所有的纽扣都扣得紧紧的。

面试前，唐占晞扯了扯签证官的衣袖：“嗨，这些人没有问题，你放心。”

随后，他听到了这样的问答。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Chemistry(化学)。”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他们大都40岁左右，不少人英文很差，可能事先背好了答案。不过还是给了他们签证。”唐占晞回忆说，为这50个人拿到签证，是他的任务。

周培源在北大的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即将去进修。外事局觉得，虽然这两人不由中方出钱，但也应纳入公派留学队伍。首批留美人员，于是变成52人。

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

1978年12月26日晚上八九点，下着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群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的人，顺序登上飞机。

与他们一一握手的送行者包括周培源、李琦、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当然还有郭懿清和唐占晞。当天上午，方毅副总理专门接见了这52个人。

“他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名字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当时雪花飘飘的。”唐占晞回忆。

12月31日，是个星期天，美国驻华联络处工作人员还在休息，但中国科学院一早便打来电话，请伍德科克当天上午到友谊宾馆，接受他们的科技合作文件草稿，“因为邓小平下的命令，留学的事一定要抓紧时间办”。

第二天，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来到伍德科克大使官邸。两人会谈时，唐占晞为大使翻译。他近距离感受到，“邓小平是没有耐心的，就是要干，所以教育部那些人只能说‘yes sir’，抓紧时间干”。

20多天后，邓小平将访美。为此，中方希望美方提供相关的经济、地理、政治、历史、教育等资料。这需要刚上任的新闻与文化参赞唐占晞去负责操办。

 

△1979年1月，在欢迎邓小平同志访美的欢迎仪式上就有首批52名留美人员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签署协议前，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美人员代表。

52名留美人员还应邀参加总统夫人为邓小平夫人卓琳举办的招待会。他们把大衣脱下来堆放在一张大桌子上，结果这些出国前购置的大衣，除了大小不同外，样式颜色都一样，无法分清，出门时穿错了很多。

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1979年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尼克松等交流

唐占晞的工作则是继续鼓励中国人走出去。他准备了15套介绍留学美国的资料，在同助理研究了中国地图之后，他决定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其他十几个城市的图书馆各送一套，以提供公共借阅。

一年后，唐占晞先后到其中几个城市出差，顺便想看看资料的使用情况。结果他发现，在一些图书馆，资料封面已被摸破，里面也被翻得十分破烂。而在另一些地方，这些资料从来没人翻阅。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他，“这套资料非常珍贵，我们锁起来了”。

当时，唐占晞不管到哪个地方，对方介绍情况时，第一句话总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种落后的状况。“到哪儿开头都是这样念，然后结尾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四个字还很少提到。”唐占晞边说边挺直身子，模仿那些人拿着纸念稿子的样子。

但他也发现，“中国报纸上登的文章一直在说，路线要转变”。他当时对“改革开放”四个字的理解，就是让中国人跟外国人接触，跟外面交流。

在他看来，当时这种交流非常困难，但又非常必要。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唐占晞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

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唐占晞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

在唐占晞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

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管理《纽约时报》。”

“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唐占晞回忆。

当他告诉几位编辑“美国总统有权力，但没钱，总统的预算必须得靠国会批准，国会不批准，总统就没钱”时，同样遭到了怀疑。

△邓小平与卡特

百年串起留美历史

33年前的那个雪夜，在首都机场，看着52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人离开祖国赴美，唐占晞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溯一个世纪的那群留美幼童。

120名幼童，由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倡议，被清政府派遣赴美。他们坐着蒸汽轮船一路向东，需要经过25天左右的颠簸。100多年后，他们的后辈则坐着飞机向西，经巴黎中转，只需30多个小时的飞行。

“当年詹天佑他们，都是中途被搞回来了的。这些人……”送别这52个人时，唐占晞在心里嘀咕。

 

△首批留美幼童，后排右三为詹天佑

与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不同的是，现在这扇被推开的门不会再关上了。两年多以后，当唐占晞离任时，已经有几千个中国留美人员在美国，也有两三百个美国学者和学生在中国，还有80个美国大学跟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签订了交流协议。其中大多数的交流，是因为有美国大学的老校友在中国，或是中国大学的老校友在美国。这些在1949年前留学的校友此时成为纽带，不仅他们和母校恢复了联系，也让学校与学校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除了官方，民间交流已经很深入。万一两个国家的关系又搞不好，官方交流发生困难时，我相信，还有这么多桥梁可以沟通，不会再像100多年前那些留美幼童那样。”唐占晞说。

△1926年，部分晚清留美人员聚会

其实，在那52名留学人员走出国门之后，到1981年，中国政府已经与英国、埃及、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也是在这一年，由唐占晞负责，中美之间中断了32年的富布莱特项目重新启动。经许国璋推荐、唐占晞面试后，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梅仁毅成为第一个富布莱特访问学者。

中国人的留学之门再一次被完全打开。首批52名留美人员，除一人延期外，均在两年后按时归国。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如今，当年的出国人员集训部，已经更名为培训部;曾为首批留美人员订做衣服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已经成为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场的一部分，不复存在。

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已经发生了让唐占晞们“想都想不到”的改变。那52个人的档案，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被存入国家档案馆。

来源时间：2020/10/17   发布时间：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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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中关系快报》第75期
    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17天，每天都有很多新闻，今天也不例外。

首先，昨天特朗普和拜登“隔空”辩论的收视率出来了，共有1,410万人看拜登耐心回答选民的问题，实况转播结束后他还在演播室继续与选民交谈；共有1,350万人看特朗普跟NBC早间新闻主持人“吵架”。当然，两人电视市政会议（town hall meeting）的收视率加起来与第一次总统辩论的7,300万人观看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

其次，《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早就被俄罗斯情报机关当作给特朗普输送假信息的最佳人选，美国情报部门对此十分担心，曾当面提醒特朗普不要轻易听信朱利安尼的话。然而，只要是涉及俄罗斯的事，特朗普从来认为那是民主党人和“深层政府”（Deep State）的骗局。朱利安尼对《邮报》记者说，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他在乌克兰接触的人是俄罗斯情报人员。

第三，《纽约邮报》14日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曾经把自己父亲引见给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的高管，之后一年，时任副总统拜登对乌克兰政府施压，要求把一个正在调查那家能源公司的检查官解职。这家能源公司后来聘任亨特·拜登为独立董事，月薪是5万美金。这篇文章发表后，美国的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都将其作为假新闻，对其链接做了屏蔽处理。特朗普的家人和共和党国会议员指责这两家公司搞新闻检查，后者已经传呼这两家公司的总裁到国会作证。今天美国一位前国安会高官在一个线上讨论会上说，这样的报道显然是俄罗斯情报部门为了干预美国大选而散布的假新闻，与2016年维基解密公布的民主党总部服务器上邮件事件异曲同工，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媒体继续“上当受骗”。

四，今天两位年逾古稀的总统候选人都在“忙活”竞选，拜登到密西根的底特律谈疫情和健保，而特朗普则在佛罗里达参加一场造势机会后又风尘仆仆赶到佐治亚州的梅肯（Macon）发表竞选演讲。2016年，特朗普在密西根州仅以10,704票微弱优势击败希拉里，在佛罗里达他比希拉里多得了112,991张票，但在佐治亚特朗普得票211,141，高出希拉里近5%。可以理解特朗普和拜登为何要去佛罗里达和密西根，那两个州都在六大战场州之内（其他四个州分别是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北卡罗莱纳和威斯康星），但特朗普再次到佐治亚州竞选造势说明他的选情有点告急。

五、有迹象表明，在过去四年里对特朗普唯唯诺诺的共和党人似乎看到大势可能已去的前景，开始对特朗普发泄不满。美国媒体昨天报道内布拉斯加联邦参议员萨斯（Ben Sasse）在一次与选民的电话会议上对特朗普总统“说三道四”，在长达九分钟的时间里历数特朗普的各种“罪状”，其中包括不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划清界线、在私下攻击福音派教徒、得罪和出卖美国的盟国、对抗疫掉以轻心、把白宫当作给自己的公司和家人赚钱的机器。他说，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会给共和党造成巨大伤害，会把联邦参议院拱手交给民主党人，美国的女性选民已经大批离开共和党，美国政治因为特朗普的破坏会整体向左。“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上特朗普的列车，不参加他的连选连任委员会，不为他的竞选造势。”萨斯是70后（1972年生人），37岁就做了内布拉斯加州米德兰大学的校长，事业如日中天，他对特朗普的批评表明共和党内部的年轻一代对该党的前途忧心忡忡，正在寻找挽救这个古老的政党的途径。（点击这里下载纽约时报对萨斯参议员的讲话的报道）

六、四年前的这个时候，希拉里的选情也十分看好，但后来还是出人意料地输给了特朗普。特朗普今天在竞选造势活动中信心满满地对支持者表示，他会在这次选举中轻而易举地战胜“人老珠黄”的拜登。当然，2016年与2020年不可同日而语，不仅选民对拜登的正面看法大大超过希拉里，他在美国参政最为积极的老人群体中威信也超过了特朗普。当然，疫情泛滥是拜登的杀手锏（美国今天一天增加病例66,941，累计病例8,204,685），特朗普越是说他领导美利坚抗疫劳苦功高，他在选民眼中就越显得渺小和可笑。

来源时间：2020/10/17   发布时间：20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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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桥  来源：中美印象

  美国时间10月15日晚上九点本来应该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举行第二次辩论。上周末，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提出因为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建议第二次辩论线上举行。特朗普认为通过电脑屏幕的辩论不是辩论，严词拒绝。拜登团队随后接受了美国ABC电视台的邀请，在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做一次与选民的座谈。昨天，一直被特朗普指责为假新闻制造台的美国NBC电视台也向特朗普发出邀请，让他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举行一次与选民的对话。白送一个小时与跟选民“谈心”，特朗普欣然接受。NBC的这一决定受到了包括本台工作人员的批评，他们认为NBC新闻部领导人为了追求收视率而放弃了原则。

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接受选民提问

晚上八点，两个台在黄金时段实况转播了候选人与选民的对话。笔者没有看两位候选人的现场表现，但浏览了媒体对这次“隔空辩论”的评论和线上发布的一些短视频。除了2016年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立下汗马功劳并在之后精心“照顾”特朗普的福克斯电视台大骂NBC早间新闻主持人戈特里（Savannah Gutherie）是民主党的政治打手外，其他电视、平面和网络媒体众口一词认为特朗普表现有失体统，言辞粗暴，不实事求是，但观众还是为他所吸引，担心错过他的“信口雌黄”。对拜登的评价是，这是你可以放心的大叔，多听一句少听一句无关紧要，但他值得信任，不会“胡说八道”。

《华盛顿邮报》在两位候选人与选民座谈结束之后发表五点评论，指出：一、特朗普的谎言（包括美国抗疫有效，疫情已经开始“峰回路转”等）被戈特里当场戳穿，非常狼狈。

二、拜登给人的印象是稳重和诚实，在距离选举不到20天的时刻，这样的表现会让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选民更倾向为他投票。

三、在第一次辩论中，特朗普拒绝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受到广泛指责，今天又拒绝认定“匿名者Q“（QAnon ）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阴谋论（匿名者Q的追随者认为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在内的美国民主党人在经营一个贩卖儿童的淫秽集团，特朗普是上帝派来锄奸的救星），为攻击他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弹药。

四、拜登在会不会改组最高法院（packing the court）问题上终于有所松口，认为他欠美国选民一个答复，会在选前表明自己的态度。之前，他和竞选伙伴哈里斯都对此不置可否。

五、特朗普在自己感染新冠之前最后一次阴性测试是什么时候含糊其辞，白宫的医生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特朗普对戈特里说，可能是第一次辩论当天，但他不是很清楚。一个连自己何时被感染都说不清的领导人怎么可以带领正在面临新冠疫情第三波的国家走出疫情？

特朗普在迈阿密参加市政会议

周日，福克斯周日新闻(Fox News Sunday)节目的一位嘉宾说，特朗普目前唯一可以转危为安击败拜登的途径就是找一切机会与拜登辩论，让拜登“暴露自己年事已高、反应迟钝的劣势，改变还没有打定主意投谁的票的选民的决定“。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拒绝与拜登辩论是一个失误，而今天他在戈特里追问下的失态对他来讲更是破船又遇顶头风。

10月22日是原定第三场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时间，但愿特朗普可以如愿以偿与拜登做选前的最后一次较量。

来源时间：2020/10/17   发布时间：20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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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EXANDER BURNS, KATIE GLUECK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周四，在一场电视直播的市民大会论坛节目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没有专注于竞选陈述，而是给了一个极端主义阴谋论团体正面评价，对戴口罩的行为表示怀疑，谴责了自己的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还攻击了2020年大选的合法性。他的民主党对手乔·拜登(Joe Biden)表达了公共健康方面的担忧以及对恢复政治规范的承诺，而他却给美国的政治分歧火上浇油。

竭力自辩与斗嘴的特朗普，原本应该在这一晚与拜登展开一场辩论，但由于他拒绝参加虚拟辩论，于是就演变成一次在不同电视台播出的远距离对比研究。

在大选的核心议题——新冠病毒大流行上，两位候选人似乎不仅上了不同的电视，而且还生活在不同的宇宙里。拜登将遵守一切严格的公共卫生指南作为自己竞选的重中之重，而在使用口罩等基本问题上，特朗普继续违逆哪怕是来自自己政府的建议——这种模式在他们周四的对垒节目中依然存在。

拜登对总统此次疫情应对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加以斥责，包括他在口罩问题上的措辞。

“总统的言辞很重要，”拜登说。“当一位总统不戴口罩，或是在我长时间戴口罩时取笑像我这样的人，那么，你知道，人们会说，‘嗯，它可能也没那么重要。’”

在他或许是最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中，特朗普多次拒绝否认QAnon，这是一个支持特朗普的互联网社区，被执法部门描述为潜在的本土恐怖主义威胁。总统声称对该组织一无所知，因此无法否定它，但随后又表现出他对该组织一个完全不属实的、涉及恋童癖的核心阴谋论有着具体了解。

“我一无所知，”特朗普说。“我知道他们非常反对恋童癖。他们非常努力地打击它。”

当NBC主播萨凡纳·格思里(Savannah Guthrie)敦促特朗普批驳这个群体的基本世界观，并且向他描述了其中一些最极端和虚假的元素后，总统也没有让步：“我不知道，”他坚称。“不，我不知道。”

就在特朗普实质上捍卫了互联网的一个边缘角落之际，前副总统拜登却在谈论企业税率，并援引商业分析服务机构穆迪(Moody’s)的资料，这突显出两位候选人在世界观、政策以及对事实现状的关注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重点是经济增长，”拜登说。这是一句在任何普通选举年都适用的政治套话，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拜登竞选的核心承诺：恢复白宫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

距离总统竞选已经剩下不到三周，市民大会活动中没有迹象表明两位候选人会偏离他们几个月前定下的政治轨道，拜登紧紧抓住一系列广受欢迎的经济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观点，特朗普则随心所欲地发挥，对于自己过去的记录拒不认错，并进行各种形式的挑衅。

事实上，他们相互对立的演讲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两人在周四晚一起上台，这场辩论的发展可能和他们之前的辩论一样——在一个半小时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朗普一直在呵斥和打断拜登。

拜登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露面，他坐在一张椅子上，不断提及他对美国面临的新冠病毒、复工复课等重大挑战的应对计划，试图和散落在空荡荡的礼堂里的零星选民沟通。在许多冗长回答的最后，他都表示，希望自己的话已经回答了选民的问题。

小约瑟夫·R·拜登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的市民大会论坛上，与散落在空荡荡的礼堂里的选民交谈。 RUTH FREMSON/THE NEW YORK TIMES

特朗普则是在迈阿密一家艺术博物馆的户外场地亮相，他经常对格思里的持续提问表现出不耐烦。当她要求他谴责白人至上主义时，总统听起来格外恼怒。(“我谴责白人至上主义，好吗?”他答道。)当格思里多次询问有关他最近感染新冠病毒的具体信息时，总统基本上只是泛泛而谈，并且拒绝透露他与拜登的第一次辩论当天是否做过病毒检测。

“我可能是做过，而且我在前一天和再前一天都做了检测，”特朗普说。“我可能做了，也可能没有。”

在这次露面中，拜登还回答了一些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对他来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包括他对增加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的看法，以及他在1994年犯罪法案方面的记录。

前不久，拜登回避了有关“填塞法院”的问题，坚称他的重点是《平价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面临的潜在司法威胁，在这个问题上被追问时，他偶尔也会做出粗暴的回应。但在周四接受ABC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的质询时，他似乎表示，他将在选举日之前澄清自己在最高法院席位扩充方面的立场。“他们确实有权知道我的立场，”他说，“他们在投票前有权知道我的立场。”

他似乎大致承认了，支持犯罪法案是一个错误。他在该法案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过，他接着又立即暗示，人们所看到的问题出在各州的实施上。

“是错了，”当被问及支持它是否是一个错误时，他说道。“但错误来自这里：错误来自于各州在当地的做法。”

在如何处理新冠病毒问题上，特朗普和拜登几乎没有共识。

尽管新冠病毒继续撕裂美国社会，但特朗普坚称，美国在这场危机中，“已经过了拐点”，并且敦促人们在提到治疗该病毒的新疗法时，“使用‘治愈’(cure)这个词”，尽管目前还没有出现符合这种描述的治疗手段。

总统再次批评了下封锁令的州长，并专门提到密歇根州州长格蕾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后者不久前成为反政府武装分子绑架阴谋的目标。尽管对戴口罩表达了简略的支持，但特朗普很快又含糊其辞起来。

“关于口罩，你有两种说法，”特朗普说，并错误地声称，大多数戴口罩的人都感染了病毒。

特朗普辩称，美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做得不错，他挥舞着几张纸，引用了显示欧洲感染数量上升的数字，其中至少一份文件似乎来自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图表截图。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表示，他将在大选后和平移交权力——在第一场辩论中，他不愿做出这样的承诺;不过，他很快又补充说，他坚持其前提必须是“公正的选举”，并提出了关于选民欺诈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说法。当格思里指出，联邦调查局局长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曾经表示，没有迹象表明选民当中存在如此广泛的不当行为时，总统立即反驳：“那他工作没做到位。”

这种非同寻常的分屏而战的奇观，跟2020年总统选举中的许多情况一样，是由新冠病毒大流行加上特朗普拒绝遵守他自己政府中的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制定的公共卫生准则所致。在本月总统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总统辩论委员宣布，出于安全考虑，特朗普和拜登计划的第二次辩论将在网上举行。由于遭到特朗普拒绝，辩论被取消。

这样一个相对平静的晚上，对拜登而言毫无损失，因为他在全国和摇摆州民调中一直领先于特朗普，而且数百万美国人已经通过提前投票和邮寄方式投了票。

拜登的竞选团队将这次竞选视为对特朗普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的公投，这使得特朗普对卫生准则的漠不关心与前副总统更为谨慎的做法之间的对比令人侧目。

Alexander Burns是一名美国政治记者，报道美国各地的选举及政治力量，包括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活动。在2015年加入时报前，他为Politico报道了2012年总统大选。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alexburnsNYT。

Katie Glueck是《纽约时报》的国内政治记者，负责报道2020年的总统竞选。她曾为麦克拉奇(McClatchy)的华盛顿分社和Politico报道政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katieglueck。

翻译：Harry Wong、晋其角、杜然

来源时间：2020/10/17   发布时间：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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