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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中国要做好海上冲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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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最主要因素当然是中国的崛起。尽管有所谓陷阱一说,但中国还是一直朝着和平崛起的方向努力。然而,全球经济的非常规变化使得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零和博奕的成份增加,这也就意味着非和平的可能性增强。西方文明的扩张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美国文明的海盗基因更是强化了其用军事手段对付竞争对手的倾向。

中国古代文明扩展了以“仁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秩序,尤其是对边远民族,中国采取温和的怀柔政策,只要其不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威,可在自愿基础上与其发展不同层次的和平关系。但中国古代文明的扩展过程也不是完全温情脉脉的,征伐始终是这种扩展的必要保障。

西方文明入侵中国之后,中国文明柔性和刚性的扩展过程暂时中断。文明进程的主旋律变成抗击外部侵略和促进内部变革。中国人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拖入了这种进程,不断摸索着前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道路。

这条道路如果继续走下去,一种吸纳了西方文明优点,又保留了中国文明特质的新文明必将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新文明可能会贡献出更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为人类带来更加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也许会发生在某种新型的共同体之中。

抛开对未来的更复杂的憧憬,就目前来说,中国与其他国家最显著的关系增量主要表现在贸易关系中。中国人以惊人的能力把生意快速地做到了全世界,中国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西方文明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一手拿着商品,一手拿着枪炮,打开了世界上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共同体,踩着众多异族的尸体建立了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全球贸易秩序。以军力维护这个秩序的安全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尤其是美国的利益。

中国改开后融入这种秩序,无需运用军力就收获了巨大的贸易利益。一些西方学者较早地指出中国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安全红利,这种观点最初没引起多少政治反应。现在的美国政客则在这种观点上更进一步,认为中国不仅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安全红利,而且不公平的利用了西方开创的贸易体系,并发展成威胁美国的新强权。

美国在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后,尽管开始全方位的遏制,但目前的主要动作还是在经贸领域。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国会越来越多地在减少中国的“安全红利"上想办法。""

现在美国正在构铸围堵中国的军事体系,这套体系分为不同的层次和板块,中国军事研究者应该有深入的研究。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要找出其发挥作用对中国国家利益形成最主要威胁的地方,这个地方大概是在海上。因为绝大部分中外贸易是通过海上运输进行的。如果海上贸易线路被破坏,受损最大的当然是最大贸易国–中国。 

所以,美国提出要保证海上航行自由,中国是非常支持这个主张的。美国的这个主张要么是没搞清中国的立场,要么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在航行自由的名义下,加强美国对海洋的军事控制,最终实现其“可排斥的航行自由“。

其排斥的主要对象当然是中国,但现在美国还没有这种排斥的机会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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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机会可能来自台海战争,大陆的非和平准备已全面铺开,相关的信息显示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大陆说只要有一线和平解决的可能,就要做出百倍的努力,其实说这种话本身就是对和平统一趋于悲观的表现。也许更重要的是,军改、备战导致军事情绪被点燃后,如果一直没有达成目标,甚至台湾往相反方向走得更远,那么可能会出现“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的局面。大陆决策层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台湾又不会轻易退缩,因此台海战争风险的确前所未有。

台海一旦发生战争,美国是否直接介入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美国会根据涉台法案,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封锁,在全球打击中国利益,尤其是利用其海上军事霸权,打击甚至阻断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经贸往来。

近些年来,中国海军力量尽管有了较快发展,但还是以加强周边防御为主,尤其是为应对台海战争做准备。中美在南海的激烈纠缠也主要是为了台海战争,而美国的另一层意图是阻止中国海军从南海走向远洋。

台湾战争爆发后,美国如果“名正言顺“对中国海上航线下手,打击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中国有何办法加以应对呢?

首要的办法当然是两岸尽快进行并结束和平谈判,达成并实施统一方案,迅速恢复两岸和平秩序。

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巩固同一些国家的经贸关系,并分化西方国家,各个击破,让其意识到对中国经贸利益的损害也是对其国家利益的损害。

第三,在一些关键航线或海域对美国进行对称或非对称反击。

第四,利用军事护航行动将中国海军力量“顺理成章"地投送到远洋。

第五,联合相关国家组建海上安全共同体,贯彻海上多边主义。

第六,奉行有节制对抗原则,努力形成中美海上和平共处的秩序,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海洋"目标。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6

旧文章ID:23224

李越:情到深处–纪念革命先辈的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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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越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为纪念祖母李莉而撰写。李莉女士原北京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北京市政协第七届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他的爱人李琪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莉女士于2020年10月8日逝世,享年96岁。作者来自革命世家,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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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李莉晚年照片。

奶奶走了。她在家里走得自然安详,享年96岁。

四个祖父母里我唯一见到过的就只有奶奶。她是那一代人的代表,是大家庭的主心骨和定心丸。感谢她顽强的生命力,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

奶奶对西方女权运动不一定有什么概念,可在我心目中她是妇女解放的先行者,比刚刚过世的美国大法官RBG还早十年。抛弃缠小脚的旧世女人的命运, 奶奶是新中国的一代新女性。她一生信念坚定,独立坚强,不但事业有成,更是拥有美满爱情,和睦家庭。唯一的遗憾是爷爷过世太早。她和爷爷志同道合,伉俪情深,共同生活了25年,然后她用54年的余生去思念他。

我对奶奶很敬重但我们并不很亲近。小时候奶奶给我的印象总是很严肃,从来见不到她有笑容。七十年代时奶奶家里一直挂着爷爷一张大大的黑白照片,肃穆而悲凉。爷爷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浓眉大眼,文质彬彬,一脸正气。66年他去世时只有51岁。作为北京市最年富力强的宣传部长,爷爷被彭真指派接待来北京市委指导京剧改革工作的江青。这把爷爷推到了文革初期的风口浪尖上,一家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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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注:1945年李莉与华国锋等在晋绥八分区驻地关头村。右二为李莉,右三为华国锋。

关于爷爷的追悼活动我一共参加过三次。75年给爷爷安放骨灰,79年的正式追悼会为爷爷平反昭雪, 每次都有成百上千人参加。那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就知道低着头鞠躬,有一段时间脑子里全是白纸花,黑袖套和哀乐的旋律。96年的时候奶奶决定把爷爷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移到北京西山的树林里,她当时已经考虑好和爷爷合葬的身后之事。在只有家里人参加的小型仪式上,奶奶动情的发表了大段独白,对爷爷表达了无尽的思念之情。当时我很受震动,因为奶奶一向理性,很少流露感情。

奶奶的后半生一直执着地纪念爷爷。85年她出版了爷爷的文集。爷爷去世三十五周年时,又出版了《忆李琪》一书。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这两天又拿出来翻看。里面收藏了很多亲人和朋友对爷爷的回忆文章, 每次读到爷爷去世前后的日子总让人伤心泪下。奶奶写的那篇纪念文章文字朴实无华,但感情真挚,字字戳心。文革中的奶奶忍受丧夫之痛,整整三年被批斗上百次, 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为了爷爷的遗言, 为了后代,她顽强的活了下来。她的五个儿女都成长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工程师、史学家、医生、律师…没有一个从政,因为爷爷有遗言不要子女再参与政治。

经历了世态炎凉的奶奶最恨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小人。她不会因为朋友不得势而背弃友谊。爷爷奶奶和华国峰是老战友和多年的好朋友。华国锋下台后一直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居住,行动受到制约。奶奶和家里人会常去看望他,我也有幸见到过这位扭转中国命运的历史人物。因为大姑姑李海文是党史研究的权威,又有世交的信任,华国锋授权姑姑写他的传记。一直期待这本书的出版,可是至今都通不过审查。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很多历史史实并没有因为那一代人的逝去而被彻底埋葬。

上了年纪的奶奶变得慈眉善目,越来越爱笑了, 可惜我也在美国安家立业很少有机会能看到她了。每次见奶奶,她都爱提起小时候给我买鞋子的故事。那时我也就五六岁,刚刚随父母从东北搬回北京。文革期间受爷爷的政治牵连,爸爸妈妈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小工厂,在东北佳木斯度过了青春最美好的八年。奶奶说她当时带我去买了一双新布鞋,我舍不得穿,每走两步都要停下来看鞋底,深怕把鞋底搞脏了。这件事给奶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估计她当时既心酸又心疼吧。我根本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不过能为一双新鞋那么上心其实是很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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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78年为李琪的追悼会。右一为李莉,前排中间为作者。

奶奶是40年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多年在北京从事林业工作,是首都绿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1986年她萌发了利用石碑来宣传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的想法。在她的一手推动下,花费了十几年的功夫,建成了首都百望山绿色文化碑林。还记得十来年前有一次回国陪奶奶爬百望山的情景。奶奶兴奋的拉着我的手,自豪的带我参观碑亭,碑廊和碑刻艺术墙。虽然我对革命老前辈的书法没有多大研究,但对奶奶的成就无比骄傲。奶奶特别拉着我去看一个碑,上面刻着所有为碑林做出贡献和捐助者的名字。让我意外的是我和哥哥的名字也在上面。奶奶开心地说她以我们的名义捐助了钱。那一刻我感受到奶奶深深的爱,但是同时也无比惭愧。自己这么多年从没有真正去了解奶奶,为她做过什么。

以后每隔一两年回北京去看奶奶,她在不断的衰老, 但她的头脑一直都很清醒。不论相隔多久没见,她都能一下认出我, 叫出我的小名。虽然和奶奶聚少离多,但是一直在奶奶的影响下成长,也一直以她为榜样去认真的工作和生活。我的两个女儿也有幸见过奶奶几次。我希望她们长大成人,能有奶奶一样的人生,正直善良,独立坚强,做家庭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

奶奶走了,她终于和爷爷在天国团聚了,我应该为他们高兴才是。只是遗憾因为疫情不能回国,不能亲自去送奶奶一程。只能写下一段文字,以表达孙女对奶奶的敬意,感激和祝福。

李越

写于美国旧金山

2020年10月14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6

旧文章ID:23223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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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习近平  来源:人民网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总结经济特区建设经验,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而团结奋进。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新的长征。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8年4月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明确要求发挥经济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


长期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各经济特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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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建立经济特区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省份。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40年来,深圳奋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地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19年的2.7万亿元,年均增长20.7%,经济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五位,财政收入从不足1亿元增加到9424亿元,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40年来,深圳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创1000多项改革举措,奏响了实干兴邦的时代强音,实现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


——40年来,深圳坚持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吸引全球投资,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80年的0.18亿美元跃升至2019年的4315亿美元,年均增长26.1%,实现了由进出口贸易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跨越。


——40年来,深圳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由经济开发到统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40年来,深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高质量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40年春风化雨,40年春华秋实。当年的蛇口开山炮声犹然在耳,如今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深圳等经济特区一路走来,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每一步都付出了艰辛努力。深圳等经济特区改革发展事业取得的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广大干部群众开拓进取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和四面八方广泛支持的结果。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经济特区广大建设者,向所有为经济特区建设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各位来宾,向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建设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深圳等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实践,创造了伟大奇迹,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一是必须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始终保持经济特区建设正确方向。二是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三是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四是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引进来”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竞争力。五是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六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七是必须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使法治成为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保障。八是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九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十是必须坚持在全国一盘棋中更好发挥经济特区辐射带动作用,为全国发展作出贡献。


以上十条,是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对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弱项,经济特区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大局出发,落实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党中央对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寄予厚望。去年8月,党中央出台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全面部署了有关工作。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


第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广东、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资源要素约束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率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动能,提升新势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展数字经济。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发挥深圳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要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大力发展金融、研发、设计、会计、法律、会展等现代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和竞争力。要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引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二,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之路无坦途。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不失时机、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综合效能。


党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决定以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契机,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深圳经济特区要扛起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解放思想、守正创新,努力在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要着眼于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着眼于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多策划战略战役性改革,多推动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要优化政府管理和服务,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加快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进一步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


第三,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在内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金融创新、出入境等方面,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更加科学的管理体制,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


第四,创新思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过40年高速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空间结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发生深刻变革,面临城市治理承压明显、发展空间不足等诸多挑战。要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让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发挥深圳信息产业发展优势,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


第五,真抓实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聚焦到这个目标上来。


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经济特区发展的创新创造活力。要把提高发展平衡性放在重要位置,不断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补齐公共卫生短板。


第六,积极作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圳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要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要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为抓手,加强与港澳创新资源协同配合。要继续鼓励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充分发挥投资兴业、双向开放的重要作用,在经济特区发展中作出新贡献。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全力支持深圳等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工作,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支持经济特区深化改革开放、开展前瞻性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民生保障和改善、改革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为新时代经济特区改革发展提供科学指导和有力支持。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既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经济特区建设40年的实践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也为各国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分享了发展利益。欢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中国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发展,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新格局。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有着更高要求。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更新知识观念、掌握过硬本领,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为改革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劲头。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都要交出优异答卷。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要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不断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要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四十载波澜壮阔,新征程催人奋进。经济特区的沧桑巨变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干出来的。在新起点上,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4

旧文章ID:23222

过度军事化和无休止的战争是美国灾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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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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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网站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9-18/endless-fantasy-american-power

过度军事化和无休止的战争是美国灾难的根源

作者:弗雷·帕迪(Fedrick S. Pardee)

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

译者:江宛铮

法意导言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时间将近,双方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逐步发表各自意见和政府立场,而美国的军事问题是非常敏感且尚未解决的问题。一直以来,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干预他国事务,所谓“预防性战争”层出不穷,对待挑战自身权威的国家和政府更是不可容纳。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激进风气,更是让美国军事力量扩张、“美国利益优先”的主张更加猖獗。

美国历史学家、波士顿大学弗雷·帕迪(Fedrick S. Pardee)、全球研究学院国际关系与历史荣誉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于2020年9月18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美国权力的无尽幻想》一文,并以“特朗普和拜登都不打算将外交政策非军事化”作为副标题。安德鲁·巴切维奇提出,虽然拜登政府提及美国军事情况,但他并未直接面对问题所在,甚至可以说两党政府并未反对美国军事的扩张,也未打算进行改革。但这类军事主张,实为美国长久发展和进步的阻碍,对于广大美国人民也是无益的。

在今年的总统选举活动中,候选人基本上回避了武装力量作为美国政策工具的作用。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军事力量,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找到了其他事情来谈论。

自冷战结束以来,历届政府都热衷于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投入到工作中。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陆军的旗帜已经累计增加了34个流标——每个流标都代表着美军进行过的一次独立战役。空军和海军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过去20年中就进行了10万多次空袭。

不幸的是,这种狂热的军事活动步调很少产生积极的结果。以美国宣称的目标来看,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长期战争”显然失败了,旨在给利比亚、索马里和叙利亚带来某种近似和平与稳定的较小规模战役也是如此。同样不利的影响也适用于曾经被冠以“全球反恐战争”之名的虚无缥缈事业,它仍在继续,且看不到尽头。

然而,现今的美国政界似乎并不好奇,为什么最近以巨大的血腥和财富为代价进行的军事努力,在长久成功方面却收效甚微。人们普遍承认“犯了错误”——其中最突出的是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然而,在建制派内部,这种灾难性失误的更大影响仍未得到探讨。事实上,国家的干预主义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理所当然的,公众也很少关注。“警察杀害黑人”引发了愤怒——这是对的,但不成功的战争只引起了无奈。

对于讨论战争的回避态度

美国人以近乎一致的态度“支持军队”,但他们避免过于深入地探究近几十年来,将军队置于危险之中所取得的成就。对军队的尊重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中的一种死板的虔诚。例如,在接受民主党的总统提名时,乔·拜登(Joe Biden)在发言的最后,代表国家的士兵向上帝发出了呼吁,表示“愿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然而,在他24分钟的演讲中,拜登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美军目前在做什么,或者为什么他们特别需要上帝的保护,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拜登政府将如何以不同方式处事的想法。

美国人并不特别想听到战争,或在目前这个危机叠加、相互强化的时节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而拜登在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中回应了他们的要求。这位著名的矫情政治家只顺便提到了美国最近的战争,简要地提到了他已故的儿子,说明他曾在伊拉克服役,并谴责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没有更积极地回应俄罗斯对阿富汗的美国士兵给予赏金之事。

这种对美国近期战争的反感,绝非拜登所独有,也不是民主党所独有的。这实际是一种两党的倾向,也阻碍了他们对国家基本安全政策早该进行的重新审视。

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没有使美国人更自由或更繁荣

在柏林围墙倒塌和2016年的总统大选之间,两个政党领导人的合作,试图证明他们习惯性地称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功效和必要性。在这个看似和善的短语中,蕴含着一个军事化至上的大战略。不幸的是,这种全球领导地位的主张所取得的结果被证明绝非良性,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动荡就是证明。虽然国防工业及其盟友从美国的战争中获利,但美国人民却没有那么好。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没有让美国人变得更自由或更繁荣,相反的,它们使国家背负了巨额债务,并转移了对被忽视的国内优先事项的注意力和资源。

在2020年,更多的机会向粗暴的、军事化的美国领导力招手。中国为鹰派提供了最明显的靶子,要求美国对抗中国的要求与日俱增。华盛顿的许多人似乎欢迎中美冷战的前景,表示美国强硬领导力的潜在场所包括对伊朗、俄罗斯,甚至是贫穷的、陷入困境的委内瑞拉的行动。在“环线圈内”(注:描述对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其承包商和游说者以及报道这些事情的企业媒体而言重要的事件)的显赫人物迫切希望在加拉加斯进行政权的更迭。

坚持这种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模式,就是延续定义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假设和习惯——最重要的是强调积累和运用军事实力。美国授予了自己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被允许的特权,从而保持(在它自己的估计中)历史上的“不可或缺的国家”。从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最近其他战场上取得的成果来看,这种必要性只会继续以自由、民主和人道价值的名义造成破坏。

地缘政治对全球的影响

另一条道路是存在的。这条道路的支持者大多数是反干预主义的进步人士,他们建议将政治重新定义为全球政治,而不仅仅是国际政治。全球性的政治伦理突出了影响所有国家的问题,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富国还是穷国,而不是强调地缘政治竞争,后者认为美国专注于抵御任何挑战其优势的人。这些共同的问题并不难确定,其中包括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核冲突的危险、全球公共领域的恶化,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气候变化。

特朗普政府的第二次上台永远不会承认这种替代性路径的存在,而令人遗憾的是,拜登政府很可能只会在口头上对其进行宣传。尽管拜登的竞选活动认同气候变化是一个危机,但用拜登的话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从他自己的记录和他对顾问的选择表明,拜登政府对真正的改革不那么感兴趣。

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总统职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当多的美国人对建制派政策失去了信心,这些政策让美国陷入了太晚了NFPU和其他批评美国军事化政策的人所说的 “无休止的战争”。他提出自己是“美国利益优先”的掮客,但他什么也没修好——而且还破了一大堆。特朗普以不朽的无能,对美国的信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他所继承的战争仍在继续。

从表面上看,拜登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讲表明,他打算推行的实际上也是“美国利益优先”的议程,只不过不使用那句具有煽动性的话语。拜登把自己说成是国内复兴的代理人,承诺要拯救“美国的灵魂”,而他并没有承诺要拯救世界。

但是,拯救美国的灵魂将需要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构成其永恒主题的军事力量的鲁莽滥用进行诚实的清算。拜登作为总统,提出要建设一个“慷慨而强大、无私而谦逊”的美国。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否定特朗普及其所有的工作成果,而是一种本身就慷慨和强大、无私和谦逊的国家治理方法。最近几届政府,只是间歇性地表现出这些品质。

这种国家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将强调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它将把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它将履行条约承诺;它将遵守受尊重的规范——例如,禁止预防性战争;它将鼓励有能力自卫的盟友这样做;它将努力加强而不是破坏国际机构;它将不再把五角大楼的预算规模作为衡量国家安全的最终标准。

不再把国防预算规模作为衡量国家安全的最终标准

考虑到拜登的优先议程,他不愿意谈论对外战争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他的政府恢复到几十年来保障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军事化水平,即建制派默认的立场,他将发现这个话题难以回避。这条道路将导致更多的战争,并不可避免地使拜登关于光明战胜黑暗的修辞愿景变得模糊。

如果拜登对转变美国外交政策是认真的,他将优先考虑那些对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构成直接威胁的事务。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而且永远都会如此。俄罗斯和伊朗等对手的侵略行动提醒美国人地缘政治的永久性,但就近在咫尺的危险而言,所有这些所谓的威胁,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或每年因气候增强的风暴和野火造成的破坏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些实际的威胁,都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

战争是阻碍拜登实现其承诺的克星。建设他所期望的良性美国的第一步,是避免不必要的、徒劳的武装冲突。这将需要彻底调整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优先考虑国内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而不是追求远在国外的、幻想出的敌人。

翻译文章:

The Endless Fantasy of American Power: Neither Trump Nor Biden Aims to Demilitariz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8,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9- 18/endless-fantasy-american-power

译者介绍

江宛铮,2018级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1

旧文章ID:23221

民粹主义还是财阀统治?大选年决定美国政治的终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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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当财阀统治遇上民粹主义,

当阶级固化遇上社交媒体,

本书将带你看透当今美国政治。

——《推特治国:美国的财阀统治与极端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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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治国:美国的财阀统治与极端不平等》

活字·雅理 系列

雅各布·哈克 保罗·皮尔森/著 

法意/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10月


编辑推语

为什么“民主”“共和”两党在政治上越来越极化,民主政治沦为互相否决的游戏,妥协的传统荡然无存?

为什么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更多地服务于富人和企业,加剧了贫富差距?

为什么共和党能将底层选民的注意力转向社会议题,通过操纵宗教、移民和持枪权问题,激起保守白人的愤怒?

为什么共和党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成为削弱美国民主制度的罪魁祸首?为什么美国金融、军工等利益集团支持的“财阀民粹主义”能够实质性影响美国的选举?

为什么反智、愚民政策在共和党大行其道,民粹主义抬头、种族矛盾升级、社会撕裂加剧?为什么特朗普如此公开地支持美国全国步枪协会?

为什么特朗普政府迎合财阀掌权、福音派主导,推行白人至上?

为什么不仅总统是靠不住的,美国宪法也在制造“少数人的暴政”?

本书将带你看透美国政治生态,看透美式“民主”“自由”的局限性,看清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多重矛盾和困境。

内容简介

本书由两位政治学家所写,对于理解美国政治、理解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的选举策略和治理逻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书中,两位作者系统地梳理了共和党的发展演变史,对于共和党越来越右、越来越极端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对于其迎合财阀、迎合右翼民粹主义所带来的政党困境进行了解读。

两位作者同时指出,共和党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成为削弱美国民主制度的罪魁祸首,并对此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在2020年美国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读懂美国,读懂美国政治,读懂美国民主。

名家荐语

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它让我们认识到,相比特朗普,为他胜选铺平道路的极端经济不平等才是破坏美国民主制度的罪魁祸首……作者警告我们,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美国将陷入不断加剧的“厄运循环”之中。

——《纽约时报》畅销书《暗钱》作者

简·梅耶尔(JaneMayer)

针对目前美国政治极化的极端局势,两位作者提供了具有说服力和充满洞见的阐释:这是由保守派/保守党最根本、最深层的问题所激发的,他们想要为自私自利的经济政策争取支持,维持一个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财阀统治社会。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对于这样一本充满智慧和热情的书,《推特治国》是最完美的书名。它明确了与精英对立的民粹主义和特朗普以巩固特权阶层权势为目的的“财阀民粹主义”之间的区别。面对这样的危险,两位作者从现实的角度给了我们希望:民主行动能拯救民主本身。对当下的我们而言,这是一本重要的书。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作者

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J. Dionne, JR.)

带着一贯的敏锐和热忱,两位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尖锐的现实:极端经济不平等让美国体制变得极易陷入右翼极端主义,而后者曾摧毁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作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并非注定失败,但为了拯救它,我们必须直面背后造成这一切的经济势力。

——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

《纽约时报》畅销书《民主国家如何死亡》合著者

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Ziblatt)

这本书是当之无愧的杰作,它以精密的历史与比较分析见长,同时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和理顺目前这一困难时期中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

——《纽约时报》畅销书《比看上去更糟糕》合著者

托马斯·E.曼(ThomasE. Mann)

本书作者

雅各布·哈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社会和政策研究所主任,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问题,近年尤其关注美国体制内的经济匮乏和不平等。其代表性著作包括《风险大转移:新经济无保障和美国梦的幻灭》《不安全的美国》等。

保罗·皮尔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讲席教授。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和公共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理论。其代表性著作包括《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等。

除了专业的学术著述外,两位作者还常年合作,撰写了多部观察和批判美国民主政治之弊病的畅销著作,本书是他们最新的合作成果。

本书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保守党困境

第二章 共和党拥护财阀统治

第三章 利用愤怒进行组织建设

第四章 身份认同与财阀统治

第五章 别样的内战

第六章 少数派(富人和极端分子)的暴政

结 论

致 谢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6

旧文章ID:23220

王英良:特朗普的竞选优势依然强悍

作者:王英良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在经历疫情感染以及“神速”出院后,拜登发表了“葛底斯堡演讲”。为了进行有效的政治营销,争取更多的信任和选民选票,两党候选人竞选态势日趋白热化。目前,美国大选最新民调显示,拜登保持12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拜登获得了53%的登记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得到了41%选民的支持。根据Real Clear Politics的调查,在10月6日完成的四次民意调查中,拜登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在5至12个百分点之间。其他美国传媒民调亦反映,拜登支持度领先特朗普至少10个百分点。但在如摇摆州、性别、族群、教育背景、防疫等具体参照物上,两人的统计值差异还是相当明显。

特朗普尽管处于统计意义上的劣势,但他依然存在较大且明显的竞选优势。代表“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拜登历经仕宦生涯,其背后势力是民主党高层以及相应财团的支持,这里有往届总统的站台,在政治献金上包含了著名的佩妮•普利兹克、乔治•索罗斯、托马斯•斯泰尔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等。作为民主党精英的公敌,特朗普在对阵希拉里和共和党党内对手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过程中,其政治手腕使得民主党、共和党高层刮目相看。在数次的交锋中,拜登及民主党精英更深刻地明白特朗普所具有的优势。

特朗普个人财富优势

由于选情焦灼、选民分裂以及政党忠诚度的下降,此次竞选所耗费的资金必然再次突破记录。美国总统选举的特点是竞选费用急剧攀升,以及由此导致的选举和投票的透明度不断造成争论。序幕总该有导演,总统竞选涉及诸多的选举动员,这些都需要自发的以及有组织的“群众演员”,还需要各种的设备“造势”以获取“仪式感”,当然也包含数不清的浪费,这种开销是一般政治人物所承担不了的。

美国实行“胜者全得”以及“单一代表选区”的规则,总统必须获得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才能最终获胜。由于疫情可能导致邮寄选票,在势均力敌的竞选中,投票后选票的计算方式往往是两党最关心的。在选票计算前,两党甚至都需要派出数以千计的律师观察员进行实地监督,以便在必要时候提出异议。选举过程以及议程的改变都需要极大的美元支出。2017年4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中英文版《特朗普财产评估报告》指出,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前的家产在25亿美元到42亿美元之间。尽管特朗普不是富可敌国,但财富依然是支撑特朗普竞选的重要资本。虽然没有拜登个人财富的公开资料,但“屡败屡战”的拜登深刻明白金钱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重要性,这里的金钱包括但不局限于自身的财富和筹款能力,还包含与大商人/跨国公司之间的交易,对特定选区的政治领袖、民众进行利益输送和许诺,对特定的州进行利益许诺和承兑的能力。尽管拜登的筹款总额比特朗普高,但其开销需要经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严格批准,而特朗普本身被成功地塑造为“造富神话”,在资金综合实力上依然存在优势。《财富》杂志在8月进行的民调显示,拜登更擅长处理社会动荡,但特朗普的经济治理能力更受认可。由于传统的红蓝州投票结果基本可以预料,“摇摆州”通俗来讲是需要特定利益和政策许诺的州,在这里,这些州的领导人其政党身份和政治忠诚随时可能因为利益交易而变更,选民更倾向于获取自身的短期福利而投票给善于“画饼”的政治人物。在这一点上,作为商人的特朗普更加深谙其道,财富与政治优势的转化及其操作之道有利于特朗普。

特朗普是执政者,拜登是挑战者

总统的权力一直在扩大,作为现任总统,特朗普有诸多特权。特朗普控制了绝大多数的政治资源,包括情报、司法、武装力量在内的核心资源。拜登尽管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但依然存在“后来者劣势”。除了宣扬自身的竞选纲领和强调美式传统价值观外,很难有实际领域的突破。特朗普有实操经验以及迎合特定选民的政治营销战术,以及制造“政绩”的有利途径;拜登要获胜只能依靠其政党支持、意识形态的宣讲、竞选策略的设计和对选民的许诺。总统可以主导议程设置和国家安全政策,特朗普可以继续渲染中国威胁,强化美国的应对,主打“国家安全”牌。拜登可以从“疫情治理”和“经济治理”两个方面着手,实际是对特朗普治理不足的一种建设性提议。尽管在经济治理和新冠疫情上特朗普有失分,但特朗普依靠特定的政策就较为轻松地获得了部分黑人、警察同业会(Fraternal Order of Police)、步枪协会、部分亚裔和拉丁裔的支持。此外,不能排除特朗普利用战争甚至关键地区的外交突破来获取选民的新支持,即使败选,也可以作为政治遗产给共和党“政绩”增色。从这一点看,拜登只能靠嘴“说”,或者只“说”而不能“做”,特朗普是既可以“说”也可以“做”。

特朗普的政治语言艺术胜过拜登。从政治语言学角度看,拜登的讲话十拿九稳,官僚“老成”气息十分浓厚。而特朗普的语言犀利、直白、一针见血容易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其对政治对手取外号,如针对拜登的“瞌睡乔”(Sleepy Joe)、针对希拉里的“骗子希拉里”(Crooked Hillary)。美国语言学家威玲(Elisabeth Wehling)认为这一切语言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威玲指出,特朗普利用推特转移人们对其政策的视线,又将一些画面输入人们的大脑。这些画面直接、不经任何过滤地被传入到其读者那里。此外,从特朗普一系列的演讲中所表现出的进攻性语言、狡辩、强词夺理都反映出,他是一个明显“好斗性格”的总统,不是一个会轻易认输的政治人物。特朗普依赖自己的推特来发出权威的信息,而任何一条推特信息都是即时“新闻”。在竞选中,注意力资源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拜登显得跟不上时代。

最高法院的态度

由于涉及到“政治事务”,无论是联邦地区法院还是巡回上诉法院都难以承接可能出现的选举诉讼。政治事务(political question)的裁决往往只能依靠立法机关进行,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在2000年,最高法院介入了小布什与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计票之争,结果是最高法院的裁决让小布什登上了总统的位置。如果拜登与特朗普在特定州的选票统计上存在争议,那最高法院将不得不出面进行裁断。但是,特朗普坚持在大选前任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就是为大选后可能的司法争端做准备。民主党担心特朗普会否认选举结果,而这一担忧的最终裁决又取决于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

特朗普式“实用主义”。此前,为了夯实自身的政治支持力量,特朗普可以引导中国高达837亿美元的投资前往贫穷的能源大州西弗吉尼亚州。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原本是民主党籍的该州州长贾斯提斯(Jim Justice)突然改变阵营转投共和党,这使得特朗普较为轻易地获得了该州的选举人票。在这里,政治交易被特朗普操作得犹如自己家的生意一样,尽管在后期该州有议员觉得受到特朗普欺骗,但于事无补,因为美国的政治交易很多时候就是一次性的。2019年,特朗普更是将郭台铭的富士康引至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高达100亿美元开设工厂,计划将增加1.3万个蓝领就业岗位,特朗普更是把威斯康星州的投资吹成“世界第八大奇迹”。而实施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深刻地知道,迎来外部直接投资是改变地产业、解决就业、换取地方实力派政治忠诚和选票的最便捷最快见效的途径。

掌控并动用国家安全机关

美国安全机关业已深度卷入总统竞选中。民主党此前筹划以“第25条修正案”来罢免特朗普的准备,因为特朗普神奇的“治愈”甚至公开不带口罩与选民互动中即兴跳舞而显得没意义。对民主党高层如希拉里、拜登以及奥巴马,特朗普正在向公众释放筹划已久的涉及“国家安全”犯罪的调查报告。10月6日,特朗普授权解密“通俄门”事件以及希拉里“电邮门”调查的所有相关文件。上次大选前,民主党为了削弱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动用了国家安全力量介入对特朗普的调查,力图转移公众注意力,而特朗普当选后同样使用安全力量介入对民主党过往“政治秘密行动”的调查。可以预见,为了扭转目前的颓势,特朗普完全可以使用相应的调查击倒拜登,甚至签署对民主党高层的犯罪司法调查命令。打击拜登的核心支持者显然有助于瓦解拜登的优势,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塑造民主党“非法”形象,以瓦解拜登优势。

目前,美国众多的主流媒体甚至跨国巨头开始将赌注下在拜登身上。比如,高盛策略师Zach Pandl认为,“风险向美元走软一边倾斜,我们认为特朗普胜选和疫苗久难出炉等多数有利于美元的结果出现的几率相对较低,现在是做空美元的时候”。早在9月,美国博彩公司Betfair给出的最新胜率是:特朗普43%,而拜登则为55%。这样的场景很容易让人回想到2016年特朗普对阵希拉里的时候,尽管舆论一边倒地为希拉里站台。作为商业盈利老手的特朗普始终在不重要的领域“示弱”、“卖萌”,但善于在关键领域预做关键的预设和准备,并在关键的时机上突袭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特朗普代表的是反“建制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势力。这种社会性的“反抗”其实在奥巴马时期的“茶党”运动中就显示出端倪。只要美国的社会收入不平等以及族群冲突加剧,经济泡沫导致的民主“挫败”循环往复,美国富人的资本与穷人的选票之间的冲突较量就不会淡化。而如果选票计算公正的话,那富人的资本是难以同穷人的选票对抗的。特朗普不完全代表“穷人”,但他却实际地化身为社会“怨恨者”、“反抗者”的代言人。

美国两党制的划分天然地使美国政治版图呈现出“红蓝分立”。一般来讲,西部沿海、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选民投票倾向较支持民主党;而中部农业州和工业州则偏好支持共和党。特朗普要面对的摇摆州包括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艾奥瓦州、缅因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各州的参众议员、选民在总统大选之际不得不深度地卷入党派政策、党派利益、族群矛盾、意识形态的纷争,甚至不同党派及其民众拥趸会因为政见不合而发生冲突。总统选举原本是政治的一种自我更新和淘汰机制,总统代表的是国家的团结一致及权威性,总统必须是国家的象征,承担起鼓舞士气的职责。然而美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往往带来利益的冲突和难以协调。疫情加速了美国政治的极化,打断了经济的繁荣,经济利益的调适带来人际、社会关系的剧变。无论愤怒、沮丧、失望、支持还是欺骗、背叛,都将在未来20多天里淋漓尽致地上演,并在选举揭晓一刻大爆发。

在极化的政治下,美国更需要的是懂得安抚人心,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保障社会安全,弥补体系漏洞,遏制泡沫,正视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的挫折,继续画好“美国梦”并将棘手问题推托给下一任的艺术型领导人。但难以预料的是,特朗普的“优势”是否会再次契合这一角色?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6

旧文章ID:23219

第二场总统辩论改为市民大会,特朗普和拜登两地登场看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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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风  来源:美国之音

星期四(10月15日)晚上,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将分别举行市民大会,与选民互动,回答他们的提问。这是总统辩论委员会在第二场总统辩论的安排出现争议之后作出的一个变通性的安排。

9月28日举行了第一场辩论之后,特朗普感染病毒,给第二场总统辩论增添了变数。后来拜登竞选班子以特朗普存在传染病毒风险为由,要求取消第二场辩论。总统辩论委员会经过几番磋商决定放弃第二场辩论,改为市民大会的方式让两位候选人与公众交流。

特朗普的市民大会安排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拜登的会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第三场总统辩论安排在10月22日,地点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

由于两场大会都是晚上8时开始,所以观众们只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观看其中的一场,或者在两个频道之间不时切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将实况转播特朗普的这场大会,拜登的市民大会则由美国广播公司ABC转播。

特朗普的市民大会大约持续一个小时,拜登的大会大约进行90分钟。

拜登竞选班子周四宣布,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参议员的竞选团队的联络主任和一名空乘人员检测发现感染了新冠病毒,哈里斯将取消从周四至下周一的竞选活动。声明还说,哈里斯和拜登都没有受到感染。

这是两位候选人在大选投票前最后一次与公众互动,任何一方如果能够表现突出,赢得那些尚未决定最后投票立场的中间选民,将会增加胜选的希望。

目前值得期待的看点大致如下:

特朗普与疫情

这是特朗普首次通过NBC新闻频道举行这样的市民大会,他可能会受到自由派选民不那么友好的追问,要他就疫情发展过程中说过的那些不那么“正确”的言论作出解释。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的头四年中,经济表现一直不错,新冠病毒的出现使他的这一重要政绩荡然无存。因此,他在疫情问题上的回答可能会对选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经济纾困计划

处于疫情中的美国选民目前依然没有摆脱疫情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困境。人人都期盼政府能够帮助他们战胜困难,恢复正常生活。因此,下一个纾困方案何时推出与如何实施都是选民最为关心的议题。

国会和白宫、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在如何纾困问题上一直僵持不下,迟迟不能在这个问题达成一致。

特朗普对众议院通过的2.2万亿美元的纾困方案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还在日前表示要退出谈判,等到大选投票之后再说。但周二,他又在推特上表示,支持一个总额为1.8万亿美元的纾困方案。在市民大会上,观众可能会让特朗普澄清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这个问题对拜登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之所以说是个挑战,主要原因是众议院民主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也不一致。议长佩洛西拒绝白宫方案,但众议院有一部分民主党议员不同意她的决定。

市民大会上,公众将有机会要拜登表明自己的立场,究竟是站在佩洛西这边,还是站在反对佩洛西一派的一边。到目前为止,拜登在这个问题上只是一味批评特朗普,没有就党内的分裂发表意见。

最高法院和医保

在近日参议院关于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的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们最关注的就是获得总统提名的巴雷特法官对待奥巴马任内通过的医保法的态度。

尽管巴雷特尚没有完整表达出自己的立场,但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立场应该就代表了巴雷特的立场。所以,在市民大会上,特朗普是否会期望巴雷特支持自己的立场将会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拜登躲避的问题

巴雷特一旦获得参议院确认,进入最高法院,将导致保守派对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改变为6:3,这将会对保守派今后会长期主导最高法院裁决带来决定性影响。但是,拜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躲躲闪闪,不愿正面回答。

有分析认为,拜登的心中盘算是,目前他的民调势头领先特朗普,只要不另惹事端,他就能够稳稳当当获得选举的胜利。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6

旧文章ID:23215

美式民主的奇迹 – 延续两百多年的权力和平交接,会否终于2020年?

作者:平章  来源:美国之音

权力和平交接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延续至今从未间断的传统,这成为了美式民主的一大闪光点,被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称为“奇迹”。

这一传统是否会在2020年这场异常激烈、状况迭出的大选中遭遇不测?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最近几个月的竞选活动中,对是否接受选举结果的答复和表述,催化了相关的讨论。

特朗普总统多次在记者的追问下未对权力和平交接做出明确承诺,而是将话题转向选举公正性的问题。在9月29日的首场总统辩论上,主持人华莱士问特朗普总统:“你是否能承诺,不会在选举结果获得独立的认证之前宣布自己是获胜者?”特朗普总统回答:“如果这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我百分之百支持它。但如果我看到成千上万的选票被操纵,我不能同意。”

在民主党一方,拜登10月10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上表示,他输掉选举的唯一可能就是对方在投票站“耍诈”。他随后向记者澄清,自己并不是在暗示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不过,民主党中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前国务卿、2016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今年8月在接受采访时曾建议拜登“无论如何都不要承认败选”。

双方的言论引发一些人担忧:今年的大选,是否会出现一方以“选举不公”为由,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局面?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11月3日投票站关闭之后的计票结果显示一方以压倒性优势大胜,则败选方提出异议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如果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双方差距不大,则出现选举争议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

2020年大选的特殊性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预计今年以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数将创历史新高。大量邮寄的选票会在11月3日投票站关闭之后才开始清点,而随着这些选票被计入总数,即时的选举结果或将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曾暂时领先而后却落败的一方就更有动力对这些邮寄选票的合法性发起挑战;此外,受邮寄选票因素的影响,今年最终的计票结果可能会比往年出炉得晚。等待的时间越长,中间发生变故和争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再者,邮寄选票这种模式对很多选民和选举组织者来说都相对陌生,在邮寄空白选票、填写选票、回收选票、清点选票各个环节难免有规则模糊之处,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错漏的可能。这些都可能成为争议的来源。

德雷塞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罗森博格(William Rosenberg)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如果普选票、选举人票或者州代表票数很接近的话,我们会面临一个真正的宪政危机。”

宪法为权力和平交接打下坚实基础

不过,双方阵营对选举结果有争议,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和平交接(这其中也包括权力的和平延续)就会因此破裂。在美国历史上,选举争议多次发生,但最终均以权力和平交接作终——这首先得益于美国宪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制宪者们充分意识到持不同政见的派系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要想缓和这种冲突就需要一套各派系共同遵守的民主程序。因此,他们在宪法第1条第4款和第2条第1款中规定了民主选举的基本程序,使权力能够在派系之间和平过渡,而无需诉诸武力。

宪法对选举日期、选举流程、“选举人团制度”和选举人的派选方法、何种情况下总统应由众议院投票决定,等等问题都有清晰的规定。

在宪法的基础上,美国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跟选举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渐进式过程,即便是在选举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宪法的原则依旧是确保权力和平交接的“定海神针”。

比如在1800年的选举中,由于当时宪法条款中的一个缺陷,再加上操作纰漏,导致民主共和党领袖杰斐逊虽然击败了联邦党的亚当斯,却和他自己的竞选伙伴伯尔获得了一样的选举人票数,必须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来担任总统。结果,众议院投票陷入僵局,进行了35轮之后仍未能选出总统。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也并未演变成暴力或骚乱,而是继续在宪法的原则下坚持走程序,直到众议院在第36轮的投票中选出了杰斐逊。这次危机之后,国会通过了宪法第十二条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选举机制。

此外,宪法在规定选举程序时还有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尊重州权和联邦制,并且注重分权,所以将很多制定选举规则的权力以及管理选举过程的权力给了各州。这使得任何想要左右选举的人都无法仅凭与少数联邦官员串谋便能得逞,他还要面对全美国的众多地方官员的阻力。这极大地削弱了当权者阻止权力和平交接的能力。

埃默里大学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chapiro)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各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防止总统试图利用联邦权力来继续执政提供了另一层保障。”

司法独立为政治争端提供了解决机制

权力和平交接还得益于美国的司法独立为政治争端提供了解决机制。对选举结果有质疑的一方最有可能采取的举措就是诉诸法律。比如,他们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某些选票无效,或者要求重新计票。特朗普总统曾表示,今年有关于选举的官司有可能会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和戈尔对具有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的计票结果产生争议,官司从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小布什的判决,锁定了小布什的胜局。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当时戈尔的支持者曾鼓励他拒绝接受最高法院的判决,继续抗争,但戈尔却表示,“为了民族的团结和民主的力量”,他虽然完全不同意高院的裁决,但决定接受,承认败选。

社会共识在历史的重重考验中形成

戈尔的风度正体现着权力和平交接得以在美国延续的另一大原因——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选择”坚守宪法、“选择”信任民主程序、“选择”为了民主根基和国家团结而妥协。

先贤们的表率显然为这一社会共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石。

1797年3月4日,约翰·亚当斯在当时的美国首都费城宣誓就职,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手中接过了总统大位。就职典礼结束后,众人预备离场,亚当斯请华盛顿先行。这时,拥有极高声望却主动选择不再连任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停住了脚步,让到一边,示意亚当斯先走。华盛顿说,这一刻,美国总统已然是亚当斯了,而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民。最终,亚当斯领头走出了会场,身后是他的竞选对手托马斯·杰斐逊,最后是华盛顿。这一幕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一步——没有伴随着暴力,权力在两个普通公民中间和平交接。

在1824年的大选中,军事将领安德鲁·杰克逊在普选票数上超过了他的两个主要对手——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参议员亨利·克莱。但是没有人在选举人票数上占绝对多数,所以要由众议院决定总统人选。最终众议院投票选出了亚当斯,而非杰克逊。尽管杰克逊谴责这是亚当斯和克莱之间“可耻的分赃”,但并没有选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选举结果,而是选择了等候四年。他写道:“如果我成为总统,这必须是人民的自由选择——那时我可以说,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统,我的行为符合这一角色。”四年后,杰克逊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总统之位。

1876年的大选或许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次。民主党的蒂尔登在普选票数上赢过了共和党的海斯,但只获得了184张选举人票,差一票未能达到胜选所需的185张选举人票。海斯则获得了165张选举人票。此时有4个州共20张选举人票出现争议,悬而未决。这20张选举人票的归属将直接决定谁会成为总统。最终总统和国会任命了一个由两党参众议员和大法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来裁决这20张选举人票的归属,而裁决结果是海斯获胜。面对失败,民主党人考虑推翻选举程序,但蒂尔登最终选择了承认败选,以两党达成的“1877妥协”化解了权力和平交接的危机。

在1960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和共和党籍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普选票数上相差无几,最终肯尼迪以303票对219票的选举人票优势赢得了选举。选举日过后,谣言很快传开,说伊利诺斯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投票被肯尼迪的人操纵了。尼克松的支持者敦促他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但尼克松选择了和平让步,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们的国家承受不起宪法危机带来的痛苦。”

“权力和平交接”这一概念在历史的实践中经受住重重考验,逐渐成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和坚定传统。

在特朗普总统拒绝对权力和平交接做出明确承诺之后,多位他本党的参众议员站出来批评了他的言论。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还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将致力于实现权力和平交接。

埃默里大学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对美国之音说:“宪法里有清晰的语言规定了权力传承的制度,而且我们有一个长期的传统,也就是和平让位,哪怕选出的是你的死敌。这两者结合,为权力和平交接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军队的非政治性是一道重要屏障

也有分析人士担忧,在矛盾激烈、两极化严重的政治环境中,一场充满争议的选举会将美国带入暴力冲突、军队介入的“致暗时刻”。不过,在美国法律和传统之下,军队的“非政治性”大大降低了这一幕出现的可能。

美国在1878年通过的《地方警力法》(Posse Comitatus Act),明确禁止联邦政府把军队用于在美国国内执法,这也就限制了总统或其他人动用军队干预选举的能力。

不过,《反叛乱法》(Insurrection Act)授权总统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部署军队以恢复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因此曾有评论人士认为,如果发生选举纠纷,特朗普总统或会动用《反叛乱法》,派遣军队震慑反对力量。

另有评论人士指出,拜登曾在6月份的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如果特朗普败选,但是拒绝离开白宫,怎么办?”拜登回答说,他对于许多军事将领站出来批评特朗普的言行感到骄傲,“我绝对相信,他们会迅速将他护送出白宫。”

这些评论立刻遭到了军方的驳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上将8月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明确阐述了五角大楼的立场,坚定表示军方不会参与选举纠纷的解决。

“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各州制定了选举程序和解决对选举结果的争议的程序,我不认为美国军方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米莱在信中说,”如果在选举的某些方面发生争议,根据法律,这是美国法院和美国国会要解决的,而不是美国军方。”

除此之外,五角大楼发言人、美国海军上尉布鲁克·德沃特(Brook DeWalt)在9月24日表示:“国防部在选举后的权力交接中不扮演任何角色。”

军方的表态体现出军队不参与政治已然成为了一项广为坚守的信念和传统。美利坚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克里斯·埃德森(Chris Edelson )对美国之音分析到,如果有人试图动用军队介入选举,不仅会在国会面临政治阻力,在法庭上遭受司法挑战,或许还将在军中受到将领们的抵制。

宪法根基、司法独立、社会共识和信念传统使得权力和平交接在美国经受住了两百多年的重重考验。如今,考验还在继续。埃德森教授认为,最关键的是选民要积极投票,用选票做出明确的选择。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权力和平交接的最大保障,是每一个人都信任这套制度。”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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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华志坚:中国的历史与世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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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煜楠,谢鸿雁  来源:中美印象

《中美印象》第279期 

【中美印象日前采访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资深教授(Chancellor’s Professor)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华志坚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学家,他对中国的研究兴趣起源于中国抗击运动中学生的角色,并由此延伸至当代中国社会史及比较史学研究。华志坚也为美国主流媒体撰稿,向美国公众介绍更为全面的中国。他同时撰写了多本著作,包括《守夜:处于悬崖边缘的香港》(Vigil: Hong Kong on the Brink)、《哈佛图解中国现代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以及《21世纪的中国:那些所有人都应当知道的事情》(China in the 21stCentur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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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作为一个颇具盛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您说您的研究兴趣起源于20世纪初中国学生的抗议运动,尤其是在上海发生的(五四运动)。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您会关注中国历史,特别是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呢?

华志坚:在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之前,我就已经对抗议运动史本身感兴趣了。实际上,我对世界各地的历史都有所涉猎,但我尤为关注针对革命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的研究。我觉得这种兴趣可能来源于我的童年生活:那时候的我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我的家人常常会上街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高中时期,我也会参与到一些抗议活动之中。那时候的我其实也没有完全地投入我所有的时间(到抗议示威中),我身边有很多比我付出多得多的人。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对抗议这个主题感兴趣了。

当我在大学时开始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我对20世纪初中国的学生抗议运动尤为好奇:那个时候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会参加到由学生发起的抗议运动中去,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工人们似乎很天然地认为学生就是应该参与政治表达。但这种情况在美国却截然不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美国学生并没有过多地参与到抗议运动里去,而美国公众也常对学生发起的抗议运动持怀疑态度。(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学生运动是常常游离于主流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生态之外的。

我认为历史研究是很有趣的,尤其是当你为某一历史事件着迷之时,,不论它是发生在本国还是在他国: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催生出不同的历史事件?这些问题就让我对学生运动尤其关注。

当我前往上海做课题研究的时候,我还在攻读我的硕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以及20世纪的上海。这主要还是因为我对革命和比较革命研究很感兴趣,但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上海有着很不同寻常的历史,它被分成了许多不同的区块(租界),这使得它的政治格局在20世纪初的中国显得尤为特别。当时的我还处于努力学习中文的阶段,而上海的部分地区有许多不错的英文资料可供我学习与参考,所以我很喜欢上海。对我来说,上海不仅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更是一个令人向往、宜居的城市。不过,刚到上海时,我还不知道我将选择什么作为研究方向。当时,我以为我会写一本关于20世纪初上海群众运动的书籍,可能有一章着墨于工人罢工,一章关注于学生运动,以及一章关于黄包车夫的暴乱等等。那时的我也学过一些欧洲历史,其中也有很多值得与中国历史相比较的东西,所以我想可能也会写一些关于欧洲与中国比较史的内容。但在上海进行课题研究期间,我的研究兴趣逐渐清晰:我越来越着迷于学生运动,一部分是因为我意识到学生运动的精神对于我所在的大学——复旦大学——的意义,而另一部分则是学生们上街抗议而引以为豪的骄傲。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及导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当时,她想要写一本关于工人罢工的书籍,而我就可以更多研究学生运动。真正引发我对于学生运动的研究兴趣的契机则是1986年末,我亲眼见证了一场风暴前夕的学生运动。这场学生运动后来愈演愈烈,发展成天安门事变。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真正得以在上海见证一些游行活动,它们的游行路线与二三十年代时别无二致。这也印证了我之前所说的话:研究历史很有意思,因为你总会看见当下一些与发生在过去的历史相呼应的事件,尽管他们有很多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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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您是一个精通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学家,但您也同时致力于连接中国的历史与当下,并将他们放在全球的视角下分析。您认为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当下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有什么样的关系,研究它又能够怎么能帮助人们认识这样一个“远东大国”呢?

华志坚:我认为这种“中国与我们很不一样”的想法很危险。中国的发展历程其实与西方的发展历程很相似,而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与西方也相互学习,甚至相互影响,也会相互对抗。所以我一直认为做比较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找到那些能够比较的特点;我们不应该期待这些特点是一模一样的,但(比较)这种方法是回答“什么是相似的,什么又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在我的历史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将不同的地方和时间段放在一起去对比,寻找异同之处。如果我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变得和西方截然不同,那我们就错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也并非一成不变。

不论我着迷于哪一个课题,我一直都在做这种对比:什么是相似的?什么又是不同的?对我来说,不论是教学还是历史研究,比较都是一种很直觉、很自然的方法。我一直对城市化历史很感兴趣,而当我们比较世界各地不同城市时,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它们之间相似和不同地方。中国的城市化历史和西方不完全相似,但也总归有步调一致的时期。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像上海这样的都市有着独特的魅力原因,因为在上海,你总是能够找到一些地方是被中国传统的城市化历程所塑造的,而另一些地方则保留着受英国、美国或法国的城市规划影响的痕迹。

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上海是一个对比较研究来说很完美的研究对象,因为你会发现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受不同文化影响的街区就紧邻彼此。但我也对于上海的历史很感兴趣,当我在八十年代中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听人们说上海是全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也保留了很多历史的痕迹;但实际上,我发现那个时候的上海已经和曾经的模样很不一样了——八十年代的上海并不是那么地与国际接轨——但在过去的三十年(从九十年代开始)它又重新地国际化起来,就像过去(二十年代)一样成为中国别有特色的大都市。这就是为什么我专门撰写一本关于上海的专著,去介绍探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模样。(编者注:该书为《世界化的上海:1850-2010》(Global Shanghai: 1850-2010)

我认为上海在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的时候都很不一样,但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三个世纪中,也有一些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同一世纪其他时期截然不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实际上是比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更加国际化的,而(在八十年代末)又重新国际化起来。而且,在历史事实之外,我也对人们的认知很感兴趣——我不只是对历史中发生了什么感兴趣,也十分好奇人们如何看待历史事件,特别是一些迷思和信念。人们已经习惯认为上海就是应该是与国际接轨,就应该是国际化的。这就是关于上海的一个迷思:即使在上海并不十分国际化的历史时期,,人们也依旧传颂着旧上海的“大都市”形象,这让我很感兴趣。这就是一些能让我特别着迷的想法,我也一直热衷于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去做比较;我们也因此很多时候总能够找到相似的历史事件,而也许当你真正深入研究它们时,你也总能找到一些不同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全球抗议活动的年代,而学生群体也常常参与其中,(不同国家的)学生活动也常有相似之处。在那个时候,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的确是游离于世界舞台之外的;但就算如此,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们也认为他们是在做红卫兵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也受到了红卫兵的影响。1989年时世界各地也抗议运动群起——不仅仅是在中国,更是在东欧国家——我就很着迷于这一些历史时刻,热衷于跨时空比较这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抗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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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在您颇负盛名的一本著作《21世纪的中国》中,您说中国与美国截然不同,却仍有相通之处——您在这里就做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但放眼当下,当美国出于大选期间,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达到历史最高点的时期,您还依旧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有相似之处吗?您是否还认为这本几年之前发行的书籍的观点在今天依旧成立呢?

华志坚:在这本书中,我之所以说中国和美国有相同之处,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美国在过去也曾与世界其他国家行事风格不同,也曾因此遭受批评。在这点上中国与美国确实有相似之处:现在的中国正在崛起,也正在努力融入当下的世界秩序,但也在尝试去改变这个秩序。说句直白点的话,现在的中国也同历史上的美国一样,行事风格莽撞不羁。就以19世纪为例,那时世界上最具盛况的国际事件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是世界博览会。美国就在那个时候成为欧洲以外第一个承办世博会的国家。

当他们承办世博会的时候,他们尝试举办一场全世界都未曾见过的,宏伟的视觉盛宴。同样的,当中国申奥成功后,北京奥运会不仅仅是中国的第一场奥运会,它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总是能够跨越时空地看到历史事件的相似之处,不是吗?不论中美关系有多紧张,中国与美国总是会有一些相似之处;从某些程度上来说,不论两国的领导人有多不同,我们总是能够去比较这两个国家(的异同)。

习近平行事风格素来稳重,从不轻言,他在演讲中展示出的形象也易于预测;相反,特朗普却引以为豪于他的不可预测和过甚其辞的言论。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信仰民族主义的领导人,都想要复兴他们的国家——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习近平总谈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都着眼于自己国家曾经辉煌的历史时期,并运用这段历史叙事去支持自己的政纲。诚然,中美两国是很不一样的,两国关系在当下这个时刻也非常紧张;但我依旧认为两国拥有诸多相似之处。我在《21世纪的中国》这本书中曾有提到一点,那便是如果我们把视角不局限于中美两国,而是去看看世界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与美国的话,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可比较的地方。

我相信一些欧洲国家在看待中国与美国的时候都会说“这就是两个自认为他们可以掌控国际秩序话语权,让全世界都听从于他们的国家,而他们也总觉得自己鹤立鸡群,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如果我和马丽娜(Maura Cunningham)要再著第四版的话,我想中美关系这一章将会是我们需要修改最多的。

(本文为中美印象原创。转发或者引用请注明来源。2020年10月16日发布。)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5

旧文章ID:23210

曹辛:拜登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涉华信息

作者:曹辛  来源:FT中文网

因为当前特朗普的麻烦,其连任美国总统的机率已经广受质疑,国际舆论开始给拜登未来的政策以更多的篇幅了。而在外交方面,中国在拜登未来的外交政策中是至关重要的。

10月13日,香港《明报》发表题为“拜登重塑外交同盟的两大误区”的社论,其中透露了大量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的核心意味着:即便拜登上台执政,中国外交也仍然不会轻松。

美国一些亚洲盟友实际上赞成特朗普外交政策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盟国和部分友邦对特朗普当前的对华政策居然是赞成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9月在《外交政策》撰文警告拜登圈子里的人说:美国的亚洲盟友实际上是“对拜登或胜选悄感焦虑”的,尤其是日本和印度等重要伙伴。原因就在于地区内的许多官员对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日益感到相对安心;而拜登上台,则可能反而令他们回想起奥巴马任内对北京的“软弱和没有目标”。因此,拜登在印太地区将会面临“信用难题”的问题。

同时,香港媒体的社论还引述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即:美国的这些伙伴不得不承认,在自己的国家利益面前,它们最后只能选择与美国合作。因为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不会选择中国和俄罗斯,甚至不会选择欧盟,因为欧盟的军事实力相对软弱,无法担任保护者的角色。因此,美国与这些盟友在处理军费分担等方面仍有不小的余地,适应力很强。最后的结论是:美国在与盟友关系的回旋余地上,实际上是很大的。

有鉴于此,一部分国际舆论的观点认为:外界夸大了特朗普外交政策对美国盟友关系的破坏程度,而且特朗普对一些盟国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的”,例如对德国的指责和施压。

最后,据说是拜登头号外交幕僚的布林肯(Tony Blinken)日前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披露的一个重要信息,以及美国前驻港总领事包润石对盟友重要意义的观点,都很能说明问题。

布林肯透露,拜登执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特朗普将我们(美国)置于的‘战略赤字’——特朗普藉着削弱同盟、放弃美国的人权价值观和贬低美国民主制度……”包润石则认为:同盟有助于巩固美国制订规则的领导地位,那些规则不但华府必须遵守,“也包括新兴大国如中国”。就这些内容看,前者令人想起当下美国操作的西藏、新疆、穆斯林和香港等议题,意味着这些问题在拜登接任后依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外交议题。后者则不禁让人产生更多联想:几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就主张,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要更多地参与制定规则。而盟友的协助在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这对中国无疑也很有启发。

上述观点当然包含了政治上支持和反对特朗普人士的观点,可是其中的几个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将对拜登产生深刻影响,并继续对未来中美关系构成巨大压力,那就是:实行强硬的对华外交政策,重视民主和人权在美国对华外交上的重要性,重视盟友并领导建立国际规则等。

拜登下一步与中国博弈并不难

回顾特朗普上台以来的情形,如果拜登赢得此次大选上台执政,把盟友紧紧团结在美国周围遏制中国并不困难。美国只要做到以下几点即可,至少在亚洲国家是如此:

首先,美国重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回顾特朗普上台以来与亚洲主要盟友关系恶化的过程,第一件事就是特朗普宣布退出TPP。这件事对亚洲国家、尤其对当时一门心思要遏制中国的日本安倍政府打击最大,彻底破坏了特朗普在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信誉。当时亚洲国家普遍的看法是:在如此大的问题上特朗普完全不考虑盟国的利益,美国很难再被信任了。因为当时奥巴马和日本一心建立TPP的动机,实际上是利用中国因为客观条件无法遵守很多TPP规则的现实,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事实上的、至少是部分的软脱钩,从而借此拉开自己和中国的发展差距;与此同时,美国利用自己巨大市场的吸引力,搁置WTO而另建一套发达国家的世界市场规则,把亚洲国家紧紧团结在自己身边。客观地讲,至少亚洲的几个主要经济体会紧跟美国。这一做法的厉害之处在于:用规则说话,让中国无可奈何,可谓深谋远虑。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拜登执政并带领美国重回TPP,通过上述方式,与中国经济事实上实现软脱钩,在经济上遏制中国,继而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困难。若如此,一切对中国实力心怀恐惧的亚洲小国都会如上述新加坡专家克拉布特里所言:“感到安心”。至于那些在领海、领土上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则更是会有了底气,因此它们大多会坚决支持美国,美国同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矛盾将会得到很大缓解,他们还会一致团结对外。

同时,美国继续对中国保持强硬。拜登可以继续特朗普操作的西藏、新疆、穆斯林和香港等议题;也可以和台湾继续发展除了建交之外的一切双边关系;南海问题上要求中国非军事化、拆除军事设施等等。在经济上则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开放市场、国企等议题上做出大踏步让步。这些措施无疑会受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一致拥护,届时拜登政府的盟友将会不少。

就目前来说,除美国以外,亚太(印太)地区的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新加坡两国无疑会坚决支持上述做法;东盟部分国家可能不便明说,但实际上会支持;韩国在香港问题上就事实上支持美国等国家。至于即将要和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欧洲,在明年默克尔自德国总理和欧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位置上双双退休后,上述积累的问题都会爆发出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对华关系无疑也将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而拜登只需尊重欧盟,适当照顾其利益即可。

上述这一切态势已经初步成型,如果拜登当选,就看他是否利用这一点了。对中国来说,不要四处出击恐怕是最关键的,这方面,一战以来的正反经验教训并不遥远。

(注: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15   发布时间:20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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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认识美国过去四年的钥匙

作者:汪铮  来源:FT中文网

过去的四年美国发生了什么? 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在纷纷扰扰的大变局和大混乱之中实际上有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唐纳德•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新民族主义运动。

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四年前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大选,取得了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权。四年来,特朗普的内政改革受到了民主党和两党建制派的强烈阻击,但在外交上却得以展开空前的大调整、大实验。一个民族主义的超级大国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民族主义总是需要敌人的,这也是中美关系在过去四年经历了空前巨变几乎陷入“新冷战”的深层次原因。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特朗普的连任似乎已是探囊取物。但是,新冠病毒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大考验和大暴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特朗普及其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本质和真相。某种程度上说,11月3日的大选投票将是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民族主义的一场公投。

要想认识特朗普民族主义运动是如何兴起的,我们需要回到8年前的2012年。在那一年的大选中,奥巴马轻松击败了实力雄厚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2012年大选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一个事实,真正把奥巴马留在白宫的是所谓的“无知少女”:民主党在无产者(穷人)、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和女性四个板块的人群中获得的明显多数支持,是奥巴马获胜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社会和人口构成发生巨变的情况下,这次大选表明民主党的社会和人口基础已经超越了共和党,民主党开始展现出具有在美国长期执政成为“天然执政党”的前景。

实际上,相比发生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的右翼保守民族主义运动,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新民族主义运动是迟到和滞后的。究其原因,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经历了民权运动之后美国社会形成了体制化的族群平等机制和对外来移民的相对友善的政策,而且这些已经成为了美国既成社会规范的重要部分。但是,美国社会中对移民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的不满早已在蓄积,工业“锈带”地区对全球化和制造业外移的反对也一直存在,但是,碍于表达规范方面的“紧箍咒”,共和党的政治人物们从来没有找到把这些不满表达出来的有效方式。长期以来,民族主义在美国也如同一句“脏话”是负面的,政治家们一般都避之不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房地产商和真人秀明星特朗普横空出世了。他通过社交媒体和大型集会用直白的语言和对所谓“政治正确”无畏无惧的态度打破了沉闷的政坛,成功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他曾经在一次集会上毫无顾忌地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有问题吗?我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没有错,就用这个词。”在他的鼓动下,过去被压抑的各种情绪和不满被释放出来,展现出超出想象的能量。

这场民族主义运动立刻改变了2016年大选的主轴,特朗普不仅获得了大量过去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白人蓝领阶层的狂热支持,也获得许多对民主党社会福利政策不满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他的反移民政策甚至获得了许多华裔和拉美裔新公民的狂热支持,因为这些人担心更多的移民涌入将势必加重中产阶级的赋税,并会对治安和社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华裔民众对子女教育高度重视,因而对民主党的教育平权改革非常不满。用“逆天改命”来形容特朗普在2016年的竞选表现并不夸张。特朗普为共和党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赢回了执政党地位。

担任总统之后,特朗普清楚地知道他是被这场民族主义运动送入白宫的,这是他力量的来源。他知道追随者的期望,“我不会让你们失望”成为他四年来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他深知他不仅是总统,更是这场运动的“教主”。这就是为什么在10月4日,身染新冠住在医院的特朗普执意决定要出门和在医院外聚集的支持者致意。当他的车队经过时,一个支持者激动地大叫:“我愿意为他去死,高兴地为他去死,谁想找他的麻烦先来找我,他是我们的英雄!”这样的表白早已超越了民众对总统的正常情感,而是信徒对教主的爱戴。这就是认同的力量,是民族主义特有的激情。

但是,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四年来,追随者的期待实际上也成为了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包袱,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被他的信徒们绑架了。在2016年,特朗普的主张主要是集中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内容,但这四年来,他更多地滑向了种族民族主义,白人至上成为他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内核,以此来呼应他最为狂热和坚定的支持人群。他的许多行为和政策都是为了迎合这个群体的喜好。这个群体不喜欢戴口罩,作为“教主”的他于是也就充硬汉不戴口罩,这个群体反对隔离封闭,于是他也反对。在对待病毒和口罩的态度上这个群体很像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义和团,相信病毒是属于其他种族的,自己则刀枪不入,百病不侵。反智已经不足以解释这种把病毒“他者化”的现象,这是极端民族主义影响下的特殊认知。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人病毒”则是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是对美国文明的亵渎。

大灾大难往往以人们想象不到的方式暴露一个社会和一个政治领袖的真相。美国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也理应是具有高度科学精神的国家,但是,举国的精英们瞠目结舌地目睹了他们的联邦政府和总统在疫情期间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反智和反科学行为。戴不戴口罩成为了政治选择,不戴口罩的白宫于是成为了病毒的聚散地,从总统到众多文武高官都前仆后继。

全世界于是目睹了2020年的美国悲剧——很多人无法相信也难以理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其中固然有西方社会具有的普遍性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但是,相比其它欧洲发达国家在疫情中的表现,让人格外吃惊的是美国有一个特殊因素:一个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和他的被民族主义情绪支配的支持者。民族主义让人们情绪激动,失去理智,丧失常识,缺乏反省。民族主义是这次美国抗疫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然,一报还一报,失败的抗疫也重创了特朗普的连任选情。

无论11月3日的结果如何,特朗普的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并不会就此终结,但是,一旦失去了总统职位,这场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势头必将受到极大的抑制。因此,这场选举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这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前途。

对于世界而言,过去四年是特朗普的宏大实验,其中的一个实验就是:当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以及当一个国家被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世界已经又一次知道了答案。

(注:汪铮,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15   发布时间:20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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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所谓“群体免疫”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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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博一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于当地时间15日表示,“群体免疫”的想法是“无稽之谈”,非常危险。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15日报道,近日部分专家表示应积极推动“支持群体免疫”的疫情应对策略,福奇表示,“群体免疫”的说法“十分危险”。

福奇在媒体的采访中说道:“‘让新冠病毒扩散,让每个人都感染,这样就能拥有群体免疫力’这种说法简直是一派胡言。”福奇表示,他已经向白宫表明了在群体免疫问题上的立场,白宫新冠疫情特别工作组协调员黛博拉·伯克斯博士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博士都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福奇补充道,“任何懂流行病学的人都会告诉你,‘群体免疫’这种说法非常危险。”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自疫情暴发后,群体免疫已多次被白宫提上议事日程。但这一建议一直备受质疑。白宫在12日召集的一次电话会议中引用了一份出自美国经济研究所,名为《大巴灵顿宣言》的请愿书。请愿书中呼吁美国政府重开学校、企业和其他实体,同时保护因年龄或其他风险因素而容易感染病毒的人,反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封锁措施。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曾表示,群体免疫是用于疫苗接种的概念,意味着如果疫苗接种比例达到一定阈值,可保护人群免受某种病毒侵害。所以,保护人们免受病毒侵袭才能实现群体免疫,而非让人们暴露在病毒面前。在公共卫生史上,从未将群体免疫作为应对疫情的策略,这在科学和道德上都有问题。

来源时间:2020/10/15   发布时间:20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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